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經濟和金融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國際經濟和金融，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經濟上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特別是近年來在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下,中國經濟迅速得到發展,在世界經濟中的影響力也越來越大。然而,伴隨著金融業高速發展而頻繁爆發的金融危機,也引起人們日益密切的關注。2007年由美國房價下跌導致的次貸危機,讓美國經濟遭受衰退危險,特別是20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陷入嚴重財務危機,并宣布申請破產保護后,金融危機迅速蔓延到實體經濟,全球經濟急劇萎縮。

基于此,本文收集國內外大量相關的文獻資料和研究報告,查閱我國現行的金融危機管理的主要著作,借鑒國際上金融危機防范經驗,提出中國應對金融危機風險的幾點政策建議。

一、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金融危機(Financial Crises)最簡單的定義是指突發的、覆蓋幾乎全部金融領域的金融狀況惡化。金融危機在《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中的定義是:“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標--短期利率、資產(證券、房地產、土地)價格、商業破產數和金融機構倒閉數的急劇、短暫和超周期的惡化”。

金融危機具有三層含義:1.金融危機是金融狀況的惡化;2.這種惡化涵蓋了全部或大部分金融領域;3.這種惡化具有突發性質,是急劇、短暫和超周期的。總結起來,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主要有以下影響:

(一)影響我國的外貿出口

我國的對外貿易最近幾年來一直保持著較高的增長率,但在金融危機的影響下,我國的外貿出口已經出現衰退,中國的出口商品競爭力較大幅度地減弱,對外經貿形勢面臨嚴峻挑戰。

由于中國進出口總額占我國國民生產總值比重近1/4,尤其是出口已成為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一個重要“邊際因素”,因此,貿易順差減少,對我國經濟影響巨大。同時,由于我國的出口中一半以上屬于兩頭在外的加工貿易,國民經濟的對外依存度已達到較高水平,國際經濟環境對中國經濟運行和發展己開始產生較大直接影響,因此,國際貿易和國際金融市場的波動對國內經濟的影響日益增加。

(二)影響我國企業引進外資

此次金融危機對工業項目招商引資和企業投資產生了普遍影響。部分投資者缺乏投資信心,致使引進資金、技術等借助外力的發展受到限制和影響,招商引資難度加大,項目引進勢頭減弱。出于對未來宏觀經濟走勢的擔憂,部分生產企業對國際經濟走勢難以預料把握,多數企業處于觀望狀態,經濟增長放緩及企業投資削減會逐漸凸顯,將直接或間接地影響未來工業引進外資增資擴能。

二、對中國防范和應對金融危機的幾點政策建議

(一)深化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

一國匯率制度的選擇應該順應不同時期國內外經濟、金融環境的變化和金融制度的特征而適時主動調整。目前人民幣匯率還不適合完全自由浮動,但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要繼續深化和推進,進一步健全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逐步擴大匯率彈性區間,以增強匯率對國際收支不平衡的調節能力,發揮匯率作為金融危機緩沖器的作用。匯率雙向波動也有利于提高市場參與者防范風險的能力,并抑制短期資本的流入。同時,保持適度的外匯市場干預。貨幣當局應動態和準確地把握市場匯率相對于均衡水平的狀況,遵從匯率目標區調控原則,采取“目標區內相機干預”和“邊界干預”相結合的方式,逐漸擴大目標區寬度,保持漸進性與合理性,避免超調現象發生,使匯率水平能在自由浮動的情況下保持一定穩定的水平。

(二)有計劃有步驟地推進資本項目可自由兌換

資本自由流動這把雙刃劍,在帶來利益的同時也包藏著巨大風險。發達國家的資本自由流動是與其經濟發展水平、市場完善程度和金融監管水平相適應的。對發展中國家來說,資本項目對外開放要慎之又慎,如果在條件不具備或者準備不充分的情況下,貿然實行資本項目的自由兌換,當國際游資流入時,運用不當將使本國經濟陷入困難,如果一有風吹草動引起大量資金外流,本國將面臨對外支付的困難。我國匯率彈性增大后,資本項目實行自由兌換應逐步推進,慎之又慎,待條件比較充分時再實現資本項目自由兌換,對投機資本的大量涌入和隨后可能發生的流向逆轉保持高度警惕。首先要夯實市場基礎和完善市場規范,同時在開放中的動態博弈中逐步提高金融監管水平,有步驟地有計劃地實現我國金融市場和金融制度的調整,從而更加安全地融入全球資本市場。

目前,大量流入的外商直接投資和數據巨大的外債,已對人民幣形成壓力。如果要避免因為過分依賴外商投資帶來的潛在風險,中國就必須盡全力發展自己的資金市場。只有國內資本市場越活躍,中國對外資的依賴程度才會越低。因此,我們應該加快發展新的融資市場的步伐。在發展國內融資市場的過程中,特別應重視證券、債券和保險市場的發展,使它們成為中國國內基金的一個穩定來源的重要補充,特別是保證耗資巨大的基本建設項目的資金來源,減少對外國資本尤其是對短期外國資本的過分依賴。要建立充分完整的、市場化的資本市場運行規則,加強對資本市場的監管;擴大市場流通總規模,提高市場內在價值;提高市場透明度、全面公布信息,以幫助投資者對金融風險做出正確評估,提高投資者抗擊市場風險的能力。

(四)堅持正確的利用外資政策,合理控制外債規模和外債結構

改革開放后的中國已成為世界經濟增長最快和最富活力的國家之一,也已連續數年成為發展中國家中吸引外資最多的國家。外資的大量涌入的確彌補了國內資金缺口,也支持了重點項目或大型項目的建設。但與此同時,也對我國的外資和債務管理提出了更為嚴峻的課題。首先,我國必須將外債規模確定并維持在一個適度或合理的水平上,即借用外債既要考慮本國經濟發展的需要,又要考慮對外債償付能力和消化吸收能力,不能盲目大量向外舉債。此外,還必須對外債結構的各個要素構成比例進行合理配置,優化組合,特別是要合理安排短期債務和中長期債務的比例,以達到降低成本、減少風險、保證償還的目的。最后,盡管中國外債規模一直控制在國際公認的安全線以內,但應加快清理那些實際對外負債、又脫離政府監管的“隱性外債”,把“隱性外債”納入外債監管范圍之內,提高外債規范管理的有效性。

(五)維持國際收支平衡,保持充足的外匯儲備,提高國家經濟的抗風險能力

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在某種程度上說,是一場國際收支危機和債務危機。片面追求高的經濟增長率,進口需求超過出口能力,必然會導致國際收支出現逆差,使外匯儲備減少,削弱了國家經濟的抗風險能力。因此借鑒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的教訓,必須維持國際收支平衡,我們既不能為出口而犧牲進口,更不能為進口而犧牲出口。在科學吸引外資的同時,我們更應大力發展出口加工工業,提高本國出口產品的競爭力,在維持國際收支平衡的同時,保持良好充足的外匯儲備,以提高國家經濟的抗風險能力。

參考文獻:

[1]李恒陽等編.全球金融危機經典案例[M].長沙.中南工業大學出版社.1999;

[2]石俊志著.金融危機生成機理與防范[M].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01;

[3](澳)羅伯特?希斯著、王成等譯.危機管理[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1;

篇2

中圖分類號：f8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2101（2012）05-0025-07

此次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發生以來，國內外學界對這場危機的實質作了大量的研究，其中不乏真知灼見。但是，也有一些觀點，如果聯系危機發生的過程和現實，運用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加以分析，就會發現其中的非科學性、荒謬性以及為資本主義制度的辯護性。本文在對當前國內外學界一些觀點進行評析的基礎上，對此次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的實質、形式、特點及相關問題進行探討，以求真理。

一、國內外學界關于此次金融和經濟危機實質問題的觀點及其非科學性

源自美國次貸引發的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發生以來，國內外學界對這場危機的實質作了大量的研究，其中，有以下觀點值得關注：（1）此次危機在本質上是“有效需求不足”[1]、“儲蓄過剩”或“儲蓄相對于投資過剩”的危機[2]；（2）此次危機實質上是一場“支付危機”[3]、“具有高度傳染性的清償力危機”[4]或“信用危機”[5]；（3）此次危機的實質在于“過度消費”[6]；（4）當前的危機“是一場國家干預的危機”[7]；（5）“這場危機是盎格魯——薩克遜式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危機，是華盛頓共識的危機”[8]；（6）美國危機的本質是“信心危機”[9]；（7）道德危機“可能是我們面臨的問題的癥結”[10]；（8）這是一場“資產負債表引起的風暴”或“資產負債表的危機”[11]等。

上述觀點，從表面看，似乎有一定道理，但如果聯系危機的歷史和現實加以分析，就不難發現其中的非科學性。

拿“有效需求不足論”來說吧。早在19世紀初期，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西斯蒙第就有“群眾消費不足”的說法。但能否以“消費不足”來解釋危機的實質呢？答案是否定的。認為，“群眾消費不足”或“消費水平低是數千年來的經常的歷史現象”，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中“普遍的商品滯銷”，只是資本主義大工業時期到來之后“才變得明顯”。[12]“群眾的消費水平低，是一切建立在剝削基礎上的社會形式，從而也是資本主義社會形式的一個必要條件；但是，只有資本主義的生產形式才使這種情況達到危機的地步”[13]。在說明當代資本主義金融和經濟危機時，應當承認“群眾消費不足”這個事實，但只能把它放在應有的從屬地位，而不能用它來解釋危機的原因和實質。從歷史到如今，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每一次都恰好有這樣一個時期作準備，在這個時期，工資會普遍提高，工人階級實際上也會從供消費用的那部分產品中得到較大的一份。”[14]“群眾的消費水平”可以作為“危機的一個先決條件”，“但是它既沒有向我們說明過去不存在危機的原因，也沒有向我們說明現時存在危機的原因。”[15]20世紀30年代，作為對“群眾消費不足論”的發展，凱恩斯又提出“有效需求不足”論。按照凱恩斯的說法，有效需求由消費需求與投資需求構成。有效需求不足，系由消費太低和投資萎縮所致。消費太低和投資萎縮，則是由消費傾向、資本的邊際效率和靈活偏好三大基本心理因素或心理規律決定的，由于消費太低和投資萎縮，結果導致生產過剩，危機隨之發生。經濟危機在實質上就是由上述三大基本心理因素或心理規律導致的有效需求不足而發生的經濟蕭條或生產過剩的危機。此次危機在本質上是“有效需求不足”的說法，實際上是19世紀初期西斯蒙第“群眾消費不足”論和20世紀30年代凱恩斯“有效需求不足”論在21世紀初期的再現，它不是把危機的原因歸結于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而是歸結于人民群眾的“消費不足”或“有效需求不足”，掩蓋了危機的真正根源，歪曲了危機的實質，帶有濃厚的主觀唯心論色彩。

把此次危機的實質說成是“支付危機”“清償力危機”或“信用危機”也是不科學的。首先，“支付危機

“清償力危機”或“信用危機”，只是金融和經濟危機的常見現象和重要組成部分，或者說只是危機的起點或爆發點，而非危機的實質和原因。“在危機期間，支付手段感到不足”，清償能力喪失，“這是不言而喻的。“[16]研究和揭示危機的實質，不能只看現象和發生的始點，而必須由此出發，深入問題的內部，揭示其內在的聯系和根據。“在再生產過程的全部聯系都是以信用為基礎的生產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現金支付才有效，危機顯然就會發生，對支付手段的激烈追求必然會出現，所以乍看起來，好像整個危機只表現為信用危機和貨幣危機。”[17] 事實上，“只要再生產過程不斷進行，從而資本回流確有保證，這種信用就會持續下去和擴大起來，并且它的擴大是以再生產過程本身的擴大為基礎的。一旦由于回流延遲、市場商品過剩、價格下降而出現停滯時，產業資本就會出現過剩”，“只要再生產過程的這種擴大受到破壞，或者哪怕是再生產過程的正常緊張狀態受到破壞，信用就會減少。通過信用來獲得商品就比較困難。要求現金支付，”“每個人都想賣而賣不出去，但是為了支付，又必須賣出去，”“正是在這個信用最缺乏（并且就銀行家的信用來說，貼現率也最高）的時刻，不是閑置的尋找出路的資本，而是滯留在自身的再生產過程內的資本的數量也最大。”“這時，由于再生產過程的停滯，已經投入的資本實際上大量閑置不用。工廠停工，原料堆積，制成的產品充斥商品市場”[18]。因此，整個經濟運行突出地表現出來的雖然是支付手段缺乏，清償能力衰竭，信用崩潰，但究其原因，卻是由生產過剩引起。經濟危機，實質上就是生產過剩的危機。這次由美國次貸引發的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也不例外。2000年，美國互聯網泡沫破裂之后，房地產業即成為支撐經濟增長的支柱，為了加強房地產業，刺激經濟增長，美聯儲連續13次降息，實行擴張政策，結果房地產業迅速擴張，形成過剩局面。為了緩解過剩，銀行家、商家和美國政府沆瀣一氣，采取各種措施鼓勵居民舉債消費，結果使居民債務迅速膨脹。2006年，美聯儲為抑制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又連續17次加息，致使購房者還貸負擔加重，市場需求急劇下降，房產價格急劇下跌，次貸違約率急劇上升，諸多貸款機構和投資機構相繼破產，危機隨之發生。這次危機也突出地表現為支付手段短缺，清償能力枯竭，信用崩潰，但危機的實質卻不在這些，而在于房地產業的過度擴張，生產過剩。“支付危機”“清償力危機”“信用危機”論，實際上只是“那些根據自身的個人需要來判斷危機的小資產者所想象”出來的幻境[19]，而非這種幻境背后的真諦。 實質在于“透支消費”或“過度消費”的觀點，其非科學也是顯而易見的。就這次危機來說吧，本來是由于美國政府為了刺激經濟增長，實行擴張政策，引起房地產業膨脹和過剩所致，是生產出了問題，而不是消費出了問題；本來是由于美國政府、銀行和商家為了推銷過剩的住房商品，相互勾結，采取各種措施，鼓勵居民舉債消費，導致居民債務膨脹，債務鎖鏈拉長，最后由于政府緊縮政策，利率上升，購房者還貸負擔加重，次債鎖鏈破裂所導致，而不是居民透支消費、過度消費所造成；本來由于剩余價值規律和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所決定，一方面房地產業過度擴張，生產極大過剩，另一方面，廣大群眾，無力購買，不得不在政府和商家的引誘下，舉債購房和消費，而不是廣大群眾追奢求侈、豪華消費。把危機的實質歸結于“透支消費”和“過度消費”的觀點，割裂了生產與消費的辯證關系，是“消費決定論”在危機實質問題上的反映。

把“國家干預”或“華盛頓共識”說成是危機的實質的觀點，也不是什么新鮮異見，而是新國家干預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兩種經濟理論在危機實質問題上的反映。前一種理論以凱恩斯經濟學為基礎，以批判新自由主義理論、揭示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在經濟運行過程中造成的惡果、以致引發危機的弊端為宗旨，主張以新國家干預主義理論和政策來拯救經濟，解決經濟崩潰問題。后一種理論，則是以斯密和李嘉圖古典自由放任的市場理論為淵源，以經過改進了的新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為基礎，以治理20世紀70年代資本主義經濟滯脹為背景，以“撒切爾主義”“里根經濟學”和“華盛頓共識”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集合體。這種理論是盎格魯—薩克遜模式即英美資本主義模式的理論基礎，主張以某些改良的經濟政策來治理危機，目的在于防止和避

免建立在西方經濟學假設和理論基礎之上、經過幾十年構建的資本主義“知識大廈”和“理智大廈”的轟然崩塌、危及資本主義制度的生存。兩種理論觀點貌似相互對立，不可一世，但細究起來，卻有明顯的一致性。它們都把制度性危機說成是經濟體制或經濟模式危機，從而掩蓋資本主義制度的弊端和剝削本質；都把資本主義經濟體制和政策體系的失靈當作危機的實質，回避資本主義制度及其基本矛盾必然產生的、普遍而基本的經濟現象即生產過剩這一危機的實質；都把危機的責任推給對方，歪曲或掩蓋危機的真正根源和實質，帶有明顯的辯護性質。把危機說成是“信心危機”的觀點，同樣沒有什么新意，完全是在現代西方經濟學中十分流行的凱恩斯、庇古和拉文頓等關于“心理危機論”的翻版。這種理論認為，當資本家對社會和自己的經濟狀況充滿信心并抱有樂觀情緒時，就會增加投資，擴大經營規模，從而推動經濟的高漲和繁榮；而當資本家過度樂觀，對經濟形勢誤判，產生錯誤時，悲觀情緒就會油然而生，壓縮投資規模，導致有效需求減少，引發危機。把危機歸結為資本家缺乏信心，完全顛倒了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狀況與這種狀況在資本家心理上的反映即“信心“之間的關系，把屬于意識范疇的心理狀態說成經濟運行狀況的決定性因素，把危機的現象當作危機的實質，歪曲危機的根源和原因，以其荒謬的理由，呼吁政府通過財政“補貼”，對貪婪成性的金融財團進行“市場救助”，使之擺脫破產倒閉的境地。這種理論的唯心主義世界觀基礎和階級本質是再明顯不過的了。

至于把危機說成“道德危機”的觀點，更是荒謬絕倫。認為，道德是一個意識形態范疇，是一定社會經濟狀況的產物。“思想、觀念、意識的產生最初是直接與人們的物質活動，與人們的物質交往，與現實生活的語言交織在一起的。觀念、思維、人們的精神交往在這里還是人們物質關系的直接產物。表現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學等的語言中的精神生產也是這樣的。”[20]“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21]。還認為，道德“在階級社會中，始終是階級的道德；它或者為統治階級的統治和利益辯護，或者當被壓迫階級變得足夠強大時，代表被壓迫者對這個統治的反抗和他們的未來利益。”[22]。“每一個階級，甚至每一個行業，都各有各自的道德，而且也破壞這種道德，如果它們能這樣做而不受懲罰的話。”[23]“在歷史上剝削階級的道德，都是虛偽的，都是剝削和壓迫廣大勞動人民的工具。”“絕大多數的人民都不過是以各種不同的形式充當了一小撮特權者發財致富的工具。但是所有過去的時代，實行這種吸血的制度，都是以各種各樣的道德、宗教和政治謬論來加以粉飾的”。[24]在這次金融和經濟危機中，華爾街金融巨頭似乎只是個人的行為，但歷史已經證明，這些個人“只是經濟范疇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階級關系和利益的承擔者。”“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是一種自然的歷史過程。不管個人在主觀上怎樣超脫各種關系，他在社會意義上總是這些關系的產物。”[25]華爾街金融巨頭的貪婪和道德缺失，決不是這些人的天性，而只能是資本的天性，或者說，只能是現存的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天性。對此次金融和經濟危機的本質和原因，“不應當在人們的頭腦中，在人們對永恒的真理和正義的日益增進認識中去尋找，而應當在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不應當在有關的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找，而應當在有關的時代的經濟學中去尋找。”[26]把此次金融和經濟危機的實質說成是華爾街巨頭的“道德危機”顛倒了物質和意識、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政治上層建筑與意識形態上層建筑的關系，在世界觀方法論上“從天上降到地上”[27]，陷入了歷史唯心主義的思維定式之中；三是在談論此次金融和經濟危機時，不涉及資本主義制度，不涉及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及其運行規律，或者故意掩蓋在上述因素作用下的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的普遍的、基本的現象和特征，歪曲危機的根源和實質，自覺或不自覺地投入金融壟斷資本的懷抱，充當了壟斷資本的辯護人。列寧曾經說過：“當人們還不會從任何一種有關道德、宗教、政治和社會的言論、聲明和諾言中揭示出這些或那些階級的利益時，他們無論是過去或將來總是在政治上作受人欺騙和自

己欺騙自己的愚蠢的犧牲品的。”[28]在研究和分析此次由美國次貸引發的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時，這句話應當成為這些人的警鐘！ 危機也絕不是“資產負債表的危機”。誰都知道，“資產負債表”只是經濟或資產經營運作狀況的記錄，是經濟或資產運營信息的反映和提供者，是經濟或資產運營的現象，而決非經濟或資產運營危機的根源、原因和實質。把作為經濟或資產運營狀況的記錄、信息的反映和提供者也說成是危機的根源、原因和實質，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在此，就不浪費筆墨予以評價了。

二、此次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的實質是什么

從當代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狀況以及危機發生的過程和特點來看，此次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在實質上，依然是一場生產過剩的危機。

從理論上看，自19世紀20年代資本主義世界第一次生產過剩的危機發生以來，資本主義已經經歷了若干發展階段。自由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資本主義，壟斷資本主義又由私人壟斷經過國家壟斷發展為以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國際壟斷同盟為特征的國際壟斷。目前，國際壟斷已發展為以金融資本壟斷為龍頭，金融、經濟、政治、軍事以至意識形態話語權壟斷為一體的超級國際霸權壟斷的資本主義。與古典資本主義相比，當代資本主義在各個方面都發生了重大變化。但是，在當代資本主義的經濟運行中，其固有的基本規定性仍然未變，引發危機的各種因素依然存在。這些因素雖有深化和發展，但它們作為系統性因素發生作用的結果，仍然推動著資本主義經濟不斷走向周期性過剩，引發危機。

第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特點依然存在，并向世界范圍發散，日益具有普遍化的品格。商品關系的普遍化雇傭勞動制度以及剩余價值生產的直接目的和決定性的動機，作為資本主義生產突破其有支付能力需求的界限和走向無限擴張的激素，使資本主義始終不能走出生產過剩的怪圈。

第二，作為資本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剩余價值規律和競爭規律依然存在，其作用的力度越發增強，以其強制性的內在動力和外在壓力，推動資本以無限的規模和深邃的內涵進行擴張和發展，從而使資本主義生產不能不具有過剩的趨勢和特點。

第三，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雖然經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多次改良和調整，仍未得到解決，并且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主導的國際體系蔓延和擴展，演變為經濟全球化與占有制的私人性的國際壟斷資本主義基本矛盾。這一矛盾的深化和發展，必然導致資本、生產和貿易的無序擴張，經濟結構的失衡，資本剝削的加強，貧富差距的拉大，勞動與就業、生產與消費、供給與需求等經濟運行的各種矛盾在對抗中進一步發展，不斷把世界經濟推向結構性過剩和全面過剩，走向危機的深淵。

第四，資本主義的發展，壟斷規律的產生和作用，使自由資本主義發展為壟斷資本主義。但由于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存在，壟斷雖然限制了自由競爭，但并未消除競爭，反而使競爭更加劇烈，具有壟斷競爭的特點。壟斷競爭的產生，使競爭的對手、競爭的內容、競爭的手段都發生了變化，競爭的程度更加慘烈，破壞性更加巨大。各壟斷組織為了擴充自己的經濟實力，加強自己在競爭中的地位，獲取高額壟斷利潤，無不利用自己雄厚的資本和先進的生產能力，進行生產規模的擴張。這樣，就不能不使資本主義基本矛盾進一步深化和發展，從而使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的無政府性和國民經濟各部門發展的不平衡性迅速增長，供給與需求、生產和消費的矛盾進一步加劇，生產過剩的局面進一步發展，危機發生的機率進一步增大。

第五，經濟政治發展的不平衡是資本主義的絕對規律。自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資本主義以來，這一規律作用的深度、廣度和強度也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頂點。這一規律的作用，不僅導致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國際壟斷同盟的產生，而且也引起各國壟斷同盟實力對比的變化。實力對比的變化，不僅引起各國壟斷同盟之間更加劇烈和更加殘酷的競爭，而且還引起資本主義各國之間對經濟領土乃至殖民地的爭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新殖民主義出現，雖然許多原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在名義上獲得了獨立，但壟斷資本在經濟和政治上瓜分和重新瓜分世界的陰影依然籠罩在世界的上空。資本主義瓜分世界是靠“實力”說話的，而實力是隨著經濟發展速度的變化而變化的。各壟斷資本主義國家為了維護和鞏固自己在國際上的壟斷地位，必然會運用雄厚的資本和先進的生產

能力，推動經濟的擴張，使生產越過市場的界限，走向過剩。

第六，在當代國際經濟政治格局中通行的是霸權規律。美國作為一超獨大國家，處于霸主的地位。美國利用國際貨幣體系實質上的美元本位制和金融霸權，不斷向國際市場輸出美元，吸收發展中國家的物資輸出，從而提高國內的消費水平和對外資產的控制權，同時又利用貿易霸權大肆提高高新技術產品和高端產品的價格，并以國家安全為由，制定相應法規嚴格限制這些產品的出口；而發展中國家為了賺取外匯和引進外資，求存圖強，又紛紛采取以出口導向為特征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這樣，就必然導致美國國際收支赤字越來越大，廣大發展中國家手中結余的美元越來越多，從而不得不循環回美國用以購買其政府的債券。這樣，就不能不造成美國的債務過剩、國際流通中的美元過剩和發展中國家用于出口的商品過剩。在美國國內，為了構建“一個人人擁有住房的社會”，美聯儲又推行了信貸擴張政策，結果推動了房地產業的擴張和金融機構之間、金融機構與居民之間債務鎖鏈的延長。房地產業和金融業的擴張，又帶動了建筑、建材、鋼鐵、汽車等相關產業的發展。這樣，不僅造成以房地產為龍頭的各項產業的全面過剩，而且還造成了信用膨脹、流動性過剩、投機過剩、金融商品及其衍生商品過剩、債務和次級債務過剩。這樣，國際經濟與美國國內經濟的各種過剩就相互作用、相互結合，導致此次深重的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的發生。

從現實來看，在此次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過程中，生產過剩的內涵與馬克思在《資本論》及相關著作中所揭示的相比，顯著地擴大了。馬克思依據他所處的那個時代危機的情況，認為生產過剩一是指商品的生產過剩[29]，二是指資本的生產過剩[30]，其中商品的生產過剩是指“作為按一定的利潤率剝削工人的手段的勞動資料和生活資料的過剩”[31]，而資本的生產過剩實質上“就是危機中出現的產業資本過多的現象，即產業資本的過剩”[32]。在當代資本主義經濟運行中，生產過剩雖然也包括商品的生產過剩和資本的生產過剩，但商品的生產過剩除了包括生產資料商品和生活資料商品等物質商品過剩之外，還包括金融商品和金融衍生商品過剩。而資本的生產過剩，除了馬克思所說的產業資本過剩之外，還擴展到金融資本和以各種有價證券形式出現的虛擬資本。 次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實質的生產過剩，在形式和規模上也有了較大發展。

第一，貨幣過剩。2001年以來，美聯儲為了防止因互聯網產業泡沫破裂和“9·11”事件所導致的經濟持續衰退，放寬信貸管理，實行擴張政策。2001—2003年間，連續13次降低利息率。同時，還利用短期標售、定期證券借貸、一級交易商信貸等貨幣政策工具，直接向金融市場的多個子市場注入流動性；利用貼現窗口直接向商業銀行貸款，鼓勵社會客戶從銀行大量提取現金；結果使流通領域的貨幣量超常增長[33]。美國貨幣的超量發行，又通過一定渠道傳染到歐盟和世界各地，結果，又導致國際流通的貨幣過剩。據統計，至2006年底，在全球流通的紙幣，美元為7 600億，歐元為7 600億[34]。國際流通貨幣過剩，使世界各國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通貨膨脹，推動了許多商品尤其是大宗商品諸如石油、糧食等價格大幅上揚。

第二，房地產過剩。2001年之后，為走出經濟衰退的低谷，美國對產業結構作了相應調整，把房地產作為支柱產業，加大對房地產業的投資，企圖以房地產業帶動經濟增長，結果使房地產業迅速擴張，樓市價格迅速上漲。據統計，2000—2006年許多城市住房價格上漲幅度超過了100%，住房價格總水平上漲了60%以上[35]。到2007年初，美國房地產市場總值約達21萬億美元[36]。但好景不長，從2004年6月起，美聯儲為了控制流動性過剩，抑制房地產業過度擴張，實行緊縮政策，連續17次加息，結果又使房地產市場一落千丈。到2007年，美國全年新房銷售量僅為77.4萬套，比上年減少24.8%，舊房銷售量只有562.5萬套，比上年減少12.8%，新房開工率比上年低24.8%。[37]美國房地產業由盛到衰，處于崩潰的境地。

第三，金融過剩。房地產業的擴張，帶動了金融業的發展，刺激了金融創新業務的增長，從此次以“次貸”為始點的金融創新來看，涉及此類業務的金融機構有2 500多家，全球45家大銀行和證券商都卷入其中。2007年，美國次貸金額有1.2萬億美元～1.5萬億美元，經過包裝之后，其衍生品證券在二級市場流通的總規模達到1

0萬億美元，其中國際市場流通額占2 / 3以上[38]。據國際清算銀行2008年3月公布的調查結果，在金融創新的推動下，全球金融衍生商品總值從2002年的100萬億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516萬億美元，為全球gdp總額48萬億美元的10倍多，其中近300萬億美元在美國。[39]金融資產也呈現出迅速增大的趨勢。1980年，全球金融資產價值僅為12萬億美元，與當年全球gdp相當；1993年，全球金融資產價值為53萬億美元，是當年全球gdp的2倍；2003年，全球金融資產價值為118萬億美元，約為當年全球gdp的3倍；到2006年，全球金融資產總值則高達150萬億美元。[40]美國金融資產的規模更是大得驚人，2006年美國金融資產市場規模達到46萬億美元[41]，2007年美國金融資產占世界金融資產總量的34%、世界gdp總額的25%、世界貿易總額的11%[42]。龐大的金融商品和金融資產規模與實體經濟的規模形成了鮮明對照，過剩的程度可謂登峰造極。

第四，投機過剩。隨著貨幣過剩、以房地產業為典型的生產過剩、以金融商品及其衍生商品的炒作和次貸規模的增長，各類資本家不斷遭受“資本太多”的痛苦。最大的金融機構和投資銀行為了擺脫困境，便對債務抵押債券（cdos）和結構性投資工具（sivs）等金融工具進行層層包裝，借助信用評級機構的虛假信息向社會出售，進行欺詐活動，于是投機活動便猖獗起來，以致造成投機過剩的局面。據《華爾街日報》披露：2007年3—7月，花旗債務抵押債權等用于欺詐的金融工具，規模之龐大，在高峰期竟達390億美元。自2007年8月以來，投機觸角又急劇向石油、小麥、大豆、大米等市場擴展，結果導致市場各類商品包括運輸價格迅速上揚[43]。有人估計，在美國，僅房地產市場的投機泡沫就達8萬億美元[44]。難怪有人把美國經濟稱作金融投機經濟[45]。

第五，債務過剩。由于美國過剩的經濟靠貸款刺激消費來消解，居民消費靠信貸來支撐，國家和地方財政虧空靠發行債券來彌補，結果使美國經濟淪為債務經濟。截至2006年，美國國債已達10多萬億美元[46]。2000—2004年，家庭債務余額達11.4萬億美元[47]。2006年，美國內外債務余額為53萬億美元，為當年gdp的1.6倍[48]。日益繁重的債務負擔，給美國經濟罩上陰影，此次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從直接原因來說，系由美國債務過剩及其鎖鏈斷裂釀成。

第六，虛擬經濟過剩。上面所列過剩，除房地產過剩以外，均屬虛擬經濟范疇。毫無疑問，金融、投機、債務過剩的發展，推動整個虛擬經濟向過剩發展，1973年以來，隨著美元與黃金脫鉤，貨幣、信用和資本日益虛擬化起來，加上新自由主義理論及其政策的推動，金融資本急劇膨脹，虛擬經濟加速發展，日益脫離實體經濟這一物質基礎。據統計，1952—1979年美國金融資產流量與gdp之比為257倍；而1980—2007年則迅速增長到418倍。非金融公司的金融資產與實際資產之比，20世紀70年代為40%多，到90年代則接近90%。金融部門獲得的利潤，20世紀70年代還是非金融部門的1 / 5，到2000年則達到70%左右[49]。長期以來，在美國gdp中，由實體經濟創造的份額逐年下降，1950年為61%，2007年則為33.9%。同期，虛擬經濟創造的gdp，則由11.37%上升到20.67%[50]。虛擬經濟的過剩，給實體經濟造成日益繁重的壓力，當實體經濟不堪重負時，必然崩潰而發生危機。

第七，對外貿易過剩。上面說過，美國利用國際貨幣體系實質上的美元本位制和金融霸權，向世界輸出大量美元，吸收發展中國家的物資和商品，以提高國內的消費水平和對外國資產的控制權。同時，美元本位制及其霸權又使美元成為國際貿易中的結算貨幣、外匯資產的儲備貨幣，廣大發展中國家為了引進外國資本和先進技術，振興民族經濟，紛紛采取以出口導向為特征的外向型經濟戰略，于是，便引起了這些國家外貿產業的迅速發展、出口產品的生產過剩。外貿產業的迅速發展和出口產品的生產過剩，又帶動了相關產業的迅速發展，結果導致了國內經濟結構的失衡和全面的生產過剩，從而使本國對外貿易依存度不斷提高，變成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為中心的外圍依附性經濟。按wto和imf的數據推算，2003年，全球平均貿易依存度接近45%，其中發達國家平均水平為38.4%，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則高達51%。而我國2004年和2006年的外貿依存度則為68.4%和65.51%，大大高出世界平均水平[51]。在如此國際貿易格局中，美國發美元，外國賣商品，美國貿易逆差加大，外國貿易順差攀升，美國

進口過剩，外國出口過剩。一旦美國經濟過熱，對內實行緊縮政策，對外實行保護政策，遍布全球的生產過剩的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就會爆發。對外貿易過剩，是2008年發生的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的一個突出特征。 經濟危機所表現出來的現象和特點，雖然千奇百怪，變化多端，但萬變不離其宗，生產過剩仍然是普遍的、基本的、一般的、具有實質性的現象和特征。事實證明，此次危機的實質不能是別的，只能是與勞動群眾有支付能力需求相對應的生產過剩。任何否認、掩蓋、歪曲和偏離生產過剩這一實質的觀點和做法都是不妥的。

三、結論和啟示

生產過剩這一金融和經濟危機的本質特征，并不是直觀地呈現在人們面前的，而是運用抽象法，通過對金融和經濟危機過程一系列現象由表及里的分析揭示出來的。許多西方經濟學家由于其階級和思想方法上的局限性不能也不愿揭示生產過剩這一危機的本質特征。而我國一些崇拜西方的學者，在此次危機的實質問題上，也不能越雷池一步。研究當代資本主義金融和經濟危機的現實，正確認識和把握此次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的實質，必須堅持和運用的立場、觀點和方法。

生產過剩是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歷史階級的產物。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表明，在資本主義社會以前的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由于那時人們追求的不是交換價值而是使用價值，根本無所謂過剩的生產。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后的一個很長時間，由于生產力仍處于較低水平，市場狹小，經濟結構仍具有自然經濟色彩，經濟過程中的各種矛盾因處于萌芽狀態而未突出并發展起來，因而也不存在生產過剩和生產過剩的危機。只有到了資本主義大工業時期以后，生產力獲得了極大發展，社會化程度有了顯著提高，封建所有制關系已經解體，被資本主義私有制尤其是大私有制所代替，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已經成熟并充分展開，剩余價值規律和競爭規律成為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的主導規律，各國經濟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場，資本主義制度帶有國際的性質，生產過剩及其危機才得以發生。生產過剩隨著資本主義統治的產生而產生[52]，生產過剩及其危機“是資本主義制度的顯著特征”[53]。

生產過剩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永恒伴侶和不治之癥。自資本主義脫離幼年時期而進入大工業時期以來，生產過剩及其危機的幽靈一直環繞在資本主義制度的周圍。“資本主義的所有政黨，資本主義的所有稍有名望的活動家，從最‘英明’的到最平凡的，都曾經試用自己的力量‘預防’或‘消滅’生產過剩的危機”，“但是他們都失敗了。”[54]“問題不在于資本主義的領導者或政黨，雖然資本主義的領導者和政黨在這里也有不小的作用”[55]，而在于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只要資本主義制度存在，生產過剩及其危機就不能“消除”。要消除生產過剩及其危機，就必須消滅資本主義制度。

有人可能會以我國經濟被卷入這次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出現結構性生產過剩特點為由，懷疑上述論斷的真理性，這顯然是不對的。事實上，我國經濟之所以被卷入這場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出現結構性生產過剩的特點是由我國所處的國內外經濟環境造成的。從國際上看，全球化的發展、我國對外開放戰略的實施，在使我國分享世界經濟、科技發展成果的同時，也使我國經濟融入國際壟斷資本主導的現代國際經濟體系之中。這樣，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經濟出現了問題，我國經濟也難以獨善其身。從國內來說，當前，我國的所有制結構已是公有制為主體、公私經濟并存；在經濟規律體系上也是公有制為基礎的經濟規律與私有制為基礎的經濟規律并存。在這些因素的綜合作用下，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失衡，出現生產過剩，甚至發生危機有時也難以避免。在改革開放過程中，要使我國經濟少走彎路，減少震蕩，持續、穩定、協調發展，就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鞏固、發展和壯大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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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554-555頁。

［1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546-547頁。

［1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63頁。

［2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9頁。

篇3

引言

隨著經濟的全球化發展，全球金融業成為了重要的發展趨勢，這種全球化金融模式、能夠加快金融行業的發展，但同時也將造成全球性的負面影響，例如當美國出現次貸危機時，就直接造成了其他國家的金融沖擊問題，這種連帶的影響力已經極大的影響了各國金融的穩定發展。從金融發展歷史中可以看到，金融部門在經濟波動發展中有著重要意義，當中國出現金融風險時，其將沖擊到金融行業的發展，進而引發一系列的金融發展問題，如銀行的錢荒現象，基于這一現象，在規劃宏觀經濟的發展時，必須要重視對金融摩擦與金融沖擊的深入研究[1]。我國經濟學者在進行宏觀經濟建模時，必須要充分考慮到金融沖擊對經濟波動的影響，從而盡可能降低經濟的波動幅度，從而保證我國經濟的穩定發展。

1金融沖擊概述

企業的經營活動與經濟發展將直接受到融資情況的約束，這一論述雖然缺少宏觀數據的支持，但仍然擁有大量的研究對這一結論進行了論證。金融摩擦是指在發展不完善的金融市場中出現的金融市場摩擦。再對我國固定資產投資資金來源的相關數據進行了分析之后，可以發現我國企業的固定資產投資資金來源比例出現了一定變化，其中最為顯著的一點就是國內貸款占比出現了明顯的下降，并且在經濟周期頻率上也出現了顯著波動[2]。這一數據波動情況表明，我國企業受到的融資限制越來越嚴重，相應的能夠獲得貸款金額也不斷下降。而市場中多數企業的借貸與還貸能力直接受到金融部分的影響，當金融部門出現擾動時將直接增加對企業的融資限制，并進而影響到企業的借貸能力，這種現象就被稱為金融沖擊。

2金融沖擊與經濟波動的研究情況

金融沖擊與經濟波動情況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紀，當時許多歐美國家的經濟學家開始注意到這兩者存在的潛在聯系，并展開了深入的研究。在深入研讀了現有的關于金融沖擊與經濟波動的文獻后，可以發現許多研究都在宏觀經濟模型中加入了金融市場不完善的因素，并在充分認識這種不完善性在不同機制中的影響作用，同時也分析了金融沖擊與宏觀經濟波動之間存在的聯系對這種影響的削弱作用，這些研究充分奠定了對金融沖擊與經濟波動研究的理論基礎[3]。在國內，我國經濟學家也對這研究問題展開了系統的探究，學者們普遍從金融沖擊與經濟波動周期之間的練習、經濟波動特征以及相關約束因素等方面進行了深入分析，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3金融沖擊對我國企業資本市場運行的影響

通常情況下，市場經濟發展與國家的企業市場經濟發展有著密切聯系。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市場經濟得到了飛速發展，企業數量與規模也得到了不斷擴大，這進一步促進了我國企業資本市場的發展，同時這一良好的企業資本市場環境也為企業的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而在影響我國企業資本市場運行狀況的諸多因素中，外部環境中的金融沖擊仍然是最為主要的影響因素，國家為了更好的促進企業集團發展，在企業發展中提供了一定的“交叉補貼”，而實際情況是，當發生金融危機時，企業集團為了維護自身發展、降低金融危機帶來的負面影響以及有效避免自身經營風險，往往會刻意忽略對其他合作兄弟公司的經濟與業務援助，這直接導致在金融沖擊下，我國企業資本市場就會轉變為企業內部資本市場，而這種現象將給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帶來不利影響。從歷史上幾次金融危機中都可以看到，金融沖擊將給中國的企業資本市場帶來嚴重的經濟損失，甚至會直接導致企業集團的破產，金融沖擊對我國企業資本市場的影響是不可忽視的[4]。

4金融沖擊與中國經濟波動的關系

4.1金融市場對中國經濟波動的影響

從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市場經濟一直處于波折上升形式，而發生顯著經濟波動的階段主要集中在上世紀末、二十一世紀初這一時期，在這段發展時期內，我國經歷了多重沖擊，包括亞洲金融危機、洪水自然災害以及非典侵襲等，這些災禍的發生直接造成了我國市場經濟增長形式的波折，并嚴重破壞了我國的金融市場環境，給我國金融市場的發展帶來了極大的負面影響，并造成了這段時期內社會經濟波動幅度過大的結果。從金融發展歷史情況中可以看到，我國金融市場環境的優劣將直接影響到市場經濟的波動情況，因此，采取有效措施維護金融市場的和諧秩序，能夠對控制我國經濟波動情況提供有力助力，從而始終保證市場經濟波動幅度處于合理幅度范圍之內。

4.2金融沖擊與中國經濟波動之間的聯系

在對我國固定資產投資資金來源進行數據分析之后，能夠對現階段企業面臨的融資約束進行深入研究。企業的固定資產投資資金來源可以被分為五個方面，包括自籌、外資引進以及國內貸款等，本文將重點對國內貸款進行深入分析。國內貸款就是企事業向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進行的貸款行為，而獲得的貸款資金將用于企事業的固定資產投資。在對我國的國內貸款數據進行了分析后發現，我國國內貸款在總貸款中的比重存在明顯下降，這一比例在2015年僅為19%，這一數據表明我國企事業存在借貸困難的發展問題，并面臨著巨大的融資約束限制。而根據市場研究結果，金融沖擊是造成我國經濟出現周期性波動的重要原因，金融沖擊對社會發展的各個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影響，包括就業市場形勢波動、工資波動以及債務增長等，金融沖擊已經成為了我國經濟波動的重要影響因素，必須要充分重視兩者之間存在的密切聯系，從而為更好的促進我國經濟的穩定增長提供一定的參考意見。

4.3銀行利率對中國經濟波動的影響

社會發展形勢將影響銀行利率的變化，而銀行利率又將進一步影響市場價格的變化，并能夠間接反映出市場供求關系的變化。我國銀行利率變化將受到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影響，而銀行利率也是政府進行宏觀經濟調控的重要手段，市場中的金融產品、金融服務將會隨著銀行利率的變化出現相應的調整，因此，從一定程度上而言，銀行利率對于金融市場的發展有著重要意義[5]。我國一直采用的是傳統的資金共計方式，而這一方式已經不能較好的滿足市場投資中的資金需求，在這一背景下，銀行等一些金融機構提供的資金存儲能夠為市場經濟的發展提供穩定、充足的資金來源，因此對市場經濟發展有著重要意義。在當前階段，必須采取有效措施保證市場經濟的投資水平，避免因出現金融沖擊時投資者的行為變化而造成的市場經濟的劇烈波動。

結論

本文首先對金融沖擊進行了概述，并進一步分析了金融沖擊與金融波動的研究情況，同時也分析了金融沖擊對我國企業資本市場發展的影響，在此基礎上探究了金融沖擊與中國經濟波動的關系，從金融市場對中國經濟波動影響、金融沖擊對中國經濟波動影響以及銀行利率對中國經濟波動影響這三個方面進行了具體的論述。當出現金融沖擊時，必須要保證較好的市場整體性，并充分掌握金融沖擊與中國經濟波動之間的關系，從而更好的制定全面、科學的經濟調控策略，促進我國市場經濟的穩定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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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中圖分類號：F831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6）033-0000-01

一、金融沖擊對中國經濟波動的影響

1.金融市場的影響

金融市場是金融經濟產生的條件。隨著我國社會主義改革的不斷推進，我國經濟不斷向前發展。但是其中也遭受過巨大的波動和影響，曾先后經歷過整個亞洲的經濟危機、中國的洪水災害以及非典的侵襲。災后重建等活動都對金融市場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從而阻礙了我國經濟的發展進程。所以說，金融市場的波動直接影響著我國的經濟波動。

2.融資約束的影響

融資約束是產生金融沖擊的重要原因。融資約束是指由于外在的一些政策、活動和法律對于融資活動開展所產生的一系列約束行為。企業或個人可以通過眾籌、引進外資、借貸等一系列經濟活動來完成資金的籌集行為。但是由于現在經濟市場條例日益完善，對于融資的要求越來越高，使得一些企事業單位無法在正常的期限內籌措到自己想要的資金份額，從而造成了一些經濟摩擦的發生。一些研究表明，近幾年我國的國內貸款發放額度大幅度下降，使得我國企事業單位借款難度加大，對于其開展正常的金融活動產生了一定影響，使得我國的經濟出現周期性波動。這對我國的就業現狀、工資漲幅等方面都造成極大程度的影響。利用金融約束，可以對我國經濟發生波動的很多原因得到完整而有效的解釋。所以，在分析金融沖對經濟波動的影響時，一定不能忽略國家的金融約束力的因素。

3.銀行利率的影響

銀行利率的高低對金融沖擊的發生也有著一定的影響。主要是因為銀行利率主要受當前社會政策和體制的影響，而銀行利率的高低又直接影響著市場資金的高低以及周轉情況。同時銀行利率又是衡量市場時效性的重要指標。由于我國采用的是固定利率制，所以銀行利率的高低直接受我國政策的控制。銀行作為為我國經濟提供支持和保障的單位，對于我國的經濟水平的快速提高起著保障性的作用。而且我國經濟正在處于高速發展的階段，保障其投資水平是維護其正常發展的重要措施。一旦銀行無法根據市場制定出相應的利率和提高足夠的資金，就會對很多企事業單位進行正常的經濟活動產生影響，勢必會造成經濟摩擦，可能對于投資者的影響是巨大的。

二、如何應對金融沖擊

1.完善金融管理體系，健全監控制度

毫無疑問，要想保證某一事物的合法公正的運行，首先就要有相應完整的管理規范。要使其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對于金融沖擊的控制同樣如此，國家要想更有針對性的解決其存在的問題，就要依據當前國情和體制，制定科學而全面的管理機制，健全金融監控制度。例如，在面對金融企業造成的信貸風險時，相應的管控部門就要建立全面的監控機制，從根源上對其進行治理。如每月或每半年對企事業單位賬簿進行審核，防止發生企業造假及漏稅行為。對于銀行來說，應該完善其內部管理體制，對于不按時還貸的行為進行嚴厲管制。同時建立獨立的金融核算系統，加強各環節的監控，管理和審核，分配崗位時嚴格按照崗位設立標準執行，對于銀行的整個系統和環節進行管控。對于企事業單位，應該在其內部設立于企業單位相對應的會計單位，啟用專業的會計人才，對于會計人員做到合理分工和授權，及時而正確的掌握企事業單位內部的金融活動動態。從金融活動設計到的各環節和各部門對其進行監管，做到全面的控制和防范。

2.建立風險防控機制

我們要加強對金融風險防控機制的建設，對于金融沖擊產生的風險做到準確預測，從而能及時準確的根據發生的風險采取相應的措施，減少不必要損失的發生。例如，銀行在面對信貸風險時，應該建立相應的防范措施或彌補政策。如在企事業單位或個人進行借貸這一行為時，應首先對其信用進行評估，對應不同的信用等級給予不同的借貸數額。在發生借貸不能歸還的行為時，應根據相應的拖延期限以及數額對其采取法律措施，來保證信貸行為的正常進行。

3.鼓勵科技創新，發展高端產業

在前文中已經提到過，產生金融沖擊的原因是由于全球經濟體正在進行融合，一些西方發達國家希望利用自己的經濟霸主地位對其他國家的經濟進行管控。一些國家要想避免受到發達國家的經濟控制，就要首先擺脫其對發達國家的經濟依賴。而實現國際經濟獨立的主要途徑就是大力發展和鼓勵本國科技創新，發展本國的高端產業。但是世界經濟論壇在2014發表的創新競爭力全球排名卻讓中國國民覺得難堪和反思，中國排在了中下等水平。所以為了提高中國的科技創新競爭力，主席開展和頒布了一系列鼓勵科技創新的政策，力求使中國從制造大國轉變為創新大國。只有完成這一轉變，才能減少國外經濟對國內經濟的影響，形成國家經濟獨立，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國際金融沖擊對國內經濟的影響。

三、結束語

毫無疑問，在經濟發展全球化的今天，金融沖擊所造成的影響是在全球范圍內進行漫延的。因此我國在面臨的一系列的嚴峻現狀時，應該要采取相應的措施來保證市場經濟統一性和完整性，避免我國經濟受到國際金融沖擊的影響。對于國內的金融沖擊，我國應該采用科學合理的方法，依據完善的管理制度，有效的防止國內金融沖擊的發生以及對我國經濟的影響。

參考文獻：

篇5

        1 世界金融危機對

        2.2 有利于我國調整產業結構 在勞動力成本增大、原材料價格上升和人民幣升值等系列現實壓力下，再加上受 金融 危機的打擊，中小 企業 來自歐美訂單的大幅減少，這讓以出口導向為主的中小企業面臨更嚴峻的威脅。在目前的危機下，中小企業必須研發高附加值產品、升級技術、改善設計和提高品牌知名度，開拓新興市場、啟動國內銷售；但我國出口企業很少具備這些實力，且增加這些方面的實力需要很長時間，金融危機為這個戰略提供了很好的機會，就是從國外購買技術和品牌，歐洲、日本和北美大多數中小企業都具備這樣的品質，而且現在非常便宜。政府應給予更多的政策扶持，以促進產業調整，甚至可以將外匯借給出口企業，讓他們去買國外優質的品牌、技術甚至并購。 

        2.3 有利于我國擴大內需，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 2007年我國財政收入增長32.4%，達51321.78億元，2008年前三季同比增長25.8%，達48946.86億元，我國完全有財力通過收入的二次分配，從財政收入中調出部份資金注入住房平準基金及社會保障、醫療保障基金，以穩定中低收入階層的消費信心。政府要通過改革金融證券管理體系、財政預算體系和社會保障體系及健全 工業 產業投資指引，以擴大內需，同時轉變 經濟 增長模式，通過提升資產附加值來刺激經濟。刺激經濟的關鍵是激活內需，而激活內需的前提，必須要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進行收入分配的改革，這樣，人們才敢將儲蓄從銀行里調出來，大膽地消費，形成增長的良好循環。

篇6

金融普惠性聯盟執行主席、亞洲開發銀行研究院研究員阿爾弗雷德·翰尼葛（Alfred Hannig）認為：“金融普惠的目的在于將‘無銀行服務’人群納入正規的金融系統，從而使他們有機會得到儲蓄、支付、信貸和保險等金融服務。”這里強調的是一種獲取金融服務的機會，正好對應了受到金融排斥的人們獲取金融服務的問題。金融普惠概念的提出，就是為弱勢群體提供平等地享受現代金融服務的機會和權利，有效地為社會所有階層、群體以及公民提供金融服務。

金融普惠阻止了金融排斥的盛行，金錢指導和教育使人們能夠很好地使用金融產品和服務，以最大化金錢的使用價值；銀行賬戶增強了存儲、保存和使用金錢安全性；電子支付能夠使人們通過網絡或電話購物買到更便宜的商品，同時銀行賬戶也是人們使用其他服務的一個通道，例如建立信用評級、了解金融、使用促銷商品等；負擔得起的信貸和儲蓄可以在人們遇到收入或支出變化時，甚至是一生中平衡消費支出，應付意外狀況時的緊急需求；保險可以補償在遇到火災或者盜竊一類危機時失去的財產，或者在旅游時受到保護；債務建議幫助人們管理應對危機。

金融普惠和金融排斥作為金融發展領域密不可分的兩個部分，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對立。金融排斥從現有問題出發，指出問題的存在性及現狀，金融普惠是對現有問題采取補救措施，應對問題解決問題，為解決金融排斥問題做實質性的行動支持。一定程度上可以說，金融普惠的提升可以有效解決金融排斥。

英國的慈善機構和金融普惠

就應對金融排斥、提升金融普惠而言，需要很多方法共同開展此類工作，該領域工作的性質決定了政府必然首當其沖，承擔著不可推卸的責任，但是在政府之外的第三部門機構也有很大的發展空間，例如構建金融能力和提供債務建議，改善金融產品的設計和供給，宣傳和游說更廣泛的金融市場改革等，可以根據部門自己的興趣自由選擇，這些都為第三部門機構發揮自己力量提供了舞臺空間。對慈善機構和捐贈者而言，正好可以利用自己的基金做一些金融普惠的工作，同時由于沒有先例可循以及不知道該如何干預工作，因此這些工作又是具有挑戰性的。

慈善機構的活動

慈善機構最明智的選擇是謹慎分配它們的基金，在應對金融排斥的過程中，按英國經驗來看，慈善機構在決定投資何處之前，有必要看一下所選領域目前已有的基金去向并比較各自的效果，從而科學地投資。對于試圖將自己定位在金融普惠部門的捐贈者們而言，一般僅僅只針對受到金融排斥的某一個或某幾個特定群體開展慈善工作，例如無家可歸者或受虐待兒童一類的特殊群體，以開展金融普惠的某一個或幾個特定功能，很少有組織能全面兼顧。在英國實際的操作中，有相當多的慈善機構表現出對“金錢指導”之類的問題感興趣，許多特定組織為受到排斥的群體提供債務建議和貨幣教育，也有越來越多的住房協會和一些扶貧慈善機構加入進來，主要目標對象是無家可歸者或難民一類的受排斥群體。該領域的慈善機構主要幫助客戶處理個人金融問題，從技術上來講，慈善機構在這里幾乎沒有提供任何產品。許多慈善機構隸屬于某一特定的貧困地區，而并未給自己貼上金融排斥慈善機構的標簽。

基金情況

如果基金情況反映了慈善機構應對金融排斥的程度，那么對捐贈者而言，一個關鍵性問題就是了解基金的情況到底如何。

金融服務產業。評估銀行在金融普惠工作中的花費是件很困難的事情，部分是由于無法從公共渠道獲得所有的數據，部分是由于銀行有時僅通過它們自己的基金會為金融普惠籌集資金。據英國的實踐來看，涉及的金額大約幾百萬英鎊，然而，分析人士一直無法將這些花費作為一個整體進行衡量。在該領域的參與者包括蘇格蘭皇家銀行和巴克萊銀行，而且英國保誠保險公司已經成為公民建議局的堅強支持者，英國保誠保險公司開展的教育計劃為受到金融排斥的人們提供生活上的金融技能的培訓。英國慈善基金會常常開展關于提升工作能力方面的工作，而且通常情況下的目標對象是學校和孩子們而不是專門針對受排斥的個體。

金融服務公司也有助于提供債務建議，像消費者信貸咨詢服務一類的慈善機構有一個關于債權人支付債務建議的安排，在“公平份額貢獻”活動中，不管慈善是否幫助客戶償還任何債務，債權人都同意為慈善捐贈一定比例（通常是10%），通過最大化債權人的貢獻，消費者信貸咨詢服務的債務建議模型現在是獨立進行，通過一兩家銀行刻畫出一個支持第三部門放款人的獨特角色。如巴克萊銀行通過由信用社理事會發展出來的金融監控和業務規劃系統，給予信用社技術和金融上的幫助。此外，設計應對金融排斥的一些機構不僅僅是捐款，例如，匯豐銀行、蘇格蘭皇家銀行和巴克萊銀行設計出了金融培訓資料，并且招募教育和建議工程中的員工志愿者。

慈善信托基金和基金會。慈善信托基金和基金會也致力于為金融普惠問題捐贈資金，但是和銀行遇到的情況一樣，無法直截了當地確定他們總花費的數目。從整體上來講，通過英國慈善基金會的影響，使得信托基金和基金會能夠比銀行獲得更廣闊的資助，而且資金能相對均勻地擴散在金錢建議、金融教育和第三部門借款人之間，目前該領域的研究和評估已經得到了廣泛支持。大多數慈善信托基金和基金會對金融普惠活動的開展采取了一個微妙的方法，即通過支持旨在低收入者和特定的受剝削的特殊群體推行金融普惠工作，包含一些高度參與的捐贈者在內的慈善信托，菲爾巴恩基金會等一些基金組織在該領域內已經具備了公認的專業水準。

捐贈者和金融普惠

在英國，捐贈者們選擇支持特定組織的一種方式是使用英國慈善基金會的建議，英國慈善基金會的報告會列舉許多不同的慈善組織以及他們在應對金融排斥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績，而且對一小部分基金會自認為特別有效的慈善機構的名字突出顯示，在每個領域都盡可能地選出一兩個具有優先權的組織，這些組織的名字掛在英國慈善基金會的官網上，而且捐贈者們可以免費下載下來參考。分析員們試圖根據英國慈善基金會的推薦、取得這些成績的能力以及評估這些結果的風險來均衡地選擇慈善機構，研究慈善機構的標準是按《成功資助》概括的標準執行，也可以在英國慈善基金會的網站上下載英國慈善基金會評估慈善基金會的方法來參考。盡管英國慈善基金會的推薦并不一定是最權威的組織排名，但從廣泛的關注程度來看，他們也具有相當的影響力。英國慈善基金會的在這部分里的推薦將跟隨時間進行更新，分析師們也試圖定期確認組織的性能，并定期地添加新組織的名單。

當然，英國慈善基金會并不可能訪問所有致力于金融排斥工作的慈善組織，事實上這種組織真的是太多了。如果捐贈者想要支持英國慈善基金會沒有調查到的慈善機構，也可以利用《成功資助》里概括的標準自主進行審查。

捐贈者們在上面涉及到的金融排斥領域的工作，同時也會面臨一些嚴峻的挑戰：

第一，這個領域是迅速變化的，有許多正在開展的活動，而且跟蹤新的政策舉措也非常困難，更不用提新興的實踐了。

第二，政府是一個占據主導地位的資助者，應當強調政府的主導作用，另外一些金融服務公司和基金會也熱心于支持有效的或創新的工作。

第三，每個領域的選擇范圍并不是太寬，許多對金融排斥感興趣的組織在結構上非常相似——而且大多數是債務建議提供者。

此外，英國慈善基金會發現在金融排斥領域有一些跨部門的問題，需要捐贈者提供更多的捐贈，需要他們在產品設計和供給上付出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因為該領域沒有組織資助，而且并不單單只在一個獨立的部門內部就可以解決問題，還有究竟需要在這個問題上做什么并不是十分清楚。對這些捐贈者而言，援助可能有時是帶來更多的影響、能力、技術和合伙關系，而不僅僅是提供資金。

英國經驗對中國的啟示

總體來說，再有效的措施都會有些不足之處，而且都有一些顯著的負面影響，同樣對基金組織而言總可以找到不參與這類活動的原因，但是從另一個角度看，這些不足也正好為慈善機構提供了很多投資機會，因此，英國慈善組織參與到金融普惠的工作在帶給中國慈善事業一些經驗參考的同時，也帶來了一些重要的啟示。

應對危機

在進行全面綜合的考慮時，肯定會優先考慮債務建議，主要是因為來自英國慈善機構的報告稱這方面的需求太多以至于無法全部滿足。涉及到公民咨詢處和住房協會以及授信機構之間的關系，兩者都是幫助確定性受到金融排斥者的好方法。捐贈者可以支持致力于給出債務建議的機構，而不是只具有“事故和急診”功能的組織，例如反對貧困的基督徒模型，在債務解決以后仍然持有一個繼續進行的儲蓄和分期付款的賬戶，意味著將來客戶再度陷入金融難題的可能性更小。混合供給可以有更廣泛的影響，消費者信貸咨詢服務已經是開發有效的電話和網絡建議的市場領導者，而且在已經提供的電話服務的基礎上還有一系列更深的計劃。

對于中國慈善機構而言，在已知債務建議是一種有效減輕一個人金融壓力的情況下，捐贈者在這里可以資助更多的活動，但是應該注意將目標定位于受到金融排斥的人群，同時還需要注意最大化由電話和網絡提供服務的質和量問題，以及盡可能多地爭取來自政府或金融服務產業的長期贊助。為了達到預防的效果，有關債務的建議應該更有整體性，而且爭取做到盡可能早地干預。贊助者還可以改進針對受排斥群體的推廣建議一類的申請上的贊助模式，也可以資助更早申請一類的方式。

提升金融能力

英國慈善基金會為捐贈者們找到了一個可以明確發揮作用的領域，包括諸如產品教育一類的產品鏈接，針對家庭或社會網絡的方法。英國的貴格社會行動已經由其造錢計劃開創性地嘗試了一個試點方法，即同等看待家庭金融和創造性的組織活動及討論，通過試點發現這種教育方法可以達到比較好的效果。目前就英國經驗來看，在提升金融能力的領域中金融教育具有優先權，主要是由于提升能力的潛在收益很高。然而目前存在的問題是尚不能恰當地對許多現存的規定進行評估，而且在繼續教育學院以外暫時還沒有專門為成人使用的小規模的政府資助金。英國的社區發展金融機構的開展的公平金融會給那些正在申請貸款的人們有關建議和教育的資料，但是卻不肯給予他們貸款。

對于中國的捐贈者而言，可以支持提供這類服務，并且伴隨人們真正使用到的商品一起推廣。更一般地說，可以利用特定的教育方法影響的縱向證據進行評估，投資于那些評估中起作用的因素很重要，進而影響政府投資。為成年人開展的貨幣教育同樣也需要達到更大規模，像信貸行動那樣通過使用材料教育的活動來實現這一目標，而且目標的選擇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慈善機構是惠及金融排斥者，則實施的方法之一可以是通過已經致力于排斥組織的中介機構執行，信貸行動也可以在其他慈善機構幫助塑造員工的信心來教育客戶建構能力。對于已經獲得過諸如債務建議或信貸一類的金融服務人們而言，他們對金融教育也比較容易接受。還有一個研究、創新和游說改變人們金融違約的方式的領域供捐贈者自由發揮，該領域比較不容易確定贊助什么，因此捐贈者可以參考行為經濟學的研究，自主決定，開拓創新。

設計和供給產品

第三部門放款人更感興趣是提供更靈活的金融產品，例如信貸、儲蓄和銀行賬戶等，這里面臨的主要問題是規模和影響程度。支持應對潛在技術和組織約束，對于解決這些障礙非常重要，捐贈者們可以和個體信用社或借款人一起拓寬可用產品的范圍，也可以在行業層面上和主流協會一起協作。像保險、分期付款和儲蓄一類的主流產品的供給是明顯不足的，慈善機構可以針對主流供給培育出更合適的產品。最后，捐助者可以參與游說金融服務公司改善產品，比如說服分支機構人員更尊重地對待低收入消費者，說服保險公司不對顧客因年齡不同加以區別對待，或反對關閉郵政網點等。

金融服務市場

篇7

近年來，甘肅省深入實施“1236”扶貧攻堅計劃，即：一個核心，就是始終突出增加貧困人口的收入這個核心。兩個不愁，就是無論豐年災年，農村貧困人口的基本生活都有可靠保障，基本實現家中有余糧，手頭有余錢。三個保障，就是保障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六個突破，就是在基礎設施建設、富民產業培育、易地扶貧搬遷、金融資金支撐、公共服務保障、能力素質提升六個領域取得突破性進展。貧困人口由692萬減少到412萬，減少280萬人，年均減幅20.3%；貧困發生率由33.2%下降到19.8%。全省農民人均純收入由4507元增加到5736元，扶貧對象年均純收入增幅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一是基礎設施建設加速推進。兩年建成通村道路20786公里，建制村通瀝青（水泥）路比率由50%提高到70%；解決了貧困地區400萬農村人口的飲水安全問題，貧困地區自來水入戶率由62%提高到75%；貧困村動力電覆蓋率由48%提高到80%；完成貧困戶危房改造41萬戶，農村磚混、磚木住房結構比例由76%提高到84%。二是富民主導產業持續壯大。草食畜牧業、設施蔬菜、優質林果、馬鈴薯、中藥材、鄉村旅游等特色主導產業收入占到貧困農戶家庭經營性收入的50%以上。三是易地扶貧搬遷步伐加快。制定出臺了《甘肅省易地扶貧搬遷實施規劃（2013-2018年）》，完成6.1萬戶30.5萬人的易地扶貧搬遷任務,占規劃任務的27.2%。四是金融支撐力度明顯加大。

支持引導各類金融機構在貧困地區延伸服務網點、加大信貸投放、強化金融服務。全省金融機構對貧困地區貸款累計2517億元，同比增加27.4%。五是公共服務水平有效提升。農村九年義務教育鞏固率從84.9%提高到87.2%；建制村標準化衛生室覆蓋率從31.4%提高到55.5%；新農合參合率從97%提高到98%。六是勞務輸轉培訓不斷加強。兩年完成職業技能培訓88萬人，有61.7萬人獲得了職業資格證書。同時積極推進勞務輸轉，與16個省區市建立了勞務合作關系，累計輸轉城鄉富余勞力1078.4萬人次。2015年6月，甘肅省委省政府出臺了《關于扎實推進精準扶貧工作的意見》，對全省精準扶貧工作做出了總體部署，同時出臺了關于飲水安全、動力電、交通、危房改造、易地搬遷、生態環境、富民產業、電商、教育、衛生、鄉村文化場所、社會救助、小額信貸、勞動力培訓、干部人才支持計劃、駐村幫扶工作隊整合、貧困縣考核辦法等17個配套文件，這“1+17”精準扶貧方案，是一個一攬子的政策框架，是“1236”扶貧攻堅行動的深化和拓展，貫穿了精準性的要求，突出了組合拳的特色，強化了配套化的措施，是各地各部門做好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扶貧開發工作的任務書、作戰圖和時間表。

二、國際金融組織與甘肅省扶貧合作情況

對國際社會影響較大的國際金融組織貸款主要有世界銀行（世行）貸款和亞洲開發銀行（亞行）貸款。世行和亞行貸款通過長期貸款的支持和政策性建議幫助會員國家提高勞動生產力，促進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改善和提高生活水平。其貸款具有貸款周期長（20-50年）、利率優惠（利率水平與國際金融市場利率水平比較接近）的特點。世行和亞行長期致力于幫助全球發展中國家開展減貧和促進當地經濟發展，在國際減貧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果，積累了豐富經驗。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銀行與中國政府開展了扶貧領域的合作，提供了資金、經驗和技術方面的支持，取得了顯著扶貧成效。1997年初，經國務院批準，甘肅省實施了第三期世行貸款扶貧項目———西部扶貧世行貸款項目。項目涉及甘肅省天水、平涼、定西、隴南4市的19個縣。該項目注重提高農村勞動力的科技、文化素質，通過各種培訓，使項目區農戶掌握了1—2門農業實用技術，為廣大項目農戶全面脫貧致富提供了保證；通過基礎設施和農產品加工項目建設，提高了項目區基本條件和農業產業化水平，幫助330萬人擺脫了貧困,促進了項目區經濟社會發展,改善了投資環境，引進了先進管理經驗和方法，培養和鍛煉了一批外向型和實用型相結合的技術、科研和涉外項目管理人才，起到了創新、示范和帶動作用，有力地推動了甘肅省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西部扶貧世行貸款項目是甘肅省首次利用外資進行的跨行業的大范圍、大規模的到村到戶扶貧項目，在各方努力下，項目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其中，項目設計方法和管理方法為今后實施外資扶貧項目和國內扶貧項目創造了經驗，在扶貧模式、體制創新、科技培訓等方面為農村扶貧工作進行了有益探索。2012年，國務院扶貧辦又選定甘肅省實施六期世行貸款產業扶貧項目。項目區涉及甘肅省定西、慶陽等6市16縣（區）的55個鄉鎮、240個村，1767個自然村，總戶數10.25萬戶，其中貧困戶4.98萬戶，總人口42.56萬人，其中農業人口41.66萬人，貧困人口22.76萬人，貧困發生率54.63%。項目目標是探索在貧困片區培育和建立現代、高效、可持續發展農業產業扶貧的模式；探索提高貧困人口組織化程度、增強自我發展能力的方式和方法；探索建立貧困片區產業化扶貧市場和技術支持體系的具體方法；對項目建立的產業扶貧模式在更大片區范圍內進行示范和推廣。項目建設內容主要包括綜合產業鏈發展、公共基礎設施與服務支持、產業扶貧機制研究與推廣、項目管理與監測評價。目前，項目正在按照規劃有序推進。

三、新時期甘肅省精準扶貧與國際金融組織合作與思路

2020年全面實現小康社會，力爭實現消除絕對貧困、減少相對貧困還有很多工作要做。甘肅省除了繼續加大各級財政投入，調動社會各方面力量參與扶貧工作外，充分利用國際機構的智力資源、資金資源和多邊機構的國際平臺優勢，圍繞扶貧開發工作主要任務，深化與國際機構的減貧合作，積極借鑒國際扶貧經驗、利用國際金融組織資金開展扶貧工作也大有可為。

（一）進一步擴大合作范圍和深度雙方合作要更加注重創新性、示范性和可推廣性，借助世行、亞行平臺，使世行、亞行支持發展中國家的經驗和發展模式注入甘肅元素，共同為推動甘肅精準扶貧事業做出貢獻。在做好傳統合作項目的基礎上，甘肅省應與世行、亞行加強知識合作，拓寬合作范圍，重視難點問題研究，借鑒外省成熟經驗，為精準扶貧提供有力突破點。

（二）重視扶貧戰略研究重點開展面向2030年的扶貧開發戰略轉型研究；城鎮化進程中扶貧政策與戰略的調整，統籌考慮城鄉貧困問題和扶貧政策；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和提高貧困地區公共服務能力。也可研究實踐經驗，如重慶借勢“一帶一路”，轉變沿海的加工貿易發展方式，推動整機加零部件垂直整合一體化，在內陸發展大規模加工貿易等，這方面的戰略研究可作為甘肅省與國外金融組織知識合作的研究重點。

（三）積極支持農民合作社發展目前中國農業經營主體已經呈現多元化趨勢，而農民專業合作社是其重要形式之一。截止2015年3月，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社已有131萬家，是2010年數量的3倍多。雖然甘肅省農民專業合作社有較快增長，但存在規模小、實力弱、市場競爭力不強，名為合作社實為個人或股份制公司，沒有“聯合社”的法律地位，農民要求拓展合作領域等問題。世、亞行在支持農民合作社的發展,支持農民合作社開展信用合作方面，都具有很好的合作前景。

（四）支持農村金融體制改革甘肅農村金融服務水平遠遠不能滿足農業和農村地區日益發展的金融需求，農戶貸款、融資難與金融機構難貸款現象并存，需要進一步完善體制、改善監管與管理。世行、亞行在支持小農戶間合作性金融的建立和發展方面,具有很大優勢。推進金融產品創新。發揮財政資金撬動國際金融資金參與精準扶貧的作用，與金融機構做好對接，創新金融扶貧產品，支持貧困地區全產業鏈建設，提高特色產業的規范化、標準化。如在用好風險補償基金政策的同時，大力發展村級互助資金和抵押擔保，建立和完善市場化、可持續的信貸渠道，促進信用文化資源、人力資源、自然資源等多種生產要素貨幣化、資本化、市場化，努力打通金融服務“最后一公里”，促進貧困人口收入穩定增長。

（五）促進低碳、綠色扶貧與發展用活財稅、保險政策，促進社會資源與市場要素精準服務于扶貧事業。支持生態脆弱區和生態保護區貧困人口發展可持續生計，把防災減災和扶貧開發有機結合起來。可學習借鑒安徽等地實施精準扶貧、科學扶貧的創新舉措———光伏扶貧。安徽省財政從2015-2020年，每年新增安排2億元、統籌扶貧資金2億元，每年4億元專項支持31個扶貧工作重點縣自主開展光伏扶貧試點，發揮產業扶貧的造血作用。光伏電站并網發電后，貧困戶家里的“錢袋子”就會有一筆長期、穩定的收入。

（六）大力支持智力扶貧加大項目區農民文化素質、科技技能、市場經營風險意識等綜合素質培訓，為提高產業化精準扶貧效用奠定良好的人文素質基礎。緊密結合市場的多樣化崗位需求，有針對性地開展貧困農民產業技能培訓，大力實施新型農民培養工程。使貧困農戶及其未升學的子女掌握一兩門實用技術，提高自我發展能力、就業創業的能力。如貴州的實踐就表明，低保兜底、產業扶持、移民帶動和就業增收等，都是可以重點扶貧的手段，尤其教育、衛生等扶貧就是斬斷窮根的根本性的扶貧。

篇8

直接金融（股市）發展與經濟增長

對于股市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基本上有以下兩種觀點：很多人都認為在股票市場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有正相關的關系,而在實際中，尤其是中國的股市跌宕貌似與中國GDP的增長沒有多少明顯或是規律的關系。所以，存在著另一種觀點，一些人認為股票市場在風險分散和流動性方面的優勢，使其替代產品的需求減少———人們的儲蓄動機下降,從而股票市場發展會產生不利于儲蓄率的現象，進一步影響到經濟的增長。以上兩種觀點中,雖然說第一種觀點具有絕對性的優勢,但是實際上我國股票市場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的確沒有什么關系,所以，筆者認為我國股票市場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是沒有規律可循而且是非常有限的。第一，我國的股市相對于其他金融發達的國家而言，起步較晚，各種市場機制和管理制度都還不成熟;第二,由于第一條我國股市歷史客觀上的落后，造成我國監管指揮當局決策行為常常比較滯后和失誤率較高,政府在各個股市板塊股票上市資格標準的制定上沒有經驗可參考，政策時松時緊、缺乏連貫性和依據性是導致我國股市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不規律的一項重要因素;第三,在影響股票交易量和股市價格的各種因素中，經濟因素是一種主導因素,但是其他非直接、非金融因素同樣起到了很大作用（如人們的心理預期、重大新聞事件、國內外政治因素、戰爭或是流言等等），尤其是在我國，非經濟因素起到的作用更是顯而易見的；第四,中國股市的異態，不僅是國民對股市理解不正確，“股民大于股東”的情況造成股市投機者心理跌宕。股市的另一參與主體，很多獲準上市的公司將從股市籌措來的資金并沒有用在生產項目或企業規模的擴大投資上,而是用于公司內部消費或再次流入股市進行風險性投資。另外,股市融資本身就是長期融資，上市公司利用發行股票把從股票市場上籌措來的資金投向的項目應該大多是長期投資的項目，其利潤的獲取大都是緩慢的、漸進的、長期的，首期獲利很可能在1年以后,因此股市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就不可能在短時期內顯示出來。

貨幣政策與經濟增長

首先，貨幣政策的目標之一便是經濟增長。政府一般對計劃期的實際GNP增長幅度定出指標，用百分比表示，中央銀行即以此作為貨幣政策的目標。貨幣政策是指政府或中央銀行為影響經濟活動所采取的措施，尤指控制貨幣供給以及調控利率的各項措施。用以達到特定或維持政策目標———比如，抑制通脹、實現完全就業或經濟增長。指中央銀行為實現其特定的經濟目標而采用的各種控制和調節貨幣供應量或信用量的方針和措施的總稱，包括信貸政策、利率政策和外匯政策。貨幣政策一般分為：積極型（擴張型）和消極型（緊縮型）。在經濟蕭條時，中央銀行采取措施降低利率，由此引起貨幣供給增加，刺激投資和凈出口，增加總需求，稱為擴張性貨幣政策。因此，當總需求與經濟的生產能力相比很低時使用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最合適。反之，經濟過熱、通貨膨脹率太高時，中央銀行采取一系列措施減少貨幣供給，以提高利率、抑制投資和消費，使總產出減少或放慢增長速度，使物價水平控制在合理水平，稱為緊縮性貨幣政策。因此，在通貨膨脹較嚴重時（如當今的歐洲各國）采用消極的貨幣政策較合適。當今世界經濟一體化早已形成,牽一發而動全身。在我國，中央銀行作為政府的銀行、銀行的銀行、發行的銀行、管理的銀行，其貨幣政策的制定直接影響著本國經濟的發展，其重要的地位決定了它在經濟的發展中關鍵性的作用。綜上所述，金融發展確實能夠促進經濟增長，而本質上看來，金融發展要以經濟的繁榮發展為基礎和前提。所以，倘若我們將重點放在利率市場化、證券保險改革創新等金融深化、自由化的政策以提高經濟增長，這將是本末倒置的一種方向。相反，我們應該重點調整經濟結構、促進技術進步、深化制度創新等，從根本問題上促進經濟增長，比如在歐債問題的影響下，我們更多的要審視自己的經濟結構和外匯制度，而不是單純的關注金融制度和貨幣政策。或者說，在我國經濟發展到目前這種階段下，我們應該樹立科學的發展觀，不能單純通過金融擴張的手段來實現經濟增長的規模，而應更多地注重金融發展的內在質量。首先，我國股市發展的規模和層次尚有不足。隨著股票市場的規模不斷擴大，吸引儲蓄越來越多，其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效果將不斷顯現，貢獻程度也越來越高。希望通過發展股票市場促進經濟增長,必須提高股票市場效率,只有配置效率高、運行良好的股票市場才有可能促進經濟發展。其次，我國銀行業對經濟的促進作用要強于股市，正確處理好落實穩健貨幣政策與支持地方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關系；提高貫徹執行穩健貨幣政策的靈活性提高貫徹執行穩健貨幣政策的靈活性；加大對中小企業的支持力度、增加中小企業有效資金需求；加強與政府部門的溝通和配合、發揮信貸資金的杠桿作用、擴大貨幣政策效應；推動金融生態環境建設、加強宏觀政策實施效應的評估和反饋、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最后，加強中央銀行的各項職能，正確及時實施貨幣政策。這樣，才能保證社會再生產和經濟發展的速度和質量。

本文作者：肖渤海工作單位：濱州市濱城區財政局

篇9

一、我國大型國有企業競爭力仍待提升

2008年下半年以來，面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在保增長、保民生、保穩定的關鍵時期，國有企業充分發揮骨干作用，為實現經濟回升向好作出積極貢獻。今年以來，國有企業作為經濟回升向好的主戰場，生產經營持續穩定增長，各主要行業實現利潤繼續保持較快增長態勢，改革發展邁出新步伐，創新研發進一步加快。今年前8個月，全國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營業收入快速增長，累計實現營業總收入194016億元，同比增長37.6％；經濟效益大幅提升，累計實現利潤12644.7億元，同比增長46.7％；對國民經濟的貢獻進一步增強，已交稅費16383.7億元，同比增長24.4％。其中，中央企業表現突出，1～8月，累計實現營業收入105731.2億元，同比增長40.4％；累計實現利潤7235.5億元，同比增長50％：已交稅費總額8883.3億元，同比增長22.6％。在前不久揭曉的“全球500強”榜單上，中國企業數量不降反增，30家國有大企業邁入“全球500強”的行列，展現出我國國有經濟的強大活力。

但是我們的國有企業在競爭能力上和國外企業有較大差距，特別是在智力密集型、勞動附加值高的業務領域差距顯著。

例如，ENR(工程新聞)上榜的企業，中國有22家，總收入為14.08億美元。在前200強收入中占比為2.7％。而美國上榜企業75家，占全球工程市場份額的38％。同時，市場區域上我國的企業主要集中在欠發達國家。業務領域集中在在亞洲、中東地區和非洲等地，其業務比重占95％以上，歐洲、北美和拉丁美洲不到5％。在業務環節上，歐美的工程公司做設計和項目管理等智力密集型工作，而我們還是以傳統的土建為主。行業上我國集中在房屋建設和交通道路建設領域，國外發達國家集中在電信、石油化工和新能源建設等高利潤行業。某種程度上說，我國的國有企業很大，但是競爭力不足，我們賺的錢更多的是血汗錢，大型國有企業在全球資源的重新分配上話語權還不足。

二、國際金融危機下的國企現狀

自國資委成立以來，國企經歷了五年左右的幸福時光，在國民經濟中的帶動力、影響力日益劇增。究其原因，與國資委管理加強、企業治理水平提升以及人世后經濟的景氣都不無關系。正是因為這些成績，導致我們對國企發展改革的認識出現了較多偏差，而此次國際金融危機恰恰讓國企多年存在的頑疾暴露無遺。

從目前來看，由于政策性因素占據核心因素。市場化需求還未完全打開，企業去庫存化的過程還未徹底完成，而且世界經濟形勢依然沒有很大起色。以此判斷，中國經濟形勢雖然總體趨于好轉，但回升的基礎還不夠穩固，國企下半年的盈利預期依然不容樂觀。

(一)外因方面：外部需求持續下降，產能過剩

長期以來，中國很多行業的產能是按照出口量占總產能20％～30％來配備的。但在目前國際市場需求萎縮的情況下，前些年經濟高速增長所形成的一部分產能，其所對應的需求已經不復存在，而且很多國企為了穩定就業，沒有及時調整產能。產銷矛盾進一步拉大。盡管國家刺激經濟的措施已收到一定成效，但消失的需求和啟動的需求并沒有很好地匹配，同時，以大量財政支出和貨幣投放為主要內容的4萬億元投資政策不具備持續性，其拉動效應已經在逐步減弱。從制造型企業相對占多數的地方國有企業上半年累計實現利潤1370億元，同比下降41％(與整體數據相差14個百分點)的數據可見一斑。

(二)內因方面：國企自身存在的問題

一方面大部分國企對自身的資源能力與市場競爭關系的認識出現了偏差，沒有建立真正適應市場化競爭的核心資源和能力。另一方面，對國企從一些領域退出，對產業布局進行戰略性調整和結構升級的重要性認識不足。加上政策機制調整的相對滯后，面對危機的結果自然不容樂觀。政府相關政策的不穩定性造成國企的政策性虧損。凡是敢于“政策性虧損”的，基本上屬于壟斷行業，而壟斷之所以為市場經濟所不容，就因為“政策性虧損”只是表面的、暫時的，而“政策性暴利”才是根本的、長遠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國企的政策性虧損是長久以來政策性暴利的必然。

國企盈利能力相對較弱。一方面，國有企業的利潤率水平高于其他類型的企業，但是勞動生產率和資產周轉率最低，最終影響了國企的盈利水平。從上半年的數據來看，國企茸業收入的下降遠小于利潤的下降，這表明國企盈利能力出現下降。而這一數據還是在4萬億投資主要由國企承擔的情況下實現的，這更加說明國企創造利潤的能力很低。

三、關于危機背后國企出路的幾點思考

(一)加大力氣調整產品結構、優化產業鏈，成為企業金融危機之后打造競爭力的當務之急

一些企業因產能過剩沒有死在危機中，反而死在危機后。這些現象必須值得企業重視和思考。盲目重復投資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痼疾，在經濟危機導致需求絕對或相對萎縮的情況下，產能過剩再次成為中國經濟面臨的突出問題，不僅已經從鋼鐵、電解鋁、氧化鋁、造船、水泥制造、平板玻璃等傳統產業蔓延到風能、光伏等新興產業，而且程度也在不斷加深。壓倒一切的應對危機舉措客觀上加劇產能過剩之勢，因為啟動消費曠日持久，大規模投資則可立竿見影。

在總體產能過剩的大背景下，企業在金融危機之后首當其沖面臨由此帶來的巨大壓力和風險。首先，要有效應對產能過剩、產品結構老化的問題。金融危機后，這類的風險會迅速顯現，并且要求應對的時間是短的。其次，可能會面臨近幾年由于擴張過度、整合能力滯后帶來的問題。金融危機后，這類的問題也會由隱性轉為顯性、逐步顯現出來。從本質上看企業過度擴展，是用新的潛在矛盾掩蓋舊的顯性矛盾。第三，經營模式滯后、資源整合體系落后帶來的潛在壓力將逐步顯現。金融危機后，這類問題會在中長期逐步顯現，要求時間不急，但是應對的難度最大。

這些問題的應對和處理，是企業在金融危機之后打造競爭力首先面臨的問題。應對的措施大概有兩個方面：第一個方面是積極有效地處理過剩產能，主要體現為落后產能的淘汰和調整、產品結構的優化、資產重組等具體舉措。第二個方面是科學地進行產業擴展，優化產業鏈。主要體現為協同、整合效應的實現。

(二)凝聚變革的動力，有效推進各項改革、革新成為企業在金融危機之后提升競爭力的重要手段

從企業發展的狀況看，金融危機來臨之前所推行的各項改革依然處在探索的“路途”中。依然有相當多的改革沒有推進到位，甚至還存在部分需要“實質性創新突破”的任

務沒有完成，但在我國經濟高速增長、市場機會眾多的光環下，很多矛盾被忽視了。金融危機爆發之前的幾年內，我國企業“高歌猛進”的發展態勢掩蓋了不少的深層次問題。金融危機發生之后，雖然暴露出了一些企業競爭力不足的問題，但是隨之被國家“保增長、保就業”大目標下，這些問題沒有被足夠重視和得到應有的關注。

金融危機之后，著眼于競爭力的提升。企業必須有效地深化各項改革，由此促進競爭力的提升。關鍵舉措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方面，要加大力氣進一步推進現代產權制度改革，并進一步完善公司治理體系。對于我國企業而言，建立現代產權制度依然有漫長的道路要走。我國企業公司治理體系的完善，既牽涉到體系的完善問題，還牽涉到外部環境的成熟和發展問題，更牽涉到文化層面的問題。另一個方面，積極有效地推進組織變革。組織模式是企業整合內外資源的保障，也是體現企業生存理念的重要表征。我國企業在組織模式上的落后是個不爭的事實，由此帶來的分工不合理、協作不到位、流程不順暢、權責不清的現象必須的得以足夠的重視。組織變革是一件系統性、復雜性、創新性、艱巨性兼具的一項變革活動，我國企業必須能夠有效地推進組織變革，從而實現競爭力的重塑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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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金融深化與經濟增長的理論分析

    西方經濟學家羅納德·麥金農和愛德華·肖最早提出金融深化理論,他們都認為金融抑制妨礙了儲蓄投資的形成,造成資源配置的不合理,從而阻礙了經濟發展。他們提出的金融深化,其實質就是放棄政府對金融領域的過度干預和保護,依靠市場機制的作用提高金融體系的效率,優化金融結構和金融資源的合理配置,形成正的投資、就業、收入和結構優化效應,從而建立起經濟發展和金融發展的良性循環。金融深化的基本政策是實行金融自由化,金融自由化現在被概括為3P自由化,即價格自由化、產品自由化、參與自由化。

    但在實踐中拉丁美洲南錐體國家發生的一系列銀行恐慌與倒閉,使人們對贊成金融自由化的一般論點產生懷疑。實際上,1994年發生的墨西哥金融危機和1997年席卷東南亞的金融風暴,導致東南亞以至整個世界的經濟萎靡不振,無不與過度金融自由化有關,金融自由化理論及其主張日益受到懷疑與批評。此時作為金融自由化的對立理論——金融約束論由斯蒂格利茨等人提出,但是通過透析該理論我們不難發現,金融約束實質上是在一國金融經濟發展沒有達到一定程度而進行金融自由化的前期準備,因此這兩個理論并不矛盾,它們都是金融深化的途徑和手段,目的都是為了促進經濟發展和金融發展的良性循環。

    隨后,雷蒙德·戈德史密斯在其《金融結構與發展》一書中明確提出了金融深化與經濟發展的互動作用,并就評價金融深化的程度提出了一系列的指標:(1)貨幣化比率(M2/GDP);(2)金融相關率,是金融資產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3)金融資產的多樣化,是社會融資方式變化發展的標志;(4)金融機構種類和數量的增加,是金融深化的另一特點,這是金融資產增長和金融市場擴大的主體;(5)金融資產發展的規范化。經過幾十年的發展,金融深化理論已發展為一國的金融體制與該國的經濟發展之間存在一種相互刺激和相互制約關系的理論。

    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金融深化所取得的成果

    1. 20多年來我國金融改革的成果。

    20世紀70年代,麥金農和肖針對發展中國家的金融發展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論,成為指導發展中國家進行金融體制變革的重要理論依據。我國自1979年改革開放以來,金融發展以史無前例的速度在前進,在金融深化進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具體表現如下:

    (1)銀行業建立了多元化的銀行體系。以中國人民銀行為中心的二級銀行體制,形成了以4大國有銀行,3家政策銀行,20多家股份制商業銀行、外資銀行的多元化的銀行體系。

    (2)證券市場的建立與發展。自1990年和1991年分別在上海和深圳建立了證券交易中心以來,中國的證券業形成了一定規模,特別是股票市場最為顯著。從1993年~2000年我國上市股票數從217只增長到1099只,增長5倍多,而市價總額從3541.0億元增長到41000.0億元,增長11.6倍,上市公司數從183家發展到1025家,增長5.6倍。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1990年~2001年>)。

    (3)外匯市場的改革。外匯市場1994年以后,中國實行了結售匯制,建立了一個統一的銀行間外匯市場。1996年實現了經常項目下的人民幣自由兌換,1998年取消了外匯調劑市場。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的最新統計,我國的外匯儲備已達3200億(美元),2003年底估計達3500億,可以說我國的外匯市場取得了重大成果,具備強大的抵御外匯風險和外債風險的能力。

    (4)保險市場的多元化發展。中國保險市場以1949年10月25日中國人民保險公司的成立為標志,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發展,中國的保險業打破了中保的完全壟斷,形成了國有、民營、外資共同競爭的局面。

    (5)利率市場化。1996年開始逐步放開了部分利率,取消了同業拆借利率的最高限制,部分國債發行利率實行市場招標,公開市場操作的回購利率實行了市場招標。這些都表明利率朝市場化的方向邁出了一大步,為最終的基準利率市場化創造了條件。

    (6)金融法律法規的逐步完善。至今中國已出臺了各項金融業的相關金融法,如:《中國人民銀行法》、《銀行法》、《證券法》、《保險公司管理條例》、《保險公司投資證券投資基金管理辦法》等等。

    以上只是重點說明,我國金融業在其他方面也取得了許多的成績,如:我國金融的電子化、基金市場的迅速擴大等等。這些說明了我國的金融體系的雛形已形成,有些方面已向國際接軌,特別是金融機構的會計制度,商業銀行的信貸管理等。

    2. 中國金融深化程度的綜合判斷。

    以上從各個方面粗略地說明我國金融改革的成效,但是我國金融深化的程度如何呢?我想以雷蒙德 · 戈德史密斯提出的有關指標來判斷我國金融深化的綜合程度。

    從金融資產結構分析來看,改革開放以來,國民生產總值與廣義貨幣量M2均呈快速增長趨勢,二者比值由1979年的0.361上升到1996年的1.121,平均每年上升4.2個百分點(見表1)。金融相關比率則從1979年的4.9%上升至1996年的81.6%,增長了15.65倍,年平均增長率為4.26%(見表2)。這些充分反映了我國經濟貨幣化與金融深化程度的明顯加深。事實上,1996年我國金融深化程度已達到發達國家金融水平的一半以上,并初步邁入發達金融結構水平的行列。

    三、對我國金融深化和經濟增長的實證分析及啟示

    對于金融體系發展和經濟增長兩者的理論聯系,近幾年西方的經濟學者進行了一些實證研究,他們的測試結果都認為經濟水平與金融發展之間有著重要的相關性。1996年帕特里克為研究兩者的因果關系也設計了一個有用的參考框架,提出了金融發展中“供給導向法”和“需求導向法”之間的區別。帕特里克的假設強調了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可能存在兩方面的因果關系,隨后一些經濟學家進行了實證研究,測試證明了帕特里克提出的一系列因果關系假設是正確。

    自從1992年以來我國的經濟每年平均保持8%的速度增長,金融發展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那我國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是否也存在這種相互激勵、相互制約的關系呢?在這里我用實證分析來說明,選取了1979~2000年的有關數據(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1990~2001年)),以GDP作為經濟增長的指標,以貨幣化比率(M2/GDP)來衡量金融深化的程度,將數據作因果關系(Granger)檢驗,結果如下:

    用強制回歸或逐步回歸檢驗得出,因變量與所有自變量的關系均不顯著,說明接受H 假設,即經濟增長不影響金融深化。

    實證的結果說明,我國的金融發展處于帕特里克提出的“供給導向”的金融發展模式,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起著積極的推動作用,而經濟的增長并未反過來促進金融發展,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相互促進的循環機制尚未建立,我認為這與發展中國家處于經濟轉軌的特征是相符的。因此,我國要加快經濟發展,加速金融深化,使之更有力的促進經濟增長,實現帕特里克的“需求導向”的金融發展模式,而最終實現經濟發展和金融發展的相互激勵,相互制約關系,即金融深化的核心。

    四、我國金融深化進程中仍存在的問題及其策略分析

    盡管我國的金融深化取得了相當的成績,但在進一步深化的進程中仍存在許多問題,這也是我國金融業進一步改革的“攻堅問題”,主要是:(1)金融資產結構的不合理;(2)銀行存在大量不良資產以及國有商業銀行的經濟主體地位尚未建立;(3)金融市場的缺位問題和金融機構的結構不合理;(4)利率市場化存在許多不合理之處;(5)金融市場法律法規不夠健全,執法的嚴格和監督機制有待完善;(6)股票市場的分割狀態和存在大量非流通股;(7)外匯兌換自由化問題。這些都是我國進一步金融深化的“攔路虎”,要真正實現金融自由化,必須認真解決上述問題。

    從前面的實證分析可以看出,我國金融深化和經濟發展的紐帶尚未建立,經濟發展和金融發展均存在許多需要解決的問題,在這里對我國進一步深化金融體制改革的策略提出自己的見解。我認為解決問題主要從兩個方面入手:一是金融深化的次序安排;二是中國金融深化所采取的方式和機制的合理性,在金融深化的過程中這兩個方面是相互融合的。按麥金農在《經濟市場化的次序——向市場經濟過渡時期的金融控制》一書中提出的最優次序,我將上述問題中的(1)、(2)、(3)、(4)(5)分為A類;(6)分為B類;(7)分為C類。A類問題是我們現階段要解決的;B類在A類問題解決基礎上和借助加入WTO的國際力量下逐步解決;最后解決C類問題。

    首先,A類問題基本上是國內金融市場完善和自由化的問題。重點是銀行改革、資本市場的發展和利率市場化,涉及金融體制、金融機構、金融市場和金融法律法規等方面的改革,因此我認為重點要引入金融創新機制,金融創新在解決上述問題上將產生一個綜合效應。具體來說,一是進行金融制度創新,確保金融資產發展的規范化;二是進行金融市場的創新,優化金融資產內部結構;三是進行金融機構創新,提高我國貨幣化進程的質量;四是進行金融工具的創新,促進金融資產的多樣化。

    其次,B類問題,即股票市場的分割狀態和存在大量非流通股。資本市場的分割主要指股票市場的A、B股問題;A、B不僅針對不同的投資對象,而且同股不同價、同股不同權。解決的同股不同價的關鍵是A股和B股的并軌。就目前而言,我國的證券市場的發展已具一定規模,在此基礎上主要借助加入WTO后的外資力量實現A股和B股的并軌。 解決同股不同權的關鍵是實現國有股和法人股的流通。2002年,政府已經嘗試將非流通股拋向資本市場,試驗的結果是引起了股市的動蕩,不得不暫停試點。這說明非流通股的減持并非一朝一夕事,而要循序漸進。我認為主要采取“轉”的方式,如建立“公股減持基金”、 “債轉股”、 “債轉股基金” 等等來實現非流通股的減持。

    最后是C類問題,即外匯市場的自由化。我國的外匯市場的改革走的是漸進式的道路,從亞洲金融危機的教訓來看,這種策略是正確。只有在國內實現金融自由化的前提下,才能盡量避免因外匯市場的開放對國內的金融業產生重大沖擊。我國外匯市場的自由化應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條件不成熟,是決不能貿然實行資本項目下人民幣可自由兌換。

    總之,中國金融深化的進程應當始終與其經濟和金融市場化改革相適應,同時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對不同的金融問題采取不同的方式和策略,盡快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實現金融深化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