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理財論文模板(10篇)

時間:2022-03-10 10: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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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理財論文

篇1

二、互聯網金融理財(余額寶)監管存在的主要問題

①監管主體缺位。目前,我國互聯網金融理財缺乏明確的監管者,進而缺乏對互聯網金融企業的理財行為的審批和準入門檻限制等法律法規,從而造成互聯網金融理財處于實際上的監管真空狀態。同時,也造成互聯網金融自身的合法化問題尚得不到妥善解決。以余額寶為例,支付寶僅持有基金第三方支付牌照而非銷售牌照,整個余額寶服務過程不過是將天弘基金的直銷系統內置到支付寶網站中,從而使用戶在將支付寶余額轉入余額寶之時同步創建了基金賬戶。盡管支付寶一直宣稱只執行支付功能,不過種種跡象,如網上傾向性宣傳以及基金銷售業績,均事實上了其自身言論。可以說,長此以往繼續打政策球,支付寶面臨的法律隱患只會越來越嚴重。另外,目前人民銀行對第三方支付公司能否購買基金并沒有明確規定,余額寶是由天弘基金直銷的,支付寶扮演的是支付角色,因此從監管政策規定上來說余額寶并不具備合規性。盡管由于監管主體缺位,暫時余額寶還沒有受到政策禁止,但于長遠來看目前的監管真空不利于互聯網理財產品的健康發展。②監管法律法規體系不健全。到目前為止,互聯網金融理財對于現行的法律法規來說還是一個新生事物。互聯網金融理財是一種金融創新,是為規避現有法律法規制度而產生的創新性的交易方式和行為,這些方式和行為改變所引發的社會問題已不能用現有法律制度來調整。目前我國還沒有推出專門的法律法規對互聯網金融行為進行規范,可以說我國目前處于無明確法律可循的狀態。正是由于現有法律法規政策的不健全,互聯網金融理財處于肆意發展的階段,導致現有法律法規政策在現有的金融領域的雙軌特征不斷被放大,市場化受到很大擠壓。以余額寶為例,自推出以來就不斷侵蝕傳統商業銀行的活期存款業務和金融理財業務的利潤。余額寶是貨幣基金,它屬于基金產品的一種,這就注定了余額寶同銀行和證券機構所授的基金一樣,高收益必然伴隨著高風險。但是,阿里集團自推出余額寶這項金融理財業務以來,單方面注重宣傳產品收益率而對運作模式、產品規模等信息揭示不足,特別對產品風險提示明顯警示不足。隨著貨幣市場行情的變化和我國利率市場化改革,以余額寶為代表的互聯網理財產品今后也會發生收益降低,甚至虧損關閉可能性。這就很有可能會造成諸多法律糾紛,尤其是支付寶用戶眾多,一旦糾紛反作用于支付寶,就會造成更多法律上的糾紛,而監管層卻無法用現有的法律法規來解決此類糾紛問題。③信用體系建設還不完善。互聯網金融理財本身存在各種風險,主要涉及到的信用風險、支付與結算風險、操作風險等。網絡的虛擬性使得交易雙方身份的真實性在驗證時較為困難,這樣容易發生信用風險;而一個地區甚至整個國家的金融網絡都會因網絡癱瘓而導致支付及結算出現問題;金融行業內部人員利用自身職權及操作漏洞通過網絡進行金融犯罪則會導致操作風險。而我國現有的信用體系建設不完善,使得各方主體在面臨上述風險時應對不足。以余額寶為例,如果客戶扎堆贖回基金或天弘基金出現流動性風險,均會導致余額寶無法支付用戶事先墊付的資金。如余額寶“隨時支付消費”的特點極大增加了節假日、網站購物促銷時期大面積贖回的可能性,一旦出現這種情況基金管理將會面臨巨大流動性風險,尤其是回贖資金不到位極有可能引發信用危機。

篇2

1、傳統金融理論關于人的行為假設。傳統金融理論認為人們的決策是建立在理性預期(RationalExpectation、風險回避(RiskAversion)、效用最大化以及相機抉擇等假設基礎之上的。但是大量的心理學研究表明,人們的實際投資決策并非如此。比如,人們總是過分相信自己的判斷,人們往往是根據自己對決策結果的盈虧狀況的主觀判斷進行決策的等等。尤其值得指出的是,研究表明,這種對理性決策的偏離是系統性的,并不能因為統計平均而消除。

2、有效的市場競爭。傳統金融理論認為,在市場競爭過程中,理性的投資者總是能抓住每一個由非理性投資者創造的套利機會。因此,能夠在市場競爭中幸存下來的只有理性的投資者。但在現實世界中,市場并非像理論描述得那么完美,大量“反常現象”的出現使得傳統金融理論無法應對。傳統理論為我們找到了一條最優化的道路,告訴人們“該怎么做”,讓我們知道“應該發生什么”。可惜,并非每個市場參與者都能完全理性地按照理論中的模型去行動,人的非理在經濟系統中發揮著不容忽視的作用行為金融學是將行為學、心理學和認知學成果運用到金融市場上產生的一種新理論,是基于心理學實驗結果提出投資者決策時的心理特征假設來研究投資者實際投資決策行為的一門學科。

二、行為金融學的主要理論

1、期望理論的基本內容

這個理論的表述為:人們對相同情境的反應決取于他是盈利狀態還是虧損狀態。一般而言,當盈利額與虧損額相同的情況下,人們在虧損狀態時會變得更為沮喪,而當盈利時卻沒有那么快樂。當個體在看到等量損失時的沮喪程度會比同等獲利情況下的高興程度強烈得多。研究還發現:投資者在虧損一美元時的痛苦的強烈程度是在獲利一美元時高興程度的兩倍。他們也發現個體對相同情境的不同反應取決于他目前是贏利還是虧損狀況。

2、后悔理論的主要內容

投資者在投資過程中常出現后悔的心理狀態。在大牛市背景下,沒有及時介入自己看好的股票會后悔,過早賣出獲利的股票也會后悔;在熊市(bearmarket)背景下,沒能及時止損出局會后悔,獲點小利沒能兌現,然后又被套牢也會后悔;在平衡市場中,自己持有的股票不漲不跌,別人推薦的股票上漲,自己會因為沒有聽從別人的勸告而及時換股后悔;當下定決心,賣出手中不漲的股票,而買人專家推薦的股票,又發現自己原來持有的股票不斷上漲,而專家推薦的股票不漲反跌時,更加后悔。

三、行為金融學在實務中的應用

實際上,各種積極管理模式都假定市場定價失真或無效。他們認為通過投資于定價失真的市場或資產可以獲得增值。然而所有的人都知道這種無效性是轉瞬即逝的,這樣,這些無效性可能會為有耐心的投資者提供收益。“耐心”是一個好的投資策略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行為金融學理論可以很好地解釋諸如阿萊悖論、日歷效應股權溢價、期權微笑、封閉式基金之謎、小盤股效應等等金融學難題。還提出了成本平均策略、選擇策略參考點來判斷預期的損益、動量交易策略等投資策略。一些金融實踐者已經開始運用行為金融學的這些投資策略來指導他們的投資活動。

成本平均策略。成本平均策略是在股市價格下跌時,分批買進股票以攤低成本的策略。采用這一策略不是追求效用最大化,而是降低投資活動。

行為金融學認為,人們在進行決策的時候,往往會選擇一個決策參考點來判斷預期的損益,而非著眼于最終的財富狀況。在心理預期的過程中,人們會把決策分成不同的心理帳戶來考慮,常常擁有自信情節,高估已經擁有的商品或服務,并且傾向于增加這里物品或服務的使用次數。還對預期的損失過于敏感,把同樣價值的損失計算成遠高于同樣價值的收益,而對已經形成損失的東西卻表現出一種“處置效果”,由于期待機會收回成本而繼續經受可能的損失。因此在行為金融學中的“心理”帳戶和“認知偏差”這兩個概念,應該在日常理財中關注。運用動量交易策略。即預先對股票收益和交易量設定過濾準則,當股票收益或股票收益與交易量同時滿足過濾準則時就買入或賣出股票的投資策略。當處置效應在證券市場上比較嚴重時,其帶來的股票基本價值與市場價格之間的差幅就會更大;當價格向價值回歸時,可利用動量交易策略,通過差幅獲利。

四、股票基金投資策略

1、股票基金的特點:

①與其他基金相比,股票基金的投資對象具有多樣性,投資目的也具有多樣性。

②與投資者直接投資于股票市場相比,股票基金具有分散風險。費用較低等特點。對一般投資者而言,個人資本畢竟是有限的,難以通過分散投資種類而降低投資風險。但若投資于股票基金,投資者不僅可以分享各類股票的收益,而且已可以通過投資于股票基金而將風險分散于各類股票上,大大降低了投資風險。此外,投資者投資了股票基金,還可以享受基金大額投資在成本上的相對優勢,降低投資成本,提高投資效益,獲得規模效益的好處。

③從資產流動性來看,股票基金具有流動性強、變現性高的特點。股票基金的投資對象是流動性極好的股票,基金資產質量高、變現容易。

④對投資者來說,股票基金經營穩定、收益可觀。一般來說,股票基金的風險比股票投資的風險低。因而收益較穩定。不僅如此,封閉式股票基金上市后,投資者還可以通過在交易所交易獲得買賣差價。基金期滿后,投資者享有分配剩余資產的權利。

2、具備股票投資取勝的素質

對于我們來說,在股票業取得成功的素質應該包括:忍耐、自立、簡單明了、能忍受痛苦、心胸開闊、有獨立判斷能力、百折不撓、謙讓、靈活、愿做獨立的研究工作、勇于承認錯誤,還有對普通的商業恐慌不屑一顧。這些素質的具備與巴菲特的忠告是一致的,與行為金融學是相符的,市場可能是無效的,積極管理者也有增加價值的潛力,但這些無效性既不簡單,也不是靜態的,利用起來代價也不低。換言之,市場無效性的一個特點就是容易消失。這就意味著市場無效性一旦被隔離出來,并廣為人知,越來越多的資金追逐這一無效性時,這個特點就消失了。問題不在于投資者和他們的顧問很愚昧或麻木不仁,在于當信息收到之時情況可能已經發生變化。當樂觀的金融信息廣泛傳播時,大多數投資人認為這個經濟形勢在近期內還會進一步高漲時,經濟走勢實際上已經向衰退邁進。頭腦清醒的投資者可以在信息不完全、不理想的情況下做出正確決策,那種需要各種資料的“科學頭腦”是不科學的。

3、根據投資風險與收益的不同

篇3

二、理財金融業態優化建議

篇4

(一)急需解決第三方平臺沉淀資金的問題沉淀資金又稱作“客戶備付金”,指支付機構為辦理客戶委托的支付業務而實際收到的預收待付貨幣資金(楊國明、李寶華,2006)。第三方支付機構在收款人和付款人之間設立過渡賬戶,使收支款項在支付平臺上實現可控性停頓,在雙方確立交易關系后可以直接轉移資金去向。這種支付模式帶來的必然后果就是資金沉淀。沉淀資金按其來源的不同分為在途資金和支付平臺所吸存的資金。支付平臺吸存資金充值后的資金由于還沒有使用而停留在支付平臺的賬戶上,就產生了第二種資金沉淀。支付平臺的資金流動性很大,甚至每時每刻都有資金被支取或轉走。但是由于互聯網的特點,每天都會有大量的資金對其進行補充,因此還是有大量的資金沉淀生在支付寶的備用金賬戶上,這樣就產生了數量可觀的孽息。2011年,《支付機構客戶備付金存管暫行辦法(征求意見稿)》的頒布規定沉淀資金所產生的利息除必須計提10%的風險準備金以外,剩余的九成可全部歸屬第三方支付機構所有。沉淀資金的價值取決于存放時間和投資回報,通常市場利率越高,資金沉淀時間越長,沉淀資金價值就越高,但是又有短期流動性,一筆固定的沉淀資金一般只能用于短期投資。而余額寶的出現應對了沉淀資金所產生的問題。支付寶通過和天弘基金的合作,把用戶賬戶上“閑置”的錢“盤活”起來。把散戶的資金集中到一起后進行貨幣基金的投資。當資金帶來投資收益后把這些收益劃出一部分給支付平臺和支付寶用戶。余額寶的使用者能體驗到小額理財的收益;支付平臺解決了被人詬病的沉淀資金的孽息問題并能大大減少備付金日均余額的比例不得低于10%的規定所產生的影響;基金公司則得到很好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余額寶的推出帶來一個三贏的局面。

(二)增加用戶“黏性”2013年6月13日余額寶正式面世。6月30日當天,余額寶的有效基金戶數為251.56萬戶,資金規模達到66.01億元。截至2013年12月31日,余額寶用戶數為4303萬,戶均持有額為4307元,累計發放收益為17.9億元。短短半年內,用戶數從251.56萬增加到4303萬,這無疑是驚人的。從這巨大的“吸引力”上,我們可以看到由利益催生出的用戶“黏性”。這正是阿里巴巴所期望的局面。

(三)互聯網金融的創新如何解決互聯網金融在運作過程中的問題是互聯網金融創新的推動力,第三方支付平臺是互聯網金融的主要內容之一,解決第三方平臺出現的問題需要不斷創新的思路和方法。余額寶的出現,恰恰體現了互聯網金融不斷創新的特點。問題的出現推動著創新,創新又帶來新的問題,對問題的進一步解決又推動著新的創新出現。

(四)運作模式支付寶公司、基金公司(這里僅指天弘基金公司)和支付寶客戶構成了余額寶的直接運作主體。支付寶公司推出兼具支付和增值功能的余額寶產品,是基金買賣客戶資源和第三方結算工具的提供者。天弘基金公司推出增利寶基金產品,并嵌入到余額寶中,是基金的銷售者。支付寶客戶通過把支付寶賬戶余額轉入余額寶,實現對增利寶基金的購買和持有,是基金的購買者。首次投資余額寶的用戶可以在支付寶中建立一個獨立的賬戶。通過銀行的網上支付等方式把資金轉入到支付寶中,然后申購天弘基金的增利寶基金。待基金公司確認其申購份額后,基金公司將其募集到的資金進行貨幣基金的投資。當用戶需要用支付寶支付時,能即時贖回份額,然后去支付購買。用簡單的語言表述這個過程就是:轉入確認消費/購買轉出。現階段天弘基金主要是投資貨幣基金,貨幣基金具有高安全性、高流動性、穩定收益型等特點。

二、銀行理財產品與余額寶比較

(一)流動性余額寶能即時進行贖回,很大程度滿足用戶對資金流轉速度的需求(見圖1)。余額寶強大的流動性對傳統銀行業造成的“打擊”無疑是十分沉重的。余額寶推出時的口號是即時贖回。余額寶的購買采用的是T+1模式,余額寶對以確定份額的用戶計算收益,所得收益每天都計入客戶的余額寶賬戶。余額寶資金可以隨時轉出或用于各種網購支付,轉出金額實時到達支付寶賬戶,對于實時轉出金額不享受當天的收益。銀行的傳統理財產品一般采用的是T+2的購買模式,而贖回模式則是有快有慢。

(二)收益性余額寶具有了理財和消費兩重功能,收益按天結算,屬于低收益的理財產品。從增利寶的特點和投資結構來看,增利寶與商業銀行1天期的超短理財產品性質最接近。根據天弘基金公司公布的增利寶歷史收益數據,自從余額寶上線以來,增利寶的日均年化收益率超過4%,大幅度超過多數商業銀行的1天期理財產品。從表1可以看出,與其他短期理財產品相比,余額寶在收益率以及申購要求上占了很大的優勢。能與之匹敵的就是工商銀行工銀瑞信推出的理財產品。其余產品都沒有明顯優勢。在此,我們假設投資者A有50000元現金,期望短期的理財產品,按照2013年12月31日的收益率算,并按照資金到賬時間計算(由于不同產品的贖回時間不同,我們統一定2014年1月5日為金額實際到賬日,但每種產品的贖回時間不一致),到期日后能獲得的收益如表2所示。從表2我們看到余額寶的收益遠遠超過了其他銀行理財產品,在收益率上余額寶有明顯的優勢。

(三)風險性余額寶的風險第一種中收益風險。在余額寶開始之初,阿里巴巴就一直在弱化余額寶作為一種基金投資的風險,宣傳上只是一直強調比活期儲蓄高十幾倍的亮點。余額寶只是因為其申購和贖回的時間短,操作比較快捷而能在時間和靈活性上與活期存款相媲美,卻不具有活期存款所有的高安全性。余額寶的本質是基金的投資而不是儲蓄。因此任何人都不能保證余額寶一直都是高收益。而商業銀行因為有嚴格的監管,在申購任何理財產品之前都會和客戶詳細講明投資的風險,這就會給客戶形成一種風險意識,使得理財投資更理性更謹慎。第二種風險是互聯網技術風險。從余額寶問世至今,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有新聞報道余額寶賬號被轉走了幾萬甚至幾十萬。目前,余額寶方面推出一個新的服務協議,余額寶的資金將由平安保險承保,如被盜100%賠付,賠付無上限。與銀行嚴密而又復雜的金融系統相比,網絡金融存在的技術風險還是不容忽視。不僅如此,在2014年1月21日發生的全國“大斷網”事件也讓包括余額寶在內的互聯網金融等網上交易充滿了“危機”。當天我國國內通用頂級根域名服務器解析出現異常,部分國內用戶無法訪問.com等域名網站。在此次事件中,面對客戶一線的DNS服務器都把包括百度、淘寶等在內的許多網站解析到一個陌生IP地址上。如果這個IP地址是黑客的電腦,他可能會模仿支付寶建一個一模一樣的網站,把用戶賬戶和密碼全都記錄下,意味著用戶訪問的百度不是真正的百度,訪問的余額寶都可能已經被盜走,甚至是網上的一切有關個人賬號的信息將全部消失。這種風險也是余額寶所代表的互聯網金融無法與傳統商業銀行媲美的關鍵之一。

(四)合法性我國的法律在互聯網金融方面尚屬空白。很多關于證明事項、舉證責任劃分、證明要求等內容未有清晰界定,不能在雙方出現糾紛時提供具體可行的裁判標準。其次是支付寶沒有銷售基金的許可證,為了避免法律的監管,阿里巴巴稱在余額寶的運作中,公司僅僅充當一個支付渠道的角色,不作為基金購買的協議方參與,也不對基金的盈虧承擔責任。但是,一些專家認為余額寶的實質是借助天弘基金來實現基金的銷售。如果一旦余額寶被界定為基金產品,那么作為主要推出者提供有關商品或者服務的真實信息平臺的支付寶就應當符合基金銷售機構的相關標準并被嚴格納入監管范圍。但未取得基金銷售牌照的支付寶就存在著監管的空白,這就對投資者構成了潛在的威脅。截至2013年6月21日,支付寶余額寶中有部分銷售支付結算賬戶并未向監管部門進行備案,也未能向監管部門提交監督銀行的協議,違反了《證券投資基金銷售管理辦法》第29條、第30條和《證券投資基金銷售結算資金暫行規定》第9條。

(五)規模性支付寶的用戶可以通過儲蓄卡快捷支付付款,但暫不支持網銀、集分寶、紅包等進行轉入支付。轉入設有限額,但各種轉入方式的限額有所不同:支付寶賬戶余額轉入無限額;儲蓄卡快捷支付限額單筆2000元、單日2000元、單月1萬元;儲蓄卡卡通轉入隨卡通本身限額。各種轉入方式轉入單筆最低金額為1元,1元以上為正整數即可。如果沒有開通儲蓄卡快捷支付的用戶,就只能先把錢轉到支付寶再從支付寶申購余額寶。網上銀行轉賬用U盾每次限額100萬元,用電子密碼器是每次50萬元、每天最高100萬元。從這里可以看出余額寶對銀行渠道的依賴度。只有通過銀行的渠道,余額寶才有運營的渠道。一旦銀行判定其會影響到商業銀行的攬存業務,就可能會減少甚至關閉其資金渠道,這樣就會對余額寶產生致命的影響。其次,從天弘基金目前的資產規模來看,筆者認為尚不足以應付更大規模的資金投資,這樣余額寶的投資規模必然受限,而商業銀行無疑在這方面擁有絕對優勢。

三、結論

篇5

2.金融學本科人才培養中存在的不足

近年來,我國在金融學的本科人才培養過程中不斷進行探索和改革,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是從當前各所高校的金融學本科培養中還存在著一些問題。首先,理論教學知識結構松散。目前很多大學的金融學本科培養計劃中的課程設置均按照基礎課、專業課、選修課等模塊進行設置,從理論上對金融學本科進行培養。但是在實際的教學中往往出現這樣一種狀況,各門課程的教學僅僅圍繞著本課程的內容進行教學,而忽略了課程體系間的聯系,從而無法讓學生感到該課程在整個金融體系中的實際地位以及和其他課程的內在緊密聯系。而實際上金融學是一門經驗科學,其發展是伴隨著整個社會的政治、經濟、地理和文化發展起來的,如果不能將理論課程中的內在聯系說明,則不利于學生知識結構的搭建以及專業能力的形成。其次,實踐教學難以實踐。金融學是一門實踐性較強的學科,為此,理論教學后的實踐是有效鞏固理論知識,進一步幫助學生做到理論聯系實踐的有效課程設置,有利于高校培養應用型的金融人才。但是在當前的高校實踐教學過程中還存在著一些不足。從形式上,校內實踐的硬件環境較差,機房和軟件等條件的落后讓校內實踐流于形式。而在校外實踐中學生又往往難以接觸到核心業務,隨機性較大,從而失去了實踐教學的根本目的,不利于學生寬闊視野的形成。最后,教師隊伍存在不足。由于當前高校的管理體制下,大多數的中青年教師多數為高學歷研究型人才,很多都不具備金融部門的從業經歷。為此,在培養應用行的本科金融人才過程中就難以做到理論和應用并重,這不利于應用型人才的培養。

3.金融學本科人才培養教育改革建議

根據我國高校在金融學本科人才培養中存在的問題,本文從以下幾個方面給出教育改革建議:

3.1優化理論教學手段,強化理論教學目的。

針對于當前金融技術化發展的趨勢,在培養金融人才的同時也要與時俱進,在教育手段上要根據授課內容有針對性的采用學生作報告、小組討論和情景模擬等互動方式對學生進行引導和啟發。這樣,更能夠通過輕松的環境和多樣的教學手段激發學生的學習熱情,使他們能夠更積極的參與到課堂的內容當中來,培養其課下研究討論的能力和習慣,樂于置身于假設的情景模擬中思考和解決問題。另一方面,所有的金融現象和問題并非由于單一原因產生的,就本質而言金融問題和現象均是各種問題的綜合體現。因此,在教學的內容或案例討論上也要結合金融學的特點,根據所教授的內容結合金融學原理進行講授,利用多學科的內容綜合全面的幫助學生分析案例,避免單一課程的分析,從而使課堂內容脫離實際選入乏味。只有不斷的啟發和引導,才能進一步擴大學生的思維空間,豐富課程內容,增加課程的應用型,提高教學效果。

3.2完善和提高金融學的實踐教學效果。

金融是一門經驗科學,需要不斷的實踐才能更好的鞏固理論知識,從而做到理論聯系實際。在對金融本科學生的培養中更加注重對課程實踐內容的模擬、訓練和實踐等環節,培養他們的應用能力、模擬操作能力,從而提高職業素養。因此,應適當提高實踐教學環節在整個培養計劃中的比重,增加金融學本科的實踐能力;積極建設不同金融行業的實踐教學基地,設計更切合實際的實踐教學內容和模式;進一步完善金融實驗室的功能,通過硬件和軟件的更新提高學生的實踐效果。

篇6

在金屬貨幣時代貨幣供給由經濟實體內部提供,黃金和白銀的生產部門本身就是實體經濟體系的一部分,作為商品金銀也是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凝結物,具有價值。貨幣的購買力取決于其所含金屬的重量。貨幣與商品的交換,是一個等價交換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基本上不存在貨幣的發行收入。

但當貨幣形式發展到不足值貨幣,特別是到了信用貨幣時代,從技術上貨幣發行脫離了實體經濟的束縛,貨幣發行就成為一種特權,能為發行者帶來發行收入。歷史上,發行收入應該歸誰所有,一直是有爭議的。西方政府曾以“鑄幣稅”的形式對私人銀行發行現鈔課稅,作為允許他們擁有貨幣發行特權的交換。中央銀行建立后,壟斷了貨幣發行權,貨幣的發行收入明白無誤地歸屬政府。

設鑄幣稅為S,Mt是t期的貨幣發行量,Mt+1是t+1期的貨幣發行量,考慮到價格因素,S=(Mt+1-Mt)/Pt,Pt為t期的價格水平。從上述公式中反映出:1、貨幣發行收入與價格水平成反比,物價水平越低,中央銀行同等數額貨幣發行的鑄幣稅就越高;2、貨幣發行收入與新增貨幣發行量成正比,新增貨幣發行量越大,鑄幣稅越高。

鑄幣稅并不是一種真正的稅種,只是理論上對貨幣發行收入性質的界定,是將政府壟斷貨幣發行收入具體化,使之可以進行實際的操作,在實踐上實現貨幣發行收入歸政府所有。在明確了貨幣發行收入的性質后,還要確定貨幣發行收入的范圍,即哪些貨幣供給和貨幣創造行為會產生貨幣收入,在現代貨幣供給機制中,這應該說是一個比較復雜的問題。

確定貨幣的發行收入首先要明確貨幣發行的范圍。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劃分,貨幣可以分為三個基本的層次:M0為現鈔貨幣,在流通中的相對比例下降,但完全由中央銀行提供;M1=M0+活期存款,即現金加活期存款,M1被稱作狹義貨幣,是現實購買力;M2=M1+儲蓄存款+定期存款,被稱作廣義貨幣。中國人民銀行將(M2-M1)定義為準貨幣,是潛在購買力。貨幣外延的擴大使貨幣發行收入的范圍也擴大了。在信用貨幣制度下,現金和活期存款是貨幣的基本形式,由中央銀行和商業銀行共同提供和創造。因此,一方面,貨幣發行收入表現為貨幣當局資產負債表上,流通中現金和商業銀行在中央銀行活期存款的增加;另一方面,由于商業銀行體系具有創造派生存款的能力,在不完全準備金制度下(法定存款準備金比率不斷降低已是趨勢,有些國家已趨近或降到0),一部分新增的購買力就成為商業銀行的資金來源。

二、國債具有鑄幣稅的功能

上面談到,貨幣發行收入包括中央銀行創造基礎貨幣和商業銀行創造派生存款所形成的收入。從中央銀行的角度實現鑄幣稅有兩條途徑:一是中央銀行直接掌握基礎貨幣;二是要求商業銀行繳納存款準備金(因此,多數國家對存款準備金是不支付利息的)。從財政的角度實現鑄幣稅,在理論上也有兩條途徑:一是向中央銀行借款和透支;二是向商業銀行借款。借款可以采取直接借貸,也可以采取間接借貸。

由于中央銀行在控制通貨膨脹方面的特殊作用,各國政府都非常強調中央銀行的獨立性。在貨幣供給方面,為杜絕直接用貨幣發行來彌補財政赤字,《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銀行法》規定,中國人民銀行不得對政府財政透支,不得直接認購、包銷國債和其他政府債券。因此,政府運用貨幣發行收入在具體操作上,只能采用下列兩種方式:一個是中央銀行在公開市場上購買國債;一個是允許商業銀行直接購買國債。

可見,國債既具有彌補財政赤字的功能,又具有鑄幣稅的功能。一部分貨幣發行可以通過國債的方式實現,即國債貨幣化,這是中央銀行運用公開市場業務調控基礎貨幣的理論基礎,也是財政(國債)貨幣政策必須密切配合的內在原因。

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結論,國債規模不是必然等于財政赤字,國債規模既取決于財政赤字規模及其彌補方式,又取決于貨幣發行規模及其發行方式。

三、貨幣發行收入應該由財政和中央銀行哪一個部門掌握和使用

在我國實際部門中有過貨幣發行收入應該歸財政部門掌握使用還是應該歸中央銀行掌握使用的爭論。其實,無論中央銀行還是財政部都是政府宏觀調控的兩大職能部門,既然確定了貨幣發行收入的性質,無論發行收入歸哪一個部門使用,都不會改變它是貨幣信用化制度下的政府首要收入來源的性質。究竟歸中央銀行還是財政部使用,則應取決于政府宏觀調控的需要。

篇7

(一)改革背景。當今世界是一個知識經濟的世界,同時經濟全球化的影響也越來越深入,我國當前面臨的發展形勢十分嚴峻,需要我國認清當前經濟發展態勢,做好經濟改革工作,將經濟的快速發展工作放在頭等重要的地位,促進經濟不斷發展,人均收入不斷增長,人民安居樂業,經濟將促進國家各個方面的發展。當前世界市場一體化正在建成,每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對其他國家的經濟發展都會產生影響,一個國家的金融市場的波動,對其他國家的金融市場也會產生不可估量的影響,這時每個國家需要提出相應的對策,來緩解全球經濟一體化帶來的影響,使其遭受最小的經濟損失,這時我們國家也需要對金融進行改革,從而促進我國經濟發展。(二)改革新形勢。我們國家的金融制度的改革,有利于推動世界經濟一體化的趨勢,并且可以促進全球經濟之間的關聯,加速彼此之間的融合關系,促進經濟全球化的發展進程,使其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主流趨勢。改革在進行的同時,給企業的發展也帶來了許多影響和變化。一是金融市場上的變化越來越顯著,每時每刻金融市場都會有不小的波動情況發生,同時變化的幅度也愈來愈大,這給企業的長足發展帶來了許多的不利影響。二是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同時,也帶來了市場的一體化,我們國家的企業面臨這些問題的同時,也需要應對國外企業發展的競爭壓力,這就給我國企業的發展帶來了不小的障礙,將阻礙企業發展。三是繳納稅款的問題,企業都需要向國家繳納一定的稅款,稅款的不同就需要每個企業有不同的收入水平,這就容易導致企業發展的不平衡。

二、中國金融改革給企業帶來的影響

(一)金融改革的重要作用。中國在金融改革方面進行了系統而全面的戰略部署,金融改革是重要的環節,需要從整體上把握金融改革的大體趨勢,既要了解自身存在的問題,也需要從發展的客觀需求出發,分析自身問題,從根源入手,同時需要根據金融改革背景與經濟發展的形勢作出判斷,不僅從金融領域改革入手,也需要從其他領域入手,將改革深入到實處。金融改革是一個影響最深的改革方面,金融能夠從我國各個領域入手,從而進行突破,解決問題。例如使利率市場化的改革措施,將利率的波動與市場相聯系,使利率與企業的發展狀況相適應,可以緩解中小企業的壓力,也可以增加國家稅收。同時金融改革對于我國的經濟形態的轉型也有著重要意義,促進經濟向全球化轉型,使我國經濟更能適應時代的發展需要,金融改革也對下一次全面的總體的經濟改革有促進作用。(二)金融改革需要解決的問題。在當前經濟體制之下,存在許多經濟領域沒有獲得充足的金融服務。我國當前的經濟體系是以重工業為主的經濟結構類型,相應的就是對重工業服務方面的投資成本加重,在資源一定的情況之下,這時其他領域的資金,技術投入就會相對應減少,資源的減少,就會使其他領域里對金融的需求難以得到滿足,在需求難以滿足的情況之下,企業就會難以適應市場需求,從而導致企業難以進行優化升級,無法適應時代的發展需要,最終落后于時展。一方面現在的金融體系狀況難以推動下一輪的經濟體系改革向前推進,同時重資產行業也難以向輕資產行業轉變。當今世界是一個以技術為主導的多極化世界,一個國家若長期以重工業為主導,忽視輕工業、科學技術的力量,那么這個國家終將難以維持自身的發展,這時我國的金融改革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經濟的轉型和升級,促進科技資源和新技術的創新,從而推動經濟發展。另一方面金融難以長足發展引發的雙軌制在某種程度上會引起金融體系功能的紊亂和潛在金融體系之下的風險問題,利率和匯率的正常運行有利于引導金融資源的配置更加趨向合理化,使市場在一個穩定,良好的環境之下運轉。在當前金融體系下,管制的利率體系與市場化的金融市場并存,在岸的人民幣市場受到較多管制與離岸市場上自由的市場定價并存。(三)金融改革給企業帶來的機遇與挑戰。有數據統計,在2012年我國五百強的企業之中,其中國有商業銀行的收入僅僅占總比例的6%左右,利潤居然高達35%,但是五百強企業中有兩百六十家制造業企業的收入占比是41%,但是利潤只有20%多,這一現象就表明我國實體企業和商業銀行之間的差距還十分懸殊,企業的利潤大多數被商業銀行所吸納,自身利益難以增長,商業銀行的高利息也給企業帶來了不小的壓力,企業難以融資,資金有限,這就不利于企業的發展壯大,不利于企業的長足發展。這時的金融改革就可以給企業帶來發展的機會,例如利率的市場化,企業融資渠道在不斷拓寬,企業融資金額也愈來愈大,這些都給企業的發展帶來了良好的發展前景,同時給市場上的中小企業也帶來了不小的機會,中小企業也可以融入國際市場,尋找更多適合自己發展需求的機會,從而促進中小企業的轉型發展。另外,金融改革給企業帶來的好處就是資源的優化配置,這種改革是在鼓勵企業更多投入到市場競爭中,加快市場競爭體制機制的健全和完善,這將更加有利于中小型企業的發展壯大,尤其是小微型企業的發展,使民營企業融資渠道更加拓寬,為企業注入新的活力和動力。當然,金融改革也給企業帶來了許多挑戰,我們國家的企業面臨這些問題的同時,也需要應對國外企業發展的競爭壓力,這就給我國企業的發展帶來了不小的障礙,將阻礙企業發展,國外企業競爭之下勢必對我國企業造成一定程度的沖擊,造成企業的發展環境難以維持企業的發展成長。例如,造成我國企業資源配置的效率低下,搶占市場資源。同時金融改革背景之下,政府融資平臺也在不斷增加,如果依靠政府融資平臺的融資方式拉動經濟增長的話,就會導致大量結構性矛盾的增長,積累到一定程度時,就會難以化解,最終導致通貨膨脹等方面的壓力,更加嚴重的經濟危機的到來,導致我國經濟泡沫化發展。

三、企業財務創新的措施

(一)重新建立起一個財務管理的機制。想要在金融改革之中革新企業的財務管理,就要把財務管理作為企業發展的中心,這時需要有一個正確的觀念去認識財務管理在市場運行中的規律,形成一個利益與風險統一的信息理財觀念,使用籌集資金,投資,分配資金運行的財務管理的機制,更加全面并且高效地使用財務的運算,同時將資金的管理工作與成本管理相結合,將它們作為工作改革的重點內容,將企業利益最大化作為改革的主要任務,滲透到企業生產經營的各個方面和過程之中,強化財務的核算職能,并且需要將財務管理職能發揮到最大程度,同時需要提高領導部門的決策領導能力,作出正確的并且符合時代和市場發展的重要決策。同時發揮會計審計部門的監管職責,使其能夠保證資產的價值增長。建立起資金的補償積累體制,同樣需要嚴格管理好資金的后續工作,財務部門對企業的資金進行一個統一管理與利用,嚴格控制資金的流動,防止資金過度流入到員工工資、福利投入之中,以及和企業經營發展無關的事情當中,盡可能將資金投入到利益創造的過程中。企業需要制定一個合理的稅后分配利潤計劃,把稅后利益投入到企業擴大生產中去,促進企業不斷發展。(二)加強資金的管理力度,更大程度的創造經濟效應。一是要建立資金的投入使用機制,確保資金的正常使用,把握好資金源頭這一重要環節。企業管理部門需要從各個資金渠道出發,利用各個信息的渠道和途徑,部門做好主動研究市場的工作,同時自覺地參與到市場投資的預測中,對市場變化多多關注其中的變化。二是要考慮好貨幣在每一個時間段的價值和其中存在的風險,還需要比較一下項目的投資中對企業的收益情況和籌集資本時的成本投入,將財政預算控制在最低的情況之下,將項目資金融入到考慮范圍,同時需要優化企業資金占用的結構,在企業的項目運算之前,需要先對財務進行一個嚴密的運算預測,從而確定最佳的購存點方案,并且需要與企業客戶之間簽訂一些風險協議,這時不僅是給客戶自身一個保障,同時也有利于將企業自身的損失降到最低,并且對企業出現的風險進行分析和警惕,采取正確而又有效果的方式解決問題。三是需要建立健全企業的資金結算中心,牢牢抓住企業資金結算的各個流程和環節,將企業的資金運行形式逐步完善健全,同時企業可以模擬銀行的結算方法,開拓資金成本的結算內容。企業自身也需要有一個健康的籌資結構,接受負債經營,但需要掌握好其中的度,權衡好兩者之間的合理關系。(三)完善財政事務管理的方法和途徑。面對金融改革的壓力,企業要想獲得更加廣闊的融資渠道,促進自身的發展,就需要充分利用國家金融改革這一巨大背景,利用好國家的政策支持,抓住適當的發展機會和時機,積極將融資渠道進行拓寬,從而不斷增加自身實力。加大科技的投入力度,加大創新的元素,不斷培養更多有創造力的人才,引進先進的技術和機器,積極開發新產品,加大對高新技術產品的研發工作。完善企業內部的管理機制,將每個部門人員都控制在管理之下,加大監管力度,尤其是加大企業財務管理的監管力度。企業的每一次投資都需要擔負巨大的風險,一個企業要想在市場競爭中獲得成功,就需要有對風險的判斷能力以及如何將風險降到最低的能力,這樣才是一個成功的企業,這時,就需要企業的各個部門之間相互配合,互相合作,將企業資金分散的做法,就可以將企業風險分散,從而使風險降到最低。

四、結語

當今世界正在快速發展,每個國家都希望在世界擁有一席之地,經濟的發展,其中影響最為深刻的就是金融業的發展,一個國家的經濟需要有企業構成,這個時候要想發展,就需要處理好金融與企業財政管理之間的關系,在每一次金融改革的運行之下,只有財政管理符合時展需求的企業才能長久在市場中發展,所以這時企業的財政管理就需要跟上時代的發展需要。

【參考文獻】

[1]蘇武俊.加強民辦高校財務管理的設想[J].教育財會研究,2007,2:13~15

篇8

一、當前財政部門和金融部門支農合作的主要形式

(一)金融機構直接承擔部分財政支農職能。計劃經濟時期,我國財政、金融職能相互交織,財政支配金融,金融充當“第二財政”,扮演著財政的出納角色。近年來,隨著財政、金融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我國基本構建起了以政策性金融、商業性金融和農村合作金融為主體的農村金融體系,部分商業銀行承擔的財政性職能相應移交給了政策性銀行,政策性銀行演變成溝通財政與金融支農合作的主要橋梁。以廣饒縣為例,該縣1994年設立農業發展銀行,農業銀行除保留小額農戶貸款、扶貧開發貸款等政策性業務,原承擔的糧棉油貸款購銷等政策性貸款業務均劃轉至農發行。支農再貸款?

(二)財政部門透過對相關“三農”經濟主體的貸款貼息。為促進“三農”經濟發展,增強農業龍頭企業的幅射帶動能力,財政部門對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小額扶貧貸款等提供了部分利息補貼,以減輕農業企業財務負擔,促進了金融部門對農業貸款投放的刺激性。據調查,2000年以來,東營市財政每年安排2000萬元專項資金用于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貸款貼息。2003年,廣饒縣委、縣政府制定出臺了《關于扶持農業龍頭企業發展的意見》,縣財政每年拿出300萬元專項資金,通過貸款貼息、補助、獎勵等方式,用于支持重點龍頭企業。

(三)財政部門出臺鼓勵金融支農有關優惠政策。為吸引金融機構增加對農業的投入,財政部門對農村信用社直接給予財政資助,出臺了減免三年營業稅、所得稅減半征收、承諾分紅補貼等優惠政策。據調查,東營市政府為促進縣區農村信用社增資擴股工作的順利開展,對利津、墾利兩縣農村信用社的股東承諾,如信用社2年內達不到分紅比例,市財政將予股東補貼;并在政府權限范圍內,盡量減免農村信用社在抵債資產接收和處置過程中形成的各種稅費。全市涉農資金和業務全部交由農村信用社辦理,所有農口部門在農村信用社開設基本賬戶,各級預算外資金按一定比例存放農村信用社,鄉鎮的國庫、勞動保險、醫療保險和各種行政收費由農村信用社,縣、鄉公務員和教師的工資由農村信用社,縣級財政集中支付中心設在農村信用社。研究制定了做好農村信用社不良資產清收盤活工作的具體意見。對過去行政干預的貸款和協調農村信用社購買的企業債券、各級各部門在農村信用社的行政性貸款,由縣、鄉政府負責限期收回;對公職人員的貸款,采取紀律和行政的手段收回;采取以優質資產置換、整體“打包”等多種方式,幫助清收不良貸款。

(四)人民銀行助推,政府部門主導,積極優化縣域金融生態環境。2005年初,周小川行長多次在重要場合論述金融生態環境問題,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重視和關注。面對金融改革發展的新形勢,各級人民銀行積極向地方政府匯報金融生態環境建設的重大意義,取得了政府的大力支持。據調查,2005年,廣饒縣委、縣政府把金融生態環境建設列入了重要議事日程,成立了由分管縣任組長的優化金融生態環境建設領導小組,把金融生態環境建設納入縣委、縣政府的考核,加大了督查力度。開展了“金融生態示范縣”創建活動,出臺了《創建“金融生態示范縣”建設的實施意見》,研究設計了“建設金融生態示范縣”的具體指標體系,制定了《“金融生態示范縣”評價標準》,形成推動金融生態環境建設的規范化機制。截至2005年底,全縣已命名“文明信用鄉鎮”21個,“文明信用村”684個,“文明信用企業”61個,“文明信用戶”9.9戶,“文明信用工商戶”2333個,2006年力爭全市60%以上的村鎮、農戶達到文明信用標準。

二、當前合作方式中的不足

2003年以來,廣饒縣向“三農”累計投入財政資金69億元,投入信貸資金85億元。財政投入和信貸投入的不斷擴大,有力的促進了該縣農業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增強了農民收入。目前廣饒縣已形成以凱銀集團、馳中集團、華譽集團為首的一批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農民收入保持快速增長,收入結構發生明顯變化。據統計,2005年全縣農民人均純收入4820元,同比增長14.7%。2001年-2005年,廣饒縣農民收入年均增長10.1%。收入結構中,純粹來自農林牧漁的增幅僅為5.93%,非農產業純收入增幅高達92.45%。

(一)財政金融支持重點“不到位”與“越位”并存。近年來,為發展農村經濟,地方財政不斷擴大了支農資金投入,市本級財政支農支出以20%的速度遞增。據調查,近四年來,我市投向“三農”的資金達50.7億元,2003年市級財政用于扶持“三農”的資金3.8億元,2004年達到了4.6億元,分別占這兩個年度市級財政支出的28.4%和29.6%。但是,地方財政支出在制度安排上一直向城市傾斜的格局沒有改變,按照公共財政的要求應由財政供給經費的公共產品,財政投入的力度不足。主要表現在對農村的基礎設施、供水設施及環境治理等社會公益性的投入相對較少。調查中,我們設計的“當前財政和金融對當地經濟的支持哪個更大一些”中,有7/8回答金融支持力度更大。

(二)支農項目管理部門龐雜,投資越位和缺位現象并存。由于各部門職責定位不清,沒能有效地建立起責、權、利相匹配的財政支農激勵和約束機制。既有爭項目、爭資金形成的投資越位現象,也存在互相推諉導致的投資額缺位現象。因此,項目和資金多頭管理,留下不少弊端:一方面,由于支農項目涉及的部門眾多,部分項目交叉,有些地方出現同一類型支農項目存在多個部門重復立項、實施的情況。

(三)財權與事權分離的財政體制改革,使得鄉鎮、村委成為財務空殼,不能成為有效承貸載體。城鄉財稅體制改革形成財權和事權不對稱,造成越是基層政府財權越小、事權越大。但另一方面,資金鏈條長,管理困難。目前財政支農資金管理采取的是分級配套、層層下達、項目單位具體實施的做法,有些專項資金從上級財政下撥到實際使用,經過多個環節。資金在途時間長,影響了資金的及時到位,又增加了資金管理成本。一個項目,分級配套,每個級次都要考察論證,都要進行檢查驗收,需要大量的管理費用。縣級財政配套能力弱。停收鄉村公益事業金,使農民人均每年減少稅賦100多元。2004年降低農業稅率2個百分點,農民人均減負58元,今年全部取消農業稅及附加,由此所減少的鄉鎮及村級收入全部由市財政轉移支付。

四)財政補貼在流通領域消耗太多,輕生產領域。農發行貸款目前還僅局限在糧棉流通領域,雖然對解決農民“賣糧難”、“賣棉難”問題,穩定糧棉價格,保護農民利益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國家的補貼基本在流通領域消耗,因此農民直接受益有限。

(五)政策性與商業性關系模糊。政策性與商業性并存是當前信用社經營中的基本格局,也是改革的基本矛盾。信用社肩負金融支持“三農”的職責,這具有強烈的政策性。另一方面,信用社又是“自主經營、自擔風險”的商業企業。并且,隨著農村工業化、城鎮化的進展,商業性業務的比重日益上升。由于當前信用社存在強烈的政策性,以至于它還不可能擺脫行政桎梏而真正成為產權清晰、政企分開、自負盈虧、自擔風險的金融企業。

(六)財政支農支出結構不合理,供給范圍“越位”與“缺位”并存。財政支農管理的領域和事務不能隨農村城市化的加快而及時調整,造成很多部門和單位仍在占用財政支農資金,而應由財政資金供給的領域和事務卻得不到應有的資金保障。主要表現在:第一,隨著廣饒縣農村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農村“三產”的比重發生了很大變化,但縣級農業服務機構仍然過多,職能沒有進行較大調整,是財政資金供給范圍過寬的主要原因。如:農口設有畜牧、農業、水產、農機等幾個服務中心,各中心仍然是全套配置,各中心資源分散,不能整合,存在浪費現象。如:2002年財政安排幾個中心事業發展經費各100萬元,從財政檢查的情況看,各中心事業發展的效果不明顯。

三、政策建議

一方面,貧困地區公共財政未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健全的農村金融體系無法建立;另一方面,將農村金融機構作為支農的工具,進一步扭曲了農村的金融體制。分析表明,只有讓公共財政發揮應有的作用,才能進一步改革農村金融體系,形成商業可持續的農村金融體制。(謝平,公共財政、金融支農與農村金融改革)

第一,健全農村公共財政體系。一是通過農村公共財政直接投資以改善農村的投資環境、提高農村的技術水平和對一些經濟行為給予補助。二是逐步完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改變目前我國長期存在的只有城市干部職工才能享受社會保障的狀況。農村社會保障體系不僅包括居民生活補助和救助、基礎的生產生活設施和文化教育支出,還包括對農戶個體生產及合作組織的補助。

篇9

麥金農(1997)指出,金融自由化改革實踐受挫并不是金融自由化理論及其政策問題,而是一個排序問題,尤其是在未能夠實現宏觀經濟穩定之前引入金融自由化。由于信息不對稱普遍存在于信貸市場之中,而資金稀缺又是發展中國家最為根本的特征,因此,信貸配給在發展中國家是最為常見的現象。如果在宏觀經濟不穩定之際實行利率自由化,高的通貨膨脹率將會使得事后方可以實現的存貸款實際利率變得愈發難以確定。在事后實際利率不確定的情況下,銀行為了吸收存款,必將提高名義存款利率。而存款利率的提高將會誘發銀行從事較高風險的投資,從而加劇了銀行自身的道德風險,銀行道德風險的加劇反過來則會誘發存款人的逆向選擇行為,兩者相互作用,最終將導致銀行的名義存款利率的嚴重偏高、存款供給減少和銀行信用危機。從銀行自身來說,由于高的通貨膨脹率導致貸款事后實際利率的不確定性以及嚴重偏高的名義存款利率,為使其貸款事后方可實現的實際收益不至于下降,銀行必將提高名義貸款利率。而名義貸款利率的提高不僅會導致申請貸款者平均質量的下降和逆向選擇行為的加劇;同時也會誘發和加劇借款人的道德風險以及借款人拖欠與破產可能性的提高。由此可見,在一個存在信息不對稱和成本的信貸市場中,伴隨通貨膨脹和貸款利率的提高,銀行的成本將上升,實際收益將可能下降,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將加劇,最終將會導致銀企債務危機、銀行恐慌與金融危機。

正是由于宏觀經濟不穩定與違約風險之間存在正相關,故而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內部價格水平的穩定是獲得金融實際利率高增長而又不至于引起嚴重金融恐慌和崩潰等過度風險的一個必要條件(麥金農,1997)。此外,利率自由化改革將會加劇發展中國家金融同業之間的價格競爭和非價格競爭,使得金融部門的贏利空間縮小和競爭成本上升,由此會引發銀行部門的不良資產的比例和信貸市場上的道德風險加劇,再加之金融監管改革滯后或放松和政府隱性存款保險的存在,從而使得發展中國家出現嚴重的銀行過度放貸和企業過度借款的現象,加劇了發展中國家的金融脆弱性,誘發了銀行危機(McKinnon &Pill ,1996、1998)。

(二)財政穩定與資本項目的開放

麥金農(1997)指出,在宏觀經濟不定情況下,發展中國家必須實行有效的匯率管理和國際資本流動的限制,以確保政府增加稅收、維持經濟穩定。如果政府在宏觀經濟不穩定的情形下放開資本項目控制,必然將會產生嚴重的資本外逃現象和貨幣替代問題,使得通貨膨脹稅的稅基縮減和通貨膨脹率的相應提高,從而導致貨幣危機的爆發,故而主張資本項目開放是經濟市場化的最后一步。

貨幣危機理論認為,在固定匯率制下,當一國宏觀經濟不穩定時,資本項目的開放將會使其貨幣受到國際游資的攻擊,引發貨幣危機。貨幣危機理論的第一代模型(Krugman ,1979)認為,由于發生危機國家政府所奉行的赤字或寬松貨幣政策使得信貸規模以一定的速度擴張,故而導致經常項目的赤字,由此而引發政府國際儲備的流失,當國際儲備減少到某一個最低水平時,投機者必將對其貨幣發生攻擊,從而造成其匯率體系的崩潰。因此,貨幣危機產生的根本原因是固定匯率政策和赤字融資政策之間內在的不一致性,而流動性困難、集體行動、羊群行為以及道德風險等諸多問題在金融市場中的存在,則會進一步加劇和惡化貨幣危機。

貨幣危機理論是從國際資本流動角度揭示了金融自由化改革中貨幣危機的成因,而貨幣替論則從資產替代角度揭示了在宏觀經濟不穩定的情況下,資本項目的開放則會引發嚴重的貨幣替代現象,同樣也會引發貨幣危機。貨幣替代是指在開放經濟和貨幣可兌換條件下,由于本幣貶值使本國居民對本幣失去信心,從而產生本幣的貨幣職能部分或全部被外國貨幣所替代的現象。拉丁美洲、前蘇聯以及東歐等在其金融自由化歷程都發生過不同程度的貨幣替代現象,尤其以拉丁美洲國家的"美元化"現象最為典型。貨幣替代不僅使得這些國家的匯率出現頻繁的波動和通貨膨脹現象的加劇,同時也嚴重地削弱了這些國家貨幣政策的實施效果。首先,由于貨幣實際收益率等于名義利率減通貨膨脹率,故而匯率水平高低則取決于兩國的貨幣供給、名義利率差異和通貨膨脹率差異。若兩國貨幣的名義利率不變,那么兩國通貨膨脹率的差異將決定匯率水平的變化,故而可以將兩國通貨膨脹率差異視為匯率的預期變化,因此,財政不穩定和高的通貨膨脹率所引發的嚴重的貨幣替代則會加劇匯率不穩定。其次,貨幣替代將使一國貨幣量變得難以估計,進而影響貨幣政策的效果。如果中央銀行試圖通過實施擴張性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刺激國內的投資與消費需求,經濟主體的預期通脹率將會上升,故而會立即將部分增加的貨幣余額轉換為幣值穩定的外幣,貨幣替代必將削弱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效力。第三,在通貨膨脹期間,由于外幣資產的存在提供了一種高效廉價的逃稅方法,貨幣替代的存在將會降低國內居民本幣的需求量,使得通貨膨脹稅的稅基減少。若要彌補因貨幣替代所導致通脹稅收入的損失,唯一的辦法就是提高通貨膨脹率。由此可知,兩者博弈的最終結果是貨幣替代進一步加劇了一國通貨膨脹率水平及其發生的頻率。

二、中國財政現狀及其穩定性狀況分析

(一)中國的財政現狀

中國的稅收制度歷經了多次重要變革,總的來看,自1994年之后,中國財政狀況有所好轉,徹底遏制了1994年以前財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持續下跌的不利局面,基本實現了"兩個比重"同時提高的1994年稅制改革目標,國家財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和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分別由1993年的12.56%和22.0%回升到1999年13.97%和51.1%(見表1和表2)。但自1994以來,中國財政支出始終保持著較高的增長速度,故而財政支出占GDP 的比重也同樣保持上升的態勢(見表1),結果導致了財政赤字逐年擴大,尤其是近幾年,速度之快是改革以來從所未有的。在1978~1999年期間,財政赤字的年均增速為299.22億元/年;而在1994~1999年期間,財政赤字的年均增速822.31億元/年,為1978~1999年的年均增速的2.75倍。為了考察中國財政赤字快速增加的源頭以及中國財政增長的原因,筆者在此將財政赤字在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之間進行了分解,同時考察了財政債務收入分別占財政收入和GDP 的比重。

第一,在1994年之后,中國政府財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止跌回升。從表面上看,這似乎是1994分稅制改革的結果,但在財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回升的背后卻是財政債務收入和國內債務收入的急劇攀高(見圖1)。可見,政府財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在1994年之后回升主要的支撐是財政的債務收入增加和非稅收收入的增加。據統計,在1978年,財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財政債務收入占財政收入的比重和國內債務占財政收入的比重分別為24.18%、10.35%和4.14%;1994年三者分別為11.16%、22.52%和19.71%,1999年三者分別是13.97%、32.46%和32.35%(注:由于中國當前的財政收入統計中不包括財政的債務收入,因此中國的財政債務收入占財政收入的比重以及國內債務占財政收入的比重要比國際同類比重高。)。

資料來源:歷年的《中國統計年鑒》,下文表格中未注明資料出處的皆來自于歷年的《中國統計年鑒》。

第二,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在1994年之后出現了明顯的好轉,始終在50%左右,徹底改變了1994年以前那種中央財政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嚴重偏低、中央財力不足的不利局面,中央財政的宏觀調控職能得以加強。但中央財力狀況好轉主要由財政債務收入的增加支撐,而不是稅收收入增加的結果(注:雖然中國當前財政收入統計中不包括財政的債務收入,但財政的債務收入使得中央財政支出有了重要而可靠的來源,故而使其收支狀況得以改善。)。因為中國地方政府至今尚沒有地方政府債券的發行權,故而國債收入自然而然就構成中央財政收入,并成為其財政支出的重要來源。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揭示了中國金融機構為什么會出現日漸擴大的、正的存貸差以及中國近年來的貨幣政策效果不理想的原因所在。由于國債實際利率一般都高于同期的銀行存款的實際利率,并且具有一定的流動性和低風險性,在當前國企效益普遍不理想而銀行貸款責任約束機制加強的前情形下,銀行部門理所當然地成為國債主要持有者之一,故而在銀行存貸差加大的背后,則是銀行部門的有價證券資產的增加。據統計,1995年,金融機構購買債券余額為3064.2億元,到了1999年,金融機構有價證券和投資的余額為12505.8億元,為1995年的4.08倍。可見,中國的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應該如何協調的問題應該引起有關政府部門的高度重視。筆者一直認為,赤字財政政策就如同運動員所服用的"興奮劑",拉動經濟增長的成效固然顯著,但只能是一種權宜之計,否則,財政赤字貨幣化和"滯漲"現象的發生必將是難以避免。

第三,在1994年之后,中央財政不僅有效地遏制了逆差,而且順差逐年擴大,由1994年1152.07億元增加到1999年的1696.88億元。但是地方財政卻在1994年之后赤字驟然上升且逐年攀高,由1994年的-1726.59億元增加到1999年的-3440.47億元,中國財政赤字也在最近幾年快速增長。可見,中國財政赤字的主要源頭是地方財政而非中央財政。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中央政府擁有債券發行權而地方沒有,另一方面則是由于中央與地方之間的財政收入與財政支出存在嚴重的不對稱性。中央財政收入1994年以來所占的比重始終在50%左右,而中央財政支出所占的比重自1978年改革以來卻逐年下降,1994年以來一直徘徊在30%左右;與此同時,地方財政收入的比重1994年以來已經降至50%左右,但是地方財政支出的比重卻是逐年上升,1994以來一直徘徊在70%左右,這種顯著的不對稱已經使得許多地方政府財政尤其是鄉級財政處境極度困難,出現嚴重赤字也就在所難免。

(二)中國財政穩定性分析

財政穩定這一概念包含3重含義:(1)政府如果能夠長期保持財政收支平衡,則政府財政處于穩定狀態;(2)盡管在相當長時期內不能實現財政收支平衡,但政府卻能通過發行國債為赤字財政融資,則政府財政依然可以說處于穩定狀態;(3)如果在經濟中存在一種機制,當財政脫離穩定狀態之后,經濟變量之間的相互作用可以是財政狀況恢復或趨于穩定狀態,則政府的財政狀況也可以說是穩定的(余永定,2000)。可見,財政穩定的核心內涵就是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政府不需要通過貨幣的財政發行而能夠保持財政收支平衡。

首先,中國財政總體狀況不容樂觀,盡管1994年之后中國的財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有所上升,但是,中國的財政赤字狀況明顯惡化。財政赤字增長過快的原因主要是地方財政收支狀況惡化所致,這說明中國當前的分稅制的財政制度與現行的5級政府的行政制度之間存在內在的不協調,突出地表現為各級政府的事權與其財權存在顯著的不對稱性。其次,中國政府的行政支出費用一直占有較大的比重,尤其是近幾年在精簡機構、節儉開支的改革力度加大的情形下,政府的行政支出費用卻一直在12.50%徘徊,始終處于中國改革以來的最高水平,這表明中國政府近年來的精簡機構改革并沒有取得實質性的成功。第三,從債務依存度來看,在1994年分稅制改革以前,中國財政的債務依存度一直都比較低,從沒有超過20%,并且大部分年度的債務依存度都在15%以下。而1994年分稅制改革之后,債務依存度不僅沒有降低,反而快速上升,近兩年已經達到30%左右,這一方面表明中國的分稅制改革并沒有提高稅收對財政收入的貢獻率,分稅制改革是否成功現在還不能予以肯定;另一方面也表明赤字財政政策已經成為中國宏觀調控政策的主導。如果債務依存度過高,最不利的影響則是可能誘發利息率的提高,從而抑制經濟增長。如果政府不想提高債務依存度,同時還寄希望利用擴張性財政政策刺激經濟,那么,政府只能降低國債的發行利率和提高平均稅率,而平均稅率的提高則會抑制企業與居民的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從而抵消了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政策效果。由此可見,債務依存度的提高,則會迫使政府為增加自主性支出而過度舉債。第四,再從償債率來看,中國的償債率自1994年以來,同樣也是居高不下,近兩年已經超過了30%.償債率升高則意味著在既定財政支出條件下國家的自主性支出減少,如果政府要增加自主性支出,在既定的稅制條件下,舉債可能是其最佳的選擇。這也就是說,償債率越高,政府增加發行國債的壓力也就越大,財政赤字狀況也將會更加惡化,最終可能將導致財政赤字貨幣發行。據中國財政部長項懷誠的2002年的財政預算報告,2002年中國預算赤字將高達3098億元,相比2001年的2598億元將增長19.24%,超過GDP 的3%,是中國經濟改革開放后第一次逾越國際公認的赤字警戒線。

注:債務依存度是財政債務收入占財政支出的百分比;負債率是財政債務收入占財政收入的百分比;償債率是財政債務的還本付息支出占財政支出的百分比(注:通常情況下,依賴度是指在一國的中央財政預算中,國債收入占財政支出的比重;償債率是指在財政收入中用于支付國債利息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由于中國財政債務收入不僅來自國債收入,同時還包括向金融機構的借款,因此,本文中債務收入不僅僅包括國債收入,還包括其他形式的債務收入。)。

盡管中國財政收入的增長幅度有所上升(注:據統計,中國財政收入的增長幅度,1998年為14.2%,1999年為15.9%,2000年為17%,2001年增加到22.2%.),但是目前中國財政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只有16%,低于發展中國家25%左右的平均水平,更低于發達國家40%左右的平均水平。同時,中國財政尚存在著一定程度上的不穩定,尤其在當前經濟緊縮的形勢下,中國政府面臨著巨大的增加舉債的壓力,中國財政赤字存在著進一步惡化的態勢。值得注意的是,在1998~2001年期間,中國財政支出增長率平均為20%左右,但是在這一期間中國GDP 的增長一直是一位數。以20%左右的財政支出增長率和超過高速增長的財政赤字來支持7%左右的總需求增長率,這是否是一種可持續的增長方式?值得人們深思!如果再考慮到政府需承擔的銀行國有不良資產、社保資金等隱性負債,中國的財政狀況不容樂觀。可見,實現財政穩定是金融市場化改革首先必須解決的一個重大課題。

三、中國現行財政條件下的金融穩定性分析

(一)中國財政赤字與貨幣供給的相關性分析

自1978年經濟體制改革以來,盡管中國的GNP 始終保持著較高的增長率,但是國家財政收入占GNP 的比重卻呈現出逐年下降的態勢,并且除個別年份之外,絕大多數年份都存在不同程度上的財政赤字,財政赤字呈逐年擴大之態勢(見圖2)。據統計,國家財政收入占GNP的比重已由1978年的31.24%降至1999年的13.97%;而財政赤字卻由1978年的-356.35億元快速增至1999年的-1743.59億元。

前文已經指出,發展中國家宏觀經濟不穩定的一個重要原因財政赤字的貨幣化,在中國是否也存在財政赤字貨幣化?是否會引發通貨膨脹?為此,我們在此以貨幣供給量()作為因變量,以財政赤字(DF)作為自變量,對1978~1999年期間的財政赤字(DF)與貨幣供給量()之間的相關性進行線性回歸檢驗,結果如方程1和圖3所示:

由方程1和圖3可知,中國貨幣供給量()與財政赤字存在顯著的線性相關,這意味著財政赤字每增加1億元,中國貨幣供給量就會相應地增加30.95億元,可見,中國存在較為嚴重的財政赤字貨幣化問題。但是,中國在財政赤字和貨幣供給量"雙增"的情況下,中國的零售物價指數并沒有隨之出現上漲的趨勢,反而呈現出下滑的態勢(見圖2),中國的物價水平與財政赤字、貨幣供給量()之間并沒有出現理論上那種相關性,麥金農(1997)將中國在財政下降的同時保持價格水平穩定的現象稱為"中國之謎".麥金農(1997)認為,中國之所以能夠做到在財政下降的同時保持價格水平穩定,最重要的是擁有可以控制的國家銀行體系,中國政府通過國家銀行體系向非銀行公眾借入公開的或隱蔽的債務彌補財政赤字,實現了非通脹融資。但是"中國政府不可能無限期地依賴于如此嚴重的借款,因為居民已經不再是'低貨幣化的'了,并且中國的/GNP也不可能會升到無限高"."當居民流動資產與收入的比例過了高峰,甚至在這之前,如果國有部門繼續借入,就可能發生金融危機"."解決的辦法在經濟上是很明顯的,……,中央政府必須很快建立一個能夠直接對所有工業——中央的、地方的和私人的——以及農業部門征稅的內部稅收機構"(麥金農,1997)。

由此可見,在財政收入占GNP 的比重逐年遞減而財政赤字又逐年高速攀升之際,實行以利率市場化為突破口的金融市場化必將會使得潛在的通貨膨脹危機顯現化,其產生的不利影響我們從阿根廷、墨西哥、智利等國家金融自由化實踐就可略知一二。中國若在如此財政背景之下進行以利率市場化為突破口的金融市場化改革,高通脹率、高利率、日益擴大的財政赤字、日趨沉重的政府債務利息負擔以及政府向銀行體系強制融資等問題也就難免。因此,當前必須要解決的首要問題就是如何實現財政收支均衡,否則,以利率市場化為突破口的金融市場化改革只會讓我們付出更為慘重的代價。

(二)中國資本外逃與貨幣替代狀況

伴隨著中國經濟和中國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長,居民和企業的外幣需求以及外幣資產的持有量都有不同程度上的增加。盡管中國目前對資本項目仍然實施嚴格的管制,隔絕了中國與國際資本之間的自由流動,使得中國可以成功避免亞洲金融危機對中國的直接沖擊。但是不可否認,中國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資本外逃和貨幣替代現象。

自1992年,中國資本國際化的進程明顯加快,流入中國的國外資本平均每年以28.9%的速度增長,至1997年底,中國累計利用外資3479.4億美元,其中,國際直接投資2201.8億美元,中國已經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吸引外資國(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宏觀課題組,1999)。大量的資本流入,不僅可以彌補中國國內資本的不足,同時也帶來了國外的先進的技術、知識、管理和制度,促進了中國經濟的發展。但在流入中國的國際資本不斷增加的同時,中國資本外逃現象也比較嚴重,據估計,在1992~1996年期間,中國資本外逃規模為875.3億美元,平均每年為175億美元(李揚,1998);在1994~1998年期間,中國資本外逃規模為1966億美元,平均每年為393億美元(俞喬,1999)。在中國的"外資內流"和"內資外流"這一似乎矛盾的現象之背后,則是中國現行的經濟政策和經濟制度的內在缺陷的外在表現。"內資外流"的一部分原因是有貶值預期和投資信心動搖所致。自1995年之后,中國經濟開始處于周期性下滑階段,1997年之后,通貨緊縮趨勢加劇,財政赤字擴大,宏觀經濟環境的不確定性增強,從而動搖了投資者的信心,影響了其預期;另一方面,東南亞金融危機之后,受沖擊的國家的匯率開始大幅度貶值,而中國政府對外承諾人民幣不貶值,人民幣名義匯率基本保持不變,這反而加重投資者的顧慮,貶值預期也隨之加重與擴散。兩種因素相互作用,最終導致和加速了國內資本通過各種渠道大量流出。據宋文兵(1999)測算,在1997年,中國資本外逃總額達到474.41億美元,超過同期在中國的直接投資的國際資本(當年為453億美元)。此外,中國還存在大量的"過渡性"的資本外逃(宋文兵,1999),這種資本外逃原因是由于內外資所享受的政策優惠不同所致,通過"迂回投資"方式以獲得外資投資的各種優惠政策。當然,也不可否認,非法收入的資本外逃也是造成中國"內資外流"的一個重要原因。

此外,中國還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貨幣替代現象。據統計,截至2001年末,中國境內中資金融機構外匯各項存款余額為1348.8億美元,比上年末增長5.2%,全年各項存款累計比上年增加61.2億美元。企業外匯存款余額為452.9億美元;其中,企業活期外匯存款為157.9億美元,比上年增加18.3億美元,同比多增15.4億美元。居民外匯儲蓄存款余額為815.6億美元,比上年末增長11.8%,全年累計新增82.4億美元;其中,定期外匯儲蓄存款余額為739.1億美元,占全部居民外匯儲蓄存款余額的比重為90.6%,比上年末增加52.6億美元。盡管F/D指標和F/指標均顯示中國的貨幣替代程度整體水平較低(F/D ≤14%,F/≤7%)(王國松、張鵬,2001),但由此可以看出,人們對人民幣的幣值穩定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顧慮,中國的貨幣替代不是以狹義貨幣間替代為主,而是以準貨幣間替代為主,即存款貨幣之間替代。由此可推知,外幣替代本幣的職能,在中國境內主要是貯藏職能的替代而非交易媒介職能替代,這說明形成中國貨幣替代的主要原因還是規避匯率風險,也就是說,匯率風險是中國外幣資產需求的主要原因。

綜上所述,由于宏觀經濟不穩定可能導致通貨膨脹、本幣的頻繁貶值以及對本幣的需求下降都將引起資本外逃和貨幣替代的發生,因此,防止資本外逃和貨幣替代現象產生的一個重要前提條件就是消除或降低通貨膨脹、維系宏觀經濟穩定和提高本國貨幣的實際收益率,使得公眾對持有本國貨幣的信心增強。由此可見,中國應當采取穩健的宏觀經濟政策,使通貨膨脹保持在較低的水平上,提高人民幣的實際收益率和較為穩定的真實匯率,將有助于改善公眾對人民幣幣值的預期,以此削弱資本外逃和貨幣替代的動力,這對于防止可能產生的嚴重的資本外逃和貨幣替代將起到積極的防治作用。

四、實現中國財政穩定的對策與建議

由前文已經指出,實現財政穩定是中國今后經濟進一步開放和金融自由化改革最為重要的前提條件。雖然1994年建立的以分稅制為基礎的分級財政管理體制在理順中央與地方之間、政府與企業之間的分配關系、增強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由于當時的改革重點是通過重新界定中央與地方之間事權和財權的范圍以達到增強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的目標,未能深入而及時地界定省(市)級政府與其以下地方各級政府之間的財權與事權,因而導致現行省(市)級以下地方各級政府的財權與事權的嚴重不對稱,地方財政出現嚴重困難。正是由于財政制度缺陷使得中國財政出現了嚴重的不穩定因素,因此,必須進行制度創新,消除這種集權政體與分權經濟體制的矛盾,方可實現財政穩定。

(一)實行制度創新,重新界定地方政府的財權與事權,實現財權與事權相統一

中央政府集中財權是實現分稅制為基礎的分級財政管理體制最為常用的辦法,符合中央政府自上而下轉移支付宏觀調控職能的要求。但是,在中國,這種自下而上的集中財權模式卻被地方各級政府廣泛地采用,使得財政資金層層向上級政府集中,而與此不對稱的是,基本事權卻反向移動,層層向下轉移,從而造成地方各級政府的財權與事權的高度不對稱,尤其是縣鄉(鎮)兩級政府這種矛盾表現得尤為突出。因為按照事權劃分的原則,地方性公共產品理應由相應的地方政府提供,同時現行中國各級地方政府還需要承當支持地方經濟發展的"義務",使得中國各級地方政府在事權上呈現出高度的剛性,沒有任何與上級政府討價還價的余地。但是在財權方面,由于財權集中的層層集中,而地方各級政府又不具有發行地方政府債券和地方立法征稅的權力,現行的分稅制又沒有確定省(市)級以下地方各級政府獨享的稅基,使得其財政收入失去穩定而可靠的收入來源,從而出現了無相應財權支撐的剛性事權,地方政府財政出現嚴重困難必然是不可避免。由此可見,要解決目前地方政府的財政困難這種處境,必須從兩個方面入手,首先必須按照事權與財權相對稱的原則,重新界定各級政府的事權與財權,賦予地方各級政府相應而必要的稅種選擇、稅率調整、立法收稅以及發行地方債券的財權,使得各級政府的事權必須有相應的穩定而可靠的財權作支撐;其次,進行行政體制改革,減少政府分級層次。目前中國政府的5級層次已經造成政府機構臃腫、人浮于事和政府行政支出逐年攀升的弊端,因此,適當地縮減政府層次,精簡政府機構,不僅又有利于分稅分級財政管理制度的改革與實施,使得財政分級層次與政府分級層次相對應,同時也有利于提高政府的運作效率和財政支出的效用。

(二)加速稅制改革,嚴肅稅收紀律,提高稅收收入對財政收入的貢獻率

自1985年之后,中國稅收收入占總的財政收入的比重呈現出逐年下降的趨勢,1985年稅收收入所占的比重為97.43%,1994年降到80.16%,1999年已經降到70.47%;而與此同時,財政的債務收入占總的財政收入的比重卻呈現逐年攀升的態勢,由1985年的4.29%,上升到1994年的18.38%,再上升到1999年的24.51%(見圖4)。

造成稅收收入所占比重減少的原因較多:一是近年來,中央在保持稅制基本穩定的前提下,先后出臺了減征、停征固定資產投資方向調節稅、降低關稅稅率、減免農業稅、下調證券交易印花稅稅率等政策,并且繼續清理取消了部分不合理、不合法的收費和基金項目;二是由于經濟緊縮,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效益有所下降;三是稅收執法人員的執法不嚴,"尋租"行為及其自身素質低下等原因所導致企業與個人的偷稅、逃稅、避稅等現象嚴重,這一點從中國實施的"金稅工程"和"金關工程"所取得的階段性成績中可見一斑;四是中國現行的支付體系不發達、公眾偏愛現金支付以及現金管理制度存在的缺陷等原因導致稅收收入尤其是所得稅收入的大量流失。由此可見,要提高稅收收入對財政收入的貢獻率,一方面要大力提高稅收執法人員素質,依法加大稅收征管力度,堅決打擊偷稅、漏稅、逃稅和非法避稅等各種違法犯罪行為,擴大稅基,同時加快稅制改革,對某些已經不合時宜的稅種和收率進行重新調整與修改,擴大稅基,重新界定各級政府所應享受的稅種,充分調動各級政府在稅收征管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提高稅收征管效率與征管力度,在稅負的公平與公正的前提下確保稅收收入穩定增長。

圖4中國稅收入與財政債務收入對總的財政收入的貢獻度(注:這里"總的財政收入"等于現行統計上的財政收入與財政債務兩者之和。)

(三)轉變觀念,理性認識積極財政的擴張效應

由前文分析可知,中國的財政赤字和債務余額占GDP 的比重尚在安全線以內,截止到2001年底,中央財政赤字占GDP 的比重為2.7%,債務余額占GDP 的比重為16.3%.從上述指標來看,中國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尚有一定空間。但是,中國目前的經濟緊縮并非簡單的需求不足所導致的,而是一種經濟結構不協調和各種有關居民的收入、就業、養老、醫療、住房和教育等改革政策在短期內同時出臺共同作用的結果,故而那種寄希望于依靠積極的財政政策解決當前的經濟緊縮問題是不可行。首先,在既定的社會積累資金不變的條件下,政府舉債的增加則意味著社會公眾可支配的積累資金減少,財政的"擠出效應"是必然的。其次,從資金使用效率來看,由于道德風險的存在,政府的資金使用效率遠遠低于社會公眾的資金使用效率,這已為學術界的共識。第三,中國已經加入WTO ,降低關稅已經成為必然,這意味著中國財政收入的增長幅度將有所減緩。目前中國的債務依存度和財政赤字率都已經達到一個比較高的水平,積極的財政政策不僅將增加政府的還本付息的債務負擔,同時也意味著政府自主性支出的減少。如果政府希望能夠保持原有的自主性支出水平,其最終的結果正如前分析所指出的那樣,舉債規模日趨擴大、財政赤字也日趨惡化,財政赤字貨幣化將會成為不可避免的事實。但是,中國目前理論界和實踐界都十分推崇的積極財政政策,這種對積極財政政策"情有獨鐘"的過度偏好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是立不住腳的,也是十分危險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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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王國松、張鵬:《貨幣替論及中國貨幣替代問題的研究》,《國際金融研究》,2001年第3期。

篇10

 

一、企業集團會計風險的誘因

1、會計資料信息不真實是主要原因之一。任何企業活動都需要有真實的會計資料信息來對應,這些資料信息也是企業集團的屬性體現,是外界了解企業集團運營狀態的重要依據。而部分企業集團為了自身的某些利益要求,肆意更改會計信息,營造表面現象,使得會計信息資料沒有真實性,甚至存在大量的假帳。這樣會引起外界對企業集團的錯誤認識,無法得出客觀的評價,為企業活動帶來更大的風險。而對于外界投資者來說,會計信息的失真會嚴重影響自己的判斷,而當發現自己的錯誤決定后又回抽資金,如此形成連鎖反應,后果不堪設想。

2、違背是重要的成因。謹慎原則要求企業集團在會計核算時還應該對將來可能產生的費用支出或者資金流動方向作出基本評估,并計入本期損益。也就是對未來可能要產生的費用或損失提前做好準備和分配,規避資金風險,讓會計資料能夠真實、可靠地反映出企業財務狀況,確保財務的穩定性。而我們縱觀此次美國的金融危機。表面上看來,是由次貸問題引起的外債償付危機。由于大量不確定性的風險投資造成外債過高。而緊張的外部環境使得這些資金無法回籠造成銀行資金流斷裂而壞賬急速擴大,外債無力償還,繼而引發股市、匯市的頻頻波動。這一些都源于對未來資金損失項目和風險預計不足,沒有保持足夠的謹慎態度,金融機構盲目降息,降低資金投放門檻財務管理論文,最終導致了資金的斷流,引發了這次金融危機。

3、監督乏力不力致使企業集團無法合理分配資金,財務出現混亂。當會計監督不力時,我們會看到盲目的生產投資,雜亂無章的資金流動,經常是行政花錢、會計記賬,一切等事后核算。企業集團中出現的亂消費、無計劃的生產、盲目攀比等不良財務支出,會計監督失去了應有的約束力,最終會引起財務系統的紊亂甚至癱瘓。

4、無法把握整體經濟脈搏。在我國,存在很多企業圖一時的利益,不考慮和充分預計國際經濟形勢,盲目生產、兼并或者簽定短期巨額合同,這樣有可能在短期獲得利益,但是一但國際經濟形勢發生變化由此很可能給企業財務帶來嚴重考驗,使得企業抗風險能力大大降低。

5.會計人員素質亟待提高。部分企業會計人員的專業素質不高,無法在崗位中發揮足夠作用,有的因為素質不夠良好而在工作中表現出服務態度欠缺,操作行為不規范,粗心大意而出現會計差錯;還有個別企業會計的道德素質低下,對企業缺乏忠誠,勾結外部人員肆意侵害企業利益,引發經濟案件,這一類的會計人員屬于違法人員,應當以法律的方式處理;其次是會計崗位職責的設計缺乏束縛和管理,會計核算方面存在紕漏,操作章程、制度均不夠完善,嚴重影響會計人員的辦事效率和質量,影響企業集團各部門之間協同工作。

二、金融危機下企業集團加強會計工作的意義

1、加強會計基礎工作是現代企業集團發展的根本需要。在加強宏觀調控、改善經營管理以及維護市場經濟秩序方面均發揮著重要作用。會計工作是一項基本的經濟管理工作,也是重要的環節,針對一個企業集團而言,制作并提供客觀的會計資料,是對會計工作的起碼要求,也是會計工作的主要任務,而實際的會計工作中,會計工作的質量和效率都取決于基礎工作是否到位。而會計基礎工作的質量已經涉及到會計資料使用者及時知情的合法權益;影響到會計資料基本功能的發揮;影響到利益分配,以及整個社會經濟秩序的運作。而這一切都源于會計基礎工作。可見真實的會計資料,詳盡而客觀的會計信息對于一個企業是多么的重要。

2、抓好會計基礎工作,符合會計工作秩序規范化的基本需要。理想的會計工作,應該以良好的會計基礎工作為本。最近幾年,我國非常重視會計基礎工作的規范化,隨著國有企業的資產重組和股份制的實施,更多的人開始關心企業的會計報表和它的真實性,要求得到企業真實客觀的財務信息,這在客觀上也要求會計工作要符合基本規范。

3、會計基礎工作關系到會計工作效率和會計工作者素質的提升。會計基礎工作的良好有序進行是整個會計工作系統正常運行的重要保障。如果基礎工作都做不好,會計信息根本就談不上準確、真實、客觀了,也談不上有效率地進行會計工作財務管理論文,也無法實現會計工作水平的提升。現實情況告訴我們,部分企業集團會計工作出現秩序混亂、欠缺管理、假賬、賬目不清現象,這樣的會計工作是不可能發揮會計效果的。

三、金融危機下企業集團的會計策略

1、是保障信息客觀真實的重要手段。在現今經濟體制中,信息存在著不對稱性,而強制性會計披露制度可以規避這一問題,也是投資者利益不遭受侵害的基本保障。推行強制性的會計信息披露制度也是符合加強資源配置效率的基本要求的,是市場監管的重要手段,也是企業集團應該盡到基本義務。針對信息的不對稱性,會計信息的披露前提以及時、準確、客觀為主。

2、建立和規范企業的財務治理結構是對企業活動進行有效管理的基本措施。在現代企業機構中,企業治理結構是實現內部控制的結構保障,建立合理、規范的企業財務治理結構,是有效控制、實施企業活動的關鍵。基于此,首先要發揮的價值信息優勢,制訂企業合理的產銷評估數據,降低無產勞動帶來的損失;抓住企業產品特點,提高產品功能,降低成本。這些突進都是要依靠財務部門的合理方針的制訂來實現。除此之外,還要拓寬財務考核領域,以財務為中心的考核體系。核算產品的有形、無形成本;將成本管理的中心轉移到成本控制;推行成本責任制,在內部劃分核算單位,設立中心,公正地評價成本中心的績效,使財務部門在全員和全過程財務控制中發揮重要作用。

3、實行財務的集中管控必不可少。

(1)對采購供應系統進行集中統一采購,在采購中進行對比,篩選優勢成分,降低成本。取消核算實體的物資部門,由集團總部物資部門全面負責,減少中間不必要的環節。同時,對硬件資源和人力資源進行優化管理提高工作效率。

(2)資金要實行集中管理。利用結算中心實施資金集中管理,取締下屬企業的分戶,將資金的管理和使用權限上移到總部,以統一的銀行賬戶直接對外,保證了資金使用的效率,也強化了資金管理。

(3)銷售要集中管理。作為企業的終端業務,銷售業務開展的好壞直接影響到企業的效益。對其實行集中管理可以將產品的優勢最大化,銷售決策權集中于上層,能夠更加果斷的把握銷售時機,也是最終實現集中管理的必要前提。

4、讓會計行為必須實現規范化、有序化。企業集團的任何經營活動都是最終通過會計核算反映出來的。因此,加強會計控制自然要從加強內部控制入手。首先是要提高會計監管的力度,提供足夠的監管資源,分配監管責任,監管工作定期報告,真正實現財會工作自我管理、自我約束、自我監督、完善的有效機制。再次,是要對會計事后業務進行監督,進行內部審核,實行自動網絡與外部對賬相結合財務管理論文,實現網絡自動化與人工操作的有機結合。最后,會計人員的任何活動都要依法進行,遵守相關的會計法律、法規,擁有良好的道德標準。

5、適時調整負債結構,組織低成本存款,定期與活期存款比例進行合理配置。貸款結構進行優化,提高資產質量。重點項目的資金投入要加大,正確計算和科學地對資金預測,靈活調撥資金,大力壓縮庫存現金,降低無息資產的占有比例,有效地轉化為有息資產,最大限度地發揮資金使用效率。

6、企業人員的素質是企業活動開展的前提。首先,應從企業領導做起,提高全員的企業共存意識,只有企業全員齊心協力謀求發展,企業才有可能獲得良好生存。做好財務管理,提高企業綜合競爭力。其次對員工實施嚴格的錄用制度,提高人力資源的整體質量,只用有用之才。適時的對現有員工進行技能考核,了解員工的實效狀態。

總之,金融危機是經濟發展過程中一定問題積累后的集中爆發,它的出現要引發是經濟系統全方位的思考。會計思想在當代企業集團中的合理運用是規避風險,規范企業活動的重要保障。

參考文獻:

[1]會計國際趨同及國外相關組織近期動態,會計研究[J],200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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