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21 17:1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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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規定商品流通企業的進貨費用計入存貨成本
原準則規定,商品流通企業存貨的采購成本包括采購價格、進口關稅和其他稅金等,在采購過程中發生的運輸費、裝卸費、保險費、包裝費、倉儲費等費用在其發生時確認為當期費用,運輸途中的合理損耗、入庫前的挑選整理費用等,直接計入當期損益。
新準則不再區分企業的性質是工業企業還是商品流通企業,存貨采購成本包括的內容都是一致的。根據新準則的要求,可以將在采購過程中發生的運輸費、裝卸費、保險費、包裝費等費用按照合理的分配辦法計入存貨成本。倉儲費(不包括在生產過程中為達到下一個生產階段所必須的費用)在發生時確認為當期損益,不計入存貨成本。在實務中,企業也可以先進行歸集,期末再根據所購商品的存銷情況進行分攤。對于已售商品的進貨費用,計入當期損益;對于未售商品的進貨費用,計入期末存貨成本。如果企業采購商品的進貨費用金額較小的,可以在發生時直接計入當期損益。
2.明確勞務成本可計入存貨成本
原準則未就為提供勞務而發生的相關費用是否應計入存貨成本予以規定。新準則明確規定:“企業提供勞務,所發生的從事勞務提供人員的直接人工和其他直接費用以及可歸屬的間接費用,計入存貨成本”。這一變化使得存貨的內涵不再局限于原材料、庫存商品等實物范疇。
3.放寬制造費用分配方法的選擇
原準則在規范確定存貨的加工成本時,列舉了可選用的制造費用分配的方法、聯產品加工成本可選用的分配方法,并規定了主副產品加工成本的分配方法。
新準則僅僅提出“企業應當根據制造費用的性質,合理地選擇制造費用分配方法”、“在同一生產過程中,同時生產兩種或兩種以上的產品,并且每種產品的加工成本不能直接區分的,其加工成本應當按照合理的方法在各種產品之間進行分配”,未在準則正文中對制造費用分配等方法進行列舉,企業可以根據自身業務的實際情況選擇適當的分配方法分配制造費用。
4.允許部分存貨的借款費用資本化
原準則不允許將存貨的借款費用資本化。《企業會計準則第17號——借款費用》規定,符合資本化條件的資產是指需要經過相當長時間的購建或者生產活動才能達到預定可使用或者可銷售狀態的固定資產、投資性房地產、存貨等資產。可見,新準則擴大了應予資本化的資產范圍,某些特殊行業,如造船、飛機制造等機械制造企業,將允許用于存貨生產的借款費用資本化,計入存貨成本。
(二)其他來源存貨的計量變化
1.投資者投入存貨的成本必須公允
原準則規定,投資者投入存貨的成本,應當按照投資各方確認的價值確定。《企業會計準則第1號——存貨》在這方面強調了公允價值的運用,規定投資者投入存貨的成本應當按照投資合同或協議約定的價值確定,但合同或協議約定價值不公允的除外。在投資合同或協議約定價值不公允的情況下,按照該項存貨的公允價值作為其入賬價值。
2.關于非貨幣性資產交換取得存貨的計量
原準則規定,非貨幣性資產交易一般不允許使用公允價值,通常不確認損益。換入的存貨按換出資產的賬面價值加相關稅費(減進項稅額)入賬;涉及補價的,還應加上支付的補價(支付補價方)或減去補價加上確認的營業外收入(收到補價方)。
根據《企業會計準則第7號——非貨幣性資產交換》,存貨的初始計量較為復雜,首先要對交易進行判斷,判斷非貨幣性資產交換是否同時滿足兩個條件:具有商業實質以及換入資產或換出資產的公允價值能夠可靠計量,同時,要看是否涉及補價。未滿足上述兩個條件的,換入的存貨按換出資產的賬面價值加相關稅費(減進項稅額)入賬;涉及補價的,還應加上支付的補價或減去收到的補價,不確認損益。滿足上述兩個條件的,換入的存貨按換出資產的公允價值加相關稅費(或減進項稅額)入賬;涉及補價的,換入存貨的成本與換出資產的賬面價值加支付的補價、應支付的相關稅費之和的差額計入當期損益,或換入存貨的成本加收到的補價之和與換出資產的賬面價值加應支付的相關稅費之和的差額計入當期損益。
3.關于債務重組取得存貨的計量
原準則規定,債權人因債務重組取得的存貨按重組債權的賬面價值和相關稅費計量,不確認損益。根據《企業會計準則第12號——債務重組》,以非現金資產清償債務的,債權人應當對受讓的非現金資產按其公允價值入賬。重組債權的賬面余額與受讓的非現金資產的公允價值之間的差額,計入當期損益。如果債權人已對債權計提壞賬準備,應先將該差額沖減壞賬準備,壞賬準備不足以沖減的部分,計入當期損益。
4.關于企業合并取得存貨的計量
與原準則相比,新準則新增了企業合并取得存貨的成本計量的規定。根據《企業會計準則第20號——企業合并》,企業合并分為兩類:一是同一控制下的企業合并,指參與合并的企業在合并前后均受同一方或相同多方最終控制且該控制并非暫時的。二是非同一控制下的企業合并,指參與合并的企業在合并前后不受同一方或相同的多方最終控制。兩種不同的企業合并下,存貨的計量有所不同:
(1)同一控制下的企業合并:其實質相當于企業集團內部的交易,所以,同一控制下的企業合并取得的存貨應按合并日在被合并方的賬面價值計量。
(2)非同一控制下的企業合并:這一合并下取得的存貨應按合并日存貨的公允價值計量,但前提是其所帶來的經濟利益很可能流入企業并且公允價值能夠可靠地計量。
二、發出存貨成本計算方法的變化
(一)取消了先進先出法
原準則規定,確定發出存貨的實際成本可以采用的方法有個別計價法、先進先出法、加權平均法、移動平均法和后進先出法等。
新準則考慮到后進先出法并不能真實地反映存貨的實際流轉,因此規定企業確定發出存貨的成本的方法有四種,分別是先進先出法、加權平均法(包括移動加權平均法)和個別計價法。企業不得采用后進先出法確定發出存貨的成本,這與國際準則的有關規定是一致的。
(二)取消了接受捐贈存貨成本的確定的相關說明
在原準則的基礎上,新存貨準則中刪去捐贈方提供了有關憑證和捐贈方未提供憑證情況下企業接受捐贈存貨成本確定的說明,因為在新準則體系中重新引入了公允價值計量屬性,接受捐贈及盤盈存貨的成本可通過相關存貨的公允價值加上相關的稅費確定,無需再做出專門的規定。
(三)細化了盤虧毀損存貨的處理
原準則規定:盤虧或毀損存貨造成的損失,應當計入當期損益。新存貨準則規定:企業發生的存貨毀損,應當將處置收入扣除賬面價值和相關稅費后的金額計入當期損益。存貨的賬面價值是存貨成本扣減累計跌價準備后的金額。存貨盤虧造成的損失,應當計入當期損益。
三、存貨期末計量的變化——取消了周轉材料的分期攤銷法
資產負債表日,存貨依舊應當按照成本與可變現凈值孰低計量,新準則中有關可變現凈值的確認方法與原準則的相關規定一致。變化在于,新準則進一步明確了低值易耗品和包裝物采用一次轉銷法或者五五攤銷法進行攤銷,并計入相關資產的成本或者當期損益,取消了分期攤銷法。
參考文獻:
[1]財政部.企業會計準則2006.經濟科學出版社,2006.
[2]會計準則研究組.會計準則重點難點解析.大連出版社,2006.
關于流坑村,幾年來我們已經發表了多篇文章[4],故這里不重復介紹。本文所使用的基本資料──《撫樂流坑董氏復彥房譜》,是流坑董氏第三級宗族組織中最大的一房──復彥房的房譜。流坑現能看到的20余種族譜中,唯一的大宗譜修成于萬歷十年(1582年),早期的記載也并不完整,用于計量研究不夠理想。而八個二級宗族組織的宗譜,最后編修時間多屬清代,只有文晃房譜成于1936年,歷時最長,內容也很充實,可惜我們未能借出復印,暫時無法使用。故只好退而求其次,根據成譜時間、內容和保存情況,以流坑董氏房之一的胤隆房下之復彥房房譜作為研究對象。
復彥房的房祖,是流坑董氏第19代的復彥公,由此下至第36代,共18代。該譜記載的人口歷時跨度,從明中期的1436到民國的1936年,正好500年。由于記載開始時流坑宗族組織已經高度發展,按時修譜有制度保障,本房士紳亦比較多,故內容較為翔實和完備。另外本房是流坑諸房人數最多者之一,又絕大多數居于流坑,在外者很少,所以數據更具完整性。
本譜樣本總數為7083人,其中男性4349人,女性2734人(均為男性配偶)。男性生年記錄可確知和大致推出者4260人,占男性人口的97.95%;女性則為2297人,占女性人口的84.02%。男性有卒年記錄以及修譜時尚存活者2510人,占男性人口的57.71%;女性為1956人,占71.54%。生卒年記錄均詳的,男性1969人,占男性人口的45.27%;女性1530人,占55.96%;如包括修譜時尚存活者,則男性為2509人,占57.69%,女性1915人,占70.04%。
由此可見,復彥房譜的人口記錄不僅數量較大,而且相對而言也較為完整[5]。特別是3499個生卒年俱詳的記錄,對我們分析人口狀況及其變動,尤為重要的資料。
這樣一個有30個字段的數據庫,基本可以全面反映該譜的所有人口信息,并較為方便地編制程序進行各種統計和檢索。
婚姻基本狀況
一、婚姻締結
*比率此項,所統計僅為22代至34代,而略去了基數太小的19、20、21代和修譜時年齡尚小的35、36代。
根據上表,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幾點認識:
第一,復彥房男子結婚人數(等于全部配偶數)只占全部男子數的57.8%左右。這個比例,在已有的統計數字中是比較低的(如劉翠溶對南方23個家族的同一統計數字是65.9%[6],而毗鄰的宜黃北山黃氏則為71%。)。由于本數字已經略去了修譜時年齡普遍尚小的世代,且漏載數量不會很多,所以導致其偏低的可能原因只有兩個,即早卒未婚和成年未婚的人數較多。據上表,50歲以上未婚而卒的男子為66人,占1.5%。因這個數字僅是有生卒時間者,故偏低;如與生卒時間俱全的男子總數相比,則上升到2.6%。筆者另統計了30歲以上到50歲以下死亡的未婚男子,結果是占男子總數的2%和生卒時間俱全的男子3.4%。但二者相加最高仍不超過6%,說明男子30歲以下未婚而卒的達34%以上,即未婚的主要原因是早卒,排除這一因素,結婚是極為普遍的。然而男子未婚數量之大,畢竟值得注意,這將對生育率產生直接的影響,也從一個特定方面證明流坑未成年男性死亡率較高的事實。
第二,該房男子有較高的再婚率。在傳統社會中,由于死亡率高,較高的再婚率乃是普遍的事實。但是流坑繼室與元配比為22%,不僅大于宜黃黃氏家族的15.5%,也大于劉翠溶調查的23個南方家族中的任何一個(以下所稱南方家族,均指此),并比其平均數字高出近一倍。本譜中妻子被丈夫生出的情況極為少見,不構成再婚的一個要素。求其緣故,當地童養媳較多似為一重要原因。道光年間,流坑一位老儒提到家族中“童養之婦,世俗動以未合不成婦而為辭,往往兄亡
弟收,弟亡兄收”;又反對溺女,贊成“與他姓童養為婦”[7],可證當地有此習俗。檢索本譜有確切生卒時間的成員,有13位夭亡于10歲以下的男孩是已婚之身,另有9位元配死亡年齡在10歲以下,因本譜對配偶未過門即死亡的均有說明,則這些男孩的妻子和早死的元配屬于童養媳無疑。而下面我們會看到,流坑元配妻子的結婚年齡明顯低于其他地方,說明童養媳可能非常普遍。由于她們具有更多的死亡歷時,所以童養媳多必然導致男子的再婚率高的事實。再看這里的男子三婚率和四婚率,分別為18.3%和18.6%,也高于劉氏的數字,似也可以由此得到解釋。
第三,復彥房男子納妾的現象較少。妾只占全部配偶的0.6%,在劉氏研究的南方家族中居于非常低的水平而大大低于平均數(3.7%)。從另一個角度看,納妾男子只占結婚男性的0.89%(21位側室分屬19位男性),也充分說明了這一事實。據劉氏的研究,城鎮家族的納妾比例較高,以江西本省的南昌東關甘氏為例,其比例為8%,13倍于復彥房。流坑基本上屬于農村聚落,低于城鎮家族亦在情理之中。但值得注意的是,第一,宜黃黃氏家族的納妾比例也比較低,為2.3%,這也許示意著贛中農村的共性;第二,復彥房納妾行為始于27代,其時間大致為17世紀末到18世紀中葉,正好是該房竹木貿易大發展的時期,這不是偶然的。再看表二:
*此二人均納二妾。
從表二可知,取妾者近70%為有各種身分之人,平民只占31.6%(納妾數則為28.6%)。而根據我們的研究,這些有身分之人除儒士(童生)和秀才外,全是通過捐納取得地位的,且幾乎全是商人。即使是表二之平民和童生、秀才中,也有若干商人子弟。所以我們可以認為,流坑士紳特別是商人家庭,納妾的可能性遠大于一般家庭;也就是說,流坑清代納妾現象的發展,和當地竹木貿易的發展直接相關。這和劉翠溶的研究有一致之處。
二、初婚年齡、夫妻年齡差和平均年齡
初婚年齡,族譜中均不記載,但可以通過父母(元配)與長子的年齡差大致加以推斷。筆者將復彥房無女兒的家庭挑出,統計得到該房長子出生時夫妻的平均年齡,夫齡為28.70歲,妻齡為23.12歲。而劉翠溶對南方十五個家族的統計數字是,夫齡在27至31之間(筆者據以計算其平均數為28.56),元配年齡為24至25歲(平均數24.76)之間。兩相比較,流坑男性在長子出生時的年齡非常接均數字,但女性則低于平均數1.64歲,也低于十五個家族中的任何一個,說明流坑女性婚齡顯著偏小。如果我們按照劉女士的推算方法,假定由結婚到長子出生間隔為三年[8],那么流坑的平均初婚年齡大約在男25.70,女20.12歲左右。這組數字的意義在于,雖然大量存在早婚的事實,但男性平均婚齡并不太小,也就是說實際上仍有相當多的人是在比較大的年齡上才結婚的。而女性婚齡偏小,可能印證了當地收養童養媳之風較甚,這在上面已經提到了。
依據族譜中每一對夫妻生日(如果有記載的話),即可以知道他們之間的年齡差。表三的第一欄即是元配、繼室和側室與丈夫的平均年齡差。丈夫比元配要大近5歲(這和上面根據長子生育時間計算出來的初婚年齡差5.58歲相近),這是一個比較高的數據[9],再次證明了女性結婚年齡偏低的事實。而且顯然,隨著婚姻次數的增加,丈夫與配偶之間的年齡差距也逐漸拉大。這表明,流坑男性在妻子死后再次結婚時,更傾向于選擇較年輕因而可能未婚的女性。而比較年輕女性的家長愿意把女兒嫁給董氏年齡較大的男子,則可能是董氏在當地有較為突出的社會和經濟地位所致。
不過盡管如此,我們仍然可以發現有一定數量的女性年齡大于她們的丈夫。元配組為五分之一強,這個數字在北方地區無足稱道,但在南方就是特別高者。就是繼室組也高達8.68%,接近于南方地區一些家族元配的水平[10]。甚至再繼之中,她們也依然存在。故而流坑男子娶妻并無男必須大于女的約束。但檢索的結果表明,極少有妻子比丈夫大10歲以上的事實(元配亦只有0.14%),而且還有一部分大妻其實與丈夫為同年出生的同齡人(元配3.01%,繼室1.74%),這與丈夫常常大于妻子20、30歲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根據生卒時間俱全的記錄,統計得到復彥房男性平均年齡為42.84歲,女性為47.04歲。女性壽命長于男子,這是一般的通例,可是這里女性平均年齡超過男性較多,原因在于女性多為成年嫁入,不像男性有許多夭殤者進入統計。
三、守寡與醮出
由于復彥譜對女性生、卒記載不如男性詳盡,特別是醮出者的卒年一律闕如,表四a、b的守寡數字,只是配偶雙方有明確生、卒時間記錄從而可以判定的寡婦和有“出”即醮出記載的寡婦數字,很不完全。盡管如此,其仍然可以幫助了解流坑女性守寡和出醮的一些情況。本表只列出數據較充分的元、繼配的數字,再繼和三繼因數據較少從略,但保留側室的數據以為參照。
復彥房的婦女元配守寡的比例為43.89%,繼室為45.59%,總比例為47.28%,接近半數。雖然明顯低于劉翠溶的南方15家族57.9%的平均守寡率,但也還合理。值得注意的是元配45歲以上的守寡人數少于45歲以下者,與南方諸家族情形完全相反,只有繼室是45歲以上組大于以下組。如果不是因為有大量無法歸屬的數據存在影響了計算精確的話,則首要的一個原因可能是,復彥房未成年男性的死亡率較高,這對元配45歲以下守寡比例較高是有影響的。而且劉氏的45歲以下組只包括20到44歲的妻子,沒有計入事實上并不算少的20歲以下的寡婦(如上面提到的童養媳中的一些人及其他低齡妻子)。復彥房元配中20歲以下的寡婦為43人,占總數的6.07%,減去她們后差距就有所減少(46.61對33.90變為40.54對33.90)。從理論上說,該房妻子的平均壽命是47.04歲,丈夫的平均壽命為42.84歲,由于婦女婚齡偏低,夫婦之間有約5歲的年齡差,故婦女37歲時就有極大的守寡可能性,所以45歲以上者守寡比例有限。
另外從總體上看,隨著婚姻次數的增加,續娶配偶守寡的比例也有所提高,這顯然是因為繼妻與丈夫的年齡差越來越大的緣故。
再看醮出。復彥房共有元配女子235人醮出,是所觀察的元配寡婦總數的33.19%。即是說,大體上守寡的元配里面,每三個就有一個改嫁。而在總體上,大約每四個寡婦會有一人改嫁。所以,宋代以來理學家們和政府努力提倡的極度貞節觀,在贛中農村和許多地方一樣,實際上并未能成為支配的觀念。當時流坑的一位士人說:“守貞難得三從,自是經常;逐物易移再醮,亦屬權變。與其奔而玷戶,不如改節以棲身”[11],這很可以說明當時社區精英們對此也是持寬容態度的。當然,流坑至今還能發現一些清代官員表彰節烈女子的牌匾,族譜里面也不乏類似的文字和榜樣,但這種極力的贊美與提倡,恰恰說明當時社區中大量存在的,其實是相反的事實(復彥房譜的《貞節傳》收入33人,僅占婦女總數的1.21%而已)。
再一個明顯的情況是,45歲以下寡婦改嫁的比例遠遠超過以上者。表中元配是15倍,繼室則是8倍。計算兩組寡婦改嫁的比例(醮出人數/守寡人數),45歲以下組為26.05%,以上組則為2.32%。前者也是后者的11.23倍。因為有大量不詳歸屬于何組的寡婦和醮出者,這兩個比例肯定都偏小。如果將不詳歸屬的寡婦按1:1分到兩組,即使按照2:1的比例分配不詳歸屬的醮出者,45歲以下者仍將達到43.83%,以上者則為17.97%;如按3:1分配醮出者,這兩個數字則為46.60%和11.89%。可以認為,復彥房的妻子如果不到45歲死去丈夫,近半數甚至更多會改嫁;以上組就少得多,最多不會超過20%。
復彥房娶進女子與女兒所嫁姓氏極其近似。前十位中有9個相同,而且位次和總比例也很接近。前二十位中則有18個相同,即90%保持一致。這說明,該房無論嫁娶,通婚對象均很一致,而且主要是固定在一二十個姓氏上(按:通婚姓氏總數為107個)。這種通婚對象的相近有諸多原因(詳下),其中亦包括“親上加親”的傳統習俗,以及在社會交往較少的情況下出嫁女性在助成婚姻方面的重要作用。能夠說明這一點的一個現象是,譜中母親和女兒出嫁對象的姓氏往往相同。房譜共計949位女性有生女記載,生女2243人,內1240人有所嫁姓氏記載,而與母姓相同的為135人。可知14.23%的母親至少有一位女兒會嫁給自己的同姓;10.89%女兒的夫君與母親同姓。如果說這一比例還不算高的話,房譜還表明,有更大數量的女兒出嫁后婆家之姓與其繼母、嫂子或嬸子相同,這更能反映同樣的事實。
根據梁洪生對流坑其他房支明中期到近代婚入姓氏的統計,胤明房前15位依次為王、陳、曾、黃、丁、張、胡、譚、吳、鄧、詹、徐、袁、樂、邱;坦然公房為王、陳、曾、丁、邱、黃、譚、張、詹、元、鄧、闕、劉、謝。比較起來,復彥房前15名與二者相同的均有10位(66.67%)。這說明整個流坑的通婚對象有很大的共同性。但某些姓氏的出入,特別是某些房位置在前的姓氏在另一房可能位次很后,如復彥房列第九的謝氏在胤明房的的前15名中蹤跡皆無,而胤明房的樂氏和坦然房的闕氏在復彥房的通婚對象中僅都只有0.32%,僅在30位左右。個中差別,說明各房的通婚對象亦具有一定的特點。
復彥房90%以上的通婚對象在本縣范圍內,這是傳統農村社區帶有普遍性的現實。但有兩個現象應該關注:一是仍然有一定的跨縣甚至跨省的婚姻,主要是入嫁女性有11.34%來自縣外;二是娶入和出嫁,亦即男女兩方面之通婚地域有微妙的差異,男子在外縣娶妻的比例大大高于女兒出嫁到外縣,且有1.14%的跨省婚姻。這表示,當地婚姻并不是完全封閉的,男性獲得配偶的范圍尤較女性為大。仔細觀察上述地點可以發現,縣外婚姻較多地集中在永豐和贛江、長江水道上(湖北一例為小池,江蘇一例為南京)。流坑所在的“下樂安”地區本屬永豐,南宋才分出,但歷來方言、風俗一致,交通便利,至今居民心理上仍很親密。而恩江經永豐下注贛江,經吉水、樟樹、豐城、南昌、鄱陽湖到長江中下游的水道,則是流坑竹木貿易的主要路線。明乎此,就可以理解上述地點的分布。另外跨省婚姻中湖南和浙江兩例,都是外出做官者娶的側室,乃是男性社會政治活動的結果。所以,這里傳統社會中主要由男子進行的各種超越社區的經濟、文化和政治等方面的行為,是部分打破通婚圈的封閉的主要原因。
同姓氏一樣,在復彥房100個左右的通婚地點中,有一二十個最集中的地點,而全部又都在樂安南部的恩江流域即所謂“上樂安”地區,具有非常高集中性。從地圖上看,這塊地域南北約50公里,東西40公里,即董氏的主要通婚圈。由于大族聚族而居,所以這和上面姓氏的集中實際上是相通的。雖然同地未必同姓,但同姓的比例很高。以幾個大姓為例,見表十:
上表是根據譜中出嫁地和所嫁姓氏俱全的記錄,統計得出的從十大通婚姓氏主要居住地婚入女子在所有同姓配偶中所占比例。其從近80%到20%不等,成為相同姓氏中的主要通婚對象。其實,有不少同姓本為一支所孽,如譚港、員陂、官莊等處的黃氏,水南和蓮河等處的丁氏,將他們合并計算后,黃、丁二氏的比例即上升到53.85%和97.22%。所以流坑董氏的通婚對象,實際上主要為一些類似董氏這樣在當地有地位和影響的聚族而居的大家族。當然,也有的地方雜居程度很高,如縣城21個婚入的女子分屬10個姓氏,這是城鎮的特別之處,體現了流坑董姓在縣境內的地位及其與縣城士紳的較深關系。
流坑的婚姻,確實存在著一個空間狹小、大家族之間世為婚姻的固定圈子,這是不容置疑的。這種圈子的形成,除了是上面指出的歷史、風俗和交通、商貿等因素的產物,還與鄉村宗族成員和精英人物試圖獲取和保持社會聲望和地位,維系宗族組織的穩固與和諧相關聯。明代中、期以來一批董氏士紳不斷地在加強宗族的制度化,其中就包括加強婚姻限制。由知縣董極撰寫的萬歷大宗譜之祠規,明定可以通婚的若干“鄉中世姓與凡清白守禮之家”。有敢于“開列之外,乖亂成法,”“貪利忍恥,將男女約婚小姓”者,處以“罰銀十兩”和“追譜黜族”的嚴厲處分[13],在若干族譜里我們看到一些具體事例,證明這一規定曾確實得到執行,其對世婚的確定和維持作用,自不待言。所以,至少在較早的譜牒中,出嫁地和嫁入地的明確記載,是有一定的社會意義的。
然而也需看到,復彥房存在著不少與小姓結婚的例子,約40個僅一、二見的婚入姓氏,恐怕多屬于此。其中如蕪頭的周氏,燒元的李氏,在其他房譜內明見娶而受罰的記錄;又如藍、鐘、賴、雷之類的姓氏,應為客家山民,也不屬于世族。更值得注意的是有兩個族人娶了本村的外姓女子(一姓李,一姓羅),我們知道,村中極少數的外姓人均為董族的佃仆賤役,其為嚴禁通婚的對象無疑。可是復彥譜中竟無一人因此而有受處罰的記錄,令人囑目。這些現象較多發生在29代也就是清代中期以后,可能表明隨著乾隆以來人口的急劇增長和商貿活動的發展,流坑通婚世姓的傳統規條有所松動。這對于我們研究流坑董氏家族的解體過程,有一定的意義。不過,某些房這一時期制定的家法還在強調“娶必相當,先分良賤;配非其偶,重玷門楣。如果貪財辱宗,定行削譜黜族”[14],并且確有具體記載,表明各房之間這種松動的程度是不同的。
進一步觀察復彥房紳士家庭的婚姻情況,我們還可以得出一些有趣的認識。這里所說的紳士,是指包括童生以上有科舉名分或通過捐納、軍功等途徑得以取得散官或實職者。請看表十一和表十二:
比較表十一、十二可以看出:復彥房的士紳無論娶妻嫁女,在可能的情況下總是追求門當戶對,所以該房絕大多數對方為紳士的婚姻(婚入為93.75%,出嫁為82.35%)都發生在這個圈子里頭,普通成員極少。反過來說,對方之所以愿意與其通婚,也是因為其社會地位相近。表十三可以進一步說明這一點:由表中可見,復彥房的士紳主要是兩類人,一是低級的科舉功名的獲得者,一是捐納人員(本表國學以下至議敘全為捐納所至),二者的地位都不高。他們的親家,也完全是這兩類低級士紳。但他們之間同一身分者數量多較懸殊,則表明他們在結親時并不要求絕對對等,兩類人員間也沒有明顯的隔閡。超級秘書網
但是在另一方面,事實上他們也遠遠達不到真正的門戶相當。只有7.59%的士紳在娶妻時、7.09%的士紳在嫁女時能夠如愿以償,大部分則只能與平民通婚。從全房的范圍來說,在婚入和出嫁的兩種場合,董氏的親家中紳士都只占1%多一點,所以實際上,當地社區中士紳通婚的次數,在總數中是不足道的。復彥房的紳士人數該房是男性成員的9.08%(395/4349),其和親家的差距也許反映了流坑紳士比例較高的特點(流坑董氏利用族大人繁、控扼河流,壟斷流域的竹木貿易后,大量捐納職、監和資助子弟讀書,形成了較大的商人和生、監群體,這方面深入的計量研究,將另文探討),這也是他們會較多地與平民通婚的原因之一。當然這些平民可能較為富有,而不是下層的貧民。
注釋:
[1]本文是流坑研究計劃的一部分。該項研究工作主要由江西師大歷史系的梁洪生副教授和我進行,并得到了周鑾書研究員、鄭振滿博士的指導和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的資助。本文計算和寫作過程中,又得到了曹樹基博士和胡振鵬博士的熱忱幫助,在此一并致謝。
[2]劉女士有關研究成果很多,最集中和完整的見《明清時期家族人口與社會經濟變遷》,臺灣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1988年6月。
[3]《宜黃北山黃氏之成長與社會經濟活動》,《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臺北,1989。以下有關這個家族的情況,均據此文。
[3]梁洪生:《家族組織的整合與鄉紳──樂安流坑村“彰義堂”祭祀歷史考察》;邵鴻:《竹木貿易與明清贛中山區土著宗族社會之變遷──樂安縣流坑村的個案研究》,俱見周天游主編:《地域社會與傳統中國》,西北大學出版社,1995年10月。梁洪生:《社區建設實驗──江右王門學者與流坑村》,1995年香港“經營文化:中國社會單元之組織與營運”學術討論會論文。梁洪生:《流坑村何楊神崇拜考述》;邵鴻:《明代江西農村社區中的會──以樂安縣流坑村為例》,俱見《南昌大學學報》贛文化專號,1996年。
中圖分類號G30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674-6708(2013)90-0001-02
0引言
國際科學史權威刊物ISIS是由科學家薩頓1912年在比利時創刊。1913年三月出版第一卷至今,已出版103卷。薩頓作為《ISIS》第一任主編,對《ISIS》具有巨大的貢獻。薩頓在《ISIS》的首卷第一期《ISIS之目的》一文中明確指出:“《ISIS》是哲學與科學的哲學雜志;是歷史與科學的歷史雜志;是社會學與科學的社會學雜志。”[1]
很顯然,ISIS是集人文科學、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于一身,熔科學史認識論、方法論和價值論于一爐,是一份綜合性很強、內容豐富、水平很高的國際科學史權威刊物,被譽為百科全書式的雜志[2]。本文主要選取ISIS(1913-2012)的研究論文作為研究對象進行計量研究。
1 ISIS研究論文的內容計量分析
根據ISIS的目錄,本文主要選取研究論文按學科和斷代進行計量統計。按學科可分為數學科學、物理學、生物學、地球科學、醫學、技術、其他;本文以十年為時間單位并將分類的研究論文數占總研究論文數的20%作為劃分熱點的標準對ISIS研究論文進行計量統計,詳見表1。
按斷代分為古希臘時期、中世紀時期、16世紀~21世紀和其他。詳見表2。
從表一數據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ISIS(1913-2012)研究論文的領域統計分類所占比例分別為數學8%,物理科學28%,生物科學9%,地理科學4%,醫學7%,技術4%,其他40%,總計1794篇。
很顯然,在1913-2012年這100年中物理科學的比重平均超過20%,一直是科學史研究的熱點,這與物理科學是自然科學的研究熱點關系密切相關。數學在1913-1922十年中,比重超過20%,可以稱為是階段研究熱點。其他類所占比例遠遠超過20%,這是由于其中包括科學社會學和人類學視角受到更多的關注。
從表2ISIS研究論文的內容斷代中得出古希臘和中世紀的比例呈下降趨勢,而19和20世紀呈逐漸遞增趨勢,這說明這兩個時間是研究熱點。其他類仍占有最多比重,這是由于20世紀以來科學社會和人類學普遍受到關注。
從圖表的數據顯示上看,現代科學史研究趨勢已超越古代科學史。從而反映出科學史的發展趨勢已從近代科學的源頭希臘科學向“現代性”型的科學通史轉化。不同的科學觀導致科學史的關注度不同,從而導致科學史的發展趨勢出現變化。20世紀以來80年代以來,科學史的發展趨勢已從科學思想史向科學社會史發生轉變,科學社會史成為科學史的新的研究熱點,備受關注。科學史的發展跡象也從實證角度向科學事實發生著更深層次的變化。
2結論
從上面對研究論文的計量研究判斷出這一時間科學史的研究熱點。依據圖一,就ISIS而言物理科學都是這一時間段的研究熱點,這說明物理科學就是科學史研究的熱點。生物科學和醫學都在呈上升趨勢,這說明他們有望成為科學史的新的研究熱點。依據圖二,我們得出19世紀,20世紀的研究占一半以上,這說明科學史的研究已接近現代研究,而不是以古代和中世紀為主。
通過分析100年來科學史權威刊物ISIS在研究論文方面的統計數據,大體反映了百年來世界科學史研究發展的基本趨勢。從科學史內在邏輯看,表現為從物理科學研究一枝獨秀到多門學科并舉;從科學史發展的社會與境看,交叉學科關注度的增加,反映了科學社會化程度的提高,對科學史的綜合研究已經成了當代科學史的一門顯學。正如袁江洋研究員所說,科學史正面臨著一場新的綜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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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計劃經濟時期,我國北方地區建設了大量的節能建筑,這些既有建筑內的采暖系統以單管順流式為主。由于單管順流式系統的用戶,一戶內有若干個產管,每根立管中的熱水自上而下流過每一層的散熱器后進入回水管,與大家設想的熱量計量條件不同:即每一戶只有一個給水入口和一個回水出口,具有測量流量和溫差的條件。因此有人認為單管順流式系統不可計量。實際上,不同的采暖系統形式,需采用不同的工作大批量制造的計量儀表。為解決既有建筑采暖系統的計量問題,我們在96年開始的中加合作項目--既有建筑節能改造中,對該問題進行了探討。
一、單管順充式系統供熱量計量的基本原理及方法
采用單管順流式系統的建筑物,在每一戶內,是以相互獨立的每一組散熱器來進行供熱的,戶內各房間的散熱器的相互獨立特點,可采用按照公式(1)原理制造的計量儀表。
(1)
式中:A、b--由實驗確定的散熱器系數;
β1、β2、β3、β4--與散熱器使用條件有關的系數;
F--散熱器面積,m2;
tp--散熱器平均溫度,℃;
--計量儀表的采樣周期,S。
由式(1)可見,只要測得室內溫度及散熱器平均溫度,確定儀表的采樣時間,即可得出散熱設備放出的熱量Q。測量tp的方法不同,熱量計量的方式也不同。目前按照式(1)制造的儀表有兩種,一種是蒸發式儀表,一種是電子式儀表。
二、既有建筑采暖系統熱量的計量方法
在既有建筑改造試點項目中,采用的電子式計量儀表就是通過測量散熱器的進出水溫度和室內溫度的方法,進行熱量計量的。散熱器的進出水溫度傳感器安裝在每組散熱器的進出水的支管上。這樣對于一個具體房間來說,房間供熱量QZ應是散熱器的散熱量與管道散熱量之和。
即:QZ=Q+QL(2)
式中:Q--散熱器散熱量,J
QL--管道散熱量,J。
理論分析表明,由于水溫不同,每層房間的管道散熱量不同。表1是一個具有6根立管、5層建筑物的管道散熱量占房間供熱量的百分比情況。采暖系統為異程式帶跨越管的單管順流式系統,兩根立管的間距為3.3m,建筑物層高為3.0m,立管6是最遠立管。由表1可知,不同樓層不同立管管道散熱量是不一樣的。靠近主立管處管道散熱量占房間供熱量的5.2%~10.1%,最遠立管為4.3%~7.0%,系統平均為6.35%。如果僅計算散熱器散熱量,則房間的供熱量將少計6.35%.
通過對歐美的采暖系統分析,我們發現,西方國家在計量中,不考慮管道散熱量是由于他們使用的管道直徑較小,或者有保溫,或者保溫后埋入地面內。這與我國的國情是不相符的。為此有必要探討一種既能減少水溫測點,又可提高計量精度的方法。
對于單管順流式采暖系統來說,房間供熱量應是散熱器的散熱量與管道散熱量之和。由于每個房間內的管道規格不同,水溫不同,因此每層房間的管道散熱量不同。對于圖1所示的立管來說,各層房間的供熱量應為:
(2)
式中:Q3L、Q2L、Q1L--第3、2、1層管道散熱量,W;
Q3、Q2、Q1--第3、2、1層散熱器的散熱量,W;
Q3L0、Q1L0--第3、1層編號為0的管道散熱量,W;
Qg3、Qhl--第3、1層立管與供水(回水)管道相連接部分的散熱量,W;
上述公式中,未知量太多,無法求解。需依據溫度敏感元件的設置情況,在補充若干個方程后,即可利用計算機求出各個房間的供熱量。
三、結果分析
1.無跨越管的單管順流式采暖系統
對于一棟5層的建筑物來說,理論分析表明,無跨越管的單管順流式采暖系統,進出水溫敏感元件可減少40%。為了對各種計量方式比較,將考慮管道散熱量以后,傳感器不減少時的測得的房間供熱量,計為方案1;將考慮管道散熱量以后,傳感器減少40%時測得的房間供熱量,計為方案2;將不考慮管道散熱量以后,傳感器減少40%時的測得的房間供熱量,計為方案3。經計算可知:
(1)計算管道散熱量以后,方案1和方案2相比,水溫敏感元件減少前后,測得的每個房間供熱量基本相同。每根立管上各個房間供熱量之和的最大誤差為-0.33%。整棟樓各個房間供熱量之和的平均誤差為-0.25%。這表明采用此法,整棟樓各個房間供熱量之和要多計算0.25%。
(2)如果不考慮管道散熱量,方案1和方案2相比,水溫敏感元件減少前后,得出的每個房間供熱量相關較大。每根立管上各個房間供熱量之和的最大誤差為8%。整棟樓各個房間供熱量這和的平均誤差為7.3%。這表明采用此法,整棟樓各個房間供熱量之和要少計算7.3%。
(3)方案2與方案4(水溫敏感元件不減少,但不考慮管道散熱量時)相比,得出每個房間供熱量誤差。經計算可知,如果不考慮管道散熱量,每根立管上各個房間供熱量之和的最大誤差為10.8%。整棟樓各個房間供熱量之和的平均誤差為6.62%。
(4)方案3和方案1相比,得出的每個房間供熱量誤差。可知:靠近主立管的立管所在的頂層和底層房間,由于不考慮管道散熱量,最大誤差為12.2%。其余房間最大誤差為10.4%。
由此可知在,利用較少的水溫敏感元件,對無跨越管的單管順流式采暖系統房間供熱量計量,是完全可知地的。同時使水溫敏感元件減少40%。這不但減少設備投資,而且減少安裝工程量。
2.帶跨越管的單側連接的單管順流式采暖系統
按照人們的習慣做法,帶跨越管的單管順流式采暖系統房間供熱量計量方法與無跨越管的單管順流式采暖系統一樣,需在每組散熱器的進出口設置溫度敏感元件。理論分析表明,有跨越管的單管順流式采暖系統,進出水溫敏感元件可減少30%。為了對各種計量方式比較,將考慮管道散熱量以后,傳感器不減少時的測得的房間供熱量,計為方案5;將考慮管道散熱量以后,傳感器減少30%時測得的房間供熱量,計為方案6;將不考慮管道散熱量以后,傳感器減少30%時的測得的房間供熱量,計為方案7。經比較可知:
(1)計算管道散熱量以后,方案5和方案6相比,水溫敏感元件減少前后,測得的每個房間供熱量基本相同。整棟樓各個房間供熱量之和的平均誤差為0.32%。這表明采用此法,整棟樓各個房間供熱量之和要少計算0.32%。
(2)如不考慮管道散熱量,方案5和方案7相比,整棟樓各個房間供熱量之和的平均誤差為7.19%.這表明采用此法,整棟樓各個房間供熱量之和要少計算7.19%。
(3)方案6和方案8(水溫敏感元件不減少,但不考慮管道散熱量)相比,得出的每個房間供熱量誤差。可知,如果不考慮管道散熱量,整棟樓各個房間供熱量之和平均誤差為7.02%。
(4)方案7和方案5相比,得出的每個房間供熱量誤差。可知:靠近主立管的立管所在的頂層和底層房間,由于不考慮管道散熱量,最大誤差為11.4%。其余房間最大誤差為10.9%。
在現代企業中,內部機構設置的科學性可以反映企業管理的先進性,而內部機構的設置具體又表現在人員的結構和分布上。在以前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商品稀缺,我國的企業機構設置呈“紡錘性”,企業的生產經營重點是生產,生產一線人員很多,而市場營銷人員利科研人員相對較少。隨著經濟的發展,這種機構的設置已遠遠落后于時代的要求。前不久,已經審理結案的全國最大的國企破產案――阿城糖廠的破產為此作了一個痛苦的注解。阿城糖廠擁有員工五千多人,“一年之內中層干部的人數增加了近4倍,從40人增加到了188人。但令人不解的是,在市場競爭日益激烈的情況下,該廠銷售人員卻一直沒有增加。”(引自中國電視報《新聞調查》)市場銷售人員僅二十多人。現代企業管理和營銷理論認為,市場經濟下,一個理想的人力分布配置應里“啞鈴型”,企業的科研人員和營銷人員相對來講應該較多,而生產人員應該較少。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可以按人力資源的作用即生產部門人力資產、管理部門人力資產和銷售部門人力資產對人力資產分別確認。這樣一來,信息需求者就可以了解企業的人力資源的分布,從而可以分析企業的人力結構是否合理,據此還可以作為預測企業的未來前景的工具之一。二、關于人力資產的特點
人力資產是相對于物資資產而言的,因此,搞清兩者關系是正確提供人力信息的前提。物資資產目前一般按流動資產和非流動資產兩大類來計量。非流動資產一般來說是一次性投入,并且企業一旦取得某項非流動資產,此項資產就屬于企業所有,企業對其擁有完全的所有權或控制權,然后按此項資產在企業收益的受益期長短來分攤其價值。流動資產流動性較強,一般是分期購買,分期計量。同樣,企業對其也有著完全的所有權。但“人”卻不同,“人”不僅是社會生產的基本要素和生產力的主導因素,還是有血有肉、有思想、會思維的高級動物。企業可以通過支付工資等費用來擁有人的勞動力使用權,但企業不可能對人本身擁有所有權和控制權。可見,人力資產的使用權和所有權是分離的。計量物資資產時,由于企業擁有對物本身的所有權或控制權,計量對象是物本身,計量人力資產時由于企業沒有也不可能擁有對人本身的所有權和控制權,如果把人本身作為計量對象是不恰當的。經濟理論告訴我們,企業所擁有或控制的只能是人的勞動力,也即人力資源的計量對象是勞動力,是人所具有的能力,使用該能力可以為企業創效益做貢獻。由于計量的對象是勞動力,而勞動力是沒有實物形態的資產,這樣一來人力資產就具有無形資產的特征。同時我們也知道,企業中的人力資產的流動性是不一定的,有的終生服務于企業,有的經常變換單位。也就是說在總體上人力資產既有流動資產的性質又有非流動資產的特征。三、關于人力資產的計量
由于人國資產具有上述特點,應該如何對其進行科學的計量呢?
目前,普遍的方法是將各種費用資本化或者將人力資產使用期間的各種費用折現,然后,再將其在以后期間內攤銷,這種方法類似于固定資產折舊的處理方法。但是,這種處理方法有很多缺陷。首先,該方法所涉及到的資本化或折現時間是主觀確定的,同時所用計量模式中涉及的有關數據,例如折現法中的原值,還要隨著時間的變化不斷調整。這樣一來,會計所提供的有關人力資源信息的可核性和反映真實性必然較低,從而信息的可靠性就受到懷疑。另外此方法的可操作性也很低。
我認為,我們完全不必利用上述方法來計量有關信息,而可以根據其不同的費用采取不同的處理方法。企業取得人力資產之前,必然要發生一定的費用支出,如招募成本,選擇成本,錄用成本,安置成本,取得人力資產后還要發生一定的培訓費。對于前者,由于費用是在資產取得之前發生的,并且費用的發生與資產的取得與否沒有直接關系,如果花費在特定對象身上的支出有效,也就是說,對某人力資產的費用支出結果是取得了該資產,那么此費用應該計入該人力資產價值,反之,如果也計入此人力資產的價值,則很不恰當,而是應作為當期費用處理(這類似于研究開發費的處理)。對于有效費用和隨后發生的培訓費如果有合同并且數目較大則在合同期內攤銷,如沒有合同則在三到五年或更適當的年限內攤銷;如數目較小,則作為當期費用處理(這類似干固定資產修理改良費的處理)。人力資產取得后,正常情況下企業都會每月支付工資,而支付工資是企業對勞動者的勞動力使用權的購買。
我們可以這樣認為,一項人力資產的取得,是企業多了一位供應商,此供應商供應給企業的是勞動力這一特殊的商品。在有效人才市場假設下,企業每月付款,供應商定期供貨,否則,如果供應商不滿意,就會停止供貨,這表現為員工離開企業,同樣如果企業不滿,則停止購貨,這表現為企業解雇員工。這樣一來,企業就好象在購買如原材料這樣的流動資產。會計處理時就可以參照類似于原材料等流動資產的處理方式,借記“人力資產”,貸記“應付工資”或“銀行存款”等科目。這樣做的原因或好處如下:
其一,這種做法所提供的信息的相關性較強。會計信息的提供也應貫徹“以需定產”的原則,從需求者的角度出發。我個人認為,會計信息的需求者更關心的是人力資源為企業創造的價值大小,期望人力資產信息能幫助他們預測企業未來的現金流量,對人力資源價值的需求相對而言要小些。也就是說,利益關系人并不太在乎企業人力資源本身的價值大小,他們更關注企業取得和利用人力資源的成本和人力資源給企業帶來的效益。
其二,此法的可靠性也較高。這里的會計計量所用的是投入價值中的歷史成本,而歷史成本的可靠性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前面已經講過,影響人力資源的因素有很多,除了工資因素以外還受工作環境和社會關系等各方面的影響,人們追求的既有物資上的享受又有精神上的滿足。而精神方面是難以衡量的。但在一個有效的人才市場中,買賣雙方必定會權衡自己物質上和精神上的得失,工資可以很好地充當交易的顯示器。長遠來看,如果交易價值較低則在某種程度上說明人力資產在該企業得到了較好的精神滿足,而人力資產精神的滿足程度又從側面體現了企業的人力資源管理水平高低。
按照中國保監會《保險公司非壽險業務準備金管理辦法》的規定,非壽險責任準備金包括:未決賠款準備金和未到期責任準備金
1.未決賠款準備金未決賠款準備金是指保險公司在會計期末對已發生保險事故應付未付賠款所提取的一種資金準備,一般包括已發生已報案未決賠款準備金已發生未報案未決賠款準備金和理賠費用準備金已發生已報案未決賠款準備金是指為保險事故已經發生并已向保險公司提出索賠,而保險公司尚未結案的賠案而提取的準備金;已發生未報案未決賠款準備金是指為保險事故已經發生,但尚未向保險公司提出索賠的賠案而提取的準備金;理賠費用準備金是指為尚未結案的賠案可能發生的費用而提取的準備金
2.未到期責任準備金未到期責任準備金,是指保險人為尚未終止的非壽險保險責任提取的準備金,包括保險公司為保險期間在一年以內(含一年)的保險合同項下尚未到期的保險責任而提取的準備金,以及為保險期間在一年以上(不含一年)的保險合同項下尚未到期的保險責任而提取的長期責任準備金
二未決賠款準備金的確認與計量
1.已發生已報案未決賠款準備金已發生已報案未決賠款準備金評估最常應用的技術是逐案估計法,即由經驗豐富的理賠人員對每一個已報案賠案的未決賠款成本進行估算,同時要考慮索賠自身的特點經濟環境等的變化在進行會計處理時,需要精算部門分別提供再保前和再保后的未決賠款準備金數據
2.已發生未報案未決賠款準備金對已發生未報案未決賠款準備金評估,通常采用鏈梯法案均賠款法準備金進展法賠付率法和B—F法等通過上述精算方法可以先計算出各事故年的終級損失,從終級損失中減去已決賠款,即得出未決賠款準備金的估計值,然后從未決賠款準備金的估計值中再減去已發生已報案未決賠款準備金金額,就得到了已發生未報案未決賠款準備金
借:提取未決賠款準備金——已發生未報案未決賠款準備金32109
貸:未決賠款準備金——已發生未報案未決賠款準備金323109
3.理賠費用準備金對于保險事故,保險公司除應支付給被保險人按照合同約定的賠償外,還應支付結案過程中發生的理賠費用,所以保險公司應當提取理賠費用準備金其中,直接發生于具體賠案的損失檢驗費律師費等為直接理賠費用,應提取直接理賠費用準備金;而不是直接發生于具體賠案的理賠費用為間接理賠費用,應提取間接理賠費用準備金
(1)直接理賠費用準備金評估直接理賠費用準備金的常用方法是比例法,該方法假設直接理賠費用與相應的賠款之間存在著一種相對穩定的比例關系,并且該比例關系的發展規律在過去和將來是一致的
借:提取未決賠款準備金——直接理賠費用準備11089
貸:未決賠款準備金——直接理賠費用準備金11089
(2)間接理賠費用準備金間接理賠費用準備金評估,需要首先確定間接理賠費用與已決賠款的經驗比率,然后假設間接理賠費用在立案時發生50%,其余50%在剩余的理賠過程中發生按照上述假設,就可以根據下述經驗公式估計間接理賠費用準備金:
間接理賠費用準備金=(已發生已報案未決賠款準備金×50%已發生未報案未決賠款準備金)×間接理賠費用與已決賠款的經驗比率
借:提取未決賠款準備金——間接理賠費用準備金
貸:未決賠款準備金——間接理賠費用準備金
三未到期責任準備金的確認與計量
未到期責任準備金作為保險公司履行未來賠付責任的資金準備,任何一家保險公司都要按照規定計提而且保險公司在評估未到期責任準備金時,還要對其進行充足性測試,如果未到期責任準備金不能滿足未來賠付費用等的需要時,還必須提取保費不足準備金未到期責任準備金的評估方法通常分為比例法和風險分布法其中比例法又可以分為1/24th法1/365th法等,主要適用于被評估險種或險類的風險分布比較均勻的狀況;而風險分布法分為七十八法則逆七十八法則流量預期法等,主要適用于保險期間較長的險種下面分別就上述方法予以介紹:
1.月平均估算法(1/24th法)
月平均估算法的理論依據是假定一個月所有承保的保險單是30天內逐日開出的,并且保險單數量保額保費服從均勻分布,這樣可以近似的認為所有的保單從月中開始生效,即對于每張保單當月僅能賺得半月的保費對一年期的保單,當月已賺保費僅是年保費的1/24
以一年期的保單為例,采用1/24th法評估未到期責任準備金,每年末的12月31日,可以根據下表所示的未賺保費因子來評估:
(1)2005年12月該公司提取的再保前的未到期責任準備金計算如下:
P12=1248*1/241296*3/241200*5/24…1164*23/24=1115.5
則2005年12月提取未到期責任準備金的會計分錄如下:
借:提取未到期責任準備金1115.5
貸:未到期責任準備金1115.5
(2)2005年12月該公司再保后的未到期責任準備金計算如下:
A12=998.4*1/241036.8*3/24960*5/24…913.2*23/24=892.4
2005年12月該公司應收分保未到期責任準備金計算如下:
應收分保未到期責任準備金=P12-A12=223.1
則2005年12月應收分保未到期責任準備金的會計分錄如下:
借:應收分保未到期責任準備金223.1
貸:提取未到期責任準備金223.1
2.逐日估算法(1/365th法)1/365th法是以日為基礎逐單評估未到期責任準備金的一種方法,所以又稱逐日估算法1/365th法是根據有效保單的天數來計算未到期責任準備金的,將所有保險期間在一年以下(包括一年)保單的未到期責任準備金進行加總,即可得到短期險未到期責任準備金;將所有保險期間在一年以上保單的未到期責任準備金進行加總,即可得到長期險未到期責任準備金通常情況下,保險公司采用1/24th法,1/365th法或者其他更為謹慎合理得方法評估未到期責任準備金特別是對于機動車輛法定第三者責任保險,根據《保險公司非壽險業務準備金管理辦法實施細則》規定,必須采用1/365th法評估其未到期責任準備金,而且采用1/365th法,其精確程度明顯要比1/24th法高得多
1/365th法未到期責任準備金計算公式為:
未到期責任準備金=保單未賺保費天數/保險期間涵蓋天數×保費收入
3.七十八法則與逆七十八法則對于某些特定的險種,隨著承保時間延長,風險逐漸降低或增大此時保險公司考慮近似選用七十八法則與逆七十八法則,評估未到期責任準備金例如,對于個人抵押商品住房保證保險,由于貸款余額的減少,風險分布呈現遞減的趨勢,可考慮采用七十八法則;而對于車輛保修期延長保險的風險在承保期內逐漸增加,則考慮采用逆七十八法則
七十八法則的計算公式為:
12
P12=∑(13-N)*XN/78
N=1
逆七十八法則的計算公式為:
12
P12=∑N*XN/78
N=1
N——表示月份數
P12——表示年底提取的未到期責任準備金
X——表示年度各月的保費收入
上述公式適用于一年期保單,分母78=1211…1;如果為兩年期的保單,分母則是2423…1=300
1)該公司2004年12月31日提取的再保前未到期責任準備金計算如下:
12
P12=∑(13-N)*XN/78=1233.1
N=1
借:提取未到期責任準備金1233.1
貸:未到期責任準備金1233.1
2)該公司2004年12月31日提取的再保后的未到期責任準備金計算如下:
12
S12=∑(13-N)*ZN/78=986.5
N=1
應收分保未到期責任準備金=P12-S12=246.6
借:應收分保未到期責任準備金246.6
貸:提取未到期責任準備金246.6
4.流量預期法流量預期法是以承保業務的實際風險分布為基礎計算未到期責任準備金的,這需要根據歷史經驗數據,對風險分布狀況和已賺保費比例分布進行估計
5.保費不足準備金按照保監會第13號令《保險公司非壽險業務準備金管理辦法(試行)》中第12條規定:保險公司在提取未到期責任準備金時,應當對其充足性進行測試未到期責任準備金不足時,要提取保費不足準備金因此,在按前述方法評估未到期責任準備金后,保險公司還需要預期未來發生的賠款與費用,就是用未到期責任準備金去乘以估計的賠付率與費用率,扣除投資收入的差額,與未到期責任準備金的賬面余額進行比較,檢查未到期責任準備金是否足夠充分并且按照《保險公司非壽險業務準備金管理辦法實施細則》的規定,未到期責任準備金的提取金額應大于或等于以下兩者中的較大值:
I.預期未來發生的賠款費用及再保支出的余額;
II.在準備金評估日假設保單退保時的退保金額
從會計核算的角度來看,保險公司提取責任準備金的目的是為了按照權責發生制的基本原理來核算損益反映盈虧,而從保險公司經營的角度來看,準備金評估的準確性將會影響公司的經營策略產品設計償付能力以及公司之間盈利能力的可比性等等因此,保險會計對保險負債的確認與計量,尤其是對責任準備金的確認與計量應遵循謹慎的估價原則目前,各家保險公司也在通過不斷努力,尋求適合于自己保險公司實際情況的責任準備金的計提方法,力求計提的責任準備金充分合理筆者希望通過本文能為保險公司的準備金核算提供一些有益的探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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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陶存文.保險會計學[M].北京: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3.
促使我國國債規模擴大的相關因素分析
(一)財政赤字彌補方式的轉變
隨著改革開放的開展和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我國政府對財政赤字的彌補方式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1987年之前財政赤字的規模比較小,而其主要的彌補方式是采用財政向中央銀行透支的方式。1987年,國務院順應經濟發展的需要,做出了新的規定,財政不能夠向中央銀行透支的規定。為了貫徹執行這一政策,穩定金融的同時達到減少直至取消財政對中央銀行的借款和透支,政府對全國金融機構發行了40億元的財政債券,占當年全部國內債務收入的30.14%,從而也造成政府舉債規模首次的高速擴張。1994年,中央政府出臺《預算法》,明確規定政府不得向銀行透支或通過向銀行借款的方式來彌補財政赤字,發行長期和短期國債成為彌補財政赤字的唯一方法。在1995年頒布《中國人民銀行法》中再次重申了中國人民銀行不得向政府透支,不能直接認購政府債券的規定,同時還強調,中國人民銀行不得向各級地方政府提供貸款、包銷政府債券等規定。由此,在不考慮稅收等因素的條件下,財政赤字的彌補只能完全依靠發行國債,這種情況也催生了政府舉債規模的高速增長。
(二)隱性債務和或有債務
對于隱性債務和或有債務的介紹已有相關文獻進行詳細論述,本文不再贅述。正是由于這兩部分的債務沒有比較準確的對其規模和期限的估計,并且組成債務的各種成分復雜,如果這部分債務,在外界客觀條件發生變化的情況下,比較短的時期內轉變成了對政府現實的債務,由于政府的財政狀況不可能短期內變化,那么政府勢必要通過發行國債的方式來消化這部分債務。顯然,這會使得國債規模趨于擴張。
(三)國債規模的累積效應
國債的發行具有其自身特有的特點,最主要的一點是還本付息的剛性。1981年我國恢復發行國債,5年后我國正式進入償還期。這之后,歷年發行國債的規模不斷增加,國債余額像滾雪球一樣地產生累積效應,使得每年應償付的到期國債及利息額逐年增加。對國債及利息的償還的基本方式是財政盈余、增加稅收以及舉借新債,而我國的現實情況是,財政收不抵支,連年出現財政赤字,同時,由于政策的限制和國債項目經濟效益低下等原因,依靠增加稅收和國債項目取得經濟效益償還國債的方式不適用于目前的經濟形勢。因此,國債規模的累積效應帶來的后果是國債規模進一步的擴大。
(四)國民經濟宏觀調控的需要
財政政策是影響國債規模的一個重要的因素。例如,如果政府實行積極財政政策,必然要擴大政府的支出,這會導致政府發行國債規模的擴大。相反地,如果政府實行緊縮性的財政政策,那么財政赤字的缺口就會縮小,那么國債規模也會相應的減小。比如2007年以來,受到美國次貸危機的影響,我國經濟處于低谷,國內有效需求不足,政府為了刺激經濟的發展,促進經濟增長,政府實行了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擴大赤字、增發國債用來增加政府投資。特別是進入2009年,隨著政府政策的進一步深入,我國國債年度發行規模已達到歷史性的1.6萬億元。
制約我國國債規模擴大的因素分析
(一)國民經濟的發展水平
顯而易見,國債的發行規模的大小要與該國財政的債務償還能力相適應,而這個問題從根本上說還是要使得國債的發行規模與經濟發展的水平相一致。這也就是說,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的狀況決定了所能發行國債的規模的大小。若經濟發展水平低下,GDP增速緩慢,財政收入不穩定,那么必然不利于國債適度規模的擴張。相反,一個國家GDP高速穩定增長,財政收入平穩增加,那么國債適度規模就會較大,國債規模可以穩定的增長且不會形成債務的風險,從另一方面講,當一個國家經濟發展水平非常高時,GDP高度發達,政府的財政收入非常多,政府對國債發行的依賴也會降低,會主動地減少國債的發行。目前我國的經濟發展處于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經濟發展水平相對發達國家還是比較低,這也從根本上制約了我國國債規模的擴大。
(二)國債的結構及國債市場的完善程度
國債結構的定義是一國各種性質債務相互搭配以及債務收入來源、利率和發行期限等有機的結合。合理的國債結構在降低籌資成本,減輕財政負擔,發掘社會資金潛力并滿足不同類型投資者的需要方面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我國目前的狀況是,國債結構不夠合理,而且有著諸多問題存在,這些問題主要體現在:國債持有者的結構分布不夠合理,國債的利率期限結構還不夠完善等等。顯而易見,不合理的國債結構制約了我國國債適度規模的增大。
我國國債市場發展已經歷了近三十年的歷程,在這近三十年的時間里,我國國債市場有了很大程度的發展和規范,但是與西方發達的國家相比,仍然存在很多不足和不夠完善的地方,國債市場還有許多需要亟待解決的問題存在。主要存在的問題如下:市場規模小,品種較少;市場分割并且缺乏統一性和流動性;市場缺乏有效規避風險的機制;投資者結構不合理等等。
基金項目:陜西省職業技術教育學會2016年度教育科研規劃課題(編號:SZJY-1608)
中圖分類號:G353.1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7年2月14日
目前,我國高職院校的科研水平總體偏低。高職院校作為我國高等學校的組成部分,其主要功能還是體現在教學方面,就其科學研究、社會服務功能而言,與本科院校之間的差距還很大,尤其是科學研究方面。要提升高職院校的科學研究功能,就必須了解高職院校目前的科研現狀。
陜財職院是一所全日制公辦普通高等職業院校,坐落于陜西省咸陽市,創建于1960年4月,其前身為陜西省財政學校,先后更名為陜西省統計財經學校、陜西省財政會計學校、陜西省統計財金學校、陜西省財經學校等,1986年由西安遷建咸陽。2001年9月獨立升格改制為陜西財經職業技術學院。2011年7月正式由陜西省財政廳劃轉陜西省教育廳管理。陜財職院秉承“博學、慎思、誠樸、篤行”的校訓,堅持“質量立校、特色興校、人才強校”的辦學理念,立足陜西省,面向全國,依托會計行業,面向三大產業,服務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和行業人才需求,為社會生產、建設、管理、服務一線培養了大批的高端技能型人才,形成了“團結、嚴謹、勤奮、奉獻”的優良校風和“實訓與理論相融并進、崗位與課堂有機結合”的人才培養模式。陜財職院以建設成為陜西財經領域高素質技術技能型人才培養基地、陜西財稅干部培訓基地、陜西省會計人員繼續教育基地、會計工作能力訓練與認證基地、財經類高職學生就業創業培訓基地,實現“省內一流,行業著名”為辦學目標,根據區域經濟及社會發展需要設置和調整專業,旨在形成具有鮮明財經特色的專業體系。
一、數據來源
本文數據來源為《中國學術期刊(網絡版)》,檢索網址為http:///kns/brief/result.aspx?dbprefix=CJFQ;檢索時間為2017年2月7日;檢索方式為“高級檢索”,控制檢索條件為:作者單位“陜西財經職業技術學院”模糊匹配方式,發表時間從“2001年”到“2016年”,來源類別“全部期刊”,共檢索到文獻1,454篇,然后利用CNKI提供的“分組瀏覽”和“文獻分類目錄”功能進行統計分析。
二、統計結果及分析
(一)年度發文量統計與分析。發文量是衡量一個單位學術成果的重要指標,不僅能體現單位的科研水平,同時也能說明單位的學術氛圍。表1為陜財職院2001~2016年發文量統計。其中升格初期,由于科研實力薄弱等原因,年發文量較少;2009年首次突破100篇。可以看出,自升格以來,陜財職院年度發文量雖有波動,但整體呈現增長趨勢,科研總量在增加。(表1)
(二)學科分布統計與分析。一般情況下對論文的學科分布進行統計,所得數據能體現學校設置的各個學科(專業群)的學術水平及科研實力。截至2016年底,陜財職院作者發文量超過50篇的學科共有11個,具體如表2所示。陜財職院作者發文量最多的兩個學科是企業經濟、會計,發文量較多的學科有貿易經濟、宏觀經濟管理與可持續發展、金融等,這與該校開設的主要專業吻合,也體現了該校的辦學特色。其中,在企業經濟學科203篇,占同期論文總數的13.96%,說明該校企業經濟學科科研實力最強,財經特色較為鮮明。(表2)
(三)研究層次統計與分析。研究層次是指研究論文所屬的領域。截至2016年底,陜財職院作者所屬最多的五個領域如表3所示。可以看出,該校作者主要致力于社會科學方面的研究,說明陜財職院是一所以人文社科為主的高職院校。在以工科為主的省屬高職院校群體中,陜財職院辦學特色和專業特色較為鮮明。(表3)
(四)合作機構統計與分析。合作發文機構的數量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機構間的科研合作情況。科研合作對合作機構之間的資源共享、優勢互補、協作發展有很大幫助。截至2016年底,與陜財職院作者科研合作最為密切的機構如表4所示。可以看出,陜財職院地處咸陽,該校作者與民族學院(坐落于咸陽)、咸陽師范學院、陜西科技大學(以前也坐落于咸陽)合作比較密切,具有明顯的地域性特點。(表4)
(五)基金資助統計與分析。基金論文是指由各類研究基金項目資助產出的論文,是衡量論文學術質量的一個重要指標,基金論文比是各類基金論文數占論文總數的比例。陜財職院作者科研論文標注的主要基金項目詳見表5。截至2016年底,該校作者共有33篇產出論文標注了7種基金項目的資助,基金論文比為2.27%。這一比例在陜西省高職院校中屬于低水平,主要是由于高職院校科研實力相對薄弱,較難獲得高層次基金的支持。(表5)
(六)發文期刊統計與分析。期刊檔次整體上反映了該期刊所的普遍水平。表6列出了陜財職院作者數最多的10種期刊。可以看出,在該校作者發文最多的10種期刊中,有《教育與職業》、《財會通訊》、《商場現代化》等期刊出現(或曾經出現)在北大版中文核心期刊目錄中。但同時也可以看出,該校作者的其他主要期刊影響力不足,大部分論文質量尚待提高。(表6)
(七)論文關鍵詞統計與分析。關鍵詞頻次越高,說明相關主題論文數量越多。表7列出了2001~2016年陜財職院作者發表期刊論文標注頻次最高的10個關鍵詞。可以看出,陜財職院作者使用頻次最高的關鍵詞是“高職院校”、“對策”、“問題”、“高校”、“教學改革”等,這說明陜財職院作者關心高職院校自身發展,關注教學改革,能夠針對高職院校、教學改革中出現的問題展開研究,提出對策。同時,高頻關鍵詞“電子商務”體現出來該校的專業特色。(表7)
三、結語
本文統計了陜財職院升格為高職院校以來到2016年底所發表的學術論文。統計顯示,該校科研實力持續不斷增強。該校作者主要致力于社會科學方面的研究,在企業經濟、會計等學科的科研實力最強,財經特色較為鮮明。該校作者的科研合作具有地域傾向,發表的基金論文較少,的主要期刊影響力不足,論文質量尚待提升。該校作者科研工作聚焦于“高職院校”等與自身關系密切的問題,關注教學改革,能夠針對高職院校、教學改革中出現的問題展開研究,提出對策。
主要參考文獻:
[1]石偉平,唐林偉.我國高職院校科研總體水平偏低[N].中國教育報,2015.7.9.
貿易多元化戰略實施以來,我國對外貿易的商品結構和市場結構已經產生了一些喜人的變化,在宏觀方面的表現更為明顯。
(一)貿易多元化,有利于抵抗地區貿易集團對我國外貿的負面影響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等地區貿易集團的產生和發展會產生貿易轉移效應,使得集團成員國與非成員國的貿易被集團內部的貿易所替代。我國目前游離于各主要地區貿易集團之外,從而成為地區貿易集團負面影響的首當其沖者。比如,北美自由貿易區建立后,墨西哥對美國的紡織品出口就超過了我國。幸而我國的紡織品在世界其它國家的市場都很大,我國的紡織品出口才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所以,只有推行多元化戰略,才能抵抗其它國家結成地區貿易集團對我國外貿的負面影響。
(二)貿易多元化當然也有利于分散風險和促進貿易的長期發展亞洲金融危險爆發以后,盡管我國的外貿環境隨之惡化,但我國的外貿仍能取得一定的增長,就是最好的說明。
通過使用經濟計量模型分析,對我國實行多元化戰略的效果進行計量分析,將使我們對我國貿易多元化的現狀及存在問題有更深的認識。
二、計量分析(一):貿易地理方向集中化指標
首先,將我國出口地理方向分為美國、日本、法國、英國、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亞、其它發達國家、非洲國家(除埃及)、香港地區、亞洲國家地區(除香港、中東國家)、歐洲國家、中東國家、拉美國家、大洋洲國家(除澳大利亞)15個分方向。分別計算某一年我國對某分方向的出口額占該年我國總出口額的百分比,再求這一組15個百分比的標準差。這個標準差,就是衡量這一年我國出口地理方向集中化程度的指標。在下文中簡稱為“出口集中化指標”。
同樣可以計算我國的“進口集中化指標”。這里計算了1986-1995年中國、美國和日本歷年的“出口集中化指標”和“進口集中化指標”,1996-1997年中國的“出口集中化指標”和“進口集中化指標”。計算美國和日本的相應指標的時候,只要將原來中國對美、對日的分方向改成美國對華、日本對華即可。
以往用于衡量貿易地理方向集中化(分散化)程度的指標一般是對前10大貿易伙伴貿易占全部外貿的比重。這一指標并沒有充分利用外貿的全部結構信息。而“出口集中化指標”和“進口集中化指標”就沒有這一缺陷。而且所選取的分方向可以根據需要進一步細分中歸并。
如右圖,有以下結論:
附圖
以上數據由《世界經濟年鑒》引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貿易方向年鑒》。
我國在1989-1993年出口集中化程度曾出現一個波峰;1994年開始呈輕微下降趨勢。作為對照的美日同期變化幅度保持在2個百分點內。我國進口集中化程度在80年代末呈現下降趨勢,90年代則呈上升趨勢,特別是1996、1997年兩年的上升速度最快。美日同期進口集中化程度沒有明顯變化。剔除我國1989-1993年出口集中化程度的波峰,則1986-1995年3國的進出口集中化程度排序為:日本〉中國〉美。
首先,我國1989-1993年出口集中化程度的波峰,是因為當時西方國家對我國的制裁,迫使我國出口用轉口的方式取道香港。結果,在那幾年間,我國對香港出口占我國總出口40%以上。從而大大提高了出口集中化程度。1993年開始,由于全方位對外開放戰略的推行和西方國家對我制裁的基本解除,我國出口集中化程度也就迅速下降。1994年開始的下降趨勢則反映了1994年開始推行“大經貿”戰略的效果。同期美日出口貿易地理方向集中化程度呈現出輕微上升的趨勢;數據顯示,這與其對我國出口占其總出口的比重上升有關。總的來說,這一趨勢有助于緩解我國與美日兩國的貿易爭端。
其次1996、1997兩年我國進口集中化程度的迅速上升主要是因為我國從日本和香港以外的亞洲國家和地區的進口額相對(相對于我國總進口,下同)上升,而從中東、非洲和拉美國家的進口相對減少。這反映了多元化戰略在進口方面的推行并沒有收到太大效果。同期我國從美日的進口都相對下降,這對進口集中化程度的上升多少有一些緩解作用。
最后,3國的進出口集中化程度的排序,一方面反映了美國作為經貿大國,其經濟全球化程度相當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作為貿易盈余國的日本和中國,其出口分散化受到其它國家購買力等因素的限制。
三、計量分析(二):偏相關系數模型
本節的分析通過計算中國和它國的外貿總額的偏相關系數和顯著性,利用逐步剔除法尋找對中國外貿長期發展影響較大的國家,從而找出外貿多元化的目標。偏相關系數是在考察多個變量時,剔除其它變量的影響,僅考慮選定變量相關關系的指標。優點在于能反映出選定變量真實的相關關系。缺點在于相關關系并不等于因果關系。所以本節所選取的國家都是1996年中國前15大貿易伙伴(其比重都超過了當年中國外貿總額的1%),所使用變量是各國的外貿總額。
逐步剔除法是每一次計算都剔除上一次計算得出的偏相關系數達不到選定置信度水平,顯著性水平由最低的變量,直到剩下的變量都達到選定的置信度水平為止。本文所選定的置信度水平要求α=1%。
第一次選取1950-1996年中國、美國、日本、歐盟5國(法國、英國、意大利、荷蘭和西班牙,以下簡稱歐盟)、澳大利亞、加拿大和印尼。計算的結果如下:
結論是,在選定貿易伙伴中,美日在1%的置信度水平下被證明與我國外貿發展相關。盡管美國與我國在1954-1971年沒有直接貿易,中美貿易的發展也是80年代才真正開始的。但因為美國始終是世界貿易大國,對全球國際貿易的發展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其對我國外貿發展也始終發揮著不可忽視的影響,即使是在和我國不存在直接貿易的時期,它也有巨大的間接影響。偏相關系數正因為可以通過剔除其它因素的影響,所以能把美國對我國外貿發展的直接和間接的影響都分離出來加以衡量。
表1簡單相關系數
美國日本歐盟澳大利亞加拿大印尼
0.9609090.954540.9380310.9533080.7575380.954704
表2偏相關系數
美國0.50670.57270.60430.59710.5207
日本-0.2519-0.3943-0.3974-0.4132-0.3939
澳大利亞-0.2483-0.3734-0.3583-0.3494-
加拿大-0.2668-0.3067-0.2674--
印尼0.23580.267---
歐盟-0.1781----
表3偏相關系數置信度
美國0.0010000
日本0.1080.0090.0080.0050.007
澳大利亞0.1130.0140.0170.019-
加拿大0.0880.0450.079--
印尼0.1330.083---
歐盟0.259----
表4三國模型*
中國美國日本
中國-00.007
美國0.5207-0
日本-0.39390.9889-
*對角線左下方是偏相關系數,右上方是對應偏相關系數的置信度(參照表1、3)
從表4可以看出我國外貿發展與美國呈正相關關系,與日本呈現負相關關系。這表明我國外貿與美國是互補關系,與日本則是競爭關系。要指出的是,上述結論是以全球國際貿易為背景作出的,并不僅僅考慮兩國的貿易和分工。
以上是第一次計算的結論。第二次計算與第一次的原理和步聚相同。不同的是,第二次計算的數據區間是1978-1996年,在變量中增加了韓國的外貿額(見表5-8):
附圖
表6偏相關系數
美國0.55470.78530.79330.75650.6042
歐盟-0.5325-0.6186-0.6105-0.6406-0.7129
韓國0.63110.66050.65570.730.6651
澳大利亞-0.5893-0.6296-0.6361-0.573-
印尼0.36510.38360.4247--
加拿大0.14090.1374---
日本0.0315----
表7偏相關系數置信度
美國0.0490.00100.0010.01
歐盟0.0610.0180.0160.0080.001
韓國0.0210.010.0080.0010.004
澳大利亞0.0340.0160.0110.02-
印尼0.220.1760.115--
加拿大0.6460.64---
日本0.919----
表8四國模型
中國美國歐盟韓國
中國-0.010.0010.004
美國0.6042-0.0080.678
歐盟-0.71290.6171-0.017
韓國0.66510.10850.5712-
以上數據,1950-1981年由《世界經濟統計摘要》引自《聯合國統計月報》;
1982-1996年由《國際統計年鑒》引自《聯合國統計月報》。
結論是,在選定貿易伙伴中,美國、歐盟和韓國在1%的置信度水平下被證明與我國外貿發展相關。美韓與我國外貿呈正相關關系,歐盟呈負相關關系。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外貿發展受到美國和韓國外貿發展的正向影響。這說明改革開放使我國逐步融入國際市場。與韓國的關系正常化,也對我國外貿發展起了積極作用。數據顯示出我國與歐盟國家是競爭關系。這有兩點原因:一是歐盟經濟一體化過程中的貿易轉移效應在起作用,二是反映了近年來我國與歐盟國家之間頻頻發生的貿易爭端。
因為貿易多元化的目標之一就是避免我國外貿發展過于受某一國或幾國的支配,所以找出對我國外貿發展影響密切的國家和地區,也就分清了在推行貿易多元化戰略時對各個國家所應采取的不同態度。
對其外貿發展與我國正相關的國家,應使我國外貿總額的增長速度快于我國與該國貿易的增長速度;對其外貿發展與我國呈負相關的國家,則應與其展開競爭;其外貿發展與我國無顯著相關關系的國家,則是我國發展外貿的對象。
四、計量分析(三):馬爾可夫過程模型
首先,我國的貿易地理方向是一個組合。這個組合在馬爾可夫過程中,被看成是一個狀態,基本思想是研究系統在不同狀態間轉移的規律,并據此進行預測。假定轉移的規律滿足齊次馬爾可夫過程,即系統在不同狀態間的轉移(即貿易地理方向的改變)遵循相同的規律,與轉移發生的時刻無關。這里,不同的狀態用向量表示,狀態轉移的規律則用轉移矩陣表示。
經驗表明,經濟系統對齊次馬爾可夫過程假定的符合是一種長期的符合。因此不能用任意相鄰兩年的轉移矩陣來代表狀態轉移的規律,而要用最小二乘法對轉移矩陣進行估計。具體方法如下:
將我國貿易地理方向分為港澳地區、美國、歐盟12國、其它歐洲國家、其它亞洲和大洋洲國家、其它美洲和非洲國家7個方向。我國貿易地理方向的初始狀態向量為X[,0]=(X[(0),1],X[(0),2],X[(0),3],X[(0),4],X[(0),5],X[(0),6],X[(0),7]),其中X[(0),i](1《i《7)表示我國對第i個方向的貿易比重。同理,記k年后我國貿易地理方向為X[,K]=(X[(k),1],X[(k),2],X[(k),3],X[(k),4],X[(k),5],X[(k),6],X[(k),7])。記馬爾可夫過程的轉移矩陣為P,X=(X[,0],X[,1],……X[,46])[T],Y=(X[,1],X[,2],……X[,47])[T],則P的最小二乘估計為:附圖=(X[T]X)[-1]X[T]Y對從1997年開始k年后我國貿易地理方向的預測向量為X[,47+k]=X[,47]附圖[k]。
將1950年——1997年我國的進出口額數據代入,可得如下結果(見表9-11):
附圖
附圖
附圖
預測的結果表明,如果目前的貿易多元化趨勢維持下去,到了2007年,美日在我國出口的份額會明顯下降;歐盟12國、其它亞洲和大洋洲國家、其它美洲和非洲國家會略有下降;港澳地區會重新上升,歐盟12國以外的其它歐洲國家所占份額會明顯上升。
進口方面,到2007年,美日、其它亞洲和大洋洲國家在我國進口的份額會明顯下降;歐盟12國、其它美洲和非洲國家會有所上升,港澳地區也會重新上升,歐盟12國以外的其它歐洲國家所占份額會明顯上升。
綜合來看,到2007年,美日、其它亞洲和大洋洲國家在我國外貿的份額會明顯下降;歐盟12國會略有上升,港澳地區、其它美洲和非洲國家會上升,而歐盟12國以外的其它歐洲國家所占份額會明顯上升。
所以,我國推行貿易多元化戰略的效果是喜憂參半的。美國和日本在我國外貿中的重要性在下降,這是良性的。但對非洲和拉美出口比重的降低說明我國還不能大規模地進入發展中國家的市場。在這一方面推行貿易多元化戰略的效果是不明顯的。反觀我國外貿發展的歷史,在我國的經貿較不發達的時期,選擇向發達國家和地區出口初級產品無疑是一種避免與其直接競爭的明智做法。但當我國的經貿逐漸發展起來以后,就應對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擴大制成品出口,這是符合產業升級的要求的,也必然會引起和發達國家地區在全球市場上的競爭。顯然,我國還沒有完成這一轉變。
最后,將第二節中提出的“集中化指標”與本節的計算結果結合起來,可得下圖:
附圖
可以看出,今后幾年內,我國的出口集中化程度將輕微下降,進口集中化程度將先降再升,綜合的效果是總貿易額的集中化程度將下降。
五、結論和建議
我國的貿易地理方向長期處于高度集中的狀況,始終受美國的影響,從主觀上說,是和我國企業的營銷習慣和落后的營銷技術有關,從客觀上說,是和我國所處的外部環境和避免與發達國家直接競爭的需要有關。推行貿易多元化戰略對我國是必要的,所帶來的收益遠大于付出的成本。
從效果來看,出口多元化比進口多元化做得更好,降低美國和日本在我國外貿中的比重比提高非洲和拉美國家在我國外貿中的比重做得更好。
具體來說,一個市場是否有利于我國進入,主要基于對以下幾方面的判斷。
經濟互補性,最與我國有互補性的,一個是處于發達國家頂端的美國,一個是處于發展中國家底部的非洲國家。貿易保護性,比較有利于我國的應該是發展中國家。購買力,比較有利于我國的應該是發達國家。但這并不絕對,按照“大經貿”戰略,對發展中國家可以把貿易和投資結合起來。兩國關系是否友好,在這方面,首推非洲國家。所以,非洲、拉美等發展中國家應該是我國今后推行貿易多元化戰略的重點。
綜上所述,我國今后推行貿易多元化戰略需要做好以下的工作:
認請兩個誤區。第一是貿易多元化不等于出口多元化,還應該包括進口多元化。后者在相當程度上被忽視了。第二是不應該再把香港地區看成是競爭對手。不可否認,香港地區的確在我國與其他國家地區之間貿易中轉環節上收取了不少利潤。但香港地區在發展國際貿易上有經驗,有渠道,與其進行適當的分工合作,是能夠提高整體的經濟效率和降低成本的。而且如果貿易多元化只是簡單地用低價競爭的手法把原來從香港轉口的貿易搶過來,那么得益的只會是其它國家和地區,吃虧則是大陸和香港地區。
加強對貿易的管理。貿易管理的松懈和混亂已經造成了我國對俄羅斯等市場的喪失。而且還會繼續影響我國對新市場的進入和貿易多元化戰略的推行。提高企業的營銷技術,加強企業對新市場的了解,提高外貿競爭的質量,升級產業結構。這些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卻是推行貿易多元化戰略的“治本”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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