時間:2022-08-16 18:2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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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生財政與新型城鎮化的互動關系
民生財政與新型城鎮化具有互動關系,可以與城鎮化實現協同發展。首先民生財政從制度上規劃和確定公共資源整體配置,確保民生建設資金的合理運用,支持新型城鎮化建設;其次,民生財政通過調節資金投入引領并監督新型城鎮化建設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最后民生財政與新型城鎮化建設的互相推進作用。民生財政的建立,有助于從資金上支持和保證新型城鎮的民生建設,推進發展速度;新型城鎮化建設的發展,必定帶動區域經濟的高速發展,民生財政的比例將得到增加,來源將更加穩定和豐富,民生財政與新型城鎮化建設將形成一個良性的循環,互相依賴、互相推進、共同發展,使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建設朝著健康的方向邁進。
二、河北省新型城鎮化存在的問題
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著力提高城鎮化質量是當前經濟工作的主要任務。各個地區在推進城鎮化過程中都會呈現出不同的特點。河北省在新型城鎮化建設中的基本特點主要表現在:①城鎮化建設起點低、標準低、水平低,導致城鎮化總體水平偏低。近年來城鎮化水平有所提高,但在全國排名仍落在后面,且城鎮化率與經濟發展水平不匹配;②設區市、縣域城鎮化發展水平差距較大,發展不均衡,不同地區之間城鎮化水平差異明顯;③城市發展動力不足,規模實力偏弱,且產業不合理,現代產業體系尚未形成,造成城鎮化持續發展動力不足;④管理粗放,城鎮生存、生態環境持續惡化。表現為城市承載能力和公共服務水平與城鎮化發展不匹配,交通擁擠、生活質量下降、社會保障供給不足、失業率提高等。城鎮總體帶動能力和吸引力不強,城鎮化發展面臨挑戰。
三、河北省新型城鎮化建設策略
新型城鎮化道路對于河北省是一次很好的機遇,隨著京津冀城市群一體化發展戰略的推進,河北省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應從實際出發,做好以下工作,促進城鎮化進程的健康發展。
(一)加快產業建設,是新型城鎮化發展的源動力。著名經濟學家繆爾達爾的城市發展積累因果理論認為,當城市發展到一定的水平時,決定城市增長的不再是本地的資源稟賦,而是城市本身集聚資本、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能力。這種能力取決于城市能否形成一種繁榮的主導產業,這一產業將會派生和發展出新的產業。這種累積和循環的產業發展過程,推動城市不斷向前發展。河北在新型城鎮化進程中,一方面,各地要結合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合理定位城鎮功能,著力培育本地區的主導產業,建設產業聚集區,加快農業產業化發展速度,增強農業發展活力。另一方面,增加文化產業、社區產業等公共服務產業扶持,提高人們在新型城鎮化過程帶來的生活質量的提高。
(二)確定政府角色,促進城市統籌發展。新型城鎮化是一個市場化過程,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政府的有限主導,就是要在尊重市場規律的前提下,確定“服務型政府”的角色定位,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使政府“有形之手”與市場“無形之手”形成合理的“分工協作”關系。國外城鎮化發展經驗表明,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各種“城市病”或城市危機的出現,與缺乏公共政策的及時有效干預直接相關。政府的干預、引導和服務群眾的定位,能夠有效緩解各種城市問題,同時通過優化民生財政支出結構,使城鎮化惠及百姓。
(三)做好土地產權改革,保障農民權益。在新型城鎮化中起到“護航”的地位。這就要求在堅持節約集約的原則下,堅持保護耕地和糧食安全生產的前提下,適時、主動、科學合理的調整土地利用規劃,使土地得到充分、有效的科學利用,協調新時期各行業和產業的發展,為新型城鎮化提供用地支撐。同時也要建立一種機制,一方面給農民工建立起社會保障,另一方面使他們從農地上有償退出,這樣以家庭為單位的農地經營規模才能成倍擴大,實現農業現代化,促進土地城鎮化、人口城鎮化和經濟社會城鎮化的同步發展。
(四)培育多元化投資主體,擴大民生公共工程財政投入。城市基礎設施建設需要大量的投入,必須調整發展思路,培育多元化的城市基礎設施投資主體,盡快形成適宜于市場經濟條件下城市建設的投融資體制。建立專項資金,加大幼兒園、小學、保障房、廉租房等方面的投資力度,逐步提高用于城鎮基礎設施建設的財政性支出,加大政府的調控和支持力度,國家和省上規定專項用于城鎮建設的專項資金要足額征收,全部用于城鎮建設,緩解城鎮化過程中農民轉化市民等帶來的系列問題。
(五)改變粗放式發展,走科技創新與城鎮化協同發展的集約路徑。以科技創新縮小城市半徑,以科技創新帶動產業升級等,建立“智慧城市”,以促進科技創新與新型城鎮化深度融合。如當前微博等實時媒體工具讓人們形成了通過發微博來信息的習慣,而民眾的數以億計的微博則成為大數據可視化處理的數據基礎。同樣地,可以利用這些先進的媒體工具為各種活動網絡提供便利,依靠科技創新驅動建立現代農業,將農產品綠色供應鏈產業化,以提高農民收入,促進城鄉一體化發展。
(六)完善公共服務保障體系,提高廣大民眾享受社會紅利。公共服務是21世紀公共行政和政府改革的核心理念,包括加強城鄉公共設施建設,發展教育、科技、文化、衛生、體育等公共事業,為社會公眾參與社會經濟、政治、文化活動等提供保障。公共服務以合作為基礎,強調政府的服務性,強調公民的權利。推動城鎮化進程,從某種程度上講也是注重民生,強調以人為本的重要體現,因此,要完善比較短缺的教文衛相關職能的公共服務保障體系,讓廣大民眾能夠充分享用社會進步所帶來的高品質生活。
總之,實現城鎮化是一個長期的過程, 我們要從河北的實際出發,總結經驗教訓,量力而行,以制度創新、產業帶動、錯位發展為突破口,加快新型的、可持續的城鎮化建設。
參考文獻:
[1]馬忠華,程振鋒,王延臣.我國新型城鎮化創新路徑探析[J]. 商業時代,2014(4)
前言
隨著高校招生數的不斷擴大,各高校都出現了辦學條件緊張的局面,尤其是學生宿舍、教室和公共活動場所。為了緩解校本部教學資源緊張的局面,許多高校都建立了新校區。學生公寓的思想政治工作對新校區有著重要的意義,公寓思想政治工作好壞與否直接關系到公寓的安全穩定,直接關系到新校區工作的開展。因此,必須加大對新校區公寓思想政治工作的研究和探討,有針對性地開展工作。
1 高校新校區學生公寓思政工作存在的問題
目前,我國高校新校區學生公寓思政工作存在的問題如下:
1.1新校區師生交流的缺乏,不利于學生的社會化
新校區往往沒有教工住宅區,各科任課老師上完課即乘班車走人,與學生交流的時間非常短暫。新校區除了有限的日常管理人員和學生工作人員外,學生幾乎看不到任課老師。這使學生難以與教師進行多維的思想交流和信息溝通。而剛剛留校或工作時間不長的“新生代”學生工作人員,一個人往往面對一屆數百個學生,與學生的深層次的、心靈層面上的交流溝通稀少,加上教育經驗的缺乏、工作的過渡性質,對學生的思想狀況缺乏深刻的把握與應有的對策。加上學生自我管理、自我控制能力低下,道德他律尚未轉化為自律,無疑延緩了新校區學生的社會化進程。
1.2新校區學生公寓文化氛圍缺失
公寓文化是指在公寓這一特定的文化氛圍里,居住者依據公寓的特殊條件,在公寓的各項活動中所創造的精神財富以及承載這些精神財富的規章制度、組織活動和物質形態。它們的形成和建立需要較長時間的積淀。良好的公寓文化環境是塑造居住者理想人格的陽光、空氣和土壤,對于搞好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決定性的影響。新校區公寓建立的時間比較短,缺少老校區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積淀下來的優秀文化,硬件的設施不夠齊全,社團文化活動略顯單一、規格和品位不夠,規章制度和共同的價值觀念、生活方式更是欠缺,這不利于高校新校區學生公寓的思政工作展開。
1.3服務育人觀念欠缺
新校區學生公寓的使用和管理,基本上采用市場化的經營方式和物業的管理模式。而現實是多數的物業公司在服務育人、管理育人方面做得很不夠。在經濟利益的驅使下,他們關心的只是經濟成本和經濟利潤,認為對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學校的事,是輔導員的事,與自己不相關。另外,物業人員素質也不高,文化層次低,基本未從事過與學生相關的工作;對大學生的成長、成才特點和發展規律了解甚少,缺乏服務大學生這一特殊群體的經驗。作為學生公寓思想政治工作的一支重要力量,服務育人缺失大大削弱公寓學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合力。
1.4學生公寓周邊環境不盡如人意
高校新校區大都地處城鄉結合部地帶。這里的成員復雜,生活方式多樣化,思想多元化,交通又不便利,治安環境復雜,各種不良的現象和行為隨處可見。負面不良的因素直接沖擊學生受到的正面教育,增加了高校新校區學生公寓的思政工作的難度。同時周圍社區的成員流動性強,社區居民的素質參差不齊,學生的財產和人身安全不時會受到侵犯,缺乏安全感,影響了高校新校區學生公寓的安全穩定。
2 高校新校區學生公寓思政工作展開的新舉措
高校新校區學生公寓多數堅持在學校的領導下采用社會化的管理方式,為此,在新校區公寓開展思政工作既不能完全照搬傳統的以宿舍為中心的管理方法,也不能等同于社會化公寓的做法,它應有自己獨特的工作思路:
2.1加大新校區學生公寓文化建設力度
要加強新校區學生公寓文化基礎設施建設。良好的公寓環境條件和育人氛圍能對公寓內思想政治工作的開展起到積極的推進作用。因此,公寓管理或其他職能部門要重視新校區公寓文化基礎設施建設,加大經費投入。如建立學生公共閱覽室、學生活動室、宣傳報欄以及其他學生活動用場所等,注意充分發揮現代化的教育工具和信息傳媒手段在新校區公寓思想政治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2.2加強高校新校區學生公寓思政輔導員的培養
由于公寓思政輔導員在新校區公寓中要對學生進行主導性指導、教育、服務和管理,這就要求他們既要掌握思想政治教育的規律,又要了解當代大學生身心發展的特點。首先,作為教導員,要求他們充分利用自身的專業優勢和理論特長,利用好學生公寓中的各種宣傳陣地,引導學生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其次作為指導員,他們要指導好公寓黨團組織的建設,增強黨團組織對青年學生的影響力和思想政治教育的針對性和滲透力,更好地發揮黨團員尤其是學生黨員在學生公寓日常學習生活中先鋒模范作用。
2.3加強新校區公寓后勤服務人員隊伍的建設
后勤員工是后勤服務工作的主體,又是學生公寓服務的實施者和組織者,與學生頻繁接觸。在新校區學生公寓的思想政治教育中,一方面加強學生公寓后勤服務人員的隊伍建設,使他們是既有物業管理專業知識,懂管理又樂于為同學服務的專門人才,另一方面在公寓管理過程中要通過學生的勤工儉學、義務勞動、談心交流等方式引導學生接觸、體驗、學習后勤員工的精神品質,達到潛移默化的教育作用。
2.4實施 “以人為本 ”的新校區公寓管理
摘 要:本文對某快速城鎮化的郊區鄉鎮進行深入調研,發現農民工市民化是一個艱難復雜的蛻變過程,不僅包括就業方式、生活習慣、社會關系等現代性轉型,還包括農民工政治參與的自主意識。受制于經濟發展水平低、文化程度不高、政治認知不充分等因素,城鎮化快速變革地區農民工的政治參與表現出獨特形態。應根據實際情況,創造各種條件,進一步增加制度供給,不斷擴大參與路徑,適度擴大農民政治參與規模,從而促進農民工市民化進程。
關鍵詞 :市民化;農民工;政治參與
中圖分類號:D412.6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3-2596(2015)07-0075-03
基金項目:本論文為貴州省教育廳2014年高校人文社科研究立項課題(自籌經費項目)“貴陽城鎮化進程中農民政治參與問題研究”(項目批準號:14ZC171)成果
一、政治參與度是市民化的重要視角
一般來說,農民工的政治參與是指農民工參與社區公共事務特別是參加所在社區的投票選舉,其目的在于表達、維護、實現個人或團體的利益。農民工市民化有很多路徑,但作為市民生活方式的政治參與在市民化過程中的作用未得到應有重視。在城鎮化快速推進背景下,把政治參與作為市民化的路徑進行考察無疑具有重要意義。
從理論上來講,農民工市民化不僅僅涉及到戶籍制度變遷,而且也涉及到市民角色認同轉型、城市生活方式養成,更為重要的是內在的政治參與。阿爾蒙德認為,政治參與是政治文化成熟與否的重要標尺。一個群體從村民型政治文化向公民型政治文化轉型,其重要衡量標準就是政治參與的不斷擴大。從實踐上來說,理清農民工的政治參與過程與城鎮化市民化之間的關系,對提升社會治理水平,實現地方社會的良好治理具有重要意義。通過研究兩者的關系,我們可以發現有序推進社會治理必須切實解決好流動就業的農民工以及完成初步市民化的農民工的政治參與問題,引導他們參加到社會治理當中來,進一步增強主體意識,提高地方治理績效,減少城鎮化過程中的諸多管理問題,推進農民工融入當地社會生活的進程。
二、調查地點和調查對象基本情況
(一)調查地情況
政治參與最具活力的地方應該是利益訴求最強烈、身份轉化沖突最明顯、新舊群體關系最復雜的地區。馬克思認為:“人體解剖對于猴體解剖是一把鑰匙。反過來說,低等動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動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動物本身已被認識之后才能理解。”①要了解市民化與政治參與的復雜關系,必須對最具典型的地區進行深入考察。本研究選擇了貴陽市W區D鎮作為考察農民工政治參與與市民化關系的重要場域。
D鎮位于貴陽市東北城郊結合部,總面積73.67平方公里,有漢族、苗族、白族、仡佬族等13個民族,人口約31500,其中農業人口20741人,流入人口5432人。D鎮是W區首批建設的三個明星鄉鎮之一,其特點是鄉鎮企業發展快,流動人口多,城鎮化速度快。從整個貴陽郊區鄉鎮來說,其文化的多樣性非常明顯,同質性程度還比較低,市民文化和農民文化的交鋒比較明顯。就經濟發展情況而言,鄉鎮企業發展迅速,形成了特有的工業園區,建材龍頭企業和醫藥、電器、機械等骨干企業相繼落戶,使農民工的就業呈現出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型。對于市民化研究來說,這是一個絕好的樣本。但由于其城鎮化過程十分迅速,群體結構還沒有成型就迅速分化,就這一方面來說確實給研究帶來了一定的困難。
(二)調查對象情況
政治參與主體的結構越復雜,其反映出的共同的參與認知、參與路徑、參與效果等就越具有指導價值。本研究中“農民工”概念要比傳統研究所指涉的范圍要大,是指在城鎮沒有固定房產,并且在城鎮從事經濟活動時間達到半年以上的農民。另外,由于征地,新移民在D鎮的市民化過程中處于比較重要的地位,所以也將他們列為調查對象。
從來源結構上看,D鎮是一個新移民的城鎮,雖然建鎮較早,但規模一直處于低水平狀態,改革開放后城鎮規模才逐漸變大。在調查中發現,移民主要來源于于省內縣鄉,約占70%。這些縣鄉經濟發展水平都比較低,為了尋求更好的生活方式,移民是當然的。人員的流動與經濟發展水平是密切相關的,且收入差距與人員流動具有正相關關系。除了省內縣鄉移民外,本地農村的人員數量也不少(占18%),他們大都是城市化過程中被征地的郊區農民。這個群體的認同感比較強烈,他們往往在城鎮化之前便已經通過與親屬的交流、經濟交流等逐漸熟悉了城鎮生活,比起其他縣鄉的新移民認同感更強烈。
從收入結構上看,由于收入不穩定以及勞動技能在城市無用武之地,市民化過程中的農民工收入都普遍較低,且沒有穩定來源。在被調查者中,大都收入在500元/月以下,比例占到54%;500—800元/月的占到了18%;800—1500元/月的占到16%;1500元/月以上的占到14%。經濟收入的不穩定對政治主體的影響是顯然的,沒有穩定的經濟收入,市民化的對象顯然沒有精力參與政治活動。同時,大量研究也發現,沒有穩定經濟收入,參與者的主體性是難以達到的,而這種主體性恰恰是政治參與的必要條件。
在年齡結構上,調查發現:年齡結構還是以20—30歲的青壯年為主,占到被調查者的52%;20歲以下的占到12%;30—50歲的占到28%;50歲以上的占到8%。部分50歲以上的農民工基本喪失技能更新的可能性,處于收入結構的底端。而隨著大量返鄉創業的農民工(從福建、廣東、浙江沿海等地返鄉)增多,30~50歲之間的農民工收入比較豐裕,基本能夠適應勞動技能的更新速度。而且大多數這部分調查對象對未來生活往往有憧憬,有通過市民化來改變命運的動機。而同樣是這群人,由于有一些參與經驗,成為擴大政治參與的主要群體。
從文化結構上來說,大專以上僅占到2%,高中或中專占到8%,初中文化程度的占到被調查對象的60%,小學及以下占到30%。這也就決定了考察對象的文化水平整體偏低,且這部分人年齡大約在20—50歲之間。正如我們上述指出的那樣,他們對未來生活充滿向往,希望通過市民化來改變命運,他們的政治參與愿望也不低。但是他們對自己能夠影響政治系統的自信力往往不夠強,挫折感也較強,所以政治效能感非常低,這會造成很多積聚性的社會矛盾。
三、市民化進程中的政治參與模式
通過調查,我們發現市民化中的政治參與具有獨特樣式,具有如下特點。
(一)以外部環境為前件的政治參與
任何政治行為都不僅是行為主體自我封閉式的行為,它同樣受制于外部環境。外部環境決定了農民工政治參與在市民化過程中的模式。從驅動力方面來看,市民化主要有兩種形式:一種是主動的市民化,一種是被動的市民化。除了工業化早期出現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擴張所帶來的市民化過程外,近代以來西方發達國家的市民化過程很大程度上是主動選擇的結果。現代中國出現的市民化大多是城市化的結果。隨著城市的擴張,城市周邊農村不斷地被迫進入到這個歷史進程中。與發達地區城市化進程不同的是,經濟欠開發地區的城市化過程給進入城市的農民更多沖擊,農民收益更少;反過來,政府在推進城市化過程中,成本更小。這是因為發達地區城鎮化過程中,農民因地價高、企業密集而獲益更多。他們會因為地價高而能夠在周邊地區購買住房,會因為企業密集而很容易找到工作,在較快時間內適應城市角色。在這兩方面,經濟欠開發地區的農民市民化處于不利地位。從短期來看,失地農民尚可以依靠一次性安置補償費維持生計,實際生活水平不至于迅速下降。但從長遠來看,在就業市場競爭激烈、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的情況下,失地農民將可能失去基本生活保障,從而給社會留下諸多隱患。
(二)先天營養不良的政治參與
亞里斯多德等古典政治學家認為,人是政治動物,政治參與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本質性規定,人只有在城邦中才能實現自身。馬克思也認為政治共同體是人實現自由的根本前提。但政治參與不是一個孤立的變量,必須要求參與主體有足夠的能力,否則如亨廷頓所言,過度的、無序的、無理性的政治參與只能帶來社會動蕩。從這個方面來說,農民工在市民化過程中的政治參與所表現的先天營養不良,還沒有準備好,就被迫卷入政治過程,他們必須在學習中提升參與能力,在摸索中探索實現自身利益的路徑。傳統政治參與和政治發展理論均有一個經驗的假設,即經濟發展帶來人均識字率提高以及中產階級隊伍的壯大,這些都有助于政治民主化和政治參與擴大。但我們對D鎮的研究卻有另外的發現,即經濟發展水平和文化程度對政治參與愿望卻沒有多大的相關性。具體來說,經濟發展的某一個水平的確會造成政治需求的輸入急劇膨脹,政治參與的規模、路徑也因此有相當大的進展,但是這種相關性只有到人均月收入達到1000元,政治參與的規模才有所上升。另外,剩下的大多數市民化的農民工主要在鎮上從事臨工或者經商,與D鎮各社區的聯系密切,尤其在衛生管理等方面更是如此。他們在內仍認為自己屬于外來人員,對遷入地的政治參與并不熱心。但是當經濟收入突破一定量后,這部分農民工對政治生態的認同和關注就明顯提高了。D鎮臨近貴陽市W區近郊,為中心城區提供農產品和勞動力資源。他們的工作以農業為主,但非農產業要占23.7%,收入水平長期徘徊在800—900元左右。由于生活重心在工作地,他們對社區公共事務的參與并不熱心,一般通過所在企業中的政治參與來獲取經濟利益和心理的滿足感,這種現象可以被看作是“參與替代”。
(三)政治認知極不成熟的政治參與
通過對D鎮的調查發現,大約有10%的農民工認為是否把戶口遷到D鎮對他來說無所謂,有20%的希望遷來,有70%的并不希望遷來。認為城鎮戶籍很重要的緣于城鎮的社會保障。在他們看來:(1)戶籍制度本身不是阻礙市民化的主要因素,只有真正具備城鎮生活方式和收入才能成為城里人,獲得城市的高品質生活。(2)對預期的生活充滿了擔憂。大多數市民化過程中的農民留戀農村的生活方式,人際關系上也僅限于熟人社會中形成的簡單的關系,對于以契約為主要特征的現代生活,他們不能有效應對。總的來說,市民化中的農民工政治參與與市民化、城鎮化進程所具有的變動性、復雜性特點具有很大關聯性。也就是說,處于快速城鎮化進程中的農民工的政治參與具有自身獨特的形態和樣式。
四、結論
本調研歸納出市民化進程中農民工政治參與形態與一般理論假設具有較大差異,這決定了解決農民工政治參與需要變革思維,另辟蹊徑。基于此,我們提出應從以下三個方面進一步提升農民工政治參與的質量和水平,以期減緩農民工非制度化參與給社會治理帶來的震蕩。
(一)重新評估政治參與對農民工市民化進程的實踐價值
農民工市民化過程不僅僅是給與農民工社會保障,也不僅僅是給農民工一個城鎮戶籍,甚至也不僅僅是培養農民工城市化的生活方式。農民工的市民化還必須通過積極、穩妥地引導農民工的政治參與,使他們積極參與到城鎮的政治過程中來。這樣不僅可以改變農民工的社會意識,還可以在參與過程中逐漸增強他們的效能感,把積聚在農民工群體中的各種被剝奪感逐漸消解。因此,我們需要積極對待農民工市民化過程中政治參與的作用,用積極的心態對待這種現象。同時,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只有讓農民工全面參與所在社區政治生活的城鎮化才是豐滿的、可持續的城鎮化,也只有如此農民工才能徹底地實現自身現代轉型。
(二)加強以促進政治參與為目標的制度建設
隨著農民工權利意識的增強,為了有效地維護自己的權利,他們需要政府提供相應的制度供給。為了仔細考察制度供給的必要性,我們需要考察他們的政治參與意愿。作為行政管理者的政府在逐漸擴大的農民工的政治參與面前不應該也不是毫無作為。我們必須認真研究政治參與的特點,積極增加制度性的供給,以便積極穩妥地促進農民工的政治參與熱情。
客觀來說,隨著經濟交往的發展,城鄉交流也在發展,農村人口流動也逐漸突破了戶籍制度造成的城鄉二元結構。盡管城鄉戶籍人數的比例仍然是城市化水平的重要標準,但其重要性已經大大下降了。比戶籍的獲得更為困難的,還在于城市的一些特質,尤其是在城市生存必需的知識和技能。處于這樣一個轉型時期的農民,很難適應城市的生活。因此,為了刺激他的政治參與愿望,政府必須提供有效的公共物品,尤其是培訓和社會保障,讓農民工的政治參與不再有后顧之憂,全身心地投入到維護自身利益的政治參與當中來。
(三)在提升權益中不斷拓展政治參與途徑
維護農民工政治權益,必須著重解決好兩個問題:提升參與度和擴大參與范圍。一方面農民工遠離戶籍地,不僅無法參與到一些實現自身政治權利的政治生活中,同時也無法參與城市社區管理,表達自己的意見和政治訴求;另一方面,按照我國現行的法律規定,農民工參與政治的方式主要是參與人大選舉、村委會選舉以及村委會自治管理等。但從現實來看,農民工最需要的權利應該是參與他工作、生活所在城市的社會管理,增加在城市社會中的發言權,更好的反映自己的意愿,維護自身權益。
受制于戶籍制度以及與戶籍相關的附加制度,大多農民工游離于城市政治生活和社會管理之外,缺乏反映自身合理訴求的途徑。大部分接受調查的農民工表示社區的選舉和管理跟他們的聯系不大,認為這是本地人的事,跟外地人無關。因此,拓展農民工的參與渠道,就必須進一步提升農民工的政治權益,最大限度地吸收農民工參與當地公共事務;通過強化有序的政治制度建設來激發、容納、消化農民有序的政治參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