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的文獻綜述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經濟學的文獻綜述，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任何一門學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式。所謂范式（paradigm），按照科學哲學家kuhn（1962：第9頁）的理解，就是一種“科學共同體”的“共同信念”。這種共同信念規定了該科學共同體共有的基本觀點、基本理論、基本方法，為共同體成員提供了共有的理論模型和解決問題的基本框架，并成為規定相應學科發展方向的共同傳統。1kuhn給出了范式的一般內涵，在此基礎上，lakatos提出了科學研究綱領，用之于范式內部的基本結構的分析。按照lakatos（1978：第7、66、67頁）的理解，研究綱領或范式是一個多層次的結構體系，包括內核和保護帶兩部分。對某種特定的范式而言，保護帶是外圍，由種種輔假說構成，是不穩定的，可變的；內核是核心，由基本理論構成，是穩定的，不容改變的。范式的演進有兩類：一是范式進步，即內核不變，通過對保護帶作出適當的調整，包括取消、修改、完善或增加輔假設，以增強該范式的解釋力；其二是范式革命，即拋棄既有范式的內核，用一種新的內核取代原有的內核，由此形成了一種新范式。范式演進的現實形態，首先是通過保護帶的調整，以適應事物的新變化、新發展，從而提升解釋力和預見力，這就是所謂的范式進步。否則，就要尋找和確立一種新內核，發生范式革命，最終促使一種新范式的形成。科學發展的過程就是這么一個范式進步與范式革命這兩種類型交替出現即范式演進的過程。

上述分析表明，科學發展的過程就是范式演進的過程，同時也是一門學科解釋力與預見力提升的過程。經濟學自然也不例外。綜觀經濟學發展史，范式演進的脈絡清晰可見。不同的經濟學范式，對知識問題有不同的理解與闡釋，伴隨范式的演進，經濟學家對知識范疇的認識不斷深入。

二、古典經濟學范式：知識的邏輯起點與動力泉源

深入領會古典范式的精髓，我們不難發現其背后所蘊含的知識命題的某些涵義。

（一）古典經濟學范式

分工和專業化思想是古典經濟學的靈魂。古典范式的內核是：分工是經濟增長的源泉。按照smith（1776）的闡釋，這其中的邏輯是：（1）國民財富增長，源于勞動分工；（2）勞動分工成百倍地提高勞動生產率；（3）分工雖能提高勞動生產率，但分工的水平受制于市場范圍。沿著smith的分工思想，經濟學家們進一步作出了深入的探究。2

綜觀smith及其承繼者對古典范式的發展，與古典范式內核相適應的保護帶可以表述為：人類自身得以生存和發展所依賴的物質財富的生產與再生產的持續進行，及其伴隨的社會生產力的內生演進勢態，也即人類社會勞動分工內生發展假說（smith，1776；marx，1876；marshall，1890；young，1928；楊小凱、張永生，2000）。這個保護帶囊括了以下兩個重要命題：其一，分工是與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相伴隨的，分工的層次與內涵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而發展；其二，分工的演進是與人類物質文化生活需求的提升息息相關的。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人類物質文化生活需求層次的不斷提高，必然要從淺層次的低級分工演變為人類共有的知識要素的高度專業化分工。這實質上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知識分工。3

（二）古典經濟學所蘊涵的知識命題

古典分工思想為知識分工范疇的出現提供了一個理論基礎，知識分工范疇是根植于分工思想之中的。因為正是分工的深化才最終產生了知識分工，并引起了后來經濟學家的關注。hayek（1937）在20世紀30年代與蘭格（oscar lange）關于計劃與市場的大論戰中，第一次明確提出了知識分工范疇，正式地把知識問題納入經濟學的視野。hayek（1937：第50頁）指出：“……顯然存在一個知識分工的問題，它與勞動分工問題非常相似，起碼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但是，自從我們的科學誕生以來，后者就是研究的主要課題之一，而前者則完全被忽略。盡管在我看來這個問題實際上是作為社會科學的經濟學的中心問題”；becker & murphy在1992年的《分工、協調成本與知識》一文中所作的均衡分析首次引進了“知識”變量；4汪丁丁（1997）試圖以知識互補性為基石，建立所謂的“知識經濟學”；以drucker（1971、1998）為代表的管理學家更是濃墨重彩地提出和解釋了知識分工、知識勞動、知識社會等范疇。5

對知識的研究，古典范式的貢獻有兩點：其一，古典范式的分工內核為知識經濟學的研究提供了一個邏輯起點，為后來者研究知識與經濟發展的關系提供了思想源流；其二，古典范式的保護帶內涵又是經濟學家研究知識問題的動力源。正是由于人類生產方式的不斷演進所推動的物質財富創造機制的變革，才最終提出和突出了知識這一要素的重要地位。知識之所以能夠獨立地走上當今社會經濟舞臺，并成為一種最為關鍵的生產要素，歸根到底是人類創造社會財富的必然要求。

但是，古典經濟學只不過為知識的經濟學分析提供了一線光。古典經濟學中關于知識的認識是間接的、淺層的、表面的、模糊的，是很不深入的。

古典經濟學中沒有直接論及知識問題，并非是一時的疏忽，而是有著深刻的時代背景。在人類社會的不同發展階段，生產力發展的核心和關鍵要素是不一樣的。古典經濟學時代可以說是第一次工業革命時代，那時，資本是一種最為稀缺的要素，知識還是淺層的、低附加值的，還遠不是一個獨立的要素，科學知識轉化為生產力機制尚未成熟，知識只能附著在其他要素上發揮作用。由此，古典經濟學家沒有把稀缺的“注意力”配置在研究知識問題上是很自然的。此外，19世紀中期以前，經濟學家還缺乏研究知識問題所需要的一系列的分析工具。關于這一點，筆者在下文中會作出說明。

三、“純粹”的新古典范式知識的漠視

新古典經濟學的一切理論觀點集中體現在最具代表性的debreu 完全競爭模型中，該模型通過個體主義分析方法和一系列嚴格的假設來解釋經濟行為。6從debreu完全競爭模型可見，穩定性偏好、理性最優化以及相互作用的均衡結構構成了新古典范式的內核，而新古典范式的保護帶則是：完全理性、充分信息與完全競爭。顯然，這三個保護帶所指向的是一個確定性的世界。筆者在本文中把具有這樣保護帶的新古典經濟學稱之為純粹新古典經濟學，以區別于下文將要論及的經過修正了保護帶的新古典范式。

認真研讀marshall（1890）、edgeworth（1881）、walras（1874）、debreu（1972）等人的新古典經濟學，我們很難看到有關知識范疇的論述。7究其原因，關鍵在于新古典范式的保護帶內在地消解了對知識范疇的研究。完全理性和完全信息假設意味著經濟行為者在一個無摩擦的世界中擁有實現其效用的完備的知識和預見，也即經濟行為主體的知識是完備的。在主體關于目標和手段的知識已經是給定的世界中，自然不需要也不可能有發現和學習。只需確保主體進行選擇的價格本身是合理的，就能實現一般均衡。由此，價格機制是經濟活動中唯一有效的協調機制，價格理論成了新古典經濟學的核心，而“知識”在這里已經不是“問題”。同時，由于一般均衡理論和邊際替代的分析工具排斥了要素使用過程中的行為層面的內生演進與效能層面的持續遞增狀態，關于知識自身的性質與特征的揭密，在確定性的新古典世界中是無能為力的。這樣，經濟學與知識的聯系在純粹新古典范式里內在地被割裂開來了，知識范疇無法進入也無需進入純粹新古典范式的視野之中，這就是純粹新古典范式對知識的漠視。

四、“修正”的新古典范式：知識研究的進展

難能可貴的是，在marshall等人所創建的新古典經濟學蒸蒸日上之際，新古典陣營中出現了不同的聲音，并對新古典范式保護帶作出了適當地調整。

首先是不確定性范疇的提出。knight（1921）認為，不確定性與風險是不同的，真正的不確定性是不可概率化、不可保險化的客觀存在，不確定性意味著人們難以通過現有理論或經驗對事件進行預見和定量分析。8knight不確定性范疇的提出直接挑戰了新古典經濟學完備知識及其完全理性的假設，引發了經濟學界對新古典范式保護帶現實性、合理性的審慎思考與認真對待。

其次是交易成本范疇的提出。在knight以批評性眼光看待新古典經濟學的同時，年輕的coase（1937）也以自己獨特的思維方式對新古典經濟學的假設提出了質疑。在《企業的性質》一文中，coase通過放松新古典經濟學充分信息的假設，引入了交易成本范疇來解釋企業的性質與邊界問題，認為企業是一種能夠降低交易成本的契約安排。9在coase開創性工作的推動下，以交易成本為核心概念的新制度經濟學在20世紀60年代以來取得了令人矚目的發展。

第三是有限理性范疇的提出。coase之后，simon（1957）把人類的認知結構引入經濟人的行為分析之中，提出了有限理性假設。simon認為，經濟行為主體在主觀上追求理性，但只能在有限程度上做到這一點。這大大拓寬了經濟學家關于人類經濟行為的研究視野。

經過以上保護帶調整的新古典范式，是一種范式進步，我們可稱之為修正的新古典范式。在修正的新古典范式中，知識范疇就逐漸進入了主流經濟學家的視野。知識作為一種特殊的生產要素，天然地是與不確定性和有限理性等認知特征聯系在一起的。純粹新古典經濟學保護帶的調整，大大開拓和啟動了經濟學家們關于知識性質的探索，并在此基礎上，對知識配置問題進行了極有學術價值的探索。

（一）關于知識性質的探索

1．知識不完備性。得益于knight的啟發， hayek（1937，1945，1952）把自己的心智理論與經濟理論聯接起來，從主體心智的局限性層面闡釋了主體知識內在的局限性，提出了知識不完備性假設，10進而開辟了嶄新的經濟學研究領域。首先，知識不完備性意味著，我們所應用的關于環境的知識不是以一種集中且整合的形式存在的，而是由不同的個人分散持有的，因此，經濟學就不僅應該研究給定的知識能否利用問題，而且應該研究分散知識的傳遞和利用機制問題。其次，知識不完備性還意味著，對經濟行為主體而言，存在著某種完全無法意識到的東西，經濟學必須探尋經濟行為主體發現和獲得知識的學習過程，必須構建有利于主體學習和交流的制度安排。hayek正是基于知識不完備性假設，在修正的新古典范式內開了知識的經濟學分析之先河。可以說，關于知識不完備性特征的揭示，是經濟學中對知識“黑箱”的第一次真正觸及。

2．知識互補性。在hayek的知識不完備性基礎上，我國學者汪丁丁（1997）從哲學和經濟學角度對知識的性質作了進一步的闡釋，提出了知識的互補性特征。在汪丁丁（1997）看來，知識互補性包括空間互補性和時間互補性。前者是不同類型知識或者不同知識傳統沿著空間經驗表現出來的互補性；后者是同一類型知識的不同知識片段沿著時間經驗表現出來的互補性。其實，早在汪丁丁之前，已有不少學者從不同側面提出了知識的這兩類互補性，只是沒有作如此明確的歸總而已。hayek（1937）和becker（1992）等人的知識分工范疇就隱含著知識空間互補性的特征，因為知識分工也是生產者知識結構的專業化，其結果是生產者之間的依賴程度日益提高，知識物化品的生產只能由不同知識傳統的生產者來共同完成。而arrow（1962）、romer（1990）關于知識積累過程的研究，becker（1964）、lucas（1988）等關于人力資本積累的研究，都表明了知識與能力的獲得是一個逐漸積累的連續過程，在時間上具有互補性特征。grossman & helpman（1991：第67頁）在研究知識資本的累積特征時更是直接提到“知識互補性”范疇，他們指出，科學知識的生產函數并非是規模收益不變的，當知識之間的互補性非常重要時，存在規模收益遞增，這時，如果有更多的可以獲得的信息，某一部分知識的有用性增加。這里，grossman & helpman的“知識互補性”正是汪丁丁所指的知識的時間互補性。承認汪丁丁的知識互補性假設，對知識的經濟學研究就無法回避以下兩個重要問題：一是關于知識分工或不同知識傳統的配置、協調以及相應的制度安排問題；二是關于知識的演化以及與之相應的社會經濟制度的變遷問題。如前文所提及，汪丁丁正是試圖以這兩種形式的知識互補性為基石，建立所謂的“知識經濟學”（汪丁丁，1997：第77頁）。

3．知識的非競爭性、部分的非排他性及其溢出效應。arrow（1962）在《干中學的經濟涵義》一文中除了揭示知識的積累過程及其經濟學涵義外，還指出了知識具有非競爭性和部分的非排他性特征，并由此推引出知識的溢出效應特征。11romer（1986、1990）進一步發揮了arrow的這些思想，明確提出了知識的非競爭性和部分的排他性，并證明正是知識的這種特質，才產生了溢出效應。lucas（1988）關于人力資本外部效應的研究也確證了這一命題。很顯然，承認知識的溢出效應，也就承認知識要素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以知識溢出效應命題為基石，arrow（1962）提出了第一個內生經濟增長模型，并形成了 romer（1986）的知識溢出模型、lucas的人力資本溢出模型以及becker & murphy（1992）的內生專業化模型等。

（二）關于知識配置問題的研究

以上對知識性質的探索，為建立以知識為研究對象的經濟學提供了理論鋪墊。基于以上知識性質的理解，經濟學家們在關于分散知識的傳遞和利用、獲得知識的學習過程以及知識主體的激勵等知識配置問題上進行了深入地探討。這里，有大量的文獻可供攫取與歸納，由于文獻零碎，條分縷析的工作頗為棘手，下文只能作個簡要的梳理。

1．知識的傳遞與利用。作為一個知識的經濟學拓荒者，hayek立意鮮明地向人們指出，分散化知識的利用乃是經濟學的核心問題，并對此給出了自己的解決之道。在hayek看來，經濟協調的難題在于如何最好地發現和利用經濟主體中多樣而零碎的“關于特定時間和地點”的知識。12hayek給出的答案是——利用價格體系。市場經濟中的價格體系作為信息交流機制，通過競爭為個體提供了發現知識并采取行動的機會，是一種傳遞、利用分散知識的有效的制度安排。

企業作為市場機制的替代物也是一種利用分散知識的制度安排。demsetz（1988）認為，獲得、維持和使用知識是要付出成本的，但企業的分工可以節約這些成本，而且企業的邊界由維持自己所需要的知識的成本所決定。交易成本經濟學的代表人物williamson（1985）等人也注意到，企業能促進知識的分享與轉移，在一體化企業中，研發部門與企業里實施新技術的人員之間的信息流動比市場上優越得多。demsetz、williamson等人是在研究企業與市場的替代關系時附帶地提及知識問題的，并沒有直接對企業組織中的分散知識的傳遞、利用機制進行深入研究。

2．獲取知識的學習過程及其效應。我們不難理解這么一個簡單的事實，即經濟主體所擁有的知識不僅是一個存量，也是一個流量。存量表明，現在的知識是長期以來積累的結果；流量表明，任何主體的任何一種知識都是處于不斷更新勢態。另外，現代經濟學理論表明，經濟主體是以各自所擁有的要素來獲取收入的，而不管是使用哪種要素于生產實踐之中，都是各要素所有者使用某種或某些知識的過程與結果，這當中同時也是各經濟主體獲取知識的學習行為。以上的分析集中為一點，就是經濟主體獲取知識的過程一個不斷學習的過程。前面我們所指出的知識的不完備性與互補性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隱喻了這個命題。而對于知識獲取的學習過程的具體描述，新古典經濟學家業已提出和形成了不少模型和理論。

有限理性學習模型（simon, 1957; winter, 1971; kreps, 1990; ellison & fudenberg, 1993; conlisk, 1996）與不確定性學習模型（alchian, 1950; stigler, 1961; akerlof, 1970）探索了在認知限制以及不確定性環境下經濟行為人的學習模式與機制；社會學習（banerjee, 1992; blonski,1999）和路徑依賴性（arthur, 1989;north, 1990）等概念的提出既闡明了學習的特性，也說明了學習過程不是發生在一個無摩擦的環境中，而是一個行為互動的延續過程；作為研究互動理性決策行為的一門學問，博弈論中有大量關于學習的文獻（bernheim, 1984; milgrom & roberts, 1991; knight，1996），研究了行為者如何從過去的行為進行學習、行為者如何通過對環境結構以及他人行為的理解來學習以及調整信念的貝葉斯學習等。這些博弈學習理論有別于行為者被假定為在已知他人行為的情況下能夠正常運作的傳統模型，考察了經濟行為者在不知道其他行為者的行為和制度環境的情況下，通過相互作用并學習從而理解對手的過程；arrow（1962）的“干中學”學習模型考察了工作實踐中知識的積累對生產力的影響，驗證了smith的分工原理，同時也表明了個人和組織所獲得的經驗會滯后于改進行為，進而又修正了純粹新古典范式所持的經濟行為人即時性反饋機制的假設。

3．知識產權主體的激勵。當知識以一種獨立的生產要素發揮作用時，知識本身就成為一種產權。知識產權主體需要相應的激勵以促進知識的持續利用與進步。這樣，對知識產權主體激勵的研究自然要進入新古典經濟學家的視野。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汪丁丁（2002：第91頁）從知識的“代數格”表達方式和知識的互補性原理來研究知識產權的博弈均衡。汪認為，通過買方叫價的競爭機制，產權博弈將自動找到均衡的知識價格，一個經濟的知識產權均衡價格與該經濟體社會成員的知識水平正相關。另外，汪丁丁還就知識產權的經濟學分析作出一個很好的文獻綜述。根據汪（2002：第83頁）的概括，人們對知識產權研究的重心在于“在動態經濟過程中確定受保護的知識產權的最佳適用范圍和最佳適用時段”。這些文獻的主旨是：①長遠看，知識屬于全人類，應實行共享制；②在特定社會發展階段，為促進知識進步，應當保護知識產權；③知識互補性特征決定了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容易壓抑知識的自由發展與知識進步；④經濟學的任務在于探尋特定社會在特定發展階段上對知識產權保護的“度”。

隨著知識要素作用的日益凸顯，知識產權的資本化現象也就隨之產生。schultz（1971）、becker（1964）、lucas（1988）等人的人力資本理論以及周其仁（1996）、楊瑞龍（2000）等人的人力資本產權理論深入探討了知識要素所有者的激勵問題。在高科技產業中，創業者以及高科技人員一般都能憑借創意知識或技術能力而擁有一定份額的股權。在當代高科技經濟中，人力資本股、創業股、創意股等范疇早已不再是什么神秘的東西了。rajan & zingales（1998）等人的企業進入權命題以及willax（2000）、singh（2001）等人的創業企業觀也從不同的視點對知識要素所有者的激勵作出了理論上的闡釋。

除了知識要素所有者之外，高科技企業也是一個知識產權主體。對高科技企業激勵的研究，主要是著眼于知識產品的定價問題，這方面的研究聚集了一大批著名的經濟學家。coase（1972）的《耐久性與壟斷》一文，對高科技企業之間的競爭策略以及知識產品的定價策略具有指導性的意義。friedman、laffont、tirole、fudenberg、varian、shapiro以及汪丁丁等經濟學家運用博弈論、契約經濟學、產業組織理論以及信息經濟學等現代經濟學分析工具對此進行了深入的探索。這里要特別指出的是，shapiro & varian（1999）對高科技企業競爭規則作出了令人折服的分析。shapiro等認為，高固定成本和低邊際成本、網絡外在性是知識產品兩個最為突出的特性，二者的結合決定了知識產品的基本競爭策略，如差別定價、標準競爭、捆綁銷售和鎖定等。

篇2

1．人民幣匯率波動與中國總體貿易效應研究評述

近年來，由于中國經濟持續發展，對外依存度不斷提高，關于人民幣幣值匯率波動對我國總體貿易影響的討論一直十分激烈。縱觀這些成果的研究結論，大致可以分為三種觀點：人民幣匯率波動對貿易有著正面影響；人民幣匯率波動對貿易有著負面影響；人民幣匯率波動對貿易影響不大。

1．1人民幣匯率波動對中國總體貿易有正面影響

魏巍賢早在1997年發表于《統計研究》的《中國出口與有效匯率的關系分析》一文對此有比較詳細具體的實證分析研究，最終筆者得出結論：從長期來看，改革開放以來出口總量的不斷增大與有效匯率的持續貶值密切相關，因此這意味著兩方面內容，一是我國以促進出口增長為目標的匯率政策是長期有效的，改革以來的匯率貶值確實起到促進出口長期增長的作用；二是我國出口商品的國際競爭力不盡人意，長期的出口增長過分依賴于匯率的貶值。臨時眭政策因素在短期內也百弱f起出口總量的變化使之脫離它與有效匯率的均衡關系水平。

另外，李海菠2003年在《世界經濟研究》發表的一文《人民幣實際匯率與中國對外貿易的關系》根據1973—2001年的年度統計數據，采用與魏巍賢相類似的方法．即用單方程協整分析檢驗調整后的實際匯率ARER、中國外貿進出口總額、出口額和進口額的協整關系。加之EG兩法估計它們之間的長期關系，最后使用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等實證分析方法，研究了人民幣實際匯率與中國對外貿易之間的關系，也得出了相類似的結論，即人民幣實際匯率與中國對外貿易之間存在著長期的均衡關系。并且筆者還證實了實際匯率可以改善短期內中國的對外貿易狀況。

通過檢索文獻發現．該類文獻的數量相對而言比較少，原因應該是我國經濟發展的總體事實與該理論有所不一致。

1．2人民幣匯率波動對中國總體貿易有負面影響

鄭愷2006年發表于《財貿經濟》的一文《實際匯率波動對我國出口的影響——基于SITC比較》對“人民幣匯率波動對中國總體貿易有負面影響”進行了實證研究，簡要綜述如下：

根據有關的國際貿易理論，決定對外貿易通常有3個變量。第一是外國收人大小，第二是相對于外國商品的貿易條件，第三是貨幣比價即匯率大小。由此，為了度量匯率波動對貿易的影響，必須控制以上3個變量。但由于GNI不存在月度統計數據，筆者采用美國的工業生產指數來代替GNI或GDP數據，此外由于我國不存在進出口價格的完整時間序列數據，因此可以利用實際匯率進行替代。在構造實證模型時，筆者將波動率作為外生變量，在存在協整的情況下，相應采用VAR的擴展VEC模型來估計估計短期內波動率對貿易波動的影響。其構造的模型為：

其中，EX為中國對美國的出口數量的自然對數值，i表示為不同的行業，IPF為美國工業，生產指數的大小，R表示人民幣兌美元的實際匯率的自然對數值，v表示實際匯率的波動率，ecm為誤差修正項，反映了貿易變化的長期趨勢。J表示變量滯后階數。

筆者運用了以上VAR的擴展模型進行分析，由于VAR可以解決不平穩數據造成的不穩定性以及內生變量之間的相互影響。因此可以更好的估算出匯率波動對貿易的影響，他研究了自1994年以來中國對美國按SITC出口貿易與實際匯率波動的關系，結果表明我國的一些行業受匯率波動的負面影響較大。

此外，李建偉、余明2003年在《世界經濟》發表的《人民幣有效匯率的波動及其對中同經濟增長的影響》一文也對“人民幣匯率波動對中圍總體貿易有負而影響”這-fq題進行了實證研究．筆者利用的是1995年1月一2003年6月的季度數據，與鄭愷使用的方法不同．李建偉、余明兩位學者運用的是兩階段最小二乘法，對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與進出口貿易和利用外資的十日關關系進行回歸分析．結果顯示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是影響中國進出口貿易和利用外資的重要因素，從而他們認為人民幣有效匯率大幅度波動會對中國經濟增長形成巨大負面沖擊。轉貼于

1．3人民幣匯率波動對中國總體貿易影響不大

曹陽、李劍武于2006年在《世界經濟研究》發表的《人民幣實際匯率水平與波動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一文基于1980—2004年的年度數據，首先用AK—GARCH模型測算出人民幣實際匯率的波動率。最后采用Engle—Grnager兩步法，進行了協整分析，從而對“實際匯率波動對我國進出口貿易的影響”進行研究，筆者發現人民幣匯率波動的增加對我國的進出口貿易的影響不顯著。

強永昌等2004年于《世界經濟研究》發表《有關人民幣匯率問題的對外貿易分析》一文．筆者通過對我國1990—2001年各種價格研究了1990年以后的人民幣匯率和中國對外貿易的關系。首先分別構建了出口方程以及進口方程，根據1990—2001年的樣本數據，用Eviews軟件進行回歸分析，最終得出了中國對外貿易出口額、進口額與人民幣實際匯率之間存在的彈性關系不大，相關性較弱的結論。

綜上所述，以上三類文獻分別從人民幣匯率波動對貿易的正面影響、負面影響和影響不大三個方面進行了實證研究。

2．人民幣匯率波動與中國區際貿易效應研究評述

劉巍、郭友群2003在《國際經貿探索》發表了《對人民幣匯率與廣東省進出口額之間關系的實證分析》一文，筆者運用廣東省1987-2001年的數據進行了實證分析，指出人民幣牌價匯率變動1個單位，廣東省的出口額就同方向變動O．15億美元．人民幣牌價變動1％，廣東省出口額就同方向變動29％。這個結論說明，人民幣貶值有利于廣東省出口的增長。得出同樣結論的有關研究文獻是戴世宏2006年發表于《上海金融》的《人民幣匯率變動對上海市貿易收支的影響》一文，筆者采用ADF檢驗，對上海1993—2004年度的GDP、進口額及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進行研究．發現人民幣匯率貶值有力地促進了上海市出口貿易的增長，這種促進作用隨著貿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而不斷增強；進口方面，人民幣貶值對上海市進口產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以上兩篇文獻主要是基于實際匯率與進出口量的關系分析，而陳志昂2001年發表于《商業經濟與管理》的《人民幣匯率與浙江出口變動的實證研究》一文則是分別考慮了實際匯率和名義匯率對貿易的影響，在泰米姆·貝佑米估計的貿易方程的基礎上，利用浙江省1990-1998年的相關數據，建立了以匯率和貿易國國內生產總值為變量的長期和短期回歸模型，實證分析分析得出結論：人民幣名義匯率對浙江出口正相關，實際有效匯率對浙江出口負相關，但匯率彈性較低。

篇3

演進經濟學是一門關于研究經濟行為演化的學科，而不是新古典經濟學所研究的關于存在的學科（賈根良，1999）。演進經濟學興起于20世紀七、八十年代，這其中的原因主要是：一方面，當代高科技經濟的迅猛發展，使得社會經濟結構處于一種高度不確定的創新變遷狀態，主流經濟學無力解釋日新月異的社會經濟實踐的變遷勢態；另一方面，20世紀中葉以來認知科學、生物基因科學以及現代物理學中的不確定性理論、非平衡系統熱力學和耗散結構理論等自然科學理論的革命性進展，為一門新學科的形成與發展提供了有力的方法論以及分析工具。演進經濟學由此出現和成熟。

沿著schumpeter（1912）開辟的研究方向，15近幾年來演進經濟學在技術創新、知識經濟、網絡經濟以及制度變遷等領域進行了廣泛的研究，并取得了頗有影響的學術成果。相比主流經濟學，演進經濟學還缺乏精致和清晰的數學推演以及嚴整的理論體系，但我們同樣可以歸納出其獨具一格的研究范式。

演進經濟學的內核可概括為：社會經濟本質上是一個動態非均衡的演進狀態。具體而言，包括以下三層含義：（1）時間不可逆。演進作為一種過程首先是一個時間的概念，而流逝的時間本質上是不可逆的，是單向的，是無法重復與試驗的。時間不可逆決定了經濟系統演進的路徑依賴特征；（2）非最優與多樣性。在各種高度不確定的隨機因素擾動下，經濟演進過程是非均衡狀態，演進過程無法實現最優解。另外，路徑依賴以及隨機因素擾動決定了系統中個體之間的期望、偏好、能力、知識存量和認知模式等都將存在不可避免的差別，從而出現個體行為的多樣性；（3）群體協同演進（coevolution）。生物學新的研究發展表明，施加選擇壓力并被生物所適應的“環境”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動態概念，既包括變化著的非生命方面，也包括變化著的生命方面。生物個體及與之相互作用的所有生物都是其環境的一部分，相互作用的生物之間“協同演進”并彼此適應而非“生存競爭”，是生物世界的普遍現象。經濟學家對演進概念的理解是有分歧的，但生態系統協同演進觀是生物學類比的演進經濟學的一個基本命題。

與內核相對應，演進經濟學的保護帶包括：不確定性、有限理性、信息不完備且非對稱分布。這里的不確定性是knight意義上的不確定性，才有了非均衡的演進狀態的持續存在；這里的有限理性意味著對最優解的否定，意味著多樣化世界的本貌；這里的信息不完備與非對稱分布表明了個體的異質性以及信息（知識）分布的差異性，意味著經濟個體獲利機會的不同。

演進范式的內核和保護帶，決定了演進經濟學對知識的應有關注及強大的經濟解釋功能。實際上，演進經濟學的最初發展是寓于schumpeter（1912）的創新理論之中的，演進經濟學的成熟是與創新（本質上指的是知識創新）理論的發展交織在一起的。新古典范式中被忽略或被內在排斥的關于知識的一些重要命題和原理，如知識創新、知識演進等問題在演進范式中得到了充分闡釋。

（二）演進經濟學對知識性質的深化理解

遵循演進范式，經濟學家們對知識問題的認識前進了一大步，首先是對知識性質的深化理解。

1. 知識創新的高度不確定性與系統性。知識要素的復雜性、知識配置的特殊性以及知識作用于經濟的多層次性，決定了知識創新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在不確定性的經濟世界中，這個特殊性主要表現為知識創新的高度不確定性。在schumpeter看來，這種不確定性就是knight意義上的不確定性。16與knight意義上的不確定性世界直接對應的必然是認知主體的知識創新的不確定性。知識是主體對外在世界的認知和主觀反映，知識創新是知識主體對不斷演進、變遷的自然界和社會經濟機體的認識深化。

知識創新的不確定性，導致了知識創新的系統性。不確定的知識創新屬含著高風險性和高成本。知識創新的持續、順利推進需要一種能夠有效規避風險的分攤機制，有效降低交易成本的契約安排。這樣，就需要社會經濟體系中的各個要素、各相關經濟主體、各契約組織之間的有機協調、配套以及緊密合作，充分發揮系統效應。由此，才有了freeman（1987）、lundavall（1992）、nelson（1993）等人國家創新系統理論的形成。同時，創新知識的應用、傳播、擴散與檢驗也必須依托于一個相對完善的經濟體系。總之，知識創新本身就是一個系統，也即知識創新具有系統性，而且，知識創新的系統性與知識創新的不確定性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

2. 知識的不可逆性。這里所謂的知識的不可逆，是指知識所有者對某種特定知識的學習、獲取、體驗、應用必須在而且只能在某種特定的時空狀態下進行，不同的時空狀態（這里所說的不同時空狀態是種區間意義上的時空，是可鮮明地予以辨認和區分的）決定著不同的知識積累與知識存量，也決定著不同知識應用的不同效果。換句話說，知識的不可逆性是指知識積累和知識應用的實驗的異質性，這種異質性是產生于知識主體對知識體驗的時空性。這既包括同一知識主體在不同時空中形成的知識的異質性，又包括不同知識主體之間的異質性。

知識的不可逆性表明了企業知識的異質性。不同的企業知識，依托于不同的知識所有者以及不同的契約組織載體身上，具有實驗意義上的時空性，也就是不可逆性，由此形成了企業的異質性。企業之間知識的異質性框定了不同企業相應的競爭行為以及戰略取向，進而決定了企業之間長期存在著的競爭優勢以及利潤獲取上的差別（劉剛，2002：第66頁）。正是因為知識的不可逆性，nelson & winter（1982）、penrose（1959）、prahalad & hamel（1990）等才把企業知識和能力的積累看作是企業競爭行為的基礎以及利潤的來源，并在此基礎上展開各自的經濟理論研究。

3. 知識的難言性。因為語言的抽象性和局限性，知識具有難言性。任何知識都含有無法用準確的語言來表達的成分，我們可以明晰說明的知識僅僅是人的知識當中可用語言交流的那部分，還有很大一部分知識是難言的，這種難言的知識也稱為隱性知識（polanyi，1962）。研究知識難言性的重要意義在于：（1）個體或組織的隱性知識是一種高度專用性的、難以轉移的且難以模仿和替代的非競爭性要素，這意味著經濟個體和組織具有是異質性；（2）知識的很大一部分是難言的，如何把隱性知識轉化為可以表述的、規范的顯性知識而加以利用就顯得相當重要；（3）隱性知識是難以直接通過市場交易來進行計量定價的，需要一種特別的定價機制。

（三）演進經濟學關于知識創新機制的研究

對知識性質的上述判斷、理解與解釋，為經濟學家們研究知識演進問題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在演進經濟學家眼里，知識演進機制就是知識創新機制，而關于“怎么做的知識”的技術的創新與知識的創新二者并無本質上的差異。演進經濟學家們關于知識創新機制的研究主要是圍繞技術創新來展開的。在現有的文獻中，有關技術創新、知識創新機制的研究可以歸納為以下三個方面的內容：

1. 創新的動力源研究。schumpeter（1912）是最早研究知識創新動力源的經濟學家， 在《經濟發展理論》一書中，他認為，不論是在經濟組織外部，還是在企業實驗室中產生的科學技術，都是創新的源頭，進而提出了“科技推動說”。 schmookler（1966）對此提出了異議。他在實證研究的基礎上發現，創新與其他經濟活動一樣，也是一種追求利潤的經濟行為，要受市場需求的引導和制約。換言之，在刺激科技創新方面，需求比科技進步更重要，由此形成了“需求拉動說”。mowery & rosenberg（1979）則指出，供給和需求都是創新成功的重要決定因素，只是在不同產業中以及在創新的不同階段上，二者的重要性可能會有所區別，但是，無論如何，技術和市場都是創新成功的基本因素。對于創新而言，科技推動與需求拉動既相對獨立，又相互補充、交互作用、缺一不可，這就是創新的“雙因素說”。

2. 創新的契約載體研究。marshall（1890）指出，知識是生產中最有力的發動機，而組織則有助于知識的形成。penrose（1959）則直接把企業的本質理解為在知識積累過程中不斷擴展其生產領域的機制，也即“企業是知識創新體”。在penrose看來，企業新知識的積累，就是以某種特定方式，把關聯的和正式的知識轉化為非正式程序化的富有針對性的隱性知識的過程。通過這樣的一個過程，就逐漸形成了程序化的決策機制，從而有利于企業管理者才能的充分發揮，有利于企業的健康成長。在penrose的基礎上，nonaka（1994）構建了一個企業內部知識創造螺旋的動態模型，在該模型中，企業知識創新與知識積累過程被具體描述為四個知識轉化模式，即隱性知識向隱性知識的轉化、隱性知識向顯性知識的轉化、顯性知識和顯性知識的組合以及顯性知識到隱性知識的轉化等，這四個模式互為一體、相互轉化，共同構成企業組織知識創新與積累的機制。

知識擁有狀況框定了企業知識創新與積累的幾率，進而決定了企業的成長過程。20世紀80年代初興起的企業能力理論把企業內生的知識和能力的積累看作是企業競爭優勢的來源，17其中，對企業的競爭優勢起關鍵作用的知識和能力被prahalad & hamel（1990）稱為核心能力，企業正是通過其特有的核心能力的積累及由此所決定的競爭行為或戰略來獲得持續的競爭優勢和超額利潤的。nelson & winter（1982）的企業演進理論推動了這方面的研究。他們認為，在企業演進過程中形成的生產性知識和能力表現為組織“慣例”，慣例框定了企業應對市場變化的行動方式，決定了企業的競爭策略及其后果。同企業的核心能力一樣，表現為慣例的知識也是高度隱性、難以模仿和替代的。nelson & winter同時指出，慣例象生物進化理論中的基因，雖然具有相對的穩定性，但慣例也要相應地作出調整，適應不斷變化的市場環境，慣例才具有生命力。

另外，teece、pisano and shuen（1990）的動態能力理論則從演進的視點具體分析了企業核心能力的更新等組織發展問題，這引起人們關于如何運用已有知識去開發新知識問題的研究。近年來興起的組織學習理論就是對此的發展和深化。組織學習理論的基本命題是：（1）企業知識創新的方向并不是隨機的；（2）企業內部學習的功能在于實現隱性知識與顯性知識的順利互動轉化，這與企業內部的組織結構密切相關；（3）對于風險和不確定性都很高的創新技術而言，企業的外部學習也是至關重要、不可缺少的；（4）當代市場經濟中的知識創新和技術創新，是以經濟網絡為運營平臺的。

3. 創新的生態系統研究。考察創新理論發展史，20世紀60~70年代，關于創新過程，大多數學者認為：（1）創新的過程遵循發明—開發—設計—中試—生產—銷售這樣一種線性的過程，研究與開發、生產與銷售之間以及與創新相關聯的各類組織之間的信息流動是單向的，不是一種互動循環；（2）整個創新過程都是在企業內部進行的，企業是唯一的創新主體；（3）創新與擴散過程是可以明確加以區分的。隨著創新研究的不斷深入，許多學者對此提出了不同看法。nelson and winter（1982）較早認識到，創新過程的長期性和不確定性，決定了創新不是一種由發明到擴散的簡單線性模式，創新能力也不是僅限于企業組織。1987年freeman提出了國家創新系統概念，后經lundvall（1992）、nelson（1993）等人的努力發展為國家創新系統理論。該理論認為，創新是一種交互的學習過程，是不同主體和組織相互作用的產物；創新主體是一個系統，是企業、科研機構、教育部門、中介服務機構、供應商和客戶等所組成的復合體，企業創新離不開其他經濟主體的協作；創新活動是一種動態的、相互反饋的非線性過程；創新是一種連續性的過程，創新與擴散是交織在一起的，擴散過程存在增量創新，而創新過程本身就是新思想、新觀念的擴散。

國家創新系統理論研究了創新的生態系統性，但并沒有進一步研究生態系統的形成和創新優勢的機理問題。這則是當前頗為盛行的集群理論研究所關注的重點。saxenian（1994）、錢穎一（1999）、chong-moon lee、william f. miller 、marguerite gong hancock & henery s. rowen（2000）等學者認為，知識創新是一個生態系統，成功的創新需要一系列的環境條件。硅谷作為創新與創業精神的棲息地，是由多種要素共同構成的，如大學、研究機構與產業界的互動、不斷促進創新的風險投資機構、鼓勵創業的氛圍、流動的高質量勞動力等。這些要素之間構成了某種復雜的、動態的、相互依存的演進關系。williamson（1975）、dunning（1997）、porter（1998）、bresson（1999）等認為，產業集聚所形成的知識外溢與信息共享機制、降低交易費用的機制、互補性機制以及競爭機制等增強了企業的創新能力，而企業創新能力的提升又增強了整個集群的競爭優勢，由此形成了企業與集群網絡共進的產業經濟發展格局。

綜上所述，遵循演進經濟學范式，人們對知識性質以及知識創新有了更為透底的認識，知識的經濟學研究由此跨入了一個新階段。

六、知識經濟學范式：一個結論

經濟學家們對于知識的研究是依托于嚴謹的經濟學范式之中的，同時也是隨著經濟學范式的變化發展而不斷深化的。上文我們是以范式演進的角度來梳理既有的關于知識的經濟學研究文獻的，從中，我們可以形成一個極有意義的經濟學范疇——知識范式。

之所以能夠形成和提出知識范式范疇，理由有三：

第一，知識的經濟學研究的進展是極其鮮明地附著于、滲透于、深化于經濟學范式的演進之中的。從古典經濟學范式到當前的演進經濟學范式，都在不同的角度、層面與視點注入了關于知識以及知識經濟分析的理論傳統與綱領啟迪。知識的經濟學分析需要對現有的經濟學范式進行高度綜合與概括。綜合出創新，概括出新意，知識范式的提出，其要義即在此。

第二，從本質上講，知識范式是從屬于演進范式的，但又是可以從中相對獨立出來的。一般地講，演進范式可以解釋一切經濟行為以及經濟行為所依附的經濟運行機制動態變化的根本內涵與本質特征，它所關注的對象與要解決的問題是高層面的，同時又是具有高度抽象意義的。鑒于知識作為當代經濟運行的一個極為突出的生產要素的身份，有必要對知識配置、知識創新及其相應的運行機制等問題給予特別的關注和青睞。這方面的深入研究，需要一個獨立的范式。

第三，總體而言，經濟學家們對知識的研究還處于起步階段，知識經濟學作為一門學科還不成熟，還大有探索的空間。提出知識范式范疇顯然具有重大的學術價值與理論生命力。

筆者認為，知識范式的保護帶是古典范式保護帶以及演進范式保護帶的自然延伸。具體包括：生產方式變遷的內生性、knight意義上的不確定性、有限理性與信息不完備性。

與保護帶相適應，知識范式的內核可概括為：關于知識配置的經濟耗散系統。這包括如下兩層含義：（1）它是一個經濟系統。一方面，知識分工以及知識本身的性質決定了知識要素配置是一個系統的范疇；另一方面，在各類生產要素中，只有知識才是一種附著在勞動者身上的，最為真實、最為內在的要素，而勞動者又是經濟運行系統各個層面的全方位的參與者。因此，知識配置系統與經濟運行系統是相互嵌套在一起的，知識要素是根植于經濟運行系統的基本因子，滲透在經濟運行的所有層面。研究知識配置，就必須研究經濟系統的各個層面；（2）這個經濟系統是個耗散結構。18經濟耗散系統指的是在開放的、非均衡的條件下，通過非線性機制、正反饋機制和有規律性地波動漲落而最終形成的一種自組織和自適應系統。耗散結構的意思表明，系統處于一種動態平衡中，在遠離均衡態的非線性區內，一個非常小的隨機擾動或漲落就會通過以上機制的作用而放大發展為一個整體宏觀的巨大漲落，使系統進入不穩定狀態，達到一定閥值后又通過自組織再上升到一個新的有序狀態，形成一種充滿活力的、螺旋上升的有序結構。我們認為，經濟耗散系統深邃地揭示了知識配置的內在屬性，也是對知識本質的準確概括。

近現代經濟學的發展史表明，一種經濟理論是否完美與慎密，取決于該經濟理論的研究范式。一個規范、成熟、嚴謹的研究范式具有強大的經濟解釋功能與廣闊的理論拓展空間。某種既定的范式（尤其是其內核）在一段時間內往往是確定的，甚至是剛性的，但建立在此范式基礎上的某個經濟理論卻具有相當的彈性與柔韌性，可以隨著社會經濟的變化發展而不斷拓伸。同樣道理，知識范式的提出，在某種意義上意味著學術界對知識的經濟學研究已經有一定的理論積累，并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也為我們對以知識為對象的經濟學理論研究提供了一個規范的討論框架。我們可以基于這樣的知識范式，循著前人的研究成果，直面當代知識經濟社會的新勢態、新景象，作出更新、更廣、更深的知識理論的開拓。這當中，筆者認為，如何全面透析知識范式的保護帶，深刻理解知識的本質與特征，從知識及其知識配置的內在運行機理等層面來認識和把握當代社會再生產方式，以及如何深刻領會知識范式內核，準確剖析知識利用、傳遞、學習與創新等問題，具有廣闊的探索空間。而現有的文獻在這些方面的研究顯然還不夠深入、不夠系統、不夠全面，尤其是在關于知識配置的經濟契約制度分析方面，現有的研究還相當薄弱，這當中大有可為之處。作個大膽的假設，筆者甚至認為，把關注的目光與重心聚焦于此，或許會成為知識經濟學研究的一個主要方向，甚至可能引發一場關于知識經濟學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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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中圖分類號：F26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1-862X（2017）03-0047-007

產業集聚不僅是單一產業在空間上的不斷集中，更伴隨著相關產業的協同集聚。[1]-[11]Ellison & Glaeser（1997）[1]最早對差異化產業之間的空間集聚現象進行了關注，并提出產業協同集聚（Industrial Co-agglomeration）的概念（也有譯者稱為產業共同集聚），即不僅單一產業在空間上存在集聚現象，不同產業也傾向于在空間上彼此鄰近。產業協同集聚中的差異化產業之間通常具有某些關聯關系，例如投入產出關聯（垂直關聯）、技術關聯（水平關聯）等，通過集聚產生金錢外部性、技術外部性等空間外部性，以及協同集聚效應。與產業集聚（1）相比，產業協同集聚更強調不同產業之間的空間鄰近以及相互之間的內在關聯。

作為現實世界中經濟活動的重要空間組織現象，學界對產業協同集聚問題進行了大量研究。[12]-[16]近二十年來，取得了較為豐富的成果，但尚未有文獻系統梳理和總結產業協同集聚相關問題的研究進展，特別是產業協同集聚的理論基礎、機制與效應以及產業協同集聚水平測度方法等。因此，本文按照文獻的發展脈絡與邏輯關系，從上述三個主要方面出發，首次回顧并歸納分析了目前國內外對產業協同集聚問題的研究成果及最新進展。

一、產業協同集聚的理論基礎：集聚與空間外部性

（一）集聚與空間外部性的基本表述

自Marshall（1920）[17]起，空間外部性就被認為是經濟集聚的關鍵因素。空間經濟學中新經濟地理理論和城市經濟理論從區域和城市尺度分別對集聚機制進行了詳盡的闡述，二者的討論均以馬歇爾關于外部性的思想作為研究的起點。馬歇爾外部性思想包括三個方面：（1）產業的投入產出關聯；（2）勞動力的可獲得性；（3）基于知識交換和“面對面”交流而產生的新思想（知識溢出），三者共同形成了所謂的規模外部經濟。Scitovsky（1954）[18]進一步將其概括為金錢外部性和技術外部性。

集聚與空間外部性的研究主要以制造業和生產業為研究對象。Krugman（1991）[19]發現美國大量制造業的生產集聚度都很大，并不囿于人們傳統觀念中固有的高科技產業。Rosenthal & Strange（2001）[20]利用美國制造業的數據研究發現，投入產出關聯、勞動力的可獲得性、知識溢出均對制造業集聚有顯著的促進，但在不同空間尺度（編碼區、郡縣和州）作用大小存異。Duranton & Overman（2005）[3]考慮空間連續性下的產業區位，在K-density指數的基礎上以英國制造業的樣本進行了實證檢驗，發現大部分的產業集聚傾向于發生在小于50km的空間范圍里。中國的制造業產業集聚現象同樣得到了大量關注[21]-[24]，他們聚焦于制造業集聚的時空演化、成因和空間經濟績效，還就如何縮小地區差距提出了諸多建議。

隨著生產業在經濟中的重要性不斷提升，生產業集聚問題也成為研究熱點。Keeble et al.（1991）[25]考察發現了生產業的集聚發展特征。Kolko（2007）[26]試圖揭示生產業與制造業不同的產業區位選擇模式，通過多個服務業協同集聚的角度分析，認為這種協同集聚的動力源于知識外溢和直接貿易關系。Keeble & Nachum（2002）[27]認為生產業集聚源于知識溢出和學習效應，頻繁的知識交流和互相學習基于正式和非正式的網絡傳導是形成生產業集聚的關鍵。Richard & Christel（2002）[28]以法國巴黎為例，研究了服務業細分行業的空間區位選擇模式，發現每個細分行業的空間區位選擇模式各異，但都是產業集聚和擴散的綜合結果。

由于空間尺度的差異，新經濟地理理論與城市經濟理論對于空間外部性的側重也有所不同。具體而言，新經濟地理理論在區域尺度上關于集聚形成機制的解釋更加倚重金錢外部性。他們雖然也認同非市場行為的P聯效應（知識溢出）導致的技術外部性在集聚機制中的重要作用，但出于種種考慮（主要是技術上的），技術外部性在區域尺度上的集聚機制研究僅代表了未來需要發展的方向。城市經濟學理論則更加側重技術外部性在城市集聚中的重要作用。Duranton & Puga（2004）[29]將城市尺度的空間外部性進一步歸納為共享、匹配和學習。城市經濟學者認為，城市中充滿了技術外部性[30]，這是由于人和企業作為“信息接收者”或“信息傳送者”具有交流互動的需求。

需要指出，集聚經濟并不總是帶來這些好處，過度集聚同樣會產生負面的效果形成集聚不經濟，規模不經濟下的擁擠效應形成了分散力，使產業要素在空間上分布趨于離散化，這造成了產業集聚發展的挑戰。Ke（2010）[31]和陳建軍等（2016）[11]以中國地級市數據為樣本的實證考察發現中國城市存在明顯的擁擠效應。

（二）異質關聯視角的空間外部性再整合

產業關聯在集聚中的作用非常關鍵，上下游產業的垂直關聯（包括前后向關聯）在市場機制主導下加強生產的空間集中，形成金錢外部性，并與集聚之間構成循環累積因果關系。同時，產業之間的關聯性是普遍存在的，處于相同或相近的產業鏈條上的產業，具有前向、后向和水平的聯系。[10]水平關聯是指臨近產業鏈條上的產業之間無形的交往和聯系，例如管理技巧和經驗的分享、勞動力或人力資本之間的交流以及知識技能的共享，也可產生集聚[32]，形成非市場作用下的技術外部性。

然而，學術界雖然從馬歇爾空間外部性出發均認識到了異質關聯的存在性，但分類角度不盡相同。目前，形成了市場作用角度和產業關聯角度兩個主流觀點（表1）。市場作用角度，將異質關聯分為經濟關聯和知識關聯，經濟關聯在市場機制下發揮作用，與空間外部性中的金錢外部性對應；知識關聯在非市場機制下發揮作用，與空間外部性中的技術外部性對應。產業關聯角度，按照上下游產業間的有形交往與相同或相近產業間的無形交往分為垂直關聯和水平關聯，同樣分別對應空間外部性中的金錢外部性和技術外部性。顯然，兩種分類只是切入角度有異但無實質區別。

二、產業協同集聚機制與效應研究

（一）產業協同集聚機制研究

產業的協同集聚現象是普遍存在的，沒有一個城市是完全專業化（只有單一產業）或者完全多樣化（擁有所有產業）的，而是介于二者的中間情形，幾乎所有城市的產業集聚都呈現出中性結構特點。[14]然而，現象上觀察到的制造業與生產業協同集聚事實上只是呈現在眼前的結果，而如何形成產業間協同集聚的內在微觀機制仍然是個“黑箱”。為尋求現實中多產業協同集聚的來源，諸多學者進行了微觀形成機制方面的研究。

產業間協同集聚形成機制研究同樣圍繞馬歇爾空間外部性的思想展開。Ellison et al.（2010）[6]奠定了該領域的研究基礎，在構建產業協同集聚指數（E-G指數）基礎上，利用美國的數據對產業協同集聚的微觀形成機制進行了深入而詳細的探討，研究表明不同產業間的協同集聚同樣源于馬歇爾所強調的三個關鍵因素，即中間投入品與最終產品供應商之間的聯系、共享勞動力市場、增加信息交換和創新機會，從結果來看三種因素的作用基本相同，并且影響產業協同集聚的形成機制中馬歇爾因素作用均遠大于自然優勢形成的地理“第一性”。Stephen & Erik（2016）[33]研究了城市內部的產業協同集聚影響因素，進一步印證了Ellison et al.（2010）[6]的觀點，區別僅在于各因素的系數相對大小不同，而這可能是由于在較小空間尺度考察下的結果。Gallagher（2013）[34]在研究產業協同集聚的形成機制時將運輸成本細分為物理和信息運輸成本，分析了異質運輸成本下的馬歇爾因素是產業協同集聚的形成來源。Gabe & Abel（2013）[35]側重于考察馬歇爾第三因素的關鍵作用，發現具備相似知識的職業勞動力傾向于協同集聚，并且這種協同集聚導致的知識分享的重要性在都市尺度要大于州級尺度；行業層面的拓展分析表明，工程和技術、藝術與人文、制造和生產、數學和科學、工商管理、信息通訊等制造業和生產業行業由于知識分享，在都市尺度更加傾向于協同集聚。個案研究方面做出貢獻的是Mukim（2015）[36]和Rusche et al.（2011）[37]，分別以印度正式和非正式制造業、德國家具內部產業間為樣本進行了產業協同集聚形成機制方面的補充研究。

（二）產業協同集聚效應研究

總結現有研究成果來看，部分學者的產業協同集聚效應研究依然局限于“產業”到“產業”的集聚互動影響。例如，陸劍寶（2013）[38]進行了基于制造業集聚的生產業協同效應研究，主要關注和測度了制造業集聚對生產業集聚的影響，發現無論在省級還是市級層面，制造業集聚顯著影響生產業集聚，制造業集聚是導致生產業集聚的主要因素，即存在制造業對生產業的集聚帶動效應。盛豐（2014）[39]分析了生產業空間聚集對制造業升級的影響及其空間外溢效應，發現生產業集聚對制造業升級具有明顯的提升作用，這種作用不僅體現在對本地區制造業升級的影響，而且通過空間外溢效應對周邊區域制造業升級有明顯的促進。

產業協同集聚在空間上的經濟效應研究是關系城市與區域經濟發展、競爭力提升的重要議題。高峰和劉志彪（2008）[5]對長三角地區產業協同集聚問題的分析表明產業協同集聚可以促進產業升級，通過相關產業和支援性產業的集聚，以及產業間的外部經濟而與集聚產業之間產生的協同效應，不斷強化產業集群的“集體效率”和“外部經濟”，提升產業集群內在的“知識含量”和競爭水平。陳曉峰和陳昭鋒（2014）[9]研究了東部沿海地區十省市生產業與制造業協同集聚的演進關系及其效應，發現兩者協同集聚對區域經濟增長、專業化水平及產業優化升級有促進作用，但其產業協同集聚水平的度量方法有待商榷。胡艷和朱文霞（2015）[16]發現生產業與制造業的協同集聚效應明顯，對于城市經濟增長有促進作用；但生產業與其他服務業的協同集聚效應在現階段城市經濟增長的作用未能顯現。

不難發現，目前關于產業協同集聚效應的研究仍停留在不同產業間集聚互動影響的方面，而對于產業協同集聚在空間上的經濟績效方面大多尚處于現象觀察和定性分析階段，僅有的研究也只考察了產業協同集聚對于區域（城市）經濟增長的作用，并沒有解釋產業集聚互動所導致的城市（空間）的諸如工資收入和生產效率增進效應，及其空間溢出效應等關鍵議題。

（三）產業協同集聚與空間結構互動

產業集聚發展與空間結構演化之間是互相影響、相輔相成的。一方面，產業集聚發展需要空間載體，產業要素的集聚會改變空間結構形態；另一方面，決定這種空間集聚的基本因素包括運輸成本、規模經濟和空間外部性，而這三者都與距離相關，故空間結構的不斷優化會降低運輸成本和便于經濟主體“面對面”接觸，縮短時空距離、加速要素在空間范圍內的自由流動，反過來又促進產業的集聚。

產業協同集聚與空間結構互動方面，陳國亮（2010）[40]、陳菁菁（2011）[41]研究發現不同產業（包括制造業與生產業以及細分行業層面）在空間上存在“互補”和“擠出”，無論是城市尺度還是城市群尺度。陳國亮（2010）[40]認為生產I與制造業集聚之間的雙重集聚在時間序列上來看是動態推進的過程，二者作用強度的相對大小決定了體現出來的到底是“互補”還是“擠出”。此外，運輸成本和“面對面”接觸是主導制造業與生產業空間上協同集聚的關鍵：制造業運輸成本的降低可以推動制造業靠近生產業發達的地區以實現“互補性”的空間協同集聚；而生產業方面，運輸成本的降低（“面對面”交流的可得性提高）可以推動生產業向城市中心的集聚來形成“擠出性”的空間協同集聚。[41]

產業協同集聚具有產業和空間二重屬性，產業區位選擇可以影響城市（群）空間格局，而城市（群）空間格局的優化又進一步促進產業協同集聚，形成循環累積因果的產城互動發展模式。[11]然而，現有產業協同集聚與空間結構互動研究雖然加入了空間思維，但依然囿于產業間的互動對彼此造成的“互補性”和“擠出性”及其形成的空間形態，對產業協同集聚與空間結構互動機制的闡述也僅限于定性的或者經驗的討論，并沒有將產業協同集聚與空間結構互動問題納入統一的空間經濟學分析框架進行系統解釋。

三、產業協同集聚水平的測度方法

關于產業協同集聚水平量化測度指標的選取和構建，不少學者根據具體研究對象的不同需要進行了諸多嘗試。例如，國外方面，Ellison & Glaeser（1997）[1]和Ellison et al.（2010）[6]構建的E-G指數、Duranton & Overman（2005、2008）[3][4]構建的D-O指數、Stephen & Erik（2016）[33]構建的Colocalization指數等；國內方面，陳國亮和陳建軍（2012）[42]、陳建軍等（2016）[11]構建的？酌指數和？專指數等。

（一）E-G指數

最早提出并構造產業協同集聚水平測度指標的是Ellison & Glaeser（1997）[1]，其計算方法為：

其中，G表示產業i的空間基尼系數，X表示地區r的就業人口占全國就業人口的比重，HHI為赫芬達爾指數。E-G指數包含了產業、企業兩個維度，因此，能夠避免計算出來的產業協同聚集水平即使在同一空間的不同產業（行業）之間進行對比也存在偏差的缺陷。[23]

同時，Ellison & Glaeser（1997）[1]和Ellison et al.（2010）[6]還構建了產業層面的E-G指數，用以測度產業協同集聚水平。根據該E-G指數，衡量產業i和j協同集聚度的計算公式為：

E-G指數的應用非常廣泛。Rosenthal & Strange（2001）[20]、Barrios & Strobl（2004）[43]利用E-G指數分別以美國、歐盟成員國的制造業樣本數據考察了產業集聚狀況。羅勇和曹麗莉（2005）[22]、路江涌和陶志剛（2006）[23]等利用E-G指數考察了中國制造業集聚狀況。然而，目前并沒有文獻利用E-G指數進行制造業與生產業、生產業細分行業之間協同集聚方面的測度和研究。

（二）D-O指數

Duranton & Overman（2005、2008）[3][4]基于非參數密度估計模型分析構造了D-O指數來衡量產業協同集聚水平，一般性的表達式為：

D-O指數需要利用較為精確的廠商空間位置數據，并假設廠商的空間分布具有連續性突破了區域邊際限制[23]；同時，該指數的計算可以設置任意形式回歸函數，具有評價偏離隨機性的顯著性統計特征，可以規避與規模和邊界相關的問題。雖然D-O指數較為精確，但在我國的實踐性并不強，尚未有文獻利用D-O指數進行基于中國實踐的產業協同集聚方面的研究。

（三）Colocalization指數

Colocalization指數（簡稱Coloc指數）是由Stephen & Erik（2016）[33]在借鑒瓦_斯坦度量（Wasserstein metric）的思想基礎上所構建的用以測度產業協同集聚水平的指數。Coloc指數的大小由Wasserstein距離決定。具體而言，指數的數值代表了產業J位移到產業K空間相似性的統計顯著性大小。

利用上式，就可以定義Wasserstein距離為：

Coloc指數貢獻在于一方面克服了E-G指數只能衡量行政空間單元的產業協同集聚而導致的遺漏相鄰地區廠商信息的缺點，另一方面克服了D-O指數由于依賴廠商的成對距離而導致移除特定地區的信息后廠商與就業中心信息不一致的缺點。另外，由于Coloc指數解決了可塑性面積單元問題，適用于對城市內部產業協同集聚的分析。

Stephen & Erik（2016）[33]利用Coloc指數實證檢驗了產業在城市內部協同集聚的微觀形成機制，與E-G指數、D-O指數相比，各因素（自然優勢、投入產出關聯、消費者外部性以及知識溢出）對城市內部產業協同集聚的顯著正效應，差別在于相關系數大小不同。Coloc指數對數據的要求更高，囿于中國數據限制其現實可操作性同樣較低。

（四）？酌指數和？專指數

國內方面，一些學者結合中國實踐，開始嘗試構建具備實際可操作性的產業協同集聚水平測度指標。陳國亮和陳建軍（2012）[42]認為E-G指數只能從產業層面反應國家層面的產業協同集聚水平，不能反映地區（城市）層面的產業協同集聚水平。因此，構建了？酌指數：

其中， k為地區（城市）；η為單個產業（i或j）的集聚水平，以區位商衡量。那么，？酌指數的數值越大，表示產業協同集聚水平越高；反之，越低。

陳建軍等（2016）[11]借鑒Ellison & Glaeser（1997）[1]和Ellison et al.（2010）[6]的思想，構建了新的適用于考察城市層面的產業協同集聚？專指數：

陳建軍等（2016）[11]通過比較E-G指數與之構建的？酌指數，在樣本范圍內二者的相關系數高達0.9409。（3）他們認為，？專指數相對于以上產業協同集聚指數的好處在于，不僅能夠反映“協同質量”，還能夠反映“協同高度”，因為高度集聚的城市產業通常是優勢主導產業，能夠帶動相關產業的協同發展。因此，考慮“協同高度”能夠全面反映產業協同集聚水平。

四、研究評述

產業協同集聚是不同產業間在特定空間上的集聚，具有“產業-空間”二重屬性。自Ellison & Glaeser（1997）[1]以來，已有大量國內外文獻開始對這一典型的空間經濟現象進行研究，已經處于“現象機制”分析階段。

空間經濟學中的新經濟地理理論和城市經濟理論分別從區域尺度和城市尺度系統闡述了產業集聚和擴散的機制，在主導機制上新經濟地理理論較依賴于垂直關聯（前后向關聯）的作用，而城市經濟理論更為側重水平關聯（“面對面”接觸下的知識溢出）的作用，通過異質關聯的傳導形成了金錢外部性和技術外部性，并且二者構成的空間外部性與集聚之間又形成循環累積因果關系、互相強化。當然，這一過程也并不會無限制地持續下去，集聚經濟并不總是帶來這些好處，過度集聚同樣會產生負面的效果形成集聚不經濟，規模不經濟下的擁擠效應形成了分散力，使產業要素在空間上分布趨于離散化。另外，學術界雖然從馬歇爾的空間外部性理論出發均認識到了異質關聯的存在性，但是角度不同產生了不同分類，本文對其進行了重新整合。

諸多學者圍繞空間外部性的思想展開產業協同集聚微觀形成機制的研究，驗證了Marshall（1920）[17]所強調的三個關鍵因素，即中間投入品與最終產品供應商之間的聯系、共享勞動力市場、增加信息交換和創新機會對于制造業與生產業之間的協同集聚、制造業和生產業內部細分行業之間協同集聚的促進作用。然而，產業協同集聚內在微觀形成機制僅是機制研究的一個方面，產業協同集聚與空間的互動機制作為機制研究的另一重要方面，目前的成果卻非常單薄。效應研究，依然局限于“產業”到“產業”的集聚互動影響，對產業協同集聚在空間上的經濟績效大多尚處于現象觀察和定性分析階段，并沒有解釋產業集聚互動所導致的城市（空間）的經濟績效，例如工資收入和生產效率增進效應，及其空間溢出效應等，亦即現有關于產業協同集聚問題的研究并沒有形成“現象機制效應”這一完整分析脈絡，有待進一步完善。因此，產業協同集聚經濟績效及其空間效應研究也構成了未來研究重點，對于指導城市和區域發展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最后，本文還全面總結了國內外現有產業協同集聚水平測度的不同方法，并客觀比較了不同方法的適用性。

注釋：

（1）產業集聚（Industrial Agglomeration）同樣是指產業在特定空間聚集的一種地緣經濟現象，既包括受自然資源稟賦的吸引而集中（第一屬性），亦包括在集聚空間的自我強化過程（第二屬性）。

（2）詳細介紹可參考Wasserstein L.Markov processes over denumerable products of spaces describing large systems of automata.Problems of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5，1969：47-52。

（3）陳建軍等（2016）利用E-G指數和？專指數，對2003―2011年中國240個地級及以上城市生產業與制造業產業協同集聚水平進行了測算，通過進行相關關系檢驗發現二者的相關系數均值為0.9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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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中圖分類號：F0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06.55 文章編號：1672-3309（2013）06-125-02

一、網絡背景下網絡經濟的發展歷程

進入新世紀以來，網絡旋風就席卷全球，伴隨著產生了許多新的理論和現象，網絡經濟這個名詞也逐漸開始進入學術界和理論界的視線，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這個課題的研究當中。

1、出現新的經濟現象。一方面，在網絡快速發展后，世界經濟變得更加緊密，跨國集團變得越來越多，世界經濟一體化已經成為了一種新的潮流，世界各國間投資和貿易逐年增長，如今已經演變成了一種不可或缺并且充滿生命力的發展方式。另一方面，企業規模和企業數量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增加，其中高風險的企業占到很大的比重，在高風險帶來高回報的誘惑下，風險企業的數量激增。在企業數量增加的同時，競爭也在加劇，因而產品的創新化速率也變得越來越快。

2、出現新的經濟問題。網絡環境下，社會出現了許多新的經濟現象，隨之出現的一系列經濟問題也逐漸吸引了一批學者來研究，并運用一系列的經濟模型去得出可供參考的理論，比如電子政務，電子商務等。

3、出現新的經濟理論。投資步入新世紀，網絡的影響力可謂空前巨大，經濟學界也受到了影響，經濟學的研究方向始終是隨著社會潮流而變化的，當網絡出現并發展迅速時，伴隨而至產生的新理論也逐漸產生，網絡經濟學應運而生。雖然網絡經濟學這門學科目前還處于初步建立階段，但是理論成果卻逐步增多，相關的研究學者也對這門學科開始關注，經濟學的方向在當下網絡發展的背景下向網絡經濟學的學門傾斜，網絡經濟的研究開始成為當前經濟學的重點研究方向之一。

二、網絡經濟學相關理論

1、網絡經濟學的定義。網絡經濟學是進入新世紀才產生的新型的經濟學，在很早之前也有叫做網絡經濟學的學科，當時它的含義是在通信工程之中，是對電力交通等基礎設施行業進行研究的經濟學科。當前網絡經濟學有了新的定義，網絡經濟學是隨著網絡即Internet的發展而發展起來的，在麥克奈特的《網絡經濟學》著作中，明確了網絡經濟學的英文名稱為Internet Economics。

2、網絡經濟學的研究對象。通常一門經濟學都是研究一個領域或者一個范圍內的經濟矛盾，網絡經濟學也不例外，網絡經濟學就是研究在網絡經濟當中產生的矛盾。網絡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就是在網絡貿易當中的生產方式的矛盾，這與之前的工業經濟、農業經濟截然不同，由于這種特別的矛盾，網絡經濟學才變得重要。

3、網絡經濟學的研究主題。網絡通常包括互聯網、局域網和公司內網等幾種形式，網絡是網絡經濟的媒介，是連接貿易經濟體雙方的紐帶，沒有了網絡一切都是空談，在當代網絡資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探索網絡資源的合理配置和使用其實就是網絡經濟學的核心。

（1） 網絡資源的特性。一是共享性。在網絡中，任何網絡資源都是提供給使用者使用，除了機密內容不對外公開之外，在網絡經濟當中，所有的買家和賣家都可以看到相關的報價信息，不分國界民族。二中壟斷性。互聯網通常都是由大的公司掌控，一切的交易規則和標準由強者說了算，普通的小的競爭者無法與之抗衡。三是風險性。在網絡信息和資源當中，存在許多有用和完全無用的信息，信息量巨大，如何分辨出有用的信息，而排除沒有用的信息就顯得尤為重要。而在這一過程中，判斷錯誤就會帶來嚴重的后果，因此風險巨大。

（2） 網絡經濟運行機制。資源如何分配就要看資源的運行機制如何，網絡經濟發展迅速，資源寶貴，網絡經濟健康長久的發展就需要網絡資源的合理公平公正的進行分配，這就需要一個良好的運行機制。網絡機制目前有這么幾個要求：一是分配要迅速，二是分配要靈活多變，三要具有創新性，網絡經濟要發展就需要不斷的創新，不斷變化的經濟環境也要求不斷創新。

（3） 網絡經濟的一般規律。目前網絡經濟有這么幾個一般規律，一是網絡經濟很超前，二是網絡經濟具有擴散的特性，三是網絡經濟可以整合世界各地信息以及人才等資源，將同一公司的各個分公司聯系起來共同經營，化為一個整體。

三、網絡經濟學的國內外相關研究

1、國外相關研究成果。相比于國內來說，國外對于網絡經濟學起步就早得多了，而且到目前來看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國外對于網絡經濟這一研究領域感興趣的學者很多，因為是新型的領域，需要探索的未知還很多，下面只介紹一下目前研究網絡經濟領域并且有自己研究成果的一些學者專家及其研究理論。

夏皮羅和瓦里按都是美國的當代著名的經濟學家，在美國享有很高的聲譽，兩人同時在大學任教，并且經常一起探討許多經濟問題，在網絡經濟領域內，兩人也是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他們提出在網絡經濟內，工業經濟的許多經濟理論和經濟規律仍然是切實有效的，這為后來人的研究開了一個先河。

同樣是享有盛名的經濟學家謝伊在前人理論的基礎上，提出雖然有許多工業經濟時期的經濟理論和經濟規律仍然有效，但是也是有區別的，他提出了相區別的四個特性：互補性、標準型、兼容性和消費外部性。這為后來研究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在此之外還有一位經濟學者名叫了維斯，他將20世紀90年代到當前的關于網絡經濟的相關理論命名為非摩擦經濟，也就是網絡經濟學。在他的觀點中，他認為網絡經濟學與傳統的西方經濟學有著本質的區別，沒有共同性可言，原因有這么幾點，第一，傳統經濟學中經濟媒介是實體經濟，人與人之間的談判協商是貿易的必經之路，而網絡經濟下完全不一樣。第二，他認為在網絡經濟之中，虛擬經濟的產生已經將之前的工業經濟帶入了歷史，成為了過去，開啟的是一種新的生產方式，就像工業經濟代替農業經濟一樣，經濟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當然經濟理論也與之前的完全不一樣了。

2、國內相關研究成果。國內的學者對網絡經濟的研究就要滯后許多年了，原因是多方面的，網絡進入我國發展本來就比西方國家晚很多年，不過還是研究出不少問題和成果。

我國學者紀玉山就根據自己的研究成果表示，網絡經濟其實質是一種有關知識信息的經濟，并且對網絡經濟學和傳統的西方經濟學進行了分析和比較，表示網絡經濟學其實是西方經濟學的一種延伸出來的小領域的經濟學，很多西方經濟學的理論和規律定理都是實用的。

還有一位來自廈門大學的經濟學學者張銘洪教授，他也有著自己的獨到見解，并且建立了一個框架用來解釋網絡經濟下的政府與市場的博弈。后來也有許多像司志剛、孫健等我國的專家學者都提出了自己對于網絡經濟學的看法，并且有的還給出了網絡經濟的概念特征以及基本理論和經濟運行規律，這些都是難能可貴的財富，對于在我國新興起的網絡經濟來說是可喜可賀的。

四、網絡經濟學的未來發展展望

當前，國內外的專家學者都把注意力放在了網絡經濟之上，都去盡力想將這一新型的經濟研究透，以便為經濟做出指導性的規劃，防止經濟出現問題。但是到目前為止，國內外的教授學者還沒有形成統一的觀點和理論，將網絡經濟建立一個完整而有效的理論框架，這一任務還有待后來人去完成。

另外網絡經濟學這一學科與其他傳統的經濟學科之間還是一直存在著聯系，有時還將網絡經濟作為獨立一章放到傳統的經濟學內，沒有完全將網絡經濟學獨立出來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供學者研究探討。

目前對于網絡經濟的研究，許多研究人員還是把注意力和重心放到微觀方面，只是研究許多目前精力內發生的現象，想用理論對其進行解釋，卻沒有觀察到宏觀方面的問題，當然任何經濟學理論的研究定性都是經過一個漫長的過程，相信在不遠的將來，網絡經濟學會成為一門成熟的理論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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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通過經濟學文獻的閱讀，培養學生學習經濟學理論的興趣，從而更好地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經濟學的文獻中，有相當一部分文獻是用有趣的經濟活動故事和淺顯活潑的語言，通俗易懂地講述經濟學理論，深入淺出地分析經濟活動主體的各種行為及市場有效運行的經濟機制。例如，經濟學家倫納德•里德撰寫的《鉛筆的故事》，從制作一支鉛筆需要的各種原材料（木材、石墨、油漆、鐵皮、橡膠等）的來源，娓娓道來，講述了在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的指引下，廠商如何把分散在世界各地不同的人所生產的產品（制造鉛筆的各種材料）從市場購買來，然后在工廠進行資源配置，生產出各種鉛筆，再通過市場把鉛筆賣給世界各地的消費者以滿足他們的需求。鉛筆的故事很好地向剛入門的經濟學初學者，說明了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即市場在經濟活動及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加強這一類經濟學文獻的閱讀，可以使學生更好地了解經濟學的學科性質、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問題，進一步培養學生學習經濟學的興趣，使學生能更加積極主動地學習經濟學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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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不同于其他學科，是一門“經世致用”之學，它與實際生活結合極其緊密，具有顯著的應用性特色。這一學科特點決定了經濟學論文選題時必須考慮研究的問題有無現實意義，要借助選題將所學理論與現實經濟生活中的實際問題聯系起來，通過分析研究解決經濟生活中的實際問題。為此，在論文選題時必須關注社會經濟領域中的現實問題，特別是經濟改革和社會生活中的熱點、難點、焦點問題。當前中國經濟正處于轉型期，各種新情況、新問題層出不窮，譬如房價過高、通貨膨脹、貧富差距、就業問題等都可以作為研究的領域，作為論文選題的內容，這對于經濟學專業的學生來說，無疑是一個難得的機遇。

2．專業性原則

經濟學本科畢業論文作為學位論文，選題理所當然應與學生所學專業和所要申請的學位掛鉤。同時畢業論文是對學生四年所學專業知識的一個檢驗和總結，是學生綜合運用所學專業知識和能力的體現，這也要求論文選題要緊緊圍繞經濟學科，體現經濟學的專業性。對選題而言具體表現在兩方面:一是在專業領域內選擇確定論文題目。由于經濟學本身具有研究面寬的特點，如果不加注意，很容易出現選題偏離專業領域的情況，因此在選題時更要找準經濟學的切入角度，保證選題與專業的相關度。二是要體現經濟學的研究方法。經濟學有一套以數量分析為特征的分析方法，譬如實證分析、邊際分析、均衡分析、靜態分析等，如果能在選題中有所體現，更能反映經濟學專業的特點。

3．可行性原則

選題的可行性是指畢業論文的選題一定要切合實際，具備完成選題的主客觀條件。具體來說，首先，要從學生的興趣愛好、知識結構、專業所長等主觀條件的角度判斷學生是否可以駕馭選題。譬如，當一個不擅長經濟計量分析的學生面對一個計量分析的選題時，一定會因難度過大而感到難以勝任，這顯然不符合可行性的原則。其次，必須從選題本身的工作量、理論難度和深度、指導教師水平、圖書資料查詢條件、論文完成的時限要求等方面評估完成選題的客觀條件是否具備。以資料的可獲取性為例，經濟數據中省、市級以下的數據一般很難獲取，往往需要進行實地調研而且調研工作量極大，本科學生往往很難獨立完成，缺乏數據的情況下，選題再好也很難寫出高質量的論文。

二、經濟學專業本科畢業論文選題方面存在的問題

1．重視程度不夠，選題確定過于隨意

一方面，不少老師存在“重研究生論文，輕本科論文”的思想，開題以前老師實際介入并不多，往往交由學生自主選題，沒有給予相應的交流、指導和建議;另一方面，本科學生“重工作，輕論文”，第七、八學期正是學生找工作和考研的階段，很多學生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應聘、工作實習和備考方面，無暇顧及畢業論文;還有一部分學生自認為學業已成，將來從事的工作與論文研究的內容無關，抱有走過場的心態。凡此種種，對論文選題的重要性缺乏認識，不花功夫搜集資料并斟酌選題，臨近開題時往往隨便選一個題目應付了事。在開題答辯中會經常遇到這樣的情況:某個學生信口說出一個選題，卻對該選題的研究意義、文獻綜述、自己的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等茫然不知，當老師指出其選題存在問題時，學生會立即將選題更換成另外一個完全風馬牛不相及的題目，選題的過于隨意增大了題目的不確定和變動性，最終會累及論文質量。

2．偏好大選題，涉及面過于宏觀

較之其他專業，經濟學專業畢業論文選題過大、過泛的現象尤其突出。究其原因，一是與學科特點相關，經濟學研究分為宏觀、微觀部分，宏觀經濟學研究經濟中有關總量的決定及變動，涉及的是失業、通貨膨脹、經濟波動、國際收支、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等宏觀“大”問題，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無形中會強化這種“大”問題的心理暗示，選題時就會貪大求全，動輒冠以“中國”或“我國”的字樣;二是學生往往擔心選題太小沒有東西可寫，認為宏觀選題題目大、外延廣，寫作時順著每個外延發揮一下，就可以達到論文要求的篇幅，因而選擇了過寬過大的題目。比如“我國貨幣政策的目標選擇”“試論中國的經濟發展戰略”等選題，這類選題本身包括了多維度和多層次，要求研究者對各個層次、各個維度的問題有清晰和準確的認識，本科生的理論水平和對現實經濟問題的認知能力顯然達不到這一要求，過于宏觀的選題寫出來的東西往往缺乏深度、沒有重點。

3．選題范圍狹窄，題目相似度高

其實經濟學涉及面廣，又貼近社會生活，現實中有眾多問題值得研究，即使是同一個問題，也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切入，應該說為學生提供了廣闊的論文選題空間，經濟學專業畢業論文選題的范圍和題目應該具有廣泛性和多樣性。但實際情況卻不是這樣，或者是因為指導老師連續幾年給學生的題目缺少變化;或者是因為學生相同的專業背景使他們的學術思維、研究視野趨于一致;或者是因為學生主要通過圖書館資料檢索，趨同的選題手段使那些點擊率高且參考文獻多的選題容易中標，結果就是選題往往集中在幾個話題上，題目“扎堆”且重復率高，很難做到教育部要求的學位論文“一人一題”。比如人民幣升值、期貨市場、中小企業融資、貿易壁壘等都是近年學生熱衷的選題，連續幾年的畢業論文都可能出現相同的選題，甚至同一年同一個答辯小組中的題目也可能完全相同或僅有一兩字之差。

4．缺乏經濟學思維，選題偏離專業方向

目前經濟學本科畢業論文選題中仍存在部分偏離經濟學專業的選題，譬如“校園超市的營銷分析”，這個題目給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營銷專業的題目，基本看不出經濟學的專業特色，嚴格意義上就是一個不合格選題。但如果把它改成“校園超市的壟斷市場分析”，從題目就可以看出該選題是運用西方經濟學微觀理論中的壟斷市場理論分析校園超市，無疑凸顯了經濟學的專業特色。第一個題目之所以出現專業偏差，除了指導老師把關不嚴之外，主要原因是學生缺乏經濟學思維。經濟學是一種思維方式，它是一種方法，而不是一套結論。經濟學教育除了傳授經濟學理論知識，最重要的就是讓學生體會和掌握經濟學思維方式，并運用這種思維方式分析經濟問題，形成關于社會經濟現象或經濟問題的解釋。但現實中有部分學生及至畢業也沒培養起經濟學思維，在選題時，面對經濟實踐中的具體問題，不能“像經濟學家一樣思考”，找不到經濟學的切入視角，導致選題與專業相關度不高。

三、提高經濟學專業本科畢業論文選題質量的建議

1．前置選題工作，夯實選題基礎

針對學生忙于找工作和考研、無暇顧及論文的情況，比較現實的做法是將畢業論文選題的時間安排適當前移。比如在學生一進入大四階段，有條件的學校甚至可以在三年級就讓學生進入選題環節，提早確定指導老師，通過與指導老師交流溝通，在老師的指導和幫助下，學生可以早一步確定論文大方向。再有意識地將課程設計、社會調查以及專業實習等實踐環節與畢業論文結合起來，同時熟悉相關的理論分析方法和工具，展開文獻檢索和閱讀，從中搜集和積累相關資料，隨著對相關問題認識和了解的不斷深入最終確定選題。前置選題工作的好處是給予論文選題環節充裕的時間保證，讓學生有足夠的時間思考斟酌并熟悉相關的知識領域，為提高選題質量打下扎實的基礎。

2．強調畢業論文重要性，進行選題環節專項輔導

應以院、系或專業為單位，召開畢業論文動員會，宣講畢業論文的作用、價值和要求。強調畢業論文的寫作不僅是學生總結、檢驗、深化所學專業知識的過程，更是訓練分析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為將來工作或更深層次研究奠定基礎的過程。對教師而言，指導論文不僅是培養目標要求的職業責任，還是反映教師能力和科研水平的一項重要指標，更是一個向學生學習提高自己的機會。總之，只有師生思想上高度重視，才能通力配合選出好的題目，做出好的文章。可以為學生進行選題方面的專項輔導，教會學生如何選題。譬如，通過舉辦講座有針對性地講解選題原則;結合以往的論文題目說明選題如何找到經濟學的視角，如何以小見大、挖掘深入;尤其要注重本科畢業論文選題方法的介紹。在多種選題方法當中，相對適合經濟學本科學生、值得推薦的方法有以下兩種:第一是實踐選題法。即在社會實踐、經濟調研和專業實習中，了解現實中出現的新問題、新趨向，通過調研取得第一手資料，以此作為選題的依據。第二是查閱文獻法。即確定感興趣的領域，閱讀該領域內權威的專業文獻資料，了解研究的歷史與現狀，那些該領域中尚未解決的課題或許就是選題方向。

3．強化選題階段的導師作用，重視任務的落實與檢查

針對指導老師在選題階段作用缺位的情況，要強化導師的指導作用。指導老師要及早進入角色，加強與學生的溝通交流，不能坐等學生上門詢問，而應主動了解學生的專業興趣點，介紹獲取與選題相關的文獻資料的渠道。向學生推薦綜述性或經典的文獻，幫助學生分析調查研究、搜集數據的難易程度，啟發學生尋找經濟分析的角度和需要運用的實證研究方法，幫助學生對選題可行性給出基本判斷，避免選題的盲目性。針對學生不重視選題工作的情況，指導老師要通過布置給學生任務的落實與檢查調動學生的積極性。比如，可以讓學生就閱讀的文獻資料、關注的經濟熱點問題寫出綜述，專業實踐中可以讓學生寫日記、寫報告，以此督促、推動學生發現問題，找到自己的視角;還可以要求學生跟老師通過郵件或電話定期匯報，在和老師交流中也可能就會找到合適的選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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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制度經濟學在經濟學教學中的地位及作用

新制度經濟學的源頭可以追溯到科斯1937年的著作《企業的性質》，而其興盛則始于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新制度經濟學致力于考察制度非中性環境下如何實現制度分析與新古典理論的耦合。它在放寬新古典經濟學前提假設的同時，采用了新古典經濟學的邊際分析、均衡分析等方法來研究制度問題，努力把制度分析納入到主流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之中，并引入了以交易費用和產權等概念、研究視角為內核的理論體系，對現實經濟世界具有較強的解釋力，所以又被稱為“真實世界的經濟學”，這區別于抽象掉制度因素的新古典經濟學，后者由于脫離現實世界而被稱為“黑板經濟學”。由此，新制度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逐步滲透到經濟學各領域，并悄然成為經濟學界不可或缺的重要常識之一。可以說，在學派林立，學術觀點異彩紛呈的學術界，以制度為主題和標簽的“思維范式”已然成型。尤其值得關注的是，1991年、1993年和2009年新制度經濟學的三位重要代表人物科斯、諾斯和威廉姆森先后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這無疑提升了新制度經濟學的全球影響力。新制度經濟學的獨特視角和理論范式契合了轉型國家的理論需求。20世紀80年代末，以交易費用、產權、契約、企業、制度變遷理論為核心的新制度經濟學開始傳入我國并得到迅猛發展，以其理論方法研究我國在改革開放進程中，如何加快政府職能轉變、經濟體制轉軌、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等熱點問題愈演愈烈。在此背景下，高校全面傳授新制度經濟學別具一格的理論觀點、研究視角、分析方法勢在必行。所以，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新制度經濟學一直被列入我國高校教學計劃之中，成為國內多數高校經濟管理類專業的一門重要的主干課程，有的高校還設置了新制度經濟學碩士點或博士點。[1]在教學實踐中，新制度經濟學的講授有助于學生運用其理論解釋與分析中國經濟現實問題，以及深度參與經濟學理論研討和撰寫學術論文，進而不斷提升自身的專業素養與思維能力。

二、我國新制度經濟學教學過程中的主要障礙

作為一個興起僅半個世紀的經濟學新分支，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尚未成熟。而且，我國開設和研究新制度經濟學課程起步較晚，所以各高校在該課程的教學內容、教學方法上均顯露出諸多局限性與缺陷。

1.從教材視角剖析教學內容。

雖然新制度經濟學研究視角獨特、思想已經廣為人知并且被廣泛應用，但其理論體系尚未成熟，明顯區別于其他成熟的經濟學分支。對新制度經濟學進行過研究的學者不難發現，該理論體系龐雜、概念和邏輯不統一、新成果層出不窮、爭議此起彼伏，且基本共識和學術規范有待進一步梳理和完善。就國外而言，新制度經濟學教材并未完全按教材式規范來編寫，最初的內容是關于新制度經濟學經典論文的匯編，之后演變為不同學派觀點的文獻綜述，發展到現在的教材主要是通過對不同發展時期具有承繼關系的文獻進行梳理，大體勾勒出新制度經濟學的基本框架與經典內容，為各國學習和研究新制度經濟學提供了入門的基礎知識，但仍表現出“思想史雜陳”的特征，在概念、術語、假設前提和邏輯系統上千差萬別，尚未形成以教材式規范來呈現的普遍共識和結論，容易使初學者最后陷入無所適從、無處下手的困境。[2]就國內而言，一些新制度經濟學教材將關注重心放在了敘述及解釋國外相關理論的研究上，由此形成了理論性較強和內容較抽象的特征，還有一些新制度經濟學教材試圖“另辟蹊徑”，依照作者自己的邏輯框架、學術觀點構建一個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體系，重新創立一套符合國內教學需求的新制度經濟學教材。這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國內新制度經濟學體系的完善及推廣，但由于這些教材在某些觀點上屬于“一家之言”，同時也省略掉了一些通常被視為學術共識和基本常識的部分內容，導致初學者在理論結構上存在缺漏，以及在學術共識與作者個人觀點之間難以甄別，容易被“誤導”，最終感覺整個理論體系晦澀難懂與枯燥乏味。

2.從教學實踐洞察教學方法。

透視我國新制度經濟學教學實踐，不難發現，教學方法存在諸多缺陷與短板。首先，由于新制度經濟學的典型特征表現為內容抽象與理論性強，且理論體系與學術規范還有待完善，所以各高校教師在教學實踐中，會比較偏重理論知識的傳授，而較少注重理論聯系實際。而且，案例教學實踐也暴露出各種問題，如直接采用學生不甚了解的國外案例而疏忽實用的本土化案例；選用的國內案例素材不具有針對性與典型性；分析不到位與不深入，不能有效促進學生通過分析本國經濟發展歷史和現狀來深入參透新制度經濟學理論。其次，在傳統的新制度經濟學教學活動中“，教師講，學生聽”的單向注入模式較為盛行，學生和老師之間以及學生之間很少共同探討教學內容，教學基本成為學生無法真正參與其中的“獨角戲”，這樣無法調動學生學習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導致其對一些概念、觀點、理論似懂非懂、一知半解，以及無法培養和提高他們獨立獲取知識的能力、創新能力與實踐能力。再次“，填鴨式”教學的推行使得大多數高校忽視將文獻閱讀法引入教學實踐中。“灌輸式”教學模式可以使學生了解交易費用、科斯定理、制度變遷等理論的基本內容，但無法使其掌握理論的來龍去脈、演進歷程以及實際應用。而經典文獻清晰呈現出學術淵源，其邏輯分析和問題解釋能力較強。顯而易見，閱讀經典文獻法能有效激發學生學習潛能，推動其更系統、更深入地掌握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結構，不斷提升專業理論素養與綜合能力。

三、我國新制度經濟學教學創新路徑

為有效提升新制度經濟學的教學質量，必須確立以教學交往性、教師主導性、學生主體性、知識建構性為典型特征的現代教學范式。這要求我們以改革教學內容與教學方法為重點突破口，全面創新教學思路與教學路徑，由理論傳遞向既傳授理論也傳授方法與培養綜合能力轉變。

1.完善與變革教學內容。

高校應從教材選用與教師講授兩個層面入手，不斷推進教學內容的改革和創新，實現教學內容規范化、合理化與多元化。其一，在教材選用上，應重點關注國內外比較權威的教材，同時注重多樣化與豐富化，即以一本教材為主，多本教材為輔。值得強調的是，鑒于本科生的知識結構與知識需求考慮，主教材應較為規范、系統、全面，且不宜太復雜、太難及帶有濃厚的專著色彩。同時，教師在實際講授過程中，也應依據本科階段的學習特點，對主教材內容進行合理的取舍和調整。其二，教師需注重吸取各教材之所長，并采用中國思維方式與通俗易懂的語言，講授國際范圍內所公認的新制度經濟學的經典內容，同時對國內外不同學派、不同觀點進行對比與梳理，探索一條介于“思想史雜陳”與“一家之言”之間的“比較—綜合”式路線，提煉國際視野下的理論共識以構建符合教學規范的邏輯框架和理論范式。其三，教師必須求真務實、與時俱進，努力探索及向學生傳輸學術前沿動態，不斷補充與更新講授內容。在迄今為止存在爭議的一些學術觀點上，還需充分挖掘學生獨立思維潛能，激發其從獨特視角形成獨特觀點。其四，除了闡述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體系與學術觀點外，教師還應將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問題引入其中，實現理論與實踐的貫通與融合，使學生能用新制度經濟學原理分析現實問題。

2.優化與創新教學方法。

在教學方法上，教師應打破陳規，從教學實際出發，著力營建啟發式教學、參與式教學和討論式教學等各種教學方法有機結合的多元教學模式，不斷增強學生主體性和參與性及教學互動性。其一，重點結合本國發展實際，完善與深入推進案例教學法。首先，教師應利用網絡、書籍等各種可獲取資源，精心收集既具有針對性也不乏多樣性的素材，并注重盡量選用具有現實性與典型性的國內案例，尤其關注當前持續升溫達到關注沸點的經濟社會現象與問題。其次，克服“只重案例，不重分析”的普遍缺陷，激發學生利用新制度經濟學相關原理深入分析現象背后的深層次根源及消除障礙的治理對策。其二，依據新制度經濟學之特點，大力倡導與推行文獻閱讀法。關于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觀點爭論接連不斷，要客觀、正確地做出判斷與取舍，除了要理論聯系實際外，更重要的是在大量閱讀經典文獻的基礎上深入推敲。教師應向學生列出重要代表人物的代表作（包括專著和論文），學生可從中選擇各自感興趣的專著和論文反復閱讀、比較式閱讀與討論式閱讀，甚至可以撰寫讀書筆記以深化理解和強化交流，進而不斷提升學生的專業理論水平、邏輯思維能力與學術論文寫作能力。其三，全方位與多層次推行問題教學法，激活學生主體性和教學動態性。教師在整個教學過程中，應全面創設問題情境，構建以問題為中心、以學生為主體的課前思考、課堂討論和課后交流的創造性教學方法，旨在改變教師單一信息傳遞模式為信息全溝通模式，不斷建立健全師生間、同學間的合作與互動機制，這不僅可以推動學生認真學習本學科知識，以及建立行之有效的分析、解決問題的思維方式與自主學習方式，也能促進不同思想觀點之碰撞與交鋒以實現理論升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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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城市經濟學概述

1.1 城市經濟學的含義

城市經濟學是研究城市在生產、成長、城鄉融合的發展過程中的經濟關系及其規律的經濟學科。在現代社會，經濟價值的實現成為城市發展的重要指標之一，城市經濟學的研究也從單純的經濟研究擴展到與經濟相關的其他領域中。發現城市產生、成長、城鄉融合的規律、探求城市經濟活動中各種生產關系，是城市經濟學的主要研究目的。

1.2 研究城市經濟學的意義

在生產力高速發展的今天，城市成為人類社會最主要的結構，城市發展的狀況不僅決定著人們的生活質量，還決定了城市環境中的個體發展的可能。研究城市經濟學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探求城市發展的規律以及生產關系，城市經濟學研究的結果對引導城市的發展方向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除此之外，城市經濟學研究的結果能夠評價和預測城市的“生命力”，能夠為我們選擇生活環境提供幫助；另外，城市經濟學的研究結果還有助于揭示城市生態發展中的自然與人類生活的關系，這與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的目的是一致的。要探討人類生活與環境之間的互動的發展，就必須進行城市經濟學研究。

2.城市經濟學的發展現狀

2.1 城市經濟學的研究領域

城市經濟學于上世紀中期成為西方工業國家社會研究的重點學科，城市功特殊功能區的劃分使城市經濟學開始對城市郊區化、都市化、城市發展的結構以及城市的區域特征進行研究；城市區域的不斷擴大使得城市更新、城市土地利用、交通規劃、對城市公共設施和城市環境建設進行研究也成為城市經濟學研究的內容。到了20世紀晚期，我國開始對城市經濟學研究加以重視，除了以上的城市經濟學研究之外，全球城市經濟學研究呈現出三個共同的特征：首先，由于城市的不斷增長，由于社會生產生活造成的污染成為人類生活中的巨大問題，研究城市化和自然生態的協調成為城市經濟學研究中的重要內容；其次，城市發展使人口流動加劇，進而引起城市就業、消費和人力資源利用等問題，這也是現代城市經濟學研究的重要領域；最后，經濟全球化發展帶來城市文化的交流，使國際都市的發展對比和競爭力研究成為城市經濟學研究中的熱點內容。

2.2 城市經濟學的研究方法

科學研究需要有嚴謹的研究方法作為指導，才能夠在研究過程中保證研究手段和研究結果的客觀性，才能夠使科學研究為真實生活提供指導和建議，城市經濟學也是如此。城市經濟學的研究方法總結為兩大類，一類是使用區位分析的方法，即對城市中的微觀經濟學的研究，例如對城市內部商業區的建設、居民住宅區的規劃、城市設施建設等進行研究，此類研究常用問卷調查、訪談、個案分析、對比分析等手段進行研究；另一類是從宏觀層面探討城市經濟問題，忽略城市內部的空間結構特點而將城市作為一個整體進行研究，例如對城市人口發展的研究、生態問題的研究、資源利用的研究等，此類研究多應用各種元分析方法對研究目的進行探討。無論采用何種路徑和研究方法，城市經濟學研究方法的原則始終是：客觀、嚴謹、適用。

2.3 城市經濟學研究的結論

我國城市經濟學研究發展至今，在城市經濟學研究的各個領域上都得出了十分符合我國國情的結論，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在宏觀的城市經濟學研究中，研究城市化進程中的道路與城市圈進化問題，認為城市圈和城市發展以道路的形成主要原因，這使得我國的道路建設一度成為城市發展中的重點內容；研究城市化和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發現我國經濟結構發展的不均衡是導致城市發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得出了“城市化與經濟發展之間的互動性是建設現代化城市之根本”的結論；探討城市化水平的測量問題，發現城市常住人口量是城市化測量的重要指標；在微觀的城市經濟學研究中，解釋城市經營管理中的問題，所得的結論包括不同城市區域的土地使用和經營管理權力劃分對城市發展起到關鍵作用、城市規劃應遵循藝術性和科學性的原則、城市生態環境建設對城市發展具有重要意義，進行城市生態重構、發展“城中村”等行為對城市發展的促進作用、城市建設規模失控、土地資源枯竭、地方保護主義盛行和加重企業負擔會影響城市的健康發展等。

2.4 城市經濟學發展中出現的問題

很多社會學領域都存在理論研究與社會實踐脫節的問題，這也是城市經濟學發展中出現的最主要問題。首先，城市經濟學理論研究始終是薄弱的，很多研究結論是基于當前城市發展狀況的，因此，當城市行政管理人員將城市經濟學研究結果搬用到城市管理上的時候，研究結果對城市發展并不能起到十足的促進作用，對城市經濟學研究結果的否定和忽視就此產生，這在城市經營當中尤為明顯。不恰當的城市經營觀也是城市經濟學應用中的弊端：有人將城市視為超企業的經濟實體，進行城市產業發展和建設發展的經營比比皆是；還有觀點認為城市經營就是經營城市者通過創造、提供有價值的城市產品以滿足城市消費者的需要和欲望，這成為城市經濟發展和文明發展的主線，這實際上是不符合城市經濟學研究結論的，“畸形”的城市也因此產生。

3.關于城市經濟學的未來展望

3.1 城市經濟學的研究領域將進一步細化

追求城市經濟學研究的前瞻性，使城市經濟學研究結果具有“預測”功能，能夠在城市發展的過程中起到指導作用，規避城市發展的風險，是目前城市經濟學研究的主要目的，這就意味著城市經濟學的研究領域將進一步細化。除了繼續在目前的宏觀城市和微觀城市的研究路徑中繼續發展之外，探索文化發展與城市發展的內在機制，解釋城市發展、文化發展、經濟發展之間的因果關系是以后城市經濟學研究的重點內容。社會文化的發展與社會經濟的發展是相輔相成的，不同城市的文化風格不同，經濟發展狀態不一，城市發展歷程必然有區別，城市發展趨勢也不相同。無論是在宏觀城市經濟研究還是在圍觀城市研究領域，將城市經濟研究細化到探討文化元素方面，將對預測城市發展以及為城市發展提供預測性建議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3.2 城市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創新

采用問卷調查、實際訪談等方法進行微觀的城市經濟學研究，采用對比研究、文獻分析等方法進行宏觀的城市經濟學研究，僅能滿足目前的城市經濟學研究要求，在未來的城市經濟學研究過程中，研究方法的創新是十分必要的。為了使城市經濟學的研究結果具有前瞻性的作用，進行跟蹤調查、進行不同年代的城市發展總相比對研究、探求城市發展的共性，進行空間上的橫向對比研究，是模擬化的“實驗研究”方法，這能夠為城市經濟發展提供預測性的研究結果。另外，在城市內部的不同區域進行對比性的實驗研究也成為可能、進行試點性的城市發展行為研究成為以后研究的主要方法，這些創新性的研究方法的使用，都能夠為城市經濟學研究提供動力。

3.3 城市經濟學研究結果作用范圍更廣

現代城市發展受到全球信息化和知識經濟發展的影響，便捷而快速的信息交流不僅使城市經濟學的研究手段更加先進、研究更加高效，也使得研究結果的作用范圍更加廣泛。在信息化的支持下，針對一個城市的發展研究結果會很快被其他國家和城市經營者接收到，比對當下城市發展的狀態，并采用其他國家和城市經濟學研究的結果繼續完善城市發展和建設的手段，成為城市經濟學研究結果的作用方式之一；另外，跨國公司已經成為當前大多數城市的經濟發展動力之一，這使得城市經濟學的研究結果從單純的“對政府經營城市提供幫助”逐漸發展為“為相關經濟體的發展提供幫助”，跨國公司和連鎖企業的發展也需要借助城市經濟學研究的結果，這也是城市經濟學研究作用范圍擴大的表現。

3.4 城市經濟學研究受到政府大力支持

城市經濟學發展對城市發展、社會文化發展、經濟發展乃至自然生態發展的重要影響，使世界各國和各級政府更加重視對城市經濟學研究本身的建設。我國確定城市經濟學的二級學科地位，允許全國各高等院校設立城市經濟、城市管理等本科專業、大力發展城市經濟學研究生教育，在條件具備的大學和城市，設立城市經濟學博士后流動站、將城市經濟學的學科重點基地建設納入教育部哲學人文社會科學重點基地設規劃中就是政府大力支持城市經濟學研究的表現，隨著城市經濟學研究的不斷發展，政府對城市經濟學研究的投入將不斷增多，城市經濟學在社會科學中的地位，將逐漸由邊緣學科向學術研究的中心靠近。

結語

綜上所述，城市經濟學研究是社會科學研究中的重要領域，城市經濟學研究在內容、方法上都在不斷發展，即使城市經濟學研究還存在一些問題，但研究結論已經為我國城市發展起到幫助，除了城市經濟學本身的不斷發展進步之外，政府對城市經濟學研究的支持，終將使城市經濟學發展成為我國社會科學的核心內容，城市經濟學研究也將為我國乃至全球城市發展起到指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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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01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1297(2008)12-010-01

一、發展經濟學的來源

對任何學科的研究都應該從它的起源開始深入研究它的發展歷程。發展經濟學作為一門年輕的學科，它的發展是從20世紀50、60年代開始萌芽，經過十年，該學科就被冷落。從發展經濟學定義看這一問題，在上個世紀經濟迅猛發展，很多國家漸漸擺脫了發展中國家的桎梏，逐漸走上經濟發展道路。

最早的經濟學萌芽是從1938年威廉姆?呂彼克用法文發表的《農業國的工業化問題》。一般把發展經濟學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20世紀40年代至60年代初。這是結構主義興盛時期t經濟學在這一階段得到迅猛的發展；第二階段，60年代中期。這是新古典派理論在發展經濟學中復蘇并出現依附論，這是發展經濟學發展昌盛時期，緊接著在70年代的時候出現了斷節。直到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為發展經濟學的第三發展階段，這是一個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和新增長理論時期，這個時期發展經濟學達到了理論成熟的時期，很多著作以及一些著名的發展經濟學學家漸漸地在理論上有所創新。

二、發展經濟學的定義

廣義的發展經濟學概念是：凡是研究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問題，都可以算是發展經濟學；狹義的概念是：發展經濟學主要任務就是研究農業國家或發展中國家如何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或者說實現經濟起飛和經濟發展的問題。

三、發展經濟學研究方法

經過戰后50余年的探索，人們對增長經濟學、發展經濟學的研究已經積累了豐富經驗，尤其在研究方法選擇上，以及方法論認識上均達到了較高水平。不過，即使如此，人們尚無法解釋與經濟發展相關的許多問題。可見該學科知識體系的復雜性。了解發展經濟學最重要的一些研究方法，這有助于在研究過程中減少因研究工具短缺、選擇不當帶來的各種困難，也有助于更方便、更科學地解釋問題、解決問題。可以大體劃分為三類：實證主義、規范主義和實用主義。實證主義的哲學觀點認為，只有通過觀察(感覺)獲得的知識才是可信賴的，舊的實證主義甚至認為推理亦不可靠，而較新的實證主義則信奉事實的邏輯延伸產生的知識也可以認為是可靠的，稱為邏輯實證主義。自然科學中的實證主義認為，只有直接可以觀察到的事物，即有形的事物及其關系才是真實的，認為只有當理論或命題能夠用數量表示時，這種理論才是有效的。

四、發展經濟學的發展

如果說發展經濟學中工業化理論對中國特色工業化道路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那么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對工業化進行了比較準確的定義。前世行副行長、經濟學家錢納里把工業化界定為“一般可以由國內生產總值中制造業份額的增加來度量”，我國的張培剛教授則運用熊彼特的創新理論，從技術創新角度對工業化進行解釋，認為“工業化是國民經濟中一系列基礎的生產函數(或生產要素組合方式)連續發生由低級到高級的突破性變化(或變革)的過程”。概括起來說，工業化的實質就是高效率的工業部門比例上升，低效率的農業部門比例下降。

其次是工業化理論歷經幾十年發展所形成的一套理論體系，也成為中國工業化道路的參照物。20世紀40年代到60年代，這是發展經濟學研究工業化問題的最初階段，以劉易斯模型為代表。劉易斯認為，主導經濟發展的是工業部門，決定經濟成長的關鍵是工業部門自身的擴張過程，而農業生產率的提高是工業化的前提條件；他還提出了發展中國家的三種工業化戰略：農產品出口，強調國內市場和制成品出口。

新古典學派這種發展觀點，顯然不符合發展中國家的客觀實際。事實上，市場機制起不了合理調節的作用，經濟增長的利益并不能普及人群。貧困，失業、社會矛盾、資源不能充分利用等現象在一些發展中國家有增無減。除了前述對發展的基本看法外，發展經濟學也承襲了新古典學派的研究方法，并有意或無意地忽視了經濟發展的質的規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