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11-07 18: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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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資源無序開發,自然環境破壞嚴重,礦山開采留下嚴重的生態隱患礦山開采,出現了難以修復的成片裸山、巨坑、渣山、渣灘。近年來,進駐柴達木的礦山企業為攫取經濟利益,在生態敏感區域內違規開發現象屢見不鮮。———據海西州環保局資料,2014年初,分布在柏樹山脈的15家石灰石開采企業因其剝離式開采方式,致使柏樹山自然環境遭受嚴重破壞,累計破壞山體面積達4.44hm2,隨意堆放的廢渣量約為1181.7萬m3,治理難度較大。雖然大部分企業已轉移旺尕秀礦帶,但其開采方式依舊,破壞依舊。———2014年7、8月間,多家媒體披露了青海木里煤田個別企業擅自變更開采方式并越界開采的問題,慶華集團破壞高原濕地等行為。政府要求的礦區采坑回填、渣山治理、植被恢復等工作難以落實,據報載,木里煤礦最大的“巨坑”面積達40多hm2。
1.3生態惡化和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對生態環境的壓力越來越大
1.3.1柴達木盆地荒漠化程度加劇據海西州林業局最新資料,全州已建立各類自然保護區6處,有9個保護區尚處于待批階段,現有保護總面積63.5萬hm2,占全州面積的1.1%。遠遠低于全省平均水平。近年,全州局部小災年年發生,極端天氣逐年增多。生態環境局部改善、整體惡化的趨勢從根本上未得到改觀。
1.3.2高原草甸鼠蟲草害、荒漠化、水土流失依然嚴重以天峻縣為例,因草場嚴重過牧等因素,全縣以黑土灘為主的退化草場面積達33.3萬hm2,超過全縣草地總面積的20%;全縣土地沙化面積達3.4萬hm2,潛在沙化面積有近4.7萬hm2;嚴酷的自然環境,使干旱、風災、雪災等自然災害頻繁發生,對于靠天養畜的草地畜牧業構成嚴重威脅。
1.4草原盲目滅鼠、農業過度依賴化肥、農藥,為生態持續改善埋下隱患
1.4.1草原盲目滅鼠導致后患無窮2014年6月,《南方周末》報載《歐美前車之鑒,中國仍在重蹈覆轍,三江源滅鼠,半世紀的錯誤?》報道中寫道:“這場由地方政府發動的‘趕盡殺絕’的人鼠大戰已持續約半個世紀,耗資巨大,但鼠患卻難絕。而在不少科學家看來,這種被視為‘草原害獸’的高原鼠兔,其實是高寒生態系統的關鍵種群,不應人為地滅殺。”學術界一致認為:鼠兔只是草場退化的結果而非原因。它對于維系高原生態系統的完整性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然而,在海西州毒餌滅鼠仍然是“保護”草原的重要手段之一,幾十年來鼠患不絕,甚至有局部反彈跡象。
1.4.2水土“過肥”,農作物過度依賴農藥,環境與食品安全存在嚴重風險后果有資料顯示,“我國在世界7%的耕地上養活了全世界22%的人口。卻施用了占世界30%的化肥。”據研究,大量使用化肥會引起土壤氮磷的大量積累,從而會引起土壤化學性質惡化、環境功能退化,引發作物養分吸收利用障礙等一系列不良后果。據了解,全州2萬hm2枸杞地里有近千名專門從事施化肥、打農藥的務工人員,平均每公頃地的化肥和農藥成本高達6000多元。這是全州各地水土“過肥”的一個縮影。長此以往,直接后果將是作物免疫力快速下降,發病率大幅提高,為暴發毀滅性、大面積的作物病蟲害埋下隱患。進而釀成環境與食品安全無可挽回的高危風險。
1.5城鄉環保與生態基礎公共設施規劃滯后的矛盾仍然十分突出如:排污管網、污水處理廠、休閑公園、河濱綠廊、標準化道路、公廁、垃圾房建設等等基礎設施不健全,生態主體功能區基本公共服務水平低,發展滯后,亟待完善配套,生態和環保基礎公共設施規劃滯后的矛盾仍然十分突出。
1.6產業結構不合理,高耗能產業比重居高不下,減排壓力大據海西州政府門戶網站資料,“十二五”期間,由于我州結構性污染突出,工業污染源治理距全面達標還有差距,全州能源資源消耗強度將進一步加大。循環鏈接、綜合利用的產業體系尚未形成,基礎性產業發展尚處于初級階段。一批基礎性工業項目將相繼開工建設和陸續建成投產,高耗能工業企業所占比重勢必不斷增加。能源消耗、“三廢”排放必將明顯上升,而節能降耗空間十分狹窄,能源消耗總量和單位工業增加值能耗將進一步增長;工業廢水和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增長迅速,對全州生態系統構成潛在的威脅。
1.7政府部門和公眾生態意識滯后根據調查問卷,絕大多數公眾簡單地將生態文明與綠色發展的水平、氣候環境畫等號。殊不知生態文明是人類遵循人、自然、社會和諧發展的程度,包含人本身對生態文明重要性的認識水平、生態保護法律體系的完善程度等等內容。但是,有相當一部分干部群眾沒有從思想上對生態建設工作引起足夠的重視。
2對海西州創建生態文明先行區的幾點建議
2.1制定科學的獎懲考核機制,政府正確引導經濟發展方式工作考核內容直接影響著各級干部對于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視程度。因此,將生態文明建設水平作為領導干部考核的重要依據,勢在必行。此外,政府要通過統籌生態建設、政策建設、健全法律制度、提高生態保障和發展生態科學等職能行為,強化對企業和公眾行為的約束和引導。
2.2提高全民生態意識,提高公眾參與度生態文明建設,不是某一個部門的任務,而是全社會的共同參與。每個人都應當有保護生態的態度,并自覺身體力行。要加強生態立州重要意義的宣傳。確立高度的全民生態憂患意識,堅持將公眾參與視作生態文明建設最可依靠的力量。
2.3加強制度建設生態文明制度主要包括健全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制、覆蓋全境的生態保護紅線體系、覆蓋所有官員的生態責任追究、生態績效考核制度體系、覆蓋全空間和全流程的生態環境監管體系等等。只有實行最嚴格的制度、最嚴密的法治,才能為生態文明建設提供可靠保障。因此,要盡快在制度建設方推出有利于環境的一系列政策;以法律形式確保可持續的經濟生產模式。
2.4優化產業結構
2.4.1提高傳統優勢產業,做大戰略性新興產業在新一輪的發展中,必須堅定不移地加快改造傳統產業,在油氣勘探開發和加工,鹽湖化工等優勢產業領域注入新的發展模式,做大高原特色生物產業鏈。大力推動太陽能產業、設施—流的煤基多聯產項目、世界先進的鹽湖提鋰生產工藝以及生物醫藥等新興產業。
2.4.2著力構建循環性產業以柴達木循環經濟實驗區建設為契機,著力構建高原特色生物、有色金屬(鎳)等六大循環型產業鏈,并輻射帶動循環性農牧業、服務業產業體系,提高循環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
2.5礦產資源有序開發、依法治理
2.5.1立即叫停違規企業不顧犧牲自然環境的無序開發加快劃定祁連山區域生態紅線。木里煤礦、慶華集團在青海湖水源地進行違規開采活動,是進駐柴達木盆地礦山企業無視生態后果無節制開發的一個典型案例。對此,要采取零容忍態度,堅決制止。樹立起保護好生態就是對國家的最大貢獻的思想意識。按照新環保法的要求,對祁連山區域加快劃定生態紅線,決不以犧牲環境為代價去換取一時的經濟增長。
2.5.2加大開采區的生態環境整治力度,在生態修復上做到還清舊賬,不欠新賬引導開發企業樹立高度的生態良知與生態正義感,并以負責的態度處理好礦床的生態修復,煤炭企業要最大限度地實行井工開采,杜絕出現新的裸山、渣山和巨坑。對于個別違規企業,按照青海省政府《木里煤田綜合整治工作實施方案》,責令其如期完成整改,并加大環保設施投資建設力度,做到開發和保護并重。
2.6強化措施,緩解生態系統超負荷壓力要結合地方實際,通過全面推進環境綜合治理,推進循環發展、低碳發展,促進資源節約和綜合利用;實施重大生態修復工程;通過生物凈化、工業污染治理、農業面源污染治理、生活污染源治理等方式和手段綜合施治,逐步緩解生態系統所承受的超負荷壓力。
2.7糾正農牧業發展中的錯誤做法
當前伊犁州森林保護中存在森林資源不斷減少的問題,而且呈加劇趨勢。每年都有大量的林地資源在減少,減少的原因有很多,包括森林病蟲害、不合理采伐和毀林開荒等。基本建設和工業生產也占用大量的林地。
2林業產業效益低
林業產業效益低是森林資源保護不得不面對的問題。伊犁州林業產業結構不合理,林業企業趨同,資源分散,重復生產,長期經濟效益不高。伊犁州的林業產業與國家規定的標準還有很大差距,建立健全的森林工業體系,實現林工結合的發展,實現了以工養林的發展,森林工業才可以反哺森林資源。而伊犁州森林工業不可能實現對森林資源的反哺,因為它正在不斷萎縮,不斷下降。
3自然災害頻發
森林資源保護中自然災害頻發的問題日益突出。我國長期遭受水旱風沙等自然災害,尤其是在我國西部。我國每年都有大面積的農田遭受旱澇災害。全國水土流失的面積也在逐年擴大,荒漠化的速度也在不斷加快,伊犁州的個別地區土地鹽堿化、草場退化等問題比較突出。頻發的自然災害對保護森林資源產生了不利的影響。
二保護森林資源的措施
1做好勘察調查
做好勘察和調查是保護森林資源的重要前提。必須對森林資源現狀進行勘察和調查。對森林資源的勘察和調查必須全面、科學,同時勘察和調查應該是動態的,不能有一勞永逸的思想,要時時掌握森林資源的新情況。勘察調查之后,根據實際情況對森林資源保護進行統籌規劃,制定出一套有效的保護方案。
2完善森林資源保護體系
完善的森林資源保護體系是保護森林資源的重要保障。針對森林資源保護,國家要對相關的法律法規進行健全,對相關的政策制度進行完善。對于濫砍濫伐過量采伐片面追求經濟利益的毀林開荒行為要進行嚴厲的處罰。要有計劃地使用森林資源,減少資源浪費。同時要做好種植工作,有計劃地造林。
祁連山位于青藏、蒙新、黃土高原交匯處,該地區海拔在3000~6000m,有諸多山峰,由山脈和寬盆地組成。祁連山地區的冰川地貌特征較為明顯。該地區自下而上為:淺山荒漠草原、淺山干草原、中山森林草原、亞高山灌叢草甸、高山冰雪植被。該區太陽輻射總量較大、日照時間相對較短、降水充裕、氣溫適中十分利于植被的生長。
1.2林業資源現狀
祁連山地區的森林資源為天然林,從甘肅省林業廳的統計數據來看,建國初期祁連山北山地區的天然林僅12.4萬hm2,到20世紀80年代,天然林面積有所下降,約為11.6萬hm2,隨著保護力度的逐漸加強,到2000年該地區北山的天然林面積已經達到19.1萬hm2,到2010年該區北山的林地面積達到20.55萬hm2,祁連山森林在20世紀90年代就被國務院批準為國家重點水源涵養林。
2對生態系統的保護作用
2.1能夠涵養水源、保育土壤,防止水土流失
受祁連山地區森林資源的影響,降水會隨著森林的樹冠和樹根逐步滲入到土壤當中,減少地表的徑流量,使得一部分降水被土壤吸收,一部分降水形成地表徑流流失,而被土壤吸收的這一過程就實現了涵養水源的作用。受樹冠和樹根的影響,減少了雨水對地表的直接沖刷,森林地區地表通常有凋落物能夠保護地表土壤免受雨水侵蝕,從而達到防治水土流失的目的。森林地表都還有較厚的腐殖質能夠有效提高土壤中的養分,實現保育土壤的目的。
2.2能夠調節祁連山地區的氣候
森林往往能夠形成一個穩定的森林生態系統,森林吸收大量的二氧化碳,釋放大量的氧氣,可以達到凈化空氣的目的,而且這一過程中還伴隨著水蒸氣的發生,往往能夠保持祁連山地區相對濕潤的氣候,也是受這一原理影響,森林地區多會伴有降雨發生。因此,祁連山地區的林業資源在調節氣候、凈化空氣、保持相對濕潤的氣候方面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2.3減少該地區各類污染
在喧囂的城市中,噪音污染已經成為一種新的污染,森林能夠有效的防止噪聲污染,降低分貝;目前每年排放的二氧化碳量巨大,據報道,全球現在以每10a0.5℃的速度在變暖,而森林能夠吸收二氧化碳,有效的緩減溫室效應;臭氧空洞越來越嚴重,而森林能夠吸收二氧化氮,減少由二氧化氮反映引起的臭氧消耗,因此能夠有效的緩減祁連山地區的臭氧消耗量;森林還能吸收其他排放出來的廢氣,諸如二氧化硫等,從而減少污染凈化空氣。
3保護祁連山林業資源的對策
3.1加強林業管理和林業執法防止亂砍濫伐
護林員應該加強對該地區林業資源的巡護,以便能夠及時的發現林木中的病蟲害以及火災等自然災害做到即時防控;林業部門應該加大對林業的執法力度,發現亂砍濫伐的應該嚴肅處理。
3.2利用高科技設施防止火災發生
目前數字防火系統已經在很多林區開始廣泛的使用,數字防火系統包含地理信息系統、視頻指揮系統、定位跟蹤系統、火災現場實時傳輸系統以及林火瞭望監測系統。該系統具有即時、迅速、可靠的特點,而且可以快速的識別出火源,一旦發生火災就可以利用指揮系統指揮就近的人快速撲滅火源。
3.3加大宣傳、呼吁周邊百姓自發保護森林
政府應當加大宣傳,讓周邊群眾意識到“保護森林資源、人人有責”,呼吁周邊的居民加強對森林尤其是天然林的保護,周邊居民同林管局的工作人員建立密切的合作關系,實現社區共管,一旦發現濫砍濫伐現象或森林起火現象立即向林管局報告,從而減少森林的毀壞。
二、我國礦產資源生態補償制度的立法不足
以礦產資源的經濟補償代替礦產資源生態補償。在我國的立法當中規定的礦產資源的補償,大都是經濟性的補償。例如《礦產資源開采登記管理辦法》第9條分別規定,探礦權使用費和采礦權使用費都是由取得探礦權、采礦權的權利人根據其申請得到的礦區范圍的面積按照一定的標準逐年繳納的。由此可見,補償只是限于使用費,而使用費的用途是用來彌補國家礦產資源的損失和消耗,并未對礦產資源開采造成的生態環境的破環給予補償,甚至只是象征性的補償。生態補償責任主體范圍狹窄。《環境保護法》和《礦產資源保護法》規定對于開采自然資源造成嚴重生態破壞的應按照刑法有關罪名的規定定罪處罰。一般都是對直接責任人進行處罰,通常也就是采礦者。這種補償的范圍通常較窄,補償主體的能力也有限。由于補償主體的單一性,對礦產資源城市的開采和生產往往會產生消極影響。并且法律通常以罰款或者吊銷許可證等處罰方式。罰款的金額較小,對開發者起不到震懾的作用,因為開發者獲利遠高于罰款金額。
三、構建我國礦產資源生態補償機制的對策
立法明確補償主體和對象。從立法上明確礦產資源的生態補償主體不僅僅限于礦產資源的開發者,還應該包括政府和社會。補償的對象應該是對礦產資源開發造成破壞給予治理和恢復的環境建設者和利益受損者。一方面,如果僅僅讓采礦者承擔補償責任,那么其投入的補償成本會較高,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會打擊采礦者的積極性。另一方面,礦山區的城市的生態環境成本太大,影響后續的發展,這不是采礦者所能補償的。而受益者作為一個群體和礦產資源的最終受益方是有必要向礦業城市給予補償的。“開采的生態完好性”認證制度。生態產品認證計劃。歐盟生態標簽制度,生態產品認證或生態標記計劃,即消費者可以通過選擇,為經由獨立的第三方根據標準認證的生態友好型產品提供補償的計劃。它實際上是對生態環境服務的間接支付方式。歐盟生態標簽制度就是這類生態補償。從這一認證計劃中,我們可以借鑒它的核心內核。例如,我們可以實行“開采的生態完好性”認證制度,設立專門的監查檢測部門,在開發者開發利用礦產資源過程中,監查開采者開采礦產是否保護了生態環境,是否在開采后為生態的修復做出了積極的補償。檢測礦產資源開發者是否在加工的過程中實行清潔生產和有效利用。然后根據監查檢測的結果,開據證明,若沒有證明則要求其礦產資源產品以高于市場的價格出售。那么消費者從經濟性角度出發,則會考慮擁有此項證明單據的企業或開發商。這樣就能通過市場手段要求開發者在開發利用礦產資源的過程中擔起自己的生態保護責任和提高自己的責任意識。引入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引入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在采礦活動前,對該活動可能造成的環境影響進行分析、預測和評估,并且提出相應的預防或者減輕不良環境影響的措施和對策。適用《環境影響評價法》第3條的相關規定中規劃環境影響評價中的自然資源開發的有關專項規化的規定。最后根據受償主體需要,結合不同種類補償方式的特點,審慎確定補償方式。
一、生態旅游概念的衍變與真正內涵
生態旅游是針對旅游業對環境的影響而生產和倡導的一種全新的旅游業。1988年,生態旅游的定義是:生態旅游作為常規旅游的一種特殊形式,游客在觀賞和游覽古今文化遺產的同時,置身于相對古樸、原始的自然區域,盡情考察和享樂旖旎風光和野生動植物。這時期生態旅游的概念是指一種旅游業中的“復歸自然”、“返樸歸真”的觀念。1993年,國際生態旅游協會把生態旅游定義為:具有保護自然環境和維護人民生活雙重責任的旅游活動。生態旅游的內涵更強調的是對自然景觀的保護,是可持續發展的旅游。生態旅游不應以犧牲環境為代價,而應與自然和諧,并且必須使當代人享受旅游的自然景觀與人文景觀的機會與后代人相平等,即不能以當代人享受和犧牲旅游資源為代價,剝奪后代人本應合理地享有同等旅游資源的機會。真正的生態旅游是一種學習自然、保護自然的高層次的旅游活動和教育活動,單純的盈利活動是與生態旅游背道而弛的。同時,生態旅游也是一項科技含量很高的綠色產業,需要生態學家、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的多學科論證,方能投產。
二、生態旅游資源的分類
按照生態旅游資源的屬性,可以把生態旅游資源分為自然生態旅游資源、人文生態旅游資源和保護生態旅游資源三大類。(如表1)
三、我國生態旅游資源開發的現狀
母庸置疑,我國擁有豐富的生態旅游資源。截至2005年底,我國已建立起各類自然保護區2194個(列為國家級的243個),被正式批準加入世界生物圈保護區的有26個。各類森林公園1900多處,其中國家森林公園627處。這些保護區和森林公園集中了我國自然生態系統和自然景觀中最精華的區域,是生態旅游的理想處所。一些自然保護區已經成為帶動當地旅游業發展的“龍頭”。但人們那種“旅游業是無煙工業”的觀念還較流行,生態旅游的發展大多還停留在初級階段,強調到大自然中旅游,強調對旅游資源的開發而忽視了旅游本身對環境的影響和資源的破壞。實際上,我國旅游業的發展已經給環境帶來較嚴重的污染,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旅游資源的粗放開發和盲目利用。許多地區的政府有關部門在開發旅游資源時,缺乏深入的調查研究和全面的科學論證、評估與規劃,便匆忙開發。特別是新旅游區的開發,開發者急功近利,在缺少必要論證與總體規劃的條件下,便盲目地進行探索式、粗放式的開發,造成許多不可再生的貴重旅游資源的損害與浪費。
2.風景區生態環境系統失調。近10多年來,景區的人工化、商業化、城市化使我國風景名勝區,包括已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一些自然風景區,已越來越受到建設性的破壞,由于在景區內開山炸石,更有一些建筑毀景障景,導致自然和人文景觀極不協調,破壞了景觀的整體性、統一性。以索道為例,世界各國在作為國家公園的名山上修建索道都是嚴格控制的,其中美國、日本是明令禁止的。日本富士山海拔3776米,公路只修到2000多米,游人再多,也是自己一步步登上去的。
3.風景名勝區環境污染嚴重。據旅游風景區提供的監測資料顯示,這里的水土、大氣都有程度不同的污染。噪音、煙塵都超過了規定的標準,大氣中含有的有害物質及酸雨等情況比較普遍。
上述可見,在發展旅游與保護環境之間存在著相互矛盾的關系。那種把生態消費擺在首位,不惜以生態資源的消耗為代價來獲取利潤的作法,必須引起高度重視,走出生態旅游的認識誤區已經成為我國旅游業開展生態旅游首先應解決的問題。
四、生態旅游資源的開發原則
旅游資源開發作為一項經濟活動,只有按照旅游經濟活動的規律進行,才有可能獲得成功。為此,生態旅游的開發遵循一定的科學原則就顯得尤為重要。
1.永續利用原則。“永續利用”是時代的產物,它是一種使人類在開發旅游資源時不但顧及到當代人的經濟需要,而且還顧及到不對后代人進一步需要構成威脅和危害的發展策略。盡管它不意味著為后代和將來提供一切,造就一切,但它卻通過對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生態效益三者的協調,使當代人用最小的代價獲取最大的旅游資源利用,造福子孫后代。
2.保護性開發原則。針對生態旅游資源的開發而言,開發和保護的關系應體現的總的原則是:開發應服從保護,在保護的前提下進行開發。資源得到妥善保護,開發才能得到收益;開發取得收益,反過來可促進保護工作。但是,一旦開發與保護出現矛盾,保護對開發擁有絕對否決權。
3.特色性原則。旅游資源貴在稀有,其質量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它與眾不同的獨特程度,即特色。有特色,才有吸引力;有特色,才有競爭力。特色是旅游資源的靈魂。
4.協調性原則。生態旅游資源開發必須與整個生態區的環境相協調,既有利于突出各旅游資源的特色,又可以構成集聚旅游資源的整體美,使游客觀后感到舒適、自然。
5.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相統一的原則。市場經濟就是追求效益最大化,生態旅游作為旅游的一種形式,也追求效益最大化,但這個效益不僅是指經濟效益,還包括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三者必須高度地協調統一。而當三者出現矛盾時,以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高于一切為指導原則,即經濟效益必須從屬于上述兩種效益。
五、生態旅游資源的開發措施
生態旅游資源要開發、要持續發展,應是一種不以犧牲環境為代價,與自然環境相和諧的旅游,必須把握適度的開發速度,控制接待人數,增強環境意識,否則,游客太多會對目的地的環境造成過大的壓力。破壞了生態旅游賴以生存的環境,生態旅游也就不可能持續發展。其主要開發措施如下:
1.加強森林公園建設,保護森林資源。森林公園是在社會文明的發展中形成的一個相對獨立的生態經濟系統,是以人類、生物和環境的協同發展為原則,以自然資源的持續利用和生態環境的改善為宗旨,它們所追求的目標是:既滿足當代人的生活需求,且自身得到發展,又要保護生態環境,不對后人的發展構成危害。這就為在此基礎上開展各項生態旅游活動提供了一個理想的區域環境。1982年,我國建立了第一個森林公園——張家界國家森林公園,她以神奇的地貌和優美的環境向世人一展森林公園的風姿,為中國的生態旅游開創了一個成功的范例。截至2005年底,全國已建立不同類型、不同層次的森林公園1900多處,年吸引游客達2億多人次。隨著森林公園旅游人數的增加,旅游活動與生態環境的保護必然產生矛盾,引起諸如土壤、植被、水質和野生動植物的環境問題。另外我國森林公園大都是在國有林場的基礎上建立和發展起來的,因經營方式的轉變,這就帶來了一個更新觀念和提高對森林價值和生態環境的再認識問題。因此,有效地保護生態環境、加強森林公園建設是保證生態旅游資源得以正確開發的一項重要措施。
2.統一規化、有序開發。做好旅游開發規劃,貫徹資源和環境保護的思想,這不僅是使開發取得成功的保障,也是預防資源和環境遭到破壞的重要措施。因此,在編制旅游區總體規劃時,必須對旅游區的地質資源、生物資源和涉及到環境質量的各類資源進行認真的調查,采取積極措施,消除或減少污染源,加強對環境質量的監測。從生態角度嚴格控制服務設施的規模、數量、色彩、用料、造型和風格,提倡以自然景觀為主,就地取材,依景就勢,體現自然之美,對那些高投入、高污染、高消費等刺激經濟增長的項目堅決制止。經濟開發可以在風景區以外的廣大土地上進行。在現有的生態技術、資金條件以及人們的環保意識還達不到維護生態平衡要求的情況下,必須將寶貴的生態資源留給子孫后代,而不是開發殆盡。另外,在旅游區的環境容量未確定之前,必須控制旅游業的發展速度。對一些重點保護的景區,必須防止太多的游人進入,即使是一般旅游區,也應嚴格控制超容量吸引游人。因為,環境容量是有限的,破壞容易修復難,一旦旅游超過了環境容量,造成了巨大的環境破壞,再來治理就十分困難,甚至是不可能的。
3.增強環保意識,強化法制觀念。鑒于旅游作為一種產業對環境的特殊影響和累計性的破壞,生態旅游一定要加強環境立法和管理。如:對生態保護區的開發,要根據環境法律,規定哪些部分嚴禁開發,哪些部分可以開發,哪些地區禁止帶火種,禁止狩獵和毀壞林木等。
六、生態旅游資源開發應注意的問題
1.保護生態資源,改善生態環境。在開發中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環保工作必須長抓不懈,不能掉以輕心。如果生態環境遭到破壞,不僅生態環境質量會嚴重下降,使生態旅游無法開展,而且將會嚴重制約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所以,當務之急是保護好現有的生態資源,堅決制止對生態環境的破壞。同時,加大植樹、種花、種草力度,盡快提高森林和綠地的覆蓋率,力爭城市的整體綠化水平有較大的提高。
2.編制生態旅游資源開發規劃。生態旅游資源的開發必須規劃。應對應有的生態旅游資源進行詳細的調查研究,建立從可行性論證——開發規劃——監督管理的科學可行的開發程序,堅決反對“一哄而上”的無規劃的開發。應建立各市政府直接領導下的生態旅游資源開發協調小組,編制具有指導意義的高起點、高標準、高水平的各市生態旅游發展規劃,以指導和協調生態旅游資源開發工作,制止生態旅游資源開發中的不良行為。
3.制定法規,加強科學管理。生態旅游會不會對生態環境產生負面影響,是弊大還是利大,這并不取決于是否開發旅游,而是取決于在這一過程中實現了科學管理,而科學管理的基礎在于完善的法制。因此開發生態旅游必須有切實可行的法規作保障,并加強對生態旅游區的科學管理,做到“以法興游”、“以法治游”,杜絕一切破壞環境資源的現象。
4.突出生態旅游產品的地域特色和文化內涵。我們應多吸收國內外發展生態旅游的先進經驗,并結合各個地方的實際情況,立足本地資源和歷史文化優勢,大力開發獨具特色的生態旅游產品。一是要突出特色,二是豐富生態旅游產品的文化內涵。以此建立新型的生態旅游市場體系,推動我國生態旅游的發展。
5.提高參與性,改變單一的觀光結構。在21世紀中,休閑度假將取代觀光旅游成為旅游的主體。而讓游客能親自參與和親身體驗是休閑度假產品風靡世界的最直接原因。在考慮旅游與生態的關系時,僅僅關注如何將生態資源利用于旅游事業是不夠的,還應該掌握生態旅游者的消費心理和興趣傾向,在提供優美的生態環境的同時,建立起使生態旅游者能夠參與的新型觀光結構,延長其逗留時間。
6.完善逗留設施,提高服務水平。生態旅游作為一種旅游產品,旅游接待設施和服務都是不可忽視的開發內容。必須創造出可供游客逗留的環境,這既包括硬件設施,也包括軟件方面的服務和管理,兩者缺一不可。必須全方位地開發食、住、行、游、購、娛六大要素互相配合的項目,進行綜合性的開發。
7.加強生態旅游研究和人才的培養。生態旅游是一種新興的特殊旅游方式,需要高素質的專業管理人才和服務人才。應利用旅游院校、培訓班、專題講座、學術會議等各種形式及請進人才、派出學習等辦法培養一大批生態旅游方面的專業人才,加強對生態旅游理論和規劃方面的研究,為實現旅游可持續發展提供人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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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強林業部門對林業生態公益功能的經營管理
1.1森林分類經營與林業可持續發展
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是世界各國都十分重視的戰略問題。我國林業部門也根據這一戰略分別制定了國家及各省區的21世紀林業行動計劃。實現林業可持續發展與林業分類經營有密切的聯系。林地資源的稀缺性,決定了林業可持續發展不可能通過無限制擴大經營范圍來實現,只有通過對林地資源充分有效的利用,提高林地生產力水平才是林業可持續發展的根本方向。
1.2林業分類經營
實現林業分類經營,基本指導思想是根據森林主體功能的發揮來經營森林。商品林追求的是投資的經濟效果,其經營行為完全是一種商品生產行為。商品生產行為主要受市場經濟規律約束。因此,對于商品林經營不宜采取太多行政手段去管理,也不宜采用嚴格的計劃去控制,而應由企業根據市場做出選擇。生態公益林則以森林生態公益功能的發揮為主要經營目的,而生態公益功能則不可能直接體現為經營者的經濟效益。因此,必須通過宏觀調控,以總體功能最佳為指導,協調經營行為,理順經營與受益、投入與產出的關系,才能保證其經營走上良性發展道路。林業分類經營其實質是林業經營的集約化與細分化。通過分類經營,可使經營對象整體功能發揮最佳,實現高效經營,使有限的資源得到充分利用,這即有利林業的可持續發展,同時對協調社會經濟的發展,正確處理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經濟發展與資源利用等都是十分必要的。
2加強森林病蟲害的防治
2.1提高生態認識,加強管理
(1)一是從加速生態建設和實施國家可持續發展的戰略高度認識。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是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良好的生態環境是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基礎和標志,加強森林病蟲害防治是保護森林資源,促進生態環境建設的重要環節。
(2)二是從減輕危害損失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高度認識。森林病蟲害的嚴重發生,直接制約著森林資源的發展,抓好森林病蟲害防治,不僅可以大大降低損失,保護森林資源,而且能夠促進國民經濟和社會協調發展。
(3)三是從實現新世紀林業跨越式發展的高度認識。森林病蟲害防治對加快造林綠化步伐,改善生態環境,提高森林資源質量,促進產業發展,擔負著支撐保障任務,實現林業跨越式發展必須加強森林病蟲害防治工作。
2.2加強森林病蟲害預測預報工作
預測預報是森林病蟲害防治工作的重要基礎。林業部門應該堅持把病蟲害的調查監測工作放在首位,對轄區內的全部森林資源進行病蟲害調查監測,要以全面、及時、準確地掌握森林病蟲害動態作為基本目標,確定專人、固定地塊、明確對象、指定方法、定時調查,做到及時發現、及時除治,堅決避免平時不調查,等到發現已是嚴重危害的局面。從發展看,全國要以國家級中心測報點為龍頭,以省、市重點測報點為骨干,以縣級測報點為基礎,盡快建立起一個覆蓋全國的、健全的預測預報網絡體系。不僅要能夠及時掌握全國森林病蟲害發生情況、發展動態,進行區域性短期預報或預警,而且能夠結合林木資源狀況、氣候氣象條件等相關資料,為國家林業主管部門宏觀決策提供科學依據。同時,要通過對主要森林病蟲害的一般調查和系統觀測,不斷積累基礎資料,建立起數據庫,用高新技術和監測信息處理系統開展監測與預報工作。當前,體系建設的重點是國家級中心測報點、省市重點測報點的儀器設備等基礎設施建設、技術手段的提高和管理制度的健全,要達到儀器設備現代化、技術先進、管理科學規范,使監測和測報能力能夠適應防治工作的需要。
3完善森林限額采伐制度并采取相應的措施
為了保證森林采伐限額制度確實有利于使我國的林業發展從木材林業向生態林業轉變,需要采取以下措施對該項制度加以完善。
3.1盡快完成森林分類區劃
由國家林業局會同有關部門制定森林分類區劃標準與方法,各地按照區劃標準與方法盡快完成森林分類區劃工作,在將森林資源區劃為公益林和商品林的基礎上,將公益林進一步區劃為國家重點公益林和地方重點公益林,將商品林進一步區劃為天然商品林和人工用材林。
3.2根據森林分類區劃制定不同的限額采伐措施
對于重點公益林特別是國家重點公益林,實行禁伐,嚴格保護,只能進行撫育性采伐或者改造性采伐;對于天然商品林實行限伐措施,確保人工商品林的采伐額度。對天然商品林和人工商品林分別編制采伐限額并執行。
3.3建立生態效益補償機制
建立生態效益補償基金,納入中央和地方財政預算,對公益林分別由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給予相應的補貼;對集體及私人業主營造的林木被區劃為公益林的,由國家收購,不愿意被區劃為公益林的,當地林業主管部門應當與集體或私人業主簽訂禁伐、限伐協議并給予相應的補償;對于私人業主營造的商品林,其不愿意繼續經營又不能轉讓給他人的,也應當由國家予以收購并給予一定的補償;逐步建立生態公益林補償金繳納制度,要求生態公益林使用者、直接受益于生態公益林的供水、風景旅游、林地礦產開采、征占用生態公益林林地等經營單位或個人繳納生態公益林補償金。
3.4加強采伐限額制度執行的監督檢查
2生態環境用水的計算方法
計算時需考慮的幾個指標:①河流流量指標:一般情況下,河道內應保證60%的水質達標水量,流量減少會直接影響其生態功能。人類為維持生活、生產和生態的河道外用水,一般不應超過河流徑流量的40%;②湖泊的面積與水量:城市水體面積的比率直接關系到城市空氣的濕度和溫度,是城市生態的重要指標。采用河湖占城區面積比來反映城市水生態狀況;③濕地指標:濕地面積比率反映了濕地影響的大小。以濕地面積、濕地水體面積和濕地比率作為衡量濕地狀況的指標;④地下水指標:地下水位直接反映了地下水儲量,如果地下水位很低,不僅不能補給地表水,而且濕地和河流就很難蓄住水,地表植被也難以生長。抽取地下水后,地下水位應不低于保持原植被的水平,更不能造成地面沉降;⑤水質指標:水質狀況決定了水體發揮什么樣的功能和發揮功能的大小,污水危害生物的生存,降低水的生態功能。水體水質是反映水體好壞的定量體現;COD是水污染的主要污染物,是實現“總量控制”的重要指標;污水處理率反映了污水治理的程度,決定著進入水體污染物的總量。流域排污總量,應在河流徑流量的1/40以內,以達到自然稀釋,超標的一定要達標排放。
3濕地生態環境用水
濕地與人類的生存、繁衍、發展息息相關,但關于濕地生態環境用水的核算,還沒有具體可行的方法。目前關于濕地生態環境用水量的核算,大多參照河流生態環境用水進行核算。如濕地基本生態環境用水量,可采用濕地的陸面和水域蒸發量代替。
4回補超采區地下水生態環境用水量
在地下水超采區,用于保護與恢復地下水位所用水量即為回補超采地下水生態環境用水量。1993年世界銀行的水資源政策文件明確了地下水可再生性維持的標準,即水資源開發利用總量決不能超過地下水補給量,但缺乏有關生態環境用水量的確定標準,因此計算比較困難。
(1)全局出發,實現水資源的優化、合理配置:水資源優化、合理配置的主要目標就是協調資源、經濟和生態環境的動態關系,追求可持續發展的水資源配置,使有限的水資源發揮最大的效益,保證經濟社會、資源、生態環境的協調發展。其實質就是提高水資源的配置效率和水的分配效率,在一個特定流域或區域內,工程與非工程措施并舉,對有限的不同形式的水資源進行科學合理的分配,合理解決各部門和各行業(包括生態環境用水)之間的競爭用水問題。
(2)建立健全水權管理體制,加強生態環境用水的權屬管理:在過去的水資源開發利用管理體制下,水資源使用成本近乎為零,擠占生態環境用水被看作是天經地義的事情。水資源任意開發利用,很難避免無序侵占和浪費。當水資源已成為一種稀缺資源時,其使用價值相應提高,這就更加劇了資源的無序侵占與過度利用。而這種無序侵占與過度利用所造成的外部不經濟更加明顯,如河道斷流、生態環境惡化等。
水權制度的建立和健全,有利于明晰用水者的權益界定。特別是生態環境水權的確立及其水權主體的明確,則將有利于保障生態環境用水,從而保障公共利益。從國外經驗看,生態環境水權通常由政府機構監管或由專門成立的非政府公共機構享有。南水北調水資源的分配為調整界定初始水權、確立生態環境用水權提供了最好的契機。而這一水權,在初期可以暫時由流域機構等各級水權管理機構分級監管,待時機成熟后再轉入特定的公共機構。
此外,水權制度的引入,可以改變過去取水許可以一次性授權水量分級標準而不控制總量的弊端,真正實現由流域機構統一管理水權,并通過省(自治區、直轄市)際水權管理權限的劃分等法定程序授權省(自治區、直轄市)分級管理相應的水權,必要時省也可以通過市(地區)際水權管理權限的劃分等法定程序授權市(地區)分級管理各自的水權:從而,在總量上控制、限制和避免超量用水,真正保障生態環境水權名實相符。
(3)實施水資源分類分級優化配置管理:目前,在流域內的水資源管理體制下,水資源的管理方式較為粗放。首先,從水資源的特性上看,尚未將可更新的水資源(如地表水和淺層地下水)與難以更新的水資源(如更新時間達千年以上的深層地下水)加以區別對待,也未將可以導致地面沉降、含水層破壞的承壓水超采與一般潛水超采相區別。這實際上模糊了生態環境破壞成本,不利于生態環境的保護。在今后的水資源管理中,有必要進一步加強對深層地下水的開采以及承壓水超采的限制,一方面在取水(水權)許可中嚴加限制,另一方面可通過提高水資源費等手段提高取水成本。
其次,在流域水管理中還有必要建立鼓勵水資源優質優用,污水監管的管理模式。如,一般生活污水經過處理后達到農業用水標準的,可以再利用;農業回歸水經過必要的處理后,還可以進一步用作濕地、河口沖淤等生態環境用水。而水資源優質優用的目的,則是通過對不同水質水資源的合理利用,增加可利用水量。其關鍵在于,污染的控制方式。一方面,需要通過清潔生產降低污染物總量,促進水資源保護,嚴格控制生態環境污染,提高水資源質量;另一方面,需要合理利用導污、治污、天然降解等治污手段,最大限度地合理提供生態環境用水。
此外,還應注意到,由于流域生態環境破壞積重難返,生態環境的恢復必定是一個艱難而漫長的過程。因此,選取合適的治理恢復目標極其重要。從用水的可能性和合理性分析,上游生態環境用水是最容易獲得和保障的;河流的排鹽、排沙及魚類泅游等功能的恢復、河口沖淤平衡的實現以及河口生態恢復則可能需要數十年乃至更長的時間。
5結語
生態環境用水還是一個新近提出來的新概念,這個概念的提出是開展生態環境建設的必然需要。但對于“生態環境用水”的內涵仍需進一步研究探討,這是實現水資源合理配置和可持續利用中不可缺少的一個內容。目前,生態環境用水量分析和計算方法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今后需要加大其研究力度,提高生態環境用水量分析的合理性和計算的準確性,為改善生態環境質量、維護生態平衡、合理配置和利用水資源、提高水資源的利用率、促進水資源的可持續利用提供科學依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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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G80-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791(2013)03(c)-0238-02
“鄂西”是湖北省境內自然景觀最壯麗、民族文化最豐富、生物資源最富集的地區。在“構建鄂西生態文化旅游圈”這項重大戰略決策中,對鄂西地區旅游資源進行合理的開發與利用是重中之重。體育旅游以其健身與娛樂功能相結合的特點,能夠滿足人們的個性需求,并且具有可重復性,已成為了構建鄂西生態文化旅游圈的一個組成部分。然而,盡管鄂西地區有著豐富、適于開發的體育旅游資源,如果在開發過程中不遵循生態文明的基本要求,不貫徹可持續發展的原則,也會出現嚴重的問題。開發鄂西地區的體育旅游資源都有哪些益處與弊端,我們又需要在開發過程中注意些什么,是當前值得我們關注的論題。
1 鄂西地區的體育旅游資源
1.1 體育旅游與體育旅游資源
體育旅游是指人們在旅游中所從事的各種體育活動與旅游媒介及社會之間的關系總和。相應的,體育旅游資源是指以體育內容為主的旅游活動為旅游業所利用,能夠產生可持續發展的體育旅游綜合效益的客體。根據體育旅游的具體形式與其所涉及的生態環境,體育旅游資源可劃分為自然體育旅游資源和人文體育旅游資源兩大類。其中,自然體育旅游資源是指自然界中已存在的與人類體育活動相關聯的各種資源,如游客可利用自然條件進行蹦極、漂流、攀巖等體育活動。人文資源則是指人類體育活動與自然景觀相結合所產生的各種資源,如游客可以參與到當地的民間傳統體育活動中進行健身與游覽等等。
1.2 鄂西地區的自然體育旅游資源
鄂西地區具有獨特的自然景觀,也蘊藏著豐富的可開發的自然體育旅游資源。該區地形以山地為主,非常適合開展各類山地與叢林體驗類體育運動。其中最為突出的幾處,如神農架溫帶原始森林生態區、武當山國家地質公園等,其可開發的自然體育資源能夠覆蓋大部分的體驗類體育旅游項目,如登山、攀巖、速降、蹦極、漂流、洞穴探險、森林穿越、滑草等等。另外,鄂西地區的其他風景區,如咸豐的黃金洞,巴東的神農溪,以及星斗山自然保護區等等,都具有豐富的可開發的自然體育旅游資源。這些體育旅游資源如果能夠被合理、科學地進行規劃與開發,不僅能夠使景區內容更加豐富,還能給現有的旅游市場帶來更多的經濟效益。
1.3 鄂西地區的人文體育旅游資源
鄂西地區同樣也蘊含著巨大的人文體育旅游資源開發潛力。民族傳統體育項目方面,該地區最為常見的就有舞獅、舞龍、巴山舞、賽龍舟等等多項大型集體運動項目。這些項目如果宣傳推廣得當,很能吸引民眾的興趣與參與。體育賽事方面,鄂西地區也已積極運作了很多成功的比賽,留下了豐富的賽事資源。比如2003年恩施舉辦的中美男子籃球對抗賽、來鳳縣翔鳳鎮組織的龍舟賽、2004年恩施足協先后兩次舉辦的全州“山茶杯”、“移動夢網杯”青少年足球比賽等等。這些賽事的場地設施條件與賽事組織經驗如果能和當地自然資源更進一步地融合與建設,便既能吸引更多游客前來觀賞大型比賽,又能推動當地傳統旅游業的發展。另外,鄂西地區的人文景觀豐富,如經典的荊州、襄樊三國文化區、武當山道教文化區等等。這些景點都可以與當地的體育旅游項目很好地結合,打造既有地方特色,又具體育魅力的旅游區。
2 開發鄂西生態文化旅游圈中體育旅游資源的益處
2.1 優化鄂西生態文化旅游圈的結構與品質
部分已開發景區的經營效益與管理經驗告訴我們,單純以自然風光、人文景觀為賣點的鄂西景區,旅游結構單一的狀況極大地局限了景區的整體運營效益。在籌劃構建的鄂西生態文化旅游圈中,雖然其旅游資源十分豐富,但如果繼續按照傳統旅游業的開發形式進行建設,旅游圈的經營狀況很難會有所突破。因此,加大力度開發鄂西地區的體育旅游資源,把體育旅游項目融入到傳統旅游當中,不失為一個很好的突破點。體育旅游與傳統旅游相輔相成,不僅能為傳統旅游增光添色,還能使體育旅游更具地方特點,優化景區的旅游結構的同時,也能提升旅游圈的品質,進而提升旅游圈的整體效益。
2.2 擴大鄂西生態文化旅游圈的知名度
體育運動尤其是大型體育賽事,有著其他事物難以比擬的傳播功效。成功舉辦大型體育競賽,可以幫助賽會組織地區樹立良好的整體形象,并能起到極大的宣傳、推廣效果。鄂西地區的生態條件特別適合于開展自然資源依賴性相對較大的體育項目,如攀巖、漂流、高爾夫、跳傘等等。并且,如果能夠在籌劃構建的鄂西生態文化旅游圈中成功申辦、組織此類體育項目的國家級、國際級大型賽事,或者建設此類體育項目的固定訓練基地等等,必定有助于樹立旅游圈良好的整體形象,有效地擴大旅游圈的知名度,從而為旅游圈招徠更多的游客,帶來更大的經營收益。
2.3 增加鄂西生態文化旅游圈的重復利用性
傳統旅游項目有一個較為突出的缺陷,就是不具備重復消費性。即無論是某景區的風光如何精彩,如何別具特色,一般情況下,一個游客到景區游覽一次過后,不太可能會第二次、第三次地前去。而體育旅游自身有著可重復性的特點,剛好能夠彌補傳統旅游的這個缺陷。例如,如果在鄂西生態文化旅游圈中建設大型的野外探險類體育運動基地,對此類體育項目興趣濃厚的游客就會因出于對該體育項目的喜愛,或是為了磨練自己的某項體育技能,而反復前往景區活動。這樣一來,就增加了鄂西生態文化旅游圈的重復利用性,增加了游客的絕對數量,從而也就能為景區效益的提高做出貢獻。
3 開發鄂西生態文化旅游圈中體育旅游資源的弊端
3.1 可能破環鄂西生態文化旅游圈的自然環境
3.1.1 影響旅游圈的空氣質量
體育旅游相對傳統旅游來講,參與其中的人的因素更多,由此也就造成了更多的現代化產物進入到相對自然的旅游圈環境中。例如,大量交通工具的集中出現會帶來更多的尾氣。又如,山地汽車拉力賽、摩托車拉力賽、卡丁車比賽等動力性比賽經常在旅游圈中舉辦,會帶來更多的排污。因此,在鄂西生態文化旅游圈的體育旅游資源開發中,如果管理、組織得不盡科學,就會影響旅游圈的空氣質量。
3.1.2 破壞旅游圈的地質地貌
體育旅游資源的改造與建設常常需要大面積的施工,修建過程中,旅游圈中的自然地質地貌會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壞。例如,一個高爾夫球通常需要用地150公頃左右,將景區內的自然環境改造成為高爾夫球場需要至少改變50%的地貌。因此,在鄂西生態文化旅游圈中開發體育旅游資源,有可能破壞旅游圈的地質地貌。
3.1.3 污染旅游圈的水資源
體育旅游的建設與使用也會對景區的水生態平衡產生影響。例如,某些體育設施需要消耗大量的水,會造成水資源的浪費;某些設備運轉需要添加化學制劑,可能造成水源污染;某些水上運動項目,如摩托艇、船類項目等,也同樣會影響水質健康。
3.2 可能破壞鄂西生態文化旅游圈的人文景觀
傳統旅游中的知名人文景觀之所以著名,既是其本身蘊載的傳統歷史文化使然,也是其與所在地的天地、山水、風光的融合使然。在鄂西地區發展體育旅游資源,必然要興建大型的場館、設施,以及與之相配套的一系列供水、供電等系統設備。興建的這些設施都必定要占地、占水、占景,如果沒有做足與當地自然生態、人文景觀的和諧統籌,就會既影響到景區內人文景觀自身的可觀賞性,也會破壞景觀“天人合一”自然狀態的完整性,嚴重降低景區的品質。
4 鄂西生態文化旅游圈中體育旅游資源的開發建議
4.1 貫徹科學發展觀,做好開發建設的長遠規劃
在開發鄂西生態文化旅游圈中的體育旅游資源時,應當全面貫徹科學發展觀,做好開發建設的長遠規劃,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任何旅游資源的建設都必須同時兼顧時效性和長遠性,決不能盲目跟風,哪個體育旅游項目熱就建哪個、辦哪個。例如,當下各個景區大張旗鼓建設的“拓展訓練基地”,有很多都處于閑置甚至荒廢狀態。這就是由于開發者只考慮眼前利益,忽視景區的長遠規劃所導致的。另外,在對已確立的體育旅游項目進行建設與開發的過程中,要重視器材設施的質量及其更新、維護,最大限度發揮所建項目的價值,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這樣才能保證體育旅游資源開發的科學性。
4.2 挖掘民族遺產,打造民族體育精品
在開發鄂西生態文化旅游圈中的體育旅游資源時,要與當地的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相結合,打造具有民族特色、地域特征的人文體育旅游資源。例如,我們可以把鄂西的“巴山舞”文化與傳統旅游項目相結合,帶領游客領略自然風光的同時,將游客引入到當地極具特色的民族傳統體育文化中來。這樣一來,鄂西旅游圈就成了一處獨有的文化景點,吸引著游客的不斷前來。另外,我們還要積極對目前已經開展的部分民族活動進行必要的調整與改善,融入一些新式的體育元素,使旅游圈的景點能夠集健身、娛樂、觀賞于一體,挖掘民族遺產的同時,打造民族體育精品,從而保證體育旅游資源開發的民族性。
4.3 重視配套設施與服務質量
在開發鄂西生態文化旅游圈中的體育旅游資源時,還要重視各種配套設施的建設和整體服務質量的提高。體育旅游有其自身的特點,需要參與其中的人們進行較大強度的身體活動,并且需要用到一些列的特殊裝備與器材。在很多情況下,對某項體育運動不甚了解的普通游客很難將體育旅游中的所有用品全都備齊。這就需要我們在完善與體育旅游相關的各項配套設施的同時,努力提升服務質量,使游客在旅游過程中享受到最優的體驗與服務。如此一來,則既可以提升旅游圈的整體品質,又能帶來更多的經濟效益,是體育旅游資源開發綜合效益的保證。
4.4 利用多重營銷手段進行宣傳
傳統旅游主要憑借廣告和旅行社推廣這兩種方式進行宣傳,營銷手段較為單一,效果也不甚理想。體育旅游資源自身有著較強的傳播效應,在開發鄂西生態文化旅游圈中的體育旅游資源時,可以借助這種效應,利用舉辦各類各型賽事、推廣體育旅游產品、塑造體育品牌形象等等一系列多重手段進行宣傳、營銷,以達到推廣旅游圈的目的。
4.5 注重體育旅游專業人才的培養
在開發鄂西生態文化旅游圈中的體育旅游資源時,還要特別注重體育旅游專業人才的培養。體育旅游既有與傳統旅游相似的特征,也有著自身突出的特征與規律。開發體育旅游資源,單靠傳統旅游業的人才是不足以完全應付開發和經營過程中的各項難題的。因此,既有傳統旅游知識背景,又有體育經營與管理特長的復合型專門人才就顯得尤為珍貴。培養體育旅游專業人才,組建一支以該類人才為基礎的運營管理團隊,全面負責旅游圈中體育旅游資源的開發與運營,是保證體育旅游資源開發的關鍵環節。
5 結語
綜上所述,在“構建鄂西生態文化旅游圈”這項重大戰略決策中,體育旅游資源以其自身獨特的功能和突出的價值,值得我們重視與大力開發。鄂西地區有著豐富的、適于開發的體育旅游資源,開發這些資源,既會對鄂西生態文化旅游圈的建設起到積極的作用,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帶來某些負面影響。因此,為了能夠揚長避短,我們必須在開發利用的過程中貫徹科學發展觀,做好開發建設的長遠規劃,挖掘民族遺產,重視配套設施與服務質量,利用多重營銷手段進行宣傳,注重體育旅游專業人才的培養。以此來開發既有民族特色,又有精良品質,既有經濟效益,又能長遠發展的鄂西生態文化旅游圈中的體育資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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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書集沈滿洪教授近年來主持完成的七個課題為一體,以生態文明理論為指導,著力探究水源配置的若干關鍵問題,將各章分別命名為“生態文明論”、“水源保護論”、“生態補償論”、“綜合利用論”、“節約用水論”、“協調發展論”、“政策創新論”。各個部分既相對獨立,又相互聯系,共同構成了水源配置的理論體系。
作為我國著名的生態經濟學家劉思華教授主編的《生態文明與綠色低碳經濟發展論叢》中的一冊,作者開篇從生態文明建設的理論與實踐出發,概括出水源配置的三種管理模式:著重于挖掘水源開發潛力,增加生產和生活用水供給的水源供給管理模式;著重于提高水源利用效率,遏制不合理用水需求的水源需求管理模式;著重于降低市場主體間水源效率差異,發揮市場配置功能的水源貿易管理模式。
圍繞這三種水源管理模式,該書以跨越晉冀魯豫四省的漳衛南運河、橫跨皖浙兩省的新安江流域、溫州市文成縣的珊溪水庫、麗水市青田縣的灘坑水庫為典型案例,借助供給-需求分析法、成本-收益分析法等現代經濟學分析方法,結合源經濟學、制度經濟學、區域經濟學等學科理論,著重解決了水源如何嚴格保護、水源如何跨界配置、水源如何綜合利用、水源如何節約集約、水政策如何創新突破等重大問題。
二、基本特征
1.實踐性。該書以我國水源配置的現實為研究起點,以解決水源配置的具體問題為落腳點,現實指導性強。該書在研究理念上特別強調統籌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在生態補償機制構建中,既注重下游地區的用水權益,又注重上游地區的發展權益,提出只有在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基礎上,才能在更高層次上實現人、生態和經濟的和諧均衡的指導原則;在流域協調發展研究中,既注重水源區的主體功能規劃,也注重流域間的產業轉型發展。在這一理念的指導下,該書提出了大量具體而富有操作性的對策措施。對于灘坑水庫水源綜合利用,不僅論證了水源配置的具體可行方案,提出了與溫州開展水權交易的對策,還就方案設計了詳細的指導意見與實施步驟;對于浙江省的節水制度,提出短期以水價制度和定額管理制度為重點,中期以節水監督管理制度、考核獎懲制度等為重點,長期以水權交易制度、循環用水制度等為重點的實施意見。
2.綜合性。從理論來源上,該書綜合運用了生態經濟學、源經濟學、經濟地理學、新制度經濟學、法經濟學等學科理論,確保了全書的立論基礎。從研究方法上,既注重生態補償機制的主體關系分析等定性分析,又注重生態補償金額測算等定量分析;既注重新古典經濟學成本-收益方法的運用,又注重新制度經濟學制度需求-供給思路的運用;既注重回答“是什么”、“怎么樣”等純事實敘述和科學預測的實證分析,又注重回答“應該怎么樣”的價值判斷的規范分析。從研究內容上,該書能夠統籌源頭水源保護與末端水污染管理,統籌生態補償機制與環境損害賠償機制,統籌流域內水環境保護與區域間水源配置,統籌水源的保護性開發與水環境的綜合性治理。
3.前瞻性。由于作者扎實的理論功底、廣闊的研究視野以及縝密的論證手法,該書不僅提出了大量富有實踐指導意義的措施,而且設計了一系列前瞻性的方案。例如,在生態保護補償機制中,不僅著眼短期,也著眼中長期。提出從“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過渡到“公平優先、兼顧效率”和注重效率的指導原則、從金輸入等“輸血型”過渡到人力源開發等“造血型”和上游支持中下游的反補償的補償方式、從政府補償過渡到市場補償和社會補償的機制選擇;在水源配置的優先次序中,提出“生活用水+生產用水”的短期次序、“生活用水+生態用水”的中期次序、“生態用水+生活用水”的長期次序;在水價制度中,提出從單一水價過渡到兩部制水價和階梯式水價。這些對策既基于現實,又站在現實的基礎上,有望提升該書的歷史價值。
三、主要創新
1.首次系統分析了水源生態保護補償機制的主體關系。水源保護補償機制實質上是一種依托在水源這個客體、借助補償費這個工具反映經濟主體之間水源產權關系的經濟制度。由于水源的流動性決定了其特殊的產權制度,即不同的產權隸屬于不同的主體,當主體間經濟效益與生態效益不相容時,便產生了對水源保護補償機制的制度需求。在該機制中不同主體間存在著錯綜復雜的產權關系:上級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所有權和使用權關系、地方政府與公眾之間的使用權關系、上下游地方政府之間的使用權和轉讓權關系、上下游公眾之間的收益權關系。理清了這些主體關系,便可以明確補償主體與受償主體。作者認為,在受償主體方面,從社會公平角度來看,在水源區與中下游地區間存在著自然差異這樣的“起點不公平”,肩負水源保護不同責任的“過程不公平”以及經濟發展差異這樣的“結果不公平”,而“過程不公平”是不能追求的,所以水源區居民是受償主體;從效率的角度看,收入差有助于推動人口梯度轉移,受償主體不應該是水源區居民而是水源區政府。在補償主體方面,從社會公平的視角看,下游區域政府以及受益企業是補償主體;從效率和水源保護補償機制本身的實現成本看,受益企業不應該成為補償主體。而與此同時,由于流域政府間存在層層加碼、討價還價等現象,致使交易費用巨大,從而得出可能出現純粹的“下游區域補償上游區域得不償失”的結論,因此補償主體應該是流域內最高級政府。
2.首次提出全因素差異度分析法等生態補償價值修正方法。生態補償標準測算是生態補償機制從理論走向實踐的關鍵環節,也是學術研究的一大難點。然而該書作者不畏艱難,大膽創新,首次提出了基于機會成本法的全因素差異分析法以及排污權交易法、土地損耗測算法等一系列方法,為該領域的研究注入了新的理論活力。在全因素差異分析法中,作者把在地理位置相近、發展條件相似的水源保護區與非水源保護區之間的經濟發展差異稱為全因素差異度,并且把它分解為自然區位差異度和生態保護差異度,而生態保護差異度正反映了由于特殊嚴格的環境保護所帶來的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也就是應當給予特殊嚴格的保護區域支付的生態補償數量。在排污權交易法中,作者指出排污權就是發展權,而上游地區由于水源保護的需要而“不作為”的直接反映就是部分排污權的喪失,通過情景分析法得出的“理論排污值”與“實際排污值”之差,即減少的污染排放量,其市場交易收益就是上游地區應該獲得的生態補償數額。在土地損耗測算法中,作者指出因水庫建設而侵占的土地所減少的凈收入就是水庫上游地區該獲取的生態補償額度,而這種收入的減少量可以通過與水庫水源之外的其他地區或者水庫水源區本身作比較而獲得。該書通過這些方法結合計量模型解決了相應流域生態補償機制別棘手的“補償多少”的問題,可為其他案例提供借鑒。
3.首次提出跨界水污染管理的組合式生態經濟政策框架。跨界水污染問題由于各主體間產權不清晰、成本-收益不一致等因素,致使其一直困擾著我國流域治理實踐。在本書中,作者針對漳衛南運河的環保、政府服務以及市場條件等狀況,在比較分析了三種類型的環境經濟政策的基礎上,提出了別無選擇的強制性機制是前提,權衡利弊的選擇性機制是核心,道德教化的引導性機制是補充的機制構建思路。更為重要的是指出跨界水污染治理的總體構想是:統籌解決水源和水環境問題,需要構建起“雙總量控制、雙有償使用、雙交易機制”的經濟政策框架,其中“雙”就是指水權和排污權。該經濟政策框架的構建有益于更加有效地激勵各跨界主體通過一級“雙”市場、二級“雙”市場以及三級“雙”市場提高水源配置效率,逐步解決跨界水污染問題。由于該思路的創新性,部分成果發表在SSCI期刊《水政策》(Water Policy)上。在新安江跨界水環境共保的政策建議中,提出了“生態保護補償-環境損害賠償協同政策”:達到規定的環境標準給以基礎性補償,優于規定的環境標準在基礎性補償以外給以獎勵性補償,劣于規定的環境標準則要求環境損害賠償。組合式的生態經濟政策建議突破了單一政策的局限性,采取獎懲并舉的手段,更加有助于實現跨界流域環境與經濟協調發展的目標。
四、問題評析
作為一部近40萬字的專著,難免存在不足之處,主要有:
第一,課題報告痕跡依然較明顯。該書各章均由獨立的課題報告改編而來,盡管作者進行了卓有成效的修改,但為了保持原作者的本意,本書仍然具有較明顯的課題報告痕跡。例如對生態補償機制的補償主體與受償主體的重復分析問題、水源配置的系統框架沒有充分展示的問題。
第二,全因素差異度法有待完善。在該書中作者提出的全因素差異度分析法因其忽略了其它因素,僅僅從目前可定量化的角度把它粗略地歸于自然差異度和保護差異度,其測算出來的補償金額將正如書中所言“是極大值”。所以為提高理論的準確性和應用價值,有必要進一步完善。
作者簡介:王雪梅(1976-),女,重慶永川人,副研究員,主要從事科學計量學、GIS與文獻計量學集成研究.
資源與環境科學以人類生存和發展所依賴的地球系統特別是地球表層系統的特征和變化規律為主要研究對象,研究內容涉及地球科學及其分支學科,以及生命科學、化學、工程與材料科學、信息科學及管理科學的諸多分支學科領域。經濟快速發展對資源環境科學提出了巨大需求,中國科學院圍繞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問題及其相關的資源環境與地球科學問題,在資源環境和地球科學領域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1~3]。利用WebofKnowledge平臺SCI-E數據庫,對2009—2014年中國科學院SCI論文及地球科學與資源環境科學領域論文產出進行統計,并與全球及中國論文產出相比較,了解中國科學院在地球科學與資源環境科學領域的研究產出及其發展狀況。
1數據來源與分析方法
從WebofScience的251個學科分類中遴選出與地球科學、環境/生態學相關的學科,根據學科分類在ScienceCitationIndexExpanded(SCI-E)數據庫檢索資源環境科學領域的相關論文,應用美國湯森路透公司的ThomsonDataAnalyzer文本挖掘軟件進行數據分析和制圖,對全球和中國的資源環境科學領域產出進行統計分析。
地球科學(Geosicence)領域包括:能源與燃料(Energy&Fuels)、地質工程(Engineering,Geological)、石油工程(Engineering,Petroleum)、地球化學與地球物理學(Geochemistry&Geophysics)、地理學(Geography)、地質學(Geology)、地球科學多學科(Geosciences,Multidisciplinary)、湖泊學(Limnology)、氣象與大氣科學(Meteorology&AtmosphericSciences)、礦物學(Mineralogy)、礦產與礦物加工(Mining&MineralProcessing)、海洋學(Oceanography)、古生物學(Paleontology)、遙感(RemoteSensing)、水資源(WaterResources);環境/生態學(Environment/Ecology)領域包括:土壤科學(SoilScience)、生態學(Ecology)、海洋工程(Engineering,Marine)、環境科學(EnvironmentalSciences)。
2015年2~3月在SCI-E數據庫對全球、中國、中國科學院的SCI論文產出進行檢索和統計,中國科學院檢索范圍包括署名中有“中國科學院”的論文,包括中國科學院各研究所及中國科學院大學(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不包括未署名“中國科學院”的中國科技大學論文。
2中國科學院論文產出總體態勢
2009—2014年期間,SCI-E共收錄論文955.6萬篇,其中署名中國的論文有113萬篇,署名中國科學院的論文有15萬篇。圖1反映了全球、中國、中國科學院2009—2014年年度論文產出量變化。全球、中國、中國科學院的SCI論文分別以年均2%,14%和10%的速度增長。2014年與2009年相比,全球SCI論文增長近11%,中國增長約為93%,而中國科學院增長了62%,由圖2可見中國SCI論文增長速度遠高于全球論文增長速度。
圖3統計了中國SCI論文占全球百分比和中國科學院SCI論文占中國百分比,表明中國論文占全球的份額持續上升,而中國科學院論文占中國的份額則逐步有所下降,但中國科學院資源環境類研究所發表的SCI論文數量占中國科學院的份額穩中有升。從圖2也可見,中國科學院資源環境類研究所2014年與2009年相比,SCI論文增長了約92%,與中國SCI論文的增速很接近,高于中國科學院整體的論文增長速度。
將2009—2014年環境/生態學和地球科學領域各年論文按照被引頻次高低統計TOP1%,TOP10%,TOP20%和TOP50%論文的數量,以及中國和中國科學院相應級次TOP論文的數量,并統計中國占全球的比例和中國科學院占中國的比例(圖4)。
根據論文全部著者統計的結果表明,中國在全球資源環境科學研究領域各級次TOP論文中的比例基本為15%~20%,中國地球科學領域TOP論文數占全球的比例高于環境生態學領域,并且地球科學領域TOP1%的高水平論文比例很高。中國科學院在中國資源環境科學研究領域各級次TOP論文中的比例為26%~32%,中國科學院環境/生態學領域TOP論文數占中國的比例高于地球科學領域。
3資源環境科學領域的重點研究方向
基于SCI學科分類,分別對2009—2014年全球SCI論文最多的20個學科領域的論文數占全球SCI論文總數的比例、中國SCI論文最多的20個學科領域的論文數占中國SCI論文總數的比例,以及中國科學院SCI論文最多的20個學科領域的論文數進行統計。結果顯示,全球各學科領域中,生物學與生物化學發文最多,發文最多的20個學科領域主要側重于醫學和生命科學等,相比之下,中國產出偏重于材料科學以及化學、物理等相關學科領域,中國科學院在環境科學方面論文產出數量比例較高。
資源環境科學領域論文產出占全球自然科學領域論文產出的8%左右,中國該領域論文產出占中國SCI論文比例接近10%,中國科學院該領域論文產出占中國科學院SCI論文比例約為20%(圖5)。
2009—2014年,中國SCI論文占全球比例約為12%,而資源環境科學領域中國SCI論文占全球份額超過14%。其中,環境科學是全球、中國和中國科學院資源環境科學領域論文產出的最主要的領域。此外,中國在能源與燃料、遙感、地質學等方面論文產出占全球比例相對較高,而在生態學、古生物學等方面所占比例較低。中國科學院關于古生物學方面的SCI論文在中國資源環境領域論文中的比例最高,達到54%;此外,在土壤科學、地理學、湖泊學、生態學、氣象與大氣科學等方面的論文占中國的比例也較高,但在石油工程、海洋工程等方面所占比例較低,不足10%(圖6)。
圖7中,氣泡的大小表征資源環境各子領域占全球資源環境科學領域論文產出份額的大小,即點越大,該子領域論文數在全球資源環境領域中的比例越高;X軸表示資源環境子領域中國占全球論文的百分比,值越高表明該子領域中國占全球的比例越高;Y軸表示資源環境子領域中國科學院占中國論文的百分比,值越高表明該子領域中國科學院占中國的比例越高。氣泡大的那些子領域(如環境科學等)是全球資源環境科學研究比較多的熱點方向;右下角的那些子領域(如能源與燃料等)是中國資源環境科學相對比較有優勢的研究方向;左上角那些子領域(如古生物學等)是中國科學院資源環境科學相對比較有優勢的研究方向。
中國科學院資源環境類研究所2009—2014年發表的SCI論文主要涉及的學科領域包括:環境科學、生態學、地質學、工程學、氣象與大氣科學、農學、地球化學與地球物理學、化學、水資源、科學與技術、海洋與淡水生物學、地理學、植物學、海洋學等。
4主要研究機構的科學貢獻
中國科學院幾乎所有的研究機構都在SCI資源環境科學領域期刊發表過論文,2009—2014年根據全部著者統計超過100篇的研究所有50多個,在資源環境科學領域發表SCI論文較多的前10個研究所見表1,這些較多的研究所都屬于中國科學院資源環境類研究機構。
2009—2014年中國科學院27個資源環境類研究所以第一著者發表的SCI論文共有22032篇,其中,生態環境研究中心、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海洋研究所、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大氣物理研究所、廣州地球化學研究所、南海海洋研究所、寒區旱區環境與工程研究所等較多,第一著者的SCI論文數都在1000篇以上(表2)。
中國科學院資源環境類研究所論文的篇均被引次數為6.03次/篇,表2中的“表現不俗的論文篇數”統計的是這些研究所高于基準值的論文篇數,即當前總被引次數除以從年至2014年的累積年得到的年均被引6次及以上的論文[4]。生態環境研究中心、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廣州地球化學研究所的表現不俗論文都在150~200篇。
中國科學院資源環境類研究所被引頻次位于前10%的論文篇數,即研究所2009—2014年被引16次及以上的論文篇數,也是生態環境研究中心、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廣州地球化學研究所最多,都在260篇以上。
參考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科學前沿分析中心設計科學貢獻指數[5],定義:
式中:Ci為中國科學院資源環境類第i個研究所科學貢獻指數,P10%i為第i個研究所被引前10%論文數量,Citedi為第i個研究所論文被引總頻次,n為中國科學院資源環境類研究所的數量。結果顯示,生態環境研究中心、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廣州地球化學研究所、海洋研究所、大氣物理研究所、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的科學貢獻指數較高,都在0.1以上。
5結論與建議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1)2009—2014年,中國科學院SCI論文增長了62%,高于全球11%的增長率,低于中國93%的增長率,但中國科學院資源環境類研究所的SCI論文增長了約92%,與中國論文增速相接近。
(2)中國在全球資源環境科學研究領域各級次TOP論文中的比例基本為15%~20%,中國科學院在中國資源環境科學研究領域各級次TOP論文中的比例為26%~32%,中國科學院環境/生態學領域TOP論文數占中國的比例高于地球科學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