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研究論文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科技研究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在傳統的歷史唯物主義的敘述體系中，科學技術的功能主要是在生產力的范圍內得到闡述的，尤其是隨著"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新觀念的提出，這種敘述方式已經得到了普遍的認可。然而，隨著韋伯、盧卡奇、海德格爾、馬爾庫塞關于科學技術問題的論著的出版，尤其是哈貝馬斯的《作為"意識形態"技術與科學》一書的出版，現代科學技術的另一個功能--意識形態功能被揭示出來了。科學技術的雙重功能（即生產力功能和意識形態功能）對傳統的歷史唯物主義的敘述體系提出了嚴重的挑戰。

其一，傳統的歷史唯物主義敘述體系對科學技術的生產力功能做出了過度的詮釋，從而在某種程度上把歷史唯物主義的革命作用歸結為科學技術的革命作用，甚至把歷史唯物主義歸結為"技術決定論"。然而海德格爾在《技術之追回》中區分出"傳統技術"和"現代技術"，并斷言現代技術不再是革命的因素，甚至不再是中性的因素，而是負面的因素。既然現代技術的革命功能受到質疑，也就要求歷史唯物主義建立新的敘述體系來回應這個問題。

其二，在傳統歷史唯物主義的敘述體系中，科學（技術）并不屬于意識形態的范圍，這一點的影響是如此之深遠，甚至連阿爾都塞也把理論作為科學，與意識形態尖銳地對立起來。然而，在當代社會中，科學技術既然已經蛻變為意識形態，那就有必要對科學技術作為意識形態的負面作出敘述。此外，晚年胡塞爾的生活世界的理論也暗示我們，由于我們把科學（技術）作為正確的觀念與意識形態對立起來，導致了科學主義和實證主義的泛濫。事實上，在傳統的歷史唯物主義敘述體系中談論的"世界"并不是原初的生活世界，而是伽利略以來用數學和自然科學的眼光敘述出來的另一個"世界"。顯然，要使歷史唯物主義脫離科學主義和實證主義的影響，也必須確立歷史唯物主義的新的敘述體系。

其三，在傳統歷史唯物主義的敘述體系中，基本命題是"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而社會存在的基本內容是物質資料的生產方式。然而，從屬這一生產方式的生產者又都是有社會意識的，也就是說，社會意識滲透到社會存在的基礎之中。實際上，生產者既是社會存在的擔當者，又是社會意識的擔當者，正如科學技術既是生產力，又是意識形態一樣。科學技術的雙重功能啟示我們，應當避免用機械的，非此即彼的方式來敘述這一基本命題，即不要把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抽象地對立起來。

篇2

關于中國古代是否有科學的問題，學術界至今仍有不同意見。不少學者根據卷帙浩繁的古代文獻，用歷史事實證明中國古代有科學，甚至認為，中國古代曾有過居于世界領先地位的科學技術。正如英國著名的中國科技史家李約瑟所言，古代的中國人在科學技術的許多重要方面“走在那些創造出著名的‘希臘奇跡’的傳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擁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財富的阿拉伯人并駕齊驅，并在公元三世紀到十三世紀之間保持一個西方所望塵莫及的科學知識水平”，中國的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曾經“遠遠超過同時代的歐洲，特別是在十五世紀之前更是如此”[]。然而，也有一些學者則根據中國古代沒有近代意義的“科學”，近代科學沒有在中國產生，以證明中國古代沒有科學。筆者持中國古代有科學的觀點，并認為，中國古代的科技具有明顯的儒學化特征，不同于近代意義的“科學”。這一看法對于理解中國古代科技曾有過輝煌但又沒有能夠實現向近代科學的轉型，或許會有一定的幫助。

一．儒學化的中國古代科學家

從科技與社會相互關系的角度看，科學技術總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孕育并得以發展的，因而必然會受到一定的文化的影響。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對于中國古代科技的發展不可能不具有重要的影響。這種影響首先表現為儒家文化對于古代科學家的影響，表現為大多數科學家都不同程度地與儒學有著密切的關系。

關于中國古代科學家，目前，國內有兩部較為重要的傳記著作，其一，由杜石然先生主編的《中國古代科學家傳記》，[]共選入中國古代科學家235位，另有明清時期介紹西方科技的外國人14位，該書收錄的古代科學家較全；其二，由盧嘉錫先生任總主編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有金秋鵬先生任主編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人物卷》，[]該書精選了春秋戰國時期至清末的著名科學家77位（除漢代數學家張蒼和清初地理學家劉獻庭之外，大都包括在《中國古代科學家傳記》之中），該書收錄的古代科學家較精。以下就以杜石然先生所主編的《中國古代科學家傳記》為依據，參照金秋鵬先生所主編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人物卷》，分析古代科學家與儒學之間的關系。

根據筆者分析，在《中國古代科學家傳記》中所收錄的科學家，大都與儒學有著程度不同的關系。依據這些科學家與儒學的關系的密切程度，可分為以下兩個層次：

其一，在儒學發展史上具有較重要地位或撰有儒學研究著作的科學家。這類科學家有：漢代的張衡、崔寔，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陸璣、虞喜、何承天、祖沖之，隋朝的劉焯，宋代的沈括、黃裳，明代的羅洪先、宋應星、張履祥，清代的朱彝尊、戴震、阮元、汪萊、李銳，等等。其中漢代的天文學家張衡著《周官訓詁》；東晉時期的天文學家虞喜“釋《毛詩略》，注《孝經》”[]；南北朝時期的天文學家何承天對《禮論》進行整理，“刪減合并，以類相從，凡為三百卷”[]，數學家、天文學家祖沖之“著《易》、《老》、《莊》義，釋《論語》、《孝經》”[]；隋朝時期的天文學家劉焯著《五經述義》；宋代的科學家沈括撰《孟子解》，天文學家、地理學家黃裳撰《王府春秋講義》；明清之際的科學家宋應星撰《談天》、《論氣》；清代的數學家汪萊撰有《十三經注疏正誤》、《說文聲類》等經學著作，數學家李銳協助阮元校勘《周易》、《谷梁》和《孟子》，并撰有《周易虞氏略例》、《召誥日名考》等等。

其二，明顯受儒學影響、具有儒家理念或運用儒家經典中的知識進行科學研究的科學家。這類科學家較多，比如（按年代順序），班固、劉洪、張仲景、皇甫謐、裴秀、劉徽、酈道元、賈思勰、王孝通、賈耽、杜佑、李吉甫、陸龜蒙、韓鄂、蘇頌、唐慎微、劉完素、鄭樵、張從正、李杲、宋慈、李冶、秦九韶、楊輝、郭守敬、朱世杰、王禎、朱震亨、魯明善、戴思恭、馬一龍、李時珍、徐春甫、程大位、朱載堉、陳實功、徐光啟、張景岳、邢云路、方以智、王錫闡、梅文鼎、楊屾、徐大椿、陳修園，等等。

這些科學家與儒學都有著密切的關系。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羅列的這些科學家幾乎囊括了古代科技體系中數學、天文學、地理學、醫學和農學五大學科的最著名的科學家，是科學史上各個時期最具代表的科學家。而且在事實上，除了以上科學家之外，還會有其他許多科學家與儒學有著直接的關系，比如，大多數官吏科學家必然要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一些道教、佛教科學家，在他們的成長過程中，在他們的科學研究中，也會與儒家思想有著這樣或那樣的關系。

古代科學家與儒學的這種關系，與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有關。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古代中國人自小都學習過儒家經典。儒家經典是古代文化的載體，學習文化知識，不能不學習儒家經典；同時，儒家經典是培養理想人格的教科書，要成為有道德的人，也不能不學習儒家經典。而且，儒家經典是古代科舉考試的重要內容，要進入仕途，也必須學習儒家經典。古代的絕大多數科學家當然也不例外。而且在社會交往中，古代科學家大都免不了與儒士交往。從家庭成員到老師，以至朋友同事，總會有儒家學者，或者有儒家背景的文人學士。宋朝時期的法醫學家宋慈，先是師從朱熹弟子吳雉，又經常向朱熹弟子楊方、黃干、李方子、蔡淵、蔡沈等學習。入太學時，他的文章得到著名理學家真德秀的賞識，并拜師受學。清代科學家梅文鼎，他的父親就是飽讀儒家經典的書生；后來，他又與著名經學家朱彝尊、閻若璩、萬斯同以及清初儒家李光地、著名儒家黃宗羲之子黃百家等等有過密切的交往；他的許多思想，包括一些科學思想的形成都或多或少地與他所交往過的儒家學者有關。又比如，清代的數學家李銳，曾師從于著名經學家錢大昕，在數學研究上與經學家焦循多有交往，與焦循、汪萊一起被稱為“談天三友”[]。

中國古代科學家在成長的過程中、在社會交往以及學術交往中，大都處于儒家文化的氛圍之中，儒家文化是他們心靈、思想、學識、情感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從而使得中國古代科學家帶有明顯的儒學化特征。他們大都具有儒家的價值觀念和道德品質，具備深厚的儒家文化知識，對儒家經典有著濃厚的學術情趣，以至于在他們的科學研究中，或是包含著對儒學的研究，或是運用了儒家經典的知識，或是蘊涵著儒家的情懷。

二．儒學化的古代科學研究

在儒家文化為主流的中國傳統文化背景下，不僅科學家的價值觀念、人格素質、知識學問要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而且在科學研究中，科學家的科研動機、基礎知識乃至科研方法，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學的影響。

（1）儒家的價值觀影響科學研究的動機

古代科學家研究科技的動機大致有三：其一，出于國計民生的需要；其二，出于“仁”、“孝”之德；其三，出于經學的目的。

古代科學家研究科學的動機首先出于國計民生的需要。北魏時期的農學家賈思勰在其所著的《齊民要術》中對此有很好的論述。該書的“序”在闡述作者研究農學的目的時說：“蓋神農為耒耜，以利天下。堯命四子，敬授民時。舜命后稷，食為政首。禹制土地，萬國作乂。殷周之盛。《詩》、《書》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他還舉了許多例子：“耿壽昌之常平倉，桑弘羊之均輸法，益國利民，不朽之術也”；“任延、王景，乃令鑄作田器，教之墾辟，歲歲開廣，百姓充給”；“皇甫隆乃教作耬、犁，所省庸力過半，得谷加五”；“《書》曰：稼穡之艱難。《孝經》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論語》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這些論述無非是要說明他撰著《齊民要術》的目的在于“益國利民”，為的是國計民生。元朝時期農學家的王禎在所著《農書》的“自序”中說：“農，天下之大本也。一夫不耕，或授之饑；一女不織，或授之寒。古先圣哲，敬民事也，首重農，其教民耕織、種植、畜養，至纖至悉。”他撰著《農書》的目的也在于國計民生。中國古代科技之所以在數學、天文學、地理學、醫學和農學這些學科較為發達，概由于當時這些學科與國計民生密切相關。數學以解決實際問題為基本框架和內容，其中所涉及的問題大都與國計民生有關；天文學講“敬授民時”，地理學講治國安邦，醫學講治病救人，也都與國計民生相關聯。

古代科學家研究科學的另一個動機是出于“仁”、“孝”之德。東漢時期醫學家張仲景研究醫學，旨在“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中以保身長全，以養其生”，在于“愛人知物”、“愛躬知己”[]。魏晉時期醫學家皇甫謐在所著《針灸甲乙經》的“序”中說：“若不精通于醫道，雖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涂地，無以濟之，此固圣賢所以精思極論盡其理也。”可見，他研究醫學的動機在于落實“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唐朝時期的醫學家孫思邈也在所著《備急千金要方》“本序”中指出：“君親有疾不能療之者，非忠孝也。”金代醫學家張從正更是明確把自己的醫學著作定名為《儒門事親》，以表明他研究醫學的動機在于“事親”。事實上，科學研究的動機出于國計民生的需要與出于“仁”、“孝”之德，這二者是一致的，關注國計民生是“仁”、“孝”之德的進一步推廣；所以，那些出于國計民生的需要的科學研究，同樣也是出于“仁”、“孝”之德。

除此之外，古代科學家研究科學還有一個動機，這就是經學的動機。古代數學家大都把自己的數學研究與《周易》、《周禮》的“九數”以及儒家的“六藝”聯系在一起。魏晉時期數學家劉徽在所撰《九章算術注》“序”中說：“昔在包犧氏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九九之數，以合六爻之變”，“周公制禮而有九數，九數之流，則《九章》是矣”；《孫子算經》認為數學是“六藝之綱紀”，能夠“窮道德之理，究性命之情”；唐朝時期的數學家王孝通在《上緝古算經表》中說：“臣聞九疇載敘，紀法著于彝倫；六藝成功，數術參于造化”；這一切都是為了說明他們研究數學是對儒家經學的繼承和發揮。宋朝時期的數學家秦九韶在《數書九章》的“序”中認為，數學“大則可以通神明、順性命，小則可以經世務、類萬物”，元朝時期的數學家朱世杰在《四元玉鑒》“卷首”中認為，數學“以明理為務，必達乘除升降進退之理，乃盡性窮神之學”，這里講“通神明、順性命”以及“明理”，無非是要說明數學與理學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而他們的數學研究的動機也正在于此。事實上，宋代以后的科學家較多地把科學研究與求“自然之理”聯系在一起，所謂“數理”、“歷理”、“物理”、“醫理”之類；在他們看來，當時所謂的“自然之理”是包含在儒家“大道”中的“小道”，正如朱熹所言，“小道亦是道理”[]，所以，研究科學也是為了闡發儒家的道理。

從根本上說，古代科學家研究科學的以上三種動機都是圍繞著儒家的價值觀而展開的。出于國計民生的需要，就是為了落實儒家的民本思想；出于“仁”、“孝”之德，就是實踐儒家的仁愛理念；出于經學的目的，就是要發揮儒家之道。因此，古代科學家的研究科學的動機最終都源自儒家的價值觀。

（2）儒家經典成為科學研究的知識基礎

科學研究需要有相當的知識基礎和專業基礎，而在儒家文化占主流的背景下，大多數科學家的基礎知識甚至一些專業基礎知識最初都是從儒家經典中獲得的。儒家經典中包含了豐富的科技知識。就古代數學、天文學、地理學、醫藥學和農學五大學科而言，《周易》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數學知識，《詩經》、《尚書•堯典》、《大戴禮記•夏小正》、《禮記•月令》以及《春秋》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天文學的知識，《尚書•禹貢》、《周禮•夏官司馬•職方》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地理學知識，《周易》、《禮記•月令》等著作中包含了與醫學有關的知識，《詩經》、《大戴禮記•夏小正》、《禮記•月令》等著作中包含有農學知識。應當說，儒家經典中具備了古代科學家從事科學研究所需要的基礎知識以及一些專業基礎知識。因此，儒家經典中的科技知識，實際上成為許多科學家的知識背景，成為他們的知識結構中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

古代許多科學家的科學研究正是在儒家經典中所獲得的科學知識的基礎上，經過自己的進一步研究、發揮和提高，從而在科學上做出了貢獻。從一些科學家的科學研究過程以及他們所撰著的科學著作中，可以發現，他們的科學研究與儒家經典中的知識密切相關，在一定程度上是對儒家經典中某些知識的發揮和提高。

古代數學家必定要講《周易》。魏晉時期的著名數學家劉徽在為《九章算術》作注時說：“徽幼習《九章》，長再詳覽，觀陰陽之割裂，總算術之根源。探賾之暇，遂悟其意。是以敢竭頑魯，采其所見，為之作注。”[]也就是說，他是通過《周易》的陰陽之說“總算術之根源”，從而明白《九章算術》之意，并為《九章算術》作注。宋元時期的數學家講河圖洛書、八卦九疇。宋代著名的數學家秦九韶對《周易》揲蓍之法中的數學問題進行研究，從而引伸出一次同余組的解法，即“大衍求一術”，被認為達到了當時世界數學的最高水平；又有數學家楊輝對“洛書”的三階縱橫圖進行研究，直至對十階縱橫圖的研究；還有元代著名數學家朱世杰撰《四元玉鑒》，運用《周易》概念論述了多元高次方程組的求解問題，被美國科學史家喬治•薩頓稱為“中國數學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同時也是中世紀最杰出的數學著作之一”[]。

古代天文學家必定要以《尚書•堯典》為依據，同時結合《大戴禮記•夏小正》、《禮記•月令》、《詩經》、《春秋》“經傳”等儒家經典中有關天象的紀錄和天文知識，進行研究，同時，古代天文學家在編制歷法時也經常運用《周易》中的概念。李約瑟說：“天文和歷法一直是‘正統’的儒家之學。”[]充分揭示了中國古代天文學與儒學的關系。由于古代的天文歷法研究需要涉及大量的儒家經典，所以，在歷史上，大多數天文歷法家都是飽讀儒家經典的儒者，從漢唐時期的張衡、虞喜、何承天、祖沖之、劉焯到宋元時期的蘇頌、沈括、黃裳、郭守敬，這些著名的天文歷法家都曾經讀過大量的儒家經典，他們所撰著的天文歷法方面的著作采納了儒家經典中大量的天文學知識。

古代的地理學則不可能不講《尚書•禹貢》、《周禮•夏官司馬•職方》。東漢的班固所撰《漢書•地理志》輯錄了《尚書•禹貢》的全文和《周禮•夏官司馬•職方》的內容；魏晉時期的地圖學家裴秀所制《禹貢地域圖》主要是根據《尚書•禹貢》。此后的地理學家酈道元、賈耽、杜佑、李吉甫都無不通曉《尚書•禹貢》，并以此作為地理學研究的基本材料。

在農學方面，《周易》的“三才之道”是古代農學研究的思想基礎。而且，以《禮記•月令》為基本框架的月令式農書是古代重要的農書類型，先是有東漢的崔寔撰《四民月令》，又有唐朝韓鄂撰《四時纂要》，后來還有元朝的魯明善撰《農桑衣食撮要》，等等。即使是其它類型的農書，其中也包含了大量從《詩經》、《尚書》、《周禮》、《禮記•月令》、《爾雅》等儒家經典中引述而來的農學知識。

當然，作為科學家，他們的知識并不只是從儒家經典中所獲得的那一部分科學知識，他們還擁有從前人的科技著作以及其它著作中獲取的知識，更重要的，還有他們的經驗知識以及他們通過科學研究所獲得的知識。但無論如何，在他們的知識結構中，從儒家經典中所獲得的知識是他們進行科學研究最基礎的同時也是最重要的知識。

（3）儒家的經學方法成為重要的科學研究方法

在儒家文化的背景下，科學家在研究科學時，不僅研究動機與儒家思想有關，所運用的知識中包含著從儒家經典中所獲得的知識，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與儒學的經學方法相一致。

中國古代科學家的科學研究往往是以讀書為起點，然后用經驗知識驗證前人的理論和觀點，并作適當的發揮、詮釋和概括。與這樣的研究程序相關，科學研究首先要求廣泛地讀書，博覽群書，其中也必然包括儒家經典，這就是“博學以文”。在此基礎上，科學家還要用親身的實踐對前人的知識進行驗證，尤其是地理學家、醫藥學家、農學家更是如此，這就要求“實事求是”。因此，古代科學著作有不少都是對以往科技知識的整理和總結。

古代的科學研究由于與儒家的經學研究有許多相似之處，都是圍繞著前人的著作而展開的，所以一直有尊崇經典的傳統。古代科學家首先必須尊崇儒家經典，尤其是包含科技知識的那些儒家經典，《詩經》、《尚書•堯典》、《尚書•禹貢》、《大戴禮記•夏小正》、《禮記•月令》、《周禮》、《周易》以及《春秋》“經傳”等都是古代科學家所必須尊崇的經典。此外，科學中的各個學科也都有各自的經典：數學上有“算經十書”，包括《周髀算經》、《九章算術》、《海島算經》、《五曹算經》、《孫子算經》、《夏侯陽算經》、《張丘建算經》、《五經算術》、《綴術》、《緝古算經》；天文學上有《周髀算經》、《甘石星經》等；地理學上有《山海經》、《水經》等；醫學上有《黃帝內經》、《神農本草經》、《難經》、《脈經》、《針灸甲乙經》等；農學上有《氾勝之書》、《齊民要術》、《耒耜經》等等。這些經典是各學科的科學家所必須尊崇的。

由于尊崇經典，所以科學研究只是在經典所涉及的范圍內展開，只是在對經典的詮釋過程中有所發揮。先有《九章算術》，后有《九章算術注》；先有《水經》，后有《水經注》；先有《神農本草經》，后有《神農本草經集注》，諸如此類。這與儒學的經學方法是一致的。尤其是，明清之際，西方科學傳到中國，當時中國的科學家大都持“西學中源”的觀點，并且采取引中國古代經典解釋西方科學的方法進行研究。這一科學研究方式依然是承襲了儒學的經學方法。[]

三．儒家文化對古代科技特征的影響

由于古代科學家的科研動機、知識基礎以及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因而中國古代科技所具有的實用性、經驗性和繼承性的特征，事實上也與儒家文化有著密切的關系。

在儒家文化的影響下，古代科學家進行科學研究的重要動機之一在于滿足國計民生的需要，所以，大多數具有儒家價值理念的科學家在研究科技時，所注重的主要是科技的實際功用，這就決定了中國古代科技的實用特征，富有務實精神。雖然也曾有一些科學家對純科學的問題進行過研究，但在總體上看，古代科技的實用性特征是相當明顯的，是主要的。在論及中國古代數學史上最重要的經典著作《九章算術》與儒家文化的關系時，中國數學史家錢寶琮先生說：“《九章算術》的編纂者似乎認為：所有具體問題得到解答已盡‘算術’的能事，不討論抽象的數學理論無害為‘算術’；掌握數學知識的人應該滿足于能夠解答生活實踐中提出的應用問題，數學的理論雖屬可知，但很難全部搞清楚，學者應該有適可而止的態度。這種重視感性認識而忽視理性認識的見解，雖不能證明它淵源于荀卿，但與荀卿思想十分類似。”[]如果對于中國古代數學發展具有重要影響的《九章算術》，其實用性的特征是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那么，整個古代數學的發展與儒家文化的密切聯系，也就不言而喻的了。除此之外，中國古代的天文學、地理學、醫學和農學的實用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也與儒家文化的務實精神有著直接的關系。

與實用性特征相聯系，古代科學家較為強調感覺經驗，注重經驗性的描述，因而使古代科技帶有明顯的經驗性。在科學理論上，則主要是運用某些現成的、普遍適用的儒家理論以及諸如“氣”、“陰陽”、“五行”、“八卦”、“理”之類的概念，經過思維的加工和變換，對自然現象加以抽象的、思辯的解釋，只注重定性分析，而不注重定量分析。其結果是，科學研究僅僅停留在經驗的層面上。比如，唐朝時期的天文學家僧一行，他在天文儀器制造、天文觀測等諸方面多有貢獻，他所編制的“大衍歷”是當時最好的歷法。然而，他在解釋他的“大衍歷”時則說：“《易》：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天數始于一，地數始于二，合二始以位剛柔。天數終于九，地數終于十，合二終以紀閏余。天數中于五，地數中于六，合二中以通律歷。……故爻數通乎六十，策數行乎二百四十。是以大衍為天地之樞，如環之無端，蓋律歷之大紀也。”[]再比如，宋代科學家沈括在解釋黃河中下游陜縣以西黃土高原成因時，他說：“今關、陜以西，水行地中，不減百余尺，其泥歲東流，皆為大陸之土，此理必然。”[]他還說：“五運六氣，冬寒夏暑，旸雨電雹，鬼靈厭蠱，甘苦寒溫之節，后先勝復之用，此天理也。”[]由于停留在經驗性的描述和思辯性的解釋上，科學在理論上相對較為薄弱。

由于古代科學家的科學研究較多地受到儒家經學方法的影響，因此對科學家來說，不僅儒家思想是不可違背的，而且，各門學科的“經典”也是不可違背的。這種崇尚經典的學風使得后來的科學家在科學研究中更多的是對前人著作中的科學知識和科學理論的繼承、沿襲或注疏、詮釋，并在此基礎上有所補充、改進。因此，古代的科學著作大都少不了引經據典，廣泛吸取前人的多方面、多學科的知識，因而表現出明顯的繼承性。即使有所創新和發展，也主要是在既定的框架內做出適當的改變和發揮。

中國古代科技的實用性、經驗性和繼承性的特征實際上正是在科技的層面上對儒家思想的延伸和展開。由于要實踐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技重視實用，重視經驗，在實用科技方面較有優勢，而在科學理論上則相對薄弱；同時，又是由于要尊崇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學家總是把自己的研究與儒家學說、儒家經典聯系在一起，重視知識的積累，表現出明顯的繼承性。由此可見，中國古代科技的特征與儒家思想密切相關，儒家文化對于中國古代科技特征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響。

綜上所述，在以儒家文化為主流的中國傳統文化背景下，中國古代科技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甚至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中國古代的科學家大都是儒學化的科學家，中國古代的科學研究大都是儒學化的研究，中國古代科技大體上帶有明顯的儒學特征，中國古代的科學是儒學化的科學。

參考文獻：

[1][英]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一卷）總論[M]．北京：科學出版社．1975．3．

[2]杜石然．中國古代科學家傳記[M]．北京：科學出版社．1992．

[3]金秋鵬．中國科學技術史•人物卷[M]．北京：科學出版社．1998．

[4]晉書•虞喜傳[A]．中華書局本．

[5]宋書•何承天傳[A]．中華書局本．

[6]南史•祖沖之傳[A]．中華書局本．

[7][清]阮元．疇人傳•李銳[A]．北京：商務印書館．1955．

[8][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序[A]．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9][唐]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本序[A]．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0][宋]黎靖德．朱子語類[Z]．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49．

[11][晉]劉徽．九章算術注•序[A]．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2]杜石然．朱世杰研究[A]．宋元數學史論文集[C]．北京：科學出版社．1966．

[13]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四卷）天學[M]．北京：科學出版社．1975．2．

[14]樂愛國．從儒家文化的角度看西學中源說的形成[J]．自然辯證法研究，2002（10）．

[15]錢寶琮．九章算術及其劉徽注與哲學思想的關系[A]．錢寶琮科學史論文選集[C]．北京：科學出版社．1983．

篇3

我國實行以后，形成了一家一戶的分散的小農經濟，這是制約我國農業科技信息服務成效的重要因素。日本農村也是以家庭經營為主的小農生產，但是日本的農業科技信息服務效率較高。完善的農業科技信息服務保障體系是提高農業科技信息服務成效的重要條件。研究日本農業科技信息服務保障體系的特點，對于進一步完善我國農業科技信息服務保障體系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一、日本農業科技信息服務保障體系特點

1.日本政府重視農村通信基礎設施建設

日本歷屆政府都十分重視農村的通訊、廣播、電視等通信基礎設施的建設。尤其鄉鎮級以及地方綜合農協在信息通訊設施建設方面發展迅速。日本農村除了有線電視和電話、報紙等媒體很普及外，計算機也很普及。日本農戶購買微機可得到一定補助，政府所派的普及改良員除了教農民農業技術以外，還舉辦各類培訓班，承擔了面對農民的微機教學工作，促進了農村計算機的普及與應用。日本農民獲得信息的媒介渠道主要有以有線電視、計算機、傳真機為主3種形式，適應于不同經濟實力、人口密度、距離的不同地域。1994年，日本開始實施一項稱為“高度信息化農村系統”的計劃，直接服務于農民。目前，日本農林水產省正在制定一項名為“21世紀農林水產領域信息化戰略”的計劃，計劃的基本思路是大力充實農村的信息通信基礎設施，以建立發達的通信網絡。

2.日本政府重視農業科技信息網絡化建設

日本政府很重視農業科技信息網絡化建設，平均每個縣至少有一個與網絡相關的農業信息中心。跨入21世紀后，日本積極實施農業IT戰略，推進農業信息數字化，開發普及了氣象、病蟲害防治、農技、栽培等各類基礎數據庫。90年代初，日本建立了農業技術信息服務全國聯機網絡，即電信電話公司的實時管理系統（DRESS），其大型電子計算機可收集、處理、貯存和傳遞來自全國各地的農業技術信息。每個縣都設有DRESS分中心，可迅速得到有關信息，并隨時交換信息。日本現在已將29個國立農業科研機構、381個地方農業研究機構及571個地方農業改良普及中心全部聯網，其中，571個地方農業改良普及中心與農協或農戶之間可以進行雙向的網上咨詢。

3.政府從法律、政策、資金方面予以大力扶持

法律先行，政策配套，資金扶持。日本政府公布了一系列農業科技信息服務方面的法律，如2000年11月正式公布了“高度信息通訊網絡社會形成基本法”(簡稱“IT基本法”)，旨在通過建設高度信息化的通訊網絡和公共服務體系，為實施農業領域的IT戰略和加快農業科技信息傳播提供了法律保障。日本政府還制定了一系列發展農村信息化的政策，如在農村盡快普及因特網，向農村開放提供國立農業科研機構的研究開發成果等信息。在資金方面也予以大力扶持，日本各地域的農村信息服務系統由政府投資。

4.重視農民的信息素質教育

日本農民繼續教育體系完備，包括民間研修教育機構、農林水產省農業大學校、就農準備校等，這些院校對提高農民信息素質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日本農業科研機構都承擔了對農民進行計算機及網絡知識等信息素質培訓的職能，政府每年在全國各地經常舉辦面向所有居民的網絡與計算機培訓班。

二、對我國農業科技信息服務保障體系建設的借鑒

1.加強我國農村通信基礎設施的建設

加強我國農村通信基礎設施的建設，包括農村的通訊、廣播、電視等信息傳播的硬件設施。由于國家財力有限，如日本般在農村普及電腦及因特網尚不現實，但因地制宜，根據各地經濟條件及地域信息化水平的不同，形成以計算機、有線電視、廣播、電話等為主的各種傳播形式，是切實可行的。

根據我國國情，在農村普及有線電視是個很有效的途徑。很多農業類電視節目，本應是直接為農民服務的。可是由于條件所限，農民僅靠接收天線收看不到此類有線電視才能收到的節目。有線電視能不能通到農村，是農業科技信息能否有效傳播到農民手中的重要條件之一。因為，農民買電腦，上寬帶網絡還只能是極少數富裕地區農民能辦到的事，絕大多數地區農民尚難以接觸，即便能去網吧，又因為缺少相應的計算機應用及網絡知識而不能得到相關農業科技信息。報紙在農村的訂閱率也很低，農民只有極少數是通過報紙來獲得農業科技信息的。農民接觸最多的傳播媒體就是電視和廣播，相比較而言，電視的受歡迎率又遠勝過廣播，因此，通過電視這一最有效最普及的媒體傳播方式，把適用農業科技信息及時告知農民，是很有可行價值的。地方市縣電視臺由于技術及信息的限制，很難制作出較高水平的農業類電視節目，而有線電視中央七套及各省電視臺的農村頻道節目制作水平很高，信息來源較廣，且有價值的新信息較多，問題在于農民接收不到。因此，解決問題的癥結就在能否讓有線電視深入農村，惠及農民，從而使一些優秀的農業類電視節目能真正發揮其作用，擴大農民接觸農業信息的視野，為農業科技信息的有效傳播創造條件。

目前，農村已能安裝有線電視接收系統，但門坎較高，且收費不一致。據調查，豫北某縣有線電視初裝費是150元，年使用費100元；安裝無線數字電視機頂盒，所收臺比接有線還要多，機頂盒的價格是200元左右，年使用費是120元。豫東某縣有線電視初裝費是298元，年使用費100元；安裝無線數字電視機頂盒，機頂盒的價格是400元左右，年使用費是100元。農村信息化建設是實現農村現代化，建設新農村的有力支撐；農民是弱勢群體，收入較低，因此，政府應加大投資力度，盡量減免初裝費及年使用費，并嚴格要求各地費用統一，建立嚴格的獎懲機制，不使一些地方部門為了牟利，而隨意提高費用，影響有線電視的普及率，從而影響農村科技信息的傳播效率。

2.加強我國農業科技信息網絡化建設

借鑒日本的經驗，充分重視農業科技信息網絡化建設。目前，我國農業科技資源大多掌握在各級政府主辦的科研或普及機構手中，政府應協調這些機構間的數據庫資源建設及聯網，做好資源集成及共享工作，建立氣象、病蟲害防治、農技、栽培等各種農業科技信息數據庫。

目前，我國農業信息網絡發展很快，專業性農業網站越來越多，要按照國家“統籌規劃、國家主導、統一標準、聯合建設、互聯互通、資源共享”的信息化總方針，加快我國農業科技信息網絡化建設。統籌規劃全國農業科技信息網絡系統，特別是縣鄉（鎮）級農業科技信息服務系統。我國可將各級農業科研機構、農業科技信息中心及各地農業推廣中心全部聯網，取經日本，建立我國的農業科技信息實時管理系統，設置大型計算機收集、處理、貯存和傳遞來自全國各地、各部門的農業科技信息。在各縣鄉設分中心，農業從業者可迅速得到有關信息，并隨時交換信息。

3.重視政府在政策、完善法律、加強資金投入方面的扶持力度

我國的農業是弱勢產業，農民是弱勢群體，分散經營，他們需要政府在農業科技信息服務方面給予政策、法律、資金方面的支撐。借鑒日本的經驗，制定一系列農業科技信息服務政策，如信息標準化；農業科技信息免費提供；加強農業科技信息資源的集成共享；農業科技信息人才的培養、待遇、培訓政策；提高農民信息素質等一系列政策。同時，抓好農業科技信息服務相關法制、法規建設，結合我國農業科技成果信息服務的實際情況，從農業科技成果信息的采集到、傳播以及農業科技成果信息服務人員的培訓等方面出臺一套完整的法律，創造良好的服務環境，保證我國農業科技成果信息服務的健康快速發展。同時，加大政府投入力度，積極改善我國農業通信基礎設施及網絡化建設。

4.重視我國農民信息教育，提高農民信息素質

篇4

當前,認真學習和研究同志醫學科技倫理思想,對于促進我國醫學科學技術事業的發展,充分發揮醫學科學技術在促進經濟和社會發展、本論文由整理提供提高人民群眾身體素質中的作用,貫徹和落實科學發展觀,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同志醫學科技倫理思想內容十分豐富,我們認為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

一、客觀、公正地評價醫學科學技術的作用,重視醫學科學技術倫理問題隨著科學技術的快速發展,科學技術不斷運用于各個領域。在醫療衛生行業,科學技術越來越顯現出重要作用。一些高新技術不斷應用于疾病的診斷、治療和康復之中,為人類的健康本論文由整理提供帶來了福音。在新的歷史時期,醫學科學技術更深入、更快速地向前發展,對人類社會和人自身的發展產生更加深刻的影響。正如同志于2000年8月21日在第十六屆世界計算機大會開幕式上的講話中所指出:“20世紀,人類取得了輝煌的科技成就。從量子理論、相對論的創立,脫氧核糖核酸雙螺旋結構的發現,信息科學的誕生,到人類基因組序列‘工作框架圖’的繪就,世界科技發生的深刻的革命,社會生產力極大提高。可以預計,21世紀科學技術的進一步發展,特別是信息技術和生命科學的不斷突破,將對世界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產生更加深刻的影響。”[1]220“以分子生物學為核心的生物工程技術醞釀著新的重大突破,為農業、醫藥和人類健康開辟了全新的前景。”[2]同時,我們還應看到,高新醫學技術的運用也帶來了許多倫理問題,值得我們重視和研究,并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高新醫學技術的負面影響,充分發揮高新醫學技術在醫療工作中本論文由整理提供的重要作用,為人類的健康服務。2000年8月5日,同志在北戴河會見諾貝爾獎獲得者時的講話中強調:“信息科學和生命科學的發展,提出了涉及人自身尊嚴、健康、遺傳以及生態安全和環境保護等倫理問題。”“在21世紀,科技倫理的問題將越來越突出。”[3]這應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

二、醫學科學技術的發展必須為人類造福歷史經驗證明,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發展的重要動力,是人類社會進步的重要標志。科學技術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會引起生產力的深刻變革,人類社會的巨大進步。特別是知識經濟時代,科學技術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中所起的作用越來越明顯。因此,同志曾多次指出:促進經濟和社會各項事業的發展是科技工作的重要任務,“以知識造福于人民,是科技工作者的光榮責任。”[1]601995年5月26日,他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科技工作要始終把經濟建設作為主戰場,把攻克國民經濟發展中迫切本論文由整理提供需要解決的關鍵問題作為主要任務。”[4]“要十分重視解決環境保護、資源合理開發利用、減災防災、人口控制、人民健康等社會發展領域的科技問題,為改善生態環境、提高人民的生活質量和健康水平作出貢獻,促進經濟和社會的持續協調發展。”[1]54防病治病,促進人們的健康是醫學的根本目的。高新醫學技術的運用是實現醫學目的的重要手段,要使高新醫學技術發揮積極作用,必須樹立正確的價值取向。

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操作、運用高新醫學技術的醫務人員必須具備為病人服務的崇高品德。因此,應對醫務人員加強醫學道德教育,提高其思想覺悟和道德水平,真正樹立為病人服務的思想,做到以病人為中心,從而有利于醫務人員從病人的利益出發,克服醫學技術主義至上的觀念,更加注重人文關懷,貫徹和落實生物-社會-心理醫學模式。

因此,在發展、運用醫學科學技術過程中,必須始終強調醫學科學技術為人類服務的思想,始終堅持以人為本的原則。“比如,基因工程可能導致基因歧視,網絡技術涉及國家安全、企業經營秘密以及個人隱私權的危險,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和本論文由整理提供基因治療、克隆技術的適用范圍等問題,引起了人們的高度關注。有的國家利用高技術成果提高自己的軍事實力,在世界或地區范圍內謀取霸權,干涉他國內政……科學技術本身難以做到這一點。

在21世紀,科技倫理的問題將越來越突出。核心問題是“科學技術進步應服務于全人類,服務于世界和平、發展與進步的崇高事業,而不能危害人類自身。”[5]2000年5月17日,同志在接受美國《科學》雜志主編埃利斯•魯賓斯坦專訪時的談話中又強調:“生物技術,尤其是對基因的研究,必將給人類帶來福音。”“防止基因歧視、保護個人隱私、貫徹知情選擇和實現公正原則,都是我們十分關注的問題。科學自由的原則一定要堅持,但科學的發展要為人類服務,不能危害人類自身。”[1]1862000年6月28日,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同志再次強調:“人類基因組計劃是人類科學史上的偉大科學工程,它對于人類認識自身,推動生命科學、醫學以及制藥產業等的發展,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經過全球科學界的共同努力,人類基因組序列的‘工作框架圖’已經繪就,這是該計劃實施進程中的一個重要里程碑。人類基因組序列是全人類的共同本論文由整理提供財富,應該用來為全人類造福。”[1]

三、尊重醫學科技工作者的勞動成果,保護知識產權醫學科技工作者是發展醫學科技的主導力量,他們為醫學科學技術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其勞動必須得到社會的承認,其人格必須受到人們的尊重,其成果應受到保護。

這也是“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具體體現。在這個問題上,同志為我們作出了榜樣,他多次要求對那些在科技方面作出突出貢獻的科學家和技術人員給予精神上和物質上的鼓勵。1991年10月8日,他在農業科學家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對一些科學家給予充分肯定。“實踐證明,摩爾根對遺傳學的貢獻是不能否定的。”[1]2910月16日,在授予錢學森同志“國家杰出科學家”榮譽稱號儀式上的講話中,對錢學森在科學研究領域作出的杰出貢獻表示熱烈祝賀,并借此機會向為祖國社會主義建設作出巨大貢獻的廣大科技工作者,表示親切慰問和衷心感謝本論文由整理提供。1996年12月9日,在全國衛生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對建國以來在醫學科技和衛生服務方面作出突出貢獻的代表人物給予高度贊揚。2000年6月28日,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對為人類基因組序列作出貢獻的科學家給予高度評價。

做好知識產權保護是尊重科技工作者勞動成果的重要舉措,也是科技倫理的一項內容。“技術轉讓和保護知識產權,已成為當今國際經濟技術合作關系中的重要問題……科學技術,總是要同世界各國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才能取得更快更大的進步。”[1]55“建立和完善高尚的科學倫理,尊重并合理保護知識產權,對科學技術的研究和利用實行符合各國人民共同利益的政策引導,是21世紀人們應該注重解決的一個重大問題。”

[1]217加強國際合作是促進科技進步的重要途徑之一。近年來,我國在環境保護、生物工程、基因技術、信息科學等領域加強了國際合作本論文由整理提供,取得了巨大成就。在與國外科學技術的交流中,同志多次強調要堅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倫理原則。由于各國基礎、自然環境、人口特征、文化教育狀況等的不同,科技發展的程度差距很大,各有特點,各有優勢,各國應互相學習,共同發展,共同進步。所以,在科技交往過程中,“我們應當充分尊重他人的知識產權,同時又要善于保護自己的知識產權。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則基礎上開展國際合作。

至于遺傳資源問題,中國在1998年6月了《人類遺傳資源管理暫行辦法》,其出發點是在該原則下促進國際合作和交流。中國政府鼓勵中國科學家與國外同行在這一領域進行合作,所限制的只是少數個人和公司以科研名義采集標本從事商業活動。”

[1]186-1872000年10月11日,同志國際工程科技大會上的講話中又重申,在堅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原則下,搞好科技領域國際合作問題。指出全球氣候變化、大氣和水體污染、土地荒漠化、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因特網上虛假有害信息的防范等問題,都需要通過加強工程科技的國際合作來促進解決。我國將堅定不移地實施可持續發本論文由整理提供展戰略,加強與世界各國的合作,更好地保護中國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的生存環境,使我們的子孫后代擁有一個更為美好的發展空間[1]227-228。

四、誠信、求實創新、拼搏奉獻、團結協作,是醫學科學技術發展的內在要求,也是醫學科學研究中必須遵循的道德規范誠信,是科學研究中必須遵循的一個基本道德規范,是科技發展進步的內在保證。誠信,在科技領域,也就是要具備科學精神。而“科學精神的精髓是實事求是。科技工作者應該率先垂范,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加強科學道德建設,克服急于事功的浮躁心態,反對一切弄虛作假行為,努力成為先進文化的實踐者。”超級秘書網

[6]同樣,一個人要想在科學研究中取得一定的成績,必須“要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大力弘揚愛國主義精神、求實新精神、拼搏奉獻精神、團結協作精神。這四種精神,是我國數代科技工作者崇高品質的結晶,也是科技事業繁榮的重要保證,要作為科技界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發揚光大。”

具體來講,“求實是科本論文由整理提供學之本,創新是科技發展的生命力所在。科學研究來不得半點虛假,必須以求實的態度,尊重客觀規律,探索真理,開拓創新……團結協作是社會化生產條件下科學技術研究活動的內在要求。在科學技術工作中,既要倡導學術上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又要提倡相互尊重,團結合作,取長補短,發揮集體優勢,協同公關。”[1]60-61只有這樣,才能徹底消除科技行業中可能出現的弄虛作等不正之風,科技才能取得更大進步。

參考文獻:

[1].論科學技術[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

[2].文選(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36.

篇5

科技史是伴隨著科學技術的產生和發展而出現的一門源遠流長的人文學科。它首先是在科學家專業群體中產生的，它不僅較為全面地反映了科學技術艱難曲折的發展歷程，而且還集中地體現了科學家求真務實的獨特和珍貴的人文精神。科技史與歷史的關系不只是部分與整體的單純形式關系，其中包含極為豐富的思想文化內涵。理解和把握二者之間的關系，不僅對科技史自身基礎理論建設，而且對傳統歷史學思想和方法的發展具有極為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尤其在帝王將相主宰歷史的中國社會，它還將超出歷史學科本身，對未來的思想文化與社會發展產生廣泛和深遠的影響。

一、“存在”視域中的本體論關系

歷史首先是一種存在。然而它并不是某種可以直觀地呈現在物理空間中的物質實體，而是一種呈現在時間關系中的屬性存在。時間是歷史所以存在的前提，如果不是引入時間尺度，則任何實體都將只有現在而不會有過去和未來；實體是歷史所以存在的基礎，如果沒有實體在時間中的變化，則所有的時間都將會聚成為現在。歷史之所以能夠被識別而成為一種存在，正是由于實體在時間中所發生的某種變化。也正是由于這樣一種原因，歷史又表現為一種特殊的否定性存在，它不能夠像科學家在實驗室中所處理的物質實體那樣重復發生。一切事物和現象稍縱即逝而成為一種歷史。

現代哲學拒斥本體論問題，所以西方的歷史學家們大都是歷史的不可知論者，他們習慣于懸置存在問題，從而使得西方的歷史概念重“史”輕“歷”。《新不列顛百科全書》是這樣解釋歷史的：歷史“是一門研究事件（影響國家和民族的事件）的編年紀錄之學科，它奠定于對原始史料的考證之上，并對這些事件的緣由做出解釋。”[1]與西方不同，經驗形態的中國哲學還沒有能力給歷史學家提供太多的理性教條。所以中國的歷史概念是尊“史”重“歷”。中國是一個具有五千年文明的歷史大國。國內目前流行的工具書基本上反映了國人的歷史概念。《辭海》認為，廣義的歷史“泛指一切事物的發展過程，包括自然史與社會史”，而狹義的歷史“通常指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它們“是史學研究的對象”，而“一般說來，關于歷史的記述和闡釋，也稱為歷史。”[2]可見中國人首先考慮的是存在，其次才是關于存在的描述。這是一種直觀的和樸素的實體中心主義的歷史概念。雖然它在本體論上作出了一種承諾，然而濃厚的經驗色彩則束縛了其歷史視野，限制了中國人的歷史空間。比較起來，《現代漢語詞典》表述要更為全面，它認為歷史是“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也指某種事物的發展過程和經歷”。[3]盡管它還是一種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唯像描述，卻畢竟意識到了在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之外還存在某種東西，只是沒有明確表明自然界與人類社會的相互作用。

歷史是一種時間性的屬性存在，它表現為某種流變的過程。從實體方面來看，歷史過程的主體包括自然界與人類社會；而從關系方面來看，則歷史過程還要包括自然界與人類社會的相互作用：它一方面表現為自然界對人類的統治和奴役，另一方面則表現為人類擺脫種種奴役而在自然界中的解放。而且只有這種相互作用才能夠更深刻地體現歷史在時間中流變的本質。當然，這里并不是說沒有人類社會就沒有自然界中所發生的那些變化，而是說自然界中所發生的一切變化都只有借助于這一相互作用才能夠被識別從而成為我們通常所說的歷史。創生人類的那個所謂純粹的自然界也是立足于這一相互作用獲得的經驗經由推測而成為歷史的。所以從實踐本體論的觀點看，一部完整的歷史應當包括自然界、人類社會以及二者之間的相互作用這樣三個方面。這種歷史概念不僅超越了實體中心主義思想的束縛，消除了自然與人類、科學與人文之間的兩極對立，更重要的是把人類的歷史觀從人類社會內部的爾虞我詐、互相殘殺提升到了人類在自然界中尋求解放的共同事業中。

科技史從屬于歷史，它是自然界與人類社會相互作用的產物。所以它既不能夠被錯誤地歸結為自然史，也不能夠被簡單地歸結為社會史。自然史是指獨立于人類的那個外在的和天然的自然界在時間中的演變過程，包括宇宙史，天體史，地球史，動物史，植物史等許多具體分支。它們首先是科學研究的對象，其次才能成為史學研究的對象。自然史的史料絕大部分來源于科學活動，它所以能夠成為我們所謂的歷史，是由科學研究加以確認的。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在自然史研究領域中，科學與史學是直接合一的。正是由于這樣的原因，自然史也日益成為人類科學研究的一部分，甚至有人還把它看成科技史的一部分，這當然就更是錯誤的。社會史是指內在于人類自身的那個由人際關系所關聯起來的社會在時間中的演變過程，它包括家庭史、家族史、民族史、國別史、世界史等眾多的分支。它們首先在人類的感知中直接成為歷史，而后才被納入到歷史科學中。許多人認為，科技人員是屬于社會的，科學活動也是在社會中展開的，所以他們把科技史也看成社會史的一部分，這就未免失之淺薄了。因為我們也可以在同樣的意義上接著講，科技人員是屬于自然的，科學活動也是在自然界中展開的，所以科技史也是自然史的一個部分。事實上，科技活動既不是一個簡單的自然過程，也不是一個純粹的社會過程。自然過程是一種相對自足的存在，而社會的意志性活動則無疑是對自然過程的一種否定。科技活動既是對以自由意志作為特征的社會非理性過程的一種否定，同時又是對自然理性的一種回歸。歷史正是通過自己的否定性在科技史中實現了它的自我認識。

科技史是歷史自我認識的一種高級形式。在歷史的本體論結構中，它處于自然史與社會史之間，隸屬于自然界與人類社會的相互作用范疇。人類社會所曾歷經的種種自然災難史，是自然界統治和奴役人類的歷史，正是它開啟了人類人化自然和人工自然的歷史，迫使人類走上了一條擺脫奴役、尋求解放的智慧之路。中國古代神話中的開天地、羿射九日、女媧補天等，就是人類人化自然思想的早期萌芽。從神話史開始，經過巫術史與宗教史，歷史在哲學史中開始了自己的理性認識，并最終在科學史與技術史中實現了它的自我認識。這里之所以說科技史實現了歷史的自我認識，是因為科技史不僅譜寫了自然界的歷史，而且開啟了人工自然的歷史，第一次在實證的意義上描繪了一幅完整、系統和詳細的歷史全景圖。如果說自然史所反映的是一個客觀規律支配的世界，社會史所記錄的是一個自由意志相互碰撞的世界，則科技史所描述的是一個介于自由意志與客觀規律之間的世界，是一個從自由意志走向客觀規律的過程，是人的自由意志與客觀規律的一種和諧與統一。它不僅關聯著自然界所發生的各種變化，而且直接關聯和影響著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

科學技術是人類精神回歸自然的一種方式，就其本質來說是關系的，而且它從自然界所呼喚出來的巨大的物質力量對現存的社會關系來說也確實具有一種革命的意義。科技人員是科技史的主體，從物質的和世俗的層面來看，他們同其所生活的社會具有廣泛和密切的聯系，而從精神的和超越的層面來看，他們則同社會的其他成員具有截然不同的價值取向與人生追求。這就使科技史表現出了一種濃厚的和不同尋常的人文精神。科學與技術首先是科技人員的一種生存方式，是他們修身養性的一種形式。這在歷史上最偉大的科學家和最杰出的能工巧匠身上表現得非常明顯。即使在現代為功利主義所主宰的所謂大科學和高技術社會中，真正的科技人員精神始終也還是面向自然而不是面向社會的。科學活動是這樣，技術活動也是這樣。所以，科技人員只有首先把自己的精神從社會人際關系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才能夠使他們的思想伸向自然界的深處，欣賞到絕大多數人所無法觀賞到的那種獨特景觀。這是在科技史的深處所隱藏的一條獨特和永恒的規律或法則。

二、思維“建構”中的認識論分析

歷史不僅是一種存在，而且是對存在的一種感知和描述。它是一種呈現在史料關系中的虛擬性存在。由于歷史事件的流變性和否定性特點，人們通常所能夠面對的就只能是關于歷史事件的各種回憶和記錄。事物和現象的稍縱即逝、不可重復性不可避免地把歷史史料推到歷史前臺，人們只能根據這些史料重構人類已經逝去了的歷史。在認識論的視野中，史料是歷史所以存在的前提和基礎，如果沒有保存下來的史料，就沒有任何可以知曉的歷史；構造是歷史之所以成為歷史的關鍵，如果沒有對于歷史史料的梳理，歷史就只能是一種僵死的文字堆積而不可能真正成為鮮活的歷史。歷史之所以能夠被表述成為一種存在，正是由于史料在梳理的過程中所呈現出來的某種內在一致性。也正是由于這樣一種原因，歷史又表現為一種可能性存在。它永遠也不可能達到絕對的真實，未來所發掘的新史料還將不斷地豐富、完善和修正人們頭腦中的歷史，有時甚至重構正在傳世的歷史。

歷史是一種呈現在史料中的摹本存在，它表現為某種史料之間的依存關系。傳統史學非常重視收集歷史史料。中文中的歷史與英文中的History雖然側重點有所不同，然而都同時指稱歷史過程與歷史記錄。司馬遷把自己所撰寫的從黃帝到漢武帝時代的中國歷史稱之為《史記》，而西方史學的奠基人希羅多德則把他描述希波戰爭的著作直接稱為《歷史》。歷史史料是一種客觀的存在。本來的歷史作為一種在時間和空間中曾經存在的具體事件已經煙消云散了，人們只能根據那些歷史記錄在客觀知識世界中再現那一去不復返了的歷史。從原則上講，史料在總體上應當內在、自足、唯一地蘊涵一種歷史。這種歷史無論同本來意義上的歷史有多大的差別，人們也只能、而且必須把它作為本來的歷史來追求。因為從認識論上講，史料之外的歷史是一個永遠也無法知道的、沒有任何意義的偽問題，其存在問題確實應當被懸置起來，不予理睬。然而史料之中的歷史可知性與真實性問題則全然不同，盡管這種記錄在史料中的歷史仍然保留了歷史自在之物的某些特點，但它卻絕不能夠繼續被懸置起來；否則，史學將喪失自己的客觀性和真實性追求而徹底蛻變成為一種文學。

歷史是一種被建構起來的可能性存在。歷史學家不僅需要考證和梳理歷史過程遺留在客觀知識世界中的種種歷史史料，而且還必須綜合各種史料在人們的精神世界中完整地再現一個感性具體的歷史過程。任何一種歷史都是在特定史料的基礎上被建構起來的。由于不同歷史學家所占有的具體史料不同，從而關于同一歷史過程的描述就必然會有所不同。同時歷史學家要超越有限的具體史料再現一個完整的歷史過程，就不能不依賴于某種合理的推測與說明，對于可疑的或存在爭議的具體史料還需要做出某種特殊的解釋，從而也就不可避免地讓不確定入史料的梳理過程中。它必然要不同程度地犧牲歷史的客觀性和真實性。所以，任何一種歷史所描述的事實上都只能是一個可能世界。然而這決不意味著在可能世界面前各種不同的歷史一定是平權的。建立在不同史料基礎上的兩種或兩種以上的歷史版本，其各自的競爭力與生命力一方面依賴于自己所賴以建立的史料本身的可靠性，另一方面則取決于它們相互之間的開放性及其對未來所出現的新的史料的包容性與適應性。把歷史的建構性推向極端的建構主義是對歷史的科學精神的一種反叛，在科技史中尤其不能認同。

首先，在形形的歷史史料中，科技史的史料具有其顯著的特點，其中歷史記錄與研究成果是同時保存的。科技史中不僅具有文字記載，而且同時具有與文字記載相應的思想成果和物質產品一起保存下來，里面有一些在我們今天的現實生活中還依然發揮著自己獨特的和不可替代的作用。一般的歷史事件過去了也就消失得無影無蹤了，除了當事人的回憶和記錄很難再找到其它的旁證。然而在科技史中，大凡是值得記錄下來的科技活動，就一定具有傳世的東西存在，其中不同程度地保存著當時的歷史，后人可以理性地加以解讀。牛頓與麥克斯韋早已經成為歷史，然而經典力學與經典電動力學仍然活躍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瓦特與法拉第也已經成為歷史，可是蒸氣機與電動機則繼續構成我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從這些鮮活的歷史史料中，人們可以見證到當時的歷史。當然文學史中也有類似的情況，然而文學作品的意義通常需要讀者結合自己所生活的時代加以闡發，而且不同的讀者往往具有不同的解讀，缺乏必要的確定性。科技產品則不同，它們的意義將由邏輯、符號與實物內在地和無歧義地規定在具體的概念、理論和產品中，從而永遠都是確定的與歷史的。盡管不乏一些后現代思想家熱衷于把科技產品作為文藝作品加以解讀，試圖闡發其中所蘊涵的思想解放意義及其社會顛覆作用，然而最終則還是無法撼動它們的科學意義。

其次，科技史的史料不僅有其歷史意義，而且同時還具有它的科學價值。科技史中不僅包含著人類科技活動的歷史記錄，而且包含著有關自然史乃至社會史方面極為豐富的歷史信息，其中不僅保存著大量已經過去了的科學事實，而且隱含一定的科學問題、豐富的科學思想與獨特的科學方法，從而它也就不僅是歷史的，同時無疑也是科學的和現代的。竺可楨先生曾經把科學與歷史結合起來開創了科學研究的歷史方法，他的“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在世界上曾產生了巨大反響；席澤宗先生利用古新星記錄證認超新星遺跡并判定其年齡也在天文學領域里產生了很大反響；吳文俊先生曾吸取了中國宋元時期數學的代數化和機械化特點，他首先將幾何問題用代數方程表示，然后對代數方程組求解提出一整套切實可行的計算機算法，從而開創了機械化數學的新時代。中國擁有五千年綿延不斷的歷史史料。在中國科技史上雖然缺乏某種成熟的理論思維成果，然而卻不乏方方面面的觀測記錄資料。全面、深入、系統地發掘和整理這些珍貴的歷史史料無疑將是一件極為重要的工作。實證主義曾試圖把整個歷史學變成一種經驗科學，就像竺可楨先生在氣象學方面所做的那樣，它讓歷史哲學在其中去發現支配各種歷史事件過程的一般規律。這種科學主義的宏偉藍圖雖然倍受中外某些人文學者的多方責難，然而它無疑是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學價值與現代價值。

再次，科技史的建構是當代價值取向的，它的客觀主義原則最終必然要表現為當代主義。如同自然史的時間具有其不可逆性一樣，科技史作為科學知識的進化史也是不可逆的。薩頓認為科學“是人類唯一真正積累性的、進步的活動”,“是唯一可以反映出人類進步的歷史”。[4]用恩格斯的話說，“科學就是這種謬誤逐漸消除，或是更換新的但終歸是比較不荒誕的謬誤的歷史”。[5]這種歷史只要有所選擇和取舍，其結果就必然是當代取向的。所以，堅持歷史的客觀主義原則最終就必然要選擇歷史的當代取向。就連以反歷史的輝格解釋著名的巴特菲爾德本人一旦進入科技史領域，也不能不選擇當代的價值取向。事實上，按克羅齊的說法，“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6]這個判斷在自然史與科技史領域里還是顯而易見的。只是到了社會史領域中，當代價值被淹沒在黨派的階級利益之中，人們已經很難看到什么是真正的歷史了。因此，輝格史的核心問題是黨派利益，而決不是什么當代主義。所以客觀地說來，反歷史的輝格解釋斷然不能適用于科技史領域；否則，將會導致現代科學徹底喪失自己的歷史，而這恰恰是形形的蒙昧主義者所企求的。至于那些“為歷史而歷史”的歷史學家們所向往的所謂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不僅是一種不切實際的烏托邦追求，而且很容易導致歷史學家喪失自己對現代社會的道義責任。當然在社會史領域中，這個問題仍然有其獨特的價值。

最后，科技史的建構是主體性與客觀性的統一，它截然不同于在其它歷史中的建構。自然史是一個不依賴于人類意志的客觀歷史過程，它的建構是人類科學認識發展的一種產物，其建構性直接表現為它的客觀歷史性，或者具體說來，就是科學認識的階段性；社會史是一個人類自由意志相互沖突的自然歷史過程，它的建構往往伴隨著強力意志的發展，其建構性首先表現為人類的主觀性與階級性；而科技史是一個主客體相互作用的歷史過程，它是人類的自由意志與自然界的客觀規律的一種歷史性統一，是主體性與客觀性的和諧統一。科技史的建構性集中表現在它的當代性這一缺省配置上。本來意義上的科技史只能是一部編年史。只要有選擇和取舍，就一定會有建構問題。巴特菲爾德要求歷史學家具備一種能夠看到重要的細節與發現事件之間的關系與影響的天賦，以及領悟使歷史過程得以起作用的整體模式的天賦。而所有歷史建構的一個無法回避的硬約束就是作為歷史過程結果的當代。倘若一種歷史沒有能夠走向當代，則它無疑是歷史學家們的一種歷史幻覺與文學虛構。反輝格史的巴特菲爾德正是由于自己具備這樣一種歷史天賦，從而才更加無法回避科技史的當代取向。當前有一股史學思潮一方面以歷史的建構性解構歷史的當代取向，另一方面又以莫須有的歷史客觀性恢復所謂歷史的本來面目，其目的無非是要把科學與宗教等一系列本質上對立的范疇淹沒和消解在歷史的瑣碎細節之中，把科學淹沒和消解在傳統的社會歷史文化之中，解除科學批判和改造傳統社會歷史文化的理性職能，為基督教文化壟斷現代文明提供歷史依據。事實上，科技史始終都是建構性與客觀性的內在統一。作為一個現代人必須時刻保持自己清醒的頭腦。

三、“客觀知識”傳統之間的方法論分歧

歷史作為人類思想的一種建構，內在地關聯著一系列不同層次的理論和方法。它是一種呈現在思想關系中的建構性存在。這里方法是歷史建構的工具，是歷史所以存在的前提，沒有一定的方法，不僅難以鑒別史料的真偽，而且更不可能澄清史實；理論則是方法得以運用的動力和指南，是歷史所以存在的基礎，如果沒有一定的理論，方法將失去其靈魂而被淹沒在浩如煙海的史料之中。歷史之所以能夠被建構成為一種特殊的存在，正是特定的理論和方法共同運作的結果。科技史作為一種歷史，在世界觀和終極的意義上，無疑是應當同自然史與社會史共同分享一種統一的元歷史理論與方法，然而在其具體操作的不同層面上，它常常具有一些自己獨特的理論與方法，其中有些根源于科技史的本性，具有其內在的必然性與合理性，有些則顯然是由于學科發展的不完善所產生的。

首先，科技史是在科學家專業群體中產生的，因而其研究方法同科學方法之間具有一種天然的聯系。科學研究中的分類、比較、分析、綜合、歸納、類比、假說等邏輯思維方法和直覺、想象等創造性思維方法都曾被廣泛地應用到科技史史料的鑒別、科技史事件的梳理與科技史過程的建構中。科技史研究雖然是近水樓臺先得月，然而科學方法的應用卻絕不僅僅局限于科技史領域中。事實上，科學研究中的絕大多數方法很早就已經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于史學研究領域中了。中國傳統的史料學與考據學中就包含著多種科學方法的萌芽。清代乾嘉學派的訓詁、校勘和類推就是以歸納為主兼及演繹，他們首先是廣泛地收集例證，在頭腦中形成通則，然后再用通則推演同類；而“理斷”則是以演繹為主，是以常理推斷某一史料的真偽。實際上，在乾嘉樸學中歸納和演繹是經常同時并用的。當然其間也常常交替穿插著分類、比較、分析、綜合、類比等多種方法。顧炎武倡導的“實事求是”正是樸學精神的集中體現。梁啟超就認為：“乾嘉間學者，實自成一種學風，和近世科學的研究法極相近”。[7]也認為“清代的‘樸學’確有‘科學’的精神”，[8]他還把中國傳統史學中提問、設答和證偽之術進一步提煉和概括為“大膽假設，小心求證”這樣一項重要的史學方法論原則。

從原則上講，科學方法應當普遍地適用于整個歷史學研究領域。因為歷史學就其思維形式來講，是一門非常典型的科學。這集中地體現在歷史學所特有的懷疑、批判、求實和理性等科學精神方面。不同的是，科學處理的大都是即時和直接的觀察材料，而歷史學所處理的則大都是時過境遷的歷史遺存。當然也有一些方法還存在著爭議，例如演繹方法，迪昂就明確反對把演繹方法應用于史學，他認為“歷史將永遠不是演繹科學。”[9]不過西方人重視抽象的理論和建構，中國人重視具體的史料與方法；西方人重視先驗的原則，而中國人更重視經驗的實效。所以在兩種不同語境中所說的演繹顯然不在同一層面上。一般說來，任何一種具體的研究方法都存在著特定的適用范圍，從而它總是有限的，然而不斷發展著科學方法的總體則是無限的。目前所存在的問題似乎還不是如何在技術上確定各種方法的適用范圍，而是科學與人文的背景沖突，反科學主義的實質是元歷史理論與方法的主導權問題。記得金觀濤曾把系統方法應用于中國歷史研究，提出中國封建社會的超穩定結構假說，就頗受到一些歷史學家的非議。當然這種問題只能在科學與人文的持續沖突中自然歷史地解決。

其次，科技史作為歷史自我認識發展的一個高級階段，不僅是歷史的，同時也是邏輯的，它是歷史與邏輯的有機統一。作為人類關于自然過程的認識史，科技史是對主體與客體、人類與自然界相互作用過程的歷史表述，它必須反映這一客觀歷史過程的內在邏輯。恩格斯在談到邏輯與歷史的關系時曾經講到：“歷史從哪里開始，思想進程也應當從哪里開始，而思想進程的進一步發展不過是歷史過程在抽象的、理論上前后一貫的形式上的反映；這種反映是經過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現實的歷史過程本身的規律修正的”。[10]恩格斯這里所說的“歷史”，是本體論意義上的歷史Ⅰ，是指客觀世界現實的發展過程本身；而“邏輯”則是廣義上的邏輯，泛指人類的理性認識過程。作為事件的歷史Ⅰ已經消失了，然而作為史料的歷史Ⅱ保存下來了；同時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關于自然現象與社會現象的研究還揭示了隱藏在歷史過程背后的一些重復的和穩定的關系，以這些普遍的歷史規律作為基礎梳理歷史史料，可以揭示出特定歷史階段起作用的特殊規律。歷史研究首先應當在思想上理性地把握歷史Ⅱ中所蘊涵的內在邏輯，然后再以這一客觀邏輯作為藍圖在思想上建構一種具體的和豐滿的歷史Ⅲ。這就是所謂歷史與邏輯的統一，它應當作為編史學領域一項總的方法論原則。

在科技史領域，歷史與邏輯的統一具體地體現為邏輯主義編史學綱領。無論是薩頓和李約瑟的編年史，還是柯瓦雷與巴特菲爾德的觀念史，本質上都是邏輯主義的。從亞里士多德到伽利略、從哥白尼到牛頓，從牛頓到愛因斯坦，既是一個歷史流變的過程，同時也是一個科學思想邏輯演化的過程。吳文俊教授利用計算機甚至從開普勒運動三定律中自動推導出了牛頓的萬有引力定律。所以如果說編年史還是萌芽狀態的邏輯主義，則觀念史直接就是完成了的邏輯主義。二者彼此表里呼應，互為補充，共同構成科技史的主體。有一些科技史家被埋葬在歷史的史料中喪失了理智，似乎不把牛頓的煉金術編進科技史中就是歪曲了歷史本來面目的輝格史；還有人熱衷于張揚科學的宗教起源。這都是非常可笑的事情。不過在社會史領域，情況就要復雜了。歷史與邏輯的統一總是不可避免地表現為歷史主義編史學綱領。這一方面是由于以自由意志相互沖突作為特征的社會歷史過程本身的邏輯就不是很明朗，另一方面則是由于人們自身無法排除的利益關系，從而使得社會史領域充滿了難以捉摸的復雜性。要超越這種復雜性必須超越社會歷史過程本身，把它作為一個自然歷史過程來看待。的歷史唯物主義就是社會史領域中這樣一個卓有成效的邏輯主義編史學綱領。

再次，科技史的思想基礎應當來自于歷史，而不是哲學，它是一門歷史科學。然而由于科技史與科技哲學長期的曖昧關系，使它不同程度地背離了歷史的科學精神。盡管“沒有某種理論偏見的歷史是不可能的”，[11]然而歷史科學的基本精神是實事求是，科學的客觀性原則就是要把偏見降低到最小。相反，哲學家則常常是一些制造偏見的高手，哲學中充滿了形形的偏見。尤其是當科學哲學發展到連科學家都不想接近的時候，科學史家就更是沒有理由同這種東西聯姻了。早在19世紀時，坦納里就曾注意到一些科學哲學家在研究培根和笛卡爾等歷史人物時，其特有的哲學偏見致使他們離開了真實的歷史，從而變得“非歷史”了，所以他提醒歷史學家要警惕“科學的哲學”。隨著邏輯實證主義的興起與科學史的社會建制化，科學史與科學哲學開始彼此自覺地疏遠了。然而歷史主義的興起又吹起了層層波瀾。拉卡托斯所謂“沒有科學史的科學哲學是空洞的；沒有科學哲學的科學史是盲目的”，[12]其實是在現代哲學社會學化的歷史背景中出現的一種謬論。它不僅斷送了科學哲學，而且擾亂了科學史。有人曾經這樣評價拉卡托斯的這一命題：“由教條的自命不凡的科學哲學所支持的科學史要冒雙倍盲目的風險，而由黨派的科學史支持的科學哲學則要同時冒盲目和空洞的風險！”[13]以至于就連庫恩這樣的著名的老牌歷史主義者也認為，按照哲學理論“重建”歷史的做法“可能會成為編造歷史的借口”，[14]而且“為哲學而寫的歷史，往往幾乎不是歷史”。[15]

然而，科技史真是同哲學水火不容嗎？恰恰相反。真正的歷史需要一種真正的哲學。這種哲學是一種恬靜無為的哲學，它應當是超越歷史的演變過程而不是陷入其中；它應當是客觀的和理性的，而不是主觀的和武斷的。倘若科技史不得不依賴于某種哲學的話，則它應當回歸一種元史學或歷史哲學，而不是科技哲學。而真實的情況正如美國科學史家費諾喬羅已經指出的，迄今為止所有希望擔任這個角色的人都沒有成功。同時，真正的科學哲學也不是像歷史主義者所向往的那樣利用概念逼近真實的歷史。無論科學哲學家如何努力逼近科學史實，它也絕不可能代替科學史的認識，反而科學哲學自身的價值在這種迎合科學史的逼近中喪失殆盡了。杜贊奇認為歷史是反理論的，“歷史學可能是唯一一個不反思自身假設的學科，而且很可能還是習慣上不作自我剖析的學科。”[16]這種說法雖然過于絕對化，但是至少可以提醒歷史學家警惕哲學家的圈套。哲學家不要自作多情地貼近歷史，哲學在任何時候都只能是邏輯的，它是人類思維的一種自由創造。默多克有一種說法頗有啟發意義。他說哲學家的討論幾乎從來不和歷史學家的工作“相符”，然而科學哲學對于科學史的價值恰恰在于這種“不符”。換句話說，哲學也正是由于它所帶來的與歷史的“不符”而成為有價值的、啟發歷史分析的工具。[17]顯然歷史主義科學哲學家的理想同這樣一種價值是相去甚遠的。

最后，科技史可望通過外史的擴展走向社會史領域，最終實現整個歷史科學理論與方法的統一。本來意義上的科技史應當是內史，是科技思想的演化史。外史的性質則比較復雜：一部分可以作為內史的擴展，例如薩頓的《科學史導論》和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等，它們原則上可以納入邏輯主義的編史學綱領中；另一部分屬于社會史的延伸，例如默頓《十七世紀英格蘭的科學、技術與社會》和貝爾納《科學的社會功能》、《歷史上的科學》等，嚴格說來，這一部分應當作為社會史專題研究，它們在原則上可以納入歷史主義的編史學綱領之中。一般說來，前者的研究方法要較為規范，而后者則是五花八門。從總體上看，科技史還沒有自己獨立的理論和方法，缺乏統一的評價標準。這里是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中的各種研究方法跨學科應用的試驗區，是各種外來的方法生死角逐的戰場。而任何一種方法在科技史領域中應用的合法性并不取決于它在理論上的自我證明，而取決于統一的歷史科學自身發展的內在邏輯。以邏輯主義為綱領的科技史和以歷史主義作為綱領的社會史之所以可能實現溝通，一方面是由于科技史的內史可以通過外史橫向擴展自己的外延，展示自己的多樣性；另一方面則是由于社會史也可以通過自然主義化縱向收縮自己的內涵，增強自己的理論性，使其能夠被納入邏輯主義的綱領之中，進而實現歷史與邏輯的真正統一。這里需要說明的是，本文絕大多數場合都把科學技術連在一起使用而不加區分，這是由于科學理論中內在地蘊涵著技術原理，從而技術原則上應當作為科學的一種應用，盡管許多技術事實上都出現在科學之前。

四、社會“利益關系”中的價值論批判

歷史中蘊涵著價值，它歸根到底是一種價值性存在。無論是本體論意義上的歷史Ⅰ，還是作為一種史料而存在的歷史Ⅱ，抑或是作為一種思維的建構物而存在的歷史Ⅲ，本質上都是一種價值性存在。這里價值是一個關系范疇，它隸屬于主客體相互作用過程之中。其中主體的歷史需求是歷史價值存在的前提，正是這種需求把歷史的可能意義加以肯定并轉化為現實的形態，沒有主體需求的這種肯定和轉化作用，也就無所謂歷史的價值；而歷史的客觀屬性是歷史價值存在的基礎，是歷史價值的一種載體，沒有這樣一種屬性，歷史價值將會失去它的依托，從而也同樣無所謂歷史的價值。人類出現之前或迄今依然獨立于人類的天然自然史之所以具有價值，不僅是由于歷史內在地蘊涵著人化自然史與人工自然史的可能性，而且更重要的則是由于人類的存在本身已經把這種可能性轉化成為現實性。歷史正是在主客體相互作用的過程中不斷地生產著人類的歷史需求并不斷地滿足這種需求的。它是一個以人類作為核心的價值增值過程，而科技史是歷史價值運動的一個制高點。

首先，科技史是全部人類文明史的軸心。人類的文明是人類在擺脫種種自然奴役的過程中逐漸發展起來的。從舊石器時代到新石器時代，從青銅時代到鐵器時代，從鋼鐵時代、電力時代到信息時代，從農業社會、工業社會到后工業社會，從天然自然、人化自然到人工自然，標志著人類文明發展的不同階段和水平。而科學技術則始終是推動文明發展的革命性力量。薩頓曾經呼吁歷史學家在把注意力從政治史與軍事史相繼轉移到文學史、藝術史、宗教史和經濟史之后，再進一步轉移到科學史中來，因為“科學是我們精神的中樞，也是我們文明的中樞。它是我們智力的力量與健康的源泉”，[18]“文明史應該主要集中于科學史。”[19]而“科學史的目的是，考慮精神的全部變化和文明進步所產生的全部影響，說明科學事實和科學思想的產生和發展。從最高的意義上說，它實際上是人類文明的歷史。其中科學的進步是注意的中心，而一般歷史經常是作為背景而存在。”[20]事實上，科學技術不僅是創造了光輝燦爛的人類文明，而且從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科學技術還在創造和擴展著歷史本身。我們可以設想，如果沒有印刷術，不可能完整地保存如此豐富與珍貴的歷史史料；如果沒有音像制品，也不可能輕松地拓展如此廣闊和充實的歷史空間；如果沒有互聯網，如果沒有現代科學與技術，歷史或許將永遠塵封在歷史學家的書齋里，而不可能進入人們的社會生活中。

其次，科技史是地方性知識全球化的歷史，是我們理解世界歷史和把握全球化發展的重要思想基礎。不同的民族擁有不同的文化，塑造著自己豐富多彩的內在精神世界，然而它們所面對的卻是同一個自然界。科學技術是人類理性同自然界相互作用的產物，是人類理性超越各種不同精神世界回歸同一的自然界的結果，是全人類集體智慧的結晶。按照薩頓的說法：“科學從根本上說是國際性的，或許我們應該說它是超越國度的。”[21]李約瑟則把人類科學的發展形象地描繪為一個“朝宗于海”的過程：“不同文明的古老的科學細流，正像江河一樣奔向近代科學的大海。”[22]因為人類是統一的，自然界也是統一的，作為自然界在人類精神中的鏡像的科學技術也必然是統一的。統一的科學技術為統一的世界歷史提供了一種發展的可能性。科學技術的求真務實與分工協作精神不斷地破除民族國家所固有的狹隘視界，推動全球經濟的一體化發展，創造著統一的世界歷史，使越來越多的民族國家的歷史不僅是民族的，同時也是世界的。科學技術是人類文明的基石，是世界歷史全球化發展的動力。一般說來，民族國家對于科學技術、尤其科學精神普世價值的認同與接納程度，是其歷史走向世界歷史的一個重要標志。只有具備濃厚科學精神的民族，才能昂首闊步地面向全球化的世界歷史大潮；否則，必然會以這樣或那樣的借口拒斥全球化，并最終走向反科技。近年來形形的所謂地方性知識的流行以及世界各地反科技與反全球化思潮的風起云涌也說明了這樣一個問題。

再次，科技史是人類智慧邏輯演進的歷史，是人類在這種智慧演進中逐漸擺脫奴役和尋求解放的歷史，是逐漸消解與顛覆傳統歷史價值觀的歷史。薩頓曾反復強調過：“科學活動是人類最主要的創造性活動，不只是在物質上，而且在精神上。”[23]科學技術不僅是能夠把人類從繁重的體力勞動中解放出來，而且可以使人類從此擺脫種種精神奴役。一部科技史就是人類逐漸戰勝迷信、擺脫神像、告別奴性、走出蒙昧的歷史。按薩頓的說法，“科學史是人類的統一的歷史、人類的崇高目標的歷史和人類逐漸得到拯救的歷史。”[24]“我們的主要目標不是簡單地記錄孤立的科學發現，而是解釋科學思想的進步和人類覺悟的逐步發展，理解并擴展我們在宇宙進化中的職責地位。”[25]這樣一種宏偉的目標還將使科學家進一步擺脫狹隘的自我利益的內在精神奴役成為一個截然不同于傳統歷史主體的嶄新的人類。愛因斯坦曾講過：“一切宗教、藝術和科學都是同一株樹上的各個分支。所有這些志向都是為著使人類的生活趨于高尚，把它從單純的生理上的生存的境界提高，并且把個人導向自由。”[26]“照亮我的道路，并且不斷地給我新的勇氣去愉快地正視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27]而這樣一種天地境界則顯然是在以往的帝王將相爾虞我詐的歷史中所不可能存在的。科技史是科技活動的歷史，是科技勞動者智慧和創造的歷史，它無疑是對人類傳統歷史價值觀一種根本性顛覆。

最后，科技史中蘊涵著一種新的和科學的人文主義。這種人文主義并沒有傳統人文主義的豪言壯語，然而卻更加求真務實、客觀公正；它也沒有傳統人文主義那種貴族化的浪漫情懷，但卻更加積極進取、無私奉獻。它是一種以人類作為終極關懷的、既具有濃厚理想主義色彩然而卻又是大眾的、理性的和世俗的人文主義。這是我們在科技史以外的其它歷史中難以看到的。薩頓畢生致力于利用科學史來弘揚和傳播這樣一種科學的人文主義。在他看來，“無論科學活動的成果是多么的抽象，它本質上是人的活動，是人的滿懷激動的活動。”[28]“科學只不過是自然界以人為鏡的反映。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始終是在研究人，因為我們只有通過人的大腦才能理解自然，然而，我們同樣也可以說我們一直是在研究自然，因為沒有自然我們無法理解人。”[29]“每一個科學思想，無論它多么神秘，從其誕生到成熟都徹底地是人性的。由于它的最終表現是無生命的抽象形式，因而否定它所固有的人性，那就如同因為我們只是通過冷漠的印刷字體了解詩歌的人性，就因此否認詩歌具有人性一樣愚蠢。科學也像其它人類活動一樣充滿生機，正是由于產生它的特殊活動是最高級的活動之一，它充滿了最高級和最純潔的生命力。”[30]因此，一個真正的人文主義者必須能理解科學的生命，正如他必須理解藝術的生命一樣。然而，令人遺憾的是，薩頓的理想和愿望并沒有能夠實現，科技史中的這種科學的人文主義或者說新人文主義至今依然風雨飄搖在人類社會歷史的驚濤駭浪之中。

參考文獻

[1]ThenewencyclopaediaBritannica.15thed.Chicago:EncyclopaediaBritannicaEducationalCorp,1977.

[2]辭海(上)[Z].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79.334.

[3]現代漢語詞典[Z].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700.

[4][13][17]轉引自劉兵.克里奧眼中的科學[M].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6.36,67,68.

[5]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89.

[6]貝奈戴托·克羅齊.歷史學的理論與實際[M].北京:商務引書館,1997.1.

[7]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M].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28.

[8].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A].參見歐陽哲生.文集(第2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288.

[9]轉引自李醒民.略論迪昂的編史學綱領[J].自然辯證法通訊,1997(2).

[10]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22.

[11][12]拉卡托斯.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166,141.

[14][15]庫恩.跛子與瞎子:科學史與科學哲學[J].自然科學哲學問題叢刊,1981(2).

[16]杜贊奇.歷史為什么是反理論的[A].參見黃宗智.中國研究的范式問題討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9.

[18][19][23][28][29][30]薩頓.科學史和新人文主義[M].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124,106,48,38,29,122-123.

[20][21]薩頓.科學的生命[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30,24.

篇6

隨著我國改革步伐的加快，電視采、編、播技術領域進行了現代化的數字化革命，數字技術給電視行業帶來了新的技術和設備，由于計算機技術在廣電行業的應用，專業電視制作設備的更新換代周期將縮短，電視節目制作的手段、模式、工作流程將發生根本性的轉變。廣電技術人員必須主動掌握新技術、新設備，捕捉最新的電視制作技術的發展動態，比較各種電視設備的性能優劣、價格高低，深入了解新技術的原理與應用情況，為持續發展掌握第一手資料。

一、科技情報工作的步署與實施

電視技術科技情報工作是一項提高業務能力、把握專業領域的最新技術，是開拓視野的有效途徑，它將隨時跟蹤新技術、新設備的發展動態，提供有價值的參考和技術依據。科技情報工作包括：收集、管理和情報的分析、研究與提供三方面。

（一）收集

范圍：以現代電視技術為中心、相關視聽技術為周邊，以數字主模擬為輔的現代電視采編制作的技術文獻、視聽產品等。主要類型包括：技術說明、產品說明、產品操作手冊、技術標準、產品宣傳品、相關科技工具書、技術期刊、技術會議文獻、技術論文以及光盤錄像資料等。主要內容包括：音頻、視頻、計算機技術。收集方法：

1.隨機資料。這部分資料是隨著買進的設備一起附送的，既各種已引進設備的說明書、操作手冊及附本等。

2.訂購。每年通過郵局期刊預訂或匯款郵購，收集電視技術專業期刊、會議論文文獻及各種標準等。

3.索要。通過與廠家聯系，直接索要某一產品的詳細資料。

4.網絡下載。定期上網搜索，訪問各個電視技術網站，下載、收集電視技術領域最新的科技發展動態。

5.現場收集。通過參加各種產品展示會、技術交流會，集中收集某一技術領域最新、具有發展性、趨勢性的技術資料及介紹。

（二）管理

收集工作在專業范圍內開展，分五個部分：

1.驗收蓋章。每份收集來的資料都必須驗收蓋章，作為單位財產的標志。

2.登錄。每份資料都必須在入藏前登錄，包括時間、來源、類型、價格、出版單位等。統計按入藏時間為序，統計所得的報表結果是技術資料財產清單，可作為轉手、交接的憑據。

3.分類。將所有資料分音頻、視頻和計算機三個領域，每領域分不同種類：設備說明書及副本、技術性期刊、圖書、工具書、系統圖、技術論文、行業標準、產品宣傳材料和音像資料。

4.建立查詢系統。根據分類，將每一份資料都制作一份檢索卡，建立簡易方便的查詢方式。

5.保管。科技情報工作應由專人負責管理技術資料的整理、分類、清點工作。

（三）情報的分析、研究與提供

這項工作為定期總結、專題服務、資料提供。定期總結報告：以一年或半年為一個終結周期，用報表概括整個電視技術的發展最新動態和預計發展趨勢。專題服務根據需要，針對某個特定的專題或領域進行一定時期、一定范圍內的歸納、分析與終結。為技術人員提供完善的資料查詢系統。

二、科技情報工作的實施

科技情報工作是根據技術工作的實際需要，經監委會審批之后，由技術部專人管理，收集各種技術資料、期刊、工具書等。根據電視技術的發展趨勢與特點，收集技術資料，其中包括設備技術說明書、技術期刊，專業論文、系統圖和業務交流錄像帶等，內容涉及視音頻工程、計算機視頻技術、網絡技術、電子維修和藝術燈光等。

在科技情報的收集方面，主要從三個方面來考慮：主管部門頒布的技術規范標準、廠家提供的技術支持和用戶方進行的技術交流。在管理上，采取現代化微機管理、查詢系統，每冊書刊在頻道的內部辦公網絡上都具有唯一的登記號，并保存有著者、出版社、價格、出版年月、摘要和備份檢索信息，以提高工作效率，方便技術人員查詢。

1.驗收蓋章。每份資料應加蓋“科技情報”負責專用章，將技術資料與其他節目資料區分開。

2.登錄。每份資料都以唯一的9位數字登錄號登錄在辦公網絡上，左4位數為收集年份，右3位數為序列號。并在微機中錄入收集時間、來源、類型、技術領域、摘要、價格、出版單位等。

3.分類。資料分為音頻、視頻和計算機三大領域，每一領域分9個種類：設備說明書及副本、技術性期刊、圖書、工具書、系統圖、技術論文、行業標準、產品宣傳材料、音像資料。

4.建立查詢系統。利用現有辦公網絡的檢索功能及與每一份資料都對應電子檢索表，只要輸入關于所需查詢資料的任何一個信息，可以快捷地查詢每份資料的內容摘要、備份情況和借閱情況。

5.保管。科技情報站的管理與保管工作由專業技術人員負責。科技情報工作要求管理人員具有專業知識，以對資料進行合理的分類與管理。

科技情報工作為員工創造了一個自覺學習業務、集體交流和提高的業務學習環境。科技情報為員工日常技術保障、技術人員的培訓和提高、系統設備的升級，以及技術交流論文的寫作等各方面的工作開展提供了大量的專業資料和信息。以前設備說明書由個人保管，時間長了資料一多難免有丟失現象。開展科技情報工作對所有的技術設備說明書和操作手冊進行集中的閉架管理，中英文分開保管，注意保留適當的備份資料，有利的保障了設備維護、新來技術人員對設備熟悉的資料要求。每月在節目制作之余，涉及視頻、音頻、計算機等專業技術方面的技術期刊，為技術人員的業務提高，提供了有力的信息跟蹤服務和資料選擇，并為技術人員撰寫論文提供了大部分的資料查詢。

三、應注意的問題

1.設備技術資料與普通的技術分開管理

普通的技術是滿足技術人員的自我業務提高和論文寫作的需要；設備技術資料是一個設備一份資料的獨立本，丟失后無法補訂。

2.互聯網搜索

內部辦公網的科技情報，專門有一留言板模式的簡訊板塊，是專為下載互聯網上的信息而設。科技情報有一個板塊是設置為全體技術人員都有寫權的，其他板塊只有管理人員才有寫權。全體設置寫權是考慮互聯網上的信息量臺大，不是個人能完全承擔網上業內信息的搜索與發展動態的跟蹤工作。全體技術人員都有寫權，無論誰在上網時“網”到了有價值的業內信息，把它放到科技情報的簡訊上可以共享。

3.管理人員的時間統籌安排

篇7

關鍵詞：三線表；輔助線；貫穿；欄目

中圖分類號：G237.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4）10-0120-03

表格是記錄數據或事物分類等的一種表達方式[1]。在科技論文中，三線表以其形式簡單、方便比較而被廣泛使用，三線表通常只有三條線，即頂線、欄目線和底線。但三線表在必要時也可以添加輔助線，只有通過靈活添加輔助線，才能使三線表達到幾乎所有卡線表所能表達的內容，從而顯示出三線表簡單明了，容易排版的優點。添加了輔助線的三線表，仍稱之為三線表。對于三線表的規范，已有許多作者進行了探討[2-8]。本文選取近年來農業類期刊已中幾個三線表的部分，針對其輔助線的添加情況進行分析，以引起作者和編者的共同關注，促進農業期刊的規范化。

一、頂線與欄目線間的輔助線

1.單層變雙層

（1）明確欄目屬性

由表1A表題可以看出，表格要說明的是不同處理對不同生育期蠶豆株高的影響，表中數據的共同屬性為株高，且其共同的單位也已經放在了表格右上角。該表設置了“苗期”“開花期”“結莢期”等多個橫向欄目，但表身信息所對應的欄目實質上應為“苗期株高”“開花期株高”“結莢期株高”等。可見，該表橫向欄目和與之對應的表身信息特征或屬性并不相符，該表缺少一個實質性的欄目詞“株高”，故該表可以改為“表1B”。對于這樣的修改，可能會產生一些異議，有的觀點認為“‘株高’與表題中的‘株高’相重復，可以刪掉”。之所以會這樣認為，主要還是沒有弄清三線表對表題與欄目的要求[1]：三線表表題是指表格的名稱，應準確得體（能確切反映表格的特定內容）；欄目才是該欄的名稱，反映表身該欄信息的特征或屬性。對于表格自明性的表達，表題與欄目并不是互補說明的關系，而是有著不同的說明對象。

（2）明確隸屬關系

表2A在欄頭右側有7個欄目，表達的內容為：在“CK”“0.2%NaCl” “0.4%NaCl” “0.6NaCl”處理下，葉片Tr的變化，以及后3種處理與“CK”處理相比較的結果。但該表的7個欄目在同一層內，使得欄目“較CK下降百分比/%”重復出現，造成欄目隸屬關系不清，表身數據混亂，況且將單位放在了表格右上角，這就表示表格中的所有數據的單位相同，均為“mmol?m-2?s-1”，這顯然與表格中“較CK下降百分比/%”一列的數據單位不符。可見，此表格所表達的內容較為復雜，不應設置為一層，需要增加分層，將7個欄目按其隸屬關系分組處理：CK處理單獨設置，“較CK下降百分比/%”分別歸類于其相應的欄目之下，將表2A修正為表2B，這樣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表格要表達的內容。當然，“較CK下降百分比/%”的表達也不確切，將其規范為 “較CK下降/%”。另外，此表還有別的修訂方法，如把“較CK下降”的值置于Tr值后的括號中，然后加表注說明等。

2.多層欄目的層次設置

表3A將橫向欄目分成了2層，第1層有“單株成鈴數”“果枝成鈴率%” “果節成鈴率/%”3個欄目，一層欄目下又有若干二層欄目，但其二層的欄目不明確，沒有指明“07-05”“08-10”“09-05”等的屬性，據三線表中上層欄目為下層欄目存在的前提條件或共同屬性的規范，可知此表的欄目層次不清，應增加分層，標明其屬性，否則“07-05”“08-10”“09-05”等的信息就難以讀懂，影響表格的自明性，故建議將表3A改為表3B的形式（同時對“果枝成鈴率%” “果節成鈴率/%”2個欄目進行精簡）。這樣的表格更合乎邏輯，讀者一看就明白。

二、欄目線與底線間的輔助線

1.添加貫穿全表的橫線

表4A的欄頭為“采樣地點”，但其包含不了“平均值”“標準差”“變異系數”三個豎向欄目，可見此列信息雖有聯系，但其特征或屬性并不完全相同。

該表身信息實則為兩部分：一部分為采樣點的實測數據，一部分為據實測數據的分析結果，此兩者雖有區別，但聯系密切，不宜分成兩個表格。對于此類表格，就須添加輔助線。此表首先應在“東方城下”加一貫穿全表的橫線，這樣，就將實測數據與計算數據區分了開來；“變異系數”一行的數據，按照表格的豎讀性，其單位應由橫向欄目給出，但據實際情況，其單位應由豎向欄目得出，看來，此表在添加了一條輔助線后，還是顯得不太明了，故還應在變異系數一行的上方再添加一條橫線，以示區分，當然，表中的含量應用質量分數的量符號來表示（如表4B所示）。

2.添加不貫穿全表的橫線

表5A表注說明同列數據后不同小寫字母表示差異顯著，但表格的層次設計欠分明，使表格中數據混為一片，弄不明白是品種內比較還是品種間比較。為正確顯示比較結果，明確顯示由于比較而分成的若干個實質小塊，應添加輔助線，明確其隸屬關系。據該表的實際情況，添加一不貫穿全表的橫線（如表5B所示）。之所以不進行貫穿，是因為欄頭“品種”可以包括其下的所有豎向欄目，故只須將其右邊的數據區進行區分。區分之后，可將豎向欄目置于與其有導出、限定等關系的右面邊幾行數據的中間，起“統攬全局”的作用[3]。

3.特殊表格處理

表6A（原表中沒有豎向的虛線，虛線系筆者加入）為一倒置表，其表身中數據單位由豎向欄目給出，但此單位僅適合于橫向欄中“平均值”“標準差”“變幅”三個欄目下的數值；最后一欄“變異系數”有自己的單位（%），其單位由橫向欄目給出。這樣在同一個表中，其表身中的數據單位，有的由豎向欄目給出，有的由橫向欄目給出，顯得比較亂。若性狀值少，將表格中的縱橫欄目進行倒置（如表6B所示），最后一列的變異系數，就會在新表中最后一行出現，可以采用“2.1”節加入一條橫的輔助線加以區分。但像表6A這樣，原表中性狀有24個，采用以上的倒置法處理，一則表太大，二則不利于對變異系數進行直觀比較，故筆者建議，可以在變異系數左側加上一豎線區分（表6A中的豎向虛線），因據文獻[1]有關輔助線的說明，并沒有說明是不可以加豎的輔助線。當然，此表也可以將變異系數值加括號置于變幅數據之后，然后用表注加以說明，但總沒有將變異系數單列進行比較直觀。

三、小 結

三線表頂線與欄目線間添加輔助線是為了分清欄目的層次和隸屬關系；欄目線與底線間的輔助線則是為了區分多組別的實驗數或是統計學處理結果。對于添加的輔助線是否需要貫穿全表，已有許多文章進行過探討[9-11]。

筆者以為：要不要貫穿，應區別具體情況，分別對待，若欄頭不能包括所有的豎向欄目，即豎向欄目的屬性不完全相同，需將豎向的欄目分組，則需加一貫穿全表的橫線（如表4B所示）；若欄頭可以概括所有豎向欄目的所有屬性，只是區分豎向欄目右側對應的數據，則需加一不貫穿的橫線（如表5B所示）。對于頂線與欄目線間的輔助線，所有的期刊均用正線，但對于欄目線與底線間的輔助線，有的期刊采用了空半行，有的采用虛線，這都是可以的，均可以達到表達清楚的目的，對于同一種期刊，最好選用一種添加方式，以保證體例的統一。對于三線表中豎向的輔助線能不能添加，還需進一步的探討。

參考文獻：

[1]陳浩元.科技書刊標準化18講[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

[2]金永勤.醫學論文中三線表的規范化問[J].肝膽胰外科雜志，2008（5）.

[3]盧萍，蔡群.醫學論文表格的審讀及三線表的使用[J].廣州醫學院學報，2004（1）.

[4]劉祥娥，林琳.三線表使用中常見的2種錯誤[J].編輯學報，2006（4）.

[5]馬奮華，倪東鴻，王小曼等.三線表設計中欄目設置的探討[J].中國科技期刊研究，2005（6）.

[6]李興昌.科技論文的規范表達：寫作與編輯[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5.

[7]秦和平，周佩琴，邢寶妹.兩種特殊的科技期刊表格技術處理方法[J].中國科技期刊研究，2006（1）.

[8]宮福滿.對“關于科技期刊表格規范的商討”一文的商榷[J].中國科技期刊研究，2001（5）.

篇8

目前我國的農業科技成果中存在著一種矛盾現象：一方面，農業科技成果的總量很大，據統計，我國每年產生6000多項農業科技成果；另一方面，真正運用于生產，產生實際經濟效益的科技成果很少。世界發達國家的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率在65%～85％之間，而我國僅為30%～40％；世界發達國家的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為60%～80％，而我國只有42％，這說明我國農業科技成果的轉化與推廣遠遠落后于西方國家。現代農業的科技推廣不是靠農業技術人員向農民說教，而是通過示范使農民購買作為科技載體的產品（種子、肥料、農藥、農膜等）以及把新技術應用到農業生產中。農民依靠多項新技術新產品組裝生產，實現高產高效低成本，其中政府也扮演著重要角色。

1開展農技培訓，優化科技成果的轉化

開展農技培訓，要從以下幾方面展開：一是加強農技培訓中心建設，各市縣要組建一定數量的培訓中心，讓這些培訓中心成為培訓農民學習農業科技和文化知識的大學校；二是開展科普之春、科技之夏、科技之秋等活動，分別在農業生產的產前、產中、產后利用農閑時間對農民進行科技培訓，把科技致富能手組織起來，組成科技致富大王講師團到各地進行科技致富宣傳，使農民在親身體驗、現身說法中受到教育；三是推廣綠色證書制度，通過培訓合格后取得農民技術員職稱，使這些農民成為農業生產的技術骨干和轉化農業科技成果、推廣新技術、培育和選用良種、防治病蟲害及技術咨詢的帶頭人；四是實行農民職業規范化教育，以農村職業技術學校、農業廣播學校、實行3+1體制的普通中學和各類技術培訓中心為陣地，對農民進行較系統的培訓，使農民職業教育經常化、制度化和規范化；五是結合實施星火計劃培訓人才，優先考慮星火計劃的實施，按計劃要求的內容進行專題講座。

2進行技術組裝，提高科技成果轉化的綜合效益

技術組裝重點是從2個方面入手。一是圍繞糧食（水稻、大豆、玉米）、畜牧（牛、豬）、水產（中小水面）、優勢特產資源和生物技術等重點領域進行攻關，使其形成規模效益。例如在農作物新品種方面，圍繞水稻、大豆、玉米三大優勢作物，產前、產中、產后的一些關鍵技術（如耕作方法、病蟲害防治）開展系列攻關，取得像水稻大棚盤育、水稻育苗床土調酸綜合技術、鹽堿地種稻技術、大豆綜合豐產技術、玉米早熟豐產綜合技術、玉米抗旱保苗技術、玉米大面積機械化綜合高產技術和赤眼蜂、黑光燈防治玉米暝等一大批科技成果，初步建立起與生產條件相適應的耕作栽培技術以及與病蟲害防治的配套技術。二是合理組裝，全力組織推廣。把各單項技術組裝起來，有組織、有計劃地加以大力推廣。

3積極抓好典型示范，培育科技成果轉化的輻射源

在農業科技示范工作中，重點抓“三區”建設。一是高效農業科技示范園區。在主要產糧區和城市郊區以鄉、鎮為單位建立有代表性的高效農業科技示范園，通過完善組織機構，實事求是地制定切實可行的園區建設發展規劃和與之相配套的優惠政策，積極組織對園區的科技培訓，大力轉化推廣先進成熟的科技成果，強化組織、協調指導和管理，使之迅速成長和發展起來。二是重點建設幾個星火技術密集區。星火技術密集區是科技成果推廣的基地，能夠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例如吉林省梨樹縣，自建立星火技術密集區以來，連續幾年實施了以轉化推廣玉米豐產、耐密型玉米高產、工業應用的良種玉米栽培、米麥間作及長白雜交瘦肉型新豬種、四良四改、塑料棚舍北方全年養豬等農業科技成果的星火計劃項目，產生了巨大的示范效應。三是農業綜合開發科技示范區。把農業綜合開發科技示范區和農業生態區結合在一起、健全技術體系與技術經濟體系。結果顯示：示范區內農民純收入比輻射圈內的農民同期年平均增長60%；示范區內糧食每年增長1749kg/hm2，比全省同期增產1050kg/hm2，提高了60%以上。4切實加強基礎建設，疏通科技成果轉化的渠道

基礎建設主要表現在4個方面。①建立農技推廣組織機構，形成以省為主渠道，以市為重點，以鄉為骨干，以村為基礎，以民間科技組織為補充的農技推廣網絡和以農業站、畜牧站、園藝特產站、農機站、林業站、經營站、水利站等為主體的橫向網絡的農技推廣組織體系。②健全社會化服務體系，搞好農業成果推廣的全程服務，最大限度地提高成果轉化的有效性，促進科技成果向規模化、產業化方面發展。例如，為了轉化肉食雞高產綜合配套技術這項科技成果，在養雞的重點鄉成立科技服務公司，對養雞行業進行全過程服務，做到“七統一到戶”，即統一貸款到戶、統一送雛到戶、統一送料到戶、統一培訓到戶、統一防疫到戶、統一回收到戶、統一結算到戶。③抓科技情報信息系統建設、舉辦科技成果展示會、召開成果轉化交流會、大力宣傳科技成果等4個方面，疏通信息渠道，把科技信息盡快送到農民那里。④從3個渠道促進科技人員與農民的結合。一是以農業科技人員為核心建立農業專業研究會和農民技術協會；二是采取“四包一掛”的形式，即包技術、包產量、包效益、包賠嘗實行責權利掛鉤；三是以省內大專院校、科研單位為骨干組成的科技服務小分隊，在農業生產的關鍵季節到農村去搞技術講座，現場傳播技術知識。

5有效行使政府職能，加大科技成果轉化力度

5.1強化決策系統的科技意識

要在加速科技成果轉化方面有所作為，地方各級政府要堅持把這項工作納入重要議事日程，努力強化決策系統的科技總識。一是成立科技與經濟結合的領導小組，二是建立科技進步工作的考核制度，三是積極選派科技副職。

5.2制定優惠政策

篇9

現在，科技在不斷的發展，農業也隨之發展得更加先進，所以，對于農業科技期刊的要求就會越來越高。期刊論文中存在的一丁點兒瑕疵都會影響到期刊的質量以及讀者對農業科技期刊的評價。因此，在論文編審的過程中，一定要細心、仔細，不錯過可能存在問題的一點點角落，將農業科技期刊編輯得更加標準，更加規范。 

二、農業科技期刊編審論文修改實例 

（一）修改論文題目 

論文的題目是點明文章核心內容的簡明扼要的詞句，是論文定內容的組合，以最少數量的詞來充分表述論文的內容。在編審論文題目的時候，經常會遇到論文題目太長、范圍太大、使用的詞語不合適等問題。所以說，論文的題目要準確、簡潔、清楚。 

1、題目太長 

題為“電子從<100>比從<111>晶向Si隧穿快速熱氧化SiO2膜的電流增強現象及其理論模型解釋”的論文，陳述了實驗時電子分別從<100>和<111>兩種不同的晶向Si隧穿熱氧化二氧化硅膜時的電流變化，總結出實驗的結果，結合現有的理論進行分析，得出出現電流增強現象的原因。文中雖然寫到了理論模型的解釋，但是在題目中并不需要直接寫出來，顯得很冗長，所以將題目改為“電子隧穿二氧化硅膜電流變化的實驗探究”，這樣的題目與所寫的內容更加符合。 

2、題目范圍太大 

題為“關于幼兒園班級活動區域設置的研究”的論文，論文通過對活動區域設置的材料投放、環境設置兩個方面進行闡述，最后在提出相應的指導策略。但是，這篇論文的研究內容太過于泛化，幼兒園的班級活動區域可以有很多種，例如生活區、益智區、娃娃家、建構區、美工區、數學區等，并且幼兒園也分別有小班、中班、大班，如果說直接寫幼兒園班級活動區域的設置，那么這個題目所包含的內容就相當大。因為每個區域的材料投放、環境設置以及指導策略是不一樣的，只是它們所遵守的原則是一樣的，所以這個題目可以改成一個確定的年齡組以及區角活動，這樣寫出來的文章的針對性就比較強，實用價值也比較高。 

（二）關鍵字選取不合適 

隨著信息化水平的提高以及計算機技術的普及，科技工作者已經改變了傳統的手工檢索的方式，主要依賴于計算機，通過檢索關鍵字，從數據庫中獲得自己所需要的信息。因此，關鍵字的作用越來越大。論文關鍵字的選用是否得當直接關系到文獻被檢索的概率以及成果的利用率。 

1、用動詞、形容詞作關鍵字 

題為“城鄉一體化發展中的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問題研究”的論文，關鍵字為“城鄉一體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問題”、“策略”。這幾個關鍵字就有一個是動詞——“改革”，這個詞就不能用作關鍵字，因為關鍵字必須是名詞或者是名詞性的詞組。所以將這篇論文的關鍵字改為“城鄉一體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問題”、“策略”，這樣才是最合適的。 

2、用字或句子作關鍵字 

題為“論死刑的存廢”的論文，這篇論文的關鍵字是“死刑”、“存”、“廢”。這篇文章的關鍵字里面就存在兩個單個的字——“存”、“廢”，這就不具有關鍵性，不能夠將全文的內容串聯起來，所以說，應該將關鍵字改為“死刑”、“中國死刑制度發展史”、“死刑存置論”、“死刑廢除論”、“中國死刑命運”、“死刑廢除建議”。 

3、關鍵字太少或太多 

題為“關于父母教育態度的一致性對幼兒社會性發展的研究”的論文，它的關鍵詞是“父母”、“教養態度”、“一致性”、“幼兒”、“社會性發展”、“影響”、“現狀”、“問題”、“建議”。這篇文章的關鍵字一共有九個，太多，如果用關鍵字進行檢索的話，可能就會檢索到很多檢索者不需要的文獻，在信息的獲取方面會比較麻煩，浪費的時間較多。規范規定，每篇論文的關鍵字一般可以選擇3到8個，這是為了保證從多個渠道檢索到該論文。 

（三）量和單位使用不當 

我國從1985年9月開始推行國際單位制，并從1991年1月起，不再允許使用非法定計量單位（非法定計量單位是指國際制單位和國家選定的其他計量單位）。 

1、使用已廢棄的量名稱 

已經廢棄的量名稱主要有比重、比熱、原子量、質量百分比濃度等等。不少關于“百分比濃度”的科技論文，把“質量分數”寫成“質量百分比濃度”或者是“重量百分比濃度”。很顯然，這是錯誤的。因為“%”是一個純數字，表示的意義就是用0.01乘以某一個值，把它與物理量結合起來做單位，這是極其不科學的。 

2、以非單位符號的“符號”做單位符號 

比如說，將ppm、ppb、ppt三個英文縮寫為單位符號使用。這三個縮寫并不是專門的數學符號，僅僅只是表示份額的英文名詞的縮寫，而且，其中的ppb、ppt在不同的國家所代表的意義是不一樣的。新國標規定，不能夠再使用這三個符號作單位。但是，要把它們改成規范化的表示，第一步就是要弄清楚它們表示的是什么量，然后才能夠以相應的單位表示它們。例如，15ppm表示的是質量分數，那么就應該寫成ω=1.5×10-5，它的單位是1，如果15ppm是水中Mg2+質量濃度，根據習慣的計算方法推斷，應該改寫成ρ（Mg2+）=15?g/L。對于ppb和ppt這兩個縮寫，還得弄清楚它們是在哪個國家使用的（ppb：在美國和法國表示10-9，在英國和德國表示10-12；ppt：在美國和法國表示10-12，在英國和德國表示10-18）。

3、使用非法定計量單位 

例如，標準大氣壓（atm）、千克力（kgf）、卡（cal）、馬力、高斯（Gs）等，它們的法定計量單位依次是：帕（Pa）、牛（N）、焦（J）、瓦（W）、特（T）。在使用計量單位時，一定要注意。在農業科技期刊的論文中，經常使用“畝”來表示土地的面積單位，“畝”是我國的市制單位，是應該停止使用的非法定單位。從1992年1月1日開始，我國就已經開始使用公頃、平方米來表示土地的面積單位。根據相關的規定，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農業科技期刊主要讀者是農民，所以在寫作時可以在頁腳寫一下腳注：1畝=10000平方米，1公頃=15畝，1畝≈667平方米。在國際交流中，“1畝”均改為用“667平方米”表示。 

（四）錯別字 

論文中出現錯別字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說，要將出現頻率較高的錯別字進行對比分析，理清楚什么時候是適合用哪個字，理解字的真正含義，用對字。 

1、對與兌 

在農業的科學研究過程中，經常需要配置各種化學試劑，用兩種物體混合產生新液體。比如說，“農藥30ml對水20kg”，其中就很經常出現將“對”誤寫成“兌”的情況。雖然說兩個字的讀音是一樣的，但是意義是截然不同的。“兌”是交換的意思，所以說，不能將“對水”寫成“兌水”。 

2、桿與稈 

在農業期刊中，經常有關于稻、麥、玉米等這些農作物的描述，在描述作物的莖稈時，作者就會錯誤地將“稈”寫成“桿”。這兩個字字形相近，讀音相同，均是上聲，所以出錯率特別高。“稈”是名詞，讀三聲，表示作物的莖，不能做量詞使用。“桿”是一個多音字，可讀一聲和三聲。讀一聲時，可以組詞為電線桿、旗桿；讀三聲時，表示像棍子一樣的細的那部分，作名詞時，比如說，槍桿、秤桿作量詞時，比如說，一桿槍。 

三、總結 

本文通過對農業科技期刊編審論文修改的實例進行研究，希望能夠改變作者在寫作中出現的一些錯誤，提高期刊的質量。 

【參考文獻】 

[1]林海，王志剛，龐乾林；農業科技期刊論文中幾組易混淆和用錯的常用字詞辨析[J]；農業圖書情報學刊；2013年 

篇10

目前，同工酶標記和貯藏蛋白標記在栝樓種質研究中比較常用。

1用于親緣關系的判斷

不同品種、產地栝樓的蛋白電泳圖譜都會出現不同程度的差異[31]。孫稚穎等[32]采用SDS-聚丙烯酰胺凝膠電泳法，對山東栝樓農家栽培品種、野生種以及湖北栝樓的種子蛋白進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山東優質農家品種仁瓜蔞、牛心瓜蔞的種子蛋白電泳譜圖具有明顯的相似性；小光蛋與野生栝樓的蛋白電泳譜圖最相似；湖北栝樓與各山東品種在蛋白電泳圖譜上有明顯差異。這些結果結合性狀特征從蛋白水平上說明：仁瓜蔞和牛心瓜蔞屬于優質品種；小光蛋與野生品種較接近，品質稍差；湖北栝樓與栝樓是同科同屬不同組別的物種。

2用于栽培品種的鑒定

同工酶電泳圖譜譜帶發生多態性變化，反映了生物在蛋白質水平上的多型性，可作為生物遺傳變異的證據[33]。孫稚穎等[34]以過氧化物酶同工酶及酯酶同工酶分析為手段，以山東栝樓的各農家栽培品種以及野生種的幼苗為實驗材料，進行了同工酶電泳分析，結果表明，各農家栽培品種間及與野生種之間的酶帶數量、帶級、位點及活性強度等的差異可作為品種鑒定的依據；根據其同工酶譜圖的相似程度判斷，牛心瓜蔞與仁瓜蔞，野生栝樓與小光蛋，大瓜蔞、八棱瓜蔞及地瓜蔞彼此間親緣關系較近，這與貯藏蛋白電泳圖譜相結合可以更準確的判斷各品種親緣關系的遠近。

3用于雌雄性別的研究

栝樓種植時雌、雄比例對瓜蔞的產量起著關鍵性作用，在雌、雄植株區分方面生物技術優于傳統的鑒別方法。于鳳池等[35]對栝樓雌、雄不同器官進行過氧化物酶同工酶活性和電泳分析，成熟雌株葉片的過氧化物酶同工酶譜帶比雄株多了第5條譜帶（Rf=0.643）；在成熟器官（葉片、卷須）中，雌株中的過氧化物酶同工酶活性比雄株強，但在幼嫩器官中兩者差別不大。另有研究表明[29]，雌、雄株的葉片、葉柄、卷須、莖尖的各種同工酶圖譜均存在不同程度差異。過氧化物酶同工酶圖譜分析：葉柄的圖譜中出現了4條相關譜帶；多酚氧化酶同工酶分析：幼苗葉柄、莖尖圖譜中雄株各出現1條特征譜帶，卷須、葉片、莖尖圖譜中雌株各出現1條特征譜帶。雌雄株的酯酶同工酶圖譜、雌雄株不同部位的同工酶含量也表現出一定的差異性。

細胞學標記技術

細胞學標記技術主要是指染色體核型和帶型分析，是細胞遺傳學研究的基本方法。

1用于物種的鑒定

根據傳統的理念，栝樓染色體的核型對稱性、隨體大小和數目等方面的差異可以作為分析栝樓不同基因型材料的親緣關系及種質鑒定的方法。黃璐琦等[36]對國內栝樓屬的8個物種進行了形態學觀察和鑒定，發現了中藥瓜蔞和天花粉的染色體特點為表現為八倍體，二倍體一般不能入藥或甚至有毒副作用；并且，多倍體與器官特化以及地理分布尚未發現有規律的聯系。

2用于染色體倍數與次生代謝物質相關性研究

楊福紅等[37]人研究了人工誘變不同倍性染色體栝樓的生長發育及果實糖、酸含量變化，結果表明四倍體栝樓的長勢、葉片中葉綠素含量、果實中總糖和總酸的含量明顯優于二倍體；四倍體栝樓果實大小、質量、結實率和百粒重明顯小于二倍體，差異極顯著。黃秋波等[38]以五個不同產地的9種栝樓品系為實驗材料研究了染色體倍性與物質積累之間的關系，9個品系中一類是染色體數目為2n=6X=66的六倍體，另一類是染色體數目為2n=8X=88的八倍體。八倍體栝樓在整個生長發育時期其葉片可溶性糖含量均高于六倍體，在盛花期時的差異達顯著水平；二者葉片可溶性蛋白含量無明顯差異，總體來看，以盛花期為限，之前，六倍體栝樓葉片可溶性蛋白質含量高于八倍體，之后，八倍體栝樓葉片中可溶性蛋白質含量相對更高；八倍體栝樓葉片葉綠素含量都低于六倍體，不同發育時期的相對差異幅度為4％～10％。這為栝樓優良品種的培育和多倍體育種提供了指導依據。

種苗快繁技術

1外植體選擇研究

在已有的關于栝樓試管苗快速繁殖體系[39]和外植體取材研究[40]的基礎上，楊曉伶等[41]以栝樓莖段、葉片、塊莖幼苗的莖尖和帶芽莖段進行了快繁外植體選擇研究。結果表明，培養基MS+2mg/L芐氨基腺嘌呤（BA）+0.5～0.05mg/Lα-萘乙酸（NAA）可誘導塊莖幼苗莖尖及帶芽莖段產生叢生芽，在培養基MS+0.1mg/LNAA+0.2mg/LBA作用下生根，能夠在移栽后實現快速繁殖，而莖段和葉片可形成愈傷組織，但不能形成根。

2最佳快繁條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