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世界論文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金融世界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不對稱依賴或中心主導與從屬的經濟體系，則是金融危機在發展中國家產生、發展的現實基礎。在資本主義生產由中心向擴散，中心對資本的壟斷和對商品市場的控制加強時，發展中國家內部生產過剩、金融過剩和與外部聯系中的國際價值實現問題正不斷深化發展。由于歷史造成的經濟脆弱，在國內要求經濟改革與經濟增長的壓力下，發展中國家極易陷入依賴外部推動、三重矛盾日益發展的狀況。這就是一些發展中國家因西方資本流入和出口發展而快速增長，又因對外收支狀況惡化和西方資本回流而爆發金融危機以至金融危機反復發作的原因。

21世紀初期世界金融危機的發展前景最終取決于世界經濟中各地區、各國之間相對經濟實力的變化。前述世界經濟運動的模式已經表明，世界經濟運動的狀況和金融危機的發生與否根本上在于中心與依存關系的發展，從本質上看，這就是兩部分經濟實力對比的變化狀況。市場經濟的競爭法則也就是不同國家、不同地區、不同經濟主體以實力為基礎的博弈。貨幣金融壟斷是經濟實力的集中體現，就是競爭優勢；處于壟斷地位的一方總是支配著另一方和整個經濟運動的方向，這就是世界運動的法則，也就是決定世界金融危機走勢的基本規則。

世界經濟中經濟實力反映為科學發展、生產力水平、經濟規模、金融市場規模和其貨幣是否充當國際貨幣。科技發達、經濟和金融規模大、貨幣為主要國際貨幣的國家或國家集團從經濟金融到文化都對經濟實力較弱的國家產生影響。這種客觀規律決定著世界經濟和金融運動的發展趨勢，也決定著世界金融危機發展的前景。未來世界金融危機問題根本上取決于世界體系中各地區和各國經濟實力的消長變化。

世界金融危機集中于發展中國家這一趨勢將很難改變。首先，如前所述，世界經濟格局不會有大的變化，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仍將處于嚴重不對稱的地位。20世紀70年代后隨著經濟全球化加速發展，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差距進一步擴大。1975-1995年，除東亞少數所謂新興工業化經濟體和中國之外，其他所有發展中國家的人均GDP相對發達國家的人均GDP都處于連續下降狀態。西方國家是經濟全球化的主要得益者，發展中國整體經濟地位下降。1997-1998年的金融危機又給予東亞經濟嚴重打擊，從而使中經濟全面受挫。目前，發達國家占有世界財富的3/4，最不發達國家則增加到49個。從歷史來看，金融危機發生后，在經濟格局不變、依存狀況總體上不變而作部分調整時，幾乎所有受危機打擊的發展中國家都不得不再度依賴外部資本流入和外部拉動。

其次，許多發展中國家存在大量的外部債務（見表1），國內經濟結構和社會調整面臨諸多困難，出口創匯又因技術革命發展滯后和西方國家的限制十分艱難，當西方資本流入時，可能導致新的生產和金融失控，而不會產生較多國際收益。這勢必成為新危機的隱患。

表1發展中國家的債務和負擔率

年份債務額（億美元）債務出口率（%）

198019901998198019901998

所有發展中國家6095147282465185.3155.8146.2

東亞及太平洋9412861697893.1113.4107.4

歐洲及中亞7552210435444.896.9126.7

拉美及加勒比257347547358201.9256.1202.5

中東及北非8381830205841.4119.1137.4

南亞38012991645160.5317.5201.0

撒哈那南部非洲6091774225866.4209.8232.1

再次，經濟全球化將繼續發展。國際資本和國際貨幣的多元化，以及西方國家之間的經濟與金融競爭總會對世界金融貿易和資本運動產生難以預料的擾動和沖擊。在世界經濟不對稱結構和發展中國家債務沉重的條件下，發展中國家引進外資和出口方向的多元化不僅不會緩和或抵御這種沖擊，反而可能嚴重化。如果實行金融和資本自由化，再度發生金融危機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即使發展中國家認識到這種危險性。

金融危機與經濟周期分離的趨勢進一步加強

傳統的金融危機主要是由經濟危機發生而引起的，金融危機所反映的是實物經濟嚴重過剩的狀況。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經濟全球化的加速發展推動西方經濟長驅直入金融資本主義，也促使一些處于工業化階段的發展中國家加速發展虛擬經濟，虛擬經濟在所有發達國家和一些所謂新興工業化國家（地區）占據重要地位，成為金融危機的主導因素。金融危機所反映的是虛擬經濟過度發展后的崩潰。20世紀80年代以前的金融危機和90年代的金融危機都是如此。

虛擬經濟是指以虛擬資本膨脹和交易為特征的經濟，信用發展是虛擬資本膨脹、虛擬經濟興起的推動力量。虛擬經濟形成和發展的客觀基礎是社會生產規模擴大、速度加快，要求融資形式的多樣化、融資范圍拓寬、融資成本降低和融資的便利。虛擬經濟發展表明一國金融活動和經濟貨幣化程度提高，社會生產和社會財富積累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從這個意義上看，虛擬經濟或金融經濟是經濟發展水平提高的標志之一，是人類經濟活動發展的一個必經的階段。

但是，同實際經濟的發展一樣，虛擬經濟在一定時期內的發展也不能超出它應有的范圍。雖然人們目前還不能準確地指出這個范圍，不過，從它服務于實際經濟這一點來看，它確實存在發展約束。然而，由于虛擬資本市場脫離實際經濟運動的特性，虛擬經濟又往往出現加速膨脹的勢頭。虛擬經濟逐漸超越實際經濟發展成為國民經濟中最活躍最主要的方面，這就造成了金融危機領先實際經濟獨立發生的新趨勢。

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促使西方國家，也促使一些發展中國加速發展虛擬經濟，一方面是因為生產的規模和速度發生了重大變化，另一方面是因為支撐虛擬經濟膨脹的資本來源全球化，使虛擬經濟的膨脹完全可以超出一國國內財富和生產增長的限制。金融危機因虛擬經濟過度發展而發生的條件得到強化。對發展中國家來說，虛擬經濟過度發展的問題顯然更為普遍和嚴重。一般來看，西方國家的虛擬經濟是以高度發達的生產力、高收入和大規模對外投資為基礎的，國家信用如國債和貨幣發行是虛擬經濟的主要支撐力量，貨幣金融政策是虛擬經濟的主要調節杠桿，這就是發達國家的金融資本主義。而在發展中國家，虛擬經濟往往是以工業基礎不完善、出口增長波動、收入分配嚴重失衡為前提的，資本流入和被動的貨幣擴張成為虛擬經濟擴張的主要支持力量，貨幣金融政策調節虛擬經濟的作用十分有限。因此，可以認為發展中國家的虛擬經濟是由外來資本拉動促成的，更具有外生性、泡沫性和敏感性與易崩潰的特點。起源于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危機直接由虛擬經濟極度膨脹而開始也就十分自然。當然，在發達國家，由于長期向外轉移生產，一些產業已出現“空心化”，加上運用信息技術控制生產，實際經濟過剩問題得到緩解，主要問題仍在虛擬經濟方面。如果貨幣政策不當，國際金融資本在規模流入后急劇轉為流出，仍然會導致虛擬經濟崩潰和金融危機發生，只是在程度上與發展中國家不同而已。21世紀金融危機發展的這一趨勢不會改變。第一，隨著經濟全球化繼續加速，全球資本運動將繼續高漲。由金融危機導致的貨幣貶值將推動發展中國家的出口增長，經濟轉為復興，進而吸引西方資本涌入，虛擬經濟將因資本流入而再度高漲。第二，還會有一些發展中國家進入工業化高速增長階段，原有的新興工業化經濟則會躍入高收入國家行列，虛擬經濟占優勢會是一個經常性問題，而國際國內的不確定因素仍大量潛在，國際投機資本極可能卷土重來。第三，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客觀經濟基礎是很難改變的，如出口導向的生產結構、合理的收入分配結構、對西方資本的過分依賴，等等。第四，西方發達國家的金融資本主義將進一步發展，但發展會不平衡。特別是歐元成為強勢國際貨幣后，將對美國和日本的虛擬經濟發展產生沖擊，美國的貨幣政策可能不會像以往那樣有效，日元資本外流將使日本的金融經濟受到打擊。西方的金融資本主義雖不會發生嚴重的挫折，但出現類似1987年的股市危機還是有可能的，這要看西方金融資本在內部滯留的時間長短。

金融危機的時間間隔規律大體上不會改變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世界金融危機發展的進程來看，金融危機沒有按某種固定規則周期性出現。1960年在西歐出現戰后第一次美元危機后，間隔7年又出現美元危機，然后緊接著出現法國法郎和德國馬克危機，以及1971年開始的布雷頓體系危機。金融危機的頻率明顯加快。7年后，到1982年，金融危機轉向發展中國家。此后又經過7年，由1992年的歐洲貨幣危機開始，隨后實行固定匯率的拉美和東亞發展中國家受到危機打擊，金融危機的頻率又明顯加快。

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狀況是因為在當今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經濟運動的中心是資本運動，特別是金融貨幣資本的運動。由于發達國家的技術和生產力水平快速提高，它們加速進入金融資本主義階段；而由于資本短缺，發展中國家只能接受資本和開放市場進行工業化，由此形成了資本由北方流向南方、商品也由北方流向南方的不對稱狀況。這種狀況使發展中國家在資本和商品流入中經濟社會失控（一般只需5~7年的時間），風險日益增大，因此，西方資本內在的追逐利潤和實現價值的行為極易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而變化。

在發達國家之間，不同的貨幣資本具有一定的替代性，發達國家的經濟不平衡和貨幣金融政策的變化刺激不同的貨幣資本不斷轉換，因而由大規模貨幣資本運動所產生的金融貨幣危機不可能有什么固定規則。假若說有規則，那就是危機隨發達國家經濟發展和利率之間的差異相對變化，并且隨著占主導地位的國際貨幣國的金融資本膨脹而加速發生。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前的金融危機正是如此。但是，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貨幣資本之間存在著明顯差異，西方金融資本主要是在西方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進入發展中國家的，高利率、固定匯率和較快的經濟增長是主要吸引因素。盡管如此，一旦西方金融政策和經濟形勢變化，或是發展中國家內部社會經濟問題暴露，貨幣資本間的差異和矛盾就會顯著激化，中心與之間的資本運動狀況就會改變，所以，在發展中國家發生的金融危機也不會呈現周期性。世界金融系統的變化和矛盾、世界經濟系統的不對稱發展是這種非周期發生的客觀基礎。資本循環、復雜系統混沌原理足以解釋這些問題。簡而言之，在一個無規則、內外經濟金融緊密聯系、多因素共同作用的世界體系中，任一對外收支不平衡和資本耗散能力較強的國家和地區都會隨時隨地發生金融危機，只要存在擾動和資本自由移動的條件。如果說有什么規律，那就是發展中國家經濟金融開放的時間長短和資本流入規模，它們決定危機條件是否成熟，決定擾動是否導致資本大量外逃。

危機隨世界經濟和貨幣結構調整發生的可能性增大

21世紀，世界貨幣結構也將發生重大改變，當前存在的美元中心結構將為美元和歐元的兩極結構所取代。2002年歐元實體貨幣已正式流通，估計3~5年后歐元將會有力地挑戰美元的霸權地位，并對日元的國際化發展產生抑制作用。在未來10年左右，美元和歐元將平分秋色。還應看到，世界其他地區的經濟一體化正在加速發展并逐步走向區域貨幣合作或貨幣一體化。這也將對世界貨幣結構產生有力沖擊。在這種結構變化、調整和轉變的過程中，發展中國家的資本來源、外匯結構都將經歷大幅度的調整；不同的國際貨幣也將激烈競爭、相互取代，由此引起金融沖擊和導致金融危機的可能性加大。

就發展中國家而言，世界經濟結構調整和世界貨幣結構變化帶來的挑戰除了外資大規模進出產生的金融震蕩之外，還可能集中在資本外逃方面。資本外逃指一國資本所有者向境外轉移資本的行為。資本外逃有多種方式和渠道，主要包括：（1）貿易融資。通過低報出口合同金額和高報進口合同金額，將多出的外匯資本移往國外，投資國外資產，本國損失外匯資產。或者干脆虛報進口，騙匯抽逃。（2）推遲和提前貿易結算。對出口該收匯的結算推遲，對進口則在預期本幣匯率下跌時提前結算匯出。（3）轉移價格。有國外分支機構的國內公司或在國內經營的跨國公司，利用內部貿易中的定價機制轉移資本。（4）對外投資。對境外投資時，采用虛報投資、截留投資收益等方式將資本大量移出和留存海外。（5）利用非法商品貿易活動轉移資本。資本外逃導致一國外匯資產大量流失，使發展中家外匯資源枯竭、貨幣持續貶值、國際收支和對外債務日益嚴重。20世紀80年代債務危機之后拉美國家出現經濟長期蕭條、債務危機反復發作、國內金融近乎崩潰狀況的重要原因就是資本外逃。20世紀90年代東亞、俄羅斯和墨西哥金融危機前，國內資本外逃也產生了很大的負面作用，例如俄羅斯從1992年以來，每年資本外逃達GDP的6%，占國內儲蓄的8%~18%。

從經濟全球化發展和20世紀90年代金融危機后世界各國的政策反應看，區域貨幣合作、資本市場開放、浮動匯率和經濟結構調整代表著一種主流趨勢。這種趨勢的發展，完全可能為新的金融危機生成創造條件和時機。

金融危機的范圍和規模將進一步擴大

金融危機由國別性危機演變區域性和全球性危機的基本途徑，是經濟與金融聯系加強的多樣化機制。區域經濟一體化和經濟全球化則是基本機制。所謂危機的傳染性和傳導性，就是指金融危機由區域內一國向區域整體、進而向其他區域蔓延擴散的特性。

研究表明，金融危機傳染的第一種機制是區域內和區域之間的貿易聯系。就區域內而言，當一國爆發金融危機后，該國貨幣大幅度貶值，使其貿易伙伴國處于不利的地位。這種狀況極易誘使投機者對其貿易伙伴國進行攻擊并獲得成功，因為貿易伙伴國出口減少、進口增長導致外匯儲備減少和失業率增高，在客觀上和主觀上都難以在投機攻擊中維持固定匯率；區域之間也是如此。金融危機傳染的第二種機制是資本市場聯系。當區域內一國發生金融危機時，該金融資產價格大跌，由于區內各國之間的資本聯系，其他國家的金融機構和投資者也遭受損失，流動性受到破壞，相互支撐的力量減弱，因而導致其他國家資本市場和金融狀況惡化，從而也易被投機者攻擊導致金融危機。第三種機制是區外國際信貸者和投資者對區域內各國經濟作相似的判斷和預期。當區域內一國發生金融危機時，區域外的投資者困難以獲得全面的信息，通常認為區域內各國經濟金融狀況基本相似，出于減少資產損失的考慮，不是從區域內其他國家抽回資本就是減少信貸提供，導致整個區域爆發危機。

篇2

我們1991年輕度的經濟衰退和日本長期存在的問題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日本的金融體制是以銀行為基礎的金融中介的典型例子。眾所周知所謂的“大企業集團體制”是一個主要以銀行為中心，同時使所有公司相當依賴銀行信貸的體制。因此，日本銀行危機的后果之一就是它延長了信用恐慌的時間。一些日本公司的確想通過資本市場來幫它們渡過難關。在銀行總貸款基本持平的情況下，過去十年日本國內發行的公司債券增加一倍還要多。然而由于銀行貸款在日本的資金來源中一直占主導的地位，因此這種非銀行借貸數量的上升并不足以改變日本信用恐慌的狀況。

日本政府現在正不斷向銀行系統注入資金以使它們重新資本化。雖然政府已經作出了一些重要努力，但是它仍需在金融體制多樣化方面取得重大的進展。這是促進長期復蘇的一個關鍵因素，雖然它不是唯一的關鍵因素。解決日本危機也必然比解決美國危機要困難得多。這同樣證明了金融多元化有助于限制經濟動蕩的破壞。

這就使人們不禁要問如果東亞國家不是如此依賴銀行作為它們金融中介的話，它們在過去18個月里出現的問題會有多嚴重呢？人們很容易理解購買不能對沖的短期美元債務并投資于國內的泰銖貸款可能會由于美元匯率的不穩而造成泰國銀行停止向外貸款。但為什么停止貸款會造成經濟崩潰呢？如果泰國有一個能發揮功能的資本市場并同時擁有必要的金融基礎設施，造成的后果就可能要輕得多。

在危機爆發之前，我們很少有理由懷疑東亞國家30年持續高速的經濟增長。這段時期的經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銀行提供資金的。經濟和銀行信貸的快速增長使得無效貸款占銀行總資產的比例較低。缺少可替換的中介形式并沒有多大的影響。這就象車胎如果沒有漏氣，缺少后備輪胎并沒有多大關系一樣。東亞國家就是沒有“后備輪胎”。

處理銀行危機

銀行作為一個高負債機構在歷史上已經出現過一些危機。銀行風險管理經常存在的問題就是它往往要達到一種很難達到的負債程度，這一程度產生適度的資產回報而同時又不出現延期償貸的威脅。

銀行在用本幣負債方面永遠也不會百分之百地成功，除非銀行的信用得到充分的保證，特別是國家政府的保證。但即使這種例外也不是固定的，特別是當這種負債的貨幣是外幣時。人們又不禁會問如果在銀行仍是唯一中介的十九世紀，如果存在其他中介方式的話，當時美國所發生的大量銀行危機的破壞還會有那么大嗎？

在惡劣的環境下，現代中央銀行可以提供流動性，但現金并不總能減輕人們的擔憂。即使流動性增加了，但銀行在不穩定時期也不會向外貸款。今天的日本銀行體制就是一個例子。比如日本央行盡管制造了大量的流動性，但它對貸款的熱情卻很低。但與十年前美國所不同的是，替代性的金融資源不容易得到。

九十年代初瑞典的銀行危機，與美國八十年代的儲蓄和貸款危機以及日本目前的銀行危機不同，它反映了另外一個問題，即盡快解決危機是最好的選擇，拖延時間可能會大大增加危機對財政和經濟的破壞。由于政府對銀行隱含或明確的安全網絡保證，解決銀行部門的危機往往需要政府的投入。同樣，增加納稅人基金存在的政治困難往往會推遲問題的解決。這種拖延當然會增加財政開支并延長信用恐慌的時間。

經驗告訴我們，一個國家同時擁有多種金融中介形式可以在某一金融部門發生危機的時候保護這個國家的經濟。澳大利亞在亞洲金融動蕩時的經歷就是一個很有趣的驗證例子。盡管澳大利亞與亞洲國家有密切的貿易和金融聯系，但并沒有多少跡象表明它的經濟受到危機國家的影響。這是因為澳大利亞不但有穩固的銀行體制，同時還有發展得比較完善的資本市場。但進一步分析，金融多元化的作用也可能會變得正常。多種形式的存在可以防止金融體制在各個方面發生崩潰。

多樣化的資本市場除了在緊張的時期作為信貸過程的補充之外，還在一般時期與銀行系統競爭從而降低所有貸款人的金融支出。在過去幾十年里，資本市場和銀行業一起共同創造、發展并推廣各種新的提高資本創造和風險承擔的方法。大體上來說，銀行系統的效率上升了。它從以前不同地對待每一個貸款人變得更加標準化。

在標準化發展完善的時候，這種方法也被推廣到資本市場去。由于貿易的作用，資本市場里有更多的貸款人，同時也可以吸引更多人的存款。貨幣市場共同基金、期貨合同、垃圾債券和資產債券就是這一進程的很好例子。

資本市場和貿易工具一旦形成，它們就可以給銀行提供新的特殊風險對沖的方法并可以把銀行從持有貸款轉變為創造貸款。反過來，銀行貿易也可以促進這些市場的發展。近幾年興起的由技術帶動的革新也促進了這一進程在全球范圍的推廣。一個國家的投資者可以在另一個國家的金融市場上進行套期保值，這就是所謂的套期保值。

過去兩年的經驗表明，在這個更新、更復雜的全球系統中，一個國家的國內金融體制不夠穩固是會帶來不好的后果的。

在市場經濟國家經濟日益一體化的同時，銀行系統作為第一金融中介并不足為奇。銀行擁有的貸款人的內部信用情況可以作為決定資本分配的指導。加入金融市場可選擇的只有使用稀缺的實際資源來進行金融的基礎設施建設時才可能實現。金融的基礎設施建設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它的成果也只能在幾十年之后才可以看到。這個進程的啟動是很困難的，特別是在一些仍然在貧困線上掙扎的發展中國家中。因為它們都把目光放在短期的高回報而不是長期的較低的回報率上。

我們必須不斷地提醒自己，金融的基礎設施是由大量的整套制度組成的，它們的運作就如社會的其他部門一樣，必須與基本的價值體制相一致。從表面上來看，金融基礎設施建設好象只關系到技術問題。它包括能明確顯示公司狀況的會計標準、能可靠保護財產和強制合同執行的法律體制以及能在公司決策出現失誤時事先確定索賠方案的破產條款。這些基礎設施可以提高企業的透明度并使公司在處理索賠問題時使用標準化的方法。但是這些制度的發展不可避免地會帶上不同文化色彩。當今俄羅斯的產權制度有可能無意識地受到過去蘇聯對個人產權偏見的影響。由于亞洲人害怕“丟面子”，因此很難在這些國家采用一些制度，如西方國家的破產制度等。同樣在西方國家中，每個人都有各自不同的對貸方和借方關系的看法。公司的權力分配反映了社會中最多人持有的對商務交易中各方相互作用的看法。因此，如果想讓一個沒有資本市場基礎設施但也一樣發展起來的國家采用這種制度是很困難的。同樣，想統一各國的國內金融基礎設施或統一與國際交易相關的各個組成部份也是一項相當艱巨的任務。

事實上，亞洲國家金融基礎設施方面的弱點使得它們的銀行系統變得比危機前更加脆弱，并妨礙了隨后危機的解決。由于缺乏透明度，同時政府對銀行暗地里擔保，造成了投資者以過低的價格貸給銀行大量的資金，造成資本的不良分配。糟糕的破產法和程序使得銀行無效貸款的恢復變成一項長期并且昂貴的工作。另外，俄羅斯在強制執行合同和收債方面缺乏透明度和法律基礎設施是造成現在俄羅斯金融中介作用癱瘓的主要原因。

然而，我懷疑如果增加的金融中介形式的確對經濟有益的話，在將來推動這些形式統一的壓力將會是相當大的。另外，更多的金融基礎設施還很有可能會改善銀行系統的環境以及它的經營狀況。

最近，一個由RossLevine和SaraZervos做的研究表明資本市場的發展對經濟的推動作用比銀行部門本身發展對經濟的作用要大。這一研究結果與以下的觀點是一致的，即認為資本市場和銀行都提供有用但不同的金融服務。如果同時使用兩種形式則必定會帶來更健全、更有效的資本分配過程。

有些人認為，缺乏足夠的會計實踐、破產條款和公司管理導致最近幾次危及一些發展中國家危機并非是偶然的。如果有足夠的上述因素和它們可能支持的資本市場存在的話，1997年初經濟沖擊的結果將會大為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歐洲大陸國家的金融體制都在很大程度上躲過了前兩年金融動蕩的影響。我們發現在最近的幾十年里，歐洲大陸很少發生由房地產的繁榮和蕭條引起的銀行危機或是如我前面提到的美國和日本出現過的信用恐慌。

一直到目前為止，歐洲大陸的金融部門仍是由銀行主導，它的資本市場也沒有美國和英國的發達。這種銀行體制的經驗告訴我們只要一些銀行體制有充分的監督并以一個合法、規范的框架為基礎的話是可以很好地發揮作用的。但是這種銀行體制還有公有銀行實質性的參與。這些公有銀行往往缺乏私有銀行所具有的活力和創新。政府的參與往往不能實現資本的最佳配置并降低價格信號的可靠性。但在市場調節不足以阻止銀行危機的時候，此類的政府參與可以提供默認的資源保證以使信用持續流動，即使不是向最佳的方向流動。

例如，德國由公共控制的銀行團體的資產大約占所有銀行資產的40%.其他歐洲國家的比例雖然不如德國但也是相當大的。簡而言之，一些證據表明較低效率地使用資本可以防止出現信用危機。可能值得一提的是，正是這個原因使歐洲公有商業銀行的比例降低了，同時促進了以往規模不大的資本市場的迅速發展并使歐洲大陸的金融體制向英國和美國的體制轉變。

發展資本市場可能還會給歐洲大陸帶來另外一個好處。在國家銀行體制不斷集中時，整個歐洲銀行業也會逐漸集中。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某一大銀行受到異常打擊的話，這家銀行就有可能會縮減它向外的貸款。如果存在發展完善的資本市場的話，以上的影響就可以得到減輕，因為公司有了其它的資金來源。

篇3

二、我國金融市場不完善對經濟結構調整的影響

隨著改革開放進程的不斷深入，我國始終保持著高速的增長速度，但經濟總量在快速增長的過程，也出現許多嚴重問題。受到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進一步加劇了我國宏觀經濟內外失衡現象，儲蓄和投資出現失衡，不協調的投資和消費環節，造成了高儲蓄、高投資和低消費的內部失衡。而國際收支的增強，提高了國民儲蓄率和投資率，而消費水平卻始終較低。我國采取宏觀調控措施擴大內需，讓消費拉動經濟增長，加強居民的消費水平，但并沒有取得相應成效，嚴重失衡的經濟結構，使得我國經濟無法保持穩定發展。而我國經濟結構失衡的主要原因在于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不完善，政府對經濟發展過度干預，沒有完全發揮市場對資源的配置作用。金融作為現代經濟的核心，而市場經濟的發展也受到金融市場的重要影響，金融市場的完善關系著我國經濟結構的調整進程。通過完善金融市場能夠加強金融發展水平，提高資金的流動性，分散控制風險，降低企業的融資成本，增加資本的使用效率，完善儲蓄與投資的轉換機制，有利于我國經濟結構的調整。

（一）高儲蓄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我國居民收入水平也得到相應提高，人們加強了資金的保值增值意識，更愿將資金投入到金融市場中，獲取更高的經濟效益。分析我國的金融市場發展進程，不完善的金融制度導致金融市場高風險、低收入的特點，大量的內部交易和市場欺詐現象，使得居民更傾向于將資金存入銀行，推高了我國的儲蓄總量。

（二）高投資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作為各地的發展中心，強烈的經濟發展愿望與低成本生產資料相結合，提供了投資所需條件，而我國利率并沒有完全市場化，資金定價沒有反映資金供求的實際情況。并且受到資本市場功能定位偏失的影響，許多行業出現投資嚴重過剩現象，國有企業的投資擴張速度極快，造成了我國投資結構失衡。

（三）低消費收入水平是消費的決定因素，中小企業融資困難的問題，使得居民工資收入無法增加，中小企業往往通過高留存、低工資的手段進行資金積累，企業收入和居民收入的差距進一步加大，導致我國居民收入增長緩慢。而不發達的今日融市場，也使得居民很難獲取財產性收入，我國個人貸款和消費信貸市場的發展并不能滿足居民的消費需求。而金融市場不均衡的分布現象，也使得農村居民的消費需求無法享受城市居民的相同金融支持。

篇4

一、問題的提出

2010年達沃斯經濟年會上，金融監管成為人們討論的的焦點。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性金融海嘯給各國金融監管當局上了生動的一課，改革現有的金融監管機制，特別是強調對金融監管協調機制的重視，已經成為國內外眾多專家學者的共識。然而，對于如何構建金融監管協調機制的組織結構，不同的學者看法不一，但大多數是強調要進一步發揮政府公共監管機構的作用，而對于私人監管機構的媒體，獨立評級機構等卻很少提及。本文認為，構建有效的金融監管協調機制的組織結構，離不開私人監管部門，只有將公共監管與私人監管相結合，構建公一私復合監管的組織結構，才成真正發揮金融監管協調機制的作用。

公一私復合監管的理念最早是應用于保險業，后來不斷擴展到整個金融業，其就是讓私人部門來幫組衡量公共部門的監管要求，并充當應對監管者與銀行業相勾結或掩蓋事實的制約力量。我國現有的金融監管協調機制，主要是建立在“一行三會”的政府公共監管部門之上，代表私人監管的存款保險機構，獨立資信評級機構才剛剛起步，都很不完善。私人監管部門的缺位使得公共監管部門失去了一個外部監督的力量，金融監管協調成了純粹的政府公共監管部門間的內部“行政調整”，這制約了監管協調機制的有效性，以及金融市場的公正，公平，公開。

二、我國金融監管協調機制的組織結構缺陷

我國現有的金融監管協凋機市}J主要提:建立在“一行三會”的公共監管機構之間，然而，在金融市場不斷創新的今天，公共監管在監管協調方面的不足引起了人們的擔比:

(一)部門利益嚴重

我國的監管協調機制建立在“一行三會”的分業監管格局之下，但近些年來，隨著金融全球化加快，金融業務不斷創新，金融業逐漸由分業走向混業經營。我國加人WTO后，金融市場變得更加開放，國內金融機構為增強自身競爭力逐步嘗試混業經營。在政績為先的行政文化驅使下，各監管機構為了促進自身部門利益的發展，一方面鼓勵業務上的創新，突破自身領域，不斷與其他部門形成業務交叉;另一方面又出于風險的考慮在監管方式和監管標準方面各執己見，各行其是，導致監管重疊和監管不一致，增加了協調的難度。

(二)部門間具體安排不完善

一是聯席會議安排不完善。盡管在2004年，中國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就聯合公布了《三大金融機構銀行業監管分工合作備忘錄》，然而，從實踐的效果上看聯席會議制度并不盡如意，監管真空和重復監管仍然大量存在。這一方面是因為聯席會議的參與主體過于狹小;另一方面是聯席會議的權威性不夠，協調后達成的安排沒有法律約束力。二是信息收集的渠道，方式及標準不統一，導致監管部門間的信息不對稱，重復檢查、重復處理，監管合力不大。

(三)部門內存在“道德風險”

監管“俘獲說”認為，監管措施在實行之初可能還是有效的，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當被監管者變得對立法和行政的程序極其熟悉時，情況開始變化，監管機構會逐漸被它所監管的行業控制和主導，被后者利用來給自己謀求更高的收人。金融業是個高回報率的行業，資本的逐利性，使得擁有特許經營權的監管者，特別是一些監管高層容易與相關金融機構形成龐大的利益鏈條，2008年6月證監會前副主席“事件”以及受“事件”連帶出來的“肖時慶”案、“涌金系”案就是例證，這嚴重削弱了防"i周的效果。

(四)部門的行政色彩過于濃重

在進行監管協調時，協調的主體過于單一，都是政府性公共監管部門，協調的行政色彩過于濃重，私人監管部門，如獨立資信評級機構，新聞媒體等沒有參與其中。參與協調的主體過于單一使得協調的內容過于狹隘，協調的信息不充分也不全面，隱藏的問題不能及時發現，降低了協調措施的針對性和科學性。

三、措施建議

由于公共監管存在問題，本文認為進行金融監管協調應充分發揮私人監管機構，如獨立的評級機構，體等的作用，將公共監管與私人監管相結合，建立公一私復合監管的組織結構。

1、要放寬獨立評級機構參與監管評級的限制，鼓勵其參與金融監管協調。信用評級應該是個包括多個角度評價的體系，不同的評級機構評定的側重點不盡相同，從各自的角度對金融機構做出評價也不一樣，這樣才能夠促成對金融機構全方位認識。針對我國獨立評級機構的現狀，本文認為一是要進一步為資信評級機構的發展創造條件，放寬商業評級機構的市場準人限制，打破“玻璃門”和“彈簧門”，或者適當引進境外著名評級機構進行參股，提高我國資信評級機構的專業性和權威性。二是保證資信評級機構的獨立性，完全按市場來運營。

篇5

1、調整的背景。

1994年，我國銀行業接受了一個國際準則，即巴賽爾銀行監管委員會所制定的資本充足率標準。這說明我國的銀行業開始走向市場、走向開放。巴賽爾條約要求銀行的核心資本與其加權風險資產的比例至少為4%，其總資產或凈值占其加權風險資產的比例至少為8%。這是一個保證國家金融系統安全的有效準則，不僅為35個契約國所接受，而且為世界大多數國家所承認，我國還將該標準正式載入商業銀行法第39條中。按巴賽爾標準，商業銀行必須要按照有風險的企業來進行經營，而不能以空殼銀行通過轉手經營儲蓄者資金來生存。這與空手套白狼的傳統銀行理論不同。按照傳統的銀行理論，銀行是將資金所有者“典當”的資金視為自己的資金貸給需求者，銀行本身并不在經營中投入資金。由此造成了銀行的道德風險(高風險經營)、破產威脅及信用下降，給銀行業的經營帶來了困難，所以，為控制風險，提出資本金標準是一個最有效的辦法。這就是巴賽爾條約的含義。

80年代，我國的銀行與財政分離，開始承擔獨立的職能，但是，由于傳統計劃經濟的遺產，再加上國家財力因放權讓利而削弱，政府為控制經濟，我國銀行業采用了近乎壟斷的國有銀行體制，國家通過該體系將收集的資金投于國有企業。為了使該流程不至于被中間截流，國家通過各種手段限制居民的資本選擇，如取締民間非正規金融，限制證券市場發展，控制直接投資等，但是，隨著經濟改革不斷深入和經濟的發展，單一的資金獲取渠道無法滿足不斷增加的社會資金需求，于是，90年代初我國銀行業經過了一輪自由化的改革，出現了一些非國有股份制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由于國有銀行壟斷了社會資金的分配，不利于正在興起的非國有經濟的發展，于是在一些地方開始自發形成以信用社和基金形式出現的金融組織，擔負著地方性的資金融通工作，成為鄉鎮企業和城市非國有經濟資金供應的主要渠道。至1994年，全國的城市信用社達5000家以上，其貸款的一半以上流向城市集體企業，8%左右流向私營企業。據估計，提供給私營企業的貸款相當于國有銀行的5倍。但是，這些金融機構所具有的先天不足是信用度低，資金量小，只能以高利率來吸收社會資金或從國有銀行借款，然后以較高利率借出，這就增大了經營風險。在經濟高漲時期，風險通常被掩蓋起來，而一旦經濟緊縮，普遍出現經營困難，不僅資金來源成了問題，而且貸出去的款也難回收。國家借此進行了金融整頓，合并了機構，走上了金融集中化的道路。這些合并后的機構又成了另一類壟斷型的機構，對中小企業的貸款來源由此也被切斷。與此同時，國有銀行也搞起了第二銀行，即信托投資公司。在銀行的帶動下，其他機構也加以仿效，于是成立了大量非銀行金融機構。這些機構名義上從事委托存貸業務，實質上是利用關系以低利息從國有銀行弄來資金，然后以市場利率貸放出去，或干脆自己從事房地產等高風險高盈利投資，這實際上是國有銀行逃避國家信貸管理進行風險投資的手段。據估計，到1995年底，國有銀行對信托機構的放款數額達5500億元，這也是國有銀行呆壞賬快速增長的一個重要原因。為了整頓金融秩序，央行采取了壓縮信托投資公司規模使其與商業銀行脫鉤的辦法，其數量從1994年底的393家降到1996年底的244家，但其造成的資金損失大多已無法挽回。

還有一個因素也要看到，國有商業銀行迅速在全國布網經營，但由于實行地方的分權式管理，這些機構成了地方政府的錢口袋，再加上銀行經營管理不善，許多基層機構成為國有銀行的包袱。90年代中后期，隨著銀行商業化的推進，巴賽爾標準的實施以及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國有銀行不僅追求效益的沖動開始占了上風，而且金融風險意識逐漸增強。于是，在國家整頓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風險形勢下，各個商業銀行開始收縮戰線，壓縮基層銀行機構，上收貸款權力，貨幣市場出現了逆細分化傾向，一方面存貸款向四大國有商業銀行集中，其壟斷趨勢進一步加強，另一方面，其他商業銀行也從基層行集中資金，進行大額度放款，使得中小企業獲得銀行資金的渠道進一步萎縮。這一格局由于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而變得更嚴重，銀行收得越來越緊。由此可見，在壟斷和集中化的主導趨勢下，我國的銀行體系還面臨著以下問題，一是國有銀行包袱重、經營管理水平低，且資源壟斷嚴重；二是非國有銀行實力有限，信用度不高，規模過小，抗風險能力差；三是沒有形成合理的利率決定機制，致使銀行經營風險大。在這種格局下，因為國有銀行的資金主要投向國有企業，資金的流向不盡合理，所以給整體經濟發展造成了困難，這是銀行業調整面臨的基本矛盾。2、調整什么，怎樣調整

從一國的整個資金流動過程看，個人獲得的各種資金有三個流向，即消費、儲蓄和其它投資，社會資金流入銀行業暫時或長期地存放，銀行所能動用(貸款)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如果銀行能夠完全履行其作為資金集散中心的職能，則經濟運行中的資金供應是基本平衡的，因為資金供求者與商品市場上的商品供求者正好地位相反(不考慮外部因素)。但是，在經濟劇烈波動或資金流動存在結構性失衡時，上述的對稱性被打破，就會形成資金供求失衡。在我國的資金流動過程中，這種失衡主要由結構性因素引起，銀行吸收分散資金集中供給國有企業的結果是，資金過多地流向并沒有那么大需求和能力的國有企業(甚至有些充當了資本金)，而其它需求者的資金無法滿足，于是形成資金的二次分配和多次分配，人為地造成資本高價和配置扭曲，而且形成了一條長長的資金食利鏈，滋生腐敗。不僅如此，國家控制儲蓄利率也是對供給者的利益剝奪，因為儲蓄者被取消了資金使用的選擇權，只能以低價獲得利率。對于從事資金集散的銀行來說，更是獲得了一個獨一無二的壟斷地位，資金支配權成了獲利的最佳工具。通過低價收集資金剝奪儲蓄者的利益，并沒有通過商品的低成本和低價格返還消費者，而是成了各類中間取利者的收益和無效益的投資，結果是銀行反而背上了重債。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沒有正常的融資渠道，為高利貸的盛行大開了方便之門。這就決定了我們調整銀行結構的基本出發點，即疏通資金流通渠道，形成有效率、市場化的資金集散中心。由此而涉及的政策問題相當復雜，主要有：

一是要堅決消除資金無效分配機制，使資金流向合理化。目前，國有銀行給國有企業服務的情況并未改變，國有企業提供了二、三產業整個產出的不足40%，但卻占用著60%以上的資金投入，這是造成銀行業困境和社會資金失衡的主要因素。使資金能真正按市場規則進入資金的真正需求部門，是體制和政策調整的主要目標。

二是要形成合理的銀行結構體系，打破銀行業的國家壟斷。在我國，國有銀行的資金流入國有企業，國有企業是國有銀行的服務對象。由此而提出的問題是，如果我國銀行體制還基本上是國有銀行的一統天下，資金的合理分配就不可能，銀行業的正常競爭也不會形成。所以，要求國有銀行擴大服務對象，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廂情愿，最根本的辦法還是打破國有銀行的壟斷，鼓勵和發展緊貼市場的非國有金融機構。一般來說，一個穩定而有效率的金融體制是從民間部門的利益沖突及其協調過程中生長起來的，而在計劃體制背景下進行的金融市場化改革，其實質更應是政府部門的退出與民間部門的進入和成長，變政府配置金融資源為由民間部門配置金融資源，進而在民間部門之間確立正常的金融交易關系。不僅如此，資金服務是一個多層次、多樣性的體系，因為資金需求是復雜的，單靠正規的銀行業并不能全部解決需求者的問題，如農民貸款，城市小型工商企業、個體勞動者、風險型企業、貧困人群和特殊人群的資金需求等，只有通過各種特殊的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才能提供服務；銀行體系完備了，資金的結構性流動失衡才能最終解決。所以，開放銀行業的投資，形成多元化的銀行格局，是提高銀行業經營管理水平、降低金融風險、提高資金利用效率的重要一環。此外，現有100多家中小商業銀行也有一個調整問題，包括存款保險、重組合并、剝離不良資產等。三是對國有銀行進行調整。在這方面，政府開始采取了一些措施，如：提高銀行業的資本金，降低不合理債權；將逐步對國有獨資商業銀行進行改制，引進其他投資者；從建立現代銀行制度入手完善管理制度、提高管理水平、精簡機構人員、提高銀行競爭力等，使國有銀行逐步走向市場。同時，為了緩解宏觀資金分配的矛盾，合理劃分了銀行貸款權限，將服務對象擴大到各類非國有經濟。這些政策調整有利于國有商業銀行擺脫困境，提高競爭力，但要真正取得突破，必然涉及到產權、人員、資本金、治理結構等一系列重大問題的根本改革。如果說國有企業的改革困難，那么，國有銀行的改革就更難。而能否在這方面取得突破，直接關系到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的前途。四是實行利率市場化，使資金價格有一個合理的定價基礎。現在，國內拆借市場、銀行間債券市場、外國銀行辦理外匯業務，其利率已經市場化了，且目前價格走低，利率水平不高，正是改變形成機制，使利率市場化的最好時機。這時放開貸款利率以形成資金的市場定價，能夠促使銀行改善經營，使資金流向更合理。目前，利率市場化的障礙有二：一是思想上的顧慮，擔心放開以后利率升高，失去控制。其實，放開以后，利率升降都是市場的正常反應。在價格普遍走低的情況下，利率也不會升得太高，況且央行控制著再貸款和再貼現手段，可以進行調節。二是技術上和操作上的困難。一般來說，國債收益率構成長期收益曲線，是市場利率的基準線，但在我國目前情況下，由于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壟斷地位，事情正好反了過來，不是國債收益率影響和決定銀行利率，而是四大銀行的成本決定國債的招投標價格，國債利率的漲跌取決于四大國有銀行的行為，因而目前的國債收益率還難以成為市場利率的基準。在削減四大國有銀行壟斷地位的同時，能否作出適當安排，限制四大銀行的行為，使國債收益率逐漸成為市場利率變動的參照。以提高銀行競爭力和市場化為核心的銀行業結構調整，不僅有利于進一步改變過去集聚社會資金支持經濟發展的趕超型發展戰略，也是對改革以來出現的銀行業集中化和壟斷化趨勢的修正。做為一個發展中的人口大國，我國過去和未來所面臨的主要問題還是促進經濟發展，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單純通過資金的輸入來達到高增長的效果越來越差，而且后患無窮。這就迫使我們的金融結構要進行分散化、市場化的調整，這也是我國經濟發展新階段提出的要求和加入WTO的需要。以銀行調整為重點的金融結構調整，將對我國今后的經濟發展產生重大的影響。二、證券市場發展

在銀行業開始結構調整的同時，做為金融體系的另一個重要成員，證券市場正在穩步發展，以《證券法》的實施為標志，我國證券市場經過10多年試點后正式納入金融體系，并在經濟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

1、我國證券市場概況

為了使本文的敘述更有針對性，這里的證券市場主要指的是股票市場，而其它類型的證券，如政府和企業債券暫不做分析。

企業的股票是該企業資產所有權的代表物，是一種明晰的產權，股票的持有和交易是一種所有權的擁有和讓渡，前提是該代表物(股票)必須是真實的。所以，股票本質上是與國有企業的含義相沖突的，因為國有企業理論上歸人民所有(當然實際上是政府所有)，其產權無法分割，如果分割則利益應歸于全民，這在理論上是無法實現的(實際分割與此無關)。好在我國90年代搞的企業發行股票的試點及自發交易市場的形成，并沒有考慮理論問題，也就有了可操作性。

不論是80年代中后期各地興起的證券交易場所，還是90年代初在上海、深圳建立的證券交易所，開始時都是地方行為，國家沒有設立專門的證券管理機構。這里的證券市場可以說是一個自由放任和不規范的市場。一是上市公司的上市規則是由證券交易所制定的，而證券交易所是一個以盈利為目的的企業單位(上市掛牌交易的公司每一年繳納掛牌費，而證券經紀商上交手續費給交易所)，所以，從監管的角度看，它只有權力保證上市公司本身是存在的(即股票的資產實際存在)，但沒有權力去保證上市公司不搞弄虛作假欺騙投資者。所以，上市規則事實上對上市公司并無約束力。這就需要政府來提供保證上市公司質量的監管體系。二是上市公司到底是怎樣的情況，投資者是不清楚的。當一個企業的股票在證券交易所化為一種代號以后，事實上，投資者也并不需要再去了解該符號的實際內涵，因為符號的收益能脫離企業的資本變化，這就為大批投資者提供了自由炒作的空間，符號本身也就具有了價值。但是，對符號的炒作是有限度的，所以最終股票價格就會波動。對投資者和股票價格進行直接控制是不可能的，但如果由此延伸至投資者可以為所欲為，操縱市場，就是監管的問題。監管是一種公共產品，就象警察維持公共秩序一樣。所以，規范市場行為自然是政府要管的事情。1991-1993年初，由于證券市場的運行缺乏制度保障，資金大戶肆意做市，投資者盲目炒作，股價連續翻倍，造成市場無序，于是，國家正式建立證券管理機構，開始介入監管，在上市公司的選擇和控制投機上采取了一些措施。

但是，政府介入證券市場監管并不必然是有效率的。如果管制過度，其效果相當于引進老虎來驅趕狼，使市場陷入另一種無序狀態。無奈，我國的證券市場就走入了這一極端。隨著管理權限上收，政府的證券管理機構事無巨細地插手證券市場的運行，其一是上市公司的審批制和額度制；其二是直接監管制。在證券交易所掛牌的上市公司，其增長由政府掌握，指標由政府分配，審批辦法由政府制訂，審批過程由政府執行，一句話，實行的是指令性計劃。這樣做的結果雖然解決了上市公司無序增長的問題，但卻造成供求不協調，市場劇烈波動，地方政府與上市公司合伙欺騙投資者等問題。不僅如此，政府監管不是從規則上著手，而是采用無規則的(救火式)一事一議的處理辦法，引導上市公司和投資者去尋找監管的漏洞，市場的無序性有增無減。其間以瓊民源事件最為典型。這段時期的證券市場是被管制的無序，表面上國家監管，但該管的沒管，反而使用了計劃經濟的辦法來管市場，結果是加劇和放大了市場波動。深滬兩地的股票指數從1993年上半年達峰值后一瀉千里，至1994年6月份兩市股指跌幅近80%，大多價格只相當于一年前的10%左右。跌幅之大非常罕見，兩市資產損失達數百億之多，許多投資者血本無歸。在1996-1997年，政府曾經發動了一波行情，1998年又歸于沉寂。這一時期，兩市的市場覆蓋面在不斷擴大，上市公司的數量也在不斷增加，市場影響力越來越大。但市場的不規范則是顯見的事實。對于股票市場的發展規律，理論上有五階段之說，即停滯階段、操縱階段、投機階段、鞏固或崩潰階段、成熟階段，具體來說，這五階段情況如下。

①停滯階段。股票市場處于初創期，僅有少數人知道股票市場的存在，交易手段落后，手續煩雜，交易成本高，掛牌上市的公司少，股票價格基本上保持在票面平價水平，有可能隨時間推移使股票價格低估。在變動的經濟環境中更是如此。不過，當投資者開始發現股息收益超過了其他形式的收益時，就開始購買股票，起初很謹慎，然后逐漸踴躍。

②操縱階段。當一些市場參與者發現，股票供應量很少，流動性有限，購買少量股票就有可能使一種或多種股票價格上升時，操縱階段就開始了。只要價格扶搖直上，其他人就會開始購買，操縱者賺錢后就可以迅速離開市場。使股票投資者更有吸引力的政府措施和交易手段的變更，可以引起更活躍的交易。

③投機階段。當一些人開始獲得大量資本收益和利潤時，更多的投機者就會受到吸引而加入市場，當價格被哄抬到高過股票基本價值，交易額迅速上升后，投機階段也就開始了。新發行股票過多地被認購，以致使許多公司公開出售股票，股票供應量迅速擴大，這時，再加上政府開始介入市場采取行動控制投機，如保證金要求的提高，較高的經紀人傭金，機構投資者的銷售，增收交易和收益稅，過多出售政府所擁有的股票或刺激對大公司股票的新的包銷等。但是否能控制投機效果并不明顯。

④鞏固或崩潰階段。隨著政府的介入和市場的迅速擴大，到一定時候，股市可用于投資的資金枯竭，新發行的股票已無法認購，投資者開始意識到，股票價格已升得太高，股價與其基本價值已無任何聯系，股票價格開始下跌。相對于繁榮程度的大小，股價下跌的速度有緩有快，這里就開始了調整或崩潰階段。在發生這樣的價格下跌后，投資者需要幾個月、甚至幾年時間才能重新獲得信心。這主要取決于價格下跌的程度，也取決于一國當時的利率、經濟增長、公司利潤率、通貨膨脹、其他投資方式的收益、政府對鼓勵股市發展的刺激措施及機構投資者的行為等。在這一調整階段，許多投機者會成為投資者，他們不愿虧本賣出，把股票作為長期投資形式持有，希望將來價格回升。

⑤成熟階段。當最初的投資者重新獲得信心，而且在第一次價格跌落時未受到損失的新投資者也參加市場活動后，一個新的成熟階段也就開始了。更多的機構投資者加入市場活動，會促進市場逐漸走向成熟，交易量會趨向穩定，投資者也會更有理性，股票供給范圍更大，流動性也得以增強。股份雖然會繼續波動，但已變得不那么劇烈。如果出現大幅度的價格波動，這通常是由于重大政治、經濟問題，貨幣和匯率政策的大幅變動，其它重大經濟政策調整和政府過度干預等因素所致。

我國的證券市場經過了前四個階段，現正在進入第五階段。目前，我國深滬兩地上市掛牌交易的股份公司1000余家，股票總市值近4萬億元，流通總市值1萬億余元，是一個影響力日大的和發展中的市場。

2、證券市場的發展與政策調整

在正式確立了證券市場在金融體系中的地位以后，我國的證券市場開始向規范化的方向發展。主要表現在：一是對證券市場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進行了重新評價，確立了其作為直接融資市場的身份，而且通過各種具體措施來提高證券市場的地位(如證券法的出臺等)；二是在市場的規范化方面下了大力氣，特別是在規范政府的監管行為上取得了明顯的進展，使過去的投機市、政策市的狀況大有改觀；三是市場的投資行為發生了很大變化，投資者的結構有了改進，使得市場呈現穩步上揚的格局，與經濟大環境的走勢基本相符。這些變化，得益于證券市場的政策改進。在證券法出臺后，國家出臺了大量的政策法規，在規范投資者、上市公司、政策的行為上有了很大進步，使證券市場的規范化發展成為主流。這些政策變化有以下幾方面：第一，針對整個股票市場投資者分散，易于造成股指劇烈波動和投資者行為難以規范的缺陷，著力培育和發展長期機構投資者，如組織大型證券投資基金，改組證券公司以擴大其股本，允許和鼓勵企業，包括國有企業入市買其股票，允許保險公司資金入市買賣掛牌交易的證券投資基金等，允許基金管理公司和證券公司進入銀行業同業拆借市場從事拆借、買賣債券業務，允許證券公司所持股票抵押貸款等，鼓勵一批有資金實力的投資機構長期持有上市公司股票，以起到穩定市場、規范市場的目的。這些政策的出臺，為證券市場創造了一個逐漸改進的市場環境。不過，也要看到，目前我國機構投資者的行為還沒有一個規范化的約束機制，上市公司的質量沒有相應提高，再加上市場上機構投資者的資金與散戶投資者的資金之比為1∶10，存在嚴重的結構偏差，機構投資者的作用無法得到有效發揮，其行為也不規范，短期化傾向嚴重。須知，營造機構投資者、長期投資者生存發展的市場環境，是證券市場長期穩定發展的重要環節，發展中國證券市場之所以會經歷五個階段，而且還會出現反復，其重要原因就是市場投機嚴重，投資者的行為長期無法規范。所以，造就一批高質量、規范化運作的證券市場機構投資者是十分必要的。我國準備在現有機構投資者的基礎上，再發展和造就一批大型證券投資基金，以增強機構投資者的實力。如果能夠在2-3年內使機構投資者與散戶投資者的市場資金實力之比，由目前的1∶10變為3∶7或4∶6，我國證券市場的穩定發展也就有了可行的基礎。第二，政府行為不斷規范，按市場規則監管證券市場的政策環境正在形成。這是我們看到的最可喜的變化，前十年我國證券市場的不規范，除了市場本身的運行原因外，主要是由于，所謂政策造成的劇烈波動給投資者造成了很大的損失，上市公司資源的行政配置造成了利益的再分配格局和加大了市場風險。政府的不合理干預造成了投資者和上市公司行為的扭曲等。可以說，當時是以行政管理和計劃經濟的思維在經營和控制這一高風險的市場，結果該管的沒去管，不該管的管得太多，給市場的發展造成了障礙。目前，這些障礙正在逐步消除，其表現有：

一是正在逐步推行股票發行審核制，取消股票上市的指標分配。今后企業股票發行上市，不再需要政府控制和分配的發行指標以及地方政府或國務院有關部門的推薦，而是只要符合法律法規的要求，經省級政府或國務院有關部門同意，股票主承銷商就可向中國證監會推薦并報送申請文件，證監會對擬發行的股份公司核準后，由外部專家組成的發行審查委員會進行審批。這是按市場規則分配資源的重大改進，也是規范證券市場的重要步驟。過去實行的所謂發行額度分配辦法，是典型的政府經營市場的體現，由此造成了政府、上市公司、投資者行為的巨大扭曲。如1993-1994年的市場崩潰，深滬兩市股指在一年半左右時間內暴跌80%，大多數股票價格被壓縮在1-5元之間，投資者對市場失去信心，起因于國家公布在1994年度要新發行55億股票。上市指標的行政分配，造成上市資源利用效率低。如為了控制上市公司家數采取數量控制，地方新發行的股票是大盤而家數少，形成人為資產膨脹；而為了控制股票數量不控制家數，則大量上市一些流動股極小的公司，通過行政手段進行監控和防范，留下的漏洞比堵住的漏洞更多。更為嚴重的，為使國有企業脫困，大量經過包裝的國有企業上市圈錢(如ST紅光事件)，造成大量虧損或毫無發展前景的企業市場，給投資者信心造成打擊。直到目前，許多大盤股國有企業的股價還在發行價附近波動，受到了市場的長期冷落，企業本身也沒有變化。所以，改變股票供給方式，形成一個市場化的股票供求機制和價格形成機制，是我國證券市場規范化發展的重要標志。

二是通過股票發行價格的市場化改革，逐步消除一、二級市場上的價格套利機會。過去，股票的一、二級市場存在著巨大的差價(1-5倍)，使得一級市場的申購資金多達數千億元，無風險套利盛行，而且那種發行方式給上市公司的內部人提供了一個暴富的機會，由此產生了各種腐敗行為(如已暴露的大慶聯誼等)。通過股票上市的上網發行和向二級市場投資者配售相結合，發行價格采取不事先確定而由市場申購者的需求確定等措施，為股票的合理定價奠定了科學的基礎。這樣，一、二級市場價格的人為差別消失，使投資者處于一個平等競爭的環境，也消除了利用股票上市暴富的基礎。

三是市場的扶優汰劣機制正在形成。這主要表現在，通過創設二板市場鼓勵國內高新技術企業上市，鼓勵重組的政策和退出證券市場的機制。目前，在我國證券市場上，上市公司是真正的終身制，一只股票上了市，只要自己不宣布破產，即使早已資不抵債或已形成巨額負資產(如PT農商社、ST百文等)，股票照樣交易，而且市場價格不低。投資者之所以敢于冒險買賣這種股票，就因為他們認定，這類企業不會真正破產清算，而是會有各種政策使其復生或以殼資源轉讓。對于這類已經結束其經營期的企業，要形成合理的淘汰機制，才會激發證券市場的活力，使投資者真正投資于有價值的股票。正在推出的連續三年以上虧損的上市公司逐出證券市場的試點，將是改變這一困境的良策。需要就此搞出一套具體實施辦法。不僅如此，在實施汰劣的同時，也出臺了一些扶優的辦法，如對于國家需要鼓勵發展的高新技術產業，通過創設二板市場來促其發展，對這些企業采取更寬松的政策，只要求上市公司上市前有一年盈利記錄、最低資本額為3000萬元，并對這些股票不設單日買賣漲跌停板限制。該市場有可能在年內推出。這樣，發展證券市場就與實施產業政策、提高企業競爭力緊密聯系起來。歷過十年的試點運作，我國的證券市場正以快速的步伐逐步走向規范。不過，要使證券市場走向成熟，還有不少問題需要解決。如上市公司和政府的信息披露機制不健全，大戶提前知道重大信息進行炒作的現象嚴重；大資金者的行為沒有得到規范和監管，造成莊股盛行，短期炒作，給市場的穩定形成威脅；對上市公司的財務監督薄弱，目前通過中介機構對上市公司業績進行審核的機制不完善，虛假報表時有發生；證券市場的穩定發展機制不完善，投資者沒有更多的風險回避渠道，只有股指上漲才能獲利，因而，投資者風險大，機構投資者尤甚等。這些問題的正確解決對于證券市場的長期發展至關重要。三、證券市場與銀行業協調發展

篇6

其一，中國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居民究竟需要什么樣的金融資產？企業究竟需要什么樣的融資品種？而從根本上講，社會的金融資產結構最終是決定于居民的財富配置需要還是企業的融資要求？由此而另有所言的是，對于金融資產結構的改革政策及措施，我們是否有必要重新審視其影響程度與著眼基點。

其二，變更金融結構的政策無疑是著眼于改善金融體系的效率。而對效率的理解，此前無論是理論界還是決策層幾乎都是從單一金融資產的功能出發，去考慮拓寬企業融資渠道，進而希望實現社會資源的有效配置。雖然近年來風險的分布防范也開始被納入金融結構政策的關注視野，但是，究竟怎樣才算實現了金融體系的配置效率？社會總體的金融資產結構又怎樣才算稱得上協調、適應、合理？似乎都是模糊不清的。

其三，近十余年來，中國金融資產結構的突出變化無疑當首推股票市場的發展，目前股市卻集中暴露出不少問題。應該講，這些問題的形成原因，大都可歸咎于中國轉軌時期股份公司和股票市場自身制度構建上的缺陷，以及法規制定和實施的不完善。但使人困惑的是，為什么每一個問題的凸現和解決，無一不觸及到股票擴容和資金擴容的矛盾？這一矛盾困擾股市已多年，管理層在平衡發展和穩定的關系上用心良苦，也常常導致具體政策搖擺不定。然而對此矛盾，在大力發展股票市場的總的政策取向下，人們的習慣思維往往是把它視為中國特有的背景關系，卻不是直接看作一個值得深究的問題。如果是一個問題，那么就有必要質疑，中國的股票資產歷經數年的快速增加是否已經超越了居民現階段的實際需求？而我們對股市的地位和作用似乎看得過重？對其發展進程設想得是不是也過份樂觀？

二、金融體系的適應效率與金融資產結構變化的根本原因

以金融資產結構與金融體系效率的關系為研究對象，通常的思維范式是去探尋一個理想的金融體系應該包括哪些品種，以及各種品種之間應該保持什么樣的相對規模，才更能實現社會資源的最佳配置。細一掂量，這一思維范式實際上存在著一定的似是而非的缺陷。對于不同金融資產結構的各種金融體系，是否能夠直接、孤立地加以對比，區分出孰優孰劣、何種先進而何種落后？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我們可以從經濟發達國家中選擇出視為成功的金融體系作為構建的參照物，引入新的金融資產品種。需知，從技術角度講這是極為簡單易辦的事。再者，怎樣才算實現了社會資源的最佳配置也是無法量化、難以評估的，尤其是事后更難以說清、確知它同金融資產結構的因果關聯性。

其實實現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這只是理解金融體系效率內涵的一個方面。而更重要、擺在首位的另一方面，是金融體系的適應效率。

金融體系及其所屬的金融資產結構作為社會經濟制度構架的一個組成部分，事實上是一個歷史范疇，歷經了漫長的漸進演變。翻開各國的金融史，在不同的歷史時序階段，金融結構的變化表現出大多是受到外來力量的沖擊或是權力人物的強制政策而振動反復，偶發性的金融事件迭出不已，經濟運行也由此受到刺激或擾亂的影響。但就大的事件框架來講，它總是呈現出與實質經濟的發展并行推進的。一個成功的金融結構體系只有適應一定歷史條件下的實質經濟狀況，以及各國所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才會促進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而其自身也才能在不斷的振動和變化中完善和存留下來。

提出金融體系的適應效率，或許在金融理論上可稱是一種新的見解，其實這是源出于諾思的思想。諾思在其著述中曾提出了一個深邃且不同凡響的結論性見解，他指出，“經濟長期增長的關鍵是適應效率而非配置效率”。這里，雖然諾思是針對經濟制度結構與經濟增長的關系而講，并沒有細到具體涉及金融體系以及金融資產結構，但其分析思維卻是獨辟蹊徑、頗富啟迪的。按傳統的各種分析經濟增長模式，都是主要透過經濟變量，從各種物質生產要素的變化去說明生產率的改變和經濟增長與否，其中又往往把技術創新置于決定性的位置。諾思卻是從制度變遷的視角來解釋經濟增長，認為對經濟增長起決定性作用的是制度性因素而非技術性因素，認為富有適應性效率的經濟組織是經濟增長的關鍵。

在分析金融資產結構與金融體系效率的關系中，領會、借鑒、引入諾思的“適應效率”的見解具有兩重理論含義：

其一，置于金融資產結構基礎上的金融體系對于實質經濟的作用并非中性，它既能推動，也可能阻礙經濟的發展和社會進步，而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歷史階段，不同的政治、經濟、文化背景存在著適應或不適應的金融資產結構體系。就這層含義講，金融適應效率的見解同戈得史密斯的金融是上層建筑的思想既有一脈相承之處，也存在著區別。作為研究金融結構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戈氏理論的分析視角，是要說明決定金融結構的是國民財富、國民產值、資本形式、技術條件、儲蓄水平等實質經濟，對于不同的國家、各國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金融結構及其變化的方式都存在著差異，從金融結構的狀況能夠判斷出一個國家金融的發展程度。這里，戈氏思想雖然很注重不同國家的金融結構差異，卻強調的是金融結構與實質經濟之間、金融結構與金融發展之間的關聯與一致。而我們從諾思思想提出的金融適應效率則一是欲突出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二是欲突出金融結構可能是適應的，也可能是不適應的，不適應的金融結構將會對經濟造成破壞性作用。

其二，每一種金融資產——貨幣、債券、股票等，都具有獨自特有的融通資金、配置資源的功能，但卻無法按自然科學的思維從技術性的角度直接推導出它對社會經濟的作用。縱觀金融發展史，可以作為印證的案例比比皆是。銀行券的產生能夠克服黃金作為貨幣在數量上的短缺，卻屢屢出現人為的發行失控；十九世紀英國工業資本的集聚主要是依靠股份募集方式，而在法國，當時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則是歸之于一種特殊銀行——動產抵押貨款銀行的建立。人們談論股票的作用往往會將其與英國鐵路的早期興建聯系在一起，可當在采礦業中興起股票熱時，卻被杰弗里斯稱之為“最要不得的現代金融手段之一”，因為在當時的勘探技術條件下盲目采礦的成功概率太低，并且，當約翰·勞將這種現代金融手段帶到法國，作為財政部長的他雖嘗到了擴大港口的好處，卻也因密西西比泡沫的破滅而身敗名裂。

從金融體系的適應效率出發分析，金融資產結構的變化主要適應于實質經濟的發展程度和發展需要。構成實質經濟的因素很多，生產力的推進、生產方式的變化、新的發明和技術變革、人口變化等，但最根本的、或者說作為基本前提的，是一國經濟增長背景下的居民收入水平和財富積蓄程度。這么講，似乎是易于理解的無異議見解，然而我們發現，一旦落實到具體的問題或者政府有關的政策上，卻不時表現出含混甚至錯誤的思維。

一個典型的問題是，金融資產的品種到底是由企業決定還是由居民決定？對此問題，政府的金融資產結構政策著眼的基點往往是從經濟發展的角度考慮企業的需求。且人們在研究金融問題時通常的思維也是把“金融資產”與“金融工具”兩個概念完全等同起來，關注的是社會物質要素的轉移和配置，其傾向性同樣不言而喻。然而頗令人思索回味的是，莫頓在其影響力極大的《金融學》教科書中，卻在開篇定義中將管理個人資源列為研究金融的五條理由之首，并將家庭的金融決策置于企業的金融決策之前。其實，這一問題就表象看，雖然是企業以及中介機構在設計、推出不同的金融資產，企業從自身的經營也的確需要考慮權益資本和負債資金的比例，但它最主要的需求籌融資金。如果單從這一需求講，企業原本更希望的是金融資產形式簡單與均一，以此能降低費用和簡化程序。而它之所以又表現出熱衷于金融品種創新，更多的動機是出于迎合居民的資產選擇需要。應該講，反而是擁有財富的居民才更關注、更需要收益與風險各異的多樣化金融資產，這種多樣化能夠使收入不同的家庭根據各自的效用曲線達到資產配置的目的。

中國在近二十多年的經濟轉軌時期金融資產結構的變化過程最能印證，也最能用金融體系的適應效率予以說明。20世紀80年代前的大財政、小銀行的資金分配格局，一個重要直接原因是人們的收入太低（1978年城市居民儲蓄存款每人平均21.90元），要保證一定的社會儲蓄率和投資率，不可能建立在居民自愿儲蓄的基礎上，只有采取國家財政方式強制進行國民收入的分配，當然從根本上這又要歸咎于計劃經濟的制度性原因。80年代初期，銀行的地位和作用呈現出急速膨脹，是由于人們從改革中得到實惠，引致收入大幅增加，儲蓄存款成倍增長；此后銀行信用逐步擴展到獨木撐天的局面，而人們并不理睬發展金融市場的改革措施，沒有燃起對股票、債券的熱情，仍然唯一選擇銀行儲蓄。原因在于雖然當時多數人口袋里有了剩余的錢，其數量也只能夠應了這么一句話：“銀行存款是窮人的儲蓄”（莫迪利亞尼）。跨入90年代之后，股票市場得以迅猛崛起，神速發展，這當然與股票這一資產的獨特誘惑性有關，但作為背景基礎的原因根本還在于此時中國已經出現了一批富人階層、產生了中產階級。

經濟理論的探討總是帶有現實的針對性。分析至此，本文轉入重點想突出的觀點，那就是，從金融資產結構適應與否的角度看，目前中國股票市場規模的發展不是太慢，而是已經冒進；股票資產的數量不是太少，而是其需求早已超越了現階段居民的財富程度。對于這種不適應，借用一句警言：“眼前沒有大崩潰，只是腳下地面的輕微顫動是一種預兆”（奧弗斯通）。

三、中國特征的股市欣快癥與股市政策的冷思考

認為中國股市存在泡沫，此種觀點時有見諸于報刊，不過其含義是講股價高了。而要認為目前中國股票市場規模的發展已處于冒進狀態，不僅與眼下股市政策相悖，或許也難以得到多數理論研究人士的認同。因為下面幾組數據太直觀不過了。

中國股市產生至今只有十多年，而國外成熟股市已有一兩百年的歷史；

中國股市的總市值不過四萬多億，僅占GDP的0.5，且其中只有三分之一能夠流通，而發達國家股票市值占GDP的比值都在1以上；

中國的銀行儲蓄存款超過7萬億，貸款額近12萬億，而企業每年通過股市籌集資金卻只有一兩千億。

然而認真一推敲，上述數據只能夠說明中國股市需要發展和發展的前景，卻難以否定發展冒進，不能作為說明現階段中國居民需要更多股票形式金融資產的充分理由。

認為股市發展冒進，可以從兩個層面予以分析。

第一個層面是基于中國股市形成的特殊性。

在對中國股市建設進行回顧和評價的時候，沒有人會低估這么一個成就：僅僅十余年的時間，幾乎走完了發達國家兩百年的路程。然而這同一事實恰恰也正反映了中國股市形成的特殊性，即它不是社會工業化大生產初期的產物，而是跨越社會生產發展階段的泊來品。

從理論和歷史的角度考察，股票市場是在股份有限公司制度的框架下問世和發展起來的，而這個制度的基礎、股票市場存在的前提是作為企業組織形式的股份公司。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上，社會化大工業的發展是一個漫長而漸進的過程，它與企業規模的擴大和數量的增長同步，同時與居民的收入財富增長和儲蓄投資方式的變化同步。正因為如此，西方國家的股市歷史上，雖然也屢屢發生大幅暴跌和長期低迷，但不可能出現發行上市壓力和股市不堪重負的矛盾。

在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下的中國，社會化規模經營的大工業企業是通過高度集中的分配制度，采取政府投資、國家所有的方式建立起來的。經過幾十年的時間，業已形成覆蓋各個領域的龐大國有體系，并在這種以國家獨資為資本組成形式的企業制度基礎上，形成了與之對應契合的社會分配機制、福利機制、儲蓄和投資運行機制。在這樣一個以公有制經濟為絕對主體的社會經濟關系背景下建立股份制度，只可能采取改制、轉型、變革的方式，不可能再表現為一個緩慢、漸進的過程。這就從根本上決定了我們在建立股票市場的問題上不可避免的面臨著企業制度的變革同金融資產結構變化之間的沖撞和不同步。

一方面，企業的轉制從技術程序講只需要較短的時間即可完成，并且國有獨資企業轉制為股份有限公司勢必存在著股票發行的要求；另一方面，建立在居民儲蓄投資方式基礎上的金融資產結構變化卻具有很大程度的漸進性質。因此，中國股票市場從其產生一開始就潛在性的面臨著股票供給大于需求的基本矛盾。

第二個層面是基于中國特色的股市欣快癥。

歷史上任何一個國家的股票市場在其產生初期，都不同程度的表現出投機過度的欣快癥。股市欣快癥的特征有四：一是全民介入。“從事股票投機的強烈欲望，緊緊地吸引了從自耕農到擁有貴族頭銜第一王子的各個階層”（馬克思）；二是股價攀升企高，漲升無理性，市場存在嚴重泡沫；三是很快拋開貨幣，包括存款和信貸；四是持續期限很短，例如英國的運河熱潮3年，鐵路狂潮5年。

中國股票市場的初期階段也同樣未能避免投機過度的欣快癥，表現出自身的特色和極大的復雜性。

作為欣快癥共有的特征，中國股市形成初期，也表現出全民介入股市的高昂投資熱情，也曾出現股價被推至離奇的高度。然而股票投資熱潮并沒有出現失控。這當然與政府強有力的行政調控有關，但更主要的是，在轉型時期特定的背景之下，投資者的熱情起到了緩解企業轉制造成的發行上市壓力，同時也給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業帶來了各自的欣快。推進企業體制改革和扭轉國有企業困境的期望、轉變單一銀行信用和分散金融風險的金融改革要求、謀求資金的利益驅動，這些都令政府和企業傾注出與投資者不相上下的熱情。在供需雙方的合力之下，股票市場呈現出快速的發展。而股市政策也定位于一方面要保護投資者的熱情，控制企業上市的節奏，強調穩定；另一方面要適應政府和企業的需要，堅持大力發展。

中國股市欣快癥的結果，不是泡沫的破滅，而是發展的冒進。原因是在持續不斷的發行、上市壓力之下，泡沫難以產生，反而，在大力發展股票市場的政策導向下，歷經十余年的供求抗衡，支撐股市發展的資金已經出現了透支。

判言中國股市發展的冒進，有幾個問題需要進一步認識：

其一，股票是風險性極高的奢侈品，不是任何收入階層的人都可以投資的金融資產品種。凱恩斯的《通論》中曾指出，股市是富人的俱樂部，應該提高華爾街的門檻。巴杰特有句名言，“常識告訴我們，售書的不應從事蛇麻投機，銀行家不應倒賣松脂，鐵路不應由侍女來籌建，運河不應由享俸的教士來興修”。中國股市的發展政策應該是不違背常識的負責任政策。在股票充分普及、投資渠道暢通的現今背景下，銀行儲蓄存款呈現出居高增長，這更多的只能說明在現階段居民需要的是低風險的金融品種。

其二，股市發展冒進與股市存在泡沫，這二者是意指迥然不同的問題，針對的政策和解決的措施也截然相反。在中國的特定環境下，如果是認為股市出現了泡沫，可供選擇的措施是加大發行上市力度，壓低股票價格。而判言股市發展冒進，采取的對策應該是減緩發行上市數量，讓股市有一段休生養息的時期。近兩年股市政策幾經反復，終于宣布停止國有股減持，嚴格了增發的條件，而很快我們可能聽見另一種質詢：有哪一個國家的股市，曾經出現過每月、每周持續不斷發行新股？

篇7

關鍵詞：產業轉型升級；服務業；制造業：互動融合

現代經濟發展的軌跡不斷證明經濟增長總是伴隨著結構變遷，結構變遷推動著經濟增長，兩者互為因果，相互促進，貫穿于現代化發展的歷史進程中。在當前，產業轉型升級不僅有其歷史必然性，而且有其現實緊迫性。產業轉型升級是指產業由低技術、低附加值向高技術、高附加值轉化的演變趨勢，從全球價值鏈視角看產業升級，就是遵循工藝升級一產品升級一功能升級，價值鏈升級的路徑，實現由“價值鏈低端”向“價值鏈高端”的攀升。然而，產業承載空間是有限的，并且產業之間存在著交融互動的產際關系。

隨著現代分工的發展，服務業與制造業互動發展的趨勢不斷凸顯，有學者研究了服務業與制造業的互動隨著經濟發展的不同水平而變化的趨勢（見下表）。可以看出，服務在制造系統中的角色越來越重要，由管理功能逐步過渡到促進功能，戰略功能，而且涉及的專業范圍也不斷擴大，從管理低層發展到產業的戰略高層；從20世紀90年代至今，其戰略的“推進器”效果表現在信息科技、創新與設計、科技合作、國際金融中介、投融資服務等方面。并且，從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看，發達國家占60%-70%，其中美國已高達75%以上，中等收入國家占50%-60%；從服務業就業比重看，發達國家已高達70%左右，中等收入國家為50%-60%。因而，從本質上說，加快轉型升級、促進產業結構優化的出路在于產業間的互動發展，尤其是制造業與服務業這兩大產業間的互動融合發展。產業互動融合作為一種全新的產業發展模式和產業組織形式，它將產業的邊界模糊化，不同產業或同一產業內不同行業之間的相互交叉、相互滲透、相互融合，逐步形成新產業屬性或新型產業形態，推進產業的升級。這種相互依賴、相互作用、良性互動的關系，意蘊著轉型升級過程中堅持制造業與服務業互動融合發展，才是增強經濟實力和產品競爭力，獲取發展空間，保持經濟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長久之策。

一、制造業和服務業互動融合發展的理論與實踐

1．基于分工交換的互動理論。服務業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制造業為服務對象的，而制造業整體水平和產品品質的提升，依賴于服務的附加和服務業的整合。A．佩恩指出，隨著工業化的成熟與服務經濟的發展，服務和制造已經卷入它們高度相關和補充的階段。奎因(Quinn)基于分工交換列出了服務和制造部門間復雜的相互作用（見圖1），說明了服務和制造部門間效益的流動。制造業與服務業的互動是各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是一個往復循環、不斷強化的過程。國家外經貿部2002年的課題研究表明，目前在國際分工比較發達的制造業中．產品在生產過程中停留的時問只占其全部循環過程的不足5%．而處在流通領域的時間要占95%以上。加快制造業與服務業的雙向互動融合，不僅可以提高制造業的生產效率，降低生產費用，增強企業的核心競爭力，而且可以為經濟增長開辟新的增長源。

2．價值鏈理論。宏碁創始人施振榮提出“微笑曲線”的價值鏈理論，即用一個開口向上的拋物線來描述個人計算機制造流程中各個環節的附加價值（見圖2）。

“微笑曲線”揭示了一個現象：在拋物線的左側（價值鏈上游），產品附加價值逐漸上升；在拋物線的右側（價值鏈下游），隨著品牌運作、銷售渠道的建立，附加價值逐漸上升；而作為勞動密集型的中間制造、裝配環節技術含量低，利潤空間小，成為整個價值鏈條中最不賺錢的部分。在制造業價值鏈中，25%是制造環節，而75%是研發設計與流通環節。這說明，經濟發展對服務的需求不是在商品生產體系外部展開，而是由技術進步、分工深化和管理方式變革所引起的對服務的中間需求的擴展所帶動，即在商品生產體系內部展開。這種對服務的中間需求大部分與商品的生產、流通和消費信息的搜集、處理、加工和生產有關。因此，這種需求所帶動的服務業發展必將導致工業生產組織結構變革和分工的深化，一些服務環節將隨著服務業效率的提高在專業化基礎上從工業生產體系中分離出來。

3．經驗借鑒。(1)北京以大力發展技術創新服務業，推進制造業與現代服務業融合。通過建立實施現代服務業促進主題、科技條件服務首都建設主題、北京重點產業技術競爭力提升主題行動，為現代服務業未來發展提供了強大的技術支撐。在產業重點上，一是促進汽車制造業與信息、保險、物流等現代服務業融合；二是推進電子產品制造業與軟件服務、通信服務、網絡服務、電視廣播服務等現代服務業的融合；三是促進醫藥制造業與醫藥研發、物流和醫療服務產業的融合發展；四是積極探索金融資本與產業資本相互融合的途徑。(2)上海以推進生產業功能區建設，為先進制造業升級提供支撐。為促進制造業與現代服務業的融合，上海市把發展生產業作為經濟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重點加強了科技研發、設計創意、現代物流等生產業功能區建設。

北京與上海的經驗表明，作為產業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服務業的興起和繁榮與制造業息息相關。首先，服務業與制造業互動融合發展能提升產業結構的轉換與升級．產業互動融合往往發生在高新技術產業與傳統產業之間，因為高新技術產業與其他產業之間具有廣泛的關聯性。高新技術產業融人傳統產業的過程就是用高新技術取代一些傳統技術的過程，這將導致高新技術產業與傳統產業之間的邊界模糊、甚至消失，引發傳統產業的分化、解體和重組，促使傳統產業迅速過渡為高新技術產業，促使較低層次的產業結構拋棄一般的演進過程，獲得跨越式發展。與此同時，在這一過程中，新的技術得到廣泛應用，新的產品被廣泛使用，新的服務被廣泛普及，從而促進新技術、新產品，新服務的不斷催生，舊技術、老產品、低層次服務不斷萎縮或消失，最終實現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其次，服務業與制造業互動融合發展有利于整合資源，提高產業經濟效益。互動融合有利于具有互補技術的企業通過合作實現資源共享，利用共同開發的平臺，降低研發成本。互動融合導致的企業內外部組織的網絡化，使得企業具備了更為快速的市場反應能力，大大降低了企業的生產成本和交易成本，使得企業能更迅速地組織生產和銷售，使得產品的規模生產變得更加容易，產品生產的柔性也得到提高，從而產生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并促進各產業部門多頭并進式發展。再次，服務業與制造業互動融合發展是擴大就業、實現城市化與工業化協調發展的必然選擇。從就業結構看，服務業就業比重為31.4%，而世界上大多數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一般為45%，發達國家大都在70%左右。因此，以服務業為突破口，著力強化對制造業發展的配套服務功能，不僅可以有效提升城市對工業化的集聚和承載能力，更能夠在深層次上打破限制城市發展的嚴重束縛，為城市化進程開辟更大的拓展空間。

二、對溫嶺制造業與服務業互動融合發展的調查與分析

1．特征分析

一是產業融合發展的經濟基礎業已夯實。近年來，溫嶺實施“工業立市”和“三產興市”戰略，初步形成以塊狀經濟為依托，以專業化分工協作和社會化功能配套為支撐，突出延伸產業鏈、發展大企業和打造區域品牌優勢的產業集群形態。1978-2008年，全市工業增加值從3790萬元增加到231.25億元，工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從18.62%躍升到48.59%。全市共有各類金融機構24家，物流企業221家（不包括個體經營戶，下同），信息服務企業208家，技術研發和技術服務企業102家，商務服務企業381家，會計、審計、稅務、律師、專業咨詢等中介服務機構96家。經濟平穩快速發展，GDP總量達到478.55億元，人均年收入超過4000美元，經濟總量和人均水平再上新臺階。

二是產業關聯度日益增強。“十一五”以來，溫嶺工業經濟繼續蓬勃發展，2008年，全市實現規模工業總產值635.5億元，同比增長19.6%；完成出貨值180.9億元，同比增長12.4%。目前，溫嶺產業已形成了摩托車及汽車摩托車零部件、泵與電機、鞋帽服裝、炊具及金屬制品、船舶制造、塑料制品、建筑建材、水產食品等支柱行業。小型農用水泵、不粘鍋、中小型空壓機等近10個工業制成品國內市場占有率位列第一，溫嶺正成為浙東南沿海最具區域特色的制造業基地。同時，服務業與制造業互相促進，快速發展、三次產業比例由2007年的7.6:53.7：38.7調整到2008年的7.9:52.8:39.3。2008年全市實現服務業增加值188.03億元，同比增長13.1%，比全市GDP增幅高出2.2個百分點，增幅在臺州市9個縣（市、區）中位列第二，從業人員達37809人，占全部城鎮單位從業人員的45%．增長16.1%。

三是產業互動融合的勢頭正逐漸顯現。近年來，溫嶺緊緊圍繞“三產興市”目標，積極實施一二三產業聯動發展戰略，不斷強化政策引領，加快推進項目建設，營造出良好的制造業與服務業融合發展的環境。根據溫嶺市政府課題組對行業若干制造企業的調查表明，溫嶺20%的制造業企業有外包研發服務需求；50%的制造業企業有委托第三方物流的業務；80%的制造業企業有咨詢服務方面的需求；40%的制造業企業有售后服務的需求。為此，溫嶺市政府出臺了《關于進一步加快服務業發展的若干意見》，以大物流、大旅游、大商貿、大海運、大樓宇、大會展為重點，大力發展專業市場、金融保險、現代物流、會計審計、法律服務、商務咨詢、質量認證、信息與軟件等服務業，推動生產業和生活業集聚發展，形成與制造業協同發展的聚合力。2009年第一季度實現服務業增加值48.6億元，比去年同期增長15.2%。

2．瓶頸制約

一是生產業人才不足。人才資源總量不大，從業人員的知識水平偏低，專業素質不高，高層次服務人才更是短缺。從業人員中，中高級職稱人員8230名，僅占生產業從業人員的18.25%。人才不足背后反映的是教育體系的不完善和文化環境的缺失。溫嶺市高等教育、職業技術教育對生產業人才培育的支撐作用還很薄弱。由于歷史原因，溫嶺市的文化底蘊不足，人文素養欠缺，社會處于片面追求利益、忽視文化品位的狀態。而人類的創造性勞動，需要高強度的信息流和高層次的文化環境來支撐，正是這些因素的缺乏，不僅使本地人才的成長缺乏豐厚的土壤，也使外地人才望而卻步，引不進，也留不住。

二是產業配套和服務條件欠佳。從總體看，溫嶺制造業在較大程度上沿襲了片面追求速度，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協調、難循環、低效率的增長方式，未能形成企業價格聯盟、多層次錯位競爭的局面，企業普遍存在著產品附加值低、同質化、市場競爭力差、抗風險能力弱等通病，多年來延續的“產品雷同一低價競爭一利潤太低帶來創新動力不足一生產更多更低價的雷同產品”的惡性怪圈一直無法打破．全市省級及以上高新技術企業僅46家，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技術開發經費為12億元，占產品銷售收入的1.95%。而國際企業界普遍認為研發經費占銷售額5%以上的企業才有競爭力，占2%僅能維持。溫嶺盡管消費水平較高，但現代服務業發展遠遠沒有跟上人們的需求，尤其是對服務國際化大公司來說，在生活、教育和衛生醫療配套服務等方面層次都欠高。沒有形成完整的產業鏈，企業、產業間協作配套能力差，未能形成專業化分工協作、合理有序的發展格局，產業集群程度低。

三是服務體系亟待進一步完善。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的競爭，不僅是現代制造業之間的競爭，同時更是現代服務業之問的競爭。從三次產業結構看，雖然2007年溫嶺服務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為38.74%，但分別低于浙江省的平均水平，服務業目前仍以交通運輸、金融服務等傳統行業為主，發展層次較低。這表明溫嶺目前服務業發展的速度相對緩慢，產業結構調整優化的任務還很艱巨。主要表現在：(1)服務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的發展總體上尚未擺脫“低、小、散、弱”格局，還存在總量規模偏小、產業層次偏低、競爭力偏弱等突出問題。(2)現代服務業的發展嚴重缺乏大項目的帶動，尤其是缺少標志性的亮點工程，形不成品牌效應。(3)生產業還無法為制造業提供有效和滿意的服務，生產業所包含的大多是服務業中較高層次的行業，生產業發展的相對滯后直接影響著服務業的發展水平，也制約了制造業的轉型升級。(4)商貿設施建設不能滿足城鄉居民的消費需求，消費資金外流現象突出。

四是政策支撐、規劃引導不夠．扶持政策方面過去長期向工業傾斜，第二產業比重居高不下，服務業扶持政策效應還未充分顯現。政府引導服務業發展的功能薄弱，服務業分屬不同部門管理，在規劃和操作層面缺乏整體引導，造成服務業的功能分區不明確，服務業發展的集聚和輻射功能不強，難以形成規模效應和系統優勢。具體表現在：(1)服務業尤其是科技研發等新興產業，對從業人員的知識和能力要求較高，從業后還須不斷進行技術培訓和更新，因而人力資源成本較高。但目前的稅收政策把生產企業等同于工業企業，執行相同的企業和個人所得稅稅率，教育培訓投入又不能作為成本在稅前列支，加重了企業負擔，不利于這些企業做大做強。(2)市場準入的前置條件設置過高，加之部分行業尚未全面放開，一些由政府部門下屬事業單位脫鉤而來的中介機構往往與部門藕斷絲連，實行壟斷經營，民營資本進入困難重重，服務業發展動力明顯不足。(3)政府有關部門對發展服務業的重要性沒有形成共識，在工作上表現為各唱各的凋，缺少相互配合與支持。市財政每年用于眼務業發展的扶持資金只有2000萬元，專項用于生產業的就更少。(4)生產業融資困難，經營風險很高。這些企業大多沒有自己的土地和房產，向銀行申請貸款很難。研發、創意、軟件、信息等產業具有高風險特點，且缺乏風險投資機制加以保障和扶持，政府的科技政策和項目評估體系也不適應這些產業發展的要求。

三、實現制造業與服務業互動融合發展的路徑

1．加強產業關聯，務實互動融合的基礎。先進制造業與現代服務業都是工業發展到較高階段的產物，具有知識、信息與技術相對密集、產出附加值高、資源消耗少、環境污染少等特點。一方面，先進制造業是現代服務業發展的基礎和支撐，是服務業產出的重要需求部門，許多服務業部門的發展必須依靠制造業的發展。另一方面，服務業尤其是生產業是制造業勞動生產率得以提高的前提和基礎，沒有發達的生產業，就不可能形成具有較強競爭力的制造業部門。圍繞傳統優勢產業的優化升級，大力創建特色產業基地，組建一批產品設計、包裝設計、外觀設計等特色產業工業設計中心、產品策劃中心、金融服務中心、物流中心等專業服務平臺，以此促進傳統產業與服務業的融合。

2．培育產業集群，推進制造與服務的和諧共生。產業集群不是僅僅某個產業或領域內企業群體的簡單集合，而是涉及制造部門和科研、教育、金融、貿易、物流五大服務部門，是一個產業關聯度高的有機整體。產業集群不僅僅是資金、勞動力等生產要素在地域空間上的累積和區際間的流動，而且強調在集聚過程中知識、技術等要素的重新組合與創新，以及本地熟練勞動力市場的形成。產業集群是保證各種行為主體相互之間各種活動具有更高效率的一種有效經濟組織形式，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產業集群是工業基地的根本特征和競爭力的重要源泉。因而在產業互動發展中，要充分認識產業集群的重要作用，實施集群化發展戰略，通過培育創新型企業，扶持中小企業發展；積極發展園區經濟，形成良好的區域發展環境；發展重點產業的上游、下游相關產業，增強配套能力，提高產業鏈的競爭力；消除生產要素自由流動的障礙，為企業和產業依據市場規則向某些區域聚集創造條件；積極引導和鼓勵同類產業集群化發展，形成規模和特色。就溫嶺而言要重點抓好汽摩行業、泵與電機、金屬制品裝備業、鞋帽服裝、船舶制造、塑料制品、水產食品、新型建材等制造業與科技服務、金融服務業和物流業等現代服務業的融合。不僅要關注制造業生產加工環節，更要把上游的研發、下游的市場營銷等納入產業集群體系，延長產業鏈。不僅要關注制造業企業在地理空間上的聚集，更要關注金融、保險、物流、教育培訓等服務業與制造業在地理空間上的聚集。

3．增強自主創新，破解互動融合的現實問題。為適應現代產業體系發展新形勢，應加快建立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相結合的技術創新實現模式，使企業成為研究開發投入的主體。制定現代產業體系發展政策，引導和支持創新要素向企業集聚，推動制造業產業結構調整和重組，支持企業組建各種形式的戰略聯盟。鼓勵和發展專業化的科技研發、技術推廣、工業設計和節能減排服務業，促進各種形式的知識流動與技術轉移。重點扶持技術含量與附加值高、有市場潛力的龍頭企業，對品牌創立、管理與延伸服務進行戰略規劃，由傳統的接單經營轉向品牌經營，加快從生產加工環節向自主研發品牌營銷環節延伸，促進產業價值鏈攀升。

4．集聚產業人才，克服互動融合的瓶頸制約。實現先進制造業與現代服務業的互動融合發展，關鍵在于擁有一大批專業性強的高素質技術人才和創新意識強的企業家。現代科技發展日新月異，誰創造出新的滿足社會需求的知識產品，誰就占有競爭的優勢。隨著企業的飛速發展，對專業人才的需求非常迫切，人力資源開發是企業健康發展的保證。通過科技人才和經營人才的創造性工作，能形成一大批新技術、新產品和新服務。當前溫嶺的發展，與來自全國及全球優秀人才的集聚分不開，在今后的產業融合中，培育具有國際經營管理水平的群體，以及百萬技術熟練工人，特別是熟悉世貿規則、通曉國際慣例、擅長國際交往的金融、保險、貿易、中介等專業人才，迫切需要更廣泛地聚集一批領軍人才，統領產業融合進程。

5．優化研發投入，構建互動融合的信息平臺。先進制造業與現代服務業的融合發展，是建立在信息化平臺上的。傳統制造業需要進行信息化改造，先進制造業更是集中體現為信息科學技術的運用。隨著經濟全球化和市場一體化，信息技術應用的深度和廣度將不斷延伸，融合的范圍也會越來越大。現代服務業中的金融、保險、物流、營銷等需要通過現代信息科學、網絡技術，將不同的經濟主體、活動過程聯結在一起，并且這種信息技術的應用本身就是服務過程。因此，加強信息技術基礎設施的建設，是融合的物質基礎和載體。為此，要加強信息網絡建設，搭建公共信息平臺，加強區域信息合作，實現信息資源共享，從而為先進制造業與現代服務業互動融合發展打下信息基礎。

6．轉變政府職能，改善互動融合的機制環境。產業互動融合使得原有產業的產業鏈與價值鏈發生遷移，多個產業的產業鏈與價值鏈的各環節進行重新組合，這些具體過程的發生需要一個良好、寬松的外部支持環境，發掘最大潛力的創業環境是現代服務業與先進制造業融合發展的根本動力。為順應產業融合這一趨勢，政府應制定相應的措施來促進產業融合及產業的健康發展，從政策層面為現代服務業和現代制造業的融合發展提供最大力度的支持和保護。在相關政策和資金、技術、稅收等方面，對制造企業開展現代制造服務活動并對現代制造服務企業給予一定的支持和扶助。進一步拓寬投融資渠道，對于有利于制造業升級、符合條件的企業可以通過稅收優惠放寬審貸條件、項目融資、設立現代制造服務業產業投資基金的方式，充分調動民間資本和引進外資，積極安排符合條件的企業進入資本市場融資。同時，政府要轉變職能，增強服務意識，簡化辦事程序，提高辦事效率，加強誠信建設，培育良好的信用環境和市場經濟秩序，最終為企業的創業、投資和發展提供一個良好的環境。

7．發展區域協作，拓寬互動融合的外延空間。對一個區域來說，產業的有效升級轉型一般有兩條路徑：一是沿著產業層次的不斷提升，即從傳統產業向高新技術產業、從輕工業向重化工業演進，這是眾所周知的產業升級路徑；二是沿著全球分工體系中的價值鏈提升，即從低附加值產品向高附加值產品、從低加工度向高加工度、從生產普通零部件向生產核心部件轉化的產業創新升級模式。由于區域和全球化的聯系日益增強，區域產業創新不是封閉的，而是開放的，要與其他地區和全球產業價值體系相融合，使創新要素跨區域和在全球流動。因此，要加強與世界范圍內公司的合資、合作，吸引區域公司的資金、先進技術，尤其要吸引跨國公司在本地設立研發中心、采購中心、管理中心；鼓勵有條件的企業集團到國外投資，積極參與國際區域競爭，推進產業發展融入更大區域乃至全球產業價值鏈。

參考文獻：

篇8

俄羅斯研究所副所長牛燕平研究員首先發言。她的論文題目是《金融危機影響下的俄羅斯經濟形勢》，闡述了2008年俄羅斯經濟形勢。在全球金融危機和國際市場能源價格暴跌的沖擊下，俄羅斯經濟形勢急轉直下，自10月下半月開始增長速度大幅放緩。目前國際金融危機尚未見底，對俄羅斯經濟的影響正在加深，預計2009年俄羅斯經濟增速將驟降(全文見本期第5～7頁)。李傳勛教授對牛燕平的報告作了點評，并談了自己對此問題的看法：俄經濟走勢對世界經濟影響很大，俄羅斯作為中國最大的陸上鄰國，兩國的經貿關系非常密切。俄經濟形勢對我省外貿及各方面影響是深遠的。可以肯定，俄經濟有它自身的軟肋，世界金融危機對其影響恐怕還要進一步加深。世界石油價格下跌、和格魯吉亞的緊張關系、股市撤資、盧布自由兌換體系抗風險能力較弱等，在新的一年里都會對俄經濟造成影響。但比照1998年，目前俄應對金融危機的能力要強得多。俄政局穩定，政府掌控能力較強。經過多年的經濟轉型，經濟結構深層問題有所緩解，重要產業和中小企業的發展都上升到一個新水平，進一步增強了抵御風險的能力。另外，重要因素是前一階段俄在石油漲價過程中收入較多，政府財政儲備尚充裕，外匯儲備也比較多。因此政府有能力對股市、匯市實施干預。因此俄形勢還不至于出現不可收拾的局面。

東北亞研究所副研究員張秀杰作了《從金融危機看東北亞經濟一體化》的報告，文章闡述了金融危機形勢下東北亞國家加強共識，認清彼此間的依存關系不僅是應對經濟衰退的有效手段，也是消除猜疑與對立，加速東北亞區域一體化的重要選擇。夏煥新研究員進行了點評。

東北亞研究所副研究員張鳳林報告的題目是《從加強中日“戰略互惠”角度談黑龍江省與日本農業合作》，王桂蘭研究員作了點評。

猶太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程紅澤論文題目是《世界金融危機下的巴以沖突》，該中心石方研究員作了點評。

俄羅斯研究所副研究員劉澗南論文的題目是《黑龍江省與俄遠東地區人口、文化差異》。他的發言論述了中俄兩省區在四個方面的差異：一是人口結構及自然環境的差異；二是經濟結構和兩國經濟發展戰略之間的差異；三是兩國在政治體制上的差異，如決策方式、人動等；四是文化差異。并指出這些差異對中俄區域合作的深層次影響，以及中方對此應當采取的對策。高玉海研究員進行了點評。

篇9

中國進出口銀行作為重點支持大型機電產品和成套設備等資本性貨物出口的政策性銀行，支持船舶出口也是其義不容辭的職責。成立八年來，中國進出口銀行始終把支持我國船舶出口作為出口信貸的工作重點之一。截至今年6月底，中國進出口銀行出口信貸業務累計對船舶出口發放貸款434億元人民幣，占同期放款總金額的23%；辦理船舶出口的對外擔保22.5億美元，占擔保總金額的74%；共計支持了包括超大型油輪、大艙口集裝箱船、液化石油氣船、化學品船、高速水翼船和自卸船等在內的各種出口船舶708艘，總噸位1767萬噸，合同總金額121億美元。同時，為貫徹國家鼓勵國輪國造的政策，中國進出口銀行在政策允許的范圍內，對內銷遠洋船舶的建造也提供了少量的出口賣方信貸支持。目前，國內的大中型造船企業基本上都是我們的客戶，中國進出口銀行近年來對我國船舶出口的支持率已經達到90%，與廣大造船企業形成了良好的合作關系。八年來，中國進出口銀行對船舶出口提供的政策性金融支持，促進了造船工業及其上游行業制造能力和技術水平的不斷提高，幫助相關行業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為我國船舶出口連續數年居世界船舶出口第三位的成績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目前，我國造船業的發展既存在優勢也面臨困難。從優勢來看，一是我國造船業技術力量較強，管理水平較高，不僅可以建造一般大型船舶，而且能夠建造30萬噸級超大型油輪，造船的質量和服務都能滿足船東的需求。二是我國人力資源豐富，勞動力成本相對較低，造船具有價格競爭優勢。三是與其他國家一樣，我國船舶出口得到了政府在出口退稅和出口信貸等方面的支持。我國造船業雖然與韓國、日本相比還有較大差距，但發展速度快，潛力巨大，發達國家的不少船東預言，未來世界船舶建造的主要市場將轉到中國，中國很有希望成為世界第一造船大國。從面臨的困難看，近年來，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和造船業國際化水平的提高，世界船舶市場競爭日趨激烈，國際市場船價降低，我國造船成本提高，船舶出口難度加大。船舶出口如不能保持穩定增長，或者出現下降趨勢，勢必極大地影響造船業的發展，并將對拉動經濟增長和解決社會就業問題產生很大影響。我們應該從國民經濟發展的戰略高度充分認識支持造船業發展的重大意義。中國進出口銀行將在現有基礎上，進一步加大對我國船舶出口的政策性金融支持力度，使我國早日成為世界第一流的造船和船舶出口大國。

二、借鑒國際經驗，運用出口買方信貸支持船舶出口

近年來，中國進出口銀行在主要利用出口賣方信貸支持我國船舶出口的同時，借鑒國際同類機構的通行做法，為我國船舶出口提供了出口買方信貸支持。向船東提供出口買方信貸是國際上通行的船舶融資方式。與國際金融市場的一般貸款相比，買方信貸具有期限長、利率低等特點，為造船企業、船東和融資銀行所普遍接受。去年11月和今年4月，我們先后向挪威索莫蓋斯有限公司和溫特蓋斯有限公司提供出口買方信貸，支持他們從我國進口四艘8刪立方米液化石油氣船和兩艘1萬立方米液化石油氣船，反響很好，受到出口企業和國外船東的歡迎，這兩筆貸款成為我們運用買方信貸支持我國船舶出口的有益嘗試。

運用買方信貸支持船舶出口有兩個明顯的優勢：一是向購買我國船舶的外國船東提供出口買方信貸，可以增強對船東的吸引力，提高我國出口船舶的競爭力。國外船東、船舶融資和中介服務機構普遍看好中國造船業的發展，他們希望能夠在為船舶及相關貿易提供融資與服務方面加強與中國進出口銀行的合作，并得到中國進出口銀行的支持。我們向挪威斯考根海運集團提供買方信貸后，在國際上引起積極反響，一些國際知名船運公司和船東對我們向船舶出口提供買方信貸等融資服務很感興趣，紛紛前來咨詢，表示愿意探討具體的合作項目。事實證明，運用買方信貸支持船舶出口能夠有效地增強我國造船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二是讓國外船東作借款人，可以解決國內造船企業資產負債率高和貸款擔保難的問題。從船舶建造到出口收匯，整個過程所需資金量大、占用時間長，如果單純使用出口賣方信貸，會加大船舶制造和出口企業的資產負債率，使企業承擔一定的出口收匯風險。過高的資產負債率也增加了船舶出口企業持續獲得貸款和擔保的難度。出口買方信貸免除了由造船企業直接承擔的長期負債，不僅可以改善國內船廠的資產負債狀況，解決他們貸款難及尋求擔保難的問題，也解除了企業船舶出口后存在收匯風險的后顧之憂。

中國進出口銀行運用出口買方信貸支持船舶出口有不少有利條件。首先是所需外匯資金有保證。建行初期，中國進出口銀行在外匯營運資金極度緊張的情況下，曾通過為國外銀團貸款提供擔保的方式支持船舶出口。現在，國家外匯儲備比較充裕，作為支持資本性貨物出口的國家政策性銀行，中國進出口銀行可以通過購匯等方式補充外匯營運資金，因此，運用買方信貸業務支持船舶出口所需的外匯資金來源充足。其次是貸款風險能夠得到較好的控制。中國進出口銀行自成立以來，積極開展船舶出口融資業務，對中國船舶市場和造船企業的狀況有比較深入的了解，與國外著名船東和融資機構也有比較廣泛的聯系。目前，我們已形成了一套比較成熟的船舶出口信貸風險管理制度，船舶貸款的信貸資產質量也比較高，不良貸款比率低于其他行業的水平。在對船舶出口提供買方信貸時，我們可利用這些有利條件加強對借款人、擔保人的信用評估，控制和防范船舶建造風險。可以說，我國運用買方信貸方式支持船舶出口的條件已經成熟，只要各方共同努力，買方信貸應該也能夠在我國船舶出口融資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并逐步發展成為我國主要的船舶出口融資方式。中國進出口銀行將同時發揮出口賣方信貸和出口買方信貸的作用，兩個輪子一起轉，進一步加大對船舶出口的支持力度。

三、運用買方信貸支持船舶出口的幾點意見

中國進出口銀行運用出口買方信貸支持船舶出口的工作還處于起步階段，我們要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加快發展這項業務，加大利用買方信貸對船舶出口的支持。

一是充分利用中國進出口銀行政策性金融業務品種齊全、功能強大等優勢，為船舶出口提供“一站式”融資服務。根據企業的需要，在船廠交船前我們可提供出口賣方信貸，同時提供所需的履約和預付款等保函服務，滿足企業在建造船舶中對資金的需求；在交船后根據船東及擔保情況，或提供出口買方信貸，或繼續提供出口賣方信貸，使造船企業和船東得到全方位的融資服務。我們鼓勵造船企業積極利用出口買方信貸方式進行融資。

二是進一步加強與國外有關金融機構的交流與合作，為國內船舶出口企業提供更多的融資便利。中國進出口銀行可以利用自身優勢，請國外金融機構繼續為我行出口買方信貸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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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運用買方信貸業務

供擔保，還可利用這些機構長期從事船舶融資的經驗，借助它們廣泛的客戶網絡，為國內企業提供國際市場的相關信息。此外，對采用國外船用設備和材料、在中國制造并出口的船舶，可探討由中外雙方分別提供出口信貸，進行聯合融資。在條件成熟時，可以考慮開展利用國外買方信貸進口國外造船設備的轉貸業務，以支持國內造船企業更新設備，提高造船能力。要通過上述廣泛的合作與交流，擴大我國船舶建造項目訂單的來源，為國內船舶出口企業爭取更多的市場機會。

篇10

 

一、引言

1、研究背景

在信息技術的革新和金融創新的共同推動下，全球金融市場經歷了一個快速發展的階段，隨著國際間資本管制的放松，金融一體化程度不斷加深。股票市場作為金融市場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其發展過程中也表現出日益明顯的跨國股市間的聯動效應金融論文，即不同國家或地區股票市場指數的共同運動趨勢。中國股票市場近些年開放程度不斷提高，特別是QFII和QDII制度的實施，使中國股市與其他市場股票價格的聯系更加緊密。香港作為國際化金融中心，其成熟的股票市場體制吸引了大批內地優質企業到香港上市站。截至2009年2月底，在香港證交所主板上市的H股和紅籌股市值總額已經占到香港主板總市值的54.18%，成交量所占比重更是高達68.64%；同時150家H股公司中已有57家也在內地交易所發行A股，實現“A+H”雙重上市。因此境外股市對內地市場的影響，可以通過同股同權的香港H股比價傳遞到內地股市。美國經濟在世界經濟格局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和影響，作為最直接反映美國經濟發展狀況的美國股市，是最能影響全球股市運行的市場之一。本文選擇中國內地、香港和美國股票市場進行協整關系研究金融論文，以此來研究不同市場之間的關系。

2、文獻回顧

全球股票市場的聯動效應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發達國家的股票市場之間。Hilliard（1979）研究了十個主要國家股票市場每日收盤價的同期相關性和滯后相關性。Eun和Shim（1989）采用向量自回歸（VAR）模型，通過分析1980-1985年間九個成熟股票市場的日收益情況來研究股市波動的國際傳導機制。Kasa（1992）第一次運用多元協整方法考察了世界五個主要股票市場，證實了五個市場之間存在長期相關性站。Karolyi和Stulz（1996）研究了美國和日本股票市場的聯動性以及影響跨國股市收益相關性的基本因素。大量研究表明，發達國家股票市場的聯動性有增強的趨勢，特別是在股市波動比較大的時期，股市的聯動效應會更加明顯，也即所謂的市場傳染（King & Wadhwani，1990）。

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之后，許多學者就金融危機對亞洲新興市場以及全球股市間聯動性的影響展開了深入的研究。研究表明，亞洲金融危機之前金融論文，新興股票市場與成熟股票市場間不存在顯著的依存關系，如Masih等（1999）對1992-1997年美國、日本、英國、德國、新加坡、馬來西亞、香港、泰國股市間長期相關性的研究。Leong和Felmingham（2003）利用協整分析、誤差修正模型以及Granger因果檢驗對1990年1月8日~2000年7月6日新加坡、韓國、日本、臺灣和香港股市的日股指進行研究，發現亞洲金融危機后日本與韓國、新加坡與韓國、新加坡與中國香港以及中國香港與中國臺灣之間股票指數存在較強的相關性。

國內學者的相關研究有：俞世典等（2001）根據1998-2000年的數據，運用Granger因果檢驗和協整檢驗方法，考察了道瓊斯指數、恒生指數、納斯達克指數、日經指數與上證指數，得出這四個世界主要股票市場對中國股市影響甚微的結論。陳守東等（2003）應用協整分析，并構建了誤差修正模型，對滬、深兩市指數和世界主要股市指數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發現各指數的收益率序列具有相異的短期波動，而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不存在長期共同趨勢。韓非、肖輝（2005）對中美股市的聯動性分析表明金融論文，兩者的相關性很弱，中國股市收盤對美國股市的開盤有影響，但美國股市收盤對中國股市的開盤幾乎沒有影響站。

3、研究內容及方法

由Engle和Granger提出的協整理論（Cointegration）揭示了變量之間一種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因此被廣泛應用于跨國股市間長期共同趨勢的研究。1980年，Sims在改進了聯立方程組模型缺陷的基礎上提出了向量自回歸（VAR）模型，為研究多個股市之間的相關性提供了新的分析方法。而此后Johansen將協整檢驗運用于VAR模型中，不僅豐富了協整理論，也建立了VAR模型的發展形式——向量誤差修正模型（VECM），該模型能夠同時反映系統內變量間的長期均衡關系和短期動態特征。

本文選取滬深300指數、恒生指數和標準普爾500指數分別代表我國內地、香港和美國股票市場，截取2005年4月8日—2009年3月13日各指數的日收盤數據金融論文，通過對指數序列處理后得到收益率序列，結合協整分析方法檢驗三者是否存在長期的共同趨勢。2007年4月2日，美國新世紀金融申請破產保護，被視為次貸危機的肇始。因此本文將指數序列分為兩個時間段：2005年4月8日-2007年3月30日為第一階段，2007年4月2日-2009年3月15日為第二階段，對不同時間段進行三地股市協整關系的具體研究。

二、股市間長期協整關系研究

1、樣本選取與數據處理

本文選取2005年4月8日—2009年3月13日的滬深300指數（HS300）、恒生指數（HSI）和標準普爾500指數（SP500）分別代表我國內地、香港和美國股票市場，數據來源于雅虎財經證券市場網站（biz.cn.yahoo.com/stock.html）。三地股市的交易時間和所在時區不同，我國內地市場交易時間為9:30~15:00，香港股市交易開始時間比內地晚半個小時，結束于16:00金融論文，兩個市場的交易時間基本重合；而美國紐約股市交易時間是在美國東部時間的9:30~16:00，即中國當天晚上22:30到第二天凌晨5:00，故美國股市的開放時間在北京時間深夜，美國股市閉市四個半小時后我國內地股市開市，兩者沒有重疊的交易時間站。在同一天內，我國內地股市首先開放，其次是香港股市，美國股市在香港股市閉市后六個半小時開放。

由于三地股市有不同的節假日，因此將三者不重合的交易日的股票指數去掉后共得到900個原始數據，為了消除異方差性金融論文，將這些原始數據取對數轉化為對數指數序列，分別記為：lnHS300、lnHSI、lnSP500，其收益率序列定義為對數指數序列的一階差分形式，即：rt=lnPt- ln Pt-1，其中Pt代表各股票指數的日收盤價。

2、單位根檢驗

在檢驗三地股指序列是否存在協整關系之前，首先需要檢驗三個對數指數序列的非平穩性，采用ADF方法，結果如表1所示，三個對數指數序列都不平穩，而將其轉化成一階差分形式后的收益率序列滿足平穩性要求金融論文，因此三個對數指數序列都為I(1)過程。

表1 單位根ADF檢驗結果

 

變量

檢驗形式

ADF統計量

1%臨界值

5%臨界值

10%臨界值

檢驗結果

 

 

lnHS300

(0,0,4)

0.790041

-2.567669

-1.941194

-1.616450

 

 

不平穩

(c,0,4)

-1.048756

-3.437774

-2.864707

-2.568510

(c,t,4)

-0.006735

-3.968820

-3.415080

-3.129732

 

 

lnHS300

(0,0,3)

-13.32430

-2.567669

-1.941194

-1.616450

 

 

平穩

(c,0,3)

-13.35034

-3.437774

-2.864707

-2.568510

(c,t,3)

-13.43464

-3.968820

-3.415080

-3.129732

 

 

lnHSI

(0,0,10)

0.655774

-2.569076

-1.941387

-1.616321

 

 

不平穩

(c,0,10)

-0.589287

-3.441736

-2.866455

-2.569447

(c,t,10)

-0.008722

-3.974439

-3.417821

-3.131355

 

 

lnHSI

(0,0,9)

-9.815097

-2.569076

-1.941387

-1.616321

 

 

平穩

(c,0,9)

-9.800947

-3.441736

-2.866455

-2.569447

(c,t,9)

-9.950599

-3.974439

-3.417821

-3.131355

 

 

lnSP500

(0,0,16)

-0.340660

-2.570032

-1.941518

-1.616234

 

 

不平穩

(c,0,16)

0.133100

-3.444436

-2.867645

-2.570085

(c,t,16)

0.308199

-3.978266

-3.419686

-3.132458

 

 

lnSP500

(0,0,15)

-5.344227

-2.570032

-1.941518

-1.616234

 

 

平穩

(c,0,15)

-5.322417

-3.444436

-2.867645

-2.570085

(c,t,15)

-5.570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