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貿易研究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數字貿易研究，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關稅作為一種典型稅種自然需要遵守稅收的一般原則，如稅收公平原則、稅收法定原則、稅收效率原則等。然而國際數字產品貿易的出現對這些關稅原則造成了巨大沖擊。首先，數字產品和傳統貨物僅僅是依托的載體不同，數字產品基于數據流，而傳統貨物可能是基于光盤、磁帶等有形物體，而在內容上兩者可以沒有差異。但是因為現行關稅體制的征收對象是有形貨物（跨國輸電除外），所以應對傳統貨物征收關稅，而不應對數字產品征收關稅。僅因為兩者的載體不同而采取截然不同的做法，這很難說是貫徹了稅收公平原則，屆時互聯網將會成為最大的避稅港，也將嚴重擠壓傳統貨物貿易的生存空間。其次，數字產品很難在現行關稅制度中找到自身的定位，而且除了美國等少數國家明確表明對數字產品免征關稅外，世界上絕大部分國家對于是否開征新關稅稅目是眾說紛紜，自然也缺乏相應法律的規定。所以如果為貫徹稅收公平原則而對數字產品征稅，則在現階段勢必然會違反稅收法定原則。最后，因為傳統貨物貿易中龐大的跨國公司和進出口公司的存在，關稅多是針對少數確定納稅主體的一筆大額稅款。而在國際數字產品貿易中由于小微企業和個體經營者的活躍，關稅將變成是針對大量不確定納稅主體的眾多小額稅款，而這將有違稅收效率原則。

（二）對關稅征收監管的沖擊

國際數字產品貿易由于其借助于互聯網這個虛擬平臺并且不依托于有形載體，這對關稅征收管理造成了巨大沖擊。一方面，國際數字產品貿易使得關稅征收充滿不確定性而難以下手，具體表現為納稅主體分散且虛擬化、納稅客體隱匿于數據流而難以分辨、納稅地點易轉移、納稅時間模糊難以統一。而另一方面，國際數字產品貿易將對關稅監管變得幾無意義，具體表現為：1.采取無紙化操作使得建立在紙質憑證、賬簿、報表上的海關管理缺乏依據。2.網上交易隱蔽性強使得海關很難發現每一筆跨境數字產品交易，避稅偷稅漏稅無從監管。3.電子貨幣和第三方支付軟件的大量使用使得海關很難監管跨境資金流的目的與去向。4.海關現今實行的以注冊登記為基礎的關稅制度則很難讓小微企業和個人成為納稅主體，而建立在此基礎上的分類風險管理制度也將成為無根之木。5.互聯網技術的成熟為“合理避稅”提供多種選擇使得海關防不勝防，如變傳統貨物貿易為數字產品貿易、變國際貿易為國內貿易、尋找避稅港等。

二、各國關于數字產品貿易的關稅政策

（一）美國

美國一貫堅持應永久性地對數字產品貿易免征關稅以推動國際數字貿易的發展。1997年美國通過《全球電子商務政策框架》，建議將互聯網建設為免稅區，應對通過網絡交易的數字產品免征關稅。1998年美國力促世界貿易組織（WTO）第二次部長會議通過了《全球電子商務宣言》，宣布對電子傳輸暫不予征收關稅。此外，美國與日本、韓國、澳大利亞等國簽訂雙邊協議約定對數字產品貿易免征關稅。2003年美國重新修訂《美國統一商法典》規定數字產品不受第二篇（買賣篇）的規制。②而對于美國如此堅持的原因，克林頓曾在第二次WTO部長會議上發言：“我們花了50多年的時間來阻礙貨物貿易的關稅壁壘，而今天我們決不預先樹起電子商務的關稅障礙。”當然這冠冕堂皇的理由背后實際是出于自身國家利益的考量。美國是數字產品的最大輸出國，目前從事數字貿易的網絡公司中美國占據三分之二以上，如果對國際數字產品貿易征收關稅，那么毫無疑問最大的利益受害國便是美國。

（二）歐盟

歐盟由于在數字產品貿易上的優勢不及美國那么明顯，所以其關稅政策也較為審慎。1998年歐盟發表《關于保護增值稅收入和電子商務發展的報告》，視通過互聯網銷售的數字化產品為勞務銷售，暫時先不予征收關稅，但征收增值稅。此外，歐盟堅持稅收中立原則，原則上也不對從事數字產品貿易的公司開征新稅。這番做法一則是為了保護其成員國的財政稅收，二則是能夠促進相關產業的發展而不至于在和美國數字產品的競爭中過于被動。但是歐盟并不同意對數字產品永久性的免征關稅，因為如果將來對數字產品貿易適用美國主張的GATT待遇，關稅壁壘則將變成歐盟保護其歐洲市場的最后憑仗。

（三）發展中國家

發展中國家作為數字產品貿易的凈輸入國，一般都主張對國際數字產品貿易征收關稅。首先，免征關稅將會直接減少以間接稅為主的發展中國家的稅基，使得國家稅收蒙受損失。其次，由于發展中國家在國際數字產品貿易中處于劣勢，免征關稅會使得對發達國家的產品輸出缺乏有效控制，互聯網也成為發達國家的一塊“新殖民地”，這將會嚴重影響發展中國家經濟的正常發展。

三、對我國數字產品貿易關稅的建議

近年來由于互聯網的普及和電商的崛起，中國的電子商務進入了一個高速發展的階段。中國在2004年取代美國成為了世界上最大的信息技術和通訊產品出口國，但是此種領先僅是在電子商務基礎設施和設備等領域。而在數字產品貿易方面中國仍難望美國之項背，據中國工業和信息化部統計，中國數字產品銷售量僅占同內容傳統形態貨物銷售量的0.02%,比美國同比低70倍。這主要是中國文化產業的羸弱和知識產權保護的欠缺使然，而這兩方面的改善又相對而言需要花費較長時間，所以筆者認為中國在現階段嘗試建立數字產品貿易關稅制度仍有其必要性。

（一）短期內應暫不征收關稅

筆者認為在短期內中國應繼續不對跨境數字產品貿易征收關稅，主要基于以下四點理由：1.從立法技術、征稅技術、征收成本上看，中國客觀上無法在短期內制定和實施可以有效規范國際數字產品貿易的新關稅制度。2.稅收公平原則和稅收中立原則要求關稅應對同一內容的數字產品和傳統貨物一視同仁。3.利于激發中國數字產品貿易的活力，推動產業發展。4.盡管WTO各成員國對先前作出的“對數字產品暫不征收關稅的決定”是否延期仍然懸而未決，但大多數國家目前都未對數字產品征收關稅。

（二）反對永久性免除關稅

隨著中國經濟地位的日益提高，中國在WTO、亞太經合組織、亞投行等國際組織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中國應該利用自身有利地位，從現今國家利益出發，團結眾多發展中國家和歐盟等發達國家，反對以美國為首的少數國家所堅持的永久性免稅主張。因為關稅是不僅是國家經濟的一種體現，也是國家保護國內產業健康穩定發展的重要工具，而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更是國家稅收的重要來源。值得指出的是，這一切都是基于中國目前在國際數字產品貿易的定位而得出的結論。然而由于中國發展數字產品貿易的潛力較大，不排除有朝一日中國可能在國際數字產品貿易中占據較大的市場份額而需要轉變立場。所以歸根結底中國應利用好自身在國際組織中話語權為國家利益服務。

篇2

一、引言

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和國際直接投資理長期以來處于隔閡狀態。二戰以后,國際貿易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傳統國際貿易理論受到挑戰。學者們開始重新審視國際經濟關系,逐步放寬傳統國際貿易理論嚴格的條件假設,實現國際貿易理論與國際投資理論的交叉。本文對國際貿易與投資理論及其關系進行系統回顧,為嘗試貿易投資一體化理論研究提供重要的文獻基礎。

二、國際貿易理論與國際投資理論的交叉

較早地把國際貿易理論與國際投資理論納在一起分析的是弗農的(R.Venon)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弗農認為,產品周期可分為產品創新、成熟、標準化三個階段,不同的階段決定了企業不同的生產成本和生產區位的選擇,決定了企業應采取不同的貿易和投資戰略。在產品創新階段,由于創新企業在該產品的生產和銷售方面享有壟斷權,企業最有利的安排就是在國內生產,并通過出口滿足國外需求。在產品成熟階段,產品的生產技術基本穩定,市場上出現了仿制者和競爭者,在這種情況下,企業若想保持和擴大國外市場份額,就必須選擇對外直接投資。在產品標準化階段,產品的生產技術已經普及,創新國企業的技術優勢已經完全喪失,產品的價格成為競爭的基礎。在這種情況下,企業將子公司從發達國家轉向發展中國家。市場內部化理論與生產折衷理論從發生條件將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結合起來。市場內部化理論從交易費用的角度對國際經濟活動進行了研究。該理論認為,企業是選擇國際貿易還是選擇對外直接投資,關鍵在于比較通過世界市場進行貿易的費用與企業將外部市場內部化所增加的管理費用孰大孰小。如果交易費用小于管理費用則選擇國際貿易,反之則選擇對外直接投資。生產折衷理論綜合了以往各個學派的成就,力圖對企業開展國際活動的三種主要形式國際直接投資、國際貿易和合約性無形資產轉讓進行統一的解釋。它認為,一個企業只能同時具備了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才能對外進行直接投資,而僅擁有所有權優勢和內部化優勢時只能采取國際貿易的形式。

三、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關系理論研究

1、蒙代爾的貿易與投資替代模型

蒙代爾于1957年提出了貿易與投資的替代模型。其基本含義:在要素可以自由流動、生產函數相同的前提下,一國對另一國進行直接投資,可以縮小自己的生產可能性邊界,擴大對方的生產可能性邊界,形成對國際貿易的完全替代。但是他的模型是建立在4個基本的假設之上的,模型的條件設定比較苛刻,跟如今的現實狀況有不小分歧,只具有一部分的借鑒意義。

2、馬庫森(James R.Markuson)和斯文森(Lars?Svensson)的互補關系模型

馬庫森和斯文森利用要素比例模型闡述了要素流動與商品貿易之間的相互關系,指出它們之間表現為替代性還是互補性,依賴于貿易和非貿易要素之間是“合作”還是“非合作”。如果貿易和非貿易要素是合作的,那么商品貿易和生產要素的流動將互相促進,從而表現為一種互補關系;如果兩者之間是非合作的,則商品貿易和非貿易要素的流動就會表現為一種替代關系。馬庫森最直觀的證明是:假設中國和美國的要素稟賦相同,但美國在鋼鐵行業中的技術比中國高,那么美國具有生產鋼鐵的比較優勢。當兩國進行貿易時,美國將出口鋼鐵。而美國鋼鐵生產(資本密集)的增加將導致對資本需求的增加。因此,美國的資本收益率增加,工資率下降。當中國專門生產服裝時,中國的工資率增加,資本收益率下降。馬庫森證明,當達到貿易均衡時,美國的資本收益率較高,而中國的工資率較高。考慮由于要素價格差異使得要素發生國際流動,則資本將流向美國,而勞動將流向中國。按照羅勃津斯基定理,美國將擴大鋼鐵生產,減少服裝生產,而中國情況正好相反。這將進一步擴大美國鋼鐵的出口和服裝的進口。要素流動增加了貿易。因此,國際貿易與要素流動是互補的。

3、貿易和投資關系的不確定性

Neary的研究發現,在3×2的特定要素模型中,貿易與要素流動的關系是不確定的。他假設有兩個國家:美國和日本;三種要素:勞動、資本和土地。假設美國和日本的勞動和資本稟賦相同,只有土地稟賦不同,美國有更多的土地。在此存在兩種可能:一是美國的土地和資本都比日本便宜(而勞動較貴);另一是美國的土地便宜,而資本和勞動較貴(雙要素稀缺)。在第一種情況下,美國的資本流向日本,同時日本的勞動流向美國。在第二種情況下,存在激勵使日本的勞動和資本都流向美國。當美日兩國由封閉轉入自由貿易時,美國出口糧食使美國的糧食價格上升,從而增加土地收益率并降低資本收益率。與此同時,日本出口制成品,增加資本收益率并降低土地收益率。在第一種情況下,美國資本流向日本的激勵增加,這時貿易與資本要素流動是互補的。在第二種情況下,貿易使得日本資本流向美國的激勵減少,這時貿易與資本要素流動是替代的。因此,貿易與資本要素流動的關系是不確定的。

四、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關系的實證研究

1、國外學者的研究

Porter(1990)從外資供給角度分析了出口和FDI的因果關系。他認為,對于外國投資者來說,低成本就意味著高收益,世界價格是一致的,在發展中國家進行的低成本生產再出口到世界市場意味著比本土生產更高的回報。因此,這種高回報的出口吸引了大量的FDI。Hein(1992)通過建立基于拉丁美洲和東亞地區的數據的政策模型指出,這兩個地區的出口導向策略吸引了大批外國直接投資,所以他認為是出口早于或者說是引致了FDI。而Lucas通過對東亞地區的研究,也得出了出口引致FDI的結論。Pfaffermayr(1994)運用格蘭杰因果關系模型,對奧地利制造業從1980-1990年的季度數據作回歸分析,結果發現FDI與出口之間存在著顯著的互補關系。Bayoumi和Lipworth(1997)運用日本和其20個主要貿易伙伴1982-1995年的數據,對貿易和FDI作回歸分析。發現FDI的存量對貿易有長期影響,FDI的流量對貿易有短期影響。并得出了從日本流出的直接投資對日本出口有短期影響但是對進口有長期影響。Goldberg和Klein(1997)研究了日本和美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對拉美國家和東南亞國家進出口的影響。他們發現資本流動與雙邊貿易之間存在互補性。Gopinath、Pick和Vasavada(1999)用1982-1994年美國食品業跨國公司的海外銷售額、出口量、海外雇員數和FDI作為內生變量研究FDI和貿易的關系,得出了海外銷售額和出口之間有著顯著的互補關系的結論。聯合國貿易與發展委員會為研究FDI流入量和出口效果的關系,就52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1995年的截面數據進行了回歸分析。回歸結果表明,從整個樣本來看,FDI與制成品出口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Dunning等(2001)在投資周期理論的基礎上把貿易的水平和方式納入分析框架,他們考察了韓國和中國臺灣的貿易和直接投資的發展軌跡,認為一個國家或地區的進口行為增加將導致外資流入增加,外資流入增加會導致出口增加,而出口增加又會最終導致向外投資增加。

2、國內學者的研究

(1)國內學者黃河在《論國際貿易理論與國際直接投資理論》一文中,采用靜態多元回歸統計分析方法,使用的樣本有52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回歸結果表明,對于樣本國家,人均直接投資水平對制成品出口都產生正方向的影響。對于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對高技術出口影響最為明顯,說明發展中國家的高技術出口在很大程度上是外國(主要是發達國家)跨國公司所完成的。(2)蔡銳和劉泉考慮了中國投資對象國和投資母國的雙重地位,對對外投資和國際貿易進行了實證分析。作者得出結論:外商直接投資確實能夠促進中國的進出口貿易、特別是發達國家的FDI通過技術外溢效應促使中國的技術結構升級,提高了中國的生產效率,給中國經濟帶來了實質的進展。另一方面,中國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雖然數量少,但也能促進中國的出口。(3)龔曉鶯通過實證分析,證明了投資與貿易之間的相互促進、相互補充的關系。作者運用1982-2004年我國國外直接投資與進出口貿易的有關統計數據進行實證分析。實證分析表明,我國對外貿易與國外直接投資的關系主要表現為國外直接投資對我國的進出口貿易具有巨大的推動作用。

五、建立國際貿易與投資一體化理論的相關嘗試

將國際直接投資理論建立在國際貿易理論統一基石上的嘗試首推日本一橋大學的教授小島清。小島清(1987)指出FDI可以在投資國與東道國之間創造新的貿易機會,使貿易在更大的規模上進行。他認為,國際分工不僅可以解釋國際貿易,也可以解釋直接投資。各國勞動和經營資源稟賦的差異會導致比較成本的差異,比較成本的差異則會使各國的比較利潤率不同,對外貿易和對外投資可以建立在比較成本和比較利潤率的基礎之上。隨著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尤其是跨國公司全球生產體系的形成,傳統理論的研究基礎和說服力受到削弱,新的相關理論和研究方法應運而生。以國際直接投資在生產上表現出的特性劃分,有關論著可以分為兩個類別:將縱向國際直接投資融入國際貿易模型的思路與將橫向國際直接投資融入國際貿易模型的思路。但是橫向與縱向FDI理論的互不兼容與實際的共存狀態是相互矛盾的。為解決這一問題, Markusen允許總部服務和實際生產活動具有不同的要素密集度,把縱向和橫向FDI納入統一的理論框架,建立了FDI的知識資本模型(Knowledge Capital Model――又稱KK模型)。進入新千年以來,貿易和直接投資理論研究出現了兩個新的方向。首先,行業內不同企業之間的生產率差異即企業的異質性被納入一般均衡貿易模型,為解釋一個行業內部同時存在國內企業、出口企業與跨國企業的原因提供了可靠的理論工具。第二個新方向,是把兩國均衡的FDI模型擴展到多國分析框架(通常包括兩個高收入的北方國家與一個低工資的南方國家),并把差別產品的生產過程分為總部服務、中間投入品和最終產品等多個生產階段,以解釋跨國公司各種更復雜的一體化戰略。Grossman和Helpman(2004)建立的跨國公司模型在多國層面對中間產品和最終產品的貿易和直接投資活動進行了綜合分析,他們引入了企業的異質性,按照自下而上的邏輯,從優化企業戰略的角度,說明了在產品內生產分工不斷深化的背景下全球貿易和投資格局的微觀形成機制。他們的分析指出,在存在中間產品貿易成本時,企業傾向于在多個區位從事中間產品生產活動,并促使最終產品組裝活動向零部件生產地集中,形成集聚互補效應。如果中間產品貿易成本較高而最終產品貿易成本很低,那么兩種活動固定成本的下降將促使更多的企業在南方(工資率較低的地區)進行一體化生產。相反,當兩種貿易成本都較高時,固定成本的下降會導致更多的企業在兩個北方(工資率較高的地區)國家進行一體化生產。

六、結論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進一步發展和國際分工的日益深化,貿易與投資逐漸呈現或是替代或是互補亦或是不確定的交織關系,許多學者采用不同國家和地區就兩者的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結論表明互補關系的居多。如今的學者不再局限于純粹地分析貿易與投資的關系,而是進一步嘗試著將貿易與投資理論置于同一分析框架下,進而創建國際貿易與投資一體化理論。

【參考文獻】

[1] R.Lucas:Making a Miracle[J].Economitrica,1993(61).

[2] L.S.Goldberg、M. W. Klein: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rade and Real Exchange Rate Linkages in Southeast Asia and Latin America[J].NBER Working Paper,199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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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D99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02-0140-03

一、WTO環境產品貿易自由化問題的由來和進展

（一）WTO有關環境產品貿易自由化談判的由來

2001年11月，WTO在多哈舉行的第四次部長會議正式啟動了新一輪多邊貿易談判。其中，“貿易與環境”議題是WTO新一輪談判的唯一新議題，其具體內容包括《多哈宣言》第31、32、33段。環境產品與服務貿易自由化則是“貿易與環境”這一嶄新議題的重要談判內容之一。2002年建立的貿易談判委員會（TNC）專門負責新一輪談判的組織指導工作。在TNC的授權下，貿易與環境委員會特別會議（CTESS）就《多哈宣言》第31（Ⅲ）段內容中要求各成員“酌情削減或取消環境產品和服務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進行重點談判。本文僅限于研究WTO環境產品貿易的談判。

（二）WTO有關環境產品貿易自由化談判的進展

從2001年起，CTESS進行了長達10年多的有關環境產品的談判。然而，由于科學技術的日新月異，以及國際公認準則的缺乏，因此，在環境產品的定義過程中遭遇到許多困難，各成員對環境產品的概念并沒有達成統一的認識。目前來看，CTESS有關《多哈宣言》第31（Ⅲ）段內容的談判主要集中在如何確定WTO自身的環境產品清單上。截至2010年2月，日本、新西蘭、美國、卡塔爾、加拿大、歐盟、韓國、瑞士、中國臺灣、菲律賓、阿根廷和沙特阿拉伯等12個成員已經向WTO提交了具體環境產品清單，并希望能通過環境產品清單的提出，加快成員界定削減關稅的商品項目的討論，以利于貿易與環境談判議題的進行。

自2001年起的歷次CTESS與技術討論會議都是以清單方式作為主要討論議題。由于WTO建議的環境產品清單中包括了很多發達成員出口獲利的產品以及為數不多的幾種發展中成員能出口獲利的產品，致使原來保持觀望與中立的發展中成員已逐漸對清單方式與清單內容表示失望。2006年度CTESS的談判發生重要轉變，共有14個發展中成員明確支持以環境項目為談判方式，使得談判內容可能會由環境產品清單轉向討論環境項目的執行方式。針對局勢的轉變，部分支持清單談判模式的成員組成“環境產品之友”（FEG）（包括美國、歐盟、加拿大、日本、韓國、新西蘭、挪威、瑞士、澳大利亞及中國臺灣等十個主要工業化成員）于2009年10月整理提出一份項目較少且較不具爭議的清單，以提高多哈回合達成協議的可能性。另外，氣候變遷為環境產品談判提供了新的契機。2007年12月，美國和歐盟對包括有風力渦輪、氫燃料電池與太陽能熱水器等43項氣候友善產品（Climate-friendly goods）提出關稅減免。2010年2 月，在WTO 舉辦的CTESS對于環境產品自由化的討論中，氣候變遷成為各成員新提案的重心。

由于環境產品清單的確定與各成員的利益密切相關，所以要真正形成WTO自身的環境產品清單，對不同環境產品關稅減讓及對發展中成員的優待等問題仍然需要長時間艱難的談判。

二、國外關于WTO環境產品貿易自由化問題的研究綜述

自2001年WTO多哈回合談判將“貿易與環境”議題納入新一輪談判之中，有關環境產品貿易自由化的研究已成為各國廣泛關注的現實課題。國外越來越多的學者對此給予了極大的關注，已產生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筆者從以下幾個方面綜述相關的研究結論。

（一）對WTO環境產品貿易自由化談判的研究

國際上，一些國際組織很早就開始關注環境產品貿易領域，進行了相關研究。關于環境產品描述的文獻最早出現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的關貿總協定（GATT）文件中（MTN.GNS/W/120，1991），其中列出了環境產品的具體分類。1996年，經濟合作和發展組織（OECD）組織開展了一項全球環境產業的研究（OECD，1996），對全球環境產品市場狀況有一個初步描述和研究。接著，比較有代表的文獻有：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開展的貿易和可持續發展中的環境產品問題（UNCTAD，1998）、OECD與歐盟統計局聯合開展的環境產品產業數據收集和分析手冊（OECD，1999）等。OECD（貿易與環境工作文件No.2005-04）比較了WTO 環境產品貿易自由化談判中所使用的兩個環境產品清單（OECD清單和APEC清單）。這兩個清單產生于20世紀90年代，在WTO談判中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也引起了很大的爭論。該文總結了兩類清單的共同點，解釋了兩者的重要差異。OECD（貿易與環境工作文件No.2005-05）考察了WTO環境產品談判所出現的現實問題，特別是與環境產品貿易自由化相關的問題，如環境產品清單的確定，環境產品的“雙重用途”問題等。作者借鑒以往貿易自由化協議的談判和實施經驗，探討了這些現實問題的可能解決方案，也分析了協議達成前所需要解決的程序和制度問題。OECD（貿易與環境工作文件 No.2005-06）在多哈發展回合和約翰內斯堡執行計劃下討論環境友好型產品（Environmentally Preferable Products），評價了現有定義，列舉現有產品的編碼，明確EPPs的種類。對三組產品進行了案例分析，研究特定國家和產品貿易自由化的成本和收益，并分析了關稅進一步削減的可能性以及給南南合作帶來的機會。ICTSD（國際貿易和可持續發展中心）2008年在哥本哈根召開的貿易與氣候變化研討會上強調一種可行的辦法是通過區域貿易協定（RTAs）或雙邊貿易協議來實現環境產品貿易自由化。

與此同時，國外一些學者對環境產品貿易自由化現狀和談判也進行了相關研究。Robert M.Hamwey （2005）研究了發展中國家環境產品的動態貿易機會，并得出結論認為環境產品貿易自由化能給發展中國家帶來利益。同時，環境產品貿易自由化應該是可選擇性的，即允許每個國家從WTO清單中挑選最合適的子集產品來實現關稅減讓承諾。當然，還應制定特殊待遇條款作為WTO協議的一部分，以保證談判最終的協議允許發展中國家靈活的選擇可自由化的產品。Robert Howse，Petrus B.van Bork （2006）從動態技術變化的分析角度出發，對現有的WTO環境產品清單方法的不足從環境產品具有多重用途的問題、以PPMs為基礎的EPPs問題、解決技術變革的問題等角度出發提出改進對策。Edmundo Claro 和 Nicolas Lucas （2006）認為，一國環境目標可以獨立于WTO談判，通過單邊或雙邊貿易自由化來實現。在選擇具體貿易自由化模式之前，一國應清楚其參與環境產品貿易自由化談判所追求的目標。如果國內環境目標比關稅收入更重要，同時還需要促使國內企業與國外生產者競爭，則單邊或雙邊環境產品貿易自由化可能比長期的復雜的多邊談判更好。Vicente Paolo B.Yu （2007）建議，亞洲發展中國家在參與WTO環境產品談判時，采用一種建立在 “肯定性清單”（positive list）戰略上的談判方法。同時，亞洲發展中國家也需要確保特殊差別待遇的原則在發展中國家的可行性與可操作性。

（二）對環境產品貿易自由化影響的研究

UNCTAD（2003）對印度、墨西哥和哥倫比亞環境產品市場現狀和特征進行了分析，討論了環境產品貿易自由化對這些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和意義，分析了各國環境產品優勢產業，提出了促進國內環境產業發展的政策建議，努力求得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環境產品貿易和談判的平衡。OECD（2004）對環境產品貿易自由化影響進行了國別分析，這些國家包括捷克斯洛伐克、肯尼亞、韓國、巴西、智利、以色列6個國家。該研究分析了六國環境產品市場變化的主要決定因素，以及它們如何影響環境產品貿易。Maxine Kennett和 Ronald Steenblik （2005）對包括巴西、智利、中國、古巴、捷克共和國等17個國家的環境產品部門進行了綜合研究，并分析了決定環境產品需求的主要因素包括一國經濟狀況、人口數量和人口增長、環境狀況、相關利益者等。Rokiah Alavi（2007）針對亞洲國家挑選了4個主要的環境產品市場（包括污染減緩和處理設備、風渦輪、生物燃料、木材和木質產品市場）為研究對象，使用案例分析法，研究亞洲國家在主要的環境產品市場上面臨的關稅與非關稅壁壘對發展中國家市場準入的影響。Veena Jha（2008）以WTO文件JOB（07）54 （WTO 2007a）中所列“153”個環境產品清單為基礎，著重對發展中國家的環境產品貿易進行了實證研究。該研究以關稅、GDP、外國直接投資、國家的環境績效指標，以及一國具體的技術援助項目等因素作為解釋變量，選取10類環境產品（包括空氣污染控制、固體和有害廢棄物管理和可循環系統、土壤和水的清潔與整治、可再生能源成套設備、熱能和能源管理、污水管理和直接飲用水處理、環境友好產品、自然風險管理、自然資源保護、噪聲和振動減緩設備）作為被解釋變量，建立回歸模型進行，通過研究變量之間的依存關系來探討決定環境產品貿易流向的各種宏觀經濟因素。

這些研究結論可以為正在進行的環境產品談判提供有用的見解，也將有助于增加制定環境產品貿易的政策舉措。

三、我國對WTO環境產品貿易自由化問題的相關研究

總的來說，我國對環境產品貿易自由化問題的關注相對發達國家而言較晚，研究成果也較少。梳理國內相關研究文獻，可以發現我國關于環境產品貿易自由化問題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兩方面的理論探索。

（一）對我國參與WTO環境產品談判的問題研究

我國一直參與WTO環境產品貿易談判。在環境產品的界定方法上，我國建議采取清單法，并于2004年7月向WTO提出環境產品清單的方案，即由共同清單（common list）和發展清單（development list）組成。共同清單包括所有獲得WTO成員一致公認的環境產品lines，on which there is consensus that thFor the products in。對于這一共同清單的產品，成員國都致力于減少或消除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發展清單將包括那些由發展中國家和最不發達國家從共同清單中挑選出來的部分產品以獲得單方的優惠待遇。但是，我國沒有提出共同清單與發展清單之間的數量關系，以及共同清單與發展清單應包含的具體產品，所以這個主張實際上沒有解決實質問題。

國內一些學者研究了WTO環境產品的界定方法，包括清單方法、環境項目法和綜合法；并在此基礎上結合我國參與WTO環境產品貿易自由化談判的情形分析了我國談判面臨的主要焦點問題，包括我國應該采取什么方法界定環境產品的問題、對發展中國家在出口方面普遍具有比較優勢的環境友好產品的爭議問題、WTO 的環境產品清單中一些產品具有多種用途的問題，以及是否該將生產和加工方法作為確定環境產品的標準之一的問題。

對此，魏艷茹（2008）從法律角度提出我國的對策。第一，就WTO談判而言，我國應在摸清家底的前提下提出鮮明的談判主張，只同意就我國在貿易利益方面具有比較優勢的少數環境產品進行自由化。第二，由于我國的環境產品在南南貿易中具有很強的比較優勢，故我國應考慮通過簽訂自由貿易協定的方法繞開WTO談判僵局，直接與其他發展中國家開展區域性的環境產品貿易自由化。邊永民（2006）、陳燕（2008）認為，我們必須研究制定一些對我們有利的確定環境產品的標準。比如，在確定環境產品時，應避免生產和加工方法問題；不接受多種用途產品列為環境產品；擴大環境友好產品在清單中的覆蓋范圍。此外，我們要積極取得技術部門的支持和幫助，如我們還必須了解一些產品分類的知識，把我國根據清單方法提出的環境產品都納入到海關的產品稅號體系中。

（二）對我國發展環境產品貿易的研究

陳燕（2008）研究了國際環境產品貿易對我國環境產業發展的意義，認為我國在國際環境產品貿易中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市場特點，迅速提高自己的環境技術水平與環境技術開發能力；同時，分析了我國在節能型綠色產品、有機農產品、可持續林業產品行業具有比較優勢，存在巨大的潛力和機遇。鐘娟（2010）分別從關稅收入、國內產業和國際經濟政治利益等多個方面分析了環境產品貿易自由化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同時使用 SIAIC方法（可持續影響評價方法）比較環境產品與服務傳統定義、分類與廣義定義、分類下的貿易自由化對中國可持續發展的影響，并提出相應對策。萬怡挺（2011）以環境產品為主要研究對象，對多哈回合環境產品談判中我國的攻防利益進行了初步的研究。在推動我國環境產品貿易發展過程中，國冬梅（2005）對我國環境產品貿易體制的改革從政府角色和作用的定位、行業協會的作用及國內相關部門的協調三個方面提出政策建議。

四、評價

隨著WTO環境產品貿易自由化的問題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注，學術界關于該問題的理論和實證研究也越來越豐富。通過對以上文獻的分析，可以發現目前的研究有不少具有價值的研究結果。首先，多數學者研究并得出結論，認為環境產品貿易自由化能給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帶來貿易利益。其次，許多學者致力于研究環境產品貿易談判中的主要爭議問題，并結合技術變革從動態的角度分析，積極研究各種解決對策。再次，多數學者認為，環境產品貿易自由化面臨的主要貿易壁壘問題不是關稅壁壘，而是非關稅貿易壁壘，如海關及行政手續、TBT、SPS手段等。最后，決定環境產品需求的主要因素也得到許多學者的理論和實證研究。

雖然目前的研究有不少有價值的研究結果，但還是還存在諸多不足。受不同國家和利益集團利益的影響，再加上各個學者的研究目的、分析方法、獲取的數據以及建立模型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異，導致結論也會不同，有些結論還不具普遍性。除之外此，對WTO環境產品貿易自由化問題的研究存在的局限性和不完善性還表現在：（1）理論研究方面缺乏說服力，特別是環境產品定義的界定和環境產品清單產生的程序和機制上，所依據的理論框架是APEC和OECD清單，然而WTO多數成員認為此清單有益處，但不權威。（2）理論和實證研究多是以發達國家為背景的，對發展中國家的相關研究相對較少，使得結論的普遍性值得懷疑。（3）實證研究中缺乏對相關數據的獲得，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數據，這樣就削弱了相關實證研究的可信度，而且數據可靠性的差異也使得結論變得難以確定。

我國在WTO環境產品貿易自由化問題的研究起步相當晚，研究深度也不夠。這一方面是由于我國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的水平還不高，對環境產品貿易自由化的重視程度還不夠；另一方面是由于我國的數據收集也相對落后，給我們在實證方法、變量選取和數據處理等方面進一步的研究帶來了困難。但是，由于我國的進出口規模越來越大，再加上我國的環境問題越來越嚴重，我國應該更加重視環境產品貿易及對外貿易與環境的關系問題。因此，加強對這方面的研究已成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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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的提出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高速發展，我國的綜合國力顯著增強，經濟實現了持續的高速增長，中國經濟增長的過程也是對外貿易經濟增長的過程，從08年次貸危機爆發，08年經歷了一段時間的低迷時期，中國的進出口總量由2008年的11330.90億美元減少到2009年的10055.60億美元，隨著外貿管理體制改革的深化和運作機制的不斷完善，我國在擴大對外出口的同時，也進一步擴大國內市場的對外開放，隨著中國申請加入世貿組織，中國在進出口體制方面已發生了顯著變化.非關稅壁壘的種類和范圍大為縮小以到取消，進口關稅水平大幅度下降。由此我們可以看出，進出口貿易對我國經濟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因此，研究影響我國進出口的因素也顯得尤為重要。對它的研究能為我國進出口貿易政策的制定提供有益的定量依據。

二、各因素對我國進出口貿易影響機理

物價指數變動對我國進出口貿易的影響。價格指數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改革開放十幾年來，我國國民經濟得到飛速發展，但物價指數居高不下。這樣，出口商品成本上升，對出口不利；進口商品價格可能低于國產同類商品的價格，而對進口有利。

利用外資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1978年，中國打開了封閉已久的大門，外商、外資、外國產品便接踵而至。利用外資大大促進了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一方面，利用的外資大部分直接用于進口。另一方面，外資，雄厚的資本、先進的技術和我國廉價的勞動力結合起來，生產出質優價廉，在國際市場上極具競爭力的產品。

三、模型設定

基于以上分析，建立進出口總額與匯率和利用外資情況之間的二元現行回歸。方程可以表示為

Y=β1+β2X2+β3X3+Ut

其中，Y表示進出口總額，X2表示物價指數，X3表示利用的外資，Ut為隨機擾動項。由于2008年的次貸危機，導致很多數據會產生異常，這里t取值從2009年開始，以月度為單位，進行數據的統計。

四、數據的收集

由于大的經濟環境條件的限制，本文僅取2009年至今的數據，如表1。

五、模型的估計與調整

本文運用EVIEWS通過對中國2009年1月-2011年10月進出口總額數據（Y）與物價指數（X2），利用外資（X3），進行回歸分析。方程形式為

Y=β1+β2X2+β3X3+Ut

EVIEWS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出，在給定的顯著性水平a=0.05下，F統計量81.94028，明顯顯著。可決系數R2=0.840928，模型擬合程度較高。

六、模型的檢驗

（1）經濟意義上的檢驗：從回歸結果可以看出，物價指數每上升一點，進出口總額上升158.2億美元，外資每利用一億美元，進出口總額上升0.56億美元。

（2）統計檢驗：擬合優度：可決系數R2=0.840928，模型擬合程度較高。F檢驗：在給定顯著水平a=0.05，Fa（2，32）=19.5

（3）計量經濟意義上的檢驗：多重共線性檢驗。判斷模型是否存在多重共線性，建立X2對X3的回歸，EVIEWS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出，在給定顯著性水平a=0.05下，F統計量3.879309，很不顯著，可決系數R2=0.108121，，基本上不存在任何的擬合，所以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線性。異方差檢驗。判斷模型是否存在異方差，在表5.1基礎上，進行White檢驗，EVIEWS的回歸結果可以得出，nR2=7.04

七、本文結論

隨著外資的不斷引進，中國的進出口總額在一定程度上依賴于外資的促進作用。它對進出口總額產生顯著的影響。隨著價格指數的變動，中國的進出口變動更為強烈，它對進出口總額的影響具有更加的顯著性。

八、政策性建議

創造比較寬松的引進外資的政策，改善國內投資環境，積極的吸引外資，給外資以優惠性的政策，用外資來拉動我國進出口總額的上升，促進我國國際貿易的發展，從而拉動我國經濟的增長。物價指數的變動對進出口的影響較為強烈，在使用的時候要慎重，物價上升過多會造成通貨膨脹，對國內經濟的發展不利。反之也會抑制國內經濟的發展，物價指數在合理的范圍變動會促進我國國際貿易的發展，推動經濟的整體上升。

表1 2009年1月至2011年10月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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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062.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7）06-0154-05

數字經濟作為世界創新和包容性增長的動力，已經成為世界主要發達國家政府的共識，而數字經濟戰略的制定往往會使得這些國家在數字信息革命浪潮下占據國際制高點[1]（衡量數字經濟主要是基礎技術設施、IT和通信部門投資、電子商務和寬帶普及率等）。2016年舉辦的杭州G20峰會，中國首次將數字經濟列為峰會的一項重要議題，主持并起草了《G20數字經濟發展與合作倡議》。如今，全球約有25億人連接互聯網，預計2020年互聯網用戶將增加到40億人，2016年G20集F成員互聯網經濟規模達到4.2萬億美元，平均E-GDP增長率為4.2%，超出其GDP平均增長率5%以上。2010―2016年全球E-GDP平均增長率為11%，發達國家為8%、新興經濟體為18%。在數字經濟不斷驅動下，全球有28個國家制定了數字經濟戰略，分別是澳大利亞、比利時、加拿大、捷克、丹麥、愛沙尼亞、芬蘭、法國、德國、希臘、愛爾蘭、意大利、日本、韓國、盧森堡、墨西哥、荷蘭、挪威、波蘭、葡萄牙、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亞、西班牙、土耳其、英國、埃及、拉脫維亞和立陶宛。雖然一些國家并未制定整體數字經濟戰略，但數字經濟內容被包含在國家寬帶戰略、電子政務戰略和網絡安全戰略和國家創新戰略之中。數字經濟將是未來增長最快，也最具潛力的領域。

一、全球ICT產品貿易和服務貿易的背離

縱觀全球主要國家信息、通信和技術（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簡稱ICT）產品貿易，其整體貿易中比重普遍出現下降趨勢，這與經濟全球化下生產網絡的片段化和分散化趨勢比較吻合[2]。與此相反，ICT服務貿易占各國服務貿易比重卻普遍呈現上升趨勢，表明ICT服務貿易對各國經濟的促進作用在不斷增強。

貨物貿易方面，從出口看，2013年ICT產品出口占整體出口比重位居前十位的國家分別中國、韓國、斯洛伐克、匈牙利、捷克、以色列、愛沙尼亞、荷蘭、美國和日本（如下頁表1所示）。與2000年相比，有6個國家ICT產品出口占整體出口比重有所上升，分別是智利、捷克、波蘭、斯洛伐克、中國和俄羅斯。從進口看，2013年ICT產品進口占整體進口比重位居前十位的國家分別是中國、匈牙利、斯洛伐克、捷克、美國、荷蘭、日本、愛沙尼亞、韓國和瑞典。與2000年相比，2013年有六個國家的ICT產品進口占整體進口比重有所上升，分別是捷克、斯洛伐克、中國、俄羅斯、印度和印度尼西亞。

服務貿易方面，從出口看，2013年 ICT服務貿易出口占整體服務貿易出口比重位居前十位的國家分別是美國、英國、德國、印度、法國、愛爾蘭、中國、荷蘭、比利時和西班牙。較2000年相比，2013年有4個國家的ICT服務貿易出口占整體服務貿易出口比重有所下降，分別是印度、意大利、印度尼西亞和冰島；而增長較快的國家則分別是愛爾蘭、比利時、巴西、西班牙、中國、芬蘭和盧森堡（見下頁表1）。

二、全球ICT服務業增加值的貢獻

選取上述38個國家的最終ICT服務業需求作為研究對象，就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簡稱OECD）國家、非OECD國家、中國、印度、美國、韓國等國家和地區的ICT服務業對該38個國家的最終需求的滿足程度進行分析，具體如下：

（一）ICT服務業自我增值貢獻占比偏高且自給自足模式明顯

在全球生產片段化趨勢下，ICT服務業增值的自我貢獻部分占整體需求比重一直居高不下，以OECD國家平均值來看，由1995年的75.73%下降至2011年的71.91%（如下頁表2所示）。雖然呈現出小幅度下降，但是階段性平均值一直在70%以上；相對于OECD國家，BRICS國家（包括巴西（Brazil）、俄羅斯（Russia）、印度（India）和中國（China））ICT服務業增值的自我貢獻占整體需求比重則同樣較高，由1995年的79.75%上升至2011年的82.89%，中國增幅相對較大，由1995年的84.29%上升到2011年的91.86%。ICT服務業的自我貢獻率較高往往代表著該類服務業封閉度相對較高，其國內呈現典型的自給自足[3]。

（二）ICT服務業增值貢獻表現出顯著的區域集中性

以澳大利亞為例，1995年其ICT服務業自我增值為114.22億美元，2000年、2005年、2008年、2009年、2010年和2011年分別為110.44億美元、100.13億美元、159.34億美元、219.25億美元、215.84億美元和292.14億美元，2000―2011年平均增速為20.73%，相對于全球對澳大利亞貢獻的平均增速20.67%基本持平。但是，中國在其中所體現的參與度卻較高，年平均增長率高達151.45%，2011年中國ICT服務業對澳大利亞最終需求的貢獻值達到4.05億美元。OECD國家ICT服務業對澳大利亞整體需求的貢獻年均為7.99%，非OECD國家對其年均貢獻為4.93%，亞太經合組織（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縮寫為APEC）國家則為7.82%，東盟國家是1.93%，北美自貿區國家是2.13%。

（三）發展中國家ICT服務對中國需求貢獻的地域集中度和發展相似度較高

在對中國貢獻較大的國家或集團中，APEC國家、東南亞國家和東亞國家位居前列（如本文表3所示）。相對于1995年的ICT貢獻值，2011年ICT貢獻值排名靠前的國家和地區分別是日本、美國、韓國、澳大利亞、巴西、德國、馬來西亞、英國、中國香港、中國臺灣、印度尼西亞和印度。但從增長速度來看，排名靠前的均為發展中經濟體，分別是巴西、印度、沙特阿拉伯、俄羅斯、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相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發達國家和地區的ICT服務業對中國貢獻的增長速度較慢，如西班牙、荷蘭、法國、日本、美國、德國、中國臺灣和中國香港。可見，發展中國家的ICT服務對中國的貢獻增速遠超發達國家經濟體。

三、全球數字經濟戰略的供給側實施路徑

從供給側角度看，上述實施數字經濟戰略的28個國家努力改善、提供通信技術設施質量，促進信息通信技術領域變革[4]，其目標共性主要體現在：支持信息通信技術部門研究和開發，促進信息通信技術標準建立，吸引風險資本投資對信息通信技術投資，加強信息通信技術對外直接投資，促進信息通信技術產品和服務出口[5]。各國數字經濟戰略的供給側實施路接幸韻錄父齜矯媯

一是普遍加強國內ICT基礎設施建設。各國普遍將國內寬帶容量和速度，提高寬帶覆蓋面積進而更好連接較為偏遠的地區。這些國家對未來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都設定了目標，比如，加拿大計劃在未來五年內投入3.5億加元使至少28萬個加拿大家庭的寬帶接入速度達到5兆比特每秒；美國國會考慮60億美元的聯邦撥款計劃，以支持國內建設無線、互操作的寬帶公共安全網絡。提高寬帶基礎設施的彈性和適應性可以增強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6]，這些國家通過建設包括海底電纜在內的國際信息技術基礎設施，或者區域分布數據中心以鼓勵和支持建設互聯網的分布交換和備份系統[7]。

二是加速ICT新技術、商品和服務創新。這方面內容包括加速ICT研究和開發項目的培育，互聯網、云計算和大數據分析是技術投資的優先領域，如開發超級計算機、發展云計算、深化大數據和信息網絡分析；促進區域性或全球性ICT標準統一[8]，例如，歐盟為了實現成員國任何新的IT設備和應用程序、數據存儲和服務的無縫交互鏈接進入，啟動了互操作性標準建設；鼓勵吸引外國資本對ICT領域進行投資，有些國家通過引入全球性競爭較強的風險投資改善ICT產業投資效應，或者鼓勵初創型企業與傳統產業融合發展，或者有針對性支持ICT創始公司在本國設立企業等[9]；擴大ICT產品和服務出口，例如墨西哥數字經濟戰略的目標就是成為全球排名第二的IT設備出口國，并且IT產值要在全球居第四位。

三是建設數據開放和電子政府。數據開放的重點主要是政府以及公共部門的數據向民眾開放，為民眾和企業提供跨境數據服務[10]。通過建設一站式的電子商務網站，能夠確保政府公共部門可以在一定權限下進行數據訪問，實現普通商業數據為國家層面和政府政策的制定提供支撐[11]。一些國家也通過建設數字信任來完善國家管理，例如建立居民數字身份識別和電子審批系統等。

四是開展數字身份和電子認證。公民電子身份體系建設，包括移動數字身份體系、推進公民電子身份識別認證跨境下的可操作性。政府通過投入大量資金來建設高度安全和有效的電子公民身份信息系統，以便為公民和私營部門提供移動設備參與下的高效和可使用性[12]。同時，加強個人和機構數字號碼的分配和設計，以便系統快速準確地對身份識別和驗證。根據目前對于數據需求特征，合理合法設置行業數據知情標準，以確保政府可以對需要了解的關鍵行業數據進行獲取、分析或者公開[13]。另外，開展電子文檔驗證服務，例如數字簽名驗證。

五是維護數字隱私和安全。數字信任是數字經濟戰略的目標和核心所在，而隱私保護是建設數字信任的基礎。上述各國數字經濟戰略幾乎都涉及隱私保護問題，并將隱私保護視同于知識產權保護行為。其做法主要有：提倡公司在使用和公布傳播信息資料的自律性，公布和踐行數字公民行為準則[14]；出臺最先進最有效的法律制度來保護公民和企業的核心敏感資料，比如為保障個人信息安全，專門成立機構來檢測ICT技術的進步和技術形式的變革，及時修訂落后法律和規章制度以符合技術進步要求，并且對已違反法律規定的相關方面實施制裁和懲戒；開展數字風險監測和預防研究，比如，政府與研究機構致力于開發和利用創新的網絡安全監控系統，大力支持網絡安全的相關研究等。

六是促進ICT與教育、醫療和運輸結合。在加強ICT與教育融合方面，利用數字技術提高和改進駕馭系統的有效性，重視對教育機構的數字化建設投入，大規模開放在線課程，推廣和改善在線學習環境，為方便民眾在圖書館使用相關數據而提供的個性化學習輔助或高效快捷的寬帶解決方案。在ICT技術手段與醫療體系結合方面，加速遠程醫療系統建設，提供在線健康和醫療保健預定，全面普及建設老年人等醫療電子檔案，擴大遠程醫療保險和福利范圍，匯總研究和分析遠程電子醫療出現的醫療糾紛以及制約電子醫療推廣的制度障礙[15]。在ICT與運輸物流結合方面，主要是利用信息技術創造一個安全、經濟和環境友好型的道路交通體系。

七是促進信息包容和提升數字職業技能。促進信息包容方面，不斷擴大對寬帶接入服務不足的地區進行扶持，特別是輔助家庭弱勢的社會群體，政府加速推進全民數字素養水平，提高網上風險自我防范意識教育、網上機會識別能力和捕捉能力[16]。提升數字職業技能方面，提升數字化素養以幫助女性回歸工作崗位，以Web為基礎對勞動力進行培訓、加大對數字培訓機構公共資金支持，擴寬與數字技術相關的課程，提高ICT技術培訓課程的數量，提高涉及信息和通信技術領域畢業生數量和水平，以及提高政府公務員數字技能。

四、對中國制定和實施數字經濟發展戰略的啟示

全球金融危機后，新興國家日漸成為世界經濟增長動力，而我國則是世界經濟發展的主要力量，在實施“中國制造2025”“互聯網+”行動計劃等國家重大戰略的同時，應積極從供給側角度制定和實施數字經濟發展戰略，并逐漸推動數字經濟成為國家經濟穩定增長的主要引擎。從以上主要國家實施數字經濟戰略的供給側核心和實施路徑看，可對我國數字經濟戰略的制定有以下幾點啟示：

一是培育國內數字市場。我國應大力培育國內數字經濟良好的生存環境，在數字經濟的管理上，政府監管和引導定位不是放松而是加強，在為數字經濟參與方提供開放數據共享平臺的同時，提供公開透明、法制化的市場環境。通過共享基礎數據源方式促進數字經濟參與方享有平等市場準入地位，進而降低參與的進入壁壘，擴大參與意識和創新意識。

二是大力發展ICT基礎設施建設。這不僅要為數字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寬帶服務支持，更要加快對最先進數字技術的推廣和應用，不斷跨越與發達國家間的技術鴻溝，努力ICT領域形成技術優勢和主導權。建立國內統一的高標準的ICT技術設施網絡，為國內創新型社會建設提供強大的數字信息共享和分享型支持。

三是加速ICT新技術和商品及服務創新。我國應為數字技術的革新項目提供資金激勵，并建設以數字技術為基礎的共享開放式平臺，這要在研發領域率先實現數字和信息的開放共享，降低企業數據重復搜集和數據庫建設的成本。

四是建設強大的數字開放平臺，促進電子政府服務體系的形成，不斷豐富服務層次和內容，全面鋪開數字城市網和智慧民生服務體系建設。

五是開展公民和企業數字身份數據庫建設。大力拓展數字身份的識別和認證體系建設，為深化公民和企業的其他相關數據的采集形成構建平臺。

六是繼續加大維護數字隱私和數字安全。大力開展確保數字隱私和數字安全的技術研發，高度確保對數字經濟參與者的數字信息保護。

七是促進ICT與其他民生領域或產業的融合發展。形成一批切實可行的實用性技術以方便居民的日常生活，利用數字經濟改善民生領域或助推其他產業，如智能制造業發展。

八是通過人力培訓和開發不斷提高數字經濟參與者的數字職業技能水平，強調數字經濟的普惠性，特備是要重視和實現對弱勢群體的數字包容支持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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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數字化資源建設的意義

在最近幾年，由于高職教育的高速發展，高職教學在改革路上不斷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因為在課程的教學安排中依然將老師居于主導地位，在課程的講授過程中把基礎理論知識的系統性、完整性以及專業性作為講解的重點，反而忽視了理論知識的實用性。對于高職商貿類專業《國際貿易實務》的課程來說，如果在教學設計中缺乏富有多樣性的教學形式，學生沒有機會體驗進出口業務操作的整個過程，那么這將會增大學生對于國際貿易有關知識和技能的掌握難度，導致很多學生在畢業之后無法獨立面對實際的外貿業務，也沒有辦法達到外貿公司對于應聘者提出的“上崗及上手”的業務要求。所以，將網絡課程建設作為支撐，對于高職商貿類專業《國際貿易實務》課程進行更大程度上的轉變，正是大勢所趨。充分施展網絡課程的優點，豐富教學形式，采用課程數字化教學資源中的動畫、圖文、視頻等各種制作方法對于教學內容進行優化，提高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并且也可以指導專業老師應用資源備課。

二、課程數字化資源建設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在職業教育的范疇中，數字化資源應用相對于其他領域較為落后，硬件建設所占的比重遠大于軟件建設。數字化教學資源沒有形成系統，質量也低，有關的教學應用探究也很少。

（一）優質數字化資源比例不足

依據現在所能找到的《國際貿易實務》課程數字化教學資源，文本所占的比重最大。觀察表明，虛擬實驗實訓資源和動畫所占的比重最小。但是這兩種教學資源是最能夠改善課堂教學資源不足的問題的，同時也是最能夠滿足本課程教學要求的。這也體現出本課程缺乏高質量數字化資源。

（二）數字化資源未能充分共享

共享性是數字化資源是否被完全應用的重要因素。網絡教學平臺是高職教育數字化資源共享的重要支撐部分。但是根據調查，真正利用網絡教學平臺進行教學的院校并不在多數，更有學校表明暫時沒有建設網絡教學平臺的想法。對于已經建成的網絡教學平臺，能夠用于共享的《國際貿易實務》課程的教學資源也是少之又少。

三、課程數字化資源建設的設計思路

（一）數字化資源的呈現方式

在當今的職業教育范疇當中，隨著開發運用能力的不斷提高，人們對現代教育技術知識的掌握和運用能力在進一步強化，各種技術手段在一步一步的慢慢建構和運用起來。數字化教學資源的重要表現形式包括網絡課程、數字化資源庫和多媒體課件。而高職商貿類專業的數字化教學資源的主要表現方式為網絡課程和多媒體配套光盤，主要是因為這兩種方式更有利于當前的高職學生、師資和教學設備的狀況，能夠更充分地滿足教學需要。網絡課程是依據某一課程大綱的教學要求所形成的一種多媒體表現形式。如果將網絡課程與多媒體課件配套光盤相比，網絡課程在課程的結構上系統性更強。除了能夠體現相應的教學內容之外，還增加了許多與教學相關的其他信息。不光存儲量大而且還可以做到實時更新，方便各種學習形式，例如遠程學習和小組協作學習等。盡管數字化資源庫的學習支持功能更強，但同時它對于學習者的理解能力還有老師的講解能力也有著更高的要求。除此之外，數字化資源庫的建設時間長，結構也比較繁瑣，各方面的耗費也比較大。所以，數字化資源庫應該要經過長時期的數字化教學資源的累積。

（二）數字化資源的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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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版權貿易作為文化產品與服務的一種貿易方式，在宣揚我國精神文化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國版權貿易整體呈現蓬勃發展態勢，在貿易范圍與貿易類別方面，都已形成一定的規模。但我國版權貿易長期處于逆差狀態，還有進一步提升的空間。與此同時，我國版權貿易也呈現出了創新式的發展模式，數字圖書版權與版權合作進一步擴大發展。

關鍵詞：版權貿易；數字版權；版權合作

版權在當今知識經濟時代作為一種創新型的體現，其在各國文化產業經濟發展中的作用越來越大，其觸角已經滲透到新聞、出版發行、影視等相關行業。2008年6月5日國務院頒布《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綱要》，明確提出到2020年，要把我國建成成為知識產權創造、運用、保護和管理水平較高的國家。縱觀近幾年我國版權貿易的發展，不論是輸入輸出的類別，還是與我國進行版權貿易的國家范圍上，都呈現出繼續擴張的趨勢。

一、版權貿易概述及現狀

版權，是指作者創作藝術、文學或科學技術，繼而作者對其創作的專著享有的專有權利。版權貿易就是指版權的交易活動，這可以實現版權的經濟權利的轉讓與許可。具體來講，即版權所有人與作品使用人之間達成某稱協議，使用人可以有償使用某部作品的版權中的某幾項作品使用權。版權貿易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在我國多是引用狹義的概念，即指不同國家之間就版權開展的貿易活動。

1、版權貿易總體呈現蓬勃發展態勢。近幾年，隨著國家在產業方面的積極引導以及文化產業的蓬勃發展，版權貿易整體呈現出快速的發展勢頭。

根據以往數據可以得出，從2008年到2012年，全國版權貿易整體呈現蓬勃發展，其中圖書版權、電子出版物版權、電視節目版權等尤為明顯，尤其是電視節目，其引進和輸入的規模從2008年的幾乎零規模，到2012年已呈現出爆破式的發展態勢。我們熟知的《中國好聲音》、《爸爸去哪兒》等節目如雨后春筍般出現在電視屏幕上，可以說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版權貿易的發展，通過吸收引進國外優秀的電視節目版權，經過本土化的加工、完善，極大的豐富了我們的精神文化生活。

2、版權貿易主要集中在圖書版權貿易。通過近幾年版權貿易的發展情況，我們可以得出一個明顯的結論，在版權貿易的幾大類別中，圖書版權貿易占據極大比重，其引進和輸出規模均占全國版權貿易整體的90%左右，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隨著我國版權貿易的不斷發展、完善，圖書版權引進與輸出的比例也發生了不小的變化，從2001年的13：1逐漸縮小到2012年的1.8：1，同時圖書版權的輸入地也由最初的亞洲地區逐步擴展到歐美，這就極大的促進了東方文化在世界領域的傳播。近幾年，電子圖書版權貿易又成為一個新的潮流發展起來。

3、版權貿易呈現較大的逆差趨勢。盡管我國版權貿易發展迅速，但我國版權貿易目前仍存在著較大的逆差，盡管逆差規模在進一步縮小，但引進與輸出的不平衡性仍然明顯存在。版權引進遠超過輸出，一方面大大豐富了我們的精神文化生活，能使我們更好的了解世界其他地區的文化習俗，開拓視野，但另一方面，逆差也說明我國文化產品在國際上的競爭力還有待提高，走出去的能力還不強，文化產品是宣傳我國精神文明的一個重要手段，因此加大我國文化產品的輸出有利于進一步提升我國的國際影響力。

二、我國版權貿易的發展前景

隨著文化產品的創新發展與版權貿易范圍的不斷深化，我國版權貿易也迎來了新的發展內容與模式。

1、數字圖書版權貿易異軍突起。近年來，數字出版產業飛速發展，成為版權貿易未來的發展方向。數字貿易存在一個大的環境即數字化環境，在此環境下通過許可、轉讓等方式開展數字版權在著作權人與使用人之間的交易。數字出版的蓬勃發展必然意味著數字版權貿易將成為未來的一股潮流，數字出版技術發展引起出版介質變化，使信息、電子制造逐漸“參與”到出版業，為整體版權貿易的發展帶來了巨大的機遇。目前，我國數字出版貿易還存在運行模式上的缺陷，高成本低效率的運行模式既影響了版權授權的規模與速度，也極大的縮小了貿易的利潤空間，盡快創建數字圖書版權新模式成為一個新的出路。

2、繼續深入國際版權合作。版權貿易的發展離不開國際間的合作，版權合作有利于提升出版業工作水平，也有利于擴大出版社的國際影響力。在通過與國際出版商的合作過程中，既要全面專業的引進精品圖書，又要積極的推進版權的輸出，在一進一出中最大限度的利用版權資源，充實文化產品的發展。版權合作貿易不是一項孤立的工作，必須要有相關的管理規則作為保障。國際版權合作最重要的保障就是品牌，樹立了良好的品牌，也就在貿易雙方中樹立了良好的形象。同時，國際版權合作也依賴于出版社整體管理水平的提高，只有保證每個環節的順利運轉，才能使整個鏈條高效運行，這自然就離不開專業管理的保證。

三、創新性――《媽媽咪呀》版權引進方式

《媽媽咪呀》有著世界第一音樂劇的美譽，已經擁有13個語言版本。2011年7月8日，《媽媽咪呀》在上海首演，演員們變成了中國面孔，講起了中文，并收獲了巨大的成功。《媽媽咪呀》在中國的成功登陸，得益于一種新的貿易模式――“版權合作”，版權合作是指外方授權我方5年，此間外方對每場的實際票房所得進行版權提成，同時外方會就演出品質進行嚴格的監控。在保證《媽媽咪呀》保留原版精神主體的前提下，中國團隊對舞臺劇進行了漢化過程，并在親身實踐中體驗、學習了國外先進的舞臺表演、制作、管理方式。

此次“版權合作”的特色在于并不是單純的引進國外優秀的劇作，而是真正進入了音樂劇行業的產業鏈上游，自己控制演出流程，制定營銷策略。更為重要的是，通過此次版權合作，中國的相關從業者在于外方的合作中學習了先進的創作、編排、運作、營銷等經驗，更深層級的接觸到了優秀劇作的誕生過程。同時，這種合作方式也改變了以往我國高能耗、低產出的模式，一切以舞臺、觀眾為基礎，省去了不必要的環節，通過擴大演出規模迅速占領市場，真正實現了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統一，為我國本土的音樂劇行業提供了高水準目標。這種“版權合作”模式帶給中國音樂劇市場的效用是可觀的，通過這種模式，中國從業者學習了先進的經營管理模式，取其精華，融入國人的藝術精神，最終形成本土化的成果。在完成這種本土化的成熟后，力求實現我國本土音樂劇的“走出去”，實現更大的突破。

四、結語

開展國際版權合作和貿易是中國出版業走向國際化的必經之路，通過參與國際出版業的競爭，不斷適應數字化發展的趨勢，用嶄新的視角審視這項工作，不斷在實踐中提升競爭力，更好更快的邁向世界。

（作者單位：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

參考文獻：

[1] 劉婷.我國版權貿易的現狀、問題及對策研究[J].對外經貿，2012（9）.

[2] 黎娟.淺析我國數字圖書版權貿易[J].中國報業，2012（5）.

篇8

1 版權貿易電子商務建設的前提

基于互聯網的版權貿易電子商務活動，主要是以遍及全球的互聯網為架構，以交易雙方為主體，以網上支付和結算為手段，以管理信息系統為依托的一種商務模式。版權貿易電子商務平臺的構建應整合產品銷售、服務及信息交付于一體，構建一個完善的、基于Internet的版權產品的價值創造商務運營體系。[1]版權貿易企業實施電子商務的前提是：

（1） 企業商務網站的建立（多語言版本），集產品銷售、服務、信息交換為一體。版權貿易產業根據企業經營戰略構建具有自身特色的電子商務網站，將其作為營銷陣地，進行圖書宣傳、新書、版權貿易、專家書評和編讀對話。

（2） 要建立完善的企業管理信息系統，實現版權產業內外業務的信息整合。

（3） 建立企業全球的配送網絡及物流體系。包括有統一的物流規劃、合理的市場布局、完備的物流配套設施、優化物流路線、控制和跟蹤車輛調度等。[2]

2 版權貿易電子商務平臺的構建

2.1 基于Agent系統框架應用

版權貿易電子商務平臺的構建，可以采用基于Agent的電子商務原型系統框架，如圖1所示。它主要由電子商務市場服務器、商務Agent、OntologyServer 和瀏覽器組成。Agent框架結構的好處在于它可以根據用戶行為，分析用戶的興趣模型，從而能夠找到可以提供用戶感興趣信息的其他Agent，進而能夠根據用戶的需要對收到的信息進行過濾，能夠與代表用戶或是銷售方的Agent進行協商。[3]

利用這一建構方法，用戶可以通過兩種方式參與版權貿易的電子商務活動，一種是通過瀏覽器進行注冊，參與活動；另外一種用戶可以通過Agent界面輸入參數建立一個Agent，該Agent可以作為用戶，參與版權貿易的電子商務活動。

2.2 版權貿易電子商務平臺總體功能設計

版權貿易電子商務平臺應為交易雙方提供如下功能：

1)對于版權貿易主體來講，首先要建立企業的網站，提供全方位的技術托管服務，同時具備B2B和B2C電子商務交易功能，具有大型的商品數據庫支持，能夠定制產品目錄，自動處理訂單，能夠實時報道深層交易信息，可以跟蹤庫存，制定和批零價格。

2)對于用戶來講，其主要功能是提供便捷的商品及信息搜索查詢功能，具有導購功能，提供主動求購功能和逆向拍賣功能，提供專業購物車和直接的價格商談，能對回應信息實現自動處理，提供用戶對商品的評價及要求的服務，提供最新商品及熱門商品圖表，可以對訂單執行狀況進行查詢，具有安全的支付處理能力。[4]

因此，從信息集散地、客戶管理、交流平臺以及網上商城四個方面進行了版權貿易電子商務總體功能的設計，如圖2所示：

只有功能完備的電子商務平臺，才能夠為版權貿易企業贏得更多的貿易機會、帶來更大的經濟效益。

（1）信息集散地功能：與傳統的版權貿易相比，能夠滿足用戶便利地獲取豐富、準確、透明信息的特性，是吸引用戶瀏覽網站，宣傳企業，開展版權貿易的重要因素。在電子商務平臺的設計過程中應提供以下幾個方面的信息及檢索服務：

1）宣傳推廣：包括版權企業推廣、招商合作、人才招聘。

企業推廣：如出書范圍、出書特色、品牌特點、經濟實力、資信狀況、市場開拓能力等[5]。

招商合作：應設置專門的欄目提供企業的招商項目、招商制度、招商合同范本、招商政策等信息，并設置在線商務談判功能，快速、有效地進行版權輸入輸出活動。

人才招聘：設置相應的在線招聘系統，利用網絡平臺招聘企業所需的人才，可以將所招聘的職位進行分類，應聘者直接點擊相應的職位在線投遞簡歷，便于及時統計應聘的崗位信息。

2）供求信息：包括版權輸出信息和版權引入信息。

3）版權信息：版權產業可以在自己的電子商務網站上建立版權信息查詢系統，集成本出版社擁有的版權信息，方便用戶使用，這也是開展版權貿易的、吸引用戶的一大特色。[6]

4）產品信息：利用搜索引擎，通過分類查找，為用戶提供快速便捷的產品查找功能，方便用戶完成交易。

5）市場動態提供版權貿易企業內外部產品、業務等公告信息。

6）政策法規：對目前國內外版權方面的相關法律法規進行介紹，給出不同情景下本主體遵循的法律法規及貿易條例，對交易過程和交易行為進行約束，當發生交易矛盾時，作為處理依據。同時可以提供不同國家及主要版權貿易方法律法規的具體注意事項及適用法律，為同行業提供參考依據。

7）FAQ（常見問題解答）：對于平臺的使用、查詢方式方法、快速查找的方法、交易流程、支付方法、訂單管理、閱讀軟件等下載提供解答，方便用戶使用網站的相關資源。

（2）網上商城

網上商城是版權貿易電子商務最重要的功能模塊，是版權貿易開展電子商務的網上市場戰地，是開展電子商務活動的主要營銷平臺。其功能設計流程如圖3所示：

主要包括：版權產品展示、在線出版閱讀、購物車、訂單管理、網上議價、電子支付、物流配送、售后服務等內容。應注意如下幾個方面的建設：

1）布局合理、美觀、友好的用戶界面，是產品展示的前臺。在前臺的設計上應突出企業的特色，體現企業文化。

2）功能強大，檢索便捷，分類細致的搜索引擎是產品展示的基礎。設置豐富的檢索入口，檢索入口以不同的方式反復出現，在每個檢索入口處都提供 “幫助信息”，在查詢時提出具體的建議或給出實例供讀者參考，在主題查詢的開頭部分設立“瀏覽最流行的標題”等[7]。

3）針對數字出版物，用戶群體以B2C為主，滿足用戶在線閱讀的愛好。這項功能對作者的要求較高，要求其不斷進行更新創作，而且能夠持續吸引讀者。同時要有國家政策法律的支持，嚴禁非法轉載和復制。

4）電子安全技術，電子商務平臺要支持并實現電子支付功能，包括信用卡、電子現金、電子支票、網絡銀行等。為保證支付過程的安全， 目前廣泛采用的是安全套接層協議和安全電子交易協議。

5）物流配送：快速響應的物流配送體系是實現版權貿易的重要保障，也是促進二次交易的先決條件，版權貿易企業可以設置自己的物流配送中心，也可以與第三方物流公司協作完成配送任務。

（3）客戶關系管理

采用電子商務供應鏈管理客戶關系(CRM)，使需求方自動作業來預計需求，以便更好地了解客戶。給他們提供個性化的產品和服務，使資源在供應鏈網絡上合理流動來縮短交貨周期、降低庫存，并且通過提供自助交易等自助式服務來降低成本，提高交易速度和精確性、提高企業競爭力。版權貿易的客戶關系管理主要包括會員管理、作者管理、供應商管理、采購商管理和商的管理等。

（4）交流平臺

以論壇等形式建立三個交流區：讀者\作者\出版社交流、作者\商\采購商交流，出版社\采購商\供應商交流。

3 版權貿易電子商務運營

在RBV和企業能力論的指導下，MICK――物質、信息、資金和知識( Material，Information， Capital and Knowledge)是形成企業核心競爭優勢所必需的四類資源。其中，物質資源指企業為客戶提供版權產品或服務而持有的物質形態資源；信息資源指協調和控制生產和市場活動而收集到的各種與版權交易相關的信息；資金資源指現金或現金代表物、版權企業手中擁有以資產作低押的借據；知識資源指版權企業員工的創造性思維、自主開發或從外部獲得的生產專利和技術技能等。[8]在電子商務環境下，對于版權貿易而言，為了實現這四類資源的優化重組，應重點建設以下幾方面的內容：

（1）加快和完善數字出版產業鏈條的建設

根據中國出版集團聶震寧的理解，數字出版的產業鏈條是：作者數字出版者技術提供商讀者，主要包括版權產業、技術服務提供商及網絡通信運營商。版權企業應充分發揮其版權和內容優勢，占據主導地位，打破行業壁壘，整合技術服務與網絡通信運營業務，做到“多頭參與，術業有專，聯合推動，共同發展”。[9]

（2）建立有效的贏利模式

目前版權貿易電子商務的主要贏利模式包括：廣告收入，在線支付，硬件捆綁銷售。這一模式使得數字出版贏利空間小，盜版問題嚴重。版權企業可以通過如下措施給予改進，如提升版權產品的質量、豐富商品的范圍、提供有償信息服務、擴展產業鏈等，例如開發有線電視網、衛星傳輸等移動終端數字產品，給分銷商同步發行電子圖書、數字產品，開發新型業務、進行版權交易等內容實現版權產品價值最大化。[10]

（3）建立堅強鞏固的產業聯盟

版權企業必須加大和其他各種產品、服務提供商的合作，并學會在合作中實現自身價值，可采用與技術提供商合作或并購的方式來完成。與擁有技術實力的數字公司結盟或互相投融資、參股，可以組成合資公司，利用雙方優勢，互利共贏。

（4）注重高層次、復合型出版人才的引進和培養

目前版權產業的自主研發能力較弱，主要是由于人才培養和資金投入長期集中在業務方向上，對于技術的研發、投入和積累極少，現有的技術人員匱乏，缺乏對新技術的研發能力。因此在數字出版時代，版權產業應重視培養和引進具有一定版權知識的復合型、高層次技術人才。

（5）政府在政策和法律上的支持

建立統一的行業標準體系：方便用戶的閱讀和使用，也有利于紙質圖書的電子化，有利于貿易各方實現利益均衡，分工合作，整體降低成本，實現技術兼容、數字內容的互聯互通和共享。

加大版權保護力度：要通過立法逐步完善數字出版版權保護制度，特別對于合理使用范圍、使用權限等要做出明確規定，使版權保護有法可依。

參考文獻

[1] 李小杰，孫建軍.版權貿易電子商務平臺功能設計與實現[J].科技與出版，2011（5）.

[2] 吳應良，楊玉瓊.專業市場電子商務平臺的構建與運營[J].科技管理研究，2010（23）.

[3] 沈建強，王立春，陳世福.一個基于Agent的電子商務系統框架[J].計算機應用研究，2002（19）.

[4] 沈兆勇.基于WEB的通用B2B電子商務平臺的設計與實現[D]北京：清華大學，2004.

[5] 潘文年，張志強. 網站啊網站你為版權貿易做了什么―國內出版社網站版權貿易信息分析[J].編輯學刊，2009（4）.

[6] 姜漢忠. 圖書版權引進中的幾個問題[EB/OL][20051221]blog.省略/s/articlelist_1063210723.

[7] 謝新洲，鄭幼智.中外網上書店比較研究―以當當網上書店與亞馬遜網上書店為個案[J].情報理論與實踐，2005（2）.

篇9

2、數字商品的屬性

概括地講，數字商品具有五個基本屬性：

1．無形性。數字商品是一種無形商品。盡管現實中的許多產品都包含有形因素，又包含無形因素（即包含專有技術或品牌認同等無形因素）。

但數字商品作為一種虛擬商品，不包含任何有形成分。

2．非損耗性。同一數字商品可由同一消費者或者不同消費者反復使用。某一個人的消費并不會減少別人的消費量。

3．擅變性。數字商品易于修改，從會導致巨大的產品變異與定做數量。

4．可再生性。快速低廉的再生能力會引起規模經濟與版權保護問題。

5．時效性。數字商品具有很強的時效性，也就是時間從屬性，（如股市信息，氣象信息等），而不具有時間獨立性（如字典信息），也不具有任何居間性質，如駕駛員的行車地圖、旅館信息與電話號碼。時效性的標準對按照一貫貿易模式交易的同類包裝的數字商品的鑒別非常重要。

由于上述特性的緣故，數字商品的排他性難于長久保持，分享是同時的或相繼的，并能影響到產權的配置。盡管實物商品的銷售商要失去其所有權，數字商品的銷售商則能繼續持有。

3、數字商品的定價問題

傳統的定價與交易機制只適用于數字商品經濟價值的獲取。產品的價格一般包括三個因素：生產成本、協作成本和利潤。協作成本包括全部信息的交易成本。信息處理對于協調那些執行主要工序過程的機器與人力的工作十分必要。現在日益明朗化的是，隨著變量——生產成本趨向于零，以及由于信息與通信技術的應用而極大縮小的交易成本與當前貿易模式中日益減少的利潤，在決定數字商品的價格時，必須引進新的概念。生產成本不能作為定價指南，因為投入和產出之間沒有多大聯系。規模消費不需要規模生產。規模經濟是由消費決定的，而不是生產決定的。數字商品的生產制作中的規模經濟是有限的，但是其經銷中的規模經濟卻相當顯著。

傳統上，內容的定價一直以給付媒介為基礎——主要以方便程度來衡量，而不是以實際質量為基礎，例如，書的價值主要取決于印刷質量與頁數，但是好書與壞書的價格卻常相差無幾。數字商品的電子交易意味著非聯系性，即內容的定價可以脫離媒介，允許在內容估價的基礎上有一定的偏差。這種非聯系性也會引起一些問題，如管理變得更加復雜。

消費者的支付愿望通常受其他消費者的消費或者不消費影響。與此相應，考慮到復制/分享與相關外在化的容易程度，對評估數字商品的價值不是一種適當的方法。另外，對消費者來說，在不了解內容的情況下，要確定購買某一種數字商品是否值得是很困難的。

再者，當數字商品的價值屬高度時間密集型時，數字商品的定價問題常常引發估價的內在不穩定性這個根本問題。

數字商品定價方案的范圍越來越廣，越來越復雜。互聯網為銷售、共享與放棄提供了多種多樣的可能性。而且，既可以按照“數字商品的實際利用”向消費者收取費用，也可以按照固定方式收費。

4、數字商品的電子商務模式

數字商品的電子商務模式主要有四種：網上訂閱模式、付費瀏覽模式、廣告支持模式和網上贈與模式。

1．網上訂閱模式（Subscription-basedSales）。網上訂閱模式指的是企業通過網頁向消費者提供網上直接訂閱、直接信息瀏覽的電子商務模式。網上訂閱模式主要被商業在線機構用來銷售報刊雜志、有線電視節目等，主要包括：

在線服務（OnlineServices）指在線經營通過每月向消費者收取固定費用，提供各種形式的在線信息服務。

在線出版（OnlinePublications）在線出版指的是出版商通過互聯網絡，向消費者提供除傳統出版物之外的電子刊物。

在線娛樂（OnlineEntertainment）在線娛樂是軟體產品和服務在線銷售中引人注目的一個領域。

2．付費瀏覽模式（thePay-pet-ViewModel）。付費瀏覽模式指的是企業通過網頁安排向消費者提供計次收費網上信息瀏覽和信息下載的電子商務模式。

3．廣告支持模式(Advertising-supportedModel)。廣告支持模式是指在線服務商免費向消費者或用戶提供信息在線服務，而營業活動全部用廣告收入支持。這是目前最成功的電子商務模式之一。

4．網上贈與模式。網上贈與模式是一種非傳統的商業運作模式，它指的是企業借助于國際互聯網全球廣泛性的優勢，向互聯網上的用戶贈送軟件產品，擴大知名度和市場份額。

5、結論

在電子商務領域內存在許多根本不同的商品，有實物型的產品，也有數字型的產品，它們有著各自的特點并通過不同的貿易模式交易本文對數字商品的定義、特性、定價及交易模式做了初步探討，以便使數字商品成為貿易領域的后起之秀而引起人們的重視。對于這些問題的解決會帶來新的貿易機會。隨著網上信息、內容和知識數量的迅猛增長，如果沒有效挖掘利用這些未開發的資源，則是一種巨大的經濟浪費。

參考文獻：

［1］王忠誠.電子商務概論［M］.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02.

［2］StuartBarnes,BrianHunt.趙科杰，陳龍譯.電子商務與虛擬商業［M］.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

［3］萬菁菁．好看、好聽、更好買——虛擬產品體驗實現研究［J］．電子商務2008，（1）：36-39.

［4］張文杰.電子商務下的物流管理［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

篇10

第二種解釋更加直接一些，就是各國的貿易計算方法不同。當你比較任何一個國家的出口額與其貿易伙伴從該國的進口額時，你都會發現，由于其采取不同的貿易計算方法，數值并不吻合，出口通常根據“免費運上船”(f．o．b．，也叫離岸價格)來計算，即通過海關時的價值；而進口值則還包括其他內容，它是根據“成本、保險加運費”(c.i.f.也叫到岸價格)來計算的。貿易專家估計，到岸價格和離岸價格的差額相當于出口價值的10％至15％。但是，中國與其貿易伙伴的數據差額卻遠遠超出了這個區間，相當于出口價值的25％，而十年前這一數據高達80％。那么，還有什么因素導致了差額的出現呢?

第三種解釋是不同國家的貿易數據衡量不同的東西。美國計算對華貿易的方式與中國迥然不同。美國稱，2005年美中貿易赤字高達2020億美元，而中方統計的數字則只有1140億美元。正確的數字應該介于兩者之間。這是因為，中國內地并沒有將通過香港出口到美國的貨物完全計算在內，故數字可能太小；而美國對所有來自香港的進口追本溯源，發現很多只是途經香港的中國內地的出口，故其數字有所攀升。這種做法本身無可厚非，可美國將在香港產生的附加值也計算在內(約占中國內地產品總量的20％～30％)，故美方的數字是夸大了的，日本和英國等其他國家也通過香港進口中國內地的產品，所以也存在同樣的問題。一種粗略的估計是，假設2005年美中貿易赤字是兩國官方數字的中間值，約1580億美元。當然，造成貿易數據差異的其他原因還應當有發貨和交易申報中時間和匯率上的差異。

那么，問題是否迎刃而解了呢?不，事情并不那么簡單。即使我們把香港因素考慮在內，也依舊存在著一個巨大的缺口，更重要的是，缺口的大小近年來發生了顯著的變化。根據渣打銀行的數據，中國與其八個最大貿易伙伴的貿易數據差異(以差額占中國進口和出口總額的百分比表示)自2001年起呈下降趨勢。出口方面的差異從2001年前的75％降至2005年年底的30％；而進口方面的差異從33％降至26％。通過分析我們認為，缺口及其變化是由非貿易外匯流動所驅動的，貿易項目正在推動非貿易外匯流動。這也是對這個問題的第四種解釋。

過去，在中國若要將人民幣兌換成硬通貨，須證明此前曾有過兌換人人民幣的交易，或須證明有出國留學的需求，等等，否則，兌換是相當困難的，進口企業是得到許可將人民幣兌換成硬通貨來支付進口費用的。可以想到，他們在申報進口時能夠通過高報貨物價值來兌換比所需多一些的貨幣，從而與他人“分享”這一兌換權，但自2003年起，隨著人民幣升值預期與日俱增，高報進口的做法自然而然地減少了，所以，中國進口與其貿易伙伴出口的數據差異呈下降之勢，反觀前幾年，亞洲金融危機過后，由于較多使用這種使人民幣外逃的手段，故差額進一步擴大，

目前，中國在資本項目方面對于將美元兌換為人民幣的限制有所放寬。個人客戶可以在銀行自由將美元兌換為人民幣，不過，在沒有任何貿易或投資證明的情況下，每天不能超過1萬美元現金，每月不能超過5萬美元。對于超過20萬美元的兌換，客戶必須對款項的用途做出說明，并且必須事先得到銀行批準。自2003年起，將美元兌換成人民幣的動力明顯加強，出口企業可能采用了發票高報的手段來將更多的美元兌換為人民幣，從而使得中國與貿易伙伴在出口數字上的差距一年中就從70％猛跌到35％。這一變動比進口這一邊要大得多。其他的研究也進一步證實了這個結論。

第五種解釋是轉移定價因素的作用。當企業與一個離岸的關聯方進行買／賣交易時，相對來說，他們可以隨心所欲地定價――通常的原則是確保利潤計人稅收較低的地區，有時也為了將資金轉換成其所需要的幣種。

有多少“水分”

那么，目前中國的貿易中究竟有多少“水分”呢?我們假設2003年是對人民幣從看淡到看好的轉折點．并把2003年的差距值看作是正常水平，在假設該差距水平不變的情況下，來推算2005年貿易的情況。這樣，2005年中國的出口數字與貿易伙伴的進口數字之間的平均差距便是中國出口額的34％(2003年是42％)；而進口的差距則從2003年的30％下跌到了2005年的26％。最后計算下來得出的結論是，2005年中國的貿易順差就從1020億美元減少到了350億美元。換言之，在貿易中隱藏了約670億美元的非貿易資金流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