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關系與安全論文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國際關系與安全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隨著國際政治研究的日趨成熟和信息化時代的不斷發展，國內學術界關于國際關系問題的研究逐漸發生了轉變：國際關系研究的對象從以往對國家、政府間組織的研究擴展到非政府組織間的研究，以非政府組織或非營利組織為研究對象的研究不斷增多；國際關系研究的領域發生了重大的轉變，學者從以往對傳統政治、軍事的關注逐漸擴展為對環境、文化、“軟實力”等方面的研究；學界對外交領域的研究也進一步擴展，由以往只關注政府間外交即官方外交，逐漸擴大到關注民間外交、公共外交等領域。

基于這些國際政治研究方面的變化，對“國家形象”一詞的研究開始不斷受到學界的關注。國家形象是一個國家對自己的認知以及國際體系中其他行為體對它的認知的結合，被認為是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體現了一個國家的綜合實力和影響力。①因此，國家形象的研究對我國“軟實力”乃至綜合國力的提高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一、國外研究成果綜述

一般而言，國外學術界對于國家形象的研究可分為三個時段：第一次工業革命之前，關于國家形象的研究被看成是萌芽時期。這一時期，國家以及軍隊形象是西方國家研究的一個角度，但分析較為簡單，主要體現為政治軍事著作中的零星思想和只言片語。工業革命后，國家形象的研究開始凸顯，但其目的主要為國家政治和軍事的合法，其研究重點是如何通過國家形象的塑造為戰爭做宣傳，但尚未形成體系。信息技術革命悄然興起后，國家形象作為開始被學者廣泛關注，并且隨著國際競爭加劇，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從國際政治學角度研究國家形象。②在國際政治方面對國家形象的研究基本上秉承了4種研究路徑③：

其一，現實主義“軟實力”研究路徑。西方大量政治哲學家認為，威望、聲譽（reputation）即指“國家形象”，聲望因素往往是產生沖突的動機之一。二戰后，聲望問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安全領域，麥爾瑟在《聲望與國際政治》一書中試圖解決威懾論的核心問題――即在危機關頭，堅定的聲譽是否真正奏效。20世紀80年代以來，對聲譽的關注逐漸向更廣泛的領域擴展。學者們試圖運用聲譽這一工具，分析國際合作、國際組織、地區一體化等問題。

其二，建構主義研究路徑?？夏崴?布爾?。↘.E.Boulding）在此方面首開先河。他認為，人們是在帶有意識形態傾向的價值觀念下塑造國家形象，即使同一個國家，在持不同價值觀念的媒體的“刻刀”下會形成截然不同的國家形象，他強調了價值體系在國家形象形成中的重要性，拓寬了國家形象問題的研究視角。

其三，國際政治心理學研究路徑。西方國際關系學者，從心理學角度對國家形象形成的根源和不同國家形象對決策產生的影響進行了探討。羅伯特?杰維斯（RobertJervis）認為，在兩國關系中，目標的一致性、相對實力（能力）和相對的文化地位是形象形成的三個結構性因素。根據三者的不同組合，兩國關系中存在著敵人形象、盟友形象、依賴形象、屠夫形象和帝國形象等五種相互認知。不同的形象認知影響一國對另一國的政策取向。

其四，公共關系的研究路徑。在國際公共關系框架內研究國家形象，其中涉及國際公關活動、國際媒體探討等方面。這方面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邁克爾?昆茲克（MichaelKuncz-ik）1997年編著出版的《國家形象與國際公共關系》是該領域的第一本權威著作。

二、國內研究成果綜述

20世紀90年代之前，我國關于國家形象的研究基本處于無意識的自發階段，除了個別研究和著作中提到國家形象的觀點外，基本查找不到相關理論研究。90年代后，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和國際交流日益頻繁，使中國日益成為世界舞臺的中心，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由于西方大量“中國”、“中國崩潰論”等理論的引進以及為了回應西方對中國的“妖魔化”，中國學術界開始對“國家形象”進行比較系統的研究和探索。

在中國知網中，關于國家形象研究論文共920篇，實際有用論文809篇。通過統計，對國家形象的研究包括6個領域：即，從文化的角度、哲學視角、傳播學的視角、國際政治視角、國內政治視角、經濟角度以及從符號學、解釋學等其他角度研究國家形象。

從數量對比上不難看出，國內關于國家形象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傳播學視角、政治視角和文化視角，其他方面的研究視角略有涉及，但并非學者研究主流。

由于本論文主要涉及傳媒和國際政治領域研究，故對這兩個領域中以往學者關于國家形象的研究進行綜述，主要包括國際關系理論、公共外交和媒體傳播策略三個角度。

（一）國際關系理論角度。在對國家形象的界定上，學術界基本具有一致意見，認為國家形象是一國綜合實力的表現。具體而言，管文虎等一批學者認為，“國家形象是一個綜合體，它是國家的外部公眾和內部公眾對國家本身、國家行為、國家的各項活動及其成果所給予的總的評價和認定。國家形象具有極大的影響力、凝聚力，是一個國家整體實力的體現?！雹軐O有中認為，“國家形象是一國內部公眾和外部公眾對該國政治（包括政府信譽、外交能力與軍事準備等）、經濟（包括金融實力、財政實力、產品特色與質量、國民收入等）、社會（包括社會凝聚力、安全與穩定、國民士氣、民族性格等）、文化（包括科技實力、教育水平、文化遺產、風俗習慣、價值觀念等）與地理（包括地理環境、自然資源、人口數量等）等方面狀況的認識與評價。⑤

從國家形象定位及構建角度，管文虎（1999）是國內最早比較詳細論述國家形象理論的學者之一。他指出，中國的國家形象隨著我國經濟發展，尤其是改革開放，發生了巨大的變化。⑥劉明對當代中國國家形象定位的核心要素做出了一般性概括，探討了如何準確定位、構建精致化的國家形象。陳生洛（2007）指出中國大學生心中韓國正面的國家形象，反映了其內心深處對自己的傳統文化的熱愛和留戀，以及這種優秀的文化傳統在自己的國土上不斷流失的無奈和傷感。

從國際關系理論角度，王紅英運用“博弈理論”，提出了中國國家形象建設和外交政策的相關機制――外部的社會回報和社會懲罰。鄧超從建構主義理論視角出發，提出良好的國家形象是國際傳播、外交政策以及國家內部情況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⑦從現實主義“軟實力”的角度，張錳（2008）提出國家形象可以從本源、表象、途徑三個方面來理解，本源性是國家形象的基礎，表象性是國家形象的推動力，傳媒是國家形象的表現途徑。⑧陳正良（2008）在分析國家形象內涵及國家形象塑造的意義、中國國家形象的現狀的基礎上對塑造提升中國國家形象、增強中國魅力提出了相應的對策思考。

（二）公共外交角度。從這一角度對國家形象研究的學者相對較少，多從公共外交政策制定的角度，為政府決策提供意見參考，政治化傾向較為明顯。王義桅、唐小松等致力于美國公共外交對國家形象影響的研究，從提升國家形象的策略角度上，對中國國家形象的構建提出了對策和方式。趙玉霞（2007），冷戰后中國對外宣傳積極向公共外交轉變，并初步建立起公共外交體系，中國公共外交已在多領域展開并取得一定成效，但仍存在諸多的問題，只有不斷完善公共外交對國家形象的塑造，才能樹立真實全面的中國形象，營造良好國際輿論環境，服務中國崛起。⑨

（三）媒體傳播策略角度。國內學者從傳媒角度對國家形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國家形象傳播現狀、傳媒理論和報紙研究三個方面。徐小鴿認為，“國家形象是一個國家在國際新聞流動中所形成的形象，或者說是一國在他國新聞媒介的新聞言論報道中所呈現的形象。”⑩劉繼南、何輝等把國家形象界定為：“在物質本源基礎之上，人們經由各種媒介，對一國家產生的兼具客觀性和主觀性的總體感知?！睆膫髅嚼碚摻嵌龋搪悾?008）從議程設置角度提出中國的國家形象（即外部公眾對中國的印象）是由西方發達國家的媒介所設置的，其中充滿了“固定的成見”，中國要想突破西方國家既有的認知、評價藩籬，就必須參與到國際輿論的議程設置中去。⑾從以具體媒體對國家形象塑造角度，張玉（2007）以《朝日新聞》和《讀賣新聞》為例，運用內容分析和定量研究的方法，指出日本媒體關于中國在政治、經濟、軍事、教育等方面的形象。

綜上所述，通過對國家形象相關論文的梳理，我們可以看到，學者對國家形象的關注涉及多個角度，程度正在不斷加深，研究更加深入和廣泛。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國家形象的研究上仍然存在問題：國內外研究涉及的角度并不全面，例如對電影、電視、網絡等媒體中的國家形象塑造研究非常有限，且主要運用的研究方法為定性研究，這就造成研究方法單一，多是零散的、缺乏理論的簡單歸納，無法向讀者呈現一個完整、系統的國家形象圖譜。

[注釋]

①BouldingK.E：NationalImagesandInternationalSystems[J]，JournalofConflictResolution，1959（3）：P119-131.

②袁賽男：《國內外學術界關于國家形象的研究現狀》，《天津行政學院學報》2010年11月第12卷第6期.

③杜雁蕓：《國家形象的內涵及中國國家形象塑造》，《南京政治學院學報》2008年第71期.

④管文虎：《國家形象論》，四川：電子科技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P23.

⑤孫有中：《國家形象的內涵及其功能》，《國際論壇》2002年第16期.

⑥管文虎：《國家形象論》，四川：電子科技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P23.

⑦鄧超：《建構主義理論視角下的國家形象塑造》，《中國傳媒大學》2006年第1期.

⑧張錳：《軟實力理論與提升中國國家形象》，《大視野》2008年第7期.

⑨趙玉霞：《論中國公共外交對中國國家形象的塑造》，《暨南大學》2007年第1期.

⑩徐小鴿：《國際新聞傳播中的國家形象問題》，《新聞與傳播研究》1996年第2版.

⑩程曼麗：《論“議程設置”在國家形象塑造中的輿論導向作用》，《北京大學學報》2008年第3期，P45.

[參考文獻]

[1]段鵬：《國家形象建構中的傳播策略》，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篇2

 

國家的基本權利和基本義務是統一不可分離的。國家享有基本權利，同時又必須承擔尊重他國基本權利的義務。在國際關系中，不容許有只享受權利而不承擔義務的特權國家，也不應該有只承擔義務而不享受權利的無權國家。所以，講述國家的基本權利也就包含著國家的基本義務。

一、國際法的基本主體——國家

國際法主體是指具有獨立參加國際關系、直接承受國際法的權利和義務的能力的集合體。免費論文。必須具備三個條件：有獨立參加國際關系的能力；有直接承受國際法權利義務的能力；是一個集合體。[1]國家是國際法的基本主體，是指國家在國際法律關系中處于一種最主要的、基本的地位。

二、 國家的基本權利和義務的發展史

在國際法學界，一般都承認國家擁有基本權利，承擔相應的基本義務。但是基本權利和義務有哪些，根據是什么，存在不同看法。自17世紀以來，當主權國家的觀念興起以后，整個國際法學說為自然權利理論所控制，每個國家除了為國際共同體的利益而讓渡部分權利外，還保持著其擁有天賦權利的自由。隨后學者們按照其意愿任意增減基本權利清單，他們認為基本權利包括獨立權、主權、平等權等。至于可供考慮的義務范圍就更加受限了，因為學者們在論義務時通常都局限在與權力相關的方面，一國的權力對另一國的就是義務。

19世紀末，由于條約法的發展，觀察家都意識到基本權利理論的隨意性和有害性。一些學者試圖恢復基本權利理論，同時為其構建新的基礎，而不僅僅只是把它們視為是先于社會存在的天賦權利，國家的權利因而不再是道義規則，而成為法律規則。免費論文。學者們試圖將國家的權利和義務羅列到一份宣言中，欲使其成為國際社會的憲法性文件。這一運動由美國國際法律協會在1916年發起，并起草了一份宣言；1919年由國際法律協會發表的較完善的方案，這些努力意義深遠。[3]

三、國家的基本權利

傳統國際法把國家的權利分為基本權利和派生權利兩大類?；緳嗬菄宜逃械臋嗬怯蓢抑鳈嘀苯右瓿鰜淼模缮鷻嗬侵笍膰一緳嗬幸瓿鰜淼臋嗬?。他是運用國家主權或行使國家基本權利的結果，因而各國享有的派生權利是不同的。作為國家的基本權利具體包括的內容有主權、平等權、獨立權，除此之外還有自衛權以及禁止使用武力、和平解決爭端、尊重人權和保護環境等義務。根據國際實踐，國家的基本權利包括獨立權、平等權、自衛權和管轄權。

1、獨立權

獨立權是國家主權在對外關系方面的體現，在一定意義上獨立權就是主權。它是國家按照自己的意志處理其對內和對外事務而不受任何其他權利的命令或強制，不受外來干涉的權利。國家依據其獨立權，可以獨立自主的選擇它的社會制度、政治制度、經濟制度；采取立法、司法和行政措施；決定它的對內和對外方針政策；處理它的國際關系，如派遣和接受外交使節、參加國際組織、與外國締約或結盟等。

2、平等權

平等權是指以平等的身份參加對本國有約束力的國際法的制定的決策過程這一涉及法律制定資格和能力的平等。國家不受自己不同意的條約的約束，在國際會議中需做出決定時，不分國家大小強弱承認其相同的投票價值。但是，如果是國家自愿同意的條約和決定，內容即使是不平等，也不能視為違反了國家平等原則。

3、自衛權

自衛權是指當國家遭到外來的武力攻擊時，實施單獨的或集體的武力抗拒攻擊者，以保衛自身的生存、獨立和安全的權利。它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指國家有權使用自己的一切力量，進行國防建設，防備可能來自外國的侵犯；二是指當國家遭到外國的武力攻擊時，有權行使單獨或集體的自衛。免費論文。《聯合國》第51條的規定不僅確認了國家自衛權，同時也為國家行使自衛權規定了條件限制，國家行使自衛權既不得對他國造成侵略和威脅，又必須遵守國際法基本原則和與此有關的國際義務。

4、管轄權

管轄權是指國家對其鄰域內的一切人、物和所發生的事件，以及對在其領域外的本國人行使管轄的權利。所有主權獨立的國家對其領土范圍內的所有人和事及在其范圍內的所有案件，包括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應擁有管轄權，這是國家主權的基本屬性。管轄權包括以下四個方面：

（1）地域管轄，是指國家對其領域內的一切人和物以及所發生的事有權行使管轄。領域包括一國的領陸、領海及其領空和底土，也包括大陸架和專屬經濟區。國際常設法院在1927年“荷花號案”的判決中稱：“一個國家……不得以任何方式在另一個國家的領土上行使它的權力，管轄權不能由一個國家在他的領土外行使，除非依據來自國際習慣或一項公約的允許性規則。”

（2）國籍管轄，是指國家對一切在國內和在國外的本國人，有權行使管轄。在“諾特波姆案”（1955）中，國際法院指出：國籍就是一種法律紐帶，這種紐帶的基礎是一種相互依存的社會事實，是相互權利和義務的真正聯系。事實上，賦予個人國籍的國家比其他國家與該個人有更實際的聯系。這構成了對其行使管轄的司法表達。

（3）保護性管轄，是指國家對于外國人在該國領域外侵害該國的國家和公民的重大利益的犯罪行為有權行使管轄。這種管轄的適用范圍一般都是世界各國所公認的犯罪行為。

（4）普遍管轄，是指根據國際法的規定，對于普遍的危害國際和平與安全以及全人類的利益的某些特定的國際犯罪行為，各國均有權實行管轄，而不問這些犯罪行為發生的地點和罪犯的國籍。國家行使管轄權的根據是國際條約和國際習慣。

四、國家的基本義務

國家享有國際法確認的基本權利，同時也必須要承擔一些基本的國際義務。傳統國際法提到國家的義務時，主要是尊重他國的權利、遵守條約上約定的義務，即意味著對他國和國際組織的相對義務，而對整個國際社會義務的意識非常淡薄?，F在作為國際社會的成員當然應遵守的普遍義務，是對整個國際社會所負的義務。《條約法公約》第53條規定與一般國際法的強行規范抵觸的條約無效便是基于這方面的考慮。國際法院也在1970年巴塞羅那電力公司判決中認為國際法上的義務有兩種，除對他國負有的相對義務外，還存在所有國家對有法律利害關系的整個國際社會所負的義務。普遍義務包括禁止侵略戰爭、禁止種族滅絕和種族隔離已經不存在異議。這些義務涉及國際社會的和平與安全、民主與發展的根本利益，因此也是各國必須遵守的，不可推卸的根本性義務。國家基本義務的核心內容是尊重別國主權和由主權引申出來的各項基本義務，主要包括以下內容：（1）不得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脅，或以與聯合國宗旨不符的任何其他方法侵犯別國的和政治獨立；（2）不得以任何理由和方法直接或間接的干涉別國的內政；（3）用和平的方法解決與別國的爭端；（4）善意履行依公認的國際法原則和規則以及有效的國際條約所負的義務。

五、 國家享有基本權利和承擔基本義務的原因

國家之所以享有獨立權、平等權、自衛權和管轄權，是由于各國擁有主權。主權是指國家可以不受任何他國的支配和命令，對其領土內的所有的人、物、行為行使排他的管轄，并對其領土有處分的權利。它是獨立和最高的統治權稱為主權。基本權利就是由國家主權直接引申出來的，是國家所固有的權利，一切主權國家在享有國家的基本權利上沒有差別。因而擁有主權的各國是相互獨立的、地位是平等的，有權保護本國及其國民的安全、抵御外國及其國民的侵害。

國家之所以承擔相應的基本義務，是在國際社會倡導和平共處的大背景下各國尊重他國主權的體現，他是由主權引申出來的各項基本義務，而尊重他國主權也就是對本國主權的尊重。一個主權者在任何方面都不服從于另一主權者，不受另一主權者的影響或受到另一主權者義務的約束而減損其本國的尊嚴。只有在獲得明示的許可時，一主權者才可進入另一主權者的領土；或者雖然沒有明示的規定，但是確信另一主體者通過默示保留一獨立主權的豁免，那么該主權者會享有豁免。在他國領土內行使管轄權，除非有對方國家的同意或條約上的根據，否則是被禁止的，因為在沒有得到許可的情況下，在他國領土內行使管轄權，將直接侵害對方國家的主權。

綜上所述，國家的基本權利和各項基本義務都是由國家主權直接引申出來的。國家的基本權利和基本義務是一個統一的、不可分割的整體。

參考文獻：

［1］江偉鈺、陳方林著：《國際法案例精解》，華東理工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64頁。

［2］[日本]松井芳郎等著：《國際法》，辛崇陽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15-18頁。

篇3

作為西方國際政治理論的焦點之一，“安全困境”是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家中用以解釋國際緊張關系、對立乃至沖突形成機理的一個基本概念。對于國際關系如何超越“安全困境”，理論家們長期爭論不休，并且提出了不同的觀點。

現實主義的“安全困境”理論

“安全困境”思想最初萌芽于古希臘，著名的歷史學家修昔底德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已有所述，“使戰爭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力量的增長和因而引起斯巴達的恐懼”1。爾后，許多現實主義政治哲學家在描述國際政治現狀和解釋國際政治關系時，都不同程度地運用了“安全困境”的思想。近代政治哲學家馬基雅維利在《君主論》中闡述了國家學說，他認為政治家的職責在于維護和增進國家利益，以此論證了統治者為了政治目的可以不擇手段的合法性，從而把政治和道德分離開來?；舨妓估^承了馬基雅維利現實主義的傳統，認為強大的權威是終止人類無休的斗爭的有力武器。馬克斯·韋伯也深入研究了政治和國家理論，他把對權力的追求當做政治理論的核心。可以說，現實主義先驅們的國際安全理論為后來現實主義的發展提供了理論來源，并且使現實主義成為國際關系理論重要的組成部分。

在國際關系研究中，首先對“安全困境”概念進行詳細闡述的是英國歷史學家赫伯特·巴特菲爾(Herbert Butterfield)和美國政治家約翰·赫茲(John Herz)。

巴特菲爾在他的《歷史與人類關系》中描述了“安全困境”，把“安全困境”叫做“霍布斯主義的恐懼”（Hobbesian fear）。他認為戰爭往往發生在那些刻意避免沖突的國家之間，正是刻意的避免行為導致了戰爭的發生。即使是在均無有意傷害對方的雙方之間，戰爭的悲劇依然會上演?！凹词箾]有任何一個蓄意出來危害世界的大惡人的干涉，歷史上最大的戰爭也可能爆發。它最有可能在兩個急于避免任何沖突的大國之間爆發。”2

赫茲則在學術界第一次使用“安全困境”術語。在1950年發表的《自由主義者的國際主義與安全困境》一文中，赫茲首次提出“安全困境”概念，隨后又在1959年出版的《原子時代的國際政治》一書中更為系統的闡述了“安全困境”對國際政治發展演變的影響。赫茨認為，“‘安全困境’或‘權力與安全困境’是一種社會狀態，在這種情勢(狀態)中，權力的單元發現他們自己在任何時候都是并肩存在，在它們之上沒有更高的權威把行為的標準強加給它們，從而使它們互不攻擊。在這種情況下，由相互猜疑和恐懼而產生的不安全感驅使這些單元去爭奪更多的權力以獲得更大的安全。但這種努力證明有違自己得到安全的初衷，因為十全十美的安全最后是不可能得到”3。每個獨立主權國家都是獨立的權力單元，每個單元相當于獨立平等的單子。但是，這些單子之間沒有像萊布尼茲般的來自上帝的前定和諧，它們是渾然無序的，處于無政府主義狀態中。誰也不相信誰，誰也不聽誰，沒有強大的權威作為它們行為的統一標準，存在于它們之間的卻只有猜疑和恐懼。為了求得生存，只得時時防備，并提升自己的實力。殊不知，越是防備，獲得的安全感卻越少。

“安全困境”概念被巴特菲爾和赫茲提出以后，它越來越受研究者的關注。隨著理論研究的深入，許多研究者諸如羅伯特－杰維斯、杰克－史奈德、阿蘭－柯林斯等都發表了相關論文闡述了“安全困境”觀念。

現實主義以人性惡的前提假設出發，對倫理道德持懷疑主義的態度，堅持政治與道德的劃分，否定倫理在國際關系上的作用。它“對人性和政治權力采用現實的態度，以一種現實和歷史的方式去看待涉及國家利益的國際問題，并在此過程中盡量克服理想主義和道德倫理主義的干擾”4。現實主義把道德從政治理論中剔除的做法必然導致對建立國際間合作和信任機制可能性的否定。而在無政府狀態的國際環境中，由于國家之間缺乏一個超越各主權國家之上的最高權威，所以處于無法治的混亂狀態。并且，它們互信不足，相互猜疑，把對方的一舉一動都視為對于自身的威脅。為了避免對方的威脅，尋求安全，求得生存，雙方只能按照“理性自私”原則依靠自身力量形成自助體系。在這個體系中，“弱肉強食”是重要的競爭法則，來自他國的威脅無處不在，自衛與威脅形成強烈的緊張關系。因此，各國不得不在對外政策中推行權力政治，一方面加強國內實力，另一方面擴軍備戰，與其他國家形成對峙。但是，一國所采取的這一行動，又引起了他國的關注，被看成是對他國的威脅，他國也被迫采取應對措施，以達到力量的抗衡?？梢哉f軍備競賽不斷，力量對抗不斷升級，戰爭一觸即發，而戰爭的發生將會給雙方造成兩敗俱傷，最終不利于各國的生存與安全，反而對于國家安全造成更大的威脅的一種惡性循環狀態，這樣就使得各國陷入“安全困境”之中。約瑟夫·奈總結道，“安全困境的產生，同國際政治的基本特征，即無政府狀態，或國家之上缺少一個政府，是密不可分的。在無政府狀態之下，一個國家追求安全的獨立行為可能導致所有的國家更不安全。如果一個國家增強其勢力以確保自身的安全不受另外一個國家的侵害，那么第二個國家在看見第一個國家變得更加強大后，可能也會增強自己的實力，以防備第一個國家。這樣一來，每一方增強自己的實力，以確保自身安全的獨立行為，都會使得雙方更不安全。”5

可以看出，“安全困境”是一種自相矛盾的國際關系窘境，一國的安全追求卻成為他國的安全威脅而必引起他國的安全追求，他國的安全追求又引起新的威脅，如此循環，便出現“越是追求安全便越不安全”的兩難境地。

因此，國家之間處于國際無政府狀態中，國際上缺少強大的權威，加上國家之間信任體系的缺失，導致了“安全困境”。對于“安全困境”的超越，現實主義持十分悲觀的態度，認為它是不能夠在根本上被改變的，而只能被改良。在他們看來，均勢政策是化解“安全困境”最有效的辦法。均勢就是對手之間的力量的平衡，或力量在大體上的平均分配，是霸權或統治的對立面，而霸權必然導致他國政治獨立性的喪失，更加不利于維護和平的局面?，F實主義者摩根索指出，“在由主權國家組成的國際大家庭里，均勢和旨在維持均勢的政策是必不可少的因素”6。摩根索認為人的本性是自私自利的，國家的本性與人的本性一樣，也是為了追求自身利益而追逐權力，這是國際關系中“政治的鐵律”。均勢政策是對外關系的萬能工具，通過均勢可以限制國際利益的爭斗，確保國家的獨立和穩定。沃爾澤也主張均勢政策，他說“如果說有什么獨特的、關于國際政治的政治理論的話，均勢理論就是”7。這樣，他們把維護均勢當做國家擺脫“安全困境”的有效途徑。但是，均勢并不能完全保證戰爭不再發生，戰爭終究是不可避免的，國際政治關系依然走不出“安全困境”的癥結，最后他們只好得出“一千年來，國際關系的根本特征并未發生變化。國際關系不斷在無政府狀態下有各獨立實體間為財富和權利而作戰不已。修昔底德的歷史本寫于公元前五世紀，然而其對國家行為的指導意義在今天仍然別無二致”8的悲觀結論。

“安全困境”的化解

縱觀歷史，人類確實發生過許多大大小小的正義的戰爭和非正義的戰爭。不管是正義還是非正義戰爭，它都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的災難，造成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消耗。在戰爭中，人性的邪惡往往泛濫成災，燒殺搶掠經常伴隨發生，人類的悲劇一次又一次在人類歷史上重演，特別是兩次世界大戰的發生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使用，給人類帶來了沉重的打擊。歷史似乎果真驗證了現實主義關于國際關系的悲觀結論，人類永遠逃脫不了“安全困境”的魔咒。

然而，自文明開始，人類一直就沒有放棄過和平的希望，和平是從未間斷過的敏感話題。從柏拉圖至今，許許多多政治哲學家們都把和平當成人類追求的目標，他們都曾思考過人類和平可能性問題，并且提出了很多深刻的思想和見解。對于人類如何擺脫“安全困境”的問題，理想主義者和新自由主義者并沒有像現實主義那樣悲觀，而給予了積極的答案，確信實現世界和平的可能性，并且指出了化解“安全困境”之路。

一、理想主義的化解之路

理想主義作為現實主義的對立面，與現實主義長期論戰。如果說現實主義對國際關系的看法持有悲觀的態度，那么理想主義則是持樂觀的態度，它相信人類是不斷進步的，國際關系狀況會是不斷改善的。理想主義大多從人性善或人性可以改善的本體論預設出發，強調通過道德或教育喚起人們的良知就能形成良好國際信任和互動機制，從而實現世界的和平。

理想主義反對現實主義關于國際無政府狀態會導致“安全困境”甚至戰爭的結論。雖然理想主義肯定國際無政府狀態的存在，但認為它并不是真實存在的。無政府狀態不是先驗給定的，而是國家之間互動的、由國家構造而成的結果。國家之間不同初始行為導致不同的無政府文化，比如有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等，推演到國家國際上就是敵人、競爭對手和朋友，而康德式的朋友是維護國際安全的最好手段。只要對無政府文化加以改造，就可以建立友好的國際合作關系。再說了，各國并非總是處于利益沖突之中，而是說各國具有共同利益和目標，觀念的交叉點正為國際合作提供了可能性。

在國際合作的過程中，共同的道德價值和規范是維系良好的國際狀態的重要保障，道德在國際行為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這也是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之間的根本區別所在。理想主義認為，權力是惡的，它是導致戰爭的根源，只有遵守國際道德和國際法才能引導人類走向永久和平和正義?，F實主義認為國家之間為了私自的利益不顧道德的規范和約束而采取欺詐和拐騙的惡劣行為會造成無休止的角逐和爭斗。而理想主義認為可以在國際上建立普遍的國際關系規范，并使之成為衡量國際行為的權威標準，在國際合作中發揮協調作用，這樣，國際關系體系在國際交往全球化的過程中就會形成一個相互依賴的共同體，在這個共同體中，各國之間就能相互包容，和諧相處。理想主義代表人物伍德羅·威爾遜，艾爾弗雷德·齊默恩、大衛·戴維斯和美國的約翰·霍布森、雷蒙德·福斯迪克等，他們推崇民主，主張推行國際間合作，加強國際法規范效力，建立世界聯盟等措施，以此達到世界的和平和繁榮。

因此說，理想主義試圖通過發揮道德的規范作用，構建國際良好的規范合作體系而使社會進入良性的不斷完善的系統，“安全困境”就不會出現。

二、新自由主義的化解之路

理想主義強調道德在國際政治中發揮的作用，主張以道德構建出良好的新國際秩序。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發生使得理想主義政治哲學的缺陷暴露出來，即政治家們往往企圖通過道德的政治化，打著道德的旗子實現他們的統治陰謀。在國際政治理論上，人們開始對道德持懷疑的態度，甚至懼怕理想主義所導致的社會悲劇。因此，理想主義被貼上了“烏托邦主義”的標簽，而“烏托邦”也一度受到過眾多理論的激烈批判。烏托邦主義不再受人們歡迎，理想主義在人心目中的地位也是岌岌可危，它對如何建立國際政治關系的理解同樣受到人們的質疑。理想主義理論本身的缺陷使得人們不再相信它，他們不得不重新尋找新的出路。 轉貼于

與理想主義一樣，現實主義也是走到理論的另一端，過分強調國家權力、利益的作用和對抗的力量，最終導向了“安全困境”這一死胡同。但是，正如理想主義所指出的，在國際關系中并非僅存在一種對抗力量，而道德在國際關系中能夠發揮一定的作用。國際間的不信任和欺詐并不是“安全困境”產生的條件，這種不信任機制并非先天的，人們可以對之加以改造。如果國與國之間加強信息流通，建立國際合作關系和信任機制，就能更好地維護國家安全和利益。

基于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在處理國際關系中的不足和缺陷，新自由主義者提出了一套新的理論。他們認為，在國際權利、利益和道德之外，國際制度在國際關系中發揮很大的作用，它有助于建立合理的國際政治秩序。

現實主義肯定國際無政府狀態和國際利益的存在，承認國家是自私的行為體，利益是國際追求的目標。但是，國家并非只是一個無理性地一味追求權力和利益的狂徒，而可以是一個理性的行為主體，它們堅持博弈學理論，所以必然考慮以最小的代價換取最大的利益。國家如果通過無限制的對抗和軍備升級來尋求國家安全的方式，那么它所付出的代價就太大，這種以獲取較小的相對利益代替較高的絕對利益的行為顯然是不合理的。因此，從長遠來考慮，國家必然追求絕對利益的增長，而對于絕對利益的追求必定促成彼此間的互惠合作，因為這種合作會帶來更大的利益。由此一來，“國家可以通過合作，來避免出現這樣的安全困境，也就是說，它們可以達成一個共識，即雙方都不增強國防力量，這對大家都有好處”9，那么國際合作就能夠擺脫國際關系上的“安全困境”。

但是，暫時的和約或合作并不能保證國際和平關系的永久性，永久的和平要求來自持久的合作的保證，而國際制度正是合作的持久性保障，它成為國際合作的標準，并且具有一定的約束力和懲治力，對國家的交往行為起規約作用，從而保持國際合作的持久性。新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羅爾斯在《萬民法》中就主張依照萬民法的理念建立正義合理的基本制度來實現“現實的烏托邦”，他說“如若政治非正義的最嚴重方式，可由遵循正義的（或至少合宜的）社會政策，由建立正義的（或至少合宜的）基本制度而排除，到頭來這些巨大的罪惡也將消失”10，以建立國際政治正義制度的方式來消除國際間的非正義行為。在《萬民法》中，羅爾斯分析了國際的權利與義務，提出國際政治正義原則，要求各國按照國際正義政治制度發展與他國的關系，任何國家一旦愿意接受國際制度，將受到國際法規的約束，并承擔其相應的責任。

因此，根據新自由主義觀點，國家作為理性的主體，按照國際制度，在追求各自最大利益的國際行為中長期參與國際間的合作。這樣，各國就能和睦相處，國際間的“安全困境”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

結束語

“安全困境”是國際關系學說中的一個基本概念，在國際關系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義。但是，它作為現實主義思想的一部分，完全排斥了國際關系中的良性競爭和合作因素，具有簡單化和非道德性傾向的兩大弊病，存在一些局限性，因而也招致了理想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批評。理想主義在尋求“安全困境”出路過程中，求助于道德的社會作用，這顯得過于理想化，并且也極易產生正如現實主義所痛斥的“打著道德的幌子”的弊端。新自由主義修正了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觀點的不足，分析了超越“安全困境”的可能性，提出了通過發展各國間的良性合作關系并用制度來約束國際政治行為來化解“安全困境”的觀點，這種觀點確實反映了當今國際政治形勢，對于建立合理的國際政治關系具有積極作用。但是，它所主張的國際制度如何建立、如何能保證各國平等參與以及如何發揮聯合國的作用等問題還有待商榷，這就要求政治理論家們的進一步努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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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肯尼思·華爾茲:《國際政治理論》，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14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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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紀90年代初美國國際政治學者約瑟夫·奈(Joseph.S.Nye,Jr)提出“軟權力”(SoftPower，又譯“軟實力”)概念以來，文化軟權力化問題引發了國際傳播學者越來越多的關注，也日益引起許多國家政府的重視。當前，中國已經把提高國家文化軟權力納入到國家發展戰略中。

一、文化軟權力化是文化傳播力的實現

從社會學的意義上說，權力是一個關系范疇，它表示的不是某種實體，而是一種關系，一種非對等、不均衡的壓迫性關系。而文化，按文化學者的一般性理解，是一個相對封閉的價值系統，帶有某種實體色彩，屬于實體范疇。由此可見，文化與權力分屬于不同的范疇，二者絕不能等同。基于權力只存在于人(國家)與人(國家)之間的關系中，那么，文化只有進入到個人(一國)與他者(他國)關系中，才可能附帶有權力的屬性。

實際上，約瑟夫，奈是從權力資源即“無形的力量資源”的角度來界定文化(包括觀念、意識形態和國家制度，主要指價值觀念和思維方式)的，它是一種軟權力資源(Softpowerresource)，以區別于軟權力(softpower)本身。他指出：“一個國家文化的全球普及性和它為主宰國際行為規范而建立有利于自身的準則與制度的能力，都是它的重要的力量來源。”顯然，文化本身并不等于軟權力一誘導、吸引、勸服和同化他國的“吸納力”，它并不能自動地“讓他人(他國)想做你想要對方去做的事情”。對一個國家來說，要實現在國際舞臺上控制他國、影響國際事件的外交目標，首要的是讓他國民眾和國際社會認可、追隨并分享到該國的文化價值觀，即被對方民眾所認同，并把對方同化，進而對對象國的對外決策施加影響，使對方按照該國的目標、意愿、意圖或意志采取該國所預期的行動。對美國而言，就是“把他人轉化為按美國人的思維方式進行思維的人”?？梢?，控制權(包括對思想、態度和行為的影響和控制)是在這種文化“認同”和“同化”中得以實現的。一國的對外控制力一旦增強了，作為一種權力資源的該國文化也就轉化為真正的權力。由此可見，對一國來說，只有當自己的文化觀念與價值取向在國際社會廣為傳布并為目標國民眾所普遍接受和認同，其文化才變為真正的軟權力，從而被軟權力化。

文化之所以能轉化為軟權力，或者說，能夠軟權力化，首先是由文化這種軟權力資源本身的特性決定的。不同于硬權力資源的壟斷性和排他性，擴散性和共享性是文化軟權力資源的基本特性。硬權力資源如軍事實力或更準確地說軍備只要存在，即便不使用或充其量只需炫耀，也能給目標國施加一定的壓力，因為軍力優勢的自然顯露就可以給對方造成不定向的心理壓力，從而產生政治影響力即所謂的“國際威望”。而文化軟權力資源是非壟斷的，自然地傾向于對外擴散；而且，越是對外擴散和推廣，其輻射力越強，其被認同、分享的可能性就越大，其潛在的軟權力也就越強。借用培根對知識的論述，文化如同知識，“其力量不僅取決于其自身的價值大小，更取決于是否被傳播，以及被傳播的深度和廣度?！毕喾矗叭绻忾]或壟斷一種文化，那么就不能使它構成‘軟權力’的基本支柱。”不難看出，文化軟權力資源的擴散性和共享性更能反映出國際關系本來就直接表現為交流、傳播關系。正如美國國際關系學者艾克拉，愛里亞(AkiraIriye)從文化關系的角度解讀國際關系時所言，國際關系就是“意識的共享與傳遞……記憶、思想、感情、生活方式、學術與藝術以及其他形式符號的交流?！闭蛉绱?，國際范圍內的文化傳播關系在國際關系中日益凸顯出來。

不過，文化的擴散性和共享性只是為文化軟權力化提供了可能，而文化要真正轉化為軟權力，所必需的是文化傳播力的推動。所謂文化傳播力，就是推動一國文化向外傳播，使其由民族文化“泛化”(普遍適用或普適化)為世界文化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文化軟權力化就是文化對外傳播力的實現。

在信息日益全球化的時代，作為信息傳播載體的大眾媒介自然地成為文化傳播力的象征。通常，對外文化傳播通過兩種途徑來展開，一是人際傳播(表現為各種跨國人際交往和對外文化交流活動)；一是大眾傳播(是指運用大眾傳媒對外傳播文化信息)。相比而言，在文化的對外傳播中，無論就傳播的深度還是廣度，大眾傳播都要優于人際傳播，因為大眾傳媒大容量、高速度、高密度的信息傳輸能使各種文化信息資源最大限度地得到展示和共享。實踐也證明，大眾傳播媒介是文化傳播最重要的媒介和載體，是推動對外文化傳播最強大的動力。

基于大眾傳播媒介在文化軟權力化中不可或缺的作用，約瑟夫·奈把大眾媒介視為文化軟權力資源的有機組成部分。他指出，“特別是文化、教育、大眾媒介等方面，軟權力的性質是無法用傳統的地緣政治學來解釋和評估。”在此，他把大眾媒介當成了像文化一樣的軟權力資源來看待。從這個意義上說，一國文化軟權力化的過程最終歸結為該國大眾媒介對外文化傳播的過程。

二、文化軟權力化是國家對外傳播的戰略目標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原國務院新聞辦主任趙啟正在2006年3月的一次會議上發言中指出了中國文化的嚴重“人超”狀況。他認為，這其中的關鍵在于中國的文化對外傳播力不強。而文化只有傳播，才有影響力，國家的強大才有持續的力量。確實，我們無法回避的一個問題是：盡管我國擁有悠久燦爛的傳統文化，具備豐厚的文化軟權力資源，但是文化的對外傳播力和影響力卻不大，文化的軟權力化程度還很低。之所以出現這種困局，除了在客觀上信息傳播技術手段還相對落后以外，更為重要的是，在主觀層面上我們尚缺乏必要的文化軟權力化的戰略規劃，以及相應的制度(包括法律制度)設計和政策安排。

要想盡快改變這種文化軟權力化程度低的局面，不僅僅在于實現對外傳播物質技術手段上的飛躍，也不限于構建政府宣傳控制與媒介專業約束之間良性互動、行之有效的對外傳播機制，更為根本的是要確立起一種最能符合國家利益而一以貫之的對外傳播戰略目標。

文化的軟權力化是在國家主導和控制下實現的，它具體落實到政府直接或間接從事的對外文化傳播活動上，尤其體現在政府指導大眾媒介向國際社會或目標國傳播本國文化的行為中。在此，政府對大眾媒介的指導根本性地集中在對外傳播戰略目標的確立上。

依國際關系學中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理論的理解，一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國際“權威”或威望并不取決于——起碼不完全取決于——它的軍事、經濟實力等客觀物質性因素，而是取決于國際間的社會性觀念，即它同對象國或者說目標國之間所達成和構成的共有觀念或所謂的“共識”(共有知識)，它是由主觀的文化觀念(結構或模式)社會地建構起來的。具體來說，如果它同對方共享一種積極的合作性觀念，那它們彼此就會把對方當朋友看待；而如果它同對方共享一種中性的競爭性觀念乃至消極的敵對性(沖突性或對抗性)觀念，那它們彼此就把對方當競爭對手乃至敵人看待。由此可見，在國際社會中，每一個國家的身份都歸屬于集體中的身份，是集體認同(無論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的產物。

進一步說，建構主義認為，“國家利益(包括最高意義上的安全利益)源于國家身份”依賴于自我身份認同。一國是在確立了自我身份之后，才相應地界定和選擇自身利益，確定其利益的范圍、程度和數量?？梢?，就像國家身份，國家“利益也不是‘自在地’存在那里等待被發現，而是通過社會互動而建構起來的”，或者說，是從與他國共同締結的國際社會中學習的結果。最終，國家行為又是由國家利益決定的，國家依照自身的身份和利益相應地采取與之相符的行動。總而言之，無論是國家身份、國家利益還是國家行為都是由文化觀念所建構的，都是在“集體預期(或期望)”中完成的。作為國際社會中的成員，每一個國家都是從共有的文化觀念中首先獲知自己是誰，進而知道最需要什么，最后懂得應該采取什么樣的行動。

從上可以看出，對一個國家來說，對外文化傳播的戰略目標應當是：制造和供給“共有觀念(文化)”，從而引導和規范相關國家確立其國家身份，定義其國家利益(包括國家安全)，支配其國家行為，最終達到在文化觀念上影響和控制目標國的目的。

從上述意義上說，文化軟權力化的大眾傳播策略首要關注的是，運用大眾媒介向國際社會提供“共有觀念(文化)”。為此，一國的大眾媒介要積極地通過對外傳播力促本民族文化為國際社會所廣泛接受和認同，從而提升和轉化為相關國家共享的、作為共有觀念的國際文化乃至世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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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中還指出，在新的歷史時期，中國海外利益的內容發生了三大變化：一是中國海外利益的性質和范圍發生了巨大變化，迅速從經濟領域擴展到政治、安全、能源、文化等領域；二是中國海外利益由原來單純的地理空間擴展到國際制度層面，中國參與國際機制的程度更深，在調整既有國際機制和創建新的國際機制過程中中國的作用越來越大；三是提出共建“一帶一路”倡議，以互聯互通為發力點，構建基于基礎設施、制度規章和人員交流三位一體的全方位鏈接，構建沿線和平、穩定的發展環境。“一帶一路”陸海兼顧、東西統籌、南北呼應、雙翼齊飛，是新時期中國維護與拓展海外利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兩只“翅膀”。

隨著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和中國國力的提高，中國海外利益的發展面臨難得的戰略機遇期，同時勢必造成中國海外利益的敏感性和脆弱性也同步增長。拓展與維護中國的海外利益，要堅持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從國家戰略層面加強國家能力、國家關系、海洋強國、國際形象和國際制度等五個方面的建設。其中國際制度建設是當下的重中之重?！吨袊Ｍ饫嫠{皮書?2016》一書指出，國際制度是指在國際關系某一特定領域行為者在認識上趨于一致的原則、規范、規則和決策程序，主要以國際組織、國際機制和國際慣例的形式在國際社會發揮作用。國際制度能力是國家在國際社會參與、改革、構建和實施國際制度的能力。國際制度框架內的投票權、決策權、話語權、代表性及其相關的權益，既構成國際制度參與者的海外制度利益，又是實現和維護海外利益的重要手段。中國可以通過四個路徑拓展海外制度利益，即參與國際制度、改革國際制度、創新國際制度和積極參與全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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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緣政治因素是俄羅斯國家安全戰略的理論基礎

地緣政治因素來源于地緣政治理論，它強調地理環境對國家生存和發展的重要意義，認為國家的政治、軍事活動受制于地理環境的影響。地緣政治因素是國家制定政治、軍事、外交政策的主要依據。國家安全戰略是國家政治的重要組成部分，地緣政治因素是國家安全戰略制定的理論依據。地緣政治強調地理環境因素對于國家利益、國家安全的重要性及其在國際政治中的意義。由此可見，俄羅斯的國家安全戰略也離不開地緣政治因素的影響。

歐洲文藝復興時期出現的地理環境決定論認為，一個國家的地理環境決定了該國的政治制度、精神特征以及對外政策。隨著資本主義的擴張，一些新興的資本主義國家要求重新瓜分世界，達爾文主義為國家間競爭提供了理論基礎。德國地理學家弗里德里希·拉采爾創立了政治地理學，他把人類國家和世界當作有機體來研究，認為國家在政治上的力量取決于該國領土的大小，國家之間不斷進行著爭奪生存空間的斗爭。因此，他認為國界也應是經常變動的，國家為了維護自己的安全必須確立生存圈。地緣政治理論確立后，經過馬漢的“海權理論”、金麥德的“陸權理論”、皮克曼的“邊緣地區理論”的發展，逐步形成了近代資本主義擴張和爭奪世界領導權的理論依據。

歷史上俄羅斯國家安全就與其獨特的地緣政治緊密聯系在一起，地理位置成為俄羅斯民族保障國家安全的獨特力量和手段。從最初尋求生存的領土安全，到擴大勢力范圍的帝國主義擴張戰略，再到確保其獨特歐亞大國的安全戰略，地緣政治因素已經滲透到俄羅斯國家安全戰略中。

在探討俄羅斯國家安全戰略的內在影響因素時，如下因素必不可少：歷史上俄羅斯民族的大規模遷徙浪潮開辟了俄羅斯國家擴張的道路，經濟利益是俄羅斯國家安全戰略中恒久不變的因素。大俄羅斯主義成為俄羅斯國家安全戰略中堅定不移的信仰，沙皇制度是俄羅斯國家不斷擴張的重要因素，而更為恒久的則是地緣戰略因素對俄羅斯國家安全戰略的影響，因為地緣戰略因素不僅賦予了俄羅斯國家對外擴張的內在需求，同時也為俄羅斯提供了對外擴張的客觀條件［1］。

二、地緣政治因素對俄羅斯國家安全戰略的影響

（一）地理擴張時期地緣政治因素對俄羅斯國家安全戰略的影響

從地緣角度看，自基輔羅斯到伊凡三世統一俄羅斯的整個歷史時期，由于俄羅斯位居歐亞大陸腹地，周圍沒有利于防御的天然屏障，易受攻擊。從公元11世紀到14世紀，南方的波羅維茨人、東方的蒙古人、西方的立陶宛人和波蘭人都曾襲擾過古羅斯，加之內部的混亂和彼此征戰，不安全思想一直影響著俄羅斯，并積淀到俄羅斯的政治文化和思想中。因此，進行領土擴張和控制周邊地區成為俄羅斯國家安全思想的核心內容。

在彼得大帝統治時期，俄羅斯的不安全感被人為地加重了。1713年彼得大帝下令把首都從莫斯科遷到他征服的第一塊波羅的海海岸上的城市彼得堡，把俄羅斯置于一個不能保證安全，甚至不能保證不受屈辱的位置，極大地刺激了俄羅斯民族對外擴張的野心。論文范文qiqi8.cn

在俄羅斯主義思想體系中，基于地緣考慮進行的地理擴張被認為是防御的，是自衛性的，隨之而來的是與西方意識形態對抗，進一步強化了俄羅斯國家通過地理擴張來實現國家安全戰略的理由。

遼闊的東歐大平原幾乎沒有任何天然屏障，所以不斷對外擴張領土往往被看做是確保俄國自身安全所必需的行動。從彼得一世到葉卡捷琳娜二世，一直到尼古拉二世，沙皇俄國的地緣戰略目標主要是：通過聯盟來掌控邊緣地帶，以向南部、西部擴張尋求暖洋出海口為手段，實現對整個歐亞大陸的控制。十月革命后，蘇聯地緣戰略空間一度收縮，面對嚴峻的形勢，蘇聯被迫提出了“空間換時間”戰略。經過二戰后的短暫恢復，蘇聯很快確定了把美國勢力逐出歐亞大陸，在實現對歐亞大陸掌控的基礎上，與美國進行全球爭奪的地緣戰略。

在總結俄羅斯歷史時，俄羅斯地緣政治學者阿爾巴托夫指出：“俄—蘇帝國在許多方面不同于19世紀的歐洲帝國。歐洲帝國是典型的經濟帝國，而俄—蘇帝國是軍事政治帝國。俄羅斯大國地位是建立在不可分割的四大支柱上，國家控制用于保障巨大軍事威力的集中經濟，旨在控制這種經濟和以強大的軍事力量為依托的嚴格等級極權政體和救世主思想，建立帝國及無止境的領土和政治擴張，對抗以及為對抗體制找理由?！?［2］

（二）冷戰后地緣政治因素對俄羅斯國家安全戰略的影響

蘇聯解體后，兩極格局終結，美國成為世界上惟一的超級大國，而俄羅斯在世界上的影響力逐步下降。蘇聯解體使得俄羅斯陷入政治、經濟和社會危機之中，俄羅斯處于兩難境地，這使得地緣戰略思想在俄羅斯再度復興。俄羅斯國家周邊環境嚴重惡化，失去西線和南線戰略屏障，對俄羅斯的國家安全構成了現實的挑戰。同時俄羅斯國內經濟、政治、軍事處于轉軌時期，各國內部及國家之間因領土、民族、宗教等問題引發的局部戰爭和地區沖突對俄造成潛在的或現實的外部威脅，直接或間接影響著俄羅斯國家的安全和穩定。同時北約積極東擴，將東歐地區逐步納入北約戰略防御空間。這一系列內部和外部威脅使得俄羅斯地緣戰略在國家安全戰略中的影響逐步加強。

轉貼于

從橫跨歐亞大陸的獨特地理位置出發，冷戰結束以來俄羅斯形成了很多具有歐亞主義傾向的地緣政治思想流派。這些地緣政治思想體現了歐亞主義關于俄羅斯文明獨特性和地緣政治正面臨挑戰的典型特征，主張俄周邊國家和國內民族及種族的融合、邊界穩定、對西方采取不合作的態度，歐亞主義地緣政治思想對俄國家安全戰略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俄羅斯的潛在勢力，尤其是雄踞歐亞大陸的特殊地緣政治優勢，使得俄把構建一個有利于自身長遠利益的周邊地緣政治結構作為一個特定國家安全戰略目標加以追求和完善。

蘇聯解體后，俄羅斯的地緣戰略環境大大惡化，這不可避免地促使地緣政治安全思想在俄羅斯再度復興。在地緣戰略思想的指導下，獨聯體國家在俄聯邦國家安全戰略中占據著獨特的位置。俄羅斯把在地緣政治、經濟、安全、文化、歷史傳統與俄有著密不可分聯系的獨聯體視為穩定周邊、抗衡北約東擴、重新樹立世界大國地位的重要依托，把推動獨聯體范圍內的全面合作和一體化進程作為俄對外政策的優先任務，把建立穩定的獨立國家聯合組織、使其在經濟和政治上實現一體化，并且有能力在國際社會中占據應有的地位作為俄對獨聯體國家安全政策的戰略目標。俄把自己與近鄰國家之間的邊界稱為“內部邊界”，其特點是不設防，并在海關、居民出入境等方面執行較寬松的制度，而把近鄰國家與近鄰以外的國家間邊界稱為“外部邊界”，由俄羅斯與近鄰國家共同防御?！巴獠窟吔纭睂嶋H上就是俄羅斯的戰略邊界，因此，實施集體防御是確保俄羅斯大國地位的戰略選擇［3］。

蘇聯解體后，俄羅斯的地緣戰略環境發生了重要的變化，面臨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冷戰后新的歷史時期俄聯邦國家安全戰略目標是，對內復興俄羅斯，鞏固俄羅斯的國家制度，維護現有的地緣政治疆界和領土的完整，保證公民和社會的安全與發展，對外創造有利于俄羅斯國內發展的外部條件，確立俄羅斯在多極化世界中的主要力量中心之一的地位。

1997年《俄羅斯聯邦國家安全構想》的頒布標志著俄羅斯歐亞大國安全戰略的最終確立。鑒于亞太地區在俄羅斯國家安全戰略中的重要作用，俄羅斯積極參與亞太地區的政治、經濟和安全合作，借此發展和穩定遠東，確立俄在亞太地區的地位，維護亞太地區戰略平衡。

身處歐亞大陸的地理位置使得俄羅斯擁有成功運用東西方平衡、突出俄羅斯地緣上歐亞中心位置的優勢的可能性，但在借助自身實力的同時，集體安全和地區穩定也是俄羅斯國家安全戰略中的重要內容。冷戰結束后，地區沖突和局部戰爭取代世界戰爭成為國際社會不穩定的根源，俄羅斯主張在擴大經濟、軍事、科學技術合作的基礎上建立未來的集體安全體系，以全面的集體安全為核心構筑地區和國際安全機制。

三、地緣政治因素對中國國家安全戰略的啟示

地緣政治因素既是理論因素又是現實因素，它本身具有雙重屬性。杰弗里·帕克在《地緣政治學——過去、現在、未來》中認為地緣政治因素是從空間或地理的視角所作的國際關系研究。地緣政治的本質就是政治行為體通過對地理環境的控制和利用來實現以權力、利益、安全為核心的特定權利，并借助地理環境展開相互競爭與協作的過程及其形成的空間關系。

國家的地理位置制約著其政治行為，或者說，地理位置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國家對外政策的方向。在地理狀態上，中國的海陸鄰國眾多，其歷史一直為地理因素所支配，因此中國在對外戰略中運作的精力應放在亞太及周邊地區。地緣政治的存在有著明顯的邊際效應，近鄰國家比相距較遠的國家對本國的影響力會大得多。因此，對周邊國家和本地區的關注是地緣政治的必然要求和自然機理，從戰略全局來看，亞太及周邊地區潛在的危機可能成為中國安全的直接威脅。

亞太地區是中國對外戰略必須首先予以考慮的區域大環境。立足亞太是指作為亞太國家的一員，中國的國家利益主要集中在亞太地區，中國的對外戰略決策和實踐主要領域范圍也是亞太地區。中國國家安全戰略的制定與實施應以亞太地區為核心，應通過對外戰略活動促進亞太地區的穩定與繁榮，把自身的安全與亞太地區的穩定有機地結合起來。

亞太和周邊地區的穩定是中國作為亞太大國所必然擁有的地緣政治戰略。在客觀層面，中國面臨的亞太和周邊態勢的基本情況是，潛伏著諸多不安定因素且缺乏相應的安全機制。在這種情況下，亞太和周邊的動蕩將會直接影響到中國國內社會政治的穩定和經濟發展。從這個角度說，中國立足亞太和穩定周邊的對外戰略的優先考慮，就是進一步在亞太地區積極籌謀各種雙邊或多邊安全機制，推動亞太地區整體局勢的穩定。

隨著冷戰后國際關系中經濟因素作用的上升，地緣經濟考慮在國家戰略中的地位凸顯出來。地緣經濟是指國家間、地區間或民族間從地理位置出發的聯合、經濟對立、設置壁壘等。冷戰結束后，各國都把發展經濟置于首要地位，從而提高了國家間的相互依存度并以此改善國家間政治和安全關系。在亞太及中國周邊地區，經濟發展的新興局面使各種層級的地緣及國際活動異?；钴S。中國在亞太與周邊地區開展的互惠性雙邊或多邊地緣經濟活動將會極大地推動和提升中國的對外戰略能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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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D80　文獻標識：A　文章編號：1005-4812(2009)04-0073-79

構建符合中國人思維特征和文化特征的國際關系理論，是中國眾多國際關系學者的企盼和一直奮力向前的目標。學者們對于這一目標的具體內涵和如何達致這一目標，提出許多具有開創性的建議。但要形成某種能夠獲得國際認同的理論，也確非易事。更為重要的是，我們對什么是理論以及它們有什么作用仍然存在分歧。我們的學科傳統和我們從西方國際關系理論中所獲得的答案存在著不小的差距。自行為主義出現以后，美國國際關系理論的主流研究中就被注入了實證的傳統，這也反映在被我們所認同的三大理論范式中。

本文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是想回答受到實證傳統影響的國際關系理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盡管理論在肯尼思?沃爾茲那里被披上了一層“神秘的外紗”，但是我們可以從被我們所認同的三大國際關系理論中找到其共同擁有的“理論成分”，它們實際上只不過是一個事實和一個適當邏輯的產物。這種對理論的理解與中國人傳統上所理解的理論之間的分裂是深刻的，這種中西之間的分裂逐漸演變成國內學者之間在理論理解上的分歧。由這種不同的理論認同所帶來的后果也是截然不同的。

就我們所知的范圍內，“新現實主義、新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構成了解釋國際事務和跨國界互動行為的三種最具有理論生命力的基本‘范式’(paradigm)”。這種結論在我國學術界具有較大范圍的認同。因此，本文將肯尼思?華爾茲的新現實主義、羅伯特?基歐漢和約瑟夫?奈的新自由主義以及亞歷山大?溫特的建構主義作為選定的分析對象。

一、肯尼思?沃爾茲與國際關系理論的“神秘化”

肯尼思?沃爾茲在其《國際政治理論》中用整整一章的篇幅來告訴我們什么是理論，并在接下來的三章中進一步用實例告訴我們什么是、什么不是系統層次上的國際政治理論。在這種對理論的描述中我們已經看不到“哲學、歷史和法律”的痕跡，

“科學”的內涵受到了極大的推崇。這種理論模式不僅超出了此前西方的國際關系理論模式，也與中國人對理論的理解大不相同，甚至是完全不同的指涉對象。對許多中國人而言，肯尼思-沃爾茲所要求的理論內涵完全是陌生的東西，不僅晦澀，而且有點故弄玄虛。

在過去中國人的理解中，理論看似不是一件非常高深的事情，但卻是難以達致的目標。中國最為權威的《現代漢語詞典》把理論定義為“人們由實踐概括出來的關于自然界和社會知識的有系統的結論”。從這個定義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國人對理論的一般看法。一方面，理論是與實踐緊密聯系的，沒有實踐也就沒有理論。理論經常被當作是實踐的附屬品，理論的存在價值在于它對實踐有指導作用。否則的話，理論不可能存在，或者沒有存在的意義。離開了實踐的理論或許還有另一種表現形式，即謬論，也就是對實踐的扭曲。從這種意義上講，理論不具有獨立性，就如同列寧所說的“理論是灰色的，而實踐之樹常青”。另一方面，人們將理論看作是一種系統的結論。只要這種結論被大多數人所認同，就會被我們當作理論。

翻開中國大多數的社會科學教材，它們鎖定的探索領域包括兩個方面：(1)該研究領域所指涉對象的表現形式，我們稱之為“現象”；(2)該研究領域所指涉對象的內在規律，即對象間的“內在的、必然的、有機的聯系”。發現規律被看作是中國社會科學的最高目標，它與“真理”屬于同一等級，甚至可以互換。而理論則由于“謬論”的存在，喪失了它的純潔性，它在中國社會科學中甚至不是一個重要的要實現的目標。另外，由于理論牽涉到正確與錯誤的問題，中國的理論暗含著更重要的事情是對理論的把握和鑒別。

相對于中國人的這種理論定義和思維，肯尼思?沃爾茲對理論的描述可謂是顛覆性的。這種顛覆性表現在：首先，他指出理論的功能不是對實踐的指導作用，而是“一種工具，它試圖有助于對某一加以限定的行為領域加以解釋?！币虼藢碚摰脑u判標準不是對實踐指導作用的大小，而是其所具有的解釋力和預測力的強弱。與中國的理論規定性相比，肯尼思，沃爾茲的理論幾乎與實踐沒有什么關系，不以實踐為目的，也不承擔其所產生的后果，它與實踐幾乎不具有直接的因果關系。它既然是工具，就無所謂對錯，更不會有“謬論”存在的可能性。

其次，理論高于規律。在中國，發現規律是社會科學甚至是自然科學的終極目標，因為只有它是純而又純，支配和決定人類命運的東西。然而，規律在肯尼思?沃爾茲那兒是有欠缺的，因為它無法解釋自身，“理論并非只是規律的集合，而是對規律的解釋。二者之間有著本質的區別。規律指出恒定不變的或可能存在的因果關系，而理論則解釋這種聯系為何存在。”H由于規律無法說明某種聯系能否存在，也就無法告訴我們能否進行控制以及如何進行控制，而這些任務只有理論才能完成。理論高于規律的另一個原因在于人們可以發現規律，而理論只能被創造。

第三、理論與真實性無關。肯尼思?沃爾茲認為，“理論盡管與需要加以解釋的世界密切相關，但卻獨立于真實的世界?！崩碚撝唤沂静糠脂F實，它的正確性并不由現實的正確性來決定。而我們認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標準在中國人眼中幾乎相當于―條普世性標準，中國人無法想象―個在現實中不正確的理論在理論上卻是正確的。但肯尼思?沃爾茲對他的信念確信無疑，并引用康德和愛因斯坦的原話來增加其權威性。除此之外，他還進一步指出，理論的解釋力是通過“遠離現實”而非貼近現實而獲得的，意思是離現實越遠，我們就越能獲致有效的理論。

第四，理論不是由實踐中總結出來的。從實踐中來即從歸納法中得來是中國人長期信奉的理論的終極來源。但沃爾茲告訴我們緊緊依靠歸納法無法創造理論?！跋嘈磐ㄟ^越來越多數據的累積以及對越來越多案例的研究分析，我們就能發現真理，這一信念被結構主義人類學家列維撕特勞斯稱為‘歸納法學者的幻想’?！?/p>

肯尼思?沃爾茲用一系列否定顛覆著中國人對理論的理解，他給出了他對理論的定義，他認為理論是“人的頭腦里關于某一領域的組織性及其內容的各部分之間的聯系的一幅思想性圖畫?！蹦敲?，某一領域是真實的嗎?其組織性和各部分之間的聯系與現實有何區分?思想性圖畫的真正含義是什么?如果我們將前面他給出的否定性特征加入到這一定義之中，我們難以理解這一定義還能剩下什么。盡管肯尼思?沃爾茲列舉了檢驗某一理論的7個程序，但就其實質來說，它更像是一套邏輯驗證程序，而非理論的實質性標準。

肯尼思?沃爾茲本人在國際關系學界崇高的學術地位和《國際政治理論》一書的巨大成功，使得肯尼思?沃爾茲的這一理論定義得到了廣泛傳播和國際關系學界的默認。在新自由主義的經典著作中，我們沒有看到對理論本身的專門表述，只是肯尼思?沃爾茲毫不客氣的表述：“自由制度主義理論并不是一個獨立的理論?；鶜W漢和奈強調制度主義以結構理論為其理論核心，他們只不過將這一核心加以拓展而已。”對新自由主義的這一態度也可以從亞歷山大?溫特那里得到證實，“新自由主義預先就對新現實主義做出了太多的讓步，因而把自己降低到僅僅解釋一個主要理論體系沒有解釋的剩余問題這樣一個次要地位?！眮啔v山大?溫特盡管也沒有對理論的定義作過多論述，但是他的標準比肯尼思?沃爾茲要低很多。在他的理論分類圖譜中，他把許多國際關系學派納入到他的理論范疇之內，在他看來，“一種理論是否有價值，最終取決于它是否能夠對國際政治的具體問題做出有意義的解釋。”在一定意義上，這一定義的內容也包含于肯尼思?沃爾茲的定義之中。但是，肯尼思?沃爾茲根據自己的標準，認為建構主義根本就不是理論，“很難指明建構主義到底對什么做出了解釋。它只是提供了一個似乎很有希望的觀察世界的新的視域而已?！?/p>

肯尼思?沃爾茲在國際關系三大理論范式中確立了自己對理論標準的制高點。他以他本身所具有的學術地位對什么是理論作了專門論述和系統思考，并以此為根據對其他理論進行評判。我們可以看到許多學者對肯尼思?沃爾茲的新現實主義理論提出質疑，但很少看到有人對肯尼思?沃爾茲的理論定義也提出同樣多的異議。

二、一個國際關系事實+一個適當的邏輯=國際關系理論

不管怎樣，肯尼思?沃爾茲的理論定義還是能夠理解的。至少我們可以通過他所創造的理論模式來理解。同樣的，新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如果被認為是國際關系中的三大理論范式之一，我們也可以根據他們的理論構建來理解其理論的基本構成是什么。撇開肯尼思?沃爾茲對自己的理論和其他理論不同的評價，我們可以發現這些理論的核心架構由兩個基本元素構成，即一個國際關系事實和一個適當的邏輯。

1、肯尼思?沃爾茲的新現實主義理論

一個事實：國際體系是無政府的。無政府意即國家之上缺乏一個唯一的中央政府。這是一個非常明顯的國際關系的現實，在國際關系進入到現代以后更為明顯。因為國家在國際關系契約中被相互承認擁有。是一種最高權力，不承認在它之上的支配力量。這一觀點在肯尼思?沃爾茲之前就得到了廣泛接受?？夏崴?沃爾茲在《國際政治理論》中對此也進行了描述：“國際政治無政府狀態這一經久不衰的特性導致了千百年來國際政治生活具有顯著的相似性。這是一個廣為接受的觀點?！?/p>

一個邏輯：肯尼思?沃爾茲新現實主義蘊含的邏輯非常簡潔，甚至可以用一個三段論來概括：(1)在一個系統中，結構“限制和塑造了行為體和機構，而且盡管行為體和機構的目的和努力存在著差異，但結構卻使其運作趨向產生同質的結果”；(2)無政府狀態是國際體系的結構；(3)因此，國家被塑造成具有同質功能的單元，其首要目標是確保自身的生存，均勢政治是一個國家確保自身生存的自然選擇。

很明顯，肯尼思?沃爾茲使用了一個具有演繹特性的方法得出了自己的結論，他將結構理論植入對無政府狀態的理解之中。無政府狀態在國際政治中行使著結構律令，它使國家必須要為自己的安全負責，自助是唯一的選擇。只有在生存得到保障的情況下，國家才能去安全地追求諸如安寧、福利和權力這些目標。

2、羅伯特?基歐漢和約瑟夫?奈的新自由主義理論

一個事實：復合相互依賴，即受國際機制控制的相互依賴。羅伯特?基歐漢和約瑟夫?奈在其《權力與相互依賴》一書中的第一句話就是“我們生活在―個相互依賴的時代?！边@非常明白地告訴我們，相互依賴只是我們時代的一個現實。如果按照他們對相互依賴的定義，人類相互依賴的歷史應該更長，尤其是在安全領域中的相互依賴。他們提出的復合相互依賴更符合當今時代的現實。羅伯特?基歐漢和約瑟夫?奈賦予對相互依賴關系產生影響的一系列控制性安排即國際機制以核心地位。所謂國際機制，“就是在國際關系的議題領域中所形成的‘一系列隱含的或明確的原則、規范、規則以及決策程序?！比绻覀冋J同這一定義，國際機制至少一直伴隨著現代國際關系，因為作為現代國際關系基本行為者的國家存在的首要前提，需要遵從一個基本的原則，就是互認對方為國家，即國家相互承認對方在地球表面某一區域內擁有最高權力和對外享有自?？夏崴?沃爾茲所發出的“國家的消亡率之低令人驚嘆”的感慨是杏與這一因素有關呢，我想對新自由主義者來說是毋庸置疑的。

一個邏輯：尋找新自由主義的邏輯看起來比較復雜。主要是因為新自由主義與新現實主義有許多糾纏，新自由主義幾乎認同新現實主義的結構前提，盡管如此，其內在的基本邏輯還是非常的清晰。我們照樣可以求助于一個三段論：(1)在一個系統中，結構對行為體和機構具有限制和塑造作用；(2)在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下，為了管理國家間所產生的相互依賴關系和避免無政府狀態的消極影響，人們創設了國際機制。國際機制作為結構層面的干預變量將減輕無政府結構的消極影響；(3)盡管國家的行為在不同的領域行為取向不同，但由于國際機制的存在，它們更傾向于合作。

羅伯特?基歐漢和約瑟夫?奈正是在無政府結構中發現肯尼思?沃爾茲對人類創制作用的忽視，并因而確立了新自由主義的基本邏輯。

3、亞歷山大?溫特的建構主義理論

一個事實：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是由國家造成的。國際無政府狀態的實質內容由國家之間的關系來決定的，因而，國家之間可以建構成各種各樣的無政府狀態，甚至包括肯尼思，沃爾茲所描述的無政府狀態。國際之間的互動所形成的“共有知識”，決定著無政府狀態的基本內容。它們之間可以相互建構成朋友、競爭對手甚至是敵人。由于共有知識建構相互之間的這種身份，從而影響相互之間的利益和行為。對亞歷山大?溫特來說，無政府狀態是一個事實，但從來就不是一個具有單一規定性的事實，而是一個多樣性的事實，它們在國家的互動中被建構而成。

一個邏輯：與新自由主義一樣，建構主義始于新現實主義解釋中的缺陷。新自由主義只是質疑新現實主義理論中的“小前提”，而建構主義不僅質疑新現實主義的“小前提”，而且質疑其“大前提”。對亞歷山大?溫特而言，肯尼思?沃爾茲的結構是一個物質結構，而只有社會結構才構成對國家行為的決定性影響。

“物質力量和利益的意義和效用取決于體系的社會結構?！苯嬛髁x的邏輯可歸納如下：(1)人類關系的結構是一種社會結構，主要是由“共有觀念”而不是物質力量決定的，這些共有觀念建構行為體的身份和利益，從而決定了行為體的行為；(2)無政府狀態作為國際關系結構是一種人類社會的結構，它是由國家互動所形成的“共有觀念”所決定。(3)無政府文化(共有觀念)建構國家的身份和利益，對國家的行為產生決定性的影響。

這里關鍵的問題是亞歷山大?溫特的無政府狀態是一個開放式定義，盡管他把無政府狀

態鎖定為無政府文化，但是他的無政府文化也是多元的。對他來說，有多少種不同的無政府文化，就有多少種無政府狀態的邏輯。而不同的文化建構不同的身份和利益，產生不同的國家行為。這使得建構主義難以確定自己解釋的邊界。正是在這一意義上，肯尼思?沃爾茲認為建構主義只是一個新的“視域”而已。

三大理論“范式”一個非常明顯的共同點在于它們都使用了演繹推理模式，在大的框架上可歸納成一個亞里士多德式的三段論。三種理論具有邏輯上的延續性，新現實主義理論為新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開辟了道路，后兩種理論都是在新現實主義理論的小前提或大前提中尋找出“破綻”后，確立了自己的理論地位。

三、問題：理論的認同與后果

上述的簡要分析告訴我們，國際關系理論并不像肯尼思?沃爾茲所定義的那樣神秘，它的基本構成只不過是一個事實加上一個適當的邏輯而已。盡管如此，它與中國人傳統上所理解的理論之間的分裂是深刻的。隨著受到行為主義方法影響的國際關系理論在中國的廣泛傳播和理解的加深，這種中西之間的分裂逐漸演變成國內學者之間在對理論理解問題上的分裂。

這種分裂首先體現在對中國有沒有國際關系理論的回答上面。如果按照中國傳統的理論標準，中國存在著一定意義上的國際關系理論，如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三個世界的戰略劃分、和平與發展兩大主題、國際政治新秩序等。但如果按照西方的標準，中國則不存在國際關系理論，如王義桅博士和蘇長和博士先后直接以“為什么沒有中國的國際關系理論?”作為各自論文的題目，并以此作為定論。

無論是“建設中國特色的國際關系理論”或者是“建設國際關系理論的中國學派”這樣一個艱巨的任務，首先要面對的或者說必須要回答的是理論標準問題，亦即理論本身的“普世性問題”。本文不對這一問題進行直接回答，接下來探討一下認同不同的理論標準所帶來的實際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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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比斯特指出，“過去的亞洲，曾經被文化、語言、政治觀念、和地理環境所割裂，而當代亞洲靠經濟聯系、高科技、特別是發達的通訊和人口流動緊緊鑄為一體，使它看起來更像一個完整的地區”。當然，亞洲還僅僅是看起來更像一個完整的地區，距離一個緊密聯系與合作的完整地區還有很大的差距。真正形成完整的地區，首先取決于亞洲各國自身的發展，同時也取決于地區合作與聯合的發展。目前，經濟不發達、政治不穩定、地區關系緊張甚至沖突，仍然是亞洲發展中的突出問題。或許，一個像歐洲那樣的聯合起來的完整的亞洲很難實現，但是，亞洲將會繼續發生深刻的轉變，各國的現代化進程將會加快發展，亞洲的區域合作也會進一步在探求適合自己模式的基礎上得到深化。

當前，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國和印度的發展。作為兩個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其迅速發展已經并且會進一步提升亞洲的地位。中國和印度都曾是歷史文明古國，考慮到兩國的人口規模、發展速度、市場潛力、地緣重要性和文化影響力，兩國的崛起不僅會極大地改變亞洲的面貌，也會極大地改變世界的格局。

關注和研究亞洲的發展變化，不僅是當今學術界，而且也是政界、商界的熱點。中國社會科學院亞洲研究中心2006年設立了關于亞洲發展的課題項目，面向本院國際學部的年輕研究人員。本書匯集的是部分年輕研究人員的研究論文，內容涉及亞洲的區域合作和地區關系以及部分亞洲國家的政治、社會、文化問題。雖然本書在結構上并不連貫，但書中的分析研究可以幫助讀者對亞洲發展中的一些重要問題形成更為深刻的了解和認識。

亞洲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應該對亞洲研究給予更多的鼓勵和更大的支持，希望有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問世。

東亞有十幾個國家、近30億人口，如今又是全球經濟成長最快的地區，因而美國、歐盟、俄羅斯等也都從不同角度對東亞區域合作的走向給予了特別的“關切”。東亞區域合作的發展不僅會直接對地區各國的經濟發展、政治穩定以及安全保障產生影響，進而也會對現存世界政治、經濟秩序形成沖擊。

在先后經歷了市場驅動、金融危機后加速發展兩個階段后，東亞新地區主義正處在制度化方向發展的進程中。在這一進程中，傳統的東亞國際關系的基礎正在經歷深刻的轉變。作為該進程的結果，東亞地區的安全結構、安全議程與安全合作的模式也正在經歷深刻的轉變。

東亞新發展模式的產生不會僅僅因為中國經濟的增長而自然形成，東亞地區國際關系的緩和將對經濟合作的深化具有重要作用，中國提出的構筑和諧國際社會的主張因此而具有深遠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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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多學科視角下對國際區域能源合作研究的評述

國內外學者對能源合作的研究由來已久。通過對相關文獻的閱讀和整理，筆者認為總體上對國際區域能源合作的研究歸屬地理學、政治學和經濟學范疇，且不同的視角下的方法論的應用具有較強的學科屬性。

在地理學視角下，研究者們偏重將“區域”作為研究能源合作的前提和關鍵，認為合作的地理范圍是由具有地緣關系的國家或組織所組成的區域空間。就像Melvin A. Conant和Fern Racine Gold認為的那樣，能源合作現象的產生以及合作領域的擴大應當最先在具有地緣關系的國家之間產生。地理學研究者們通過對“區域”范圍內特定資源以及國家間的流動往來進行描述以解釋區域范圍內能源合作的合理性。在政治學視角下研究者們大多站在國際關系的視角分析能源在國家交往中所起到的媒介作用。在研究方法上既有定性的描述又有通過建立模型而實現的定量分析。在經濟學領域內，學者們對國際能源合作的研究較為豐富。無論是國際合作理論、競合理論還是成本收益理論，其實現合作最基本的前提條件是資源要素稟賦的差異，而其所表現出來的形式為自然資源、資本、技術、人才的跨國界流動。在國際區域能源合作問題的研究中，一方面，單個國家總是因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驅使而背離合作軌跡，另一方面合作會因為各國收益函數的相左難以維持或付出成本，其上述行為主體的特質符合博弈論參與者的基本特征。因此，博弈論也是解決經濟學問題最為常見的分析工具。

地理學研究者對特定“區域”的研究既實現了對區域內能源合作國各種復雜關系的分析，又描述了區域外國家以及各種勢力對合作的影響，這與區域能源合作的復雜性與開放性相符。“區域”的劃定在地緣上為合作參與主體與外部環境劃清了界線，使合作具有空間上的整體性。但地理學的思維模式側重于對客觀事物特殊性的研究。由于地理差異具有絕對性，因此各地區的水文、地貌、氣象、資源儲量、方位和開發利用程度以及在此基礎之上的國家間的交流方式對區域能源合作的影響差別很大。國際政治的復雜性將敏感的能源合作置身在復雜開放的國際關系系統內，因此站在國際關系學視角，無論是定性描述還是定量分析都對揭示國際能源合作的本質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過多的突出國家“權力”的作用會弱化其他部分對系統功能實現的作用。無論現實主義還是新自由主義，在對能源合作問題上過多糾結于合作達成與否以及現實條件對合作影響的靜態描述，從而忽略了合作系統整體功能與部分功能差異性的比較，無法動態揭示能源合作系統在結構上的相互作用過程。此外，雖然在部分文獻中對復雜國際關系的研究實現了定量化的描述，但在定量模型設立的初始，對假設條件的過多設置以及對原本復雜變量的過度簡化限制了模型功能的發揮。經濟學視角的相關理論和分析工具為學者們研究能源合作相關問題提供了廣泛的思路和空間。但經濟學者們過多的重視在要素稟賦理論、優勢互不理論基礎上通過開展區域間的能源合作所實現的經濟收益。通過成本和收益的比較來設定合作的假設、路徑和機制。這種微觀的分析思路難以解釋宏觀的國際區域能源合作的相關問題。此外，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將國家間資源稟賦的差異作為開展貿易的條件。在該理論視角下，無論是定量的分析工具還是定性的描述都依賴于完全理性假設條件，從而偏離了能源合作的復雜性與非線性特征。

學者們站在地理學、政治學、經濟學等學科視角對國際區域能源合作問題的研究既有定性的描述，又有定量的分析，為后繼者對該問題的繼續研究提供了廣泛的思路和啟示。但是國際區域能源合作是一個復雜、開放的系統，構成該系統的不僅有區域內的參與國，還包括促進和阻礙合作的各類要素。要素之間的相互作用關系決定了國家的行為選擇。因此，作為宏觀系統的國際區域能源合作，其整體性、結構性、層級性、功能性特征決定了我們應當用系統論的方法對該問題進行分析，以便有助于我們認清區域能源合作的運動規律。

2.系統論視角下的國際區域能源合作

國際區域能源合作是一個復雜開放的系統。從“國際區域”的角度看，地緣位置鄰近或交通便利的國家或經濟體構成的區域空間在地理范疇上為能源合作系統的邊界進行了圈定；從“能源”的角度看，油氣一類不可再生資源集中體現了能源的多重屬性；從“合作”的角度看，“國家之間的合作，是國家為滿足各方實際的或預期的利益而相互調整政策和行為的過程”。因此“國際區域能源合作”可以看成是在地理位置鄰近、交通便利的特定區域內，能源消費國和能源供給國圍繞共同利益而在石油、天然氣能源領域中相互作用的宏觀系統。

與一般系統類似，國際區域能源合作系統也具有整體性和相關性的特征。所謂“整體性”主要由系統的功能表現，正如亞里士多德指出的那樣，“整體功能大于部分功能之和”。在系統內部，整體與部分是相對的。從宏觀層面，國際區域能源合作系統由經濟系統、政治系統、環境系統、外交系統等子系統構成；從微觀層面看，由資源、技術、資本、人員等元素組成。對于總系統而言，各個子系統是部分，對于各子系統而言，組成系統的微觀元素則是部分。各部分有機的連接在一起，為了同一目標而實現某種功能。共同利益是合作系統與外部環境進行物質能量交換的驅動力，而該動力的施力效果則要通過系統的功能，即合作的效果表現出來。

國際區域能源合作的“相關性”是構成能源合作系統的各個子系統之間、系統內部各元素之間以及系統和外部環境之間存在的相互關系，且這種相互關系以因果關系為主。根據上文提到的國際區域能源合作的概念可知，能源合作系統的相互關系表現為地緣關系、參與主體之間的互動、經濟往來、要素流動等。由于地里邊界和能源屬性的影響，國際區域能源合作系統是開放的，其系統結構與環境的因果關系也是系統相關性的重要體現。根據“熱力學第二定律”，在封閉系統內部，即使能量的分布是有序的，那么能量在做功的過程中也是經歷自身消耗的，其熵值會隨能量做功的完成而增加，并且這種熵值增加的過程是系統自發性的。同樣國際區域能源合作系統要實現生命的維持就必須是開放的。外界條件不斷調整變化的閾值，為能源合作系統的能量分層提供動力，像“貝納德流”一樣實現系統與外部環境物質能量交換的循環往復。

根據唯物辯證法，矛盾的主要方面推動事物的變化發展處于主導地位，矛盾的次要方面處于從屬地位。國際區域能源合作系統的不同部分對系統功能實現效果的影響也是不同的，這體現為系統的等級性。資源的逐利性的存在，使得在理想條件下構成能源合作系統的元素能夠在參與主體之間流動。因此具有互補性的資源流動系統對能源合作系統的功能實現具有主要影響。在現實國際社會中，該“理想狀態”并非存在。在涉及國家安全的能源合作問題上，即使具有地緣關系的國家之間也會存在政治、外交、意識形態、固有文化的分歧，并且這種分歧屬于軟層面，在可預見的有限時間內難以改變。軟層面的分歧使資源流動系統對能源合作系統功能的影響效果降低，從而使系統的等級性發生變化。綜上所述，國際區域能源合作是一個復雜開放的系統，具有整體性、相關性特征，因此通過剖析系統的構成、結構、功能可以更準確直觀的揭示能源合作的運動規律。

3.結論

運用系統理論及其方法對國際區域能源合作問題的研究是合理的。首先，系統論學科的研究內容不具有個別性，而是對某一類問題的本質進行揭示。因此，在系統論視角下，對復雜問題的研究思路和分析步驟具有普遍適用性。雖然不同國際區域的能源合作規律存在差異，但是系統論對該類問題的研究為學者們提供了一套完整性的分析思路和方法。其次，系統的構建雖然始于微觀元素的組成，但系統論能夠使研究者們站在宏觀的角度對問題進行研究。最后，通過系統結構上的反饋作用來實現其功能的表征，是動態的研究思路，規避了靜態分析復雜問題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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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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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石油貿易流向的概念

貿易流向是指貿易的地區分布和結構，通常表示為某地區貿易量在貿易總額中所占的比重。從這個意義上講，石油貿易流向就是某地區石油貿易量占石油貿易總量的份額，因我國是以石油進口為主的國家，研究石油貿易流向主要是研究某地區石油進口量占我國石油總進口量的比重。另外，貿易流向包括兩個不可分的因素：貿易的方向以及貿易的規模，在討論石油貿易流向問題時，必須兼顧量的差別。

2.石油貿易流向的基本模式

在目前油價較高的情況下，世界各國的貿易流向模式大致可分為三種，并有各自的特點。戰略導向型，即國家根據自己長期發展戰略的需要來選擇貿易伙伴、地區及貿易量；經濟導向型，即出于經濟考慮，如考慮能源運輸成本或本國產業經濟發展規劃的要求，選擇貿易方式；地緣導向型，即在擴大貿易伙伴時，更多考慮地理位置臨近或者有著地理運輸優勢的國家作為潛在或現實的貿易伙伴。

(二)國際石油貿易整體環境

宏觀環境是研究問題的出發點，作為石油貿易的重要組成部分，研究石油貿易流向必須結合當前國際石油貿易的整體背景。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1)全球經濟的區域結構變化助推國際石油貿易；(2)石油金融市場對現貨貿易的影響越來越大；(3)世界石油地緣政治格局呈現多元化態勢；(4)替代能源引發石油貿易格局演變。

(三)世界石油貿易流向未來趨勢

當前，世界石油貿易流向在出現新的分化組合，多元化程度進一步加深。整體看來，歐佩克的統治地位受到一定程度的沖擊，世界石油貿易逐漸向俄羅斯、非洲等非歐佩克國家偏移，正確分析世界石油貿易流向趨勢可以避免無謂競爭，有利于我國石油貿易流向的優化。主要表現在：(1)歐佩克石油貿易份額將有所降低，但總份額及發展潛力仍很大；(2)俄羅斯是未來石油貿易流向的重點地區；(3)里海地區貿易量增長潛力與障礙并存；(4)拉美國家石油貿易前景廣闊；(5)非洲是各國實現石油貿易流向多元化的重點地區。

二、我國石油貿易流向現狀分析

(一)世界石油儲量分布及發展趨勢

1.現有儲量分布

世界石油資源的分布存在明顯的區域差異。除在陸地上有大量分布以外，近年來海底石油的探明儲量增長很快，現在海底石油的探明儲量已占世界石油總儲量的1/4以上。世界石油資源大都分布在發展中國家，其分布規律為西半球多于東半球；在五大洲中，大洋洲最少，亞洲最多。世界原油分布極不均衡，僅中東地區就占55.58％的可采儲量，美洲、非洲、東歐及前蘇聯、亞太地區，分別占24.78％、8.72％、7.45％、2.53％。

2.能源發展趨勢及未來油氣生產預測

從未來世界經濟、能源、環境協調發展的角度，從能源發展的資源基礎和技術發展的可能性出發，預測油氣生產和其他能源的發展結構，可以比較科學地反映客觀規律。石油在能源消費結構中的比重正逐步下降，而天然氣則是主要的替代能源，將成為21世紀的主力能源。

(二)我國石油貿易流向狀況分析

1.貿易來源。中國近年來雖努力分散原油進口來源，大力實施石油貿易來源多元化戰略，但進口來源單一的狀況并未得到有效改善。具體到國家來講，2007年我國主要從沙特、俄羅斯、伊朗、安哥拉和阿曼五國進口原油，自每個國家進口的原油量，均超過了1000，合計為9069萬噸，占當年原油進口總量的61%。其中，沙特、安哥拉和伊朗分別以16%、15%、13%位居前三位。

2.貿易方式。當前，參與國際石油貿易的方式主要有四種，即現貨、期貨、長期合約及獲取份額油等，我國的石油貿易方式主要集中在現貨，期貨很少參與，長約及份額油的獲取都非常少：有關資料表明，我國石油貿易中，份額油只占進口石油的不足20%，現貨采購達50%，長約油僅為50%（日本高達90%）；我國缺乏充足的儲運設施，期貨市場剛剛開設燃料油期貨，原油期貨仍未啟動。國際油價的定價權在期貨，我國雖然是國際石油市場的“戰略買家”，但仍無定價權。

3.運輸狀況。相較而言，海運石油的成本較低，管道運輸相對可靠，鐵路運輸雖然運量有限，但是陸地線路對于國家能源安全具有一定的戰略意義。我國目前的石油進口方式，主要以海運為主，采用管道運輸的石油主要來自中亞，而來自俄羅斯的石油基本是通過鐵路運輸。

4.小結。綜合以上分析，整體看來，我國非洲、南美地區的石油貿易份額逐漸增大，石油貿易流向進一步多元化，但進口來源仍較為集中，主要是中東和非洲，而與我國有著良好地緣關系的俄羅斯中亞地區的貿易份額則相對不足，甚至呈現縮減趨勢。具體來講，我國目前的石油貿易流向也存在一定風險：(1)運輸風險。(2)中東作為貿易主流向有一定風險。(3)與美國可能產生較大沖突。

三、我國石油貿易流向優化及保障措施

(一)我國石油貿易流向優化策略

1.石油貿易來源多元化。從地理位置上看，我國北依俄羅斯，西臨中亞，與我國接壤的東南亞地區也有很豐富的油氣資源，我國獲得充足的油氣供應，有很強的地緣保證。同時，隨著我國進一步健全運輸管線建設，中東海灣地區的石油輸送安全性也將大大提高，我國與中東地區的石油合作也將進一步加強。

2.石油貿易方式多元化。國際石油貿易主要有三種方式，即分成油、長期供貨合同和現貨期貨貿易。為了提高我國石油貿易方式的合理性，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努力：(1)為了保證中國對石油資源獲得的穩定性，進口原油的貿易方式應以長期合同為主，應占60％以上。(2)國家間貿易多樣化。(3)大力發展石油期貨貿易，參與石油金融市場，規避石油進口和價格風險，爭奪石油的定價權。我國可在借鑒國際石油貿易市場多層次性、交易方式和交易主體多元性的基礎上，逐步完善國內實貨交易市場，有步驟地推進期貨市場的建設，形成現貨、遠期、期貨為重點的多層次、開放性的市場體系和交易方式的多元化。

3.構建“蜘蛛網”式戰略運輸線路。海運作為我國的主要石油運輸方式，其運輸能力和風險抵御能力都不足以滿足國家能源安全的需要。結合我國的地緣特征和世界石油儲量分布，我國要保障石油運輸線路安全，應以石油管線為主，大力構建“蛛網式”戰略線路，有效解決我國對馬六甲海峽的過分依賴和我國周邊陸路運輸能力嚴重不足的問題。具體講可分為以下兩個方面：(1)獲得印度洋的入海口；(2)構建俄羅斯、中南亞陸地運輸體系。

(二)我國石油貿易流向優化保障措施

1.提高國內供給能力，適當控制國內需求和適度進口。提高國內石油供給能力是未來解決石油供需缺口最基本的一步，建議我國優先加強國內勘探，努力增加石油后備儲量，保持必要的石油自給率；鼓勵中國海上合資原油銷往國內。在控制國內需求方面，應適當控制一次能源消費中石油比例增長的速度，大力發展可替代能源；利用稅收作用，抑制石油消費。適度進口應是實現油氣資源進口盡可能地滿足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實際需要。

2.充分利用當前經濟危機，提高石油貿易主動性。經濟危機下，很多國家需要資金救市，我國龐大的外匯儲備找到了有效的投資渠道。一是可以對政治友好國家進行經濟援助，為石油貿易創造良好的國際關系；二是可以用外匯與油氣資源豐富的國家開展油氣資產交換，比如我近期實現的中俄“貸款換石油”交易，為保證本國能夠擁有長期穩定的油源供應奠定了基礎，并正在一定程度上改變著國際石油交易的格局，使之朝著有利于中國的方向發展。

3.和諧發展國際關系，保障石油供應穩定性。發達國家與我國的石油競爭，最終要通過石油輸出國來實現。我國應該繼續發揮能源外交優勢，在互利互惠的基礎上，發揮中國經濟崛起的優勢，將石油合作納入全方位的合作中，積極參與地區性、國際性的各種對話和交流，特別是與國際能源機構和石油輸出國組織的交流，深化原油資源合作，提高對資源的獲取能力。

4.健全石油政策和法規體制，推進石油產業市場化。歐美等石油生產國和消費國在立法的基礎上，通過政府制定政策、監管機構統一監管、企業商業化運作等途徑，形成了普遍認同的石油管理體制，實現了規范的能源產業市場化運作，也為我國提供了很好的借鑒。在市場化建設方面，引入競爭機制，取消上下游領域和南北海陸地域的限制，形成統一開放、有序競爭的市場環境，為石油企業開辟更廣闊的發展空間。

四、結論

我國的石油貿易流向關系到我國能源安全，關系到我國國民經濟平穩、快速的發展。研究的過程中，主要得出了以下結論：(1)由于石油本身的特殊性，石油貿易流向的研究不應該僅僅局限于石油進口來源地，也應包括石油貿易方式和運輸方式，石油貿易流向的優化也必須從這幾方面展開。(2)石油貿易流向的研究必須緊跟世界能源安全的新觀念。(3)“石油衍生品”市場地位空前提高。(4)我國石油貿易流向多元化應是貿易來源、貿易方式及運輸路徑的系統多元化，相關策略制定應該充分結合地緣特征，構建以俄羅斯—里海及東南亞地區為主的貿易多元化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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