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29 09:28:04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外語外貿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隨著我國對外經貿聯系的日益頻繁,對商務英語人才的需求也在不斷增長。外貿英語函電是對外經貿活動中使用的專業英語。培養具有較強交際能力的人才對我國的經濟建設有著積極意義。外貿英語在培養國際商務人才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是成功運用商務知識、發揮才能、順利開展經貿活動的鑰匙。
一、何為對外經貿中的“交際能力”
“交際能力”最初由美國社會語言學家Hymes提出。他認為“交際能力”可理解為一個人對潛在語言知識和能力的運用,包括語法、心理、社會文化和概率等方面的判斷能力。該理論極大地鼓舞和啟發了新一代的語言學家,擴展了語言研究視野,引發了一股強大的外語交際教學法趨勢。交際能力的含義現在發展為:一個人運用語言手段和副語言手段來達到某種特定交際的能力,包括理解和表達。隨著各國間經濟和文化交流的頻繁化,為滿足特殊的交際需要,產生了ESP(EnglishforSpecificPurposes)課程。ESP課程有明確的教學目標、教學內容和交際需要。ESP課程的目標和內容是以特定的語言交際功能和學習者交際需要而確定的。它以學習者的目的來確定教學目標,安排教學內容,選擇教學方法,是一種實踐性、應用性課程,具有明確的目的性和功用性,使學習者的專業或職業英語知識和技能專門化。外貿英語函電就是一門ESP課程,培養學習者交際能力是成功教學的核心。
二、外貿英語教學中交際能力的培養
1.交際能力的需求分析
Munby的外語教學的需求分析的觀點,外貿英語課程學習者主要是高等院校商務英語或國際貿易專業的中、高年級學生,有一定的英語基礎。教學中英語用于寫作符合規范的外貿信件。使用環境涉及對外貿易的公司、企業或招商局。學習者要學會如何與買方、賣方或銀行、保險公司等單位和個人,就貿易中具體環節進行咨詢、協商或洽談。外貿英語教學要求達到的程度,視各學校情況而定。外貿英語中展現外貿業務中各環節,涉及許多交際事件,如建立業務關系、詢價、報盤、還盤、訂貨、付款、裝船和索賠等。交際過程中要掌握清晰簡潔、禮貌貌周到等原則和對方本位的立場。
2.培養興趣
要讓學生能全身心的投入的學習,教師應采取措施幫助學生了解和引導他們喜愛該課程。教師的人格魅力是培養學生興趣的一個直接因素。熱情、親切、幽默、開明、寬容的教師往往容易獲得學生的好感和喜歡。對老師的喜愛會逐漸轉化為對教師所教學科的喜愛。課堂話題也能調動學生的興趣。商貿領域生動鮮活的事例或其他領域的話題,只要有助于教學內容的理解和培養學生的興趣,都可以選擇來討論。多媒體和網絡資源也可以加以運用,以便豐富教學方式,吸引學生的注意力。不斷讓學生體驗到自己的進步和學習的快樂,也是增強學生學習興趣的一個途徑。在課堂上給予學生展示學習成果和進步的機會,同時建立一個全面而理的評估機制,對學生進步予以及時的反饋,激勵學生不斷進步。
3.提供真實的語言素材
近年來外語交際教學法被廣泛應用于外語教學,尤其是ESP教學。交際教學法認為教學材料是影響課堂交際和語言使用質量的重要因素,能促進交際性語言使用。常用教學材料有以篇章味基礎的材料,以任務為基礎的材料和以及實物教具。函電課程主要涉及的是前兩種。課本提供了大量的經貿信函。教師還可以補充些其他的語言材料。如講到裝船一章時,可以上網搜索國內外海運公司網站,查閱真實素材。即使是中文材料也可以給予學生很強的感性認識,有助于推進學習者的認知過程。
4.開展豐富的語言交際活動
根據交際教學法,外語課堂應是一個充滿“交流”的場所,“用語言去學”,交際能力的獲得依賴具體的交際活動。教師在具體教學中可根據各單元的主題,精心設計相關的情景活動。任務活動的開展需要較多時間,因此在設計任務時,要抓重點。學生基本掌握該單元信函的特點后,單元中的其他信可由學生課后自習,可另外安排時間讓學生上臺展示學習成果。展示形式可采用演示文稿,分析各信函中的交際事件、交際手段、寫作特色、語言重點;或發揮想象力,進行角色表演,生動展示交際事件。教師應有針對性的評點,并把學生的作品與課文中相關的范例進行比較。學生通過實踐,認知到其中的差距和優勢,能發現各自應獲取的新知識。教師可根據學生的語言水平、接受和領悟能力,進行適度的文化導入。講解翻譯練習時,通過對比突現英漢語言結構與文化間的異同,使學生獲得跨文化交際的文化敏感性。還可通過學生喜愛的討論方式進行文化導入。5.抓好校外實踐工作,增強商務交際能力
校外實訓基地的建設也是提高學生商務實踐能力的平臺。外語的學習畢竟是不同于母語的學習,它需要有一個從學習知識到運用知識的轉變過程,而這個過程的實現就是在實訓基地。學生在實訓基地的鍛煉,可以讓語言學習和實踐同步進行,學生直接服務于社會,簡化了就業環節。許多院校在加大校企結合的力度。在面臨很多困難的情況下,可以采取循序漸進的方式,積極與地方企事業單位簽訂長期接納實習、互利互惠的合同,逐步建立合作、協作伙伴關系,使其成為實訓基地,讓學生在走向工作崗位前打下扎實的語言功底,成為應用型人才。
6.加大師資培育力度
教師的專業化水平決定著外貿英語教學的質量。外貿英語教學對教師提出了較高要求。教師需要主動鉆研教學理論、學科知識,還應聯系企業、海關等相關單位,做到多請教、多實踐、多總結,借此提高教學水平。另外,開設商務英語專業的學校應該有計劃地進行師資培訓。
參考文獻:
(二)對外貿易的概念。所謂對外貿易指的是將我國做為主體,和各個國家之間開展的各種形式的經濟活動。對外貿易從本質上來說也具有交易的本質特點,而商務英語的交易過程當中主要涉及到的商品的宣傳、商品議價、相互信任的建立等等過程。對外貿易活動是不同國家和商人之間開展經濟交流的活動,而在此活動當中最為重要的是交流過程當中所使用的語言,如果語言沒有發揮出應有的作用就沒有辦法保證交易的正常進行,對外貿易也就沒有辦法持續進行下去。英語在大多數國家的對外貿易當中是使用最為廣泛的,所以商務英語的重要性也就不容置疑了,商務英語以其職業化、專業化在對外貿易當中充當著基本的交流和媒介的關鍵作用。
二、商務英語的特點分析
(一)商務英語具有職業化和專業化的特點,主要是因為其語法的形式、所具有的背景知識、商務詞匯、商務內涵。
(二)在英語的應用當中是具有非常明顯的實用性的,主要體現在了用詞的簡潔、規范、容易理解上,在商務英語當中常用詞是商務英語首先選擇的內容,它是保證語言通用性實現的重要途徑,同時也是各個國家能夠達成共識的關鍵工具。
(三)商務英語不管是在結構上,還是在文體上都是非常的復雜和規范的,這點在商務合同上體現的是最為明顯的。
(四)商務英語是以陳述事物做為根本的,所以在表達上更加的傾斜于明確和具體的表達方式,詞語和句子的使用上更為注重直接的表達,做到了盡量的規避含糊語句的出現。
三、對外貿易當中商務英語發揮的作用
(一)在對外貿易當中使用商務英語利于新技術成果的獲取和交流。現在社會的發展已經進入到了知識引來時代的時期,那么知識意味著什么呢?我們舉個例子來進行分析。假如在某一商品當中有著一定的科技精華及知識的凝聚,那么這些科技精華和知識凝聚在對外貿易的過程當中就會成為競爭的主要動力。在對外貿易的實施當中,貿易交流的雙方一直在進行著信息、思想、語言的交流和傳遞,在這一過程當中就會獲得更多的知識和更新的技能。作為科技人員在對外貿易的過程當中可以通過自己所熟知的商務英語將我國的技術和科技精準的翻譯給對方。同時產品在進行翻譯之后,再經過不斷的加工和完善之后,商務英語是能夠及時的將完善后的信息進行表達的,這對于更好的了解市場上的同類產品的發展情況是非常有利的。這些對于各個國家之間進行信息和技術的交流和合作,通過互相對新技術的推廣和學習,可以實現對國外先進技術的學習和借鑒,同時還能夠在借鑒的基礎上將本國的產品質量進一步提高,最后創造出更高的利潤。
(二)在對外交流當中,商務英語搭建起了各國之間交流的橋梁。英語作為全球性的通用語言,在各國的交流過程當中已經得到了很高程度的認可,并且其重要性已經被各國所認同。根據知名語言學家所進行的初略估計,在全球的范圍內,除去以英語作為母語的國家之外,世界上還與超過十億的人能夠能熟練的進行英語的使用。再有,在各種商務活動當中、全球性的貿易活動當中有超過七成是利用英語來進行洽談、溝通的。我們知道在我國加入WTO之后,經濟一體化成為未來發展的必然,同時我國的對外貿易數量也在不斷的增加著,這就使得商務英語在對外貿易當中所具有的作用表現的更加明顯,而普通英語因為其實用性不強的特點已經沒有辦法和現在多元化的經濟社會相適應,這時候兼具了創新和實用的商務英語的重要性就更為凸顯了。在以商務知識、商務背景作為基礎的時候,當中的交際技能、文化背景、知識等方面,商務英語是具有非常明顯的優勢的,所以商務英語在對外貿易當中既充當著交流和溝通的工具,還充當著交流和溝通的橋梁,其正確的使用可以有效的規避在交易的過程當中可能出現的誤解,能夠有效的維系貿易雙方的關系。
(三)使用商務英語可以有效的減少在對外貿易當中出現的摩擦,保證經濟更好、更穩定的發展。企業對國家市場的了解及對商品的了解都是商務英語的一個重要功能,同時商務英語也在對外營銷當中發揮著關鍵性的作用。在世界市場上,基本上多數的商務活動和外貿洽談所使用的語言都是英語,同時英語也在電傳、信件當中是主要的語言方式。在對外貿易的電傳當中商務英語的正確使用要做到在所有的環節上用詞的精確、要保證語句的嚴謹,商務英語的使用當中要盡量的保證術語的專業性和行話的專業性,要避免因為用語問題出現理解上的偏差。所以說正確的使用商務英語是能夠有效的減少對外貿易雙方之間的摩擦的,同時還能夠對合作中的問題做到有效的處理,促進合作關系的達成。再有當在對外貿易的過程當中,雙方出現摩擦的時候,處理問題的律師就需要使用商務英語來解決問題,在處理問題的過程當中,律師為了對雙方國家的法律用詞格式及習慣做到了解,是需要對各個國家的有關法律文件進行查閱的,只有做到這點才能夠讓本國在對外貿易當中的利益做到很好的保護,最后一點,商務英語還能夠在國家談判當中、合同簽訂的過程當中起到關鍵的作用。從上面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商務英語是能夠促進對外貿易的發生的,那么也就是說其是可以有效促進經濟發展的。
一、我國遭遇貿易壁壘現狀
20世紀90年代以來,信息技術的不斷發展極大促進了商品、資本、技術等的跨國流動,加速了經濟全球化的進程,為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帶來了新的活力,但同時也加劇了各國之間的貿易摩擦。尤其是我國,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也遭受了國外越來越多的貿易摩擦。當前我國面臨的貿易摩擦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特點:
(一)貿易摩擦數量增長快論文
以反傾銷和反補貼為例,根據WTO的統計數據,我國上世紀70年代遭遇的反傾銷和反補貼只有幾起,但到2008年,全球新發起反傾銷調查208起、反補貼調查14起,中國就分別遭遇73起和10起,占總數的35%和71%。
(二)貿易摩擦從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蔓延
在遭受美國、歐盟等發達國家貿易摩擦的同時,印度、巴西等發展中國家也對我國出口產品采取諸多限制措施,例如2009年,印度對原產于中國、越南和斯里蘭卡三國的緊湊型熒光燈征收反傾銷稅;對原產于中國和墨西哥的青霉素工業鹽以及原產于中國的6-APA發起反傾銷調查:對原產于中國的碳酸鋇展開反傾銷調查等。
(三)貿易摩擦的涉案產品范圍不斷擴大
我國與主要貿易伙伴國發生的貿易摩擦涉及4000多種產品,涉案產品的范圍相當廣泛,已由最初的農產品:鞋類、紡織品等勞動密集型工業制成品向鋼鐵、彩電、電信等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的工業制成品轉移。
隨著中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中國必將面臨更多的貿易摩擦。貿易摩擦使得我國出口企業的成本增加、企業開拓市場的難度增加,企業利潤受損,削弱了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只有深刻地了解我國頻遭貿易摩擦的原因,才能制定有利的政策去應對。
二、我國遭遇貿易壁壘的理論分析
學者們從WTO的政策制定、政治因素、商品結構因素等不同角度分析了我國貿易摩擦產生的原因。例如,吳東云(2007)通過分析中外鋼鐵貿易摩擦,認為政治因素的介入是使得摩擦高發的原因之一;而李東榮(2007)認為,對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才是產生貿易摩擦的根本原因;張正萍、李多全(2007)認為,中美之間貿易依存度的不對稱,使美國頻繁地挑起貿易摩擦;陶金國(2006)認為,我國遭遇反傾銷的實質性原因是我國出口商品結構不合理及由此引致的出口秩序混亂。本文試圖借用綜合比較優勢理論,從全局的角度出發并運用計量經濟模型,分析我國頻遭貿易摩擦的原因。
綜合比較優勢理論認為——經濟體的綜合比較優勢是外生比較優勢和內生比較優勢的聚合,在分析比較優勢時,不僅分析外生比較優勢和內生比較優勢,而且要分析兩者有機結合所構成的綜合比較優勢。綜合比較優勢分布在生產、交易和消費的各個環節,其將生產、交易和消費過程中所產生的優勢,分別稱為生產優勢、交易優勢和需求優勢。生產優勢是綜合比較優勢在生產過程中的表現,具體表現為“低生產成本”。我國有較為豐富的勞動力資源,而且工資較低。國際勞工組織統計,我國在2007年的小時工資為1.7美元,這個數據遠遠低于2007年美國的小時工資17.43美元。正因為中國具有低生產成本,也就是生產優勢,使得我國出口的產品價格較低。進口國為了保護本國的某些產業,對我國出口產品的限制較多,例如,藍色貿易壁壘的出現提高了發達國家市場準入標準,削弱了我國出口產品的競爭優勢。
需求優勢是綜合比較優勢在消費過程中的表現’這里所說的需求優勢可以表現為別國對本國產品的需求。根據美國貿易委員會數據庫可知,1995年中國對美國出口產品的種類為7575,美國對中國出口產品的種類為4424,而這一優勢在2007年更是擴大到6067,說明我國的需求優勢與美國相比在逐漸增強。在既定的市場規模下,我國較強的需求優勢擠壓了國外市場,使得外國產品的市場份額受到威脅,采取限制措施降低我國的市場份額。
交易優勢是綜合比較優勢在交易過程中的表現,具體表現為“交易費用低”。基礎設施、政府治理和教育水平都是一國交易優勢的體現。我國的基礎設施建設雖然還沒有發達國家完善,但建設速度很快。例如,我國每百人中擁有的電話數量從1995年的3.7部增加到2007年的73部,增長了20多倍。提高了我國的交易優勢水平。交易優勢的增強使得我國企業的生產成本降低,出口企業的競爭力增強。但這勢必會引起外國對中國產品的種種限制,削弱我國企業的競爭優勢。
由以上理論分析可知,隨著生產優勢、需求優勢和交易優勢的逐漸增強,我國的綜合比較優勢也在增強,同時,遭遇的貿易壁壘也在逐漸增多。那兩者在實證檢驗方面是否也存在關聯?本文通過以下實證分析來證實。
三、實證檢驗
(一)變量的選取
根據以上理論分析,本文借助于綜合比較優勢理論,把生產優勢、需求優勢和交易優勢測算出來,最后計算出我國相對于美國的國家優勢指數。以下通過計量經濟分析來檢驗我國頻遭貿易摩擦是否是我國優勢增強所引起的。
根據綜合比較優勢理論,測算出我國相對于美國的國家優勢指數,由于數據查找的限制,本文采用1995—2007年我國遭遇反傾銷和反補貼調查數總和表示我國遭遇的貿易摩擦。
(二)Granger因果檢驗
經濟時間序列常會出現偽回歸現象,即經濟意義表明幾乎沒有聯系的序列卻可能計算出較大的相關系數,所以,本文通過Granger因果檢驗來排除國家優勢指數與遭遇貿易摩擦增長之間的不相關關系。通過Eviews5.0軟件直接得到Granger因果檢驗的結果,Granger檢驗的相伴概率為0.08511,表明在10%的置信水平、滯后2期的條件下,拒絕原假設即國家優勢指數是導致我國遭遇貿易摩擦調查數量的原因。這與本文在理論分析中所述正好吻合。
(三)模型的估計與檢驗
由于國家優勢指數是影響我國遭遇貿易磨擦的原因,所以就排除了存在偽回歸的可能。因此,為進一步研究國家優勢對我國頻遭貿易摩擦調查影響的強度,本文利用E-views5.0軟件,通過最小二乘法得到方程(1)的計量經濟模型如下:
貿易摩擦調查數量=92.33252*國家優勢指數(1)
t=23.48683
(00000)
R2=0.7202R-2=0.7202D.W=2.086136
從方程(1)可知,國家優勢指數的系數顯著,且通過5%的置信水平。其中,R2=0.7202,R-2=0.7202,都較接近于1,說明方程的擬合效果較好;D.W=2.086136,接近2。表明殘差序列不存在自相關性。說明方程f1)通過了各種檢驗。模型的建立是比較合理的。
我國自2002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對外貿易多年保持高速增長。但我國對外貿易順差過大的問題較突出,2007年我國對外貿易總額超過2.1萬億美元,貿易順差達到2622億美元。與此同時,我國連續12年成為全球涉及貿易摩擦最多的國家。這種狀況迫切需要改變。
一、我國面臨的新一輪貿易保護現狀及遇到的問題
在世界貿易組織強調推行貿易自由化發展的大背景下,各國不斷調整政府干預對外貿易措施的形式,其中,非關稅壁壘成為各國貿易保護的主要方式。這主要包括:
(一)反傾銷。在各類貿易壁壘中,反傾銷是我國遭遇最早、對我國影響最大的措施。根據世貿組織即WTO統計,自1995年以來,共有40多個VeTO成員國對我國出口商品發起過反傾銷調查,立案總數超過3000件,最終實施反傾銷措施超過2000件。當前,國際反傾銷案件呈現以下特點:第一,反傾銷案件數量近年有所下降。第二,發展中國家發起反傾銷案件數量增長迅速。在WTO成立前,反傾銷案件的絕大部分均由發達國家發起,WTO成立后,發展中國家成員發起的反傾銷案件數量迅速增加,目前在全球案件年度數中所占比例已超過發達成員國,在2005年超過70%。第三,反傾銷調查針對的目標仍集中在少數國家。據統計,全球反傾銷調查針對的前8位分別為:中國、韓國、美國、中國臺北、日本、印尼、印度、泰國。中國仍是國際反傾銷措施針對的主要目標。
(二)反補貼。美國和加拿大是利用反補貼措施最多的國家,這兩個國家對我國進行反補貼調查已成為當前貿易保護的新熱點。我國遭遇反補貼調查的突出特點是:第一,來勢猛。截至2007年底,我國共遭遇反傾銷反補貼調查10起,反傾銷反補貼再調查4起,另有2起正在立案前磋商中。第二,影響大。反補貼調查不僅直接影響我國涉案企業出口,而且也是對我國宏觀經濟制度的挑戰。如果這些指控被認定為補貼,不僅會影響我國宏觀經濟政策,損害我國國際形象,還會影響雙邊經貿關系,使我國面臨的國際經貿環境更復雜。此外,波及效應強。一方面,一個反補貼裁定中的補貼項目往往成為后續對我國反補貼的證據,從而引發更多新的反補貼調查。另一方面,美、加對我國進行反補貼調查的做法,容易引起他國跟進。據WTO統計,最近幾年全球反補貼案件數量呈波動性減少,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WTO成員對其他國家政府進行調查通常持審慎態度。但對中國而言,這種趨勢恰恰相反,近年來,我國是全球遭受反補貼最多的國家。第三,不公平。美國在對華反補貼調查中存在許多違反WTO規則之處,使中國企業遭受極不公平的待遇。如,在銅版紙初裁中,美方在已考慮補貼因素對國內產品正常價值影響情況下,又計算一個反傾銷稅,給中國企業帶來雙重負擔。
(三)美國337調查。美國337調查是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簡稱ITC)針對不公平的進口行為,主要是進口產品侵犯美國知識產權的行為進行調查并采取制裁措施的做法。337調查逐漸成為美國遏制我國具有一定出口潛力,特別是技術密集型產品和高附加值產品對美出口的重要手段。美國對華337調查主要呈現以下特點:第一,調查案件數量迅速增長。從1975年美發起第一起337調查至2007年10月,美國共對我國發起75起337調查,其中,60起案件是2002年以后發起的,占全部對華案件總數的80%。2007年1月至10月,這一發展態勢更為明顯,美總計對我國發起14起337調查,占美同期立案總數的50%以上。第二,我國成為首要被調查國。上世紀,我國臺灣地區、日本和韓國一直排在被調查國家或地區的前三位。自2002年以來,我國已連續5年成為遭受337調查最多的國家(地區)。第三,受影響的行業和產品集中。在美國對我國發起的337調查中,88%以上的案件涉及專利,僅有小部分涉及商標和外觀設計。其中,機電產品成為重災區,60%以上的案件針對機電類產品。第四,申請門檻低但制裁措施嚴厲。337調查中,原告無需證明侵權產品對其造成損害即可申請337調查,極大減少了原告的舉證責任。此外,原告可不僅針對列名被告,而且可針對所有相關進口產品向美國際貿易委員會提出普遍排除令的請求。在美對華發起的337調查案件中,47%的案件原告都申請了普遍排除令,企圖將中國產品全面排除在美國市場之外。
(四)技術性貿易壁壘。據WTO統計,從1995年至2007年5月31日,各成員國通報影響貿易的新規則總計23897件,其中技術性貿易措施16974件,占總量的71%。由于這些技術性貿易措施有涉及面廣、隱蔽性強、技術性高等特點,會對全球貿易產生長期的影響,特別是會對發展中國家的國際貿易帶來不利影響。2005年我國出口企業遭遇技術壁壘的比例達到15.1%,22大類出口產品中有18類遭受直接損失,金額達691億美元,占全年出口額的9.1%;國外技術性貿易措施給我國企業造成的出口貿易機會損失高達1470億美元,相當于全年出口額的19.3%。技術壁壘對我國影響的特點如下:第一,從趨勢上看,國外技術性貿易措施的影響已從勞動密集型產品向高新技術產品延伸。機電類產品受發達國家在安全性、噪聲、電磁污染、節能性、兼容性等方面的影響已開始顯現。第二,具有國際比較優勢的紡織、服裝、輕工等傳統出口商品,繼配額、許可證、原產地限制之后,受到來自發達國家技術法規、環保法規等影響加大。第三,食品、土畜產品受到的影響面最寬。我國農產品因為受到種類繁多的動植物檢驗檢疫程序、生態法規和國際公約,以及最近各國要求對轉基因產品進行標識等多方面的限制,出口貿易阻力很大。據日本厚生省網站公布的資料顯示,2006年日本厚生省查出違反日本《食品衛生法》并最終采取了廢棄或退貨處理的進口產品共1440批次,同比增加了82%。其中批次最多的是中國,共476批次。這對我國優勢農產品出口產生了重大影響,大大削弱了我國農產品的出口競爭力。第四,美國、歐盟、日本、韓國是實施技術性貿易措施的主要國家和地區。
從我們自身存在的問題看,主要有:一是我國綜合貿易影響率接近貿易摩擦警戒線。對外貿易規模突破萬億美元,標志著我國外貿發展正進入一個新階段。然而,我國出口貿易規模大、增長迅猛,已接近貿易摩擦警戒區。目前,世界各國貿易綜合影響率達25%以上的國家只有美國、德國和中國。按國際經驗判斷,國家貿易綜合影響率在25%~30%之間還可以忍受,在30%~35%之間為警戒區,超過35%則難以忍受,可能引發全局性貿易摩擦。2003年我國出口對世界貿易的綜合影響率為27.6%,2004年為26.9%,2005年至2007年保持上升態勢。可以預見,隨著我國經濟不斷發展,尤其是出口的快速增長,今后一兩年達到甚至突破警戒區的可能性較大。所以,我國對外貿易的適度發展問題很值得重視。二是我國出口企業的管理和行業標準化體系的建立還不完善。長期以來,我國一些企業技術水平和管理水平不高,出口商品在安全和質量等方面與國際標準和法規要求存在一定差距。我國目前的技術標準狀況不佳是存在差距的重要原因。如,在國際標準的采用方面,20世紀末,美、英、法、德等國家的國際采標率(采用國際標準的比例)就已達80%,日本新制定的國家標準有90%以上是采用國際標準化組織和國際電工組織的標準,而我國采用國際標準和國外技術標準的僅占43.5%。三是出口的無序競爭仍很嚴重。長期以來,我國企業競爭手段單一,主要實行薄利多銷的營銷戰略,同行競相壓價,以低價求勝。這種策略必將受到國外的反傾銷限制,也擾亂了出口市場。另外,我國產品技術含量低、附加值不高導致低價格,往往使我國產業成為國外貿易救濟措施的受害者。四是執行WTO規定的補貼政策還不到位。加入WTO后,我國在補貼方面需要遵守《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定》和多邊貿易體制下有關補貼的各項法律規定,并承擔我國人世議定書承諾的有關義務。我國目前已在中央政府一級逐步取消過去的各種補貼,但個別地方政府考慮經濟效益、就業等因素,還存在清理不到位的情況,這些補貼政策很可能招致反補貼調查。二、應對新一輪貿易保護方式的對策
隨著我國進入人世“后過渡期”,許多領域已按承諾對外開放,我國產業面臨的國際競爭壓力進一步加大,我國的國際貿易環境面臨新的復雜局面,這就要求我們要適時調整外貿發展戰略,妥善應對貿易爭端,創造和諧的國際貿易環境。
(一)適當調整我國外貿發展戰略
經過近30年的快速發展,我國的外貿事業取得巨大成績。1978年,我國外貿總額只有206億美元,外匯儲備僅為1.67億美元;2006年,外貿總額達17607億美元,增加近80倍,成為世界上第三大貿易國;外匯儲備達到上萬億美元,成為世界第一大外匯儲備國。在現有外匯儲備已充足且出口增長過快的情況下,必須清醒地看待形勢,警惕并努力避免外貿依存度過高對我國經濟造成嚴重的影響,維護國家經濟安全和穩定。
1、保持對外貿易的適度發展。對外貿易適度發展的內涵包括適度規模和適度增長兩方面。一定的貿易規模是一個國家對世界經濟產生影響的基礎,貿易規模越大,我國經濟的外貿依存度越大,經濟發展中的結構性問題就越突出,資源配置大量投向外貿,尤其是投向加工貿易,然后大量出口。這種資源配置傾向導致我國已發展成為世界的加工廠、貿易通道和交易平臺。貿易增長要保持合理的水平,不能使綜合貿易影響率超過貿易摩擦警戒線。對外貿易保持適度增長,不僅需要從整體規模把握,還要細化到具體的商品和市場。涉及貿易摩擦最多的商品一定是已超過警戒區的商品,而發生貿易摩擦最多的地區,一定是有某類商品在該區域市場占有率增長過快。
2、實現進出口基本平衡。從長遠戰略出發調控出口和進口,通過增收關稅以及產業政策調整,對出口綜合影響率指標超高的紡織品和資源密集型產品采取有所抑制的政策。調控進口增長速度主要通過調控國內經濟、產業增長水平來實現。在繼續適度發展外向型經濟的同時,主動發展國內大市場,發展內需型經濟,進口資源型及高科技型產品,尤其是關鍵技術設備產品,這不僅是平衡貿易、應對貿易摩擦的需要,也是我國整個國民經濟建設和推進新興工業化進程的需要,是使我國從貿易大國走向貿易強國的必經階段。
(二)實施提升出口企業國際競爭力戰略
1、提高企業核心競爭力。據調查,我國每100萬人占有的發明專利只有1項,而日本達900多項,韓國達700多項。我國電子類100強企業2004年投入研發的資金總額還不如IBM公司一家企業的投入。目前,企業最迫切的就是要培育和提升核心競爭力,這需要依靠政府和企業從宏觀和微觀兩方面下功夫。政府要綜合運用技改貼息、研發扶持、標準認證等手段加大對企業研發,特別是出口產品企業自主研發的支持力度,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提升企業核心競爭力。一方面,企業要培育自有技術、創立自有品牌、提高研發能力和商品檔次,強化對產、供、銷的管理,以對自己內部的資源進行整合。另一方面,要通過分拆、兼并、收購等行為,對外部資源進行整合,以達到優勢互補、增強核心競爭力的目的。
2、努力建立企業知識產權體系。企業要想在國際貿易中占據有利地位,從根本上防范知識產權糾紛,必須從源頭抓起,重視創新,加大產品研發力度,努力構建自身知識產權管理體系,將知識產權工作納入企業日常的經營管理中來。企業要從產品研發、專利申請、專利管理、專利使用、市場開拓等各環節出發,跟蹤了解競爭對手的專利情況。要重視專利檢索,及時在主要出口市場申請專利和注冊商標,依法保護自己的創新成果,全面提高企業的風險抵御能力。
(三)實施“以防為主,積極應對”戰略
1、建立預警機制。我國應緊密跟蹤重點出口的國家和地區情況,保持信息的高度敏感,以便及時了解國外某些貿易壁壘的動向,定期或不定期預警信息,建立一套有效的預警機制。有效的預警機制可幫助我國對國外可能實施反傾銷調查、反補貼調查和新的技術法規時有所估計和預測,提醒企業及時進行價格自律,實現對外貿易保護前置化。
2、建立健全應對機制。國家商務部在總結多年指導應訴經驗并在充分借鑒WTO成員應訴工作的成熟做法的基礎上,本著“信息共享、協調溝通、形成合力、快速應對”的原則,鼓勵形成商務部、地方各級外經貿主管部門、進出口商會和行業協會等中介組織以及相關企業的“四位一體”的出口反傾銷和保障應訴工作機制以及“兩橫一縱”的反補貼應對機制,各方面都應積極參與,使之發揮積極的作用。
虛擬企業教學模式在外貿英語函電課程中的設計及實施
(一)設計思路如下圖所示,虛擬企業教學模式是根據外貿工作崗位,設置目標崗位的關聯部門,如進口公司、出口公司、銀行、貨代、政府機構等,每3-4個學生組成一個小組,其中4組分別擔任外貿相關部門:銀行方、貨運公司、政府部門(如海關、商檢)、其他相關公司(如保險公司)外,其他各組分別成立進出口貿易公司,借助網絡資源,設置企業背景和產品資料,教師搭建交易平臺,各企業借助平臺選定其他組企業開展業務。在模擬仿真的環境中,以項目引導,任務驅動的方式,按照目標崗位工作流程(公司籌建、業務磋商、合約訂立和合約履行),體驗和模擬進出易中各種環節和實際業務的操作。在開展具體業務時,由各組長負責項目的計劃和實施,并做好任務的分配和監控,并要求創建企業郵箱進行往來信函和文件的處理,整個交易的過程可以互相設置商業難題、突發事件,從而培養學生的職業素質、判斷、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協調能力和團隊合作精神等。在每次完成任務后,應擬寫日志,記錄業務進展及心得,并對往來信件和文件進行歸類整理,養成良好的工作習慣。交易完成后由優秀學生做成果匯報和教師點評。(二)實施過程1.公司籌建階段在完成角色定位后,每個小組應掛靠實體企業網站,參考設置完整的商業背景,如仿真公司名稱、聯系方式、經營范圍、業務規模、公司所在國家,制定仿真案例選用的產品、規格、單價、技術標準,常用貿易方式和支付方式、幣種,生產周期、運輸周期等資料,并按照確定好的信息制定出相應的企業便箋,這是仿真度高低的關鍵。接著由各組合作,自主探索,學習制作公司簡介、產品目錄及價格清單等。鼓勵學生利用網絡查閱并分析市場信息及本公司經營商品的相關資料,并撰寫市場調研分析;教師啟發引導學生進行市場開拓和客戶開發,可由教師搭建交易平臺(如舉行教室展銷會,建立商業平臺,或開通公共郵箱),各公司可展示產品,互相參觀和交流,也可以借助網絡平臺,產品信息,或采購信息等,讓學生學會宣傳產品,發掘更多的潛在客戶。2.業務磋商階段各組公司取得潛在客戶的資料后,自主選擇交易對象開展外貿交易的磋商(詢盤—報盤—還盤—接受),利用網絡平臺,通過E-mail運用學過的詞語、句型等表達方式撰寫往來函電。該階段的關鍵點之一是報盤,各組收集相關資料,根據本公司經營的產品和實際情況,選擇恰當的貿易術語,根據報價條件核算國內費用、購貨成本和出口退稅,并分別向銀行、保險和貨運等公司咨詢和協商具體工作事項,核實銀行費用、運輸和保險費用,確定外銷商品的最終成本、費用和利潤,填制“商品報價預算表”。關鍵點之二是還盤,可以鼓勵各組公司互設商業難題或突發事件,以全面培養學生判斷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職業素質、協調能力和團隊合作精神等。3.合約訂立階段各組公司總結前期磋商結果,根據往來函電談定的條款和條件起草合同。各組可舉行室內模擬合同談判,買賣雙方就相關條款進行面對面的商洽和修訂,并最終達成協議,最后舉行簽約儀式,雙方代表簽字并互換合同。另外,各組可結合實物投影儀、多媒體工具在完成業務的基礎上進行各環節的現場展示,由交易雙方代表分別展示完整業務流程的往來函電和合同文本供各組評點。4.合約履行階段根據外貿流程,各組公司以簽訂的合同為基礎,按外貿作業流程(信用證的催審改、訂艙、投保、報檢報關、收匯核銷等)執行合同。在該階段,銀行、商檢、海關、貨代、保險等公司可在教室現場模擬業務辦理,各出口公司到相關部門辦理業務,并根據信用證和合同的要求,完成各項工作后,填制發票、裝箱單、提單、裝船通知書、保單、報檢單、報關單和匯票等相關單證。在外貿業務流程模擬過程中,學生能身臨其境體驗具體工作的操作,有效地提高專業技能和職業素養。(三)評價體系進程性評價:虛擬企業教學模式是根據工作進程設計,并以任務驅動的,因此評價體系也應體現進程性,必須對教學項目進行分解,以任務完成的進度和質量作為評價的基本指標,學生只能在完成上個交易任務后才能進入下個任務,從而使每項任務都能對學生產生激勵作用。多層面評價:在每個交易任務完成后,可以采用小組成果展示、小組交叉評估、教師點評、專家點評等多種方式對學習成果進行評估。還可由教師、外貿專家以及學生代表組成評議組,對各組公司PPT匯報作現場評議。多角度評價:堅持進程性評價和終結性評價相結合的原則,綜合考察學生在各個崗位訓練模塊中體現的各種職業能力(計劃能力,執行能力,分析能力,業務熟練度、工作獨立性和工作態度等方面),并以此評定學習效果。總體評價由平時考核、個人作業和小組任務幾部分組成,其中小組成績對各個學習階段的總結和反饋。(四)實施效果虛擬企業的教學模式充分調動了學生的興趣和自主學習的積極性,學生主動參與信息的搜索和業務的操作,不再感到枯燥無味。這種以用促學,在做中學的方式,真正形成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氛圍。在虛擬企業的交易中,隨著任務的持續推進,迫使學生必須緊隨工作進度保持高度認真的學習狀態,這樣能有效避免學生平時不用功,臨陣抱佛腳的現象,同時可以及時運用強化專業知識和技能,取得更好、更持續的學習效果。在模擬訓練過程中,仿真實踐使學生對整個外貿流程有更全面、更完整的認識,使他們更了解進出口貿易的業務操作和洽談技巧,懂得妥善處理外貿業務的各種情況。同時,在多次的往來函電中,學生不僅能很好地閱讀理解信件,還牢固掌握了各環節中出現的高頻詞匯和術語,實現語言、商務知識和實踐的良好結合。在模擬實踐的過程中,通過任務的討論和分析,更能活躍學生的思維、激發獨立思考和解決問題的應變能力,與同事的溝通合作能力,執行任務的動手能力,全方位培養綜合職業素質。
虛擬企業教學模式應用中的注意事項
前文我們曾提到,商務英語的應用領域十分廣泛,由于其涵蓋到有國際金融、國際貿易、國際營銷、國際貿易以及各種國際法律和當地法律等方面,由此,商務英語在使用時必須注意到這些領域的專業性,通過運用該領域的專業詞匯和專業術語來表現。如“CIF”一詞于我們大多數人是陌生的,但在商業領域卻是十分常見的,它是“Cost,InsuranceandFreight”的縮寫,作為一個價格術語,不僅有“成本、保險費加運費”的意思,據《國際貿易術語解釋通則》,它還有其他特定的含義與規定“,CIF”對對外貿易中交易雙方各自的責任和義務有一個規定,包括交貨地點、運輸和保險及其相應費用、進出口許可證申領和進出口關稅的繳等方面。由此我們知道,商業英語不能只做簡單的字面翻譯,還要考慮到其代表的專業領域的含義。為了保證商務英語在應用時體現出專業性,我們需要對商務基礎知識、商務英語涉及的領域做出相應了解,才能在國際商務中實現有效交流的基礎上避免自身利益被損害,進而促進交易的達成。商務英語最大的特點體現在它的實用性上,商務英語是一種職業英語,它必須在英語的基礎上再突出商務的特性,在應用于洽談、簽約和信函等商務活動時必須注意對英語溝通技巧的發揮,這使得商務英語將英語與商務密切聯系,從而展現出實用性的特點。
1.2文化差異顯著
商務英語的本質仍是英語,其出生成長時被滋養與熏染的文化與我國并不相同,區別于根植我國文化土壤的漢語,因此,文化差異也會在其語言的使用中體現出來。中華民族自古崇尚“龍”,并以之為民族圖騰,象征著民族的優秀精神,將自己稱之為龍的傳人。西方文化卻認為龍(dragon)是貶義的惡魔、邪惡的象征,在兩種文化中不同的意義也表現于漢語和英語之中。如中國人以“亞洲四小龍”來稱呼時,英語的表達并非“thefourAsiandragons”,而是“thefourAsiantigers”。因此,在商務活動中,業務人員需要了解到語言的交流亦是文化的交流,各國文化差異需要被尊重亦需要被重視,避免由于文化差異而出現的交流誤會。
1.3語言簡潔且規范
商務英語慣用簡潔的表達,較多使用縮略語。這一點符合發過言語學家A.Martinet的言語經濟原則:人的惰性使人們在言語活動中盡量減少力量的損耗,采用熟悉的、省力的、多功能的表達形式。這一理論又符合當今商業領域的高效工作理念。由此,我們常能看到類似于“B/L”表示“海運提單”“、forex”表示“外匯”的現象,這種縮略短語的使用可以提高日常生活的效率,減少投放于溝通方面的而精力。規范且正式的語言要求在商務英語的書面用語中表現得最為明顯。由于商務英語專業性強,涉及到的領域往往又牽連到法律問題,所以,商務英語的使用又必須添加規范正式的特點,以防止誤解或歧義的產生。如商務英語在表述購買的意思時通常選用“purchase”而非“buy”的原因便在于為了滿足這一特點,商務英語多選用正式用語而非口語。在書寫文件時,為了使其看上去更加莊重,撰寫人也往往使用古詞匯或拉丁語。
1.4固定句型與套語使用
商務英語正式、專業,在撰寫文件時會有一些特定表述,這是在長期的外貿業務交流中逐漸形成的固定的句式和套語。例如,如果我們用“sir”作為外貿函電的稱呼語,那么“Yoursfully”或“Respectfullyyours”則被作為結束語使用。當然,套語的使用并不局限于此,也有一些成文的套語和句式被使用在合同和外貿英語函電之中。
2、商務英語在對外貿易中的應用
商務英語作為對外貿易活動的基本交流工具,在多個方面都有運用,在此,我們針對以下幾個方面展開敘述。
2.1在國際談判中的應用
在實現對外貿易合作的過程中,必然會有定期或不定期的雙方會面,就一些事務進行磋商與交流,達成共識或簽訂合同。在談判時,雙方進行交流的語言是商務英語,簽訂合同等書面文件時依舊采用的是商務英語,由此可見商務英語在對外貿易合作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我們在使用商務英語時必須達到準確標準的詞匯運用,以促進合作雙方談判目的的達成。
2.2在商務貿易廣告中的應用
現代市場經濟中,企業在發展的過程中,必然會涉及到廣告的運用。在對外貿易廣告中的商務英語的運用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分別是通過廣告宣傳向外界更好的展示自身和推介自身產品,并在這兩個過程中注重對商務英語的策劃。在產品廣告中使用的是一種應用語言,文案人員要使用優美、標準、能夠準確的表達自身的風格特征的語言以激發目標受眾對產品的購買欲望,這與普通語言風格并不相同。為了將商務英語的知識、欣賞和商業價值充分展現出來,我們要勇于打破傳統思維方式,注重推陳出新,以表達出廣告的深層次含義。
2.3在商務函電中的應用
全球一體化的步伐在不斷推進,由此我們可以做出未來國際間越來越頻繁的商務合作的推測,在這一演進中,商務函電的使用范圍越來越大,商務英語在其中起到的作用也愈加明顯。商務函電的最終目的在于促進雙方進行有效交流,進而促進組織目標的實現,它包括紙質函電、電子函件和商務電話三大類。通過使用商務英語,在函電中交換雙方意見,表達己方合作意愿與自身特點,促進雙方的互相了解,最終達成雙方意見,實現雙贏。
2.4在對外貿易翻譯中的應用
對外貿易發展迅速,商務英語已經成為這一商務活動不可缺少的語言工具,由于其在翻譯環節(包括書面翻譯和口語翻譯)的高要求,使得商務人員正不斷加強這一方面的學習,通過提高自身綜合素質和商務英語水平來完成對外貿易翻譯。書面翻譯要求達到標準化、用詞準確、清晰,使函件中的信息能夠被正確,完整的表達。口語翻譯,一般說來,難度要大于書面翻譯,因其是實時翻譯,需要在考慮到交流雙方當時的語境、了解對方用語風格與當地風俗習慣之后進行準確、及時的翻譯。我們相信,在企業不斷重視員工商業英語專業化隊伍建設的過程中,對外貿易的一系列活動一定可以發展的更加完善,企業在對外發展中會更加順利。
3、影響商務英語應用于對外貿易的因素
3.1商務英語的背景知識
商務英語的背景知識對商務英語在對外貿易中的應用占據一定影響,貿易背景的了解是使用商務英語的前提。在開展國際商務活動的過程中,從業人員如果對關系到貿易交流的相連環境知識(包括是時國內外政治、經濟環境、報以業務發展歷程和未來貿易發展趨勢等)有了一定的掌握,則在對外貿易活動中能夠對商務英語的使用做到更好的運用。在針對不同文化、地理背景的人們交流時做到有的放矢,尤其注意不要觸碰放低敏感話題。
3.2商務英語的語言決策和交際技巧
1、服務業的跨國轉移促進了服務貿易的快速發展
服務業跨國轉移是當前經濟全球化新的顯著特征。促進服務業跨國轉移的動因主要有:一是生產的國際化帶動了服務的國際化。二是以IT為主導的高新技術在世界服務業中的應用,取得重大突破,從而為服務業國際分工的全面深化打下基礎。三是WTO將服務貿易納入了全球貿易自由化體系之內,全球服務市場自由化不斷加深為服務業轉移提供了前提條件。服務業跨國轉移的一個突出特征就是服務貿易的快速發展。
2、世界服務貿易結構調整加快,新興服務貿易快速增長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服務貿易的結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服務貿易結構日益向知識技術密集型方向轉變。運輸服務和旅游服務在世界服務貿易中的比重呈下降趨勢,以電子信息技術為主和以高科技為先導的一系列新興服務,將成為未來各國國民經濟發展的主要支柱和強大動力。
3、服務外包成為推動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
20世紀90年代以來,服務外包國際化(又叫離岸服務外包或海外服務外包)得到快速發展,服務發包市場仍是傳統的美國、歐洲和日本,但接包市場除了澳大利亞、加拿大、愛爾蘭和印度等被視為發展最為成熟的離岸ITO與BPO接包市場之外,中國、菲律賓、墨西哥以及中東歐地區逐漸參與進來,成為強有力的競爭者。服務外包的國際化(或離岸外移)及與其相伴的服務貿易全球化,已成為推動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之一,并將對全球經濟版圖產生深遠的影響。
二、中國服務貿易發展現狀
1.服務貿易總量增長迅速
在國際服務貿易快速發展的同時,中國的服務貿易也得到了蓬勃發展。從規模來看,中國的服務貿易總額從1982年的44億美元增長到2006年的1917億美元,24年間增幅超過43倍,占全球服務貿易的比重從0.6%增長到3.6%。中國服務貿易出口的世界排名由1982年的第28位上升到2006的第8位,進口世界排名由第40位上升到第6位。從服務貿易增長率看,中國服務貿易進出口年增長率一直保持著領先的增長趨勢,不僅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高于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2006年中國服務出口年增長率達24%,遠高于美國的10%,英國的11%,服務進口增長率為31%,也高于英國和美國的14%。
2.服務貿易仍集中于傳統的資源型和勞動密集型產業
無論出口還是進口,中國服務貿易都以傳統的旅游、運輸等行業作為支撐,其主要屬于資源型和勞動密集型產業,中國在這方面的比較優勢在服務貿易中發揮著重要作用。而資本密集型服務如航空、通訊、建筑以及技術、知識密集型服務如金融、計算機和信息服務等部門對中國服務貿易的貢獻微弱,中國的服務貿易仍以傳統的落后方式增長,與美國等發達國家的差距較大,嚴重制約了中國服務貿易的發展。現代服務產品的需求迅速擴大,而中國在這些行業的發展還處于起步階段,無法滿足日益擴大的需求,大力發展資本密集型、技術和知識密集型的現代服務業不僅是應對國際服務業對中國服務業沖擊的需要,也是滿足中國服務業發展的需要。
三、中國服務貿易發展對策
1.優化調整產業結構,努力提升中國服務業的國際競爭力
中國服務貿易總體水平落后,服務貿易結構不合理,其中,最大的制約因素就是中國第三產業規模和比重較小,服務業發展水平較低,服務部門、種類和設施尚不健全。為此,必須大力發展服務業,加快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穩步推進消費需求結構升級,提高服務消費比重。培育生產者服務市場,大力發展服務外包。加強產業鏈的連鎖作用,加大相關產業的協調與支持力度,完善交通、文教、能源等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特別是加強新服務業基礎設施建設。推動技術和服務創新,創造新的競爭優勢,努力提升中國服務業的國際競爭力
2.推進新興服務貿易出口,優化服務貿易結構
按照積極推進新興服務貿易出口與擴大傳統勞動密集型服務貿易出口相結合的原則,重點擴大工程承包、設計咨詢、技術轉讓、金融保險、國際運輸、教育培訓、信息技術、民族文化等服務貿易出口;充分利用外資,利用外資企業在新型服務貿易部門的示范、人員培訓和產業前后向關聯等途徑實現的技術外溢效應,提高我國服務企業的技術水平和管理手段,優化服務貿易結構。
4、積極培育國內服務外包市場
一是要積極穩妥地開放服務市場,放寬對服務貿易領域市場準入的限制,為跨國企業來我國開展服務外包業務創造條件。二是制定鼓勵承接服務外包的專門政策措施,進行外包企業認定,仿照給予高新技術企業的支持政策,為外包企業提供低息信貸,減免企業開展離岸外包的所得稅和營業稅,對用于提供外包所需的進口設備可以免征關稅及進口環節增值稅。三是積極推進服務外包商務環境建設,外包模式的出現和迅速發展將不斷對現有的市場環境和商業法規提出新的要求,這就需要不斷研究新問題,采取新措施,建立服務外包的行業標準和信用體系,形成有利于外包市場發育的商務環境。
"紗緞為數千年之實業,各國未通商以前,遍銷全國,雖因豐欠,營業年有盛衰,然平均計之,頻年造貨與銷貨之比較,尚足相抵,機工即無輟業之虞,原料亦無造匱之慮,自海禁洞開,各國互市以來,雖有船舶來品之輸入,內地紗緞銷場,不無漸減。然絲織品之運銷出口者,亦足相抵,其時各國稅率,尚屬平等,中外通商,名實相符。……自日、俄兩國,于光宣年間,先后加稅至五六倍至十余倍不等,紗緞之銷路遂絕"(注:"湯一鶚關于蘇州絲綢原料生產,銷售和出口等情況的調查報告",1919年2月5日,轉引自《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1385-1386頁,蘇州市檔案館編,江蘇古籍出版社1995年,下同。)。
19世紀中期的運動曾給江南經濟以沉重打擊,江南絲織品業幾遭滅頂之災,直到19世紀80年代初,江南絲織業織機總數不過3萬余臺,不及戰前盛時之半數(注:徐新吾主編:《近代江南絲織工業史》第92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下同。)。"幾乎所有桑樹均已根除或被毀,從事絲業的居民,大多數星散。絲業的普遍衰落就是這幾年騷亂的結果"(注: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1840-1949),第二卷,第68頁,三聯書店,1957年版。)。運動及日后的社會動亂,導致了社會購買力的下降,這對以國內王公貴族富商大豪為主要消費對象的絲織品市場而言,無疑是一沉重的打擊,這一時期的海外貿易刺激了蘇州絲織業的恢復發展。1853年,太平軍進入江南后,南京城鄉約5萬臺織機停產,江浙一帶所產生絲得以大量擠進外貿市場。同時,由于意、法等歐洲國家生絲減產,"從1853年下半年起,中國生絲出口猛增,到1858-1859年度,僅上海一個口岸出口的數量即擴大到85970包,較上海開埠初期1844-1845年度的6433包增加了12.4倍"(注:《上海對外貿易》(上),第62頁,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11月。)。海外貿易的發展,使得蘇州地區絲織業的恢復速度高于同時期的南京等地,到同光年間,為蘇州地區紗緞業的全盛時代。"營業總額年達六百余萬元,紗貨遠銷俄國、高麗(朝鮮)、緬甸、印度等處,官方特設織造府于蘇州,從事辦差"(注:《中國實業志·江蘇省·第八編工業》,實業部國際貿易局,1933年2月初版,下同。)。
革命也使蘇州地區著名的絲綢中心盛澤鎮異軍突起,盛澤鎮是江南著名的絲織品集散地,"盛澤紡綢昔蜚聲于世,在前清乾隆嘉慶年間,營業即已發達,各省客商來該地辦貨者極多。在全盛時代,出品不但行銷國內各埠,且銷行南洋各屬,甚至推廣至于歐洲"(注:《中國實業志·江蘇省·第八編工業》,實業部國際貿易局,1933年2月初版,下同。)。由于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距京杭大運河5公里,非水陸要沖,在運動中損失輕微,并成為眾多富商大賈的避難地,據《吳江文史資料》記載:清咸豐十年,太平軍與清軍數度鏖戰,尤其是清軍在攻陷城鎮后的大肆劫掠,江南地區普遭荼毒,南北交通受阻,蘇州及浙江的杭州、湖州、雙林、濮院等傳統絲綢城鎮受到重創。浙江嘉興府的濮院鎮,"機廢業,織工失業"(注:徐新吾主編:《近代江南絲織工業史》第87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下同。);王江涇"當兵道,被兵后十九瓦礫……涇之士商同時避亂遷盛(澤)者無慮數百家";"湖州逃難來者,盡至盛澤,人眾比平時數倍"(注:《吳江文史資料》,第十輯,第58-59頁。)。來盛澤避難者多為絲綢富商,其中王江涇以綢商居多,雙林鎮以絲商占優,太平軍占領后有"商民茍安"的記載,并劃歸浙江秀水縣管轄。據《盛川稗乘》記載,太平軍在盛澤設局抽厘,兩年零一個月獲銀數十萬,盛澤綢市呈現"千家一簇萬間樓,估客如云采買綢,分寸黃金分寸土,行人不斷市捎頭"(注:《吳江文史資料》,第十輯,第58-59頁。)。這一切為蘇州及至江南地區絲織業的繼續發展保存了實力,即便在中國絲綢被排擠出西歐市場之時,盛澤的狹幅輕綢仍在南洋地區擁有廣大的市場,并帶動了江南絲織品的出口量,使之維持在一個相對穩定發展的水平上(注:徐新吾主編:《近代江南絲織工業史》第110頁。)。
二
絲綢與生絲是蘇州絲織業的重要內容,也是當時出口商品的重要組成部分,前夕,由于西歐發展了近代絲綢業,中國絲綢逐漸被排擠出西歐市場。同時,又增加了對中國生絲的需求(注:徐新吾主編:《近代江南絲織工業史》第58頁。)。當時中國絲類出口主要"有白絲、白經絲、白繅絲、黃絲、黃經絲、黃繅絲、野蠶絲、野蠶繅絲、蠶繭、亂絲頭、爛繭殼之分"(注:《1916年3月21日在江蘇稅務處為出口絲繭價格致蘇總商會函》,《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788頁。)。蘇州地區的吳江縣是其重要的絲織業基地,震澤絲是吳江蠶絲業的支柱,長期以來,震澤只繅絲而不織綢,其繅絲純是以出售為目的的商品經濟,由于家庭繅絲業零星分散,生絲購銷極為不便,絲行行業應運而生,以溝通產銷渠道(注:《明清蘇州工商業碑刻集》,江蘇人民出版社,1981年:孔令奇:《清前期蘇州的手工業行會》,中國人民大學復印資料:《經濟史》1996年1月。)。建于清道光咸豐年間的徐世興絲行是近代震澤鎮上有記載的最早的絲行(注:《吳江文史資料》,第十輯,第80頁。)。
盛澤鎮作為絲綢生產中心,同時也是生絲聚集地。盛澤本地不產絲,其生絲主要來源于浙江的雙林、菱湖、新市、濮院等地。據《盛湖雜錄》記載,盛澤絲業在清"咸同間局面極闊在,外縣皆直接收買,用護照運銷各地,而以上海出口為大宗,名曰洋莊,歲銷額值銀千余萬"(注:《吳江文史資料》,第十輯,第62頁。)。
同治以后,盛澤絲業經營范圍僅限于織造用絲的購銷,震澤絲經則始終保持出口。替代輯里湖絲而崛起的震澤輯里干經,出口外銷全盛期在19世紀下半葉至本世紀二十年代中期,清光緒6年(1880),僅震澤一地出口即達5500包(每包約60.48公斤),最多的年份是光緒33年(1907),達13100包,其后至民國8年(1919)均在萬包以上(注:《吳江文史資料》,第十輯,第82-84頁。)。當時全國白絲經出口僅南潯和震澤兩地,震澤的白絲經出口約占總數的一半左右,出口地大半為歐洲市場。
民國初年絲織產品出口基本保持上升趨勢,本世紀20年代中期,出口開始下降,在出口商品價值比例上,生絲比重高于絲綢的比重。當時中國出口英國的商品中,主要是絲、茶兩類,其中絲在英國市場上的貿易量僅次于法國和英屬印度,在英國市場上尚有一席之地(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864-966頁。)。而絲綢在歐洲的市場貿易量則遠遠低于生絲。
蘇州絲織品的對外貿易主要以日、俄、朝、南洋等地為大宗,"清光緒間,運俄綢緞歲有巨額,以海參威為無稅口岸,運商皆由此進口"(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890頁。)。日本市場方面,清朝末年尚有蘇緞商"自往設莊營業,關稅值百抽五"(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890頁。)。"蘇、浙、閩商往長崎貿遷寄居者,絡繹不絕"(注:王翔:《對外貿易與中國絲綢業的近代化》,《安徽師大學報》1992年第2期。),朝鮮市場更是當時蘇州絲綢的主要出口地,其紗緞銷售高麗市場占30%(注:《中國實業志·江蘇省·第八編工業》,實業部國際貿易局,1933年2月初版,下同。)。1919年至1921年,我國駐朝鮮元山和仁川領事館的商務報告中,均有各類盛紡輸入的記載(注:《吳江文史資料》,第十輯,第58頁。)。"韓人夙愛祖國,故其全國所需要之禮服,向來悉用蘇州專造之高麗紗緞"(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890頁。);"吾蘇紗緞一業,向為中國大宗貿易,每歲產額幾千萬元,工商之賴以生活者幾千萬人,其對外貿易較大者向有二種,一行銷高麗、安東等處者,名高麗紗緞,一行銷南洋群島各處者,各曰闊貨"(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921頁。)。到前,蘇州紗緞銷售到朝鮮的,有宮紗、亮紗、仿綢、素羅、板綾、庫緞等品種(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893頁。),歲值一千五百萬以上,工商之賴以生活者甚眾(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937頁。)。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由于日、意、法等國蠶絲生產銳減,給中國蠶絲出口一絕好的機會,輯里干經供不應求,絲價飛漲,每百兩自45元漲至100元左右(注:《吳江文史資料》,第十輯,第85頁。)。盛澤綢在其行銷極盛時代,"遠及南洋群島、東方諸國,甚至北歐、南美、俄國,每年輸入國外及供給全國各地,統計生產約一千數百萬,故當年有一日萬綢之豪語"(注:《吳江蠶絲業檔案資料匯編》,第285頁。江蘇省吳江縣檔案館,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經濟史課題組編,河海大學出版社,1989年。)。自日俄等國開始征收高額關稅之后,銷路銳減。1928年,蘇州紗緞業海外貿易中,僅南洋群島尚有運輸之貨。為此特設蘇州出口闊緞檢查所以管理運銷南洋的絲織品(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922頁。)。到30年代后期,海外市場由于受世界范圍內的經濟危機的影響,盛澤綢的銷售急劇下跌,"已不及以前三分之一"(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285頁。)。
海外貿易的發展推動了蘇州地區的絲織業,吳江縣則保持領先地位,據不完全統計,1913年江蘇省25縣桑田總面積為1023004畝,其中吳江縣200000畝,占總數的19.55%,位居第一(注:《吳江蠶絲業檔案資料匯編》,第16頁。江蘇省吳江縣檔案館,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經濟史課題組編,河海大學出版社,1989年。),全省全年共產繭63081689斤(其中春蠶繭49366655斤,夏蠶繭13715034斤),吳江縣產繭5800000斤(其中春蠶繭5000000斤,夏蠶繭800000斤),位居第一(注:《吳江蠶絲業檔案資料匯編》,第43-44頁。江蘇省吳江縣檔案館,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經濟史課題組編,河海大學出版社,1989年。);1913年江蘇省21縣制絲人數達350417人,吳江縣945000人,僅次于溧陽縣(制絲人數134024人,占總數38.25%);全縣全年共產絲2049486斤(其中人工揀制1715266斤,機器揀制334220斤),而吳江縣產絲1100000斤(全系人工揀制),占總數53.67%,高居首位(注:《吳江蠶絲業檔案資料匯編》,第29頁。)。
到1917年,蘇州吳江的盛澤鎮大約"共有8000臺織機,幾乎全部都在盛澤鎮周圍二十五華里以內,所產絲綢,大部分是輕量的,所有生絲再繅,牽經上機以及織綢全由婦女為之"(注:《吳江蠶絲業檔案資料匯編》,第29頁。)。據估算,當時盛澤鎮各類絲綢每天正常產量為三千匹,按一年三百個工作日計,年產90萬匹。每匹平均重量以九兩計,共重506250斤(合303750公斤)。生產過程中生絲的損耗,當時蘇州為35%,而盛澤鎮已減至15%。因此,若再加上15%的重量,則全年共用生絲的總數為582187斤(合349312公斤)(注:《吳江蠶絲業檔案資料匯編》,第47頁。)。由于盛澤本地不產絲,這些絲絕大部分來自南潯、平望以及浙江省的嘉興、王店、濮院、新市等地,帶動了周邊地區商品經濟的發展。
三
市場需求的發展促進了蘇州絲織業發生了許多新的變化,首先是在生產技術方面的進步,民國時期的蘇州絲織業已開始注意現代新技術和機制工具的引進。1919年,由民間袁鐘瑞、沈鵬、張文蔚等集資創設經成絲織有限公司,購進提花鐵機24架,改用新法制造,"每年可出綢1650匹,每匹價值37元至40元,運銷上海、廣東、天津、北京及長江各埠"。其織出之綢,"新麗奪目,精美異常,尤推為綢業中之特色"(注:《吳江蠶絲業檔案資料匯編》,第32-33頁。)。這一行為榮獲當時農商部的獎勵(注:《吳江蠶絲業檔案資料匯編》,第32-33頁。)。1920年,蘇州從日本引進了第一臺電力絲織機,不久即發展到24臺(注:王翔:《對外貿易與中國絲綢業的近代化》,《安徽師大學報》1992年第2期。)。到30年代中期的抗戰前夕,蘇州絲織業已擁有電力織機2100臺(注:徐新吾主編:《近代江南絲織工業史》第10頁。),生產工具發生了很大變化。
其次,產品的原料結構發生變化--改變了傳統的以純天然絲為原料的生產形式,一些人造絲與天然絲的混紡品也加入了絲織品的行列。產生這一變化的主要原因是隨著國外人造絲和人造絲織品的輸入,傳統的天然絲織產品受到沖擊(注:據海關貿易報告,我國1919年始有輸入人造絲的記錄,參見《吳江蠶絲業檔案資料匯編》第282-284頁的有關資料。)。
由于人造絲與棉紗的混合品較純蠶絲品價值低廉,很快為國內各個階層人們所喜愛,其"光澤之美麗逾于真絲,更以紡織學之精巧,與棉紗混合制造人造絲之織品價值既廉,用途尤廣","財力不能著綢緞者固所為唯一用品,即平昔衣綢緞者亦以其值廉與夫光澤美麗而購用之",因而"服用人造絲織品者變漸增多"(注:《吳江蠶絲業檔案資料匯編》,第281-283頁。江蘇省吳江縣檔案館,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經濟史課題組編,河海大學出版社,1989年。)。人造絲及外國機制產口的輸入給傳統的蘇州紗緞以極大的沖擊,"生機益形斷絕矣"(注:《中國實業志·江蘇省·第八編工業》。)。這是世界市場經濟對蘇州絲織業的又一影響;由產品原料結構的變化帶來了蘇州絲織品銷售市場的變化--絲綢貿易開始傾向國內市場,到1933年,盛澤絲織品運銷總額五百余萬元,天然絲織品僅百余萬元,其銷路則"東北已絕跡,南洋亦甚微,大部在蘇浙閩及長江流域一帶"(注:《吳江蠶絲業檔案資料匯編》,第178頁。江蘇省吳江縣檔案館,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經濟史課題組編,河海大學出版社,1989年。)。絲織品結構及銷售市場均發生了很大變化。
30年代中期,以蠟線和人造絲為原料的中山葛年銷額已占總銷售額的75.12%,其他人造絲織品如條子紡和天真紗,年銷近10萬元;而傳統的天然絲織品盛紡年銷僅6萬匹,加上印度紡,洋紡等品種,僅占總數的16.435(注:《吳江蠶絲業檔案資料匯編》,第180-182頁。江蘇省吳江縣檔案館,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經濟史課題組編,河海大學出版社,1989年。),銷售市場也主要轉向國內。
第三方面,絲織業的發展,帶來了蘇州地區市場機制及社會關系上的新變化。
19世紀下半葉,震澤業市由內向轉為外向,著名的輯里絲及絲經由湖絲船裝至上海轉口輸出,震澤絲市東延至滬,咸豐十年(1860),震澤、南潯兩地絲商為推動出口,在上海合力組織江浙絲經同業總公會,震澤各絲行,絲經行或單獨或聯合派員常駐上海絲棧,辦理收貨及成交和結算等業務,絲棧建有倉庫,絲貨入棧后,由通事(兼翻譯和跑街雙重角色)到各洋行接洽銷售,絲棧與絲行,絲經行之間建有相對固定的業務關系(注:《吳江文史資料》,第十輯,第84頁。)。
本世紀20年代,震澤鎮上絲行共有二三十家,絲行按其經營性質,范圍主要分為三類:鄉絲行--收購土絲,略加整理后轉售于絲經行,綢絲行--收購土絲,大部分為肥絲,分檔后售于蘇州、丹陽、盛澤等地織造綢緞;吐絲行--收購繅絲及搖經過程中剔下的廢絲,整理賣出,大多用于制造絲線。
盛澤鎮的綢領頭,既要幫綢莊選辦貨物,又要代替機戶銷綢,成為介于綢莊與機戶之間的仲賣人,按綢價之高低收取傭金,機戶將綢送交綢領頭,即可向綢領頭支借現金約七八成,綢領頭負責將綢賣出,若有余則交給機戶,不足則向機戶追回前所支借現金的一部分,其特點為綢領頭必須替機戶將綢賣出,而何時賣出,則機戶不能過問(注:《中國實業志·江蘇省·第八編工業》。)。從這些絲行綢莊所反映出來的市場機制來看,這一時期江南市鎮內部管理流通的市場機制較以往相比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牙行、領投和生產者之間的關系已大不同于傳統封建制度下牙行、領投和生產者之間的關系,牙行內部和領投之間分工極細,它們向生產者傳遞商品市場信息,向商人傳遞產品生產信息--從而更接近于近代市場機制的運行功能(注:樊樹志:《江南市鎮的市場機制--吳江個案再分析》,《中國經濟史研究》1997年2月號。)。
另一方面,絲織業的發展也帶來了蘇州地區社會關系的許多新變化。"吾蘇紗緞一業,向為中國大宗貿易,每歲產額幾千萬元,工商之賴以生活者幾千萬人"(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921頁。),"蘇州紗緞業在盛時,共有木機9000余架,職工30000余人,連同摔花、機具工、掉經等男女人幾之賴以生活者,約十萬余,占全城人口三分之一"(注:《中國實業志·江蘇省·第八編工業》。),僅盛澤一地,當時"以絲織為業者,殆不下萬戶,男女工作人數殆在五萬以上,所織之綢如綾、羅、縐、紗、紡等類,歲可出數十萬匹至一百萬匹,行銷各地,除本國各省外,其外洋如高麗、@①羅、印度以及歐美各國,莫不有盛澤綢之銷路"(注:王翔:《對外貿易與中國絲綢業的近代化》,《安徽師大學報》1992年第2期。)。眾多的人以絲織為業,不同程度地改變了傳統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格局。以蘇州地區的吳江縣為例,1935年2月,吳江縣各鄉鎮各類副業總收入為15015942元,其中機織品收入最高,達9580000元,占總收入的63.8%,加上絲、絲繭、綢收入,共10543400,占總收入的70.21%(注:《吳江蠶絲業檔案資料匯編》,第309-311頁。江蘇省吳江縣檔案館,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經濟史課題組編,河海大學出版社,1989年。)。換言之,吳江地區的紡織業收入已大大超過農業收入,紡織業實際上已成為農民經濟生活的"主業"。
在傳統的中國農業經濟中,農村副業無處不在,農副業緊密結合所表現出來的小農經濟的堅韌性,是中國傳統農業經濟的重要特征,但是,江南地區紡織業的發展,卻導致了傳統農業結構中"副業"一詞內涵的變化。以盛澤為例,盛澤的織綢并沒有大規模的工廠,"盛澤紡綢,為一種農民副業,無所謂綢廠,農家織綢,賣于綢莊,農民為生產者,綢莊為銷售機關"(注:《中國實業志·江蘇省·第八編工業》。)。換言之,盛澤的絲織品"皆系零散機戶,散處鄉間,工人即系本地之鄉人,純為家庭工業,……蓋鄉人之居室即為織造之工場。凡機戶家庭中人口多者,便有織機三、四具,人口少者,只有一、二機,且機戶中亦有時織時止者"(注:《吳江蠶絲業檔案資料匯編》,第190頁。江蘇省吳江縣檔案館,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經濟史課題組編,河海大學出版社,1989年。)。這些機戶都是地地道道的本地農民,盛澤的紡織業,也確是農村副業的一種。但是,仔細探究其內部的關系,就會發現,盛澤的紡織業做為副業,和普通地區的副業大不相同,我們通常所講的副業,主要指農民在不影響農業生產的情況下,于農閑時從事的從屬于農業的一種職業,農民的主要收入當然還是以農業為主,而盛澤的情形則不然,"該地農家多以紡綢所得為主要收入,農田收獲,反漠視之,大約農戶依此為生者,約2萬余人"(注:《中國實業志·江蘇省·第八編工業》。),"從事紡綢業的農民,固然都有土地,而大部都是自耕農,可是對于農業并不重視。他們的重要經濟來源是在于紡綢,這一年紡綢業如興盛,他們竟至可讓土地去荒蕪。所以,年歲的豐歉,他們視之漠然,而紡綢業的盛衰,卻是他們全部的生活所系"(注:《吳江蠶絲業檔案資料匯編》,第187頁。江蘇省吳江縣檔案館,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經濟史課題組編,河海大學出版社,1989年。)。在這里,傳統意義上的副業實際上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主業"。這一變化在當時的全國范圍內或屬鳳毛鱗角,但在經濟相對發達的江南地區卻是不爭的事實,正是這一"主、副業"的顛倒,帶來了江南地區土地關系的新變化。
自清代道咸以來,上海地區農村土地分散化已呈明朗趨勢,其主要原因是,伴隨近代化的步伐及新興工商業城市的發展,出現了各種農業外的投資機會。與工商業利潤相比,傳統的地租就顯得微不足道,最富有者對購買土地已不感興趣,他們逐漸放棄了傳統的雇工經營方式,全部出租土地,攜帶著從土地上積累起來的財富,遷往新興的工商業市鎮,把它們變成新式的工商業資本。因此,不可避免地帶來地權的分散化(注:樊樹志:《上海農村土地關系述評》,《上海研究論叢》第八輯。曹幸穗:《論舊中國蘇南經式農業的消長及其經濟背景》,《中國農史》1990年第3期。)。地權分散化的直接體現是以中農為主體的自耕農經濟比重增大,并出現了"一田二主"、"田底權與田面權分離的"現象(注:樊樹志:《上海農村土地關系述評》,《上海研究論叢》第八輯。曹幸穗:《論舊中國蘇南經式農業的消長及其經濟背景》,《中國農史》1990年第3期。)。像上面提到的盛澤鎮從事紡織的農民,他們固然都有土地,且大部分都是自耕農,可他們對于農業并不重視,"農家織綢賣于綢莊為該地農家之主要收入,農國收入反漠視之"(注:《吳江蠶絲業檔案資料匯編》,第188頁。江蘇省吳江縣檔案館,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經濟史課題組編,河海大學出版社,1989年。)。他們還常常把土地轉租給來此地打工的紹興、溫州等外鄉人,傳統的封建土地關系實際上已被打破。
蘇州及至江南地區紡織業的發展及由此帶來的土地關系的變化確實值得注意。從明清到民國,江南地區經濟發展的總體生產力基礎并沒有發生質的變化。從歷史"長時段"的發展角度來看,民國初年的蘇州經濟實際上是明清以來江南經濟發展延伸的縮影。在農村,像盛澤及其周圍地區的經濟仍是以傳統的小農經濟為主,但由其紡織業的發展而帶來的土地關系上不同于其他地區的新變化,則為我們展示了中國傳統的小農經濟逐步解體的一種途徑,也是傳統農村經濟發展前景的一個縮影;在城鎮,隨著大量的專業經濟市鎮的崛起及原有的中心城市經濟功能的增強,吸引了大量的農村地主投資。以蘇州而言,從20世紀開始建立的近代手工工場及機制工廠,開辟了近代機械工業的先河,預示著傳統手工業經濟向近代工業經濟過渡的必然趨勢。
四
本世紀20年代后期始,蘇州絲織品的國際市場呈萎縮態勢。其原因,除傳統產品自身的缺陷--式樣老化,不規范,生產工藝落后,難以適應歐洲新潮多變的市場需求以及消費觀念的局限、管理方式的滯后等因素外(注:據有關史料,生產工藝的落后,制約了蘇州絲織業海外市場的進一步拓展,市場信息的閉塞,消費觀念的局限使絲織品生產者不能主動調整產品結構,也缺少主動適應市場變化的意識。)。帝國主義的關稅壁壘和本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世界性的經濟危機則是導致其絲織品海外貿易下降的直接原因。
民國初年,日俄等國為排斥中國絲織品開始征收高額關稅,蘇州絲織品銷路銳減。1928年,蘇州紗緞業海外貿易中,僅南洋群島尚有運輸之貨。為此特設蘇州出口闊緞檢查所以管理運銷南洋的絲織品(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922頁。)。1932年盛澤各類紡綢的28個品種中,外銷產品只有8個,主要銷往香港、@①羅、新加坡等地,其余均銷國內(注:《中國實業志·江蘇省·第八編工業》。)。到30年代后期,盛澤綢的銷售急劇下跌,"已不及以前三分之一"(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285頁。)。具體地說:
朝鮮市場:后,日本吞并朝鮮,并把持入朝商品關稅。1920年以前尚未加稅,其最高稅率為百分之三十,最低稅率為百分之十五(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893頁。)。1920年始征高額奢侈關稅,值百抽百"以拒華綢"(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935-937頁。)。到1931年,日本人造絲大量傾銷朝鮮,并趁杜絕中國絲織品進入朝鮮市場之際,"仿造我國同樣絲織品及人造絲織品,以廉價競賣給朝鮮人所用",至此,中國絲綢在朝鮮完全絕跡(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893-895頁。)。
日本市場:自1924年7月開始征收奢侈品稅,值百抽百,"遂無運往者"(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890頁。)。
美國市場:美國人"好著光彩多目之綢",而"華綢門面太狹,裁西服頗不合算",且"貨物之光彩"不及他國機織產品,絲綢被擠出美國市場(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954頁。)。生絲方面,由于中國繅絲方式陳舊,絲條不均,不能應付美國綢機之用,因此曾一度風靡美國的輯里絲也逐漸退出美國市場,1923年,中國生絲出口美國僅占其市場的6%(日本占80%強)(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959頁。);1928年9月,紐約組織生絲交易所以推動日益發展的美國絲業,但交易所明確聲明,"惟將來交易以日本絲為限",以"華絲價格過高,行銷不廣",不能迎合美國之標準為理由,拒絕華絲進口(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961頁。),中國生絲在美國竟無立足之地。
另外,在越南、加拿大、英國、意大利及澳洲等地,中國絲織品銷售市場均出現萎縮(注:光緒《歸安縣志》,卷13。)。
絲織品作為消費層次較高的商品,售價也較高,沒有棉布的消費層次廣,"吾鄉綾一匹,平價銀2兩以上,織文極細,……弘治間,綾匹官給銀一兩,……近時乃有銀10兩,買綾四十匹,布二佰者,率計綾匹銀一錢,布匹銀三分而已"(注:光緒《歸安縣志》,卷13。)。換言之,一般性的絲織品,其價格要貴于棉布三倍左右,這就使它失去了人數最多的廣大的國內下層消費者,就清代蘇州地區絲織品市場變化看,雖然其在國外市場銷售中仍然保持優勢地位,沒有像棉布那樣受到其它地區產品的嚴峻挑戰,且受江南民俗奢靡之風的影響,消費層次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國內市場有所擴大,但總體上看,絲織品的市場貿易沒有棉布市場貿易廣泛,其產品市場貿易的觸角雖很遙遠,但經濟意義則遜于棉布(注:張海英:《明清江南地區棉布市場分析》,《華東師范大學學報》1991年第1期。)。就市場購買潛力而言,江南絲織品的真正出路還應該是海外市場。
2.放權過渡時期(1979~1987)簡政放權是這一時期外貿體制改革的主旋律。1984年,經貿部實施簡政放權的一系列改革措施,而以如下三項最為重要:(1)1984年1月起,多數省份有權保留一定比例的外匯收入;1985年1月起,允許企業自己決定使用50%的留成外匯;(2)1984年1月,明確28種限制進口商品,允許一批機構無須經過經貿部就可進口非限制類商品,這些機構包括經貿部所屬外貿公司和分公司,其他部門所屬的外貿公司,省政府經營的外貿公司。(3)1984年9月,通過外貿體制改革報告,內容包括“政企分開”、“簡政放權”、“實行外貿制”、“改革外貿計劃體制”和“改革外貿財務體制”等。至此,高度集權的外貿總公司壟斷全國外貿的局面已被打破,各省及下屬外貿組織開始成為外貿活動的主力軍。經過簡政放權、擴大了省一級外貿自。外貿公司的數量顯著增加。據統計,自1979年下半年至1987年,全國共批準設立各類外貿公司2200多家,比1979年增加了11倍多。然而,對于大多數生產企業來說,外貿公司仍然是它們通向國際市場的唯一選擇。中國生產企業與國際市場之間的隔層導致四個問題的出現:一是出口效益低、不同出口商品的換匯成本差異極大;二是出口格局不合理,國際價格信息沒有通過正常途徑及時傳遞給生產者,盈利的出口商品得不到鼓勵,而不盈利或虧損的出口產品又不能及時得到糾正;三是缺乏國際市場行情信息,企業不能面對國際市場尋找機會,或根據要求進行產品改良;四是缺乏來自進口的競爭,進口管理和高關稅,使進口競爭不能起到促使國內生產企業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而提高競爭力的作用。國際經驗表明,取消這一隔層,可以大大提高中國企業的外貿操作效率。高效率的貿易體制需要消除競爭過程和經營機會中的貿易障礙,其中,最大的貿易障礙就是各種形式的壟斷,這不僅包括行業產品壟斷,而且包括地理疆界壟斷。
3.外貿承包經營責任制(1988—1990)外貿吃“大鍋飯”的體制多年來一直制約著外貿事業的發展。經過調查研究,國務院決定從1988年起全面推行對外貿易承包經營責任制,其主要內容是:
(1)由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和計劃單列市政府以及全國性外貿(工貿)總公司向國家承包出口收匯,上繳中央外匯和相應的補貼額度,承包基數三年不變;
(2)取消原有使用外匯控制指標,凡地方、部門和企業按規定所取得的留成外匯,允許自由使用,并開放外匯調劑市場;
(3)進一步改革外貿計劃體制,除統一經營、聯合經營的21種出口商品保留雙軌制外,其他出口商品改為單軌制,即由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和計劃單列市直接向中央承擔計劃,大部分商品均由有進出口經營權的企業按國家有關規定自行進出口。
(4)在輕工、工藝、服裝三個進出口行業進行外貿企業自負盈虧的改革試點。
三年來的實踐表明,承包制的推行基本達到了預期的效果。
首先,它打破了長期以來外貿企業吃國家“大鍋飯”的局面,為解決責權利不統一的狀況邁出了一大步,從而大大調動了各方面特別是地方政府的積極性,有力地促進了外貿的發展。
其次,它有利于解決中國經營體制上長期存在的政企不分問題,讓企業逐步走向自主經營的道路。再者,它促進了工貿結合,有利于增強外貿企業的國際競爭力。與此同時,承包制也暴露出一些弊端:
(1)尚未建立外貿的自負盈虧機制。承包制仍然保留了中央財政對出口的補貼,財政補貼是一種非規范化的行政性分配,帶有主觀隨意性,也不符合國際貿易的通常做法。
(2)助長了局部利益的膨脹和不平等競爭的加劇。對不同地區的承包企業規定不同的出口補貼標準和不同的外匯留成比例,從而造成了地區間的不平等競爭,誘發了對內的各種搶購大戰和對外的競相削價銷售,造成外貿經營秩序的混亂。
(3)企業行為短期化。企業在追求利潤的刺激下,缺乏中長期投資眼光和積極性,只重承包期內任務的完成和超額完成,往往忽略了外貿長期發展的戰略目標和戰略措施,企業寧可轉產附加值低且易迅速出口、換匯成本低的產品,導致國家外向型企業產品結構長期處于低水平運行。
(4)承包期一定三年不變,未能適應國內非經營環境的變化。遇有重大的環境變化,承包企業往往難以完成承包任務。
4.外貿企業經營機制轉變時期(1991~1993)這一輪外貿體制改革重點放在微觀管理層的變革,它既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客觀要求,也是前一階段簡政放權道路的延續。在一系列改革措施中,有兩項特別重要:
(1)取消國家財政對出口的補貼,按國際通行的做法由外貿企業綜合運籌,自負盈虧;
(2)改變按地方實行不同外匯比例留成的做法,實行按不同商品大類統一比例留成制度。此后,中國外貿經營基本打破了“大鍋飯”體制,外貿企業的經營機制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
外貿財政補貼的取消使外貿企業第一次被真正作為外貿經營主體和參與競爭的獨立實體而受到重視,使國內外貿企業能夠在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前提下,建立和完善自我發展、自我約束的經營機制,改善經營管理,提高國際競爭能力,從而在更深更廣的范圍內參與國際分工,促進市場秩序健康發展,同時,它還擴大了企業對外匯的支配使用權,有利于保持適度的進口增長,為進一步拓展對外貿易關系創造了良好條件。另外,為了保證國家收匯并防止逃匯、套匯,外匯管理部門和結匯銀行實行跟蹤結匯,加強了對出口外匯的管理。
截止至1993年底,中國有外貿經營權的各類企業(不包括已投產的8萬多家外商投資企業)達8000多家。原有的宏觀管理模式已明顯不能適應外貿發展的需要。企業自的擴大,企業產權制度的變革,也呼喚政府建立一套多形式、多層次、既靈活又統一的管理體制。為此,國家提出按現代企業制度改組國有企業,采取一系列措施鼓勵外貿企業進行股份制的試點工作,鼓勵專業外貿公司實行進出口制,鼓勵工貿結合,發展實業化、集團化、國際化經營,從整體上促進全國外貿規模的發展。
5.近年來我國外貿體制改革的新進展(1994~)1994年,中國政府開始了以匯率并軌為核心的新一輪外貿體制改革。主要內容有:
(1)改革外匯管理體制,發揮匯率對外貿的重要調控作用。國務院決定,從1994年1月1日起,實現雙重匯率并軌,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人民幣浮動匯率制度,建立銀行間外匯市場,改進匯率形成機制,保持合理的、相對穩定的人民幣匯率;實行外匯收入結匯制,取消現行的各類外匯留成,取消出口企業外匯上繳和額度管理制度,實行銀行售匯制,實行人民幣在經常項目下的有條件可兌換。外匯體制改革為各類出口企業創造了平等競爭的良好環境,有助于提高我國出口商品的競爭力;大大加速外貿企業經營機制的轉換,更有效地發揮匯率作為經濟杠桿調節對外貿易的功能;有助于中國外貿體制與國際規則接軌。1996年12月1日,我國還宣布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第八條款規定的義務,實現人民幣經常項目下可兌換。
(2)運用經濟、法律手段、完善對外貿易的宏觀管理。加強和改善客觀管理,即管方針、管政策、管規劃、管監督,在1994年《對外貿易法》頒布實施的基礎上加快制定并實施各種配套法規,將對外貿易管理納入法制化軌道。宏觀上主要運用經濟手段,如匯率、關稅、稅收、利率等調節對外貿易。對進出口總額出口收匯和進口用匯實行指導性計劃。加快賦予具備條件的國有生產企業、商業物資企業和科研單位外貿經營權,截止1996年底,我國各類外經貿企業已達1.2萬多家(其中自營進出口生產企業5000多家),外商投資企業14萬多家。1996年9月,外經貿部頒布了《關于設立中外合資對外貿易公司試點暫行辦法》,規定外國公司、企業可以與中國的公司、企業在上海浦東新區和深圳經濟特區試辦中外合資外貿公司。外商不僅在生產領域,而且可以在流通領域進行合資合作經營。此外,1996年我國還在5個經濟特區進行生產企業外貿經營登記制試點。外貿經營權將根據我國的對外承諾,最終由審批制轉向依法登記制。
(3)加快外貿企業經營機制轉換。國有外貿企業圍繞國有資產保值增值和科學管理,積極推進現代企業制度、綜合商社和設立監事會、內部職工持股等試點,實行資產經營責任制。我國外貿企業普遍經營規模小,抵御風險能力差,政府鼓勵企業在自愿、互利的基礎上跨行業、跨地區聯合、兼并,向實業化、集團化、國際化和綜合化方向發展,逐步形成一批以外貿公司為龍頭,貿工技商結合的綜合商社和以生產企業為核心,具有多種功能的產業跨國公司。對一些小的外貿企業則根據因地制宜、發揮優勢的原則。,采取股份合作制等形式進行改組,實行貿工農一體化經營。通過組建企業集團或綜合商社將分散的外貿經營權重新統一起來,成為中國對外貿易體制發展的新趨勢。國際經驗表明,依靠建立企業集團等形式而形成的行業壟斷或產品市場壟斷,以及由此出現的不完全競爭條件,是防止產業內部或國家之間過度競爭導致資源配置不當和規范國際貿易秩序的一種有效方式。
越來越多的外貿企業認識到,我國傳統的外貿收購制的經營方式必須轉變,以服務為特征的穩定、有序、高效的制必將是外貿經營的發展方向。通過1996年的深入調研,我國在推行外貿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首先,大力宣傳推廣外貿制;其次,建立健全外貿法律制度,依法促進外貿制的實施;第三,在加快賦予生產企業外貿經營權的同時,全面擴大外貿公司內貿經營權,將外貿制的推行建立在國內外流通體制一體化的基礎之上;第四,將推行出口制與實施市場多元化戰略結合起來,采取一些扶持政策,把工貿雙方的利益結合在一起。
(4)保持對外貿易政策在全國范圍的統一性,增加透明度。這是建立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宏觀要求,也是國際貿易規范之一。按照國際規范及中國的承諾,只實施正式公布的法律、法規和政策。
(5)加強外貿經營的協調服務機制。進一步發揮進出口商會等中介機構的協調服務功能,逐步建立和完善外貿行業的律師、會計和審計事務所及咨詢服務機制;加大對違法經營者的懲處力度。1996年9月經貿部成立了“中國國際電子商務中心”,為實現我國對外經貿管理,經營和服務的國際化、現代化提供了一條有效途徑。
近20年來,改革自上而下、高度集中的經營管理體制,打破計劃經濟體制下政企不分、中央集權,塑造市場經濟所要求的政企分開、權責分明,一直是我國外貿體制改革的一條主線。
1FDI與國際貿易關系的國際經濟學觀點
1.1替代論:貿易替代
俄林(Ohlin,B.G)等認為,在開放經濟中,區際間因生產要素稟賦的差異而引起的生產要素價格差異,將通過生產要素和商品的國際流動兩條途徑來縮小,直至生產要素價格均等。前者稱為直接均等,后者稱為間接均等。自由貿易代替要素流動,間接促進國際間生產要素價格趨于一致。當國際自由貿易出現阻礙時,國際貿易量就會減少,從而擴大了生產要素價格在國際間的差別,進而會促使要素的國際流動。這時資本流動將會替代商品流動,由此達到要素價格的直接均等。
蒙代爾(R.Mundell)認為,在自由貿易條件下,兩國的生產要素的絕對和相對量完全一致,資源實現了最合理的利用和最大限度的福利,并不存在引起要素流動的原因。如果滿足要素均等化及兩國有相同生產函數的條件,貿易與資本的流動有完全替代的關系。且資本流動越自由,替代國際貿易的作用就越大。資本跨國流動較之商品流動更能自由,更合理地利用世界資本資源,并直接起著使各國生產要素價格均等化的作用。以蒙代爾等為代表的關于FDI對國際貿易的替論有效地解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各個國家之間發生的直接投資。
1.2互補論:貿易創造
迪克西特(Dixit)、克魯格曼(Krug?鄄man)等人認為,由于不完全競爭和規模經濟的存在,資本交易和對外貿易都是不可能完全自由的,因而存在不完全的替代。不論是國際間生產要素的流動,還是國際間商品,都不能消除各國間要素和商品相對稀少的狀態。
鄧寧的OIL理論認為,企業可以根據所擁有的優勢(壟斷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在商品出口、技術許可和對外直接投資三種方式中進行相應選擇。因而根據這一理論,國際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夠并存的。
小島清(KiyoshiKoiiman)認為,生產要素移動雖然減少了商品的稀缺性,從而減少了國際貿易的機會,但另外一方面,生產場所的開辟與建立,會創造新的貿易園地。他提出,國際貿易是按照比較優勢進行的,而國際直接投資也應按比較優勢的原則進行。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可以擴大兩國間比較成本的差距,創造出一種新的比較成本格局,從而使得投資母國與東道國之間的貿易在更大規模上進行,擴大了國際貿易的規模總量。
瑪庫森(Markusen,1984)在蒙代爾研究的基礎上,假定企業可以擁有與使用不同國家的生產要素,即假定存在不同的生產技術、不完全競爭和規模經濟,證明了生產要素流動會增加貿易。
美國經濟學家帕特瑞(P.Patrie)對國際直接投資的動機差異進行研究的結論認為,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不同,使貿易和投資的關系也不同。帕特瑞將國際直接投資分成了三大類:市場導向型直接投資、生產導向型直接投資和貿易促進型直接投資。市場導向型直接投資是指跨國公司為了繞過東道國嚴厲的貿易壁壘或者是為了占領當地市場的需要,而對東道國進行直接投資,適應當地文化、風俗的要求,以實現在當地生產、銷售。生產導向型直接投資是指跨國公司出于降低生產成本的需要,通過在那些擁有一種或多種廉價生產要素、特別是勞動力與土地這些流動性比較差的生產要素的國家進行的直接投資。貿易促進型直接投資是指跨國公司為了更好地配合母公司或總公司的出口貿易活動,提供各種服務而進行的直接投資。進一步的研究表明,只有市場導向型直接投資容易成為貿易的替代。因此貿易替代的投資只是直接投資的一個重要部分。高水平的貿易保護壁壘最有可能導致以逃避關稅或占領本地市場為目標的直接投資的涌入。生產導向型和貿易促進型直接投資則會增加投資國和東道國之間的國際貿易。
因此,外商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之間的關系可分兩種,即替代關系和互補關系。現代國際經濟學研究大多認為FDI與國際貿易之間更多是互補的關系。
2FDI與中國對外貿易關系的實證研究
2.1FDI與中國對外貿易總量變化關系的實證分析
自從1998年來,我國對外貿易經歷了亞洲金融危機后的大幅度攀升,據中國海關統計,2004年我國進出口總值達到11547.4億美元,相比1984年的535.5億美元,平均年增長率為15.8%。2004年我國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為606.3億美元,相比1984年的18.02美元,年平均增長率高達30.2%。
關于我國對外貿易總量與外商直接投資的關系建立貿易乘數模型如下:
T(t)=a+mCFDI(t-1)+sFDI(t)+u(t)
775.031.2361.232
R2=0.9381F=136.3374
X(t)=b+nCFDI(t-1)+qFDI(t)+v(t)
361.0940.634210.85758
R2=0.9517F=177.6354
M(t)=c+pCFDI(t-1)+rFDI(t)+w(t)
413.962250.6016370.374895
R2=0.9168F=99.1570
其中,T(t)、X(t)、M(t)分別代表進出口總額、出口額、進口額;CFDI(t-1)為第t-1年末的外商直接投資存量,FDI(t)為第t年的外商直接投資總額;a、b、c、m、n、p、s、q、r為待定參數;u(t)、v(t)、w(t)分別為隨機誤差項。通過回歸分析可知,r2=0.9381、0.9517、0.9168,三條直線的擬合度較高,此模型可以用來很好地解釋外商直接投資與我國對外貿易的關系。當FDI每增加1億美元,我國對外貿易總量可增加1.232美元。FDI對我國貿易總量有較強的促進作用。
2.2FDI與中國對外貿易結構變化關系的分析
這里的對外貿易商品結構是指初級產品和工業制成品在本國的進出口貿易中所占的比重。對外貿易商品結構可體現一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和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
我國外貿進出口中工業制成品所占比重遠遠高于初級產品。從出口來看,隨著FDI逐步轉向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我國的外貿出口結構實現了由初級產品向勞動密集型輕工產品、勞動密集型機電產品的轉變。我國工業制品在出口中比重已由1990年的74.4%上升到2003年的91.3%。2002年,計算機與通信技術產品、電子技術產品出口545.33億美元和79.17億美元,分別占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總額的80.54%和11.69%,分別增長50.5%和2.3%。從進口來看,外商直接投資的大規模流入帶進了大量的機器設備,特別是外資企業中加工貿易的比重較重,進口了大量的原材料,促使我國的進口結構由消費型轉向生產型。自1997年來,機械及運輸設備產品的進口比重逐年攀升,初級產品進口則逐年減少,進口商品結構得到改善(見附表)。
3FDI在促進中國對外貿易發展中存在的問題與對策研究
3.1FDI在促進中國對外貿易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經過近20年的發展,2002年,中國已超過美國經成為全球吸引外資最多的國家,作為外資流入的主要載體的外商投資企業,極大地促進了我國對外貿易,優化了外貿商品出口結構。但在引進外商直接投資的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問題,將成為我國對外貿易持續增長的制約性因素。主要表現在:
(1)引進外資項目層次低。集中反映在技術層次、產業投資上。FDI雖然帶來了中國市場需要的先進技術,但核心技術仍掌握在外商手中,轉移到中國的只不過是已進入“成本競爭”階段但對發展中國家來說相對先進的技術,在國際市場上并不具有很強的競爭力。進入成本競爭階段的高新技術產品(如電腦、手機等)在我國大量生產和出口,長遠看有貿易惡化的傾向。近年來出口價格指數下降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這一點。從產業投向上來看,多集中于勞動密集型、具有一定出口優勢的食品加工制造、紡織、玩具、自行車等行業,而技術密集型行業投資較小,僅占20%左右。
(2)產業間外商投資分布不均。第二產業仍然是外商直接投資的熱點。2002年,在累計吸收合同外資金額中,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分別占1.90%、63.31%和34.78%。第一、第三產業吸收外資在總量中所占比重仍不樂觀,三產業的不協調發展勢必延緩我國工業化進程。
(3)外商投資地區分布不平衡。我國外商投資企業的發展不僅存在產業布局的不平衡,還存在區域布局的不平衡。東部地區吸引外資總量遠超過中部與西部。2002年東、中、西部實際使用外資金額分別占到86.7%、9.5%、3.8%,而且東部所占比例越來越大。這無疑會進一步拉開東部與中西部的發展水平,制約社會全面發展。
3.2對策建議
(1)完善環境,為外商投資提供更為優越的外部條件,提高其運作質量與效率,帶動進出口貿易的發展。環境仍是一個重要的因素。目前,我國在硬件環境上已基本不構成FDI流入的瓶頸,而投資的軟環境需要進一步改善與提高,首先要營造一個公平競爭、開放有序的市場環境;其次是保持吸引外商投資政策的穩定性、連續性。在國際投資環境不確定因素增多的情況下,努力保持我國利用外資政策及相關法律的穩定性,對于引進FDI而言至關重要。再次,完善服務環境,提高政府部門的服務效率,樹立為外企服務的思想觀念,完善服務體系,依法加強管理。
(2)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正確引導外資投向。按照國家經濟結構調整的需要,鼓勵外商投資于第一產業;大力吸引外資發展電子信息工程、生物技術、新材料等高科技產業;繼續鼓勵外商投資設立研發中心;積極引進外資,重點發展石化、建材等基礎行業;鼓勵外商投資企業擴大出口,落實出口退稅政策,引導國內中小企業加強對外合作,發展外商投資配套產業,帶動國內產品出口。
(3)引導外商向中西部地區和東北老工業基地投資,促進我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擴大中西部地區鼓勵外商投資的領域,加快中西部地區外商投資優勢產業的審批,促進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改造。
參考文獻
1〔美〕斯蒂格里茨.經濟學[M].北京:中國人民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