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貿易論文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金融貿易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2.我國金融服務貿易開放程度分析基本而言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不斷深入發展，國內不論是商業銀行還是保險行業都吸引了一大批的國外金融機構的進駐。與此同時，我國的銀行業與保險業也同樣接觸機會向外擴張，將國內的金融服務等輸出至國外。因此1998-2012這15年中我國金融服務貿易開放程度是不斷擴大的，且擴大的規模與速度不斷增加。隨著經濟全球化與貿易自由化的深入發展，我國的金融服務貿易自由度也將進一步擴大。但是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則顯得水平較低，比較落后。

二、中國金融服務貿易自由化的經濟增長效應分析

1.我國金融服務貿易自由化促進金融發展通過分析，可以看出金融服務貿易自由化對金融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根據我國FOI與PRIVY之間高達138.122的數值可以看出我國正處于發展的初級階段。換句話說，我國的金融服務貿易自由化水平較低，因此金融市場發展潛力較大，前景廣闊。由此可以看出金融服務貿易自由化水平對金融的發展呈現著十分關鍵的影響。另外，再根據TRADE、PRIVY與SIZE三者之間的關系進行分析，金融服務貿易自由化水平與金融發展之間的關系是正相關的，也就是說我國的金融服務貿易自由化程度越高，并且規模越大的話就越能夠存進我國金融的發展。

2.中國金融增長促進經濟增長根據相應數據進行回歸分析計算，我們可以看出我國的人均GDP增長率與PRIVY之間呈現正相關的狀態，因而可以說是我國的經濟增長會受到金融增長顯著的影響顯著。但是這里有一點需要注意，即我國經濟增長雖然受到金融增長的影響，但是這種影響程度并不大。實踐證明，當一個國家的貿易水平越高的話，那么其國家的經濟水平也就越高；此外當一個國家的通貨膨脹水平也比較低的話那么這個國家的經濟水平就會相應提高。除此以外，衡量一個國家金融發展水平的另一個指標就是DEPTH，也就是M2在GDP中所占的比重，該指標與前面提到的人均GDP增長率呈負相關關系，這兩數據之間的相關系數較小，DEPTH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也較小。通過上面的分析可以預測，我國如果想進一步推動經濟發展，僅僅依靠促進金融發展的作用是十分微小的。總的來說，中國金融服務貿易自由化對經濟增長的效應表現為，首先由金融服務貿易自由化對金融發展產生積極的影響，再由金融發展為動力間接的推動經濟的增長。一般來說，金融服務貿易對金融發展產生的影響較為明顯，能夠顯著的推動金融的增長。但是實際情況上，因為我國經濟發展的特殊情況，我國的經濟增長受到金融增長的效應是比較小的，也就是說我國的金融服務貿易自由化對經濟增長的促進、推動作用較小。

篇2

人民幣升值過程中首先受到沖擊的就是紡織業等低附加值的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據中國紡織品進出口商會測算，在其他生產要素成本和價格不變的情況下人民幣每升值1％，企業利潤將減少1％，出口企業消化人民幣升值的利潤空間進一步被擠壓。但另一方面，人民幣升值后，一個單位的人民幣可以兌換更多的外幣資產，在國際市場上能夠購買更多的產品，這對于國家產業安全建設和滿足居民消費來說都是有利的，但這同時加劇了我國進口替代性行業間的競爭。人民幣升值降低了進口價格，從而對國內同類產品帶來沖擊，尤其是那些在技術含量、品牌及質量方面與世界先進水平有一定差距的產品，必將影響其價格和市場份額，導致盈利惡化。因此改進工藝、提高質量、發展技術、打造核心競爭力成為國內一些企業生存下來的唯一選擇，從長遠看這是一種良性循環，將成為我國優化產業結構和振興民族企業的重要推動力。

1.2人民幣升值改變我國進出口貿易的成本

我國是一個資源匱乏的國家，進口依存度較高的行業主要有石油與天然氣開采、鋼鐵、石化、航空、電力設備等，在國際能源和原材料價格不斷上漲的情況下，企業承受了巨大的成本壓力。以進口原油為例，2012年一季度，我國進口原油平均價格為689美元／噸，同比上漲了24．3％。面對瘋漲的國際原材料價格，人民幣升值在一定程度上能夠降低大宗交易的進口成本，改善相關行業的盈利。以造紙為例，我國造紙業原材料平均35％來自國外，原材料進口比重最高的可達到60％~70％，人民幣升值將直接促進造紙業成本下降。但是人民幣升值對出口企業的生產成本來說是雪上加霜［2］。人民幣持續升值的2008－2011年，也是國內通貨膨脹顯現并持續的時期。受國內原材料成本和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影響，國內企業生產成本大幅上升。人民幣升值使出口企業靈活定價能力大打折扣，企業之間沒有建立良好的價格協調機制，出口議價能力并未隨著市場份額的擴大而提高，成本的上升很難通過產品價格的提高得到轉嫁，對我國出口企業造成了嚴重的影響。

1.3人民幣升值蠶食我國中小企業的利潤

首先，人民幣升值將提高企業出口成本，再加上出口退稅率降低導致中小企業不斷喪失國際競爭力。中小企業立足的根本是“薄利多銷”，如今成了利薄少銷甚至不銷，匯率的微小變動，都可能導致企業虧損。其次，人民幣升值加大了企業運營的不確定性。雖然匯率升值已經持續6年之久，但是中小企業抵抗匯率風險的能力仍然十分薄弱，很多企業甚至沒有樹立起防范風險的意識。我國企業進出口習慣用美元報價，如果企業不能準確把握匯率走勢，那么就會面臨更大的損失。目前，我國中小企業就業人員占城鎮就業總量的75％以上，占全部工業就業總量的83％以上。中小企業所具有的開業快、投資少、經營靈活、對勞動者技能要求低等特點使其在吸收勞動力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由于人民幣升值迫使大量的企業停產停業甚至破產倒閉，大批勞動力面臨重新尋找工作的困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社會就業，就業壓力增大。可見人民幣升值不僅會侵蝕中小企業的利潤，還可能引發一系列的倒閉潮，更可能誘發國民經濟其他環節出現問題。

1.4人民幣升值緩解我國和其他國家的貿易摩擦

由于我國出口的不斷增長和貿易順差的不斷擴大，人民幣匯率問題一度成為政治問題。我國憑借出口價格優勢已經占領了國際勞動密集型產業的中低端市場，近年來，針對我國出口產品的反傾銷訴訟案件急劇增加。2005年，法國政府認為大量涌入的中國紡織品使歐洲面臨嚴重的挑戰，可能導致數百萬人失業，因此法國政府對我國和歐盟施壓，認為中國和歐盟應該就保護歐洲本土紡織品行業達成協議。歐盟從2006年開始就對我國出口彩電征收44．6％的反傾銷關稅。美國從2009年開始對我國鋼格板征收高額反傾銷關稅。2010年韓國、巴西、印尼先后對我國出口的陶瓷展開反傾銷調查等。通過匯率機制適當提升出口產品的外幣價格，一方面可以緩解反傾銷壓力，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貿易大國努力促進世界貿易健康發展，構建公平、合理的貿易規則，維護與貿易伙伴的密切合作關系的決心［3］。

2人民幣升值的誘發原因

2.1政治壓力是人民幣升值的根本原因

多年以來，美國對我國經常項目逆差形勢不僅沒有好轉反而有不斷擴大的趨勢，美國政府聯合其他國家在多次外交場合提出人民幣應該升值，企圖把人民幣問題國際化。自2002年以來，美、日、歐盟等國家不斷施壓要求人民幣升值。在2003年的七國集團財長會議上，日本財長提請其他國家一起強行要求人民幣升值，美國和歐盟先后呼應日本，美國財政部長斯諾和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相繼表示人民幣匯率應該更加富有彈性。美國在2011年甚至單方面通過了主要針對人民幣匯率問題的《貨幣匯率監督改革法案》，為對于來自“匯率被低估”國家的商品征收懲罰性關稅提供了法律依據。主流媒體如《經濟學家》《金融時報》等關于人民幣匯率問題展開激烈的爭論。

2.2美國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是人民幣升值的外部原因

自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國的經濟陷入持續的低迷期，復蘇無望，美聯儲為了刺激經濟的增長，已經連續實施了三輪的量化寬松政策（QE），但這項政策的出臺對中國的進出口貿易而言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寬松的貨幣政策帶來美元利率下降，刺激了美國企業投資和居民消費，拉動美國的產出和收入增長，在一定程度上會增加美國對中國的進口。另一方面，寬松的貨幣政策導致美元貶值，人民幣升值，打擊中國低端產品出口，可能減少美國對中國的進口。此外，中國90％的貿易使用美元結算，貶值還不利于中國對其他國家的出口。

2.3利率的持續倒掛是人民幣升值的內在原因

2008年金融危機后，西方各國普遍采取了低利率的貨幣政策。以美國為例，美國2008－2012年前后三次推出了大規模的量化寬松政策，政府大量購買國債，向市場投放基礎貨幣，增加貨幣供給，利率一次次創歷史新低，在此期間，美國的貼現率、銀行同業拆借利率接近零甚至為零。相反，在走出金融危機低谷后，我國采取了收縮銀根的政策，貨幣政策從積極走向穩健。2010年央行6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收于18．5％，2011年6次上調準備金率達到21．5％，并且兩年內累計加息5次。中美兩國利率的倒掛吸引了大量的國際資本涌入中國進行套利、保值，客觀上促進了人民幣的升值［4］。

2.4國際收支的順差是人民幣升值的直接原因

2010年我國進出口貿易總額以29727．6億美元超過德國排在世界第二位，成為世界第二大貿易國。我國不僅貿易總額數量巨大，而且從1994年起對外貿易就一直處于順差。2005年我國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以后，人民幣匯率的波動越來越受到國際收支狀況的影響，我國的經常賬戶常常處于順差的狀態，而且順差的規模越來越大，過大的國際收支順差導致外匯市場上人民幣供不應求，造成人民幣升值的壓力越來越大。

2.5市場預期的加強進一步推動了人民幣升值

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國際收支雙順差的事實，加上西方國家對人民幣升值的要求和海外媒體的輿論壓力將繼續推動市場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而這種預期勢必會進一步推動資本和投資的流入。2004年我國的貿易順差只有319．5億美元，2010年激增到1831億美元，6年時間內增長了將近5倍，這其中的一個原因就是對人民幣持續升值的預期使得大量短期資本借貿易渠道流入我國。資本和貿易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直接導致我國貿易順差的激增，貿易順差反過來又加劇了人民幣的升值預期。短期資本不僅流向一般性的實體經濟，還大量流入股市和房地產市場，股市和房市價格上揚，出現了不同程度的泡沫。2007－2012年我國經受著從未有過的通貨膨脹壓力，人民幣進入了一個對外升值和對內貶值的困境［5-6］。

3應對人民幣升值對我國進出口貿易影響的措施

縱觀世界各國經濟的發展歷程，我們可以發現本國貨幣都是在巨額的貿易順差和國際儲備兩個重大的背景之下進行升值的，各國采取了多項措施減輕本幣升值帶來的一系列不利影響，包括調整產業結構、放松外匯管制、整頓和完善金融市場。以史為鑒，我國應對人民幣升值和規避匯率風險可以從幾下4個方面做起。

3.1提高出口產品的技術含量，調整和升級產業結構

我國的出口往往以低成本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占優，人民幣升值無疑會對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造成沖擊。金融危機的爆發使出口企業有意識地嘗試淘汰一些技術含量低、檔次低的產品，使有限的資源流向技術密集型產業，注意技術引進和高科技產品的研發，減少如光學、醫療、精密儀器和設備的進口依賴程度，創造民族優良產業和品牌。此外，我國政府也有必要為出口企業提供政策支持幫助他們渡過難關。對符合條件的企業提供出口補貼，完善出口信用保險制度。此外，政府還可以設置專門機構幫助國內企業學習國際貿易原則、開拓國際市場、培養跨國企業，提供咨詢服務，為企業提供國際市場行情、國際投資環境、市場調查等方面的信息，成為企業發展的堅強后盾。

3.2采用靈活的貿易結算方式和計價貨幣進行國際貿易結算

匯改以前，人民幣匯率一直盯住美元基本不動，我國出口企業也習慣于在相對固定的匯率環境下用美元進行商務談判和貿易結算，對美元的價格過于依賴和敏感。2005年匯改以后，外貿企業不得不學會應對人民幣升值帶來的后果和關注人民幣的走勢。實際上，人民幣對美元升值的這幾年，也是人民幣對日元等貨幣貶值的時期，人民幣對美元升值不代表對其他貨幣也一定升值。在出口結算時，企業要學會靈活變通計價貨幣，如出口歐洲可以采用歐元進行結算，出口到日本可以采用日元進行結算，這樣一來就能盡可能地減輕人民幣對美元升值帶來的損失。在貿易結算方式的選擇上，當人民幣有升值預期時，外貿企業要盡可能選擇那些即期結算方式，如即期信用證、即期付款交單，爭取早日收到貨款，或者在合約中規定客戶支付一定比例的預付款等。選擇合適的貿易結算方式和結算貨幣看似不是什么大智慧但卻是能夠巧妙地為企業規避風險、提高利潤的好辦法［7］。

3.3保持貨幣政策獨立性，進一步推動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

根據蒙代爾的“不可能三角”理論，一個國家不能同時實現資本自由流動、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匯率穩定性，一個國家只能實現其中兩項。在我國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逐漸開放的過程中，維護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并最大限度地保持匯率穩定是我們追求的目標。推動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參考一攬子貨幣進行調節，進一步釋放人民幣匯率彈性的舉措，使得我國央行的貨幣政策不拘泥于單一盯住美元，而可以根據自身利益進行更大幅度的調整。為了保持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匯率穩定，放緩資本流動腳步可能更適合我國國情［8］。

篇3

服務貿易總協定中關于法律原則的規定可以分為兩類，其一為一般性義務，適用于所有的服務部門，意思是無論成員方是否將某個服務貿易部門對外開放，在采取有關的措施時都必須遵循的原則。例如最惠國原則即屬于一般性義務，每一成員給予任何其他成員的服務和服務提供者的待遇，應立即和無條件地不低于它給予任何其他成員相同服務和服務提供者的待遇。不過，最惠國待遇也存在一些例外與豁免。此外，像透明度原則、增加發展中國家成員的逐漸參與原則、法規客觀合理性原則等都屬于一般性義務。

不過對于GATS，一般義務并不是顯得那么重要，更為重要的是具體的義務，是指通過談判適用于各成員在承諾表中具體承諾范圍內的服務部門。包括各國承諾開放哪些具體服務部門，這些部門的開放程度如何，都體現在各國的服務貿易承諾表中。這體現于市場準入原則和國民待遇原則之中。前者解決是否開放的問題，而后者解決外國投資者是否享有與本國投資者相同待遇的問題。

市場準入和國民待遇的法律原則實際上是各國實力交鋒的產物。對于大國，希望通過談判達到開拓市場的目的，對于發展中國家，一方而希望不要被冷落在游戲圈之外，而另一方面又要竭力爭取一些町以憑借的盾牌。打個形象的比喻，如果世界格局是一個諸侯割據但客觀上又為四通八達的高速公路所連接的世界村，而汽車這種交通工具可以滿世界跑的話，那么林林總總的爭端無非可以濃縮為兩個問題：首先，勢力范圍之外的汽車是否允許進入到范圍之內；其次，進入的汽車是否應當遵守同樣的交通規則。

新的金融服務貿易協議(日內瓦協議)的主要內容包括：允許外國在國內建立金融服務公司并按競爭原則進行；外國公司享有國內公司同等的進入國內市場的權利；取消跨邊界服務的限制；允許外國資本在投資項目中比例超過50%。通觀日內瓦協議，它秉承了服務貿易總協定的主要原則并著重強調市場準入和國民待遇原則，以促使全球金融服務貿易的自由化。

二、門要開多大?--市場準入原則

金融服務貿易中的市場準入原則，是指允許成員國的金融服務者進入本國市場，本國的所有金融業務要對成員國的資本開放，比如允許外資銀行和保險公司等金融機構在國內設立分支機構或者合資機構。1999年底的中美WTO協議之細節內容就包括了：在金融信息服務方面增加市場開放，允許外國銀行在中國開辦業務，并在2年以后可經營人民幣業務，5年以后可提供服務給中國個人；在證券基金合資企業方面，外國公司允許掌握33%，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3年以后將增加到40%。

市場準入促使各國金融服務提供者進入對方金融服務市場，從而帶來廣泛的競爭。筆者以為，競爭乃是金融服務貿易協議的實質所在。強者恒強，弱者恒弱。競爭格局中的強者，自然是希望將競爭的領域擴大，減少非競爭的領域，從而擴大其可以滲透和操縱的領域，取得更大的優勢。而對于弱者，雖然不得不參加競爭，但由于力量薄弱，在以優勝劣汰為精髓的競爭之中，有可能成為新的贏家，但是也有可能一蹶不振。所以其有意限制競爭的領域，以行政性的障礙來阻攔競爭范圍的擴大。門雖然不得不打開，但是，總希望開的慢一些，開的小一點。這也就是為什么發展中國家在世貿組織各領域的談判，尤其是金融領域的談判中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例如，1997年初，全球金融服務貿易談判重新在日內瓦拉開，時逢亞洲爆發了金融危機。鑒于此，與會的一些發展中國家成員對自己的金融市場采取了某種保護性措施。比較典型的是馬來西亞。馬來西亞在其最后一份出價中提出今后進入本國金融市場的外國銀行或保險公司所擁有的股份最多不超過31％，美國對此表現出的態度千分強便，雙方爭持不下。世界貿易組織出面干預，提出美國與馬來西亞之間的問題排除在多邊談判之外，作為雙邊問題處理。到12月13日凌晨，美國表示同意，這樣，全球金融服務貿易談判終于以達成妥協而降下帷幕。

坦白地說，限制市場準入就是對于落后的保護。雖然這可以拉出保護國家利益這面大旗，但是保護落后無論如何對于消費者都是有害的。舉例來說，我國早就開放了家電市場，但是，國有家電企業不僅沒有被徹底擊潰，反而在日本家電的咄咄勢下后來居上。這是否可以概括為中國氣功中的遇強則強，遇弱則弱呢?相反，一直沒有開放的電信領域，卻因為昂貴的費用等原因受到消費者的一致抱怨。對于各國廣泛參與金融領域的競爭，具有兩個方面的好處。在微觀上，將促進各國金融服務方式和質量的進步，給消費者帶來便利，帶來社會總福利的增加；從宏觀上來說，則有助于促進全球經濟和金融的發展，帶來諸如增加金融市場的競爭和效率，更好配置資源和消化風險，改善政府管理。

市場準入的原則無疑是在“強者恒強，弱者恒弱”和“遇強則強，遇弱則弱”兩種理念中的抉擇，從而決定開放大門的速度和時間。然而不容否認的是作為弱者，其選擇的可能越來越少了，因為要么不去參與競爭，而要參與，就無法回避與高手過招。早日成為強者，似乎是最好的選擇。

三、交通規則是一樣的嗎?--國民待遇原則

國民待遇作為國際法的原則始于19世紀初。是以自由貿易為理論依據，在互惠原則基礎上，通過國家間協議而確立起來的。二戰以前，國民待遇條款通常是以保護訴訟權和保障人身等為其主要對象，二戰后，國民待遇的范圍擴大到社會保險、財產保護、經營活動、工業所有權、稅收、金融證券的轉移、交通運輸等。而后，關貿總協定將雙邊條約規定的國民待遇上升為一項多邊貿易關系的準則。其意義在于，任何締約國在彼此間的貿易關系中自動享受國民待遇，不需另訂雙邊協定。一般而言，國民待遇指一國給予所有成員國公民和企業與本國的公民和企業在經濟上同樣的待遇，從而保證成員國產品或服務與本國產品或服務在同等條件下競爭。

日內瓦協議要求實施國民待遇，成員國公司享有本國公司同等的進入國內市場的權利，向進入本國金融市場的外國資本公布一切有關的法律法規或行政命令，給予同樣的政策和要求，并不得對任何進入本國金融市場的外國資本有規模、數量及其他方面的歧視性限制。在此情況下，外資金融機構與國內金融機構可獲得同樣的經營環境。

目前，外資金融服務機構在中國境內仍不能說是已經享受了國民待遇，存在所謂超國民待遇和非國民待遇共存的現象。超國民待遇如稅收負擔上的優惠，中國內地對外資金融機構所征收的所得稅率是依照香港標準制定的，再加上其他稅種，外資金融機構的綜合稅率遠低于內資金融機構。再如中外資銀行在信用卡業務上的待遇不同，兩者結算傭金和稅收不同，服務范圍不同，中資銀行紛紛反映在競爭中處于非自身原因引起的劣勢。另一方面，非國民待遇使國外銀行受到了不合理的約束，無法充分開展業務。非國民待遇不僅廣泛存在于還沒有允許國外金融機構進入的領域，而且存在于一些已經逐步放開的領域，比如證券業務只部分放開，對外資經營人民幣業務的各種限制等等。在我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外資企業同時享有超國民待遇和低國民待遇并非僅為外資金融機構所獨有。比較突出的問題是在稅率優惠的問題上，外資企業享有的超國民待遇；而在行業準入的問題上，外資企業卻享有的是低國民待遇。這就形成了一種局面．就是要么外資企業不能進入，而要一旦進入，就要比內資企業跑得快。因此，削減外資企業的稅收優惠等呼聲逐漸強烈，并且這并非來自于經濟學家和法學家基于經濟理論或法律原則而提出的呼聲，而是出于大量的內資企業對于要求一個平等的競爭規則的渴望。同時，對于行業限制的放開，其壓力來自于兩個方面，其一，試圖沖入國內市場的外資企業，其二，渴望得到完善服務與優惠價格的國內消費者。因此，國民待遇原則的實施應當是必然的。

篇4

2004年5月至2008年6月，我國對外貿易連續48個月出現順差，與各主要出口市場貿易摩擦不斷，這與我國以勞動密集型為主的加工貿易有密切關系。隨著國內外環境的變化，勞動力成本逐步提高，貿易壁壘日益頻繁，國際競爭更加激烈，我國傳統加工貿易的發展面臨日益增大的壓力。因此，在保持數量增長的同時，切實提高加工貿易的質量和效益，及時引導加工貿易轉型非常迫切。近年來，我國相繼出臺一系列推動加工貿易轉型的政策，但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席卷全球，使我國眾多加工貿易企業舉步維艱，甚至倒閉。怎樣幫助加工貿易企業擺脫困境，順利轉型成為當下重要的任務。

一、我國加工貿易企業發展的現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加工貿易發展取得巨大成績，1980～2007年的26年間，加工貿易進出口總額從16.7億美元增加到9860.5億美元，增長約590倍，年均增長25.6％；從占我國出口總額的不足5％躍升到占一半以上；加工貿易企業數從幾家發展到約10萬家。加工貿易已成為我國外貿出口的主要方式。2008年，受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加工貿易企業面臨嚴峻考驗，全年加工貿易進出口總額達1.1萬億美元，同比增長6.9％，增速大幅回落。由于出口縮減和國內成本抬升，加工貿易企業陷入困境，許多中小型加工貿易企業倒閉。通過對加工貿易企業進行轉型和升級是當前其應對危機影響的必然選擇。

二、我國加工貿易企業轉型升級的障礙

(一)我國加工貿易企業的技術含量不高、加工層次低

近幾年，我國加工貿易企業生產的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比重不斷上升，但由于先進技術設備和一些重要的中間投資產品沒有實現國內自給，加工過程中技術含量還較低，處于全球生產價值鏈的低端。目前，我國加工貿易企業聚集的珠三角和長三角地區絕大部分企業規模小、技術水平低、缺乏產品開發能力、承接的加工貿易大部分只是零部件和原輔材料的初級加工、裝配等低水平的勞動密集型環節，加工的深度不高。加工的產品雖然大量出口卻并沒有給我國帶來更多的貿易收益，反而是更多的貿易摩擦。2008年，受金融危機的影響，許多加工貿易企業紛紛倒閉。

(二)加工貿易企業融資困難

我國的加工貿易企業多是中小企業，企業融資難一直是困擾其發展的老問題，而在2008年融資難的問題又變得十分突出。2008年上半年，由于美元持續貶值、原材料和勞動力成本上升，加工貿易企業利潤空間被大幅壓縮，下半年，受金融危機影響國外市場需求不足，出口產品價格大幅下跌，客戶付款和贖單也不積極，拖欠貨款的情況增加，資金緊張成為加工貿易企業的普遍現象。國內商業銀行對中小企業貸款又更為謹慎，加工貿易企業融資困難度驟升。許多加工貿易企業出現生產經營困難，有些企業甚至停產。不解決加工貿易企業融資難的問題，將制約我國加工貿易的轉型升級。

(三)加工貿易企業出口市場相對集中

我國加工貿易企業出口市場主要集中在歐美日等發達國家。這主要是由于我國加工貿易的主體是以來自港澳、日本、韓國、臺灣、東盟等亞洲國家和地區的企業為主，這些國家和地區在我國開展加工貿易主要銷往歐美等國家。加工貿易對外依存度高，其與國際市場聯系緊密，出口市場過于集中不利于加工貿易企業降低風險。在這次金融危機中，由于我國加工貿易的出口市場主要集中于受危機影響較大的歐美國家，所以出口下降輻度較大。自2008年8月以來，我國加工貿易進出口增速連續3個月停留在個位數，11月還出現下降，12月份跌幅進一步加大。

(四)企業營銷能力普遍弱化

目前，我國加工貿易企業的營銷能力普遍較差，甚至不具備營銷職能。企業不研究市場及消費者的需求，不掌握新產品的開發能力，也沒有自己的市場營銷網絡。企業所從事的多是按訂單委托進行加工制造，設計和銷售受控于海外環節，就容易造成企業缺乏自主性。不僅如此，許多加工貿易企業即便擁有自有品牌，因其開拓市場能力不強，在外銷時也寧愿貼牌出口，這就阻礙了企業的升級腳步。

(五)加工貿易發展的產業配套體系還不完善

我國加工貿易企業大部分還是以“大進大出，兩頭在外”的形式從事加工生產活動，在國內采購原材料、零部件等中間投入品很少，產業鏈條也顯得相對過短，對國內經濟發展帶動力較小。如，以加工貿易為特色的浙江省平湖市，其第一大產業服裝產業95％以上依賴出口，且大多為來料加工或進料加工；第二大支柱產業光機電產業也是“兩頭在外”，甚至有的日資光機電企業只是把產業鏈的制造環節建在平湖，零部件全部依賴進口，根本沒有什么產業帶動可言。近些年，加工貿易國內采購部分雖有所增加，但絕大部分是初級產品和勞動密集型產品。這一方面是由于現行的有關稅收政策限制加工貿易使用國產原材料，另一方面，我國高端原材料、零部件和高端設備的設計制造能力嚴重不足，沒有相應的企業為其配套生產。

(六)加工貿易的相關政策有待進一步完善

隨著加工貿易企業不斷增加，加大了對其監管的難度。尤其是加工貿易的監管政策缺乏，難以滿足加工貿易轉型升級的需要。首先，我國加工貿易政策主要針對加工制造環節，而針對研發、測試、維修、營銷等高增值環節的管理和鼓勵政策相對不足。其次，現行的出口退稅、深加工結轉政策已滯后于加工貿易發展要求，制約了加工貿易企業進行國內采購，引發大量的國貨復進口，也制約加工貿易產業鏈的延伸和轉型升級。

三、我國加工貿易企業轉型升級的對策

(一)宏觀層面

1、進一步完善加工貿易的相關政策。我國加工貿易升級過程中應充分發揮政策的引導和服務作用。第一，要根據我國經濟及加工貿易發展的現狀不斷調整現有的加工貿易產業指導目錄。同時，要穩步推出各項政策，給企業調整的空間。第二，積極完善加工貿易的相關政策，尤其是涉及加工貿易研發、測試、維修、營銷等高增值環節的管理和鼓勵政策；改變現行的出口退稅、深加工結轉政策對實行國內采購和實現加工貿易產業鏈向上下游延伸的制約；簡化手續支持加工貿易內銷。第三，進一步完善我國的匯率政策，通過穩定匯率保障加工貿易企業的正常經營。

2、進一步鼓勵加工貿易企業進行技術創新。我國加工貿易要不斷從現有的勞動密集型向資本、技術密集型過渡。從全球產業鏈低端的簡單加工裝配向中高端的研發、設計、品牌、服務等內容延伸過渡，而這個過程中必須重視技術創新。國家應通過建立健全企業自主創新的激勵機制、優化創新環境、完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來促使我國企業自身技術創新能力的增強。積極推進高技術產業化，完善鼓勵高技術產業化的法制保障、政策體系、激勵機制。鼓勵科研機構、高校與企業聯合開展高技術產業化，鼓勵創新要素向產業流入，用高新技術來改造加工貿易。

3、大力扶持國內中小企業與加工貿易企業的配套。加工貿易企業主體外資化是短期內難以改變的現實。為促使加工貿易轉型升級，可充分發揮這一現象的有利因素，即建立與外資企業的產業關聯，為其提供原材料、零部件等中間投入品，從而替代部分加工貿易中進口的中間投入品。這樣既可在配套過程中充分挖掘外資加工企業的“技術外溢效應”，提高國內企業的管理和技術水平，同時又可增加加工貿易企業在國內采購的比重，延伸加工貿易在國內的產業鏈。為此，我國政府尤其是加工貿易企業集聚的地區應通過制定政策，積極培育和支持本土中小企業進行技術創新，提高在高端原材料、零部件和高端設備等設計制造環節的生產能力，并為其創造條件鼓勵其與外資企業及國內其它加工企業進行產業配套。讓國內企業在與外資企業的合作中不斷發展壯大，從而逐漸實現加工貿易主體結構過渡到以本國企業為主。

4、積極拓展加工貿易企業融資渠道。我國各級政府還應進一步完善支持中小企業融資的相關政策，積極構建專為中小企業融資服務的金融機構，不斷拓展渠道，利用各種形式和資源幫助中小型加工貿易企業融資。如，成立為中小企業貸款擔保的公司、小額貸款公司、企業聯保協會及中小企業融資平臺為中小企業融資提供便利服務。此外，各商業銀行還可針對中小企業設立直接貸款計劃、貸款擔保支持計劃、貸款貼息計劃方便中小企業融資。

(二)微觀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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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國金融危機概述

自2007年下半年起，美國開始爆發次貸危機。繼2008年3月美國第五大投資銀行——貝爾斯登因瀕臨破產被摩根大通收購之后，2008年10月初，美國政府宣布接管房地美和房利美兩大住房抵押貸款機構。2008年10月中旬，美國第三大投資銀行美林證券被美國銀行收購，美國第四大投資銀行雷曼兄弟公司破產，美國的保險巨頭——美國國際集團向美聯儲尋求短期融資支持。至此，在美國資本市場前五大投資銀行當中，僅有高盛和摩根斯坦利兩家公司幸存下來，且也搖搖欲墜。美國出現的金融動蕩和經濟危機，給世界經濟增長投下了濃重的陰影，引發了全球經濟全面衰退。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把這次危機稱為“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卡恩也認為，世界正面臨罕見的“全球金融危機”。由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已經波及實體經濟和人們的生活，并向世界擴散，將不可避免地對全球經濟產生深遠影響，從而也不可避免地影響到我國的出口貿易。

二、美國金融危機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

中美兩國是交往甚密的貿易伙伴國，近年來，中美兩國間貿易發展迅速，發展勢頭良好。目前，中國是美國的第一大進口來源國和第三大出口對象國。作為全球最大的消費品市場，美國市場在我國的出口市場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由美國次貸危機演變而來的金融危機已經使得美國經濟衰退，引起了美國消費疲軟，消費的抑制不可避免要影響到我國對美的出口，從而影響我國整體的出口貿易情況。

1.美國金融危機使得我國出口增長趨緩。我國是一個對外依存度較大的國家，對美國出口和對美國經濟的依賴較大。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出口貿易和對美出口貿易的依存程度都有所提高，其中出口依存度每年高于20％，對美出口貿易的依存度（2001－2007年）七年平均為6.72％，已經逐步形成對美國市場的依賴。

次貸危機發生后，美國國民財富大幅縮水，信用規模急劇收縮，使得美國居民消費支出減少。而美國個人消費是美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這樣由次貸危機演變而成的金融危機導致美國經濟減速，產出和需求下降，由此引起的私人消費、公司開支以及產出的下降導致美國從包括中國在內的國外市場進口的消費品、資本貨物、農礦產品以及其他原材料減少。金融危機還影響人們對未來經濟增長前景的預期，從而減少當前消費。據測算，美國經濟增長率每下降1％，中國對美出口就會下降5％～6％。目前美國消費者對就業市場以及薪酬的預期都比較悲觀，而信貸緊縮和就業市場的惡化使美國消費者對經濟前景感到擔憂。據2008年3月25日美國經濟咨詢商會報告顯示，2008年3月份美國消費者信心繼續下降，從2008年2月份的76.4降低至64.5，遠低于市場預期的73.3，是2003年3月以來最低水平；預計未來就業機會減少的人數，由28％增至29％；而消費者對于收入水平的預測，同樣并不樂觀，認為收入會增長的人數，從18％下降到14.9％。而我國對美國出口的主要是消費品，美國政府的一些數據已經表明，美國消費者在購買必需品方面已經緊縮開支。消費和進口需求的下降，必然導致對我國產品需求增長速度放慢。據海關統計，2008年1－11月，我國對美出口2330.9億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長9.6％，增速回落了5.6個百分點，低于同期我國出口總體增速9.7個百分點。

以上是美國金融危機對我國出口貿易的直接影響。如果考慮到美國金融危機對世界其他國家經濟增長的影響，那么，我國出口貿易面臨的形勢更加嚴峻。

2.美國金融危機使得國外加大實施貿易保護主義的力度。金融危機已經導致美國經濟增長趨緩，失業率上升。在美國經濟復蘇乏力和美國貿易逆差高居不下的情況下，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將更加頻繁。雖然美國一直倡導自由貿易，但當其利益受損時，往往就會違反自由貿易的規則，以“公平貿易”代替“自由貿易”。這樣各種名義的技術性貿易壁壘將紛紛出籠。同時金融危機使得美國經濟放緩，導致美國“需求內部化”的微觀要求不斷增強，這也使得美國貿易保護主義可能持續抬頭，對中國設立更多的貿易壁壘，這一切便構成我國食品、機電產品、紡織品和服裝以及玩具鞋類對美出口的障礙。比如，前一段時間，美國不斷炒作我國玩具、牙膏、水產品、輪胎、寵物食品等產品的安全問題，限制對我國有關產品的進口，嚴重損害我國產品的國際聲譽和相關出口企業的利益。在對待我國輸出的紡織品上，為了移植金融危機帶來的壓力，美國除了壓價之外，還通過抬高技術測試標準等非價格手段極力將市場風險轉嫁給我國紡織出口企業，如故意提高產品測試標準，有些標準明顯超出我國企業能力范圍，從而制造出大量“不合格”產品，客戶先“勉強”接受，一旦日后因產品品質問題而滯銷、退貨，就將全部責任推給我國出口企業，這種技術性軟條款，給我國紡織業帶來巨大的壓力和訂單風險。

這些便是美國加大貿易保護主義力度的很好的例證。另外，美參眾兩院還相繼出臺針對我國匯率問題的議案，要求美國政府對通過“匯率失調”而獲取對美國大量貿易順差的國家進行制裁。因此，在金融危機的背景下，美國對華貿易壁壘有進一步政治化的趨勢，對華經貿政策將更趨強硬。除了美國加大貿易保護主義力度以外，其他國家也因為美國金融危機導致的經濟不穩，為轉移國內經濟和輿論的壓力，也利用我國出口的個別產品的安全問題大做文章，借此打壓中國的商品出口。

這些都顯示，美國金融危機的蔓延已經讓國際貿易保護主義抬頭，針對我國商品的貿易壁壘或會層出不窮。在美國金融危機的背景下，我國的外貿出口會遭遇到更多的艱險。3.美國金融危機降低了我國出口產品的競爭力。金融危機使得美國經濟增長乏力，為應對金融危機造成的負面影響，美國政府采取了寬松的貨幣政策和弱勢美元的匯率政策，這樣，美聯儲不斷降低利率，美元不斷走軟。美聯儲的降息政策導致人民幣和美元利率出現倒掛，使得人民幣和美元息差進一步拉大，從而導致美元資本持續流入我國市場，進一步加大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從而推動人民幣對美元加快升值。人民幣升值不利于我國商品的出口。由于人民幣升值，我國企業出口的商品按美元計算的價格會上升，這樣便降低了我國商品的出口競爭力，從而導致我國出口的下降。另外，在金融危機下，美元走軟還影響了國際市場上大宗商品的價格，比如原油、鐵礦石等，使得這些商品的價格都出現了大幅度提高，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我國一些出口行業的生產成本。為了獲得原先相同的利潤水平，出口企業勢必要提高價格，這樣就減弱了出口產品的競爭力。同時，國際市場上大宗商品價格的提高，也向其他國家包括我國輸出了通貨膨脹，加大了我國國內通脹的壓力，促使我國實行從緊的貨幣政策，這勢必會影響出口企業特別是中小出口企業的融資，從而影響其出口。

三、化解美國金融危機對我國出口貿易影響的對策

面對美國金融危機給我國出口貿易帶來的消極影響，我們應該積極應對，采取一些措施來消除或減輕這種消極影響。

1.優化出口市場結構，積極開拓多元化的海外市場。我國出口市場主要集中于美國等貿易大國，一旦這些國家發生經濟危機，我國的出口都會受到負面影響。因此，我們必須調整出口市場，盡快優化出口市場結構，積極開拓多元化的海外市場，這是目前最主要的辦法，而且，調整的步伐要在穩健中盡量加快。在鞏固原有市場的同時，也要大力開拓新的市場。2008年上半年的數據顯示，我國對美國出口的下降，很大程度上被其他市場尤其是對發展中國家的市場所消化了。

放眼全球，近年來，拉丁美洲、南亞、南非、土耳其等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較快，這些市場擁有巨大商機，進口需求也越來越大，值得我國外貿出口企業更加關注，把這些市場作為自己較好的出口市場加以考慮，適時調整自己的出口市場。因此，要緩解美國金融危機對我國出口造成的壓力，就應該擺脫單一的貿易依賴，考慮更加廣闊的出口渠道。只有通過優化出口市場結構、積極開拓多元化的出口市場來拓寬我國產品的國際市場空間，增加貿易渠道，才能分散我國出口過度集中少數發達國家的風險。

2.降低出口產品的成本，提高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在美國金融危機導致的人民幣升值、原材料漲價、美國需求萎縮等因素共同作用的背景下，外貿出口企業可以把低附加值的訂單進行跨地區轉移，從沿海發達地區轉移到成本更低的中西部地區，以進一步降低成本；還可以把訂單向一些關稅政策優惠的國家轉移，享受與所在國企業同等市場待遇，以獲得資源、勞動力的比較優勢，達到降低成本的目的。另外，出口企業還可以充分利用電子商務平臺，降低貿易成本，從而降低出口產品的成本。在美國金融危機的背景下，國外買家為了減少一些成本支出，勢必會減少商務旅行和參加展會的數量，進而更依賴電子商務平臺進行采購。這給我國的外貿出口企業提供了一次化不利因素為有利因素的契機。通過電子商務直接與外商面對面交易，不僅可以減少交易環節、降低貿易成本，還增加了拼單的勝率。

3.提高出口產品的質量和檔次。我國的出口產品必須圍繞世界市場不斷變化的需求，加速升級換代，緊跟當今世界一些新興產業發展的潮流，力爭在外貿增長途徑上實現新跨越和新突破，徹底擺脫資源、技術的束縛，使產品結構往中高檔方向調整，堅持不懈地推動企業加大創新和研發的投入與力度，由產業鏈中利潤最低的加工環節向高端發展，向設計、研發、品牌、服務、營銷等環節延伸，提高整個行業的技術水平、贏利空間和整體競爭力。

4.繼續加大實施“走出去”戰略的力度。我國應繼續加大實施“走出去”戰略的力度，鼓勵和支持國內企業以多種手段開拓國際市場，不要局限于單純以貿易方式來擴大出口。畢竟單純以貿易方式擴大出口的作用比較有限，并極易引起反傾銷、反補貼等限制措施，增加貿易糾紛。目前，以投資帶動貿易已成為國際貿易發展的趨勢。因此，我們要鼓勵相關企業加快“走出去”的步伐，以到國外投資等多種方式來擴大我國的出口。

綜上所述，面對美國金融危機，我們既要清醒認識到它對我國出口貿易影響的嚴重性,又要進行理性的分析，積極采取對策。把美國金融危機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降到最低程度,促進我國出口貿易穩定、健康、快速的發展。

參考文獻：

1.白明.次貸危機波及我國外貿發展[J].經貿觀察，2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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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美國國際集團首家獲準在華營業以來，外資保險公司一般以每年一至兩家的速度進入中國市場。至2000年底，已有9家外資保險公司和11家中外合資保險公司獲準在中國經營保險業務。眾多的外資保險公司正在中國潛在巨大市場的吸引下排隊等待進入。

中國保險市場的開放速度同樣是很快的。日本的壽險市場在開放了30年之后，外資保險公司保費收入只占1.3％的市場份額。而我國開放8年將超過了這一水平。在保險業開放試點城市上海，外資保險公司數量已經多于中資保險公司。

（二）加入WTO議定書對保險業開放的承諾

根據議定書，保險業的開放承諾為：

1．企業設立形式方面：（1）加入時，允許外國非壽險公司在華設立分公司或合資公司，合資公司外資比例可以達到51%。加入2年后，允許外國非壽險公司設立獨資子公司，即沒有企業設立形式限制。（2）加入時，允許外國壽險公司在華設立合資公司，外資比例不超過50%，外方可以自由選擇合資伙伴。合資企業投資方可在減讓表所承諾范圍內，自由訂立合資條款。（3）合資保險經紀公司在加入時的外資股比可達到50%，加入后3年內，外資股比例不超過51%，加入后5年內，允許設立全資外資子公司。（4）允許外資保險公司按地域限制放開的時間表設立國內分支機構，內設分支機構不再適用首次設立的資格條件。外資保險公司進入中國市場，按照審慎監管的原則審批市場準入。

2．經營地域方面：（1）加入時，允許外國壽險公司和非壽險公司在上海、廣州、大連、深圳和佛山提供服務。加入后2年內，允許外國壽險和非壽險公司在以下城市提供服務：北京、成都、重慶、福州、蘇州、廈門、寧波、沈陽、武漢和天津。（2）加入后3年內，取消地域限制。

3．業務范圍方面：（l）加入時，允許外國非壽險公司向在華外商投資企業提供財產險及與之相關的責任險和信用險服務；加入后4年內，允許外國非壽險公司向外國和中國客戶提供所有商業和個人非壽險服務。（2）加入時，允許外國保險公司向外國公民和中國公民提供個人〈非團體〉壽險服務。加入后4年內，允許外國保險公司向中國公民和外國公民提供健康險服務。加入后5年內，允許外國保險公司向外國公民和中國公民提供團體險和養老金/年金險服務。

4．營業許可：加入時，營業許可的發放不設經濟需求測試（數量限制）。申請設立外資保險機構的條件是：投資者應為在WTO成員國有超過30年經營歷史的外國保險公司；必須在中國設立代表處連續2年；在提出申請前一年年末總資產不低于50億美元。

同證券業一樣，保險市場也是發達國家（特別是歐盟）急待進入的市場。經過激烈的討價還價，我國守住了一些關口：一是外資進入壽險領域只能設立中外合資壽險公司，而且，外方股份不得超過50%，外方不能擁有管理控制權；二是不承諾保險經紀公司進入中國市場；三是拒絕了外方要求的每年必須開放若干家外資保險公司，只承諾按審慎原則審批準入。盡管如此，中國保險市場的開放起點還是高于其它新興市場國家。如泰國，從允許外資準入到外資在合資企業中擁有49％的股權的時間跨度為11年（1993-2003），擁有50%的股權則需要15年（-2007）。

（三）中國保險業因循WTO規則開放后的壓力

中外資保險業的競爭力差距同樣體現在規模懸殊上。1848年成立現已進入我國的英國保誠集團管理的總資產為2400億美元；1862年成立的美國恒康相互人壽保險公司管理的總資產達1267億美元。而我國最大的壽險公司中國人壽保險公司，管理總資產僅746億元人民幣，約合90億美元。中國再保險業僅有唯一的一家中國再保險公司，權益性資產僅1．33億美元，而伯克希爾·漢塞威再保險公司的權益性資產為401億美元。專業人才匱乏也是一個重要問題，中資保險公司在險種設計、保費精算、公司經營、市場營銷和保險資金運營等方面都嚴重缺乏專業人才。

（四）中國保險業應對加入WTO的改革對策

一是加快國有獨資保險公司的股份化改革。二是調整產品結構。產險公司險種結構的調整以大力發展責任險和信用、保證險業務，將傳統的財產險類業務與新興的責任險類業務整體發展；壽險公司的險種結構調整應當以發展非傳統型壽險產品為主，在滿足保戶保障儲蓄需求的基礎上進一步滿足保戶的投資需求，使得保單的保費、保額、現金價值和保險期限都可以隨保戶的需求而改變，進一步提高我國設計開發報銷和監管非傳統壽險產品的能力。三是拓寬保險公司投資渠道和比例限制。四是積極與銀行結成戰略聯盟，充分利用銀行的網點、客戶和資金優勢，交叉銷售保險產品。

第四節人民幣資本可兌換

資本項目可兌換常常被認為是中國進行市場化經濟改革的最后一個環節。受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中國的資本項目自由化改革一度中斷，以致于監管當局很長時期內不愿意公開談及資本項目可兌換的問題。然而，由于經濟全球化的壓力，特別是加入WTO以后，我國的資本項目可兌換進程必然會加快。

一、資本項目可兌換的含義

貨幣自由兌換可理解為：一種貨幣持有者可以為任何目的而將所持有的貨幣按市場匯率兌換另一種貨幣的權利。在貨幣自由兌換的情況下，即使在國際收支出現逆差的時候，貨幣發行當局也保證持有任何國家貨幣的任何人享有無限制的貨幣兌換權。

人們通常所說的可兌換常常可能指的是不同的內容，它可能指經常項目可兌換、資本項目可兌換和對內可兌換，也可能指完全可兌換。在IMF協定中，“可兌換”只是指的是“經常項目可兌換”，既不包括資本項目下的可兌換，也不涉及居民之間的可兌換；同時，它指的只是“對外可兌換”，即只適用于居民與非居民之間的國際交易，而不適用于國內交易。

資本項目可兌換指的是“消除對國際收支資本和金融賬戶下各項交易的外匯管制，如數量限制、課稅及補貼”。資本項目可兌換的基本要求，就是對資本項目交易的資金轉移支付不得加以限制和拖延。具體表現為：（1）不得對因收購海外資產而要求購買外匯實行審批制度或施加專門限制。（2）不得限制到國外投資所需轉移外匯的數量。（3）不得對資本返還或外債償還匯出實行規定審批或限制。（4）不得因實行與資本交易有關的外匯購買或上繳制度而造成多重貨幣匯率。如果人民幣實現了自由兌換，則人民幣對外幣的兌換、人民幣和外匯資金的對外支付和轉移將不受限制，人民幣匯率將由國內外匯市場的供求關系決定；居民可以自由選擇和持有貨幣資產；各種貨幣資產的國際國內轉移將不受限制。

二、現行國際收支中資本項目的管理

通常所說的資本項目外匯管理是指對國際收支平衡表中資本和金融帳戶及其相關的項目所進行的外匯管理。根據IMF國際收支手冊第五版的分類，所謂資本和金融項目交易，指的是資本項目項下的資本轉移、非生產/非金融資產交易以及其他所有引起一經濟體對外資產和負債發生變化的金融項目。這里，資本轉移是指涉及固定資產所有權的變更及債權債務的減免等導致交易一方或雙方資產存量發生變化的轉移項目，主要包括固定資產轉移、債務減免、移民轉移和投資捐贈等。非生產/非金融資產交易是指非生產性有形資產（土地和地下資產）和無形資產（專利、版權、商標和經銷權等）的收買與放棄。資本及金融賬戶（即我們通常簡稱的資本項目）分成44個項目。按照管制項目的多少排序，IMF182個成員國中，中國排在第8位，處于嚴格管制階段。

中國資本項目外匯管理主要采取兩種形式：一是對跨境資本交易行為本身進行管制，主要由國家計劃部門(如計委)和行業主管部門(如人民銀行、證監會、外經貿部)負責實施。二是在匯兌環節對跨境資本交易進行管制，由國家外匯管理局負責實施。

（一）資本項目交易環節

對金融市場準入的限制：允許外國投資者在境內購買B股和中國境內機構在境外上市的證券；限制居民到境外出售、發行、購買資本和貨幣市場工具；不允許境外外國投資者在境內出售、發行股票、證券及貨幣市場工具；不允許外國投資者購買A股和其他人民幣債券、以及貨幣市場工具。在對外借貸款(包括對外擔保)的限制：允許外商投資企業自行籌借長短期外債；境內其他機構對外借款有限制，如首先要取得借款主體資格，然后是要有借款指標，并要經外匯管理部門的金融條件審批；境內金融機構經批準后才可以遵照外匯資產負債比例管理規定對外放貸；一般情況下，境內工商企業不可以對外放貸，但可以經批準提供對外擔保。

對直接投資(包括不動產投資)的限制：對外商在華直接投資限制不多,主要是產業政策上的指導；境內機構對外直接投資有一定限制，如國有企業對外直接投資要經有關部門審批等。

（二）資本項目匯兌環節

允許境內機構開立外匯帳戶保留資本項下的外匯收入，國家不強制要求其結匯。如外商投資企業可以申請開立外匯帳戶，用于其資本金的收支。

對于境內機構在境內進行資本項下本外幣轉換。目前我國實行實需交易原則，境內機構只要提供真實的交易背景或需求后，匯兌基本沒有限制，可以申請結匯，也可以申請購匯。例如，境內機構借用外債后需要轉換為人民幣使用，只要其提供真實交易背景，其結匯是允許的。境內機構償還外債需要購匯，我國的法規同樣允許其購匯。當然，借用外債后要進行登記，這是外債還本付息的前提條件。

表1我國資本項目管理概覽

資本項目內容管理現狀

直接投資1.外國及港澳臺在大陸的直接投資資本金及協議借入投資

額經外匯局審批后予以結匯。外方利潤可兌換匯出。

2.大陸在境外的直接投資由外匯管理機關審查其投資風險及

外匯來源，投資收益必須調回國內。

間接投資1.境外發行股票發行所得外匯均要調回境內，結匯要

憑資料到外匯局申請。

2.境外發行債券發行必須列入國家利用外資計劃，所得外匯必

須調回境內，償還債務憑《外債登記證》或《外匯貸款登記證》

申請，經批準方可匯兌。

其它資本項目1.外國政府貸款向外經貿部申請并由其審批，由其授權金融機

構辦理轉貸管理事務。外匯管理部門批準方可結匯

2.國際金融組織貸款國務院審批，相應國際金融機構評估，由

國務院正式批準，外匯管理部門批準方可結匯。

3.國外銀行及其它金融機構中長期貸款只有經過批準的金融機

構和一些大企業有直接向外籌資權力，中長期(一年以上)國際商

業貸款必須列入國家利用外資計劃，由國家下達外債指標。

4.國外銀行及其它金融機構短期貸款短期國際商業貸款(一年以下)

實行余額管理，由國家外匯管理局每年下達短期外債余額控制指標，

限額負債。

5.償還外債本金憑外債登記征經國家外匯管理局審批后方可匯兌。

6.存放國外存款個人家庭不得在境外開立私人賬戶，境內機構在

境外開立外匯賬戶要經外匯管理部門審批。

7.對國外貸款和投資經外匯管理局審批。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匯管理條例》，《結匯、售匯及付匯管理暫行規定》以及《中國人民銀行關于進一步改革外匯管理體制的公告》（1993年12月28日）。

盡管整體上我國屬于資本項目嚴格管制國家，但也應看到，我國已有相當部分的資本項目事實上已經不存在管制。正如戴相龍行長指出的，我國資本項目的自由兌換涉及到40多個項目，其中20多個項目已經開放，沒有開放的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中國企業直接向外舉債和把人民幣兌換成外匯進行對外投資；二是外幣投向中國本幣證券市場。可以預計，隨著中國加入WTO，資本項目的管制將逐步放松。

三、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的收益與風險

對于資本項目可兌換，各國無一例外地都慎之又慎。JagdisBhagwati（1998）指出：“任何國家如果想開放資本自由流動，必須權衡利弊得失，考慮是否可能爆發危機。即使如某些人假定的那樣，資本自由流動不會引發危機，也要將經濟效率提高帶來的收益與所有的損失相比較，才能作出明智決策。”中國經濟要走向開放型經濟，人民幣可兌換是不可或缺的內容之一。但是，理論和實踐表明，資本項目可兌換對于發展中國家的風險極大。因此，我國在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的進程中，應綜合考慮正反兩方面因素的影響，盡量趨利避害。

（一）收益分析

1、降低交易成本

一是減少了煩瑣的審批手續。目前，我國資本項目實行逐筆審批制。這種事前審核和經常項目事后核銷的工作量極大。企業要做成一筆出口業務，正常情況下至少要到外匯局三次(領取出口收匯核銷單，出口備案，收匯核銷)，無疑加大了企業的經營成本。二是企業匯兌費用直接得到減輕。現行結售匯制使銀行獲得了固定了兩筆交易手續費，企業的成本則同比例上升了。三是壓縮了尋租空間。只要政府對許可證的發放不是完全規范化和公開化，尋租者就會以各種方式影響政府官員的決策。存在經濟租金就必然存在著一定程度的腐敗行為。

2推動金融市場的完善和深化

一是促進外匯市場的發展，表現為：外匯市場的資金來源和范圍擴大，更多的外匯進入市場；外匯交易方式更新，逐步將有形市場轉為推行遠程柜臺交易；涌現多樣化的外匯市場工具；交易幣種增多。

二是推動資本市場的規范化和國際化。境外投資者對中國資本市場的深入參與，將帶來新的市場規則、工具、技術和資金；還會直接促進境內區域性國際金融中心的形成。國際金融中心的形成不在于金融機構數量的多寡，而在于交易規模的擴大及交易品種的多樣化，開放資本項目是必不可少的先決條件之一。

3、便利國企重組及其跨境資本運營

中國急需境外資本收購、兼并和改組一部分大企業，外商也看好具有厚實的客戶基礎和龐大的經營網絡等優勢的中資機構，有意愿利用其雄厚的資金實力實施大手筆的跨國并購。國家經貿委已經出臺了《關于國有企業利用外商投資進行資產重組的暫行規定》，表明了中國政府在國有經濟戰略性重組和國有企業改革過程中大膽利用外資的積極態度。資本市場的逐步開放，為外資參與國內企業的跨國兼并、重組提供良好的制度環境，促進外資以多種形式投資國有企業改革與改造。同時，同樣重要的是，資本項目可兌換后，中國的企業、銀行可以更方便地去海外上市，進行跨國資本運營。

4、提高金融調控和監管的有效性

資本項目可兌換后，中央銀行原則上無須頻繁出沒于外匯市場，也無須被動供給外匯或人民幣。這樣，其貨幣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將不再受到外匯市場狀況的僵硬影響。資本項目可兌換后，部分過去非法流動的外匯資本也會回歸金融體系，接受監管當局的監管。

（二）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的風險分析

1.人民幣匯率風險上升

國內金融市場深度開放后，金融活動所引發的純金融性資金交易所導致的本外幣間的轉換將增多，市場供求中資本項目性質的外匯比重將增加，決定人民幣匯率的因素將逐步由現在的經常項目收支為主轉變為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綜合收支狀況。加入WTO后，人民幣匯率將在更大程度上受國際金融市場不確定因素的影響，國際游資也能通過外資金融機構更輕易地進入中國市場。中國的部分金融資產也將為境外投資者持有，外匯市場的波動將更加頻繁。

2加重中國資本外逃的潛在風險

資本項目可兌換對于中國的最大風險在于貨幣替代和資產替代廣泛發生后的資本外逃。貨幣替代和資產替代“一邊倒”的趨勢引起的資本外逃一方面直接減少了國內的資本形成，另方面中央銀行為制止這種趨勢將被迫提高利率以吸引資本流入，高利率的結果同樣壓抑了國內的投資熱情。可見，資本項目可兌換引起國內投資縮減是必然的，而中國作為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大國，投資無疑是最緊要的事。

四、中國經濟深度開放形勢下的資本項目可兌換壓力

1、WTO以及相關國際組織的推動

WTO并不直接對外匯制度作出安排，但它將外匯管制視為非關稅壁壘之一。本章第二節已經指出，GATS第十一條已對外匯資本流動和匯兌便利作出了進一步規定和要求，敦促成員國國重新審視并放松那些可能實質性阻礙外資金融機構有效進入市場的資本管制。目前，WTO規則正日益向推動資本流動自由化方向發展。

90年代中期以后，IMF開始改變其立場，轉而積極推動資本帳戶的自由化。1995年10月，IMF的一份正式研究報告指出：“由于工業化國家早已完成了經常帳戶的可兌換，而且多數發展中國家也已接受了《IMF組織協定》第八條款的內容，因此，IMF今后將把各國的資本帳戶作為其主要的監管對象。”在1997年的世界銀行和IMF第50屆年會上，IMF執行主席正式向與會各國提出了修改基金組織章程的設想，其主旨就是將資本帳戶自由化列入修改后的章程。此后，IMF還專門成立了一個臨時委員會，以探討將資本帳戶自由化寫入新章程的問題。

在《中國入世工作組報告》“外匯和國際收支”部分，針對工作組的一些成員國擔心中國會使用外匯管制來管理商業和服務貿易的水平和構成，中國代表已承諾，中國將根據“WTO協定”的規定以及WTO中與IMF相關的宣言和決定，盡中國在外匯方面的義務。根據這些義務，除非IMF另有規定，中國將不采取任何法規或措施達到限制任何個人或企業得到進行經常項目下國際交易所需外匯的目的。另外，中國代表還承諾，中國將根據“IMF協定”第8條款5節的規定，提供外匯方面的信息，并提供在過渡審查機制看來必需的其他外匯方面的信息。

2、開放型經濟大發展的內在需要

一是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經濟的全面滲透，以及跨國公司在其財務計劃與風險管理中需要的一系列復雜而又嶄新的金融交易的擴展，將對中國現有的匯率與資本管制提出嚴峻的挑戰。二是中國對外貿易呈現從傳統進出口方式向以投資帶動和以承包工程帶動方式的轉變趨勢，與貿易流動相伴隨的國際資本流動會不斷增加，微觀層面的企業對投資自由化及資本流動自由化的呼聲也會越來越高。

3.管制的有效性愈受挑戰

資本項目管制的有效性將進一步下降。首先，經常項目可兌換后，為實施資本項目管制，必須對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進行區分。然而，從國際收支角度看，國際收支大部分交易同時具備了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交易的特性，因此，客觀上造成難以對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進行有效區分，部分資本項目資金混入經常項目逃避管制。其次，我國部分資本項目實際己經放開，由于資本本身具有可替代性，對一種工具進行控制而對另一工具不進行控制就會導致資金流向未受控制的工具，容易出現資本項目監管真空或漏洞，導致資本管制有效性降低。

值得關注的是，銀行市場全方位開放后，將對資本項目管理展開深層次沖擊。通過本外幣相互質押貸款渠道、通過外資銀行聯行往來渠道、通過咨詢公司渠道、以及通過對背貸款渠道等，我們的資本項目事實上基本上無法守住。換言之，外資銀行全方位進入中國市場以后，可以有多種途徑繞開資本項目管制，致使現有的管制措施失效。

4.難以承受的管制成本

與管制的復雜性相對應，資本項目管制成本也急劇攀升。在管制日益無效的情況下，管制成本的上升需要認真考慮。

五、謹慎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進程

前已述及，推動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既有內在動力，也有外在壓力。這當然意味著我們必須積極推動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的進程，但是，這也并不意味著我國推行資本項目可兌換就應“快”字當頭。從制度變遷的意義上說，推動我國資本項目可兌換，重要的是要分析我國的經濟條件。市場機制發育成熟、經濟基礎健康、宏觀調控技術嫻熟以及金融體系穩健等，通常被列為一國進行資本項目可兌換的必備條件。顯然，在近期內，我國尚不完全具備這些條件。在條件不成熟時強行推動自由兌換，必然會推高其風險的一面。

不過，也應看到，中國獨具的某些條件使得資本項目可兌換可能產生的風險沒有那么大。一是長期以來的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雙順差。在國際上，發展中國家普遍是經常項目逆差，資本項目順差。而我國1982-2000年，資本項目順差累計高達1905億美元，經常項目累計順差則為985億美元。二是WTO效應所促進的大量且長期的資本流入，對于資本項目可兌換也將產生積極的正面效應。

總之，對于資本項目可兌換我們應采取積極的態度。正如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戴相龍所指出的：“盡管我國還沒有一個資本賬戶開放的明確時間表，但有一點可以明確，即中國實現資本賬戶開放只是遲早的事情。在開放的經濟中，放松管制是一種普遍趨勢，但自由兌換是相對的、有條件的；開放不等于不管理，管理也不等于消極的限制，要形成有中國特色的外匯管理理論和方法。”

我們認為，資本項目可兌換的進程必須穩妥推動，具體而言，在一個相當長時期中，我們對于資本項目可以實行分類開放的戰略。

1.盡快放開類

盡快統一對不同交易主體的資本項目管理標準。例如，對國內金融機構面向外資企業的信貸存在很多限制。而發達國家卻是鼓勵。又如現行法規規定境外法人或自然人作為投資匯入的外匯未經外匯局批準不得結匯。對于外商直接投資，由外匯局審批其資本金結匯已無太大的實際意義，應取消對外匯資本金兌換人民幣的限制，允許外資資本金直接辦理銀行結匯。

目前我國實行的資本項目管理上，法人和自然人、國有企業和私營企業往往存在區別管理等。外匯市場的交易主體資格需要放寬，由指定銀行擴展到大企業，再到非居民，但限制交易品種。

意愿結售匯制需盡快實現。可考慮改即時結匯為靈活的“限期結匯”，將在限期內結售的外匯在銀行開立專戶存儲。在從強制結匯發展為意愿結匯的過程中，可能會經歷將限額結匯制度推廣到所有中資企業的過渡階段，然后隨著最高限額不斷提高而逐步過渡到意愿結匯。考慮參加WTO后外資流入增加的情況，可以適當擴大企業和居民購匯需求。

2.逐步放寬類

金融機構海外融資。我國金融機構在海外融資已有十多年歷史，銀團貸款、海外借款和發債等一些融資方式都已采用。其間因取消雙重匯率制度、日元升值等原因，發生過匯率風險。但最大的問題還是金融機構本身經營不規范所引起的風險。總體上，應給予合格金融機構更大海外融資自。一般企業的海外融資還需要嚴格的控制。

外商投資企業在A股上市融資。中國企業已走出國門進行融資，對外國企業開放本國證券市場也勢在必然。

3.偏嚴掌握類

國內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我國是一個對外投資的小國（擁有全球跨國投資存量的6％，但對外投資僅占全球的0．54％），累計投資額約為260億美元。我國的境外投資項目審批手續繁瑣，涉及部門多，對外投資存在嚴格的外匯管制。但至少現在看來這些管理仍然十分必要。至今為止，我國5800個對外投資項目很少是成功的。可見，我國缺乏真正的“好企業”。在國有企業未轉換機制，又未從多數競爭性行業退出的情況下，放開境內企業境外投資的匯兌限制，無疑給國有資產流失打開了大門，也增加了境內資本外逃的機會。

篇7

一、中韓雙邊貿易現狀和特點 1.雙邊貿易額增速呈放緩趨勢 中韓兩國自1992年建交以來，經貿合作關系發展迅速。2007年，中韓雙邊進出口總額達1599.0億美元，同比增長19.1%，其中中國出口561.4億美元，進口1037.6億美元，同比分別增長26.1%和15.6%。在全球金融危機背景下，2008上半年，中韓貿易額仍高達816.5億美元，同比增長28.1%。韓對華出口450.94億美元，同比增長27.2%，占韓出口比重22.7%，中國繼續保持韓國第一大貿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場和第二大進口國地位。韓國則是中國第六大貿易伙伴、第六大出口市場和第三大進口來源地。 據中方統計，2003年中韓雙邊貿易總額632.3億美元，同比增長43.4%，2011年雙邊貿易總額900.7億美元，同比增長42.5%，2005年雙邊貿易總額1119.3億美元，同比增長24.3%，2006年，雙邊進出口總額1343.1億美元，同比增長20%;從韓方統計資料看，四年來的貿易總和分別為570.2、793.5、1005.6、1073.9億美元，經過測算，年增長率為38.6%、39.2%、26.7%和17.1%;雖然中韓雙方由于統計方法或統計范圍不同，在具體數值上有所差異，但是從總體看，中韓貿易雖持續保持高速增長的趨勢，但受國際經濟增長放緩的影響，增速逐步趨緩。

2.產業內貿易成為貿易的主要形式 產業內貿易(Intra-industrytrade，簡稱IIT)是指一個國家在出口的同時又進口某種同類產品的現象。按照聯合國《國際貿易商品標準分類》(Standard International Trade Classification，SITC)的標準，SITC中前三位數相同的產品，即至少屬于同類、同章、同組的商品，都屬于同一產業。 早在本世紀初，韓國學者李準曄等人就曾對中韓兩國的產業內貿易指數進行了測算，數據表明：在20世紀90年代，無論是涉及所有部門的產業內貿易指數，還是工業制成品的產業內貿易指數 ，都是處于不斷上升的態勢。這說明，中韓兩國的產業內貿易發展非常迅速，其地位不斷提高。而中國學者曹子瑛、梁果(2006)根據1995年～2005年韓國海關貿易數據測算的10年間兩國的產業內貿易指數平均達到0.68，產業內貿易已經成為中韓貿易的主要形式。

3.中韓雙方貿易結構不同，中國處于低端層次 由于經濟發展水平和產業結構的不同，中國在雙邊貿易結構中處于低端位置，這可以體現在產業間貿易和產業內貿易兩個層次。 從產業間貿易結構看，中國出口到韓國的商品中，雖然自然資源密集型產品所占比重逐年遞減，但勞動密集型產品和農副產品的比重仍然較大，一直在38%左右浮動。同期，韓國對華商品出口仍是以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為主。

化工、機械、塑料等資本密集型產品在出口總額中所占比重穩定，始終保持在60%以上。 從產業內貿易結構 看，中韓兩國處于垂直型產業內貿易階段。根據李準曄等人的測算，20世紀90年代，中韓貿易中水平型產業內貿易比重沒有明顯提高，相反，垂直型產業內貿易在中韓貿易中起主導作用，而且同類商品的相互貿易中所獲得的收益差距較大。以中國商務部統計的數據為例，在集成電路及微電子組件(HS8542)的產業內貿易中，2006年中國向韓國出口17.4億美元，同時韓國向中國出口額達到187.7億美元，水平型產業內貿易差距明顯。在垂直型產業內貿易中，中國依舊處于產業鏈的低端。另據中國商務部統計：例如在鋼材類進出口貿易中，韓國對中國出口的主要是不銹鋼板材，而中國對韓國出口的主要是普通鋼板;礦物燃料的產業內貿易中，中國對韓國出口中主要是煤及其制品，而韓國對中國出口主要是石油及瀝青提取的油類及制品。 綜上可見，產業間貿易中，中國在勞動密集型等低端產業具有比較優勢;在產業內貿易中，垂直型產業內貿易占主導地位，中國由于技術的差距，同一產業內依然處于產品鏈的低端。

4.貿易發展不平衡，中方逆差缺口較大 自建交以來，中韓雙邊貿易迅速發 展，韓國對華出口額成倍增長，而中國則連年嚴重逆差，并有逐年增加的趨勢。2003年以來，中國貿易逆差額連年超過當年中國對韓出口總額 ，2011年，中韓貿易逆差增幅達49.5%，2005年則突破增幅400億美元大關;2007年，逆差增幅雖有所下降，但是絕對數額也創下476.2億美元的新高，至2007年底，中國對韓國貿易逆差額累計額已達到近2500億美元。除去韓方關稅和非關稅貿易壁壘的限制，對韓貿易逆差大幅度增加的原因主要是：一、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和韓國企業對中國直接投資的增加，中國從韓國的進口迅速擴大，中國出口產品增長潛力不大;二是在雙邊貿易中垂直產業內貿易起主導作用，中國從韓國進口的原材料部分被加工成制成品后返銷韓國或銷往第三國。這都嚴重影響了中國商品進入韓國市場，阻礙了兩國貿易正常均衡的發展。

二、中韓貿易現狀深度分析

1.中韓分處國際產業分工不同層次，互補性強 韓國自上世紀60年代確立了出口導向型的經濟發展模式以來，整個產業結構以重、化工工業為主，造船、汽車、半導體、石油化工、IT等產業均在世界上占有較為重要的地位;農林漁業由于成本過高，競爭力較差，是韓政府重點保護的產業。近年來，韓國經濟中服務業和制造業比重不斷上升、農林漁業比重日益降低。 中國方面則由于在新技術新產品研發能力上的差距，現階段只能以勞動密集型的輕紡產品和加工組裝型的家電及電子通信產品工業成為世界的工廠，技術密集型產業還不具備成為世界工廠的水平。結合中韓兩國的國情，同時考察中韓兩國進出口商品的主要類別，不難看出，中國處于國際產業分工的勞動密集型，但同時向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升級的階段;韓國則處于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同時向高新技術產業升級的階段。從整體看，韓中分屬產業分工的第二、第三層次，這種互補性的產業結構，為兩國的貿易提供了很大的空間。

2.中韓在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存在疊代態勢 改革開放近30年來，隨著市場經濟及工業化進程的發展，中國的產業結構逐步從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的方向演進。從產業演進路徑看，在經濟發展和收入水平較低的階段，產品需求主要集中在以農產品和輕工業品為主的生活必需品，產業結構以農業和輕工業為主。隨著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費品逐步向以非農產品為原料的耐用工業消費品方向轉移。高附加值的耐用消費品的生產主要以重工業或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產業為基礎，到2010年，中國的居民平均收入要達到中等國家的收入水平，需求結構的升級必將拉動產業結構的變化。從投資結構來看，中國的政府投資及國際直接投資主要集中于第二產業尤其是工業部門，這些都加速了中國產業結構升級的速度。而同期，韓國由于技術水平、研發能力、基礎科學方面的限制，韓國產業結構轉換和新技術自主性開發滯后，結構轉變指數持續呈下降態勢。 可以說，在制造業領域，中韓的部分產業都具備了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特征，這也是中韓產業內貿易迅速發展的重要原因，中國在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競爭力強化導致了中韓兩國間貿易競爭的加劇。

3.兩國產業市場結構差異明顯 韓國產業市場結構呈現規模有余，競爭不足的態勢。由于長期實行大企業主導型經濟發展戰略，韓國三星、現代、SK等大企業集團數量雖少，但創造的價值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超過60%。中小企業則相對較弱，1993年韓國中小企業的銷售額占當年韓國GNP的比重不足5%，韓國產業形成的是規模有余、競爭不足的二元市場結構，以具備發達國家水準的大企業為龍頭是韓國經濟的騰飛和產業市場結構的重要特點。 中國產業市場結構恰恰相反，呈現分散化的特點，規模效應不強。眾多中小規模、分散經營的生產方式無法抵御實力雄厚的國際競爭對手。尤其在工業生產領域中，同韓國相比，中國許多重要產業的整體規模與技術水平嚴重不對稱，產量增長迅速而與先進水平相比的技術差距并沒有縮短，屬于粗放型增長，資源利用效率較低，重復建設嚴重，形不成規模經濟，國際競爭力較弱。

三、中韓貿易的前景展望

1.貿易總額和貿易規模將持續快速發展 中韓兩國同處東亞地區，區位合作優勢明顯，分處國際產業分工的不同層次，產業結構互補性強，因此，雙方雙邊經貿關系發展具有巨大潛力和良好前景。同時，中韓兩國都保持了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在WTO框架下，中國資本市場逐步開放，市場潛力巨大。隨著中韓兩國合作領域的不斷延伸和貿易規模的不斷擴大，中韓兩國元首確定的爭取2012年雙 邊貿易額達到2000億美元的目標完全可以早日實現。

篇8

一、脆弱的貿易收支平衡是發展中國家發生金融危機的經濟基礎

在虛擬經濟運行日益獨立于實體經濟的今天，金融危機的發生固然有金融市場運行自身的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仍然是實體經濟的失衡。從貿易收支在國民經濟運行中的地位和作用來看，只有保持貿易收支的平衡，發展中國家的國內經濟資源才能確保繼續參與到全球資源的重新配置進程中去；如果能長期保持貿易收支順差，則意味著通過參與國際分工，發展中國家加強了對本國經濟資源的利用，其經濟增長、充分就業和幣值穩定目標的實現將更有保障。這種情況下，金融危機在發展中國家發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問題在于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收支極不穩定，貿易平衡通常很難實現，全球也只有少數幾個國家和地區做到持續的貿易收支順差；相反，貿易收支逆差成為發展中國家的常見現象。持續的貿易收支逆差使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資源大量閑置，導致國內經濟全面失衡，并進一步引發金融危機。從這個方面看，脆弱的貿易收支平衡已成為發展中國家發生金融危機的內在原因。

發展中國家貿易收支的不穩定性來自于其所擁有的競爭優勢的相對性。當前，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過程也就是其經濟全球化的過程，發展中國家必須遵循比較優勢的原則參與全球資源的重新配置，這就決定了發展中國家在國際分工中所獲取的只能是一種相對競爭優勢。這種相對競爭優勢與發達國家所擁有的絕對競爭優勢相比，具有以下三個明顯的特點：

第一，相對競爭優勢本身具有一種內在的不穩定性。與絕對競爭優勢相比，相對競爭優勢具有極強的可替代性。依靠這種競爭優勢所取得的成本優勢、質量優勢和效益優勢等隨時隨地會被其它國家和地區的競爭對手奪走，因而在擁有相對競爭優勢的國家和地區之間，競爭非常激烈。

第二，相對競爭優勢所帶來的比較利益有越來越少的趨勢。比較利益的存在是以生產要素的不流動為前提條件的。然而隨著經濟全球化水平的提升，生產要素的流動性大大增強，比較利益的空間明顯地受到壓縮。在缺乏足夠效益支撐的情況下，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收支更有可能出現惡化的局面。

第三，相對競爭優勢的不穩定性常使發展中國家貿易結構跟不上比較優勢的變化。隨著經濟理論的成熟和實踐經驗的豐富，發展中國家為發展經濟而展開的競爭也越來越激烈，這大大縮短了比較優勢和相對競爭優勢變遷的時間。當比較優勢發生變化而經濟結構調整滯后時，發展中國家貿易收支出現赤字就不可避免。

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分工格局中只能擁有相對競爭優勢，而相對競爭優勢具有內在的不穩定性，這并不意味著發展中國家在貿易收支上必然處于長期逆差的狀態，而是僅僅提供了這種可能。事實上，真正摧毀發展中國家相對競爭優勢并使發展中國家貿易收支長期處于逆差狀態的是伴隨著資本項目自由化而來的短期資本無序流動。

二、短期資本的無序流動是發展中國家發生金融危機的外部原因

所謂資本項目自由化，盡管國際上對其還有爭議，但目前比較一致的看法是它指“國際資本交易本身及其支付和轉移均不受限制，并且不僅支付和轉移的作出，而且居民接受非居民的支付和轉移也可自由進行”。[1](P.48)出于對自身經濟發展的需要，20世紀7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紛紛推進資本項目的自由化，從而大大促進了國際金融市場的發展，發達國家在國際金融市場上也始終占據著主導地位。國際金融市場發展的歷程表明，盡管已經有發展中國家的參與，然而當今高度自由化的國際金融市場卻是建立在絕對競爭優勢基礎之上的，資本自由流動特別是短期資本的流動僅僅是適應了發達國家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受金融深化理論的影響，發展中國家尾隨發達國家不僅在國內實施金融自由化，在對外的資本項目領域也快速解除管制。但由于發展中國家經濟比較落后，國際資本的流動特別是短期資本的流動客觀上極易對建立在相對競爭優勢基礎之上的國民經濟形成一種有效的金融抑制，從而阻礙和破壞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

匯率機制本來是發展中國家調節貿易收支平衡的最主要手段，但在短期資本無序流動的影響下，失去了它應該發揮的傳統作用。首先，由于貿易收支不再是發展中國家外匯市場上決定匯率的惟一因素，有的甚至已不是主要因素，只擁有相對競爭優勢的發展中國家為了減少對外經濟交往中的風險和成本，通常只能實行固定匯率制，至少也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其次，由于比較優勢的充分發揮和相對競爭優勢的形成是一個系統且長期的過程，而短期資本的反應迅速得多，發展中國家調整匯率往往未得其利，先受其害。第三，由于外匯匯率與貿易收支的關聯度大大下降，發展中國家調整匯率并不一定能夠達到調整貿易收支平衡的預期效果。第四，由于貨幣市場的靈敏度遠高于商品市場，匯率在政府干預下常常會出現超調現象。第五，由于預期在短期資本流動中的巨大作用，發展中國家調整匯率取得成功往往不是在貿易收支惡化而是在貿易收支狀況還比較好的時候。所有這些都意味著，短期資本的自由流動已經大大壓縮了匯率機制在發展中國家發揮作用的空間。

再從資本流動機制上看，短期資本流動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甚至更為不利。第一，總體而言，發展中國家在資本項目收支上處于絕對劣勢地位，屬于資本凈流出地區。相對競爭優勢也許會帶來較高的收益，卻伴隨著極高的風險，發展中國家利用資本流入來彌補貿易赤字只能作為一種特殊情況來處理。第二，短期資本在發展中國家停留時間的長短完全取決于發展中國家相對競爭優勢的大小。當比較優勢未充分發揮時，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飽受資金短缺之苦；當相對競爭優勢較為明顯時，短期資本一擁而入，經濟發展又會受到過熱的困擾。第三，實踐證明，短期資本的大規模流動除了使匯率過高或過低、變幻不定外，還會不適當地抬高利率，使有限的資金不是流向具有相對競爭優勢的商品和勞務生產部門，而是流向不具有比較優勢又發展滯后的虛擬經濟部門，增加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泡沫，從而削弱發展中國家的相對競爭優勢，惡化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條件，抑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第四，短期資本自由流動最直接的危害是掩蓋發展中國家貿易收支失衡的事實和嚴重性。由于短期資本在表面上維持了發展中國家國際收支的總體平衡，發展中國家對貿易收支失衡引起的國內經濟失衡普遍重視不夠，導致國內經濟矛盾日積月累。當短期資本的這種彌補功能達到一定極限而經濟結構又尚未根據比較優勢的變化進行調整時，僅僅是短期資本的停止流入就足以引發一場金融危機了。從這種意義上說，貿易收支失衡是表面現象，只要發展中國家的相對競爭優勢失去，金融危機就開始醞釀，短期資本流動發揮的作用不過是使金融危機的醞釀時間有長有短，金融危機爆發的嚴重程度有強有弱罷了。

短期資本的無序流動之所以在很長的一段時期內肆無忌憚地破壞發展中國家的相對競爭優勢，使發展中國家國民經濟長金融危機的罪魁禍首卻得不到發展中國家應有的重視，根本原因在于對美國經濟學家錢納利和斯特勞特提出的儲蓄和外匯“兩缺口模式”的誤解。傳統理論認為，資本自由流動能夠吸引到更多的外資。事實證明，資本自由流動所吸引的大多為短期資本，真正對發展中國家提升競爭力有幫助的長期資本流入與資本自由流動的關聯度極小，而短期資本的流入不僅不能彌補儲蓄缺口，相反還會對國內儲蓄產生擠出效應。另一種觀點認為，資本自由流動能提高國內經濟效率及生產力。實際情況是，智利、日本、中國大陸及臺灣等經濟體均是在沒有實行資本自由流動的情況下獲得經濟高速增長的。其實資本項目自由化帶來的資本流動在什么情況下才有利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早有定論。日本著名學者小島清教授提出的“切合比較優勢原理”的實質就是國際資本的流動必須與本國的比較優勢結合起來才能有效促進經濟的發展。[2](P.444)美國經濟學家丹尼·羅德瑞克的實證分析則干脆得出資本項目的自由化與經濟增長之間并沒有任何關聯的結論。他明確指出，“當一個國家缺乏正確控制、規制手段和宏觀經濟管理框架時就貿然向國際資本流動開放金融市場是特別危險的”，而“即使具備上述保障，短期資本流入也是極不穩定并具有較大風險的”，[3](P.23)由此可見，讓資本流入發揮正面的積極的作用是有條件的，相反，脫離現實的資本項目自由化特別是短期資本的自由出入對發展中國家的危害卻是巨大的。作為“金融深化”理論主要倡導人之一的麥金農近年指出，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資本項目的外匯自由兌換通常是經濟市場化最優次序的最后階段”，[4](P.14)很大一部分原因恐怕就在于此。從目前情況看，一國推進資本項目自由化最有可能帶來的好處大致有三點：①有助于建立地區或全球金融中心；②有助于使本國貨幣成為國際貨幣；③有利于本國居民對沖來自國際貿易的風險。然而，由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過于落后、全球化程度低、金融市場規模過小且發育不完善等原因，這些好處發展中國家根本無法享受。發展中國家推進資本項目自由化最主要的后果只能是降低短期資本的流動成本，使短期資本可以在發展中國家大進大出，隨心所欲。這種短期資本不僅不利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相反它通過削弱發展中國家本就很不穩定的相對競爭優勢而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形成了一種事實上的金融抑制。而如果要避免這種抑制，發展中國家就必須做到使短期資本流動帶來的風險與本國競爭優勢的大小強弱協調起來。

三、資本項目的自由化在發展中國家應是一個漸進過程和最終目標

從長遠角度來看，發展中國家在發展經濟、實現趕超發達國家目標之前，充分發揮比較優勢、形成相對競爭優勢這一基本格局是不會改變的，這也意味著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資本市場上將始終處于防御地位，貿然讓落后的本國經濟與高度自由化的國際金融市場全面接軌，只會不利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發展中國家即使想通過資本項目的自由化來引進短期資本，也應與本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和對短期資本的利用能力結合起來，因此資本項目的自由化在發展中國家只能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和最終的目標。

目前，發展中國家在推進資本項目自由化時，應側重處理好以下三個方面問題：

第一，牢牢把握相對競爭優勢這個中心，以具有比較優勢和比較利益的貿易收支平衡作為抵御經濟發展過程中各種風險的基礎。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收支平衡雖然具有內在的不穩定性，卻是發展中國家惟一有可能有效加以控制并用于彌補非貿易逆差特別是資本逆差的國際收支項目，它是發展中國家經濟穩定增長的最主要的保證。在條件許可的情況下，發展中國家應確保貿易收支帶來的盈余足以抵擋短期資本恐慌性流出給國民經濟帶來的沖擊，本國的外匯儲備和外匯資產足以償還一切形式的外債特別是短期外債。

第二，根據國民經濟的承受能力，逐步開放資本市場。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按照比較優勢原則，實體經濟部門最具有競爭力也最先得到發展，而虛擬經濟部門特別是金融服務業不僅發展滯后，而且要長期落后于發達國家。面對高度國際化和自由化的金融市場，如果意識不到與發達國家在經濟基礎上的重大差距，盲目照搬發達國家的做法，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很容易受到國際金融市場的抑制。發展中國家開放資本市場的步驟與力度應取決于它對發展中國家相對競爭優勢的影響。由于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收支盈余常常擔負著彌補資本項目收支逆差的重任，所以資本市場的開放不應從根本上改變發展中國家國際收支的平衡狀況，不能因為存在資本的凈流入就對貿易收支的失衡喪失警惕。歸根結底，發展中國家開放資本市場，目的不僅僅是引進外資，而是通過引進外資增強國民經濟的競爭力，鞏固貿易收支平衡，保證國際收支的總體平衡有一個堅實的基礎。

第三，根據國民經濟發展水平，積極參與國際金融合作與金融監管。在經濟和金融全球化的時代，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與世界經濟的發展是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一國發生的經濟或金融危機往往會馬上蔓延到其它國家。當代國際金融市場雖然從總體上適應了發達國家和跨國資本發展的需要，但仍然存在許多不完善的地方，特別是沒有建立起一套保護發展中國家利益的機制。發展中國家在穩步開放國內金融市場的同時，也要積極參與國際金融合作和金融監管，以便從整體上降低國際金融市場給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帶來的風險和危害。如，全球最后貸款人的空缺、監管機制存在漏洞、各國缺乏協調和合作機制、國際債權債務破產程序出現空白以及資本項目開放制度安排等問題得到解決，將能在很大程度上減少金融危機發生的次數，減少金融危機帶來的危害。當然，要從根本上杜絕金融危機的發生，關鍵仍在于發展中國家自己能夠處理好國內經濟的平衡問題，最大限度地發揮自身的相對競爭優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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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金融貿易服務行業是我國經濟的一個重要部分，與國家經濟政策的制定、相關行業的發展都有著密切的關系，加強對我國金融貿易服務行業發展現狀探析，可以進一步為我國制定正確的、適合的經濟策略提供參考。

二、我國金融貿易服務行業發展現狀和存在的問題

1. 金融貿易服務行業發展不均衡

（1）行業內部不均衡

目前我國金融貿易服務行業中銀行業占有較高的比重，包括中央銀行、商業銀行以及其他類型的銀行等，仍是居于主導地位，而證券類、保險業和信托投資等在金融貿易服務行業中所占的比重相對較低，這也使得我們金融貿易服務行業的內部各行業結構有著嚴重不均衡的現象。銀行業中的企業法人單位數量占金融貿易服務業的比重達到 33.17% ，實收資本和營業收入均超過金融貿易服務行業的50% ，并且這種石頭并沒有明顯的降低趨勢。

（2）資本的分布不均衡

我國的金融貿易服務行業由于在國民經濟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所以以國家資本為主，這也使得我國金融貿易服務業長期以來都是以公有制為主導地位的，金我國融貿易服務業的公有制企業法人單位數所占的比重達到91.04%，國有絕對控股和相對控股的單位數比例達49.80%，國家資本也成為主要實收資本的來源，所占的比重達到74.85%。

2. 金融貿易服務行業發展呈現壟斷趨勢

由于所有制等方面的制約，我國的金融貿易服務業一向以國有制為主，這當然加強了國家對金融服務貿易的控制和支配地位，但是過于高度集中的國有化，導致銀行等金融貿易服務部門出現壟斷趨勢，缺乏必要的競爭，這也使得一些國有的金融貿易服務業內容改革動力不足，缺少活力和必要的靈活體制。而另一方面，非國有的金融貿易服務部門的發展也相對滯后，周到種種制約，難以達到非國有經濟的發展需求。目前，我國非國有金融貿易服務部門的增加值占了74%，GDP增加值也占到了63%，但是在整個金融貿易服務業的資產中所占比重卻較少，尚不足20%。因此，加強對現有的金融貿易服務業體制的改革也勢在必行。

3.創新不足，對缺乏高端復合型金融貿易人才

近些年來，雖然我國的金融貿易行業取得了輝煌的發展成果，但是從總體而言，相對于西方發達國家的金融貿易體系，在各種高端金融復合型人才方面，依然顯得很落后。缺乏科學有效的人才培養體系，在很多金融領域，在開展業務時候，對外型人才缺乏，高端金融貿易管理人員素質不高，很多時候僅僅憑借多年的工作經驗進行，缺乏系統完整的金融貿易管理知識。這對我國金融貿易行業的持續發展造成很大的限制。

三、我國金融貿易服務行業發展對策分析

1.促進金融貿易服務行業均衡協調發展

（1）行業內部均衡

應協調發展金融貿易服務業的各行業。不僅要充分發揮銀行業在金融貿易服務行業中的地位和優勢，還要進一步完善信托投資、證券業、保險業等與我國經濟體系相適應的行業，加快信托投資、證券業、保險業的改革和發展，加強金融貿易服務業的資源整合和配置，促進金融貿易服務資源有效、合理地利用，優化資源配置。

（2）資本的分布均衡

合理分布金融貿易服務行業的資本。在充分利用國有資本的同時，加大對非公有制經濟和外資經濟的利用，放寬政策和條件，使我國金融貿易服務行業的資本分部日趨合理、日益完善。

2.改善金融貿易結構

金融貿易行業是我國國民經濟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我國的經濟全面快速可持續發展，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在新時期下，伴隨著信息時代的來臨，知識經濟的興起，我國的金融貿易行業要想取得健康快速的發展，就必須在不斷變化的世界經濟形勢下，不斷優化貿易結構，要實現從勞動力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朝著知識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的方向轉變，不斷促進金融貿易結構的優化升級，提高貿易服務的知識科技含量，提高金融貿易行業的核心競爭力。

3.自主創新，培養人才

堅持自主創新，加強對創新性高端復合型金融貿易人才的培養，是我國金融貿易行業不斷發展的關鍵和核心，是我國金融貿易行業可持續發展的動力源泉。在新的時期下，要從金融業務操作流程和對外服務過程中，及時推進體制創新，更新金融貿易管理理念，推進新的管理模式和管理方案的貫徹落實，建立健全有效的人才管理培訓體系，加強對高端金融貿易人才的培養和引進，提高金融貿易行業的服務產品的附加價值。

4.加強監督管理

對監督體制的完善，設立專門機構對金融貿易服務行業進行監管，健立各金融貿易服務業自身的自律組織，完善金融貿易服務行業的內部控制體系，充分發揮社會監督和公眾監督的作用。

四、結束語

發展我國金融貿易服務行業，必須要對我國金融貿易服務行業的現狀有著清楚的認識，認清存在的問題，做細致分析，綜合考慮，科學地制定發展措施，這樣才能促進我國金融貿易服務行業的發展，并促進我國經濟的整體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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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中國-東亞；垂直專業化；分工貿易結構；變遷

第1章導論

1.1研究背景

隨著經濟全球化與科學技術革命的發展，在20世紀最后的30余年時間里，國際貿易領域發生了許多突出的變化，其中最重要的變化之一即為出現了以垂直專業化為基礎的全球性的產品生產協作，即原來集中于一國或一地區的產品生產現在分散到了不同的國家，每個國家專業化于產品某特殊階段或零部件與組件的生產，從而使國際分工從產業間、產業內深入到了產品的內部，垂直專業化分工（VerticalSpecialization）已成為當前國際經濟中最熱門的話題之一。

這種新國際分工，不同的學者使用不同的術語來描述，除了垂直專業化分工外，還包括產品內分工（Intra-productSpecialization）、國際生產分割（InternationalFragmentationofProduction）、國際生產分散化（InternationalDisintegrationofProduction）、全球生產分享（GlobalProductionSharing）、國際外包（InternationalOutsourcing）、價值鏈切片（SlicinguptheValueChain）等等。盡管這些術語的定義可能略有區別，但其基本涵義是一致的。Hummels（2001）認為垂直專業化分工應包括三個方面內容：（1）最終產品的生產過程必須為連續數個階段；（2）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在商品生產過程中提供價值增值，每個國家專業化于一個以上的生產階段，但不是完成所有的生產階段不是專業化于整個商品的生產；（3）至少有一個國家必須在它的生產過程中使用進口投入品，產出的產品除了部分國內使用外，還必須有一部分用于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