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貨膨脹論文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通貨膨脹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二)景氣指標體系的構建構建景氣指標體系的首要工作是收集足夠的經濟指標。要想構建能夠全方位綜合反映通貨膨脹景氣波動的指標體系，必須盡量多地選取相關領域的經濟指標。本文搜集了近千經濟指標，涵蓋了工業、貿易、投資、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等方面。從大量經濟指標中選擇景氣指標的主要原則是經濟上的重要性、統計上的充分性、統計的適時性和景氣波動的對應性。本文根據這四個原則以及研究目的，利用時差相關分析方法和K－L信息量法從近千條經濟指標中進行第一次篩選，并利用峰谷圖形分析法對第一次篩選結果進行二次篩選，最終選出16個指標，分別構成通貨膨脹監測預警體系的先行指標組和一致指標組，具體如表1所示。

(三)合成指數的構建與分析按照合成指數的計算方法，本文根據表1的景氣指標體系構建中國通貨膨脹景氣合成指數如圖1所示。從圖1中可以看出，一致合成指數和基準指標(CPI當月同比增速趨勢循環項)的波動具有很好的一致性，波峰波谷幾乎完全同步出現，因此可以用一致合成指數代替基準指標進行分析。我們將先行合成指數和一致合成指數進行峰谷對應分析，計算先行合成指數波峰、波谷分別對一致合成指數波峰、波谷的先行階數。先行合成指數波峰、波谷與一致合成指數波峰、波谷的對應關系如表2所示。根據計算結果，先行合成指數的波峰平均領先于一致合成指數的波峰7個月出現，標準差為0;先行合成指數的波谷平均領先于一致合成指數的波谷6個月出現，標準差為0.82。這說明先行合成指數與一致合成指數的先行滯后關系很穩定，可以利用先行合成指數來判斷一致合成指數或物價未來六七個月的走勢。根據圖2先行合成指數的走勢，我們預計2014年下半年中國CPI當月同比增速將繼續呈現回落走勢。

二、中國通貨膨脹景氣預警信號燈設計

景氣信號燈預警方法是通過選擇一組反映物價水平的敏感性指標，運用有關的數據處理方法，將多個指標合并為一個綜合性的指標，并通過類似于一組交通管制信號紅、黃、綠燈的標志，預警信號燈系統用藍色、淺藍色、綠色、黃色、紅色等五種顏色代表整個經濟狀況中過冷、趨冷、正常、趨熱、過熱等五種情形，對這組指標和綜合指標的當時物價水平發出不同的信號。通過觀察分析信號的變動情況，來判斷未來物價水平的走勢，并明確提示貨幣當局應當針對當前物價水平及未來走勢采取何種應對措施。在功能上景氣信號燈與合成指數基本相同，都是反映歷史與當前的物價景氣狀況。但關注點有所不同，合成指數關注的是周期波動的轉折點，景氣信號燈關注的是經濟的冷熱狀況，在歷史上所處的具置。因此，在使用合成指數的基礎上，建立景氣信號燈也是必要的。根據景氣信號燈的表現情況，還可以驗證合成指數的表現是否準確。基于景氣信號燈的原則，結合本文指標分類工作，本文選取先行性和一致性效果好的指標，并結合指標的經濟解釋能力，具體選取7個指標作為景氣信號燈的構成指標，如表3所示。根據表3所選的指標，本文構建了相應的景氣信號燈，圖2顯示了最近12個月各個指標的信號燈變化情況。根據圖2顯示，2014年1月至8月，CPI當月同比增速一直顯示未綠燈狀態，表明物價水平處于正常狀態，未出現明顯的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現象，這和實際情況相吻合。2014年1月至8月，中國CPI當月同比增速一直在1.8%—2.5%的區間內徘徊，這正是一般認為可接受的物價漲幅。另外，從進口價格指數、M2、工業增加值、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和公共財政支出等指標的同比增速看，2014年以來都顯示淺藍色或藍色信號燈，表明這些指標相對于歷史水平來看，都處于歷史上的低位，反映了經濟不景氣的現狀，這很可能會影響到物價未來的走勢，使得物價總水平呈現下行趨勢。對表3的7個指標進行加總合成的綜合警情指數，可以總體上反映中國物價景氣狀況，合成結果如圖3所示。可以看出，綜合警情指數可以客觀、準確地反映物價的變動狀況，2007—2008年和2010年這段時間，綜合警情指數位于黃色區域，表明物價景氣狀況偏熱，這與當時的實際情況相吻合。而2012年以來，綜合警情指數主要位于淺藍色區域，反映了物價景氣狀況偏冷。目前綜合警情指數已經進入了藍色區域，反映了物價景氣狀況過冷。

三、中國通貨膨脹率的短期預測

上文構建的中國通貨膨脹景氣監測預警體系能夠對歷史和當前的景氣狀況進行監測，并對物價未來的走勢進行趨勢性判斷，但是景氣監測預警方法并不能給出具體的預測數值。因此，采用計量模型對短期內通貨膨脹率的大小進行預測也是十分必要的。在以往對通貨膨脹率進行預測時，一般都只對CPI當月同比增速進行預測，而鮮有采用CPI環比增速進行預測。事實上，同比數據容易受到上年同期的影響，無法客觀真實地反映消費者對當前物價波動的感知情況。例如，某月物價比上月上漲1%，消費者對此會有強烈的感受，然而可能由于去年同月物價也比較高(如春節期間)，造成該月物價與去年同月相比漲幅并不大。因此，本文分別對CPI當月同比增速和CPI環比增速進行預測，預測結果如圖4和圖5所示，表4展示了CPI同比增速和環比增速從2014年9月至2015年12月的預測值。根據預測結果，2014年9月至2015年12月中國CPI當月同比增速將繼續呈現下行趨勢，這與上文采用先行合成指數分析結果一致。未來一段時間中國CPI同比增速可能將進入“1”時代，這需要政策制定者嚴密監控物價走勢，防范中國物價增速持續下行帶來的不良影響。另外，就CPI環比增速預測結果來看，2015年3月至6月可能出現環比下降、其他月份仍舊保持環比上漲狀態，而漲幅比較大的是2015年1月和2月，這可能與中國春節期間物價水平的變化有關。

篇2

二、越南應對通貨膨脹采取的措施

經濟過快增長是導致通貨膨脹的根本原因，而經濟增長與通貨膨脹具有一定的替代性，為遏制物價過快上漲勢頭，越南政府較大幅度地降低了經濟增長目標，放緩經濟增長速度[2]。在降低生產增長目標的同時越南還施行了貨幣緊縮政策，提高銀行的存款利率來應對之前的寬松貨幣政策，另外，對于本國建設的投資項目適當削減，減少政府在其他方面的支出，對國有企業的投資也進行嚴格的管理，對于國家各個下屬省市的財政使用狀況重新計算，控制財政赤字。在對外進出口業務方面，提高出口關稅的價格，減少出口商品數量，尤其是煤炭、原油等材料的出口。應對通貨膨脹的另一個舉措就是控制本國物價的上漲，對一些必需品進行強制限價，以此來減弱貨幣貶值的不利影響。

三、越南通貨膨脹的啟示探究

1.適時對寬松的貨幣財政政策進行調整針對越南惡性通貨膨脹的發生需要對一系列措施手段進行分析，比如在金融危機之后實施了積極的刺激政策，并取得卓越成效，有大量熱錢流入，維持低利率和實際的負利率。這些措施政策都有利于維持本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但是寬松貨幣政策的弊端也會很快的顯露出來，在實際市場交易中流通的貨幣數量不斷增加會對房地產業的價格水平產生影響，房屋價格的不斷攀升并不合理也不符合越南國民的經濟發展水平，從國家經濟水平的宏觀角度分析，應該對這種寬松的貨幣政策采取遏制的手段，通過采取其他手段來增加國內企業的運行資金數額，比如發行國家債券。在緊縮財政政策過程中，應該配合國家GDP的增長速度同步進行，逐漸地縮小財政赤字，鼓勵國民增加日常消費，促進經濟的自主調節控制。

2.提高匯率，開放資本投入為了適應國際上經濟發展的速度狀況越南被要求進行越南盾的升值，以此來調整國際間收支的平衡關系，因此在這一具體經濟狀況下需要對越南的匯率進行改革，將匯率的升值額度控制在相對符合國際貿易階段的范圍內，對國際市場的交易狀況及時分析整理，提前預防經濟的大規模波動，及時分析出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各種風險，繼續堅持資本項目在開放中需要的適時性，采取分階段管理模式，按照分析的計劃逐步完成，有選擇的對越南的資本生產內容進行對外開放，并采取措施對國際熱錢進行監控，有效的防范國際經濟變化對越南經濟健康發展的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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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正文：

通貨膨脹中國經濟論文

一、通貨膨脹產生的主要原因

(一)需求拉動

需求拉動是引起通貨膨脹的重要因素之一。需求拉動型通貨膨脹又被稱為超額需求通貨膨脹，通常是被認為總需求過度的結果。也可說成社會上的總需求超過生產商的總供給所引起的一般價格水平的持續、顯著的上升。概括說來，社會總需求的增加會引起產品價格的上漲和總產量的增加，但是在實現充分就業以后，也就是達到實際產量的最大限度，總需求輕微的波動都會帶動價格水平的進一步提高，通貨膨脹也就更加突出。在這種情況下，通貨膨脹又被生動地描述為過量的貨幣追逐稀有的商品。同樣根據經濟學家凱恩斯的理論：一旦出現社會上的總需求超過總供應的現象，物價上升趨勢的出現也就很正常了。所以不管什么原因，只要總需求上升必定會出現需求拉動型通貨膨脹這種現象。

(二)成本推進

成本是在生產和銷售某種產品的過程中需要花費的所有費用，是商品價值的表現形式和內容，也是構成產品價值的重要因素，即人們在通過一些途徑達到自己所需目的生產過程中所消耗的要素也稱為成本。成本推進型通貨膨脹又被稱為供給型通貨膨脹，是指在人們總需求沒有變動的情況下，從供給的角度來看，商品成本的提高所導致的物價水平全面持續地增長。指的是由于生產者成本的上升是價格水平上升的情況也會由于市場上的價格沖擊力造成的某一類原料價格上漲。

(三)結構性變

化20世紀60年代的經濟學家提出這樣一種觀點，認為市場活動內容應拆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工作效率很高的工業組織;二是生產率保持一定水平線上的社會公共服務部門。當工業部門由于工作效率高而使部門工資上漲時，社會服務部門也會不甘示弱，同樣提高薪資上漲幅度。由此現象不難發現在這種做法下，經濟總體難免會形成由工資薪酬成本所推動產生的通貨膨脹。即社會中某一部門的工資提高，其他部門必會因為攀比心里而同時提高自己的工資比例。

具體定義來說，結構性通貨膨脹是指在沒有需求推動的作用下，僅僅是由于市場結構因素造成的普遍價格的上升變化。分析來看，社會各部門生產效率與發展水平層次不同，和外部的經濟聯系不同，可是現代經濟結構要想使生產要素從落后的部門向先進的部門轉移是很難做到的，同時落后的部門會要求與先進的部門在工資和價格方面達到同一程度水平，這樣就會導致一般價格水平上漲，形成結構性通貨膨脹。

二、通貨膨脹對中國經濟社會的影響和表現

(一)通貨膨脹使收入分配結構不平等

通貨膨脹會影響甚至降低消費者的生活質量水平，其中對固定水平低的民眾影響十分明顯。一般會分成兩個部分：對于有固定工資收入者和債權人來說會遭受財產的損失，由于這群民眾只有固定的工資收入及養老金，而工資的增長的幅度卻抵不過物價上漲的幅度，總是居于通貨膨脹之后。而對于那些非固定收入者(利潤收入者)和債務人都會在循環漲價的通貨膨脹過程中通過提高價格水平來減少通貨膨脹損失，并可能從中獲益。

(二)通貨膨脹造成消費與投資的不確定性

中國的畸形經濟結構由于消費投資帶來的巨大不確定性向更加不協調的方向演變，市場生產者發出商品價格的信號，而生產者會依據這個信號來明確市場是否需要自己的產品，明確需求，從而有針對性地調整自己的生產規模，來降低社會能源資源的浪費，讓這些資源能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但通貨膨脹來臨時，商品價格的上漲只是由于生產的投機和人們的心理作用，并不是因為實際的需求而上漲。由于生產者不能及時準確地掌握全面可靠的市場信息，因此人們的這種行為會促使消費與投資的進一步盲目前進。

(三)通貨膨脹降低中國的競爭能力

在通貨膨脹過程中，商家們要想謀求自己的產品利潤最大化，最直接并且最有成效的途徑就是提高自己產品的價格，因為即使獲益的空間被通貨膨脹的循環沖銷壓縮，可是相對于不漲價而言，獲利空間還是很大的。我國屬于外向型發展經濟，而且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加工制造國外的產品再輸出，成本低廉，在國際上有相當的競爭力，但是沒有較高的技術含量。而通貨膨脹更加劇了這種低端的社會地位，不但國內貨幣貶值，而且抬高了出口的成本。中國逐漸失去競爭優勢。

(四)通貨膨脹對國內居民的影響

首先，對于固定的工資收入持有者來說在通貨膨脹中會遭受損失。對于那些固定收入的階層來說，如：領取救濟金、退休金的人等，他們的收入屬于彈性很小的固定資金額，普遍追趕不上物價上漲的幅度，盡管實際收入通過名義工資有所提高但是購買力將不斷下降，導致固定收入者生活質量下降。其次，通貨膨脹對居民儲蓄不利，伴隨物價水平上漲，居民存入銀行的資金的實際價值就會下降，從而導致原本擁有的資金按照相反的利率來計算，使民眾所持有的資金受到嚴重的打擊。最后，通貨膨脹還會對居民就業產生很大影響，雖然通貨膨脹在前期內可以刺激生產者擴大生產，從而增加就業機會，擴大就業渠道，但是只要當通貨膨脹繼續以這種趨勢發展下去，那么人們就會大大的降低積極性，企業不愿意多提品而且工人的勞動生產率極大下降，這就會導致出現失業增多的現象。

三、應對我國通貨膨脹的對策

(一)調節和控制社會總需求

總需求屬于宏觀的理論。它是指在特定的物價體系階段中對產品和服務的需求的總和。調節和控制社會總需求，必須要對貨幣流通情況作出合理的判斷，不能就單方面來看，還必須綜合各種因素來采取對策。在財政政策方面，努力增加財政收入，大力縮減財政支出，保持財政收支平衡，避免赤字財政的產生。而在貨幣政策方面，主要通過緊縮型信貸，嚴格控制貨幣的放出量，降低貨幣供應量。但是無論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或是兩者結合的綜合治理，很重要的途徑即抑制消費過快增長并將投資的規模控制在一定范圍內，從而實現調節和控制社會總需求的目的。

(二)加大金融部門監管力度

在世界金融自由化的大背景下，不難看到我國正處于經濟轉型階段，存在著很多不確定因素，所以工作的重點應該加大金融部門監管力度。一方面建立健全相關的法律規章制度，不斷完善法律體系，完善加強監管制度;另一方面整改一些不合理的經濟管理因素，協調好監管體制下的各個金融部門，堅決制止和查處隨意提高利率、亂批設金融機構和各種違反金融政策法規的行為，防止各種違規現象發生，避免由于經濟中的不穩定性因素推動通貨膨脹問題的出現。

(三)增加產品合理供給，優化經濟結構

為解決通貨膨脹帶來的問題，需要從兩個切入點著手，一方面適當增加總供給;另一方面控制總需求，二者均要重視。若單方面控制總需求而忽略了增加總供給的作用，將阻礙經濟發展，使我國經濟處于低速階段，最終使努力付諸東流。但僅增加總供給而不控制總需求又必然會對我國經濟增長造成重大的影響，同時也增加了調整的成本。因此，在控制總需求的同時，還必須增加有效供給，降低成本，調整產業和產品結構，提高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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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從2008年3月到2013年8月的這四年時間內，中國的廣義貨幣即M2由42.3萬億增加到106.1萬億，凈增長了63.8萬億，增長達1.5倍。2013年8月，廣義貨幣（M2）與基礎貨幣（M1）的增幅之差達到了“106.1萬億—31.4=74.7萬億”之巨，見表2。教科書上的西方經濟學理論喜歡用乘數效應解釋廣義貨幣的創造，但這種解釋是刻舟求劍，書齋里的學問，乘數論似乎解釋了一切但也掩蓋了一切。直面現象的經濟學研究必須解釋為什么在中國經濟體系的運行過程中會內生的多創造出來74.7萬億的廣義貨幣。從央行的數據分析，新增加的貨幣供給量絕大多數被以貸款形式流出的。從絕對量講，截止2012年末，全國金融機構累計發放本外幣貸款總量約67.3萬億元，大約是2012年GDP總量的1.3倍。從增量看，從2008年3月到2013年8月，全國金融機構本外幣貸款規模從29.4萬億上升到74.1萬億，凈增了44.7萬億，占內生地多創造出來的74.7萬億的廣義貨幣的60%，見圖3。那么，這44.7萬億的銀行貸款又流向了什么領域呢？有研究顯示，這44.7萬億的貸款80%以上仍然流向了大型國有企業和各級政府所發動的投資項目。這符合在轉軌過程中長期形成的一個經驗判斷，每當宏觀經濟出現緊縮跡象時，在獲得國內貸款等方面受到限制的首先是民營部門，反之大型國有企業和政府的項目在信貸方面往往享有優先權。一個舉目可見的現象是，在4萬億財政投資計劃的刺激下，各地政府拼命擴大高鐵、地鐵、高速公路等基建項目投資，國有企業也趁機大舉借貸，乃至出現國企地王現象。通過上述數字的對比和對商業銀行貸款方向的考察可以認為，從2008年3月到2013年8月之內廣義貨幣增和基礎貨幣之間的74.7萬億增幅差額，從國內的因素看，主要應該是在政府寬松貨幣政策和財政刺激政策背景下，各商業銀行對大型國有企業和地方政府主導的大型項目工程的傾斜性信貸急劇膨脹的結果。

二、根治中國當前通貨膨脹問題的對策

綜上所述，當下中國的通貨膨脹遠不是央行多發了基礎貨幣那么簡單，廣義貨幣增加背后的邏輯是復雜的，反映了國內外雙重流動性過剩等因素綜合作用的影響。因此，治理通貨膨脹也必須多管齊下。

（一）加強對國際游資進入中國渠道的監管，防止炒作性游資進入國際游資進入中國無外乎是被套匯和套利機會所吸引。既然在短期內，中國外貿巨額順差造成國際市場巨額的人民幣需求，且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在政治上強烈要求人民幣升值，故而人民幣升值預期無法避免；為控制國內的流動性過剩，加息的政策也不可能廢止。那么，在長期弱化甚至于取消管制的基本方針下，短期可暫時對外匯資金強化兌換管理。可規定資本項目下的外匯資金，沒有經過非常充分嚴謹的論證不能兌換成人民幣，進而切斷人民幣與外幣在資本項目下的連接。政策實施時要區別對待，在拒絕國際游資的同時，不能傷害到正常外國投資者的利益。在反通貨膨脹的特殊時期，短期內來強化外匯的干預和管制，是一個值得考量的政策選項。

（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降低生產能耗，減輕對石油等資源性產品的依賴度根據國際能源署的報告，中國目前已經取代美國成為了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費國，并且正在逐步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消費國。無怪乎在世界大宗商品市場上，現在中國需要何種商品，該商品的價格就會水漲船高。面對當前的國際能源形勢和全球氣候變化的挑戰，中國作為后發的大國必須探索出一條不同于發達國家發展歷史的、嶄新的發展道路，既要保證人民的生活得到持續的改善、國家實力不斷增強，又要相對減少對能源、資源的依賴。即使是從長期國家能源安全和短期抑制成本拉上型通脹的角度看，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產業結構調整，降低生產對國外資源的依賴迫在眉睫。另一方面，擴大中國政府和企業在能源輸出國和大宗商品市場上國際影響，從而增強在國際市場中的定價權也是必須抓緊進行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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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折舊時應對通貨膨脹的措施

目前大多數企業資產折舊采用的都是平均年限法。這種方法優點很多，但正如上文所探討的，在通貨膨脹時期有兩個明顯的缺點，其一是不能調整因通貨膨脹引起的幣值上升對企業經營產生的影響。平均年限法的計算方法，只是將固定資產原始賬面價格除以預計可使用年限，每年分攤的折舊額是固定不變的，即使在通貨膨脹時期，企業也無法增加折舊額。其二是財務報表遠不能反映企業真實的經營情況[3]。采用年限法計算的折舊額因為不能體現出物價上漲對固定資產的影響，因此不能準確反映其實時價值。而通過每年的折舊額計算出的利潤、所得稅甚至股利分配的金額都是相對不準確的，這就影響了資產負債表和利潤表，削弱了財務報表的真實性和可靠性，企業管理層依據財務報表進行的一系列的投資、籌資等活動可能會出現不同程度的失誤，甚至可能導致決策錯誤，影響企業的前景。

（一）引入宏觀經濟通脹率計算資產折舊資產折舊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補償企業購置可折舊資產的原始成本。那么，真實的折舊就應該如實反映宏觀經濟的通貨膨脹率。以現行稅法要求企業采用的直線法計算資產折舊為例，年折舊率=（1-殘值率）/預計使用年限，在引入宏觀經濟膨脹率后，計算公式應相應作出調整改變。對一些通貨膨脹率高的可折舊性資產，應當綜合考慮相關因素。另外，在引入通貨膨脹率時，還應當充分考慮到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現狀，考慮到各行業資產利潤率的懸殊差距，分地區、分行業制訂不同的折舊率。將資產折舊帶來的稅收實惠向中西部發展地區傾斜，向朝陽產業傾斜，向公益性低利潤產業傾斜，用好資產折舊這根經濟桿杠[4]。由于通貨膨脹率一定是個動態的變率，建議取一定階段的平均值納入考慮。

（二）以重置成本取代原始成本進行折舊不少學者曾探討提出以重置成本代替原始購置成本進行折舊，其實不無道理。會計學和金融學上也都強調了貨幣的時間價值。通貨膨脹和貨幣的時間價值并不矛盾，通貨膨脹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貨幣的時間價值。因此，在通貨膨脹時期，應對企業的資產進行重估，并以重估價值入帳，調整計算出固定資產的應當折舊額，以此為依據，計入費用，進行納稅。以重置成本取代原始成本進行折舊，使固定資產的消耗更接近于實際的消耗，筆者認為相當于是考慮了資金的時間價值。這就保證信息的真實性與準確性，保證累計折舊在固定資產報廢時，能重置原來的生產能力，保證固定資產的更新速度。

（三）提取固定資產通貨膨脹準備不論通貨膨脹以何種數率存在，它都是無法避免的社會經濟現象。面對這個長期性經濟問題，政府可以考慮允許企業采用提取固定資產漲價補償準備，以此避免進行資產重估帶來的成本過高、工作量過大的實際問題[5]。與企業壞帳準備，存貨跌價準備各類“準備”科目相類似，可以通過設置一個固定資產通貨膨脹準備科目，重估固定資產在通貨膨脹后的折舊額。與原折舊額相比，提取通貨膨脹后新增折舊額，納入“固定資產通貨膨脹準備”科目管理，允許企業稅前扣除，既可鼓勵企業加快設備更新換代，提高產值產量。同時又能夠真實反映企業資產的實際面貌，為企業內部和外部會計信息使用者提供貼近真實的數據，幫助做出正確判斷。對企業本身來說，企業賬面的資產負債率提高，增強了資金利潤率，信用籌資將會相對容易，籌資成本也相對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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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一階段，實行IT的國家有新西蘭、智利、加拿大、以色列、英國、瑞典、澳大利亞、芬蘭、西班牙等9個。由于在實踐上IT剛剛興起，因此理論上對它的研究并不是很多，總的說來，在這一階段，IT的理論包括基本的概念和技術都不成熟，甚至對通貨膨脹目標(inflationtarget)和通貨膨脹定標(inflationtargeting)這兩個最基本的概念都不加區分。

1.《1989新西蘭儲備銀行法》和《政策目標協議(PTA)1990—03》無疑是IT最重要的文獻，兩者基本奠定了IT的總體結構框架。

(1)《1989新西蘭儲備銀行法》第8—15條、49條、53條對中央銀行目標、獨立、責任、透明等方面進行了明確規定，第16—24條規定了新西蘭儲備銀行在匯率政策上的處置權限。該法成為其他國家在修訂中央銀行法時認真研究和借鑒的主要文獻。

(2)根據《1989新西蘭儲備銀行法》，財政部長和儲備銀行行長簽訂的關于貨幣政策目標的合同也被稱為政策目標協議(簡稱PTA)。1990年3月的PTA又簡稱PTA(1990-03)。PTA(1990一03)規定價格穩定的具體目標是到1992年底，通貨膨脹率達到0-2％。在貨幣政策的歷史上，PTA(1990-03)是一個具有劃時代的協議，標志著IT這一貨幣政策框架的誕生。

2.由于IT在9個國家相繼得以實施，因此理論界出現了介紹這些國家實施IT情況的文獻，這些文獻集中反映在由Leiderman和Svensson(1995)編著的《通貨膨脹目標》和Haldane(1995)編著的《釘住通貨膨脹》這兩本書中。尤其是后者，實際上是1995年英格蘭銀行舉辦的有關IT理論研討會的綜述與總結。有關內容包括：IT的目標和信息以及IT的技術問題等。

由于IT實施的時間不長，這一階段很少有學者對IT的效果進行實證評估。Ammner和Freeman(1995)與Freeman和willis(1995)最先用VAR模型對IT的效果進行了實證研究。他們發現：在新西蘭、加拿大和英國，通貨膨脹下降得比預計的要顯著，表明IT是有效的，但IT的反通貨膨脹成本比較模糊；IT增加了貨幣政策的可信度(長期利率下降)，但這種效應似乎并不長久。

二、第二階段：IT理論基本定型

在這一階段，IT的實踐得到了新的發展，從1997年到2000年相繼有捷克、韓國、波蘭、墨西哥、哥倫比亞、南非、泰國等8個發展中國家宣布實行IT。實踐大大推動了IT理論的進步。

在這個階段，IT理論文獻主要圍繞以下幾個方面展開：

1.IT的定義。

(1)框架性定義，也稱實踐性定義：IT就是貨幣當局在公開宣布對一個數值化(點或區間)的通貨膨脹率承諾的基礎上，貨幣政策決策行為和公開解釋，包括貨幣政策的獨立性、責任性的透明度等方面內容，是“有約束的相機抉擇(constraineddiscretion)。”IT并不是像有的學者和倡導者所主張的那樣代表一種堅不可摧的規則，相反，IT最好被理解成一個框架，其主要優點是增加了政策的透明度和連貫性，相機抉擇有所限制，但仍有相當的靈活性(Bernanke和Mishkin，1997)。

(2)最簡單的IT規則性定義是：貨幣當局明確宣布一個通貨膨脹率作為未來一定時期的貨幣政策中間目標，中央銀行對未來的通貨膨脹作出預測，如果預測值大于目標值，則提高利率，如果預測值小于目標值，則降低利率，如果預測值與目標值大致相等，貨幣政策保持不變。Svensson(1997)首次明確提出了預測通貨膨脹定標(inflationforecasttargeting)這一概念：“IT隱含的就是預測通貨膨脹定標，預測的通貨膨脹變成了中間目標。這樣有助于貨幣政策的實施和監督。”預測的通貨膨脹率比最終目標有更強的可控性和可測性；它有良好的透明度，更容易與公眾交流，更容易被公眾理解。

這里所說的規則是目標規則(targetrule)而不是通常意義上的工具規則(instrumentrule)。兩者的主要區別在于目標規則是前瞻性的，貨幣政策工具設定在預測通貨膨脹率和目標相等的條件下，這是一個內生的反應函數；而工具規則是后顧性的，政策工具是在反應函數中直接根據當前的信息設定的。

2.IT的假設和前提。IT的假設實際上要解決的問題就是為什么要實行IT這個問題；IT的前提條件大多與IT能否在發展中國家實施有關。

(1)IT的假設與貨幣政策目標理論密切相關，也就是說當承認貨幣政策的目標是價格穩定時，這一問題的大部分實際上已經得到解決。

Debelle(1997)認為IT的一個顯著特點是通貨膨脹率成為貨幣政策壓倒一切的目標，其主要理由是：近年來重新強調價格穩定是貨幣政策的主要目標；對通貨膨脹目標的承諾有助于消除貨幣政策中的通貨膨脹偏向；貨幣政策工具與通貨膨脹的聯系比以往通過中間目標的聯系更加穩定。

Masson，Savastano和Sharma(1997)認為實行IT的最簡單的理由是為了保持一個“低且穩定的通貨膨脹率”，而這又依賴于五個假設：從中長期來看，貨幣供給量的增加是中性的；通貨膨脹都是有成本的；貨幣在短期內是非中性的；貨幣政策影響有不確定的時滯；相機抉擇有“動態不一致”性，需要“承諾技術”。

(2)直到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實行IT的大多是工業化國家，有的學者據此認為IT只能在工業化國家實施，而發展中國家要成功實行IT，則需要滿足相應的條件，否則難以實行IT。

Masson，Savastano和Sharma(1997)，Debelle等(1998)首先提出了IT的前提問題，認為這些前提包括：中央銀行實施貨幣政策必須有一定程度的獨立性，雖不必有目標獨立性，但至少應該有工具獨立性；貨幣當局沒有對其他名義變量(工資、名義匯率)水平和路徑的承諾。

由于IT需要相當嚴格的技術條件和制度保障，這些都不是發展中國家所能具備的。因此他們認為至少在近期內還不可能通過實行IT來改善貨幣政策。

3.IT的模型。由于標準的總需求一總供給模型主要涉及產出和價格水平，而不是中央銀行的政策目標，因此這種范式不能解釋IT。此外作為一個貨幣政策框架，IT也很難完全用模型來加以描述，因為IT的一些特征如透明度和責任制難以模型化，較常見的模型主要是反映IT的反饋規則。IT反饋規則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前瞻性，強調通貨膨脹預期的作用。

(1)Haldane(1997a，1997b)提出了一個比較簡單的IT前瞻性政策規則理論模型：

It=γ(Etπt+j-πT)

上式中，it表示t期的名義利率，Et是以t期和更早的時期的信息為條件的期望算子，πt+j是t+j期的通貨膨脹率，j就是定標的時間跨度(targetinghorizon)，具體由貨幣政策傳導時滯決定，γ(＞1)是反饋系數。公式是對IT的最簡單的理解：當中央銀行在t期預計未來t+j期的通貨膨脹將高于目標值時，應該提高利率，反之則應降低利率。

(2)Svensson是目標規則論的主要倡導者，Svensson(1997a)模型是最優化模型的代表。學術界應用得較多的這個模型，如Pierre-RichardAgenor(2000)中所討論的模型等。Svensson(1997a)模型可以簡單地用以下幾個公式來表示：

πt+1=πt+α11yt+α2xt+εt+1

yt+1=β1yt-β2(it-πt)+β3xt+ηt+1

xt+1=γxt+θt+1

其中，πt=pt-pt-1,pt是價格水平的對數，πt表示通貨膨脹率，yt是產出缺口的對數，長期自然產出正規化為零，xt是外生變量，ηt、εt、θt是白噪聲，it是名義利率，α1，β2＞0，其它系數是非負的，且β1，γ＜1。

再假定貨幣政策由一個目標通脹為π*的中央銀行來實施，中央銀行在t期選擇名義利率{it}τ=t∞t∞。以最小化損失函數L：

4.IT的設計技術。在符合基本前提的條件下，如何具體實施IT?Haldane(1995a，1997b)把這個問題稱為設計技術(designtechnique)。IT設計技術可大體概括為目標技術、分析預測技術和決策治理技術這三種。但設計技術問題并不是一個IT所特有的，事實上任何一種貨幣政策都有設計技術問題。

(1)目標技術：Haldane(1997a，1997b)認為應該考慮價格指數的選擇(choiceofpriceindex)，點(point)目標與區間(band或range)目標及時間跨度(horizon)的確定，匯率和貨幣條件指數(MCImonetaryconditionsindex)等問題。

(2)預測技術：IT要求中央銀行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信息來預測通貨膨脹，因此對IT的成功實施的主要挑戰是預測技術。值得一提的是扇形圖技術，這也是英格蘭銀行對貨幣政策分析的主要貢獻，這種方法不是點預測而是概率分布(probabilitydistribution)預測。

(3)決策治理技術：主要是指中央銀行治理中關于貨幣政策委員會(MPC)的組成和決策規則，英格蘭銀行的MPC是個成功的典范。

①MPC的組成：MPC應該由專家組成，成員中最好沒有政府、行業、部門的代表；MPC的專家應該有不同的專業特長，因為專業結構類同的MPC往往不能發現他們能力所及范圍以外意想不到的威脅。

②決策規則：MPC的決策應該由MPC集體投票決定，由行長個人決定比較罕見(以色列、新西蘭)。其中集體決定又有投票表決和一致通過兩種，大多數是采用投票表決的形式。

4.IT的宏觀效果。IT的宏觀效果主要是指實行這一框架后對通貨膨脹、利率、產出等宏觀變量的影響，宏觀效果有“相關論”和“無關論”之爭。

(1)極大部分支持IT的學者持“相關論”思想，他們認為，由于實行了IT這一貨幣政策框架，中央銀行的可信度大大增加，在實現價格穩定中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Neumann和Hagen，2002)。

(2)“無關論”者認為，如果單獨考察IT國家，可以發現IT國家的表現確實改善了很多。但這并不只是發生在IT國家，非IT國家的表現同樣得到了改善。雖然IT國家的改進比非IT國家要大，但正如矮個子人的子女比他父輩長得稍高一樣，這是一種自然“回歸”現象。因為1990年代早期，IT國家的經濟表現普遍比非IT國家較差些。一旦控制這方面的因素，IT與非IT的表現差別就會消失(Ball和Sheridarl，2003)。

但一個比較保守的結論是IT至少有鎖定已取得的利益的作用，不會對宏觀經濟產生危害，而且未來可能對提高經濟運行狀況有一定的作用。

三、第三階段：IT理論日趨完善

在這個階段，相繼又有挪威、冰島、匈牙利、秘魯、菲律賓等5個國家實行IT。

這個階段IT理論特點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IT的數理模型大量出現。數理模型實際上在IT理論的第二階段已經出現，但進入第三階段后IT理論所運用的數學工具日趨復雜和高級。這也是IT理論日益融入主流宏觀經濟理論的標志和結果。

(1)最優規則的理論：Woodford和Svensson(1999，2003)主要論述了通過預測的通貨膨脹來實施最優政策的；Svensson(2002)認為IT應該公布中央銀行的損失函數以提高透明度，消除對“通貨膨脹目標癡迷者”的誤解；Svensson(2005)對目標規則和工具規則進行了深入研究。

(2)IT的獨立性、透明度、責任制度：IT增加了中央銀行的獨立性，有利于增加貨幣政策的穩定性，IT確定了中央銀行表現的衡量標準，責任和穩定的交替依賴于透明度，也就是對中央銀行表現的監督能力。實行較長的中央銀行行長任期對責任制度產生了威脅，但解雇規則有助于增強中央銀行的責任walsh(2002)。

2.國別比較研究：由于IT實施已經有了較長的時間，而且實施的國家較多，因此比較研究的可靠性也大大增強。按照Kuttner(2004)的說法，IT已進入了“青春期”，雖然沒有完全定型，但也顯示了比較明顯的實踐特征。從全球范圍的廣泛視角對IT進行比較的文獻也隨之大量出現。

這些文獻主要比較了IT實踐的特征、產出和通貨膨脹的動態模擬、通貨膨脹報告、貨幣政策委員會決策規則等。

Mishkin和Schmidt-Hebbel(2001)認為IT已被證明是一個成功的貨幣政策框架；IT與中央銀行的獨立性、透明度和責任制是相互加強的；IT有助于降低通貨膨脹率，也有助于降低損失率和產出波動性；IT有助于降低通貨膨脹預期，從而有利于更好地應對供給沖擊，IT已經受過逆向沖擊的考驗；IT也考慮了實際經濟的因素，并不是“通貨膨脹癡迷者”。

3.發展中國家的IT理論有了新的突破。由于已有許多發展中國家實行IT，因此對于能否在發展中國家推行IT已不再是個問題，研究的重點自然轉向如何更好地在發展中國家實行IT這個問題上。

Mishkin(2004)等研究后得出的結論是：盡管實行IT需要一定的前提，但也不是說非要等到這些條件都成熟時才能實行IT；發展中國家更加應該重視IT的制度框架問題，其中法定的價格穩定目標和工具獨立尤其重要；應該同樣重視目標的上限和下限；政府參與設定通貨膨脹目標有利于減輕經濟目標之間的沖突；中央銀行可以對匯率實行“平滑”，但不能使匯率離開市場所決定的水平；IT并不是發展中國家“萬能藥”，它可能適合于某些國家，但對另外一些國家可能并不合適。

IMF在2005年的《世界經濟展望》中把IT的前提概括為4個方面21個指標：

(1)機構獨立：中央銀行必須自治或免受財政和政治勢力的干預。主要有明示的(或隱含的)財政義務，操作獨立性(工具獨立性），法定目標，行長任期安全(能否被隨意免職)，財政平衡狀況，公共債務/GDP，中央銀行的總體獨立性等7項指標。

(2)技術設施：中央銀行應該有一定的經濟預測能力。主要包括中央銀行數據能力、建模能力和預測通貨膨脹的能力3項指標。

(3)經濟結構：經濟應該有一個較低的通貨膨脹率、取消價格管制，經濟對原材料價格和匯率不是太敏感，美元化程度很低。主要有匯率的滲入、對原材料的敏感性、美元化、貿易的開放度等4項指標。

(4)健康的金融體系：應該有一個穩健的銀行體系、較為發達的資本市場，金融穩定與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沖突較小。主要有銀行資本充足率、股票融資量／GDP、債券融資量／GDP、股票市場成交量、(銀行)貨幣錯配、(公開市場)主要債券成熟期等6項指標。

定量研究后得出的結論是：沒有一個發展中國家是在完全具備這些前提的條件下才開始實行IT的。

有的學者則認為，發展中國家實行IT應該重視資本流入的“突然停止”問題(Caballero和Krishnamurthy，2005)。由于這些國家的金融部門比較脆弱，而且日益融入全球化，貨幣政策有可能成為問題的來源而不是補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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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奚君羊，劉衛江.通貨膨脹目標的理論思考—論我國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重新界定.財經研究.2002；4

［4］王學斌.通貨膨脹目標制度對我國貨幣政策的啟示.社會科學輯刊.2003；4

篇7

1990年3月2日，新西蘭率先實行通貨膨脹目標設定制度，成為這一領域的“開路先鋒”。繼其之后，實行該制度的國家數目不斷增多。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關于成員國貨幣政策框架類型的劃分結果，截至2006年4月30日，曾正式宣布采用通貨膨脹目標設定制度的國家達到了26個，目前正在實行的國家共24個（芬蘭和西班牙兩國因為要加入歐元區的緣故，于1998年6月主動放棄），其中不僅包括發達國家，還包括許多新興市場國家和轉軌經濟國家（見下表）。

頗有意思的是，通貨膨脹目標設定制度的興起最初并非源于學術界人士的推動。如斯文森（Svensson,2002）就指出，除了對中央銀行的獨立性和低通貨膨脹的好處進行過大量研究，以及著名貨幣經濟學教授古德哈特（Goodhart）曾向新西蘭儲備銀行主席提過關于激勵結構的學術建議之外，國際學術界在20世紀90年代之前從未針對通貨膨脹目標設定制度開展過任何專門性的研究。按照他的看法，通貨膨脹目標設定制度的出現以及其后所贏得的贊譽，在很大程度上應當歸功于一些采用國中央銀行和金融決策實踐者們非凡的洞察力。而現任美聯儲主席的伯南克（Bernanke,2003）則認為，通貨膨脹目標設定制度是從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之后一些國家所采取的貨幣政策策略——尤其是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德國及瑞士的貨幣政策實踐——逐步演變而來的。

盡管通貨膨脹目標設定制度的實踐已經超過了16年，但至今人們仍沒有對其內涵形成廣泛共識，這主要是因為在實際操作當中，一個國家是否實行了真正意義上的通貨膨脹目標設定制度，往往難以識別，即便的確采取了該制度，各國在不同時期基于不同的考慮，針對貨幣政策制度安排所采取的具體做法通常又會存在很大的差異[2]。在目前的諸多觀點中，米什金（Mishkin,1999）的觀點比較具有代表性，他認為通貨膨脹目標設定制度是一種包含了五個方面要素的貨幣政策策略：一是公開宣布一個關于通貨膨脹的中期量化目標；二是制度上承諾穩定物價是貨幣政策的首要目標，其他目標則居于從屬地位；三是在調節貨幣政策工具當中，包括貨幣總量、匯率在內的諸多變量被用來通盤考慮；四是通過與公眾和市場交流貨幣當局的計劃、目標和決定，確保貨幣政策公信力（credibility）和透明度（transparency）不斷提高；五是貨幣當局實現通貨膨脹目標的責任性（accountability）不斷增強。

二、通貨膨脹目標設定制度的實施

通貨膨脹目標設定制度擁有許多明顯的優點。例如，通過事先宣布一個量化的通貨膨脹目標，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策略高度透明，容易被社會公眾感知和理解，有利于增強中央銀行執行貨幣政策的公信力和責任性；與匯率目標設定相比，通貨膨脹目標設定制度可以確保貨幣政策集中關注國內的經濟目標，對影響國內經濟的各類沖擊做出反應；與貨幣供應量目標設定相比，通貨膨脹目標設定制度無須強調貨幣數量和通貨膨脹之間的穩定關系。

然而，通貨膨脹目標設定制度也面臨著一個關鍵性的現實

四、簡要小結

1、鑒于中央銀行無法直接控制通貨膨脹率，因此，在通貨膨脹目標設定制度下，比較合理和現實的選擇應當是以通貨膨脹預測值pt+2|t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通貨膨脹預測值之所以是一個理想的貨幣政策中介目標，主要是因為：首先，由定義我們知道，中央銀行在t年根據所有相關信息做出的通貨膨脹預測值，必然與t+2年的實際通貨膨脹率pt+2高度相關；其次，通貨膨脹預測值要比t+2年的實際通貨膨脹率pt+2容易控制，并且中央銀行更多關心的是預測值與目標設定值之間的偏差；第三，與t+2年的實際通貨膨脹率pt+2相比，中央銀行更容易觀測到通貨膨脹的預測值，這是因為后者是根據t年的相關信息做出的，通過央行的信息披露和外界的預測，社會公眾也很容易就能觀測到預測值；第四，通貨膨脹預測值十分透明。但必須指出的是，通貨膨脹預測值這些優點的關鍵性前提是，中央銀行在t年必須盡可能地收集相關的信息，同時借助經濟預測模型，盡最大可能做出符合實際的通貨膨脹預測。通貨膨脹-[飛諾網]

2、在通貨膨脹目標設定制度下，中央銀行的政策選擇是，根據最小化損失函數值所內生的最優反應函數，確定一個基準利率（或基礎貨幣）水平，使通貨膨脹的預測值等于事先設定的通貨膨脹目標值。當通貨膨脹預測值高于目標值時，中央銀行將執行緊縮性的貨幣政策，如通過公開市場操作下調基準利率（從而影響到其他利率）、回籠基礎貨幣等等；相反，當通貨膨脹預測值低于目標值時，中央銀行將執行寬松性的貨幣政策。不難看出，通過事先公布一個量化的通貨膨脹目標，通貨膨脹目標設定制度實際上相當于一種承諾機制，它可以錨定私人部門的通貨膨脹預期，同時約束中央銀行自身的行為，而在面臨各類外部沖擊時，通貨膨脹目標設定制度又能有效保證貨幣政策工具的靈活運用。

3、由式（7）給出的最優反應函數，與強調中央銀行調節基準利率的“泰勒規則（Taylorrule）”和強調中央銀行調節基礎貨幣的“麥克卡倫規則（McCallumrule）”這兩種工具規則十分相似，但值得指出的是，它們相互之間還是有著明顯的區別。這至少表現在四個方面：首先，通貨膨脹目標設定制度下的最優反應函數是一個內生的結果，而泰勒規則和麥克卡倫規則都是外生給定的；其次，泰勒規則和麥克卡倫規則強調的是貨幣政策工具對當期的通貨膨脹和產出缺口做出反應，而通貨膨脹目標設定制度下的反應函數則體現出了貨幣政策的前瞻性特點，強調基準利率或基礎貨幣的變動是為了使通貨膨脹的預測值等于目標值；第三，通貨膨脹目標設定下的最優反應函數僅僅取決于菲利普斯曲線和損失函數中的相關變量，而泰勒規則和麥克卡倫規則除了取決于這些變量以外，還要取決于總需求方程；第四，在通貨膨脹目標設定制度下，反應函數中的系數并不像泰勒規則和麥克卡倫規則中的系數那樣是固定的（如泰勒規則中的兩個系數均為0.5），并且貨幣政策工具的變動可能還會受到外生變量xt的影響。

4、長且易變的時滯以及貨幣政策以外的其他因素，都會對物價水平產生影響，這使得社會公眾很難準確地監督和評估貨幣政策績效。但實際上，如果中央銀行主動與社會公眾進行交流溝通，通過特定渠道披露通貨膨脹預測值的細節，如一些實行通貨膨脹目標設定制度的國家央行定期的“通貨膨脹報告（InflationReports）”，社會公眾就可以通過觀測中央銀行的通貨膨脹預測值與事先公布的通貨膨脹目標值之間的偏差，來監督和評估貨幣政策的制定和執行。即使中央銀行將自己所做的通貨膨脹預測在一定程度上保密，社會公眾也可以通過比較自己或其他預測者所做的通貨膨脹預測與事先公布的通貨膨脹目標值之間的偏差，來監督和評估貨幣政策的制定和執行，從而有效防范中央銀行的不作為或是機會主義行為。

注：

[1]米什金（Mishkin,1999）對匯率目標設定制度和貨幣供應量目標設定制度的適用性及其在實踐中的弊端進行了分析，具體可參見Mishkin,Frederic,InternationalExperienceswithDifferentMonetaryPolicyRegimes,JournalofMonetaryEconomics,1999,43,pp.579-606。

[2]美國即是一個十分典型的例證。盡管IMF并未將其列入實行通貨膨脹目標設定制度的國家，但伯南克（Bernanke）、曼昆（Mankiw）、古德弗元德（Goodfriend）等美國資深經濟學家都認為，美國事實上實行了隱性的或靈活的通貨膨脹目標設定制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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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ernanke,Ben,TheLogicofMonetaryPolicy，RemarksbeforetheNationalEconomistsClub,Washington,D.C.December2,2004

篇8

一是Barro(1976)在討論李嘉圖理論體系中持續赤字是否導致通貨膨脹的問題時認為，一旦政府債務存量的增長率超過了產出增長率，持續赤字就會通過貨幣化的形式引起通貨膨脹。

二是Sargent和Wallce(1981)就時間、利率對財政赤字的影響進行了詳實的論證，指出對于給定現值的財政赤字，如果現在較少地采用鑄幣稅（也即貨幣發行）彌補，即一部分財政赤字由國債發行彌補，則將來勢必要用比原本更多的鑄幣去彌補。

三是Dornbusch(1998)等提出的分析框架，認為通貨膨脹對債務存量的實際價值和實際利息率具有顯著影響。

四是Wray(1997)等提出的成本效應理論，認為赤字影響總供給。

五是閻坤（2000）認為由于中國中央銀行可以在公開業務中收購國債，加之過大的外匯儲備，從而形成巨大的貨幣擴張壓力。

這些理論研究表明了通貨膨脹和財政赤字之間的理論關系，并為實證檢驗提供了理論根據。當然不同的學者在不同的國家背景進行的不同時期的觀察與研究，在運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后，得出的結果必然有差異。但是至少能說明的一點便是通貨膨脹與財政赤字之間的相關性值得研究與探討。

2財政赤字與通貨膨脹的實證分析

2.1研究方法

2.1.1單位根檢驗法

單位根檢驗是檢驗時間序列平穩性的一種正式方法，在序列存在單位根的零假設下，對參數估計值進行顯著性檢驗的t統計量不服從常規的t分布，Dickey和Fuller于1979年給出了檢驗用的模擬的臨界值，所以稱該檢驗為Dickey-Fuller檢驗，簡稱DF檢驗。后MacKinnon又改進了單位根臨界值。但在DF檢驗中，常常因為序列存在高階滯后相關而破壞是誤差值的假設。AugmentedDickey-Fuller(ADF)檢驗對此做了改進。

（1）無漂浮項且無趨勢項：

對數據進行單位根檢驗，得到一組穩定的時間序列資料。假設數據是一組非穩定的時間序列資料，如果序列的ADF檢驗t統計量大于使用者要求的顯著性水平下的臨界值，則不能拒絕原假設，表明序列存在單位根，是一非平穩序列。反之，如果檢驗t統計量小于使用者要求的顯著性水平下的臨界值，則拒絕原假設，序列是穩定的。最終的數據資料需要具有穩定性，以符合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的要求。

2.1.2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法

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是考察序列x是否是序列y產生的原因的一種方法。先估計當前的y值被其自身滯后期取值所能解釋的程度，然后驗證通過引入序列x的滯后值是否可以提高y的被解釋程度。如果是，則稱為序列x是y的GrangerCause,此時x的滯后期系數具有統計顯著性。通常還要考慮序列y是否是x的GrangerCause。其檢驗模型為：

檢驗零假設為：X是Y的非Granger因，即H0∶β1=β2=^=βα=0。由于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對滯后的階數非常敏感，通常可以依次多滯后幾階，看結果是否具有同一性。Granger因果檢驗同時要求數據資料具有穩定性，非穩定的數據資料進行Granger因果檢驗會出現“偽相關”問題。所以本文要對數據二階差分，以確保數據資料具有穩定性。

2.2數據搜集與整理

本文以各年的國家統計年鑒為依據，收集了1990年到2006年17年間的數據，我們選取以各年的零售物價指數減去100代表通貨膨脹率變量(GRTI),以各年的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代表財政赤字變量(DDEF)。全部數據均來源于有關各年的《中國財政年鑒》和《中國金融年鑒》(見表1)。

本文對這兩部分數據取自然對數后進行單位根檢驗,說明數據是非穩定的。在對其二階差分的數據再次檢驗,則拒絕假設,顯示二階差分數據是穩定的,符合GrangerCausality檢驗的要求。表1為ADF檢驗結果。表1的檢驗結果顯示,經過二階差分的數據是穩定的數據資料,符合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對數據的要求。

2.31990-2006年財政赤字與通貨膨脹的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

（1）模型設定及樣本數據選擇。財政赤字引起貨幣供給量的增加只是導致通貨膨脹的一個必要條件,只有當財政赤字引起的貨幣供給增加量超過經濟增長要求的貨幣需求量時,超過的部分才會引起貨幣的非經濟發行,即成為沒有物質保證的空頭票子。財政用這部分借款安排支出,無疑會造成社會需求總量的膨脹導致通貨膨脹,物價上漲。為此,本文擬通過格蘭杰(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對1990-2006年財政赤字與通貨膨脹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進行實證分析。相應構建的向量自回歸(VAR)模型有:



由表3可見,對于財政赤字不是通貨膨脹的格蘭杰成因的原假設,拒絕它犯第一類錯誤的概率是0.61205,不能拒絕原假設,表明財政赤字不是通貨膨脹的格蘭杰成因。第二個檢驗的相伴概率為0.39958,說明通貨膨脹也不是財政赤字的格蘭杰成因。可見,財政赤字與通貨膨脹不存在緊密的因果關系。通過對表1的觀察,我們也可進一步證實上述結論,例如,1996年和1997年財政赤字率為這一時期最低,但1996年通貨膨脹率卻達到6.1%;而2002年財政赤字率為這一期間最高,為2.64%,但1991年的通貨膨脹率卻僅為-1.3%。筆者認為,雖然這期間財政赤字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貨幣供給量的增加,但并沒有導致通貨膨脹的原因主要在于:財政赤字引起的貨幣供給量增加幅度還遠沒有超過由經濟增長所要求的貨幣需求的增加幅度。根據我國在此期間的實際經濟情況,我們可以進行一個簡單的測算:(1)1990-2006年我國的經濟增長率平均在10%左右,而貨幣流通速度(GDP/M)由1990年的1.224下降到2006年的0.6129,即平均每年下降4%左右,因此,在此期間,我國由于經濟增長以及經濟貨幣化所要求的貨幣需求量的平均增加幅度為ΔY/Y-ΔV/V=10%+4%=14%。(2)1990-2006年我國的貨幣乘數平均為2左右,而財政赤字占貨幣供給量的比重平均在1%左右,因此由財政赤字所引起的貨幣供給量的增加幅度為M(Dgc-Dgc-1)/M=2*1%=2%。(3)綜上所述,財政赤字所引起的貨幣供給量的增加幅度2%遠遠小于經濟所要求的貨幣需求量的增加幅度14%,因此,在此期間財政赤字并不會導致通貨膨脹的發生。

3結論與政策建議



本文在構建財政赤字與通貨膨脹聯系機制的理論框架基礎上,對我國財政赤字的通貨膨脹風險進行了實證分析。根據實證研究結果,至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第一,利用VAR模型,我們進一步對財政赤字與通貨膨脹的格蘭杰因果關系進行了檢驗,發現這個時期財政赤字雖然對貨幣供給量都有一定的擴張性作用,但由于無論從財政赤字率或是財政赤字占貨幣供給量的比重來看,我國財政赤字的規模仍然被控制在適度的范圍內,財政赤字所引起的貨幣供給量增加的幅度還遠遠小于經濟增長所要求的貨幣需求量增加的幅度,因此,這個時期中財政赤字沒有導致通貨膨脹的發生。

雖然從現階段看,我國財政赤字與通貨膨脹之間似乎并不存在緊密的聯系機制。但隨著今后我國利率市場化改革的深入以及國債市場的逐步成熟,財政赤字規模的增長有可能與利率上升建立必然聯系。如果此時政府仍然任由赤字與國債規模的進一步擴大,那么由此引起的利率的持續上升必將迫使央行通過公開市場業務買進國債以維持利率水平,而這種做法的最終結果將使貨幣供給量不斷增加,最終導致通貨膨脹的發生。此外,當財政赤字與國債規模累積到一定的程度后,政府信用的可持續條件將會被打破,一旦政府通過國債實現不了預期的結果,那么就只有靠鑄幣稅來彌補所有的財政赤字,那么同樣最終會導致惡性通貨膨脹的發生。因此,今后我國政府至少應從以下兩方面做好對財政赤字通貨膨脹風險的防范工作:第一,加強中央銀行的獨立性,明確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目標。對中央銀行獨立性給予法律的保證將有利于割斷財政赤字與貨幣供給量的內在聯系,從而限制政府直接通過向央行透支來彌補赤字的可能性。同時,中央銀行將“幣值穩定”作為首要的貨幣政策目標將可以有效控制財政赤字所引起的貨幣間接發行。第二,加強財政收支管理,以有效控制財政赤字規模作為今后我國財政政策的一個基本目標。即使有財政赤字化的情況出現,如果財政赤字能夠控制在較小的規模內,其對通貨膨脹的影響也非常小。因此,我國政府應以目前實行的穩健的財政政策為契機,通過建立健全現代稅收征管體制、優化政府支出結構以及加快預算管理制度改革等手段,為逐步縮減財政赤字創造條件。

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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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自2005年7月21日匯改以來，我國開始施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由于美國經濟的衰退，美元持續貶值，造成人民幣對美元持續升值，于2006年5月15日首次破“8”，2008年4月10日破“7”，而且還有繼續升值的空間。那么人民幣升值對我國經濟的影響究竟是什么樣的呢？

1人民幣升值的積極影響此無關

1.1可以有條件的降低進口產品的成本。在進口產品價格的漲幅小于人民幣升值的幅度的情況下，人民幣匯率升值會使進口的國外消費品和生產資料的價格比以前便宜，有利于降低進口成本。同時對于消費者而言，消費進口產品的價格將大大降低；對于一些企業而言，如果產品價格以人民幣結算、原材料從境外采購，如造紙、汽車等行業，其生產成本因人民幣升值而下降，從而提升企業利潤。

1.2可以減輕外債負擔，不論內債還是外債，從借到還都要經過一定的期限，而在此期限里，由于受匯率、利率的影響，債權人和債務人都面臨著一定的風險。對于我國的外債而言，作為債務人，隨著人民幣升值，到期需要償還的外債本息所需的本幣數量將相應減少，因此可以減輕國家和負外債企業的債務負擔。

1.3國內居民出國旅游和留學的成本將會有一定程度的降低。人民幣升值，可以使人們花費比以前更少的人民幣就可以到歐美等地區留學、旅游。

2人民幣升值的消極影響

人民幣升值是一把“雙刃劍”，它給經濟帶來積極影響的同時，也給我國現行的經濟帶來了一定程度的消極影響。

2.1不利于我國外貿企業產品的出口同時增加失業壓力。對于出口企業而言，其盈利水平與匯率變化密切相關。在產品國際價格不變的情況下，如果人民幣相對于某一外幣升值的話，則意味著企業與以前相比出口換回的本幣數量減少，企業利潤下降，嚴重影響企業的出口積極性，如果出口企業為維持一定利潤而提高價格，則會削弱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不利于出口的持續擴大和提高產品國際市場占有率。例如某服裝公司每年出口額約1000萬美元，2006年3月，美元對人民幣匯率為7.45：1，2010年3月為6.82：1，中間差價高達0.63元，那么因匯率變化公司直接收益便減少了630萬人民幣。與此同時，這些出口企業大部分是勞動密集型的，由于公司利潤減少，一般會采取裁員措施，社會失業壓力會逐步顯現并加大。隨著人民幣對美元的持續升值，再加上國內通貨膨脹引起的生產成本提高，我國出口企業特別是勞動密集型出口企業的利潤空間縮小，甚至會面臨生存危機。

2.2金融風險會逐步加大。隨著人民幣的持續升值、美元不斷貶值，增加了債權人的損失。對于外債，作為債權人的國家和企業，隨著本幣的不斷升值，其損失也在不斷增加。我國是世界上持有美元外匯儲備最多的國家，同時是美國最大債權人，在人民幣升值、美元貶值的過程中，損失最大。與此同時國際游資和熱錢會以各種方式和手段進入我國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這部分資金規模大、流動快、趨利性強，造成金融市場動蕩。

2.3通貨膨脹的壓力不斷增加。人民幣的持續升值、外資的進入，為了保證國民經濟穩步增長，保持社會穩定，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我國貨幣供應量在持續增長，流動性過剩逐步顯現；如果人民幣持續升值、外資涌入將推動資產價格上漲，其產生的“財富效應”將引起國內其他產品價格的上漲，這樣使我國目前面臨通貨膨脹的壓力加大。

3對策及建議

3.1盡可能的改變結算用外幣，學會靈活使用各種金融工具來規避風險。在對外貿易中，要根據變化了或即將變化的經濟環境來選擇相對比較有利的結算用外幣。既然國際上美元、日元相對于人民幣持續貶值，那么可盡可能的選擇其他的結算用外幣如歐元（到目前人民幣相對于歐元還是貶值的）或外幣組合，來盡量減少自己的損失。

3.2充分借鑒他國經驗。例如：日元大幅度升值后，迫使日本汽車制造商（豐田、本田）把企業搬到北美，這些企業在規避風險損失的同時，也造就了今天在北美市場上日本汽車占有三分之一的份額。國內企業可充分借鑒他國企業成功的經驗，提高應變能力。

3.3堅定不移促進國內消費，為增加就業創造條件。我國GDP雖然連續多年高增長，但是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中消費在GDP的比重是最小的，通過促進國內消費，可以明顯改善并解決就業問題，這種現況在2009年汽車、家電產品下鄉、國家稅收補貼等政策中已經得到了充分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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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貨膨脹與產出缺口關系概述

產出缺口表示實際產出與潛在產出之間的差額，即實際產出圍繞潛在產出上下波動的程度。它測度了經濟周期性的波動對產出的影響，反映了現有經濟資源的利用程度。當產出缺口為正時，實際產出高于潛在產出，經濟處于擴張階段；反之，經濟處于收縮階段；政府追求的穩定產出的目標是產出缺口為零，即實際產出等于潛在產出。對于潛在產出，經典經濟學中將其定義為：在穩定的價格水平下，給定當時的技術水平，在勞動力實現充分就業時，一個國家充分利用資本和勞動力能實現的最大產出量。

很多國家的央行或政府經濟部門都將產出缺口作為分析預測通脹壓力的重要指標。如果出現正的產出缺口則通脹壓力增大，政府將采取增稅、減少政府開支的收縮性財政政策，央行將采取提高利率的緊縮性貨幣政策，抑制通脹；相反，央行和政府則應采取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刺激經濟。同時，從通貨膨脹對產出的反作用來看，人們相信溫和的通貨膨脹有利于經濟的成長，那么當通貨膨脹率有所上升的時候，產出缺口就應該達到一個正值，經濟表現出繁榮。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低通脹、高增長一直是政府部門追求的兩大目標，但是兩者之間卻存在著矛盾，需要政府在兩者之間做出取舍，而從兩者之間的關系來看，政府在不同時期對兩者的關注程度應當是有所差別的。在經濟繁榮時期，通脹率亦上升，政府應更多的來抑制通脹；反之，在經濟低迷時，通脹率亦處于低水平，此時的政府則應更多地關注于刺激經濟增長。

二、利用HP濾波計算潛在GDP

本文選取中國年度數據進行檢驗，樣本區間為1989～2008年，共20個樣本點。通貨膨脹率選取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代替，CPI數據為環比年度數據，以上期為基期，上期數據為100，能夠較好地反映通貨膨脹的變動情況。產出水平用國內生產總值GDP表示，數據來源于國研網統計數據庫。

大量的理論和經驗分析表明，現實的產出沒有一個確定性的時間趨勢，它表現出隨機行走過程，即單位根過程，這時使用消除趨勢法。目前，較多的運用HP濾波法來計算潛在GDP，進而計算出產出缺口，用HP濾波計算潛在GDP如下：

設{Yt｝是包含趨勢成分和波動成分的經濟時間序列，{YtT｝是其中含有的趨勢成分，{Ytc｝是其中包含的波動成分，則Yt=YtT+Ytc，t=1，2，..，T。計算HP濾波就是從{Yt｝中將{YtT｝分離出來。一般的，時間序列{Yt｝中不可觀測的部分趨勢常被定義為最小化問題的解：min{(Yt-YtT)2+λ[c(L)YtT]2｝。其中，c(L)是延遲算子多項式c(L)=(L-1-1)-(1-L)。

最小化問題用[c(L)YtT]來調整趨勢的變化，并隨著λ的增大而增大。HP濾波依賴于參數λ，該參數需要事先給定。一般經驗取值，年度數據λ=100；季度數據λ=1，600；月度數據λ=14，400。本文用的是年度數據，因此λ取值為100。設{Yt｝為我國的年度GDP指標，利用HP濾波計算出來的YtT來表示潛在GDP，于是結果如圖1所示。SER01表示的是真實GDP，HPTREND01表示的是潛在GDP。

三、通貨膨脹和產出缺口的關系圖形分析

GDP的波動要素{Ytc｝序列實際上在0上下波動，稱為GDP缺口序列，它是一個絕對量的產出缺口。它的值即為真實GDP與潛在GDP之差。圖2即為真實GDP與潛在GDP之差，也就是產出缺口，它在0上下波動。圖中最大的向下趨勢在1997年以后，1998年的實際產出低于潛在產出，即產出缺口由正值轉為負值。反映出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影響，這種影響在相當長的時間得到延續，一直到2003年產出缺口才有所上升。2007年以后出現了較大的正的產出缺口。圖3反映的是1989～2008年通貨膨脹率的走勢，通貨膨脹率以CPI指數來代替。

(一)產出缺口和通貨膨脹在方向上的一致性。與產出缺口的圖形比較可以看出，通貨膨脹和產出缺口存在正相關的關系，兩者雖在波動程度上有差異，但是走勢方向基本一致。

1997～2002年我國經濟受到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經濟增速放緩導致了通貨膨脹的降低，實際上出現了通貨緊縮的壓力，從圖形中可以看出1998～2000年CPI指數低于100，遠遠低于1994年的水平，與此同時，產出缺口也有一個下降，呈現了負的產出缺口。從2002年以后，通貨膨脹率伴隨經濟回暖而上升，產出缺口也逐漸從負值走向正值。

以上的對比說明了這樣的結論：若實際產出大于潛在產出，即產出缺口為正值，則經濟中就會出現通貨膨脹的壓力，政策制定者則需要采取從緊的財政貨幣政策，防止經濟的過熱；反之，如果產出缺口為負值，經濟增長放緩，則意味著通貨膨脹壓力減輕，追求經濟的繁榮成為政策導向，政策制定者應當采取寬松的財政貨幣政策，拉動需求，防止有效需求不足帶來的通貨緊縮，以此來刺激經濟的增長。

(二)通貨膨脹對產出缺口反應程度上存在不確定性。從圖中可以看出通貨膨脹和產出缺口的圖形波動程度上有差異，1989～2008年間，在1994年通脹率達到了頂點，但是產出缺口并沒有出現最大限度的上升，而與此同時，在2008年產出缺口達到最大值的時候，通脹率也是遠低于1994年的水平。由此可以看出，兩者走勢雖在方向上是一致的，但是影響程度上還是存在不確定因素。

通貨膨脹對產出缺口反應程度的不確定性是探討一國菲利普斯曲線中的通貨膨脹與產出缺口替代關系穩定性的重要內容。它直接影響到央行對經濟形勢的判斷，進而影響到一國經濟決策的制定。產生不確定的原因在于，在通貨膨脹對產出缺口的調整機制中，存在著影響通貨膨脹對產出缺口做出調整的因素，并且在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就有可能使得通貨膨脹對產出缺口的反應程度具有不確定性，進而會改變通貨膨脹與產出缺口之間的替代關系，而中央銀行也就無法利用這一替代關系，通過控制產出缺口預測和實現預定的通脹目標。

四、總結

本文利用HP濾波方法估計我國近年(1989～2008年)的產出缺口狀況，并做出產出缺口與通貨膨脹的折線圖進行比對，發現經濟過快發展是我國近年通貨膨脹的主要原因。2007～2008年我國經濟出現了一個過熱的增長態勢，使得宏觀經濟面臨較大的通貨膨脹壓力，這也反映在了圖中。2008年下半年以來，在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下，我國經濟出現了較大的下行壓力，通貨膨脹率也出現了下降的趨勢，此后，政府的刺激政策在保證經濟穩步發展的同時，也使得通貨膨脹有所反彈。這一點也表明了產出缺口和通貨膨脹的正相關關系。同時我們發現，就我國目前的經濟形勢來看，中央銀行還無法利用這層關系準確地調控經濟。因此，政府應當努力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提高生產的科技含量，逐步淘汰落后產能，不斷優化總需求的結構。在需求管理方面，提高政府政策透明度來穩定公眾預期，從而避免出現較嚴重的通貨膨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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