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技術創新理論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綠色技術創新理論，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中圖分類號：F27文獻標識碼：A

一、引言

伴隨著經濟的發展，人類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人炸性增長、自然資源的過度開發與消耗、污染物質的大量排放等。為了走出困境，上世紀八十年代提出可持續發展戰略，使世界各國廣泛認同，逐步形成共識。而綠色營銷正是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重要措施，并將成為21世紀營銷的主流。這里將創新理論引入綠色營銷，探討如何利用創新設計更加積極有效地實施綠色營銷策略，以同時滿足經濟、社會和生態的三重可持續發展。

二、綠色營銷相關回顧

（一）綠色營銷的概念。綠色營銷是指企業在生產經營過程中，將自身利益、消費者利益和環境保護利益三者統一起來，以此為中心，對產品和服務進行構思、設計、銷售和制造。其特點是：企業以環境保護為經營指導思想，以綠色文化為價值觀念，以消費者的綠色消費為中心和出發點的營銷觀念、營銷方式和營銷策略。

（二）綠色營銷的發展。20世紀八十年代末，是綠色營銷的第一個階段。許多人從事不同形式的綠色營銷，一個綠色潮流按預期出現（Cliff，1990）。隨后，綠色產品的銷量讓人失望；九十年代初，之前戲劇化的增長沉了下去。

20世紀九十年代初，進入了第二個階段，綠色營銷遭遇激烈的反對。對綠色營銷的主要阻礙表現在消費者對綠色產品、宣傳及企業綠色意圖與實踐不符的諷刺。Grane（2005）認為有五個導致失敗的原因：綠色洗滌、綠色推銷、綠色收獲、企業家營銷、順從營銷。

2000年以來，進入了第三個階段。此時，消費者更加有社會責任心（Strong，1996）。他們考慮的不再是個人的得失而是社會和生態（Oksanen，2004）。隨著技術的增長，政府的規定完善以及環境機構和媒體的調查，綠色營銷復興了。

（三）綠色營銷現狀。在世界各工業化國家，綠色營銷包含的相關的活動范圍變廣：產品設計、制造過程、服務提供過程、包裝、回收和其他領域（Prakash，2002）。

一些歐洲跨國公司的研究調查發現，92%的公司改變了他們的產品以滿足綠色需要（Vander，1990）。在研究報告“消費產品策略中的環境和社會責任”中發現84%的主要公司有環保意識并發展高效節能組織。

三、創新理論的相關回顧

（一）創新理論的提出與發展。Schumpeter（1912）提出了創新理論，他認為：“創新是指把一種新的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新結合’引入生產體系”。經濟領域中存在多種創新活動，而不同的創新活動所需的時間長短不一，對經濟的影響范圍和程度也各不相同。之后，創新擴散的研究成為主流，最有代表性的是羅杰斯的研究工作，他所提出的創新擴散理論從20世紀六十年代起一直在領域內居于主導地位。

Rogers（1962）提出，創新的擴散一開始比較慢，當采用者達到即“臨界數量”后，擴散過程加快，這個過程直到系統中可能采納創新的人大部分都已采納，到達飽和點，擴散速度才逐漸放慢，其數量隨時間呈現出S形的變化軌跡。他注重創新擴散特性，認為在社會系統中，創新的采用率主要受五大創新擴散特性的影響：相對優勢、可觀察性、兼容性、復雜性、可實驗性。

（二）創新擴散理論的應用。創新擴散理論應用于從社會學到商業的多學科。已經認可的創新擴散有很多：美國非營利性醫院的技術、全新的技術制造新產品、小企業間的在線貿易交流、電子商務服務從一代到多渠道的解決方案、國際B2B公司應用的網絡技術等（Woodside，2004）。

四、將創新理論運用于綠色營銷的研究

（一）綠色營銷策略與創新度。綠色營銷戰略與創新度有關。根據Robertson（1991）創新度的范圍從低到高各不相同。被動的綠色營銷戰略是低度的創新，也稱為持續創新。只是對現有產品和服務小的變化，如顏色、款式和包裝的創新。持續的創新有低風險，只提供短期的利益，不需要一個完全新的制造過程，很容易被競爭對手模仿。例如，某公司生產的第二代產品（DiFrangia，2008）。

中度的創新也叫動態連續創新，產品或者產品的類別是存在的，但是它提供了一個新的模式，來更改客戶的行為，如筆記本電腦、移動電話的生產等。

積極的綠色營銷戰略是最高級的創新，也稱作不連續創新。這種創新需要幾十年的推廣，不容易被模仿。如果公司提出了一種完全不同的產品或服務，在創造出巨大的競爭優勢下，實現環境效益，這將是不連續創新，如互聯網的發明和商業太空旅行等（Karna，2003）。

我們要積極地采用綠色營銷策略，運用動態的和不連續的創新，產生長期利益，創造競爭優勢，增強企業信譽和顧客對品牌的忠誠度，提供更良好的生態可持續性。

（二）基于創新擴散特征的積極的綠色營銷策略。基于創新理論，將創新擴散特征應用于綠色營銷策略，產生七個積極的具體戰略（Peattie，2005；Miles，2000；Covin，2000）。

1、市場調研戰略。在公司的戰略上進行研究投入，滿足外部環境和利益相關者。它涉及到以下擴散特性：相對優勢、可觀察性、兼容性、復雜性和可實驗性。此研究可以幫助做出最有效的設計，用來識別客戶的需求并設計新產品。

2、生產戰略。改變生產和其他進程使其更環保，它涉及到相對優勢、可觀察性、兼容性和可實驗性。企業重新定義綠色創新，供應商、制造商、零售商和消費者都認識到綠色價值。為了增強可觀察性，工廠可以讓客戶和利益相關者進行工廠旅游，并且讓媒體報道有關的綠色營銷生產戰略。

3、產品戰略。（1）創建具有差異化優勢的綠色產品，并以可持續發展為前提，擴張這些產品的生產線；（2）不對實物商品的所有權進行挑戰，而是對綠色的產品和服務進行替代。它涉及到相對優勢、可觀察性、復雜性和可實驗性。

4、配送/市場戰略。（1）建立更循環的市場，在其中材料可以回收及循環再造；（2）利用多渠道分銷，容易去嘗試，并且易于購買新的綠色產品服務；（3）開拓新的市場或者通過綠色技術轉讓實現。涉及到以下創新擴散特征：相對優勢、可觀察性、復雜性和可實驗性。

5、價格戰略。重點應該放在長期成本上而不是短期的價格，例如公司可以提供促銷活動。為了提高創新的可實驗性，應降低新的綠色產品和服務的價格，以滿足更多的客戶。將涉及到以下擴散特性：相對優勢、可觀察性和可實驗性。

6、推廣戰略。更多地利用環保的新媒體將相關的消息通過市場傳播擴散。主要特征是可觀察性，企業可以使用電子通訊、網絡研討會和移動營銷等手段幫助推廣。涉及的擴散特征還有相對優勢、兼容性和復雜性。

7、伙伴關系/戰略聯盟。積極的綠色組織營銷戰略，追求多種伙伴關系，向利益相關者輸入綠色價值觀。涉及的主要擴散特性：相對優勢，可觀察性和兼容性。

（三）基于創新理論的積極的綠色營銷策略產生的競爭優勢。以上的綠色營銷策略，都涉及到了不同的創新擴散特征，將其運用于綠色營銷，將產生很大的競爭優勢。Vaccaro（2009）認為，具體優勢體現在以下11個方面：增強企業的名譽度；提高利益相關者的滿意度；巨大的品牌差異度和品牌的忠誠度；更高的企業績效；增加了利益收入，更高的利潤和長期的利益；第一發動者的優勢；高市場份額和投資回報率；因為差異化優勢而產生的市場份額增加和成本的節約；增強對技術研發的支持；完成組織任務；更強的生態可持續性和共同利益。

五、結論

本文把綠色營銷和創新理論的產生、發展及現狀做了回顧，依據前人的研究證明了將創新理論用于綠色營銷的價值，提出7個積極的綠色營銷策略涉及到了不同的創新擴散特征，并且由此產生11個競爭優勢。

未來的研究可以測試其他的擴散特征或者在不同的目標市場采用創新擴散，以得到消費者的認可。

（作者單位：新疆財經大學工商管理學院）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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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27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3315（2014）05-176-001

本文討論在完成排污權的初始分配后，在排污權交易市場存在的情況下，企業的決策行為及博弈對策行為，排污權交易市場均衡價格的形成等問題，從而得出排污權交易對綠色技術創新影響的定量分析模型。

一、基本模型

1.模型假設

假設1：設總的污染量上限為M，政府向第i個排污企業分配的初始排放許可證mi(i=1，2，…n)。

假設2：設某企業排污需求量qi為企業產量Qi的單調遞增函數，其比例系數為r，則Qi=r×qi。

假設3：污染控制區內有n個排污廠商，廠商i的排污水平為mi，污染治理能力為xi(i=1，2，…n)，獲得的初始排污權為vi。

假設4：廠商i的交易成本T(vi)是交易量vi的函數，廠商i的污染治理成本函數為C(xi)，廠商的生產成本函數為F0。

假設5：假定政府實行嚴格管制和罰款制度，即企業不存在超標排污情況，并且選擇固定價格出售的排污權分配方式，許可證價格記為PC。

2.模型提出

根據成本最小化原則，企業的最優化問題為：

MinC=Pc×mi+p×qi-mi-xi+C(xi)+T(Vi)+F0（1）

其中：P排污權交易的市場交易價格，p×qi-mi-xi表示用于在排污權交易二級市場購買排污權的成本；C(xi)表示用于治理污染的成本；T(vi)表示交易成本；F0表示生產成本。

以污染治理能力xi為自變量對（1）式求偏導并令其等于0。

分析：

a.如果企業i是排污權的購買者，則企業的邊際治理成本為：

■=p+(B'×r)+■（2）

b如果企業i是排污權的出售者，則企業的邊際治理成本為：

■=p+(B'×r)-■（3）

二、企業決策選擇

2.1企業選擇綠色技術創新來出售排污權

當企業進行排污權交易，其交易價格大于企業綠色技術創新邊際治理成本時，即P＞■時，排污企業會選擇進行綠色技術創新，進而出售富余的排污權以獲得更多的收益。所以，是否存在交易成本，企業作為理性經濟人，為了追求利潤最大化，會毫不猶疑的選擇繼續綠色技術創新。

2.2企業在原有技術水平下購買排污權

當排污權市場交易價格大于排污企業綠色技術創新邊際治理成本時，即P＜■時，排污企業不會進行綠色技術創新，它將選擇在二級市場上購買排污權來節約成本，而不選擇進行綠色技術創新。

文章建立了企業排污模型并利用其模型分析排污決策對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以期帶動更多綠色技術創新的應用，使技術與經濟發展更加符合可持續發展的要求，為企業轉換和改進綠色技術創新模式提供理論支撐和路徑參考，從而推動經濟、社會、環境的和諧統一。

項目資助：河北聯合大學輕工學院科學研究基金資助

2013年度河北省社科基金項目HB13GL022《企業價值鏈重構與碳排放研究――以河北鋼鐵集團為例》的子課題。

參考文獻：

篇3

一、引言

隨著時代的不斷變遷，科學技術進入了迅猛發展的階段，在從工業文明時代開始至今短短兩百年間，人類征服自然的破壞行為使得人類自身生存受到嚴重威脅，傳統的技術為人類社會帶來了福社之余，其對生態、環境的破壞作用也是日益彰顯：世界人口的急劇增長，經濟發展的不平衡，資源枯竭，環境退化，生態惡化，已嚴重威脅到整個人類的生存與發展，使人類陷入了嚴重困境。那么，我們究竟該怎樣面對這個環境威脅？怎樣引導技術的發展？國內外學術界和理論界從不同的視角提出了多種方法和手段。要解決環境問題，保護地球生態，使得人類經濟活動與自然環境和諧一致的發展，很多當代學者認為，由技術造成的全球問題還要依靠技術的手段來解決，因此傳統的技術也要在可持續發展中找其相應的發展模式來替代，這就是綠色技術。為此，近年來西方許多發達國家已將加強綠色技術創新和發展循環經濟、建立循環型社會作為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途徑。

二、國外研究的最新進展

（一）國外學者相關理論研究

1962年，美國學者雷切爾?卡遜的《寂靜的春天》一書的出版，標志著對環境問題的關注日益突出，從而引起了經濟學家、哲學家等研究人員對環境資源價值的研究，為使人類從已有的技術所導致的生存困境中解脫出來，人們在反思之余開始尋找出路。Kusz曾提出基于傳統技術創新先行模型的綠色技術創新過程模型，在這個模型中，隨著產品創新過程的連續進行，環境原則被整合進技術創新的每一個階段，因此，他的模型實際上可以概括為從環境而設計到面向環境的創造再到面向環境的營銷，這一綠色經營鏈。P.Shrivastava提出了將外部制度因素與技術因素對企業創新子過程的影響反映出來的一個VIPO綠色技術創新過程模型[1]。W.Hopfenbeck從全面環境質量管理的角度，并且融合了企業業務流程重組思想與實踐，提出了一個綠色技術創新過程框架。此過程模型注重于企業在日常的質量管理與循序漸進的創新與改革，可以改善企業的創新管理，提高企業的效益。創新與改革過程中，改善企業的創新管理，從而提高企業的創新效益[2]。

Martin和Jean-Marie通過不可改變性和差異性的復雜相互作用，運用技術動力學闡述了可持續能源發展的公共技術政策。技術進步的結果顯得有些自相矛盾。一方面現有技術的進步延緩了可供選擇方法和基本技術手段的發展。另一方面，技術改變又在現有能量供應和終端使用技術系統中產生了多樣性，導致大量技術。制定可持續能源發展的公共技術政策，除了要考慮單項技術的導入和傳播，還要考慮技術相關性、基礎設施的要求（infrastructure requirements）、能源投入體系化所導致的技術改變的系統化[3]。

Katsuhiko（1996）指出：綠色技術實質上是一種環境技術，是指對生態環境沒有負作用的支持。Krbbe“資源增長和資源損耗，一種增長和穩定狀態”中說“綠色技術創新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核心手段”[4]。

Ruttan和Vermon運用路徑依賴模型和技術誘導模型（Induced innovation and path-dependent models of technical change）解釋了在環境成本上升的情況下，技術是如何克服技術慣性，向新方向發展的。雖然路徑依賴工具能引起技術改變方向上令人驚訝的一貫性和持續性，技術的歷史發展卻很少沿著最初選擇的過程發展。當技術進步放慢速度，相關價格方面的轉變能引起沿著新方向的技術研究的加強，而這個新方向與現有價格因素更協調一致[5]。

（二）國外綠色技術創新發展現狀

國外開展綠色技術創新是在環境保護陷入困境的情況下，進行技術方向調整而提出的。目前，在為開發綠色產品，引導綠色消費，開拓未來市場和發展綠色產業創造機遇，并已成為發達國家建設生態文明的重要內容。美國、歐盟、日本等工業發達國家都加大了對生態環境保護與新能源開發的研究，在推進綠色技術創新，發展循環經濟，建設生態文明方面又一次走在了發展中國家的前面。目前，發達國家憑借雄厚的經濟基礎和先進技術，積極扶植生態產業的成長。

美國綠色技術創新模式屬于政府全程驅動型模式。美國政府強調：“促進環保技術發展一直是本屆政府的一個高度優先的任務”，并制定了促進生態產品的生產技術與出口的戰略，以圖加強同歐洲和日本在綠色市場上的競爭地位。美國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控制著綠色技術市場。政府通過制定一系列戰略規劃引導創新組織的方向和重點，并頒布各種法令法規來監督活動及市場秩序，使美國綠色技術創新以最適合美國國情的勢態穩步前進。如聯邦政府的環境技術政策、財政支持政策，加速商業化政策等，為綠色技術創新主體創造了大量的市場需求。而且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國會通過了26部環境法律，涉及水環境、大氣污染、廢物管理等方面，成為推動綠色技術創新的強制性動力。此外，在美國，公眾的意見往往能左右政府政策的制定。美國政府對生態技術市場的重視程度也得益于美國人民強烈的生態意識。有統計表明，73%的美國人都確信自己是一個環境保護主義者；77%的美國消費者表示企業的環保形象會影響他們的購買意向；有五分之四的人把環境污染看作最重要的社會問題，這更加促進了美國社會再生產的各個環節無不以“綠色”為追求目標[6]。

歐盟各國也非常重視保護環境，建設生態文明社會。各國綠色專利在世界綠色專利中，歐盟就占據了48.5%的份額，而美國只占24.5%，日本占10.4%。可見在綠色技術方面，歐盟擁有明顯優勢。歐盟綠色技術創新能取得如此傲人的成績是有跡可尋的。歐盟發達的科學技術保證其擁有相對較新的綜合環境數據和信息；有許多發展完善的組織和政府部門成為環境政策制定和實施的基礎，高度一體化的體制使歐盟成員國協同行動成為可能，眾多已實施和已驗證的環境政策可供選擇。這一切都為歐盟綠色技術創新飛速發展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7]。

目前由于發達國家制定苛刻的環境標準，世界貿易形成綠色壁壘。因此許多國家為避免在環境貿易中形成綠色壁壘都開始實行環境標志制度，對促進清潔生產技術創新及綠色產品開發均起到了重要作用，從而促進了生態文明建設的發展。德國是率先實行環境標志計劃的國家，此外美國的污染預防法、日本的環境協調型產品計劃、加拿大的“環境優選”等對促進綠色技術的發展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8]。

三、國內研究綜述

生態文明觀要求從現代化科學技術的整體出發，以人類與生物圈的共存為價值取向，發展生產力，從人類自我中心轉向人類社會與自然界相互作用為中心，建立生態化的生產關系和經濟體制，它力圖按照人類社會在全球生態系統中的適當地位，按照生態系統的整體運動規律來認識和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從而保證人類的世代延續和社會自然復合系統的持續發展[9]。包慶德教授認為，研討生態文明時代的技術體系，應該強化研究科學技術生態含量的研究。即通過科技的生態化轉換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做到發展必須是科學發展，要堅持以人為本，轉變發展觀念，創新發展模式，提高發展質量[10]。王健教授從技術哲學的角度說明建設生態文明既離不開技術創新又必須對其進行必要的修正，尋找出理性化的技術創新路徑，即確立生態文明的技術創新價值觀、踐行生態文明的技術創新原則、制定激勵生態文明的技術創新機制[11]。李勁松也認為：大力發展生態文明是當代與未來經濟社會發展的主旋律，技術創新生態化是保護自然環境的同時實現人類永續發展的必然。他倡導生態化技術創新，把資源生態效益納入技術創新的目標體系，從而使技術創新活動能不斷提高資源和能源的利用率，減少廢物排放，最大限度地降低天然資源、能源的消耗，減少生產活動對生態環境的不良影響。生態化技術創新在實現生產方式轉變，謀求經濟發展與自然和諧共處方面與建立生態文明的內在要求是完全一致[12]。王伯魯從哲學思辨的角度提出產業綠色技術化的概念，并通過產業技術發展史來分析產業綠色技術化過程中遇到的困難[13]，以此來說明在建設生態文明過程中生態產業的發展對推動社會發展巨大作用。在生態文明社會的大環境中，楊發明、呂燕等從生態環境問題的復雜性出發，分析了綠色技術創新決策受囿于特定的選擇環境，并指出綠色技術創新的激勵不僅涉及綠色技術的層次特性、創新主體的行為特征，而且需要各層次激勵工具的組合與協同，得出了組合激勵是一個進化過程的結論[14]。所以說，在生態文明建設中處于基礎性地位的生態產業文明的發展和建設必然離不開綠色技術的發展和進步。發展生態產業，改革生產方式，對現行的生產方式運用綠色技術創新，進行生態化改造是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原動力。

通過深入到具體的企業技術創新生產過程中去把握綠色技術創新問題，研究者們從不同角度提出了各種有益的建議。王偉強，盛敏之則通過對江浙五十余家企業的調查，分析了綠色技術創新的動力源、技術源、資金源、以及綠色技術創新與擴散成敗的因素。因為是較早進行的研究，研究內容略顯龐雜。另外，由于環境壓力，綠色技術創新正逐漸替代傳統的技術創新成為創新管理研究的新焦點，但綠色技術創新管理對于企業界與政府部門來說仍然處于摸索階段。當前預防性綠色技術創新的選擇環境特點恰恰說明了這一點：①社會公眾對環境污染的危害認識不足以及存在著“免費搭車”的心理，使得社會意識形態及價值觀對清潔工藝與綠色產品不重視；②預防技術的創新與采用較之末端技術創新更需要組織機構、社會制度、消費文化、價值觀念的變更和調整；③“信息缺乏”，很多企業不僅在認知信息上不足，也缺乏必備的環境知識、與主動預防戰略有關的生產工藝和產品技術信息[15]。

四、小結

綠色技術創新是在生態文明理論指引下的一種技術創新。綠色技術創新要為解決生態危機貢獻力量，要大力發展有利于提高資源利用率，有利于保護環境的綠色技術，而對資源耗竭型、環境污染型的“黑色”技術堅決予以淘汰，創新開發出符合可持續發展思想要求的新型綠色技術。因此，綠色技術創新是當代真正推動社會發展的原動力。

參考文獻：

[1]W.Hopfenbeck.The Green Management Revolution：Lessons in Environmental Excellence [M].NewYork：Prentice Hall，1993：156-158.

[2]Paul Shrivastava.Environmental Technologies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5（6）：183.

[3]Martin，Jean-Marie.Energy Technologies：Systemic Aspects.Technological Trajectories and Institutional Frameworks[J].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1996（53）：81-95.

[4]J.Krbbe，Willem Heijman.Natural income and nature：externalities growth and steady state [M].USA：The language and science，1992：167.

[5]Ruttan，W.Vermon. Induced Innovation and Path Dependence：A Reassessment with Respects to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the Environment[J].New York：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1996（53）： 41-59.

[6]葉子青，鐘書華.美國綠色技術創新現在及趨勢[J].科技管理研究，2002（2）：56-57.

[7]葉子青，鐘書華.歐盟的綠色技術創新[J].中國人口、資源和環境，2003（6）：113-115.

[8]葉子青，鐘書華.日本綠色技術創新現狀及發展趨勢[J].科技與管理，2002（4）：116-119.

[9]吳立妹.科學技術與生態文明建設的關系[J].新學術，2008（4）：325-326.

[10]包慶德，王金柱.技術與能源：生態文明及其實踐構序[J].南京林業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6（l）：25.

[11]王健.論建設生態文明的技術創新路徑[J].理論前沿，2007（24）：40.

[12]李勁松.論技術創新生態化與建立生態文明社會[J].現代商貿工業，2008（7）：14.

篇4

（一）傳統技術創新在價值層面的缺失

1.傳統物本主義發展觀指導下的技術創新的價值誤區。從發展的價值目標而言，發展觀的基本問題是人與物的關系問題，因而客觀上就存在著“以人為中心”和“以物為中心”兩種不同的發展觀。毫無疑問，物質生產是整個社會存在與發展的基礎，因此，物本主義發展觀應該說有其客觀的社會歷史根源，在早期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物”畢竟不是人類發展的全部，更不是人類社會的終極價值目標，“吃、喝、生殖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機能。但是，如果加以抽象，使這些機能脫離人的其他活動領域并成為最后的和惟一的終極目的，那它們就是動物的機能。”在傳統的重“物”不重“人”的物本主義發展觀的指導下，技術創新成為一種“唯經濟價值取向”的實踐活動，除產生大量的生態負價值、引發生態價值危機外，創新活動出現的事實與價值的分離，目的與手段的倒置，還產生了日益嚴重的人文價值危機。

2.人類的技術生存面臨危機。人類在從最初的自然生存逐漸轉向技術生存的過程中，出現了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相分離的現象，工具理性空前膨脹而價值理性淪落。在工具理性的“世界支配意識”之下，人類把自然界看成是一個有著內在規律的客體，是相對于主體的“他者”，為了謀取自身的幸福，人類可以透過理性去認識和征服它。于是在人的解放歷程中，人遭受了與世界相同的命運，人對自然與社會的統治最終導致了自然與社會對人的統治，對個人主體性的高度迷戀最終導致了個人主體性的根本喪失，對人的直接關懷卻更遠地離開了人。

（二）綠色技術創新是對傳統技術創新的價值重構

1.綠色技術創新實現了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充分整合。人的本質是物質與精神“二體性”，人具有雙重生命：物質生命與精神生命。人類不會也不應該回到動物式的本能生存。未來的生存仍然是技術生存，但由初期的機器生存，轉向更為合理的生態性的技術生存。馬克思認為，人類的存在是二重化的：一方面，人類必須從外界獲取物質、能量和信息以維護其生存與發展，工具理性是調節人類與自然關系的惟一有效手段；另一方面，作為精神存在物，人類又是超自然的，具有自己的內在尺度，并通過自我意識自覺把握這一尺度，因此，人類能夠建構起具有價值理性意義的世界，即人類價值理性的存在方式。綠色技術創新實現了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充分整合，在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之間保持了合理的張力，在人與自然之間保持了和諧關系。

2.綠色技術創新倡導可持續的綠色文明觀。綠色技術創新中的“綠色”，強調的是一種價值觀和文明觀。綠色文明是以人與自然和諧統一為基礎的文明，其靈魂是可持續發展價值觀，其主要特征是人與自然的和諧、人與人之間的和諧、人自我內心的和諧，三者缺一不可。它不僅要求綠色技術創新所創造的人工自然界是綠色的、人類社會是綠色的，而且要求人的內心也是綠色的。提倡綠色技術的創新、轉移、擴散等，不僅僅是對技術本身進行改進，使之具有低消耗、低污染、可循環、高利用等“綠色”特征，以應對環境污染等迫在眉睫的問題，更在于提倡和實踐一種新的文明觀――綠色文明，開始一種有別于機器生存的、新的生存方式――綠色生存。

二、綠色技術創新是對傳統技術創新的理論拓展

（一）傳統技術創新在理論層面的缺失

1.傳統技術創新“目的”的單一性。傳統技術創新總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經濟效益為最終目的――經濟利益至上，而很少考慮生態環境因素。它以經濟價值為單一取向，強化了整個社會片面的經濟發展觀，突出的是功利主義的價值追求。為了提高經濟效益，傳統技術創新往往強化對自然資源的消耗與掠奪，從而導致工業生產的高生產、高消耗、高污染。

2.傳統技術創新“過程”的不可持續性。從技術的運作過程看，受“目的”單一的驅使，傳統技術創新中的技術運行模式是線性和非循環的：原料―產品―廢物。即為了追求某一生產過程或產品的最優化，傳統技術創新允許技術在生產過程中大量消耗自然資源以及大量排放廢物。這種技術和產品的浪費性必然與全球資源的有限性產生不可調和的沖突，導致其過程的不可持續性。

3.傳統技術創新“系統”的非循環性。環境科學、系統論認為，技術、經濟、社會與自然4個子系統組成一個循環封閉的大系統，而傳統技術創新系統是由技術、經濟與社會3個子系統相結合而成，不包括自然子系統，割裂了技術、經濟、社會三者與自然之間的有機聯系。一旦過度消耗資源以及大量排放廢棄物超出自然自身承載能力，傳統技術創新系統將隨之解體。

（二）綠色技術創新是對傳統技術創新的理論拓展

1.綠色技術創新以可持續發展為價值取向，突顯價值的多重性與統一性。首先，綠色技術創新實現的是一個價值統一體，內含多重價值，既包括技術、經濟、社會價值，還包括環境價值；其次，價值統一體以追求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統一為原則，追求人與自然和諧統一，環境保護與經濟社會發展相協調；第三，在價值的多重統一體中，生態價值占核心地位，即在充分考慮環境效益之余，才追求經濟利潤最大化。

2.綠色技術創新主體的多元性。首先，綠色技術創新是一個價值統一體，既要考慮技術價值、經濟價值、社會價值，還要考慮環境價值；其次，綠色技術創新實現價值的多重性決定創新主體多元化。與傳統技術創新行為主體僅僅是企業不同，綠色技術創新的價值多重性決定了綠色技術創新是擁有以企業為核心，政府、國際組織、科研院所以及公眾等參與并制約企業創新行為的多元行為主體系統。

3.綠色技術創新以系統論、生態學為科學基礎，強調經濟系統和生態系統的和諧。首先，綠色技術創新是一個由技術、經濟、社會、自然有機構成的和諧系統；其次，綠色技術創新的技術運行模式是非線性和循環性的。綠色技術創新不是以追求某一環節或過程的最優為目的，而旨在實現整體目標的最優化；第三，綠色技術創新應用生態學研究成果，通過模擬生物圈物質、能量的運動、循環和再生過程，來研制、開發、設計生產技術與工藝，力求做到資源最大限度地轉化為產品，同時生態負效應最小。

4.綠色技術創新具有可持續性。首先，綠色技術創新能促進經濟可持續增長。綠色技術創新增強了生產要素的產出率，優化了資源配置和產業結構，提高了經濟增長的效率和質量，改變了以“高投入、高消耗、低產出、低效益”為特征的傳統經濟增長方式的不可持續狀況；其次，綠色技術創新能保證自然系統可持續運轉。由于綠色技術創新在低消耗、少投入、少污染、零排放、可更新方向上下工夫，保證了經濟發展被控制在自然資源和能源的可更新范圍之內，不超出自然生態系統的可承載能力。第三，綠色技術創新著眼于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綠色技術創新以和諧與公平為終極追求目標，能夠不斷提高全人類的素質與道德風尚，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統一和社會結構優化，達到代內公平、代際公平。

5.綠色技術創新能夠協調經濟發展、生態環境保護與社會發展之間的相互關系。首先，綠色技術創新能調和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之間的矛盾。一方面，保證自然系統在不超越自身承載能力的情況下，為經濟系統提供發展的資源和能量；另一方面，促進經濟系統改變傳統的發展摸式，實現由粗放型、資源型、勞力型經濟向集約型、生態型、知識型經濟轉化，提高資源利用率。其次，綠色技術創新能維持社會發展與生態環境之間良性互動關系。一方面，綠色技術創新使人的生活方式和消費行為綠色化，使人的進化向生態化方向發展；另一方面，綠色技術創新使自然為人類社會的生存和發展提供更適宜的物質條件與生態空間。第三，綠色技術創新能促進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之間良性循環。

三、綠色技術創新是對傳統技術創新的實踐揚升

（一）傳統技術創新在實踐層面的缺失

1.傳統技術創新不利于資源的保護。從技術創新對人與自然關系的影響看，傳統技術創新在不斷擴大資源利用范圍的同時，也正在加劇資源的耗費強度，而且污染問題日益嚴重。據國家環保局調查，在中小企業中80%以上的工業生產存在污染問題，占到了中國污染源的60%，且有增加的趨勢，并成為我國環境污染的主導因素，而且污染源正由過去的點狀分布發展為城鄉復合型的面狀分布的局面。與此同時，生態環境作為稀缺性的生產要素，在市場對其資源配置失靈的情況下，企業在單純經濟化傾向的技術創新活動中難以避免地無償利用生態資源，使本應由企業付費的技術創新生態成本外部化，不利于人與自然的協調發展。

2.傳統技術創新不利于產業結構的調整。從技術創新對產業發展的影響看，傳統技術創新極易與高新技術產業融合，表現出對高新技術產業強勁的催生與推動作用。而相比之下，一些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和弱勢產業受技術水平、自然條件等諸因素的制約，開展技術創新難度相對較大。由于社會用于產業發展的投資總額有限，高新技術產業的迅速發展必然限制傳統產業發展的投資需求，因而不利于產業結構的合理調整。

3.傳統技術創新不利于區域的均衡發展。從技術創新對區域發展的影響看，由于不同地區基礎設施、市場環境以及人力資本狀況不同，技術創新作用迥異。發達地區基礎設施好，市場較完善，且擁有人才優勢，技術創新成本低，效益高，技術創新活躍，因而發展就快；而在落后地區，由于基礎設施相對落后，市場發育滯后，特別是人力資本的可獲得性差，技術創新社會成本高，難度大，因而發展就慢。技術創新在地區間的落差發展到一定程度，自然就會影響到區域間的均衡發展。

4.傳統技術創新不利于社會貧富的消除。從技術創新對財富占有的影響看，由于創新能力的差異和所處環境的不同，人們在經濟生活中參與技術創新活動的機會存在較大差異。那些“教育貧困”群體或落后地區的人們因創新能力低下往往被排斥在技術創新活動之外，難以分享技術創新所帶來的社會財富，而被淪為“邊緣化”人群，這就會拉大貧富差距，引發“相對貧困”。

（二）綠色技術創新是對傳統技術創新的實踐揚升

1.綠色技術創新，有助于從根本上改變經濟增長方式。綠色技術創新，一方面可以提高資源和能源的利用率，減輕環境污染，改善環境質量，保護生態，促進經濟保持快速增長；另一方面又可以從根本上轉變依靠消耗資源和犧牲環境換取經濟增長的非持續性的發展模式，促進企業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提高整個經濟增長的質量。

2.綠色技術創新，有利于提高產品的國際國內競爭力。綠色技術創新，一方面可以節約資源、降低企業經營成本，提升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另一方面也可以應對消費需求呈現出的綠色化趨勢，采用生態技術和凈化工藝生產綠色產品以突破“綠色貿易壁壘”，拓寬國際市場，提高中小企業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3.綠色技術創新，有利于發揮人力資源優勢。綠色技術創新，一方面可以加快高新技術產業部門的技術創新步伐，推進關鍵技術創新和信息化進程，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另一方面又可以提高傳統產業、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科技含量和競爭力，促使各產業協調發展。

篇5

中圖分類號X19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04(2010)06-0111-07

對環境保護問題關注的與日俱增已是全世界范圍內普遍現象。企業要生存發展必須通過改進環境績效以遵循環境管制、滿足客戶對環境的關注、減輕產品或服務對環境的影響來提高競爭力。中國長期以來沿襲的粗放型增長方式使得經濟發展和資源環境的矛盾尤為突出，2008年的金融風暴對我國的影響更是清晰的暴露了傳統增長方式高消耗、重污染、低效益的弊端，而強調發展綠色經濟的一攬子經濟刺激計劃再一次顯示了未來經濟發展走綠色、可持續道路的必然性。面對環境保護的約束，廣大工業企業實現生態效益和經濟效益“雙贏”的路徑選擇成為需要探討的重要問題。根據波特提出的理論，政府環境管制通過激發企業創新而帶來經濟效益，在我國現階段的政策、市場下，激勵企業進行綠色創新的驅動力是否有效?企業綠色創新活動對績效提高是否有積極作用?綠色創新活動能否成為企業實現生態效益和經濟效益雙贏的“橋梁”?本文試圖從企業綠色創新活動的中介效應的視角來分析環保約束和企業績效的關系，為企業實施綠色創新戰略，實現環境績效和經濟績效雙贏提供依據。

1　理論模型構建

1.1　相關文獻回顧

對企業因環境保護而帶來的對競爭優勢的影響，一直是國外很多學者所研究的熱點。傳統的觀點認為環境保護和績效之間存在固有的沖突，這類觀點或是認為環境保護只能增加成本、占有生產資金，從而對企業績效產生負面影響。美國哈佛商學院Michael Porter教授和Porte與Vander kinde提出了有創造性的“波特假說”(Porter hypothesis)。Porter認為：“恰當設計的環境規制可以激發被規制企業創新產生效率收益”，達到“雙贏”。波特的這一想法遭到了很多經濟學家的質疑，例如Gray和sha~g4an對美國的紙漿與造紙、石油提煉和煉鋼業的研究發現，反映規制嚴格程度的企業污染治理成本與生產率之間存在負相關關系，提高環境績效并未給企業帶來足以彌補遵循成本的收益；然而很多經濟學家接受并論證了這一觀點，如B C Bonifant，M BAmold和F J Long提出通過創新，減少在環境方面的成本從而獲得競爭優勢。兩方的爭論一直沒有達成共識，Jaffe，Peterson，Ponney，和Stavins在回顧超過100篇研究文獻后，發現幾乎一半的研究發現環境保護對企業績效有積極作用，而另一半發現有消極作用或是沒有影響，這似乎使得研究陷入了混淆中。

出現這種研究現狀可能的原因在于大家把關注的焦點過多的集中在環境保護是否會給企業帶來成本負擔上，對于環境保護所可能激發的企業創新的作用缺乏更多深入的探討。Porter提出環境管制通過激發創新而產生經濟收益，而在“波特假設”的研究文獻中，對企業在環境方面所采取的創新策略是實現環境保護和經濟績效“雙贏”的中介這一重要思路的研究論證相對較少，對質疑者提出“即使環境保護能推動新技術的采用，但是新技術是否能彌補以前的投資或是在環保標準上升以后是否還能增加企業收益還未可知”沒有給與有效的回答。

Xepadeas和Zeeuw論證了在合理的情境下，環境保護激發的創新也許能減輕甚至完全抵消環境規制帶來的成本。Ursula Triebswetter，Johann Wackerbauer以德國慕尼黑地區汽車工業為案例驗證了環境管制壓力下推動的創新對企業競爭優勢有促進作用。而對于處于經濟發展轉行期、制度環境不是很完善的發展中國家，實施嚴格的環境管制所帶來的環保壓力對企業績效的有何影響?環保壓力能否激發企業進行綠色創新?綠色創新能否為企業帶來的經濟績效的提升?對這些問題的探索和認識，對于指導全球綠色化經濟、科學發展的浪潮中，中國企業主動處理好環境與經濟發展的關系的路徑選擇以及建立綠色創新戰略，能夠提供切實可行的理論基礎和實踐借鑒。

本研究旨在回答兩個問題，一是環保壓力能否促進企業進行綠色創新活動?在本研究中企業所面臨的環保壓力除了直接的政府環境政策造成的推動力外，還包括來自綠色市場的拉動力，把這兩種力作為促進企業進行綠色創新的驅動力進行分析。二是綠色創新策略能否在環保壓力和企業績效間起到中介作用?目前大部分的實證研究都傾向于直接驗證環保壓力對企業競爭績效的影響，而忽略了綠色創新可能起到的中介作用，本文在波特假說的基礎上，構建模型來檢驗綠色創新在環保壓力和企業績效之間是否有中介作用，以驗證“雙贏”的實現路徑，確認綠色創新的重要地位。

1.2　理論假設

基于以上兩個問題設計本文的基礎理論模型。模型設計涉及兩個部分的路徑：一是解釋企業綠色創新對企業績效的影響，二是分析企業綠色創新本身受外部環保壓力的驅動。

1.2.1　環保壓力對企業綠色創新活動的驅動

(1)環境政策推動力與企業綠色創新。波特假設認為，企業主動采取環境防治措施而獲得競爭優勢的前提是存在政府政策約束。因為在沒有政府規制的情況下，環境污染外部性的存在導致單個企業沒有主動進行污染治理的動力，企業寧可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獲得經濟收益與競爭優勢。根據這一理論，企業面對來自各方面的環保壓力而進行污染治理的初始驅動力在于政府的環境經濟政策。Brunnermeier和Cohen對美國146個制造業的分析表明，環境專利數量與環境規制強度間存在一定的正相關關系；許慶瑞通過對江浙50余家企業62項環境技術逐一進行案例分析，發現政府政策法令的強制是企業外部環境技術創新最重要的動力源。黃德春和劉志彪通過在Robert模型中引入技術系數分析發現，環境規制在給企業帶來直接費用的同時，也會激發一定程度的技術創新，部分或全部抵消這些成本，因此環境規制可以同時減少污染和提高企業生產效率。據此我們提出本文的第一個假設：

H1.外部環境政策對企業綠色創新活動有正向推動作用。

(2)綠色市場拉動力與企業綠色創新。企業對環保壓力的響應與市場機制本身有著最為直接的關系。當綠色

滲入競爭格局，消費者、供應商、其它競爭企業等影響企業競爭力的各利益相關者對綠色的選擇和重視，將推動企業為更好地參與市場競爭、適應市場需求、得到獲得更大利潤的機會而主動進行綠色創新，如積極開發綠色產品。因此，市場的力量是企業綠色創新最有力的拉動。YousefEiadat，Aidan KeHy，等論證了企業進行環境方面的創新與受包括消費者、供應商在內的利益相關者在內的壓力有關；Ursula Tfiebswetter，Johann Wackerbauer也分析了綠色創新受消費者壓力驅動。據此我們提出本文的第二個假設：

H2.綠色市場的拉動力對企業綠色創新有正向促進作用。

1.2.2　企業綠色創新與經濟績效

創新對績效的促進作用已得到廣泛公認，而在此基礎上擴展出的旨在節能、降耗、減少污染、改善環境質量的綠色創新對企業績效也應有正面的促進作用。綠色創新對績效的促進作用可能源于以下幾方面原因：一是綠色創新鼓勵資源的合理使用，減少浪費，從而帶來“資源生產力”的提高；二是綠色創新帶來的新的發展思路，引導企業通過新的方法節能降耗中獲益，改變傳統只從回收“三廢”排放物中的有用物作為副產品獲取經濟效益的單一途徑；第三，綠色創新可以為企業帶來的“技術補償”效應，有助于降低生產的“x－非效率”的影響或實現生產的“x-效率”，從而提高經濟效益。據此我們提出本文的第三個假設：

H3.企業綠色創新活動對企業績效有明顯正向影響

1.2.3　企業綠色創新活動的中介效應

波特假說與傳統理論相比創新就在于他強調政府環境管制對企業績效的影響是問接的，必須通過刺激企業采取環境創新策略才能達到，這種間接影響的觀點事實上就是認為綠色創新在環保壓力下實現經濟效益的提高中起到重要的中介作用。當企業把綠色放進整個改善生產力的流程中，通過創新的綠色設計、綠色生產、綠色經營帶來的資源生產力的改善和提供綠色產品帶來的溢價效果，抵消或超越因改善環境影響所帶來的成本，就能獲得新的競爭優勢。Yousef Eiadat，Aidan Kelly，等以約旦化工行業企業為案例，對企業環境創新戰略和企業績效之間的聯系進行了實證檢驗，證明了企業環境創新戰略是一定外部環保壓力和企業績效之間的中介。據此我們提出本文的第四個假設：

H4.企業綠色創新活動在環保壓力和企業績效之間起中介作用，企業通過變環保壓力為創新動力，達到提高績效的目的。

基于以上分析，構建出本文的基礎理論模型。

2　研究方法和數據

2.1　量表設計

根據前文的研究假設和理論模型，本研究通過搜索國內外的相關文獻設計了各個變量的測量問卷，需要測量的變量包括：企業綠色創新活動、環境政策、綠色市場、企業績效。綠色創新按照創新活動涉及的不同方面設計，初始測量條款設計了包括四個方面共13項指標在內的指標體系；環境政策從國家、地區、行業三個層面設計了3個測量指標；綠色市場從國際市場、市場利益相關者(顧客、供應商、競爭企業)方面設計了4個測量指標；企業績效設計了3個財務指標和2個定性指標。問卷采用likert5點量表設計，對每一個問題根據實施情況與效果設計了5個等級。

初始量表設計完成后首先采用專家調查法進行測評調整，將調查問卷發放給了10個相關研究的專家學者，回收后根據專家意見進行了修正。第二步進行了小樣本預調查，在南京選擇了5家企業(本研究預計調查的企業中選擇)發放問卷進行與調查，根據回收的問卷數據分析對量表進行進一步修改。經過指標的刪除和歸并后，得到如下表1所示的量表。其中技術創新、生產創新、營銷創新三個方面設計，共計11個測量指標；環境政策從國家、地區、行業三個層面設計了3個測量指標；綠色市場從國際市場、市場利益相關者(顧客、供應商、競爭企業)方面設計了4個測量指標；企業績效指標選擇了3項財務指標。

2.2　數據收集分析

本研究將研究對象樣本選定在制造業企業。制造業是國家生產能力和國民經濟的基礎和支柱，是創新的主要承擔者，以制造業企業為樣本進行研究既兼顧了重污染行業的代表性，又體現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本研究的數據收集采用了問卷調查的方式，為了確保問卷的回收和調查內容的準確，問卷發放和回收均采用現場發放和回收。在調查前首先對調查者詳細說明了本研究的目的、內容以及各個變量測量項目的含義。考慮可操作性，選擇以筆者所在的江蘇省為調查問卷發放地，因此研究對象樣本就鎖定在江蘇省的制造業企業。鑒于問卷中涉及一些企業經營管理方面較專業的問題，問卷要求由被調查企業中層以上管理人員填寫。

問卷發放250份，收回242份，按是否缺漏和是否認真填寫剔除無效問卷，最終得到的有效問卷為230份。蘇南地區企業為84家，蘇中地區為35家，蘇北地區為30家，行業涉及幾乎所有的制造業行業，其中化學化工行業樣本占38.69％，機械、電氣、電子設備行業占20.86％、金屬非金屬行業占8.26％，其它等制造占32.45％。從調查企業性質看，國營、集體樣本占35.65％，民營、私營樣本占30.43％，合資、外資33.92％。從企業資本規模看，資本額在1億以上的企業約占31％，1000萬以下的企業占15.72％，其余企業在1000萬～1億元之間。

2.3　量表信度分析與探索性因子分析

本文問卷使用修正后項總相關系數(c1TC)來凈化測量項目，利用Cronbach’s a系數檢驗問卷的信度。計算結果顯示問卷項目各部分信度皆在0.7以上，說明問卷有良好的信度。同時每一部分的C1TC和信度分析均大于0.5，都不需要刪除。

經過主成分法提取出6個因子，其累計解釋方差百分比為84.06％，表示6個因子很好的反映了樣本的信息。經過方差最大旋轉后得出的因子載負荷矩陣顯示，因子分析法的分類結果和本研究預先假設的測量量表分類十分吻合，從而驗證了量表的結構效度(限于篇幅的原因，具體計算過程略)。根據因子分析的結果，將企業綠色創新活動分成技術、生產、營銷這3個活動的要素來測量，據此將假設修正為：

H1a.外部環境政策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有正向驅動作用；H1b.外部環境政策對企業綠色生產創新有正向驅動作用；H1c.外部環境政策對企業綠色營銷創新有正向驅動作用；H2a.綠色市場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有正向驅動作用；H2b.綠色市場政策對企業綠色生產創新有正向驅動作用；H2c.綠色市場政策對企業綠色營銷創新有正向驅動作用；H3a.企業綠色技術創新對企業績效有明顯正向影響；H3b.企業綠色生產創新對企業績效有明顯正向影響；H3c.企業綠色營銷創新對企業績效有明顯正向影響。

2.4　結構方程模型

本研究主要采用結構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Modeling，SEM)，使用AMOS軟件進行實證分析。分析分

兩步進行，第一步是測量模型的驗證，對于觀察變量指標與潛變量間的關系，驗證所設計的變量是否適合進入結構方程；第二步是結構模型評價，驗證潛在變量之間的關系。本文的潛變量共有6項，分別是環境政策、綠色市場、綠色技術創新、綠色生產創新、綠色營銷創新、企業績效，觀察變量共有21項(見表1)。

測量模型和結構方程的適配度檢驗均參考Bollen的建議：“應該慎重地參考多個不同類型且性質穩定的指數報告多項測量結果，而不能只依賴某一種選擇”選擇包括x2/df、RMSEA、GFI、AGFI、NFI、IFI、CFI在內的各項指標。

3　結構方程分析

按照前文的設計分兩步進行結構方程分析，驗證設計的模型并分析潛變量關系，并進行模型的擬合和評價。

3.1　測量模型的驗證(驗證性因子分析)

所有變量的測量模型如圖2所示，觀測指標和潛變量之間單箭頭上的數字表示因子負荷。通過對整體模型的潛變量進行驗證性因子分析，可以檢驗各變量之間的區別性。驗證性因子分析的擬合效果比較理想，x2/df=2.109，RMSEA=0.034，GFI=0.911，AGFI=0.906，NFI=0.873，IFI=0.929，CFI=0.903，除NFI指標略低于理想值0.9外，其余指標均優于理想值，測量模型有效。而從測量模式各因子的信度和效度看，所有測量指標的標準化因子負荷均大于或接近0.7，R2值均大于0.5，因子信度較高，AVE均大于0.5，可視為有很好的聚合效度。

3.2　整體結構方程模型構建

3.2.1　綠色創新的中介效應分析

為了驗證企業綠色創新活動在環境與績效關系中起到了中介效應，本研究按baron和Kenny所提出的判定中介作用的四個條件展開分析：第一，中間變量對自變量的回歸，即計算外部環保約束對綠色創新的影響；第二，因變量對自變量的回歸，即計算環保約束對企業績效的影響；第三，因變量對中間變量的回歸，即計算綠色創新對企業績效的影響。以上三步計算結果除第三步中企業績效對綠色營銷創新的回歸路徑系數不顯著外，其他路徑系數均顯著，說明環保約束對綠色創新的影響模型、環保約束對企業績效的影響模型成立，綠色創新對企業績效的影響模型基本成立，判斷中介作用的條件1、2和3得到證實。(限于篇幅的原因，具體計算數據不在此詳細列出。)

第四，企業績效同時對環保約束和企業綠色創新回歸。在中介模型下，環境政策、綠色市場影響企業績效的標準化路徑系數均明顯下降為不顯著，因此，根據判定中介作用的條件：企業績效同時對環保約束和綠色創新回歸，綠色創新的回歸系數達到顯著性水平，環保約束的回歸系數明顯下降甚至減少到不顯著水平，說明綠色創新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假設4得到了驗證。

3.2.2　模型擬合與比較

在確認綠色創新起完全中介作用的基礎上對模型進行擬合和評價比較。模型1是本研究設計的基礎理論模型，結構路徑設計為從環境政策、綠色市場到綠色技術創新、綠色生產創新、綠色營銷創新，再從綠色技術創新、綠色生產創新、綠色營銷創新到企業績效。另外構建2個測試模型，模型2從環境政策和綠色市場分別增加一條直接的路徑到企業績效，模型3中刪除了基礎理論模型中不顯著的路徑。模型運算結果如表2所示。

從三個模型的數據比較結果來看，比較模型3在各項指標方面要略微優于理論模型1和比較模型2；而理論模型1和比較模型3除了在x2/df方面有略微差異外，其他指標方面沒有差異，比較模型3剔除了理論模型中1關系不顯著的路徑，因此略有改善。雖然比較模型3的擬合程度較高，但是并沒有改變理論模型的變量間關系結構。此外，比較模型2中從環境政策和綠色市場到企業績效的路徑，在P

3.3　假設檢驗的驗證及結果分析

理論模型的假設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兩條影響路徑、一個中介作用假設基本得到驗證。驗證后理論模型見圖4。具體來看，除假設Hla和H3c外，其余均得到驗證。

(1)環境政策與企業綠色創新活動。環境政策總體上看對綠色創新起正向促進作用，其中環境政策對綠色生產創新的影響系數最大，其次是綠色銷售創新，對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不顯著。從這一結果中可以看出，由于目前國家對企業清潔生產、產品的綠色或環保標準都有了比較嚴格的強制規范，并進行了必要的檢查和監督，因此企業的創新活動也多在這兩個方面展開。而目前的環境政策對企業技術創新還不能起到很好的激發作用，出現這一現象可能源于并非所有的環境政策都能刺激技術創新，目前我們國家的環境政策還多以行政命令的“外部約束”為主，缺乏更有效的與綠色技術創新相關的專利保護制度、經濟手段、財政手段等“內部激勵”，這都可能影響對創新活動的驅動。

(2)綠色市場與企業綠色創新活動。綠色市場是企業進行綠色創新的正向驅動力，其中綠色市場對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最為顯著，其次是綠色營銷創新，再次是綠色生產創新。這說明綠色市場的壓力是企業進行技術創新的主要驅動力，大部分企業都已經意識到，要在現在的綠色化的市場競爭中獲得優勢，必須進行創新，創造自己的綠色技術優勢，領先一步。而面對越來越多消費者對綠色產品的青睞，企業也已基本具備綠色營銷的意識，用綠色產品吸引消費者，標新立異。

(3)企業綠色創新活動驅動力比較。從總體看，環境政策和綠色市場相比對企業綠色創新的刺激較弱，這也說明市場這一手段是刺激企業創新的主要驅動力，而我國目前的環境政策仍是以行政強制命令為主，缺乏有效的環境經濟手段，因此，大部分的企業面對環境政策，仍然是被動應對為主，政府強制的規定則執行，未強制的則避開。所以政府在政策制定上仍要強化環境經濟手段的運用，以激發企業的創新積極性和主動性。

(4)企業綠色創新活動與企業績效。整體來看，企業綠色創新活動對績效起正向促進作用，從創新活動3要素具體分析看，綠色技術創新對企業績效的直接效果最明顯，其次為綠色生產創新，綠色營銷創新對企業績效的效果不明顯，這似乎與一般認識不同。我們的解釋是相對于技術創新和生產創新直接從節能、降耗、節約和循環使用資源上人手提高資源生產力，降低成本從而提高效益相比，綠色營銷創新對企業績效的影響可能有一個被市場接受的過程。同時也說明目前企業受綠色需求驅動，綠色產品的開發上已經有了足夠的重視和認同，但是在綠色營銷手段的創新上還缺乏足夠的認識，綠色溝通手段或是綠色品牌的樹立還有待加強。

4　結論

在大樣本調查的基礎上，本文通過構建結構方程，實證檢驗了環境政策和綠色市場這兩類環保約束對企業綠色創新的驅動和企業綠色創新對環保約束影響企業績效的中介效應。主要得出了以下結論：

(1)環境政策和綠色市場是企業實施綠色創新活動的驅動力，其中綠色市場的拉動力要強于環境政策的推動力。企業績效與企業綠色創新活動直接正相關，其中綠色技術創新與企業績效的正相關最明顯。根據這一結論和模型計算結果，可寫出本研究的結構方程：

企業績效=0.34×綠色技術創新+0.33×綠色生產創新+0.07×綠色營銷創新+d4(殘差)

綠色技術創新=0.13×環境政策+0.43×綠色市場+d1(殘差)

綠色生產創新=0.24×環境政策+0.25×綠色市場+d2(殘差)

綠色營銷創新=0.23×環境政策+0.28×綠色市場+d3(殘差)

篇6

“所謂綠色技術是指遵循生態原理和生態經濟規律，節約資源和能源，避免、消除或減輕生態環境污染和破壞，生態負效應最小的‘無公害化’或‘少公害化’的技術、工藝和產品的總稱。”綠色技術可以分為三大類：一是綠色工藝創新，包括清潔工藝技術創新和末端治理技術創新；二是綠色產品創新，即開發各種能節約能源、原材料，少使用昂貴或稀缺原材料生產的產品，在使用過程中以及使用后不危害或少危害人體健康、少影響生態環境的產品,以及易于回收利用和再生的產品；三是綠色意識創新，主要是指培養、形成保護環境減少污染的意識的過程，如綠色教育、綠色營銷和綠色消費等。可見綠色技術是一種與生態環境系統相協調的新型的現代技術系統，它在減少企業生產的邊際外部費用的同時,一般也能降低企業生產的邊際內部費用。可見綠色技術是指根據環境價值并利用現代科技的全部潛力，最大限度地實現環境與經濟雙重目標的技術。

綠色技術創新是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有效手段。符合環境發展要求的技術創新能提高資源利用率，節約能源和原材料，減少環境污染，同時能提高企業將環境成本內化的能力。現有傳統技術應用所引起的環境污染、生態破壞和資源耗竭是最嚴重的負效應之一。在現有的技術經濟范式下，我國企業的生產過程基本上是線性和非循環的，消耗、浪費大量資源和能源，同時排放大量的廢棄物污染生態環境。人們越來越認識到“現有技術系統+末端治理”的模式在可持續發展中的局限性，提出了通過創新和擴散發展具有生態正效應的綠色技術的要求，以實現企業生態經濟可持續發展。

當前，我國企業生態經濟綜合效益較低的一個主要原因是綠色技術創新和擴散嚴重不足。而通過綠色技術創新和擴散，采用使經濟和生態環境相協調，具有生態正效應的綠色技術，推行生態化、清潔化的生產方式，能使原材料和廢棄物再循環利用，把污染物盡可能地削減在源頭和生產過程中，實現企業經濟增長和生態環境保護之間的良性循環。綠色技術創新和擴散應用可以取得巨大的生態經濟綜合效益，是我國企業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關鍵。

二、實現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所面臨的障礙

長期以來，我國一直采用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其特點是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導致了資源和生態環境的惡化。然而很多企業對綠色技術創新仍不夠重視，企業在選擇技術創新的模式和方向時，由于追求利潤最大化、資金投入少，綠色管理不利等往往不會主動選擇綠色技術創新，影響了企業的可持續發展。

第一，企業缺乏綠色意識。多數企業對眼前利益看得過重，對綠色技術創新關注較少，沒有從戰略高度來看待綠色技術創新擴散和應用。由于我國環境保護起步較晚，無論是消費者還是企業都缺乏對綠色消費的全面認識，綠色消費認識模糊使綠色產品市場秩序混亂，無法形成公平競爭局面，很多企業借綠色之名行污染之實。

第二，企業采用綠色技術不足。綠色技術要兼顧生態、資源、環境和社會后果，技術性強，復雜程度高，難度大，風險大，其技術投資和運行費用相當昂貴，這就使得企業不愿意采用綠色技術。同時，綠色技術與企業現有工藝、技術水平不匹配也是阻礙綠色技術創新與推廣的另一個因素。因此使得企業采用綠色技術嚴重不足。

第三，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人力、資金缺乏。綠色技術創新需要投入大量資金，需要高素質的人才。然而，“據有關資料顯示，企業基建資金中用于綠色技術創新的只有4.5%，更新改造投資中用于綠色技術創新的僅有1.3%，排污收費只占應征額的51.4%。另外，我國綠色技術創新資金占國民生產總值的0.7%，遠遠低于發達國家水平。我國勞動力素質偏低，科技力量薄弱，人才貴乏，資金得不到保障，使一些企業力不從心，延緩了綠色技術創新擴散與應用的速度。

第四，企業的綠色管理不力。企業組織結構不合理，創新組織不力，綠色技術開發中心和服務中心普遍尚未建立，技術信息網絡和信息傳遞機制不健全，嚴重阻礙了綠色技術創新。

三、促進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對策

1.建立健全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外部激勵機制

綠色技術創新所帶來的經濟效益具有外部性，使許多企業都有了一種“搭便車”的心理，這不利于中國企業的綠色技術創新。技術創新單靠市場機制的推動是遠遠不夠的，要依靠政府制定法律，頒布政策，資金和技術的大力支持等。

第一，政府政策法規的強制管理。這對綠色技術創新的作用是直接的，但要真正發揮政策法規的作用，就必須協調環境行政主體之間的利益，必須明確環境執法的具體程序，建立相應的環境行政司法制度，加強環境執法的可操作性，使環境執法更加科學化、規范化。

第二，政府環境管理的經濟刺激手段。推動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經濟手段主要包括排污收費及稅收等，其刺激效果取決于實際收費額及相應法規措施等各種因素。目前，我國已經出臺了“排污權有償使用和排污權交易”的相關政策。排污權有償使用和排污權交易將使企業在利益驅動下，珍惜有限的排污權，減少污染物排放，同時使企業成本真實反映環境保護的要求，從而達到防治污染的目的。

第三，國家產業政策、技術政策的客觀調節。我們應調整產業政策，適當增加環保投資，提高環保資金的利用率。對污染嚴重的產業、企業和工藝系統實行生產工藝排污許可證制度，以促進嚴重污染工藝的改造及老化設備的淘汰。

2.建立良好的企業技術創新的內部環境。企業要樹立綠色理念，形成有意識的、持續發展的經營理念和創新理論。綠色理念是企業在生產經營過程中形成的對綠色戰略的認同感，是企業文化的一個重要內容。企業經營者應樹立綠色經營理念，認識到實施綠色戰略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同時對企業員工進行綠色教育，使員工逐步認識到綠色戰略的實施關系到企業自身乃至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從而在生產經營過程中自覺地樹立、維護企業的“綠色”形象，提高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意識。

我國綠色技術創新必須加大企業資金投入，這是推進我國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重要對策和措施之一。要建立和完善綠色技術創新投資的動力機制，以企業為投資主體，加快構建我國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投資機制，拓寬投資來源，合理提高折舊率，逐步提高綠色技術創新的資金投入比率，建立健全企業融資機制，建立企業綠色技術創新風險基金等。最終形成綠色技術創新投資的動力機制和建立綠色技術創新投資的資金支持體系，推進我國企業綠色技術創新。

綠色管理是把綠色理念貫穿于經營管理中，這就要求進行企業管理系統創新，建立一種生態與經濟相協調的管理模式，以提高企業生態綜合效益，并推動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推行現代企業綠色管理，應調整與改革企業內部組織結構和功能，設立專門機構，建立一套自我完善、自我約束的環境管理體系，加強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決策，在企業綠色技術創新全過程中加強環境審計。還應建立綠色創新保障機制，包括綠色人才激勵機制，創新資金籌措機制，“綠色”宣傳和培訓機制等。

3.建立健全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社會配套服務體系。技術創新社會服務體系是技術創新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目前，我國連接企業和技術市場，整合社會科技資源，開放式、網絡化的技術創新服務網絡、為企業發展循環經濟提供節約資源、保護環境的適用性技術、提供咨詢與服務的組織較缺乏。因此需要整合環保部門、產業界與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力量，成立集咨詢、技術服務、中介機構、風險投資等職能于一身的技術創新服務和促進中心，進行關鍵技術和共性技術的研究、國外先進適用技術的消化吸收和創新，以及咨詢服務、技術培訓等，為企業技術創新服務。

同時應建立技術信息網絡和信息傳遞機制，及時向社會有關循環經濟的技術、管理和政策等方而的信息，以使企業及時了解國內外循環經濟技術創新和擴散的最新發展動態，提高技術創新信息的傳遞效率和準確性，提高創新效率。同時企業應結合自身實際，利用外界力量合作創新，如與科研機構、高等院校的合作創新。環保部門不僅要加強法規、標準的執行和監督力度，而且要積極起到中介、協調和服務的作用，提高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能力。

綠色技術創新是保護環境，實現企業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由于我國一些企業技術水平低下，缺少綠色技術創新的資金、人才以及激勵措施，嚴重阻礙了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擴散與應用。為了促進企業綠色技術創新，國家應積極構建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外部環境，企業自身也要提高綠色技術創新能力，通過與科研機構、高等院校的合作創新，有步驟地推動綠色技術創新在企業中的推廣，實現企業的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1]王忠學秦書生:《論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科技成果縱橫，2003年第6期

[2]彭攀丁丹:《略論綠色技術創新》，學術交流，2005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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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273.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6）05-0015-02

一、研究背景

自20世紀90年代起，經過20多年的發展，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發展和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顯著增長，以及中國從“溫飽”型社會向“小康”型社會的成功轉型，人們對農產品和食品質量的要求越來越高，尤其是對無公害食品、綠色食品的要求。廣大消費者對綠色食品的認知程度也越來越高，綠色食品的發展已經初步具備了比較深厚的市場消費基礎，因此，積極探索提高綠色食品的質量和創新績效至關重要。2012年，我國綠色食品產品國內年銷售額達到3 178億元，出口額為28.4億美元。2013年，我國共認證綠色食品企業3 229家，產品7 696個。全國累計有效使用綠色食品標志的企業總數為7 696家，產品總數為19 076個。2013年，國內綠色食品年銷售額達到3 625.2億元，出口額達到26億美元。顯然，綠色食品已經成為21世紀人類的主導食品，國內外對綠色食品青睞程度明顯提高。據調查，77%的日本消費者只選擇符合生產標準的產品；80%的加拿大消費者寧可多付10%的錢也愿意購買綠色食品；84%的荷蘭消費者、89%的美國消費者和90%的德國消費者在購買食品都會考慮質量標準和環境標準。因此，綠色食品企業如何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創新績效、保證綠色食品質量就變得非常重要。

二、理論基礎

“社會網絡”最早是由國外學者提出的，將其應用在心理學中的人際關系行為理論和社會學中的組織管理理論等領域。直到20世紀60年代后期，國外專家和學者才廣泛認同社會網絡理論，各種觀點和理論層出不窮，并且已經完成許多有價值的成果。目前，基于社會網絡視角研究企業創新績效是國外學者研究的熱點，主要集中在企業網絡對企業創新績效的影響。Elizabeth Rosenthal （1997）[1]利用分層線性模型研究社會網絡與團隊績效的關系、社會網絡的異質性與團隊績效變動呈顯著相關關系，指出企業可通過個人網絡把資源整合和技術創新聯系起來，對提高企業團隊績效具有重要作用。Bat&Batjargal（2007）[2]通過比較中國和俄羅斯企業家的社會資本，發現企業家的社會網絡對企業的創新績效有顯著正向影響。

中國國家農業部于1989年最早提出了“綠色食品”的概念，緊接著在1992年設立了“中國綠色食品發展中心”。劉連馥（1998）出版了《綠色食品導論》一書，系統地論述了綠色食品產業發展的基本理論，包括綠色食品的概念、標準、技術、管理等方面的內容，提出了如何構建我國綠色食品產業發展體系和未來發展戰略。李志純（2014）[3]認為綠色食品產業是一項民生產業，從開發綠色農業、建立專業流通市場、創新綠色科技、實施流通全程監控以及建立企業聯動機制5個角度提出了綠色食品企業創新發展的建議。蔡鐳（2004）[4]通過對浙江省綠色食品發展的實證研究，提出綠色食品企業要適應新形勢、新發展階段的要求，就應該創新思路，加強綠色食品企業管理與服務體系建設。這是綠色食品企業開展工作的主要內容，也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農業和農村經濟管理部門轉變職能，改進工作方式，強化公共服務和管理的重要職責。趙大偉（2007）[5]認為，中國綠色食品產業已進入成長階段的中期，客觀上綠色食品企業要求積極進行技術創新，以促進其整體上的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才能夠提高企業在市場上的競爭力，而在綠色食品企業技術創新過程中，科研機構和政府政策的導向具有重要的作用。

三、社會網絡對綠色食品企業創新績效的影響

綠色食品企業社會網絡是綠色食品企業獲取創新資源和創新信息最直接的渠道。綠色食品企業構建的社會網絡是指由具有社會關系的綠色食品生產企業、零售企業、批發企業等眾多綠色食品企業構建的網絡，這些網絡成員擁有龐大的信息流和知識流，能為提升企業創新績效提供巨大幫助。綠色食品企業社會網絡是網絡成員之間為了獲取新資源和了解有關綠色食品創新發展的最新動態而自發組建的保持長期穩定聯系的動態組織，其網絡中存在多種社會關系，網絡成員之間通過直接方式或間接方式建立的社會網絡關系有利于企業間知識傳播和技術擴散，從而能夠強化企業的創新管理能力和技術創新能力。

通過企業之間聯系構建的社會網絡，能夠促進企業之間相互分享經驗，主動消化吸收知識及進行創新學習，使企業合理配置創新資源。尤其是在競爭非常激烈的綠色食品市場上，更需要綠色食品企業增強創新學習的動力，開拓創新思維，從而提升綠色食品企業的創新績效。相對發達國家而言，雖然我國綠色食品產量較大，但綠色食品產業發展緩慢、生產技術相對落后、流通效率低和創新能力薄弱。所以，我國綠色食品企業之間有必要聯系起來共同學習國外先進管理經驗和技術知識，從而利用積累的資源和經驗使企業開展持續性創新及突破性創新，進而全面提升企業創新績效。筆者分析了綠色食品企業社會網絡中的網絡密度、網絡關系強度及網絡中心性作對綠色食品企業創新績效的影響。

（一）網絡密度對綠色食品企業創新績效影響

綠色食品企業社會網絡作為企業獲取創新資源的重要途徑，必然對企業創新績效具有顯著影響作用。企業社會網絡密度是網絡中行動者與其有關系的行動者之間聯系的頻繁程度，綠色食品企業網絡密度越大，表明企業成員之間的聯系越頻繁，就越容易分享和探討信息。比如，企業之間開展科研創新活動、建立技術創新聯盟戰略、制定企業管理創新機制、開展“公司+基地”的綠色食品運營模式等等。而企業網絡密度恰好可以為企業提供創新合作的平臺，這對于提升企業的技術創新績效和管理創新績效具有積極影響作用。

（二）網絡關系強度對綠色食品企業創新績效影響

網絡關系強度是衡量企業社會網絡中網絡成員之間關系緊密程度的變量，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綠色食品企業獲取知識和資源的質量和多少，進而影響企業組織學習能力。強網絡關系代表著網絡成員之間關系緊密，相互之間了解更透徹，比其他網絡成員更熟知對方的行為習慣和學習方式，有利于企業之間分享新知識和新資源，從而開展合作進行共同學習和互助學習，縮短知識獲取時間、增加共享知識廣度及提高知識利用效率。再者，強網絡關系意味著網絡成員之間的信任度較高。企業之間的關系強度不僅僅是通過頻繁聯系建立起來的，更重要的是有彼此之間的信任才可以構建強網絡關系，使知識、資源在網絡中傳遞和分享，將其與本企業資源進行整合。高頻率關系的社會網絡提高了信息在網絡中的傳播速度，增強了網絡成員之間的信任，是保證綠色食品企業市場地位和推動開展創新活動的主要動力。

（三）網絡中心性對對綠色食品企業創新績效影響

綠色食品企業社會網絡中心性是指企業在網絡中的位置，通常用于評估行動者在網絡的重要程度，這種重要程度一般指行動者在網絡中的信譽度、社會地位、影響力等。其綠色食品企業網絡中心性越大，表明在網絡中的信譽度、社會地位、影響力也就越大，所支配的資源和信息量就更大，自身就具有支配力量，掌握著先進的管理經驗，借鑒和學習擁有較好的管理模式和較高管理水平的綠色食品企業的機會越大，對其自身的管理創新績效和技術創新績效提升就越有利。

四、結論

社會網絡是企業獲取有效資源和信息的關鍵路徑。提升創新績效已成為綠色食品企業保持核心競爭力的關鍵，而綠色食品企業僅憑自身資源和優勢提升創新績效是很難成功的，必須要與社會網絡中的成員保持頻繁的聯系。綠色食品企業社會網絡掌握著豐富的資源和知識，這些資源和知識在網絡中流轉，尤其是像管理經驗及管理模式等顯性信息，對提高綠色食品企業創新績效具有顯著影響作用。企業社會網絡作為企業對外溝通的橋梁，要與其他網絡成員分享本企業的資源，不僅可以獲得網絡中潛在信息，還可以得到隱含信息，其中，隱含信息及技術對提升企業創新績效是最有價值的。企業社會網絡為企業之間更好的溝通與交流提供了平臺，增進了企業之間的關系密度，無論是競爭關系還是合作關系都能給企業管理創新和技術創新帶來機遇。

參考文獻：

[1] Elizabeth Rosenthal.Social networks and team performance[J].Team Performance Management，1997，3（4）：288-294.

[2] Bat，parative Social Capital：Networks of Entrepreneurs and Venture Capitalists in China and Russia[J].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2007，3（3）：400-413.

篇8

中圖分類號：F303．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642X(2015)12－0043－04

作者簡介：李杰中(1983－)，男，湖南新化人，講師，碩士，主要研究方向：技術創新與科技服務

一、問題提出

環境友好型農業技術創新是推動農業可持續發展的有效途徑。國外學者肯定了其重要性，研究主要集中在技術特性、影響因素、激勵政策等方面。［1－4］國內從環境友好角度研究農業技術創新較少，集中在農戶采用行為、產業政策對創新效應的影響、創新績效評價等方面。［5－7］國內外現有研究微觀上多集中于創新過程，宏觀上側重于對農業經濟影響的研究，跨學科的綜合研究較少。對于激勵創新，多聚焦于對農戶采用行為的刺激，缺乏對農業企業的研究。創新獲利問題與激勵創新關系緊密，以專屬制度與互補性資產為核心要素建構了創新獲利(profi-tingfrominnovation，PFI)模型［8］，從AtulNerkarandScottShane關注技術因素，到Jacobides的產業結構因素，再到Christensen的商業模式因素，研究框架得到拓展。國內研究起步較晚，主要有：系統介紹PFI理論、專屬制度內生演化與PFI模型修正、商業模式與創新獲利的關系等。［9－11］目前沒有涉及農業企業創新獲利問題的研究，但現有成果為本課題研究供了重要的理論支撐和學術參考。農業企業是農業現代化的重要主體，明確的市場導向、較高的成果轉化率以及高效的市場運作效率使農業企業成為農業技術創新的重要組成部分，“公司+基地+農戶”“公司+合作社+基地+農戶”等利益聯結逐漸完善，農業企業創新發展的示范帶動與技術擴散效應日益凸顯。農業企業從其創新行為中獲取足夠的收益是激勵企業脫穎而出的關鍵，已有創新獲利問題的分析主要集中于制造業領域，研究多基于封閉式創新情境，環境友好型農業技術創新本身具有明顯的外部性，創新主體多元化，創新過程的非連續性和創新環節的相對獨立性，農業企業處于開放式創新情境中，經典的創新獲利理論面臨著農業技術創新的挑戰。我國農業多樣性資源豐富，發展特色現代農業前景廣闊;另一方面，對近年來高速發展的中國而言，農業依然是“短板”。農業資源環境約束加劇、科技含量不高，以及人們對生活質量、食品安全、生態環境要求的提高，新常態下我國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式勢在必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環境友好型農業技術創新是創新驅動農業發展的關鍵抉擇。因此，對農業企業環境友好型技術創新獲利影響因素進行專門研究很有必要且意義重大。

二、環境友好型農業技術創新特性

明確環境友好型農業技術創新的特性是識別創新獲利影響因素的基礎。環境友好型農業技術創新將環境保護和資源節約納入創新過程，注重通過技術革新推動可持續發展，創新具有諸多獨特之處。

(一)正外部性

環境友好型農業技術創新具有顯著正外部性。正外部性是由于創新的對象和創新的結果形成的，在農業領域，創新關注土地、水等環境的承載力，力圖節約集約利用生態資源，綜合新品種培育、新型無公害農藥化肥和生態化栽培技術等實現經濟、社會與生態效益的有機統一。在創新過程中，知識與技術的外溢傾向較為普遍，新的環境友好型農業技術即便先在農業公司形成和應用，但在公司和農戶的互動過程中，技術往往最開始在周邊農戶中得到擴散，客觀上導致了創新對外部影響的正效應;從創新結果看，某一創新主體的環境友好型創新行為最終的價值突出表現為生態環境的改善，而環境作為公共物品屬性，社會全體共同享有創新成果，綠色農產品的供給也增進了整個社會的福利。

(二)創新主體多元化

環境友好型農業技術創新是一項系統性工程，涉及農業企業、農戶和農業合作社等多元主體。主體之間為了創享價值通過一定的平臺和利益聯結方式集合在一起，如“公司+農戶”“公司+合作社+農戶”等組合形式在我國農業生產領域愈發普遍，主體的聯結匯聚了創新發展的不竭動力，在公倍數基礎上結成了豐富多彩的創新成果;主體間的競爭和博弈關系也始終存在于創新過程，不同主體的利益訴求既相互交織，又相互區隔，在長期合作的框架下，關注重點不盡相同，利益摩擦在所難免。多元主體意味著創新分工和角色扮演的不同，錯綜復雜的網絡關系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創新的格局和態勢。建立多元主體的利益調節機制和針對性的激勵機制是環境友好型農業技術創新需要解決的重要議題。

(三)高風險性

環境友好型農業技術創新投入風險較高。第一，創新外部性易導致機會主義和搭便車行為，分散不確定的技術變革和創新的多元化主體增加了投資風險。一些情境下，創新投入巨大人力、物力和財力，但是創新成果難以獨占和獨享，市場價值被后來者瓜分。第二，農業領域創新特性決定了創新周期長，創新受經濟與自然規律的支配，前期投入較大，沉淀成本高，效果顯現延時長，有時甚至投資難以收回，創新成效和投資回報不確定性極高。例如，新品種的培育研發時間跨度大，有時甚至需要一代代科技人員的接替努力，并受自然環境和生物特性的牽制，無形中增大了創新的風險系數。第三，我國制度和市場環境的不成熟易致使創新成果在市場中失靈，特別是綠色農產品檢測技術的滯后、知識產權制度不健全等造成綠色農產品市場出現大量機會主義行為，或創新產品與人們思想認識和消費觀念不符，都導致了環境友好型農業技術創新的高風險性。

三、農業企業環境友好型技術創新獲利

的影響因素及其作用機理創新獲利反映農業企業占有環境友好型技術創新收益的能力，農業企業從創新中獲取更多的利益，激發創新的動力就越強。明確農業企業環境友好型創新獲利的影響因素是制定有效激勵措施的關鍵，影響因子既包含創新過程因素，也涉及創新系統外的輔助支撐要素。

(一)利益聯結方式

農業企業與相關者的聯結方式決定了創新利益的分配，成為影響獲利的核心因素。環境友好型農業技術創新往往需要依靠土地等農業資源，在我國，由于特殊的土地政策和農業生產環境，農業企業進行產業化運作時需要與廣大農戶等聯合才能獲取創新互補性資產，進行優化配置和實現創新價值。在“公司+農戶”“公司+基地+農戶”“公司+合作社+基地+農戶”“公司+政府派出機構+基地+農戶”等組合形式下，農業企業創新獲利面臨諸多新問題和挑戰。知識技術的溢出風險與利益聯結方式有著密切的關系，“公司+用戶”以契約關系為基礎，以定向訂單作為主要的交互媒介，訂單價格博弈成為關系走向的決定性因素。雖然公司與農戶由于某種共同的利益追求結合起來，但在這種松散的合作創新關系中，合同的約束力不強，機會主義和搭便車行為難以避免，技術的外溢引致的效益溢出大大削弱了農業企業的獲利能力。“公司+基地+農戶”利益聯結模式下，基地作為重要的調節力量被引入，是對“公司+農戶”實踐的升級。

農業公司與農戶和基地簽訂協議，一般情況下，農戶進行農產品種植生產，公司加工制造，基地作為中介，在生產資料采購、標準化生產和規范化管理等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公司向農戶提供技術服務。農業企業將環境友好型創新成果有目的地擴散給農戶，最后與農戶、基地分享創新效益，在預期的收益蛋糕中，農業企業能占有多少份額，這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企業在關系網中地位的確立，是否具有主導控制權影響了其在創新聯盟中的議價能力。產業鏈中農業龍頭企業往往能降低創新獲利的不確定性，占有更多的收益。“公司+合作社+基地+農戶”模式中，農戶不再直接面對公司進行討價還價，而是組成專業合作社，以集體名義與之協商，改變了利益關系中的力量對比，信息不對稱問題得到緩解，內部監督、合作社的委托權限、各主體關系的緊密程度確定了創新發展的態勢，農業企業的創新獲利能力既受到了博弈方力量增強的牽制，也因更穩定的利益互惠關系而得到保障。“公司+政府派出機構+基地+農戶”利益關系中，政府派出機構如鄉鎮農技站擁有較為豐厚的資源和廣泛的關系網，借由派出機構與農戶互動，提供技術推廣和指導服務，雖政府派出機構與農戶的親和度可能不如專業合作社，但能大大減少了企業的交易與協調成本，降低了合同違約風險。在環境友好型農業技術創新過程中，因為鄉鎮農技推廣站等的參與，新技術難以由某一主體獨自掌控，技術溢出風險加大，并且政府派出機構作為非營利性的組織，政府行為的作用可能使環境友好型農業技術創新難以完全按市場化模式推進，給農業企業創新獲利增加了新的不確定性因素。

(二)技術創新成果產業化發展模式

以農業企業為依托，環境友好型技術創新成果產業化發展模式按產權歸屬可劃分為產權獨占型和產權共占型，產權歸屬影響創新獲利的獨占性機制，創新價值的實現和占有受制于產業發展模式。產權獨占型是環境友好型農業技術創新系統中的某一主體獨自占有某項新技術的產權，一般該主體就是技術的實際研發和掌握者。一方面，如果農業企業是產權的擁有者，在知識產權制度保障的框架下，企業并不是通過獨自占有技術獲得收益，而是通過技術擴散轉移讓農戶采用，在可控的利益聯結網絡中，借助全產業鏈運作，技術與農戶結合，與土地等資源結合，因而產生實際應用價值。在此過程中，環境友好型農業技術本身的信息編碼隱晦和復雜有利于防范利益關系網之外的模仿者，降低體系內創新價值實現機制失靈的風險。另一方面，當技術被企業之外的主體如農業科研院所獨占時，農業企業通過市場交易獲得新技術，并進行產業成果轉化，產出創新價值。當然，此時產權歸屬清晰，管理相對較容易，但如果只是通過交易獲得技術，而未有供應方后續技術支持和保障，商業化應用難度重重。產權共占型在協同創新和共同產業化運作中較為多見，農業企業與相關環境友好型技術占有者以各自不同的資源、資本和技術投入商業運營，依據其黏合的程度可分為合作生產、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公司模式。合作生產模式中，農業企業與技術共占方簽訂協議，明確各自權利和義務，進行環境友好型農業科技生產運作，按合同約定分配創新收益。農業企業獲利占比很大程度上受參與方技術折算為股份多少的影響。如果技術風險較高，投入資金多，創新主體相關方傾向于組建有限責任公司的形式將共占新技術進行產業轉化，共同解決場地、設備、資金和技術層面的問題，基于資本投入和責任分擔的農業企業創新獲利能力將變得穩定和可持續。股份公司是在進行可行性論證基礎上，通過發行股票，將社會資本吸收進創新過程中，撬動系統創新，放大了創新收益，農業企業的實際擁有股份決定了創新收益的占有。

(三)產業政策的生態化傾向

產業政策是對產業發展作出的規劃、引導、扶持和限制等政策的總和，具有生態傾向的產業政策對環境友好型農業技術創新各階段施加了持續的影響，從綠色研發到生態生產種植，直至綠色化營銷，政策的激勵和約束不能忽視。有關綠色農業產業政策營造了環境友好型農業技術創新的情境，能彌補市場機制的缺陷，進而優化創新資源配置。農業企業技術創新與產業政策的耦合度成為創新能否順利推進并多大程度上獲利的重要影響因子。一般來說，如果一個國家或地區有良好的關于生態農業的政策和制度安排，并且農業企業掌握或通過市場交易獲得的環境友好型技術屬于當地政府所重點支持技術研發和推廣范圍，那么，農業企業更容易從政策利好或實際資金資助中獲得創新的動力，技術的市場化運作和價值的實現阻力減小，特別是隨著生態文明建設和農業轉型升級推進，約束性措施的出臺使得農業企業環境友好型技術創新獲利前景更加光明，獲利空間更為可期。而在產業政策不健全，甚至沒有引導生態農業發展的地區，農業企業環境友好型技術創新顯得冒險而舉步維艱，與傳統技術相比，創新短期內的收益難有優勢，更多企業在利益的驅動下傾向于采取掠奪式的農業生產而牟利，農業企業環境友好型技術創新獲利遭受嚴重挑戰。總之，生態化傾向明顯的產業政策對農業企業創新獲利能力具有正向提升效應，反之則限制了獲利能力的發揮。

(四)市場的綠色化程度

農業企業環境友好型技術創新獲利最終要通過市場來實現，創新結果是否成功由市場中的消費者說了算，這里的市場有更廣泛的意涵，既包括一般的綠色農產品消費市場，也包括農戶采用和購買有機肥或緩控釋肥等創新成果形成的生產資料消費市場。市場營銷作為創新鏈的末端環節，對農業企業創新獲利產生重要影響。通常，市場的綠色化程度越高，農業企業越有可能從創新中獲利，市場綠色化程度不高，企業的獲利能力會受到嚴重的制約。消費者是市場的主體，其消費意識和購買認知是否具有綠色化考量，是否了解和接受綠色化農產品并愿意為此支付可能更高的價格，是形成綠色化市場的根本，難以想象一項尚未得到消費者認可的環境友好型技術創新能成為可靠的獲利來源。綠色農產品認證是促使市場綠色化的必要之舉，通過認證的創新成果以顯著的標志提供差異化的服務，提高了產品的辨識度，乃至使成果脫穎而出并取得競爭優勢。當然綠色認證過程中的權利尋租行為也可能侵蝕農業企業的創新利益。市場監管力度對于規范綠色消費市場，規避市場中的機會主義和敗德行為意義重大，尤其是在我國特有的制度情境下，強力的市場監管是市場綠色化的穩定器，為農業企業創新獲利保駕護航。

四、結論

農業企業環境友好型技術創新獲利有別于制造業領域的創新獲利，與傳統的農業技術創新相比也顯示出特殊性。由于創新受社會經濟規律與自然規律的雙重支配，也受互補性資產的牽制，即需與土地等自然資源結合方能實現創新價值，并且環境變量導入創新全過程，環境友好型農業技術創新具有顯著的正外部性、主體多元化和高風險性特征，使得農業企業的創新獲利復雜而充滿不確定性。農業企業創新獲利受到創新過程因素和創新系統輔助要素的多重影響，創新的利益聯結方式、技術創新成果產業化發展模式、產業政策的生態化傾向和市場的綠色化程度成為決定農業企業創新收益占有的關鍵變量。總之，對農業企業環境友好型技術創新獲利影響因素的分析將創新獲利問題拓展至了農業領域，有利于完善創新獲利的理論體系;為激勵農業企業環境友好型技術創新奠定了理論基礎，有助于發揮農業企業在創新成果轉化和市場化運作方面的效能，釋放農業企業社會化服務紅利，促進農民增收和推動綠色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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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06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04（2013）02?0029?05

綠色技術創新不僅可以實現傳統技術創新帶來的經濟效益，同時在生產中將外部環境污染內部化，緩解甚至消除矛盾，是解決“經濟—環境”發展難題的有力工具。目前國內對于綠色技術創新這一話題的探討并不多，現有的研究大都是從綠色技術創新的必要性進行理論闡述，落腳點主要集中在綠色技術創新會產生什么影響，而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因素研究卻很少涉及。基于此，本文對中國綠色技術創新的現狀進行梳理，并實證研究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因素，以便為制定中國綠色技術創新的相關政策提供依據。

一、文獻綜述

對綠色技術創新的研究起源于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但學術界至今還沒有形成較為統一的概念。如braun & wield將綠色技術定義為：減少環境污染，減少原材料和能源使用的技術、工藝或產品的總稱[1]。kemp等人認為，綠色技術創新是因避免或減少環境損害而產生的新的或改良的工藝、技術和產品[2]。根據戴鴻軼等的研究結果，國外學者更傾向于使用“環境技術創新”，而國內的學者更常用“綠色技術創 新”[3]。這些概念很大程度上表達的內涵是一致的，本文將沿用“綠色技術創新”這一術語。對綠色技術創新研究意義已經得到學者們的普遍認可，他們認為與一般的技術創新相比，綠色技術創新既可以產生正的溢出效應，同時也可以將負的環境效應內部化。從宏觀角度看，綠色技術創新被視為全球綠色轉型和發展低碳經濟的核心手段[4]；從微觀的企業角度看，綠色技術創新是增強企業競爭優勢的有力途徑[5]。

大多數學者認為合理的環境規制是促進綠色技術創新的重要手段。經典的波特假說表明環境的典型公共物品屬性決定了市場機制對其配置的低效率，企業不會主動進行綠色技術創新，政府進行環境規制，可以使企業將外在的成本內部化[5]。在此基礎上，一些學者將環境規制進行分類，探討不同的規制手段對于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程度。如brunnermeier & cohen把環境規制分為污染治理控制支出和政府檢查監測活動，分別討論對于美國制造業的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結果表明污染治理控制支出與綠色技術創新之間的聯系很小，而政府檢查監測活動的加強并沒有使綠色技術創新得到相應的增加[6]。按照環境規制對經濟主體排污行為的不同約束方式，paul & robert將環境規制分為命令—控制型規制和市場激勵型規制。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對于企業必須達到的環保目標以及采用的技術標準都做了嚴格的規定，手段過于剛性；而市場激勵型環境規制是政府制定相關的政策法規，鼓勵企業通過市場信號來做出行為決策，刺激企業進行綠色技術創新[7]。kathuria的研究結果表明在轉型中的發展中國家，相對于傳統的命令控制型工具，市場激勵更能通過較低的成本實現較高的環境收益[8]。

盡管環境規制已經被證明是促進綠色技術創新的有效手段。但也有學者提出：現有的工業主流技術對化石能源有高度的依賴性，同時政治、經濟、社會與其結成一個“技術—制度綜合體”，形成了一種共生的系統內在慣性，導致技術鎖定和路徑依賴，致使綠色技術創新在傳播與擴散上面臨著阻礙[9]。因此，眾多學者從創新經濟學和演化經濟學的角度出發，探討綠色技術創新的其他因素。

從現有的國內外研究可以看出，國外的學者大多以環境規制和綠色技術創新為研究對象，探討兩者的互動機制，鮮有考慮其他重要的因素。而國內的研究起步相對較晚，加之綠色技術創新數據獲取的難度較大，大多文獻僅討論環境規制與技術創新的關系，并沒有細分到綠色技術。本文試圖克服以往研究的不足，基于中國綠色技術的專利數據，先對中國綠色技術創新水平的現狀進行統計分析

再利用中國省際的面板數據，實證分析了環境規制、r&d投入、經濟發展水平等多種因素對于綠色技術創新水平的影響。最后根據實證結果提出政策啟示以期為提高綠色技術創新水平提供相關依據。

二、中國綠色技術創新的發展現狀

技術創新的衡量有多種標準，如使用專利數據[6]，或者使用r&d的投入強度[10]，其中專利是被廣泛應用來說明技術創新水平的指標。這是因為專利申請情況通常與新技術的發展一致，并且可以用來追蹤技術轉移的狀況[11]。

基于此，本文采用有關綠色技術的專利來衡量綠色技術創新水平，數據來源于中國知識產權網（http：// cnipr.com/）。使用python軟件進行程序設計，搜集了專利檢索平臺中“綠色技術”類別下的所有專利信息，來進行實證分析。

（一）綠色技術創新的時間變化特征

整體上來說，2003—2009年中國的綠色技術創新水平大致可以分成兩個階段（圖1）：第一階段為2003—2005年，綠色技術專利申請量呈現緩慢波動狀態；第二階段為2006—2009年，專利申請量增長趨勢十分明顯，說明環境問題已經引起了各方的重視。從綠色技術創新涵蓋的范圍來看，圖2所示6類綠色技術創新的增長趨勢與圖1基本保持一致[12]。總體上來說，

2003—2005年，各類綠色技術專利的申請量的波動較小。2006年后，各類綠色技術呈現出爆發式增長，其中增長速度最快的是能量供給線路，其次是軌道車輛和風能。

從綠色技術專利的時間趨勢上來看，這同中國政府在環境規制方面做出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2006年，中國政府第一次發表了《中國的環境保護（1996—2005）》白皮書，宣布將環境保護確立為一項基本國策。國家環保局開始著手整頓化工石化等高污染產業，對違法項目的處理從“立即叫停”轉變為“限期整改”，維持經濟的持續發展。同年，《可再生能源法》正式開始實施，能源法律法規群日趨完善。

（二）綠色技術創新的區域分布狀況

綠色技術創新水平在各個省份的發展差異較為明顯，存在區域失衡的現象。以2009年為例，中國各地區平均綠色技術專利申請量為425項，僅有7個省份（廣東、江蘇、北京、山東、上海、浙江、遼寧）高于平均水平。其中申請量最高的省份為廣東，高達 1 846件，而最低的海南和寧夏僅為14件，詳見圖3。

中國綠色技術創新的區域分布有兩大特點：一是專利申請量僅集聚在幾個經濟較發達的省份，廣東、江蘇、北京、山東、上海和浙江六省的綠色技術專利申請量占全國的61%；二是綠色技術創新水平分布同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存在較高的一致性，東部的平均申請量為958項，遠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東北和中部的創新水平較為相似，平均申請量為492項和323項，而西部與其他地區創新水平相差懸殊，平均申請量僅有135項。

從基本現狀可以看出，中國綠色技術創新的整體發展勢頭強勁，但是在區域層面上卻存在嚴重的不平衡。為了深入分析這一現象后面的深層次原因，我們將通過實證研究來分析中國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因素。

三、中國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因素分析

（一）指標選取與變量說明

在分析中國綠色技術創新現狀的基礎上，本文將從環境規制、經濟發展水平、r&d投入、外商直接投資這四個方面來探討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因素。由于環境污染的負外部性，現有國內外文獻大多把關注點放在環境規制方面，而作為技術創新的一個子集，綠色技術創新同樣會受到r&d投入、經濟等因素的影響。本文收集了2003—2009年中國30個省、市、自治區（西藏數據缺乏，已剔除）的面板數據，以綠色技術創新水平作為因變量，進行回歸分析。

環境規制可以分為命令—控制型規制和市場激勵型規制[7]。命令—控制型規制是強制性的政策手段，是立法或行政部門根據相關的法律、法規和技術標準，直接規定污染者污染排放限度和方式的規章制度，企業必須遵循，否則會受到法律或行政的處罰。“三同時”是中國獨創的環境規制手段，它規定建設項目中防治污染的措施必須與主體工程同時設計、同時施工、同時投產使用，有力的防止新污染的產生。市場激勵型規制是鼓勵企業通過價格、稅收等市場信號來做出行為決策，它考慮了不同企業的成本差異問題。排污收費制度是中國較早使用的市場激勵規制，也是國內學術界普遍使用的指標。本文選取“三同時”執行

合格率和單位gdp的排污費分別作為命令—控制型規制和市場激勵型規制的指標。

從綠色技術創新水平的現狀中可以看出，綠色技術創新水平呈現區域分布的不均衡性，與中國的經濟發展現狀相一致。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也是不容忽視的影響因素。經濟發展水平可以分為經濟發展規模和產業結構。本文引入人均地區生產總值指標來表示地區經濟發展規模，來分析它對綠色技術創新水平的影響因素。工業比重較大也是我國產業結構的特點之一，工業是污染排放量最大的行業，也是最有可能發揮綠色創新技術最大效用的行業，故本文采用工業比重來表征產業結構。

現有文獻對于r&d的投入大多從經費和人員兩個角度進行衡量。其中r&d人員是研發活動賴以進行的重要資源，被看作是經濟和競爭的關鍵因素，同時從某一方面也可以反映一個國家或者地區的科技創新水平[13]。本文選取各地區r&d人員數來衡量r&d投入對于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

技術外溢效應是外商直接投資（fdi）影響被投資國技術創新的重要方式[14]，同時也帶來了污染轉移。

然而隨著清潔發展機制的出現，fdi也帶來了國外先進的綠色技術。外商直接投資對于綠色技術創新帶來的影響一直是學術界爭論的熱點。基于此，本文選取人均外商直接投資額來表征外商投資因素。

（二）模型構建

本文構造如下的面板數據模型來實證分析中國綠色技術創新水平的影響因素。為了消除異方差性，本文對于部分變量進行了對數化處理：

命令—控制型規制對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作用并不明顯，而市場激勵型規制對綠色技術有著顯著的影響。從不同環境規制的特點來看，命令—控制型規制的“技術強制性”往往使得被約束者不得不使用高成本的污染控制手段以達到規定的污染控制標準。雖然這類規制手段有促進綠色技術創新的可能性，但是“一刀切”的排放標準對追求較低污染排放的技術創新刺激并不明顯。從回歸結果來看，市場激勵型規制可以有效提高企業的綠色技術創新水平。排污收費等政策工具考慮了企業的減排的成本，利用市場力量有效的配置排污者的減排成本。從企業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發，市場激勵型規制可以持續激勵企業進行綠色技術創新，去進行最大限度的污染削減。這與眾多學者的研究結果是相吻合的[7?8]。

經濟發展水平中經濟規模對于綠色技術創新水平的提高有著顯著的促進作用。地區人均gdp的回歸系數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表明發達地區的綠色技術創新水平明顯高于經濟較為落后的地區。經濟發達的地區區位優勢明顯、資金實力雄厚、科研能力較強，因此綠色技術創新水平也較高。在產業結構方面，工業比重的增加未表現出對綠色技術創新水平的促進作用。“十一五”期間，盡管政府對于減排做了諸多努力，但是環境保護計劃指標仍沒有完成。目前我國的工業生產對于非清潔能源如煤炭等依賴較大，綠色環保技術在推行中也困難重重，產業的優化升級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和較長的時間，并非一蹴而就。

r&d人員投入對綠色技術創新水平有著顯著的影響。從我國人力資源的分布來看，經濟越發達的地區集聚著越多的人才，綠色技術創新的水平也越強，這與綠色技術創新水平的分布特征相符合的。r&d人員是進行技術創新必不可少的資源，趙黎明等學者指出科技水平落后是中國綠色技術創新水平低于發達國家的重要因素[15]。

fdi對于中國的綠色技術創新的作用尚不明顯。根據《中國外資統計》，截止2009年，fdi的資金中50%以上位于制造業。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增強，有些學者已經發現外商投資會帶來“污染轉移”，導致中國生態環境的惡化[14]。然而隨著《京都議定書》的生效和cdm項目的推廣，豐富了fdi對于中國的環境保護的意義。截止2009年11月，中國注冊的cdm項目居世界第一，通過這些項目帶來的資金和國外先進技術將會促進中國的綠色技術創新水平提高。

四、結論及政策啟示

以上分析可見，與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相比，市場激勵型的環境規制對于綠色技術創新水平的提高有更顯著的作用，地區經濟發展規模的擴大也可以促進綠色技術創新，但是工業比重卻呈現一定負向影響，r&d人員的投入與中國綠色技術創新水平呈現顯著的正相關，fdi的投入對于綠色技術創新水平目前并沒有明顯作用。

依據上述結論，本文提出以下的政策啟示：第一

，環境規制手段由命令—控制型規制為主逐漸轉變為市場激勵型規制為主，綜合運用這兩類規制手段。第二，大力發展地區經濟，加快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既要重視工業發展速度同時要注重工業發展質量，推動傳統工業的技術改進以及新型工業的技術推進。第三，加大對綠色技術創新的投入。合理的研發人員投入是技術創新的保障。第四，合理調整外商投資的產業導向，積極推動cdm項目在中國的發展。在選擇外商投資項目時，不能以經濟效應為選擇的唯一標準，要有目的的選擇經濟效益高、環境污染小的外商項目。同時采用適當的財政政策鼓勵投資服務業、旅游業等第三產業。此外，通過財政、法律等一系列相關政策，正確引導和監管cdm項目的國際合作，充分利用好cdm的機遇，促進中國綠色技術創新進一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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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經濟是提倡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為主的經濟模式，最早出現在英國的能源白皮書中。在低碳經濟的發展過程中力求能源的高效率利用，積極開發清潔能源，努力只求綠色的經濟增長，通過能源技術和減少污染排放技術的創新來實現產業結構的調整，轉變經濟發展的觀念。低碳經濟在中國的發展依靠技術的創新和政策措施的實施。其中技術創新使其發展的重要手段。在重點領域的發展中，結合具體的發展特點，對其技術進行改革創新。低碳經濟的發展依靠技術的創新，然而綠色技術創新又成為其技術創新的關鍵。綠色創新技術創新就是具有綠色工藝、綠色產品以及綠色意識的生態技術創新，將保護環境為目標的經濟技術創新一律統稱為綠色技術創新。在綠色技術創新的理論體系中，具體的綠色技術創新要滿足節約、回收、循環等三個綠色的要求。綠色技術的創新研究與傳播緊密相連，包含從思想形成到市場推廣再到及時反饋的全過程。將綠色技術的創新在低碳經濟中的發展是必然的趨勢，引領著整個產業的健康發展和和社會經濟的穩步前進。在現代社會經濟的發展中，低碳經濟有效發展始終要依靠綠色技術的創新來實現。這兩個概念在同一個經濟發展領域中具有緊密的聯系，需要在相互推進中不斷發展。

2低碳經濟視角下高鐵的綠色技術創新

低碳經濟視角下的高鐵事業發展是一個全面而系統的工程，需要各個行業、眾多人員的共同努力才能實現。發展低碳經濟的關鍵環節是低碳技術的創新，在高鐵事業的發展過程中，將綠色技術的創新應用于其中，能提高高鐵發展的速度，保障低碳經濟的發展。

2．1低碳經濟視角下高鐵的綠色技術創新分析

在低碳經濟的視角下，我國的高鐵事業不斷發展，綠色技術的創新也不斷取得新的成果。首先，在高鐵技術的發展方面，營業里程從原來的兩萬多公里逐漸發展到八萬多公里，超過美國，位居世界第二，其運輸效率也在不斷提高。另外，鐵路的運行速度也有了很大的飛躍。這些看得見的變化，都是建立的綠色技術的創新上。先進的綠色技術使我國的鐵路設計、施工、養護以及列車的控制技術都得到改進，引領世界鐵路的發展水平。其次，各個國家之間的高鐵綠色技術創新都有其新鮮的元素。法國領先的TGV技術在歐洲的高速鐵路發展中占據重要的地位，成為高鐵發展的技術標準，德國的ICE技術創造了高鐵時速的最高紀錄。現階段我國的鐵路發展進入全新的發展階段，在綠色技術的指導下，我國研發的國產動車組的時速比采用西門子公司技術的高速鐵路時速快了整整30多公里，創造了運營速度、節能環保以及運輸量、舒適度的新高度。我國的高速鐵路完全擁有自主的知識產權，根據低碳經濟的發展，車體運用流線型的設計，使其阻力減小，輕量化、高性能的節能技術促進了低碳經濟的發展。綠色技術的創新也使得高速鐵路的發展進入了新的創新階段。

2．2高鐵綠色技術創新的規律

在環保、節能技術的不斷發展中，我國的高鐵技術也尋求新的發展。在具體的綠色技術創新中呈現出一定的規律，引導著整個高鐵技術的發展。一是具有中國特色的自主創新，包括原始創新、集成創新以及引進后的吸收消化再創新。堅持科學發展的思想，不斷研發新的技術，引導高鐵的發展。二是系統性的創新，綠色技術創新體現在多個維度中，能完善和發展其綠色技術。在具體的高速鐵路運輸中，體現在對列車生產技術、鐵路鋪設技術等方面。運用安全監測的技術對鐵路的鋪設進行監測，運用客運服務的質量監測整個高速鐵路的系統創新。三是在技術創新體制上的轉變。除了在硬件技術上的創新整合，還注重在新主體等綠色技術創新制度體制方面的創新，整個研究機構、高校以及鐵路運輸企業等多方面的技術創新，形成三位一體的綠色創新技術發展模式。四是低碳綠色的技術創新，強化環保意識，堅持可持續發展的理念，研究高鐵發展的低碳綠色技術，例如，在我國的高鐵設計中，真空的集便裝置就是一項低碳綠色的技術創新，為鐵路運輸的發展提供了一定的技術支撐。

2．3低碳經濟視角下高鐵綠色技術創新的有效策略

我國的綠色高鐵技術創新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然而高鐵技術發展的空間相當大，在未來的發展中，磁懸浮技術可以被人們廣泛應用在高鐵綠色技術創新中，促進低碳經濟的發展。

2．3.1創新高鐵客站設計施工技術

在低碳經濟的理念下，高鐵新客站的站房設計力求寬敞通透，客流的流線間接順暢。全部采用導向的設施，咨詢系統和垂直電梯、自動扶梯和自動的代步梯等較為先進綠色的技術裝備，實現無障礙的行走。另外，在整個客站全部采用大跨度鋼架結構，懸垂架構無柱雨棚，冷熱電三聯供等先進技術和建造工藝，使其客站的設計更加環保和節能。所有的新建的大型客站都為旅客提供“零換乘”的綠色低碳環境。

2．3.2創新鐵路服務，提高服務質量，促進低碳經濟的發展

在鐵路的綠色技術創新中，減少換乘是提高服務質量的重要方面，根據城市發展的特點規劃火車站的站點，與航空站、公交站做好對接，利用網絡信息技術將換乘的信息及時共享給廣大旅客，利用遠程監控系統對站點的畫面進行實時的監控，便于交通的銜接。除此之外，整合各個站點的信息，減少不必要的進出站的環節，提高服務質量，減少環境的污染及不必要的設施建設，促進低碳經濟的發展。

2．3.3創新高鐵的施工技術

我國的京津城際鐵路專線攻克技術難關，在線路施工上尋求創新，掌握復雜的地基處理和路基填筑技術，攻克大斷面復雜隧道建設技術難題，建成復雜地質山區高鐵線路的大隧道群和水下鐵路隧道。掌握高鐵有砟、無砟軌道成套的技術創新。

2．3.4平衡技術研發與技術應用之間的關系

在高速鐵路的綠色技術創新發展中，將技術創新作為低碳經濟發展的基礎，根據具體的鐵路發展特點，對相關的技術進行有效的創新研發，減少對經濟的影響。對創新技術的應用也建立在綠色技術的研發上，要平衡兩者之間的關系，將技術研發的成果有效應用在具體的實踐中，促進高速鐵路的發展。不能將眼光局限在可以預見的技術創新上，要廣泛吸取各方面的經驗，發現并創新不可預見的新的綠色技術。

2．3.5合理優化高鐵產業結構，尋求與國際先進技術的合作

基于鐵路運輸量的不斷增加，要優化鐵路的線路設計，提高鐵路的運輸效率。與其他國家的城市鐵路設計相比，綠色技術的創新要降低因線路不合理而帶來的經濟損失及環境破壞。與先進的國際技術尋求合作，將鐵路線路的設計納入經濟發展的范疇，達到國際高鐵低碳經濟的發展要求。高速鐵路的低碳發展不能只靠自身的創新發展，要結合各個相關領域的發展，進行有效的技術創新，將綠色、環保的理念貫穿于各個相關領域的發展中，才能有效促進高速鐵路的綠色技術創新。另外，在一些領域的創新發展中，要明確技術創新的理念，與鐵路事業緊密聯系，實現技術創新，將綠色、環保、生態的創新發展理念貫穿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