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21 17:17:40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自然科學基礎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亞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學》中曾明確指出:“凡為每一個有些理解的人所理解的原理必不是一個假設;凡為有些知識的人所必知的原理當是在進行專門進行研究前所該預知的原理。”〔1〕62他還進一步指出:“一切事物悉加證明是不可能的(因為這樣將作無窮的追溯,而最后還是有所未證明的);假如承認不必求證的原理應該是有的,那么人們當不能另舉出別的原理比現在這一原理<矛盾律>更是不證自明了。”〔1〕63很明顯,亞里士多德在這里所說的“在進行專門研究前所該預知的原理”或“更是不證自明、不必求證的原理”正是探索宇宙奧秘的基礎或指南。而康德說得更清楚、更直接:“按其本義來稱謂的自然科學首先是以自然的形而上學為前提的。”〔2〕5不用說,在亞里士多德和康德看來,進行科學研究或探索宇宙奧秘必須要以“形而上學”為基礎、為前提。那么,究竟什么是自然科學的形而上學前提或基礎呢?它們在自然科學中究竟居于何種地位或起何種作用呢?這當然是非常值得我們認真討論的重要問題。“西方科學的本質在于,它是對自然現象產生原因的一種猜測或解釋。”〔3〕比如說,地球上所有人憑感官或憑經驗都知道“天冷的時候,水會結成冰”;都知道“天熱的時候,食物容易變質,不能再吃,吃了變質的食物,人就會生病”;都知道“月有陰晴圓缺”等等。但古希臘哲學家認為,人類不能以獲得這些感性知識為滿足,而應探究它們背后的原因。亞里士多德就明確指出:“研究原因的學術較之不問原因的學術更為有益;只有那些能識萬物原因的人能教誨我們。”〔1〕4然而問題是,人類可以憑感官感知到現象,但現象背后的原因卻無法通過感官感知到,它只有通過猜測才能知道,這種猜測所依靠的就是“理性思維”,而理性思維的核心就是“合邏輯地推理”。所以說,對現象背后原因猜測的過程實際上就是合邏輯推理的過程。康德之所以提出“人的理性為自然界立法”的口號,之所以把“人的理性為自然界立法”看作是“自然科學成為可能”的基礎,正是這個意思。接下來的問題是,人類根據其理智法則進行合邏輯推理必須有一定的前提或基礎,如果沒有這些前提或基礎,“合邏輯地推理”根本就無法進行。我們以阿基米德推導液體的浮力原理的過程為例進行分析說明。“木頭、樹葉等物體肯定有重量,但在河里它們都浮在水面上,并沒有沉到水底”,這顯然是鐵打的事實,是所有人都知道的自然現象或經驗。但這一現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阿基米德通過猜測或合邏輯地推理,認為最好、最合理的解釋是,“木頭、樹葉這些物體肯定受到向上的托力(或浮力),而且這一托力或浮力必定是由水產生的”,這是猜測或推理的第一步。既然木頭、樹葉這些物體在水中受到水對之向上的浮力,那么其他所有物體在水中必定會受到同樣的浮力,否則是不合邏輯的,是不可思議的,這是猜測或推理的第二步。既然水對浸沒在其中的物體有向上的浮力,那么所有液體,象水銀、酒、油等,對浸沒在其中的物體必定也有向上的浮力,否則同樣是不可思議的,是不符合人類理智法則的,這是猜測或推理的第三步。這樣一來,阿基米德在看到或觀察到“木頭、樹葉等物體浮在水面上”的經驗事實的基礎上,通過一步步邏輯推理(即猜測),最終推導出了關于液體的浮力原理。筆者通過合邏輯地推理猜測,阿基米德當年“必定”是如此推演出浮力原理的。其實,普朗克也是在黑體輻射的所謂“紫外災難”的實驗結果的基礎上,通過邏輯推理推導出“能量子”理論的;等等。這充分說明,西方科學知識其實都是人類根據自己的理智法則,通過邏輯推理(包括數學推理,因為數學本質上也是邏輯)獲得的。不過,在這一系列嚴密的邏輯推理過程中,自始至終都必須有一個基本前提作為推理的基礎,這就是“世界是統一的”:同一類事物的屬性必然是相同的或一致的。而這一前提正是推導浮力原理的形而上學基礎,沒有這一基礎,浮力原理將成為空中樓閣。阿基米德認為,如果木頭、樹葉這些物體受到水對之向上的浮力,那么其他物體在水中必定也要受到同樣的浮力,這從何說起?有何根據呢?假如自然界中水只對木頭、樹葉有向上的浮力,而對鐵塊、石頭就沒有向上的浮力,咋辦?阿基米德憑什么就認定水對木頭、樹葉如果有浮力,那么對鐵塊、石頭必定也有浮力?這基于什么理由?(其實,這一問題與“休謨問題”密切相關)很顯然,這一推理過程必須隱含一個前提:“世界是統一的”。這一形而上學前提對于浮力原理的推理過程而言,是絕對不可或缺的。如果沒有這一前提,推理一步也不能進行,這樣一來,人類對自然界的認識也就永遠只能依賴于經驗(這正是休謨所認為的)。實際上,西方科學的任何理論都有其相應的形而上學基礎,正如康德自己所說,“只有那些其確定性是無可置辯的科學才能成為本義上的科學;僅僅只是具有經驗性上的確定性的知識只能在非本義上稱之為學問。”〔2〕3或者說,“一切本義上的自然科學都需要一個純粹的部分,在它上面可以建立起理性在其中所尋求的無可置辯的確定性。”〔2〕4不言而喻,這個具有無可置辯確定性的純粹部分正是自然的形而上學。大哲學家雅斯貝爾斯也明確指出:“一種純粹的科學需要一種純粹的哲學。”〔4〕德布羅意之所以提出“物質波”理論,愛因斯坦之所以提出光量子論、統一場論,摩爾根之所以把關于果蠅的遺傳規律推廣到一切生物物種等等,同樣也都是以“世界是統一的”這一形而上學命題為前提的;哥白尼之所以大膽否定“地心說”,提出“日心說”,愛因斯坦之所以提出相對論,是基于“世界是簡單的”這一形而上學前提;西方科學所有學科之所以都熱中于尋找現象背后的原因,是因為西方人堅信,客觀世界中的任何事物或現象都是作為原因的結果而存在的。為此,亞里士多德提出“四因說”對之進行解釋。作為中國人,我們通過學習對西方科學的內容幾乎都能夠掌握,但遺憾的是我們對西方科學從何而來,西方人為什么會提出近乎“荒唐”的大爆炸宇宙理論、能量子理論、物質波理論,為什么熱衷于用數學、實驗、分析、類比等方法研究探索自然界,尤其是對西方科學的形而上學基礎等等,都知之甚少。
三、對《自然科學的形而上學基礎》的深層理解
通過以上分析討論我們終于搞清楚了,西方自然科學知識僅僅是人類理性思維的產物,這正是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中所闡述的核心思想:自然科學之所以成為可能,是因為“人的理性為自然界立法”;而人類在進行合邏輯推理的時候,必須以“自然的形而上學為前提、為基礎”,而這正是康德的《自然科學的形而上學基礎》的核心內容;那么“形而上學”又是什么呢?亞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學》對之進行了詳細闡述。我們完全可以這樣設想,如果有人問哥白尼,“我們大家(包括你自己)都感覺不到地球在動,你哥白尼卻說地球和其他行星都圍繞太陽轉,而且速度那么快,這從何說起?有什么證據?你是怎么知道或你憑什么說地球和其他行星都是圍繞太陽轉的?”哥白尼的回答必定是,“柏拉圖早就指出,可感的現象世界是變幻莫測的、是不真實、不可靠的,我們不能相信,而‘地心說’用80多個本輪和均輪來解釋有關天文現象,顯然不符合‘世界是簡單的’這一基本原則,是不可思議的,上帝也絕不可能動用80多個本輪和均輪來創造宇宙。用‘日心說’取代‘地心說’解釋有關天文現象,最符合‘世界是簡單的、和諧的、在數上是成比例的’這一原則,因此宇宙必定如此。”無獨有偶,大科學家愛因斯坦說得更清楚:“溫和的形而上學者相信:邏輯上簡單的東西不一定都在經驗到的實在中體現出來,但是,根據一個建立在一些具有最大簡單性的前提之上的概念體系,能夠‘理解’所有感覺經驗的綜合。”〔5〕672這意味著,科學家在進行科學探索時,幾乎一刻也離不開某種信念,而這一信念正是“自然的形而上學基礎或前提”。正如愛因斯坦所說,“相信世界在本質上是有序的和可認識的這一信念,是一切科學工作的基礎。這種信念是建筑在宗教感情上的。”〔5〕409他還說,“理論家的方法,在于應用那些作為基礎的普遍假設或者‘原理’,從而導出結論。”〔5〕111愛因斯坦在這里所說的“作為基礎的普遍假設或者原理”顯然就是指科學的形而上學基礎。
文獻“是記錄人類科學文化知識的一切載體的總稱”④。因此,對于撰寫音樂論文來說,確定一個選題后,首要任務便是搜集相關音樂文獻,并通過案頭整理、分析和研究進行適當的取舍。因此,在針對音樂專業學生開設的《論文寫作》課程中,還應講授有關文獻與文獻學的相關知識。音樂文獻相較于其他學科的文獻雖有共通性但更具其學科的特殊性。音樂文獻不但包括以書面文字記錄下來的文本類資料,還包括與音樂有關的各類實物樂器、樂譜、圖像以及錄音、錄像等,上述種種都應納入文獻搜理的范圍之內。
目前音樂專業學生在撰寫論文時搜集文獻的途徑一般以圖書館藏書和網絡資源為主。相對于圖書館中書籍類的文獻來說,網絡上的文獻資源更加多元多樣,但其中也不乏謬誤和糟粕之說,因此鑒別網絡文獻真偽以及針對選題篩選可用材料也是音樂專業《論文寫作》課程中應當授予學生的重要內容。目前常用之網絡文獻資料較多,如CNKI中國期刊網全文數據庫(即中國知網)、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數據庫(即維普資訊網)、萬方數據知識服務平臺、超星數字圖書館等等,皆可從中獲得相關學術期刊論文、碩博論文、會議紀要、年鑒等作為可靠的文獻參考。
二、歷史研究奠基礎
恩格斯曾說過“我們根本沒想到要懷疑或輕視‘歷史的啟示’;歷史就是我們的一切”。了解任何事物之基礎,就是想要明了其歷史,音樂也不例外。對于音樂專業的本科生來說,在其必修課程里安排的中國音樂史、西方音樂史(或歐洲音樂史)等史學類課程都是與歷史音樂學密切相關的,是音樂學學科中關涉歷史研究領域的重要基礎內容。在音樂專業畢業論文中單純的闡述某一音樂現象或某一樂種歷史的研究算是最初級的追源溯流,對于學生來說掌握一定程度的相關歷史便可完成。然而,若上升至對某一音樂歷史的研究,則不但需要熟悉歷史,更要掌握音樂史學的基本研究方法與步驟,包括對前人已有研究的分析與總結;對史料搜集整理與辨析使用的能力;對史學研究狀況的通達與展望等。
此外,與音樂歷史有關的音樂考古學、音樂圖像學等也對研究歷史有極大的幫助。利用考古學的學科知識對與音樂相關的實物史料進行研究這是音樂考古學和音樂圖像學的基礎工作,可以認為是歷史音樂學中的一個范疇。東方音樂也好,西方音樂也罷,乃至世界其他地區、國家、民族的音樂,都或多或少留存下相關的實物材料,即經歷了歷史淘滌留存至今的一切與音樂有關的遺物或者遺跡。這些埋藏在地下若干年的古物,經過考古學家的發現與挖掘,在音樂學家的辨析與整理后得以重見天日,像當代世人展現出古代人類社會中音樂的面貌,比如墓穴中挖掘出來的古代樂器、棺槨中的生活用具,再比如石壁上繪述音樂的壁畫、雕刻,亦或是圖書館、博物館中收藏的樂譜等,對于歷史音樂學的研究來說皆是重要的實物史料。
三、學科交叉助認知
在音樂學學科分支中有不少是與其他學科領域交叉授粉的。其中有的涉及自然科學,有的涉及人文科學;有的涉及社會科學,有的涉及精神科學。
一般認為自然科學是增加人們對所生活的整個自然界的認知、總結眾多自然規律從而引導人們更好的認識世界本質的學科知識。當自然科學類學科與音樂學交叉授粉后,就形成了諸如音樂音響學、音樂心理學、音樂生理學等分支學科。作為音樂專業的學生來說,在選題時關注與自然科學相關的內容是有一定難度的。若要展開此類研究,必須要具備一定程度的相關自然科學的學科知識,比如物理學、解剖學、數學等,這也是較少有音樂學本科畢業生傾向此類選題的主要原因。但是這些有關音樂的自然科學基礎和原理知識也有助于音樂專業的學生更好的認知音樂的本質。比如音樂音響學有助于音樂專業學生從本質上了解體鳴樂器、氣鳴樂器、弦鳴樂器、膜鳴樂器甚至電鳴樂器的發聲原理,從而在演奏時有更好的感受和領悟。再如音樂生理學、音樂心理學則有利于學生認識人體發聲的原理以及大腦接受音樂的感知過程。這些自然科學的學科知識對于音樂專業學生不但在實踐中起到引導的作用,在論文寫作中也會有所幫助。
音樂學學科中還有一些是與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精神科學密切相關的分支學科。這些邊緣學科有的是從哲學角度探究音樂的內容和本質,如音樂美學;有的是研究社會與音樂關系的,如音樂社會學;還有的是以實地的田野調查為基礎,挖掘世界各民族傳統音樂存在與發展的,如民族音樂學等等。這些交叉學科的學科知識是音樂專業學生撰寫論文時極大的理論支柱。不但引導了學生的選題方向,更促進了學生理論研究的深度。在思考和撰寫論文時,若能準確結合這些學科的知識,則更有助于學生把握論點,充實論據,提高論證的說服力。
四、結語
音樂專業教學中的《論文寫作》課程是專門針對各院校音樂專業學生開設的,因此在傳授基礎寫作技巧的同時,更應當緊密的結合音樂學各學科知識,突出該專業特色與亮點,引導學生選題和撰寫。音樂學學科范疇極寬泛,在實際的理論研究中與其他學科交叉的情況也較多,這也是音樂學理論研究不斷拓展和創新的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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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Basic Research on Robot Projects Fund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its Funding Effect
CHEN Yue,WANG Zhiqi,TAN Jianguo
主管單位:湖北省教育廳
主辦單位:湖北大學
出版周期:季刊
出版地址:湖北省武漢市
語
種:中文
開
本:大16開
國際刊號:1000-2375
國內刊號:42-1212/N
郵發代號:38-45
發行范圍:國內外統一發行
創刊時間:1975
期刊收錄:
CA 化學文摘(美)(2009)
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2008)
中文核心期刊(2004)
期刊榮譽:
Caj-cd規范獲獎期刊
科學詮釋學作為專門的課題研究是近三十年的事情,它從20世紀70年代萌芽到現在,仍然是一個新課題。它的出現是為尋求科學發展造成的困境的解決方案的必然,是詮釋學本身拓展的需要,也是歐洲大陸哲學與英美科學哲學的詮釋學對話的結果。美國學者帕爾默就曾經預言,“在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十年中,由于詮釋學和科學哲學的對話,詮釋學有可能出現在科學哲學中。”[1]]現在他的預言已經得到證實,雖然短短的30年,科學詮釋學還是年輕的生命,理論還需很大的完善和建構,但大家的熱情和理論探索的勇氣,讓這個小生命也邁出了可喜的一步,取得了一定的價值研究成果。
一、科學解釋學興起的理論背景
詮釋學和科學哲學兩大學科相關學者的研究成果為科學詮釋學的順利誕生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從科學詮釋學的發展淵源看,詮釋學和科學哲學兩大學科都對科學詮釋學的誕生、成長和發展提供了豐富的土壤和養料,因此科學詮釋學可以看作是詮釋學和科學哲學的交叉形成的邊緣學科。從內在發展邏輯上看,科學詮釋學作為對自然科學的詮釋學思考絕非某個哲學家一時即興而為。它是實證主義哲學發展的必然趨勢,又是詮釋學理論向自然科學領域滲透、詮釋學發展到一定階段后研究領域拓展的必然結果;同時也是科學哲學引入詮釋學的研究方法與理論進行再創造的產物。
在詮釋學方面,海德格爾第一個站在本體論詮釋學的立場,立足于“此在”,認為理解是“能在的存在”,是“此在本身的本已能在的生存論意義上的存在”。[2]這樣,海氏就賦予了理解一種普遍的意義,從而使得詮釋學獲得新的發展空間,開啟了自然科學詮釋學的可能性圖景。伽達默爾繼承并發展了海氏的思想,直面自然科學中的“理解”,揭示出自然科學中的理解也具有本體論上的意義同時指出詮釋學是不排斥自然科學的,“在構成意識的活動中所完成的所有工作都可以由解釋學的反思來完成。正因為如此,它就能夠并且必須把自己展示在一切現代知識之中,尤其在科學之中。”[3]伽達默爾的普遍詮釋學為科學詮釋學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本體論基礎。但遺憾的是,海氏和伽氏雖然表明了解釋學涉及人類與世界有交往的全部領域,但是面對實證主義的霸權,他們還是有點妥協——他們的解釋學仍然是人文性質的,而對自然科學詮釋學并沒有進行細致深刻的探討和專門研究。
在科學哲學方面, 亨普爾為科學解釋做出了不懈的努力,為科學詮釋學的誕生邁出了模范的一步,他把自己的科學解釋的哲學分析推廣至包括社會歷史在內的一切領域,認為理解是一種啟發手段,從屬于科學解釋。這樣,他以解釋為主的方法統一科學與人文的偏頗引發了科學歷史主義對他的糾正:科學解釋本質上具有歷史相對性、對概念框架的依賴性,概念框架凸顯了科學解釋的語境和態勢。庫恩的范式、圖爾敏的自然秩序理性和漢森的概念模式概念都反應了科學解釋的歷史相對性,這為推動詮釋學和科學哲學的合流、自然科學詮釋學的誕生開了一個好頭。科學詮釋學能有今天的成就,源于兩大學科的共同滋潤是無疑的。正是在兩大學科相關學者的研究成果奠定的理論基礎之上才最終催生了科學詮釋學。
二、我國的科學詮釋學研究成果
科學詮釋學是在西方哲學界產生的,我國學者對其誕生無緣于直接貢獻,但我國學者對科學詮釋學在我國及國際科學詮釋學界的發展上也做出了自己應有的貢獻。總的來看,我國學者的貢獻在于以下幾方面:
首先,我國學者完成了科學解釋學從西方哲學界的引進和向國內的推介。我國是在20世紀80年代引進詮釋學的同時引進科學詮釋學的,之后相繼翻譯了一些國外相關論文和論著,如伯恩斯坦的《超越客觀主義和相對主義》、基西爾的《一種自然科學的詮釋?——最新爭論》和科克爾曼斯的《 現代自然科學的詮釋學本質》等。1984年、1987年和1999年,我國著名哲學期刊《哲學譯叢》,先后三次組織國內學者集中翻譯西方科學詮釋學的有關學術著作和論文,為我國科學詮釋學的健康發展和開放性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同時為國內科學詮釋學研究能夠始終與國際科學詮釋學研究保持同步提供了有利的交流平臺。
隨著省級自然科學基金管理與運作的規范化、科學化和法制化程度進一步提高,自然科學基金績效評估逐漸成為自然科學基金管理工作中的重要內容[3]。省級自然科學基金效率評估的研究已引起國內學者的廣泛重視。馮鴻雁、肖廣嶺等在省級自然科學基金目標定位的基礎上提出了效率評估的指標體系,突出對財政支出管理,把科學基金作為一個整體來評價[4];孟步瀛、魏艷湘、趙奇勝提出了管理科學基金項目成果的評價指標體系[5];凌建、宣勇、宣曉冬對自然科學基金績效評估的內容、方法、評估、原則及實施中應注意的問題進行了探討,構建了地方自然科學基金績效評估的框架[3];馬強、陳建新將數量、質量和效率作為對科學基金項目進行績效評估的指標[6]。馬茜采用層次分析法和群決策向量方向合成法來確定評價指標的權重,并應用模糊綜合評價理論和判斷矩陣評價算法對基金項目進行了評價[7];基于科學計量法理論,寧平運用BP神經網絡對自然科學基金項目完在進行DEA分析時,決策單元的選擇應滿足如下要求:一是決策單元為同類型的且具有可比性;二是決策單元的數量須大于或等于輸入指標與輸出指標和的兩倍。
3指標的建立和數據來源說明
3.1省級自然科學基金效率評價指標體系的建立科技績效評估指標體系一般有投入指標和結果指標組成。投入指標是科研活動的管理者或執行者為完成研究而投入的資源,一般包括人員和經費指標;結果指標是指評估對象的科研活動所創造出的新的理論、方法(主要表現形式為發表的各類論文、專著、專利等)、研究型人才的培養(表現為培養出的碩士、博士研究生)以及研究結果的具體應用(表現為技術成果市場成交量)等。評估的對象、目的不同,評價指標也會有很大的差異[23]。考慮到我國省級自然科學基金的目標和功能定位,構建如下效率評估指標體系:省級自然科學基金投入指標的選取。在總結前人對科技效率評價指標體系研究的基礎上,初步確定輸入指標為人力指標與財力指標。具體包括:省級自然科學基金年度資助金額、年度資助項目數和年度資助總人數。省級自然科學基金產出指標的選取。在吳彤、李正風、曾國屏、葛朝陽等學者的研究基礎上,從省級自然科學基金成果對促進地方知識發展、原始創新能力提升和人才培育三個方面構建產出指標體系。由于基礎研究是以認識自然、闡述自然現象、特征和規律,科技論文和實驗報告是衡量其成果的主要形式[24]。
專利是應用研究和試驗發展的重要成果,也是衡量基礎研究主要的創新成果;考慮到省自然科學基金對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的“育種”作用選擇爭取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數作為衡量省級自然科學基金對于地方創新能力提升的指標,該項指標同時也是省自然科學基金對創新項目和人才培育的重要體現。在人才培育方面,主要從省級自然科學基金對于碩士、博士等高端人才培養方面來衡量。因此,產出指標主要包括項目結題時發表科技論文數、發明專利授權數、碩士、博士人才培養數量和本地區爭取到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數量。綜上所述,建立省級自然科學基金評估指標體系如表3.2數據來源說明本文所有指標,除各省爭取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的項目數據來自于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網站①的統計外,其余指標均來自各省基金委、基金管理部門提供的原始數據。各省基金管理部門對基礎研究成果的統計主要是根據項目承擔者提交的項目報告和結題材料來進行的,故本文產出指標數據均采用的是省自然科學基金項目結題時的科技產出。從各省自然科學基金項目資助情況來看,基金項目的資助周期大都在3~4年。考慮到各省(地區)自然科學基金資助的差異性和各種主、客觀因素對項目投入、結題的影響,僅以某年的投入和產出的數據作為輸入和輸出數據是不客觀和全面的。為消除各種因素對投入和產出的影響,將2004~2005年省(地區)自然科學基金投入的均值作為輸入數據,以3年作為資助周期,以2007~2008年②省(地區)自然科學基金科技產出的均值為輸出數據。調查期間共發出問卷25份③,回收問卷20份,回收率為80%。其中有效問卷16份,有效率為64%。無效的4個地區是上海、重慶、湖北和新疆,目前尚沒有開展對省自然科學基金科技產出方面的統計工作。
4模型計算和結果分析
4.1綜合效率評定以16個省(地區)的自然科學基金作為決策單元,采用Win4Deap軟件進行求解計算,各地區的DEA值如表2。(1)廣東、江蘇、陜西等省自然科學基金的效率值等于1,綜合效率達到最佳。表明這些地區的省自然科學基金經費、人員都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取得了可能的最大產出。從DEA評價有效的10個地區來看,廣東、江蘇有良好的經濟基礎,一定程度上保證了地區財政對自然科學基金投入。寬松的經濟環境也吸引了大量的科技研究人才向這些地區流動。說明經濟發達的地區在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過程中,較為注重本地區原始創新能力的提升;安徽、陜西、湖南三省基礎研究能力雄厚,這與中央駐皖、陜、湘的高校、科研機構中有相當一部分科技力量從事基礎研究是分不開的。而甘肅、內蒙古、寧夏、海南經濟相對落后的地區,單從它們的投入、產出的各項指標來看,遠低于浙江、山東這些經濟和科技較為發達的地區。但卻以較小的投入獲得足夠的產出,保證了自然科學基金投入的有效性,說明基礎研究資源在這些地區得到合理的配置。(2)廣西、貴州、黑龍江等6個省(地區)自然科學基金的DEA值小于1,意味著近四成的省(地區)自然科學基金效率是無效的。DEA評價無效的6個省中,僅福建省的DEA值接近于1,為0.954,說明福建省是邊緣非效率單位,即只要在投入或產出方面稍作調整,即可達到效率值為1的水平;其他5個省(地區)的評價值均低于DEA平均值0.874(小于0.9),為明顯非效率單位。表明這些省的自然科學基金經營不善,要提高自然科學基金整體的投入產出效率相對困難,可能需要在較長時間內同時調整投入、產出兩個方面的多項指標。
4.2模型結果分項分析
(1)技術有效性分析技術效率是由純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組成。BCC模型假設規模報酬變動,在計算中將組織效率中的規模因素剔除,單純測算短期內DMUj0技術效率是否最佳,如果=1且S-=0,表明DMUj0純技術效率最佳,否則純技術效率無效。純技術效率有效說明除去規模效率的影響,各部門對自然科學基金的人力、財務資源進行了有效的運用,達到了產出最大化。其值越接近于1表示對資源的使用效率越高。模型計算結果顯示,綜合效率無效地區中的廣西、貴州、黑龍江和山東是技術效率無效單位,它們的純技術效率值都低于均值0.917。表明這些地區的自然科學基金管理水平相對低下,投入、產出轉化率低。綜合效率無效的浙江和福建兩省,純技術效率值為1。意味著這兩個地區對自然科學基金的管理是有效的,即浙江和福建綜合技術效率無效全部是由規模效率無效引起的。
(2)規模有效性及規模效益分析模型結果表明,規模效率無效的地區有6個。其中浙江、福建、廣西、黑龍江和山東的自然科學基金處于規模遞
減區間,這些地區應控制好自然科學基金的資助規模,不應盲目擴大。貴州省自然科學基金則處于規模遞增區間要適當地增加自然科學基金的資助規模來提升效率。
(3)無效決策單元投影分析為找出6個省自然科學基金DEA無效的具體原因和改進方向,利用“投影”理論從產出角度對DEA無效的決策單元做進一步的差額變量分析。結果見表3。 表3結果顯示:6個DEA評價無效的省自然科學基金科技產出都存在產出嚴重不足。其中科技論文產出不足率最低,6省均值為75.96%,發明專利授權量產出不足率最高,均值達到148.63%。說明省級自然科學基金科技產出中缺乏原始創新性成果,在促進本地區原始創新能力的提升方面任重道遠。除浙江省自然科學基金外,其余5個DEA評價無效省份,至少有一項科技產出的不足率超過了100%。其中福建省和黑龍江省的發明專利授權量產出不足率分別為227.76%、132.49%,廣西省在爭取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方面的產出不足率為209.67%,山東省在碩士、博士人才培養方面的產出不足率則達到164.36%。而貴州省自然科學基金各項科技產出存在嚴重不足,其中科技產出中的發明專利授權量的產出不足率高達445.87%。
5對策建議
主管單位:山東省聊城市
主辦單位:聊城大學
出版周期:雙月刊
出版地址:山東省聊城市
語
種:中文
開
本:大16開
國際刊號:1672-6634
國內刊號:37-1418/N
郵發代號:
發行范圍:國內外統一發行
創刊時間:1988
期刊收錄:
核心期刊:
期刊榮譽:
1953年朝鮮停戰之后,中國第一次有可能在較穩定的環境中全力從事經濟建設,當時工業部門的研究力量幾乎等于零,中國科學院的許多研究所為工業部門解決過大量實際問題,以物理研究所(50年代初曾經稱為應用物理研究所)為例,它承擔過的任務包括:為黑龍江阿城儀表廠解決鋁鎳鈷永磁合金澆鑄余料的再利用問題,為鞍山鋼鐵公司解決延長耐火材料壽命問題,為建筑部門研究加速水泥凝固的方法,為飛機制造工業研究鋁合金相圖,為電機業研制單取向和雙取向硅鋼片等等,這些工作多數都沒有總結成學術論文,留下來的完整記錄很少。前輩理論物理學家彭桓武為冶金提出的連續軋鋼中的鋼錠冷卻速度,專門解決了一個熱傳導問題。這篇文章30多年以后才發表在慶祝周培源先生80壽辰的文集中,可算是一個特例。總之,當時科學工作者們投身思想改造和經濟建設,并沒有十分強調自然科學基礎研究的意義。1956年制定的12年科學技術發展規劃,也沒有把基礎研究置于特別地位。這是符合當時的國情、國力的。
在1956年1月的知識分子工作會議上說:“在過去幾年中間,我國的各種工作都在開始,我們在目前需要和技術工作方面多投一些力量,而對于長遠需要和理論工作方面注意得比較少,這是難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到了現在,如果我們還不及時地加強對于長遠需要和理論工作的注意,那么,我們就要犯很大的錯誤。沒有一定的理論科學的研究作基礎,技術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質的進步和革新。但是理論力量的生長,總是要比技術力量的生長慢一些,而理論工作的效果一般也是間接的,不容易一下就看出來。正因為這樣,有許多同志現在還有一種近視的傾向,他們不肯在科學研究方面拿出必要的力量,并且經常要求科學家給他們解決比較簡單的技術應用和生產操作方面的問題。當然,理論決不可脫離實際,但是目前的主要傾向,卻是對于理論研究的忽視。”曾是何等清醒啊!然而,此后46年間,近視的傾向、簡單的要求,何曾稍減。從積極的方面回顧,三年(1957~1960年)中發生的許多事情,在外國人和后人看來,近乎荒唐,卻也反映著我們對于工業化、現代化的強烈愿望。畢竟中國科學院的規模是在那些年代奠定的,電子學、半導體、自動化、計算機的發展是從那時開始的。
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經歷了支持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我國自然科學,確實到了應當作加大縱深的戰備調整的時刻。然而,十年“”(1966~1976年)不僅耽誤了時機,還對本來就很薄弱的自然科學基礎研究進行了全面沖擊。看一看這后面的“社會輿論”,是頗富教益的。我國理論物理研究在“”期間的經歷,正好用以典型地說明傳統的理論實踐觀的作用。理論物理研究可以粗略地劃分為四個領域,粒子和場、原子核理論、凝聚態和統計物理、天體和引力。粒子物理研究由于主席1964年同坂田昌一談話中所表現的重視以及與“一分為二”哲學命題的關系,得以保存隊伍,并以70年代初楊振寧、李政道相繼訪華和1973年高能物理代表團訪美為契機,有所復蘇。核物理因為有國際背景和“核參數”任務的要求,基本維持原狀,還得以在“工農兵大學生”中要求一定的培養數目。凝聚態和統計物理是四個領域中最接近實際的,卻從哈爾濱到廣州,全部解散改行。正是因為接近實際,自認為有發言權的批評家也多。中國科學院軍代表向越南科委主任介紹物理所情況時說,“從前有一個理論研究室,理論脫離實際的典型,解散了!”與此成為鮮明對照,最為“好高騖遠”、“不食人間煙火”的天體和引力理論,在此期間有所壯大。那原因卻也是理論聯系實際。我國一些優秀的數學家轉入這一領域,對“軍宣隊”這是聯系物理實際,他們仍然可以作一點現代微分幾何,同時訓練了一些年輕人。工廠技術員到車間當工人,實驗物理工作者下廠做技術員,理論物理人員去做實驗,數學家來搞理論物理。這發生在“彎曲時空”中的“平移”,使許多人聯系了“實際”。
二、我國目前經濟繁榮的背后,存在著不少深層次的問題,其中一部分就涉及到自然科學基礎研究。
完成人類基因組1%和水稻全基因組的測序,確是值得稱道的成績;同時也要清醒地看到,所用的自動測序機器全系舶來,還不必提及所用原理。研制出每秒萬億次以上浮點運算的大型并行處理系統,當然是重大科研成果;然而,也不要忘記關鍵芯片仍靠進口。技術引進,可以加速起步;然而,邯鄲學步、履人后塵,總難以真正技超群雄,“領導世界新潮流”。只有濃厚、廣泛而持續的基礎研究才能孕育出異軍突起的技術革命,建立起自己的支柱產業。像中國這樣的大國,更不能靠別人的基礎研究來實現自己的技術創新。
“基礎研究要有國家目標”是堂皇而正確的提法,問題在于由誰來規定這個“國家目標”。一位年輕的管理干部曾對我說,你現在從事理論生命科學研究就是符合“國家目標”的。他不知道,我早在1985年在非線性科學和復雜性問題中干得正歡時,參加了中國科學院生物學部關于生物學發展戰略的常委擴大會,此后就開始思考和準備向更為非線性、更為復雜的生命系統作戰備進軍。從1991年以來,我所在的研究組就不斷學習生物學基本知識,全力以赴做生物問題,現在其實還沒有入門。怎么能做到一旦“國家目標”下達,三年之內就出成果呢?
“管理出效益”是搬到自然科學基礎研究領域的另一種錯誤概念。生產企業、工程項目、技術攻關,理應加強管理。而不恰當的“管理”,正在妨礙我國自然科學基礎研究的根本進步。應當撤銷一批管理和評估機構,解放生產力。特別要讓大批年輕有為的學者“沉”下去做事,而不是“浮”起來當“官”,去妨礙別人安心鉆研。
科學管理部門忙于改組機構、評議課題,卻很少對科學研究的支撐體系下功夫。僅以中國科學院圖書館為例,它的讀者范圍遠遠超出基礎研究。1980年訂閱原版期刊5377種,買原版書7245種。到1991年,原版期刊數量砍到1277種,購入原版書降到642種,幾年間期刊平均訂閱價上漲8.6倍,平均書價上漲14.4倍,而該館圖書經費只增加了82%。多少高等學校圖書館停書保刊,還越保越少。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影印書刊全面停止,究竟增加了多少圖書撥款以茲補償?有些領導強調國際互聯網上有大量在線期刊資料,卻不提大多數有用信息乃有償服務。全球同行中,很少有人像不少中國教授那樣,不敢放手讓學生上網,就是因為計算機網絡收費不在高處統一解決,而是往下層層加碼。學界多次呼吁,陋規至今未改。
三、目前廣泛存在于學術界中的浮躁情緒、泡沫科學乃至學術風氣問題,在相當程度上是由急功近利的政策所引發的。
一些管理科學技術事業的負責人士,總希望在自己的任期之內見到成績;掌管經濟預算的部門要聽見金元寶落水的“響聲”。自然科學基礎研究要有隊伍、有物質條件,還要有時間積累,才能“于無聲處聽驚雷”。共和國成立50多年了,從生孩子、抓教育做起,足以培育出兩三代基礎研究人才。提法不斷更新,實質上總不敢在基礎研究領域旗幟鮮明地放開步伐的科學政策,已經使我們浪費了太多的時間。
還應當指出,我國自然科學基礎研究的許多方面,還未能擺脫一種半殖民地的心理狀態。某些已經作了大教授的人士,開口閉口“我的老板”如何如何;還沒有跳出原來所學課題,卻學會了美國“老板”作風,經費多了花錢雇人為自己出文章。有些研究情況對內保密、對外開放,國內同行只能偶爾從國外訪問者中了解一二。許多課題論證實際上也是引用外國已有的論據和“權威”言論。
SCI涵蓋學科超過100個,主要涉及農業、生物及環境科學;工程技術及應用科學;醫學與生命科學;物理及化學;行為科學。SCI將來源期刊數量劃分為SCI和SCI-E。SCI指來源刊為3500多種的SCI印刷版和SCI光盤版(SCICompactDiscEdition,簡稱SCICDE),SCI-E(SCIExpanded)是SCI的擴展庫,收錄了6650余種來源期刊,可通過國際聯機或因特網進行檢索。
ISI通過它嚴格的選刊標準和評估程序挑選刊源,而且每年略有增減,從而做到其收錄的文獻能全面覆蓋全世界最重要、最有影響力的研究成果。所謂最有影響力的研究成果,是指報道這些成果的文獻大量地被其它文獻引用。即通過先期的文獻被當前文獻的引用,來說明文獻之間的相關性及先前文獻對當前文獻的影響力。
SCI以《期刊目次》(CurrentContent,簡稱CC)作為數據源。自然科學數據庫有五千多種期刊,其中生命科學輯收錄1350種;工程與計算機技術輯收錄1030種;臨床醫學輯收990種;農業、生物環境科學輯收錄950種;物理、化學和地球科學輯收錄900種期刊。各種版本收錄范圍不盡相同。這其中,含有全世界出版的數、理、化、農、林、醫、生命科學、天文、地理、環境、材料、工程技術等自然科學各學科的核心期刊約4500種;擴展版收錄期刊6650余種。SCI每年收集論文數達六七十萬條。
校本課程《校園植物文化》以植物為載體開展系列活動,引領學生走近植物,積極挖掘植物所蘊涵的豐富的文化內涵,創造性運用植物文化育人,通過感知植物、詩詞吟誦、現代散文賞析、文化品讀、雅聞趣事、歌詠植物等研究性學習,構建以自主探索為基礎,合作學習為主體的開放的學習過程,實現在認知、情感以及行為等方面的個性發展,培養人文情懷、提高藝術修養、豐富生活情趣。
校本課程《校園植物文化》由生物和語文兩部分組成。語文教學活動分為四節,通過組織學生閱讀與校園植物相關的文章,學生可以了解和認識植物與人類的關系;配合生物學課程調查校園植物資源;探究植物各種生命現象及規律;培養觀察方法,寫好植物觀察日記;背誦相關的詩文積淀人文素養;閱讀名家散文,豐富情感。所有這些活動都會最終為學生的終身發展奠定基礎。
編排語文閱讀第一節“物競天擇·人與自然”,特別在賈祖璋的《葵與向日葵》之后安排了“綜合性學習自然科學小論文”,在這篇關于生物學分類知識的科學小論文后面,安排學寫自然科學小論文有它的合理性,指導高中學生撰寫自然科學小論文富有重要意義。從寫作教學目的看,我們培養的高中學生,將來絕大多數都要去從事生產勞動和科技工作,指導他們撰寫自然科學小論文,可以為他們將來的科技寫作打下堅實的荃礎,使他們終身受益。撰寫自然科學小論文,一般都要建立在自然學科的科學實驗或實地科學考察活動的基礎上,是一個使中學生對科學現象的認識進一步深刻化和條理化的過程,中學生如果要對自己接觸的自然科學中的某些事物現象、問題或某個專題,進行比較深入廣泛的探索研究,并加以論述,寫成科學小論文,以揭示其特征、意義及規律,這種科學小論文的學習非常必要。它是培養青少年創造能力的有效手段。因此,從跨學科教育學的角度看,學生撰寫自然科學小論文,無論對自然學科的學習,還是對寫作學科的學習,都有著極其深刻的意義和不可低估的價值。
詩歌是語言和文學的精華,而每一個青年心中原本都有詩意的人生向往,只是被壓抑在教育體制的凍土下。屈原所謂“秉德無私,參天地兮”,杜甫所謂“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李白所謂“萬物興歇皆自然”。他們“大天而思之”,對于天地的博愛無私,自然的規律性,以及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都有極好的形容。詩人親近自然,不論鳥獸蟲魚、花草樹木、日月山川,風雨雷電,都能觸發他們的靈感,引起許多關于宇宙、人生的思考,品讀詩詞就是讓高雅的詩歌貼近我們普通人的生活,納入我們必經的人生歷程之中。當詩歌對我們顯得親近,我們的心靈就會比較自然地感受并萌發詩意。因此第二節編排了詩詞品讀以及“綜合性學習解意象品詩歌作詩詞”。
詩歌鑒賞是高中語文教學和高考語文輔導以及培養學生閱讀能力的重點。以花草樹木植物為象征表達人的思想感情,是各民族語言文化中的一種共同現象。人們在欣賞花草樹木外在美的同時,也賦予了它們某種特定的意義。文人學士通過詠詩賦詞,把他們內心的感情和審美情趣寄托于大自然的花草之中,這些形象從外界移入詩中時,為詩人的思想感情所點染、浸潤,傳達著一種感化、教育的力量,因此詩人都非常重視創造意象。意象在詩歌中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絕大多數詩歌就是通過意象來詮釋作品的哲理,通過意象來破解作品的寓意,通過意象來鑒賞作品的意境,通過意象來與作者進行藝術、美學、心靈與精神的交流。在詩歌學習中,分析意象,就是分析文學物象中所蘊合的意義,正如艾略特所說:“表情達義的唯一方式,便是找出‘意象’,即一組物象,一個情境,一連串事件,這些訴諸感官經驗的外在意象出現時,該特別情意便馬上給喚引出來。”鑒賞詩歌的意象,就是要讓學生將自己所接觸到的詩歌中的意象分門別類地作梳理。通過查找有關意象的資料,用簡明文字概述意象的寓意。
散文這種體裁,精粹警辟,形式自由,能夠比較迅速地反映生活。寫植物的散文在情物關系的處理上,常常是托物抒情、融情于景、移物就情,就是將物擬人化,賦予物以人的精神、品格、性情、風貌;或通過有聲有色的景物描寫,把情完全融合在寫景的文字中;或把物拉過來,賦予人的情感。作者常常在字里行間流露出他的或喜、或憂、或悲、或思的情感,通過情感傾向的宣泄表達出文章的主旨。因此需要學會在閱讀過程中由體味作者的情感進而準確理解和把握文章的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