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地理論文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文化地理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1972年第5期《考古》雜志上，發表了署名黑龍江省博物館的《黑龍江省海林縣牡丹江右岸的古代摩崖壁畫》一文，文中詳細介紹了黑龍江省博物館于1958、1960、1965年，連續3年對群力巖畫的調查。1958年，黑龍江省博物館的工作人員除了認定為“單色摩崖壁畫”外，別無其他收獲。1960年春，黑龍江省博物館又派員考察牡丹江流域的摩崖壁畫，并確定摩崖壁畫中有小船和不止一人一鹿的圖案。明確了畫面上有船、人、鹿，而且人、鹿的造型不是一個。時隔5年后(1965年春)，黑龍江省博物館又派人對群力巖畫進行了第三次考察。這次考察主要有如下幾個收獲:其一，弄清了字砬子的自然環境與狀態。其二，畫面呈朱紅色，可能是赭石等礦物質作成的顏料。其三，對畫面作了整體的剖析。其四，回避了確定群力巖畫的年代問題，只是對畫面所表達的內容作了推測。1990年《北方文物》第3期，發表了陶剛、王清民合作的《海林群力崖畫再研究》一文，又一次改變了群力巖畫的命名，由原來的“摩崖壁畫”改稱為“群力崖畫”。主要收獲是:其一，定名為群力崖畫。其二，對群力巖畫的畫面進行了重新分區，由上、下分區而重新劃分為左右兩區。其三，對畫面“涼棚下端坐二人”，改成枝繁葉茂的大樹形成的涼棚下端坐二人。把立于船頭的人物改稱為一只雄健的魚鷹。其四，推測畫面的內容是反映了“祈禱和祭祀的宗教意識，特別是人牽鹿的圖形，更直接寓示著引誘群鹿回家的含義”。其五，文章的主要創新的觀點是對巖畫的作畫技法和藝術效果進行了分析。其六，論文對有人提出群力巖畫的年代可能距今3000年左右的觀點進行了反駁④，并從繪畫的技法角度推斷群力巖畫的年代當為唐宋時期?！逗Ａ秩毫ρ庐嬙傺芯俊芬晃膶鴥韧獾膶W術界影響很大，作者的觀點在1992年出版的《牡丹江市文物保護單位保護區規劃》一書中也有文字說明和表述。

此外，1990年4月，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海林縣志》，也對群力巖畫作了簡單的描述。所不同的是書中描述了群力巖畫距離水面40米［2］，較之《海林群力崖畫再研究》一文的記述超出了17米，這是非常值得質疑的巖畫距離江面的高度。2000年第4期《北方文物》雜志發表了我國著名巖畫家蓋山林的《黑龍江省牡丹江畔群力屯巖畫時代新考》一文。蓋山林通過對群力巖畫內容的解讀和比對黑龍江流域俄羅斯境內與我國境內發現的大批巖畫的實例，以及從群力巖畫中的六幅圖中鹿的圖像占據50%的比例，對其群力巖畫產生的時代確定在距今2000—4000年前后①。對群力巖畫產生在渤?！呿H的觀點給予了否定。蓋的論文給我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牡丹江群力巖畫的發現，屬于黑龍江右岸支流養鹿巖畫的根基，是黑龍江流域左岸養鹿巖畫的源頭。因此，如果從整個黑龍江流域空間范圍內考慮群力巖畫發現的重要意義是值得的關注的。“群力屯巖畫在黑龍江右岸支流‘養鹿’巖畫中居于重要的地位，它不僅產生時代早，構圖較完整，是‘養鹿’巖畫的典型畫址。它的發現，使黑龍江右側支流‘養鹿’巖畫有了源頭。其后在內蒙古呼倫貝爾盟大興安嶺原始森林中，相繼發現的交嘮呵道巖畫和阿娘尼河巖畫，是‘養鹿’巖畫的流，使黑龍江右側支流‘養鹿’巖畫形成一個系統。倘若將黑龍江左右側各支流‘養鹿’巖畫聯系在一起，便構成了整個黑龍江流域‘養鹿’巖畫的全系統。如此看來，將群力屯巖畫與整個黑龍江流域巖畫放在一起去思考就不是沒有意義的了。它終于使群力屯巖畫時代之謎，得到了破釋。”［3］尤其是他把群力巖畫與俄羅斯境內即黑龍江左岸奧廖克馬巖畫進行比較②，并從繪畫的技法、繪畫的內容、繪畫的功能三個方面進行了認真的比較，最終得出了二者具有一致性的結論。

1991年9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周谷城主編的《中國文化叢書》，其中有陳兆復所著的《中國巖畫發展史》一書，這是我國第一部“中國巖畫發展史”的專著。書中收錄了《黑龍江省海林縣牡丹江右岸古代摩崖壁畫》、《海林群力崖畫再研究》的巖畫臨摹圖。還引用了上述兩篇文章對巖畫描述和臨摹的表述，尤其是重點介紹了“從巖畫的內容看，是反映牡丹江邊古代先民們的漁獵生活，也表達出他們對牲畜興旺和漁獵豐收的美好愿望。這里曾是原始宗教遺址，作品肯定含有巫術的目的”［4］。陳兆復為了說明群力巖畫的內容，特別注意到了巖畫中對鹿的描繪，其中的“人牽鹿”的圖形是直接寓示著引誘鹿群回家的含義。但是，作者把群力巖畫與嫩江流域的昂昂溪史前文化遺存聯系到一起的解釋，則顯得牽強。1996年，蓋山林的《中國巖畫》一書，由廣東旅游出版社出版發行，書中的第一章就記述了黑龍江省牡丹江群力巖畫，不過，蓋山林在書中的題目則改寫成《牡丹江畔船形巖畫》。值得注意的是，蓋山林在這部書中對群力巖畫的研究，最為突出的特點是強調了群力巖畫中的那艘船形，并且引用了《后漢書•東夷傳》:“挹婁人喜乘船寇抄”，《三國志•魏書•東夷傳》:北沃沮人“常乘船捕魚”，上述兩條文獻記述了兩個不同民族擁有共同的用船習慣。北沃沮之地的北部與挹婁的南界相接，北沃沮強盛時是否已經越過鏡泊湖而到達牡丹江的下游地區，尚待學術界繼續從考古學文化的角度進行深入研究。蓋山林認為，牡丹江下游群力巖畫的所在地“為沃沮故地”的論斷有商榷之處。在斷定群力巖畫的初始時間上，蓋山林在書中沒有太多的創新，而是完全采用了陶剛、王清民的上述觀點。認為推定群力巖畫的“時代為唐宋大致是不誤的”。然而，蓋山林的這一觀點，卻與他在2000年4期《北方文物》發表的《黑龍江省牡丹江畔群力屯巖畫時代新考》的觀點大相徑庭，說明蓋山林在考證群力巖畫的時代看法上有了重大改變。1997年11月，李洪甫所著的《太平洋巖畫》一書，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書中的第二章:中國黑龍江巖畫中又專門設置了“牡丹江巖畫”欄目，在這里“群力巖畫”又被稱為“牡丹江巖畫”。

文中對群力巖畫的內容描述和介紹，均采納了已經發表過的有關群力巖畫的文章①。此外，楊林在2007年12期《經濟技術協作信息》上刊載了《淺析黑龍江省古代壁畫》。此外，已故東北史學者董萬侖曾經指出:牡丹江群力巖畫中所顯示的“一男一女，表明已是固定婚姻的父系制”。2013年春夏之際，俄羅斯阿穆爾國立大學哲學宗教教研室主任安德烈教授帶領他的博士生王健霖，兩次實地考察了群力巖畫的所在地，并對群力巖畫產生的歷史背景和繪制圖案的語境進行了認真的分析，尤其對圖案的繪制技法“用紅色顏料涂抹”，而并非是單線勾勒輪廓的素描方法，以及對中國學者蓋山林認為“俄羅斯境內黑龍江流域左岸的中紐克扎巖畫與群力巖畫基本相似，前蘇聯學者將中紐克扎巖畫斷代為公元前2世紀末至1世紀初，這可能成為群力屯巖畫的參照系數”這一說法進行了客觀的分析。他們認為群力巖畫晚于中紐克扎巖畫。并確定了群力巖畫所處的精確的地理位置和海拔高度(北緯44°54＇22．3128＇＇，東經129°39＇26．6364＇＇，海拔213．6米)，這是目前所見在群力巖畫的研究文章中唯一使用經緯度和海拔高度來確定其精準的位置的表述。王健霖對群力巖畫圖案左側最下方的圖形提出了質疑:多數學者認為是“熊”，“但筆者通過電腦軟件提取圖像色彩輪廓，仔細觀察后發現似一蹲狀人形”。筆者認為，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發現，如果能夠確認不是熊，而是一個作“蹲狀”人形的話，那么群力巖畫的整幅圖案的寓意的解讀就有重新考慮的必要。最后，他們基本確定牡丹江群力巖畫的年代不會早于俄羅斯境內的中紐克扎巖畫，而只會晚于中紐克扎巖畫。他們認為，“古人出于宗教祭祀需要，對巖畫點的選擇非常講究，通常會選擇具有代表性的山崖作畫，該處山崖氣勢偉岸，如同一位將軍巍然屹立，而且整個巖畫朝南(迄今在中國有面北祭祀的習俗，中國人認為北為上位，為尊位)，這本身也包含了山石崇拜、祖先崇拜、英雄崇拜觀念。筆者以為，巖畫點下方陸地一定是祭祀點，如果進行考古發掘，很可能找到相關祭祀遺跡、遺物，對該巖畫點年代判斷、內容分析、作畫族屬將起到關鍵作用。”［7］并得出群力巖畫的繪制時間可能在6—7世紀前后的靺鞨人所繪［7］?？傊?，牡丹江群力巖畫從“字兒砬子”、“古代摩崖壁畫”、“群力崖畫”、“牡丹江巖畫”、“黑龍江古代崖畫”，最后定名為“群力巖畫”的過程，是近百年來眾多學者對牡丹江群力巖畫逐漸認識歷史的經歷。盡管目前對其年代的推斷尚有分歧，或對巖畫的內容還存在著不同的解釋，但是學術界對群力巖畫的研究和解讀已經走入成熟期。無論是對畫面的識別，還是年代的推斷，較之20世紀初的認識，均有了飛躍的進步。在上述學者研究群力巖畫的基礎上，筆者對牡丹江群力巖畫的年代、族屬及其巖畫寓意有幾點不同的認識。

二、牡丹江流域群力巖畫的年代族屬研究

(一)關于群力巖畫的年代與族屬問題的五種觀點牡丹江流域群力巖畫的年代問題，一直在學術界存在著爭議。依據上述學術界對群力巖畫的描述、研究、考證與推斷，大致有如下幾種觀點:其一，陶剛、王清民認為群力巖畫為“唐宋”說。這一觀點曾被我國巖畫家蓋山林認可，但在后來蓋山林的《黑龍江省牡丹江畔群力屯巖畫時代新考》一文中又予以否定。其實，確定群力巖畫為“唐宋時代”的觀點是比較籠統而模糊的概念，因為唐朝與宋朝(包括北宋、南宋)存續的年代疊加在一起的話，達614年之久，如果再累加上唐朝滅亡的904年到宋朝建立的960年中斷期的56年，那么，唐宋時期的概念就是670年之久，而所謂對群力巖畫斷代為“唐宋”時代的觀點，其時間跨度過于漫長。更何況唐宋時期的東北牡丹江流域所居住的族群為靺鞨族，亦即女真人的前身。其間曾有以粟末靺鞨人為主體而建立的渤海國(公元698－926年)，牡丹江流域則成為當時渤海國的統治中心區域①。其二，黑龍江省博物館所發表的②《黑龍江省海林縣牡丹江右岸古代摩崖壁畫》一文認為，群力巖畫的年代“可能是為了一定的巫術目的而繪制的原始宗教遺跡，但它真實地反映了活動在這個地區居民的漁獵生活，而且是我國原始藝術的一項代表”③。無疑，該文作者是明確把群力巖畫的年代確定在原始社會時代，這一斷代的概念較之“唐宋”的概念更加模糊。所謂原始社會是文化人類學理論上的一種社會組織類型概念，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第一個階段。如果與考古學歷史分期進行比對的話，這一階段應屬于新石器時代，約當在距今1萬年到4000年前后。因此，把群力巖畫確定在原始社會的觀點過于遙遠而漫長，且缺乏重要的歷史依據。這種朦朧而缺乏依據的漫無邊際的斷代方式，是人們習慣于簡單思維而對無法理解的歷史遺跡、遺物盲目下結論的慣用方式。其實，是一種缺乏研究和比對的思考過程。如果群力巖畫的年代屬于距今4000年前的作品，那么從民族源流的族屬上看，群力巖畫可能是肅慎系統的先民所繪。其三，蓋山林在2000年《北方文物》第4期發表了《黑龍江省牡丹江畔群力屯巖畫時代新考》一文，在這篇文章中他一改過去對牡丹江群力巖畫的斷代觀點，而提出了自己的新觀點。他認為群力巖畫屬于黑龍江流域的“養鹿”巖畫，可以依據黑龍江左岸俄羅斯境內發現的大量養鹿巖畫遺址的絕對年代來比對牡丹江流域的群力巖畫，可以推斷其年代當為距今2000至4000年之間?！叭毫ν蛶r畫屬于黑龍江‘養鹿’巖畫的定位，給群力屯巖畫年代的推定找到了依據。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黑龍江左岸‘養鹿’巖畫的年代是從公元前2千紀一直延續到紀元前后，那么群力屯巖畫的年代，大約也應屬于這個時代。這種對群力屯巖畫年代的斷定，雖然由于時代跨度太大而失于籠統，但總比將它推斷在渤海時代在依據上扎實得多。”蓋山林深知這種斷代的方式和結果是一種模糊推定，但是總算是較比斷定群力巖畫為唐宋時期渤海時代的依據更為貼切。蓋山林的這一推斷的新意，是含有距今2000年前后或4000年前后的意味。如果我們取蓋山林先生對群力巖畫斷代的下限的觀點，群力巖畫的年代很有可能相當于西漢末年。由此推之，西漢末年的牡丹江流域的群力巖畫的族屬當屬于挹婁人或夫余人的遺存。關于挹婁稱謂的含義，一直有兩種解釋:一是“挹婁”，音近通古斯語“鹿”，為鹿之意;二是與滿語“葉魯”音近，為巖穴之穴的意思④。主要分布在牡丹江以東直到大海沿岸。其四，王健霖認為，群力巖畫的絕對年代應該屬于距今6—7世紀前后的靺鞨人的遺存。他認為:從造船技術、養鹿習俗、漁獵業三個方面分析，群力巖畫的繪制時間可能是6—7世紀前后的靺鞨人。王健霖所推斷群力巖畫的年代，大大縮短了“唐宋說”、“原始社會說”、“2000至4000年說”等籠統觀點。6—7世紀的時間跨度，是一個比較具體的時間概念，當在100－200年之間。不過王健林對群力巖畫的時間斷代，依然缺乏依據和更多的歷史旁證，因此，支撐其觀點的證據還顯得比較單薄。其五，群力巖畫為西漢時期所繪，這一觀點是李洪甫所著的《太平洋巖畫》一書中所表述的。他認為:群力巖畫所處的牡丹江流域就是漢代的樂浪郡，群力巖畫中二人端坐于樹下“席地而坐”的姿態，就是朝鮮王“檀君”夫婦端坐在檀樹下的形象，從而得出群力巖畫當為西漢時期的作品。把牡丹江群力巖畫臆測為西漢時期所作，并與檀君朝鮮有關的猜測均屬謬誤之筆。不過，在李洪甫對群力巖畫的臆測中較為合理的成分，則是把牡丹江流域的群力巖畫的時代看作漢代的作品還是值得深思和借鑒的。總之，以上五種有關群力巖畫的年代與族屬的考證、推斷與臆測都是從不同的角度出發，完成了由淺入深、由表及里的認識過程。但是，究竟那一種觀點最為接近歷史的真實，還有待今后的深入研究和不斷的考古發現。

篇2

另一方面，盡管與主流文化之間的互相滲透并沒有停止過，但是，文化的交融意義并不是十分清晰。這樣的地理空間阻隔造成了仡佬族群落兩個截然不同的文化結構形式。隨著時代的發展，仡佬族文化無論是精英文化還是族群文化特征都逐漸趨向于模糊，仡佬族文化格局成為一種背景性的存在。在仡佬族文化地理變遷以及隨之而來的仡佬族地域文化的重構過程中，仡佬族的精英身份群體自始至終都是文化轉型的執行者，同時兼具了民族知識的批判者和反思者的角色，成為仡佬族文化傳承與創新的載體。仡佬族文化精英的身份認同大致通過如下幾種途徑：一是傳統意義上的文化特征明顯的族群控制者他們通過對于家庭、族群中既有位置的強化來實現自身的身份架構。仡佬族精英對民族文化的挖掘整理，目的是通過政府力量對民族聚居地進行重建。二是通過對于民族文化的不斷開掘，或者通過對于民族聚居地的重建來強化地方形象，強化自我意識和族群精神，進而實現自身身份的認同。務川縣九天母石等景觀重構就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空間意象的建構，同時也是對于仡佬族民族情感的一種凝聚。第三種方式是相對而言較為被動的實現民族恢復及歸化，以便彌合民族精英認同矛盾，架構起民族身份的制度保證。

需要指出的是，仡佬族所代表的黔北文化近年來涌現出王華、戴紹康、肖勤為代表的仡佬族作家通過民間文學形式展示了仡佬族族群自強不息、兼收并蓄的民族精神，文學化、系統化地表達了仡佬族機能性文化區域特征及民眾生活狀態。這可以看做是第三種方式的代表。上述仡佬族作家如何利用自身掌握的民族語言、文化及精神等表達出民族的生存狀態，反思民族發展是接下來討論的重點。

二、仡佬族民族形象的文學建構路徑、約束因素與文化適應

（一）重建地域民族文化的文學建構路徑

仡佬族作家對于地域民族文化的文學性架構，既包含了對地域自然環境充滿感情的展示，也包含了對于人文環境的相對集中的闡釋。如果說地理意義上的環境是一種前提性的基石，那么，對于仡佬族而言，人文環境所內蘊的文化氣息對于民族精神生活的形成，對于特定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的追求同樣具有極其重要的基質性作用，會通過一種集體無意識的形式內化于民族的日常行為中。一方面，用仡佬族特色民俗闡發文化認同感。仡佬族作家通過對于仡佬族特有的祭祀、崇拜、風俗意象的文學化表達顯現了民族的最為原始的情感特質。比如，王華在《橋溪莊》中通過對“石仡佬”開荒辟草，展現了“石仡佬”對土地深深的眷念之情；《儺賜》中通過仡佬族民族節日“桐花節”的盛大場面描寫，以及先民儺戲事象與儺賜莊貧窮對比描寫，既凸顯出仡佬族的苦難歷程，也展現了仡佬族人民積極樂觀的生活態度。正是這樣的態度激勵著仡佬人民走出苦難，促進了仡佬文化走向復興。另一方面，用民族生存的苦難書寫展現人性反思。

仡佬族所經歷的時代的變遷是每一個仡佬族民眾都刻骨銘心的記憶。這些歷史記憶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仡佬族民族文化的底色，并成為其民族文化不斷更新、再造的內生動力。仡佬族作家大多生活于其間，對于仡佬族民族文化的體悟往往感同身受，尤其是民族記憶中關于民族苦難的表述通過傳承成為作家的一種集體無意識，進而觸發了作家敏感的神經。他們要做的恰恰是通過對于生存現狀、生存困難的回憶和記述，讓整個仡佬族群冷靜而達觀地正視曾經的歷史進而肯定人性的多樣和復雜。無論是秋秋《儺賜》生命淪為碎片的悲劇，還是李作民《橋溪莊》人性被扭曲的無奈，都展示了仡佬族作家自覺的尋根意識和憂患意識，這恰恰是仡佬族地域民族文化建構的根基所在。

（二）仡佬族民族地理文化重構的約束因素

仡佬族民族地理文化重構體現在民族認同聚合型邏輯約束、族裔話語意識形態約束以及族群女性區域性異化的邏輯約束等三個層面。一是民族認同聚合型轉向的邏輯約束。眾所周知，文化地理學注重文學表征與地域風貌的社會實證思路，它試圖通過空間敘述解釋權力關系關聯與差異運作。盡管仡佬族民族認同與民族地理空間既相互生產又相互表征，基于“內在動員理性聚合型認同”邏輯的新空間建構還是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仡佬族的生活方式與道德秩序，要求仡佬族文化精英形成了新的認同性表述。這種認同性的文化表述，一方面是對于仡佬族自身文化的確認；另一方面是對于主流文化價值的歸屬性確認。誠如肖勤在《尋找丹砂》中指出，尋找的是一種民族的歸屬，這種對于相似性的提煉是一個“尋根”的情感認同過程，與此同時也是對于外在文化體系的應激性的認同過程。換言之，我們還能看出，仡佬族民族文化認同背后潛在的“認異”的雙向互動邏輯。外在邏輯不應是常態，內在邏輯應該成為主流。實際情形是內聚型的認同邏輯規范以及價值認知過程本身，在仡佬族乃至整個貴州少數民族身份認同的過程中，或多或少地存在被低估的現象，這對于少數族裔的身份認同和文化重構顯然并非有益之舉。二是少數族裔話語的意識形態約束。從本質上講，少數族裔是一種天然的屬性，是以自然體質為基礎的形式，同樣道理，仡佬族文化存在形式受制于主流價值意識形態的歸化，自然地又需要融合進與自身特征不同生產體系中。這種地理空間意義上的族群劃分，表面上是空間觀念的差異，實質上是少數族裔自身身份認同的權力性展示。舉例來說，王華在《儺賜》中通過對儺戲表演的環境特質細節性描寫，消解“他者”視角中主流文化的優越感，并通過具體的描述轉化為仡佬族文化內在的抵抗，從而在空間對立隱喻文學敘述中得到強有力支撐。趙劍平《獺祭》中老荒除了捕殺之外很少有語言的表達，他的人物性格遮蔽與凸顯完全存在于對獵物的捕殺。實際上，老荒的失語不是有意識的，而是意識形態規訓與自身實際相結合的產物?；谧陨硭帉蛹壍某醪脚袛?，做出了有利于自身的文化權衡與取舍。盡管這種行為本身具有扭曲的特質，但是，在特定的文化地理空間中，他還是實現了自身價值和意思的語境化的自我認定。

顯然，趙劍平試圖通過“老荒”的自我認同的構造，來表述少數族裔主體空間語境的緊致，以及族裔話語象征空間的脆弱，而以詞匯為基礎的話語暴力背面，潛伏著的恰恰是針對少數族裔知識差異的馴服。三是族群女性區域性異化的邏輯約束。既然族群空間成為權力關系及其運作的文化場域，那么，族群中的女性因其獨特的性別特質自然成為性別表述與空間表述的產物。誠如學者所言，少數族裔文化空間既參與了女性地位的塑形，其本身也是女性區域化異化的本源。傳統仡佬族女性在空間中經驗與認同已經被排除在外，當下，女性在仡佬族群中的表達形式更是形成了一種離散性質的特征。我們發現，仡佬族少數族裔的作家，尤其是王華、肖勤等女性作家，在她們文學化的表述中，都或多或少地有意弱化或者模糊了對于空間、時間本身的描摹，從而將女性的空間存在感放置于一個相對虛無的區域中。這種虛構的表達，一方面凸顯出少數族裔女性漂泊無根的碎片感、無力感，便于讀者從人性的廣闊圖景解讀小說展示的仡佬文化及少數族裔女性的異化表象；另一方面，拋卻道德與人文關懷來看，這樣的寫作策略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女性對于整個華語體系關系網絡的開放，便于作者表述保持一種對內對外相互協調的張力和向度。誠如王華在《儺賜》中對“秋秋”生存困境和精神磨難的種種悲憫情愫一樣，我們強調仡佬族女性空間的區域化約束，在一定程度上是對于當下仡佬族群女性現狀的剖析，也是對于女性掙脫權力文化實踐的肯定，盡管在當下的仡佬族群文化共同體，對于這種反抗本身仍然缺少有效的或者普遍意義的抵抗邏輯。

（三）空間重建對于仡佬族群的文化調適

誠如上述，仡佬族特定的文化地域空間規囿了仡佬族群的思維方式和生活態度，而生活于其中的仡佬族文化精英階層則試圖通過文化調適和價值再造實現文化結構的空間重建。需要指出的是，這種對于空間的重建既包括現實層面對于物質世界、地理景觀的重塑和挖掘，也包括想象的文化地理空間、歷史記憶的整理和建構。從文化地理空間想象的角度來說，仡佬族的文化重構體現了族群本身對于歷史記憶、民族想象共同體的接續。正如安德森所說的，民族是一個“想象的共同體”，“族裔歷史代表了一種事實與理想結合物……表現出讓人審視起來較為親切的共同體歷史畫像”。共同的起源、祖先、神話等歷史元素成為“想象共同體”建構的關鍵環節。對于文化地理空間的再造則利于實現民族身份的定位，鍛造民族歷史連續感。王華在《儺賜》中寫道，祖輩告訴儺賜人過桐花節，沒告訴過儺賜人屬于哪個民族。我們可以說，這是作家有意藏匿民族身份。因為在仡佬族群聚居地，不僅僅是仡佬族普通民眾缺乏對于語言、服飾的認同，即便是精英階層也缺乏對于本民族語言、服飾、文化活動傳承的自覺意識。從物質世界、地理景觀的重塑和挖掘，以及對于歷史地理儀式再造的角度來看，仡佬族的文化空間也在實現一種文化調適意義上的細微轉變。我們看到，傳統意義上，仡佬族群中的地方中心性空間策略實際上在一定程度上對于文化的和諧共處是不利的。傳統祭祀的文化表征不自覺地呈現出一種精英與民眾在認同領域的對立。誠如上述，仡佬族祭祖文化實踐中精英利用族群、社會關系，使祭祀活動呈現出一種精英階層與民眾階層不同的參與形式、程度、影響。

這樣本應該是“自下而上”的一種對于祖先的呼應，變成了“自上而下”的精英階層操作的祭祀游戲。這樣的結果是，失去了廣大民眾支持的祭祀儀式，盡管還存在著儀式性、莊重性等諸多表面的特點，祭祀活動內在的認同價值和文化建構意義卻大打折扣，儀式本身也就失去了凝集精神的價值，身份認同的弱化又影響到地方文化空間重構，不利于仡佬族民族記憶、民族文化傳承和接續。實際上，在諸多的仡佬族作家筆下，仡佬族祭祖儀式都是不可或缺的內容，他們在通過文學化的形式表達對于文化調適的價值?；蛘呤且欢挝淖置枋觯蛘呤且环N巧妙的變形結構呈現出來，比如趙劍平《獺祭》中“老荒”的祭祀活動就是用小說的虛構形式解構了祭祖儀式和場所，使得“河邊”這一自然景觀變為類似于仡佬族族群文化中心景觀。

篇3

1濱河帶狀綠地在城市綠地系統中的常規定位

1.1在幾千年的人類文明進化史中，河流一直扮演著重要角色

一些濱河而居的村落隨著商業的發展而逐漸形成了一個個龐大的城市。但是，伴隨著科技的進步，穿越城市的河流有很多已經不再扮演資源和物流通道的作用。其角色的轉變似乎更能體現人類社會的事態炎涼。很少有人會懷疑每個城市都會有一條河流穿過，由于河流在城市中的功能和地位不同，城市管理者們賦予了她們不同的待遇，對于那些主干水系，由于富有人文情調和自然風光而得到城市的重視，這些河流的濱河地段往往是一個城市商業、文化、休閑的核心地段，在整個城市綠地系統中聲名顯赫，唯我獨尊，比如上海的黃浦江，哈爾濱的松花江等等。

而那些支流，盡管在城市生態系統中起到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其功能、名氣、位置、自然風光等方面存在不足，那么在城市綠地系統中的待遇就差得多，有些居然淪為垃圾河和污水河。更有甚者被城市用地填埋，永久地結束了自己的歷史使命。目前的城市管理者們由于經濟和水利安全方面的考慮，將這些河流的功能定位于行洪河道、排污河道，與這些河流相鄰的綠地變成了功能單一的防護綠地。在近幾年的工作中有幸接觸到了幾條類似命運的河流濱河綠地改造，由于城市經濟的發展，這些河流有幸等來了受到尊重的機會，這些河流綠地將和周邊用地緊密結合共同為城市發揮更廣泛的作用。

1.2重視河流作為城市生態基礎設施的作用

從理論上說，我們應該學會理智地順從自然的流變，但是對于中國這樣快速發展的國家來說，做到這一點需要犧牲一些眼前利益，可持續發展的觀念會遇到一些阻力。但可喜的是所有的城市都接受了可持續的觀念，并付諸實施。山東德州岔河風景區和臨沂沂河兩岸的景觀設計就是這樣的兩個案例，本論文的形成就得益于在這兩個項目設計過程中得到的啟發。這兩個城市的領導在城市發展戰略中認識到了濱河綠地的重要性，同其他類型的城市綠地相比，濱河帶狀綠地的基礎條件有著明顯的優勢。

第一、除已經規劃的濱河城市綠地外（指河道防洪堤外城市預留綠地），由于不占用城市建設用地，如將其開發成休閑綠地將會減少大量的投資。

第二、生態條件優秀。每一條河流都是一條生態廊道，盡管在河道沿線上有一些水利設施的攔截，但洪水和帶狀防護林仍然有效保持了城市與外界元素交流的通道，來自鄉間的清爽的空氣通過河流廊道。在一些沒有受過污染的河道中，優美的濕地，成片的樹林為魚類和鳥類提供了良好的棲居環境。相比于這些條件，一般的城市綠地由于多數都是孤立的斑塊，彼此之間很難聯系，因此在生機活力方面明顯不足。

第三、水質有保障，親水環境好。在南方的一些富水城市，由于水網密布，綠地系統中的水質基本由保證。但是對于干旱地區的城市，城市綠地中的水體一般都是通過管道和運河的形式引進水體，通過挖湖堆山的形式創造豐富的空間變化，形成優美的水體景觀。河流與之相比最大的優勢在于一個是活水，一個是死水，城市綠地水系的管理是一筆巨大的開銷。

第四、服務范圍廣，利于商業開發。一些著名的河流沿岸往往是城市商業繁榮的區域，這是和城市的發展歷史相關聯的。對于那些次要的河流也同樣具有這樣的潛力，一條河流蜿蜒幾十公里，穿過城市內部不同的功能區域。由于人們天生親水的特性，一些休閑活動會集中發生在濱水綠地當中。如果以500米為標準的話，濱河綠地可以為相當大的城市面積提供休閑面積，人流的匯集必然能帶來更多的商機，因此說提升濱河綠地的功能定位對周邊區域的經濟會帶來很大的幫助。

當然，有優勢必有劣勢，河流季節性的洪水會對綠地內的設計產生影響。一方面為防護五十年一遇而修筑的大堤就會對景觀設計產生不利的影響。另外，有關河道管理的法規對行洪區域的高稈植物有一定的限制，因此在植物配置方面只能點綴高大喬木，也不能成片密植灌木。這項限制對于利用種植和地形來創造變化的空間來說就很不利了。

2濱河帶狀綠地景觀設計方法探索

2.1一個城市中的每一塊土地都是城市的有機體

由于人們的功利要求，將一個城市的土地劃分成大小不等的斑塊，每一個小斑塊都在欲望的驅動下不停的在跳動，每一個跳動的斑塊都與其鄰近的斑塊發生關系，對于一條河流來說，由于其穿越城市的特性，當其定位從防護綠地轉向生態防護、商業、休閑于一體的綠色廊道時，作為設計者應該至少就下列問題給出答案：

2.1.1這條濱河綠地在城市綠地系統中的性質是什么？

一般從水利上來說，流經城市的每一條河流都是流域治理的有機組成，其在水利上的分工大概可在行洪、分洪、灌溉、航運、排鹽、純景觀等方面加以區分。如果從城市綠地系統功能上劃分，作為有保護意義的生態廊道是所有河道的基本功能，除此之外這條河流本身的歷史文化積淀、它所流經的區域在城市中所處的位置、濱河綠地鄰接用地的功能都會對濱河綠地的性質產生影響。在一項設計動筆之前，必須抓住綱領，搞清綠地的性質。否則會造成后期設計中不必要的功能分區，造成投資的浪費。

[設計案例]德州市岔河濱水綠地景觀設計

對城市綠地系統的分析：

德州市位于山東省西北部，素有“神京門戶”，“九達天衢”之美稱，地理位置重要。德州市市區現有人口44萬，屬于中小城市，在未來15年的城市規劃中，岔河將位于城區的中部。岔河現屬于排洪排污河道，德州境內全長為22公里。為推動城市新區建設和改變城市面貌，德州市政府決定對岔河城區段的景觀進行改造，規劃范圍總用地面積為124公頃，其中現狀水體面積16.2公頃，陸地面積170.8公頃。

在德州市區范圍附近，從西向東共有三條河流，分別是南運河（古京杭大運河德州段）、岔河、減河，三者同屬漳衛河南段。三條河流的現狀基本功能都是排洪、排污。根據歷史文化和城市區位的不同，三條河流應突出各自的風格，具有不同的綠地性質。

南運河應體現歷史文脈的延續，岔河應體現城市文化與生態核功能的結合，減河體現遠郊的生態休閑功能。本規劃通過對場地現狀條件及城市發展趨勢等多方面條件的分析，將岔河風景區定位于：是德州市城市綠地系統和河流生態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城市的生態休閑廊道，同時，與岔河濱水區各功能用地相結合，岔河風景區還是德州市舊城區和城市新區之間一條重要的商業、文化廊道，是城市濱水區綜合開發建設的重要內容。

2.1.2尋找與城市的關系

如果我們著手設計的對象是一個學校的花園或小區綠地，那么我們只需考慮小區的格局及業主的需求即可。而對于一個面向全市開放的帶狀綠地從交通分析上獲得必要的信息對未來場地的組織至關重要，同時由于有許多跨河大橋，穿越綠地這會增加一種特殊的觀賞視線，另外那條大橋是城市中最重要的橋梁，也會對綠地設計內容產生影響。通過交通分析，可以確定帶狀綠地的出入口位置，出入口的規模、哪些區域會產生商業價值。

除了對城市交通系統的分析之外，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臨近用地的現狀功能及未來建設情況，一般可結合城市的總規或詳規解決這方面的內容，通常這種以休閑為主的全開敞綠地不同于一些主題公園，臨近綠地的城市用地性質直接對綠地內部的設計內容產生影響；比如說鄰近的用地是居住區，那么你可能考慮一些兒童活動設施或場地在這里，因為早晚時間大人會帶著孩子就近玩耍。如果鄰近的用地是一片工業區，那么在這里設人流集散的場地就是多余的投資。

[設計案例]德州市岔河濱水綠地景觀設計

交通系統及外部用地功能分析

四條東西向城市主干道跨越風景區，從南到比分別為堤嶺橋、東方紅橋、三八橋、天衢橋，均為雙向四車道，其中堤嶺橋所在東風路是進出城市的主干道。八條城市交通副線盡端抵達風景區，其中一條路名為“文化路”的附道，該路與舊城新湖風景區相連，是非常熱鬧的城市生活性干道，后來設計中我們在這里設計了主入口。

綜合考慮場地外部交通以及周邊用地功能的要求，對整個風景區進行如下的分區：

城市文化展示區：位于堤嶺橋—東方紅橋區段的西岸，大堤兩側。規劃希望該區是人文活動的主要場所，原因是這里位于東風路和東方紅路這兩個城市最重要的交通干道之間，是城市文化的最好的展示窗口。另外其外部用地以居住區為主，因此在景觀設計上體現開闊、簡潔、大氣，是城市尺度和城市人工構成風格在優美的自然環境中的有機楔入。

生態休閑活動區：該區段外部為二類工業用地。因此在設計中以濕地、卵石灘、微丘、觀光果園等景觀為主，河的岸線曲折自然，偶爾點綴野生花叢。該區段以靜、雅為主，滿足人們親近自然的愿望。

居住康體活動區：由于該區段周圍的用地功能主要為教育用地和居住用地，因此在自然優美的環境基礎之上，開辟群眾喜聞樂見的運動場地是這里的主要設計內容。

2.2尊重場地

從生態學角度講，濱水區域是一個具有生物多樣性特性的區域，和城市內部預留的公共綠地有很大不同。由于在一段歷史時期內，我國在生態倫理、生態價值方面的基礎教育普遍不足，因此很多未經保護的河道已經喪失了自然面貌。原因很簡單，他們成了城市經濟活動的犧牲品。如果一個設計師具有生態價值觀的話，那么在現場調查中，看到一片幸存的濕地，一處小小的候鳥棲息地都應在未來的景觀設計中設置一處保護區域，為這些具有未知價值的場地留有發展空間。關注每一條河流在長期自然過程中形成的地形、植被等自然要素及其組合結構，如：曲流、深潭、淺灘、河漫灘、積水沼地、階地、三角洲等，結合這些自然細節結合水岸設計，本身就是最具特色的濱水景觀設計。

[設計案例]臨沂沂河兩岸景觀規劃設計

場地分析

沂河是臨沂市境內第一大河流，發源于沂源縣三府山。在臨沂市藍山區沂河及其支流匯合在一起，形成寬闊的水面河流流速減慢，大量的泥沙淤積成大大小小的橢圓形沙丘，這些沙丘上長滿了叢生的灌木柳，景色非常優美。由于水利部門擔心影響行洪，這些自然形成的濕地景觀被大量清除，所剩無幾。

針對這種情況，在設計中我們強化了這一生態要素，將人工的岸線拆除，改成生態護岸，同時人工恢復一些濕地島景觀。通過科學的論證，水利部門同意了我們的建議，這些富有生機的小島從此在沂河兩岸復蘇。

2.3文化的引入

擁有悠久的文化是中華民族的驕傲，這種驕傲的情緒充分反應在景觀設計行業中。每個景觀規劃項目的設計建設方都希望有一個好的文化內涵在里面，盡管濱水綠地只是一個具有休閑與商業功能的用地。為了避免在文化引入方面生搬硬套，牽強附會，那么對河流本身的歷史和人文故事的挖掘工作就必不可少。

[設計案例]德州市岔河濱水綠地景觀設計

擁有悠久的文化是中華民族的驕傲，這種驕傲的情緒充分反應在景觀設計行業中。每個景觀規劃項目的設計建設方都希望有一個好的文化內涵在里面，盡管濱水綠地只是一個具有休閑與商業功能的用地。為了避免在文化引入方面生搬硬套，牽強附會，那么對河流本身的歷史和人文故事的挖掘工作就必不可少。

[設計案例]德州市岔河濱水綠地景觀設計

首先對岔河的歷史進行了研究，岔河是利用歷史上黃河九河即道之一的溝盤河故道修筑的一條分洪河道。同時我們在風景區水源的設計之中從溝盤水庫中提取了一部分黃河水。那么在公園的出入口的位置我們利用一片石刻給市民講述了岔河的歷史，同時又告訴他們這樣的事實：黃河水回來了。在刻石上寫下了這樣的一句話：天水鉤沉嘆盤虬再現。詩中的“天水”指黃河水，古詩云“黃河之水天上流”。黃河水又以盤虬之姿重回故里，看到德州的變化，他也會衷心贊嘆這里的變化。水體景觀是風景區設計的一大特色，本設計將原有的河道拓寬，形成平均185米寬的水面，將鉤盤河水庫的黃河水注入，在七里莊和上游分別設攔河壩和橡皮壩，形成大氣、開闊的水體景觀。由于拓寬了河道，增加了行洪斷面，提高了蓄洪能力。

另外一處的文化引入就是“千年搏弈平臺”的設計。從德州市城市景觀格局中可以發現兩片大型的公共綠地，一個附屬于新城核心，一個附屬于老城核心。在這兩片核心綠地之間畫一條線，這條線和岔河的交點就在我們設計的規劃區內，這個交點記載了德州城市文化發展史，因為這里是新舊城市的跨越點具有特殊的意義。這個交點被設計成主入口廣場，具有慶典和紀念的意義，它的名稱就是“千年搏弈平臺”，在這里將紀念這個千年古城發生的一些大事。在廣場的鋪裝上，鑲嵌了12塊圓形的棋子，每個棋子上面紀錄一件德州城市發展的歷史故事。

[設計案例]臨沂沂河兩岸景觀規劃設計

沂河是臨沂的母親河，與沂河相關的故事千千萬萬。每個故事都很動聽，但是不可能各個去表達。但是我們抓住了一個城市文化的紀念地。那就是沂河及其支流的四河交匯口，這里的地形被當地老百姓形象的稱為是一支展翅欲飛的鳳凰，同時在四河交匯口的旁邊就是臨沂的古城，古城的城墻與道路圍合的構圖就像一只負重的烏龜。在很早以前民間就流傳龜托鳳凰的神話，也許就是這種特殊的城市景觀為臨沂造就了眾多的杰出人物和美好的故事。根據龜托鳳凰的城市傳說，我們利用現場的濕地設計了一處生態觀光園，其中人流集中活動場地的造型就是一個鳳凰的抽象圖案，而那些濕地觀賞的木棧橋形成龜背紋圖案，人們在這里游玩的時候將會重溫這段神話。

3經驗總結

濱河帶狀綠地還會有其他不同的類型，本文結合親自設計的兩個項目總結出的一些設計方法肯定會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有些基本原則應該適用于全部類型的濱河綠地，那就是生態第一性原則與親水性原則，拋棄這兩項原則的設計一定會留下遺憾。

篇4

在講授到有關地理環境部分的內容時，可以用人們所穿的不同服飾作為課堂例證的素材。比如在講到人教版《高中地理》必修一第二章中的常見氣候類型時，可以給學生展示一些不同氣候地區的人們的服飾照片，如：我國地區藏民的“藏袍”；熱帶雨林中土著居民的原始服飾；阿拉伯地區的人們的白色長袍；我國東北地區人們冬季的皮草等。然后讓學生結合不同地區的服飾特點，推導他們所在地區的氣候特征，最終得出該地區的氣候類型。不同地區服飾照片的展示，既調節了課堂氣氛，又讓地理課堂變得更具有生活化。

2.從“食”中來由于地域差異

水熱組合特征不同，導致不同地區農業發展類型不一致。在講授到必修二第三章有關“農業的區位選擇”時，我事先掌握了我們班有南、北不同地區的外來人口的子女就讀，在課堂上我就請他們各自介紹一下家鄉的飲食習慣。比如，南方的同學喜歡吃米飯、甜食，而北方的同學喜歡吃面食、辣椒，然后我再進一步地引導學生去思考：為什么不同地區人們的主食不同？從而推導出不同地區的農業區位選擇的差異造成人們飲食上的選擇差異，最終得出結論：“南稻北麥”“東耕西牧”。

3.從“住”中來民居的樣式、材料常常受到當地自然環境的影響

在復習中國區域地理時，可以給學生展示我國不同地區的房屋圖片，如：內蒙古草原上的蒙古包；黃土高原的窯洞；北方地區的平房；南方地區的斜頂房；云南的竹樓等，然后提問：不同地區的房屋的顯著特征是什么？形成這種特征的原因是什么？從而推導出我國不同地區的自然環境差異。為了活躍課堂的氣氛，增強學生鄉土地理的意識，我特意到我們本地的古鎮上去拍攝了幾張老式民居添加到課件的圖片素材中去，取得了很好的教學效果。

4.從“行”中來在地理學科中

人們的出行也是其中的一項重要的學習內容。在講必修二第五章“交通運輸方式的選擇”時，我給學生創設了一些生活情境，讓學生根據不同的情況，選擇合理的交通運輸方式。如：（1）從哈爾濱到廣州參加貿易洽談會，要求次日必須到，可供選擇的合理的交通工具是（）。（2）從重慶到武漢，沿途觀賞三峽風光，可供選擇的合理的交通工具是（）。（3）從密云水庫運20噸活魚到北京，可供選擇的合理的運輸工具是（）。（4）從太原運200噸煤到武漢，可供選擇的合理的運輸工具是（）。（5）從天津到上海運一萬噸海鹽，要求最經濟的方法，可供選擇的合理的運輸工具是（）。從以上生活情境中，學生可以總結出交通運輸方式選擇的原則，

二、到生活中去，學以致用

在新課程的教育理念中，特別強調要“以人為本、回歸生活、注重發展”。而學習地理的目的，就是要發展、完善生活。所以要將學生在課堂上所學到的知識返回到生活中去，要學以致用。這樣，才能真正地實現《地理課程標準》中所提出的要求：“學習對生活有用的地理。”那么，如何讓學生把所學到的地理知識真正地運用到生活中去呢？筆者在教學中做了如下的探索：

1.創設生活情境去體驗創設生活情境就是在課堂教學過程中，運用相關的教學用具和教學資源，去模擬生活場景，使得地理課堂教學更加貼近生活，使學生如臨其境、如聞其聲、如見其人，加強直觀的感知，讓每個學生在實踐中體驗到地理知識的重要性和實用性。舉例如下：衣：比如在學習完我國氣候的降水特征后，我給學生創設了如下的情景?。赫堃晃煌瑢W扮演一位美國的中學生，利用假期來中國參加夏令營活動，8月1日剛到北京就遭遇了一場暴雨，于是匆匆忙忙買了一件雨衣穿上。8月10日，該同學又去了烏魯木齊游覽美景，在烏魯木齊的三十天內一直沒有下雨，雨衣反而成了累贅，于是他就將雨衣送給了當地的一位小朋友，然后啟程去了廣州?？墒菦]想到一到廣州他又遭遇到了持續的陰雨天，他氣憤地沖天吶喊：“這是為什么呀？”觀看完表演后，請學生根據已掌握的我國降水特征來幫助這位外國朋友解答這個問題，并告訴他正確的做法。課堂教學生活化情境的創設，讓學生更直觀有趣地感悟到生活離不開地理知識。

篇5

1.評價指標的地理學科特點不明顯，評估指標大同小異。

多數高中地理課堂教學評價體系指標選取較為籠統，沒有結合地理學科的特點進行設定，有的甚至可以適用于其他學科的課堂教學評價。

2.評估指標較詳細，評價要素較多。

指標體系一般分為兩級，各項指標的權重一般在10%以下。

3.重視地理教師活動的評價。

我國中小學教師有一種根深蒂固的教育信念“:教師的教”等同于“學生的學”。所以，課堂評價首當其沖的是教師的教的評價———教學思路、教材處理、教學方法、教學技巧之類。具體表現為，評價標準中所列的各項內容基本集中在教師方面，體現出對教的強調和重視。

4.指標的直接可觀測性不強。

我國多數的課堂評價指標體系建立采用的是理論演繹方式，從好課應達到的標準出發，對課堂教學的構成要素逐級分解，但最低一級的指標只是定性的描述，不是可觀察的指標，容易導致不同的評課者對同一堂課的評價結論相差很大。

二、高中地理課程目標要求及評價建議

高中地理課程的總體目標是：要求學生初步掌握地理基本知識和基本原理；獲得地理基本技能，發展地理思維能力，初步掌握學習和探究地理問題的基本方法和技術手段；增強愛國主義情感，樹立科學的人口觀、資源觀、環境觀和可持續發展觀念。新課程標準提出了對未來公民在學科教學中的總體素質要求，明確了從知識與技能、過程與方法、情感態度價值觀三個維度來把握課堂教學目標、組織教學內容、設計教學過程等。新課程改革背景下的學生，是學習的積極參與者、教學過程中的合作伙伴、自主學習的主體，是教學效果的體現者。高中地理課程標準中的評價建議中指出，在教學活動和學習評價中要重過程、重應用、重體驗、重全員參與。評價應以學生發展為本，發揮其激勵與發展功能，使學生從評價中獲得成功的體驗、激發學習興趣、積極參與學習活動、提高地理學習水平。

三、高中地理課堂教學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

根據以上分析，本著“生本化”的指導思想，結合地理新課程標準的要求和評價建議，筆者構建了一個全新的高中地理課堂教學評價體系，本體系密切聯系地理學科特點，側重從學生的角度出發，以學生的學習過程及學習目標達成情況對地理課堂教學進行評價。構建該指標體系旨在通過評價改進課堂教學，以達到新課標的總體目標要求。

1．指標體系的設計原則

高中地理課堂教學評價指標體系的確定是保證準確、全面、有效地進行評價的基礎。關于設計評價指標體系的原則國內一些學者研究的比較透徹，值得借鑒，其主要觀點為：普適性原則，明確性原則，簡要性原則，直接可測性原則，整體完備性原則，地理學科性原則。除此之外，結合新課程改革的要求，筆者認為在新的指標體系的構建中還應包括“生本化”原則，即新課程課堂教學評價要真正體現以學生為主體，以學生發展為本，體現以學生的學習效果來評價教師教以及課堂教學質量的“以學論教”的評價思想，強調以學生在課堂教學中呈現的狀態為參照來評價課堂教學質量。

2．評價指標的選取

根據指標體系設計原則，參照高中地理學科的特點，依據中學教育教學相關理論，以及教育相關政策要求，并聽取了大量高中地理課堂教學案例，筆者采用理論推演法和目標分解法，推演出了高中地理教學評價指標（含評價要點）。地理課堂教學的基本要素為教師、學生、教學過程，而教學過程中的具體活動又可以分別歸入教師行為和學生行為范疇，因此本評價指標體系將一級指標確定為教師行為和學生行為兩項。教師行為包含三項二級指標，分別為教師基本功、教學內容、教學過程。教師基本功作為教師必備的基本素養是課堂教學評價必不可少的；教學內容是課堂教學評價必備的要素，因為教學內容的正確、科學是一堂好課最關鍵的前提；教學過程主要針對的是教師方面的行為，從評價要點中可以看出主要反映的是教學方法及教學策略等方面的內容。區別于傳統的評價表，本評價表沒有將教學方法作為評價指標單獨列出，對其的評價主要反映在教師行為中。學生行為是重點評價的內容，其二級評價指標包括興趣狀態、思維狀態和反饋狀態三項。興趣狀態主要反映學生在課堂中的學習熱情，興趣是最好的老師，學生的興趣狀態是決定一堂課成功與否的關鍵；思維狀態反映的是學生在課堂中的參與狀態，反映的是學生是否真正進行了深入的思考，而不只是流于形式；學生的反饋狀態即為學生通過本堂課的學習所發生的改變，反映的是教學目標的達成情況，是評價的重點。評價要點制定的依據是新課改的“三維目標”。

3．計算評價指標的權重

采用AHP決策分析法，分別計算出各級指標及評價要點的權重。但為了簡潔和計算方便，各評價要點權重取近似值。經過一致性檢驗，各矩陣具有滿意的一致性。4.課堂教學質量綜合評判方法教師或專家在使用本課堂教學評價表時，評價要點權重僅供打分時參照，只對每項二級指標進行綜合打分，滿分為100分，將各項二級指標得分分別乘以各自權重相加得出一級指標得分，最后再乘以一級指標得分并相加，即為該評價人員對本堂課綜合打分。如某位評價人員對本堂課教學基本功，教學內容，教學過程，學生興趣狀態，思維狀態，反饋狀態的打分分別為86分，85分，88分，82分，80分，85分，則這位評價人員對本堂課的綜合打分為（86*0.105+85*0.258+88*0.637）*0.325+（82*0.200+80*0.200+85*0.600）*0.675≈84.6分，最后將每位評價人員對本堂課的綜合打分取平均值即為本堂課的綜合得分。需要注意的是，很多學習效果無法在課堂上即時體現出來，或者有的指標不易在課堂上直接觀察，比如學生情感、態度和價值觀。對學生情感、態度和價值觀進行評價，主要采用調查分析法，即在評價理論指導下，通過問卷、訪談等方式，收集評價對象的有關資料，經過比較分析做出判斷。

篇6

二、調查樣本體系及指標選擇

按照學生對資源內容需求和資源設計需求，及其對應的資源和資源設計的常態形式，設計了調查指標。問卷調查要能夠反映不同年級、性別等學生的評價意愿。按照樣本分層抽樣、交叉控制配額等原則，考慮樣本誤差和成本，每個校區為40數量樣本，并對調查員也進行相關的培訓和具體的要求。

三、調查結果與數據分析

1．學生對資源呈現格式需求程度調研

不同年級的學生對數字化資源呈現格式需求存在差異性。大多數學生認為課件、音視頻是數字化資源的主體，其中高一年級學生認為文本資源和課件資源是主要部分，分別占到25%、28%，因為高一年級是學生進入高中的起始階段，數字化學案是高中教學的主體，可以促進學生自主學習習慣的養成，課件資源具有顯著的交互性，可以提升學生的問題意識；高二年級教師側重于文本和音視頻資源，因為高二年級是學生學習最不穩的階段，重視音視頻資源，可以提高學生注意力。市級高中學生側重于圖表和文本資源，占到64%，因為社會對市級高中學生的考試升學期望值比較高。從表中還看出，游戲資源已成為學生需求資源的一部分，說明對學生情趣資源的研究十分必要。

2．數字化資源呈現的常態形式調研

學生認為數字化資源呈現的主要常態形式是鞏固練習，占到35%，應試教育仍是數字化媒體應用的關鍵；PPT課件比例占到24%，課件比例23.4%相當，表明多媒體課件有助于學生的交互式學習，課件是學生自學學習的重要資源；音頻、視頻雖然只占到17%，但也反映出高中學生對此數據不太滿意，因為學生認為音視頻教學可以激發自己學習興趣。作為學科重要價值的圖表資源占24%，而學生對圖表的需求僅占17%，反映了學生對圖表認識不足，說明作為學科符號的地圖尚未引起學生的足夠重視。

3．學生對數字化資源設計需求調研

學生對實驗探究型資源設計和交互型資源設計關注度很高，占到60%，原因是實驗型資源和交互型資源圖文并茂、豐富多彩的學習特點，易于學生自主學習和主動學習。游戲探究型資源占到16%，學生喜歡游戲不僅僅是因為它的娛樂性，更在于它的模仿性與現實性、新奇性、有趣性，它能夠引發挑戰和好奇心。批判實踐型和個性表達型分別占到13%和11%，說明學生注重自身個性的張揚和思考力、觀察力、表現力的表達，這些隱性的能力恰恰有利于學生思維的訓練和創新性能力提升，因此教師要重視學生的個性表達。

4．數字化資源設計的常態調研

操作交互型和方案設計型比值都比較高，共占到53%，說明教師注重數字化資源的預設。但同時對敘述展示型關注度占到20%，說明教師主導主體雙重身份的地位仍未根本改變。探究推理型的試題占到12%，說明不少教師已經認識到探究型學習設計對于改變學習方式、培養學生創新力、想象力起著重要的作用，但比例還比較低，表明教師缺乏對探究型資源的設計能力。

四、調研結論與建議

建構主義學習理論認為學習是依靠資源建構知識的過程，課程資源開發正成為學校的課程教學改革中心、課程設施資源中心、問題探索研究中心、天賦特長體驗中心、拔尖人才培養中心。因此，基于資源開發的教與學，探索出方法服從內容的學習方式與教學模式，有利于課堂深入改革與師生發展。數字化資源是信息化時代學習的重要方式，而數字化資源開發與設計直接影響到數字化學習的質量。因此，按需開發與資源定制是實施素質教育和推進基礎教育課程改革過程中最為迫切的需求，也是教師專業發展的重要任務。

1.按“需”推送———針對學生需求精準開發多樣化資源

調研數據發現，當前數字化地理教學資源比較豐富，但是缺乏有效組織，過多的數字化資源造成過多的選擇，超出學生查閱和選擇的可接受限度，需要對數字化地理資源按照不同年級學生的需求進行整合與歸類。

（1）突出數字化文本資源的開發———高中學生

數字化文本資源是指經過數字化處理，可以在多媒體計算機上或網絡上運行的多媒體文字材料。數字化文本資源有學案、鞏固案、學習輔導素材等，學生便于鞏固和檢測自己的學習效果，因此所有高中學生都很關注精品性的電子文本。

（2）注重數字化游戲資源的開發———高一年級

高一年級學生剛進入學校，游戲資源能調動學生學習積極性。游戲式學習使學生在利用地理課件玩游戲的過程中，不知不覺地掌握地理知識、地理規律等，游戲只是一種手段。這種模式能極大地調動學生的學習興趣，使學生在游戲中掌握所學知識。

（3）加強音視頻資源的開發———高二年級

高二年級學生既沒有高考的壓力，也沒有高一時的新鮮感，上課時會出現走神、開小差現象。影像多媒體能實時觀察事物的變化過程，掌控發展狀態；聲音色彩等因素能讓學習者感覺身臨其境，建立共享經驗，學習者的多種感官受到刺激，學習效果提高。

（4）精選地理圖表資源的開發———高三年級

地理圖表資源體現了學科特色，不僅是地理環境的鏡子，還是發現地理問題的窗口，更是培養學生創新能力和質疑能力的杠桿。對高三年級學生要重視圖表資源的開發，讓學生做到識圖、繪圖、畫圖，通過圖說、圖釋、圖文互換、圖表互換，追求心中有圖的創新境界，培養觀察與思考的習慣與能力。

2.因“材”訂制———針對學科特點強化數字化資源設計

現有的數字化資源建設注重學科特點，形成了一批高質量的、有內在邏輯關聯的數字化資源設計，并圍繞“資源支架、學習支架、思維支架、問題支架”對教學進行了邏輯化設計。探討地理課程資源開發促進有效教學的教育意義和教學意義，堅持由課程資源的集散地轉向課堂資源交互研究，是資源開發的根本選擇；在模式建構中，重點是模式建構和策略應用，因為這兩點最富有有效教學的內涵，最能體現主體的生命力量，促進主體生命超越。

（1）數字化實驗探究型資源設計

數字化探究型實驗教學是學科專業與信息技術深度融合的產物，使用探究式的教學方法、現代化的教學手段，注重基礎與前沿、經典與現代相結合，虛擬仿真與真實體驗相結合，基本技能規范訓練與創新能力培養相結合，有效地提高學生探究能力。由于地理事物的宏觀性和聯系性，不能在真實世界中借助多種資源開展探究活動，需要在數字化實驗室里解決一系列科學探究問題，主要模式有猜想-假設-驗證。

（2）數字化游戲探究型資源設計

通過游戲資源在各個學習環節檢測學生學習情況，為學生學習指明方向。自主練習支架創設的關鍵是游戲支架設計，核心是圖文轉化的設計，對圖文轉換試題的設計是否準確可以評價學生對基本技能的掌握與解決問題的水平，主要有游戲規則、角色扮演、游戲任務等模式。

（3）數字化操作交互型資源設計

數字化交互式微視頻教學資源運用多種數字化學習資源，使學生可無限次的反復觀看并操作視頻學習知識，提高了學生對此類知識的學習興趣，主要有反復操練與練習、咨詢、指導等基本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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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G4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3712（2013）34-0052-06

[基金項目]廣西教育科學“十一五”規劃課題“廣西民族地區學困生發展策略與語文德育的功能研究”（2008C21）。

[作者簡介]韋美日（1964―），女，廣西環江人，碩士，廣西師范學院文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語文課程與教學論，廣西民族地區語文德育。

在語文課程改革中，出現了一些自相矛盾的奇怪現象：一邊是課改實驗的“泛人文化”，表現為在公開課或是教學競賽中，以培養學生的人文素養為主，進行漫無邊際的拓展延伸，忽略了語文知識、技能的傳授、訓練；一邊是學校的常規教學中的“去人文”，表現為課堂教學仍然以傳授知識為主，扎扎實實進行應試能力訓練，把人文精神的培育當成可有可無的內容，隨意增減。

一、語文教學中遇到的問題

語文課堂教學中的矛盾現象背后是語文課程的價值取向指導下的語文課程資源開發的問題。功利化的價值取向使語文課堂教學僵化、老化，局限于狹小的語文課程，受制于語文教學的狹窄空間，不能進行真正的跨學科、跨領域、面向生活的語文綜合性學習，不能全面提高學生的語文素養。

（一）語文教學實踐的功利化取向

語文課程改革中，這種看似矛盾的現象，事實上有其內在聯系，即語文課程實踐中的功利性價值取向侵蝕了語文課程標準的理性價值取向，導致對語文課程理念的淺表理解，或者是誤讀。在教學行為上則表現為陽奉陰違：在展示語文教學改革成果的實驗課上，盡可能多地增加人文性的內容，貼近語文課程標準的要求，會獲得比較高的評價；在常規語文教學實踐中，認認真真落實語文知識點，盡量吃透語文考試的內容，在各種語文考試中成績優秀，會得到大家的承認。這種過于功利化的語文教學活動必然走向經驗性和機械化，輕視排斥理論指導，惰于實踐創新，消解語文課程改革的核心價值體系，在語文課程改革旗幟掩護下，走的是應試教學的老路。

（二）語文教學內容和語文教學研究的單一化

要擺脫語文教學的經驗性和機械化的慣性傾向，語文教學就不能只顧在自己的領地上埋頭耕耘，還需要具有宏觀的、全局的戰略眼光，超越眼前的功利性需要，為國家民族文化的傳承和學生的未來謀劃，在更廣闊的天地中運籌帷幄。語文教學立足于語文素養的提高而不只是在實驗課中表演人文性，語文知識和技能的獲得也不只在語文課本和語文課堂教學活動中，其途徑和方法是無限多樣的，需要語文教師在語文教學實踐中勇于探索，更需要綜合運用相關學科的理論和研究方法指導語文教學實踐，不同學科的理論可以為語文教學開辟新天地，提供不同的解決問題的思路和方法，有可能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民族學的經濟文化類型理論所關注的經濟文化類型及其對經濟文化類型的研究方法，為成功地利用本土的語文課程資源提供可參照的理論框架和方法論基礎，引導語文課程實施走出“泛人文化”和“去人文”的泥潭。

二、經濟文化類型理論及其發展

（一）經濟文化類型理論的提出

人類學的經濟文化類型理論是“蘇聯專家CH托爾斯托夫、MT列文、HH切博克薩羅夫等人在20世紀50年代共同提出的。”[1]“1956―1958年期間，時任蘇聯民族學研究所東亞和南亞室主任的切博克薩羅夫到我國中央民族學院進行講學。期間，我國學者林耀華與他共同撰寫了《中國經濟文化類型》一文，全面地運用了經濟文化類型理論來研究中國民族問題，踏出了此理論在中國進行本土化研究的第一步。但在之后2O多年的時間里，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國內關于這方面的研究沒有取得任何進展，直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林耀華的學生張海洋開始繼續此項研究，其碩士學位論文便是《中國經濟文化類型研究》?！盵2]蘇聯的經濟文化類型是指“居住在相似的自然地理條件下，并有近似的社會發展水平的各民族在歷史上形成的經濟和文化特點的綜合?！盵1]林耀華先生認為經濟文化類型是指“居住在相似的生態環境下，并操持相同生計方式的各民族在歷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經濟和文化特點的綜合體?！盵1]

（二）經濟文化類型理論在中國的發展

羅吉華文章所說的“本土化研究”是指中國的人類學家用蘇聯專家的經濟文化類型理論來認識中國的經濟文化類型，在研究實踐中修正完善這一理論，使之更貼近中國民族分布和經濟文化發展的特點，為民族地區的經濟文化發展服務，這一工作在20世紀80年代以后得到延續。50年代，林耀華先生在《中國經濟文化類型》中結合東亞各個經濟文化類型的情況，區分了三組經濟文化類型：第一組，以狩獵、采集和捕魚起著主導作用的類型；第二組，以鋤掘（徒手耕）農業或動物飼養為主的類型；第三組，以犁耕（耕耘）農業為主的類型。[3]他還對每一種類型的特點及分布范圍進行了具體的闡述，為建立和運用中國特色的經濟文化類型理論奠定了扎實的基礎和基本的研究框架。其優點是將研究置于東亞的大背景中進行比較分析，有一個中觀的認識角度，選取了每一類型中的典型進行描述，加深了對某一類型的特點的理解和認識；其不足是未能深入到中國領土上的56個民族的生態環境內部，了解其具體的生計方式，區分其經濟文化類型，其研究成果依然是一個大致的輪廓，沒有構成一個細節完備的邏輯體系。

林耀華先生主編的1997年出版的《民族學通論》第四章《經濟文化類型》在原來分析框架的基礎上進行了充實和完善。首先，闡明了經濟文化類型理論的含義及其作用，強調了經濟文化類型理論的方法論意義，它在學科理論方面的價值和現實意義。方法論方面指出了它的一系列操作規范，為正確理解和實際運用這一概念指明了方向。其次，闡明了其在學科理論建設方面的重要貢獻和民族地區的現代化建設方面的作用，使其方法論意義落實到具體的學科內容方面和現實生活領域，有效擴大了它的影響范圍，強化其實踐意義，把它從純學科的認識論逐步發展為能為解決民族地區的經濟文化事業發展提供理論依據的有中國特色的民族學理論。與在《中國經濟文化類型》中所提出的內容框架相比，《民族學通論》區分了類型組里面的具體類型。第一組，采集漁獵經濟文化類型，包含兩個類型：以鄂倫春族為代表的山林狩獵型和以赫哲族為代表的河谷漁撈型；第二組，畜牧經濟文化類型組分為四個類型：以部分鄂溫克族為代表的苔原畜牧型，以蒙古族為代表的戈壁草原游牧型，以哈薩克族為典型的盆地草原游牧型，以藏族為典型的高山草場畜牧型。第三組，農耕經濟文化類型組，區分出六個類型：山林刀耕火種型、山地牧耕型、山地耕獵型、丘陵稻作型、綠洲耕牧型、平原集約農耕型，最后一種類型還區分出兩個亞型：北方亞型和南方亞型。[4]

《中國經濟文化類型》和《民族學通論》第四章《經濟文化類型》的內容相比較，有三點不同：第一點，類型組名稱有變化；第二點，類型組中的典型變成了具體的類型；第三點，各類型的經濟文化的地域性、歷史性、綜合性的特點更為突出。這三點變化把中國的經濟文化類型從東亞的經濟文化類型的背景中凸顯出來，作為一個獨立的研究對象來考察，因而從名稱到特點都更符合中國民族地區的地理分布特點，歷史以來形成的各民族的居住格局，以及在此基礎上逐步形成的民族經濟文化發展的特點。這個體系的優點是很明顯的，它突出了中國地理環境和民族地區經濟文化發展的特色，有利于正確認識民族地區的社會結構及其歷史發展規律，能更好地指導民族地區的經濟文化建設；其不足之處是由于顧及到經濟文化類型的綜合性特點，雖然提到了建立有層次的立體結構的四個內容，但在具體闡述內容時，沒有對構成這種綜合性的具體因素及其相互影響關系進行相應的描述，即其類型內部的基本結構仍然有待完善。

（三）經濟文化類型理論在民族教育中的應用

在哈經雄、滕星先生主編的2001年出版的《民族教育學通論》第四章第二節《經濟文化類型與民族教育》中，在林耀華先生所下定義和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根據“對世界民族分布和地理類型的概括分析，首先對世界民族及民族區域的經濟文化類型進行一個粗線條的分類，然后對民族經濟文化類型同民族教育的一般關系進行初步探討。”[5]這里區分出四個經濟文化類型組，第一組，采集漁獵經濟文化類型組，包括兩個亞型：北部寒帶亞型和南部熱帶亞型；第二組，游牧經濟文化類型組，包括兩個亞型：北部寒帶、溫帶亞型和南部熱帶亞型；第三組，農業經濟文化類型，包括山地雨林混合農業和犁耕農業；第四組，現代化工農牧業類型組，包括三種類型：高度發達的商品化農牧業、商品化的種植園農業、城鎮工農業綜合經濟文化類型?；谑澜缃逃亩嘣幕尘昂兔褡褰逃囊暯?，其內容的特點也很鮮明，第一點，從“世界民族分布和地理類型的概括分析”來區分的經濟文化類型，與世界多元文化教育的背景相呼應，吸收了《中國經濟文化類型》的中觀視角并賦予時代特色；第二點從“民族經濟文化類型同民族教育的一般關系”出發進行研究，重點不在于構建經濟文化類型的理論，而在于探討其特點對民族地區學校教育的影響。這一論題的優點是簡潔明了，突出特定研究視界中的經濟文化類型的核心內容，其不足在于宏觀角度必然要犧牲許多具體的內容，而經濟文化類型與民族教育的許多特點是要通過具體細節才能得到精確反映的。

經濟文化類型理論從20世紀50年代由蘇聯專家提出到20世紀80年代以后在中國的實踐與發展，在理論體系的建構上，從宏觀、中觀、微觀三個層面進行了有成效的探索，在本土化的實踐中，經濟文化類型的區分更加能體現中國區域民族分布的特點，在方法論的意義上，強化了它在民族地區現代化進程中的價值和意義。

三、經濟文化類型理論對語文課程資源開發的啟示

經濟文化類型理論不但在民族學的發展和民族學研究中有積極的意義，因為其對民族地區經濟文化獨特的研究視角和研究方法，對語文課程資源的開發利用也有重要的啟示。

（一）語文課程資源開發立足于本地的物質文化基礎

“經濟文化類型理論充分地肯定了自然地理環境和社會生產力水平對于物質文化發展所帶來的影響，從而為民族學對人類社會物質文化的起源和特征的研究提供了一條科學的認識途徑?！盵4]對語文課程資源的開發也要從認識本地的自然地理環境和社會生產力開始，進而認識其物質文化的特點，這一認識途徑對民族地區的語文課程資源開發來說尤其有價值，因為它是自然的饋贈和歷史的遺存，不須投資。廣西民族地區大部分都屬于“農耕經濟文化類型組”中的“丘陵稻作型”，“水稻種植與干欄式建筑的結合是丘陵稻作型的基本文化叢結?！盵4]這是與民族地區學生的生活有密切聯系的物質文化，如水稻的起源和分類，水稻種植的知識，干欄式建筑的特點和地理環境的關系，也是最基本的語文課程資源，可以幫助學生理解自己和自然的關系，培養學生對自己民族物質文化的認同。不僅如此，本地物質文化資源進入語文課程還能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活躍語文課堂氣氛，激活學生的生活經驗，使學生的學習更有成效。

（二）語文課程資源的開發面向不同的學科領域

對世界民族的分類有各種角度和方法，但各種方法都有其長處和短處，如語言譜系法，能準確標出各民族在歷史上的親緣關系及接近程度，但卻不能標出各族群的地理環境，經濟文化發展方向和生計方式的特征，這正是經濟文化類型理論的長處。[4]就是說，經濟文化類型理論綜合運用了不同學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建構自己的理論體系，解決了本學科的理論問題。語文課程的綜合性、社會性、實踐性的特點，決定了語文課程資源的無限廣闊性，語文課程資源的開發如果局限于本學科領域，課堂教學中一味強調以語言文字為中心的“語文味”，只重視“語文”的課外讀物，或者只圈定在“語文教學輔助材料”的范圍里面，那么語文教學就很難逃脫沒有“文化”、脫離現實生活的宿命。不同學科領域的知識及其獲取知識的方法對語文課程資源的開發利用是有意義的，這是因為語文學科知識的綜合性特征決定了它必須不斷從各個學科領域中源源不斷地獲得新的知識和新的方法，再以“語文”為核心，對這些知識和方法進行整合，成為語文課程資源。

（三）語文課程資源的開發要重視背景知識的運用

經濟文化類型理論重視對各種經濟文化類型的縱向的歷史考察和橫向的地域差異比較，其經濟文化類型組的排列就體現了不同地域的民族發展的歷史進程及其經濟文化特征。在基礎教育課程改革中執行國家、地方、學校三級課程體系，也是考慮到不同地域經濟文化發展的不平衡性，而經濟文化類型的形成是一個長遠的歷史過程，因此要真正了解其類型特征并在此基礎上建設和發展，就必須了解其形成的歷史背景。民族地區學校教育的知識體系的構建，尤其是地方鄉土知識體系的構建，民族地區經濟文化類型的背景知識是其中必不可少的內容，否則三級課程體系的建構就失去了實質意義。語文課程是所有學科的基礎，語言文字的正確應用不但是語言文字本身的事情，還有語言文字涉及的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背景，也只有關注了語言文字所蘊含的社會經濟文化內涵，語文課程作為各門學科的基礎才名副其實，才能在三級課程體系中發揮它的基礎作用?！凹冋Z文知識”的教學，其實只重視語言形式方面，而拋棄了文字的豐富內涵，是缺乏“文化”的語文課程，無法完全承擔語文學科作為基礎學科的任務。

（四）語文課程資源開發要重視經驗的積累和理論的建構

“了解作為人類進化的遺傳和變異背景的經濟文化類型，必然能使體質人類學的認識途徑得到豐富?！盵4]了解民族地區的經濟文化類型，也可以開闊語文課程資源開發的眼界。因此民族地區的學校教育也應該重視作為課程資源基礎的民族地區的經濟文化類型的認識和研究，重視在經濟文化類型的基礎上開發的語文課程資源的原始材料的積累。這些資料應該把已有的體質人類學、民族志的資料包含在其中，眼光不能只局限在語言文字的范圍內，也應包含物質文化，如民居、生產工具等要素，要透過語言文字和物質形態去理解和傳承語言文字和物質形態所承載的民族文化傳統。語文教學的目的從來就不是語言文字本身，而是以它為工具掌握其中的文化內容，形成適應社會的基本能力。另外，為了使經驗的積累具有明確的目的和意義，需要借助其他學科先進理論的指導，但即使是有親緣關系的交叉學科，也有自己的研究對象和范圍，其構建的理論體系首先必須能解釋本學科的事實和現象，而不是解釋相關學科的事實和現象。希望借助相關學科的理論解釋本學科的事實和現象，擺脫不了模仿和借用的慣習，最終會使自己處于缺乏適切的解釋框架的狀態，無法建構一個能充分闡述學科特點的理論體系。語文課程資源開發目前就處于這種尷尬的狀態。要有所作為，借鑒其他學科的理論也只是手段，目的還在于，在積累豐富的語文課程資源開發的經驗的基礎上建構語文課程資源開發的理論體系，只有這樣，民族地區語文課程資源的開發才會走上有序發展的道路。

（五）語文課程資源開發要體現語文學科的特點

經濟文化類型理論“不僅本身就注意環境、地域和經濟、文化的綜合因素，而且還有一個歷史民族區或歷史文化區的概念與之相輔相成?！盵4]因為經濟文化類型理論的這種獨特視角和研究路線，使其區別于民族學的其他理論，對中國民族經濟文化具有更強的解釋力，也有更廣泛的適用范圍，為其他學科領域的借鑒和應用提供了可能性。把它運用于民族地區的語文課程資源開發領域，就要注意民族地區語文學科教育的特點與經濟文化類型的契合度。語文課程標準所闡述的語文學科的特點，即人文性、實踐性、具有漢語言文字的特點，適用于國家課程體系，而民族地區語文學科教育除了具有上述特點之外，還有適用于地方、學校課程體系的特點，其中之一就是母語思維和漢語思維的轉換、兼容問題，這個問題的背后其實就是歷史以來民族地區的經濟基礎和文化傳統的變遷問題，這是語文課程資源開發與經濟文化類型之間的結合點。

（六）語文課程資源開發要服務于本地區的經濟文化發展

經濟文化類型理論的發展指向民族地區“因地制宜地開發和利用、保護生態環境與資源”“通過自己的努力來實現本民族本地區的經濟發展”“減輕文化變遷中不可避免的心理壓力及其他方面的消極影響”“保持其應有的文化特點”。[4]應該說，這不僅是民族學及其經濟文化類型理論努力的方向，也是民族地區學校教育努力的方向，當然也是語文課程資源開發的目標。在語文課程資源的選擇和鑒別過程中，經濟文化類型理論提供了有實用價值的標準，這一標準包含三個內容：第一，作為語文課程資源它是否具有本地區生態環境的特點；第二，作為語文課程資源它能否促進本地區的經濟文化發展；第三，作為語文課程資源它能否反映本地區經濟文化變遷的特點。按照這一標準，并非所有的民族地區的鄉土知識都適合作為語文課程資源，在這個意義上說，語文課程資源的開發其實就是一個價值選擇、文化選擇的過程，而語文課程資源開發的標準的確定就是一個關乎教育哲學的問題，是民族學和教育學共同關注的基本問題，而服務于本地區的經濟文化發展則是各學科當前都必須面對的基本問題。

綜上所述，從經濟文化類型理論在民族學研究和發展中所發揮的作用出發，對作為同樣關注民族地區經濟文化的建設和發展的語文課程資源開發而言，它所受到的啟發是多方面的。把服務于本地的經濟文化發展作為立足點，關注本地特有的文化背景知識，從語文學科的需要出發，有效整合多學科的知識與經驗進行語文課程資源開發，就有可能有效解決當前語文課程實施中的經驗性和機械化傾向，走上促進民族地區經濟文化發展的道路。

參考文獻：

[1]鄧紅，李天雪對前蘇聯“經濟文化類型理論”的再研究[J]廣西民族研究，2006（3）：80

[2]羅吉華經濟文化類型理論與民族地區地方性校本課程的建構[J].中南民族大學學報，2009（2）：12

篇8

唐代茶文化興盛是對歷史上茶文化吸收和發展的結果。茶文化在唐代最終形成，得益于佛教的大發展、科舉制度的完善、唐詩的繁榮、貢茶的成制、政府的倡導等因素。

1、佛教的大發展和推動佛教的大發展為茶文化的形成提供了契機。而佛教中的禪宗興盛直接推動了飲茶風俗的廣泛流行；茶禪互動，相互吸收和促進，茶文化得以產生。封演《封氏聞見記》卷6《飲茶》云：茶“南人好飲之，北人初不多飲。開元(713-741年)中，泰山靈巖寺有降魔師，大興禪教。學禪，務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許其飲茶；人自懷挾，到處煮飲，從此轉相仿效，遂成風俗。泰山靈巖寺降魔師大興禪教就是這個時代的反映。晚間不食不睡，甚為難熬。為求功德圓滿，修身養心，禪宗功夫坐禪就需要腦清神健，而茶既解渴又提神，與坐禪的意境完全合拍，因此成了坐禪的好伙伴。唐人李咸用在《謝僧寄茶》中說：“空門少年初志堅，摘芳為藥除睡眠”，可見茶葉與禪的結合有其客觀必然性。既然出家人熱衷于以茶助禪，以茶助功，民間信徒必仿而效之，此風因此不脛而走。唐代有一大批僧人種茶、采茶、制茶、飲茶，許多名茶產于名剎，許多高僧都是著名茶人。

2、科舉制度的促進唐代用嚴格的科舉考試來選才授官。朝廷特命以茶送到考場，以示關懷，所謂“金鑾故例，翰林當直學士，春晚困，則日賜成象殿茶果”。如元稹《自述》(一作王建《宮詞》)：“延英引對碧衣郎，江硯宣毫各別床；天子下簾親考試，宮人手里過茶湯”。這種科舉制度中最高規格的考試，也以茶助考，每一位有幸得到賜茶的人每不感到無比自豪，其轟動效應也更大。這說明科學制度中賜茶的普遍性。

3、唐詩繁榮的影響文人作詩是一項創造性的勞動，要求作者頭腦清醒，文思如泉。而茶能助詩興，發文思，所以吟詩與飲茶有機結合起來。唐代著名詩人無不飲茶，有些人還把飲茶與吟詩有機聯系起來，這種例子俯首皆是。文人吟詩的內容十分廣泛，涉及茶道茶藝、茶性茶德、茶情茶誼、茶俗茶禮、茶事史詩等，同時對茶樹生態環境、造茶技術、煮飲技藝、名茶、貢茶、茶政和貿易等都有涉獵，內容豐富，詞句優美，從側面反映出唐代茶文化的博大精深。據不完全統計，唐代茶詩有391首，作者113人，這與唐以前各代偶有所見的茶詩相比真有天壤之別。

4、封建政府的倡導主要表現為以朝廷為首的各級官府提倡飲茶，主張以茶代酒，貢茶、賜茶的盛行等方面。中唐以后各皇帝大多好茶，為提神消食、治病，便向民間搜刮名茶貢飲。唐代貢茶有2種，一是選擇各地所產名優茶進貢，二是在茶源豐富，茶質優良，環境優美的地區設立貢茶院造茶進貢。豐富的貢茶，既滿足了朝廷飲用需求，又可進行各類賜茶。唐代皇上向各級賜茶已成為示寵的象征。妃嬪、內侍、公主、學人、舉子、軍人、官吏、王公貴族等都成為賜茶的對象。得到皇帝賜茶的王公貴族更是感激涕零，視為殊榮，誓死圖報。皇帝如此重視茶，茶就被作為一種禮儀用于和親以及固邊強國之事上。唐貞觀十五年(641年)，唐太宗把文成公主嫁給吐蕃王松贊干布，陪嫁之物中就有茶葉?！墩惕b附錄》云：“茶葉亦自文成公主入藏也”。嗣后與吐蕃及回紇的茶馬貿易，既有禮遇周邊少數民族，以茶惠及邊民的內容，也有強國固邊的深層次考慮。

二唐代茶文化的主要表現

1、茶文化形成的基礎十分厚實，飲茶非常普及。這是茶文化形成的前提條件，也是茶文化普及的必然結果。從地域上看，唐代飲茶風習第一次成了真正意義上全國性的“比屋之飲”。尤其是北方，本來“初不多飲”，開元(713—741年)以后，僧人飲風大盛，為此北方許多地方“多開店鋪，煎茶賣之”，這種“始臼中地”的飲茶風俗，很快與大唐文化一起“流于塞外”。飲茶地域性的消失，是飲茶文化作為全國文化出現的標志。從飲茶所屬人員看，皇帝嗜荼，“王公朝士無不飲者”，文人嗜茶，僧人嗜茶，道士飲茶，軍人飲茶，甚至“田間之問，嗜好尤切”。飲茶沒有身份地位的象征，成為一切人的嗜好。從作用來看，茶被看作生活的必需品，所謂“茶為食物，無異米鹽，于人所資，遠近同俗。既祛竭乏，難舍斯須”。人們對茶“溺之甚”，簡直達到“窮日盡夜”的程度。沒有飲茶的大普及，不會有唐代茶文化的發展。

2、有了一整套制茶、煮茶、飲茶的專門工具和成熟技術，突出表現在陸羽《茶經》的有關論述中。可見，唐代茶事是一門藝術，對茶葉的外形、色澤、茶水香味、滋味、煮水、茶具、柴火、飲茶環境和方式均有詳細而嚴格的規定。他們追求的是茶葉要好，制茶要精，煮茶要術，飲茶要美，要達到這樣的藝術境界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3、出現了包括茶學專著在內的一大批茶文獻、茶文學。《茶經》面世標志著茶學和茶道的形成，它在中國乃至世界茶文化史上占有崇高地位。嗣后裴汶的《茶述》、張又新的《煎茶水記》、蘇虞的《十六湯品》、溫庭筠的《采茶錄》、王敷的《茶酒論》、毛文錫的《茶譜》義從不同的側面共同塑造唐代茶學界的輝煌成就。與此同時，大批詩人用自己飽含深情的筆，寫下了數百首茶詩。這些茶詩或嘔歌飲茶的美妙，或表達賜茶贈茶后的喜悅心情，或寄托對茶德的思考，凡此種種，都表達了對茶的熱愛和追求。唐至五代以茶詩為中心，包括茶散文等文學著作的大量出現，為茶抹上了濃濃的文化韻味。不僅如此，還出現了茶畫。唐代著名畫家閻立本《簫翼賺蘭亭圖》是世界最早的茶畫，畫中描繪了儒士與僧人共品香茗的情景。閻立本另繪有《斗茶圖》，形象地表現了唐代的飲茶風俗。初唐周防的《琴啜茗圖》大約是當時宮廷仕女茶道的最早表現。張瑩的《明皇和樂圖》是一幅宮廷帝王飲茶的圖畫。佚名的《宮樂圖》描繪宮廷婦女集體飲茶的場面。這些畫對烹茶、飲茶具體細節與場面描繪得比較具體、細膩。此外，雜著中也大量出現茶的內容。可見茶學家、詩人、文學家、畫家、史學家、文學家、語言學家都拿起自己的筆為茶文化的繁榮而辛勤耕耘。

4、飲茶儀規和茶道的出現，飲茶上升到精神層面。飲茶發展，有所規則，是從唐代開始的，這主要體現在《茶經·六之飲》中。“夫珍鮮馥烈者，其碗數三。次之者，碗數五。若坐客數至五，行三碗；至七，行五碗；若六人以下，不約碗數，但闕一人而已，其雋永補所闕人”。除了普通飲茶儀規外，唐代已經形成宮廷茶文化圈、文人茶文化圈、大眾茶文化圈、僧侶茶文化圈，不同文化圈的人飲茶自然也就有不同的規則。茶道的創立則是唐代飲茶文化的最高層面，即精神方面的內容，這是唐代茶文化的突出表現。陸羽創造了以“精行儉德”為中心的茶道思想，只不過沒有使用“茶道”這個詞而已。詩僧皎然首次提出了茶道概念，把品茶過程歸納為3個層次。盧仝又在《走筆謝孟涑議寄新茶》中生動描繪了飲茶的7個層次。劉貞亮將茶葉功效概括為10項，《茶十項》一文說：“以茶散悶氣，以茶驅腥氣，以茶養生氣，以茶除疬氣，以茶利禮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嘗滋味，以茶養身體，以茶可雅志，以茶可行道”。劉貞亮的茶十德比較具體，包含了茶葉對生理及精神方面的功效，其中“以茶利禮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可雅志”，“以茶可行道”4條純粹是談茶的精神作用。至此唐代茶道已經形成。

三唐代茶文化的歷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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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遠古時代，黃河下游地區就是當時文化發達之區，生活在這一地區的炎帝氏族及其后裔創造了東夷文化?？脊刨Y料表明，發源于黃河下游的以大汶口文化和龍山文化為代表的東夷文化一度處于當時文化發展的領先地位。而當時生活在黃河中上游地區的黃帝氏族及其后裔則創造了以仰韶文化為代表的華夏文化。東夷文化和華夏文化共同創造了早期的黃河文明。經過夏、商、周三代，文化代代相因，漸次融合，最終形成了中華文明的兩個主干——夷夏文化，而齊魯文化正是夷夏文化融合而產生的一種地域文化。

自西周初年齊魯建國至春秋，是齊魯文化兩大文化體系的形成時期。隨著西周的建立，來自西方的周文化逐漸沿黃河東下，到達下游地區。周文化和東夷文化在接觸過程中，由于齊、魯兩國人文環境、地理條件的不同和建國方略的差異，造成兩種風格迥異的文化體系：齊文化和魯文化。在西周和春秋長達六七百年的時間里，齊文化和魯文化沿著各自獨特的道路發展，使黃河下游地區的文化格局呈現出多元化狀態。齊文化是以東夷文化為主、以周文化為輔而形成的一種文化系統。經濟上，從齊地靠海、土地瘠薄的實際情況出發，除了繼承周的“重農”傳統外，又實行“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的政策，以農業為主，農、工、商并舉；政治上，不囿于周之“尊尊而親親”的宗法原則，而是“舉賢而尚功”；文化上，主張寬松自由，兼容并包，“因其俗，簡其禮”。齊文化最終成為一種合時俗，務實際，具有革新性、開放性和包容性的功利型文化傳統。魯文化則是以周文化為主、以東夷文化為輔而形成的一種文化系統。經濟上，由于魯的封地位于泰山以南的平原，肥沃的土地適于農耕，這就使魯文化一開始就具有一種農業文化的特征。政治上，魯國統治者強調周的宗法制度，主張“尊尊而親親”；文化上，則采取“變其俗，革其禮”的方針，用周文化強行改造土著文化，其所講求的禮樂仁義即是重禮的周文化和重仁的東夷文化結合的產物。魯文化逐漸發展成為一種重仁義、尊傳統、尚倫理、貴人和的道德型文化傳統。

戰國秦漢時期，是齊魯文化的綜合發展時期。進入戰國，由于齊國對魯國的兼并，造成黃河下游地區政治上的局部統一。而學術文化界興起的百家爭鳴，則促進了區域間的文化交流。在這個背景下，齊、魯兩大文化傳統的交融日益發展，逐漸走上了一體化的道路。戰國時期，齊、魯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響，表現在思想領域，主要是孟子對齊學的批判吸收，鄒衍陰陽五行說對魯學的滲透以及管子學派和荀子對齊學和魯學的揉合。特別是《管子》、《荀子》的出現，反映了齊魯兩大學派走向統一的歷史趨向。秦及漢初，齊學盛極一時，主要表現在黃老學和陰陽五行學的盛行。這一歷史時期齊學與魯學的融合，為其后董仲舒以陰陽五行說構筑新的儒學體系作了理論準備；同時也為漢代儒學內部的齊學與魯學以及今古文經學之爭埋下了伏線。經過東漢今古文經學的學術之爭，雙方相互批判又互相滲透，至東漢末年，一代經學大師鄭玄會通古、今文經學，最終完成了齊魯文化一體化的過程。齊魯文化是一種混合型文化。它不僅融合了齊文化和魯文化，而且兼收并蓄，廣泛吸收了其他地域文化的長處，逐漸形成了一種具有完備的自我調節和更新功能、再生能力很強的文化。特別是漢武帝獨尊儒術以后，齊魯文化實際獲得了在政治和文化上的支配地位，成為一種政治大一統背景下的官方文化，最終融入到統一的中國傳統文化之中，并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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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管理的邏輯起點

管理作為一門學科，有它的起點，學術界把1911年泰羅發表《科學管理學原理》作為現代管理學的起點。但是管理作為一種科學，還有邏輯起點可循的。是邏輯串起了管理學的各個部分，并使之成為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

所謂邏輯起點，就是思考問題的起始點。西方現代管理學對管理的認識是立足于效率的，可以說最初研究管理學就是為了促使勞動效率的提高。泰勒提出提高勞動效率要做四件事情，“科學劃分工作元素；員工選擇、培訓和開發;與員工經常溝通；管理者與員工應有平等的工作和責任范圍”。但是,一個人的效率畢竟是有限的，當勞動效率達到一定程度的時候,人就會變得機械。于是管理學家又將目光轉向組織效率。提出專業化前提下的分權管理。所以，縱觀西方現代管理學的發展史,效率問題是邏輯起點，追求效率的提升是邏輯主線,因為西方人崇尚理性和科學，他們把管理的核心歸結為科學和戰略，,歸結為做事的正確方法。

中國傳統管理思想的邏輯起點是行為的價值判斷，即確定行為的是與非、先與后。這和現代企業管理強調文化管理的理念有相似的地方。隨著管理學的發展，人們越來越認識到文化管理是企業管理各個維度中具有統馭性作用的核心維度。

二、文化管理的哲學基礎

企業文化是一個企業的價值標準體系。企業存在的意義、志向、動力、追求和激情都由這一價值體系而生。文化管理的核心問題是價值觀的確立。價值觀是組織意識形態層面上的東西，一種價值觀的形成必然有其獨特的哲學基礎。當代文化管理的哲學基礎是人本主義哲學思潮。

人本主義最初作為歐洲資產階級用以反對封建神權，確立人的主體地位及人的權利、尊嚴的思想武器，經哲學家幾個世紀以來的不斷發展，成為了當代組織成員向異化其主體地位的資本關系和組織關系提出抗議并維護其權利的武器?，F代企業組織必須意識到,為了整個社會的和諧可持續發展,必須理性處理好同社會及其他組織的關系,處理好組織與組織員工的關系。資本的本性必須有所收斂和妥協。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現代企業價值觀的核心是人性觀,以效率為起點的管理理論越來越顯現出它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