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類論文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文化類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我國目前共有各種期刊9000多種，而時尚休閑類、IT類雜志的增長是最快的，此類雜志期刊都屬于綜合文化類期刊，是普通讀者自費購買最多、閱讀頻率最高、業余接觸時間最長，因而也是影響力最大的期刊。有鑒于此，本文主要探討綜合文化類期刊所呈現的文化特征。

一、是提升還是迎合

我國比較有影響力的雜志期刊大部分是文摘雜志、婦女雜志、娛樂雜志、健康雜志和時尚休閑雜志，此類雜志難以在涉及重大問題的領域內發揮作用。

我國的大部分雜志期刊缺乏的是精英文化視角，往往不能從提升文化精神的高度探討套政治、經濟和文化現象。以不流俗、不媚俗、堅持“可以呼喚出人的崇高感情、激發人的創造性”為自己的核心競爭力，做有影響力的雜志，這種操守在市場經濟的沖擊中已經變得兩難。那種僅僅迎合于人的情感泛濫、麻醉人的智力而獲得“成功”的雜志比比皆是。而對消費文化的處理應有的合理吸收和處理，也變為一味的盲目迎合、推崇甚至倡導。是提升還是迎合？成了我國雜志期刊文化定位的難題。

二、非現實而又勝似現實的生活世界

從內容層面講，雜志的影響力源自于它營造的時代價值和生活方式是否代表了社會的發展；它所書寫的生活與生存、價值與觀念、趣味與審美、情感與故事具有什么文化屬性；對現代社會的特征如何體現。作為較有影響力的綜合文化類雜志在內容層面體現了現代社會的三大特征：流行文化特征、商業特征、消費特征。

人們對于雜志的消費主要是文化的消費。這里的文化是廣義的文化，包括了社會的思想、觀念、科學、道德、政治、法律、宗教、價值標準和行為規范等內容。而綜合文化類期刊傳播的更多的是流行文化。比如其中的時尚休閑類雜志，它的內容充斥了連篇累牘的流行文化，好萊塢的“影視文化”、邁克爾?杰克遜的“音樂文化”、夏奈爾的“服飾文化”。它們營造出來的熱點人物、top排行榜、各式明星，以及圍繞這些生活生存的價值觀念、審美品味、情感故事無時不在影響著時代價值和人們的生活方式。

中國社會結構正在經歷單一向多元化的轉變，人們的需求正在向多元化與個性化方向發展，綜合文化類雜志正好順應了這種需求。《三聯生活雜志周刊》響亮的提出了辦刊口號“一本雜志和他倡導的生活”。《城市畫報》的辦刊定位是“體現知性而有品味的都市生活”。此類辦刊宗旨反映了我國正由工業社會向信息社會轉型時期的特色：過去的生活范式正在被質疑，應該倡導一種新的觀念和新的生活方式來代替。不可否認，綜合文化類雜志提供關于生活的有用信息、提供文化享受、提供娛樂，但最關鍵的還在于創造了另一種生活，這種生活是現實沒有達到但又似乎唾手可及的，在這種非現實而又勝于現實的生活中，有一種強有力的改造力量，對現代人的意識、行為、語言、觀念、價值、生活發揮、生活觀念產生著重要影響。經過綜合文化雜志提倡引導的流行文化現象，完全體現了這種虛擬現實世界的內涵，它們很快變為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的現實，成為現代人思考、行為、生活的規范準則和價值參考。就像新聞出版署報刊司助理巡視員張澤青所說：“雜志對生活的影響甚至已經進入了法治建設的層面，前一陣關于江蘇省取消男女混住禁令的討論，其起源就在于前兩年雜志做的兩性合租的話題。”從綜合文化類雜志的內容，比如《吃出愛情》、《不需要男人負責》、《秋季彩狀新色圖鑒》、《減肥食品的NG和OK》等，不難看出綜合文化雜志熱衷的是傳播流行文化。

其次，大眾媒體的生存狀況決定了雜志文化的商業性。僅僅依靠雜志的銷售是無法實現盈利和發展壯大的，雜志的生存與其他大眾媒介一樣必須依靠廣告。任何一種雜志，最醒目最引人注意的版面無不是品牌廣告，而且時尚休閑類雜志的廣告比重占全刊13％以上，最高達到26％。讀者在接受雜志傾心打造的各種新觀念、新主張時，對各種品牌廣告營造的消費文化氛圍不可能無動于衷，尤其時許多廣告都是國際大公司的廣告，往往站在國際、全球的視野背景上進行討論宣傳，在精美、華麗、宜人的圖片和極富誘惑性的廣告語言中，新鮮事物、新穎生活、全新理念與流行資訊、流行意識相配合一一傳到受眾，而且更具影響力。

最后雜志還傳達了消費文化的特征。以《時尚》雜志為例，在發刊詞中它表示，它將是時代的風尚，努力反映生活方式給人們的觀念帶來的沖擊，側重體現消費文化的傳播……是消費領域足以折射人的全方位的關照。它表達了一種歷史合目的性發展的深切愿望，不僅從一個方面表達了對改革開放、對“計劃”向市場轉變的具體支持，同時也以文化的方式在實踐層面相應了走向市場的雄心壯志。應該說《時尚》確實踐約了當年的承諾。并且在另一方面，又實現了它引領消費和時代風尚的初衷。它與當前方興未艾的商業主義意識形態不謀而合，與主流意識的不期而遇使得時尚休閑雜志獲得了合法性。法國思想家鮑德里亞認為，現代社會是消費社會，大量生產的同時又大量消費，物品的使用性價值已經超過了物品的交換性價值，生產不再是由物品的交換性來引導，而是由使用性的消費所獲得的利潤來引導，消費性已經毀滅了交換性，社會成了消費社會，人的奮斗是為了物的消費，某種夸飾性的生活形成了社會的規則，這種夸飾性的消費完全越過了個人的生活需要，成為某種時尚，引導人無限的追求。時尚休閑類雜志所體現的就是一種消費主義的生活方式，即消費的目的不是為了實際的需要，而是在滿足被制造和刺激出來的欲望，引領大眾不斷地追求它們倡導的時尚生活，追求個性，追求與眾不同。眾多的時尚休閑雜志的內容中，其資訊性，指導性、實用性、操作性和服務性越來越強，不斷地制造流行語和流行話題，配合刊登的各種品牌產品的信息，打造出一種全新的生活方式，一種生活理念，一種完全不同于日常生活而又神似日常生活的情景，從而在社會與讀者中形成一種新的符號、新的意義、新的消費文化。

三、虛擬世界中欲望的滿足

從當代雜志文化的特征，可以這樣認為，現代雜志的內容訴求已經不僅僅是編輯的藝術，不僅僅是擁有獨有的視角、獨特的審美就能觀察和表達世界，而是編輯、廣告、發行等相關專業人員，與社會和市場進行碰撞和調和、妥協與反抗的藝術，甚至可以說是編輯與市場合謀的藝術。

因此，對雜志傳播的文化，大眾的接受方式已經異于對傳統文藝傳達的文化的接受方式。對傳統文學藝術的接受是一種審美的方式，它的關鍵在于對世界的總體關照、對人心靈領域的透析、對精神境界的提升，是一種由距離感而獲得的美感。人們對雜志文化的關注，主要卻是對自身欲望的關注。從調查的結果可以看出，在當前信息過于豐富的時代和忙碌的工作生活中，人們看雜志的目的主要在于獲得休閑娛樂的滿足。具體可這樣說，對文學藝術的欣賞是“反映”式的，欣賞對象是通過過濾的現實的結晶，是與現實世界保持一定距離的，有相對完整而統一結構的世界；而對雜志文化的接受是“反應”式的，接受的對象是現實的延伸，這種內容不再是現實的提煉結晶，而是真實的現實世界在虛擬空間中的展示，讀者可以憑借幻想躋身其中來獲得享受。

例如，綜合文化類雜志的成功，是因為走情感路線定位而獲得大量讀者群的，無論是大人物的瑣事，還是小人物的不平凡，都是俘獲讀者忠誠的妙方。對此類文章的閱讀，無疑起到一種情感補償性的作用，因為作品表現的生活與讀者現實中的生活同質同構的，讀者在閱讀之時，完全是一種同步的心理，他們關注的是自身的情感是否在同質同構的虛擬世界中得以實現，或者自身被刺激出來的欲望能否在虛擬場景中得到滿足。后一點在時尚休閑雜志中表現的尤為突出，即使不能擁有雜志所傳達的生活觀念與方式，不能占有雜志刊登的名牌消費品，但是通過閱讀，可以體會身臨其境的感受，可以在幻想中經歷自助歐洲旅游的最佳路線，了解名牌給自己帶來的身份地位的滿足。此類雜志文化的接受是一種直接刺激性的滿足，不再是通過觀照客體來拓展個人經驗過程的求知，不再是通過觀照客體，獲得知識和修正內心即成認識圖示的，人們不再抽身其外，與之保持適當距離，獲得審美的享受，而是列身其中，通過對雜志傳播的文化反復消費，將隱抑的欲望釋放出來，獲得當下的強烈刺激與一種替代式的滿足。

注釋：

《論時尚雜志暢銷的時代特征》，紅塵著，《新聞界》，2005年第1期。

《中產階級的文化符號：<時尚>雜志解讀》，孟繁華，河北學刊，2004年7月，第4期。

篇2

二、工具類農業文化遺產的價值

工具類農業文化遺產凝聚著勞動人民的智慧及其不屈不撓改造世界的精神，具有重要文化價值。隨著社會的進步和科技的發展，農業機械化程度不斷提高，現代機器大生產的發展進步雖然讓傳統農具在生產中走向衰落，逐漸退出舞臺，許多傳統農耕器具被廢棄、毀壞、消失，逐漸淡出人們的生活，但此類農業文化遺產的價值卻不會因為其逐漸遠離農業生產而有所削弱，相反，它在農業文化遺產的寶庫里散發出愈加迷人的光彩。它們既是歷史發展的見證，具有重要的歷史文化價值，又具有良好的藝術審美價值和經濟、教育價值。

(一)歷史文化價值

傳統農業工具的發明和進步，反映出中國不同歷史時期的自然生態狀況、生產力發展狀況、科技發展水平，反映出人類認識水平和創造能力不斷提高的發展過程。夏、商、西周時期，農業耕作逐步擺脫原始農業的刀耕火種，進入粗放耕作階段，人們發明出了木榔頭、石刀、杵臼、青銅犁、鍤、耒、耜、铚、鐮、鏟、錛、钁、斨、桔槔、戽桶、吊桶等。春秋戰國時期，農業生產逐步走向精耕細作，制造農具的材料從非金屬轉為金屬，鐵制農具以其特有的堅硬、鋒利、易造型特點，逐漸取代了木、石材料的農具。秦、漢至隋、唐、五代時期，農具的種類增加，全鐵農具代替木心鐵刃農具，出現旱地整地工具耱、耙、碌碡、石磙，中耕的鋤、鏟，收獲的鉤鐮等，功能不斷細分和專業化，形成比較完善的農具體系。西漢時，發明出世界上最早的條播工具———耬車、碓和磨替代杵臼成為重要的加工工具。工具的發明使得人力、畜力、風力和水力等自然力被應用到生產加工過程，出現了轆轤、龍骨水車、借助水力轉動輪軸汲水的高轉筒車等。宋元之后，中國農業工具的發展在動力的利用、機具的改進、種類的增加、使用的范圍等方面日趨成熟。元代《王禎農書·農器圖譜》中詳細記載的農具達105種。農具進一步細化，出現了適應區域耕作的的專門工具，如江南水田平土用的刮板和中耕農具———耘蕩，播種和施肥聯合作業的下糞耬種，由麥籠、麥釤、麥綽3部分組合成的收割作業農具，高效的耬鋤，以及一機多用的水輪三事等。一些農具附件的發明擴展了農業的動力來源，使得畜力、水力、風力在灌溉、排水和農產品加工中得到普遍運用。明清時期，傳統農業精耕細作程度愈來愈高，農具得到新的改進發展，一方面，發明出新的精細區分功能的工具，如明末的代耕架、北方的露鋤、南方的塍鏟、蟲梳和除蟲滑車等。另一方面，隨著鋼鐵冶鑄技術的發展，既有的農具相關部件的質量也不斷改進。早期簡陋農具的發明讓人類告別依靠采摘和漁獵生存的生活方式，傳統精耕細作農業時期的精細農具則讓人類的生產力發生質的飛躍。農業工具不僅適應了精耕細作農業生產的需要，也充分體現了中國歷代勞動人民的勤勞、聰明與智慧，是記錄人類征服自然、利用自然，提高繁衍生命能力，形成人類文明的重要記憶載體，這類農業文化遺產積淀深厚、內容豐富，具有深厚的歷史文化價值。

(二)藝術審美價值

人類為生產而發明的農具同樣也體現著人們對美的追求和認同。在各類展覽館、博物館中，無論是古代的壁畫、畫像磚、陶器表面的紋飾，或是繪畫、詩歌、文學作品，或是縮微工藝品等，大量的工具類農業文化遺產以其獨特的藝術美感被廣泛運用，給人們帶來視覺和心理的美好感受。一方面，農具豐富的造型、材質、色彩、工藝、功能等，體現了其所在區域濃郁的鄉土文化氣息，其簡練優美造型、美觀大方的樣式，與當地的文化風格相吻合，蘊含著深厚的歷史文化美感。另一方面，農具與農業生產、農村生活、農民生活方式緊密聯系，與各地區地貌、氣候等自然地理條件相適應，代表了當地的風土人情，具有強烈的鄉土審美取向。如江南地區木質的水車、風車、船型的秧馬;中原旱地農業區的三腳耬車、木質平板車;山區的水磨、水碾、水碓等，無不具有鮮明的地域美感。《中國民間美術全集·器用編·工具卷》中收集有大量農具實物圖片，較為全面地記錄和反映了農具的美學鑒賞價值。農具體現出樸實、低調、不張揚的美，它與現代文明的時尚美、潮流美不同，內斂而沉著、質樸而靈動，它象征著農耕時代人們恬靜、自足的生活狀態，能使人體會平靜、悠遠與和諧的心境。

(三)文化旅游價值

工具類農業文化遺產具有參與體驗性、農耕象征性等，與旅游活動的“游、購、娛”三要素充分契合，體現出豐富的文化旅游價值。傳統農具是鄉村旅游資源的重要組成部分，可以通過展示農耕文明、參與農事操作等，為游客提供良好的旅游環境和多彩的旅游體驗。例如灌溉用的腳踏水車、手搖水車，整地的曲轅犁、鐵搭，平整水田的耙耖，插秧的秧馬，除草的草鞋耙，保護用的竹馬甲、蓑衣斗笠等，不僅制作精巧、造型獨特、富含智慧，也適合作為旅游活動的參與項目進行開發，這也為鄉村旅游業的發展提供難得的優勢資源。利用農具優美的造型制作旅游購物品，豐富旅游購物活動是農具文化旅游價值的又一體現。農具象征著與人們漸行漸遠的農耕文明，農具造型的工藝品具有良好的紀念價值和審美價值，開發與農具文化遺產相關的工藝品，可以使傳統技術能得到傳承，產生經濟效益。如，山東臨沂一家傳統農具工藝品廠，把過去的農具按照比例縮小成微型工藝品，然后推向市場，讓這些土掉渣的傳統農具工藝品走向了全國。［1］一些微縮農具還可以作為幼兒玩具、教具、收藏品、旅游紀念品、展品等等，成為進行傳統文化宣傳、教育、研究、保護，以及弘揚當地農業文化的良好載體。旅游業是文化與經濟相交融的新型產業，也是工具類農業文化遺產實現其重要經濟價值的領域。現在許多發達國家已經認識到“無論是有形文化遺產，還是無形文化遺產，都應該在確保文化遺產不被破壞的前提下，盡可能進入市場，并通過切實可行的市場運作，完成對文化遺產的保護及其潛能的開發”［2］。通過開發利用工具類農業文化遺產的文化旅游價值，可以實現保護和經濟開發的良性循環。

(四)教育傳播價值

傳統農業時期，農具充分考量了特定歷史時期農業生產的宏觀環境、科學技術發展狀況、社會的審美旨趣、使用人群的生理特征以及農具自身發展的歷史等諸多綜合因素，其中蘊含的歷史文化、科學知識、藝術審美等都具有重要的教育傳播價值。優秀的傳統文化以歷史文化遺產為客觀載體，是弘揚民族精神活力不竭的源泉，以傳統農具為重要組成部分的中國農耕文化，凝聚了傳統農業文化的精華，對于弘揚民族精神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工具類農業文化遺產具有直觀、形象、生動的特點，通過參觀歷史文化遺產展覽，認識掌握傳統農業工具的使用方法，可以從中了解歷史、陶冶情操，豐富精神文化生活，提高科學文化素質。勞動人民創造的精巧農業工具文化可以廣泛用于個體教育、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傳統農具的設計理念，精巧構思可以為啟發現代農業科技教育提供思路。近代以來，隨著以機器生產為主的現代大農業的發展，傳統農業工具在生產中發揮重要作用的實際功能已經逐漸衰退甚至消失，一些在歷史上曾經發揮過巨大貢獻的農具，如風車、水車等，由于體積龐大、功效有限，很難跟上工業時代的農業生產步伐，在生產中逐漸淘汰，但仔細考察農書著作，如《耒耜經》、《王禎農書》以及相關其他考古記載，人們發現中國古代農具設計蘊含著樸素的生態自然觀思想，在設計制作上表現為追求易于使用、從已經認識的自然界中尋找動力代替或減輕人的勞動、就地取材、仿生設計、融入自然等一系列“天人合一”的理念特點。［3］所有這些傳統農具中體現的低碳環保理念、廣泛的材料和動力源利用思路等，都可為人類設計制造出新的科學、環保、高效的現代農具帶來啟發，提供借鑒，其現代教育傳播價值依然豐富。

三、工具類農業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利用方式

目前，收藏和展示農具實物、列入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制作農具藝術品、在相關的節慶活動中展示利用等，成為工具類農業文化遺產的主要保護與利用方式。

(一)博物館、農具館、私人藏館收藏傳統農具

實物類的工具類農業文化遺產主要分散在“文物保護單位”“歷史文化名鎮(村)”“館藏文物”等各個彼此不同的遺產保護體系中。博物館及園區展示式保護是目前工具類農業文化遺產的主要保護利用方式之一。各級政府、科研機構和鄉村集體等是這些機構的主要建設主體。除中國農業博物館(約有藏品10000余件)、中華農業文明博物館(有古代農業生產工具1000余件)外，政府和集體在貴州、云南、廣西、內蒙古等省、區建立了10多個生態博物館［4］，同時還建有農耕文化博物館、農耕文化生態園、農具博物館、農具展覽館等項目(表2)。其中，農業發展較早、經濟較為發達的華東、華北地區的農具收藏保護機構較多。這些機構通過建造博覽園、文化生態園等方式集中保護和展示農業文化遺產，把農具展示與旅游休閑活動緊密結合，將“固態”的農業文化遺產加以“活化”。此外，在工具類文化遺產的保護利用過程中，一些熱心文化事業的個人積極參與保護，其中既有熱愛中國傳統文化的有識之士，也有關注工具類農業文化遺產社會經濟價值、文化價值的收藏家，還有與農業生產關系密切的農民個人，他們在全國各地收集、保存了大量農具實物，并開展專題性遺產展示(表3)。如，農業考古和茶文化專家陳文華在江西婺源上曉起村發現并建立了傳統水力捻茶機園［5］，江蘇鹽城風車展示園復制展示已失傳的16部大風車、牛車、踏水車等傳統農業生產工具，讓珍貴的農業文化遺產得到從實物到制作和使用技藝的系統保護和傳承。

(二)政府部門將部分農具制作技藝納入非物質文化遺產

2009年，國務院批準文化部設立非物質文化遺產司，多個省市區的文化廳、文化局設置非遺處、非遺科，并在下屬機構設立非遺保護中心。一批有關農業工具的制作工藝被列入全國及省市“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其中蒙古族勒勒車、拉薩甲米水磨坊、蘭州黃河大水車和竹編、柳編、木船制作、馬具制作等農業工具制作技藝入選名錄(表4)。此外，入選各地省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的傳統農具制作技藝還有:木船、烏篷船、渡水腰舟、木帆船、桷蓬、樺樹皮船、哈薩克族“獨木船”、羊皮筏子、撒拉族皮筏子等水上交通運輸工具及船模;柳編、竹編、草編、篾編、蒲編、藤編、竹芒編、柳荊編、條編、杞柳編、葦編、蒲葦編、瓷胎竹編、竹麻編扎、旺草竹編、竹木編、朝鮮族稻草編、玉米皮編織、麥草編等編制農用工具;魚籪、漁網、魚叉、漁燈、船用繩結等漁具;風車、水車、龍骨水車、戽桶、手搖水車、吊烏、維吾爾族庫甫(水甕)、水力機械、天車等工具;斗笠、馬尾斗笠、瓦寨斗笠、涼帽、蓑衣、草鞋、棕衣等勞動保護工具;木壟、木犁、谷桶、麥梗、麥梳、耙、箍藍、桑杈、飏車、石碾、水磨、石磨等農業收獲加工工具;太平車木制四輪車、古馬車、大轱轆車、風匣、俄式馬車、木輪牛車、達斡爾車制作、爬犁等陸上運輸工具;馬具、駝具、畜力車套具、驢套具、馬鞍具;鐮刀、雙王鐮、獵刀、阿昌刀、藏腰刀等刀具。一些富有地區特色的農業工具制作技藝也被列入區域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如莛子編織、麻繩制作、藤甲胄編織、魚囤子編織、糜子笤帚扎制、麻鞋編織、箍桶技藝、風箱制作、鐵器鑄造、橡木酒桶、酒簍制作、彈棉花工具、匏器制作;糊倉技藝、竹扎技藝、制缸燒造技藝;連桿、揚叉、釬棍，扁背、短打杵，塘窩、簸箕等。廣西南寧市隆安縣的那桐農具節、山西繁峙耕作工具交易大會、云南保山市丙麻犁耙會有三大農具節也被列入地方非物質文化遺產。

(三)對傳統農具進行藝術品制作

農具藝術作品的制作體現了普通民眾的創造力，也是對農耕文化的記錄，主要包括實物或微縮農具模型制作、農具工藝品制作、農具繪畫、農具的制作使用專題記錄片、農具圖鑒繪制等。小農具模型制作是指以模型的形式將傳統農耕時期使用的農具進行縮微藝術制作，既可用木、鐵，也可采用其他工藝品材料如竹、蘆葦、稻草、鑄銅等。通過制作微縮農具模型，一些地方取得了很好的社會效益。如海寧市將小農具模型制作技藝列入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浙江平湖市新埭鎮魚圻塘村退休老教師于照發利用編織條、稻草、竹子等廢棄物精心制作70多件農耕器具模型，自發辦起一個古農具模型展，傳承農耕文化。重慶市合川區退休工人劉池明制作千件農具模型予以集中展覽。另外，通過繪畫或視頻的方法，將一些傳統農業工具的結構、使用方法、美術和工藝價值等進行完整的展示和呈現，這些畫作和專題片成為一種新的農具文化遺產的保護載體和方式。如山東濟寧市農機所周昕編繪的《中國古農具圖鑒》百米長卷，在“首屆農業考古國際學術討論會”上進行了展覽，受到專家、學者的肯定和好評，被譽為科技與藝術合一的巨幅古農具科技圖譜畫卷。深圳地區的老木匠文業成在空閑時間把自己用過、做過、見過的老寶安地區的傳統農具樣式及其制作方法一一繪制出來，并在此基礎上進行材料收集，制作出一部分老農具，舉辦農具展覽。2011年“農業遺產的啟示”專題片中也有工具類農業文化遺產制作使用的動態展示。

(四)通過節慶活動對傳統農具進行活態化保護

農具是生產工具，與農民的生產、生活高度關聯，百姓在農具的制作、賣賣、使用過程中形成的大量地方習俗也是工具類農業文化遺產的重要構成內容，單獨舉辦的農具文化節慶，或與各地農耕文化節慶、開耕節等結合起來的農具節慶活動等，均成為對傳統農具文化進行活態化保護傳承的主要形式。各地開展農具節慶活動的內容、方式和重點各有不同。始于唐代的廣西桂林灌陽“二月八”農具文化節，起初民眾只是相約二月初八到灌陽縣城趕廟會，并借此機會進行各種農具交易。隨著參加廟會的人越來越多，逐漸演變成農具及農副產品交易會，農具節也因此形成并于清朝達到頂峰，形成灌陽一道獨有風景［6］。農具文化節上，不僅有專門的農具實物展示，還有農具使用競技活動，如扭扁擔、板鞋競速、挑擔子比賽等。廣西隆安縣那桐“四月八”農具節是明朝萬歷、天啟年間古駱越人舉行“石鏟祭祀”活動的延伸，至今已有幾百年歷史，該節慶活動集民俗、文體、商貿活動于一身，被列入廣西壯族自治區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7］。農具節上安排獨特的“祭石鏟”“祭稻神”“招稻魂”“驅田鬼”“求雨”等一系列娛神文化活動，將稻作農具的使用與稻作文化融為一體，成為節日的核心活動。云南納西族棒棒節是麗江的傳統節日也是竹木農具的交流會，各種竹、木、鐵農具品種繁多，既展示了當地的農具文化，也促進了農具的進化發展。在一些綜合性的農耕文化節中，農具文化遺產的區域特色展示成為重點內容，如北京密云農耕文化節、甘肅慶陽農耕文化節、湖南耒陽農耕文化節等都是在全國范圍內具有代表性的農耕文化節，這些農耕文化節有各自的區域代表性，展示的農具也具有鮮明的地方特色。如密云以北方農耕文化為主，慶陽以西北農耕文化為主，耒陽以南方農耕文化為主。再如，浙江云和舉行云和梯田開犁節，有大量江浙地區的農具實物和農具使用的展示，反映出云和梯田原生態的自然景觀和豐富的歷史遺存，提升和豐富了云和梯田的文化品質。隨著時代的進步，農具節活動也增加了現代元素，如浙江余姚農機博物館每年舉辦農機文化節，有百米長卷現場作畫、農機文化探源及體驗實踐、農機知識競賽、收割機操作技能大比武、“農機杯”中國畫大獎賽、“農機杯”征文比賽等［8］。這些都是對工具類農業文化遺產進行活態化保護傳承的新方式。

四、工具類農業文化遺產保護利用的改進

近年來，政府和公民的文化遺產保護意識不斷增強，人們開始關注農業文化遺產，有關工具類農業文化遺產的調查和研究也正逐步展開。文化主管部門、科研機構、旅游經營管理單位、村鎮集體、村民個人等，都在不同層面開展了各種形式的保護活動，推動了對工具類農業文化遺產的傳承、保護和開發。然而，工具類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利用存在途徑方法單一、缺乏系統性等問題，突出表現在保護對象偏重器物層面，開發利用形式過度依賴旅游業。提高對此類遺產的保護利用的能力和水平需要從工具收集、制作到理清與農業生產、農村生活的關系等方面進行系統的梳理，深入挖掘其歷史和區域特色，同時，要將工具類農業文化遺產的保護融入到農業遺產保護的整體體系中，多途徑、多方式開發利用，避免過度依賴旅游。

(一)深入挖掘時代和區域特色

中國傳統農業工具具有典型的時代特征和區域特色，不同歷史時期、不同地區的農具造型、功能各有千秋。從石制農具到鐵農具再到風力、水力、畜力工具;從點播棒到三腳耬車;從杵臼到碓臼再到石磨;從“二牛抬杠”到直轅犁再到曲轅犁，中國傳統農具的改進發展具有顯著的時代特征，這其中包含著大量勞動人民的聰明智慧，值得深入挖掘和梳理。在區域特色方面，中國南北農具、水旱農具特點鮮明，如，南方農具經過長期的改良發展，逐步適合江南水田耕作的地理、地質、氣候條件，發明了江東犁、龍骨車、稻床、連枷、礱磨、風車等，種類齊全、數量眾多，自成體系，極具典型的區域文化特色。而北方旱地農具、濱江濱海地區的漁業農具、草原牧業農具等都同樣具有鮮明的區域特色。工具類農業文化遺產的歷史和區域特色明顯，但由于文化生存的土壤發生了根本上的變異，原本突出的特點和優勢也逐漸消失。一方面，現代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使得人們擺脫了傳統農業生產方式，眾多傳統農具被現代生產所淘汰和丟棄，在生產中難尋其蹤;另一方面，隨著現代生產力的發展，溫室、保護地生產技術的發展，現代農具的改進使用等都使得農具的區域特色不再明顯。目前，各地的農具文化的保護和利用由于大多停留在器物層面，缺少與農具發明使用地區區域文化的結合，因此，保護和利用好此類農業文化遺產，需要深入梳理挖掘工具類農業文化遺產的時代和區域特色，還原和再現農具在不同時代、不同地區的制作、使用、改進和傳承，在注重農器實物的收集的同時，對制造工藝、名稱演變、使用范圍、使用特點、對區域農業價值，以及人們在使用農具過程中形成的風俗信仰進行同步的整理、提煉，才能達到系統保護利用的目的，從而讓各地的農具文化的光彩再現。

篇3

二、學校教育中存在的問題

大學教育中存在的有些問題跟基礎教育有一定的關系，大學教育中存在的問題甚至可以與基礎教育相關。中國人口眾多，各個地區都面臨著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很多大學生找不到工作后就選擇了報考碩士研究生，導致研究生也難就業的問題。這些光追究學歷不考慮質量的教育體系為什么會蔓延？是學校教育，即教育體制所導致的。我認為中國的孩子負擔最重，他們一生下來會走路以后就承擔了國家未來發展的艱難任務。我們在教育的過程中是不是忘記或忽略了非正式教育的環節呢？按照生物進化論的觀點，勞動是創造人類的重要環節。那么現在的孩子們學會了生存的基本技能了嗎？就像現代人對電腦或網絡依賴性越來越強一樣，他們對正式教育的依賴性也越來越高，沒有自己的設想、愛好，沒有獨立思考的空間，沒有創造力等。我們的教育似乎在在制造一些機械性的機器，總想把孩子培養得十全十美，讓孩子什么都要學，課外學習音樂（鋼琴、小提琴等等）、美術、外語、數學等，當然以上課程對于孩子的思維發育有好處的，但是強迫的學習會使孩子對這種正式教育產生懷疑，失去積極性。有些孩子怕長輩，只能應付性地學習，這樣對孩子的成長會起反面影響。“家有小兒，一天，忽地問道‘：爸，我明天可以不上學嗎？’父親一時沒有反應過來，隨口應了一聲：‘嗯！’卻突然聽見了歡呼聲：‘哦！明天不上學了！’父親這才想起，明天即非周末，也非公休日，怎么就可以不上學呢？于是狠狠地說：‘不行，明天得去上學！否則周末不帶你去玩兒。’在今天的中國，我們有理由想象，這樣的狀況絕不僅僅只發生在一個家庭……”越來越多的都市孩子面臨如此的困惑，而想上學而沒有條件上不了學的偏遠的牧區、農區孩子也很多，這種問題教育學和人類學等學科也在研究并尋找解決的方法。現代人對于工具的依賴遠遠超出了原始人使用工具的情況，雖然原始人所創造的工具很粗燥，但那是他們在艱難的自然環境中的斗爭中所制造的，是普通生活中發現的。因此，培養孩子也要考慮地方特色和非學校教育中所學到的內容。

（一）教材和教師梯隊缺乏，是影響雙語教學順利進行的根源

邊疆民族具有獨特的生活方式，各地區的經濟發展也不相同，因此具有地方性知識的文化傳承和非正式教育的家庭教育以及社會化教育并存的特點。所以全國統一進行的雙語教育教學模式很難適應各地區的教育實際。少數民族地區進行學校教育時統一的教材（統一編的小學、中學漢文教材）不能普遍使用的原因就是統一的語言———漢語。少數民族地區的孩子們也非常渴望學會一口流利的漢語，但是沒有很好的教學條件和教學設施，甚至缺乏優秀的漢語教師，而且少數民族地區（尤其是新疆，遼闊的土地上分散地居住著眾多民族）學校設立在偏遠的牧區或山區，教學環境很差，教師的待遇也不高，因此很少有教師愿意在那里教學。個案：“為了傳承哈薩克族非物質文化遺產“阿依特斯”文化的傳承和培養接班人，我們從2011年開始編纂阿勒泰地區青河縣中小學通用的課外教材《哈薩克族阿依特斯文化教材》（1）（2）（3），目前已經在青河縣各中小學開始試用，如果自治區政府和教育廳同意使用，我們想在新疆阿勒泰地區等哈薩克族聚集區普及使用，這在哈薩克族社會轉型期的關鍵時期對哈薩克族寶貴的文化遺產起到保存和傳承作用。”以上個案我們不難看出，這種地方性教材（尤其是文化類的教材）會促進少數民族地區文化、經濟等方面的全面發展，保存和傳承少數民族優良口頭傳統文化。

（二）民漢合校和雙語教學中存在的問題

為了富裕人民和解決這些地區孩子們的教育問題政府推出一系列政策，包括牧民定居、奔小康、建設食宿學校（在牧區）、民漢合校（最近幾年全疆市、縣、鄉學校都實現了合校）、進行雙語教學工程等，其中我認為存在問題最多的應該是民漢合校和雙語教育工程的實施。民漢合校指同一個市、縣、鄉的民族學校和漢族學校一體化，并統一管理，統一授課。在這種一體化過程中明顯發現漢族學生和民族學生的差別，文化、習俗、教育等方面的差異。民漢合校的初衷是好的，是想提高民漢學生交流學習、提高團結、共同學習，但是交流肯定帶來一些沖突，尤其是文化上的沖突，這種沖突不是明顯的、容易發現的身體間的沖突，而是在思維方式、文化差異、習俗方面的沖突。民漢合校后為了加快少數民族學生的漢語教學，在小學、中學理科類課程都用漢語授課。這種教學方式，第一，對授課的民族教師帶來壓力，以前一脈相傳的用自己的母語進行教學的老師，一夜間要求漢語授課，使這些教師很難接受。第二，對于剛在小學和中學開始學漢語的少數民族學生來說，以他們的漢語水平接受這種教育會很吃力。一門學科最關鍵的部分應該是專業詞匯，小學、中學物理、數學、化學等課程都有自己的很多專業詞匯，這些孩子所學的只是初級漢語，只掌握了日常使用漢語，專業漢語學習還很差。這種情況下有些孩子會受到歧視，對學習不感興趣，越往后越沒有學習的興趣，嚴重時會導致退學、逃學等現象。也有部分都市孩子適應很快，容易適應這種學習氛圍，但是這些占少數。我們分析問題時不要用少數的成功案例來分析民漢合校、雙語教育中的問題，其實在這些教育模式中仍有很多問題。這些學生考入大學后，在大學基本上都用漢語授課，由于基礎很薄弱，在大學的專業學習和漢語學習中都遇到很大困難。甚至有些少數民族大學生利用他（她）們業余的時間學習外語（英語、外語、日語等），而不愿意學漢語，問題的根源出在基礎教育層面上，使他們對漢語學習失去了興趣。這些問題一方面說明中小學以及大學教育教學中沒有地區特色，教材中缺乏地方性的文化內容，另一方面在大學教育教學中學生們的動手能力很差，缺乏書本知識和實際實踐聯系能力，缺乏創業意識的培養。

三、解決的措施

首先解決的問題就是在基礎教育中存在的問題，就是民漢合校后，雙語教學過程中教學模式的改革，其次是中小學教材和相關課程設置中的問題。雙語教學是在少數民族地區教育教學的核心，也是提高素質教育的關鍵環節。由于在小學、中學里教學方式的不妥當，導致學習漢語的積極性受挫。由于突然實行民漢合校、漢語授課措施，給沒有心理準備的教師和學生帶來很大的壓力。應該實行教育改革之前對少數民族教師進行培訓，在專業和漢語授課方面能夠全面發展。在小學（民族班）課程里設立一門專業漢語學科，包括小學數學、物理、化學的專業漢語和少數民族語言（維吾爾語、哈薩克語等）詞匯相對應的內容。而初中和高中也同樣設立這樣的專業漢語課程并編出教材，同時從小學開始教授初級、中級、高級漢語課程。這樣學生進入到大學對于漢語授課的環境并不陌生，容易適應這種教學環境。大學教育教學中，設立專業時要考慮社會的需求，并且設置一些地區特色的課程讓更多的人了解該地區，如全校設立民俗、民族文化等公共課，以便更多的人了解新特的民族風情，設立旅游專業時也要考慮民族文化、民族民俗、人類學的有關知識跟旅游資格證等掛鉤，讓民族文化以正宗的方式介紹給旅客。在大學教學中盡量塑造條件讓學生的動手能力得到提高，改變教學觀念，提高學生的創業意識，學生也應該在大學能接受到創業、企業操縱等工作的運行過程和創建過程，從而及時適應社會，轉變觀念，把知識轉變為職業能力，減輕社會就業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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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末，教育部將“中國文化概論”課程列為高等院校文化素質教育計劃。歷經十余年的發展，大部分高校以必修或選修的方式為不同專業的大學生開設了這門課程。作為一門跨專業的基礎課程，“中國文化概論”正在成為大學生素質教育和通識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與實現途徑。學界就“中國文化概論”課的性質、體系、內容、教學手段和模式等問題進行了諸多探索，推動了課程建設。然而，針對現代性危機下的大學生價值困惑，如何在一定學術和教育理念的支撐下，甄選課程內容，運用有效教學方法切實達成大學生人文素養的提高，彰顯“中國文化概論”課程的本質特征與價值，對于這些問題的研究相對薄弱。本文擬從文化人類學的視角出發，探討其理論方法在“中國文化概論”課程中的應用。

一、人類學理論方法及其課程觀

人類學是一門研究人性及文化的學科，在西方國家對殖民地管理的應用研究中發展起來，衍生出眾多的理論流派。人類學秉承的獨特理念和方法為文化和社會結構研究樹立了新的范式，并為諸多相關學科提供了新的理論方法借鑒。文化相對論、文化整體論、主客位描寫、田野調查、民族志方法和跨文化比較法等是人類學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核心。

（一）文化相對論

文化相對論又稱文化相對性人文歷史論文，主張每一種文化都具有其獨有和充分的價值，對不同文化價值的評估應該是相對和平等的，沒有衡量文化高低的一致標準。提倡不同文化之間的相互尊重、寬容和理解，將文化放置到具體的地理環境、歷史淵源和社會形態中進行價值評判。文化相對論打破了民族中心主義和文化沙文主義的局限，“挑戰了既有文明的正統性。”[1]（p16）對人類文化多樣性的堅持一直是人類學的宗旨，通過對異文化和他者的探究，尋求人類文化規律，并以此在跨文化比較中反觀和審視自身。引發了20世紀下半葉西方國家的文化多元主義浪潮，持續討論以美國為代表的民族國家的一體化與多元民族文化的沖突問題。

（二）文化整體論

文化整體論是指人類學對人類社會、文化整體性的認識，不同理論流派均秉持這一理念，都把其作為觀察人類社會文化的手段。文化整體論有三層含義：一是對文化做歷時性分析，關注文化的起源、演化、發展歷史和延續性，認為任何一種文化都是歷史地形成的產物。二是從功能主義角度對文化做共時性分析，注重文化局部和整體的關聯，通過對社會制度、經濟、宗教、神話、巫術等的綜合研究，理解文化的整體系統。三是對人類生物屬性和文化屬性及其衍生現象的綜合研究，即生物-文化整體論（bio-cultural holism）。文化整體論為解釋文化的生成和變遷，以及文化之間的互動提供了有力的分析模式論文參考文獻格式。

（三）田野調查與民族志書寫

自從早期人類學者走出書齋，深入研究對象的生活世界，田野調查便成為人類學的基本方法和學科標志，規范而嚴謹的田野調查是一個人類學者的成年禮。馬凌諾斯基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一書中指出田野工作的三個原則：“首先，學者必須懷有真正的科學目標，并且知道現代文化人類學的價值和標準。第二，他應當將自己置于良好的工作條件中，最主要的就是不要和其他白人居住在一起，而直接居住在土著人之間。最后，他還得使用若干特殊方法以搜集、操作、確定他的證據。”[2](p5)田野調查的具體方法有參與觀察、學習語言、結構訪談、口述史收集等。民族志是通過田野調查所得的獨特書寫方式，是對某種文化進行描述、分析和解釋的過程和產品。它是一種文化解釋文本，通常采用“深描”和闡釋方法，有對話民族志、實驗民族志等多種撰寫模式。

（四）主客位視角及描寫

人類學是關于“他者”的學問人文歷史論文，致力于對不同人群及文化的理解。馬文.哈里斯借用語言學家派克取自phonetic和phonemic的兩個詞，用詞根etic表示客位，emic表示主位，創造了客位文化、客位視角及主位文化、主位視角的觀點和描寫理論。主位指文化承擔者的認知和描述，客位代表外來的、客觀的、科學的觀察，主位與客位視角的結合有利于研究者做出科學的判斷和解釋。因此在田野調查中強調人類學者要“進得去，出得來”，既能切身體驗“他者”文化，又能以冷靜的姿態不囿于其中。

上述理論方法以最初用于異文化的研究擴展到了社會科學研究的各個領域，課程研究也不例外。人類學有獨特的課程觀，認為學校“課程是人類文化的精華，是人類文化傳承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3] 以人類學的視角定位課程，課程便是人類文化的集中體現和教育之文化功能的具體化，是人們在學校場域中獲得全部知識經驗的實現途徑。開展課程的人類學研究有利于探討課程內容的設計、多元文化課程、課程中的師生關系等問題。上世紀晚期，課程研究范式發生根本轉換，“從以行為科學為基礎的量化研究轉向以文化人類學與民族學方法論為基礎的立足于解釋學分析的質性研究，以個別科學為基礎的‘范式話語’轉向了以敘事為基礎的敘述性話語。”[4]從中可見人類學課程觀對課程研究的影響。

二、“中國文化概論?笨緯倘諶肴死嘌Ю礪鄯椒ǖ耐揪?

“中國文化概論”是一門文化研究、展示和教育的課程，在本質上更符合人類學者對課程的內涵和功能的定義，因為其根本目的在于向大學生傳授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內涵、特征及價值，培養學生的文化自覺意識和認同感，從而傳承中國傳統文化精髓，提高大學生人文素養。在教學實踐中融入人類學理念和方法是非常必要的，教學內容的篩選、教學方法的運用、課堂的構建與學生的參與和接受行為等均可在人類學視野中獲得新的啟示和發展。

（一）課程內容和知識選擇的多元化

中國文化概論課程無全國統一的教學大綱，各類教材也層出不窮，以張岱年、方克立編和金元浦編《中國文化概論》等為代表。面對博大精深、龐雜的中國傳統文化，課程內容的選擇成了難題，高校和學界對這門課程的體系和結構尚未達成共識。各類教材大致將中國文化分為三大版塊進行闡述，第一塊是中國文化的發生機制和根植土壤；第二塊是中國文化的多種表現形式，如典籍、科學技術、教育、文學、藝術、史學、哲學、宗教和傳統倫理道德等專題；第三塊是中國文化的特征和價值分析，包括中國文化的類型、特征、基本精神和價值取向系統等。教材之間的差異性基本上體現在對第二塊中國文化表現形式的取舍上人文歷史論文，無本質區別。這三大版塊按照文化的發生、表現和內涵的邏輯，描繪出中國傳統文化的概貌。然而不難發現，這些內容反映的是古代精英文化層面，民族、民間和地域性的鮮活文化被忽略了。

大學課程應如何選擇內容和知識？這是一個值得反思的問題。布迪厄認為課程應該是一種反思性實踐，課程實踐者應警惕和批判課程中隱藏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是指代表統治階級或主流社會的意志在課程內容選擇和課程實施過程中的文化專斷，以強硬、武斷的方式使學生接受強勢文化。[5](p132-137)如布迪厄所言，我國“中國文化概論”的課程內容設置也具有一定的文化專斷性，課程知識的一元化和中國文化的多樣性特征相違背。首先，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擁有“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下的多樣性文化，漢族和少數民族文化呈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其次，中國地域遼闊，區域文化異彩紛呈。再次，中國文化是由精英文化和民間文化共同構成的，缺一不可。在全球趨于一體化的今天，對不可復制的文化多樣性的堅守顯得尤為彌足珍貴，“中國文化概論”課程應擔負起在高校傳遞和傳承我國多元文化的功能，增加少數民族文化、民間民俗文化和區域文化的內容，踐行教育人類學者倡導的實現多民族國家民族間文化交流和共同繁榮的“多元文化整合教育”[6]模式。

（二）中國文化的整體論和跨文化比較視野

人類學整體論強調將文化視為一個統一的整體，從歷時性和共時性全面把握某種文化的來龍去脈和內部元素之間的相互關系。在中國文化概論課程的教學中，也需要教師首先將中國文化視為一個“多元一體”的整體文化系統，不僅構建各種文化表現形式之間的緊密聯系，同時也要關注中國文化的線性發展。我們在了解古代遺留的優秀文化傳統時，也要關注現代化背景下的文化熱點問題，如傳統文化的變遷、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等問題，設置專題進行討論。

“中國文化概論”課程既然是中國傳統文化代際傳承的途徑，其重要前提即在于激發大學生的文化自覺意識，促使其樹立對傳統文化的認同感，從而進行了解和探究其內涵的活動。而眾所周知，根據族群認同理論人文歷史論文，認同感的激發很大程度上是在族群互動和族群邊界的場景中得以凸顯的。由此，大學生文化自覺意識的培養也應放置到跨文化比較的視野和背景中踐行，在與他者文化進行對比的過程中，實現文化的自我覺醒、自我反省和自我創建論文參考文獻格式。在課程中設置中外文化對比研究專題，以促學生從更為寬廣的視域理解和反思中國文化的特征，清醒地認知其精華與糟粕。如在關于中國人民族精神和性格專題的教學中，筆者首先提出一個問題讓學生討論：“在你的感性認識中，中西方人的性格和處事方式有什么區別，原因是什么？”引導學生從感性層面到理性層面思考中西方人性格之差異。很多學生認為西方人的獨立意識猶強，自然而然引申到中國人重集體、西方人重個體的文化差異。筆者再引導學生從中國傳統文化思想中尋找原因，結合林語堂《吾國與吾民》、柏楊《丑陋的中國人》等中國國民性研究著作，解析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傳統倫理對中國民族性格形成的影響。在中西文化對話的視野中，使學生領悟先生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和而不同”[7]的真諦。

（三）參與觀察中國文化

在西方國家，田野作業和民族志方法已被廣泛運用于教育實踐和研究領域。課程和課堂就是一個田野作業點，由教師和學生共同完成民族志的書寫，一門成功的課程是行動和對話民族志的典型藍本。學生對課程內容的參與觀察和教師對學生學習行為的參與觀察都至關重要。

首先，教師兼有教學者和課程研究者身份，可通過參與觀察、結構訪談等方式融入學生的學習過程，?髡教學方法，還可撰寫微型研究報告與學生共享。如筆者在訪談中發現不同專業學生對中國文化概論課的期待值差異，文學專業學生希望其是一個研究型課程，而漢語國際教育專業學生則希望其是一個偏重知識性和實用性的課程，在教學中便根據專業需求適當調整教學內容。其次，有效課堂的創造需要學生的主動參與和創造，對中國文化的把握更需要切身體驗與感悟。因此筆者在教學中設置了田野環節，將學生分組，每組≡褚桓鑫幕專題，≡裉鏌暗愕韃榛蟯ü網絡、文獻和訪談等方式搜集材料，最后以PPT的形式在課堂上展示，其他同學參與評價和討論。學生們分別選擇了刺繡、生肖、飲食、對聯文化等小專題人文歷史論文，用圖片、視頻等豐富的形式展示出生動的文化內容。學生們一致認為通過田野調查的文化體驗活動，真正掌握了活態的傳統文化，內化于心。相比純理論的課程，參與觀察法的運用使學生領悟到，體驗文化不僅是知識汲取，更是一種能力的獲得。在課堂營建中，教師還應注重主客位視角的轉換，豐富教學手段。尊重學生的主體性，傾聽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的體悟，并以局外人的眼光進行價值中立的判斷。

三、結語

在人類學者看來，學校課程肩負著人類文化傳承的使命。在全球一體化、網絡文化發達和現代性危機不斷涌現的現代社會，對文化多樣性的保護和民族文化的傳承已成為一個迫在眉睫的重要課題。“中國文化概論”課程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如何使其充分發揮在大學生中傳播和傳承中國傳統文化的功能，是一個長期的反思性實踐。運用人類學理論方法，轉變教學理念，改革教學內容和手段，僅僅是一個開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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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馬凌諾斯基.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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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佐藤學.課程與教師[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3.

[5]張意.文化與符號暴力[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6]滕星.民族教育概念新析[J].民族研究，19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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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當前高校人力資源現狀

1.人力資本的供給不足，抑制了人才資源效益的總體提高

美國經濟學家、現代人力資本理論創始人西澳多•舒爾茨在《論人力資本》一書中指出:人力是社會進步的決定性因素。但并非一切人力資源都是最重要的資源，只有通過一定方式的投資，掌握了知識和技能的人力資源才是一切生產資源中最重要的資源。為此，人力的取得必須付出代價、必須消耗資源、必須有資本投資。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教育投資供給的政府壓抑了社會各方面的辦學積極性，而政府有限的財力反過來又制約了對教育的投人。長期的教育設施落后、教育普及率低、教師待遇差等問題造成人力資本總量的供給不足，嚴重影響了人才資源的有效開發和合理配置;中國人口的過度增長，給經濟和社會發展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國家人力資本投資總體水平更為低下，對人才的成長產生了極為不利的影響，人才資源總體效益偏低。

2.受國際社會環境影響，人才資源外流嚴重

中國科技部徐冠華副部長在分析中國教育、科研整體水平時談到，我國從事科技活動人員約281"4萬人，其中科學家和工程師達149萬、在校大學生340萬，這組數據說明我國的人才資源總量并不少;但另一組數據統計顯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每年平均出國留學約2萬人，累計達40多萬人，其中學成歸國者10多萬人、國外在校學習10多萬人、回歸率為33.3%。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回來的人才中又有少數倒流回去，說明中國目前人才的流失情況是嚴重的。而據聯合國統計，僅美、加、英三國在80年代就從世界人才流人中獲益500億美元，進人90年代后期，發達國家的此項收人更是有增無減。

3.人才資源配置不當，人才結構不合理，嚴重影響著高校辦學效益

目前我國的人才資源呈現以下情況:一是人才資源結構不合理。一是在人才的區域分布上，中心城市和發達省區人才比較密集，而資源豐富和國家重點開發地區卻人才稀少;二是人才在產業結構中的分布不均勻，有的新興產業、支柱產業、重點領域、重點學科和重點企業的人才，特別是直接創造經濟效益的生產第一線的人才嚴重短缺，而現有人才卻大多集中在黨政機關和事業單位;三是有的高校師生比失調(據統計，1997年直屬高校師生比為1:11左右，發達國家為1:15-20)，造成人才資源的浪費，有的高校在人才培養方面缺乏計劃性、預見性和超前性，導致需要的專業人才短缺而不需要的專業人才積壓;四是高校人才的自由流動度較低，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人才資源優勢的充分發揮。這種情況帶來兩方面的嚴重后果:一方面是結構性失衡造成人才浪費，使之難以適應新興產業的快速發展和整體經濟結構的現代化;另一方面是人才資源的浪費使有限的人才資源需求矛盾更加突出;這樣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人才資源優勢的合理配置與充分發揮。因此，合理、科學地進行高校人才資源開發與優化配置刻不容緩。

二、實行人沖管理，合理開發與優化

藺已王人力資妹舒爾茨曾指出:在信息社會中，“空間、能源和耕地并不能決定人類的前途，人類的前途將由人類才智的進化來決定”。事實證明，人力資源素質差、人才資源匾乏的國家在國際上是沒有競爭力的。面向新世紀，我國把人力資源開發作為重要的發展戰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1.樹立人本管理思想

管理中的人本觀念即指管理主體在管理實踐中確立、并應用于管理實踐的一切都從人出發，以人為根本，旨在調動人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高校管理應充分重視人的因素，牢固樹立人本管理思想。首先，以人事分配制度改革為重點的校內管理體制改革應破除傳統觀念，充分體現高校人才資源高度開放的思想，樹立正確的人才價值觀和不拘一格的選才觀，按照公開、公平、公正原則，努力形成一套適應經濟發展需要，有利于人才成長的用人機制;其次，根據實際情況建立一套有效的動態管理機制，把選好人、用好人、育好人、留住人作為人才管理部門的主體工作，使高校人才資源開發與優化配置形成良性循環，這也正是高校興旺發達的希望所在。如果只是將人事部門的牌子換成“人才開發管理部”或“人力資源部”，實際工作仍停留在傳統的靜態管理上，其結果是嚴重挫傷了人的自尊心和積極性，最終使高校管理的既定目標難以實現。

2.建立合理的人才激勵機制，優化配里教師資源

根據可持續發展理論，首先應注重教師的綜合管理、合理配置、優化組合及平衡發展;其次，應注意教師與教師之間的優化配置，努力實現“能崗配置”。應以落實各類人才工程計劃為重點，選拔和培養一批在國內外學術界有一定影響、能擔當跨世紀重任的學科帶頭人，但同時絕不能忽視所有教師的培養培訓工作，力爭每一個教師都上升到“人才”的境界;第三，根據教師的業績和實際需要，啟動用好人才建功立業的加速器，即制定多類型、多形式的獎勵政策，使教師挖掘出自身的最大潛力。這種獎勵應有多種形式，如表揚、得到同事的承認、提高個人威望以及提高工資、多發獎金等等;第四，可將不同能級的人才相互配置，以形成一種最佳能力結構或能力場，即把不同的“位”、“崗”、“資”、“責”、“權”、“利”分配給具有不同能力的人，從而實行培養能力與運用能力相統一，使人盡其才，避免由于人才資源配置不合理而造成的浪費。

3.尊重知識，尊重人才，保持高校穩定

總書記在北戴河會見部分國際科技專家和社會科學家時強調:“人才問題，關系黨和國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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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民商法學理論上，與證券有關的概念數量眾多，分層別類，實為繁雜。盡管各種證券法、票據法著作無一例外的對該問題進行了或多或少的探討，但各家學說不一，且對于各種證券相關概念的介紹更多的是流于形式，并未起到應有的提綱挈領作用。筆者試圖綜合各家學說，通過將不同的證券概念納入不同層次的方式，進行逐級類型化，最終提出具有概念體系意義的證券類型化理論，作為證券權利客體制度與證券法律制度的理論接口，并厘清證券分類方式的適用規則和證券性質的描繪規則。

一、證券類別體系化的思路與目標

（一）證券類別體系化的思路

證券類別體系化的思路，主要包括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證券樹型結構分層與同層證券分類。筆者將各種體系化指標區分為兩大類，一類是用于按照層級化的方法對證券種類進行體系化，稱為“證券分層”；另一類是用于對不同的層級證券內證券的區分，稱為“證券分類”，兩者結合，構成整個證券分類體系。證券分層是一種樹型結構，逐級展開而沒有交叉；證券分類則是在證券分層的不同層次，從不同的角度對該層次證券進行的分類，具有交叉性的特點。各種學說對于證券的體系化之所以顯得混亂，其主要原因在于只注意到了各種證券分類的交叉性，而沒有區分其層級性。以票據為例，有學者列出了票據的十種分類屬性：設權證券、有價證券、金錢證券、債權證券、文義證券、要式證券、無因證券、流通證券、提示證券和繳回證券。[1]另有學者列舉了九類屬性：設權證券、要式證券、文義證券、無因證券、金錢證券、債權證券、提示證券、繳回證券和流通證券。[2]考慮到后者所稱證券實際上是指有價證券，二者對于同樣的列舉內容竟然作了完全不同的順序排列，凸現出證券分類體系的混亂性。另外這樣的羅列方式如果不考慮證券性質的層級性，根本沒有任何意義。部分教科書甚至沒有區分證券種類與證券分層、證券分類，也可能造成一定的混淆。[3]因此本文首先希望通過構建分層體系，再對每一層級的證券適用不同的分類標準。

第二，分層標準選擇與同類型合并。證券分層標準實際上也是一種分類標準，只不過是作為整個證券類型化體系的主干。證券分層體系在每一下級層級可以選擇的路徑很多，分層路徑的選擇具有目的性。證券分層體系不是為分層而構建，而是通過這種分層體系的構建將重要的證券類型，按照類型化的層次，將法律規定的對象逐級剝離出來，納入最后展開層級，成為某些法律制度的調整對象，需要指出的是，傳統民法以貨幣證券（票據）為分類核心，隨著資本證券市場的不斷發展，現在的分類體系已經呈現出貨幣證券和資本證券兩大分類核心。在同層證券的分類上允許樹型展開結構之外的多種分類標準存在，但每種標準必須保持其一致性。按照每一分類標準進行的分類同時決定了該分類項的排列順序。對于統一標準下的同類型進行合并，減少不必的分類項以避免混亂。

第三，二分法與多重劃分相結合。同一層級上的分類可能存在典型的二分法與不典型的多重劃分的多種選擇。凡是對證券的二分法，均是以其中一類為分類核心，通過某一分類指標，將另一類證券排除開，凸現剩余部分的重要性，并作為下一層級分類的上位概念。多重劃分有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某一分類標準實質上存在一定的漸變性質，因此可能同一標準下區分出兩個以上的類型。另一種情況是兩個或者兩個以上的二分法交叉適用的結果，只是分類上的習慣，顯現出同一層級上的多重劃分。對于每一種證券分類的方式，首先應該判定其分類方法的實質，才能夠把握其分類的效果。無論是二分法還是多重分類，只要堅持一條單一而不交叉的分類路徑，就能夠獲得另一個重要的分類效果——分類結果的平面化，即將不同分類層次的被排除項與最后一個層次的分類項并列起來，不會產生交叉。第四，以法律規定為導向，兼顧商業習慣。對于證券種類的確認和分類以法律明文規定為導向，避免分類的過于理論化而脫離了實際運用的目的。這種分類的指導方式最重要的價值在于每一種分類在其適用的層次上，都能夠與某種法律制度相對應，保證其實用性，這一點與物的分類原理是相通的。有學者根據證券表彰的權利是否具有財產性，將證券分為財產權證券、非財產權證券，后者典型如會員卡、出席證。[4]這種分類并沒有對應的法律調整規范與之對應，因此本文也不納入分析框架。分類過程中也應兼顧商業習慣，尤其對于有價證券、證券等用語的稱呼，保持其用語方式的前提下，用廣義與狹義的概念進行區分，例如區分廣義證券和狹義證券，廣義有價證券和狹義有價證券。更為重要的是，整個證券分類體系實質上是以廣義有價證券為構建核心，而這個概念的內涵實質上是列舉式的，即以實現商業交易作為納入廣義有價證券的標準。因此，即使在學理上部分證券具有廣義有價證券的屬性，由于商業交易習慣的限制，仍然不納入廣義有價證券體系中去，避免由于強制性的理論分類導致與實務的脫節，這一點在彩票、大額存單、代金券和請求交付一定范圍內的不特定物的商品券[5]上表現得特別明顯。這些證券都具有一定的有價證券的特征，但如果納入廣義有價證券分類體系，將大大沖擊分類的科學性與合理性。

（二）證券類別體系化的目標

證券類別體系化的目標，包括基本目標和理想目標兩個層次。基本目標是構建一個體系化的證券分類體系，包括以下三個方面：第一，兼容通說對各種證券分類的判斷。筆者試圖協調各種《證券法》、《票據法》教科書、專著、論文對于證券分類的各種描述，在確定與合并不同稱謂同一所致的分類前提下，以通說對于各種證券類別的分類描述作為研究的考察目標。第二，用不完全歸納方法構建證券層級。在確定證券分類的通說前提基礎上，推定將要構建的證券分類體系能夠確保兼容通說的分類，用不完全歸納的方法，反向推導證券應有的層級和每一層級上的分類。第三，基于證券層級和分類檢驗體系正確性。將通說認定的各種證券分類納入建立其的證券分類體系進行檢驗，確保每一層級的確立和層級上分類方式與通說相同。同時對于尚未定性的疑難證券分類和部分可能存在爭議的分類提出我們的建議，另外也將揭示一些證券較為被忽略的分類屬性，以確定與該類證券分層和分類所對應的法律制度的適用性。

理想目標是通過該分類體系定義證券類別。如果本項研究能夠到達上述基本目標，所帶來的體系效應就是每種證券按照層級遞進和同級分類并列交叉的方式，一定能夠篩選出一定數量的分類屬性用于描繪某一實際的證券種類。那么，對于證券的分類描述將體現出三個體系強制特點：第一，描繪順序上應該按照上下層級遞進關系進行，這樣能夠逐步縮小分類的范圍，便于相應法律制度的適用。第二，在同一層級上，不同的分類標準通過交互分類的方式，能夠將下一層級的分類對象較為清晰的區分出來，但同時也可能出現空項。空項的出現提示了新的證券種類誕生的可能。第三，通過這樣的方式定義出的證券類別，應該是唯一確定的，否則應該引入新的分類標準，或者是分類體系上出現了問題。因此某種意義上講，證券分類的理想目標同時也是檢驗證券分類體系構建的最嚴格標準。

二、證券層級的區分與展開

根據上述體系化思路和目標，經過筆者的分析，擬將整個證券體系分為四個層級：第一層級是證書與廣義證券的區分；第二層級只針對廣義證券展開，分為特殊證券和廣義有價證券兩類；第三層級在特殊證券和廣義有價證券體系中分別展開，其殊證券分為金券、資格證券、信用證券和其他證券四種，廣義有價證券包括物品證券和狹義有價證券兩類。第四層級在狹義有價證券中展開，分為資本證券和貨幣證券，其中貨幣證券主要是指票據，資本證券包括股票、債權以及各種證券衍生品種。具體分類方式及其說明如下：

第一層級之一：證書

史尚寬先生認為，與私法上之權利義務有關系的書據都可以被稱為證券，按其在法律上之效力，大致可以分為二類乃至三類，即分為證書與有價證券之二類或與起外加上資格證券一共三類。[6]證書與廣義證券的區分，是劃定證券范圍的最基本路徑。對此謝懷栻先生提出了兩種區分方式：按照“作用說”，證書只有證明作用，與權利本身沒有關系，而證券是行使權利的充分條件。按照“結合說”，證書只是從權利以外來證明權利的存在，不與權利相結合，所以行使權利與持有證書無關。而證券是權利與證券憑證的結合。[7]需要指出的是，部分臺灣學者所說的“證權證券”，如所有權狀，實質為證書。[8]而許多關于有價證券的文獻中，均提到了保險單，實際上保險單只是一種合同書，屬于證書而已。

第一層級之二：廣義證券

我國學術界通說認為，廣義的證券包括金券、資格證券和廣義有價證券三類，這種分類的標準是證券憑證與權利的結合程度。如果是按照這樣的分類方式，則證券的分類排列順序應該是金券、廣義有價證券和資格證券，只是因為證券分層體系的目的性，需要將資格證券剝離出來，突出廣義有價證券的地位。具體來說，金券與證券權利密切結合，不可分離。廣義有價證券與證券權利只能經過特殊程序分離，與金券一樣，都是行使權利的充分必要條件；資格證券與證券權利實際上可以通過其他證據證明分離，因此是行使權利的充分非必要條件。

我國臺灣地區學者對于證券的研究，一般是重寬泛的角度理解，幾乎所有與權利有關的契據、憑證都可以被稱為證券，只不過以廣義有價證券為研究主體，其他證券只是陪襯。[9]例如曾世雄先生認為，證券，實質上乃表彰私權利之書據。準此以言，凡紙張記載一定之文字，足以表彰私權利之法律關系者，不問其名稱為飯票、車票、電影票、提貨單、倉單、房屋所有權狀、土地所有權狀、門票，均為證券。[10]因此有臺灣地區學者提出，有價證券之外另有特殊證券，包括證明證券、免責證券、現金證券、信用證券。[11]所謂證明證券，實際上就是證書；所謂免責證券，實際上就是資格證券；現金證券大致相當于金券。這樣的觀點實質上是將多層分類平面化后，將有價證券突出出來，而沒有顯示出證券類別體系化應有的結構，但有兩點可借鑒之處：第一，將信用證券獨立出來，指稱僅具有供應信用功能的證券，如銀行發行的信用證、信用卡。第二，使用了特殊證券的概念，凸現出了廣義有價證券。我們建議，借鑒這種分類方法，略加改造，在第二層級，將廣義有價證券單獨分離出來，特殊證券再進行分類，便于在廣義有價證券領域進行更加技術性的展開。

第二層級之一：特殊證券

特殊證券包括傳統民法所稱的金券、資格證券以及信用證券，這三種列舉式的類別自成一體。另外，對于商事交易上未納入廣義有價證券分類的其他證券，作為開放的體系存在。

第三層級之一：金券

傳統民法認為的金券又稱金額券，是標明一定金額并為特殊目的而使用的、證券形式與證券權利密不可分的證券，其典型形式是郵票和印花。一般認為，金券具有三個基本特征：第一，證券形式與證券權利密不可分；第二，金券是為特殊目的而使用的證券形式，如郵票用于信件郵寄，印花則只為繳納印花稅而使用；第三，金券由國家或國家授權機構制作，在形式上具有標準化和一律化的特點，任何其他機構或個人無權隨意制作或隨意變更其記載的內容。事實上，后兩者都是對郵票和印花的總結，只有權證密不可分才是金券的本質特征。

需要指出的是，貨幣不是金券。有部分學者認為，貨幣，特別是紙幣屬于金券。[12]筆者傾向于贊同謝懷栻先生認為的紙幣本身就是財產，而并非代表財產，[13]同時也認為，貨幣的本質是一般等價物。[14]至于金券和貨幣本身的某些類似性，只不過是適用規則的類似性而已。

第三層級之二：資格證券

資格證券[15]是表明證券持有人具有行使一定權利的資格的證券，凡是持有并出示證券者，被推定為享有并有資格行使權利的人；拒絕向持券人履行義務的，須提供確切證據。若法律有特別規定的，且證券持有人能以其他方式證明其權利人資格，則無須持有證券即可行使權利。學者列舉的資格證券典型包括銀行存折、車船票、存車票、行李票等，筆者認為可以進一步分為積極資格證券和消極資格證券。積極資格證券即服務證券，即證券義務人對證券權利人有提供一定服務義務之證券。[16]如車船票、門票和購物票證（如糧票、布票等）。其中，購物票證有時被稱為無價證券，如山西省交城縣1962年購物分值卡片背面便印有“本證系無價證券，不記名，不掛失，允許互相轉讓，妖嚴禁倒販買賣”等字樣。[17]消極資格證券即保管證券，如銀行存折、存車票、行李票等。

第三層級之三：信用證券

所謂信用證券，是指僅具有信用功能之證券，而不具備有價證券流通之本質，如銀行信用證和信用卡。[18]

第三層級之四：其他證券

本類別用于安排一些難以納入傳統類別的證券，例如彩票、無記名大額存款單等。不少學者認為，彩票屬于一種有價證券，[19]其理由是彩票上的權利與彩票密不可分，因而彩票不屬于資格證券或者免責證券，進而認為彩票不屬金券，因此就是有價證券。[20]這種論證的邏輯較為混亂，按照該作者的思路，既然權利和憑證密不可分，應該被認定為金券而非有價證券。現行的《彩票發行與銷售管理暫行規定》、《中國福利彩票管理辦法》和《中國體育彩票管理辦法》都將彩票定性為“有價憑證”，實際上難以納入以資本證券和貨幣證券為分類核心的廣義有價證券系統。鑒于我國首部《彩票管理條例》已經提上國務院議事日程，并有望于明年出臺，[21]建議堅持這種表述，避免不必要的糾紛。無記名大額存款單具有類似性質。

第二層級之二：廣義有價證券

廣義的有價證券是記載和反映財產權利的證券的總稱。如《瑞士債務法》第965條規定“有價證券是一切與權利結合在一起的文書，離開文書即不能主張該項權利，也不能將之移轉于他人”《蒙古民法典》第78條第1款規定：“有價證券是證明償還一定數額之金錢的請求權、已在股份公司投資并因此享有的收益權，以及對財產及法律規定的其他財產權的接受和處分權的文件。”[22]廣義有價證券包括狹義有價證券和物品證券兩類。狹義有價證券又稱金錢證券，物品證券又稱為非金錢證券，作此區分，應該是針對物品證券而作，主要是解決傳統民法的給付不能問題。[23]

第三層級之一：物品證券

物品證券，也稱為“商品證券”、“貨物證券”，是指針對特定商品擁有提取請求權的證券，它表明證券持有人可憑證券提取該證券上所列明的貨物，其典型類型包括提單、倉單。

第三層級之二：狹義有價證券

商品經濟高度發達的時期，有價證券成為了信用手段，因此狹義有價證券，包括貨幣證券和資本證券，實際上就是商事信用工具，這才是法律關注的重點對象，又根據其功能[24]分為貨幣證券和資本證券。事實上，為了強調二者的區分，理論上還創造了完全與不完全證券、絕對與相對證券、短期與長期證券等多個維度的分類方式，對此后文有詳細分析。第四層級的分類實際上就是證券分類的核心。

另外，還存在更為狹義的資本證券概念，僅指代表對一定資本所有權和一定利益分配請求權，而不包括債券。考慮到“國務院依法認定的其他證券”可能是債券，也可能是狹義資本證券，因此本文不再對資本證券作如此區分。

第四層級之一：資本證券[25]

資本證券就是常說的狹義證券，是指資金需求者通過直接融資方式向資金供應者直接獲得資金后，向資金提供者簽發的證券。資本證券作為獨立證券類別，關鍵在于其直接融資功能，是不完全、相對證券，是一種長期信用工具。根據《證券法》第2條，我國法上的不完全證券包括以下六大類：

第一類，股票。根據《公司法》第126條第2款的規定，股票是股份有限公司簽發的證明股東所持股份的憑證。

第二類，公司債券。公司債券是指公司依照發行程序發行的、約定在一定期限還本付息的有價證券。

第三類，政府債券。政府債券是指中央或者地方政府為了籌措財政資金，憑借其信譽按照一定的程序向投資者出具的、承諾到期償還本息的格式化債權債務憑證。

第四類，證券投資基金份額。基金是一種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集合投資方式，即通過發行基金單位，集中投資者的資金，由基金托管人托管，由基金管理人管理和運用資金，從事證券和產業投資。投資基金分為產業基金和投資基金，我國尚未頒布產業投資基金法。基金還可分為契約型（信托型）基金和公司型基金，我國目前尚未準許設立公司型基金，契約型基金適用《證券投資基金法》和《信托法》的規定。《證券投資基金法》同時規定了開放型和封閉型基金兩種類型。

第五類，證券衍生品種，包括權證、存托憑證（DR）和期貨交易合同等。權證是指標的證券發行人或其以外的第三人發行的，約定持有人在規定期間內或者特定到期日，有權按約定價格向發行人購買或者出售標的證券，或者以現金結算方式收取結算差價的有價證券。權證賦予權證持有人的是一種選擇的權利而不是義務，權證持有人可以根據市場請自主選擇行權還是放棄行權，且無須對自己的選擇承擔違約責任。權證按照其權利類型分為認購權證和認沽權證。認購權證，又稱認股權證，即看漲權證，是持證人在一定期限內，以確定價格購買一定數量普通股份的權利憑證。認沽權證就是看跌期權，認沽權證的意義是，權證發行人承諾在行權期內，認沽權證持有者可以按事先約定的價格把某個股票賣給權證發行人，權證發行人必須以事先約定的價格買入股票。存托憑證（DR）

存托憑證通常是指由一國之存托銀行收集并保管本國投資者于境外投資所獲得有價證券后，向該等投資者發行的代表投資者對原始有價證券享有證券所有權的流通證券。

期貨交易是相當于現貨交易而言的，期貨交易是指買賣雙方成交后，按契約中規定的價格延期交割。在期貨交易中買賣雙方簽訂合同，并就買賣證券的數量、成交的價格及交割期達成協議，買賣雙方在規定的交割時期履行交割。該合同本身可以作為交易的對象，是一種證券衍生品種。

第六類，國務院依法認定的其他證券。國務院通常通過如下三種方式認定其他證券：第一，國務院直接制定和行政法規認定其他證券；第二，國務院授權機構，如中國人民銀行，制定和行政法規認定其他證券。第三，國務院授權機構個案認定其他證券。

第四層級之二：貨幣證券

貨幣證券是替代貨幣進行支付和結算的有價證券，實際上就是“票據”，是指代表定額貨幣支付請求權的有價證券。[26]盡管不同學說對于票據的概念有不同的認識，本文所說的票據是指我國《票據法》規定的匯票、本票和支票三種。票據是一種完全、絕對證券，是短期信用工具。

三、不同層級上證券的分類方式及其對應的法律制度

在不同層級之上，理論和實務上對于證券還有其他分類方式，這些分類方式是依托于證券層級展開的。不同層級上的分類方式主要有以下種類：

（一）廣義證券的分類方式

廣義證券層級上的分類方式，主要包括技術性分類和從廣義證券中分離出票據的分類方法兩大類：

第一大類：技術性分類。對廣義證券的技術性分類主要包括以下兩種：第一，要式證券、非要式證券。按證券的做成方式是否必須依照法定形式作成才能產生效力為標準，證券可分為要式證券和非要式證券。要式證券通過對證券格式的要求達到一定的格式控制，確保其安全性和流通性。第二，流通證券、非流通證券。按照證券能否在社會上以公共性規則，進行公開的流通為標準，證券可分為流通證券和非流通證券。能在社會上依公共性規則進行公開流通的證券，為流通證券，如上市的股票、債券等；不能依公共性規則在社會上公開流通的證券，為非流通證券。有學者認為，流通證券是英美法概念，是指得以背書或者交付而轉讓的證券，其范圍較有價證券為窄。[27]這就證明流通證券與非流通證券的分類是廣義有價證券之上層次的技術性分類方式，在特殊證券中也同樣適用。

第二大類：從廣義證券中分離出票據，主要包括以下三種：第一，“狹義的有價證券”與“廣義的有價證券”。謝懷栻先生將“狹義的有價證券”等同于“完全的有價證券”，將“廣義的有價證券”等同于“不完全的有價證券”。[28]前者實際上是最狹義的有價證券，特指貨幣證券即票據，后者實際上就是指資本證券和物品證券以及資格證券，但不包括金券。這種分類方式實際上也是試圖將票據從其他證券中分離出來。

第二，設權證券與證權證券。依證券形式與證券權利設定之間的關系，可將證券分為設權證券和證權證券。設權證券是指證券所代表的權利本來不存在，而是隨著證券的制作而產生，即權利的發生是以證券的制作和存在為條件的。設權證券實質上是指票據。票據簽發前，當事人之間雖可有債權債務，但出票人簽發票據，為持票人設定了一個請求票據上載明的債務人“無條件支付一定金額”的權利，此種權利，與簽發票據前的債權債務徹底獨立，是“新生之權”。證權證券，是指旨在證明證券權利的證券。證權證券僅具有證券權利的證明作用，即使證券遺失或毀損，若有其他證據能夠證明權利人享有證券權利，權利人依然可以行使證券權利。典型的證權證券包括提單、倉單、記名股票等。

第三，無因證券與有因證券。所謂無因證券，又稱為“不要因證券”，是指證券效力與作成證券的原因完全分離，證券權利的存在和行使，不以作成證券的原因為要件的一類證券。“有因證券”，又稱為“要因證券”，是指以作成原因的有效性為證券有效的必要條件的證券。為了保持證券的無因性、法律上限制了證券上的抗辯種類，限制當事人在授受證券時進行審查的權利和義務。一般認為，無因證券就是指票據，[29]而其他證券，包括股票、債權、提單、倉單等都是有因證券。

（二）廣義有價證券的分類方式

在廣義有價證券上的分類方式是最為復雜的，包括以下五種：

第一，記名證券、指示證券、無記名證券、選擇無記名式證券與證券流通方式。這是對于有價證券最為基礎性的分類方式。一般認為，記名證券是指證券券面上記載權利主體的姓名或名稱的證券。無記名證券是指證券券面上不記載權利主體姓名或名稱。無記名證券的持有人被推定為證券權利人，得依照法律或相關規則的規定行使證券權利。指示證券是指由權利人以指示性文句確定的權利主體，通常使用于票據法領域，其規則類似于記名證券。除了上述三種權利人確定方式之外，還有一種復合變體，即選擇無記名式證券，證券上記載“權利人或持票人”為權利人，這種證券在使用上與無記名證券相同。[30]這種分類的效果區分主要體現記名證券與無記名證券之間，包括三個方面：第一，流通性。首先，記名證券具有“認人不認券”的特點，流通性相對較弱；無記名證券有“認券不認人”特點，往往具有較高程度的流通性。第二，安全性。記名證券的行使依照證券持有人與證券權利登記人的一致性加以判斷，提高了證券的安全性；無記名證券則依行為人持有證券券面的事實加以認定，不排除持券人并非合法持有人。第三，證券遺失后果。記名證券遺失或毀損的，可依照訴訟法規定的公示催告程序，申請注銷原證券并補發新證，但無記名證券則不掛失，即使有充分證據證明證券遺失，也不補發新證。與記名證券、無記名證券對應的法律制度是證券的移轉方式，記名證券通過背書方式轉讓，無記名證券通過交付方式轉讓，因此記名證券也被稱為背書證券，無記名證券被稱為交付證券。

第二，物權證券和債權證券、社員權證券。依證券上所載權利為標準，廣義有價證券可分為債權證券、物權證券及社員權證券，這是一種依托民法學理論對財產權分類的分類方式。[31]所謂債權證券，即以債權作為客體的廣義有價證券。物權證券是指以物權作為證券表彰內容的證券形式。“其內容雖系以證券所記載貨物之交付為目的之債權；但其證券之交付，與物品之交付有同一之物權的效力。”[32]此時，從物的流通角度來講，被記載于證券上的貨物已由提單、倉單及載貨證券所代替，具體物已表征化為有價證券。在我國法律中，提單、倉單是典型的物權證券。所謂的社員權證券，即是社員權的證券化，典型的就是股票，是股權的證券化。關于債權證券與免責證券的關系是值得探討的理論問題，傳統民法認為免責證券與資格證券是同義詞。例如在謝懷栻先生的經典分類中，對于有價證券的舉例僅限于票據和各種債券，且在其闡述的“資格證券”與“有價證券”中均提到“持有證券的人可以憑證券向義務人行使一定的權利，義務人（依照證券負有義務的人）向持有證券的人履行義務后即可免責”的共同點。[33]按照謝懷栻先生自己的闡述，債權的有價證券包括三類：（1）以請求金錢為債權內容的金錢證券，包括票據和各種債券；[34]（2）以請求交付物為債權內容的物品證券，如倉單、提單，以及請求交付一定范圍內的不特定物的商品券。（3）其他給付為債權內容的有價證券，如車票、電影票等。[35]但后文又提出倉單和提單兼有物權的有價證券性質，[36]因此筆者建議按照合并同類型的分類思路，確認“免責證券”等同于“債權證券”，后者恰恰揭示了“免責”的含義，這樣有助于消除由于分類標準不同造成的混淆，減少分類上的困惑。有學者認為作為娛樂場所門票的“磁卡”是有價證券，同時又是免責證券，[37]實際上就混淆了這兩種分類的層級，因為免責證券必然是廣義有價證券，但又可能不屬于狹義有價證券。

第三，政府證券、金融證券和公司證券。一般認為，按證券發行主體的不同，證券可分為公司證券、金融證券和政府證券，事實上還存在個人證券，如個人支票，但一般關注較少。公司證券是指公司、企業等經濟法人為籌集投資資金或與籌集投資資金直接相關的行為而發行的證券，主要包括股票、公司債券、優先認股權證和認股證書等。金融證券是指銀行、保險公司、信用社、投資公司等金融機構為籌集經營資金而發行的證券。主要包括金融機構股票、金融債券、定期存款單、可轉讓大額存款單和其它儲蓄證券等。政府證券是指政府財政部門或其他機構為籌集資金，以政府名義發行的證券，主要包括國庫券和公債券兩大類。這種分類的法律意義在于發行條件不同。公司證券發行條件最為嚴格，政府證券最為寬松。[38]

第四，上市證券與非上市證券。按證券是否在證券交易所掛牌上市交易，證券可分為上市證券和非上市證券。上市證券，又稱掛牌證券，是指經證券主管機關批準，并向證券交易所注冊登記，獲得在交易所內公開買賣資格的證券。非上市證券，也稱非掛牌證券、場外證券，是指未申請上市或不符合在證券交易所掛牌交易條件的證券。上市證券流通必須遵守證券法及證券交易所置頂的嚴格交易規則，非上市證券的交易規則相對簡單扼要。[39]第五，資本證券與非資本證券的區分。資本證券與非資本證券的區分，是一種對于廣義有價證券區分物品證券、貨幣證券和資本證券三類基礎上，將資本證券獨立出來的技術性分類，包括如下幾種區分方式，實質上也是對應的法律制度：

第一，集中發行（公共）有價證券和個別發行（商業）有價證券，前者相當于資本證券，后者相當于物品證券和貨幣證券。

第二，文義證券和非文義證券，這是按照證券上權利與所載文義之間關系的分類。一般認為，證券上權利的內容僅依證券記載確定，對于證券的善意取得人，證券義務人不得以證券上未記載事項相對抗，此種證券即為文義證券。文義證券實質上就是物品證券和貨幣證券，而資本證券就是非文義證券。

第三，提示證券與非提示證券。提示證券是指證券持有人向債務人請求履行證券上的義務時，必須向債務人提示其證券的有價證券。提示的意義在于讓義務人人知曉權利人證券上的權利而便于履行，因此如果持有人未提示其證券而請求履行義務，債務人不因到期未履行而負遲延責任。提示，分提示承兌和提示付款，主要適用于物品證券和貨幣證券，而不適用于資本證券，因此也是區分資本證券與非資本證券的一種方式。

第四，繳回證券與非繳回證券。繳回證券又稱“返回證券”，是指證券持有人只有交出證券才能受領給付的有價證券。實務和理論上很少有人作此區分，只是在對于物品證券和貨幣證券的描繪中，正面使用這一描述。而從理論上講，資本證券行使權利無需繳回證券，因此，也可以認為這是一種資本證券與非資本證券的區分方式。

第五，以證券之給付人為標準，非資本證券可以分為自付證券與委托證券，資本證券不存在給付問題，不適用這種分類，這也是資本證券與非資本證券的一種區分。前者為證券發行人自己為給付者，如倉單、提單、本票等。后者乃委托他人為給付者，如匯票、支票等。正式由于存在委托證券，才又出現了承兌的問題。承兌是指票據付款人承諾在票據到期日支付匯票金額的票據行為。

（三）狹義有價證券的分類

狹義有價證券的分類方式主要有以下兩種：

第一，完全有價證券與不完全有價證券，也稱絕對證券與相對證券的分類。按照證券上權利的獨立性，學理上將狹義有價證券分為完全有價證券和不完全有價證券。[40]所謂非完全有價證券，又稱為“相對證券”，是指民事權利的設定或者行使、轉讓無須與證券形式相結合的有價證券。在最典型的意義上，非完全有價證券之持有人的權利取得或產生，無須與證券形式相結合，但證券權利的行使和轉讓應以持有證券為必要。所謂完全有價證券，又稱為“絕對證券”，是指凡是民事權利的設定、行使和轉移都必須與證券行使相互結合，并以證券行使的存在作為前提的證券。因此，完全有價證券作為對私權的表彰形式，其證券形式與證券權利在權利設定、行使和移轉三方面具有密不可分的關系，這種證券也稱為“絕對證券”。葉林教授認為，在理論上，同時符合上述三個屬性的證券，事實上僅指票據。學者常表述不完全有價證券是證權證券，而不是設權證券，實踐中常見形態就是資本證券。[41]而一般認為貨幣證券具有設權證券和完全證券性質，資本證券則是證權證券和非完全證券。這些表述似乎讓人誤解為完全有價證券既然是特指票據，者就應該是廣義證券中分離出票據的方法，其實不然。“完全”與“不完全”的這種分類，實際上僅用于狹義有價證券的分類，而不適用于物品證券，也不適用于其他廣義證券，只有這樣，得出的結論才能夠與上文從廣義證券中分離出票據的方法保持理論上的一致性。

第二，短期信用工具與長期信用工具的區分，這實際上是一種會計學上的分類。票據屬于短期信用工具，在貨幣市場上，一定條件下可以轉讓和流通。以債券、股票等形式存在的資本證券，屬于長期信用工具，在資本市場上，可以流通，具有交易價格。習慣上，人們通常所說的證券，是指資本市場上的債券、股票等長期信用工具，資本市場也因此稱作證券市場。

（四）貨幣證券（票據）的分類方式

所有的有價證券制度，在票據上都發展到了極點，表現得最為典型，所以票據法就成為了現代證券法的核心。[42]因此許多有價證券的分類，實際上都是專門為了指稱票據而作的。有學者認為，我國主流民法教材[43]認為的有價證券是設定并證明某種財產權利的文書的觀點是錯誤的，混淆了有價證券、設權證券和完全有價證券混淆了，認為有價證券與設權證券是交叉關系。其理由在于引用德國法分類，認為與設權證券相對的是宣言證券，并舉例遺囑和記載不動產物權之移轉或設定之書面文書。并認為設權證券記載的權利并不都是可移轉的權利，甚至并不都是財產權利，因此認為設權證券不必是有價證券。[44]筆者認為，遺囑和不動產物權變更文書，都屬于證書而不是證券，不應該納入證券考慮。而非財產權的設權證券，更是不知所指，非財產權包括人格權和身份權，二者似乎不能以證券方式設定。因此，設權證券實際上就是專指票據。無怪乎該文作者也承認：事實上大部分有價證券都不是設權證券，如股票、公司債券、提單、倉單等。不過，若干有價證券（如票據）因同時兼具設權證券之性質，學理上稱之為完全有價證券。[45]如前文所述，完全有價證券實質上就是指票據。有關票據的分類方法又分為票據內部體系的技術分類與票據種類自身的分類兩大類：

第一大類：票據體系內部的技術性分類。許多被學者提到的分類方法，實際上是僅針對貨幣證券的技術性分類，用于區分出支票、匯票和本票等實際運用的票據種類。適用于各種票據的常見分類方式主要是幾種：第一，支付證券與信用證券。[46]以票據的性能，即票據的授受是依據信用還是依據現實資金關系，以及票據的支付期限為標準，票據可分為信用證券和支付證券。以金融機構信用為基礎的票據是支付證券，即支票；以發票人自身信用為基礎的票據是支付證券，即匯票和本票。第二，通常有價證券和準有價證券，其分類標準是有價證券之形式是否完備。證券上記載之文字，足以形成證券法律關系者，是為通常有價證券；證券上記載之文字，尚須補充方可形成證券法律關系者，為準有價證券，例如空白授權票據。[47]第三，即起證券和遠期證券。理論上講，匯票和本票除見票即付外。還可以另外指定到期日，但我國《票據法》只規定了即起匯票與遠期匯票，本票僅限于見票即付。

第二大類：各種票據種類自身的分類。還有一些證券的分類，則更純粹的是匯票、本票和支票自身的不同種類，已經不能作為分類方式來使用，如根據常見的不同標準，匯票可以分為銀行匯票與商業匯票、光票與跟單匯票、一般匯票與變式匯票等，本票可以分為銀行本票和商業本票、國內本票和國際本票，支票可以分為普通支票、保付支票、劃線支票和轉帳支票。票據的種類受到法律的限制，例如目前我國只有銀行本票，而沒有商業本票，支票只有普通支票、現金支票和轉帳支票等。

四、證券分類方式的適用規則與證券性質描繪規則

（一）不同層級分類方式的適用規則

筆者建立本證券分類的目的，是為了厘清不同層次上各種分類標準的關系，因此不同層級的分類方式本身也必須統一適用證券類別體系化帶來的體系化效應。不同層級證券分類方式的適用規則主要包括以下幾條：

第一，上級分類方式可用于本層級和下級分類。按照證券分類層級展開的證券類別體系，其主要效果之一就是區分不同分類方式的適用層級，層級越高的分類方式，自然可以適用于本層級和下級分類各個層級中的各種證券分類和證券類別。一些適用性可能在單獨列舉時候被學者忽略，但通過體系化的解讀，我們能夠將一些高層級的分類方式，引入到某些證券類別上，同時引入的就是這種分類方式所對應的法律制度。

第二，下級分類方式不能適用于上級分類方式中其他類別。與第一條規則相反的，就是下級分類不能適用于上級分類中的其他類別。以廣義有價證券為例，適用于該層級的分類方式，如記名證券、無記名證券，物權證券、債權證券和社員權證券，政府證券、金融證券和公司證券等分類方式，都無一例外的可以適用于物品證券和狹義有價證券，進而適用到資本證券和貨幣證券，但這些分類卻不能適用于任何一種特殊證券，更不可能適用于證書。特別需要注意的是，盡管記名與無記名的法律技術可以適用于部分特殊證券，但這種法律技術與廣義有價證券意義上的記名和無記名證券的含義是不同的，后者與相應的法律制度和交易制度相聯系。作出這種層級區分恰恰是為了保證這些法律制度和交易制度運作的純潔性。

第三，同一層級上不同分類方式的交叉適用規則。包括分層標準在內的同一層次上的不同分類方式，對于該層次以及該層次下的所有證券分類和類別都可以交叉適用。其基本規則是，在每一種分類方式中只能選擇一種類別，分類標準之間不能混淆。

（二）證券性質描繪規則

上述不同層級分類方式的適用規則，同時也適用于證券性質的描述，能夠解決證券性質描述中的層次、順序和數量問題，并避免錯誤和混淆。筆者建議，按照分類層次從高到低、同一層次以分層方式為主的順序排列對證券的描繪，未涉及則不列，如記名、無記名等技術性類別。以票據為例，應該包括三個層次的性質描述：第一層級：要式證券、流通證券、設權證券、無因證券；第二層級：狹義有價證券、債權證券、個別發行證券、文義證券、提示證券、繳回證券；第三層級：金錢證券、完全有價證券（絕對證券）、短期信用工具。對于各種不同的票據種類，在票據性質的基礎上，再增加描繪：支票是委托證券、支付證券，本票是自付證券、信用證券，匯票是委托證券、信用證券。這樣才不至于遺漏，也不會發生混淆。

【注釋】

[1]參見梁宇賢：《票據法新論》（修訂新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20－22頁。

[2]王志誠：《票據法》，臺灣元照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52-58頁。

[3]參見葉林：《證券法》（第二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1－16頁。

[4]曾世雄、曾陳明汝、曾宛如：《票據法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8頁。

[5]參見謝懷栻：《票據法概論》（增訂版），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頁。

[6]史尚寬：《有價證券之研究》，載鄭玉波主編：《民法債編論文選輯》（下），我國臺灣地區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1361頁。

[7]參見謝懷栻：《票據法概論》（增訂版），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4頁。

[8]曾世雄、曾陳明汝、曾宛如：《票據法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8頁。

[9]參見范中超：《證券之死——從權利證券化到權利電子化》，知識產權出版社2007年版，第21頁。

[10]曾世雄、曾陳明汝、曾宛如：《票據法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頁。

[11]王志誠：《票據法》，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16-20頁。

[12]張谷：《商法，這只寄居蟹——兼論商法的獨立性及其特點》，載高鴻鈞主編：《清華法治論衡－法治與法學何處去（下）》（第6輯），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13]謝懷栻：《票據法概論》（增訂版），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3頁。

[14]參見楊立新、王竹：《論貨幣的權利客體屬性及其法律規制》（未刊稿）。

[15]傳統學說認為“資格證券”與“免責證券”系同一所指，本文研究后認為，“免責證券”范圍更大，參見后文。

[16]張谷：《應久慶訴上海杰西公司案的法律分析》，中國民商法律網。

[17]/mini/shopstation/SHOP/detail.asp？table=供應票&id=76517。

[18]王志誠：《票據法》，臺灣元照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19-20頁。

[19]韓世遠、邢軍：《彩票合同四題》，《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3期。

[20]韓世遠：《彩票的法律分析》，《法學》2005年第2期。

[21]參見《問題探討：彩票立法值得期待》，《工人日報》2007年12月9日。

[22]海棠、吳振平譯：《蒙古國民法典》，中國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31頁。

[23]參見曾世雄、曾陳明汝、曾宛如：《票據法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4頁。

[24]董安生：《票據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4頁。

[25]參見葉林：《證券法》（第二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8-25頁。

[26]參見董安生：《票據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4頁。

[27]謝懷栻：《票據法概論》（增訂版），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9頁。

[28]參見謝懷栻：《票據法概論》（增訂版），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9頁。

[29]參見王志誠：《票據法》，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14頁。

[30]參見謝懷栻：《票據法概論》（增訂版），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1頁。

[31]參見謝懷栻：《論民事權利體系》，《法學研究》1996年第2期。

[32]史尚寬：《有價證券之研究》，載鄭玉波主編：《民法債編論文選輯（下）》，我國臺灣地區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1366頁。

[33]參見謝懷栻：《票據法概論》（增訂版），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3－4頁。

[34]相當于該書前文的“有價證券”，參見謝懷栻：《票據法概論》（增訂版），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4頁。

[35]相當于該書前文的“資格證券”，參見謝懷栻：《票據法概論》（增訂版），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3頁。

[36]參見謝懷栻：《票據法概論》（增訂版），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頁。

[37]張谷：《應久慶訴上海杰西公司案的法律分析》，中國民商法律網。

[38]參見葉林：《證券法》（第二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4頁。

[39]參見葉林：《證券法》（第二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5頁。

[40]參見董安生：《票據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7頁。

[41]葉林：《證券法》（第二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頁。

[42]謝懷栻：《票據法概論》（增訂版），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頁。

[43]按照張谷先生的列舉，包括佟柔主編《民法原理》，法律出版社，1983年，75頁；王利明主編《民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93頁；魏振瀛主編《民法》，北大和高教出版社，2000年，127頁。參見張谷：《商法，這只寄居蟹——兼論商法的獨立性及其特點》，載高鴻鈞主編：《清華法治論衡－法治與法學何處去（下）》（第6輯），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注釋94。

[44]張谷：《商法，這只寄居蟹——兼論商法的獨立性及其特點》，載高鴻鈞主編：《清華法治論衡－法治與法學何處去（下）》（第6輯），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篇7

[中圖分類號] G20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8129（2017）01-0016-04

一、荊楚文化精神的魅力與價值

文化是一個國度、一個民族的靈魂和血脈，是人民的精神家園。一個國家和民族文明富強的主要表現在文化繁榮發展方面。在中華文化的一體多元中，自春秋戰國時期起，荊楚文化便放射出光彩奪目的光芒。從尹吉甫的“天生丞民，有物有則”，到季梁的“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從文種的“施民所善、去民所惡”，到屈原的“上下而求索”；從張揚“南方之強”的老莊，到兩度作楚蘭陵令而晚年退居蘭陵從事著述的荀況等；一代代傳承的荊楚文化之樹汲取了豐厚的滋養。荊楚文化的致思方式在中華文化中，頗具獨特的性格魅力。[1]

“五種精神”體現了荊楚文化的精髓，即篳路藍縷的艱苦創業精神；追新逐奇的開拓創新精神；兼收并蓄的開放融會精神；崇武衛疆的強軍愛國精神；重諾貴和的誠信和諧精神。[2]這既是荊楚先祖，也是后世荊楚乃至中華兒女忠實地傳承和弘揚著的民族精神，更是他們用血肉和靈魂鑄就的人格理想和價值追求；其所體現出的價值觀，早已深深地融化在我們民族的審美情趣中，而且影響著荊楚兒女的心靈，成為當今中華兒女共同精神血脈的基因之一。[3]

荊楚文化作為一種具有鮮明地域特色的文化，是中華文明的一朵奇葩，是培育荊楚兒女永立鰲頭的寶貴財富，是推動湖北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資源。鄂既是荊楚文化的發祥地，更是楚國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荊楚文化所放射的光芒時時處處激勵當代荊楚兒女追求卓越，敢為人先。改革開放以來，不僅涌現出了陳東升、劉寶林、閻志、汪潮涌等一批工商、金融等領域的領軍人物，而且呈現出了一批從事高新技術產業的新銳人物，以雷軍為典型代表的楚人胸懷信義謀天下，感恩具仁義的精神；楚人包含著重人文崇商，敢為天下先的氣魄；楚人不忘包容開放、集眾家所長的胸襟。[4]

二、雷軍的求學智慧與荊楚文化精神的契合

不甘落后，永立鰲頭。知識改變命運。從小熱愛學習的雷軍，無論在小學階段，還是初中至高中，直至升大學，成績始終名列前茅。當年武大計算機專業全年級100多人，雷軍的成績排第六，并且大二時就在學報上發表了論文。其實，雷軍自從踏入武大后的第一個晚上就去上自習了，每天天剛亮就早早去教室占座位，總要坐在靠前的位置上聽課。大學期間，雷軍一直以在武大成名的聞一多等名人為榜樣，利用大學的美好時光和機會證明自己的優秀。[5]午睡是雷軍一直有的習慣，但為了不落后于人，硬是戒掉了。雷軍把時間分割成以半小時為單位，制訂好每半小時的學習計劃，最終，雷軍大一寫的 PASCAL程序，在他上大二的時候，已經被編進大一教材里了。他僅僅用兩年的時間就學完了本該四年的課程。

敢想敢干，不怕失敗。在取得學業成功的同時，雷軍有著不同常人的智慧，加入了最早一批在大學就開始創業的人群當中。他作為時代的弄潮兒，希望自己通過寫出好的程序，實現成為中國最好程序員的夢想。但是創業不同于學習那么單純，不僅要會寫程序，還要熟悉市場行情、懂得企業管理、善于資本運作等，因此，這次學校中的創業最終不了了之。盡管初次創業不順，但他并不氣餒，反而從中深刻吸取教訓。雷軍意識到創業就是做生意，光會寫程序是不行的，還要懂做生意，比如用10萬塊賺10萬塊要比用100萬賺10萬塊困難很多，這也說明了企業的生存與融資和盈利能力是唇齒相依的。難得創業的經歷也為他日后從程序員轉型為企業高管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自強不息、銳意進取的精神狀態，大膽探索、勇于創造的思想觀念，是雷軍不甘落后、敢為人先的責任感和使命感的具體表現。

三、雷軍的創業思想與荊楚文化精神的同構

雷軍的創業盡管受時代精神和多元文化的引領，但究其價值取向，荊楚文化的影響仍是顯而易見的。荊楚文化養育了雷軍，并內化到其人格和性格之中，隱性傳承在他的創業和工作態度取向上。

鍥而不舍，一鳴驚人。自古以來，關于楚人的創新精神就多有記載，著名的吳起變法在楚國歷史上是一次悲壯的革新運動，它推動楚國走向興盛。楚莊王三年執政期間，一不命令，二不處理政事。當右司馬侍座用隱語問莊王何故時，莊王回答說：“三年不展翅，是用來長羽翼的；不飛不鳴，是用來觀察民眾的習慣。雖然沒有起飛，一飛必定沖天；雖然沒有鳴叫，一鳴必定驚人。“楚人不鳴則已、一鳴驚人的優秀品質在雷軍身上表現的淋漓盡致。2007 年 12 月，雷軍在金山上市兩個月后聲明，辭去公司總裁兼 CEO，離開金山公司。俗語說：“天上九頭鳥，地下湖北佬”，這是說明楚人洞悉市場需求的精明眼界，敢為天下先的勇氣。2010 年雷軍創辦了小米科技，2013年小米科技就成為估值超過 10 億美元的公司，至此他獲得了中國喬布斯的美名，粉絲們則直呼他“雷布斯”。

開放融合，兼收并蓄。多元開放的楚文化使得楚人也非常善于學習和取長補短。如青銅冶煉就是楚人學習中原、吳越的技術發展起來的；絲織、刺繡、木工引進于魯國。兼收并蓄、海納百川、以他人之長補己之短謀求發展的可貴精神這些事例被楚人體現的淋漓盡致。[6]雷軍創辦小米手機，博采眾家之長，向同仁堂、海底撈、沃爾瑪和Costco學習。一是向同仁堂學習做產品，真材實料、貨真價實，有信仰。二是向海底撈學習“口碑”。雷軍親自到海底撈考察，針對海底撈服務員的笑容能夠打動人？雷軍還為此專門向海底撈的服務員打聽。 [7]水落石出，雷軍終于找到了什么樣的東西才有口碑的答案，對此他很受觸動與啟發，深深明白只有公司對員工好，員工才能對客戶好的道理。三是向沃爾瑪和Costco零售業學習低毛利、高效率。雷軍十分認同企業的社會使命就是要賺錢提高效率的道理。他認為，只有低毛利才能逼著你提高運作效率。要提高效率，就要優化模式，中間渠道、零售店通通去掉，用最聰明的人簡化流程。

重人才，誠信和諧。劉備“三顧茅廬”的故事是發生在荊楚大地，是楚人重才的集中體現。楚人誠信重諾的精神不僅可從司馬遷的《史記》中的“莊王伐陳”這一故事中得以體現。而且《史記》記載，“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發生在楚國的結義兄弟左伯桃和羊角哀的故事，也是仁義誠信的典范。雷軍很重視人才，小米科技現有員工7500人的規模，其中5000人是服務部門，研發運作部門有2500人。在初創小米時，雷軍遇到過缺乏人才的困惑，因為他之前16年只在金山公司工作過，所有的團隊都在金山，處于義氣，他不能挖金山公司的墻角。幸運的是，他在UCweb擔任董事長期間結識了林斌（時任Google 中國工程研究院副院長），兩個人一見如故、相見恨晚。經常促膝長談至深夜。有一次，雷軍聽說他想離開Google 創業，就邀請林斌出任總裁，初步解決了雷軍“無米之炊”的局面，小米最初的員工，大部分都是林斌以前的同事。再比如，雷軍說服安卓的產品副總裁和谷歌的全球副總裁虎哥Hugo Barra到小米工作，足足花了三年多的時間。雷軍認為，人才是小米公司最重要的資產，所以，他往往不惜任何代價留住人才。

四、雷軍的做人情懷與荊楚文化精神的傳承

楚人崇尚武裝，楚國十分注重軍事裝備研究，湖北省博物館展出一些文物就體現的淋漓盡致。譬如，木制行軍床既可以作為行軍床，又可折疊作為背包，單從這件文物來看，就能想到當時楚國十分注重軍事裝備，重視國家軍事實力的提升。在戰場上拋頭顱灑熱血的戰爭時代已經成為過去，現在雖然是和平時代，但是荊楚兒女始終心懷民族獨立、國家振興的崇高理想。例如大型連鎖百貨超市“中百”超市，在一些國際巨頭企業（沃爾瑪、家樂福）日益發展起來的激烈競爭下，仍然勇往直前，并未退讓，不僅市場占有率不低，而且獲得了較大成功。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雷軍在金山工作時期就已經實現了財務自由。[8]離開金山后，雷軍并沒有退休享受人生，而是問自己是否有勇氣再來一回？為了不讓人生充滿遺憾，下定決心去創辦一家世界級技術公司。雷軍勇于創新、崇尚創業的優良品質正是楚人思想前衛、志在天下的精神再現。

愛國懷鄉、感恩父老。雷軍也多次談到，對他而言，只想做喜歡做的事情，做發燒友手機，并強調小米是一家有態度、有夢想的公司，更是一家快樂的公司。雷軍如是說，事實上，雷軍一直也是這么做的。自2010年4月小米科技創辦之日剛滿三年的時間里，小米手機銷售總量為719萬臺，營業額為126.5億元，納稅超19億元的公司。這個驚人的數字引發了世人廣泛的關注與驚嘆，雷軍被稱作是中國的“喬布斯”，粉絲更是親切稱其為“雷布斯”。在實現小米傳奇，取得創業成功時，雷軍一直沒有遺忘家鄉。為做天使投資，2013年4月20日，由他設立的企業孵化創業咖啡館在光谷資本大廈開張，創業咖啡館400多平方米，已有來自武大等創業團隊入駐咖啡館孵化。2016年12月5日，由雷軍親任董事長的仙桃光谷咖啡創投有限公司在仙桃市正式對外營業，它是經其牽線聯姻和親自指導，由武漢光谷咖啡創投有限公司與仙桃市人民政府與合作共建的一個引領發展潮流的新型創新創業孵化平臺，必將為其家鄉仙桃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新的動能和新的支撐。2015年4月3日，首屆沔商大會成立，雷軍當選為沔商總會會長，在會上發表了《互聯網+助飛實體經濟》精彩演講。在媒體見面會期間，雷軍便謙虛地說到，任何人都能模仿小米模式，小米模式是一種簡單模式，其最核心的方法就是選用真材實料做產品，提升效率，視用戶為朋友，將口碑作為銷售目標，就一定能成功。雷軍認為，沔陽人敢闖敢拼不服輸的性格，加之沔陽人還重視教育，敢于創新，敢于吃苦，因此也走出了許多名人。大會結束后，雷軍還參加了設在家鄉仙桃的小米之家開業典禮。這些都是他熱愛家鄉、從未遺忘家鄉的具體表現。

尊師重教、感恩母校。2016年10月20日，為了感謝母校的栽培，雷軍向其母校武漢大學捐贈了1億元，主要用于捐建科技樓。早在1997年，雷軍就將自己賺來的第一桶金整整60萬全部捐給了母校。雖然在眾多回饋母校的校友之中，雷軍雖算不上是捐錢最多的那一個，但是卻是畢業后不到10年在最短時間內回饋母校的人。此后又向母校數次捐款。“感恩母校，金錢不是最重要的，是態度和真誠。”這是雷軍一直所認為的。在回答為什么比陳東升學長少捐一元錢時，雷軍曾說過，他視母校為家人，之所以有捐贈之舉是因為在陳東升學長的正能量感召下而做出的決定。他認為，雖然自身能力有限，但是報答母校應該從一點一滴做起，幫助學弟學妹，回饋母校，回饋社會，這是他捐贈的初衷。

五、結語

荊楚文化中長期以來形成的楚人的“五種精神”，是楚文化中最本質最核心的內容，閃耀著璀璨奪目的光芒。雷軍在求學中表現出強烈的不甘落后、永立鰲頭，敢想敢干、永不言棄的奮斗意識，在創業中展現出鍥而不舍、一鳴驚人，開放融合、兼收并蓄，重視人才、誠信和諧的價值追求；在做人中秉承愛國懷鄉、感恩父老，尊師重教、感恩母校的品行美德，這些性格氣質內涵恰與荊楚文化“五種精神”達成了一種契合與同構，這五種精神傳承并且豐富了荊楚文化，值得每一個荊楚兒女學習與弘揚。雷軍不僅具有敢闖敢拼不服輸的性格，而且具備敢于創新，敢于吃苦的精神，他書寫了中國智能手機傳奇之美，傳遞了青春正能量，奏響了時代最強音。學習他奮發圖強、敢為人先、勇攀高峰的精神；學習他積極進取、不驕不滿的姿態；學習他不斷解放思想、勇于改革創新的品質，他的精神為推動湖北跨越式發展注入了新的動力，為把湖北建成支點走在前列注入了新的活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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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劉 洋. 金山軟件總裁兼CEO雷軍：從書生到管理者[N].商務時報，2007 -08 -08.

篇8

《江蘇高考語文考試說明》在關于論述類文本閱讀部分的內容表述三年之間大致沒有變化，關于文體范圍的理解表述為：“論述類文本閱讀。論述類文本包括論文、雜文、評論等。”后面相關解說可總結為“兩種能力（理解、分析綜合），六個考點（理解文中重要概念的含義；理解文中重要句子的含意；篩選并整合文中的信息；分析文章結構，把握文章思路；歸納內容要點，概括中心意思；分析概括作者在文中的觀點態度）”①，考查目標與考點內容還是明確清晰的。

二、近三年考查和命題的具體變化

1.分值和題型的變化

僅從題型看，2009年和2010年相同，均為三題15分，第一題為一道3分的選擇題，所不同的是2009年以選做題形式并給出了實用文本，考生有不選做論述類文本的自由，而2010―2011年則在命題上就為學生選定論述類文本。最重要的變化是2011年本題分值上升為18分，題型也變為三道簡答題，比起前面的文學類文本閱讀總分值只少2分，而題目卻少一道，單小題平均達6分（3題分值分別是4分、8分和6分），超過文學文本閱讀。可以說，此題的分量陡增了，而三道簡答題的題量也是對考生的一個挑戰。

2.選文的特征及變化分析

為了便于說明選文特征，下面列出2009年、2010年、2011年三年江蘇高考論述類文本材料的相關來源如下：

2009年為《說“異”》，原刊2008年11月上海《文匯報》，長5000余字，經刪改約800字。作者詹克明，物理學家，科普散文作家；2010年《談靜》，選自現代美學家朱光潛《給青年的十二封信》的第三封,寫于上世紀20年代作者旅歐期間，原文1800多字，刪改為872字；2011年《捧與挖》，選自《魯迅全集?華蓋集》中的《這個與那個》一文的第二部分“捧與挖”，寫于1925年，文本略有刪改，如原文“民元革命時候，我在S城，來了一個都督。”改為：“民元革命時候，S城來了一個都督。”第三節刪去“火神瘟神不待言，連財神也是蛇呀刺猬呀似的駭人的畜類”②一句，表意無大變化，主要目的也是為了在行文上更流暢或語言上更近于當代的習慣，便于考生閱讀。

作為文學大家，魯迅的雜文首次進入高考閱讀材料，這個變化似乎更加強調了論述類文本考查的文化內涵文學傾向，三年以來，自從剔除了科技說明文之后，論述類文本以論述為主的特征愈加明顯，一方面它不回避科技論文，另一方面與以論述說理為主的文學類文本則相互滲透。其實《談靜》就作為文學文本在2008年湖南高考試題中考查過，另外2006年江蘇卷《波茲曼的詛咒》、2008年山東卷的《歌德之勺》，當時作為文學文本考過，同樣也可以看作論述類文本。由此可見，滲透文學文本特征的論述類文本在高考中是很受命題者關注的。

這類文本內容主要涉及文藝評論、雜感及社會自然科學論文等。選材的共同特點是：（1）學術性強，有專業性、系統性，信息量大，語言也比較規范；（2）文化底蘊厚。近年所選的論述論文，其作者多為一流學者或作家，文本表現見解獨到，體現作者鮮明的個性風格，而且有著豐厚的文化底蘊；（3）主題明確突出。所論述的多為某一領域的重要問題，思想深刻，經命題刪改后主題更加明確集中，為讀者提供了良好的思考體驗機會。

3.文后命題的變化分析

從科技論文到美學論文再到雜文，這并不體現出一個選文的變化方向，只是實踐和驗證了考試說明中關于命題范圍包括“論文、雜文、評論”的這個解說，可以想象后面的高考選文將再出現優秀的科技論文等。事實上，更該引起關注的應當是文本后的考查題變化。

（1）變中不變――論證思路和作者的觀點態度

試看2011年與2010年兩題的比較。2011年的第15題對應2010年的第16題，都是考查文本的議論寫作思路的，2011年的第17題對應年的17題，都是以考查作者的觀點態度為中心，需要注意的是，2009年第16題也同樣考了“作者認為應該持什么態度？”③，這足以說明，論述文本的議論思路與作者的觀點態度在命題人心中是相當有分量的。這當引起以后備考的足夠重視。

（2）新增題――更鮮明體現議論文考查的本質特征

考題刪去選擇題變為簡答，這不單是個形式上的變化。在分別對應了兩道題之后，余下這道由客觀題變化來的8分題（第16題）考了什么？原題是：“文中的例證分別揭示了‘捧’的什么后果？例證之間存在著什么樣的遞進關系？（8分）”④這道題已經非常像平時教師在課堂上講授議論文的分析提問了，問題具體細致，涉及內容理解的點也較小，可以說，新增的這道題，再加上前面的論證思路及作者的觀點兩題，更加鮮明地體現了重視對議論文本質特征的細致考查。

三、應試思考

1.重視議論文本特征的閱讀把握與邏輯思維能力的培養鍛煉

高考對論述類文章閱讀考查側重于邏輯思維能力，主要讓考生借助語文學習的方法和規律，正確理解、捕捉、篩選、判斷與轉述論證信息，鑒于三年的考查的重點和方向變化，要為學生認真扎實地進行邏輯思維能力的培養鍛煉，確立把握議論文基本特征的閱讀與訓練方向，主要包括概括和提煉作者的觀點態度，分析論證結構、把握議論思路，發現材料和觀點之間的邏輯聯系，等等。

在平時的學習和復習訓練中要注重向學生進行議論文本質特征的分析引導，如理論上的“建構”性，說理的結構和條理性（邏輯性），等等，不妨把一些經典的課內議論文再與學生一起做溫習，諸如《拿來主義》、《師說》等，在閱讀中，尤其要注意引導多進行一些深入文本具體論證內容的理解和訓練，掌握分析結構、把握思路的基本方法。比如抓文中具有提示、總括、過渡、照應作用的標志性語句；把握語句銜接的特點，明確句群所表達的重點；強化文本結構意識，引導學生運用層次分析把握行文思路，進而明確作者的態度觀點；學會按文體特征分析，如議論文常按引論、本論、結論組織文章結構，等等。

2.注重學生的文化素養和良好答題心態的養成

閱讀訓練中要多接觸文學性強的文本，對文化名人文化現象及文學風格等多有涉獵，對學術知識，文學藝術作品形成對路的理解，有了較強的文化底氣，才能從容應對高考的論述類文本。

另外，學生往往缺乏對文章逐段逐層閱讀理解的耐心，喜歡作跳躍性閱讀，對應題目尋章摘句，如此就容易出現概括片面、膚淺、作答不準確的問題。因此要力避畏懼、浮躁的不良心態，通讀全文，立足于整體感知和把握作好細部的分析，運用恰當的方法，如思路分析法進行解讀。

注釋：

篇9

中圖分類號:J9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09)11-

一、引言

1951年,黑澤明的《羅生門》在威尼斯電影節上獲得金獅獎后,日本電影開始以一種高姿態進入到世界電影的舞臺。而隨著日本影視登陸中國市場并占據了中國市場的相當的份額后,關于日本影視發展的模式和特點的思考也越來越普遍。本文試圖從武士道、能樂、歌舞伎以及日本的其他傳統文化中解讀日本影視表演的類型化。

“類型化”在影視范圍內一般是指“類型化電影”即“類型片”,而在本文的解讀中,影視表演的“類型化”更多的指向于模式化、規范化以及程式化。

二、類型化表演的角度分析

日本傳統的黑社會電影中大都充斥的是英雄主義的悲壯之舉。這種悲壯除了通過汗血淋漓、刀光劍影、尸橫遍野等表現外,更是由演員的表演傳遞出來。通常,這些演員的表演已經趨于類型化。演員要表現出角色的重情重義、肝膽相照,這時的演員則需要冷峻的眼神、霸氣的動作以及相對的殘忍。早期高倉健的表演不僅代表了崛起于日本黑社會電影時期的絕大多數男演員的表演風格,而且對于后來日本男演員的表演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

除去男演員們的正義凌然之外是一般女演員的類型化表演,表現在夸張的表情和更加夸張的動作。這種現象自日本電影誕生就普遍存在著,比如《青春殘酷物語》中久我美子的表演。

三、類型化表演的文化淵源

(一)武士道精神的衍化

“大和民族是一個尚武的民族,武士道精神滲透在每個陽剛的日本男人血脈里。”11世紀開始,武士道精神已經成為日本封建社會主導的道德規范,而在當代,它標志著日本大和民族的民族精神。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個將黑社會團體合法化的國家。在日本,黑社會團體有著自己的準則,黑社會成員也有著相應的行為規范。青春動作片、任俠片、實錄片等一系列黑社會電影的出現在內容上是對武士道精神的宣揚和追捧。于是,銀幕上出現的一個個黑社會的成員成了武士道精神的代名詞。即使是日本影視業發展到現在,武士道精神的傳輸依舊沒有間斷。

(二)繪畫、戲劇等傳統技藝的啟發

法國著名影評家皮埃爾•比耶爾曾說過:日本電影的優點來源于日本文化,同時又體現了日本文化,所以它給予人們的印象是和日本的文化實質完全相同的。的確,日本電影受日本傳統文化影響頗深。首先,日本繪畫喜歡以四季為主題,而畫面中的人物則成為了陪襯。在潛移默化影響下的日本電影多用遠景來表現主題,而其中的人物則變成了景物中的一個很小的組成部分,要想在相對宏大的空間中突出角色、突出自己,夸張的表情和夸張的動作成為了必不可少的元素。

除去繪畫,戲劇同樣有著重要的作用。現存日本最早的電影則是由歌舞伎演員作為主角的《賞紅葉》。雖然,在電影發展的初期,歌舞伎是看不上電影的,“不過電影卻從這個江戶時代的大眾戲劇那里吸收了很多養分。戰前的古裝戲演員從藝名到扮相,甚至化妝、肢體動作、發聲都受到歌舞伎演員的影響。”如同中國的京劇一般,置身于一個華麗的大舞臺上的歌舞伎表演有著自己的程式,“程式是規范的、夸張的,不是簡單直接地反映生活。它雖來自于生活但卻是生活素材的高度提煉、加工、裝飾。”受此影響的日本電影,尤其是無聲電影在其表演上也會有不自覺的夸張,在他們看來這不是做作,而是生活的高度真實。

在歌舞伎之外,能劇對日本電影有著深遠的影響。能劇中的每個主角基本上都會擁有屬于自己的一個面具,而這個面具就是角色的象征和最直接的體現,無論是相貌還是性格。而在除去了面具的電影中,每個演員都面臨著給自己的角色進行定位的問題。此時,“臉譜化“成為標榜角色的一個特征。這里的臉譜化并非指的是京劇中的臉譜,而是指臉譜化的表演,即用夸張的表情和動作來表現人物特點、性格。同時,“面劇是能劇表演外側的較直觀的屬性,將一個角色的內心逼真的刻畫在‘臉’上,而不再需要任何多余的表情,既是‘無表情’,又是‘無限表情’”。因此,可以說作為特例的北野武的反戲劇化表演實際上是一種高度的戲劇化。

(三)傳統與現代文化的碰撞

在日本,等級制度是相當嚴格的,同時男尊女卑的思想也深深地刻在日本人心中。因此男女不同也是電影演員力圖通過表演傳達出來的,這也就出現了演員突出自己性別特點的表演,男性更加陽剛凸顯封建家長的姿態而女性更加陰柔凸顯了母性的一面。

同時,當下的影視劇表演也受日本漫畫的影響頗深。許多影視劇都是由漫畫改編而來,而漫畫當中的人物絕大多數的時間是運用夸張的表情和動作來體現人物性格特點、推動劇情發展。而在日本,漫畫產業已經相當成熟,產業覆蓋面波及男女老少。因此,影視表演受其影響也不足為怪。

就是在傳統和現代的交互影響下,日本影視的表演越來越傾向于類型化,越來越具有日本本國自己的特色。

[1]陸彭.高倉健的表演藝術與日本文化.代傳播.2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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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地電阻和雷電流分流的關系

當塔頂收到雷擊時，由于避雷線具有分流的作用，會有一部分雷電流通過桿塔電感和接地電阻，流經桿塔的雷電流與總電流的關系可以用分流系數表示，其表達如下：在上述公式中，是流經桿塔的雷電流的瞬時值，I為總雷電流瞬時值，β為桿塔分流的系數。如何求得桿塔的分流系數β，一般可以根據圖1所示的等值電路來計算。其中的Lg為桿塔兩側鄰檔地線的電感并聯值。

對于單地線，Lg的取值約為0.67L，L是檔距的長度，單位m；對于雙地線，k的取值約為0.42L。其中的Rsu是桿塔沖擊的接地電阻，Lt是桿塔的電感。如何獲取桿塔波阻和桿塔的電感平均值，一般可以根據表1選取：對于β的值，可以根據相關的標準參考選取，如表2所示，一般長度的檔距線路桿塔分流系數取值。

在跨越地區裝設線路避雷器對分流雷電流的效果

根據氣象部門收集的相關資料顯示，江西某地區為雷擊多發地區，該地有兩處110kV線路交叉并采用了高塔跨越。按照現在通用的防雷形式，并根據以往運行的經驗來看，如果出現雷電直擊桿塔的頂部或者雷電繞擊導線時，接地裝置就不能較好地分流雷電流，從而使得絕緣子串有閃絡現象的發生，較為嚴重時會將絕緣子擊穿，從而會引起線路接地保護動作，發生跳閘。

在工程建設的過程中雷擊事故時常發生，為了避免這一現象的發生，主要采取的措施就是建立雷電流直擊桿塔頂部或者是雷電流繞擊導線導致線路發生避雷器動作的等值電路，進一步推導出殘壓影響的線路避雷器分流的相關計算公式，通過這些相關的理論也可以證明加裝線路避雷器可以減少線路雷擊跳閘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