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文化論文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海洋文化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人類的生命與海洋息息相關，人類的文化起源于海洋。海洋文化是屬于濱海地區的勞動人民和知識分子世代生活在沿海地區時，借助海洋從事政治、經濟貿易、文化交流等活動，創造的物質和精神財富，是在實踐過程中逐步形成的具有海洋特色的思想道德、民族精神、教育科技和文化藝術。海洋歷史、海洋考古、海洋宗教、海洋軍事、海洋民俗、海洋漁業、海洋生物、海洋美食、海洋信仰等與海洋有關的人文景觀都屬于海洋文化的范疇。海洋旅游是人們在海洋進行的活動，并產生一定的經濟效益，是海洋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對開發海洋具有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海洋旅游是在一定的社會經濟條件下，以海洋為依托，為滿足人們愉悅需求而進行的旅游、休閑、度假活動。海洋文化旅游是海洋旅游產品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以海洋文化為主要吸引物，為旅游者提供觀光、度假、科普、教育等需求的海洋旅游產品形式。

二、廣東海洋文化旅游發展現狀與存在問題

（一）廣東海洋文化旅游發展現狀特征

1.海洋文化旅游資源比較豐富。廣東是我國的海洋大省，岸線漫長，不僅擁有廣闊的海洋空間優勢，還擁有豐富的海洋資源。廣東21個地級市中，有14個濱海城市，大陸海岸線長4100多公里，居中國沿海各省區之首。不僅如此，廣東海島眾多，面積500平方米以上的島嶼就有759個；全省可供開發的濱海沙灘有174處，沙灘總長572公里；水深200米以內大陸架海洋國土17萬平方公里，相當于廣東省的陸地面積。廣東海灘資源豐富且分布較廣，漁業資源產量大、種類多、品質優良。廣東沿海擁有眾多的優良港口資源，包括廣州港、深圳港和湛江港等。生態景觀紅樹林分布廣、面積大，另外還有中國惟一的大陸緣型珊瑚礁。廣東作為海上絲綢之路最早的發祥地，是海上絲綢之路歷史最長、港口最多、航線最廣的省份。南海海上絲綢之路連接了許多古海港遺址，它們遍布整個廣東沿海地區。除此以外，海洋非物質文化資源也比較豐富，例如潮人文化、雷州半島文化、疍民文化等。由此可見，廣東發展海洋文化產業的資源優勢明顯，潛力巨大。

2.海洋文化旅游產品漸成體系。廣東各地通過借鑒國內外先進經驗，深入挖掘海洋文化內涵，開發出一系列海洋文化旅游產品。一是利用其豐富的海島旅游資源，著力打造湛江東海島、茂名放雞島、汕頭南澳島等自然文化觀光旅游景區；二是培育了以海洋為主題的節慶、會展品牌，如珠海沙灘音樂節、湛江東海島人龍沙灘旅游文化節、湛江海鮮美食節等；三是開發了一系列海洋文化旅游項目，其中包括具有濃郁廣東地方特色的民俗戲曲和廣東方言特色的民間漁歌，以及舉辦濱海地區休閑體育比賽、創作海洋文化特色影視作品，如《大清海戰》《南海潮》等。因此，廣東省海洋文化旅游產品日益豐富，體系也逐漸完善，這不僅拓寬了廣東省海洋文化的研究領域，也促進了文化產業與旅游產業的融合發展。

3.海洋文化旅游產業初具規模。目前，廣東開發建設了一系列現代海洋文化旅游景區，這些景區環境清新優雅，設施完備齊全，服務水平優良，能夠滿足游客休閑度假的多樣化和個性化需求，是國內外游客理想的度假目的地。惠州海濱溫泉旅游度假區將海洋文化與溫泉文化有機融合，創造出全新的溫泉養生文化。同時，廣東將海洋文化旅游產業引入市場機制，積極爭取舉辦國際國內體育賽事，擴大濱海體育的社會效應，積極開展全民健身活動，吸引了國內外游客到廣東濱海度假區域休閑療養、養身健體，使廣東的海洋文化體育產業逐漸成為全國的知名品牌。

（二）廣東海洋文化旅游存在的主要問題

1.海洋文化旅游開發理念相對滯后。海洋與廣東省人民的生活息息相關，久而久之便形成了沿海地區的一種特色海洋文化。然而，廣東人對海洋文化的旅游價值認識不夠充分，海洋文化意識落后于浙江、山東等海洋旅游發展先進的省份，與世界海洋旅游發展的整體水平尚有差距。另外，海洋文化與海洋旅游的融合度不高也是缺少海洋文化深度挖掘的體現，嚴格來說，海洋旅游與海洋文化的融合并不是旅游產品和文化產品的簡單疊加，而是在旅游產品中能體現出獨特的海洋文化元素，把海洋旅游要素與海洋文化資源有機融合并相互滲透。但是，廣東目前的海洋旅游活動中文化要素植入的太少，許多濱海旅游景點缺乏文化背景的渲染與支撐，一些涉海節慶與會展商業味道濃重，文化含量偏低，海洋文化旅游品質有待提升。

2.海洋文化旅游產品體系不夠完善。從產品結構形態來看，旅游產品類型比較單一，仍以基本層次的觀光旅游產品為主，而提高層次的度假旅游以及專門層次的會展商務、科學考察、文化交流等旅游產品的比重相對較低。廣東海洋旅游產品結構中傳統的海洋觀光旅游比重較高，濱海休閑度假、海洋節事旅游、海島影視旅游、海洋民俗旅游等產品比例較小，創意性海洋旅游產品和體驗性海洋旅游產品的開發上力度不夠，產品附加值低。從產品開發層次來看，廣東海洋文化旅游產品開發主要針對低端的基本消費群體，消費水平高、附加值大的養生、醫療、保健、康體、美食、購物等休閑度假衍生產品相對缺乏。

3.海洋文化旅游管理水平有待提升。海洋文化旅游管理體制不盡完善，海洋文化旅游相關政策法規不夠健全，海洋文化旅游配套服務設施不夠完備。海洋文化旅游的公共信息服務體系、安全保障服務體系、交通便捷服務體系、惠民便民服務體系、行政服務體系有待進一步完善，海洋文化旅游公共服務的現代化和人性化水平有待提高。此外，海洋文化旅游規劃不夠科學，開發行為不太合理，海洋文化旅游資源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壞，濱海旅游環境受到威脅。

三、廣東海洋文化旅游發展策略分析

（一）重視海洋文化宣傳,增強海洋文化旅游意識

積極開展海洋文化宣傳，培養社會公民關注海洋、熱愛海洋的人文情懷，不斷提高廣東民眾海洋開發意識和海洋文化素養。通過出臺文件、媒體宣傳、課題講座等方式強調海洋文化開發的重要性。積極推進海洋文化創新，大力弘揚海洋文化精神，加強海洋文化的傳播力度，營造良好的海洋文化氛圍。在海洋文化資源挖掘方面，對海洋文化資源進行整合，逐步開發具有創新意識的海洋文化產品,以滿足游客的精神需求。重點挖掘漁家民俗文化和休閑漁業文化，大力發展漁村游、漁家樂，讓游客體驗漁民生活，感受淳樸風情。舉辦涉海慶典活動，旅游搭臺，文化唱戲，以旅游節慶活動促海洋文化發展。積極研發涉海工藝品，開發特色海洋文化旅游商品。利用嶺南民俗尤其是疍民文化資源，舉辦海洋文化演藝節目，提升海洋文化旅游的體驗層次，達到海洋文化資源的充分利用。

（二）發揮政府主導作用，健全海洋文化旅游體制

廣東深入挖掘海洋文化內涵，制定海洋文化產業政策。政府有關部門應采取相關措施，加大海洋文化旅游財政支持，設立海洋文化旅游專項資金，對海洋文化旅游企業予以優惠政策，推動海洋文化旅游可持續發展。廣東可以出臺《廣東省海洋文化開發總體規劃》，對海洋文化進行統籌規劃，確定明確的目標，采取行之有效的方法，利用廣東與港澳相鄰的區位優勢，通過政策調控引導，促進廣東和港澳的合作，塑造“魅力海洋，歡樂廣東”的海洋文化旅游品牌形象。大力推進粵港澳游艇自由行，完善與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的旅游合作機制，共同打造精品旅游線路。在總體規劃的指導下有序進行海洋文化開發，打造以藍色海洋、綠色海島、金色沙灘、紅色歷史文化、白色珍珠工藝品、銀色魚類飲食文化產業為主線的、絢麗多彩的海洋文化旅游產業鏈。

（三）整合海洋文化資源，規劃海洋文化旅游布局

整合海洋文化旅游資源,挖掘海洋文化資源潛力與價值，準確定位旅游功能，建立海洋文化旅游發展集群，推動海洋文化旅游集聚發展。例如，陽江市擁有豐富的海洋節慶與民俗風情，可以根據各自特點將其進行融合，在開漁節上增加風箏、賽龍舟、唱山歌等表演，進一步創新和豐富《南海1號“船說”》等海洋歷史文化題材故事。以碧海、藍天為背景，以海水、沙灘為舞臺，以當地漁（農）民生產生活用品為道具，以音樂、舞蹈形式和宏大的場面來展現陽江海洋文化和風土人情，打造出陽江版的“印象劉三姐”，提升陽江市海洋文化資源之間的融合度，完善海洋文化旅游產品結構。湛江市可以將海鮮美食節、湛江珍珠節、湛江海濱酒吧歡樂節等節慶活動整合起來，實現海洋節慶文化與海洋飲食文化的融合。通過科學規劃海洋文化旅游產業布局，實現廣東海洋文化資源的有機整合，促進廣東海洋文化旅游的轉型升級。

（四）完善旅游產品體系，塑造海洋文化旅游品牌

廣東要塑造海洋文化品牌，為了更好滿足客源市場的需求，既要完善對原有產品的設計，又要加大對創新體驗性旅游項目的投入，構建多元化海洋文化旅游產品體系。如海洋主題公園之旅、海洋民俗風情之旅、海洋美食文化之旅、海洋生態環保之旅等。加強對高品位、高質量旅游項目的引進和建設，突出娛樂性、趣味性、參與性、文化性。汕頭南澳島、汕尾紅海灣、惠州巽寮灣、深圳小梅沙、珠海海島群、江門上下川島、陽江海陵島、茂名放雞島、湛江東海島等景區可以加強區域合作，塑造統一品牌，建設品位高、吸引力強、效益好的海洋文化旅游精品。在海洋旅游線路的設計上，要堅持市場導向原則、突出主題原則、合理搭配原則。市場導向原則即適應旅游市場需求，最大限度地滿足旅游者的需要；突出主題原則即依靠廣東海洋特色文化資源的深入挖掘，形成自己的主題與特色；合理搭配原則即充分考慮來粵游客的個性化需求，合理安排游覽順序與節奏，科學設計廣東海洋文化旅游的完美路線。

篇2

[關鍵詞]

海上絲綢之路；宋麗海上航線；海洋文化交流

[中圖分類號]G11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22007（2017

）01008907

[收稿日期]2016-09-07

[作者簡介]

1魏志江，中山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韓國研究所所長、博士生導師，延邊大學朝鮮半島協同創新中心兼職研究員，研究方向為中韓關系與絲綢之路區域史；2魏珊，中山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博士生，研究方向為東亞國際關系。（廣州510275）

宋朝與高麗朝之間的海上航路，是中韓兩國歷史上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發展。海上絲綢之路（Maritime Silk Road，簡稱海絲路或MSR），迄今為止雖然中外學術界對其概念和內涵仍然莫衷一是，但本文認為其內涵應該是指從中國東南部沿海港口出發，然后向東北亞延伸至朝鮮半島，接著沿朝鮮半島西海岸南下、后經日本博多灣、九州以及西南諸島、琉球群島地區的東北亞航線和中國東南沿海繼續向西南方向延伸，經過中南半島南下后通過馬六甲海峽、進入印度洋、然后抵達紅海、最終行至地中海沿岸的航線。因此，宋麗海上航線和兩國海洋經濟文化的交流，毫無疑問構成了中韓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內容。目前，中外學術界對宋麗海上航路與經濟文化交流的研究已經取得了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其中中國學術界的主要代表有陳高華、宋、吳泰、楊渭生、王文楚、陳炎、祁慶富等學人；分別參見方豪《中西交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宋《宋商在宋麗貿易中的貢獻》，載《中韓關系史論文集》，時事出版社1979年版；陳炎《海上絲綢之路與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陳高華、吳泰《宋元時期的海外貿易》，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陳高華、吳泰《海上絲綢之路》，海洋出版社1991年版；王文楚《古代交通地理叢考》，中華書局1996年版。而國外的主要代表性學者有韓國東亞大學的金庠基、高麗大學的李鎮漢、金渭顯、尹明哲、姜仲吉等教授和日本學者內藤h輔、森平雅彥等先生，他們撰寫了一系列研究宋麗海上航路與海洋經濟文化交流的論著。本文擬在學界先賢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就宋麗海上航路與海洋文化交流等問題加以論述。

一、宋麗海上航路的演變和發展

宋麗海上絲綢之路航線的變化，與兩國的政治外交關系和遼宋麗三國關系密切相關。因而，宋麗海上絲綢之路的演變和發展大致經歷了前、后兩個階段。

前一階段（960-1071年），宋麗海上航線的內容主要是指登州（今山東蓬萊）到高麗翁津（今朝鮮海州西南）的航線。918年，泰封部將王建殺弓裔自立，建立高麗王朝，之后與中國五代十國的后唐、后晉、后漢和后周政權均維持著朝貢關系，利用朝鮮半島西北海岸的翁津與中國山東半島的登州展開交往，從而維持其與中國中原王朝的交流。宋朝建立后，高麗與宋的交往同樣也是利用此條航線，據《宋史?高麗傳》載：淳化四年（993年）“正月，治遣使白思柔貢方物，并謝賜經及御制。二月，遣秘書丞、直史館陳靖、秘書丞劉式為使，加治檢校太師，仍降詔存問軍吏耆老。靖等自東牟趣八角海口，得思柔所乘海船及高麗水工，即登舟，自芝岡島順風泛大海，再宿，抵翁津口登陸。行百六十里，抵高麗之境，曰海州，又百里，至閻州，又四十里，至白州，又四十里，至其國。治迎使于郊，盡藩臣禮。延留靖等七十余日而還。遺以襲衣、金帶、金銀器數百兩、布三萬余端，附表稱謝。”[1]（14040）通過考察可以知道，宋朝時期的登州，郡名東牟，為現今山東的蓬萊縣；八角海口，為現今山東福山縣西北的八角鎮；芝岡島，為現今山東煙臺北芝罘島，其距離登州約20公里。高麗人歸國，亦沿此航路，“先是，式等復命，治遣使元證衍送之。證衍至安香浦口，值風損船，溺所赍物。詔登州給證衍文據遣還，仍賜治衣段二百匹、銀器二百兩、羊五十口。”[1]（14042）安香浦，距離登州10公里左右，其雖非登州治下，然仍有登州給發文據放行。故宋朝天圣年間以前宋人出使高麗，多由登州附近如八角海口啟航，并由登州管轄。高麗翁津，也就是現在朝鮮海州西南的翁津；閻州，是現在朝鮮的延安，高麗時代稱為鹽州；白州，是現在朝鮮的白川。據《宋史》記載：“往時高麗人往返皆自登州，（熙寧）七年，遣其臣金良鑒來言，欲遠契丹，乞改途由明州詣闋。從之。”[1]（14046）因此，五代、宋初以來，登州一直是與高麗通航往來海上航線的起點，《續資治通鑒長編》（以下簡稱《長編》）載：“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二月甲戌令登州于八角鎮海口治官署，以待高麗、女真使者。”[2]（1918）宋仁宗時也說：“新羅、高麗諸國，往年入貢，其舟船皆由登州海岸往還。”[3]（3829）因此，自高麗王朝建立直到宋神宗熙寧四年（1071年），這段航線不僅是宋麗海上交通時利用的主要航線，也是唐朝與新羅時期進行海上貿易和文化交流的主要航線，同時還是日本遣隋使和遣唐使往來的主要航線。另外，密州板橋鎮至高麗的航線是此段航線的支線，即由密州板橋鎮（今山東膠縣）出港到高麗翁津口后登陸，據《長編》記載：元豐六年（1083年），入內供奉官、勾當龍圖、天章、寶文閣馮景為高麗國信使，“令排辦修補過河船及按視近便海道，今至登、密州，問之得二處海道并可l船至高麗，比明州實近便。”[4]又據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記載：“自中國適高句麗，唯明州道經此，若自登州、板橋以濟，則可以避之。”[5]（121）故密州通高麗之港口，實為板橋鎮，元v三年（1088年）改板橋鎮為膠西縣，但此海路很少使用。

1020年，遼麗兩國恢復朝貢關系，在這之前由于戰爭的關系兩國處于敵對狀態，朝貢關系也一度中斷。1020年后，遼麗關系進入了一個相對持久穩定和平發展的新時期，這種關系一直持續到1125年遼國滅亡。在這一時期，遼麗兩國使節的往來頻繁密切，高麗通過以下名義遣使遼國，比如四季問候、謝橫宣、謝冊封、謝恩、進貢、賀正、賀即位、吊祭、告奏、告哀等，遼國則主要通過吊慰、告哀、橫宣、冊封、賀生辰、來祭、來詔、起復等名義，如此之后，遼麗兩國朝貢體制終于全面確立起來，并且構成了東亞地區國際秩序的基礎。因為遼麗之間關系的改善，使得高麗先前結盟宋朝以牽制契丹的外交政策，此時已經顯得不太重要。1022年（宋天禧五年，高麗顯宗十三年），高麗決定停止使用宋“天禧”年號，“復行契丹年號”，并且在高麗顯宗二十一年（宋天圣八年，遼太平十年，1030），遣使元穎等前往宋“貢金器、銀廚、刀劍、鞍勒、馬、香油、人參、細布、硫璜、青鼠皮等物”[1]（14045）后，斷絕了對宋的朝貢，“其后絕不通中國者四十三年”。[1]（14045）故以宋仁宗天圣年間開始，宋麗兩國由于斷絕邦交，兩國航路基本上亦處于斷絕的狀態。迄1071年（宋熙寧四年），由于宋朝“聯麗制遼”政策的再度實施，宋麗邦交得以恢復，宋麗海上絲綢之路也進入了后一階段。

后一階段（1072-1279年），宋麗之間的海上航線主要是由明州（今浙江寧波）到高麗禮成江碧瀾亭（今開城西海岸）的航線。關于航路改變的原因，學術界已多有論及，主要是北宋從國家安保立場，以登州“地近北虜，號為極邊。虜中山川，隱約可見，便風一帆，奄至城下。自國朝以來，常屯重兵，教習水戰，旦暮傳烽，以通警急。”[6]故宋朝在慶歷年間，特下詔實行海禁，以禁止海商自海道往登、萊州進而與遼國經商貿易，故登州通高麗海道亦漸廢棄。直至宋熙寧四

年（1071年），宋恢復邦交，宋出使高麗的海上航路改為明州往返，蓋亦由于高麗之請求，《宋史?高麗傳》載：“往時高麗人往返皆自登州，七年，遣其臣金良鑒來言，欲遠契丹，乞改途由明州詣闕。從之。”[1]（14046）而宋朝冊封出使高麗和宋商赴高麗貿易，則規定由明州往返。其具體航線，在《高麗史》、《高麗史節要》以及《宋史》、《宋會要輯稿》等史籍中所載甚略，唯宋人徐兢所撰《宣和奉使高麗圖經》（以下簡稱《高麗圖經》），其卷34 至39《海道門》對宋麗海上航路進行了十分系統、明確的記載，為研究宋麗海上航路和高麗社會政治、經濟、文化以及宋麗關系的重要史料。除中國學者王文楚、祁慶富等教授對《高麗圖經》做了較為深入的考證外，近年來，日本九州大學東洋史學科森平雅彥教授結合文獻記載和實地考察，對宋麗海上航路進行了考證、復原。宋麗航路自明州出發，到達定海（今鎮海縣）后、經過虎頭山（今鎮海縣招寶山東北的虎蹲山），向東航行到達昌國縣（今定海縣）的沈家門、梅岑（宋代又稱補陀洛迦山，即為現在的普陀山）。從這里出海后，進入白水洋、黃水洋、黑水洋，即從現在浙江沿海、長江以北到淮河入海口為黃水洋，黑水洋

也稱黑水溝，即淮河入海口以東、山東半島以東、以南的洋面。

，

經夾界山

又稱古五嶼，“華夷以此為界限”，現在的五嶼西南為小黑山島，島南是中韓兩國的領海分界處，也就是中國與高麗的海上分界線。

，

過白山而至高麗。據王文楚先生考訂，白山即為現在大黑山島東南面的蕎麥島，并謂徐兢《高麗圖經》記載有誤，王氏謂“《高麗圖經》記載，先過白山，后至黑山，同書又記載徐兢等歸國，‘早過黑山，次過白山，’則黑山在北，白山在南。今大黑山島東南有蕎麥島，恰為航路所經行，蓋是。《高麗圖經?黑山下》云：‘黑山在白山之東南’，與海路途徑不符，當誤，或為‘白山在黑山之東南’之誤。”[7]（37）然而，中國學者祁慶富和日本學者藤田明良均認為，白山為黑山島西北之紅島，日本學者森平雅彥經過實地勘察后亦認為徐兢記載之“白山”，當為今之紅島，朝鮮時代亦稱紅衣島，其距黑山島西北約十八公里，海岸線為高聳的斷崖所環繞，其恰如徐兢所謂“連亙如城”，其斷崖顯露的硅巖、砂巖在日光下映照得如白玉一般，故名白山。

王文楚先生雖然注意到《高麗圖經》有關黑山和白山的途徑航程，但是卻忽略了其“白山”條謂：“是日午后，東北望一山極大，連亙如城。日色射處，其白如玉。未后風作，舟行甚快。”[5]（75）而蕎麥島，不過為周圍一公里左右圓錐狀的小島，顯然與其狀如城垣的白山島不符，故徐兢使團先經過白山島，后抵達黑山島的往返記載無誤，而王氏實誤矣；使團由白山所抵達的黑山，也就是現在韓國的大黑山島，是宋麗時期海上絲路南路的樞紐，也是船舶往來停歇的地方；經過黑山島，沿群山列島海岸向北，抵達紫燕島

即現在韓國京畿道廣州境內，處于首爾東南方向，日本學者津田左右吉考證為現今的仁川西部的永宗島。參見[日]津田左右吉《關于元代高麗西北境之混亂》，《朝鮮歷史地理（卷二）》。

。然后到達急水門水道，進入禮成港，在碧瀾亭登上陸地后，再由陸路抵達高麗的都城開城。碧瀾亭，位于現在開城西禮成江東岸，船舶在這里停舟靠岸登上陸地，前往開城。從宋神宗熙寧后直到南宋，宋麗之間的海上航路都是經過此段路線，如果能夠順著季風之便，五、六日就可以到達。

另外，宋麗海上絲路南路航線的泉州港，也是宋朝與高麗貿易的重要港口，如《宋史?羅拯傳》寫道：“拯使閩時，泉商黃謹往高麗，館之禮賓省。”[8]（10646）蘇軾亦謂：“切問泉州多有海舶入高麗，往來買賣。”中國學者陳高華先生曾經就《高麗史》的記載，歸納出北宋時期泉州海商往返高麗的史料，達十九起。其中，前述泉商黃謹（為“慎”之誤）還充當了宋麗恢復邦交信使的角色。如高麗文宗二十二年（宋神宗熙寧元年，1068年）七月，“宋人黃慎來見……遣慎等來傳天子之意，”[9]熙寧二年（1069年），黃慎等由高麗返宋，“其國禮賓省移牒福建轉運使羅拯云：“本朝商人黃真、洪萬來，稱運使奉密旨，令詔接通好……今以公狀附真、萬西還。”[1]（14046）由于宋朝規定：諸赴高麗、日本貿易者，例由明州市舶司給予公憑發解啟航，即“凡中國之賈高麗與日本，諸番之至中國者，惟慶元得受而遣焉。”慶元，即北宋之明州，據《宋史?地理志》載，南宋紹熙五年（1194年）升明州為慶元府，故名。所以福建海商由泉州出港赴高麗貿易，顯然違背了宋明州市舶司管轄之規定，以致蘇軾不得不奏請云：“元豐三年（1080年）八月二十三日中書扎子節文，諸非廣州市舶司輒發過南藩綱舶船，非明州市舶司而發過日本、高麗者，以違制論。”[10]（459）然而，根據陳高華先生統計，《高麗史》明確記載明州商人不過三起，數量上遠低于泉商十五起，蓋“福建狡商專擅交通高麗，引惹牟利，如徐戩者甚眾。”[11]（445）因此“泉州多有海舶入高麗，往來買賣。”[12]（448）徐戩，泉州海商，蘇軾說他：其“先受高麗錢物，于杭州雕造《夾注華嚴經》，費用浩瀚。印版既成，公然于海舶載去交納，卻受本國厚賞。”[10]（459）又謂哲宗元v四年（1089年）十一月，徐戩“于海舶內載到高麗僧統義天手下侍者僧壽介、繼常、穎流，院子金寶、菱善等五人，及赍到本國禮賓省牒云：‘奉本國王旨，令壽介等五人赍義天祭文來祭奠杭州僧源梨。’”[11]（445）蘇軾讓他從明州回國，但是“訪聞明州近日少有因便商客入高麗國，”[12]（448）而“泉州多有海舶入高麗往來買賣，”[12]故而將壽介等“發往泉州，附舡歸國。”[11]（445）故北宋后期至南宋，明州雖然一直是朝廷出使高麗往返之港口，但也不能否認民間海商由泉州赴高麗貿易者亦多。不過，由泉州出港，駛往高麗禮成港的航路，應該仍然是由泉州港海岸北上，循著明州往高麗的航路往返。南宋時，由于海外貿易發達，泉州成為了北上連接明州和高麗，向西連接廣州、粵東，從而通往南洋的海上航路樞紐，東南亞、印度洋以西等地區的商舶常常往來于此。不過，與明州港相比，泉州主要是印度洋、南洋以西的船舶往來停靠的港口，在與高麗海上往來的交流中，依然不能取代明州的地位。

其次，在宋麗海上絲綢之路往來中，增進了兩國人文典籍的交流。高麗使臣于海上來華，通常會進行大量的求書、購書活動，如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賜予高麗《大藏經》一部，太宗淳化元年（990年），又賜予高麗使節《密藏詮》、《逍遙詠》和《蓮花心輪》等佛經。淳化四年（993年），應高麗之請，賜儒家《九經》于高麗。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高麗使郭元辭歸，真宗應其所請，再賜予《九經》、《史記》、《兩漢書》、《三國志》、《晉書》以及《圣惠方》、諸子、歷日、御制詩、《國朝登科記》等。宋哲宗元v元年（1086年），高麗使來賀哲宗即位，哲宗應其所請賜予《文苑英華》一部。哲宗元符二年（1099年），高麗進奉使尹等乞賜《太平御覽》等書，哲宗詔曰：“所乞《太平御覽》，并《神醫普救方》，見校定。俟后次使人到闕給賜。”[1]（14045）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1101年）高麗使王r、吳延寵回國，宋徽宗又賜高麗國王《太平御覽》一千卷。除宋朝廷賜予外，高麗使節還被允許自行前往書肆購書。宋神宗熙寧七年（1074年），詔國子監許賣《九經》以及其它經史子集諸書給高麗使節。神宗元豐八年（1085年），高麗使求買《大藏經》、《華嚴經》各一部，詔從之。宋哲宗元v七年（1092年），哲宗不顧蘇軾反對，允許高麗使購買《冊府元龜》以歸。宋麗典籍交流還體現在高麗大量高僧、留學生以及宋朝商販于宋朝購買書籍以獻于高麗國王，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983年），高麗博士任老成從宋朝購買了《大廟堂圖》一鋪并記一卷，《社稷堂圖》一鋪并記一卷，《文宣王廟圖》一鋪，《祭器圖》一卷，《七十二賢贊記》一卷，以為高麗營造有關廟堂之參考。此外，宋商李文通于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赴高麗時獻給高麗國王圖書579卷，宋哲宗元v二年（1087年），宋泉州商人徐戩等二十八人至高麗獻《新注華嚴經》版，宋光宗紹熙三年（1192年），宋商又獻《太平御覽》，高麗獎勵其白金六十斤。

隨著儒家經典和《史記》、《漢書》、《三國志》等史書大量輸入高麗；高麗也有諸多書籍傳入宋朝，如高麗宣宗八年（1091年），宋哲宗以高麗國書籍多好本，特命館伴將所求書目錄授予高麗使李資義，囑其“雖有卷第不足者，亦須傳寫附來”。[14]故次年（1092年），高麗使即獻《黃帝針經》于宋哲宗。此外，原本宋朝已保存不完全的《說苑》，由高麗獻出后才得以補全完整；還有已經失傳的《周易占》、《黃帝針經》等古籍，也是通過高麗重新輸入到宋朝。加強了兩國以書籍為載體的人文文化交流。

再次，宋麗兩國佛教文化的交流，構成了宋朝與高麗海上文化交流的重要內容。主要體現在兩國《大藏經》之交流、僧侶的往來和中國科舉制度、儒佛道三教教義對高麗佛教的影響等。其中《大藏經》等佛教典籍的互贈和交流影響較大，如前述泉州海商徐戩，其“先受高麗錢物，于杭州雕造《夾注華嚴經》，費用浩瀚。印版既成，公然于海舶載去交納，卻受本國厚賞。”；

《東坡奏議》卷六。按，《續通鑒長》卷四三五引蘇軾奏議，稱：“泉州商人徐戩。

而高僧人文往來，則主要是高麗僧人諦觀、義通以及高麗王子義天到宋朝的訪問交流，其中諦觀、義通為中國天臺宗的復興做出了很大的貢獻，特別是對天臺宗相關典籍的回歸起到了重要作用，高麗僧義通也被后人尊其為天臺宗的第十六祖。高麗王子義天是在宋哲宗時期來到中國的，他遍訪名山古剎，帶來的大量華嚴宗典籍彌補了中國華嚴宗典籍的缺口，并受到宋哲宗的接見，拜杭州慧因寺的凈源法師為師學習華嚴宗，對華嚴宗的復興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此外，義天還請天竺寺的從諫法師講解天臺教觀之道，其回國時，帶回佛教典籍和儒家經書一千多卷，在高麗弘揚天臺宗、華嚴宗，提倡“教觀兼修”，主持高麗國清寺，創立高麗的天臺宗，并拜從諫為初祖。因此宋麗兩國高僧通過海上絲綢之路進行文化交流，極大地豐富了兩國人文文化交流的內涵。

此外，隨著兩國人文往來和科舉制度傳入高麗，高麗除科舉取士外，還實行僧侶的科舉考試制度，稱為僧科制度。僧科有預備試和正式試之分，預備試主要在各山門或宗派內進行，預備試合格才能參加國家正式大選。大選也有禪宗選和教宗選之分，禪宗大選一般是在廣明寺的禪宗僧侶中進行，教宗大選則于王輪寺在各教宗僧侶中進行。如果禪、教大選合格，就授予初級法階大選，然后按照如下法階晉升：禪宗法階：大選-大德-大師-重大師-三重大師-禪師-大禪師；教宗法階：大選-大德-大師-重大師-三重大師-首座-僧統。而高麗時代的僧職主要是僧钅錄司，僧钅錄司有左右兩銜，兩銜各有都僧錄，下設副僧錄、僧正，都僧錄掌管一切佛教活動，其淵源顯然是受到宋朝科舉制度的影響。

隨著宋朝儒佛道三教傳入高麗和宋麗兩國佛教文化的交流，中國的儒佛道思想對高麗的佛學思想產生了十分重要的影響，主要體現在高麗儒佛道三教合一和天臺宗的創立。高麗太祖以佛教立國，但是，佛教內部的宗派矛盾不斷，尤其是以海印寺為中心的南岳和北岳兩派水火不容，相互攻擊。為了解決佛教內部的門戶之爭，從宋朝回國的義天大師提出了“教禪合一”、“教觀兼修”的主張，義天認為：佛有教禪二法，但兩者各有偏執，教法注重外修而忽略內心觀照；禪法則強調內心作用而無視外部修煉，故“學教之人多棄內而外求，習禪之人好忘緣而內蕁2⑽偏執，俱滯一邊，其猶爭兔角之長短，斗空花之濃淡。”[15]（452）因此，義天提出“教禪兼修”。但是，在教宗和禪宗的關系上，義天主張教宗融攝禪宗，并對“不立文字，以心傳心”的禪法頗有微詞，其提出禪宗本義是“籍教習禪”而非“離教習禪。”其實，義天的“教觀兼修”的思想并非自創，而是深受中國華嚴宗高僧圭峰、晉水和清涼大師的影響，華嚴宗即主張“教禪一致”，尤其是清涼大師認為：華嚴宗“法界緣起”與天臺宗的“三諦圓融說”相互契合，并認為華嚴宗靠經典義理解悟、洞徹法界，與禪宗不立文字，以心傳心的解悟過程是一致的，因而華嚴宗與禪宗是相通的。義天大師不僅與上述晉水（凈源大師）相互往來切磋佛法，而且，對華嚴宗經典頗多研究。在儒佛道的關系上，義天十分重視三教合一，尤其是對宋朝援儒入佛的思想大力弘揚。其主張“得釋門遍于五時，儒典通乎六籍，包羅大小，通觀尊卑，雖設教有殊，而崇孝無別。”[15]（452）這些思想顯然受到了宋朝佛法的影響。此外，十二世紀末期，鄭仲夫、崔忠獻等武臣之亂，高麗教宗勢力受到重大打擊，1205年，高麗改吉祥寺為曹溪山修禪寺，高僧知訥以《金剛經》、《六祖壇經》為本創立了曹溪宗，其亦主張“教禪不二”，但與義天主張“教主禪從”不同，而是強調“禪主教從”，在具體修行方面，主張“定慧雙修”，從而將“漸悟”和“頓悟”統一起來。此外，受到宋僧大慧普覺禪師的影響，知訥融合儒家的忠義，提出禪宗的“忠義之心”即佛教“菩提心，乃名異而實同。”從而體現出三教融合和諸宗匯通的傾向，此與中國佛教的儒釋道三教合一，顯然是一致的。

綜上所述，宋與高麗海上航路的發展，可以說是中韓歷史上海上絲綢之路發展、演變的重要階段，宋麗海上航線先后經過山東半島的登州（今山東蓬萊）沿岸至高麗翁津（今朝鮮海州西南）航線和由南部明州（今浙江寧波）至高麗禮成江碧瀾亭（今開城西海岸）航線的變遷，而南方福建的泉州港，亦成為宋代對高麗海上貿易和人文交流的重要口岸。宋麗海上絲綢之路，不僅體現了宋代海上對外貿易的發達，而且也體現了宋麗兩國物質貿易的繁盛，宋麗海上絲綢之路，不僅是絲綢、瓷器、茶葉等貿易品和高麗其他土特產品的交流，也承載著兩國制度文明、海神信仰和宗教文明等人文和精神文化的交流。

⒖嘉南祝

[1]脫脫：《宋史?高麗傳》，北京：中華書局，1977 年點校本。

[2]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八十四），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

[3]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百五十八），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4]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百零五），神宗元豐六年六月條，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5]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北京：商務印書館，1937年。

[6]蘇軾：《東坡奏議?登州詔還以水軍狀》，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7]王文楚：《兩宋和高麗海上航路初探》，《古代交通地理叢考》，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

[8]脫脫：《宋史?羅拯傳》，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點校本。

[9][韓]鄭麟趾：《高麗史?世家?文宗二》（卷八），朝鮮古書刊行會本。

[10]蘇軾：《東坡奏議?乞禁商旅過外國狀》，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11]蘇軾：《東坡奏議?論高麗進奉狀》，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12]蘇軾：《東坡奏議?乞令高麗僧從泉州歸國狀》，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篇3

摘　要：海洋文化旅游資源由于沒有市場價格，也不能進行市場交易。因此，無法像一般物品那樣對其經濟價值進行評估。借鑒福利經濟學原理對海洋文化旅游資源價值進行界定，研究海洋文化旅游資源價值評價對人們的效用水平及生活福利所做的貢獻，并且在此基礎上將基于消費者剩余的海洋文化旅游資源價值評價進行了詳細的理論分析。

關鍵詞 ：海洋文化旅游資源；價值評價；價值影響

中圖分類號：F59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0-8772（2014）34-0230-04

收稿日期：2014-11-25

基金項目：本論文為2013年遼寧省社科基金項目，項目編號：L13DWJ026

作者簡介：廉歡（1981-），男，漢族，遼寧葫蘆島人，講師，主要從事管理科學、文化價值評價研究。劉富江（1984-），男，山東濰坊人，講師，學院團委書記，主要從事教育管理和創業教育研究。

一、海洋文化旅游資源的資源屬性

海洋文化旅游資源與綠地、森林以及空氣質量等自然資源一樣，都被認為是有價值的資產。個人行為、公共政策以及組織行為等都會對自然資源的服務能產生收益或損耗。但因其具有外部性以及公共物品的特性，市場力量既不能引導自然資源的配置，也無法實現真實反映海洋文化旅游資源社會價值的定價。正因如此，海洋文化旅游資源在經濟發展中正在受到嚴重的威脅，其已經或正在成為稀缺資源。

海洋文化旅游資源是最重要的顯性旅游吸引物，“是一種特殊的公共資源，從公共管理的角度講，具有準公共物品的屬性，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特征。具有“擁擠性”的特點，當準公共物品到達“擁擠點”后，每增加一個消費者，將減少原有消費者的效用”。[1]其具有一定歷史沿革，是人類長期海洋活動和海洋發展歷史足跡的“活化石”，是人類探索、開發、利用海洋各個時期的重要標志，這決定了海洋文化旅游資源是不可再造、不可復制、不可移動的，具有歷史性、地域性、稀缺性和不可復制性的特點。這一獨特的資源屬性對其作為旅游資源的保護和開發提出了極高的要求，正確理解海洋文化旅游資源的公益性內涵，是保護前提下進行旅游開發與供給的關鍵，既要發揮其具有的社會公益功能，如旅游開發、文化遺存、生態環境保護等，又要兼顧海洋文化旅游資源原住民的生活利益，合理處理好保護與開發的關系。

二、海洋文化旅游資源的福利經濟學原理

（一）海洋文化旅游資源經濟價值的概念

在福利經濟學中，一個人從某種產品中獲得的價值取決于個人對該產品及其他相關產品的感知、個人持有的價值觀念及相關偏好和個人所處的文化及社會環境。圖1反映了在資源市場存在負外部性的情況下（個體生產者供給曲線supply與社會產品供給曲線S´是不同的），資源的價格不能完全反映資源的經濟價值。所以，此時我們必須采用消費者剩余（CS）來反映資源的經濟價值。例如，在市場均衡點E，生產者以P*的價格賣出了Q*個產品，而對于任何一個小于Q*產品數量，消費者的意愿支付要大于P*，故產生消費者剩余。可見，當市場交易量為Q*時，消費者剩余為P*EPmax的面積。與之相對應，生產者剩余為OEP*的面積。資源的總價值是實際交易（實際支付）與消費者剩余的總和，即是圖1中0Q*EPmax（=P*EPmax+0Q*EP*）。但是，由于在非市場條件下，市場交易是不存在的，0Q*EP*等于0。因此，消費者剩余就等于資源的總價值。這就是在非市場條件下要使用消費者剩余來測算資源價值的原因。

（二）基于消費者剩余的海洋文化旅游資源價值評價

海洋文化旅游資源的經濟價值、支付意愿、實際支出、消費者剩余的關系可用公式表示如下：

V=WTP=P+CS（2.1）

CS=WTP-P （2.2）

式中：

V：表示海洋文化旅游資源的價值

WTP：表示消費者對該海洋文化旅游資源的支付意愿

P：消費者對給海洋文化旅游資源的實際價格

CS：消費者對給海洋文化旅游資源的消費者剩余

從式2.2得出：當消費者對海洋文化旅游資源的實際價格的支出約等于消費者的支付意愿時V=WTP≈P，海洋文化旅游資源的經濟價值可用消費者的實際費用支出表示；當消費者對海洋文化旅游資源的實際支付價格為零時，即P=0，此時，V=WTP=CS，消費者的支付意愿就等于海洋文化旅游資源的消費者剩余，此情況很適合用來評價那些沒有市場價格的海洋文化旅游資源的經濟價值。[2]對海洋文化旅游資源價值的經濟評價主要包括經濟效率評價及經濟影響評價。圖2中的供給函數是水平的，反映的是很多公共旅游設施及景觀資源的實際情況，即邊際成本是固定的。假設圖2中D和S 代表的是一個提供旅游活動的野生動物棲息地的需求和供給初始水平。在P價格下，消費的旅游產品的單位為Q1。假設在供給函數不變的情況下，提高野生動物棲息地的質量（如在不影響容量約束條件下，增加野生動植物的數量），使需求曲線從D平移為D’，在價格水平P下消費的旅游產品數量從Q1增加到Q2個單位。則由于資源質量改善增加的價值是供給曲線以上的兩條需求曲線之間的面積，即WXYZ的面積。質量改變也吸引了新的參觀者，這部分增加的價值就是KYZ的面積。

（三）消費者剩余理論在海洋文化旅游資源定價中的作用

消費者剩余理論認為，能夠將海洋文化旅游資源的價格和消費者利益結合起來進行合理定價。[3]筆者認為可以從四個方面對消費者剩余理論在海洋文化旅游資源定價中的應用進行分析。（1）消費者對海洋文化旅游資源的預期。通過對受訪者直接采訪，掌握受訪者對旅游資源的價格預期，在受訪者可接受的價格預期以內，只要消費者剩余不小于零，該旅游產品的開發就有意義，否則，就值得商榷。（2）分析現有海洋文化旅游產品開發的成敗。如果所開發的旅游產品不能使企業盈利，則很難將其判斷為開發成功。另外，社會效益的增加也是評價旅游產品成敗的指標之一。而其中能表征社會效益的一種方式就是社會及消費者認同度。（3）分析旅游產品如何提高經營者收益。假設消費者對某旅游產品愿意支付的費用為P，該產品實際價格為P0，那么存在以下三種形式：P＝P0，此時，無論是對消費者還是旅游產品經營者而言，應該說是一種最理想的情況，此時已達到共贏。P>P0，此情況就是該旅游產品現在所定價格低于消費者的預期，消費者認為有利可圖，愿意接受該價格，當然也表明該旅游產品售價具有上漲空間。P<P0，此時該旅游產品現在所售價格比消費者預期的價格要高，雖然對經營者有利，但已超出消費者預期，不為其接受，產品銷售必定會受影響，此時降價措施比較可取。（4）旅游景點壓力的緩解。由于人們的評判標準不一樣，導致不同旅游產品消費者所愿意支付的價格具有差異性，旅游產品經營者可根據此現象對同一旅游產品的不同時期及不同旅游產品進行差異定價等，從而避免由于同一時期大量消費者同時游玩給景區及相關游玩設施造成巨大壓力。

三、影響海洋文化旅游資源價值評價水平的因素分析

（一）資源稀缺性對海洋文化旅游資源價值評價影響

經濟學意義上的稀缺，是指相對于既定時期或時點上的人類需求，資源是有限的。稀缺本身是個相對的概念，它是相對于人類的需求或欲望而言的。就文化界而言，所提供的各種資源都是有限的，而人類的需求和欲望是無限的。社會發展階段不同，人們對稀缺資源的認識也有不同。進行工業革命之后，一些土地、森林以及石油、礦石等資源由于社會需求的迅速增長而變得日益稀缺。在現代社會，人們發現即使是新鮮的空氣、清潔的水體等物品也在變成稀缺資源。隨著人們對生活水平質量追求的及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文化產品越來越受到大家的關注和青睞。[4] Richardson根據世界旅游組織數據分析，文化旅游占全部旅行活動的37%，而且其需求正以每年15%的速度增長。[5]Sugaya認為如果全球每年按照6.5億人次的國際旅行來估計，那么其中至少有2.4億次旅行可歸于文化旅游。[6]正因如此，文化景觀相對于其他休閑旅游產品來說，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使得海洋文化資源的稀缺性開始迅速凸顯。伴隨著文化旅游業的不斷發展，海洋文化旅游觀光相對于其他休閑旅游產品來說，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使得海洋文化旅游資源的稀缺性開始迅速凸顯。

（二）效用價值對海洋文化旅游資源價值影響

效用價值論對價值的評價是通過人對物品效用的主觀感受。總效用曲線的形狀呈倒“U”型，隨著所消費物品或服務的增加而增加，到達一個頂點后，總效用就開始下降，而邊際效用則總體呈現遞減規律，當總效用達到飽和點后邊際效用則變為負數，表明繼續消費只會使總效用減少。[7]用邊際效用可以解釋海洋文化資源的旅游價值。當需求保持不變，邊際效用和價值就隨著供給的增大而減小，反之亦然；邊際效用和價值與需求成正相關，即邊際效用和價值隨著需求的增大而增大，反之則亦然。[8] 海洋文化旅游資源的價值是由效用決定的，但效用本身又是由主觀心理確定的，因此無法從客觀上準確地度量效用。舊福利經濟學測量效用的方法是用基數效用函數，認為效用可以用確切的數量來衡量，消費者可以明確地給出他們對物品或服務的效用值，使用邊際效用分析法來分析消費者效用最大化的問題。按照新福利經濟學效用序數論的主張，邊際效用是無法衡量的，個體之間效用是無法比較的，而且效用數值的大小不能簡單的用基數數詞來代表，取而代之的，應該用序數數詞表示效用水平的高低，通過偏好或選擇分出效用的強弱程度，列出順序，進行比較，新福利經濟學使用無差異曲線分析法來研究消費者效用最大化的問題。

（三）消費者支付意愿對海洋文化旅游資源價值影響

經濟學認為，“支付意愿（WTP）”可以作為人們表達自己對事物的偏好的有效方式之一。支付意愿是指人們為獲得一種物品、機會、享受或效用而自愿支付的貨幣。有“一切商品價值表達的合理指標”之稱的支付意愿，在經濟學中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消費者的支付意愿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如消費者的受教育程度、可支配收入、性別、年齡及消費者對該物品或者服務的認知程度、使用頻率等，所有影響因素中對支付影響作用最大的是消費者的可支配收入。 本質上消費者的支付意愿與其實際支付行為是有差異的，因為畢竟支付意愿的獲得是在假想的環境中測定的，但是在行為傾向往往是行為的可靠預測變量，只要采取合適的方法對行為傾向進行測度，精確的行為預測是可能的。可以說，消費者對旅游產品的偏好可以用支付意愿來表示，支付意愿是消費者自愿支付的貨幣值的體現，被認為是“一切商品價值表達的合理指標”。

（四）外部性對海洋文化旅游資源價值影響

外部性理論揭示了海洋文化旅游資源管理和規劃中一些低效率資源配置問題的根源，又為解決文化景觀外部性問題提供了可供思路和框架的借鑒，因此在外部性理論的基礎上進行海洋文化旅游資源的管理和評價較合理。“外部性是一種效益或成本的外溢現象。外部性分為外部經濟性和外部不經濟性，或正外部性和負外部性。”[9]外部不經濟指某一經濟主體獲得一定經濟利益時，不支付代價而導致另一經濟主體效用的降低或成本的增加，如大氣污染、樹木砍伐等。外部經濟是一種經濟活動引起他人效用的增加而受益者并未增加支出或成本，如上游居民植樹造林，保護水土，下游居民得到質量和數量有保障的生產和生活用水，這種經濟行為的社會效益大于私人效益。

隨著近年來我國經濟的迅猛發展，海洋文化旅游資源開發的外在影響日益突出。外部性理論揭示了海洋文化旅游資源管理和規劃中一些低效率資源配置問題的根源，又為解決文化景觀外部性問題提供了可供思路和框架的借鑒。因此，解決海洋文化旅游資源產品開發、經營的外部不經濟性可采取的重要措施就是合理地界定洋文化旅游資源的旅游價值。

（五）公共物品屬性對海洋文化旅游資源價值的影響

公共物品(Public good)是私人物品的對稱，也被稱為“公共財貨”和“非市場物品”。是指一些產品或服務，這些產品或服務能為絕大多數人共同消費或享用，泛指無排他性或無競爭性的物品。包括國防、公安司法等方面所具有的財物和勞務，以及義務教育、公共福利事業等。其特點是每個人對公共物品的消費不會因其他人的同時使用而受到影響，也不會排斥任何人對它的利用。海洋文化旅游資源是具有非排他性和不充分的非競爭性的公共產品。因為消費者可以自由選擇游覽某一個海洋文化旅游景區，而不能將其他消費者排除在外，排他成本很高。而海洋文化旅游景區在一定范圍內具有非競爭性，但邊際成本和邊際擁擠成本不總是為零。

由于海洋文化旅游資源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的特點，而公共物品理論解釋了海洋文化旅游資源開發和經營中的外部不經濟問題。使得價格機制不能正常運行，導致“市場失效”。海洋文化旅游旅游資源在不存在交換價格的情況下，其供給曲線和需求曲線只能是虛擬的，尤其是海洋文化景觀的需求曲線很難具體繪出。

（六）旅游需求曲線對海洋文化旅游資源價值評價影響

需求曲線是消費者對某一海洋文化景觀支付的價格與在一定時間內到某一種海洋文化景觀的旅游次數之間的多種組合。需求曲線可以幫助我們回答海洋文化旅游資源管理中的一系列關鍵問題。 在圖4中，D表示海洋文化旅游資源的旅游需求曲線，用P表示旅行者每次旅行的價格，或旅行成本，是旅行時間、交通費用、景區門票等費用的總和，Q表示旅行者每年出游的次數，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旅行成本越高，出游次數越少。

旅游需求曲線的斜率是負的，主要有三種原因，第一是因為消費者對海洋文化旅游資源的旅游需求受到收入的限制。在收入一定的情況下，用于休閑、旅游活動的消費是有限的，當某一景觀的旅行價格為P0時，消費者到該景點的出游次數就不會像在價格為P1時那么多（Q1），因為在價格為P0時花費的成本超出了消費者支付的門票、交通費、住宿費、餐飲費等的總和。第二，由于存在替代景點，消費者可以選擇少去旅行成本比較高的景區，可以經常在家附近或消費比較低的景區游覽。第三，邊際效用遞減規律也是需求曲線向右下方傾斜的原因。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消費者去某一個景區次數越多，每次旅行獲得的旅游效用越少。一般情況下，第一次去景區游覽獲得的愉悅感和滿足感是最大的，隨著前往同一景區次數的增加，所獲得的旅游效用在逐漸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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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中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作如下定義：“指被各社區、群體，有時是個人，視為其文化遺產的各種社會實踐、觀念表述、表演表現形式、知識和技能及其有關的工具、實物、工藝品和文化場所。”而海洋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一種具有地域文化特征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它是沿海居民在長期的涉海行為過程中積淀形成的具有海洋特征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具體包括文學藝術作品、民間習俗、海洋節慶活動、民間傳統技藝、海洋信仰等。

海洋非物質文化遺產既植根于遼闊的海域疆土，又受制于海島的封閉性與獨立性，相對來說，它具有較為穩定的海洋地域特征。于是，海洋文化空間對于海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生存與延續起到了重要作用。盡管文化空間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類型的一種描述，但是，特定的文化空間的形成是因為有特定的文化活動的存在，而文化空間又成為文化活動不可脫離的空間環境。

1.文化空間的概念

長久以來，“空間”一直被視為是一個純粹的幾何、地理概念，是指由點、線、面構成的方向或者形狀空間。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法國哲學家亨利?列斐伏爾對“空間”做出了新的哲學詮釋。他在《空間的生產》里建立了空間社會學的理論框架和概念體系，由原先的“空間中的生產”轉向“空間的生產”的分析研究。他認為“空間是一種（社會）產品”，每一個社會或每一種生產模式都會“生產”出相應的空間。進而，他在列舉空間類型的時候，也提到了“文化空間”一詞。他認為“空間的概念與精神的、文化的、社會的、歷史的空間聯在一起”。這樣的描述，很明顯是從社會學的角度來考慮的。

但一個專門術語，文化空間第一次出現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頒布的《人類口頭及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宣言》中。宣言指出，文化空間是“具有特殊價值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集中表現，它是一個集中舉行流行和傳統文化活動的場所，也可定義為一段通常定期舉行特定活動的時間。這一時間和自然空間是因空間中傳統文化表現形式的存在而存在”。

值得強調的是，人類學的文化空間是物質與非物質的結合，它既有物化的形式，也有人的行為，甚至有精神的展現。從這個角度來說，人類學的“文化空間”，首先是一個文化的物理空間或自然空間，是有一個文化場所、文化所在、文化物態的物理“場”；其次在這個“場”里有人類的文化建造或文化的認定，是一個文化場；再者，在這個自然場、文化場中，有人類的行為、時間觀念、歲時傳統或者人類本身的“在場”。

隨著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的不斷深入，從文化空間的形成和作用來看，它不僅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一個類型，也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生存的空間。在此，筆者把文化空間分為兩類，一類文化空間是單一、純粹或動態的文化空間，在這個空間里，不產生、包含其他具體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另一類文化空間既可以是一個獨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類型，其中又包含了其他具體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2.海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文化空間資源狀況

海洋非物質文化遺產由于其獨特的海洋地域特征和海洋文化特征，使得其對文化空間的依賴性更加地突出。截止目前，雖然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公布的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中沒有文化空間的形式，但中國并不缺乏文化空間。而且，從文化空間的第二種類型來看，每一個非物質文化遺產都有一個相對應的文化空間。

海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文化空間，是指定期舉行海洋傳統文化活動或集中展現傳統文化形式的場所，或是某項海洋非物質文化遺產生存與發展的空間。

根據文化空間的性質、內涵、特征與形式，海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文化空間大致有以下幾種類型。

第一，涉海生活生產行為。沿海居民的涉海生活生產行為明顯區別與大陸居民，漫長歲月的涉海生活生產行為形成了沿海居民的海洋生活習慣、海洋生活習俗、海洋人格精神、海洋信仰，也促進了諸如漁業、鹽業、造船業、航海業、海洋科技等海洋產業的形成，還造就了極富海洋特色的人文歷史景觀建筑等。涉海生活生產行為是一個活態的空間，樣式多樣且極富有變化，流動性較強。

第二，海島村落。海島村落尤其是傳統海島古村落濃縮了海洋文化、海洋經濟發展的歷史，蘊含著海島文化的精髓。它不僅是物質空間，更是海洋文化的精神空間。舟山市農林與漁農村委員會在2014年3月的《海島型歷史文化村落保護利用價值與路徑淺析》的調查報告中，將舟山群島海島村落分為三種主要類型，一是古建筑村落，如岱山縣的倭井潭村，嵊泗縣的峙岙村等。二是民俗風情村落，例如定海區的紫薇村，普陀區的蓮興村。三是自然生態村落，例如普陀區的西岙村。海島村落在文化具有很大的天然包容性，存在文化的多樣性。

第三，海洋自然地域景觀。海洋自然地域景觀是一種自然景觀，但是由于其能被人直接或間接利用，因此，也逐漸融入到人文歷史景觀當中。比如，海島村落從海島地理地貌視角來看，它是屬于自然地域景觀。但從村落文化視角來看，它是屬于人文歷史景觀。不同的地理決定了海洋自然地域景觀的結構、樣式、文化特色和素質等。例如，舟山群島的普陀山就是一個典型代表。

第四，海洋方言俚語。語言是文化的重要載體和媒介，海洋方言俚語海洋非物質文化遺產尤其是口頭遺產的首要條件，使其具有獨特的地域色彩。舟山話被當地人叫做“舟山咸話”，這“咸話”兩字并不是“閑話”的錯別字或諧音。因為“閑話”的意思是“閑暇無事，隨便聊聊”。而“咸話”的“咸”是甜、酸、苦、辣、咸五味中的一種，“淡”就是淡而無味，那么“咸”就是有滋有味了。“咸話”，就是指舟山的海島居民講的有滋味、有風趣的一種語言了。

第五，海洋信仰。海洋信仰是沿海居民由對海洋崇拜、禁忌的心理活動和精神感受所創造出來的神、靈形象，以及對這些神、靈形象的崇拜和禁忌儀式及其傳承活動。海洋信仰從嚴格意義上來說，它不是一種文化空間。但從相對的角度來看，它也一種文化空間。例如舟山群島普陀山的觀音信仰，觀音信仰是一個文化空間，在這個文化空間里，誕生了普陀山的佛教文化、寺廟文化，誕生了觀音文化節、觀音祭祀朝拜禮儀，也誕生了觀音餅工藝、觀音傳說的口頭文學等。

第六，海洋節氣。海洋節氣是中國傳統節氣與沿海和海島地區的特殊地域節氣相結合的用來指導涉海生活生產的一些特殊性時刻或時段。在這一時間階段，為了輔助涉海生活生產，沿海居民往往會舉行相應的習俗、禮儀、節慶等方式，進行表達和紀念。中國傳統的節氣因為沿海或海島特殊的地理，會披上海洋的特色，而這些每到節氣，也會有自己獨特的紀念和慶祝方式。

3.文化空間之于海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意義

傳統的觀點認為，文化空間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時使用的一個專有名詞，主要用來指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的形態和樣式。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是在1998年提出文化空間的概念的，當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第155次大會上成立了一個專項獎金，用來激活人類口頭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文化空間或文化表達形式”。后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文化官員埃德蒙?木卡拉對此解釋說：“文化空間指的是某個民間傳統文化活動集中的地區，或某種特定的文化事件所選擇的時間。”從這個解釋來看。文化空間似乎又不僅僅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一種類型，也可能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生存環境。而正如上文所述，文化空間一詞，亨利?列斐伏爾早就20世紀70年代就已經在其著作《空間的產生》中提到了。如果從這個角度去分析文化空間，去研究文化空間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關系，那么，文化空間的內涵與外延會豐富得多。

文化空間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之間究竟是什么關系？

文化空間是海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起源空間。任何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產生都有其特殊的地理空間和文化空間，海洋非物質文化遺產就是“面朝大海，春暖花開”的產物，它有別于“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耕文化。中國的觀音信仰大致起源于兩晉時期，但把觀音奉為海神，作為海洋信仰的對象，則是唐代開始的。舟山的觀音傳說具有濃郁的海洋氣息，這和普陀山稱謂南海觀音的道場是有關系。例如不肯去觀音、慧鍔請觀音等觀音傳說故事，都是依托海洋這個地理空間和文化空間而逐漸形成的。

文化空間是海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生存空間。海洋非物質文化遺產因文化空間的土壤而生，如果離開了這個文化空間，它就可能變異，甚至消亡。以舟山的漁歌或漁歌號子為例，它們是漁民在漁業勞作時為了休閑放松、或調節、統一行動和工序的一種口頭語言藝術。然而，隨著漁業科技的發展，隨著漁民生活水平尤其是休閑方式的轉變，我們現在已經很難在現實的漁業生產現場聽到自然的漁歌或漁歌號子了。

文化空間是海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播空間。海洋非物質文化遺產需要傳承，那就必須得到橫向和縱向的轉播。還是以漁歌或漁歌號子為例。盡管人們也在想方設法地搶救、保護和傳承。但傳統的漁業生產的環境發生了改變，傳統的漁業生產技術得到了革新，甚至連方言俚語也逐漸被淡化，這讓漁歌或漁歌號子失去了文化空間。藝術是需要靈感和情感的，這樣脫離實際氛圍的傳習，即便是繪聲繪色的舞臺表演，都很難讓演唱者和聽眾產生身臨其境的感受。

文化空間之于海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意義或作用，除了物質上的支撐之外，更是精神上的養成和寄托。一個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文化空問，可以“生產”出源源不斷的海洋非物質文化遺產。

4.基于文化空間的海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傳承

基于文化空間視角，對于海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傳承，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第一，原著空間保護。海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原著空間是指現實的海洋生產生活環境空間，原著空間保護是基于現實的地理或者文化空間的基礎而采取的一種措施。自從舟山群島進入大橋時代，原本的離島變成了半島，經濟發展對傳統文化尤其是海洋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一個巨大沖擊。不過，舟山群島有1300多個大大小小的島，那些遠離本島的海島便成為原著空間保護的典型樣本。例如，舟山市的嵊泗列島便是典型的離島群落。在嵊泗離島當中，像黃龍島、花鳥島、枸杞島等海島村落，都是遠離舟山本島甚至遠離嵊泗縣主島的小島，相對來說，原生態的海洋資源保護得比較好，體現了濃郁典型的海島特色。

第二，裝飾空間保護。所謂裝飾空間保護就是利用博物館、展覽館、文化商業街、廣場等文化經濟場所，以實體的形式再現某個海洋文化空間，利用真實的實物模擬，再現具有海洋、海島特征的生產生活場景與氛圍。這樣的文化空間一方面能夠作為海洋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基地，也能夠作為參觀的對象。很多海洋的節慶禮儀活動都是可以通過裝飾空間來得到展現和傳播。另外，建立海洋非物質文化遺產體驗基地，也是一種良好的途徑。

第三，藝術空間保護。藝術空間保護是指通過藝術表演舞臺、氛圍的營造，來展示、傳播海洋非物質文化遺產，或者把海洋非物質文化遺產改編、演繹成文藝表演的形式來進行傳承、展示和傳播。例如，將觀音傳說改編成舞臺劇、戲曲的形式，通過舞臺背景的布置，舞蹈音樂的渲染，人物造型和語言的表達，將觀音傳說由平面的語言轉化成立體、流動的空間表演藝術，更加有利于表達和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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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會信息化的大環境下，數字化建設已成為評價一個國家信息基礎水平的重要標志。海洋檔案的管理作為社會信息資源系統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正面臨著數字化時代的挑戰。隨著電子文件的大量出現，檔案理論界對于電子文件是否應該轉化為檔案材料也從爭論轉為接受，這一革新要求我們改變原有對文件檔案的理解，順應技術發展趨勢，更好地進行海洋檔案管理工作。

1海洋數字檔案的概念和特點

在1996年第十三屆國際檔案大會上，美國的《檔案與博物信息》編輯D.比爾曼以《虛擬檔案》為題，第一次提出了與物理檔案(Physicalarchive)和實態檔案庫(Physicalrepositoriesofarchives)相對應的虛擬檔案(Virtualarchives)。國際檔案理事會對數字檔案的定義是:通常以代碼形式記錄于載體，如磁盤、磁帶或穿孔卡帶之上的文件檔案，它的內容只能通過機器來利用，并根據來源原則來組織安排。以此類推，海洋數字檔案就是以代碼數字形式記錄于載體，如磁盤、磁帶或穿孔卡帶之上的海洋方面的文件檔案。數字檔案改變了傳統的檔案載體形式與檔案工作意識。數字檔案的載體與傳統檔案的載體有很大區別，包括存貯電子文件、信件、圖紙、報表所形成的軟盤、光盤、硬盤和磁帶等。數字檔案中的信息資料不以傳統的筆墨紙張等直觀的形象出現，而是通過二進制代碼以數字形式存貯，成為肉眼不可直接識讀的記錄符號。檔案信息傳輸平臺數字化，當檔案信息在完成數字化后以數字形式存在時，數字網絡系統就將成為其主要的傳輸平臺，為檔案信息的快速流動提供可能，通常是以網站方式提供相關檔案服務。海洋數字檔案也有著與其他數字檔案相同的特性。

2網絡環境下海洋數字檔案的安全隱患

在數字化的過程中，由于受載體的轉換條件、存貯介質的穩定性和技術操作等因素的影響，容易造成海洋信息的丟失或刪改，卻不易被察覺。

海洋電子文件的信息共享帶來了一些不安全因素。以計算機為載體的電子文件，不同于以紙張為載體的紙質檔案，它可以不受時間、地點和人員的限制隨意閱讀，并且信息容量巨大，傳輸快捷，這種電子文件的共享性和易用性是其網絡化運作環境決定的，是一種進步和發展。同時，也給海洋電子文件帶來了不安全和泄密因素。

目前的檔案保護規程主要針對紙質載體制成材料的耐久性、保存環境等方面來進行，缺乏對電子檔案長時間可靠保存的經驗與技術。實踐證明紙質載體的檔案在一定的保護條件下可保存達上千年，而電子文件的物理載體壽命卻遠不如紙質檔案，磁性載體檔案的壽命最多只有十多年，光盤載體的壽命也不超過I00年。另外，紙張的損壞很容易被發現，但電子文件載體的損壞只能由設備檢驗。此外，由于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信息保存的格式和載體都在發生變化，使得早期數字檔案難于“閱讀”，例如現在面對一個保存在5英寸軟盤上的Wordstar格式的文件，恐怕大多數讀者都會束手無策，而這只不過是20多年前主流格式與存儲載體。

由于網絡技術本身的安全隱患導致泄密。Internet/Intranet技術本身就不是一種很安全的信息傳輸方式，網絡上的任何信息都是經過重重網站分段傳送至目的地，任何中介站點均可以攔截、讀取、破壞甚至篡改信息。隨著互聯網的發展，互聯網攻擊手段也越來越多，攻擊工具的破壞力越來越強，而安全技術是一種在對抗中被動發展的技術，它總是滯后的，這樣就導致了網絡的脆弱性。此外，網絡硬件也是經常被忽視的但風險極大的泄密途徑，主要方式有電磁泄露、非法終端、搭線竊取·后門程序等。

管理人員不足，技術水平有限。據有關資料顯示，90%以上的檔案管理人員沒有受過正規的計算機安全培訓，他們缺乏計算機與網絡的相關知識，缺乏對檔案信息網絡的安全意識。

3網絡環境下實現海洋數字檔案安全的對策

如前所述，隨著網絡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和廣泛應用，數字檔案及海洋數字檔案的安全保密問題日益突出，為嚴防密從網泄，確保電子文檔安全，應在管理、網絡安全和信息安全3方面采取有效的安全技術與措施。

3.1管理方面

加大人才培養力度，提高管理人員的技術水平。海洋檔案信息數字化是信息時展的必然趨勢，海洋檔案管理人員要充分認識網絡中的檔案信息，不能認為只要把電腦管好了，信息沒有丟失，就是做好保密工作了。海洋檔案管理人員自身要增強責任感、使命感和危機感，樹立高度自覺的檔案信息安全防范意識。海洋檔案管理人員要更新知識、技能，努力學習掌握檔案現代化管理、計算機和網絡安全等方面的技術，加快從傳統型檔案管理人員向現代化檔案管理人員的轉化。同時，海洋檔案行政管理部門要采取相應措施，從政策、待遇等方面培養和激勵專業技術人才。要通過在職教育、短期培訓和學歷教育等多種渠道和方式，提高和更新在職人員的知識水平和專業技能，充分調動海洋檔案管理人員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為推進海洋檔案信息化建設作貢獻。

制定安全管理制度。在海洋數字檔案安全管理中，除了采用相應的安全技術措施之外，更重要的是海洋檔案管理部門還應當根據相關法律、法規，結合本單位實際，制定、完善一些制度。如，確定本單位檔案信息的安全管理等級和安全管理范圍，制定檔案網絡操作使用規程，用戶身份認證制度，電子文件的接收、保管、檢索、查詢和網絡安全等制度，使安全管理具有可操作性，形成海洋數字檔案信息的安全保障體系。

3.2網絡安全方面

硬件設備安全。涉及海洋電子文檔的計算機應做到專人專用，使用的移動儲存設備也應做到專用，不可混用。對于網絡設備應該盡量使用通過保密檢測的設備，不要盲目追求新產品、新技術，以減少泄密渠道。

操作系統安全。安全的操作系統是網絡安全的重要基礎，因為所有的基本應用和安全措施(如病毒防治、人侵檢測、設置防火墻和安全島)都依賴操作系統提供的底層支持。充分考慮海洋數字檔案操作系統的安全性是我國的國情所決定的，因為許多核心技術我國并不掌握，無法保證國外操作系統產品不存在后門程序。在海洋數字檔案管理用操作系統方面要考慮以下兩點:①采用的產品要具有自主知識產權，且源代碼對政府公開;②定期利用漏洞掃描工具檢測系統漏洞和配置情況，以便及時發現問題。操作系統的安全主要通過增強身份標志與驗證、細化自主訪問控制、用戶職責劃分、強制訪問控制、審計跟蹤和安全管理等方面的措施來實現，這些措施都可以對基本安全功能提供強有力的支持。

安裝殺毒軟件。防病毒必須從網絡整體考慮，主動防御，改變被動劣勢，要樹立“預防為主，防治結合”的觀念。從方便管理人員的工作著手，使其能夠管理網絡上的所有機器，如利用定時查毒功能，對客戶進行掃描，檢查病毒情況;利用在線報警功能，監測網絡上的每一臺機器，出現故障或病毒侵人時，網絡管理人員都能及時知道，并作出反應。

內外網隔離。在內外部網之間，設置防火墻(包括分組過濾與應用)實現內外網的隔離與訪問控制是保護內部網安全最主要的同時也是最有效、最經濟的措施之一。無論何種類型防火墻，從總體上看，都應具有以下五大基本功能:過濾進、出網絡的數據;管理進、出網絡的訪問行為;封堵某些禁止的業務;記錄通過防火墻的信息內容和活動;對網絡攻擊的檢測和告警。

在必須使用公眾網絡時采用虛擬專用網絡(VPN)技術。VPN能夠利用Internet或其他公共互聯網絡的基礎設施為用戶創建隧道，并提供與專用網絡一樣的安全和功能保障。在互聯網上傳輸數據時，VPN可提供保密和數據加密。如果某機關檔案系統設有兩個或更多分支機構，或者希望用戶遠程訪問檔案網絡，這種方法尤其有用。

3.3信息安全方面

海洋數據備份恢復系統。備份數據可以防止磁盤驅動器出現故障、電源斷電、感染病毒和發生其他事故時丟失數據。一旦發生了數據丟失，如果按照備份規程進行了備份，那么就可以恢復數據。海洋數據備份最可靠的辦法是完全備份和增量備份相結合，例如我們可以每周執行一次完全備份，每天執行一次增量備份。除此之外，還應該選擇不同的數據存儲介質，并將備份介質存放于不同的安全地點。

載體保護。海洋數字檔案的記錄載體由于它的磁性、光學性和磁光性，易受磁場、光線、溫度和濕度等環境影響。海洋數字檔案存儲介質應存放在無強磁場干擾、避光、防塵、無腐蝕性氣體的環境里，諸如溫濕度的控制，存放載體的柜、架及庫房應達到相關標準的要求。加強工作人員責任心，提高操作能力避免不正確操作。例如，使用標識筆作標注時，會帶來盤面的污損拿取時手法不正確，留下指紋中的油脂、鹽分、微生物等長期依附其上，會腐蝕盤帶。

數字簽名技術。主要包括數字簽署技術和驗證技術，以解決偽造、抵賴和冒充等問題，在存儲和流通過程中，保證了數字檔案的原始性、真實性。目前常用的數字簽名技術有光筆簽名、電子簽名、電子印章、數字指紋、數字水印、數字時間截和數字證書等。

信息加密。加密技術可以確保電子文件內容的非公開性，是保證電子文件機密性的重要方法，其目的是采取某種數字方法經信息偽裝起來，使非法入侵者無法了解信息的真實含義。通常多采用“雙密鑰碼”法。加密通信者各擁有一對密鑰，任何發方可以使用收方的公開密鑰加密明文后向收方發文，收方只用自己知道的解密密鑰解密獲得明文。由于加密和解密使用不同的密鑰，因此第三者很難從截獲的密文中解出原文來，這對于傳輸中的電子文檔具有很好的保密和保護效果。

雙套歸檔制。實行“雙套制”保存海洋電子檔案，既在保存海洋電子檔案的同時也保存對應的紙質檔案，這也是在技術水平尚欠成熟的條件下解決海洋電子檔案原始性、真實性問題的一種可行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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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官秀成，廣西欽州學院社科部主任、副教授，廣西中國一東盟文化研究會理事；馬友樂，欽州學院社科部講師。碩士。廣西 欽州 535000

【中圖分類號】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434（2013）05-0074-05

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是指導我們一切工作的重要基礎。可持續發展是指既能滿足當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害后代人滿足其需求的發展模式，它強調協調人口、資源、環境和發展之間的相互關系。在不損害后代利益的前提下追求持久發展。隨著廣西北部灣經濟區被確定為國家級開放開發區，廣西沿海地區開放開發如火如荼，可是由于種種原因，享譽我國最后一片“潔海”的北部灣卻面臨被污染、被破壞的生態危機，致使廣西海洋文化可持續發展面臨重大挑戰。因此，我們在開放開發過程中，應對廣西海洋自然生態進行倫理關懷，重視海洋自然生態對開放開發的支撐價值，尊重海洋生態環境的存在價值，促進廣西海洋文化可持續健康發展。

一、生態倫理的內涵及其基本原則

（一）生態倫理的內涵

生態倫理是指人類在與自然交互中所形成的人與自然的倫理關系及其調節原則。自西方工業革命以來，科學技術日益進步，人類在自然面前顯得日益強大。然而人與自然的關系卻越來越緊張，人類面臨諸多自然生態問題，這些問題日益威脅到人類的生存與發展。正如恩格斯所說：“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對于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每一次勝利，在第一步都確實取得了我們預期的結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都有了完全的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響，常常把每一個成果又取消了。”進入21世紀，人與自然關系問題日益突出，人類必須思考如何更加合理地處理人與自然關系，這必將涉及到生態倫理問題，而生態倫理必須解決三個核心問題：一是如何合理界定人與自然關系問題：二是人類如何合理開發利用自然資源問題，促使人與自然實現良性互動；三是當代人之間、當代人與后代人之間如何公平開發利用自然資源問題。

（二）生態倫理的基本原則

1.感恩自然

人類每天都在享受著大自然的恩惠，沐浴著陽光，呼吸著空氣，吸收著水分。但人類往往只知道貪圖享受和無度索取，卻不懂得如何去回報、珍愛大自然：樹木過度砍伐，土地沙漠化日益擴大，污水隨意排放，大氣污染日益嚴重，原本豐富的自然資源正在日益枯竭，生態環境日益惡化長期以來，人類在觀念上與實踐上，總是把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看作是征服與被征服、改造與被改造的關系，這樣一來，人類就任意妄為，就理所當然地向大自然無度索取，致使大自然傷痕累累，人與自然關系日益緊張。其實，我們作為大自然的受益者，就應心存感激，知恩圖報，帶著感恩的心去善待大自然。同時也給我們自已留下一方凈土與生存發展的依靠。

2.適度消費

在西方消費主義影響下，人們逐漸形成毫無節制地消耗物質財富和自然資源，把消費滿足看作是人生最高目標與最大幸福的消費觀。在這種消費觀支配下，消費的目的往往不是為了滿足實際需要。而是為了滿足追求不斷被制造出來、被刺激起來的欲望，不顧個人、社會或國家的經濟狀況。消費主義給自然資源帶來嚴重壓力。為此，我們應該對這種消費觀和消費行為進行深刻反思，倡導并踐行適度消費，對人類與自然相互依存、相互制約關系以及自然資源有限性有著深刻認識，在消費活動中積極合理關照自然。適度消費原則所追求的目標是人類需求與自然狀況，人的物質需求與精神需求、消費數量增長與消費質量提高相互協調，力求改變消費過度和消費不足矛盾狀態。促使人與自然均能實現可持續良性發展。

3.公平公正

當代人之間、當代人與后代人之間如何公平公正開發利用自然資源問題是生態倫理必須回答的一個重要問題。當代人之間、當代人與后代人之間在利用自然資源、實現自身利益、謀求生存與發展方面應該實現權利均等、權利公平。這是實現人類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原則。公平原則既倡導消除在當代人之間出現消費過度與消費不足的矛盾，又倡導每一代人應該為后代人保存自然資源的豐富性與多樣性，避免限制、阻礙后代人的生存與發展，促使人類能可持續生存、發展，自然生態能良性健康運行。

4.集約發展

除了少數發達國家。大多數國家依然踐行粗放型發展模式，資源利用效率較低，資源、能源消耗量較大。這種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高浪費、高污染的經濟增長方式已經導致自然資源日益成為經濟發展的瓶頸，生態環境日益惡化，給人類可持續發展帶來嚴重挑戰。為此，我們應踐行集約型發展模式，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在生產過程中。應采用新技術、新工藝、加大科技投入。逐步提高生產要素質量與資源利用效率，降低能源消耗，減少環境污染，推行綠色生產與低碳經濟。從而不斷改善人與自然的關系。

二、廣西海洋文化的內涵及其基本特征

（一）廣西海洋文化的內涵

“海洋文化，就是和海洋有關的文化；就是緣于海洋而生成的文化。也即人類對海洋本身的認識、利用和因有海洋而創造出來的精神的、行為的、社會的和物質的文明生活內涵。海洋文化的本質，就是人類與海洋的互動關系及其產物。”海洋文化包羅萬象，由海洋而生成的文化都屬于海洋文化，如海洋經濟、海洋旅游、海洋民俗、海洋信仰等都屬于海洋文化的范疇。海洋文化是人類在開發利用海洋社會實踐中形成的精神財富和物質財富的總和。廣西海洋文化就是緣于廣西領域海洋而生成的文化，從廣義上說，一般包括廣西海洋精神文化、海洋物質文化、海洋制度文化、海洋行為文化四個方面。從狹義上說，特指廣西海洋精神文化。本文中的“廣西海洋文化”是指廣義上的廣西海洋文化。廣西海洋文化與我國其他地區海洋文化相比，具有鮮明的個性特征。

（二）廣西海洋文化的基本特征

1.國際性

廣西海洋文化主要緣于北部灣，而廣西北部灣地區于2008年1月，被國家批準為國家級開放開發區。廣西北部灣經濟區是我國面向東盟開放合作的重點地區，對于國家實施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具有重要意義。我國要把廣西北部灣經濟區建設成為中國一東盟開放合作的物流基地、商貿基地、加工制造基地和信息交流中心。成為開放度高、輻射力強的重要國際區域經濟合作地區。近年來，廣西沿海地區不斷加快與東盟地區的經濟交流與合作，與東盟合作開發油氣資源、旅游業、農業等，因此，廣西海洋文化具有較鮮明的國際性。

2.風險性

廣西沿海屬南亞熱帶季風氣候，氣溫適宜、光熱充足、雨量充沛、海洋資源豐富。是我國沿海地區規劃布局新的現代化港口群、產業群、城市群的重要區域。北部灣是我國優良的漁場之一，盛產鯛魚、金線魚、沙丁魚、竹英魚、藍圓鲹、金槍魚、比目魚、鯧魚、鯖魚等50余種有經濟價值的魚類。及蝦、蟹、貝類等。廣西北部灣沿岸淺海和灘涂廣闊，是發展海水養殖的優良場所，這里有馳名中外的合浦珍珠（又稱南珠）。沿岸河口地區有珍貴的紅樹林。南流江、紅河等淡水河流注入北部灣。這些有利的自然生態環境為北部灣沿海地區開放開發提供了優良的環境支撐。但是，隨著開放開發推進，享有我國最后一片“潔海”之美譽的北部灣，由于不合理的填海造田、人為破壞紅樹林、無序的水產養殖，近岸海域污染呈逐年加劇的態勢，導致廣西領域海洋生態環境面臨被破壞、被污染的威脅與風險。

3.民族性

壯、苗、侗、瑤、京族等少數民族聚居于廣西沿海地區，因此廣西海洋文化具有鮮明的民族風味，如緣于海洋的傳統建筑、服飾飲食、節慶活動、民間工藝、歌舞藝術、濱海旅游等。這些體現了真實的少數民族海洋文化生態。在開發利用海洋自然資源之時，我們應正確引導廣西沿海少數民族保護好海洋生態環境，合理兼顧地方政府、開發公司和當地人民的利益，使海洋文化與海洋生態環境實現良性互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發展。

4.輻射性

廣西海洋文化具有較強的輻射性和影響力。廣西沿海地區處于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泛北部灣經濟合作區、大湄公河次區域、中越“兩廊一圈”、泛珠三角經濟區、西南六省（區、市）協作區域合作交匯點，東連珠三角，面向東南亞，背靠大西南，區位優越，戰略地位突出，成為帶動、支撐西部大開發的戰略高地和開放度高的重要國際區域經濟合作區。

三、生態倫理視角下廣西海洋文化可持續發展面臨的主要挑戰

（一）工具理性強化

工具理性是指人們為了實現某種目的而對運用手段、途徑的合理性、有效性的追求。自從西方工業革命以來。隨著人們日益強調科學技術的發展，追求物質財富的增長，出現了人們不斷強化工具理性，弱化價值理性的趨勢。人們開始過度強調個體價值，弱化社會價值，出現了貧富兩級分化；追尋消費主義，進行掠奪式開發經營，出現生態環境惡化；淡化誠信理念，欺詐、投機行為疊出；過度追求個人或團體利益，出現行為；過度強調升學率、科技的傳承，出現學生的精神失落、創新能力下降。在工具理性強化的背景下，廣西沿海地區在開放開發中同樣存在強化工具理性，弱化價值理性的傾向與趨勢：一些人追趕消費主義浪潮，強調物質消費，淡化精神追求，出現精神荒漠化，漠視保護自然生態的擔當；一些單位與個人，為了追求自身利益和實現自身目標，弱化社會責任承擔，淡化或推卸保護自然生態責任；一些地方行政部門和官員強調以GDP為核心的經濟增長。出現生態意識與生態實踐相脫節現象，甚至為了部門或個人利益徇私枉法，為危害自然生態者打開方便之門。思想是行為的先導。人們過分強化工具理性，弱化價值理性，是影響廣西海洋文化可持續發展最主要的思想因素。

（二）消費主義蔓延

消費是人們為了滿足自身的生存和發展的物質與精神需要，進行有選擇性、創造性的活動。它是人類生存的基本方式。而流行于西方發達國家的消費主義已傳入我國，并深刻影響我國民眾的消費觀念和消費行為，現在也正在廣西沿海地區日益蔓延。“消費主義是一種毫無節制地消耗物質財富和自然資源，并把消費作為人生最高目的的消費觀和價值觀，它把物質消費看得高于一切，并在相互的消費攀比中追逐著一種無限的物質欲求。物質消費成了人們享受人生的唯一方式。”消費主義主張大生產、大消費、大丟棄，追求體面的消費，渴求無節制的物質享受與消遣。因此，今天的生產已經不僅僅是消費品的生產。而同時也是消費欲望的生產。消費主義給經濟發展注入無限動力，卻忽視了自然生態的承載能力，其結果必然使人類社會陷入深深的生存與發展的資源與環境困境之中。這種消費方式的不斷蔓延，給廣西沿海自然生態帶來極大壓力，深刻影響廣西海洋文化可持續發展。

（三）突擊開發推行

北部灣是我國海岸線上至今仍保留大面積清潔海水的海灣。是一個擁有豐富生物資源的海洋地區。北部灣是我國著名的漁場，魚類眾多，有許多科學、藥用價值很高的海洋生物，沿海有大片的原生態紅樹林，有“中國第一灘”的北海銀灘等。但是廣西沿海地區的大開放、大開發。給廣西北部灣地區海洋生態環境帶來嚴重挑戰。廣西沿海地區工礦企業和海上交通所產生大量污染物不斷排入北部灣，同時，在廣西沿海城市化快速推進過程中，人口增長較快，自然資源消耗加快，城市排污量也隨之劇增，一些污水未經處理就近排入河流、海灣。而北部灣大部分區域是20米至50米的淺海，海流較弱，海洋“自凈”能力較差，如果我們不能有效控制排污數量，這片潔凈的海灣很快就會成為一個“垃圾桶”。由此可見，這種突擊式開發給北部灣自然生態帶來嚴重威脅與壓力，直接影響廣西海洋文化可持續發展。

（四）知行不一呈現

在廣西沿海突擊式的開放開發過程中，人們的生態意識與生態實踐出現脫節現象。雖然人們已經認識到在開放開發中保護生態環境的必要性與重要性。在相關開放開發規劃、制度中都考慮到對海洋自然生態的關注。但在實際行動中卻出現知行不一的現象。例如北部灣新聞網2010年6月10日報道，根據北海市海域海洋環境的監測結果顯示：北海市“8個人海排污口存在超標排污現象，超標率達72.7%，主要超標污染物（或指標）為COD（化學需氧量）、懸浮物、總磷及糞大腸菌群等。污水排放人海對排污口鄰近海域生態環境產生不利影響，陸源污染物排海量的持續增加將導致該市近岸海域受到的污染逐步增大。由于部分排污口設置在養殖區和風景旅游區鄰近海域，排污口大量向鄰近海域排放污染物，造成該海域的環境質量退化、適于養殖的水域面積急劇縮減，養殖生物體內糞大腸菌群及鎘、石油類等污染物含量較高，甚至造成部分超標，海產品的食用安全風險增加；由于多數陸源排污口的長期超標排放，導致部分生態區域的健康狀況每況愈下，環境惡化的趨勢加劇，已對該市的珊瑚礁、海草床及紅樹林系統構成了威脅。”這說明廣西近海域部分自然環境已經被污染被破壞。由于廣西沿海地區仍處于經濟不發達階段，環保機制不夠健全，環保行為不夠規范，環保監管不夠得力，從而致使人們的環保意識與環保實踐出現不一致現象，以致嚴重影響了廣西海洋文化可持續發展。

四、以生態倫理為導向，促進廣西海洋文化可持續發展的路徑探索

（一）強化價值理性

“價值理性是人類對價值和價值追求的一種自覺意識，它主要指向‘應然’狀態的價值關系。從內容取向上看。價值理性致力于為行為主體提供一套行動的理念、原則、信仰、目標、理想、目的等應然設定，是主體活動的價值主旨和價值基礎。工具理性主要指向‘實然’狀態的現存事實。工具理性著重考慮的則是手段對達到特定目的的可能性和實效性。從內容取向上來說。工具理性把手段的有效性置于首位，它追求工具的效率和各種行動方案的正確性，致力于提供一套達致目的的技術、工具、手段、程序、制度和機制。”由此可見，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是相互關聯的、不可割裂的關系。工具理性是價值理性實現的物質基礎，沒有工縣理性的價值理性是空談的理性，如空想社會主義；價值理性是工具理性的精神導向。沒有價值理性的工具理性是危險的理性，如科學技術的濫用。在廣西沿海地區開放開發過程中應強化價值理性，促使人們在追求合理而適度的工具理性基礎上，對海洋自然生態進行終極關懷和意義追求。因此，在教育、新聞媒體宣傳、文學藝術作品傳播中應該強化價值理性宣傳，促使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和諧統一，從而更好地促進廣西海洋文化可持續發展。

（二）倡導適度消費

消費主義蔓延，加劇了資源、環境、生態問題。在廣西沿海快速開放開發過程中。為了更好地促進廣西海洋文化可持續發展，我們應大力倡導、踐行適度消費。適度消費是指基于自然生態、國情國力、個人狀況的一種消費觀念和消費方式，人類的消費活動應考慮自然界承載能力，考慮自然生態生成與更新能力。我們要在實踐中真正踐行適度消費，必須合理地界定人類與自然的關系：人類其實并不是自然的征服者與統治者，自然也不是人類的奴仆；人類僅僅是大自然中的一員，大自然中其他物種都具有其自身的內在價值，是人類生存與發展的不可或缺的支撐。適度消費要求人類的消費活動對自然產生最小的干擾。最大可能地維持自然“原生態”面目。因此。適度消費既能滿足人類的必要消費需要。同時又能維持自然生態的平衡，促進人與自然協調發展。所以，應對該地區公民加強適度消費觀教育，建立相應的體制機制，規范人們的消費行為，積極引導人們踐行適度消費，減輕人與自然的緊張關系。

（三）堅持漸進開發

在廣西沿海，隨處可見熱火朝天的建設場面。廣西沿海欽州港、北海港、防城港等港口是以“北部灣速度”，通過“填海造田”建造而成的，快速海洋開發給尚屬一片“潔海”的北部灣生態環境帶來巨大壓力，部分海域生物資源衰退，生物多樣性受到威脅，生態功能有所減弱。突擊式開發往往是“破”字當頭、短時間內打破原有格局和面貌。力求高速，卻很難兼顧質量，這樣會給生態環境帶來過大壓力。而漸進式開發往往“立”字當頭、先立后破，在開發過程中強調先規劃、論證，后踐行，“摸著石頭過河”。同時在開發過程中。又不斷糾正不足、偏差與失誤。只有踐行漸進式開發方式。才能防止廣西海洋生態環境在較短時間內遭到嚴重的破壞和污染，使開放開發速度與海洋自然生態自我更新能力相適應。

（四）加快法治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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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文化研究所外聘特約的專家，也取得了豐碩研究成果，如方長生主編的《海洋文化研究叢書》內容廣，影響大；金濤撰寫的《舟山龍文化》和《東海島嶼文化與民俗》內容豐富，頗受學界關注；還有《舟山漁業史話》史料豐厚，廣受好評。《普陀山史話》和《舟山民俗大觀》資料齊全，研究深入。

開展海洋漁、鹽文化研究。側重于對漁歌、漁業和鹽業民俗及漁業文化史方面的研究，承擔了“浙江漁業史”“岱山東沙古漁鎮史”“浙江鹽業民俗研究”和“浙江漁俗文化的語言學研究”等省級課題，并協助浙江省漁業局完成了“浙江省振興漁文化工程對策研究”報告，發表了《舟山群島漁滲的語言特色與文化內涵》《東海漁歌語言的韻律美》《浙江鹽業民俗初探》和《我國非物質海洋漁捕文化資源的價值研究》等文章，其中不少文章都是我國對某一方面海洋文化研究的開拓之作，有一定影響。

開展海島歷史文化的研究。主要開展海島歷史文化著作整理及研究。張方淌凇⒊碳毯旖淌諍駝慚竊敖淌詰確直鴣械A恕啊端目餿書》中的舟山歷史文化研究資源匯編”“黃以周著作整理”“黃式三集”等省級課題，韓偉表教授承擔了“金性堯著作整理”省級課題。

側重海洋文學研究和創作，涌現出一批海洋文學作品。王學淵教授出版了《遠去的帆影》詩集，倪濃水教授創作了《螞蟻蕩漾》《開一扇門，望見觀音》等海洋小說、散文，其中《螞蟻蕩漾》獲2002年全國海洋文學大賽二等獎。李松岳副教授創作《沙器》《大海作證》和《內心的尺度》等海洋詩歌和散文，《內心的尺度》獲2007年舟山市“五個一工程獎”。海洋文化研究所還編輯出版了《中國古代海洋文學作品選》，承擔了“中國古代海洋小說和文化”和“中國海洋文學研究――以浙江為焦點”等省級課題，發表了《西北和東海：“精衛填海”里的南北文化隱喻》《中國古代海洋小說中“人魚”敘事的歷史變遷和文化蘊涵》和《中國海洋詩歌的審美高度》等海洋文學研究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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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

F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3）20-0050-02

城市營銷學，是地理學、政治學、社會學、城市科學、產業經濟學、營銷學等多學科相互交叉滲透的產物，是一種新型的管理理念。其核心就是將城市的各種資源以及所提供的公共產業或者服務以現代市場營銷豐富地向購買者兜售。

文化是城市的生命。城市文化發展對經濟和社會都有積極貢獻。經濟貢獻包括文化與產業的融合，可刺激消費、增加GDP，推進產業結構調整、實現產業聯動，帶動相關產業發展、增加就業機會、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社會貢獻包括更新民眾文化觀念、提高民眾素質、形成特色文化地區、營造城市文化氛圍、提升城市形象和影響力。

隨著城市營銷實踐和理論的發展，研究人員逐漸認識到，城市營銷不只限于經濟方面，也涉及諸如環境保護、地區形象建設、公共利益等內容。城市營銷的內涵在于滿足全方位的顧客需求，這就要求對城市營銷的理解和研究不能只局限于經濟范疇，為使城市營銷持久高效，應充分意識到營銷中的文化要素及其發揮的重要作用，注重豐富城市的文化內涵，讓城市營銷的對象（居民、投資者、旅游者、企業等）在獲得城市產品和城市服務的同時，還能獲得精神層面上的滿足，從而樹立起城市優秀的積極的正面形象。

大連市三面環海，是全國海岸線最長的城市，有著深厚的海洋文化底蘊。海洋文化是大連這座海濱城市的特色文化。海洋文化，作為人類文化的一個重要的構成部分和體系，是人類認識、把握、開發、利用海洋，調整人與海洋的關系，在開發利用海洋的社會實踐過程中形成的精神成果和物質成果的總和，具體表現為人類對海洋的認識、觀念、思想、意識、心態，以及由此而生成的生活方式，包括經濟結構、法規制度、衣食住行、民間習俗和語言文學藝術等形態。從2003年開始，“打造文化大連”成為大連獨有的城市文化品牌。大連要充分挖掘海洋文化資源，尋覓城市精神的文化內涵，努力建設開放型、國際型、合作型的海洋文化，從而進一步推動經濟和社會的建設。

雖然對于城市營銷的理論框架還沒有一個公認的權威，但是，綜合眾多學者的研究成果，城市營銷的理論框架已經初顯雛形。本文將使用4PS理論即產品策略、渠道策略、價格策略、促銷策略進行展開，系統研究城市營銷的理論與實踐問題。

1 海洋文化產品策略

海洋文化產品是海洋文化供應者提供給消費者的海洋有關的產品或服務，按是否以營利為目的可分為經營性和公益性文化產品。按產品屬性可分為物態文化品，如海洋工藝品、玩具、服飾等；服務文化品，如廣告、咨詢、娛樂等；活動文化品如社區活動、運動比賽等；內容文化品如電影、書籍等；文化設施包括承載各種海洋文化品的場所和設施，包括劇院、電影院、圖書館、博物館、美術館、科技館、體育場所。這些涉海產品在要在文化發展的導向和宏觀規劃方面發揮重要的作用。

2 海洋文化渠道策略

主要做好海洋文化建設的幾個關鍵問題。首先，要努力爭取各方面對海洋文化產業的扶持，支持和鼓勵社會投資。要積極吸引國內外各類海洋文化建設專家和人才，整合本市涉海人才資源。要打造好有鮮明海洋文化特色的民間民俗文化藝術產品，同時也要抓好海洋文化理論研究和系列文化活動。要重組和調整海洋文化產業結構，創新和開發海洋文化新產品與新服務，大力發展具有知識產權和競爭力的海洋支柱產業，使海洋文化產業成為大連海洋經濟發展的一個新增長點。

3 海洋文化價格策略

Burgess通過對英國地方政府和企業廣告材料的統計分析，發現所有廣告都竭力強調的兩點城市形象：一是經濟優勢。區位和商業優勢、可靠的勞動力、廉價的租金和政府政策提供的金融誘導以及政府與企業的合作意向等，都是宣傳材料中竭力渲染的內容。二是生活質量。地區生活質量是通過一個地區的景觀環境形象、人民和文化遺產方面的內容來反映。根據城市形象形成的規律，可以通過文化編碼的方式策劃出富有吸引力的良好城市價格定位。以此吸引目標群體，滿足城市發展的需要。

4 海洋文化促銷策略

第一種是利用廣告進行宣傳。首先是通過新聞媒體如電視、廣播等影視手段做廣告。其次是通過城市指南、宣傳冊、互聯網頁和期刊雜志上的廣告進行宣傳。西方城市廣泛地開展著城市形象運動。他們通過新聞宣傳媒體制作大量的廣告，精心設計并印發宣傳冊子，竭力宣傳自己具有某個大區域的地理中心和文化中心的區位。

第二種手段是利用重大事件制造轟動效應。通過重大事件，如全運會、足球錦標賽等重大體育賽事，涉海博覽會、海洋有關國際會議，文化活動如海洋文化節、沙灘藝術節、大連國際服裝節、電影節等，以及各種節日和貿易集市等進行宣傳、交流。在宣傳活動中，要強調大連城市的生活質量和濃厚的海洋文化，如城市狂歡節、沙灘盤球賽等體育賽事等。這些宣傳手段對擴大海洋文化的宣傳，提高城市的整體知名度，增強城市對外部投資的吸引力，吸引人們前往旅游觀光，切身了解城市、體驗城市，從而帶動城市經濟的發展。

第三種是提升城市生活和生產環境，塑造濱海現代城市景觀，滿足人們對生產和生活條件和環境的要求，建設一個適宜居家生活、企業發展、商務活動和旅游的海濱可持續城市。城市景觀例如沙灘建設，海之韻廣場和港灣橋等有海洋特色的景觀修建等既可以被看作是大連城市形象重塑的一種體現。在海洋文化的建設中，城市景觀起關鍵性作用。

總之，要重新審視、科學論證大連市海洋文化資源前景。大連是因海而生的，從產生之初就受到海洋文化的滋養，具有明顯的海洋文化特色。就文化而言，大連文化是以齊魯、東北、俄國、日本等文化為底蘊的復合型文化，彰顯著海洋文化的多元化特征。海洋文化正是大連城市文化的靈魂所在。要打造好海洋文化，要充分挖掘、整理城市海洋文化的脈絡，應用市場經濟的眼光重新審視這些海洋文化資源，根據大連城市歷史發展的自然景觀、人文景觀、區域經濟環境等特質，通過系統分析、科學論證，對大連市的特質海洋資源進行合理配置，形成新的城市文化特色和海洋文化的新亮點。同時，只有創新觀念，才能切實增強海洋文化的發展活力。大連市應從城市戰略發展的高度，樹立建設海洋文化名城的觀念，無社會各界，都要立足崗位和實際求創新，力爭將大連建成以“中外海洋文化交流的窗口、現代海洋文化人才薈萃的中心、海洋文化藝術精品的基地、海洋文化產品交易的市場”為主要內涵的國際海洋文化名城。

參考文獻

[1]白長虹.從城市營銷到城市文化發展[J].天津社會科學，2008，（2）：8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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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世博會將于2010年5月1日至1O月31日舉辦，這將是一次規模空前的文化盛宴，正如胡勁軍先生所說，“世博會傳播的核心內容是文化”，“世博會的形式是展會，表現手段是科技，其背后支撐的則是文化”。因此研究世博會背后的文化支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眾所周知，文化是人類社會精神財富的象征，具有復雜的成分和脈絡，而世博會又是一個多元文化相互交融、異質文化互補共生的平臺，因此回答“世博會背后支撐著怎樣的文化”、“怎樣的文化才能支撐起世博會”這樣的問題其現實意義重大。

一、 海洋文化及其特征

一經問世就好評如潮的上海世博會吉祥物“海寶”讓人不由地與海洋以及海洋文化聯系起來。海洋文化，顧名思義，是與海洋有關的文化。海洋文化發源于瀕海地區人民在長期的生產和生活中與海交往、受海影響所形成的風俗習慣、價值觀念等物質與非物質的文化符號。因此，所謂海洋文化，就是人類對海洋本身的認識、利用和因有海洋而創造出的精神的、行為的、社會的和物質的文明生活內涵。海洋文化的本質，就是人類與海洋的互動關系及其產物。

海洋文化的特征十分復雜，目前為止人文社會科學界對于海洋文化的特征眾說紛紜。但一般化的海洋文化特征主要有以下共同點：從海洋文化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的體現來看，海洋文化主要體現了“重商性”、“開放性”、“外向性”；從對異域文化的吸納的視角加以把握，體現在“多元性”、“兼容性”；從人類海洋文明史的視角出發，則主要是“開放性”、“多元性”、“原創性和進取精神”。因此，筆者認為海洋文化的特征主要可以概括為“多元異質性”、“開放包容性”、“開拓進取性”。

二、世博會中滲透著的海洋文化特征

從本質上看，世博會是一次對世界各國不同類型文化的集中展示，并著重向全世界展示東道國以及主辦城市的文化。世博會倡導在展示、表現異質文化的基礎上追求其和諧共生。即是追求和諧共生，則必須具備共生的價值基礎，找到不同文化的共同基準點與落腳點，否則這一共生也會趨于空談而流子形式。由于海洋是當今世界的共同主題，海洋文化就成了一個很好的文化共生基點世界上大部分國家瀕海，都有屬于自己的海洋文化，而內陸國家人民對于海洋文化也十分渴望、向往并有一定了解。也就是說海洋文化可以成為—個共同的文化背景，因此世博會背后的文化支撐中必定滲透著海洋文化特征。

1． 海洋文化“多元異質性”與世博會中跨文化交流與傳播

顯然，世博會是一個文化大集錦，是世界不同文化精華的集中薈萃。在世界的歷史發展過程中，跨文化交流與傳播是世界文化進步的主要動力，這深刻地體現了海洋文化的異質性，就海洋文化的運作機制而言，它的對外輻射性與交流性顯著，亦即異域異質文化之間的跨海聯動性和互動性。這種異質性，也是進行跨文化交流與傳播的內在出發點。

跨文化交流是跨文化傳播的前提，也是異型文化相互交融的紐帶。而跨文化傳播則是世博會的核心效應之一。

世博會通過以各式各樣的展館為載體進行的文化展示，以及舉辦文娛表演、民俗歌舞演出、觀眾互動體驗等活動潛移默化地達到異質文化的傳播效果。世博會在跨文化傳播中起到的作用會為世界文化的發展進步作出極大的貢獻。它為來自世界各地的人民提供了一個非常寶貴的在同一個地點直接親身體驗全世界幾乎所有類型文化的機會，在這樣的體驗中最直接地反饋出世界人民對于各種異質文化的評價與追求。對于上海來說，如果能夠把握這樣的契機將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獨具特色的上海文化通過世博會的窗口推向世界、聞名世界，那么我們的文化在世界上將迅速被提升到更高的檔次。而這種跨文化交流與傳播也深深地打上了海洋文化的烙印。

2．海洋文化“開放包容性”與世博會中城市多元文化的融合

海洋文化的包容性體現在世博會所引領的城市多元文化的融合上。上海世博會將以“和諧城市”的理念來回應對“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的訴求。多元文化的融合是城市“和諧”的重要基礎。所謂“海納百川”，多元文化的融合趨勢也很好地詮釋了當今世界文化發展的大勢所趨。如同波濤洶涌的大海中不同海浪的碰擊是必然的一樣，多元文化在一定條件下的撞擊與融合也是必然的，文化同樣有著大海一般的胸襟。文化多元化是文化發展的傾向，在多元化背景下文化的融合則顯得更加難能可貴。

“城市多元文化的融合”是上海世博會的副主題之一，體現了當今世界城市文化發展的多元化趨勢：城市是一個巨大的文化熔爐。即是“爐”，必然能夠接納各種來源的文化；即能“熔”，也必然可以為這些天南地北的文化提供一個相互交融、和諧共生的平臺。城市多元文化的融合，是城市文化的多元接受和多元交融，是強勢文化和弱勢文化、異域文化和本土文化、移民文化和主流文化的交織點，是制度層面、精神層面、物質層面文化的共同交匯，能夠很好地創新文化形式、開拓文化內容、豐富文化手段、更新文化觀念、提高文化品位、擴大文化影響。

世博會給一座城市文化帶來的的多元化發展，會給城市帶來無限的想象力和思想的碰撞。矛盾是事物發展前進的動力，只有多元化了的文化以及其相互的碰撞才可能創造出異質的矛盾。上海世博會將會吸引200個國家和國際組織、70007i人次的觀眾，為五大洲的人民提供了一個展示文化、體驗文化、吸納文化的平臺。各種膚色、各種時代、各種地域的文化都將在這個舞臺上共同舞蹈。在城市多元文化融合背景下追求世界文化的和諧共生，是世博會的又一顯著的文化效益。海洋文化的包容性、共生性特征也在上海世博會所引領的城市多元文化的融合過程中體現得淋漓盡致。

3．海洋文化“開拓進取性”與世博會的城市文化創新意識

世博會體現的文化精神內涵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銳意開拓、不斷進取的城市文化品格。而作為海洋文化的鮮明特征，開拓進取的精神烙印早已刻在上海文化的脈絡之中。哥倫布航海遠征發現了新大陸，城市居民也在這樣的精神激勵中不斷延伸著自身發展空間。世博會體現的城市文化創新意識，在世博會的各項活動中都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世博會各國的場館設計無不透露著創新意識：中國館建筑外觀以“東方之冠”的構思主題，表達中國文化的精神與氣質；英國館建筑外墻表面分布著6萬只有機玻璃材質的“觸須”，以表達“讓自然走進城市”的主題；韓國館的外觀將是以韓文字母的藝術化表現整體性概念的方式來體現韓國特色的建筑對本國文化的創意性表達已經成了所以參展國場館設計的根本理念之一，深刻體現了全球范圍內文化的時代特征。另外，在世博會即將上演的各種文藝演出也無不體現著創新意識。全人類文化發展的創新方式已經在無形之中同海洋文化的開拓進取性一脈相承。是這種進取精神影響了人們的價值取向，將人類向新的領域不斷引進。城市文化創新發展的產業體現——文化創意產業在上海發展得如火如荼，證明了上海城市精神的創新品性，也將在世博會的各項活動中得到全面的反映。“創新”也成為了上海世博會的主旋律之一。

參考文獻

篇10

但相對于泉州港、廣洲港等古代港口的研究,顯然,月港及其海外貿易、海商的研究還是比較滯后的。目前出版的關于古泉州港的專著有8本以上之多,如中國航海學會、泉州市人民政府編的5泉州港與海上絲綢之路6等,而關于海商也有5明代后期徽州海商研究65清代青島地期海商研究6這樣的專著出現。但非常遺憾的是,作為明清最出名的港口、在大航海時揮過重要作用的月港與漳州海商到今天為止只出版過一本李金明教授撰寫的5漳州港6[6]。東山島與漳州濱海火山地質公園各有少數旅游旅游開發的論文出現,但層次不是很高。至于漳州的明清歷史古街、漳州海洋美食的研究則基本處于空白狀態。關于漳州明清歷史古街的書籍有兩本,一本是水粉畫,一本是攝影,但都非研究專著,并且書寫沒有從漳州明清歷史古街濃厚的海洋文化內涵這一角度進行。而東山島雖然有一套4本的5走遍東山島6叢書,但可惜基本都是淺嘗輒止的介紹,并且也無刻意挖掘其海洋文化特質。至于漳州濱海火山地質公園與漳州海洋美食,則沒見到任何專著面世。漳州海洋文化的整理現狀已十分不盡如人意,而在此基礎上進行的文化旅游創意研究當然更為稀少了。當前,漳州的旅游產業已開始注意運用海洋文化的資源進行項目創意。如漳州濱海火山地質公園早已于24年建設完成并運營了8年之久;而自21年起東山島作為一個國際旅游島正投入如火如荼的建設當中;漳州明清歷史古街經過重修,也已成為漳州旅游的一個景點,但漳州人猶嫌如此還未能充分展示出漳州明清歷史古街的歷史文化重量,重新打造漳州明清歷史古街的民眾呼聲如今是一浪高過一浪;紀錄片5大海商6開始嘗試講述漳州海商的歷史故事。相對于當下實際旅游經濟的發展,顯然漳州海洋文化旅游創意的研究遠遠沒有跟上,而更理想的兩者關系還應當是理論研究走在前頭。

針對漳州海洋文化旅游創意的現狀,要做強漳州海洋文化旅游經濟,應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進行:漳州市政府或文化部門應牽頭組織一批專家學者、設立專項資金整理漳州的海洋文化資源。在做這一方面的研究時必須注意以下幾點:11需借力漳州外的學術力量必須善于借力如廈門大學、福建社科院甚至是中國海洋大學等比漳州師院學術層次更高、學術視野更寬廣的院校與機構,大力邀請相關領域研究的知名學者如福建社科院的徐曉望先生、福州大學的蘇文菁先生等幫助整理漳州海洋文化資源。如果能夠借力這些高層次的研究機構與相關領域的知名學者,整理出來的漳州海洋文化資源必定極具學術性與權威性。21需注重立體研究目前關于漳州海洋文化研究基本都還是借助史料進行歷史研究,到了當下,顯然只進行歷史梳理已經遠遠不夠。因此,應當盡量使漳州海洋文化資源的整理更加細膩、更形立體。如應當注意建筑的研究。漳州明清歷史古街之所以是如今的風貌,是否其中有海洋文化的因子在起作用,而它又顯示出怎樣的漳州海洋文化特色。如應當注意裝飾的研究。漳州明清古街建筑上的紋飾、牌坊上的雕塑,民居屋頂上的貝殼裝飾,甚至于土樓的各種裝飾與雕刻,很多細節其實都是漳州海洋歷史文化的明證。如地理研究,東山島的島質與海域、漳州火山口的獨特性等都應當等到更加深入與完整的論述。當然研究工作應該做得更加細致,如除了研究漳州海商的歷史外,對于漳州海商中的知名人物如潘啟等,則更應該有專著行諸于世。而林語堂之所以成為一個世界文化名人,有那種兩腳踏中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的心胸與氣魄,是否與其從小受漳州海洋文化的影響有關?這都應該做更細致立體的研究。31需挖掘漳州海洋文化特質必須將它與泉州海洋文化、廣州海洋文化、青島海洋文化、海南海洋文化甚至是香港與臺灣等地的海洋文化相比較,從而凸顯漳州海洋文化的特質。而找到了漳州海洋文化的特質,也就等于找到漳州海洋文化創意的突破口。首先必須指出的是,書寫指的是將漳州海洋文化通俗化。漳州海洋文化的整理是學理性的,是先導,這樣的整理影響一般只能局限在學術圈,而要將漳州海洋文化打造成文化產業,根據文化產業流行文化、消費文化的特點,就必須擴大其知名度,讓一般的民眾也都聽到、看到。要做到這一點,漳州海洋文化的書寫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必須走在其他漳州海洋文化創意的前面。這里的書寫包括文本書寫與影視書寫兩個方向。隨著中國視覺文化時代的來臨,影視書寫還應做在文本書寫的前面,以影視書寫帶動一系列文本書寫。我們應該聘請知名導演拍攝明清時代的月港傳奇、可以以漳州明清歷史古街為背景拍攝故事、可以拍攝明清時代的傳奇海商。特別是這些海商與東南亞的,極具傳奇性又富有異域色彩,正是影視書寫一個極有吸引力的素材。而天一總局、潘啟的廣州十三行拍攝起來會比5喬家大院6之類的影視更吸引人。再者,正如5阿凡達6使張家界名聞海外,我們甚至還可以脫開歷史,只以地理來創造現代的甚至是科幻的故事。東山島、漳州濱海地質公園都有這樣的地理提供創造的靈感。而隨著影視書寫的進行,后續的文本書寫應從各個方面更具深度、更加細膩地跟進,從而將漳州海洋文化的影響擴大到更大的范圍與更深的層次。當下也有一些書從通俗方面對漳州的文化或海洋文化進行文本書寫,但質量都不怎么高,一般還停留在話說、掌故、揭秘階段。如何對這些文本書寫進行包裝,在其中灌注文化、美學、休閑的理念,使其更具現代感,更易于為受眾接受,還相當值得探討。事實上,書寫本身已經是漳州海洋文化旅游創意的一項重要內容了。

產業鏈理論指的是企業上下游之間的關系,而這里借用這個理論的上下先后關系來說明漳州海洋文化旅游創意的開發需要有鏈條營銷的理念。以漳州明清歷史古街文化創意為例。其最主要的營銷點當然是文化旅游,但如果只做文化旅游這一項,而沒有兼顧到其上下先后的鏈條營銷,就會如當前的漳州明清歷史古街旅游一樣,游客三三兩兩,走完了事,顯得比較冷寂。有識之士也已看出了這一點,因此,正大力呼吁將其打造成漳州的三坊七巷。福州三坊七巷的最大營銷點在于不僅進行文化旅游,還進行文化購物、文化美食等。因此,如果以鏈條營銷為理論進行漳州明清歷史古街的文化創意,首先要營銷的是漳州明清歷史古街的書寫,其次是實地的旅游,第三則是漳州的美食,第四是有漳州特色的工藝品。漳州的美食種類繁多,而當前還有許多老字號散于漳州各處,如漳州鹵面、五香面、牡蠣煎、春卷、豆花、四果湯、肉粽、麻米署、魚粥、貓仔粥等,如果能將這些散于漳州各處的小吃集中于漳州古街中或其附近,并且注重小吃文化品味的提煉,注重小吃店裝修的層次與衛生,這應當就是漳州明清歷史古街一個極大的營銷點。漳州的工藝品也源遠流長,木版年畫、棉花畫、漳繡、九龍璧工藝品、八寶印泥等都可讓其進駐漳州明清歷史古街,并且購物方面還可以引入現代藝術,讓藝術家在古街上設立工作室,這樣讓藝術文化購物的范圍可以更為擴大,從而也恢復當年漳州明清歷史古街熙熙攘攘的繁榮氣象。漳州除了有豐厚的海洋文化歷史資源,也有非常獨特的天然海洋地理資源,而當下社會已進入都市化階段,現代休閑產業特別是現代休閑海洋旅游產業具有極大的發展空間。當前,漳州濱海火山地質公園已開發,但因為其只是傳統的到此一游式的觀光,因此,游客并不非常多,而且游客所來自的地域也相對比較狹窄。東山島的開發正在進行,以其規劃來審視相當大手筆,其目標是國際旅游島。其中擬建設濱海體育公園、城市體育公園等,并開發海底探險、山海探奇、山木探險、海上高爾夫等一批旅游項目,開辟海上游艇旅游項目,擬舉行一系列的節慶與賽會,如海灣沙灘音樂會、海灣沙灘篝火晚會、國際帆船帆板邀請賽、國際沙灘排球邀請賽、海峽兩岸(福建東山)關帝文化旅游節、海峽兩岸民俗文化節、中國海島美術節、海鮮美食節、開漁節、垂釣節、沙灘風箏節等。觀察東山島的建設規劃,會發現這一規劃確實是參照了許多旅游景點的開發模式,但其缺點在于還沒有找到東山島的海洋地理特色,還沒有將東山島的海洋文化創意放在漳州海洋文化創意的整體下來思考。因此,看上去創意項目很多,但反而沖淡了其特色與拳頭產品的開發。根據東山島的海洋資源資質,并綜合漳州整體海洋文化旅游創意的考慮,東山島其實只要著力開發現代休閑海洋體育項目就可以了。有關傳統漳州海洋文化的創意開發,可以適當讓位給月港與漳州明清古街。因此,海底探險、海上高爾夫、國際沙灘排球邀請賽、潛水等體育項目應當是其開發重點。并且開發之時要注意與青島、海南等地現代休閑海洋文化項目進行比較與區隔。另外,還應考慮將東山島與漳州濱海地質公園連成一個整體來開發。當然現代休閑海洋文化旅游產業少不了海洋美食。因此,將東山的海洋美食進行現代的改造與包裝,使其如法國的海鮮大餐一樣吸引饕餮之徒,也有相當大的開發空間。除了以上所提的縱向上的應以產業鏈的理念來開發漳州各個海洋文化創意項目,使其形成合力,做大漳州海洋文化旅游產業。而就橫向上,也應當對漳州各個海洋文化旅游創意項目進行整合,讓人可以望一念三。針對當前漳州海洋文化旅游創意項目的現狀,必須努力挖掘打造整條漳州海洋文化旅游線路,而不只是如當前的只到南靖土樓,有時間順帶看看明清古街或林語堂故居這樣的一日游而已。況且即使是這樣的旅游線路他們也未突出其海洋文化的特質,因此,這樣的旅游線路開發還顯得非常的粗糙與淺層次。應當可以打造這樣的一條漳州海洋文化旅游線路:從古月港進入,沿著南江濱路進入漳州市區,游過漳州明清歷史古街,再到林語堂故居,隨后游覽南靖土樓,之后由平和到東山島感受現代海島休閑時光,最后可以通過游艇觀覽漳浦與港尾的火山口奇觀。當然,其中的古月港還需重新開發,部分還原歷史風貌;漳州明清歷史古街、林語堂故居、土樓等景點還必須深入開發與包裝,使其突出漳州海洋文化的特質。廈門、泉州、漳州現已在進行同城化,而他們都一樣在福建省海洋文化旅游產業的大發展的前提下大力推展海洋文化旅游,如此,漳州的各個海洋文化旅游創意項目要在這一整體中處于什么樣的位置,如何做好對接,使整個閩南地區或福建省的海洋文化創意取得更大的產值,這些問題值得深入思考。而漳州與臺灣一水相隔,共在一個文化圈,共享一個文化傳統,在進行海洋文化創意時要與臺灣適當對接,如共同打造開漳開臺海洋文化之旅,如借助臺灣的文學力量與影視力量書寫漳臺相連的故事等,如此,會使得漳州海洋文化創意項目更具有吸引力。

本文作者：曾麗琴工作單位：漳州城市職業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