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思想論文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管理思想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在先秦儒家的人性論中，孔子沒有明確說明，而孟子則標舉人性善的旗幟，指出人皆可以為堯舜；而墨家很少直接談論人性。但是，綜觀《墨子》，其自然人性論思想比較明顯。墨子認為，古代社會是個紛亂動蕩的社會，其原因是大家只愛己身而不愛他人，《兼愛上》說：“圣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當察亂何自起?起不相愛。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故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父自愛也，不愛子，故虧子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弟，故虧弟而自利。君自愛也，不愛臣，故虧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愛。”因此。·在《墨子》中，兼愛常常與交利并用，“兼相愛，交相利”，兼愛有互愛互利的意義。墨家對“利”也有自己的詮釋，《經說下》說：“義，利也。”墨家所指的“利”實際上是一種社會公利，而非一己私利。只有實行兼相愛，交相利，才能社會穩定，生活安足；反之，就會社會動蕩。墨家說仁人應該“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這與儒家罕言“利”有著根本不同，先秦儒家在義利之辯中認為只有小人才會重利，割裂義與利的辯證關系；而墨家則把義與利有機統一起來。

從管理哲學的層面考察墨家的“兼相愛，交相利”思想，在企業管理中的價值是不言而喻的。臺灣學者王蓑源先生指出：企業管理是科技整合的實踐。然而，其中以政治管理的影響最早，現代企業管理興起于歐美，其早先就曾引用政府和教會的管理經驗。而且企業管理與政治管理的性質也最接近，雖然二者任務不同，但管理對象一樣，都是人，先把人管好，一切都好辦，這是二者的相同之處。現代的企業管理，從根本上講是一種人的管理。如何定位勞資關系，即雇主與員工、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的關系，對于調動整個企業中人的積極性至關重要。現在大家都在講“以人為本”，那么，在企業中實行“以人為本”，最重要的就是要實現勞資雙方平等的、互愛互利的關系，惟有如此，在制定企業各項規章制度中，才能夠充分考慮到全體員工的利益，充分調動廣大員工的參與性和積極性。勞資雙方雖然表現出一定程度的利益沖突，但從根本上講是一種共生關系，利益是一致的，企業的興衰存亡與企業員工有直接的關系。在企業內部如果能夠充分貫徹墨家的兼愛思想，就像《兼愛中》所說的“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員工視企業就像自己的家一樣，企業員工的積極性與創造性就會充分發揮，就會實現企業內部人際關系的和諧，進而實現企業的效益。

二、尚賢與尚同：企業的管理原則

“尚賢”是墨家思想的第一個論題，由此可見尚賢在墨家思想的重要地位。墨家所說的賢人，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德才兼備的人，當然，這里指的是具備墨家倫理思想的人，與儒家圣人有著明顯的不同。在儒家的圣人觀中，圣人應該是具備仁義德性的。儒家所說的“仁”是從人性內部自然發展出來的，孟子認為，人天生就具有仁、義、理、智“四端”，推而廣之，就成了人的四重常德。而墨家的賢人應該是能夠實行兼愛思想的人，兼愛是社會的需要，是人與人之間和諧關系的需要，兼相愛，交相利。因此，墨家所說的賢人應該是功利主義者。在《尚賢上》中，墨家提出了賢才的標準：“厚乎德行，辨乎言談，博乎道術。”墨子認為賢良之士是國家的財富，《尚賢上》說：“是故國有賢良之士眾，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事寡，則國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務，將在于眾賢而已。”

“尚賢”是“為政之本”。在《墨子》一書中，《親士》《尚賢》諸篇反復論證賢良之士對于國家的重要性。《親士》說：“人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見賢而不急，則緩其君矣。非賢無急，非士無以慮國。緩賢忘士，而能以其國存者，未曾有也。”《尚賢上》說：在一個國家中，“賢良之士眾，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對于賢能之才，不僅要儲備，而且要予以重視，并給與豐厚的報酬，“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爵位不高，則民弗敬。蓄祿不厚，則民不信。政令不斷則民不畏。舉三者授之賢者，非為賢賜也，欲其事之成也。”(《尚賢上》)

那么，如何尋求賢能之士?《尚賢上》以古代圣王為例來說明，“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也就是，對于用人應該打破門第、血緣、遠近、親疏關系，“唯才是舉”。這與儒家又有顯著的區別，儒家認為：“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論語·憲問》)儒家一般不把“小人”包括在賢人之內。墨家以兼愛為倫理原則，小人與君子在才能與品性上沒有根本的區別，不應該為求人才劃定界限。對于賢能之士，墨家認為要做到各盡其才。《耕柱》篇指出：用人“譬若筑墻然，能筑者筑，能實壤者實壤，能欣者欣，然后墻成也。為義猶是也，能談辯者談辯，能說書者說書，能從事者從事，然后義事成也”。《節用中》也說：“凡天下群百工，輪、車、鞲、匏、陶、冶、梓匠，使各從事其所能。”

尚同與尚賢是相輔相成的。《墨子》認為，在一個國家中，如果政令不一，只能導致社會動蕩。因而，尚同與尚賢一樣，是“為政之本”。《墨子》指出，賢人治理國家，應該一統天下之義，才能政令暢通，社會穩定。從組織關系講，要做到下級服從上級，以上級的意志為意志。用現代政治學來評判，《墨子》尚同思想是一種開明專制。對于開明專制的評價不在本文討論的范圍之內。事實上，《墨子》也對賢能之士提出了監督與約束機制，《尚同中》就指出：“已有善，傍薦之；上有過，規諫之，尚同其義其上，而無有下比之心”。《尚賢上》更指出：“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而且，對于賢人還要“聽其言，跡其行，察其所能”(《尚賢中》)。可見《墨子》并不是無原則的“尚同”。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墨子》的尚賢與尚同思想雖然是就行政管理而言的，但在企業管理上同樣也有借鑒價值。從企業競爭的角度看，當今企業競爭，是資本的競爭，更是人才的競爭，因為只有人才才是企業最根本的因素。廣泛的延攬人才，不分遠近、親疏、學歷、城鄉之別，并做到知人善任，才可能使企業具有競爭力。在企業內部，應該建立一整套有效的激勵人才脫穎而出的機制，使能者上，庸者下。人無完人，在用人上不可求全責備，知人善任，用其所長，避其所短。美國管理學家杜魯克就曾告誡管理者：“一位經營者如果僅能見人之短，而不能見人之才，刻意挑其短而非著眼于展其才，則這樣的經營者本身就是一位弱者。”這與《墨子》的尚賢思想有相通之處。現代企業要善于發現人才，用好人才，使人盡其才。

與尚賢對應的尚同思想，雖然誠如梁啟超所說在政治上容易導致開明專制，但在企業管理上卻有相當的價值。企業管理與行政管理有著很大的不同，企業民主與政治民主不一樣。在企業內部，雖然決策也要求民主化，可是一旦形成決策，就要一同企業之義，全力以赴。而且市場瞬息萬變，如果完全套用行政管理的民主決策程序有時會痛失機會。企業的民主從某種程度上講應該是一種民主的監督與約束機制，防止管理者濫用權力，而不應該在決策上盲目追求民主。當然，企業用賢能之士作為管理者，他們就應該具有一種典范的作用，身體力行，以身作則，言行一致，“言不信者行不果”。

三、貴義：企業的社會目標與責任

在墨學“十論”中，雖然沒有“貴義”一說：但是，在整個墨家思想體系中，貴義與兼愛密不可分，成為墨家倫理思想的一部分。《墨子·貴義》一開頭就說：“萬事莫貴于義。”儒墨兩家都言“義”，在儒家那里，義是與利相對應的詞匯，“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二者是對立關系。在儒者看來，“義，事之宜也”，做應該做的事就是“義”，至于結果是不在考慮范圍之內，相反就是不義，儒家反對見利忘義。由此可見，儒家所談的“義”是就動機來說的。墨家對“義”有自己的界定，《經上》說：“義，利也。”《大取》也說：“義，利，不義，害。志功為辯。”“義”與“利”不僅不矛盾，而且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問題。前面說過，墨家所談的“利”不是一己私利，而是社會公利。在墨者那里，“志功為辯”，“義”與“利”、動機與結果得到了有效的統一。必須指出，墨者雖然是功利主義者，但不是那種只重結果而不論動機的人，“合其志功而觀”是墨家義利統一觀的思想基礎，《魯問》以魯陽文君與墨子對話的形式表達了這一觀點。魯君謂子墨子日：“我有二子，一人者好學，一人者好分人財，孰以為太子而可?子墨子曰：朱可知也。或所為賞與為是也。釣者之恭，非為魚賜也。餌鼠以蟲，非愛之也。吾愿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觀焉。”

墨家從功利主義的角度來看待義利關系，認為：“義可以利人，故日：義，天下之良寶也。”(《貴義》)在墨家那里，做對個人、社會有益的事就是義。因此，墨家大力提倡“貴義”，教化天下之人，《魯問》說：“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義，而教天下以義者功亦多，何故弗言也?若得鼓而進于義，則吾義豈不益進哉!”

就現代企業而言，不須諱言，追求利潤是企業的目標之一，沒有利潤，企業就沒有發展壯大的資本，就失去發展的動力。但這并不意味著利潤成了企業唯一的目標或者終極目標，有益于社會、國家才應該成為企業的最高目標。所謂企業最高目標，是相對企業的共同精神或共同價值觀念而言，或者說是企業的理念。美國學者杜克在其所著《管理學》強調管理的使命，認為：“任何討論管理的書籍，不以所要完成的使命為開始，則是不了解管理。”企業的存在不僅在于利潤，還有它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因此，企業在制定自己的目標時應該考慮到社會效益，把社會效益放在第一位，就不至于出現短視行為，才能使企業獲得持續有效的發展。目前政府倡導的科學發展觀，筆者想以墨家的“貴義”思想作為企業的最高目標，就是一種科學發展觀。

人們在理解成功的時候，有時有偏差。有人認為，企業經營者獲得了豐厚的利潤就是一種成功。這種觀點是非常狹隘的。如果要說這是成功的話，那么也僅僅算小有成就。真正的成功還必須體現其社會價值，做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尚賢下》)。這才是一種真正的成功。港臺和西方國家的不少企業家，抱定財富取之于社會、用之于社會的宗旨，不是把企業的利潤用于奢靡的個人消費，而是回饋社會，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群體。比爾·蓋茨設立基金會，救助那些處于困頓中無助的艾滋病人，李嘉誠設立李嘉誠基金會用于社會公益事業，等等，他們才是真正成功的企業家，這些都為我們的企業家提供了很好的榜樣。筆者認為，這應該成為現代企業的精神，有了這種精神，企業就會獲得社會大眾的廣泛認同，而社會大眾的認同又是一個企業發展必不可少的因素，可以用“兼相愛，交相利”來說明這一點。

當今的中國處于轉型過程中，不少企業界人士都是從貧困中成長起來的，由于教育等因素，他們富起來了，卻成了財富的奴隸，追求利潤成了某些企業經營者的終極目標，因而常有犧牲環境、社會發展為代價，盲目追求眼前的經濟效益，在兩千多年前的《墨子》面前，不感到慚愧嗎?

篇2

春秋戰國時代，中國社會劇烈變動，政治上的動蕩紛爭進而導致思想上的百家爭鳴，代表不同利益階層的諸子百家蜂起立說，形成中國思想史上蔚為壯觀的文化景觀。在那樣波瀾壯闊的背景下，諸子著書立說，希望憑藉自己的思想理論而建構一個自認為理想的社會，儒、道、墨、法等諸家無不如此。從這樣的層面看，諸子學說是一種管理學說，有著強烈的政治、社會管理的色彩。墨家是先秦最重要的學派之一，《韓非子·顯學》說:“世之顯學，儒墨也。”在先秦時代，墨家學說足以與儒家思想相頡頏。墨家不遺余力地宣傳自己的思想，并且身體力行，其主張雖不為當時的統治者所采納，但并不能減損其思想的意義與價值，在今天依然有借鑒意義。

如果從管理哲學的層面來理解墨家思想，那么，兼愛則是墨家管理思想的倫理基礎，尚賢、尚同是其管理原則與方法，貴義則是管理思想的最高目標。墨家的管理思想，是力圖構建一個人人相愛平等、社會安定、生活安足、崇尚道義的理想社會。

一、兼愛:企業管理的倫理基礎

《呂氏春秋·不二篇》說:墨翟貴兼，“兼愛”是墨家倫理思想最根本最典型的特征。“兼”是整體、全部的意思，《經上》說:“體，分于兼也。”“兼愛”也可以說是“盡愛”、“俱愛”、“周愛”。“兼愛”的另一層意義是“愛無差等”。可見，兼愛是一種平等的無差別的愛，無血緣、親疏、貴賤之分。兼愛思想與儒家“仁愛”有著鮮明的不同。孔子說仁，“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里仁》)，“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論語·學而》)孔子說“仁”，只是屬于君子的，只有貴族階層才能夠實行“仁”，踐履“仁愛”，而那些重利輕義的“小人”是沒有“仁愛”可言的。“仁愛”的等級化顯然不是下層平民所能接受的。墨家從下層平民的利益出發，針鋒相對地提出“兼以易別”，在墨家看來，儒家的“仁愛”實際上是一種“別愛”，要用“兼愛”來代替它。《兼愛上》說:“若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則天下治。”

在先秦儒家的人性論中，孔子沒有明確說明，而孟子則標舉人性善的旗幟，指出人皆可以為堯舜;而墨家很少直接談論人性。但是，綜觀《墨子》，其自然人性論思想比較明顯。墨子認為，古代社會是個紛亂動蕩的社會，其原因是大家只愛己身而不愛他人，《兼愛上》說:“圣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當察亂何自起?起不相愛。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故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父自愛也，不愛子，故虧子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弟，故虧弟而自利。君自愛也，不愛臣，故虧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愛。”因此。·在《墨子》中，兼愛常常與交利并用，“兼相愛，交相利”，兼愛有互愛互利的意義。墨家對“利”也有自己的詮釋，《經說下》說:“義，利也。”墨家所指的“利”實際上是一種社會公利，而非一己私利。只有實行兼相愛，交相利，才能社會穩定，生活安足;反之，就會社會動蕩。墨家說仁人應該“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這與儒家罕言“利”有著根本不同，先秦儒家在義利之辯中認為只有小人才會重利，割裂義與利的辯證關系;而墨家則把義與利有機統一起來。

從管理哲學的層面考察墨家的“兼相愛，交相利”思想，在企業管理中的價值是不言而喻的。臺灣學者王蓑源先生指出:企業管理是科技整合的實踐。然而，其中以政治管理的影響最早，現代企業管理興起于歐美，其早先就曾引用政府和教會的管理經驗。而且企業管理與政治管理的性質也最接近，雖然二者任務不同，但管理對象一樣，都是人，先把人管好，一切都好辦，這是二者的相同之處。現代的企業管理，從根本上講是一種人的管理。如何定位勞資關系，即雇主與員工、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的關系，對于調動整個企業中人的積極性至關重要。現在大家都在講“以人為本”，那么，在企業中實行“以人為本”，最重要的就是要實現勞資雙方平等的、互愛互利的關系，惟有如此，在制定企業各項規章制度中，才能夠充分考慮到全體員工的利益，充分調動廣大員工的參與性和積極性。勞資雙方雖然表現出一定程度的利益沖突，但從根本上講是一種共生關系，利益是一致的，企業的興衰存亡與企業員工有直接的關系。在企業內部如果能夠充分貫徹墨家的兼愛思想，就像《兼愛中》所說的“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員工視企業就像自己的家一樣，企業員工的積極性與創造性就會充分發揮，就會實現企業內部人際關系的和諧，進而實現企業的效益。

二、尚賢與尚同:企業的管理原則

“尚賢”是墨家思想的第一個論題，由此可見尚賢在墨家思想的重要地位。墨家所說的賢人，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德才兼備的人，當然，這里指的是具備墨家倫理思想的人，與儒家圣人有著明顯的不同。在儒家的圣人觀中，圣人應該是具備仁義德性的。儒家所說的“仁”是從人性內部自然發展出來的，孟子認為，人天生就具有仁、義、理、智“四端”，推而廣之，就成了人的四重常德。而墨家的賢人應該是能夠實行兼愛思想的人，兼愛是社會的需要，是人與人之間和諧關系的需要，兼相愛，交相利。因此，墨家所說的賢人應該是功利主義者。在《尚賢上》中，墨家提出了賢才的標準:“厚乎德行，辨乎言談，博乎道術。”墨子認為賢良之士是國家的財富，《尚賢上》說:“是故國有賢良之士眾，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事寡，則國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務，將在于眾賢而已。”

“尚賢”是“為政之本”。在《墨子》一書中，《親士》《尚賢》諸篇反復論證賢良之士對于國家的重要性。《親士》說:“人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見賢而不急，則緩其君矣。非賢無急，非士無以慮國。緩賢忘士，而能以其國存者，未曾有也。”《尚賢上》說:在一個國家中，“賢良之士眾，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對于賢能之才，不僅要儲備，而且要予以重視，并給與豐厚的報酬，“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爵位不高，則民弗敬。蓄祿不厚，則民不信。政令不斷則民不畏。舉三者授之賢者，非為賢賜也，欲其事之成也。”(《尚賢上》)

那么，如何尋求賢能之士?《尚賢上》以古代圣王為例來說明，“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也就是，對于用人應該打破門第、血緣、遠近、親疏關系，“唯才是舉”。這與儒家又有顯著的區別，儒家認為:“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論語·憲問》)儒家一般不把“小人”包括在賢人之內。墨家以兼愛為倫理原則，小人與君子在才能與品性上沒有根本的區別，不應該為求人才劃定界限。對于賢能之士，墨家認為要做到各盡其才。《耕柱》篇指出:用人“譬若筑墻然，能筑者筑，能實壤者實壤，能欣者欣，然后墻成也。為義猶是也，能談辯者談辯，能說書者說書，能從事者從事，然后義事成也”。《節用中》也說:“凡天下群百工，輪、車、鞲、匏、陶、冶、梓匠，使各從事其所能。”

尚同與尚賢是相輔相成的。《墨子》認為，在一個國家中，如果政令不一，只能導致社會動蕩。因而，尚同與尚賢一樣，是“為政之本”。《墨子》指出，賢人治理國家，應該一統天下之義，才能政令暢通，社會穩定。從組織關系講，要做到下級服從上級，以上級的意志為意志。用現代政治學來評判，《墨子》尚同思想是一種開明專制。對于開明專制的評價不在本文討論的范圍之內。事實上，《墨子》也對賢能之士提出了監督與約束機制，《尚同中》就指出:“已有善，傍薦之;上有過，規諫之，尚同其義其上，而無有下比之心”。《尚賢上》更指出:“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而且，對于賢人還要“聽其言，跡其行，察其所能”(《尚賢中》)。可見《墨子》并不是無原則的“尚同”。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墨子》的尚賢與尚同思想雖然是就行政管理而言的，但在企業管理上同樣也有借鑒價值。從企業競爭的角度看，當今企業競爭，是資本的競爭，更是人才的競爭，因為只有人才才是企業最根本的因素。廣泛的延攬人才，不分遠近、親疏、學歷、城鄉之別，并做到知人善任，才可能使企業具有競爭力。在企業內部，應該建立一整套有效的激勵人才脫穎而出的機制，使能者上，庸者下。人無完人，在用人上不可求全責備，知人善任，用其所長，避其所短。美國管理學家杜魯克就曾告誡管理者:“一位經營者如果僅能見人之短，而不能見人之才，刻意挑其短而非著眼于展其才，則這樣的經營者本身就是一位弱者。”這與《墨子》的尚賢思想有相通之處。現代企業要善于發現人才，用好人才，使人盡其才。

與尚賢對應的尚同思想，雖然誠如梁啟超所說在政治上容易導致開明專制，但在企業管理上卻有相當的價值。企業管理與行政管理有著很大的不同，企業民主與政治民主不一樣。在企業內部，雖然決策也要求民主化，可是一旦形成決策，就要一同企業之義，全力以赴。而且市場瞬息萬變，如果完全套用行政管理的民主決策程序有時會痛失機會。企業的民主從某種程度上講應該是一種民主的監督與約束機制，防止管理者濫用權力，而不應該在決策上盲目追求民主。當然，企業用賢能之士作為管理者，他們就應該具有一種典范的作用，身體力行，以身作則，言行一致，“言不信者行不果”。

三、貴義:企業的社會目標與責任

在墨學“十論”中，雖然沒有“貴義”一說:但是，在整個墨家思想體系中，貴義與兼愛密不可分，成為墨家倫理思想的一部分。《墨子·貴義》一開頭就說:“萬事莫貴于義。”儒墨兩家都言“義”，在儒家那里，義是與利相對應的詞匯，“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二者是對立關系。在儒者看來，“義，事之宜也”，做應該做的事就是“義”，至于結果是不在考慮范圍之內，相反就是不義，儒家反對見利忘義。由此可見，儒家所談的“義”是就動機來說的。墨家對“義”有自己的界定，《經上》說:“義，利也。”《大取》也說:“義，利，不義，害。志功為辯。”“義”與“利”不僅不矛盾，而且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問題。前面說過，墨家所談的“利”不是一己私利，而是社會公利。在墨者那里，“志功為辯”，“義”與“利”、動機與結果得到了有效的統一。必須指出，墨者雖然是功利主義者，但不是那種只重結果而不論動機的人，“合其志功而觀”是墨家義利統一觀的思想基礎，《魯問》以魯陽文君與墨子對話的形式表達了這一觀點。魯君謂子墨子日:“我有二子，一人者好學，一人者好分人財，孰以為太子而可?子墨子曰:朱可知也。或所為賞與為是也。釣者之恭，非為魚賜也。餌鼠以蟲，非愛之也。吾愿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觀焉。”

墨家從功利主義的角度來看待義利關系，認為:“義可以利人，故日:義，天下之良寶也。”(《貴義》)在墨家那里，做對個人、社會有益的事就是義。因此，墨家大力提倡“貴義”，教化天下之人，《魯問》說:“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義，而教天下以義者功亦多，何故弗言也?若得鼓而進于義，則吾義豈不益進哉!”:

就現代企業而言，不須諱言，追求利潤是企業的目標之一，沒有利潤，企業就沒有發展壯大的資本，就失去發展的動力。但這并不意味著利潤成了企業唯一的目標或者終極目標，有益于社會、國家才應該成為企業的最高目標。所謂企業最高目標，是相對企業的共同精神或共同價值觀念而言，或者說是企業的理念。美國學者杜克在其所著《管理學》強調管理的使命，認為:“任何討論管理的書籍，不以所要完成的使命為開始，則是不了解管理。”企業的存在不僅在于利潤，還有它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因此，企業在制定自己的目標時應該考慮到社會效益，把社會效益放在第一位，就不至于出現短視行為，才能使企業獲得持續有效的發展。目前政府倡導的科學發展觀，筆者想以墨家的“貴義”思想作為企業的最高目標，就是一種科學發展觀。

篇3

當今世界經濟再次步入新的歷史時期，現代的管理不僅僅是一門學科更是一個完整的科學體系。運用科學手段來管理的是新的特征之一，包括很多學科要素在內，不單單是對于人行為的管理或者是對怎樣提高生產效率來思考而是運用心理學、計算機、運籌學、統計學等學科手段來綜合管理一個企業。第二是注重人的因素，把人的因素放在第一位，加強了人的培養，企業生產運營更人性化。職工的滿足感，歸屬感成為了影響管理好壞的重要原因。最重要的一點是就是現代管理中的創新意識，現在的經濟社會飛速發展，企業和國家會遇到各種各樣的挑戰和機遇，適者生存，不僅要適應更重要的還是創新。根據形式不斷改革管理體制。這些就是新的特征。

人類早期的重要思想到現在也能指導管理實踐，比如早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戰國時期，杰出的軍事家孫武所著的《孫子兵法》中比較有名的一句話“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告訴我們要分析客觀規律才能克敵制勝，這句話在現在的一些企業的競爭的到處都能體現；孟子主張的“性善論”和荀子的“性惡論”在當今社會中對人的管理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孟子肯定了人性本質上是善良、美好的，荀子認為惡是人性自然需要善來改造。現代管理實踐中需要把二者結合起來，人是復雜的動物，有兩面性，對人的管理要運用不同的手段。15世紀著名的思想家馬基埃維利提出了四項領導原則，這四條原則同樣也在現代的領導實踐中發揮著作用，比如領導需要得到擁護和領導需要團結群眾等。以上這些就是我們可以吸取的早期管理思想之一。

篇4

2.傳統管理思想內德外用的基本結構

2.1以往研究的不足

前此學術界對傳統管理思想的構成有過較多分析，諸如水東方管理學派的12核心概念理論、顧文濤的管理層次理論、成中英的C理論、席酉民的協同理論及曾仕強的26條原理理論，等等。這些已有研究已經就傳統管理思想的具體構成元素有了深入具體的探討，對其內在結構有了很多不同的重建嘗試。但這些認識卻喪失了宏觀視野，沒有從大處看出傳統管理思想的基本結構。

2.2傳統管理思想內德外用的基本結構

傳統管理思想的各家流派具體主張千差萬別，但又有著共通的文化屬性和共同的文化基因。無論是儒家管理思想、道家管理思想、墨家管理思想、法家管理思想、兵家管理思想家抑或是佛家管理思想，都不約而同地在內明與外用兩個大的實踐層面上探索并希圖達至管理理性。實際上，如果從的特定視角去看，傳統管理思想的基本結構就是內德外用。內德外用本源于傳統文化的基本結構。馮友蘭曾明確指出，構成傳統文化的各家思想流派總體上來說均具有內明外用的基本結構。傳統管理思想的共同之處就在于均從內在的層面強調德，德是基本的內在構成。傳統管理思想最為強調的是內在德行和管理者自我德行修養的完善。德的內涵包括了人本主義基礎上的利己、利他、克己與克他及其內在統一。所謂中庸之道，在于時，更在于德。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并不反對利己，而是反對單純的利己、無克制的利己；主張利他，也反對單純的利他，對利他也主張需要克制。德是對利己、利他、克己和克他的中和。總的來說，傳統時代不同思想流派都堅持德性及其內在規定性，這也是百家思想流派殊途同歸之處。傳統管理思想中另一個共同之處在于，不同流派都不約而同地強調內德基礎上的外用。其實，各家所強調的術、禮和法等，其實都是外用之道，只不過儒家在外用層面講的是禮，道家在外用層面講的是術，法家在外用層面講的是法。傳統管理思想中法的管理制度強調了約束、引導和激勵的內化，一律強調管理方法和制度的有效性，在內德的基礎上努力實現管理方法和管理制度的有效。綜上所述，傳統管理思想的共同理性價值就在于內德外用。需要說明的是，內德是基礎和目的，外用是手段。中國傳統管理思想最為值得繼承的就是內德而外用，用而能成德。

3.傳統管理思想基本結構在當代企業管理中應用的功能價值及其轉化途徑

3.1傳統管理思想基本結構在當代企業管理中應用的功能價值

傳統管理思想的內德外用基本結構應用在當代企業管理中的功能價值恰恰就在于，能夠提升企業內在德行能力，促進管理人本化和人性化管理，同時能夠促進企業管理方法和管理制度的合理化和理性化。傳統管理思想的基本結構非常清晰，倫理道德精神為內在規定，方法和制度為外在規范。這種清晰的結構范式能夠為當代企業管理實踐提供極為有效的管理能力知識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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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思想政治工作的實施過程中加深對人力資源管理工作的思考

首先理解人的需求，從思想政治需求的角度，組織開展人力資源管理工作。企業應定期召開交流會及談心活動，清楚了解職工的需求，同時也是提高薪酬待遇、改善工作環境、調節人際關系，以及規劃職業生涯的需求。在這種情況下，人力資源管理需要了解員工的內在需求，同時通過科學合理的制度或組織關懷等，進一步滿足員工的合理需求。對于人力資源管理者來說，在日常工作中，需要將解決思想問題與解決實際問題，以及教育職工和服務職工進行結合起來，秉持以人為本的理念，從職工最關心的問題入手，給予職工人文關懷和心理疏導，同時給予職工更多的尊重、關心和愛護，給予職工更多的幫助，進一步激發職工工作的積極性。對于企業來說，通過建立健全公開、平等、競爭、擇優機制，對人才進行選擇性使用，同時明確人才的評價機制。其次揣摩人的心理，從思想政治心理的角度組織開展人力資源管理工作。對于建筑施工企業來說，其承攬的工程項目比較廣泛，甚至有些工程項目屬于國家重點工程，在一定程度上關系國計民生，同時關乎到企業的形象，具有較大的政治意義和較高的社會關注度，在這種情況下，進一步增加了干部職工的思想壓力，同時大都長期在環境艱苦的戶外進行施工作業，作為人力資源管理工作者，一方面需要傾聽職工的呼聲，另一方面了解職工的情緒，同時關心照顧職工的生活。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為了確保企業持續發展，需要采取相應的措施，進一步增強企業思想政治工作的針對性和實效性。當前，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一方面建筑企業之間存在競爭，另一方面建筑行業執業人員之間存在相互競爭。在日常工作中，如果無法處理這種競爭關系，就會造成人才流失，同時惡化人際關系，削弱企業的經濟效益。企業管理者需要給予思想政治工作高度重視，同時建設企業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充分發揮黨、團，以及工會組織的模范帶頭作用，幫助廣大職工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同時激發職工奮發向上的意識，努力營造良好的環境氛圍，同時樹立典型榜樣，在企業內部形成良好的工作環境，在這一環境中使員工愉快的工作。在這種情況下，企業的管理者需要加強制度管理，把握人性，以人為本，采取一切措施，激發調動職工的積極因素，鞏固和強化職工的創造力。在企業發展中，充分發揮一線施工人員的推動作用，同時鼓勵和支持輔助科室、行政后勤人員積極為企業貢獻力量。最后發揮人的特長，從思想政治目的的角度組織開展人力資源管理工作。根據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可知，在人們工作追求中，通過勞動取得報酬一方面滿足生存需要，另一方面希望別人認可自己的能力和才智，同時希望重視自己所提的建議，尊重自己的權利，也就是在社會上，充分體現個人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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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當前高職院校財務管理專業思想教育取得的成就及其存在的不足

（一）財務管理專業思想教育取得的成就

1.對專業思想教育比較重視

現在許多高職院校財務管理專業都比較重視專業思想教育。從招生階段就開始向高考生和家長進行專業宣傳。學生入校后，進行詳細的專業思想教育，使學生了解和熟悉本專業，增強學生對專業的認同感，提升學生的專業學習興趣和積極性。通過多形式多渠道，例如通過專業教育主題班會、專業講座、職業生涯規劃課等形式對專業思想進行宣傳，另外還進行財務管理專業介紹、專業培養目標、人才培養方案、人才發展模式、課程設置、雙證書制度、就業與創業等多方面教育，增強學生對專業思想的認識、理解和學習的理念。

2.針對不同年級的特點，有序地開展專業思想教育

第一，入學專業思想教育。新生剛入學時專業學習思想不穩定，對所學的專業不了解，不清楚怎樣學，將來能做什么工作。此時通過對財務管理新生進行專業介紹，讓大一新生初步了解本專業的特點、歷史、發展、現狀、前景、師資和就業情況；開展專業講座；開設職業生涯規劃課，讓學生對職業的發展前景充滿信心。引導學生盡快適應大學生活，進行角色定位。熱愛財務管理專業，堅定信念，增強專業感情，樹立牢固的專業思想，培養專業學習興趣和學習積極性，進而樹立為我國財務管理事業奮斗終身的遠大職業理想。第二，課堂上開展專業思想指導。大二的學生專業思想比較穩定，但進入較難的專業課學習階段，很多學生對自己的專業有一些動搖。通過課堂上開展思想指導，教育學生要具有良好的文化素質和職業道德，正確的專業認同，掌握會計核算、財務管理、稅務處理等基本理論、基本知識和基本技能，具有一定的財務管理、財務分析和解決企業實際財務問題的能力。要取得會計人員從業資格證書、財務管理軟件操作證書等，能勝任企事業單位會計核算和財務管理等工作。通過學習，加深學生對專業的認識度，珍惜和熱愛自己的專業，提升專業學習的積極性，鞏固學生的專業學習心態。第三，專業思想教育與就業創業緊密結合，指導學生就業。大三的學生專業思想已表現成熟，此時通過舉辦各種講座、企業的宣講會、就業指導課、往屆畢業生見面會、企業文化進校園、創業培訓和競賽等活動，依托浙江東部沿海經濟和金融業發達的優勢，指導學生做好充分的就業和創業準備，具備較強的專業知識和技能。幫助學生樹立正確的擇業觀，加深熱愛本專業的思想情感，創造條件實現專業抱負，并在不斷的學習和實踐中鍛煉意志，自我完善。當前財務管理專業學生就業選擇比較多樣化，可以創業，專升本，做會計、出納、銷售等。本專業學生創業成功的例子很多，專升本錄取率年年遞增，這都可以提高學生對本專業學習的熱情。

3.利用校園文化活動平臺開展專業思想教育

高職院校的校園文化活動豐富多彩，各個院系也通常會借助校園專業類的文化活動強化專業思想教育，擴展專業思想教育的平臺。通過舉辦財會專業技能競賽、邀請專家學者做學術報告、召開專業座談會、外出參觀實習等方式，使學生更加明確和了解所學專業的特點、專業優勢、培養目標、就業方向和應該具備的各項技能等。幫助學生在實踐中提高專業認識，激發學生學習專業的積極性，增強學習興趣，端正學習態度，查找差距，樹立正確的專業學習理念。

（二）財務管理專業思想教育存在的不足

盡管目前很多高職院校比較重視學生的專業思想教育，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如何結合學生所學的具體專業，有針對性地解決學生的專業思想問題還有待加強，很多方面還存在不足。

1.專業培養方面的困惑導致的專業思想不穩定

由于財務管理專業是一個比較年輕的專業，因此，它在專業建設的許多方面，如專業培養目標定位、課程設置、教學方法、師資隊伍等還很不完善，導致學生職業能力不強，削弱了該專業畢業生的就業競爭力。目前很多學生仍對財務管理專業和會計專業的區別感到困惑。相對于會計工作，財務管理專業的基礎沒有會計專業的扎實，而如果想涉足投資、證券、金融行業，無疑資歷太淺。很多學生畢業后找的工作基本上還是會計工作，投資、財務類的工作相對較少。很多時候，連學校都不知財務管理專業該如何準確定位。并且高職院校財會類證書的考出率、就業專業對口率都比較低。學生的專業思想不穩定。為此，要不斷深化財務管理專業的建設與改革，以增強學生對專業的信心和順利就業的愿景。

2.對財務管理專業思想教育的重要性認識存在誤區

目前，一些高職院校財務管理專業對專業思想教育重視度還不夠，認為擔任專業思想教育的應該是輔導員等學生工作者，專業課教師只負責教學環節，無需對學生進行專業思想教育。或者認為只需要在新生入學教育階段和畢業離校時安排專業思想教育內容，其他階段不再重視教育。即使進行教育，也只是走過場、圖形式。專業思想教育只是例行工作應付了事，沒有精心安排、有效實施。像職業生涯規劃等課程的老師較少具備財務管理專業的相關知識；專任教師理論知識豐富，企業實踐經驗較少，自然無法全面指導學生，專業教育成效甚微。還有的專業思想教育方法單一，不能做到有的放矢。比如有些學生要專升本；有些打算創業。有些打算從事財務工作，有些不做相關工作。如果一概而論，專業思想教育很難收到預期效果，人才培養的質量也難以得到保證。

3.專業理論知識比較豐富，但實踐能力培養方面比較欠缺

目前高職財務管理專業學生受到的專業思想教育大多數都是停留在理論知識層面，通過入學教育、職業生涯規劃、座談會等形式進行學習。而真正讓學生進行實踐學習的較少。教學中實踐環節不多，校內外的實訓基地也比較少，能提供實習的機會很少。即使一些學生能到地稅局、投資公司等單位實習，但所做的都是數據整理錄入之類的事務，很難掌握專業技能和提升能力，學生實習的熱情也大大降低。學生寫論文時很頭疼的是沒有實際的數據，實習單位很少能把財務報表等數據給學生。這樣培養出來的畢業生動手能力與社會的需求存在很大差距，實踐操作技能低。企業在正式錄用畢業生之前通常要對他們進行上崗培訓，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業的負擔。畢業生的創新思想和創新意識比較弱，服務區域經濟的意識也很淡薄。今后財務管理專業還應在實踐方面加強對學生的專業思想教育，逐步縮小與用人單位的差距。

三、高職院校財務管理專業思想教育新的途徑和方法

高職財務管理專業要充分認識到專業思想教育的重要性，把專業思想教育貫穿于招生、專業人才培養和就業的整個過程中，創造性地開展專業思想教育，采取切實措施抓好學生的專業思想教育。

（一）加強專業思想教育的制度化建設

財務管理專業一定要重視學生的專業思想教育，要把專業思想教育貫穿于招生、專業人才培養和就業的整個過程中。教學線和思政線的教師都應該重視學生的專業思想教育，牢固樹立專業思想教育意識。根據不同年級不同學生的學習狀況，有針對性地進行教育。制訂詳細的專業思想教育計劃，配備專業的教師進行講解，通過談話、調查問卷等形式反饋學生的專業學習情況、專業思想動態，并不斷改進方法和調整方案，形成一套有效的專業思想教育方式方法，不斷加強專業思想教育的制度化建設。

（二）在招生、專業人才培養和就業的整個過程中全面滲透財務管理專業思想教育

為了減少換專業和避免學生對專業無興趣的問題，專業思想教育應該從招生階段就開始。對高考考生和家長進行宣傳，制作詳細的專業介紹小冊子、視頻等等，幫助學生盡快熟悉財務管理專業。今后的改革趨勢是先選專業再選學校，高職院校對專業的宣傳更應該多下功夫，要樹立專業良好的口碑，保證優質的生源。這里的專業人才培養是指學生在校階段的專業學習過程。該階段的專業思想教育需要全體專任教師和思政人員的重視和參與，要抓好專業帶頭人、教研室主任、輔導員、班主任和專業指導教師等專業思想教育隊伍的建設，依據專業培養計劃，定期學習和培訓，確保專業思想教育的順利進行。首先，思政人員要經常學習，具備一定的財務管理專業知識，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專業知識和專業信息對學生進行良好的專業思想教育。了解學生在專業思想方面的想法、困惑和問題，幫助學生樹立正確的專業意識，鞏固專業思想。開設職業生涯規劃課程，使學生把專業學習與未來的職業發展結合起來，自我定位，找出差距，通過努力實現職業奮斗目標。其次，在專業課教學中設置專業導論課程、職業道德課等。加強學生的專業意識，端正專業思想和專業態度，明確學習目的和方向。教師課堂上可以通過項目化教學，增強學生參與企業管理的意識，激發學生對專業的熱愛和學習的熱情。同時，要求學生形成行業規范，養成嚴肅認真的工作態度。要求學生具備財務管理專業技能，考取相關的職業資格證書或技術等級證書。要在財務管理專業培養目標定位、專業課程體系的設計、靈活多樣的教學方法運用、雙師團隊建設等方面改進。實施模塊化教學，采取“雙證”課程教學模式。做好學生的頂崗實習工作，產教結合，培養學生的專業素質、吃苦耐勞、團隊合作精神，以及財務會計核算能力、會計信息系統軟件應用能力、財務報表分析能力、稅務籌劃能力等等。最后，依托第二課堂，利用良好的校園文化平臺，結合專業思想教育積極開展活動。經常組織專題講座、主題班會、社團活動、校友會、與專業相關的競賽、專業實習、社會實踐等活動，培養鍛煉學生的能力，促進學生全面發展，培養成為高素質技能型專門人才。在實習就業階段，開設就業指導課程，使學生樹立正確的就業觀念，增強就業信心，提高就業能力。設置創業培訓課，利用浙江沿海的大學生創業優惠政策，讓更多的學生參加創業培訓，提供免息貸款，進行創業。財務管理專業學生常擔心大專學歷低找不到好工作，教師要幫助學生認真分析自身的優勢和劣勢，強化專業思想教育。要培養學生就業和創業意識，使其對財務管理專業的前途充滿信心。還應經常邀請校外的專家、經理人，比如邀請財務咨詢管理有限公司、證券有限責任公司、期貨有限公司、太平人壽、建設銀行等董事長和財務總監到系里演講，豐富學生的專業知識和增強專業學習的信念。組織學生到人才市場、企業進行調研，了解用人單位對財務管理人才的知識、能力和素質要求。鼓勵學生參加財會技能競賽、模擬炒股、創業比賽等。使學生在活動中不斷豐富專業知識和實踐經驗。舉辦財務管理專場招聘會，學生和用人單位雙向選擇，提高專業對口率和就業率。定期對畢業學生進行跟蹤調查，通過學生對專業的評價和提出的意見建議，對專業人才培養方案進行改進。通過用人單位的反饋，了解財務管理專業學生具備了哪些能力，哪些方面還需要提高，在今后的專業教育中及時調整，加以改進。最終通過學生、用人單位、高職院校的共同合作，逐步完善財務管理專業思想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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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本管理思想在企業管理中的應用

1、樹立“以人為本”的企業理念在人本管理思想認為，人是管理的主體，是企業管理的根本。樹立“以人為本”的企業理念就是讓廣大的員工參與到企業的日常管理，提高員工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首先讓員工參與日常管理能夠得到心理認同，產生歸屬感，將企業的事情當成自己的事情來干，激發員工的工作潛能。其次讓員工參與日常管理能夠完成自我實現，充分體現員工的價值，最大限度地發揮自身的優勢和特點，幫助企業帶來效益。最后員工參加日常管理，企業可以從各個層面收集想法、建議和策略，避免了某個人或者某小部分人的“一言堂”，能夠提高企業決策的方向性和正確性。

2、建立科學合理的激勵機制企業的激勵機制是保證人本管理思想在企業管理中應用的根本保障。采用科學合理的激勵機制，不僅可以讓員工充滿激情，發揮特長，激發潛力，而且還能實現自我價值，使其自身得到充分發展。激勵機制主要包含物質激勵、精神激勵和目標激勵。首先物質激勵是最直接的激勵方式，它能夠快速地調動員工的積極性，但是物質激勵必須和制度相結合，企業應該建議一套完善的制度，保證物質激勵有章可循有據可依，充分體現公平公正的激勵原則。其次精神激勵是物質激勵的有效補充，能夠滿足員工內心被尊重、被認可的強烈愿望。通過贊揚、表彰以及授予榮譽稱號等方式，使得員工在工作中能夠得到精神上的滿足，擁有幸福感。最后目標激勵強調員工既是目標的制定者，又是目標的執行者，通過考核和激勵制度，激勵員工為完成企業目標的努力奮斗。上述激勵方式是人本管理思想在企業管理中應用的具體表現，企業應該將其組合起來進行使用，從而達到最佳的激勵效果，最終營造一個激勵的氛圍，使得員工之間能夠相互競爭，相互幫助，相互提高，提升企業的競爭力。

3、落實企業文化的建設企業文化是企業在發展的過程中具有本企業特色的文化觀念、價值觀念，而這兩種觀念通常是建立在廣大員工認同的基礎之上。因此，企業除了自身發展以外，還要重視企業文化關念、價值觀念的建設，把企業文化同員工招聘、效績考核、激勵機制結合起來，從一開始就讓員工了解企業文化，慢慢地滲透并引導其認同企業文化，讓企業文化深入人心，提升企業整體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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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健全科學合理的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學體系

現如今，教育教學新觀念不斷深入推進，現代化教育是集學科教學和管理于一體的教學內容。在新的時展背景下，我們一定要摒棄固有的老舊思想，轉變管理觀念，健全思政政治教育心理學的科學性，將心理學內容貫穿于其中，并強調管理的積極作用，以學生綜合素質的提升為基礎，促進學校管理的有效落實。

（二）加強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學成果在高校學生管理工作中的有效應用

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學是與人的思想內涵有關的教育內容，心理學使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它能夠外化為一種表現形式，體現在學生的行動、技術等各個方面。有些高校雖然認識到了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學對學生管理工作的重要性，但是在具體利用的過程中卻無法使其有效的發揮。因此，各大高校一定要加強高校的學生管理工作，將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學切實應用到管理中來，構建符合新時代的管理形式，逐步轉變教育者的思想理念，堅持培養他們的優秀品質，運用科學的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學知識引導學生提高自我教育和自我管理能力，從而完善學校管理水平，加強學校管理力度。

（三）完善師資建設，加強研究力度

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學在高校學生管理工作中的有效應用，一定要以科學合理的研究為基礎，以完善的師資力量作保證。因此，學校一定要不斷增加資金投入數量，對教師進行嚴格的培訓，提升他們的素質水平和能力水平，設立專門的研究組織，對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學教學內容進行探索，找到其與高校學生管理工作的緊密聯系，并結合學生的實際情況，有針對性的開展思想政治教育，真正提高教育的有效性，以正確的思想完善學校管理，增強學校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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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倫理思想包含的內容極為豐富，但其基本的原則或可涵蓋大部分內容的綱要則不多。在筆者看來，可主要概括為三條，即：平等觀念、克己觀念和慈悲利他的觀念。

（一）平等觀念

佛教在印度不是產生最早的宗教，而且在印度歷史上通常也不是占主導地位的宗教。在印度歷史上產生較早（早于佛教）的是婆羅門教。婆羅門教及后來由其演變而成的印度教是印度歷史上通常占主導地位的宗教。婆羅門教反映了印度社會里四種姓中的婆羅門種姓階層的意識形態。這種宗教主張：吠陀是天啟的，祭祀是萬能的，婆羅門種姓是至上的。在佛教產生前的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印度的思想界一直為婆羅門教所主宰。印度社會中流行的倫理思想是婆羅門教的倫理思想，它在總體上要維護種姓制度，堅持在諸種姓中婆羅門第一，下等種姓要服從上等種姓。這種狀況一直到了佛教產生后才發生了明顯的變化。

佛教在產生時主要代表了印度四種姓中屬剎帝利和吠舍種姓的一部分人的思想觀念，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們的政經利益和主張。佛教（特別是早期佛教）反對婆羅門教的種姓觀念。認為人的高低貴賤并不是由于人的出身，而是由于人的行為。出身卑賤的人一樣能成為賢人。如《別譯雜阿含經》卷第五中說：“不應問生處，宜問其所行，微木能生火，卑賤生賢達。”《長阿含經·小緣經》中說：“汝今當知，今我弟子，種姓不同，所出各異，于我法中出家修道，若有人問：汝誰種姓，當答彼言：我是沙門釋種子也。”佛教在這里明顯是主張一種平等的觀念。即反對婆羅門教的四種姓不平等理論。不過，客觀地說，佛教反對種姓間的不平等是有一定限度的，它主要強調無論種姓高低都毫無例外地有權利加入佛教組織，修習佛法。它的種姓平等理論的出發點是為了把佛教的影響擴展到社會的各個階層中去。佛教并不是從根本上反對種姓制，它不可能真正開展一場消除種姓制度的社會改革運動。盡管如此，佛教的這種在一定范圍內反對種姓不平等的觀點在歷史上是有積極意義的，它畢竟在一定程度上對印度正統婆羅門教視為神圣的種姓制度有所觸動。

早期佛教的這種在一定范圍內的平等觀念確定后，對佛教總的理論體系的形成和該教在后來的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佛教的許多基本理論及教規與其在倫理思想上的平等觀念是一致的。

例如，在基本理論方面，佛教（特別是早期佛教）反對在事物中有一最高的實體或主宰體。這和婆羅門教是完全不同的。婆羅門教認為在一切事物中有一最高的本體或主宰體——梵，認為萬物以梵為根本，梵是不變的，永恒存在的。而佛教（特別是早期佛教）則認為，不存在一個萬有的主宰體，事物是緣起的，是互為因果的，互為條件的。不僅一般的事物中沒有這種主宰體，而且在人或人生現象中也沒有這種主宰體。如佛教把人分析為“五蘊”，即色、受、想、行、識。這五種要素在佛教（小乘佛教）中無高低主次之分。佛教的這種無主體或“無我”的理論與其在倫理思想上的平等觀念顯然是相呼應的：既然萬有中沒有主宰體或一切的主體，又怎么可能會在社會中存在一個永遠高于其他種姓的最高種姓呢？

再如，在佛教的教規方面，也體現了其在倫理思想中的平等精神。佛教教規中規定了不殺生、不偷盜、不邪等。無論是殺生還是偷盜或邪都是對他人的侵犯，其行為都是建立在一種別人與自己不平等觀念的基礎之上的。如婆羅門教中的一些派別雖然也講不殺生和不任意拿走別人的東西等，但這主要是適用于相同種姓之間，而在上等種姓對待下等種姓時，則不受此限；上等種姓在許多場合可以任意處置下等種姓或其物品，包括傷害下等種姓的生命。佛教對于這種不平等的觀念是堅決反對的。

（二）克己觀念

這里所謂“克己”即克制自己，特別是克制自己的欲望、自己的行為、自己的意識。“克己”是我們在此處對佛教這方面倫理觀念的概括。佛教學說中與克己觀念直接相聯系（或作為克己觀念的直接表現形態）的理論有不少。例如佛教有關“三毒”的理論、有關“三學”的理論等都包含著克己的觀念。

佛教認為，人之所以陷入生死輪回的痛苦之中，與人總是為“煩惱”所纏繞有關。煩惱有多種，但其中主要的有三種，即所謂“三毒”。三毒具體指“貪”、“瞋”、“癡”。解釋三毒的佛典很多。如《大智度論》卷第三十一中說：“有利益我者生貪欲，違逆我者而生瞋恚，此結使不從智生，從狂惑生，故是名為癡。三毒為一切煩惱根本。”不難看出，三毒的產生都與對“我”的執著有關。按照佛教的一般看法（特別是早期佛教），人生現象中是沒有“我”的，但人由于無知或無明而認為“有我”。這樣，對自認為世俗世界中有益于“我”的事情就貪戀并追求，對自認為世俗世界中不利于“我”或不合自己心意的事情（包括與之相關的他人）就憎恨，貪和瞋的基礎則是無知或無明，這也就是所謂“癡”。

三毒是一切煩惱的根本，消除三毒也就是消除煩惱。這也就是要“克己”。在三毒之中，滅除“貪”就是典型的克制自己。佛教要求信徒克制自己對外物的貪欲，克服自己對財富、權利、地位、名聲等的貪欲。佛教的根本教義四諦中也涉及了“貪”的問題。如“集諦”是指認識到造成痛苦的原因是或貪欲，“滅諦”是指認識到應當消除這或貪欲。三毒之中的“瞋”與“貪”相關。自己的貪欲不能滿足，自然就生憤恨之心，對阻礙實現自己欲望的人或事不滿或憎恨。在佛教看來，必須克制或消除這種“瞋”。否則是不能擺脫輪回達到解脫的。三毒之中又以“癡”為根本。佛教的不少根本教義中都涉及到“癡”。如在“十二因緣”中，最初的環節是“無明”，無明引生其他十一個環節，如果消除了這無明，則人的生死輪轉（輪回）也就消滅了。因而消除“癡”對“克己”具有重要的或根本性的意義。

在佛教理論中，關于如何克己的具體方法，直接論及較多的是所謂“三學”。三學即戒、定、慧。“戒”就是佛教的戒律或戒條，是信徒必須遵守的規則，佛教以此來約束信奉者的行為。凡是虔誠的佛教徒都把戒律作為克制自己貪欲、戒除不良行為的準則。佛教的戒有多種或不同階段，如可以分為五戒、八戒、十戒、具足戒等。佛教的戒一般收在各種“律藏”之中。如較重要的《四分律》中規定了比丘戒二百五十條，比丘尼戒三百四十八條。“定”也可以說是一種克己的方法，主要是抑制自己的心作用，使身心安定，止息種種意念或思慮，將精神集中于事物的實相之上。“慧”實際也包含著克己的內容，即克制自己的錯誤的或無知的觀念，學習并達到佛教的特殊智慧。由于佛教中有不同的分支或流派，因而戒、定、慧的具體內容在不同派別中會有所區別。大乘佛教中的“六度”或“十度”中有不少成分涵蓋了小乘的“三學”，但具體解釋或含義有很大區別。克制自己的方式有不同。

（三）慈悲利他觀念

佛教講“平等”，講“克己”，就自然也要講“慈悲利他”。在“慈悲利他”中，“慈悲”是佛教一直講的，而“利他”則主要是在大乘佛教形成后才大力強調的。

慈悲也可分開講，“慈”指使眾生快樂，給他們幸福，“悲”指去除眾生的苦惱，使之擺脫痛苦。《大智度論》卷第二十七中說：“大慈與一切眾生樂，大悲拔一切眾生苦。”

慈悲在一些佛教典籍中被分為三種：一是眾生緣慈悲心，以一慈悲心視十方五道眾生，如父、如母、如兄弟姊妹子侄，常思與樂拔苦之心。這種慈悲心多在凡夫或有學人未斷煩惱之時產生。二是法緣慈悲心，已斷煩惱之三乘圣人，達于法空，破吾我之相、一異之相等，但憐眾生不知是法空，一心欲拔苦得樂，隨其意而拔苦與樂。三是無緣慈悲心，這種慈悲只在諸佛之中，諸佛之心不住于有為無為性之中，不住于過去、現在、未來世之中，知諸緣不實，顛倒虛妄，故心無所緣，但佛以眾生不知諸法實相，往來五道，心住諸法，取舍分別，故心無眾生緣，使一切眾生自然獲得拔苦與樂之益。（參見《大智度論》卷第二十等；參見丁福保編：《佛學大辭典》，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4－1165頁）

佛教的慈悲不僅指要對自己之外的他人慈悲，而且有時也指要對一切有生命之物慈悲佛教的不殺生等戒規就具有這方面的含義。

慈悲在佛教教義中也常被包攝在所謂“四無量心”之中。四無量心中除了慈和悲之外，還包括喜和舍。“喜”指看見他人快樂而隨之歡喜。“舍”指內心保持不偏執的平衡，平等無差別（舍棄親疏差別）地利益眾生。

無論是慈悲，還是四無量中的喜舍，都包含“利他”的思想。但佛教的利他思想主要是在大乘佛教中才突出起來的。這需要聯系原始和小乘佛教的有關學說或觀念來論述。

小乘佛教在總體上說是重視所謂“自利”的，即主要追求自身的解脫。小乘修行所要達到的最高目的是證得“阿羅漢果”。阿羅漢果就是求取個人解脫，即所謂“自利”。修習的具體內容就是小乘的“三學”和“三十七道品”。而大乘佛教則一般修以“六度”（布施、持戒、忍、精進、定、智慧）為主要內容的菩薩戒，把成佛、普度眾生（利他）作為最高目的。在小乘佛教看來，解脫境界（涅槃）與“世間”是兩個不同的、有分別的境界，自己注重自身的修煉，擺脫外界的煩惱，就能達到一種脫離“世間”的解脫境界，至于別人的解脫或“世間”的苦難等，則與個人解脫沒有多大關系。大乘佛教在這方面有很大變化，不僅講“自利”，更強調“利他”。在大多數大乘佛教派別或信徒看來，解脫境界（涅槃）與“世間”不是絕對分離的，它們是“無分別”的。如中觀派的主要典籍《中論》中就明確說：“涅槃與世間，無有少分別。世間與涅槃，亦無少分別。”達到解脫并不是離開“世間”而去追求另一不同的境界。大乘佛教徒要“即世間即涅槃”。作為菩薩或成佛的基本要求之一就是要“利他”，菩薩或佛不是存在于“世間”之外，而是在“世間”救度眾生。為了救度眾生，菩薩或佛什么都能舍棄。也就是說，大乘佛教徒要真正成佛，就一定要慈悲利他。僅僅“自利”不是佛教修行的最終目的，并不能真正達到涅槃。

佛教中的這種轉變（由重自利到重利他）對佛教后來的發展極為重要。因為如果佛教僅僅是一個教個人如何修煉，達到個人解脫的宗教，他就沒有后來佛教所具有的那種感召力，就不會產生后來那么大的社會影響。只有強調慈悲利他，只有把個人的真正解脫與“世間”的改變（別人的脫苦）聯系起來，才能激發大量的佛教徒自覺地在世間利樂有情，造福眾生。而這樣做的結果則是佛教影響的擴大。因此，慈悲利他的觀念后來成為佛教倫理思想的一個最基本的觀念。

二、佛教倫理思想在現代社會中的影響或作用

客觀地說，佛教的倫理思想的基本觀念在其主要經典中已經形成。隨著佛教在中國及亞洲其他國家等地的傳播，這種倫理思想也逐漸與這些國家或地區的傳統文化相結合，繼續發揮著影響。這種影響在現代社會中沒有消失，而且在某些地區還有所發展。佛教倫理思想在現代社會中的影響或作用至少表現在以下一些方面：

（一）抑制現代社會中的利己主義和享樂主義

包括倫理思想在內的佛教各種理論的影響范圍主要是在亞洲的許多國家或地區。在古代是如此，在現代，從總體上看仍是如此。佛教雖在不少亞洲外的國家或地區也有流傳，但影響大的區域仍是在亞洲。亞洲受佛教影響較大的國家在古代占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或是印度教（婆羅門教）文化系統（如印度等一些南亞國家和部分東南亞國家），或是儒家文化系統（如中國、朝鮮或韓國、日本等國家）。但發展到近現代，這些國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巨大影響。而現代西方文化中確實存在著某種利己主義和享樂主義的成分。如果說這樣講不大準確或不大符合事實的話，至少可以說不少東方國家（上述國家或地區）的人對西方國家的文化這樣看或這樣理解。從總體上說，西方文化在歐洲文藝復興后，特別重視個人的利益，強調實現個人價值，維護個人尊嚴，追求個人幸福。但在這種強調或追求的過程中，確實有某些走入極端的情況。近代西方的資本主義的發展應當說為這種極端傾向的發展提供了很大的空間。

受西方這種文化的影響或受對這種文化理解的影響，現代的一些東方國家中流行著利己主義或享樂主義的思想或行為。如一事當前，先為自己打算；只要對自己有利，哪怕損害他人利益，也毫無顧忌；一味追求當前的享樂，不考慮別人的利益，甚至也不考慮自己的長遠利益。

在有這種利己主義或享樂主義思想或行為的人中，一部分是文化層次較高的人，他們的利己主義或享樂主義的行為或表現是較為隱秘的或通常不易被發現的。而大多數人是文化層次不太高的人，這部分人的利己主義或享樂主義的行為或表現則較為明顯。對于這兩部分人來說，儒家文化對他們所起的約束作用不是很大，因為這種文化顯得對他們沒有多少懲戒威力。而佛教的情況則不同。如上所述，佛教講克己，特別強調抑制自己的貪欲；佛教還講利他。即便是小乘佛教的“自利”，與現代社會中的利己主義也有很大不同。現代社會中的享樂主義與佛教的種種戒律或戒規也是完全對立的。對于現代社會中那些文化層次不高的人來說，佛教的教義對其思想和行為有較大的約束力，因為佛教特別強調因果報應，講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這些人在極端化地追求自身利益或享樂時，時常會顧忌到佛教教義中所說的個人行為所招致的結果。

在東方一些國家中，印度教（婆羅門教）的影響在古代根深蒂固（佛教也有一定影響）。但到了近現代，隨著西方勢力（政治和經濟力量）的進入，在民眾中，特別是在年輕人之中，西方文化的影響逐步擴大，利己主義和享樂主義也開始流行。佛教的教義在這些國家中對抑制這種利己主義和享樂主義起著重要的作用，特別是在那些印度教曾有重要影響，而后來佛教起主導作用的國家中更是如此。在這些國家中，嚴格來講，是佛教的影響和印度教的影響交織在一起，對利己主義和享樂主義起著抑制作用。因為印度教發展到后來吸收了不少佛教的學說，而佛教的許多思想，包括倫理思想，也是在吸收和改造古代婆羅門教思想的基礎上形成的。二者（佛教和婆羅門教）在其傳統的宗教教義中，對于利己主義和享樂主義都是反對的，而且都主張輪回業報或因果報應的思想。這種思想從某種程度上說，對部分人的利己主義和享樂主義傾向能起到其他一些類型的倫理觀念所不能起到的抑制作用。

總之，佛教的倫理思想在現代東方國家發揮著重要的影響。它促使人們自律，反對損人利己，反對奢華。對現代社會中存在的利己主義和享樂主義現象，儒家等文化傳統雖然也起著抑制作用，但佛教的獨特作用是其他文化形態所不能取代的。

（二）鼓勵人們扶危濟困，造福社會

佛教的許多倫理思想在現代社會中起著較好的作用。如上述佛教的慈悲利他觀念就是如此。首先要指出的是，近現代的不少佛教著名僧侶或居士，自身就嚴格要求自己，在這方面做出了很好的表率，在社會上產生了良好的影響。如中國近代著名的圓瑛（1873－1953）法師在1917年左右就曾創辦了“寧波佛教孤兒院”，收容無依無靠的孤兒。在20年代初，他還組織成立了佛教賑災會，救濟因華北五省大旱而陷入苦難的災民。在中國近代，許多佛教組織或佛教僧侶都能較好地借鑒歷史上佛教思想家或流派所提出的涅槃與世間關系觀念。他們一般不采取印度小乘佛教中存在的那種把涅槃與世間絕對化地對立起來的態度，而是吸取了印度佛教中中觀派和中國佛教中禪宗（南宗系統）的思想。認識到個人的解脫（涅槃）是離不開世間的，而且應該把個人的解脫與眾生的解脫聯系起來，不僅要“自利”，而且要“利他”。不再一味追求那種離群索居式的遠離塵世的修持方式，而是強調以佛教的慈悲精神為懷，積極投身于有益于民眾的各種慈善活動。努力利樂有情，造福社會。把作各種這類善事看成修成正果，趨向涅槃的重要途徑。

隨著佛教影響在民間的深入和擴大，不少人雖然沒有出家，甚至居士也不是，但對佛教的這種慈悲利他的精神十分贊賞，自覺或不自覺地按這種精神行事。在這類人中，有一些是知識分子，甚至是高級知識分子。但大多數人是民間文化水準不高的普通百姓。這些百姓談不上對佛教的深奧教義有多少領悟，甚至連一些佛教的基本常識也不甚了了，但佛教的慈悲利他精神卻深入到了他們的心靈之中，但凡遇到自己可能服務于他人，或能給他人帶來好處的事情，即便是損害自己的利益也要努力去做。他們之中的一些人在做這些好事時，確實覺得應該去做，覺得做了這種好事對自己是一種享受，或心靈安慰。也有一些人是深信佛教的輪回解脫或因果報應的學說，認為善行一定有善報，惡行一定有惡報。總之，在現代社會中，有相當多的人能依照佛教教義積極從事許多利國利民的“善事”。

佛教倫理思想在現代社會中的這種影響不僅在中國有，在不少亞洲國家或一些受佛教影響的其他國家或地區中也存在。如在日本和韓國等國的一些民眾中，自覺按佛教的慈悲利他精神行事的人的數量不少，他們中有許多人已把按佛教的這種精神行事看成理所當然，許多人在作這些“善事”時已不再摻雜多少為自己謀求此世或來世好處的私人利益動機。因此可以說，佛教在現代社會中的這種鼓勵人們扶危濟困，造福社會民眾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

（三）鼓勵人們追求理想中的至善境界，維持社會安寧

佛教的倫理思想在古代起著規范教徒行為的作用。在規范他們行為的同時，佛教也向教徒許諾，如果按照這種行為規范去做，將達到一種至善的境界。而在這些教徒從事信教活動的過程中，他們也確實感到有所遵循，并相信遵循這些規范必定能達到一種至善的境界，即起著一種鼓勵教徒對宗教理想努力追求的作用。在近代和現代，佛教的倫理思想不僅依然對教徒起著這種作用，而且對不少一般的群眾也起一種類似的作用。也就是說，佛教的倫理思想的影響遠遠不是限于佛教教團的內部，而是對許多民眾有影響。這些人的情況不盡相同；有些人雖未出家，但非常信仰佛教（是居士或介于居士和出家人之間）。還有一些人既沒有出家，也算不上居士，但對佛教的一些理論，特別是倫理觀念十分贊賞。再有一些人，對佛教不明確表示信奉或贊賞，但在潛意識里卻多少受一些佛教觀念的影響。在上述不同類型的人中，佛教的倫理思想有著不同程度的影響。這些人在從事一些活動或處理某些事情時，會自覺或不自覺地按佛教的倫理觀念行事。他們判斷是非的標準常常摻有佛教倫理思想的標準。在相當多的人的潛意識中，按照佛教的行為規范行事，是必定會有一種好的或理想的結果的。因此，在現代社會中，佛教的倫理思想也確實起著一種激勵人們去追求一種理想中的至善境界的作用。

在當今一些國家中，不少傳統意識形態的原有模式被打破。一些傳統的倫理道德、行為規范的意義被重新估價，人們的價值取向有了很大變化。在這一轉變時期，有不少人茫然不知所措；有相當一部分人失去了對理想的追求，而佛教的倫理思想則對這些人中的一部分人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在這些人那里，佛教的理想被作為他們的人生理想，佛教的倫理觀念成了他們的行為準則。這種情況當然不是也不應是政府部門或教育部門所希望出現的。但在現實生活中，它卻就是這樣客觀地存在著。然而，從另一角度看，民眾中有人按佛教的行為規范去行事，有時卻也能起到某種有利于安定團結的社會作用。這比那種沒有任何理想、無道德、無紀律、肆意破壞社會安寧的狀況要好得多。

三、佛教倫理思想對現代精神文明建設的意義

人類的精神文明是不斷發展的，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內容。現代的精神文明建設應當是在古代精神文明的基礎之上進行的。現代精神文明建設應當吸收古代精神文明中有價值或有意義的成分。這樣的成分有多種多樣。佛教的一些倫理思想是其中重要的內容，它對現代精神文明建設的意義至少表現在以下一些方面：

（一）在提倡為人民服務，提倡奉獻精神時，佛教的倫理思想有借鑒意義

在20世紀，隨著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人們的物質生活水平有了極大的提高。在物質文明發展的同時，精神文明也有相當的發展。但這種發展在各個地區是不平衡的。而且在一些物質生活水平提高很快的地區，卻存在精神文明滑坡的現象。如上述的利己主義和享樂主義，甚至損人利己等丑惡現象在不少地區抬頭。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有多種，比較復雜，但其中較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在倫理方面。究竟如何看待人生，用什么樣的行為準則來規范自己，在許多人那里是不明確的。在中國，在對十年“”中“左”的說教批判的同時，不少人卻把為人民服務的好傳統也當成“左”的東西拋棄了。一事當前，先替自己打算；只想別人對自己奉獻，不想自己對別人奉獻，實際上奉行著一種自私自利、一切以我為中心、一心為自己謀利的倫理思想。這使精神文明建設受到很大損失。在這種情況下，進一步加強正面的思想教育當然是政府或社會教育部門主要的應對之策。但也應當輔以其他的手法。如佛教的一些倫理思想就能起到一些正面的思想政治教育所起不到的作用。有不少人對正面的思想教育有逆反心理，但對佛教的教理卻很感興趣，對佛教的倫理觀念也很認同，并在日常生活中身體力行。如許多信佛教之人或受佛教影響較大的人能自覺用佛教的克己精神待人，在遇到自己利益與他人利益或民眾利益相矛盾時，能本著佛教的“利他”精神先人后己，為他人或為社會犧牲自己的利益。佛教的一些倫理觀念所引發的一些人的行為對社會是有正面作用的，所收到的社會效果有些是政府或社會教育部門的正面教育想收到但在現實中難以收到的。這一方面說明佛教的倫理思想確有其獨到之處，另一方面也說明在當前的精神文明建設工作中應當吸收借鑒一些佛教倫理思想中的有益成分。

（二）在提倡自覺遵紀守法、嚴于律己時，佛教的倫理思想有借鑒意義

無論是在古代還是在現代，都存在人的個人欲望或需要與社會秩序或他人利益相沖突的情況。要想社會的秩序不被破壞，人們（包括自己）的合法權益受到保護，每一個人都應該對于自己的欲望有所克制。要受一定的社會法紀管束，也要受一定的倫理觀念制約。

在當代，盡管人們的文明程度有很大提高，遵紀守法的觀念普遍加強，但在這方面的問題仍然很多。擾亂民眾安寧、破壞社會秩序的人依舊不少。因而精神文明建設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加強人們的法制觀念。在這方面，佛教的倫理思想也可起一些好的作用，有一定借鑒意義。

與上述情況類似，有些人對政府或一些社會機構的法規制度并不以為然。但卻對佛教的教義十分看重，對佛教的教規非常贊賞。雖然并未出家甚至居士也算不上，但在許多場合卻能自覺地遵守佛教的一些教規，用佛教的倫理思想約束自己。這些人從滅除佛教說的“三毒”的立場出發，從克己的觀念出發，能夠對自己嚴格要求。而這樣做所起的社會作用，應當說有好的方面。它在客觀上對緩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秩序起了積極的作用。另外，佛教倫理思想中的一些成分（如利他觀念、克己觀念等）即便在理論上也確實有現代精神文明建設值得吸收的成分和借鑒之處。

（三）在反對現代社會中存在的特權思想、腐敗現象時，佛教的倫理思想有借鑒意義

篇10

一個項目從形成概念、立項申請、進行可行性研究分析、項目評估決策、市場定位、設計、項目前期準備、實施準備，以及機電設備和主要材料的選型及采購，項目的施工計劃制定和具體組織實施，工期質量和投資的控制，直至最后的竣工驗收、交付使用，這其中的任何一個環節，都直接影響到工程項目的成敗。現代工程項目管理強調，對項目的管理要貫穿由以上所有環節形成的全過程，而不僅僅是施工階段的管理。所以，在這些過程中，如何協調項目各方利益相關者的關系，確保項目的質量、進度、投資三大目標的實現，是擺在項目公司面前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具體來講，項目公司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幾點。

(1)計劃職能。工程項目的各項工作都要以計劃為依據，工程項目計劃是工程項目實施的指導性文件。所以說，計劃是龍頭，計劃即管理。項目公司要籌劃安排工程項目的預期目標，對工程項目的全過程、全部目標和全部活動統統納入計劃軌道，用一個動態的可分解的計劃系統來協調控制整個項目。

(2)協調職能。項目公司要在項目的不同階段、不同環節，與相關的不同部門進行協調，雖然不同層次都有各自的管理內容和管理辦法，但他們之間的結合部往往是管理最薄弱的地方，需要通過有效溝通和協調，使項目公司在不同階段、不同環節、不同層次之間實現目標一致，達到時間、空間和資源利用之間的高度統一。

(3)組織職能。在明確部門分工、職責、職權的基礎上，項目公司應建立有效的規章制度，使項目的各階段、各環節都有人負責，形成一個高效的組織保證體系。

(4)控制職能。主要體現在目標的提出和檢查、職能的分解，各種規范的貫徹執行及實施中的反饋和改進。

(5)監督職能。項目公司應依據項目的合同、計劃、規章規范等，對項目的進度、質量等進行監督，確保項目的健康運行并達到預期目標。

二、項目公司綜合管理的原則

項目公司在綜合管理中面臨著眾多急需克服的困難，因此在日常的管理中也應跳出一般企業的管理模式，尋找適合于公司自身特征的管理模式和管理方法。所以，項目公司在綜合管理中應遵循以下幾條原則。

以項目為核心的原則。項目是項目公司存在的基礎，公司的一切活動都是為項目服務的。在綜合管理中，要以有利于項目的進展為首要目標，各部門、層次和責任制度、規章制度的建立都必須服從于項目的目標。

公平原則。項目公司的人員來自不同的職能部門，如何在公平的前提下，對有著不同利益背景的員工進行考核和激勵是十分重要的。項目公司在制定規章制度和員工績效考核中一定要注意確保公平。

統一指揮的原則。公司的組織特征決定了項目人員在日常的工作中常常會同時受到原職能部門與項目公司的雙頭領導，這就極大地違背了管理學中統一指揮的原則。所以，在項目公司的綜合管理中，與原職能部門的良好的溝通是必不可少的。

責權利相一致的原則。責權利相統一是管理學中的一個重要原則，在項目公司的綜合管理中要做到各個職位的權利和責任相適應，形成崗位負責制。

精干高效的原則。綜合管理中要注重效率，各部門和崗位的職責應分工明確，同時避免人浮于事或責任相互推委。應堅持對員工進行團隊協作能力的培養，并定期進行績效考核，確保精干高效。

三、綜合管理的主要方法

項目的實施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從前期的立項、可行性研究直至最后的竣工驗收，其中的每一個過程都需要項目公司運用科學的方法進行管理。所以項目公司對綜合管理方法的運用也是項目運作成功與否的關鍵因素之一。項目公司的綜合管理內容主要包括：企業的計劃與統計、規劃與調查、綜合平衡與協調調度、制度建設規范考核等四個方面的工作。這四個方面的工作相互聯系，相互制約，構成項目公司綜合管理的整體。上述綜合管理的原則為綜合管理提供了指導，而公司接下來要做的就是在以上原則的指導下選擇合適的管理方法。具體來講，項目公司的綜合管理方法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1)信息管理與人才管理是企業綜合管理的基礎。首先，設置的統計信息指標及口徑必須符合自身特點，同時還要滿足同業社會和國際接口。其次，建立必要的統計信息流程與制度，使統計信息管理具有可執行和可操作性。再次，具備相應的資源配置(人才、技術和裝備)，譬如：信息管理組織者、信息管理者和信息采集執行者的受專業訓練程度、工作經驗及基本素質，必須與自身設計的技術要求和裝備相匹配。

(2)確立與統計信息體系相適應的計劃指標。計劃目標的指標設置與統計信息指標口徑一致，內容應包括主要的經濟技術指標，既能反映企業的基本面貌，又有利于操作。

(3)編制綜合網絡計劃。綜合管理不同于戰略管理，它既要圍繞過程復雜，涉及因素眾多的項目目標開展工作，又要對年度內的短期目標實行有效控制。因此，編制綜合網絡計劃，就是在項目實施的工程流程的引導下，用網絡計劃方法建立本企業的綜合網絡控制圖，即總網絡圖。

(4)在企業計劃實施過程中，應以系統、信息與控制原理為指導，圍繞企業開發與經營目標，在過程控制中，搞好綜合平衡與協調調度，及時進行有效調整。

(5)用統一規范的制度來考核，將獎罰分明的激勵機制貫穿于整個目標管理的過程中。要加強項目公司的制度建設，完善公司的各項規章制度特別是獎懲制度，從而促使員工的個人行為與項目目標保持高度一致。

(6)機構落實。項目公司綜合管理必須形成系統管理，因此，應設置一個專門的綜合管理部門，它負責搜集各種關于項目的信息，并進行及時的傳遞；并協助公司管理者制定各項規章制度，執行制度的實施；同時，它還要進行員工的績效考核并進行激勵。綜合管理部的設置，要以充分發揮上述作用為目標。可以根據項目的特點設置項目管理小組、項目協調員、技術支持小組和考核小組等幾個主要部分，具體設置要因項目的不同而異。

四、結論

通過以上論述可以看出，建筑施工項目公司與傳統企業的不同決定了其在綜合管理中有著不同于一般企業的地方。所以，要做好項目公司的綜合管理，就要按照以項目為核心的原則來積極創新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只有這樣，才能真正使項目公司的綜合管理有利于項目的實施。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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