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研究論文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經濟研究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從整個社會看，計劃經濟時代的信用僅為資源配置中的輔助手段，造成信用制度基礎薄弱；經濟轉軌初期的信用微觀主體在法律上沒有實現真正的人格化；在信用體系建設的各種法律法規及市場經濟新的道德規范不夠健全的情況下，買賣雙方的信息不對稱和契約的不完全性直接誘導失信行為頻繁發生。例如市場經濟中揭出的大案、股市中現出的黑幕、安然公司的破產等無疑都與信用問題直接有關。

從經濟發展的內在需求看，構筑信用經濟關乎市場經濟的成敗。隨著改革的深入，粗放增長方式帶來的邊際效應進入加速遞減階段，集約式增長方式成為社會發展的動力，政府已經能夠承擔起解決信用問題可能付出的高成本。因此，政府不能再忽視社會生活中日益嚴重且影響市場經濟縱深發展的信用缺失問題，應該采取理性的決策，同時誘導其他相關因素改變博奕結果。

二、市場經濟中的信用問題

第一，個人信用制度不健全。在歐美國家，信用已成為人們社會生活中的第二身份證，發達國家中完善的個人信用制度為銀行的大量富余資金提供了最佳投向，同時對拉動內需，促進經濟增長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由于長期對個人信用的漠視，我國雖然從1999年起在上海開展了個人信用聯合征信業務，但很多地區公民的信用記錄仍為零，滯后的個人信用制度成為制約消費貸款的“瓶頸”。

第二，企業信用狀況不佳。一是向社會提供劣質假冒商品，拒不履行合同承諾，侵犯他人商標權。二是利用變更法人代表、資不抵債、兼并、解散、破產、多頭開戶等手段套取銀行貸款、逃廢銀行債務。三是在破產時采取“大船擱淺，艦板逃生”先分后破；否認抵押貸款中“抵押”的法律效力；借清算組接管破產企業前的“真空時空”，隱蔽、私分或轉移財產；資產評估不實，職工安置費用高，破產費用開支大；拍賣不規范，低于評估價出售破產財產的方法，肆意逃廢銀行債務。

第三，銀行信用監控及評價體系不完善。一方面，由于銀行業不斷的進行金融創新，使傳統的貨幣概念和測量口徑趨于失效，增加了金融監管的難度，削弱了金融監管當局的監控能力；另一方面，我國銀行業的客戶信用評價體系存在評價工作的專業性與權威性不足、指標數據來源有缺陷及評價指標的設置不夠健全的問題，直接影響銀行貸款質量下降。

第四，體制改革中信用問題突現。隨著鄉鎮機構的撤并、人員精簡等體制改革的逐步落實，旗縣區銀行在金融債權管理方面存在清收難、轉化難、保全難的問題。其一，基層機構撤并后承貸主體發生變化，原借款憑證失去原有法律效力，致使金融部門討債無門。

第五，信用缺失阻礙電子商務發展。

電子商務是企業、消費者和政府相關利益主體不可回避的一個商業命題，由于缺乏與信息產業相適應的信用環境致使網上金融發展緩慢。就信用卡而言，其業務在制度法規、核算手續、監督管理等方面不健全，而且信用卡作案的頻頻發生使人們懷疑其“信用”程度。在社會信用體系不完備的情況下，安全性決定了消費者選擇傳統結算方式。與實體經濟一樣，離開信用這一基礎，會使電子商務的交易額縮減、交易成本增加、發展難以為繼。電子商務系統的特性表現出虛擬經濟對信用的需求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三、構建信用管理體系的思路

（一）發揮政府的行政管理職能作用，引導社會信用。首先，要加強自身信用體系建設。制定的政策法規要有連續性和穩定性，不能因領導變更而推卸政府承諾，要切實有效的維護產權。其次，要明確與信用管理有關的政府部門在整個社會信用體系中的地位與作用，及相應的管理目標和內容；減少政府對市場主體的管制范圍和程度，引導市場主體進行制度選擇與創新。第三，以市場經濟為中心建立相應的道德價值秩序。加大誠實守信的社會道德教育。第四，應協調并整合企業信息資源，建立相對完整的資信數據庫和有效的信息傳遞機制，推動和保障行業信用體系建設，維護網絡交易的安全與信用，并通過立法的方式為網絡經濟提供剛性的信用規則，推動互聯網行業的穩步發展。第五，增強在信用制度建設中的監督與服務功能，建立企業和個人信用檔案，并將其與失信檔案共同納入法律管理辦法。第六，要以誠信為基礎建立高效率的城市市場，創造誠信的投資環境以提升城市競爭力。

（二）健全信用法制，確保政府、銀行、企業多方共贏發展。我國應在信用立法方面借鑒西方國家的成功經驗，改變現有的維護信用的法律條款在多部法律中被涉及的現狀，制定信用方面的專門立法，建立有效的制約和懲罰失信行為的法律機制，加快信用立法步伐，同時借鑒國際銀行業成熟、有效的評級方法，探索符合我國國情的客戶信用評價體系，使政府、銀行、企業多方在開放寬松的社會經濟環境中公平的享有和使用信息資源，從而達到多方共贏發展的目標。

（三）強化企業自身素質，建設企業信用管理體系。首先，現代企業要以誠信為重要的經營理念，認識到現代市場經濟中這種新型資本的重要性。其次，在建設企業信用管理體系時，把信用貫徹到內部管理、客戶服務、員工教育、同業競爭中，形成強大的信用約束機制，建立失信懲戒機制和信用監督機制，建立健全財務制度和有注冊會計師認可的財務報表，加大企業信息的透明度。第三，建立“3+1”企業信用管理模式。“3”指企業內部三個不可分割的信用管理機制即前期信用管理階段的資信調查與評估機制、中期信用管理階段的債權保障機制以及后期信用管理階段的應收賬款管理和追收機制；“1”指企業內部建立一個獨立的信用管理機構（人員），全面管理企業信用賒銷的各個環節。

（四）建立健全信用中介組織。一方面要發揮中介組織評審、仲裁、公證等作用，把規范行業行為、監督執行行規行約的行業自律職能落到實處；另一方面，健全信用中介服務中從事征信、信用評級、商賬追收、信用管理等業務的機構。

篇2

摘要：本文通過利用魚骨圖對煤炭城市現狀進行分析，找出城市衰退的原因，并根據煤炭城市經濟轉型與技術創新的相關理論，綜合運用QFD等相關技術方法，對煤炭城市的現有生產技術系統進行優化改進，從尋找后備資源，持續產業培育，周邊要素協助支持等幾個方面提出建議，認為利用技術創新進行經濟轉型是擺脫城市衰退的唯一出路。通過技術創新路徑有序展開來提升企業價值，為煤炭城市推廣技術創新并順利實現經濟轉型提供一種新思路。

關鍵詞：煤炭城市 技術創新 經濟轉型

建國初期，在極低的工業基礎上，為了推進工業化進程，我國進行了大規模的資源開發，尤其因我國煤炭資源豐富，隨之興建了一大批煤炭城市。然而，近年來隨著資源的日益枯竭，加之這些城市的產業結構不合理，體制、機制的固有矛盾，出現了一系列經濟和社會問題，城市發展中出現的三危現象(經濟危機、資源危機、環境危機)受到了政府和學界的廣泛關注。

縱觀世界經濟和城市發展的歷史，可以清晰地看到，各國的煤炭城市都經歷了轉型，或正在轉型，或將經歷轉型，然后繁榮振興，走向可持續發展。但也有少數礦業城市未經轉型，最后走向礦竭城衰。實踐證明，煤炭城市轉型是其走向振興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唯一選擇。

然而煤炭城市的振興，面臨的是全新的問題，根本在于激發其內在的活力及建立新的發展模式。企業之間的競爭，從根本上看，是企業價值創造能力之間的較量，歸根到底就是企業技術創新能力之間的對決。因此，要激活煤炭城市沉睡的僵局，重振昔日的雄風，關鍵在于技術創新。

1.煤炭城市現狀分析

目前煤炭城市的諸多問題與矛盾使其面臨全面衰退的現實，在充分分析資源型城市的形成發展機制與現狀的基礎上，從客觀及主觀條件出發，通過對煤炭城市近年來不斷出現衰退的原因進行分析(如圖1所示)可知其衰退原因是多方面的，也是互相影響交叉進行的。

圖1煤炭城市衰退魚骨圖

fish-bone diagram of coal city in decline

針對上述因素，東北煤炭城市作為矛盾比較集中、比較突出的地方，提出轉型的時間比較早，但是目前看來，轉型效果并不理想，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從表面上看已經完成了轉型任務，但產業轉型的根本問題并沒有得到解決。除撫順之外，多數煤炭城市并未從根本上解決接續產業問題。如2002年本溪市將礦井全部關閉，煤炭產業已經從城市中消亡，但由于接續產業并未發展起來，原來煤炭產業所創造的價值并未得到彌補，從而導致一大批下崗職工再就業非常困難，環境治理的欠賬也比較多。

(2)處于成長期或已經意識到資源危機的煤炭城市，雖然會遇到一些矛盾，但對轉型并未引起足夠重視，存在明顯的短期行為，只顧加緊開采，使煤炭產業越做越大，而不是未雨綢繆，提前培育接續產業。

2.煤炭城市轉型總體規劃

通過從系統的角度對我國煤炭城市存在問題、衰退原因進行分析與總結，可知利用技術創新實現轉型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各個方面的全力配合。因此，總體規劃可從以下三個方面考慮，見圖2。

3.技術創新實施流程

3.1結合質量功能展開(QFD)識別用戶需求

質量功能展開(Quality Function Deployment)是一種將市場需求轉化為開發需求的有效工具，同時它可以催動設計、生產及營銷部門之間的有效溝通。其他質量管理工具注重解決具體質量問題，而QFD則被用于識別產品改進的機會及提高產品的卓異性,采用QFD可以有效地識別客戶及市場需求，將其納入技術創新的過程，有利于從實際出發，從而最終在成本、質量和性能之間尋求最適當的平衡，幫助煤炭城市轉型的順利展開。因此，根據相關因素建立質量屋，如圖3所示。

3.2技術創新路徑

技術創新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它源于新創意的產生，經過研究、開發、制造、營銷直到產品為消費者接受。這一過程的成敗，又與企業外部環境及企業內部因素有關，牽涉眾多的方面。因此，技術創新必須從實際出發，抓住核心過程，按照技術創新路徑有條不紊的展開。

對于那些在資源儲量及資源開發成本雖然具有一定優勢，但由于其產業增加值較低，產業輻射影響力不大，從而影響城市產業可持續發展的煤炭城市，具有從資源型演變成資源加工型的經濟技術基礎，可以考慮在轉型中利用現有資源，延長產業鏈的發展，促進資源產業的深加工和產品的升級來增加企業的收入，推進城市的發展。具體過程可從以下幾個方面展開：

(1)尋找后備資源

①加強煤炭地區公益性、基礎性地質調查工作，為煤炭城市經濟振興提供基礎性和先導性資料。

②鼓勵利用多渠道社會資金開展以市場需求為導向、以經濟效益為目標的商業性礦產資源勘察工作。

③鼓勵礦山企業在礦區，特別是資源耗竭礦區的周邊和深部開展礦產資源勘察，增加后備資源，減緩產量遞減。

(2)持續產業培育

①煤化工。

21世紀煤化工發展的主流是發展煤炭潔凈利用技術(包括醇燃料和烴燃料)及多聯產工藝技術。為了謀求生產過程的污染最低、能量利用效率和經濟效益最高，可以在有條件的地區發展煤電化一體化多聯產集合或組合技術。此外，還要推進煤炭液化和氣化技術的開發和應用，繼續做好煤炭地下氣化試驗，探索煤炭開發和利用的新途徑。

②煤層氣利用技術的研究與開發。

為拓寬煤炭資源發展路徑，煤層氣化工今后研究開發的重點主要在：煤層氣制合成氣新工藝、新催化劑;煤層氣制甲醇(二甲醚)生產裝置大型化;煤層氣制烯烴;煤層氣制乙炔旋焰爐技術及聯產乙烯技術。

③煤炭副產品研究與開發。

煤炭作為燃料銷售和將其作為化工原料銷售以及加工成化工產品銷售，其價值相差甚大，同樣副產品的利益也不容小視。開發利用與煤共伴生礦物;加強對煤炭副產品和廢棄物(如煤矸石、煤渣、洗煤泥等)綜合利用技術的研究與開發;研究并提供潔凈煤技術，提高煤炭的洗選加工水平等都是可以借鑒的有效途徑。

(3) 周邊要素協助支持

① 生態環境的治理。

許多煤炭城市的露天礦因資源枯竭而閉坑，因此而遺留下的廢坑將會導致各類水涌入，帶來一系列的水文地質問題。因此，為避免問題繼續惡化，可以通過污水治理新技術和新工藝研發，減少污水排放量，實現清潔生產;依靠科技進步減少水處理廠的建設投資，提高處理效率等，實現從末端向源頭治理和全過程控制相結合方向轉變，逐步實現污染零排放。

② 人才利用與培訓。

建立一套完善的人才引進機制，制定優惠政策吸引高科技人才參與煤炭資源枯竭型城市的經濟建設，搶占經濟制高點，增強經濟競爭能力。對引進的高層次人才，在編制、職務、職稱、住房、報酬等方面依據經濟建設需要和個人能力、貢獻大小給予特殊優惠政策，對其親屬隨遷、就業等方面從優安置;支持科技人員以技術入股、技術服務等形式獲取合法收益;制定人才獎勵政策，設立人才發展專項資金，提供科研和創業補助經費，對有突出貢獻的人才給予重獎。

③ 園區建立與完善。

東北部分煤炭資源枯竭型城市(如阜新等)建立科技工業園區，這些科技工業園區作為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的主要基地，是東北煤炭資源枯竭型城市重要的高新技術研發、孵化和產業化平臺，是重要的區域經濟增長點。目前這些科技工業園區必須尋求新機制、新動力，進行二次創業。

為此，必須加強科技工業園區創新創業環境和創新服務能力的建設，加快科研成果的產業化與商品化以促進主導產業的產業鏈培育。設立專項扶持資金和給予專門的財政貼息;整合東北農業科技資源，建設東北農業科技創新中心，繼續加大對阜新國家農業科技園的支持。

④ 科技政策實施。

為提高煤炭資源枯竭型城市的科技水平，既要優化科技組織結構，加強自主研發與自主創新，又要擴大開放，建立有效的適用技術轉移機制，形成有利于科技交流和合作的良好環境，吸引發達國家的新技術、新設備、新工藝，改變礦業開發中傳統的粗放經營方式。

⑤ 其他方面。

另外，企業研發階段會有創新成果的產出，形成專利;在制造階段也會有創新成果產出，比如新材料、新工藝、新技術等，因此，專利保護成為關鍵。

4.結論

成功的技術創新，會給企業帶來以下效益，表現在：第一，企業的經濟效益提高;第二，企業的市場份額增加;第三，企業主體的素質提高。技術創新能力的提高，也會促使企業不斷從事技術創新，從而形成與企業價值增長的良性循環。

但是目前由于對煤炭城市的系統理論研究滯后于煤炭城市轉型實踐的需要，轉型實踐因缺乏科學理論的指導而帶有很大盲目性。因此，煤炭城市要真正轉型成功，必須從煤炭城市存在問題實際出發，對技術創新的核心過程進行分析，從持續產業培育角度，在現有資源基礎上通過對現有技術與產品進行改進及創新而達到目的。

我國煤炭城市較多，在歷史發展中曾經為國家經濟的騰飛做出過突出的貢獻，因此煤炭城市轉型的探討不僅僅是學者面臨的緊急研究課題，同時也應該受到社會、政府的高度關注。

參考文獻：

[1] 王瓊.資源枯竭型城市經濟轉型要有新思路[J]. 求是,2009(12): 29-31

[2] 李旭紅，安樹偉.東北煤炭資源枯竭型城市產業轉型的科技支撐[J].中國科技論壇，2005(4)：21-25

[3] 孫雅靜.我國資源型城市轉型路徑分析[J].資源產業，2003(6)

[4] 許強，王立杰.煤炭城市經營的思考[J].中國煤炭，2003(6): 18-21

[5] 張武城.術創新方法概論[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

煤炭經濟研究論文范文二：近年來我國煤炭經濟發展研究及預測

我國的礦產資源儲量豐富，其中尤以煤炭資源所占比例最大，因此在國家經濟發展建設方的過程中，煤炭資源的開采利用成為了最主要的生產和生活能源，主導著國民經濟的發展，作為不可再生資源煤炭能源的地位目前不可替代。但是子啊市場需求急劇加大，煤炭資源的開發利用的過程中暴露除了很多問題，本文就從這些問題著手，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出發然后制定出行之有效的措施，來改善目前的煤炭經濟局面。

一、新形勢下實現煤炭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性

人類社會不斷進步和發展，與此同時各類礦產資源均出現了大量的消耗，并且隨著人類文明的不斷進步礦產資源逐漸呈現出枯竭的狀況，而這一問題也收到了全世界各國人士的共同關注。目前在資源的開發利用上各個國家已經達成一種共識，即在科學合理開發的大前提下， 不斷加強礦產資源的保護力度，從而實現不可再生資源進行可持續發展。

在全世界范圍內都在尋求一種保證礦產資源可持續發展的措施，其中煤炭資源更是影響國家的經濟建設和發展所以非常嚴峻。在我國煤炭資源在所有礦產資源中所占的比例最高，自開發以來便成為了主要的能源之一，因此一直主導者國民的經濟發展。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開始我國一直致力于經濟的發展，在經濟發展一驚人的速度前進的同時是以犧牲礦產資源作為代價的，目前我國已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資料顯示近年來國民經濟發展對于煤炭資源的需求量劇增，因此為了滿足市場的供求平衡，煤炭資源開采量也隨之加大，統計資料顯示，在我國一次性能源的開采利用率為80%，其次是石油和天然氣，但是隨著經濟的發展，石油天然氣的開發也日趨增加，與之相應的煤炭資源的開采并沒有因為石油天然氣的緣故而縮減，反而呈現出增長的態勢。由此觀之煤炭資源在國民經濟發展過程中國所起到的巨大作用，是其他類資源不可替代的，所以煤炭經濟實施可持續發展非常重要而且必要。

二、目前我國煤炭經濟發展中所暴露的問題

1、嚴重破壞了自然生態環境

報告顯示，在煤炭開采的過程中對于當地自然生態環境的破壞非常明顯，導致地方的環境污染問題日益加重。經過仔細的查訪和分析發現造成環境污染嚴重的根本原因在于：①占用了山林和耕地。煤炭資源在開發的過程中勢必要占用土地資源，在對農田和山林的占用和利用過程中造成生態系統失衡現象;②在準備工作就緒之后，進行工作面的巷道采掘時會將地下大范圍內挖成空洞，比如大型的機械不斷的挖掘，可能會在山體等下形成四通八達的隧道，而這些隧道會影響當地的地形和地貌，甚至嚴重濡染了地下水源，破壞地下水和地表水的平衡;③在開采原煤的過程中需要使用機械設備，因此不可避免的會產生工業廢水和大量的參雜有煤的污水，水質中不僅僅有煤塵還混合有毒性比較大的化學物質，在流經地表之后，如果居民和動物引用，均會發生中毒或者其他疾病。特別是某些鄉鎮或者地區的煤礦才開單位，沒有對水資源進行凈化處理，或者水資源凈化系統比較落后，均不能完全實現除塵去毒處理，直接影響生物生長和生態平衡。④污染物處理系統功能落戶。調查顯示我國的大部分煤炭企業沒有完整的污染物處理系統，很多煤礦企業由于資金實力限制、追求高額的經濟效益等原因根本沒有污染凈化系統，因此造成了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

2、外部因素的影響

(1)采煤工藝落后。我國的采煤工藝主要有三種分別是綜采采煤工藝、普通機械采煤工藝和爆破采煤工藝。由于就技術的限制導致大部分煤礦企業主要的業務是原煤的開采和生產，而且在沒有技術作為支持的前提下更談不上二次利用，所以煤炭經濟的生產效益非常低，在煤炭的開采過程中，資源浪費較大煤礦工人的綜合素質低下，高級技術型人才嚴重匱乏，所以根本無法實現可持續發展戰略。

(3)內部管理不到位。煤炭經濟飛速發展，政府和相關部門缺乏對煤炭經濟管理的經驗，因此在煤炭資源管理方面存在很大的問題。某些煤炭的經營者在受到巨大經濟利益的誘惑之下開始鋌而走險經常利用非法手段實施圈地活動。正是由于這些原因使得本來可以通過整體全面開發的礦產資源在利益的驅使下分成了若干小份，每一個小份分成不同的開發負責人，因此機械設備不同、生產技術的區別等均會造成資源的巨大浪費。在煤炭的開采方面不能按照相關規定規范的使用適當的方式，一味的尋求眼前利益進行亂采和濫挖破壞了礦藏資源的整體性規劃。作為政府和國家面對這種情況卻不能拿出一套有效的方案和制度，導致該種事件和現象層出不窮，種種原因都導致煤炭經濟不可持續發展。

三、推動我國煤炭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有效策略

篇3

研究方法論規定著研究的出發點、路徑及結論，因而在研究中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對我國農村經濟研究方法論進行考察，對于廓清當前農村經濟研究指導思想、技術路線、成效并思考今后農村經濟研究的方法論方向等，具有重要意義。

一、我國農村經濟研究方法考察

綜觀我國農村經濟研究方法，不難發現實證研究是主流方法。所謂實證研究是指從大量的經驗事實中通過科學歸納，總結出具有普遍意義的結論或規律，然后通過科學的邏輯演繹方法推導出某些結論或規律，再將這些結論或規律拿回到現實中進行檢驗的方法論思想。體現這種方法論思想的研究目的在于分析經濟問題“是什么”，側重于廓清經濟活動的過程和后果以及經濟運行的發展方向和趨勢，而不使用任何價值標準去衡量“是什么”是否可取。

首先，實證研究是我國農村經濟研究的主流方法。在我國農村經濟研究中，理論工作者主要運用實證方法進行研究，研究領域主要涉及現狀分析、特征分析、模式分析、關系或原因分析、制度變遷分析、行為分析、績效分析等。另外，深入實際進行調查研究是我國農村經濟理論工作者的一貫傳統，在目前的研究成果中，調查分析、調研報告占有相當比重。同時，近些年來，在原來模式分析的基礎上，借用其它學科較為成熟的分析框架，在農村經濟研究中逐步引入了案例研究方法，雖然這方面的研究還不是很多，但卻昭示了實證研究傾向進一步強化的趨勢。

其次，農村經濟研究中的規范研究大都建立在實證研究基礎上。我國農村經濟研究除了實證研究這一主流方法外，也運用了規范研究方法。規范研究是探討經濟運行“應該是什么”的研究方法。這種方法主要依據一定的價值判斷，給出達到這種價值判斷的步驟。由于我國農村經濟正處在體制和結構轉軌時期，對今后的體制、制度及經濟運行與結構“應該是什么樣”的設計自然納入了理論工作者的研究范圍。但絕大多數規范研究是以實證研究為基礎的，幾乎所有的規范研究都是對農村經濟改革與發展趨勢實證研究成果的進一步理論提煉，從而使規范研究本身帶有濃厚的實證研究方法論色彩。

二、實證研究方法成為我國農村經濟研究主流方法的原因分析

（一）理論原因：西方經濟學實證研究方法傳統的復歸

以1776年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出版為標志誕生的西方經濟學古典理論，從誕生之日起就具有明顯的實證研究方法論傳統。以亞當·斯密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家們，以現實世界中大量的經驗事實為根據，采用經驗描述的方法，探尋事實的本質及各種事實之間的聯系，并進而得出也同樣屬于經驗性的結論和規律。盡管古典經濟學家們在研究中也運用抽象演繹的研究方法，試圖探尋錯綜復雜的經濟世界各種事實與現象的具有抽象和一般意義的共性本質，但這種研究方法不僅不能增強經濟學對現實世界的解釋力，反而成了經濟學家們建立各自理論體系的根據，最終也未能取得主流地位。以馬歇爾等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繼承了舊古典經濟學實證研究的方法論傳統。然而，新古典經濟學之后并一度成為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新古典綜合理論，并沒有繼承古典經濟學的實證研究傳統，而是在研究中借用了大量的數學方法，使西方經濟學呈現出明顯的數量化特征，但同時也使經濟學與現實經濟世界相去甚遠。隨著實踐的發展以及因新古典綜合理論與現實的脫節而導致的理論“貧乏”，諸多所謂非主流經濟學，如比較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供給學派等，紛紛涌現出來。這些經濟學分支或學派，雖然理論內容各不相同，但其基本理論都建立在經驗事實的基礎上，對以前經濟理論脫離現實的理論假設、研究范式進行了修正，使經濟學研究又回到現實世界中來，復歸了實證研究的傳統。我國農村經濟研究也越來越受到西方經濟學理論和研究方法的影響，其實證研究方法傳統及其復歸，對我國農村經濟研究產生了重要影響，并成為我國農村經濟研究的方法論基礎。

（二）現實原因：我國農村經濟改革發展的艱巨性和復雜性

改革以來，我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及經濟發展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改革仍表現出很大的不徹底性，許多方面的改革還有待深化。與此同時，農村經濟發展也因改革的滯后及原有制約因素遲遲得不到化解而進展緩慢。從總體上看，我國農村經濟改革與發展正處在向縱深推進階段，并具有很大的艱巨性和復雜性，主要體現在：（1）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任務仍很艱巨。土地制度改革還不深入，尤其是土地市場流轉機制和制度還有待于探索和建立；農業經營組織制度還有待于創新和完善；農業行政管理體制、投資體制、科技體制等還有待于進一步改革；農村市場經濟體制還有待于進一步健全和完善等等。尤其隨著改革的向縱深推進，各種問題和矛盾交織在一起，強化了改革的艱巨性和復雜性。（2）“摸著石頭過河”的漸進式改革，鼓勵并允許對多種改革方式和途徑進行探索，從而在改革過程中出現了許多前所未有的新生事物。這一方面激發了改革的活力，另一方面也會因對這些新生事物進行不斷甄別而增加了改革的復雜性。（3）在改革發展的縱深推進階段，既要避免改革的負面影響，又要把改革化作發展動力，在改革中謀發展，“魚和熊掌兼得“，這本身就是極其艱巨的。（4）隨著改革發展向縱深推進，所浮現出來的諸如地區發展不平衡、收入差距拉大、不公平競爭等問題日益嚴重。這些問題的出現及其解決也增加了改革發展的艱巨性與復雜性。我國廣大農村經濟理論和實踐工作者，對這種艱巨性、復雜性有著深刻的認識，因而把探尋改革發展中的“經驗事實”的本質及其內在的規律作為研究重點，在此背景下，其研究方法必然表現出向實證研究方法的傾斜。

三、幾點思考

篇4

1引言

國民經濟是指一個國家社會經濟活動的總稱，是由互相聯系、互相影響的經濟環節、經濟層次、經濟部門和經濟地區構成的。國民經濟這一概念突出強調經濟的整體性和聯系性。

中國宏觀經濟計量模型以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經濟為對象，應用現代經濟計量學方法，分析探討1978-2005年期間中國國民經濟運行和宏觀經濟活動。在此基礎上分析政府支出對國內生產總值的影響，進而由國內生產總值影響居民消費與社會投資，因而政府支出對國內生產總值起到直接的影響而對居民消費、社會投資則起到間接的影響。

政府支出規模隨經濟的增長而擴張。我國的GDP近年來處于持續高速增長的階段，就2005年而言，全年國內生產總值達到182321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上年增長9.9％，屬于“高增長階段”。根據“瓦格納法則”，當國民收入增長時，政府支出規模會以更大比例增長；與此同時，R•A•馬斯格雷夫認為隨著經濟發展階段的演進，政府支出的規模逐漸增長。因此，本文想探討一下在未來的時間里，政府支出的變化對于國內生產總值、社會投資、居民消費的影響。

2模型設計

2．1模型結構

建立一個能反映農村政府消費支出水平與國內生產總值、投資、居民消費之間關系的計量經濟學聯立方程模型，文章共選取了3個內生變量，2個滯后內生變量和1個外生變量。

2．2模型的變量說明

（1）內生變量

Ct-居民消費；單位：億元

I-社會投資支出；單位：億元

Y-國內生產總值

（2）外生變量

G-政府消費支出；單位：億元

(3)滯后內生變量

Y(-1)國內生產總值上一年的值；單位：億元

Y(-2)國內生產總值上上年的值；單位：億元

2．3模型結構方程式

Ct=a+b*Y(-1)+U1（1）

I=c+d*Y(-1)+e*Y(-2)+U2（2）

Y=Ct+I+G（3）

方程（1）反映的是居民消費水平的影響因素，與上年度的國內生產生產總值相關。

方程（2）反映了社會投資與上年度國內生產總值、上上年度國內生產總值相關。

方程（3）反映了國內生產總值與居民消費、社會投資、政府消費相關。

3模型的參數估計及檢

3．1數據來源

本模型參數估計采用時間序列數據，數據均來自2006年《中國統計年鑒》，樣本區間為1991~2005年。數據處理與模型計算采用的是Excel2003和Eviews3.1軟件。

3模型檢驗

本模型估計出來的參數所反映的經濟意義與經濟理論與實踐相符；在0.05顯著性水平下本模型各方程均能通過F檢驗，所以模型具有顯著性；各方程的擬合優度均大于0.94，表明模型的可信度較高；估計參數在0.05顯著性水平下基本能夠通過t檢驗，參數具有顯著性。上述結論表明，本模型的參數估計結果在經濟意義和統計意義上均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4歷史模擬和事后預測

4．1歷史模擬

為了檢驗模型用于模擬分析的可靠性，本文運用上述模型對樣本期數據進行模擬，并進行事后預測，通過計算內生變量1991~2005年模擬值與實際值的相對誤差來考察模型的預測能力。計算結果見表2。表2結果顯示，本模型變量模擬值與實際值的相對誤差絕大部分均小于5%，其中Ct的模擬效果最好，模擬值與實際值的相對誤差全部小于3%；Y的模擬效果也較好，除了2004年模擬值與實際值的相對誤差為14.935%外，其余模擬值與實際值的相對誤差幾乎全部小于5%；I的模擬效果其中幾個年份稍微差了一點，如獲至1997年、1998年、1999年、2000年、2004年的模擬值與實際值的相對誤差相對偏高了一點，但是最近幾年它的模擬效果還不錯。這表明由隨機方程式解釋的內生變量的相對誤差較低，該模型對歷史的整體擬合效果較好，用于外推模擬分析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4．2事后預測

以下預測未來10年，政府支出以5%的增長率增長對國內生產總值、消費和投資的影響。

參考文獻

［1］李子奈，葉阿忠．高等計量經濟學［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0．

篇5

新的經濟觀。在傳統工業經濟的各要素中，資本在循環，勞動力在循環，而唯獨自然資源沒有形成循環。循環經濟觀要求運用生態學規律，而不是僅僅沿用19世紀以來機械工程學的規律來指導經濟活動。不僅要考慮工程承載能力，還要考慮生態承載能力。在生態系統中，經濟活動超過資源承載能力的循環是惡性循環，會造成生態系統退化；只有在資源承載能力之內的良性循環，才能使生態系統平衡地發展。

篇6

織物的地位于公元5世紀左右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也就是當以“均田法”之名而著稱的土地制度建立時，將它們納入到一種直到那時尚僅僅由糧食和貸幣組成的財稅收入的范疇中。我們沒有必要在此于有關確定使“糧民”獲得可耕地的程序問題上過分耽擱了，同時也無須在需要知道這些條例在何種程度上可以被確實落實的棘手問題上長篇大論了。反之，最重要的卻是要強調從此之后被接受交納第三種稅(調)的布帛那幾近于貨幣的地位，這里確實是指生絲綢帛，但同樣也有諸如線麻和芝麻那樣的粗纖維織物。除了暫時分配給農民的谷物田(露田)之外，他們還會分到種植紡織原料的田，根據地區不同而分別稱作“桑田”或“麻田”，它們形成了“永業田”。養蠶業當時在比當代要遼闊得多的土地上實施，因為它明顯能大大升值。線麻和苧麻的較粗纖維僅僅在那些已證明無法生產絲綢的地區才做為替代品而被接受。用已被接受的織物來納稅，同樣也獲得了官方事實上的承認，它們從此之后被確定了一種法定的價格。在家庭基本經營內部，種植糧食作物、紡織纖維和織物生產的結合，使中世紀的中國農民變成了“農民一手工業者”，這與西方社會所熟悉的農民一牧民則大相徑庭。但我還必須指出，當時是植樹才使農民的所有權合法化了。其它某些目前則很難提供明確答案的問題，則涉及到了中世紀農村社會內部的性別地位問題。一方面，如果大家還記得養蠶女工在其中嬉戲的野生桑林與耕田距離較遠的話，那么在耕田中種植桑樹的新技術則將養蠶業與谷物種植業更為密切地聯系起來了，可能有助于將女子們置于一種更為直接的社會控制之下。此外，大家于上文已經看到，與紡織業有關的生產活動在古代就已經變成了在性別間進行勞動分工的對象，它們被人深信不疑地視為女性勞動。這就導致女子們獲得了對男子們的某種經濟平等地位，她們在一種布匹幾乎具有貨幣地位的經濟中成了織物獨有的生產者。

中世紀的中國人絕非是對棉花一無所知，他們可能從漢代起，在后來成為絲綢之路的道路沿途進行開拓的第一階段時，就已經發現了棉花。他們后來利用赴佛教圣地方向朝山進香的機會，與南亞和東南亞的關系日趨密切起來時，又在這些地區重新發現了棉花。由于經常往來于唐朝那國際性大都市的大客商以及在東南港口的胡族駱駝隊商人販運的貨物，棉織品傳到了中國。這些布匹織物被視為具有異國情調的珍異物，可以達到很高的價格。但在仍是高質量的絲綢大批流向西方的時代，這些布絕不會引起消費者們的注意。早在晚唐，棉花這種作物就已在福建省被引種成功，但棉織品的首次風靡只能斷代為宋元兩朝。當時生絲的生產和絲綢的制造又縮退到了某些地區，而這些地區在這段時間內又變成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動力。

由棉逐漸取代麻的過程首先應被重新置于一種廣泛的經濟和體制的背景中。正如陳鐘毅和趙同于其《中國棉業史》中所指出的那樣，麻被取代的過程大致開始于北宋時代，當時的中國人口首次突破l億大關，而進入了一個人口增長達幾個百分點的階段。考慮到人均耕地擁有量的減少，但由于引入占婆早熟品種的水稻以及推廣雙季稻，糧食產量不斷增加。這樣一來，農民們便被迫用很大比重的耕田種植谷物以及他們更喜歡的油麻品種。相反，其用途僅限于生產纖維的苧麻卻開始衰落。因此，從麻向棉(一種直到當時始終在荒蕪得難以改良的沙土地上種植的植物)的過渡。在早期的一段時間內，可以使人收回部分麻田，并且將之改造為糧田。因此，對于一個已經是人口集密的農民階級來說，棉花的種植從此之后將代表著一次實施收益要大得多的商品農業的機會，因為在同樣的土地面積上，棉田收獲的棉花纖維數量要明顯高于麻田所提供的纖維量。最后，棉花的種植可以使人不必去憂患麻田所特有的那些生態條件的限制。因為在漚麻勞作時，泡制麻桿則必須在炎熱的氣候中進行，同時還必須擁有活水。由此而產生了移植棉花的頗有意義的可能性。做為一種當年生植物，棉花適應了北方比較干旱的地區。

這種或然性在許多方面都是新穎的，明顯受到了出自近期演變的啟發。在這種演變之中，經濟作物(首先是棉花)是一種將重點放在糧食自足上的農業政策的首當其沖的受害者。這種比較不會使研究當代農業問題的經濟專家們感到驚訝。但它也只能不深不透地解釋這種形勢的復雜性，因為它似乎是低估了與農具有關的各種技術狀況。棉花在中國社會中獲得成功的緩慢程度，確實應與涉及到加工紡織纖維而使用的“土工具”的落后程度有關。兩種操作技巧顯得特別棘手：脫棉籽殼和紡紗。因棉纖維要比中國女子(由她們完成主要任務)所習慣的那種纖維短得多。意味深長的是，我們發現了加工棉花工藝的兩條主要傳播渠道：“南路”自東南亞起，經云南和海南島；“西路”則取道于河西走廊。由于棉花傳播的重要時代恰恰相當于元朝由蒙古人入主中原的時代，所以也由此而引起了一系列的工藝借鑒問題。在這樣的背景下，由一名女子黃道婆在長江三角洲地區傳播棉花加工工藝的“神話”傳說，可以被視為由賜婚于當地內附政權的漢公主在西域和吐蕃傳播絲綢以及與繅絲織錦的故事記述(無疑也是神話般的)之對襯。有關黃道婆的故事，在傳播一種“外來”工藝方面很明確，她是種植和紡織棉花的倡導者，可能是從海南島黎族那里學到其技術的。黎族是一個接近于東南亞的“南島人”的土著集團。

然而，我們應該指出，與蠶絲和線麻的加工相反，對棉花纖維的加工僅僅需要有一種輕巧的工具，而當時的紡麻則是以紡車來完成的，甚至有時要裝上葉輪并以水力傳動。經濟史學家吳承明津津樂道地將這種方法比定為工業化之前的機械化的初始。彈棉花纖維時使用的器械相反卻要簡單得多，一般僅由一人操縱。軋棉機主要是由兩根木輥子或鐵輥子組成，安裝在一個木框中，其中的一個輥子固定而另一個則要由一根手柄轉動，專門彈棉花纖維的弓子之末端是一根裝在木架上的具有彈性的木桿，甚至還固定在操縱者背部的腰帶上。帶有一根或兩根軸的紡車以腳踏而傳動，窄織布機則分別帶有或者根本沒有梭子。此時，頗有意義的是，我們甚至可以說這些器械在數世紀期間從未發生過變化。與這些機器頗為相近似的模型被雕刻在做為已斷代為自元至明的多部農技論著的插圖中了。這些設備一直使用到20世紀中葉。雖然棉織品的生產是一種要比做為養蠶或種麻業之特征發達得多的勞動社會分工化的對象，但我們也只能說它僅有很少的專業特征。相反，在紡紗方面，生產率確實很低。吳承明估計，平均需要4天的勞動才可以紡織一匹約3平方米左右的標準布匹，平均需要結成一組的兩個男工(或女工)一整天的勞動。布匹的后整理(染布和縮絨)只運用于上乘質量的棉紡品，形成了一種“工業”勞動，于此當然是使用了該詞的現代之前的意義。這兩種最后的工序一般都是在城市中由專業工人在動用資本的專業化作坊中完成的，特別是由用來采購縮絨的巨石的資金，這些巨石的重量可以多達兩噸并代表著一種真正的投資。

有關加工棉花的手工業之地理分布的研究，導致我們更傾向于注意另外一種真正是社會制度的因素，它們似乎未引起上述作家們的注意。由我根據吳承明輯錄的各種記述而復原的那些地圖清楚地說明：一方面是優質棉織品的生產集中到了少數地區，另一方面是絲綢和棉織品的生產中心之間的互補性。這種專業分工絕非是偶然的結果，也不是自主經濟機制的產物，而完全是出自于對“調”(布帛稅)的分配。正如崔瑞德(D.Twitchett)曾指出的那樣，生絲和絲綢的生產地域從唐代后半葉起就開始收縮，最終集中到了“江南”以及某些得天獨厚的地區，諸如成都(四川)盆地和廣東(珠江)三角洲等地。我們由此便可以得出結論認為，大部分省份從此之后就只能生產“劣質”的紗或布了，無論是指絲線還是麻布都一樣。明初的稅制改革沉重地打擊了蘇州和松江諸府，因為這些府曾因在中國東南要寒支持朱元璋的主要對手張士誠而獲罪。由于這一事實，松江地區植棉業的發展，被普遍地與該府的沉重稅務負擔聯系起來了，或者至少是與允許將部分稅收改用棉花交納的做法聯系起來了。明朝政府一舉賦予了這種紡織纖維一種與絲綢并駕齊驅的地位。

我下面的看法將涉及到棉織品所獲得的成功，它做為一種擺脫了在高貴紡織品絲綢與僅供窮人使用的由麻或苧麻紡織成的布匹之間平分天下的織物。眾所周知，粗棉布特別受到農民的喜愛，尤其是在夏季悶熱而潮濕時更以其輕薄而受青睞，在冬季嚴寒時又以其保暖性而倍受鐘情；它們以其莫列頓雙面絨呢(Mole—tonne)服裝的形式出現，既比傳統的褐布(毛織布)舒適便利，又比皮襖價格便宜。同時，細棉布的出現可能形成了絲綢的一種取代物，原則上嚴格地供上層階級的成員享用。然而，我們饒有興味地針對這一問題而指出，中國在很長時間以來就奠定了其絲綢手工業和瓷器的優勢，這是該國維持著幾乎是一種壟斷性的出口產品，其生產程序(至少在瓷器問題上是這樣的)始終嚴加保密。中國人在18世紀期間已開始發展出口“印花棉布”(細棉布，原產印度，在中國則一般均以“南京花布”之名而著稱)，以至于中國工匠于1780年左右缺乏原料，而廣州的商人便通過西方貿易公司(特別是英國東印度公司)，而開始進口數額巨大的印度纖維和紗。

此時棉花這種作物遠非僅供應地方市場并向農民提供現款的經濟作物。雖然繼19世紀的歷史大轉折時代之后，棉花在很大的一部分國土上變得很普遍了，加工棉花的勞動可能會確保五分之二的家庭獲得額外收入，其纖維可以為大部分平民提供衣著。但卻存在著一種地理性的專業化生產，同時在或致力于種植或從事紡紗織布的兩種地區之間形成了一種明顯差別。大家都會發現，在相同面積的土地上，植棉能確保一種比種植糧食作物高數倍的收入。棉花最早種植于包括長江三角洲不適宜種植水稻的沙土高地的地區，其種植區沿一個圓形弓帶延伸，從京城地區北京一直延伸到中原的東北端、山東與河南省，甚至還到達長江的中游(武昌盆地、江西省北部與湖南)。于此同時，來自西域的棉花逐漸地征服了中國西北邊睡的綠洲，特別是黃河河套與鄂爾多斯地區。

如果大家參閱吳承明的復原，那么加工棉花的手工作坊于清代則形成了帝國經濟經營業務的第2個分支，面對當時只占國內貨幣收入7％的養蠶業來說，相差甚遠。這位作家認為，在前夕，棉布的總產量已增至3．15億匹布，也就是說每個居民占約3/4匹布。然而，當養蠶業成為一種主要是轉向市場的生產行業時，與棉花的生產和加工有關的業務卻首先在于滿足個人的需要。大部分農民都保存其皮棉以用于縫制粗布衣。加工棉花棗去籽脫皮和彈花一般都是由流動勞工就地完成的。他們攜帶其工具于秋收后前去上門服務。紡紗以及有時還可能包括織布在內的勞動，同樣也于村莊中就地完成，它們在那里占用了部分女性勞動力。各種年齡的人混雜在一起，甚至包括幼童。當地利用窄織機織布，所生產的3/4的棉紗都供當地農民消費，大部分農民都不利用其土布經商，而僅僅是出售他們多余的皮棉或以棉套或棉線的形式出售。這第2種選擇仍然是首先涉及到居住在由吳承明的論著中統計到的l0個主要織布中心之一周圍的家庭。對于以布的形式而獲得的產品，唯有質量上乘的棉布才得以躋身于國家級市場。它只代表尚不及全部產品半數的數量，也就是說可能有1．5億匹布出自江南織造廠，那里的松江、常熟和無錫的三大中心(圍繞著本身卻在致力于絲綢生產的蘇州)形成了豪華手工業企業的一條帶狀地區。在中國民族經濟的軸心之一，以及與世界經濟建立了直接聯系的極少數地區之一蘇州，集中了漿布車間，當時的主要紡織品批發商均居住在那里。我們還將指出，所有這些城市均位于最古老的單一棉花種植區附近。在吳承明著作中已經考證清楚的其它7個中心，則分布在最新發展的棉花種植區之間。它們在當時只具有一種區域性的意義。然而，那里存在著來自北方和中原地區棉紗的大量流通，其最終目的地是由南方沿海諳省組成的，那里本來都不適宜種植棉花，但卻擁有紡織勞動的大量熟練勞力，其經濟越來越轉向世界市場。從18世紀末開始，廣州地區便開始擺脫國內的流通渠道而儲備(可能是很便宜地)進口的印度棉花，它們是由與英國東印度公司有聯系并從事“從印度到印度”的貿易船舶運載而來的。總而言之，我們的這位作家始終認為，在之前的數十年間，與棉花有關的交易始終占有對外巨額貿易1/2的份額，這與絲綢和茶葉相比較，則處于遙遙領先的地位。

篇7

一、國際貨幣臺作的原因：市場溢出和政策溢出

如果我們承認全球化導致各國在貨幣經濟領域的相互聯系和相互影響日益加深，那么一國資本市場的異常波動就可能影響和波及國際資本市場，而國際資本市場危機也可能無法充分隔疫而困擾國內資本市場，這通常被稱為市場的“溢出”和“溢入”（MarketSPill－over）。一國貨幣政策也既可能傳遞到也可能受制于它國的貨幣政策，這通常被稱為政策的溢出和溢入（PolicySpill－over）。顯然市場或政策溢出及相關命題都僅對開放經濟體才有意義。鑒于對全球資本市場和對國際貨幣體系的管轄權的歸屬模糊不清，人們試圖通過國際貨幣合作來降低上述溢出效應。

基于“貨幣政策溢出”的國際貨幣合作理論的代表人物有庫珀等。經濟全球化的加深導致只有小型開放經濟才可以基本不考慮政策的溢出效應，而大國在制訂貨幣金融政策時，就不能不事先考慮相互間的政策溢出并進行政策協調。一般認為，政策溢出效應主要通過貿易渠道和資本流動渠道傳遞。以貿易渠道為例，一國緊縮性貨幣政策可能導致進口需求的下降，而其政策溢出則給予其主要貿易伙伴一個外源性需求緊縮；以資本流動渠道為例，一國緊縮性貨幣政策意味著本幣利率上升，而政策溢出則導致向這個國家的資本流動，他國因資本外流而有意外緊縮。庫珀的大致結論是：在開放經濟下如果不考慮貨幣合作，則一國政策效能將大為削弱。此后庫里，列文和維達里斯等（1987）研究了近年浮動匯率制發展歷程后指出，各國力圖確保它們宏觀政策的獨立性可能對世界經濟具有破壞性，溢出效應的存在說明各國可以通過國際貨幣合作來分享合作體系帶來福利增進。富蘭克爾的基本思路是：所謂政策溢出，是指在經濟相互依存不斷加深時，一國的政策行為將影響別國的福利函數，而它國的政策行為同樣將影響本國福利函數的達成，因此各國彼此割裂和相互沖突的貨幣政策是不可取的，必須通過貨幣合作降低整體福利損失，富蘭克爾尤其主張以建立起較大的貨幣區（CurrencyBloc）來作為國際貨幣合作的手段。

基于“資本市場溢出”的國際貨幣合作理論的代表人物歸功于蒙代爾，他分別討論了在固定匯率制和浮動匯率制下，資本流動帶來的溢出效應，以及一國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搭配問題。目前基于市場溢出的貨幣政策合作大致有以下幾種思路：一是主張國際貨幣合作可以降低市場和匯率的不確定性，即浮動匯率制在確保了各國貨幣政策獨立性的同時，并不能完全隔疫資本市場的溢出效應，其頻繁波動反過來將削弱各國貨幣政策的效能，各國讓渡部分貨幣進行合作可以降低外匯市場和匯率的不確定性，并最終使貨幣合作參與者受益；二是主張國際貨幣合作應該有恰當的水平和方式。S．漢和C．瑞因哈特等認為，估計在1992年時，1．7個百分點的利率差才會因溢出效應而引起貨幣市場間的波動，而現在0．7個百分點的利率差即可達到類似效果，甚至股票市場等其它資本市場的溢出效應也在增加，因此各國必須在會計準則、銀行監管、信息披露等方面進行適當的國際貨幣合作。可見，各國產生在貨幣領域進行合作的初衷，就在于通過貨幣合作降低政策或市場的溢出效應，并改善本國貨幣政策的效能及資本市場的穩健性。

二、國際貨幣合作的霸權穩定論

基于霸權穩定結構的貨幣合作理論的始作傭者可能是金德爾伯格（P．C．Kindleberger），霸權穩定論（HegemonicStabilityTheory）并非由金氏提出，而是另一位學者克歐亨尼（R．Keohane）提出的，但金德爾伯格首先將其運用到國際貨幣合作領域。在其《1929－1939世界性經濟蕭條》一書中，金氏認為在國際貨幣領域需要一個霸主以杜絕政策或市場溢出效應，霸主的作用不僅僅局限于充當發行世界貨幣和充當全球最后貸款人角色，也應為國際貨幣體系的穩定發揮作用。但除了霸主和附從者之間以霸權穩定結構維持國際貨幣秩序之外，金氏甚至否認其他形式的國際貨幣合作的有效性。1973年正是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之際，但金德爾伯格仍然堅稱霸權穩定結構是唯一途徑，實在具有諷刺意義。此后，克拉斯納（S．Krasner）和吉爾芬（R．Gilpin）等對霸權穩定論進行了發展。一般來說，霸權穩定結構必須滿足下列條件：1、關鍵國具有足夠的經濟規模，在國際經濟關系中居于主導地位；2、他國相對于關鍵國地位的明顯遜色和對關鍵國地位的不言自明的普遍默示；3、體系創立伊始關鍵國通貨穩定，且附從國認為其自身貨幣政策相對于關鍵國貨幣政策的從屬性和被動性未對自身利益構成威脅；4、霸權體系內的成員存在一定水平的經濟發展趨同性。而霸權合作體系則具有一下特點：1、霸權體系的貨幣合作體現為霸主決定霸權體系的貨幣政策，其他附從國認同和接受，一旦默示的接受性受到懷疑，霸權結構就從穩定向非穩蛻變；2、霸權體系的貨幣合作通過制度予以維持和協調；3、霸權必須能夠產生類似“公共產品”的收益以抵補附從國犧牲貨幣政策獨立性的成本，當霸權穩定結構的合作收益趨于枯竭時，該體系就將崩潰。

金德爾伯格等提出的霸權穩定結構的缺陷是顯而易見的，克歐亨尼隨后提出了后霸權合作論。最早運用霸權穩定結構一詞的克歐亨尼在其《霸權衰落之后：世界政治經濟中的合作與傾軋》中指出：“霸權性合作并不構成唯一可能的合作方式”，“霸權后合作也是可能的”，他指出后霸權穩定結構（Post－HegemonicStabilityTheory）的特征是：1、從邏輯上看，霸權不是寡頭合作體系中出現貨幣合作的必要條件，而后霸權體系則是大國間的寡頭合作博弈過程，大國間“可以自己提供集體利益”；2、不管是否屬于霸權性質，國際體系所依賴的是共同的或互補的利益關系，頻繁的政策和市場溢出將促使貨幣合作的規模和程度更深更廣，盡管著重寡頭合作的信譽是可質疑的；3、霸權體制本身具有慣性，霸權的衰落并不意味著合作體系的消亡，但體系中霸主將受到寡頭的挑戰，從而導致霸權穩定結構向后霸權合作體系漸變。此后庫納（R．Copper）、艾治格林（B．Eichengreen）等一起發展了后霸權合作理論。他們將國家分為兩類，一類是小型開放經濟體，對于它們，其參與國際貨幣合作的可能選擇只有兩種對角選擇（TwoCornerSolu－tions），要么保持徹底的浮動匯率制度，要么通過釘住單一貨幣或貨幣局制度（CurrencyBoardSystem）固定其匯率。這也被形象地比喻為“暴風雨中的風葉”理論，一個國家的匯率安排就好象風葉一樣，在金融全球化的暴風雨中，除了將風葉和風車完全脫鉤，讓風葉隨風而轉之外，就只有把風葉和風車完全固定，讓風葉和風車靜止不動。另一類是大國經濟，對于它們，沒有一國在貨幣體系中處于支配地位，國際貨幣事務必須通過合作來解決。這潛在地反映了世界多極化的趨勢，此方面典型的例子是西方七國集團的政策合作體系。

從全球角度觀察，霸權和后霸權的貨幣合作模型可以用以下模型概括。如假定全球由n國組成，且各國均有自己的貨幣和中央銀行，并通過固定彼此之間的匯率建立貨幣體系，假定第n國的貨幣匯率為1，用Si表示i國貨幣相對于第n國貨幣的匯率，Fi是i國用本幣表示的外匯儲備變動，由于全球國際收支差額必為零，則有：S1F1＋S2F2十S3F3＋……Sn－1Fn-1十Fn＝0。為了維持該系統的相容性，第n國必須既不為其國際收支變動Fn規定獨立的目標，也不應干預市場，以試圖確定S1、S2、S3、Sn-1中的任何一個匯率，結果第n國的唯一選擇，就是采取“有益疏忽”政策，把Fn作為國際貨幣體系的“殘差”來決定。因此包含n國成員為了維持匯率和系統的相容性，其可能的路徑只有三種：第一種是后霸權合作體系。在n－1國選擇其對于第n種貨幣的匯率并自主國際收支時，第n國必須成為和體系中其他寡頭采取合作姿態的“無為的霸主”，放棄其國際收支和匯率政策的自主性；或者相反，第n國執行獨立的貨幣政策，而其余n－1因為維持對n國貨幣的穩定，它介1的國際收支和本幣供給被動地由n國的貨幣政策所決定，n國成為要求其余附從國服從霸主的“穩定的霸主”。第二種是霸權穩定結構，即在S1、S2、S3，Sn-1、Sn等被貨幣同盟所確定時，為維持系統相容，各國必須建立區域內的中央銀行，并授權它以統一的貨幣政策保證S1F1＋S2F2十S3F3＋……Sn－1Fn-1十Fn＝0的條件；或者至少在貨幣政策、匯率和國際收支方面進行非常密切的政策協調，這正是歐盟的德洛爾解法（Delors’SApproach）。第三種，為n國引入第n＋1個約束變量，即“外部駐錨”（ExternalArchor），這樣n－1個匯率和外部駐錨的價格是外生的，第n種貨幣供給才可能成為內生，系統方才具有相容性。但既然全球是n國組成的，故已不可能引入第n＋1個約束變量，這種解法只有在n國是趨于貨幣同盟而不是全球貨幣聯盟時才可能存在。

三、國際貨幣臺作的博弈分析論

在國際貨幣合作分析中引入博弈論工具的代表人物是濱田宏一（Y．Hamada）等。從廣義上講，國際經濟政策協調在貨幣領域的表現，指“各國充分考慮國際經濟聯系，有意以互利的方式調整各自經濟政策”的過程，而國際貨幣合作則是政策協調在貨幣領域的表現，這一過程在協調范圍上有較大的可伸縮性，濱田定一（Y．Hamada，1985）用博弈論直觀地說明了兩國條件下的政策協調過程。下圖中，橫軸代表國1的政策工具I1；，越右表示國1相對貨幣政策越為寬松的財政政策；豎軸代表國2的政策工具I2，越上表示國2相對貨幣政策越為寬松的財政政策。{U*｝是國1的具有同等福利程度的無差異曲線的集合，即在每一條無差異曲線U*1；上各點的福利是相同的，但距離最佳福利點B*越遠的無差異曲線所表示的福利程度越低，即U*i＋1＜u*i；類似地，{U^i}表示國2具有同等福利點程度的無差異曲線的集合，B^表示國2的最佳福利點，并且在圖中依然有U^i＋1＜U^；成立。由圖可知，濱田宏一分析的依據是相對于一定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越寬松的國家越能獲益。

如果不存在政策溢出效應，則各國的無差異曲線可能是直線。在圖中，國1的無差異曲線（包括最佳福利點）表現為一系列垂線，而國2的無差異曲線（同樣也包括最佳福利點）表現為一系列水平線。這意味著兩國自己的政策不會造成對對方的影響，即每一國最優政策的選擇是獨立于別國最優政策的，各國不必考慮對方采取什么樣的政策就能夠制定自己的政策以達到最優福利安排。此時各國沒有必要展開國際貨幣合作。但現實中無政策溢出幾乎是不可想象的，經濟全球化程度越深，一國政策對別國福利的影響更加顯著，表現在圖上則是使兩國原本為直線的無差異曲線變為圍繞各自最佳福利點的橢圓形曲線。此時只有使兩國無差異曲線相切的貨幣政策才是有效的，在切點上的政策實現了帕累托最優。因為此時一國福利的改進必須以犧牲另一國福利為代價，這些切點構成的曲線如圖所示就是連接兩國最佳福利點的契約線B*B^。契約線上的點所代表的政策是國1國2協調的結果。故從博養論角度看，各國必須進行貨幣合作。

問題是，如果各國拒絕合作會導致什么樣的后果？先以國1為分析對象。如果缺乏合作，則對國1而言，國2的政策就是一個既定的函數，其造成的福利結果表現為一條條水平的無差異曲線U^i，由于政策的外部性的客觀存在，國1的無差異曲線呈橢圓形曲線。所以，對每一個U^i，國1必須選擇一種政策，使得自己的無差異曲線U*i；與水平線U^i相切，切點組成的軌跡構成直線R*，這就是不合作時國1的對策函數。類似地，對國2來說，國1的無差異曲線U*i為一組垂直線，國2為使本國福利最大化必使自己的政策所決定的無差異曲線在與U*i有接觸的前提下盡量接近本國的福利最佳點，也即是取與每條垂直的U*i相切的U^i，切點構成的直線R^就是不合作時國2的對策函數。博弈的最終結果是使兩國福利的取值在各自反映函數R*和地的交點N上達到穩定。N點是一個穩定的納什均衡點（NashPoint）。從圖一上我們看到，這一點所對應的政策是無效率的，它代表的福利比契約線上進行適當的國際貨幣合作所對應的任意一點都更遠離帕累托最優狀態。這說明，在存在政策溢出的前提下，進行國際貨幣合作將有助于改進參加協調國的福利。

四、國際貨幣合作的兩難：有效合作和逆效合作

除了霸權和后霸權貨幣合作理論、貨幣合作的博弈理論之外，還存在其他一些國際貨幣合作的理論流派，但國際貨幣合作并不總是有效的，有時反而是無效甚至逆效的。所謂有效的貨幣合作（ProductiveCooperation），是指成員們通過規則協調或隨機協調來參與貨幣合作時，貨幣合作的福利產出不僅可以抵銷各國所付出的貨幣政策獨立性部分喪失的成本，還可以完全或部分抵銷政策和市場溢出帶來的損失；所謂逆效的貨幣合作（Counter-ProductiveCooPeration），是指隨著國際經濟格局和貨幣秩序的變遷，貨幣合作的福利產出逐步下降，當下降到不足以抵補各國所付出的貨幣政策獨立性部分喪失的成本時，貨幣合作就成為逆效的，此時各國參與貨幣合作不僅沒有降低市場和政策的溢出性，反而還付出了貨幣政策獨立性受損的代價，結果合作不如不合作，原有國際貨幣合作的制度安排或隨機安排在慣性消失后崩潰。人們就不得不經常對貨幣合作作出評估，以判定其是有效的或逆效的。

基于成本收益法來判定貨幣合作屬于有效或逆效的代表人物是的歐迪茲（G．Oudiz）、J薩克斯（J．Sachs）和羅高天（K．Rogoff）等人。對國際貨幣合作可能帶來的收益并不表示樂觀。其開創性研究表明，1984－1986年間，美日德三大國從完全和充分的貨幣與財政政策協調中的獲益還不到GDP的1．5％。這樣的結果顯然并不能令政策協調的支持者滿意。而羅高夫則指出如果政府在貨幣合作過程中放松了對通貨膨脹型貨幣擴張的約束，那么國際貨幣合作不僅不能改進福利反而可能使參與國福利降低。在此基礎上，列文（P．Levine）＆居里（D．Currie1987）通過使用OECD互連模型的兩集團簡化版本研究了無信譽政策的不穩定性，指出不講信譽的政策容易導致過度通貨膨脹，從而使福利呈現不升反降的趨勢。

篇8

從短期看，雖然近年來中國經歷了1997年的東亞金融危機、1998年的抗洪斗爭以及近幾年來全球經濟不景氣等事件仍然保持了較高的增長速度，但與這些因素不同的是，SARS對整個國民經濟的影響更大，影響到了人們生活、學習、工作的各個層面，因此，它對經濟增長以及經濟發展的負面效應也更大。

在長期中，由于制度性因素的改變，這次沖擊對整個社會帶來的最深遠的影響應當是提升了經濟、政治改革以及醫療、社會保障體系等等制度改革的速度，為中國長期的經濟發展奠定穩定的制度基礎。雖然這場戰爭還沒有結束，但是對它給中國經濟帶來的沖擊以及暴露的轉軌時期各種制度問題，以及政府與企業在這一過程中采取的策略與措施進行分析，有利于我們思考和總結經驗，為進一步的改革指明方向。

二、SARS對國民經濟的短期影響

一個經濟體系的生產取決于基本的經濟要素：資本、勞動、自然資源、技術進步。SARS不是經濟內在的生產要素，從短期來看，它不影響生產要素的存量，但是疾病帶來的恐慌和為了防止預防疫情擴散采取的措施改變了人們的消費、投資、生產等行為，對國民經濟產生了影響。從這一點看，它與東亞金融危機相類似，都相當于經濟系統的外部沖擊。因此，我們對SARS短期影響的考察主要從兩個角度進行：一是通過它同東亞金融危機對國民經濟的影響的比較來說明SARS沖擊的嚴重性；二是從構成社會總需求的消費、投資、進出口貿易三個部分來分別考察SARS的經濟影響。通過比較和國民經濟構成的分析，可以較全面地認識SARS對國民經濟影響的方式和途徑。

（一）SARS沖擊與東亞金融危機對中國國民經濟影響的比較分析

1.兩者都是突發事件，并對國民經濟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東亞金融危機發生之前，東亞的經濟增長給整個世界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被稱為“東亞奇跡”。雖然在國際市場上，中國與東南亞國家之間都以低廉的勞動力成本著稱，但兩者的產品不同，再加上廣闊的市場需求，并沒有出現激烈的競爭。但東亞危機爆發并持續數月之后，東南亞貨幣紛紛貶值，使得對外依存度已經很高的中國面臨著很大的壓力。1998年國內有效需求不足，而外貿出口又受到東南亞國家的競爭，增幅陡降，帶來了企業生產經營困難、經濟效益下降等等一系列的問題。雖然中國頂住了人民幣貶值的壓力，采取一系列積極的財政政策，使1998年的經濟增長7.8％，但這不僅在數量上與1997年預計的8％以上的增長率還有距離，而且從增長的結構上看，國家財政的國債投資占了很大比重，而在現代經濟學里，政府的投資效率一直是個值得爭議的話題。因此，東亞金融危機在短期內對中國經濟造成了負的外部沖擊。

自從五六十年代的天花消失以后，中國一直沒有爆發過大面積、大規模的傳染性疾病，在衛生部公布的傳染疾病里也沒有SARS這種類型。從2002年11月第一例SARS患者在廣東河源被發現到2003年5月，這種病癥迅速由廣東傳到了北京，然后傳到了內蒙古、山西、湖北、江蘇、四川、河南等地，造成了全國性的影響，引起了人們的恐慌。最開始，醫生對這些病癥也沒有確診，雖然在2002年12月已經確認這是一種新的病毒造成的疾病，而且對其臨床特征有了初步的認識，但對它的危害、傳染性等等都一無所知。一直到今天，研究人員對SARS病毒仍然沒有完全認清，它的傳播途徑、傳染性、疫苗等等都需要進一步的研究。這種不確定性嚴重影響了人們的生活、學習和工作，它對國民經濟造成的損失現在還不能下結論，但北京大學經濟研究中心的海聞教授對此有個粗略的估計：受SARS影響，今年國內外旅游業的直接損失就高達1400億元，加上間接影響，對經濟的影響總額為2100億元。但如果把外國投資影響考慮進去——2003年4月舉行的廣交會出口成交只有33.12億美元，遠遠低于去年同期的168億美元，而且許多外商出于對安全的擔憂，紛紛考慮把制造業轉移到東南亞等勞動力成本也比較低廉的國家和地區，SARS對國民經濟的影響遠遠不止2100億。在對外貿易方面，SARS對貿易逆差的影響可能到五、六月份才能顯示出來，但國家信息中心預測部世經處副處長高輝清博士認為如果目前的SARS危機延續到七月，中國在這三個月期間的逆差將會是50億美元。

2.SARS對國民經濟影響比東亞金融危機更加深遠。

從性質上說，SARS沖擊不是經濟危機，更確切地說是一場導致經濟問題的危機，而東亞金融危機是一次純粹的經濟危機。性質的不同以及傳導機制的不同，導致了兩者對國民經濟的影響也完全不一樣。

在影響總需求的傳導機制上，由于資本帳戶沒有開放，因此，國外資本不能直接通過國內的資本市場影響人們的消費和投資，東亞金融危機主要是通過進出口貿易、外資流動而對總需求產生影響；與此不同，SARS對消費、投資、政府的消費、進出口貿易等等都產生了直接的沖擊。為了避免交叉性感染，人們盡可能不在人多的地方集聚，超市、旅游、餐飲、交通等行業都在這次沖擊中受到重創。以北京市為例，今年4月與去年同期比，北京接待海外游客人次下降59.9％；北京涉外飯店接待國內游客下降21.4％；北京旅行社業務出現萎縮，國際旅行社外聯組團游客下降76％；飯店出租率大幅下降。北京主要旅游景點游客明顯減少，其中20家主要旅游景點統計，國內外游客人次下降51.7％，營業收入下降49.6％。（注：資料來源：《光明日報》2003年5月16日。）

除了國內的消費，世界衛生組織還把中國許多發現SARS病情的地區列為疫區，建議不要到這些地區旅游、公務，這不僅影響了旅游業，而且SARS何時能結束的不確定性阻礙了國外資本的流入，一旦工廠不能按時開工，跨國公司的全球生產與經營戰略就會受到影響。

相比之下，東亞金融危機的危害要小得多。首先，它是通過進出口貿易以及外來投資渠道影響國民經濟的，采取一定的財政貨幣政策可以抵消其對國內經濟的影響，擴大內需彌補外部需求的不足；其次，中國資本帳戶不開放避免了投機資本炒作對資本市場沖擊，并通過資本市場的擴散效應，損害國內企業的融資渠道和融資成本，從而造成整個國民經濟的損失。因此，東亞金融危機對中國國內的產業并沒有造成實質性的損害，在國家實施一系列積極的財政政策以后，國民經濟仍然實現了高速的增長。

從發生的地域看，全國大部分省都發現了SARS患者或疑似病例。SARS對國民經濟的影響還表現為由于生產和經營不能正常進行，影響了國外投資者的投入和對外形象。SARS的重災區在4月之前是廣東，之后是北京。廣東是中國制造業的中心和產值最高的地區，對外聯系緊密，許多跨國企業都在這里設有工廠，生產電腦配件、設備、服裝、機電等等。由于SARS的影響，使得工廠不能正常開工，而且一旦工人感染SARS工廠將停產，就面臨無法及時供貨的風險，而這種風險的考慮可能導致海外客戶分散下單或者轉移采購地點，勞動力同樣低廉的東南亞或南美等國就可能成為它們選擇的對象——這對于依托比較優勢，促進經濟增長的中國經濟將造成嚴重損害。許多跨國企業的中國總部都設立在北京，不僅如此，作為中國的首都，北京還具有特殊的政治影響，很多外國使節和外國友人居住在這里，北京也是世界了解和評價中國的一面鏡子。5月初，摩托羅拉北京總部的一位職員感染SARS，擁有1600多名員工的北京總部暫時了停止工作。（注：資料來源于摩托羅拉（中國）公司主頁新聞，網址：http：//。）北京成為SARS的重災區不僅影響了當地的經濟，而且容易給國外投資者造成中國整體環境不安全的印象。

從已經產生的一些國際影響來看，由于SARS的發生與蔓延，原定于在中國舉行的國際會議紛紛取消或推遲，WHO建議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旅游者不要到中國旅游，截止5月20日共有124個國家對來自中國的旅游團或參加國際會議的代表團以及個人采取限制措施，其中有些國家甚至不準中國來的人入境（注：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外交部主頁通知，網址：http：//）——這些事件嚴重損害了中國在國外投資者、旅游者以及進出口商心目中的形象。而與此相反，東亞金融危機中，中國承諾人民幣不貶值，受到世界各國的高度評價，這對增強投資者的信心，吸引外資和促進對外貿易等方面都發揮不可估量的作用。綜上所述，盡管SARS風暴仍在繼續，但它對消費、吸引外資、進出口貿易、國家形象等等方面的影響都要遠遠大于東亞金融危機。

（二）SARS對總需求的影響

從今年春天開始，蔓延中國二十幾個省市自治區的“非典”疫情成了人們最關注的話題，并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有關地區的經濟發展。2003年第一季度中國經濟增長率高達9.9％，人們曾經預計今年中國經濟增長率可以高達7.5％以上。鑒于SARS流行，今年四月下旬，世界銀行把中國經濟增長率向下調了0.2個百分點。有些經濟學家指出，SARS對中國經濟增長影響有限，現在中國人暫時不愿出門，但只要潛在購買力還在，他們對未來收入的預期還在，如果他們想買汽車或房子，完全可以等到SARS風暴過去再實現，雖然消費行為延遲，只要供給方面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中國經濟整體還是健康的。

我們認為這種說法不完全準確，需要分析。一般來說，國民經濟總量的衡量指標通常采用國內生產總值（GDP）和國民生產總值（GNP），這兩者都是流量概念，統計的是一年之內一個經濟社會生產的產品和服務的增加值，如果消費的速度加快，那么企業的生產經營也就跟著加快，于是按照年度統計的國民經濟指標值就會大大增加。SARS對國民經濟的影響從消費和生產兩個途徑得到了強化，從而減少了當年的經濟活動，因此，從這個角度考慮，SARS給國民經濟造成的負面影響不容忽視。

雖然全國，特別是北京的疫情已經逐漸減弱，感染人數、確診人數和疑似人數都有下降的趨勢，但SARS仍然沒有得到徹底的解決，最重要的諸如：這究竟是什么病毒？它的構成怎樣？有哪些傳播渠道？有沒有可以治療的途徑？這些最基本的問題仍然不清楚，SARS就無法得到真正有效的控制，它對中國經濟的負面影響仍然在繼續增加。

從一個較長的時期來看，不是所有的消費都可以通過延遲來彌補（比如黃金假日“五一”）。因此，旅游及相關產業的損失已經是實實在在存在的。對于生產與消費同時進行的餐飲等行業更是如此，以北京為例，資料顯示：北京餐飲業四月份實現零售額8.3億元人民幣，比去年同月下降4個百分點，與一季度相比，增幅回落近40個百分點。在貿易以及投資領域，海外客戶分散下單或者轉移采購地點造成的損失不能通過以后投資的增加加以彌補；由于以上分析的消費方面的原因，國內企業投資需求的減少也不能完全通過事后投資的增加來彌補。再考慮到投資具有的乘數效應，SARS對國民經濟的影響是不容忽視。

三、SARS沖擊的長期經濟社會影響

（一）信息不對稱與管理體制的變革

對信息不完全和不對稱問題的研究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經濟學取得的最重大的進展之一。信息不完全包括了不確定性和風險，后者可以通過保險或多樣化轉移或分散，而不確定性卻無法消除和轉嫁。信息不對稱則是由于經濟參與人之間擁有的信息量不對等而造成的決策失誤、生產無效率等等問題。在這場危機中，促進信息交流，提高政府決策透明性對增強政府政策效果、降低決策成本等帶來的好處卻是通過生命的代價和試錯法得到的。

從現有的資料來看，北京最早的SARS病例是在3月初由外地輸入，在此之前，在廣東已經有數十名醫護人員在治療患者的過程中染上了SARS，已經有患者死亡。廣東的醫生也對這種病的癥狀和一些臨床經驗進行了總結。但是由于一些原因造成信息不暢通，北京醫院的一線醫護人員不知道對于這種傳染性極強的病需要采取特別的防護措施，在接診SARS及非SARS患者的過程中，很多護士和醫生與之前的廣東同行一樣不幸染上了這種致命的疾病。沒有人提醒他們，更沒有人提醒北京的市民，SARS來了！

在以前計劃體制下，完全按照條條塊塊管理，各地區之間、部門之間不互相交流，對于問題則是以中央或上級的文件為依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雖然打破了這種教條主義，但是地區之間、地區的部門之間有效及時的研究合作交流渠道的建立仍然需要一個比較長的過程，——在廣東發現了很多例SARS患者的臨床特征不屬于衛生部列舉的傳染病之列，但是在沒有正式公布之前，對這種病的認識也只能局限于廣東，與其他兄弟省份的醫院、研究機構之間缺乏及時的交流的渠道。在制度轉型形成的灰色地帶里，信息的不對稱造成了本來可以避免的犧牲和危機的擴大。

在政策的實施上，最開始對這種不知名的疾病，為了盡量不引起社會的恐慌，維護社會穩定，基本的政策是盡可能地減小SARS消息帶來的負面影響。但是，在知道了SARS引起的后果后如果仍然沒有權威的說法，人們更容易相信各種各樣的小道消息，各自采取措施來實行自我保護，從而加劇了恐慌，比如最早在2002年底在廣東產生的搶購白醋、搶購板藍根等的風潮，以及后來出現的各種各樣的治療SARS的偏方等等。

與疫情初期相比，4月下旬以后中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積極措施：加入SARS研究的世界開放實驗室，共享國際資源；爭取世界衛生組織（WHO）在技術、人員等方面的援助；通過報紙、廣播、電視、互聯網等等媒體，及時公布各個地區SARS疑似人數、確診人數以及由疑似轉為確診人數等信息，以及世界各國有關SARS研究的最新進展——信息不對稱分布的改變不僅贏得了國家社會的援助，有助于改變由SARS帶來的中國在國外消費者和投資者心中的形象損失，而且大大降低了國內社會對不確定性本身的恐懼。地區之間、部門之間的信息交流的重要性在這次沖擊中也得到了充分的體現。由此看來，SARS沖擊帶來的制度性影響是促進了整個政府管理體制以及衛生管理體制的變革，向一種更加透明、信息反應更加及時的制度轉變。

（二）增長與發展的選擇

在增長和發展的關系上，幾乎所有的經濟學家都承認經濟增長并不完全等同于經濟發展。經濟發展的指標除了經濟增長之外，還要包括人均壽命、教育水平、醫療衛生水平、居住環境等等。但是在實踐中，幾乎所有的發展中國家都把經濟增長等同于發展的位置上。

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我們的人均收入、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等指標都處于中低收入國家水平，（注：世界銀行：《世界發展報告（2001）》，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2）而且在經濟轉型時期需要處理各種制度以及非制度上的矛盾，因此，我們一直強調經濟增長的速度，即使是在1998年，遭受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影響和大洪水之后，中國政府提出的經濟增長目標仍然是“保八”。

在經濟增長目標導向下，政府對醫療衛生的投入相對減少，統計資料顯示：1990年時，由政府財政撥付的衛生總支出中，還有19％用于公共衛生與疾病防控，到了1995年，這個數值下降至12％。可同期政府的財政總收入卻是連年以兩位數的比例在增長。（注：根據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2001）》以及《衛生年鑒（2002）》有關數據計算。）與此同時，衛生醫療制度的改革是與社會保障體制、企業改革等等相聯系的配套改革，而且滯后于后面兩者，經歷若干年的改革，政府的公共衛生職能和醫療衛生市場仍然無法分開。在農村，改革開放以后，原來的以公社、大隊為基礎的醫療體系已經解體，而新的以合作醫療為主要形式的醫療制度由于鄉鎮財政困難以及農民收入增幅下降等原因一直沒有真正建立起來。

這兩個問題交織在一起，就使得我們應對諸如SARS之類疾病沖擊的預防與治療基礎設施上從一開始就存在不足。在疫情嚴峻的時候，世界衛生組織緊急派人來華，有個叫拜努力的該組織官員前往北京南部的一家大型疾病防控機構考察，發現該機構設備破舊不堪，已處于半癱瘓狀態。經估算，該機構要想有效運轉，至少要投入500萬美元的資金，即使是這樣的機構，在全國也只有五六家。（注：資料來源：《中國青年報》2003年5月6日。）

這次危機促使很多人反思我們的發展目標。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長率是處理國內經濟改革中各種問題的基礎，但忽略發展問題則會減少用于公共風險需要的投入，降低了整個社會的風險反應彈性，由此帶來的種種缺陷在這次危機中得到了比較充分的體現。

（三）非正式制度的變化：社會道德與社會心理

與正式制度相比，社會道德和社會心理都屬于非正式制度的范疇。一套社會認可并共同遵守的道德規范有利于約束“損人利己”的行為，提高社會的信用程度，降低交易成本。不僅如此，道德規范的出現還可以改變信息在社會各階層、部門之間的分布，提高政策實施的效率。但是，社會道德的沖突、比較與選擇只有在危機和突發性事件中才能充分體現出來。

“非典”來勢洶洶，傳染性強，危害性大，短短幾個月迅速成為我國政治、經濟及個人生活的頭等大事。與以往碰到的疾病或危機相比，非典還超出了國界的范圍，成為國際社會共同面對的問題。這對一個現代社會在危機中的應變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以及道德規范都是極大的考驗。

在互聯網絡發達的現代社會，一個國家應對突如其來的危機大致有四個層次：一是采取果斷措施，在徹底的解決危機的辦法產生之前，對危機范圍進行控制，不使其擴散；二是政府以及相應管理部門應通過各種媒體以及互聯網及時向社會權威信息，避免謠言、傳言等非權威信息對管理危機造成消極影響；三是開展國家之間的合作，獲得國際組織以及非政府組織技術、人員、資金等方面的支持；四是取決于企業與個人應對危機的能力加強。采取各種自我保護措施，盡可能地減少感染疾病的機會。

如果應對危機的措施采取得當，那么人們對危機本身的恐懼就會消失，整個社會面對危機時的心理承受能力就會增強。從目前發展的情形來看，中國在一開始并沒有這種現代危機意識，在局部地區出現了一些恐慌的現象，但隨著形勢的變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深了人們對這種疾病的認識，人們開始平靜地對待非典，社會生產與生活逐漸恢復。

具體來說，在這次SARS沖擊中，這種非正式制度提高了政策效果，同時降低了政策實施的成本。比如作為面臨的公共風險，對外來人員的隔離應當由社會共同支付，由政府支出，但村民自發組織替代了政府的號召和動員，由于相對政府而言，村民可以及時獲得最新的消息，因此，這種自發的監督和隔離顯得更加有效率。

對工作在第一線的醫護人員，社會也給予了極高的評價。一些重點高校紛紛宣布優先錄取參加高考的醫護人員的子女；保險公司也積極為他們提供免費保險；國家財政部和稅務總局還決定對一線的醫務和防疫工作者的特殊臨時性工作補助等免征個人所得稅。這些社會導向都有助于形成一種“恪守職業道德”、“為他人、為社會服務光榮”的良好風氣。

與正式制度的形成相比，非正式制度需要更長的時間，然而其一旦形成就具有很強的穩定性，不輕易改變。SARS沖擊對我們的道德觀念、社會心理承受能力都是一場考驗，經過這次危機，整個社會對突發性事件的心理承受能力都得到了增強，而社會道德規范的變遷也有助于降低社會的交易成本，提高社會應對突發性事件和危機的處理能力、控制能力，并降低了政策的實施費用。

四、小結

SARS對國民經濟的影響大致可以分為短期和長期。在短期中，SARS對國民經濟確實造成了損害，但是損害究竟有多大，不同的學者和研究機構觀點也不盡一樣。（注：筆者對截至5月15日各媒體公布的專業機構和專家學者的14種預測進行了整理，主要分布在0.3％～0.9％區間。）雖然遭受災害最嚴重的旅游、交通運輸產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不大，但是它對旅游、交通運輸、餐飲等行業的消費沖擊是當期的，而投資、進出口貿易等影響則有“J曲線”效應，考慮到這些滯后影響，在短期內，SARS對于國民經濟的影響可能要比東亞金融危機嚴重。

然而，SARS發生的背景是中國正在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長期來看，這次外部沖擊對經濟體系最深遠的影響是通過加快對現有制度的改革，提高了資源的配置效率。（注：這和美國1918年的流感不一樣，當時美國有60～70萬人死于流感，但資本存量不變，消費減少，人均資本存量和儲蓄提高促進了長期的經濟增長。）不僅如此，沖擊和危機還導致了社會道德、社會心理承受能力等非正式制度的變遷，有利于形成一套降低社會交易成本，提高社會對突發性事件和危機處理控制能力的社會規范。因此，長期中，SARS對國民經濟的沖擊有正面的影響。

SARS沖擊使中國的轉型體制在面對突發事件時“牽一發而動全身”，問題的復雜性已經顯露無遺。因此，應當加快推進醫療、財政、企業、社會保障等等相互關聯體制的系統性改革進程，以增強社會抵御突發性事件的能力，并為國民經濟的長期發展奠定制度基礎。

【參考文獻】

（1）高善文：《歷史之鑒：大規模傳染病的經濟后果》[J]，《新聞周刊》2003年第14期。

（2）成思危主編：《東亞金融危機的分析遇啟示》[M]，民主與建國出版社，1999年。

篇9

一、現代物流產業的界定分析

物流產業的概念國內外并不統一,就連國際上的標準也不盡相同。要界定物流產業的涵義,首先要界定清楚物流的概念。物流對我們物流產業相對落后的國家而言,對其理念和精髓的把握并不十分透徹。在中國物流領域,通常認為“物流”(logistics)即是相關的物資從供應者向需求者的移動。涉及運輸、倉儲等層次的活動。美國物流管理協會對物流的定義是“物流是供應鏈流程的一部分,是為了滿足客戶需求而對商品、服務及相關信息從起始地到消費地的高效率、高效益的正向與反向流動及存儲的計劃、實施與控制的過程”。顯然,西方發達國家對物流的認識已達到極高的水平,已提升至供應鏈管理的一個新境界。說明物流活動以運籌學為理論基礎,是一個極其復雜但又有較高的科學與管理技術含量的一種營利性活動。由此,我們可以依此類推,產業(industry)原是指生成一組密切替代的同類商品或服務的企業集合,這一企業集合面對著相同的買者和賣者集合。物流產業部門從事的有關商品或服務的高效率與高效益流動,其職能活動日趨社會化、市場化及組織化,因此愈來愈成為一個獨立的產業門類。故我們將物流產業定義為:物流產業是指專門從事將商品或服務由起始地到消費地發生空間位移,對其進行高效率與高效益流動及儲存為經營(活動)內容的營利性事業組織的集群。顯然它是流通產業的子集,但又是從流通產業中商品所有權的轉移和商品實體的移動的傳統部門中分離出來,形成一個獨立的產業。這就是所謂的商流與物流的分離。也就是國民經濟產業分類中第三產業中的第一層次:流通部門。它包括交通運輸業、郵電通訊業、國內貿易業、對外貿易業、飲食業、物資供銷業及倉儲業等。物流產業是集交通運輸、通訊、物資供應、倉儲保管等產業的部分職能于一身的新興產業部門,且絕非是各職能的簡單加總,而是將上述產業社會職能依照社會分工日趨專業化的發展規律,并以現代科學技術尤其是網絡信息技術的支撐為前提,濃縮形成一個嶄新的致力于提高社會總體效率和效益的產業部門。

二、物流產業發展的特征及發展趨勢

現代物流產業是在傳統物流活動發展的基礎之上，通過對現代科學技術的廣泛應用、對物流實踐的不斷總結、社會物流資源的全方位整合，以及伴隨著其發展過程中物流管理與物流科學技術的日臻完善，并與國民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相吻合的條件下產生的。作為一個對國民經濟相關產業發展聯動性極強的產業，它不僅成為各產業部門中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主要手段和途徑，而且業已成為物流實踐活動中新的經濟增長點，同時也是國民經濟發展中實現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的重要標志。具體說來，物流產業主要有如下的特征：

1、對相關產業及部門物流資源的整合性

各國經濟發展的經驗表明，物流產業是從流通產業中游離出的一個新興產業部門，是社會分工日益專業化的結果，國民經濟各產業部門由以往的物流活動內部化，逐步轉變為物流活動的外部化和社會化，這一切均是從社會總效益、總成本、總流通費用的角度出發，力求降低流通成本、交易成本及減少流通環節。就產業組織個體而言，企業物流是物流產業發展的基礎，客觀環境迫切需要有一個專業化的物流產業群體，其發展水平必須達到一定的階段，建立起一個無形的物流平臺，為社會及企業提供“中間服務”，滿足其不斷增長的專業化“物流服務需求”，在社會環境的孕育下，逐步誕生出社會化、市場化和專業化的物流產業。因此，物流產業的產生與發展是建立在與國民經濟各產業部門資源整合的基礎之上，將社會較為零散的物流資源進行重組與整合，作為回報向社會各產業部門提供具有個性化、差異化、標準化的物流服務。

2、現代物流產業與國民經濟各產業部門具有高耦合性

物流產業和國民經濟中產業部門之間的高度耦合，主要體現在物流產業的產生與發展是隨著社會對物流活動的大量需求而形成的新型產業部門；社會呼喚專業化的物流服務，企業物流職能的外部化，需要物流產業提供規范化、標準化、個性化的物流服務，其包括國民經濟發展的各個產業部門（第一、二、三次產業）及組織；物流服務供給與需求的矛盾對立面，及物流產業的職能得以發揮和滿足物流服務需求得以解決，避免造成物流“瓶頸”而使社會經濟發展趨于平衡，以達到貨暢其流。從社會分工與交易的理論角度出發，在其他投入要素日臻完善的今天，物流這條“短腿”始終成為制約著社會總體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提高的因素。按照社會技術進步的一般歷史規律，生產領域的技術創新往往先于并較多地運用于流通領域，重大的技術創新及其擴散也在生產過程中迅速得以實現，然后逐漸影響流通領域。不言而喻，現代物流產業的誕生，它是隨著國民經濟各產業部門的技術進步及其現代化步伐的加快，客觀上需要一個與之相適應的發達的物流產業部門。

3、行業壁壘的相對堅固性

物流產業尤其是現代物流產業的社會職能，以高效化的物流活動推助和影響國民經濟各產業部門的發展進程和發展水平。物流產業作為全社會的“后勤”服務部門，所發揮的社會職能是其它產業部門無法替代的，即便是傳統的物流部門其社會職能過于單一且被人為地分化為運輸產業、倉儲保管業、流通加工業、包裝業等，從其產業及組織的社會經濟地位來看，也是依附于流通產業部門中。而現代物流產業則借助于先進的科學技術、管理方法、網絡技術、信息系統、運籌管理、系統工程等大量技術與手段的應用作為技術投入，相配套的硬件物流設施與設備和資金的投入，在進行科學合理的物流規劃和設計中，對物流知識與管理技術的投入，以及對大量人力資本的投入，使該產業具有知識、技術和資金密集型極高的屬性，且隨著第三方物流與第四方物流產業組織的出現，更使這種知識與技術含量急劇加大。顯而易見，物流產業中行業壁壘像一道無形的屏障，成為在產業發展過程中，構成對新進入者的障礙，同時也是在產業升級過程中行業內優勝劣汰的關鍵要素。因此，物流產業部門中行業壁壘的堅固性，是由現代物流的管理、技術、人力資源儲備及其他相關手段與核心技術所決定的。

4、物流產業的社會化和市場化屬性

根據社會經濟發展的普遍規律，衡量產業發展是否具有社會化和市場化特征，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該產業市場競爭的激烈程度和狀況，產業部門內組織化程度的高低，能否已產生規模經濟效益。物流產業在我國是一個剛剛啟動的產業部門，但近年來大量涌現出一大批物流企業及組織，承擔著專業化的社會職能而發揮特殊的作用，盡管目前物流企業組織化程度較低，但為培育和完善物流市場及其組織群體，逐步朝著產業發展的社會化和市場化的方向邁進。從全球來看，國外尤其是西方發達國家，其產業的社會化和市場化程度較高，不僅成為國民經濟發展中關鍵的支柱產業，而且在國民經濟各產業部門的地位和作用日漸突出，GDP或GNP中所占的比重逐年上升，社會產品的流通速度大大加快。因此，物流產業的社會化和市場化程度越來越高，將成為其發展的主要特征之一。

在七、八十年代，西方發達國家政府為規范和促進物流產業的發展，分別針對本國物流產業發展的實際，制定并頒布了有關物流產業發展的綱要或相關的產業發展政策，從而為物流產業發展營造了一個良好的環境與氛圍。西方國家物流理論的研究與實踐的探索，已達到較高的水平，主要表現在物流理論的研究向縱深發展，人們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物流與經營、生產等活動密切相關，作為新興重要的產業，它已成為支撐國民經濟高速發展的推助器。從全球來看，物流產業日益朝著規范化、集約化及國際化的方向挺進。具體主要呈現出如下趨勢：

1、綜合化和集成化物流（integratedlogistics）

物流產業發展中組織形式的不斷創新，最為直接的就是第三方物流活動在社會經濟生活中，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且在國際物流產業發展中地位日漸突出，由此產生了一大批集成物流商（技術與知識含量較高的物流企業組織），將各種物流功能整合化、運作上采用海、陸、空各種運輸方式的一體化及物流實踐中的國內物流和國際物流的一體化。

2、國際化物流（internationallogistics）

國外尤其是經濟發達國家，物流產業呈現出全球物流企業并購態勢，機能整合的綜合物流成為主導。物流產業隨著世界經濟的一體化，面臨的物流市場與用戶呈現出國際化（包括國內用戶、國外用戶、境外用戶）傾向；物流業務開展趨于國際化（國內物流和國際物流）；物流企業國際化（國際間的合作與合資）。

3、網絡化物流（internet/intranetlogistics）

電子商務與物流的銜接愈加緊密，電子網絡（虛擬網絡、國際互聯網）作為物流網絡（實物網絡）實現和運行的有效手段。在產業及組織中，具體是由物流企業內部網絡化、物流企業外部網絡化及物流企業內外部網絡化等構成。

4、個性化物流（individuallogistics）

物流產業發展的結果涌現出一大批物流產業組織群體，借助現代物流理論與管理技術，進行供應鏈的全過程的個性化管理和規劃，向社會提供個性化物流菜單式服務項目，具體包括企業對企業的個性化物流和企業對消費者的個性化物流。

5、信息化物流（informationallogistics）

產業的信息化物流，主要表現在：一方面，信息是商流、物流、資金流的媒體，另一方面物流活動中的信息服務成為物流服務活動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此外，物流業務更加依賴于可以共享的信息，并且大量的信息傳播和交換可以提供更多的商業機會和降低物流成本。

6、智能化物流（intelligentlogistics）

物流產業發展的技術高級化和自動化，主要表現在物流實踐活動中憑借現代科學技術手段和方法，對整個物流活動進行智能化管理，具體是實現物流作業的智能化和物流管理的智能化。

物流產業增長的主客觀因素，社會經濟、科學技術、市場規模等環境和條件的日趨完備，特別是市場需求的進一步擴大，為物流產業發展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空間，使物流產業呈現出突飛猛進的增長趨勢。

三、物流產業對國民經濟的貢獻

物流產業的貢獻率是指物流產業的增長占整個經濟增長的比重，是用以衡量物流產業對整個國民經濟貢獻大小的重要指標。根據上述物流產業的特征和發展趨勢，物流產業對其他產業以及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貢獻主要表現在市場范圍擴大的貢獻、調節市場供求的貢獻、對國民生產總值的貢獻及對社會消費的貢獻等方面。具體如下：

1、物流產業對國民生產總值的貢獻

物流產業對國民生產總值的貢獻程度，可通過物流產業所創造的產值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來衡量。從國外物流產業實現的產值來看，這一比例越大，產業的貢獻也就越大。一個國家或地區物流產業的產值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的高低，與該國的商品與服務的市場化程度以及中間需求率有關。商品與服務的市場化程度越高、中間需求率越高，那么物流產業對國民生產總值的貢獻就越大。據統計，目前美國物流產業規模為9000億美元，幾乎是高科技產業的兩倍，占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的10%以上。物流產業合同金額為342億美元，預計今后3年將以平均23%的速度增長。因此，物流產業對國民生產總值的貢獻率也是衡量一國經濟的市場化程度的重要指標。

2、物流產業對調節和平衡市場供需方面的貢獻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商品流通將成為國民經濟健康正常運行的調節器，物流產業促使經濟運行和商品流通的調節與平衡更趨向于合理化和科學化，它不僅對生產及國民經濟的運行具有高效率與高效益的自動調節作用，而且還加速了商品流通領域中相關產業如金融業、交通運輸業、商品零售和批發業等行業增長方式的轉變，同時也是國家賴以進行經濟調控的重要領域。物流產業的社會職能正在悄然改變著生產、流通、消費領域的發展格局，市場供需的動態變化因物流產業發展正在完成一場前所未有的革命，即由粗放型發展模式向集約型發展模式的飛躍。國民經濟運行過程中政府的宏觀調控，一方面通過財政、稅收和貨幣等手段對市場供求進行總量控制，另一方面以流通部門為載體對流通領域市場物價水平進行調控，而物流產業對加速商品流通，降低商品流通費用，減少流通環節，調節市場供求，作為流通部門的重要組成部分，其貢獻的作用也是顯而易見的。

3、物流產業對市場發育和完善的貢獻

物流產業的市場貢獻表現在推動市場范圍擴張、促進市場體系發展和完善等方面的作用。物流產業的發展，尤其是物流活動中出現的技術創新（網絡信息技術、JIT、POS、EDI、QR、ECR及供應鏈管理技術）、各環節職能的整合（倉儲、保管、流通加工、裝卸、包裝、運輸及信息服務等）、組織形式與運作方式創新（社會化與產業化物流組織、第三方物流及第四方物流經濟組織的產生），大大地降低了商品交易費用，物流產業的觸角延伸至國民經濟發展的各個產業部門，不僅提高了國民經濟發展總體效益和效率，而且物流產業促使商品交換的市場在逐步擴大，國民經濟各產業部門間的產業鏈和價值鏈的建立并進一步加固。物流活動所表現出來的這種強勁增長勢頭，有效地滿足了經濟發展過程中生產領域、流通領域及消費領域迅速增長的物流服務需求。更為重要的是，物流產業的擴張導致交換與貿易活動的地域范圍越來越廣，規模日趨擴大，加速了地區之間、企業之間在更為廣闊的區域中的分工與協作，同時也促進了在國際間統一市場的形成和世界經濟全球化的進程。

4、物流產業對滿足社會消費需求的貢獻

為滿足社會的整體需求，一方面生產部門按照消費需求進行生產，具體是以流通領域的引導和消費需求信息的反饋組織生產，另一方面將這種生產轉變為社會的實際消費也必須通過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流通環節來實現，商品流通中的商流、物流、信息流及資金流四位一體，由傳統的商品流通產業具體是批發或零售商業組織獨立完成，而隨著現代物流產業的誕生，使商流和物流的職能分離，提高了流通領域的運作效率，突出了物流職能的專業化水平，并借助于現代應用科學技術（網絡信息、通信技術、交通運輸技術等技術），加速了信息流和資金流的流轉速度。不僅如此，物流活動還可以作為生產領域和流通領域中的企業組織開展市場營銷活動的有效工具與手段，并在很大程度上對消費結構、消費方式及消費傾向產生積極影響，不僅滿足社會對商品品種范圍、購買商品的便利及服務等方面的需求，而且進一步會引導需求、改變需求理念甚至創造需求。

篇10

一、選題意義

民營經濟的發展是現展理論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國際國內學術界對此都有大量論述。在實踐中，民營經濟的發展也受到各國政府和民眾的廣泛關注。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突飛猛進，其中民營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對經濟騰飛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時我國的民營經濟是在激烈的爭論中發展起來的，它的存在與發展體現了中國改革的進程和深度，民營經濟用自己的競爭力贏得了存在和發展的合法性，贏得了越來越寬松的政策環境，但其發展還面臨著諸多問題。

我國民營經濟的發展歷程是與我國改革開放的步伐緊緊聯系在一起的。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的民營經濟已經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并且已成為推動我國經濟發展的生力軍，在國民經濟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我國加入WTO以后，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及世界市場一體化進程的加快，民營經濟將迎來新一輪大發展的機遇。但是，民營經濟在發展中也面臨許多問題和挑戰，其中包括民營經濟發展中自身存在的問題和外在環境的制約。因此，在進一步統一對民營經濟的思想認識，明確民營經濟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同時，深入研究新時期民營經濟內在發展中的理論和實踐問題，探討民營經濟發展的方向定位和拓展途徑，努力營造有利用民營經濟發展的內外部優良環境，對推動民營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促進民營經濟在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中發揮更大的作用，有著重大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二、論文研究方法的分析

為能全面、深刻地分析民營經濟相關論文的研究方法，共搜集四篇論文進行分析。它們分別是吉林大學徐進的《我國民營經濟發展研究》、延邊大學李英哲的《對延邊州民營經濟發展問題的研究》、西北工業大學殷亭國的《我國民營經濟的發展現狀分析及制度反思》、鄭州大學閻中洋的《縣域經濟與民營經濟發展問題研究》。

在論文研究方法分析梳理中發現，有些文章專門介紹了自己的研究方法，而有些文章只是在摘要部分提及那么一兩句有關的研究方法，有些甚至一點都沒有涉及自己論文的研究方法。例如：

延邊大學李英哲的《對延邊州民營經濟發展問題的研究》中，就有專門的小節是介紹自己的研究方法。“本論文運用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原理，分析過程中采用了從一般到具體，即先從民營經濟的一般狀況（全國）的分析研究出發，弄清民營經濟的含義、形式及作用和阻礙因素等。然后研究延邊州的狀況，進行對比比較，從中找出來差距，發現差距很大，對于經濟發展的影響甚大。對于延邊州民營經濟的分析，運用對立統一、一分為二的原理，從實踐與理論的結合上來探討延邊州所取得的成績與存在的問題，是從民營鄉鎮企業、個體、私營企業三個方面分析，指出努力的方向與建議（對策）。”

西北工業大學殷亭國的《我國民營經濟的發展現狀分析及制度反思》在摘要部分提及了有關自己的研究方法：“本文以制度經濟學理論為基礎，運用實證分析和規范分析相結合的方法探討了我國在轉型期中國民營經濟發展歷程中出現的經濟現象和經濟問題，全文的線索是民營經濟發展歷程中制度創新安排的發生機制和形式以及由此帶來的市場化程度的加深。”

鄭州大學閻中洋的《縣域經濟與民營經濟發展問題研究》在摘要中也提及“在研究方法上，以定性分析為主，兼顧定量分析，以求深入淺出、通俗易懂地論述縣域經濟與民營經濟二者之間的關系，闡明當前我省在經濟發展中應大力發展民營經濟、加快壯大縣域經濟的基本觀點。”

吉林大學徐進的《我國民營經濟發展研究》中并未提及有關的研究方法。

綜合分析這四篇文章，它們大體使用了以下幾種研究方法，文獻研究法、歷史研究法、資料分析方法、比較分析法、定量分析與定性分析等相結合的研究方法。

三、論文研究方法存在的問題

通過分析論文的研究方法，可以總結出以下幾點：

第一，民營經濟碩士研究生的方法意識比較薄弱，研究方法的運用呈現出結構性失衡的特征。碩士論文中定性規范的多，定量實證的少；理論歸納的多，經驗分析的少；二手資料多，第一手客觀材料少；描述統計多，推斷統計少；文字說明的多，圖表曲線模型解釋的少；比較研究中簡單羅列的多，學理性深入分析的少；直接斷言給出結論的多，假設推理證明的少；低水平簡單重復的多，較高水平的創新少；問卷調查和訪談法的應用整體上較為簡單、粗糙，甚至多有錯誤，且對所得數據不會進行科學整理。因此，總體來說，民營經濟的研究生論文在研究方法方面是極其薄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