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傳播學教育論文模板(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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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博士生教育是當代國際上公認的正規高等教育的最高層次。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和數量是衡量一個國家高等教育發達程度和文化科學發展水平及其潛力的一個重要標志;它不僅關涉一個國家人才培養的整體質量,而且影響到一個國家科學創新能力的儲備與民族文化的傳承,以及與之相關的學術聲譽與民族形象。

我國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該年,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開始招收第一批新聞學博士生。直到上個世紀末,我國先后有人民大學、復旦大學、中國傳媒大學、武漢大學等四所高校和中國社科院擁有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共設置了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5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3個。在這15年間,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穩步發展,培養了一批活躍在新聞傳播學術界的出色人才,產生了一批優秀的學術成果,同時也積累了一定的新聞傳播頂尖人才的培養經驗。進入新世紀后,在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快速發展、且重點建設研究型新聞傳播學教育體系的要求在許多高校日益高漲的形勢下,經過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新聞傳播學科評議組的兩次評審,又先后有清華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北京大學、四川大學、南京師范大學、暨南大學、浙江大學、上海大學、廈門大學和政治學院等十所高校獲得了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新增設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6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7個。應該說,經過這兩次評審,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體規模的推進,打造了一個更寬廣的高層次新聞傳播人才的培養平臺,形成了競爭與合作的整體態勢;對于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來說,這可謂是一次大的“躍進”。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長、規模的擴大并不必然帶來新聞傳播博士生教育質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整體規模迅速擴張的背景下,更應該冷靜地對其最高階段博士生教育進行審慎規劃、科學布局和系統建構,將其作為一個關系新聞傳播學長遠發展的大計,進行具有戰略性和基于科學發展觀的探討。

一、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問題

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20來年歷史與其他學科相比時間并不長,因此,一直是處于摸索和嘗試階段;加之近些年來,隨著教育環境的急劇變化以及教育目標及體系的不斷調整,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發展的同時,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

首先,對博士生教育的目標定位不夠明確。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規高校教育的最高層次。這一層次的教育是將一個學科的知識體系與學科方法進行綜合性地傳授和深入地積淀,并培養學生站在學科前沿和尖端,通過具有創新性和開拓性的研究以產生具有學術性和實踐性的成果的過程。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導原則,應用于不同學科,就需要針對本學科發展的要求和現狀,對自身的目標定位作出準確而清晰的界定。眾所周知,相對于其他人文社會科學,新聞傳播學科有著自身的“獨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類對新聞傳播業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學科的知識和理論,又與實踐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系。也正因為這一“獨特性”,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開創時,還曾一度被認為沒有必要,也被質疑到底要培養什么樣的人才。這正說明了中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面臨的定位問題。傳統上認為,博士學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學位,是為從事學術工作或一些領域的應用研究工作做準備的。然而多年來,有為數不少的新聞傳播學博士實際上主要從事一般的教學工作和新聞傳播實務工作,而在自己的專業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別是近些年來,隨著眾多業界人士紛紛攻讀博士學位,博士學位的傳統目的(為研究進行訓練)和實際用途日漸分離,已是不爭的事實。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究竟應該培養什么樣的人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專業化究竟如何體現?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社會美譽度怎樣?如何將博士生教育與新聞傳播界的整體發展相聯系?對這些問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理應作出系統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夠清晰和穩定。與博士生培養目標定位的不確定相應的是,新聞傳播學的博士生的培養模式還缺乏科學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聞傳播院校的博士生培養方案基本上沿襲其他學科的模式,缺少對新聞傳播學科特點,以及學科需要掌握的知識及方法的全面探討,因此難以制定出針對自己學科特點的人才培養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學門檻應該如何設定,是重在考察其學識和科研能力,還是重在考察其一般專業知識和外語水準?博士生學習期間應該掌握什么樣的知識體系和方法論,應該開設哪些必需的課程?博士生的課程學習與學位論文怎樣銜接?博士生教育應該采取歐洲式的教授與學生一對一式的傳授方式,還是采取像美國博士生培養中的集體培養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學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實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時,對這些問題必須作出科學的回應。但遺憾的是,由于經驗的不足,認識上的錯位,加之我國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著比較嚴重的隨意性和不規范的現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養和潛質的考生,僅僅因為“英語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選人門外。再如,有的院校對博士生教育規定課程的學習重視不夠,課程如何設置、教師如何教、學生如何學,都無“一定之規”,結果課程學習往往未能達到幫助學生獲得從事研究工作、準備學位論文所必需的寬廣深厚的學科知識基礎的效果。還有,博士學位論文開題之前的資格考試或綜合性考試應該如何“把好關”,有的院校也無明確的要求和規則,結果造成在培養過程中對博士生的學習效果和質量缺乏“剛性”的制約和監督機制,博士生只要進了“門”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學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風對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響。這一方面表現在近些年隨著招生規模急劇擴張,師生比例失調,師少生多,導師投入到每個學生身上的時間和精力減少,學術互動和交流受到影響,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呈現出下滑之趨。另一方面表現在培養目標上,不是注重鼓勵博士生具有扎實深厚的理論功底、寬廣的學術視野和熟練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數量等硬指標為指針,使得學生在學習期間將湊足文章的發表數當作主要學習內容。再一方面還表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把關上不嚴,由于每年畢業生數量增加,在開題、答辯等環節,對博士學位論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學風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虛作假,剽竊等現象在博士學位論文中也時有發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學術創新性和創造性。博士生教育的價值在于培養具有創造性的人才,產生具有創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檢驗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標準,應該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水平上。學位論文是博士生教育計劃的核心要素,必須是進行創造性的研究,以對學科的建設與發展有獨特的貢獻。然而,實事求是地說,目前有些高校對此還缺乏足夠的認識和高度的重視。其具體表現是:一些博士論文的選題或過于陳舊,或過于空泛,或流于瑣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當前學術前沿,參與學術對話;一些博士論文的前期資料積累不夠扎實,因此不能針對最具價值的切入點進行廣泛而深入地探討,論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對所需了解的相關領域的知識涉獵不廣,基礎不牢,因此在論文撰寫過程中常常捉襟見肘,理論和方法運用不能做到嫻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創造性等方面的訓練不夠,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對相關問題的挖掘和解決不力。這些都造成了一些論文成為資料的簡單梳理,即使有的選題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無法創造出具有創新性和學術價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幾點建議

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問題,有的是由于新聞傳播學科發展歷史較短,對學科規律和博士生教育規律相結合的一些根本性問題缺乏系統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設計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會和教育所面臨的大環境的沖擊所導致。因此,筆者認為,要解決這些問題,要使得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續發展,為社會輸送真正優秀的高層次人才,新聞傳播學教育自身應積極借鑒國內外博士生教育的經驗,針對新聞傳播學的學科特點和中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的特殊規律,結合人才需求與社會實際,整合教育資源,走出一條真正合乎科學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學界定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內涵。大學的“教育理念是人們對大學精神、性質、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認識,是對大學與外部世界諸元素之間關系的規定;它是大學內容管理及運轉的理性認識基礎”。[2]大學的新聞傳播教育作為一項專業性的教育,理應如臺灣著名新聞傳播教育家鄭貞銘所言,“在技術學習之外,更要探討理論、從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嚴謹的理論體系,才能在高等學術殿堂中樹立起應有的地位”。[3]為此,對于新聞傳播學科高層次人才的培養,既要注重對其學術視野寬廣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較強的專業性;既要使其具有較深厚的學養造詣,又要讓其關注學科前沿和現實的新聞傳播實踐,注意研究解決理論與實踐問題,具有很強的科學研究能力。這種人才應是其他學科培養不出來的,在學術素養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專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目標與方向,理應瑣定在培養這樣的專業人才上,即著力為高校和科研機構造就優秀學者。

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必須科學規劃博士生的課程學習,并加強對其在閱讀、讀書筆記、專題討論、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訓練和提高。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專業基礎課程的學習。該院的博士生課程一般分為兩類,即知識類課程與研究類課程。前者以專業知識的系統掌握和融會貫通為目的,既有廣度,又有深度,并有相關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課上還提供詳細的閱讀書目,要求博士生寫讀書報告,培養其欣賞和批判專業學術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過邊學邊做(研究),以培養和訓練博士生從事研究和寫作的綜合能力;在課上,博士生們圍繞一個專題進行思考、討論、做研究。這樣,不僅訓練、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寫作能力,更重要的是營造了一個現實的專業研究者的工作環境,教會博士生如何進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學術規范,如何使用各種研究資源,如何設計研究題目,如何解讀原始資料,如何回應他人的批評和建議。這種訓練實際上是一個鑄造學術文化或學術習性的過程。

此外,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還應制定相應的培養模式,對思想道德教育、課程設置、綜合考試內容和方式、論文開題時間和形式、博士論文的學術規范等,制定出切實可行的、符合自身特點的方案,并嚴格實施。

第二,控制規模,嚴進嚴出,打造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應。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平臺隨著多家高校新聞傳播院系的加入而變得更加寬廣了,這同時也意味著博士生的數量和規模必將比以前有較大的增加。在這種情況下,更應該注重維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共同為提高教育成效、培養頂尖人才而努力。針對目前社會上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還缺乏廣泛的認可和美譽,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整體效應發揮尚未達到理想的程度,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養、資格考核、學位論文答辯以及學位授予上,比較注意通過制度建設,嚴把質量關。一是控制招生規模。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現有博士生導師15人,每年報考博士生人數達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數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導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選人門檻。這主要是借助資格考核(綜合考試)和學位論文的開題報告兩個環節,實施篩選、淘汰,以保證德才兼備的合格人才進入到博士候選人行列。三是嚴格規范學位論文的答辯和學位授予。

這主要通過學位論文雙盲評審、校內外專家的集體評審以及學位公示等舉措,保證每個博士學位獲得者都是符合標準的優秀人才。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獲得博士學位,占當年招生人數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視博士生導師及指導團隊的綜合素質要求和能力考核,確保博士生教育師資隊伍的素質及其指導教育真正發揮應有的作用。博士生導師及其指導團隊在招生、培養學生及博士論文答辯等方面較其他層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權限,因此要重視博士生導師人選的遴選,重視其“人格”塑造和“師德垂范”;同時要引導、促進博士生導師在博士生課程教學、科學研究、論文把關等方面加大指導力度,鼓勵導師與學生經常交流、溝通。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對博士生導師所進行的遴選和考核,就包括著學術水平、道德素養、敬業態度、組織能力以及待人處事等方面的內容。與此同時,還十分注重將學生的成才與導師的責任感、信譽、綜合素養聯系起來,注重維護導師職責的神圣性和榮譽感。

第四,實行差異化競爭與合作,實現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備批判精神、創新能力和實踐能力的整體素質要求下,各院校新聞傳播學博士學位授權點應彰顯自己的特色,根據自己的學科優勢和特色側重培養博士生,使其成為該領域和方向的頂尖人才,從而促進人才與學科前沿接軌。這不僅要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選題和創新性上,而且應系統地體現在博士生培養的各個環節上。目前與其他人文社會學科相比,新聞傳播學的整體發展水平并不高,高質量學術研究成果、學養深厚的優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應成為促進新聞傳播學科發展和高層次專業化人才輩出的舞臺。

第五,確保博士生教育的經費投入,開拓多元化經費籌措渠道。要發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經費投入,尤其是在學術研究上以及優秀人才與成果的獎勵上,更應有足夠的經費支撐。隨著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實現,高等教育的資助渠道必將越來越多樣化,對此,我們要注意積極爭取,大力開拓、吸納。近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除了通過課題申報,爭取政府和學校撥款外,還十分注意與相關傳媒、產業合作,拓展經費來源。目前,全院博導的科研經費年均人平在8萬元以上。

總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會科學革命和大眾化高等教育的時代,為了使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發展成為一種培養有創造力的優秀學者的有效途徑,應著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結構,擴展其必需的學科知識,力求教學質量優秀和研究設施、成果先進,從而便于其在規模增加的基礎上盡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樣化、高質量的學術體系。

參考文獻:

[1]單波.反思新聞教育[J].新聞與傳播研究,1998(4).

篇2

新聞傳播學既是實踐性、操作性極強的應用性學科，又是有厚實的理論與學識基礎的人文社會學科。在新聞傳播教學中，有的主張“厚基礎、寬口徑”，有的主張“通識教育”，有的主張“文理工滲透”等。無論哪利，方式，最終都要落實到“教”與“學”的環節中來。“教”涉及教師的職責、功能，“學”涉及學生的態度與習慣。時代在變，“教”與“學”的方式與內涵也應改變，其中最關鍵的是師生思想觀念的改變。

教師應有大的時代觀，學生要有新的學習觀。新聞傳播學的教學應與時展緊密相連，作為該學科的教師，應該時刻關注時代環境的變化，以新聞者的敏感感悟時代的變遷，以大環境為參考，進行教學內容的調整、更新與補充。所謂的大環境，就是包含國內國外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在內的時代環境，這些環境的變化不僅影響到新聞傳播的發展，也應在新聞傳播中得到反映。從國際環境看，經濟全球化所引發的信息全球化，不僅推動了傳媒一體化的發展。而且促成了全球傳媒市場的形成，傳媒競爭加劇；與此相關的信息傳播力、文化影響力、思想凝聚力、輿論引導力越來越成為一個國家的“軟實力”，國際間傳媒的競爭事實上也是國與國之間軟實力的競爭。從國內環境來看，我國正處于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的深刻轉型期，我國傳媒先后經歷了三次大變革，每次變革都影響深遠，無論是從“事業單位”到“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或是報刊業的“經營與采編剝離”到廣播影視業非新聞節目的“制播分離”，還是“事業與企業的兩分開”的“轉軌轉制”，都直接推動著我國傳媒產業的發展。大學新聞傳播教育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為傳媒界培養、輸出新聞傳播人才，這類人才不僅應具有廣闊的視野、具有國際競爭的意識與國際競爭的能力，而且還應對國內媒介發展背景與發展態勢有清晰的認識與了解，知道自己置身何處。知道自己面臨的挑戰。而這一切需要新聞傳播學的教師進行引導與培養。因此為師者只有具有大時代觀，才能在教學中有意識、有目的地培養學生的時代意識、競爭意識；才能及時調整、增補新的知識、新的觀念和新的思想。

21世紀是個知識經濟的時代，是個特別強調知識與學習的時代，是個特別需要學習與創新的時代。如今世界各國紛紛掀起建設學習型組織的熱潮，各大有名的跨國公司成為學習型組織的先導，如GE、微軟、殼牌、摩托羅拉、寶潔等，他們將企業的競爭看做是企業學習力的競爭，殼牌石油公司企劃主任德格說“唯一持久的競爭優勢，或許是比你的競爭對手學習得更快的能力”。學習力成為21世紀的核心競爭力。說到學習，似乎每個人都是天生的學習者，但不是每個人都具備良好的學習能力。綜觀我國的應試教育，所強調的學習是對知識的死記硬背，是對習題的反復操練，這事實上是對個人學習力的扼殺。那么進入到大學校園的學生，應該重新樹立新的學習觀，改變過去不良的學習習慣。新聞傳播學的學習絕不是對新聞傳播原理的掌握，也不是對教材上規則范例的模仿，而是通過本學科的學習，提高學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探索未來的能力。

教育的功能是培養與訓練，學生的學習是心智模式的修煉。大學教育的功能主要不是傳授知識，而是培養學生的思維能力和學習研究方法。在新聞傳播學的教學中。你讓學生看教材、看書本，沒有一個人會說看不懂。那么還需要老師講什么，如何講?是不是教師把書本內容變成PPT，加以視覺或音效處理就可以了呢?這顯然是不夠的!作為新聞傳播學的教師，重在培養學生的思維能力與學習研究方法，并借助于現代媒體技術訓練學生的操作技能。俗話說思想決定行動，只有教會學生如何去思想，才能引導學生如何去做。在這里涉及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理論的教學，二是實務的教學。通常情況下，前者傳授新聞傳播學的基本原理，培養學生的理論素養；后者培養學生的傳播技能、方法和應用知識。只有將兩者結合起來，才能培養出合格的新聞人才。目前學界一直關注和討論的是在教學中如何實現理論與實踐的結合。現今社會瞬息萬變，新的思想、新的理論、新的知識層出不窮，這就要求教師不僅要深入把握傳統的新聞理論，而且要緊密關注理論前沿，要運用理論剖析當代社會現實，通過解析的過程啟發學生學會運用所學理論去發現問題、研究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同時通過大量的業務實踐來讓學生感知、體驗和消化所學的理論，并最終通過掌握新聞采編的實際能力來檢驗其理論素養和業務水平。

進人大學校園的學生，學習的過程實際是心智模式修煉的過程。心智模式是認知心理學的一個概念，指人們長期記憶中隱含著關于世界的心靈地圖。心智模式根植于每個人的心靈之中，是關于自己、別人、組織以及世界每個層面的形象、假設和故事。實際上就是指人的心理素質、思維方式和心態。由于受我國傳統教育的影響，在大學之前我們所接受的教育是同質化的教育，要求規范、統一，有預設的標準答案，符合者得肯定以及表揚，不符合者會受到否定以致懲罰，很少顧及個性的發展，很多時候讀書學習變成是為父母、為老師，而將個人、自我的喜好追求縮小到最小。這使我們的心智模式定位于聽話、乖順就是好的。帶著這種觀念進人大學就像戴著心靈的枷鎖進入新的學習苦旅，無論如何，這是迫切需要改變的!因此，對新聞傳播學的學生來說，首先應該反思以前所接受的教育觀念，正視自我，盡可能地開放自己的心靈，敞開壓抑的胸懷，有選擇、有偏好地去學習自己想學的，充分發揮自己的特長，而不再是從眾、順服。比如，新聞傳播學的學生應該具有良好的社交能力，具有敏銳觀察、迅速反應的能力，這些能力不是天生的，是可以通過后天的努力培養的。因此，平時在課堂上應敢于表現自己，有意識地訓練自己的膽識：課外積極參加社團活動、社會實踐活動，借此鍛煉自己的交際能力。心智模式的轉變是一個長期、漸進的過程，需要不斷地吸收、借鑒、調整與完善，而學習是重塑心智模式最有效的方法。這里的學習不是單純的課堂學習、知識的學習，而是與能力有關的所有行動。

篇3

英國作為主要的西方主要發達國家之一，是現代高等教育發源地之一，新聞學起步較早，在新聞傳播學教育方面具有十分突出的優勢，值得我們進行學習、研究與借鑒。

一、中國新聞傳播學發展趨勢

隨著新聞裝備、人們思想觀念、計算機網絡技術的不斷提高，新聞傳播學得以飛速發展，并呈現出一些新的趨勢與特點。

（一）、新聞學與傳播學的相互交叉融合。傳統的新聞學研究突出實用性質，淡化理論性。傳播學被引入新聞學界以后，新聞學研究已不再局限于傳統的研究領域，它包括廣播、電視、網絡媒體等多種傳播媒體或形態，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聞類的媒體傳播的內容。這種融合不僅是原來兩個學科的融合，而且與傳媒活動相關的各個學科的研究成果，也越來越多地被運用到新聞傳播學的基礎理論研究中。這就要求必須創新現有的課程設置以及教材內容的劃分方式，重新構建一種適合新的環境條件的新聞傳播理論。

（二）、新聞傳播學的研究領域正在不斷擴張。近年來，中國的傳媒處于大整合的時期，傳播業急速膨脹，傳媒每日每時與社會發生互動，矛盾沖突的頻率上升，新聞官司增加，社會對傳媒職業道德不規范的指責增多。因此，傳媒業自身的法治建設和職業行為的規范化，越來越成為學界關注的問題。傳媒經營、新聞法治與職業道德成為新聞傳播學研究的新領域。

（三）、新聞傳播學的內涵不斷拓展。20世紀90年代以后，中國廣播電視特別是電視的發展速度和規模空前。從行政、綜合市場、專業市場三個角度看中國電視產業的市場格局，中國電視產業呈現三大發展趨勢：政府導向讓位于市場導向；民營電視業將成為市場上的一支重要力量；電視資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時進行，形成區域性傳播中心。

二、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發展歷史淵源

英國作為主要的西方發達國家之一，在近現代新聞傳媒的發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新聞傳播學教育源遠流長。

（一）、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起步較早。

英國最早的日報《每日新聞》創辦于1702年，是世界上較早采用雙面印刷并分欄、較早形成近代日報形式的報紙；1851年出現在倫敦的路透社，是世界上首批誕生的新聞通訊社之一；1922年以民營形式組建的英國廣播公司于1927年改組為公立（BBC）以來，已成為西方最大的公共廣播電視機構；1936英國廣播公司（BBC）建立的電視臺是世界上第一座電視臺，英國的新聞傳播教育也伴隨著新聞媒介的發展而不斷發展。在英國人的觀念中，掌握實際本領的最好辦法就是實踐，從實際接觸中學習其中的技巧，新聞傳播教育也不例外。這種理念影響著早期的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奠定了英國新聞傳播學的地位。

（二）、傳播學發展先于新聞學。英國的傳播學出現在新聞學之前。早在上世紀30年代，一些社會科學家便開始對媒體效果研究產生興趣，傳播研究與傳媒研究院系應運而生。西方新聞學的研究領域很早就不再局限于傳統的傳播學，范圍更加寬泛，設計大量的非新聞類的媒體傳播內容，以及廣告研究，公共關系研究，媒體經營研究等。在英國傳媒教育領域頗具盛名的城市大學新聞系被規劃入該校的藝術學院，而另一所著名的維斯敏斯特大學新聞和大眾傳播卻在同一個學院，還有一些院校的傳播學被劃入英語學院和商學院。

（三）、新聞學專業研究生教育起始較晚。在新聞與傳播學教育方面，倫敦大學曾率先開設新聞學專業本科教育（非學位教育）；最早開設新聞學專業研究生教育的是卡迪夫（Cardiff）大學，于1971年開始進行新聞學專業研究生教育；倫敦城市大學于1976年開始辨新聞學專業研究生教育；但本科學位教育是在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的。英國的新聞與（大眾）傳播學教育、媒介教育起始較晚，但英國以其悠久的歷史和文化，具有自己特色的大學教育傳統和發達的傳媒業等基礎，在新聞與傳播教育/媒介教育與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獨有的特點。

三、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現狀

英國高校的新聞與傳播學教育，尤其是研究生層面的教育，新聞學教育與傳播學教育區別較明顯，而且整個學科領域的教育總體上也形成了幾種不同類型的學位點，而各校又自有其特色。

（一）、新聞傳播學強調專業實踐性。從新聞學與傳播學教育的區別角度來講，英國新聞學教育領域的學位點，雖然提供寬厚的理論框架，但更加突出的是強化專業新聞實踐。無論是倫敦大學戈德斯密斯學院媒介與傳播系研究生教育中按媒介及其實務細分的專業方向設置，還是威斯敏斯特大學媒介、藝術與設計學院研究生教育中劃分較寬的專業方向設置，均要求學生深入某種媒介領域進行大量練習。而傳播學領域的研究生課程設置，則側重于傳播學、文化學和相關學科的理論視角、爭議點、研究方法等，以便為研究生選擇課題進行研究，奠定寬廣的理論基礎。

（二）、新聞傳播學教學要求嚴格。關于整個學科領域形成不同類型的學位點，英國高校的新聞與傳播學科的研究生教育，不僅有歐美較為常見的研究型、課程（教學）型之分，而且還有研究與課程（教學）型，而且對課程學習的數量要求非常高。就“ResearchDegrees”來說，不但該專業的博士學位點在時間分配上以研究為主，并對開題報告、研究項目和博士學位論文有嚴格的要求，要求博士論文達到8～10萬，并強調博士論文對于專業的獨創性貢獻，而且該專業的哲學碩士點（A型）也要求學生聚焦于選定的研究領域并撰寫4萬詞的學位論文。而該專業屬于教學型（“TaughtProgrammes”）的碩士學位點，則要求研究生修滿4門課，撰寫1萬詞的學位論文。

（三）、社會科學特征明顯。英國站在社會科學的視點上研究新聞和傳播活動的規律，表現出較強的社會科學特點。從理論課授課內容也可以看出其較強的社會科學特點，比如《新聞理論》，涉及戰爭與新聞、新聞業市場結構與新聞實踐、新聞從業者為誰而工作、新聞與政治、國際新聞流與通訊社等專題。與英國相比，中國的新聞與傳播學教育尤其是新聞學教育表現出較強的人文學科特點，新聞學更多地“體現出政治與文學雜揉的特點”，“更具人文學科的特點”。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這種新聞學教育視角與社會對新聞人才的需要基本合拍。

但是，“當新聞活動越來越表現為一種文化消費活動時，以社會科學的態度對待新聞學已是一種必然選擇。”站在社會科學的視點上把握新聞傳播活動的規律，可以讓新聞學教育更貼近現實操作。

篇4

英國作為主要的西方主要發達國家之一，是現代高等教育發源地之一，新聞學起步較早，在新聞傳播學教育方面具有十分突出的優勢，值得我們進行學習、研究與借鑒。

一、中國新聞傳播學發展趨勢

隨著新聞裝備、人們思想觀念、計算機網絡技術的不斷提高，新聞傳播學得以飛速發展，并呈現出一些新的趨勢與特點。

（一）、新聞學與傳播學的相互交叉融合。傳統的新聞學研究突出實用性質，淡化理論性。傳播學被引入新聞學界以后，新聞學研究已不再局限于傳統的研究領域，它包括廣播、電視、網絡媒體等多種傳播媒體或形態，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聞類的媒體傳播的內容。這種融合不僅是原來兩個學科的融合，而且與傳媒活動相關的各個學科的研究成果，也越來越多地被運用到新聞傳播學的基礎理論研究中。這就要求必須創新現有的課程設置以及教材內容的劃分方式，重新構建一種適合新的環境條件的新聞傳播理論。

（二）、新聞傳播學的研究領域正在不斷擴張。近年來，中國的傳媒處于大整合的時期，傳播業急速膨脹，傳媒每日每時與社會發生互動，矛盾沖突的頻率上升，新聞官司增加，社會對傳媒職業道德不規范的指責增多。因此，傳媒業自身的法治建設和職業行為的規范化，越來越成為學界關注的問題。傳媒經營、新聞法治與職業道德成為新聞傳播學研究的新領域。

（三）、新聞傳播學的內涵不斷拓展。20世紀90年代以后，中國廣播電視特別是電視的發展速度和規模空前。從行政、綜合市場、專業市場三個角度看中國電視產業的市場格局，中國電視產業呈現三大發展趨勢：政府導向讓位于市場導向；民營電視業將成為市場上的一支重要力量；電視資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時進行，形成區域性傳播中心。

二、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發展歷史淵源

英國作為主要的西方發達國家之一，在近現代新聞傳媒的發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新聞傳播學教育源遠流長。

（一）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起步較早。

英國最早的日報《每日新聞》創辦于1702年，是世界上較早采用雙面印刷并分欄、較早形成近代日報形式的報紙；1851年出現在倫敦的路透社，是世界上首批誕生的新聞通訊社之一；1922年以民營形式組建的英國廣播公司于1927年改組為公立（BBC）以來，已成為西方最大的公共廣播電視機構；1936英國廣播公司（BBC）建立的電視臺是世界上第一座電視臺，英國的新聞傳播教育也伴隨著新聞媒介的發展而不斷發展。在英國人的觀念中，掌握實際本領的最好辦法就是實踐，從實際接觸中學習其中的技巧，新聞傳播教育也不例外。這種理念影響著早期的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奠定了英國新聞傳播學的地位。

（二）傳播學發展先于新聞學。英國的傳播學出現在新聞學之前。早在上世紀30年代，一些社會科學家便開始對媒體效果研究產生興趣，傳播研究與傳媒研究院系應運而生。西方新聞學的研究領域很早就不再局限于傳統的傳播學，范圍更加寬泛，設計大量的非新聞類的媒體傳播內容，以及廣告研究，公共關系研究，媒體經營研究等。在英國傳媒教育領域頗具盛名的城市大學新聞系被規劃入該校的藝術學院，而另一所著名的維斯敏斯特大學新聞和大眾傳播卻在同一個學院，還有一些院校的傳播學被劃入英語學院和商學院。

（三）新聞學專業研究生教育起始較晚。在新聞與傳播學教育方面，倫敦大學曾率先開設新聞學專業本科教育（非學位教育）；最早開設新聞學專業研究生教育的是卡迪夫（Cardiff）大學，于1971年開始進行新聞學專業研究生教育；倫敦城市大學于1976年開始辨新聞學專業研究生教育；但本科學位教育是在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的。英國的新聞與（大眾）傳播學教育、媒介教育起始較晚，但英國以其悠久的歷史和文化，具有自己特色的大學教育傳統和發達的傳媒業等基礎，在新聞與傳播教育/媒介教育與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獨有的特點。

三、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現狀

英國高校的新聞與傳播學教育，尤其是研究生層面的教育，新聞學教育與傳播學教育區別較明顯，而且整個學科領域的教育總體上也形成了幾種不同類型的學位點，而各校又自有其特色。

（一）新聞傳播學強調專業實踐性。從新聞學與傳播學教育的區別角度來講，英國新聞學教育領域的學位點，雖然提供寬厚的理論框架，但更加突出的是強化專業新聞實踐。無論是倫敦大學戈德斯密斯學院媒介與傳播系研究生教育中按媒介及其實務細分的專業方向設置，還是威斯敏斯特大學媒介、藝術與設計學院研究生教育中劃分較寬的專業方向設置，均要求學生深入某種媒介領域進行大量練習。而傳播學領域的研究生課程設置，則側重于傳播學、文化學和相關學科的理論視角、爭議點、研究方法等，以便為研究生選擇課題進行研究，奠定寬廣的理論基礎。

（二）新聞傳播學教學要求嚴格。關于整個學科領域形成不同類型的學位點，英國高校的新聞與傳播學科的研究生教育，不僅有歐美較為常見的研究型、課程（教學）型之分，而且還有研究與課程（教學）型，而且對課程學習的數量要求非常高。就“ResearchDegrees”來說，不但該專業的博士學位點在時間分配上以研究為主，并對開題報告、研究項目和博士學位論文有嚴格的要求，要求博士論文達到8～10萬，并強調博士論文對于專業的獨創性貢獻，而且該專業的哲學碩士點（A型）也要求學生聚焦于選定的研究領域并撰寫4萬詞的學位論文。而該專業屬于教學（“TaughtProgrammes”）的碩士學位點，則要求研究生修滿4門課，撰寫1萬詞的學位論文。

（三）社會科學特征明顯。英國站在社會科學的視點上研究新聞和傳播活動的規律，表現出較強的社會科學特點。從理論課授課內容也可以看出其較強的社會科學特點，比如《新聞理論》，涉及戰爭與新聞、新聞業市場結構與新聞實踐、新聞從業者為誰而工作、新聞與政治、國際新聞流與通訊社等專題。與英國相比，中國的新聞與傳播學教育尤其是新聞學教育表現出較強的人文學科特點，新聞學更多地“體現出政治與文學雜揉的特點”，“更具人文學科的特點”。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這種新聞學教育視角與社會對新聞人才的需要基本合拍。但是，“當新聞活動越來越表現為一種文化消費活動時，以社會科學的態度對待新聞學已是一種必然選擇。”站在社會科學的視點上把握新聞傳播活動的規律，可以讓新聞學教育更貼近現實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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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傳播教育在我國高等教育中的地位，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突出和重要，高校新聞傳播教育為新聞傳媒業的健康發展所做出的貢獻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巨大、直接與明顯。新聞傳播事業在中國，已成為聯接新聞信息產業和以高科技為特征的傳播技術產業的橋梁，不僅有其經濟效益，而且有著重要的社會效益。我國新聞傳播事業的迅猛發展，給中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的研究帶來了重大的契機。

一、新聞傳播學的發展特點

1．新聞學與傳播學的相互融合。傳統的新聞學研究有較強的實用性質，但理論色彩較弱。傳播學被引入新聞學界以后，許多傳播學的理論假設和研究方法已成為新聞理論研究的一部分。新聞學研究已不再局限于傳統的學報，它包括廣播電視、網絡傳播等各種傳播媒體或形態，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聞類的媒體傳播的內容，以及廣告、公共關系、媒體經營的研究等等。

這種融合不僅是原來兩個學科的融合，而且與傳媒活動相關的各個學科的研究成果，例如社會學、社會心理學、人類學、法學、經濟學等等，也越來越多地被運用到新聞傳播學的基礎理論研究中。新聞學與傳播學的相互融合，新傳媒的研究發展迅速。

2.傳媒經營、新聞法治與職業道德成為新聞傳播學的研究熱點。近年來，中國的傳媒處于大整合的時期，各媒體不再僅僅是黨的機關報或國家的廣播電視臺，也是經濟實體和利益單元，報業和廣電業的集團化，傳媒之間的競爭內地傳媒與境外傳媒的競爭，都要求各媒體的負責人懂得傳媒經營。把受眾接受傳媒作為消費行為的研究，將傳媒娛樂視為經營策略考察也納入了傳播經營的理念之中。

隨著中國傳播業近幾年的急速膨脹，傳媒每日每時與社會發生互動，矛盾沖突的頻率上升，新聞官司增加，社會對傳媒職業道德不規范的指責增多。因此，傳媒業自身的法治建設和職業行為的規范化，越來越成為學界關注的問題。近幾年，該研究扎實而有成效，涉及新聞官司的各個方面，從各種新聞侵權現象到著作權問題，從隱性采訪到隱匿權、更正與答辯，就論證的范圍而言已經相當全面而完善。

3．輿論監督的內涵發生變遷。20世紀90年代以后，中國廣播電視，特別是電視（包括衛星電視）的發展速度和規模空前。有的學者從行政、綜合市場、專業市場三個角度看中國電視產業的市場格局，指出中國電視產業的三人發展趨勢：政府導向讓位于市場導向；民營電視業將成為市場上的一支重要力量；電視資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時進行，形成區域性傳播中心。

目前，輿論監督成為與新聞理論、新聞法治和職業道德相關的一個重要學術課題，并涉及到了社會學、政治學和公民權利的研究等等。中國的新聞學從傳統的黨報理論轉向一般新聞學理論，其背景是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環境變化，“輿論監督”的內涵發生了變遷。

二、現階段高校新聞傳播專業教育特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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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語言、文化、旅游之間的關系 

語言即文化、文化即語言,脫離文化的語言教學不僅生澀,呆板,更重要的是不符合旅游英語教學的要求。 

文化是旅游的魂,它關系到民族文化傳承和保護,更是一切旅游活動的出發點和歸宿點。旅游過程中的吃、住、行、游、購、娛若失去了文化的特色,那么旅游的魅力和吸引力將大打折扣。 新疆高校旅游英語教育有責任承擔起弘揚和傳承新疆本土文化尤其是旅游文化的使命,為新疆本土文化的傳承與保護,為新疆地區經濟的發展提供支持。 

2 旅游英語教學中文化教學的現狀及其原因 

岳福曹的《模因論視角下審視新疆旅游文化的對外推介——以新疆高校旅游英語教學材料為例》(2010)一文論述了新疆高校旅游英語教學中新疆本土旅游文化導入的現狀,然而新疆國際旅游對旅游英語專業人才提出的新要求,新挑戰以及旅游英語教學如何應對國際旅游發展的研究和探討并不多。為此,本文對新疆高校旅游英語教學現狀做了進一步的調查和分析。 

2.1 旅游英語“教” 之現狀 

本文以塔里木大學旅游英語教學為例,針對其教學過程中教材使用和教師授課情況進行了調查:目前主要以唐飛和陳麗主編的《旅游英語》教材為主,同時以楊忠橋和李欣等編著的《新疆旅游導游辭》為輔助教材,但是這兩本教材對新疆旅游文化涉及很少。 

其次,就授課情況講,大多老師的英語水平毋庸置疑,但是在講授的過程中始終擺脫不了以詞匯,句型和翻譯為主的語言授課模式,對英語文化和新疆旅游文化的講解并不系統,造成學生對英語文化和新疆本土文化的學習仍是一知半解、支離破碎。 

同時,岳福曹的《模因論視角下審視新疆旅游文化的對外推介—以新疆高校旅游英語教學材料為例》一文對新疆高校包括新疆大學旅游學院、新疆師范大學旅游學院、新疆農業大學旅游學院、新疆財經大學旅游學院等七所高校進行了調查,結果發現各大高校普遍使用的《英語導游教程(第二版)》和《導游英語情景口語》中有關新疆景點,文化和旅游的文字介紹甚為廖廖,試想這樣的教材如何能滿足新疆高校旅游英語教育的要求,新疆旅游文化傳承和對外傳播又將何去何從？ 

2.2 旅游英語“學”之現狀 

本文以塔里木大學旅游英語教育為例, 對現有56名學生的學習態度、方法及其學習效果等進行了問卷調查,問卷發放總數為56份,收回50份,回收率達98以上。 

據此次調查結果顯示,首先就學生在學習旅游英語過程中涉及新疆旅游景點內容的多少來講,持“少”與“極少” 觀點的人數總計34,占總人數比重的68%,這表明現有的旅游英語教材中涉及新疆旅游景點內容并不多,與岳福曹的《模因論視角下審視新疆旅游文化的對外推介—以新疆高校旅游英語教學材料為例》的調查結果一致,從而證明了目前新疆高校旅游英語教材普遍存在的問題——新疆旅游文化不足。 

其次,就平時閱讀旅游書籍和資料時,是否注重新疆旅游資料內容的學習,持“多”的人數總計32,占總人數比重的64%;這表明大部分學生對新疆旅游文化的學習引起了普遍的重視。 

同時,就是否增加新疆旅游景點和文化以及是否增加英語文化背景知識等問題進行統計,持“應該”態度的占多數,這表明學生對英語文化,特別是新疆文化導入的期待超過了對內地景點的支持,也表明了學生對新疆文化和英語文化的重視。 

就課堂教學手段和方法的調查結果看,持“滿意”態度的學生比重為100%,但這并不能表明旅游英語教師的教學模式在提高課堂學習效果的方面作用顯著。 

除此之外,就學生在旅游英語課堂上的學習效果進行自我評價的結果來看,持“一般”觀點的學生占多數,這說明學生雖對旅游英語教師的教學模式持肯定的態度,但是旅游英語課堂的教學效果并不十分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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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是教學得以實現的重要依托。課程設置決定性地影響著培養對象的定位，是教育質量和目標實現的關鍵環節。

自1983年6月中國大陸設立廣告學專業①至今，廣告學教育課程體系在近30年的歷程中不斷得到完善，課程設置基本穩步的沿用，為我國廣告業界培養了大批人才。但發展過程中始終伴隨著不少爭議和問題，面臨著不少挑戰。臺灣在1983年由輔仁大學設立了廣告學專業②，兩岸成立廣告學專業的時間幾乎同時，但背景不太相同，大陸正值改革開放，而臺灣已經有了較多年的經濟發展基礎,所以兩岸廣告學專業的發展會有一定差異。

鑒于此，本文通過對中國大陸與臺灣高校廣告學課程設置比較，從課程的整體規劃、課程的分配比例、學界教育與業界實務的接軌、授課模式等方面對廣告人才的培養問題展開討論，期望通過比較，發現一些兩岸的廣告學課程設置優劣勢，互相取長補短，共同發展進步。

一、研究背景

1、大陸廣告學本科辦學模式基本情況

中國大陸開辦廣告學專業是從綜合性大學新聞傳播學科中起步的。1983年大陸最早的廣告教育誕生在新聞傳播系，其課程設置主要參考香港及海外等校的課程設置體系，在師資力量、實踐教學和課程設置等方面都具有其優勢，從而一直沿續至今。中國大陸廣告學專業總體是以新聞傳播型為主導，以新聞傳播學廣告專業課程設置模式為基礎進行發展。據2009年不完全統計，開辦廣告學專業的院校已發展到三百多所，如果包括民辦的廣告院校，至少在四百所左右③。目前已不僅在綜合性大學新聞傳播學科開辦廣告學專業，也有商業財經院校、師范大學、影視學院、理工大學、民族大學、農業大學和藝術學院開辦了這一專業，最終形成了三大主要的辦學模式即新聞傳播型、商業經貿型和藝術設計型④。

本文的研究主要立足于新聞傳播學廣告專業課程設置模式，在此基礎上期望對其它辦學模式以借鑒。

2、臺灣廣告學本科辦學模式基本情況

我國臺灣地區廣告業的發展比內地早20多年，號稱華人廣告教育的“先行者”，其課程參考美國阿拉巴馬大學（University of Alabama）、伊利諾大學（University of lllinois）、西北大學（Northwest University ）等校的課程設置體系⑤。其在師資力量、實踐教學和課程設置等方面都具有優勢。從時間上看中國臺灣廣告學教育的起步與大陸基本同步，也是在20世紀80年代開始正式的廣告學專業教育，開辦廣告學專業也是從綜合性大學新聞傳播學科中起步的，但臺灣有經濟起步發展時間長的背景。早在1957年政治大學新聞系就開設了“廣告學概論”⑥。同時，1964年由業界自動發起的中華民國第一屆廣告研討會在臺北市金華街政大公企中心舉行。臺灣第一本有關廣告學的教科書是王德馨1963年所著的《廣告學》,這使得臺灣廣告教育發展跨上了新的臺階。1968年，臺灣第一個廣告科系開辦，醒吾商專二年制“商業廣告科”成立，并于四屆后停辦。1971年中華文化學院的“中華學術院”創建了“廣告研究所”，并于第二年舉辦了為期三天的“臺灣第一節電視廣告研討會”，于1975年出版了“廣告學刊”的第一期。這些早期的發展起到了良好的先鋒作用，為臺灣廣告教育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加快了廣告教育的發展步伐。1983年輔仁大學設立了廣告學專業，這標志了臺灣廣告學教育的正式啟程（與大陸成立廣告學專業同在1983年，時間不相上下）。臺灣的廣告學教育也是從綜合性大學新聞傳播學科中起步，發展有傳播學院模式、管理學院模式、藝術學院模式，主要還是以新聞傳播學廣告學和商學院的商業經貿型廣告學模式為主導和較為完善。

二、兩岸廣告學本科課程體系比較

本文的課程設置的研究對象樣本主要以中國大陸南北方兩所代表院校和臺灣較早成立廣告學專業的兩所代表性院校⑦：下文中分別以中國大陸A校、B校；臺灣方面A校、B校來表示。分別從四個方面進行比較：培養目標、課程整體結構及分配比例、課程設置內容、學界教育與業界實務的接軌、授課模式等。

1、兩岸廣告學本科培養目標比較

從海峽兩岸廣告學專業課程培養目標對比中可以發現，關于廣告人才的培養目標各學校有所不同，但從整體上來看，實質上可歸納為兩種：一是迎合當前大學教育的通識教育的要求，培養寬口徑、重基礎的通才；二是強調專業性突出的“專才”。兩岸廣告專業的培養模式都開始從單一目標走向目標的多元化與多樣化。臺灣高校重視培養通用性廣告人才，注重實務型人才的培養，并且培養的目標定位比較清晰明確。臺灣A校廣告傳播學系培養目標尤為鮮明：始終秉持著“理論與實務并重”的基本信念體現其辦學特色。臺灣B校廣告學系三大學群：廣告企劃學程、公共關系學程、跨媒體創作學程設置了細化的培養目標，大陸廣告傳播學系廣告專業具體人才方向的培養還不夠細化。

2、兩岸廣告學本科課程設置結構比較

我們將大陸與臺灣高校學院開設的課程結構進行簡單對比：中國大陸A校必修課程為45門、選修課程為11門；大陸B校必修課達50門，選修課為26門；臺灣方面A校必修課38門，選修課53門，臺灣方面B校必修課40門，選修課77門；兩岸在選修課和必修課課程數量上面還是有很大差距的。

臺灣值得借鑒的經驗有：比較鼓勵學生選修本細分專業外的課程以豐富自己的知識體系和有針對性的增加某一特定領域的專業知識，臺灣高校將廣告課程按各自不同學群將傳統廣告課程進行歸類，明確學群的培養重點，在這方面就顯得我國大陸高校在廣告專業培養方面過于籠統。

文化藝術課程板塊比較：兩岸高校在開設文化藝術板塊方面都存在一定的欠缺，對文學、美學、藝術等方面的課程開設的比較少，不能全面展現出該板塊的要求。在新聞傳播廣告學專業可以大膽嘗試加強文學、美學、藝術、藝術設計等方面的課程，使得學生根據興趣靈活地選擇自己的發展空間，真正實現博采眾長的“專才”與“通才”的結合。

3、廣告學課程的實踐創新

目前臺灣廣告教育正在向重視實踐教學方向發展。學校開設了“工作坊”，工作坊中，亦使用現代視覺的影片和投影片，并加入空間、聲音、文字、動作、燈光等元素，學生可以從參與工作坊工作中激發創意并得到寶貴的工作經驗，使他們對廣告或公關行業有更深入的了解和認識，使課堂學習與實踐相輔相成。此外，為保證學生能夠將課堂所學知識與實踐結合，臺灣很多廣告系都聘請廣告界資深實務人士擔任教學任務。

相比較而言，大陸廣告教學中還普遍存在理論教學多，實踐教學少的問題，目前正在引起重視。如大陸A校就提出“理論頂天，實踐立地”的理念，并堅持理論教學是基礎，實踐教學是提升，兩者相得益彰。在大陸廣告專業課程教學改革中，廣告學專業的教學創新，可總結歸納為以下幾種：實戰教學、專業大賽和廣告實習等。

實戰教學：“廣告工作坊”等準公司的實踐機構，給學生以更多的實踐機會和空間；模擬廣告公司運作也是實戰教學的重要方式之一，以補充實習基地空間有限的不足。這種工作坊可以讓學生在進入企業之前先了解企業工作的流程與運作，能夠為以后順利走進工作崗位奠定基礎，也充分符合現在企業“招之即用之”的現狀。

廣告專業大賽：專業性賽事是指在業內有一定影響的廣告節、廣告獎一類的大賽，學校內部所進行的賽事不包含在內。一般面對大學生的專業性賽事比較典型的有：大陸方面的全國大學生廣告藝術大賽、中國大學生廣告藝術節學院獎，臺灣方面的時報廣告金犢獎等。鼓勵學生參加大型的相關賽事，從創意到執行對學生進行系統培訓并始終貫穿參賽過程，這是有效落實這是一個教學相長的好機會，可以培養學生的團隊協作意識，加強溝通能力、表達能力，并磨練學生的心理素質。

廣告實習：堅持校企聯合、系企聯合，與企業建立固定的實習基地，讓學生能夠在廣告公司得到充分實習的機會。實現課堂教學與社會實踐的互動，使教學方式多樣化、立體化，緊跟上廣告事業的發展趨勢。

結語

臺灣的廣告課程設置體系雖也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但總體有許多大陸需要學習的地方，如課程培養目標的鮮明和細化、通識教育的權重、重視營銷類課程、重視設計創新、重視與業界的溝通、教學方式的創新等等方面，對大陸高校有所啟示。大陸高校目前廣告學教育雖存在著諸多缺憾，但總體發展勢頭良好，隊伍不斷壯大，且不少高校在發展中探索新的改革卓有成效，在與國際接軌的進程中，我們建議大陸高校：進一步加大通識教育的成分、優化廣告學科結構改革、重視營銷類和公關類課程、重視藝術創造教育、改善課程結構、廣告教學方式的革新。新的時代日新月異，如何更有效培養人才，仍是廣告教育界需要不斷討論的重要問題。■

參考文獻

①陳培愛：《中外廣告史新編》[M].第四章，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②黃深動，《我國廣告教育之展望》[J/OL]，《商學學報》，1995：114-115

③李濤、孫平，《對當代廣告教育教學的再認識》[J].《科教文匯（上半月）》，2006，11：86-87

④賴建都：《臺灣廣告教育回顧與前瞻》[M].臺灣政治大學廣告學系出版2007：16-17

⑤林玉體，《臺灣教育面貌四十年》[M]．臺北：《自立晚報》，1987

⑥郭良文，《第三屆中國廣告教育論壇上的發言》，《深圳大學》，20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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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杜威與傳播學的淵源

約翰?杜威（John Dewey），1859年出生于美國佛蒙特州，他是著名的哲學家、教育家、心理學、政治學家和社會學家。他一生寫了30多本書和800多篇論文，其中影響比較廣泛的主要有：《哲學之改造》、《民主與教育》、《自由與文化》、《我的教育信條》、《教育哲學》、《追求確定性》、《心理學》、《批判的理論學理論》、《經驗和自然》、《經驗和教育》等等，他對諸多領域都有著卓越的貢獻。

傳播學的孕育始于美國，這固然是美國社會、經濟、文化以及媒介發展的需要，但也與美國注重實證的傳統有著必然的聯系。在美國，傳播學研究的源頭可以追溯到杜威、庫利、帕克和米德，而杜威便是他們四位中研究傳播學的“鼻祖”，盡管他自身從來沒有以傳播學者自居，也沒有人認為他是主要的傳播研究者，甚至沒有專門的傳播研究論文，但他以其獨到的傳播觀對傳播學的形成作出的貢獻是不可磨沒的。

作為20世紀上半葉美國影響巨大的哲學家、教育學家、社會學家，他被羅素稱為公認的首屈一指的哲學家，被成為西方的孔子，他的影響不僅在于他龐大的思想體系，更在于他以教育家的身份培養的一批優秀人才，包括美國的庫利、米德、帕克和中國的、陶行知、郭秉文、張伯苓、蔣夢麟等這些得意門生，影響著一代又一代人的思想。傳播對于杜威而言，盡管不是主要的，但卻意義非凡，它不僅曾是杜威的重要關注點，而且它與許多其他領域都存著相互關聯，更是杜威晚年不斷反復思考研究的問題。因此，對杜威傳播思想的研究不容忽視。

二、杜威的主要傳播學思想

杜威的著作中間雜著傳播學的智慧火花，但鮮少為后人提及，這一方面是由于相對于杜威一生豐富的學術成就而言，絕大多數都是關于他的哲學思想和教育思想，傳播學思想在他的思想系統中所占比例確實很小，而另一方面則是由于杜威的思想遠高于同一時期許多傳播學者的視野，在當時的時代而言“過于先進”，以致于他的思想不能被人們所認識和理解。

杜威在《經驗和自然》一書中表達了他的傳播觀，“在所有事物中，就數溝通最為奇妙。……溝通的果實應該是活動參與和經驗分享。簡直就像奇跡一般，即使化體論也黯然失色。”這也就是杜威的傳播即共享的思想，有了這種共享，傳播的意義就在社會的意識中得到增強、加深和鞏固。杜威對傳播本質的理解，傾向于把傳播看成是一種工具，而他對這種工具在整個人類社會發展中的作用獨有偏愛，而這種工具最終的目的則是實現共享。

杜威的另一個身份就是教育家，他在《我的教育信條》中指出“一切教育都是通過個人參與人類的社會意識而進行的，這個過程幾乎是在出生時就在無意識中開始了”。杜威認為教育能使人社會化，從而使社會得以形成，而教育的過程本身就是一種傳播行為，這點在學界已是普遍公認的。因為從職能上講，教育本身就是傳授信息的過程，只不過這種信息是一種被稱為知識的特殊信息，所以，教育本身就是一種傳播。因此，在杜威看來傳播又具備了教育的功能。

杜威認為“社會是眾多個人組成的一個有機整體”，從單個的個人轉變到集合的社會，傳播在其中極富重要性，在這里，杜威是把社會作為有機體來研究的，在此基礎形成了他著名的關于大眾傳播與民主關系的觀念，他認為大眾媒介是連結民眾的工具，大眾傳播將是促進美國民主社會發展的重要手段。并且，在他看來，沒有傳播就沒有人類社會，“有組織的信息”能幫助創造一個“偉大的社會”。

三、哲學視閾的杜威傳播觀

哲學作為一門引導性與指導性的學問，幾乎每一個領域都要受它影響，這種影響在社會科學領域尤其巨大，傳播學作為一門20世紀興起的新興學科，自然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其影響。杜威作為哲學的集大成者，他的傳播學思想自然無不受到他的哲學思想的影響。

（一）杜威的自然主義哲學觀

杜威在哲學見解上，跟傳統的經驗論相比，杜威對“經驗”的涵義解釋亦有不同，杜威所謂的經驗，并不完全是一般經驗主義者所強調的“純粹的個人認知”。他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繼承并發展了皮爾士、詹姆士等實用主義哲學家的思想，走的是一條介于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之間的中間道路。這種實用主義理論學說更加忠于事實，是一種典型的多元論，自20世紀在美國誕生以來至今，對整個人類生活、研究、思想的許多領域都產生巨大的影響。

具體來講，杜威的實用主義哲學認為思想、觀念、理論是人的行為的工具，它們的真理性的標準在于能否指引人們的行動取得成功，因而杜威實用主義哲學也被稱為工具主義理論，這一理論是建立在批評傳統真理概念的基礎之上的，他擺脫了黑格爾關于永恒理念開展的束縛，在他看來，要實現美好的社會和圓滿的經驗，就要遵循基于科學的經驗方法。杜威哲學的關注點在于現實生活，而不是空洞的思辨理論，他認為思想觀念只是一種工具，用來實現人們改造世界和實現生活價值的目的。杜威及其所代表的實用主義哲學思想，在把人類從形而上的理論知識中解放出來，而投身于實踐以創造更大的物質成果起了重大作用。

（二）杜威哲學觀視角下的傳播觀

杜威的傳播觀深受他的哲學觀的影響，他正是從這種經驗自然主義的哲學觀出發形成了自己對傳播的理解，他努力將他科學探究的方法推到到人文領域，變成有效的工具，由此產生了他最著名的觀念：傳播就是人們達到共同占有事物的手段，它是一種工具，它能讓我們生活的更有意義的，而它是最終目的就是人們分享社會上寶貴的目標和各種學問，即活動參與和經驗共享，在杜威看來，參與被杜威視為人類的首要特征，傳播是參與和分享的方式與目的，人類社會生活至關重要的共同體都是在傳播的參與和共享中形成的，他把傳播視為人們共同從事社會實踐的一種活動。

此外，杜威介于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之間的實用主義哲學思想對傳播學的二元論來說也提供了一個彌合它們的最佳途徑，與其說他終結了傳播觀上由來已久的非此即彼的二元論，倒不如說使它們雙方在互動作用下對傳播學的研究產生更多的啟迪意義，這種互動在之前的拉斯韋爾“5W”傳播模式和香農-韋弗的線性傳播模式中沒有的。而杜威的經驗共享觀念，已超越了一般的互動，從而能使我們在更廣和更深的層面上解讀了傳播這一社會現象。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時代和自身生活背景的局限性，任何理論都不可能是無懈可擊的，比如從歷史發展以及現實關照的角度來看，杜威的大眾傳播與民主主義的關系就存在樂觀主義的缺陷，大眾媒介確實可以促進一定程度的民主發展，但對兩者間的關系則有著過分樂觀的態度，在大眾傳播媒介培育理性受眾上也存在著過分樂觀的認知，而忽視了傳播技術終究不是政治，民主不會因傳播而改變，因而，我們應以更加理性的態度對待杜威的傳播學思想。

參考文獻：

[1]殷曉蓉.社會轉型與杜威的傳播思想[J].新聞大學，2008年第3期

[2]許加彪.傳播哲學家和間接先行者――論杜威對傳播學研究的貢獻[J].新聞大學，2004年

[3]劉華初.杜威的經驗自然主義[D].復旦大學，2010年

[4]張軍芳.共享與參與：杜威的傳播觀辨析[J].學術研究，2015年第5期

[5]牛耀紅.芝加哥學派早期代表人物媒介傳播觀的理想主義缺陷[J].東南傳播，2015年01期

[6]趙祥麟，王承緒譯.杜威教育論著選[M].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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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校媒介素養教育的現狀

我國的媒介素養教育起步較晚，畢業論文尚未引起充分和廣泛的重視，高校中只有北京、上海等少數新聞院校比較早且有計劃地開設了媒介素養教育課程，但多是以選修課形式開設的，如2004年9月，上海交通大學新聞傳播信息技術學院首開《媒介素養專業》公選課，同年10月，復旦大學媒介素養小組創建并開通了中國大陸第一個媒介素養專業網站(WWW．medialiteracy．org．cn)。近幾年，浙江、江蘇、山東等地一些高校也開始面向全校大學生開設了媒介素養教育選修課程。到目前為止，我國僅有中國傳媒火學、上海交通大學等出版了兒本有關媒介素養教育的專著和教材，如張開的《媒介素養概論》，蔡幗芬等主編的《媒介素養》，陳先元的《大眾傳媒素養論》，邱沛篁等主編的《媒介素質教育論集》等。同時一些新聞傳播期刊和網站也登山了大量的探討媒介素養教育的文章，高校碩、博研究生中也出現了有關專業論文，這都標志著媒介素養教育的理論研究水平在逐步的深入和提高。可喜的是，2002年中國傳媒大學正式成立媒介素養教育研究中心；2004年高等教育研究所設立媒介素養教育專業碩士點；2004年10月，以“信息社會中的媒介素養教育”為主題的首屆中國媒介素養教育國際研討會在北京中國傳媒人學召開；2006年6月，復旦大學媒介素質研究中心正式成立。另外還有大量相關媒介素養教育方面的個案研究出現，如調查發現，上海火學生對媒介的表征和建構能力缺乏足夠的判斷和警惕，獲取利用信息還不夠積極主動，參與媒介互動和媒介內容制作的人數比例較低等方面存在著媒介素養的缺陷等。

總之，社會各界對媒介素養教育的重視促進了媒介素養教育各種問題的深入研究和發展。

二、高校媒介素養教育的現實性與必要性

1．媒介素養教育的現實性

最初，以李維斯為首的英國學者是出于對大眾傳媒文化的強烈批評，才開始倡導媒介素養教育的。直至上世紀90年代，由于大眾媒體已成為人們獲取信息的重要渠道，歐美國家更把媒介素養教育作為信息時代對人才能力的基本要求，必備的基本素質，并把媒介素養教育作為青少年的通識教育，作為一種綜合能力的培養訓練，而今，全球化的媒介素養教育已經成為一種現實。在我國，大學生對網絡、手機短信、校園DV等新媒體的接觸與使用率越來越高。可以說，大學生這個龐大的消費群體也是新興媒體的主要接觸和使用者。然而，在他們的世界觀和人生觀還未完全定型的時期，可能會受到媒體的某些誤導，甚至是誘導和某些不良暗示，可能會影響到其價值、行為判斷的偏頗。2003年3月哈爾濱某大學生創作并演唱的FLASH作品《大學自習室》在高校中幾乎有口皆碑，但其中展示的某些大學生形象卻令人擔憂；2005年4月四川成都某學院的4l位在校男女學生露天，上演了一幕名為《41》的行為藝術：以身體組成電子郵件符號“”，此行為藝術在社會各界也是褒貶不一現代社會開放程度越來越高，人的發展也越來越個性化，這些在當代大學生身上的體現尤為明顯，但是如果不加以正確的認識、分析和判斷等系列媒介認知教育，可能會對其媒介素養能力的提高有一定的影響。

2．媒介素養教育的必要性與可能性

2006年l0月，一組以中國人民大學為背景的女生“露腿學士照”在網絡上引起巨大爭議，中國人民大學方面則表示，大學生的自由開放思想不應該受限制；2006年10月中國戲曲學院大四女生，自稱為自居易后代，被網友稱之為“國學辣妹”，其針對孔子的大膽言行在網上引發熱情“辣評”一片。在大眾傳播事業飛速發展的今天，高校的大學生的注意力從諸如報紙、雜志、廣播、電視等傳統的火眾媒體逐漸轉向手機短信、網絡、DV 等新興媒體。然而，從諸多的傳媒事件中我們感覺到當代大學生媒介素養能力的缺失，特別是對媒介素養教育有著重要影響的傳媒認知能力的教育需要進一步加強。互聯網的開放性吸引了整個青年群體，而大學生又是這個群體的主力軍，他們可以利用手機、視頻、QQ空間、博客等傳播著自己的個性人生，但是如果沒有正確的媒介觀念與媒介素養，可能會對社會起著負面影響，對青年群體的社會認知和媒介認知起著消極作用。同時，互聯網技術的發展與高校傳媒教育研究理論的提升，也為媒介素養教育的實現提供了可能，關于媒介素養教育的專著、論文和專題討論也越來越多，媒介素養教育在理論和實踐上均不再是紙上談兵。大學生群體容易為新的技術、新的潮流所吸引，對于互聯網上新鮮的東西有著無限的好奇和求知探索，而目前我國高校傳媒教育課程體系如新聞學、傳播學、電影學、廣告學等學科體系均已成熟，加上社會學、教育學、倫理學等學科課程的支撐，它們能為善于探索求知的學生群體提供媒介素養教育的堅實專業知識基礎。

三、媒介素養教育的實現途徑

正確認識媒介素養教育的歷史與發展概況，碩士論文有助于我們在學校甚至是在社會各個層次開展媒介素養教育。媒介素養教育的實現有多種途徑與方法，作為高校，媒介素養教育的實現關鍵問題還是在于以下三點：

1．媒介素養教育課程體系的確立

媒介素養教育的核心是理論教育課程體系的確立，必須有一套成熟的媒介素養教育理論體系。目前諸如《媒介素養概論》、《媒介素養》等專門教材已經出現，加上傳媒教育課程列：廣播電視學、新聞學、傳播學、電影學等學科體系的諸多課程，已基本可形成獨立的媒介素養教育課程體系，專業教材、專業論文和專業教學、研究人員的出現使該課程體系的開設成為可能。各個高校可以開設《媒介素養概論》、《媒介文化》等必修課程，同時輔以《媒介倫理學》、《媒介認知與文化》、《人眾傳媒與社會》、《理解媒介》等選修課程和公共選修課程，給大學生提供全面的媒介教育，豐富利發展他們對傳媒的認知與了解，從學習、認識傳媒中發展其媒介素養，從而達到提高個人素養的目的。

2．學生參與傳媒實踐能力的提高

日新月異的互聯網世界對于大學生是具有強大誘惑力的，在媒介素養教育理論課程的基礎

上，要注重大學生實踐能力的培養，更多地給大學生創造參加傳媒實踐的機會。他們每天都在網上體驗著信息時代的傳播樂趣，但也因為意識上的薄弱和缺乏把理論知識用于實際的能力。他們可能沉迷于傳奇、魔獸等游戲的虛擬世界，他們可能熱衷于FLASH、DV的制作來展現自己多姿多彩的學生生活，他們可能醉心于論壇(BBS)、QQ空間、博客的制作與維護，但是“銅須門”事件、“國學辣妹”甚至是更多的網上“憤青”“網絡暴民”卻使我們認識到當代大學生媒介素養的缺失，因此，必須要用正確的媒介素養教育來教育大學生，培養他們的認知能力、動手能力，在理論和實踐結合的基礎上有更多的自我約束，有更多的責任意識，不至于自己的個人行為對學校、社會有負面作，也不使自己受現代媒介技術發展消極作川的影響，從而達到正確的認識媒介、理解媒介、運用媒介，提高傳媒實踐能力為自己認識社會、發展個人綜合能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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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秦長江，侯漢清.知識圖譜――信息管理與知識管理的新領域[J].大學圖書館學報，2009（1）：30-37，96，47-51.

[3]潘黎，王素.近十年來教育研究的熱點領域和前沿主題――基于八種教育學期刊2000-2009年刊載文獻關鍵詞共現知識圖譜的計量分析[J].教育研究，2011（2）.

[4]易高峰，劉盛博，趙文華.《高等教育研究》研究熱點及其知識基礎圖譜分析[J].高等教育研究，2009（10）.

[5]吳萬偉.“慕課熱”的冷思考[J].復旦教育論壇，2014（12）：10-11.

[6]Chen C.CiteSpace II：Detecting and Visualizing Emerging Trends and Transient Patterns in Scientific Literature[J].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2006（03）： 359-377.

[7]鐘偉金，李佳.共詞分析法研究，（一）共詞分析的過程與方式[J].情報雜志，2008（5）：70-72.

[8]陳悅，陳超美，劉則淵，胡志剛，王賢文.CiteSpace知識圖譜的方法論功能[J].科學學研究，2015（2）：248.

[9]武法提.論網絡課程及其開發[J].中國電化教育，2006（2）：71-73.

[10]李康.網絡課程的含義及其教學設計的問題[J].中國遠程教育，2006（9）：46-47.

[11]陳庚，丁新，袁松鶴.網絡課程要素分析及建設[J].開放教育研究，2008（6）：77-78.

[12]楊彥軍，郭紹青.E-Learning學習資源的交互設計研究[J].現代遠程教育研究，2012（1）.

[13]曹衛真.中小學教師繼續教育網絡課程資源建設的策略[J].中國電化教育，2007（4）：67-68.

[14]袁小紅.基于網格技術的共享型專業教學資源庫的技術框架――以深圳職業技術學院示范性院校專業教學資源庫建設為例[J].電化教育研究，2008（4）：62-67.

[15]胡小勇，徐旭輝.中小學教師遠程培訓網絡課程的調研與分析[J].中國電化教育，2010（4）：65-66.

[16]何伏剛，陳麗.網絡課程學習活動的設計研究[J].開放教育研究，2007（2）：93-94.

[17]張羽，李越.基于MOOCs大數據的學習分析和教育測量介紹[J].清華大學教育研究，2013（8）：24-25.

[18]王文禮.MOOC的發展及其對高等教育的影響[J].江蘇高教，2013（2）：56-57.

[19]顧小清，胡藝齡，蔡慧英.MOOCs的本土化訴求及其應對[J].遠程教育雜志，2013（5）：4-9.

[20]瞿振元.以MOOC發展為契機促進信息技術與高等教育深度融合[J].中國高教研究，2014（6）：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