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9-05 16:3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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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當前已經進入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農業現代化“四化同步”發展階段,同時我國也處于經濟社會深刻變革的歷史階段。在這“四化”中“農業現代化”的任務最為艱巨,尤其是對我國經濟不發達西部地區的省份來說,農業現代化發展更為關鍵。貴州省地處云貴高原,是全國唯一以山地為主的農業省份,又是氣象災害、地質災害等自然災害頻發的省份(廖婧琳等,2008)。貴州農業生態脆弱,農業生產條件較差,農業人口所占比例較高。貴州農業一直處于薄弱狀況,2011年貴州農林牧漁業產值為1165.5億元,僅占全國總產值的1.43%,與周邊省份相比,明顯低于四川、湖南、廣西、云南和重慶。推動貴州農業現代化發展,有助于促進農業從傳統生產方式向現代生產方式轉型、改善農村村容村貌、促進農民收入穩步增長。農業在縣域經濟中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張文紅,2009),加快貴州農業現代化發展的任務更加緊迫。
貴州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評價
為了科學準確評價貴州農業發展的現代化水平,應當選有一套客觀的評價指標體系。本文擬根據農業現代化發展的基礎指標按照嚴密的邏輯性構建一個指標體系。成熟的農業現代化指標體系較多,例如國際上世界銀行(World Bank)和聯合國糧農組織(FAO),國內學者蔣和平等(2009)。有些學者研究發現,荷蘭、以色列等農業生產條件并不理想的國家,由于產業結構調整、土地生產率和勞動生產率提高,以及生產組織化程度的提升都有效促進了農業現代化發展(劉曉燕,2009)。還有學者研究發現資本投入、科技進步、政策與自然災害等因素對農業經濟波動起到直接影響,而農村居民收入、農業貸款、市場價格與基礎設施建設是農業經濟波動的間接影響因素。本文設計的指標體系主要包括:人均地區生產總值、農民人均純收入、農業就業占比、每畝機械總動力、土地生產率、勞動生產率等,貴州農業現代化不同年份不同指標的具體數值如表1所示。
人均地區生產總值。按照國內外學者的研究,一般一個地區的人均地區生產總值達到8000美元,就意味著該地區實現了農業現代化。貴州省2011年的人均地區生產總值為5701.84元人民幣,2006-2011年平均每年為3833.56美元,差距還很大。
農民人均純收入。該指標直接反映農業生產者的經濟回報。2011年貴州農民純收入為4145.35元,沒有超過3000元,貴州農民純收入水平相對較低。
勞動生產率。農業勞動力的高低直接影響到農業生產的效率。2011年貴州勞動生產率為5623.36元/人,從2006年到2011年表現出明顯的增長趨勢,2011年比2006年增長1.02倍,但是2006-2011年勞動生產率平均水平仍然沒有突破5000元/人,僅為4106.04元/人,農業勞動生產率相對較低。
土地生產率。衡量農業現代化實現程度的另一重要指標為土地生產率,計算公式為農業總產值/耕地面積。2011年貴州土地生產率達到2489.41元/畝,2006-2011年平均每年土地生產率為1866.05元/畝,仍然沒有突破2000元/畝,土地生產率相對較低。
農產品加工率。農產品加工率可以反映農業生產出的產品轉化、加工的程度。其計算公式等于農副產品加工產值/農業總產值,該比率越大,農產品加工率則越高,說明農產品加工的程度越高。2011年農產品加工率達到22.38%,從2006年至2011年,農產品加工率處于不斷增長的趨勢,2006-2011年平均每年的農產品加工率為14%。
農業機械化率。機械化率是衡量農業生產機械化程度的重要指標。這一指標按照每畝耕地上使用的機械總動力數進行計算,即貴州全省機械總動力/全省耕地面積。2006年每畝耕地使用的機械總動力為0.46千瓦,2011年每畝耕地使用機械總動力為0.70千瓦。
農村勞動力就業率。農業勞動力就業能衡量農業勞動有效投入的情況。隨著經濟發展,農村勞動力就業呈現逐漸下降趨勢,說明農業有效勞動投入不斷減少,農業勞動力生產率不斷提高。農村勞動力就業率等于鄉村勞動力就業數量/全社會就業人數。2006年貴州農村勞動力就業率為75.48%,2011年下降至69%。2006-2011年貴州農村勞動力就業率平均為72%。
綜上各項指標可以看出,貴州農業現代化發展總體相對緩慢,發展還存在較大的潛力。
貴州區域農業現代化發展評價
從表2可知,人均地區生產總值貴陽市以3.56萬元/人水平、人均純收入水平處于首位,說明貴陽市農業現代化具有良好的經濟發展背景。農村勞動力就業來看,黔西南州農業就業比例所占最高,為63%,其次為六盤水市和安順市。其他各地農業就業比例均在60%以下,其中貴陽市和畢節市就業比例都在52%。農業機械化方面而言,貴陽市、六盤水市、黔南州、銅仁市的機械化水平較高,每畝農業機械總動力都在0.9千瓦/畝以上,而遵義市、畢節市農業機械化程度較低,不足0.5千瓦/畝,其他各個地級市的機械化程度在0.5-0.9千瓦/畝之間。從土地生產率看,貴陽土地生產率最高,每畝土地產值超過4000元,其次為銅仁市,每畝土地產值超過3000元,除了六盤水市每畝土地產值低于2000元之外,其他各個地級市的土地生產率都在2000元/畝以上。從勞動生產率來看,貴陽勞動生產率最高,每人農業產值超過1萬元,其次為遵義市和銅仁市。六盤水市和安順市的勞動生產率較低,每人農業產值都在4000元以下,其他各個地級市勞動生產率在4000-5000元/人之間。
為了更加準確分析貴州各個地級市農業現代化程度,本文采用多元統計分析方法中的聚類分析方法對該問題進行深入研究。所謂聚類分析,指將研究對象的集合分成由類似的對象組成的多個類的分析過程。聚類分析的基本步驟包括:第一,確定相似性;第二,選擇合并的計算方法;第三,確定類數。在合并的計算方法選擇上,系統聚類分析是常用的聚類分析方法之一。可以根據Ward法確定類與類的距離。采用系統聚類分析Ward法對貴州不同地級市的農業現代化指標體系數據進行處理,得出結果,聚類的樹狀圖如圖1所示。將聚類分類成四類,可以發現貴州農業現代化程度的差距(見表3)。第一類為貴陽。貴陽市是貴州省經濟最發達地區,經濟基礎較好,為農業現代化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宏觀背景。無論是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土地生產率,還是農業占就業比例,都體現了農業現代化的發展的比較優勢,屬于綜合型的農業現代化發展。第二類是遵義市和畢節市。這兩個地級市的經濟發展狀況處于中下水平,勞動生產率較高,但是土地生產率較低,農業機械化程度較低,屬于勞動型的農業現代化發展。第三類是黔東南州、黔南州、銅仁市,這三個地級市的農業機械化程度較高、土地生產率較高,但是勞動生產率較低,農民人均純收入較低,屬于機械土地型的農業現代化發展。第四類是六盤水市、黔西南州、安順市,這三個地級市農業機械化程度、土地生產率、勞動生產率相對其他地區來說都比較低,農民人均收入不高,人均地區生產總值較低,屬于農業發展相對滯后地區,亟需政府扶持。
加快貴州農業現代化發展的政策建議
從本文的研究結果不難看出,貴州農業現代化發展明顯存在區域差距。加快貴州農業現代化發展的過程也是一個縮小區域農業現代化發展差距的過程。因此,本文從如下五個方面提出政策建議:
加快貴州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促進農業現代化發展。貴州農業發展滯后的很重要原因就是科技進步貢獻率不足。貴州省農業科技任務艱巨,加快科技進步的要求緊迫(張建,2010)。貴州農業生產條件差,科技改善農業生產的空間就越大。
加大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改善農業基本生產條件。從本文分析結果看,只有貴陽、銅仁市、黔東南州、黔南州土地生產率相對較高,其他地區的土地生產率仍然偏低。政府必須加強基本農田改造,加強現代農業設施建設,將農業不利的生產條件轉變為有利的生產條件,促進農業產出率提高。
促進農民技能提高,增強勞動生產率。現代經濟學已經證實,教育和培訓在人力資本基本上的重要作用。實現農業現代化,已經不是代價和投入的問題,而是勞動主體轉換的問題,即必須培育適應現代化農業需要的新型職業農民(錢津,2010)。從本文分析的結果看,貴陽、遵義市、畢節市的農業勞動力生產率較高,其他各個地級市勞動生產率仍然處于較低水平。貴州省應當對農業發展薄弱地區進行有效的財政支持,同時加強基礎教育和農民生產技能培訓,提高貴州農民人力資本。
逐步提高農業機械化水平。近年來,貴州農民收入不斷增長,反映了大量農民進城務工,成為城市的主要勞動者,供給城市就業隊伍,對城鎮建設發揮了積極的貢獻。由此也帶來農村人口減少,農村勞動力缺乏的現象。而農業機械化程度是對勞動力的一個替代。提高貴州農業機械化水平,一方面要落實國家關于促進農民購置各類農機具補貼的優惠政策,另一方面要提高農業機械的使用率。
積極落實中央惠農政策,加強地方政府政策支持。貴州省各級政府除了嚴格落實國家惠農政策之外,要有針對性地結合各地發展實際,對率先能夠實現現代農業發展的領域實施重點支持,促進種植業、畜牧業等具體產業發展,促進農民增收。在貴州少數貧困和經濟發展落后地區,要聯合出臺扶持政策,促進農民在農業生產過程中的增收,促進農民在現代農業發展中做出實際貢獻。
參考文獻:
1.張建.農業科技進步評價體系的建立及其在貴州農業的應用初探.西南農業學報,2010(1)
中圖分類號F320.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2-2104(2016)07-0145-08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6.07.018
黨的十報告中首次提出要促進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與農業現代化的同步發展,要求中國農業現代化能夠對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的發展起到大力支持作用,走出一條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協調發展的道路。然而,中國農業現代化發展相對滯后于其他“三化”的發展,因此,在促進“四化”同步發展的過程中,關鍵在于加快農業現代化發展的步伐。當前,中國農業現代化發展面臨著諸多問題,如資源分配不均、生產效率低下,農業發展水平空間非均衡等,其中,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的空間非均衡表現最為突出[1-2]。準確掌握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的分布特征和長期演進趨勢及規律,不僅是科學制定各地區農業現代化發展的重要任務,而且也可以為中國今后制定農業現代化發展戰略和相關政策提供翔實的理論依據。
隨著農業現代化的快速發展,農業現代化的相關話題已經成為了自然科學、經濟學的研究熱點。國外學者主要研究了農業現代化與貧困減緩的作用機制及其影響因素[3-4]。中國學者在農業現代化發展方面也進行了較為廣泛的研究,得到了很多有益的結論,經過對已有文獻的整理,從研究視角和方法來看,可以分為以下三類:第一類:通過構建指標體系,測度分析中國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比較具有代表性的學者有,辛嶺等[2]從農業投入水平、產出水平、農村社會發展水平、農村可持續發展水平四個維度構建了農業現代化指標體系,進而定量測算了中國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并且指出中國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地區之間存在較大的差異性。而周迪等[5]則在辛嶺等[2]的研究基礎上,構建了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指標體系,并且分析了中國2001-2012年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的時空格局和演變特征。也有學者基于灰色優勢分析方法,對中國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進行了測度和趨勢分析[6]。第二類:從理論上闡述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三者之間的互動關系,如夏春萍等[7]、周戰強等[8]、陳錫文[9]通過對“三化”發展的現狀和理論進行分析,認為中國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需要協調統一發展;徐大偉等[10]則利用協同效應與機制設計理論,針對“三化”同步的內在機理進行了詳細探討,并且指出“三化”需要同步發展。尹成杰[11]則認為要堅持把農業現代化建設放在中國現代化建設的首要位置,牢牢把握中國現代農業建設的特色;也有學者認為“三化”發展須與科學發展觀要求的“協調”有機結合起來[12]。第三類,通過實證方法,闡述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之間的相互關系。如吳振明[13]在分析“三化”協調發展作用機理的基礎上,構建了“三化”耦合協調度評價模型和指標體系,實證研究了“三化”耦合協調度的時空變化差異及其影響因素。王貝[14]對中國“三化”之間協調發展狀況進行協整檢驗,分析了中國“三化”之間的短期和長期內相互影響關系。
鐘水映等:中國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的空間非均衡及動態演進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6年第7期通過分析上述文獻,可以發現,現有的文獻主要集中于探討“三化”之間的協調發展關系、發展政策,而對于中國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的空間非均衡特征及其演進過程,國內鮮有學者對其進行分析。為了彌補已有研究的不足,本文從以下三個方面對已有研究進行補充:第一,在借鑒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從農業投入水平、農業產出水平、農村社會發展水平、農村生態發展水平等四個維度構建了較為全面的農業現代化發展評價指標體系,并且運用客觀分析方法――熵權綜合指數法測算出中國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的綜合指數,用該指數衡量中國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第二,利用 Dagum 基尼系數及其按子群分解方法,計算出中國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的空間非均衡程度,同時對其進行了詳細的分解,從而揭示出中國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空間非均衡的構成及其來源;第三,運用了Markov鏈方法考察中國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的內部動態演進過程。
1指標體系的構建
從多維度去識別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和測量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已經基本形成了共識,但是目前中國尚未形成相對統一和相對完整的用來衡量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的評價指標體系。由于研究目的不同,學者們對農業現代化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也存在一定的差異性。如辛嶺等[2],周迪等[5]從農業投入水平、農業產出水平、農業可持續發展水平、農業社會發展水平等四個方面構建了農業現代化評價指標體系;李麗純[6]則從收益和成本兩個角度構建了農業現代化評價指標體系。
筆者遵循指標體系構建的科學性、綜合性、重點性、可行性、代表性、動態性、可操作性等原則,同時重點參考了辛嶺等[2],周迪等[5]的研究成果。從農業投入水平、農業產出水平、農業社會發展水平、農業生態發展水平等四個方面構建了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其中,農業投入水平方面,主要從動力、水利灌溉、化肥、資金、技術人員等角度出發,選取單位耕地面積總動力數、有效灌溉面積比、單位耕地面積有效化肥施用量、勞均財政支農投入、農業技術人員比重等指標進行衡量。農業產出水平方面,主要從農業生產技術和人均收入角度出發,選取勞動生產率、土地生產率、農民人均純收入、農業人均GDP、農業增加值比重等指標進行衡量。農業社會發展水平方面,主要從改進農業生產、生活設施的角度出發,選取人均糧食產量、谷物單位面積產量、居民恩格爾系數、人均用電量、人均住房面積、居民家庭勞動力文化程度進行考察。農業生態發展水平方面,主要從農業生態改善角度出發,選取森林覆蓋率、水土流失治理率、農作物病蟲鼠害防治面積占比、森林病蟲害防治面積占比等指標進行衡量。最終構建出中國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的評價指標體系,如表1所示。
水平X17森林覆蓋率%X18水土流失治理率%X19農作物病蟲鼠害防治面積占比%X20森林病蟲害防治面積占比%2研究方法和數據來源2.1熵權綜合指數法的原理與思路
熵(entropy)是由德國物理學家魯道夫?克勞修斯在1850年提出,其基本原理是根據各指標數據集合所提供的某種信息熵值的大小,客觀地確定各指標權重的賦權方法,從而有效地避免了主觀因素在確定權重時產生的影響。熵權綜合指數法的理論建模步驟主要涉及到五個方面,依次為建立決策矩陣、決策矩陣標準化、計算特征比重和信息熵值、定義差異系數與確定熵權以及計算綜合指數。由于熵權綜合指數法應用極其廣泛,是一種較為成熟的方法, 詳細的建模步驟讀者可以參考蘇靜[15]一文。
2.2Dagum基尼系數及其按子群分解方法
Dagum基尼系數是Dagum C在1997年提出。在考察空間非均衡問題上具有其非常獨特的優勢,已經有不少學者將該方法運用到了經濟學、社會學等學科中[16-17]。Dagum基尼系數的定義如公式(1)所示:
G=∑kj=1∑kh=1∑nji=1∑nhr=1|yji-yhr|2μn2(1)
其中,yji(yhr)表示j(h)地區內任意省份的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μ表示全國農業現代化總體發展水平,n表示考察對象的總個數,k表示劃分的地區數,nj(nh)表示j(h)地區內省份的個數。在計算Dagum基尼系數之前,還需要對各地區農業現代化平均發展水平進行排序,如公式(2)所示:
Y―l≤Y―h≤…Y―j≤…Y―k(2)
按照Dagum基尼系數的分解方法,可以將基尼系數分解成三個部分,分別為:地區間差距的貢獻Gnb,地區內差距的貢獻Gw以及超變密度的貢獻Gt,且滿足:G=Gw+Gnb+Gt。
2.3Markov鏈方法
Markov鏈方法是通過構造Markov轉移矩陣,描述各區域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的動態演進特征。其基本原理:Markov鏈是一個隨機過程{X(t),t∈T}的狀態空間,假設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的轉移概率只與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狀態i和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狀態j有關,與n無關,就可以得到時齊的Markov鏈[18-19],如公式(3)所示:
P{Xn+1=j|X0=i0,X1=i1,X2=i2…,Xn-1=in-1,Xn
=i}=P{Xn+1=j|Xn=i}(3)
如果將中國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劃分為N種類型,通過Markov鏈就可以得到一個N×N維的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狀態轉移概率矩陣P,P中任意一個元素都滿足pij≥0,i j∈N,∑j∈Npij=1,i j∈N。Markov鏈分析過程中,重點就是求出狀態轉移概率矩陣P中的每一種狀態轉移概率pij,根據最大似然估計可以得到pij=nijni。nij表示考察期內由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狀態i轉移到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狀態j的出現次數,ni表示第i種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狀態出現的總次數。Markov鏈分析當中,下一個重要的步驟就是判斷Markov鏈的平穩分布,假設Markov鏈中Yt為1×L的行向量,表示t時期考察變量的分布狀態概率矩陣,如果滿足Yt+s×Ps=Yt,則說明Markov鏈服從平穩分布,由此我們就可以得到Yt的穩態分布Y。
2.4數據來源與區域劃分
本文所使用的原始數據來源于《中國農村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年鑒》、《中國財政年鑒》、各省市統計年鑒、國泰安、中經網等數據庫資源。考慮到數據的可得性,本文考察的時間跨度為1997-2013年。截面單元為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其中,不包括香港、臺灣、澳門等地)。同時,考慮到分地區討論更加具有實際意義,本文采用了國家統計局的劃分標準,將中國劃分為:東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區。
3中國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的地區差距及其來源為了進一步刻畫中國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的空間非均衡,筆者根據Dagum在1997年提出的基尼系數及其分解方法,分別計算出1997-2013中國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的總體基尼系數,并且進一步按照東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區進行分解,同時測算出中國三大地區的基尼系數,計算結果如表2所示。
3.1中國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的總體差距及其演變趨勢
描述了中國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總體差距的演變趨勢,可以發現,從1997-2013年中國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的總體差距呈現先擴大、后縮小的演變趨勢。具體來看,總體差距由1997年0.244 2大幅度上升到2001年達到最大值0.282 4,而2002年開始又轉為下降趨勢,并且在2004年達到極小值0.253 9。隨后開始上下波動,并且在2011年達到最小值為0.242 0,2013年則上升到0.254 1。若以1997年為基期,2013年中國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的總體差距年均上升0.25%。
3.2中國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的地區內差距及其演變趨勢圖2描述了中國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的地區內差距及其演變趨勢,從圖2可以發現,在樣本考察期內,東部地區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的地區內差距呈上升趨勢,而中部和西部地區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的地區內差距則呈下降表2中國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的基尼系數及其分解結果趨勢。具體來看,在樣本考察期內,東部地區內差距一直呈現出上下波動趨勢,由1997年0.087 1上升到2002年達到最大值0.133 1,而2002年之后,則不停的上下波動,2013年達到0.132 0。中部地區內差距波動較為明顯,其演變過程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997-2005年,由1997年的0.210 9波動上升至2001年達到最大值0.220 5,然后逐漸下降至2005年的0.141 9達到最小值,下降幅度達到33.25%。這主要是因為河南、山西、湖南等省份在1997-2005年之間其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出現較大提高,與其他中部省份的差距逐漸減小。第二階段從2006-2013年,由2006年的0.145 2小幅度上升到2013年的0.163 7(除了2008年之外)。這主要因為吉林、江西、山西等省份的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在此期間發展較慢,與其他中部省份之間的差距在不斷增大,從而導致中部地區內差距有所提升。西部地區內差距變化趨勢跟中部地區較為類似,其地區內差距的演變過程也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從1997-2006年,地區內差距由1997年的0.212 6先上升至2001年達到最大值0.217 9(除了1998年之外)。隨后不斷下降,在2006年達到0.155 4,相比1997年而言,2006年下降幅度達到26.90%。這主要是因為寧夏、、四川等省份在1997-2006年之間其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較快,與其他西部省份的差距在不斷減小,從而使得西部地區內差距有所下降。第二階段從2007-2013年,西部地區內差距呈微弱的上下波動趨勢,2010年達到最小值0.146 4,圖2東部、中部、西部地區內基尼系數的演變趨勢
而2013年又上升至0.172 0。這主要是因為青海、發展水平較快,而貴州、廣西等省份發展較慢,從而到導致西部地區內差距有所上升。若以1997年為基期,2013年東部地區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的地區內差距年均上升2.63%,而中部、西部地區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的地區內差距年均分別下降1.57%、1.32%。
3.3中國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的地區間差距及其演變趨勢圖3描述了中國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的地區間差距及其演變趨勢,從圖3可以發現,中國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的地區間差距較為明顯,從總體上來看,東西部地區間差距最大,其次是中西部地區間差距,而東中部地區間差距最小。
從演變過程來看,東中部地區間差距由1997年的0.177 3,波動上升至2005年的0.219 5,達到最大值,隨后出現微弱的下降趨勢,2013年達到0.191 0。東西部地區間差距由1997年的最小值0.377 0,波動上升至2007年的0.467 0達到最大值,而2007年之后,呈下降趨勢,2013年達到0.424 3。中西部地區間差距的演變趨勢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997-2001年,在此期間地區間差距呈現小幅度上升趨勢,由1997年的0.336 8上升到2001年達到最大值0.358 8,上升幅度達到6.53%。這主要是因為西部地區的部分省份,如四川、、廣西的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較快,與中部地區的部分省份,如吉林、黑龍江、內蒙古等省份的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較慢,兩者形成了一定的差距,從而導致其地區間差距有所上升。第二階段從2002-2013年,其地區間差距出現上下波動趨勢,由2002的0.343 4波動下降到2011年達到最小值0.288 6,而2013年又上升為0.306 7。這主要是因為中西部地區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相對落后的省份提升較快,與其他中西部省份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之間的差距在不斷減小,使得中西部地區間的基尼系數有所縮小。若以1997年為基期,2013年東中部地區、東西部地區、中西部地區的地區間差距年均分別上升0.47%、上升0.74%、下降0.58%。
3.4中國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地區差距的來源及其貢獻率圖4描述了中國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地區差距的來源及其貢獻率。從1997-2013年,中國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地區間差距的貢獻率總體上呈上升趨勢,地區內差距的貢獻率變化不大,而超變密度的貢獻率總體上呈下降趨勢。具體來看,地區間差距的貢獻率最大,其次是地區內差距的貢獻率,而超變密度的貢獻率最小。
從演變過程來看,地區內差距的貢獻率從1997-2013年變化非常平穩,基本維持在20%左右。地區間差距的貢獻率波動較為明顯,其演變過程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997-2005年,在此期間基本上呈現出上升趨勢,由1997年的67.08%上升到2005年達到最大值81.83%。第二階段從2006-2013年,一直呈現出微弱的下降趨勢,2013年達到75.93%。超變密度的貢獻率在考察期內,其演變趨勢也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997-2005年,由1997年的12.39%下降到2005年達到最小值1.84%。第二階段從2006-2013年,一直呈現出
率年均上升0.78%。
4中國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的Markov鏈分析結合中國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狀況,同時借鑒了周迪等[5]29做法,將中國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劃分為5種類型,其中,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低于全國平均值的 50%稱為低水平省份,用類型Ⅰ表示,區間為(0,0.1];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位于全國平均值的50%-75%之間稱為中低水平省份,用類型Ⅱ表示,區間為(0.1,0.2];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位于全國平均值的75%-125%之間稱為中等水平省份,用類型Ⅲ表示,區間為(0.2,0.4];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位于全國平均值的125%-150%之間稱為中高水平省份,用類型Ⅳ表示,區間為(0.4,0.5];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高于全國平均值的150%稱為高水平省份,用類型Ⅴ表示,區間為(0.5,1]。
表3給出了中國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的轉移概率計算結果,表3充分展示了在樣本考察期內中國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的內部動態性信息。根據表3可以看出,對角線上的轉移概率明顯要高于非對角線上的轉移概率,說明中國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狀態之間流動性較低。具體來看,表3的第2行說明有85.71%的省份其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在當年年末仍然保持在低水平狀態,而有14.29%的省份其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則上升到中低水平狀態。表3的第3行說明有88.19%的省區其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在當年年末保持仍然保持在中低水平狀態,而有9.72%的省區上升到中等水平狀態,并且有2.08%省份下降到低水平狀態。表3的第4行說明有89.79%的省份其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在當年年末仍然保持在中等水平狀態,而有5.53%的省份和1.7%的省份分別上升到中高和高水平狀態,并且有2.98%的省份下降到中低水平狀態。表3的第5行說明有69.49%的省份其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在當年年末仍然保持在中高水平狀態,而有10.17%的省份上升到高水平狀態,并且有20.34%的省份下降到中等水平狀態。表3的第6行說明有60.87%的省份其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在當年年末仍然保持在高水平狀態,而有26.09%、13.04%的省份分別下降到中高水平狀態和中等水平狀態。
表4則顯示了1997-2013年的初始分布和Markov鏈的穩態分布,根據表4可以看出,中國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的長期均衡狀態將處在中等、中高、高水平狀態,其中,中等水平最高,達到57.19%,其次是中低水平,達到17.52%,再次是中高水平達16.07%,而高水平、和低水平分布較少,分別為6.66%和2.56%。相對于初始分布狀態而言,穩態分布中處于低水平和中低水平的省份有較大幅度的下降,其中,高水平省份所占比例上升了6.66%,中高水平省份所占比例上升了16.07%,中等水平省份所占比例上升了18.48%達到57.19%,中低水平省份所占比例下降了27.64%達到17.52%,而低水平省份所占比例下降了13.57%達到2.56%。這也表明了中等以上的水平具有較強的穩定性,從長期來看,中國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會逐步向中等以上水平發展。
5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使用中國大陸31個省、市(自治區)1997-2013年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的相關數據,通過構建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的指標體系,利用熵權綜合指數法測算出中國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并且對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的地區差距及其內部動態演進過程進行了實證研究,研究結論如下:
(1)Dagum基尼系數及分解結果表明,中國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的總體差距在樣本考察期內呈先上升、后下降演變趨勢。從三大地區來看,東部地區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的地區內差距呈現出上升趨勢,而中部和西部地區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的地區內差距則呈現出下降趨勢。地區間差距是造成中國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空間非均衡的首要原因,并且其對總體差距的貢獻率呈波動上升趨勢;而超變密度對總體差距的貢獻率呈先上升、再下降的演變趨勢,地區內差距對總體差距的貢獻率變化較小。
(2)Markov 鏈分析表明,中國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狀態流動性較低。從整體來看,中國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存在較為明顯的上升趨勢,并且農業現代化發展的低水平省份將逐步減少,總體向中等、中高和高水平狀態的趨勢發展。針對本文實證結果,由此得到如下政策建議:
第一,國家加大對西部地區農業基礎設施的投入,引導農業科技人才回歸。根據本文實證分析結果可知,中國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排名最后的五個省份均分布在西部地區(分別是貴州、青海、、寧夏、甘肅)。農業現代化發展本身是一種高投入、高產出的產業,地方的基礎設施建設水平在農業現代化發展過程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相比東中部而言,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較為落后,自我發展能力有限,農業基礎設施的投入主要依靠國家和其他地區的支持。因此,國家應該加大對西部地區農業基礎設施的投入,同時,應積極引導農業科技人才回歸。通過資金投入和人力資本的積累,為當地經濟的發展提供支撐條件,進而為西部地區農業現代化發展創造堅實的基礎。
第二,加強區域間農業現代化發展全方位的交流與合作,發揮省區之間的協同效應。根據實證分析發現,東部地區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明顯要高于中西部地區,因此,加強東部地區與中西部地區農業現代化發展的交流與合作,最大限度地發揮地區之間的相互合作關系。中西部地區可借鑒東部地區在農業現代化發展過程中的先進技術經驗、管理經驗來提高本地農業現代化的發展水平,以縮小區域間農業現代化發展差距,進而降低中國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的空間非均衡程度,最終實現全國農業現代化整體水平均衡發展。
第三,因地制宜,充分利用資源稟賦,推動農業現代化發展。由于中國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資源稟賦、自然條件、技術條件等方面存在較大差異,因此,各地區要充分利用各自的比較優勢,有效發揮特色農業現代化。具體而言,東部地區利用區位優勢,加大研發投入,發展技術密集型和資金集約型的農業現代化發展道路。中部地區可以依托東部地區農業現代化發展優勢,加強土地制度創新,適當調整土地經營政策,進而推行農業現代化發展的多樣化規模經營方式。對于西部地區而言,雖然自然資源豐富,但是受到地理位置的限制,自然環境較為惡劣,很多農業生產難以實施,因此,西部地區應該充分發揮自身優勢,發展特色化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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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項目(40771054);西北師范大學知識與科技創新團隊資助項目(nwnu-kjcxgc-03-50)。
[作者簡介]周鵬(1988-),男,陜西橫山人,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區域發展與區域管理;通訊作者:白永平(1961-),男,江蘇南京人,博士后,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區域發展與區域管理。
[摘要] 文章基于熵值法測算了2001-2012年中國31省域的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并在此基礎上采用重心轉移和ESDA探討其空間偏移和空間相關性,最后運用空間計量模型分析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的收斂性。研究表明:(1)中國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地區間差異明顯,在空間上呈現從東部向西部梯度遞減的趨勢,同時,空間差異呈收斂態勢;(2)從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類型劃分來看,東、中、西部地區發生了很大變化,重心軌跡整體上向西南方向偏移;(3)Moran's I值顯示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呈現出顯著的空間正相關,空間計量模型表明,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存在收斂情況,在對條件收斂存在的檢驗中發現不同因變量在不同區域對農業現代化水平的影響不同,其中,財政支農和交通區位對收斂的促進最顯著。
[
關鍵詞 ] 農業現代化;空間格局;ESDA;β收斂;中國
一、引言
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農業現代化是國家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當前中國經濟發展進入“ 新常態”的背景下,如何繼續強化農業基礎地位,促進農民持續增收,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2004年以來“三農”問題一直是中央的頭號文件,隨著工業化、信息化和城鎮化的快速發展對同步推進農業現代化的要求更為緊迫,因此,2014年中央提出了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2015年中央印發了《關于加大改革創新力度加快農業現代化建設的若干意見》中再次強調“必須始終堅持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加快推進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
農業現代化已成為經濟地理學、農業經濟學等學科研究的熱點。總結國內外研究成果,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國內外農業現代化進程比較及對我國農業現代化道路的啟示 [1-3 ];(2)農業現代化指標體系的構建及發展水平測算 [4-6 ];(3)農業現代化與工業化、城鎮化和信息化協調性的研究、影響因素分析及其與土地變化、經濟增長等關系 [7-11 ];(4)農業現代化水平的時空格局演變及影響因素分析 [12-13 ];(5)農業現代化水平類型劃分 [14-15 ]。研究尺度從省域到地方,研究方法多采用層次分析法、耦合協調模型、馬爾科夫鏈等方法。收斂性研究的目的在于檢驗不同地區的研究對象在研究期內的趨同和發散情況[16 ],目前已廣泛應用在經濟差異 [17 ]、金融發展 [18 ]、碳排放 [19 ]、城鎮化 [20 ]等眾多領域,這對探究中國農業現代化水平有重要借鑒意義。中國幅員遼闊,各地區農業自然條件差異巨大,近年來為了促進農業穩步發展,國家采取了取消農業稅、財政支農、農業補貼、利益補償機制等諸多有利政策,那么到目前為止全國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達到了什么程度?是否存在收斂以及收斂的情況和機制如何?此方面研究顯得很有必要。因此,本文通過構建農業現代化指標體系,通過熵值法測算了2001-2012年全國31個省域的農業現代化水平,在此基礎上探討了其空間格局演變及相關性,最后實證分析了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收斂性特征,以期為現代農業發展規劃及相關戰略決策提供借鑒和參考。
二、數據來源、指標體系及分析方法
(一)數據來源與指標體系
本以中國31個省域為研究對象,分析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2002-2013)、《中國區域經濟統計年鑒》(2002-2013),在借鑒已有研究成果基礎上 [4 ] [12-14 ],從四個方面構建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的評價指標體系(見表1),采用熵值法確定各指標權重。
(二)分析方法
1. 探索性空間數據分析(ESDA方法)。將統計學原理同圖形、圖表相結合對空間信息的性質進行分析、鑒別,以引導模型的結構和解法 [21 ],包括全局自相關和局部自相關,具體計算方法見文獻 [22 ]。
2. 空間計量模型收斂性分析。本文采用空間計量模型對全國農業現代化水平的β收斂進行分析,其中,β收斂分為絕對β收斂和條件β收斂,絕對β收斂是指在農業現代化發展過程中,農業現代化水平落后的地區增長速度高于發達地區,條件β收斂是在絕對β收斂的基礎上增加一些其他影響因素,如果考慮了這些影響因素后,增長速度與初始水平仍存在負相關性,則表明該地區增長速度存在條件β收斂,可以用條件β收斂來檢驗絕對β收斂的穩健性。
(1)空間滯后模型
(1)
式中:yi,t為i省第t年的農業現代化水平值;yi,T+t為i省第T+t年的農業現代化水平值,T為時間跨度;α、β為待估參數,若β為負數,表明研究區域存在收斂, W為空間權重矩陣,p為空間回歸系數,ε為隨機誤差項向量。
(2)空間誤差模型
(2)
式中:W為空間權重矩陣,λ為空間誤差系數,ε為隨機誤差項向量,μ為正態分布的隨機誤差項。
三、實證分析與結果
(一)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綜合測度
根據表1的農業現代化評價指標體系,采用熵值法計算出31個省域2001-2012年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綜合得分,結果見表2。從表2可以看出,中國農業現代化水平整體有了很大提升,由2001年的0.2608增長到2012年的0.4987,增長了近2倍。歷年中,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的省份主要集中在東部地區的北京、天津、河北、黑龍江、江蘇、上海、浙江、福建、山東和廣東,此外,新疆也高于平均水平。由圖1可知,中國農業現代化水平區域差異明顯,在空間上呈現從東部到中部再到西部梯度遞減的趨勢。圖2顯示,變異系數從2001年以來一直呈下降趨勢,全國、東中部變化趨勢基本相同,西部地區空間差異呈先下降(2001-2006)、后上升(2006-2008)、再下降(2008-2009)、又上升(2009-2010),最后一直下降的過程(2010-2012),說明中國農業現代化水平空間差異有所縮小,呈現出收斂趨勢。
變異系數
(二)中國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空間演化特征 1. 類型研究。利用ArcGis9.3空間統計工具采用自然斷裂點法分別將2001年、2006年和2012年中國各省域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從高到低劃分為高水平、較高水平、中等水平和低水平4類,得到空間格局特征(圖略)。
以2001年為基期的農業現代化水平空間格局,處于高水平的有北京、上海、浙江和福建,處于較高水平的有黑龍江、遼寧、天津、河北、山東、江蘇、廣東。以上地區除黑龍江外,基本都分布在東部地區,這里土地肥沃、水熱和灌溉條件好,人口密集、勞動力素質高、科技發達、經濟實力雄厚。處于中等水平的有吉林、內蒙古、陜西、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廣西、陜西、四川、重慶、寧夏、新疆,這些地區自然資源豐富,商品率高,是中國眾多商品糧基地所在地。處于低水平的有西藏、青海、甘肅、云南、貴州,云貴高原為喀斯特地貌,土地貧瘠、耕地數量有限和低產田較多;青藏高原熱量條件差、降水少、交通不便;甘肅處于西北干旱半干旱區,地貌復雜多樣,農業基礎設施落后。與2001年相比,2006年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省域類型轉換的不多,只有新疆和重慶分別由中等水平轉換為較高水平和低水平。與2006年相比,2012年的江蘇由較高水平轉換為高水平,陜西、河南、湖南、湖北轉換為較高水平,重慶由低水平轉換為中等水平,其余的保持不變。與2001年相比,2012年江蘇由較高水平轉換為高水平,新疆由中等水平轉換為較高水平,陜西、河南、湖南、湖北轉換為較高水平。
綜上分析可知,中國東、中、西部地區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類型變化較大,整體水平有所上升,區域差異明顯,這也驗證了前文的結論。
(三)重心演化軌跡分析
為了探索中國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重心時空演變規律,運用ArcGis9.3計算和繪制出2001-2012年全國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重心移動軌跡(見圖3)。2001-2012年全國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重心有向西南偏移的態勢,這與國家西部大開發戰略密切相關。2001年全國農業現代化水平重心位于河南省許昌縣北部;2002年向南移動了4.718千米;2003年朝西南方移動了14.337千米;2004年向西北方移動了5.688千米;2005年向東移動3千米到達禹州市;2006年向西南移動了26.048千米,到達郟縣,移動距離較遠,移動幅度較大;2007年向西北移動了4.053千米;2008年向東南移動了9.714千米;2009年到達寶豐縣,向西南移動了27.377千米,移動距離較遠,幅度較大;2010年向西南移動了4.901千米;2011和2012年均向西北方向分別移動了13.863千米、5.324千米。
綜上分析可知,農業現代化水平重心的移動方向基本以2年為周期,表現為2002-2003年、2009-2010年向西南方向移動,2004-2005年、2011-2012年向西北方向移動,出現大幅度的偏移分別為2006年和2009年,且向西南移動,這一方面可能與2006年中國取消了農業稅,并對種糧農民進行財政、糧種、農機補貼等措施有關;另一方面,從2009年起,國家在中西部地區安排大中型灌區配套改造等項目建設,啟動農業機械化推進工程及加強農村基礎設施,有利于提高農業機械化水平。
(四)省域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空間收斂性計量分析
1. 收斂模型分析
本文測度了2001-2006年全國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的全局空間自相關系數 Moran's I(表3),2001-2012年Moran's I值全為正,且均通過了5%的顯著性水平,表明該時期中國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呈現出顯著的空間正相關特性,其變化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2001-2006年呈波動上升趨勢,表明該時期中國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相關性在增強;第二階段從2006-2012年呈波動下降,但集聚效果依舊明顯。
Moran's I表明農業現代化水平存在顯著的空間依賴性,如果忽略空間效應,估計有偏 [23 ]。因此,需進行空間計量分析,結果見表4。表4中,SLM和SEM模型的a1系數分別為-0.4167和-0.4112,顯著性通過了檢驗,說明全國省域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收斂性明顯,這與重心轉移軌跡分析的結果相似。SLM和SEM模型收斂速度分別為0.0490、0.0481,半衰期分別為14.1462、14.3973,依據Log-Likelihood(越大越好)、AIC(越小越好)和SC(越小越好)值來判斷模型的選擇,發現SLM優于SEM,所以選擇SLM模型。綜上分析,中國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存在β收斂,說明農業現代化水平低的省份增長速度要快于水平高的省份,長遠來看,地區間的差異會繼續縮小。
2. β收斂模型檢驗
(1)β絕對收斂存在性檢驗。β絕對收斂指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增長速度與其初始水平呈負相關,長時期內都將收斂于相同水平。通過計算各省2001-2012年的年均增長率,從而反映出農業現代化水平β絕對收斂的存在性。其中,高增長區域主要集中在西部的云南、貴州、西藏、青海,中增長區域包括廣大中西部省份及中部的海南、山東、江蘇,低增長區以北京、上海、廣東為中心,包括周圍省份,充分說明作為一線城市對周圍省份具有顯著輻射帶動作用,但這種作用具有距離衰減,影響范圍有限。可以預測在不久的將來,山東、江蘇將進入低增長區域,整個東部地區基本連成一條帶,中西部高增長區域省份也將增多,屆時收斂性將進一步加強。
(2)β條件收斂。β條件收斂是在指絕對β收斂基礎上增加一些變量,使各省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收斂于各自平衡狀態。本文選取的控制變量有:機械化水平、人力資本(人均教育財政支出)、財政支農(農業財政支出占比)、交通區位(公路密度)、工業化水平(工業產值占比)、農業結構(農業產值占農林牧漁業總產值的比重),這些變量取自2001-2012年平均數的對數。同樣也采用SLM,得到的結果見表5。
從表5可以看出,β系數都為負數,表明全國及三大區域農業現代化水平都存在條件收斂,東部地區的收斂性相對較弱,三大區域間差異隨時間的變化將逐漸縮小。各個地區的解釋變量對因變量的影響和顯著性不盡相同,從全國來看,機械化水平與農業現代化水平呈正相關,但顯著性并沒有通過檢驗,表明機械化水平雖然對縮小區域間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起到一定的作用,但現階段我國農業機械化水平地區差異明顯,各地區機械化使用不平衡 [24 ]。東、中部地區的收斂性較顯著,機械化水平對農業現代化收斂具有促進作用,西部地區受地形影響,農業機械化使用率低,未來一定時期還需加大推廣機械化使用率,特別是對老少邊窮地區,加強對農用勞動工具進行補貼,提高勞動生產率。
全國及三大地區的人力資本與農業現代化水平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即人力資本有助于提升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從而促進收斂,西部地區人力資本系數與東、中部地區相比并不顯著。農業現代化是資金、技術和人才密集的產業,人力資本尤其是農業專家和技術員,對農業的發展起關鍵作用,未來一定時期應該繼續加強對農民勞動技能的培訓,提高勞動者素質。
就財政支出而言,其對農業現代化收斂的促進作用最大,無論是全國層面還是東中西部地區收斂性都顯著,這是因為農業現代化發展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通過國家的財政支持,可以為農用生產資料、基礎設施建設、農產品加工等提供支持,縮小區域間差距,中央政府應該加大財政支農力度,對中西部地區政策的傾斜,從多方面融資,發展特色農業、生態節水農業,有效配置農業資源。
就交通區位而言,其對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收斂的影響是積極的,交通條件的改善便于農業生產資料和農產品的運輸,拉近與市場間的距離。
就工業化水平而言,全國與中西部地區的影響呈負相關,這與預期不符,這表明工業化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農業現代化水平的發散。而東部地區的工業化卻促進了農業現代化水平的收斂,工業化與農業現代化之間較協調。所以中西部地區應該加快轉變生產方式,以新型工業化促進農業現代化。
就農業結構而言,全國和西部地區的系數為正,這表明其對農業現代化收斂具有顯著促進作用,而東中部地區的系數為負,說明其導致了區域間農業現代化水平差異的擴大。衡量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的重要標志就是糧食安全,國家應合理配置農業資源,保障農業現代化的順利進行。
四、結論與啟示
本文通過構建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采用熵值法來測度2001-2012年全國省域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克服了已往一些研究指標體系不健全及權重賦值主觀性。運用重心轉移和ESDA探討其空間偏移和空間相關性,在此基礎上,運用空間計量模型分析了中國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收斂情況。
2001-2012年間,中國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整體有了很大的提高,地區間差異明顯,在空間上呈現從東部到中部再到西部梯度遞減的趨勢,同時,空間差異有所縮小,呈現出收斂態勢。從類型劃分來看,東中西地區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類型變化較大,處于高水平的有北京、江蘇、上海、浙江和福建;處于較高水平的有黑龍江、遼寧、天津、河北、山東、廣東、陜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新疆;處于中等水平的有吉林、內蒙古、山西、安徽、四川、重慶、海南、廣西;處于低水平的有西藏、青海、甘肅、云南、貴州。
從重心轉移演變軌跡來看,重心有向西南偏移的態勢,得益于西部大開發政策的實施,西部地區農業現代化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 全局Moran's I值顯示,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呈現出顯著的空間正相關。
采用空間計量模型研究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收斂情況,發現存在β收斂,從而檢驗β絕對收斂的存在性和β條件收斂,發現條件收斂中各個地區的解釋變量對因變量的影響和顯著性不盡相同,從全國及三大區域層面來說,農業機械化水平,人力資本、財政支農、交通區位與農業現代化水平均呈正相關性,特別是財政支出和交通區位對收斂促進作用最大,而工業化水平和農業結構對農業現代化的影響有正有負。
為此,中央需要調整財政支農結構,重點投向農業機械化和科技創新。同時,各地區需要因地制宜,轉變發展方式,發展生態、節水農業,注重同農業院校及科研機構的合作,依托科學技術對農產品深加工,增加附加值,注重區域間合作,協調各地區農業發展,提高中國農業整體水平,優化空間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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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的意義深遠。但是,迄今為止農業現代化評價指標體系的研究并不多,對農業現代化的量化評價還沒有建立一套完整的標準。因此,如何科學的闡述評估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構建合理有效的農業現代化評價體系,對推進我國農業的現代化發展意義重大[3]。基于農業現代化的內涵、特征,以及我國農業生產現狀,并借鑒國內外現代化研究中所建立的農業現代化發展的評價指標和相關的農業可持續發展體系,構建衡量農業現代化評價指標體系,并對我國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進行定量分析。
2研究方法
目前相關文獻對農業現代化評價指標體系的研究廣泛應用的評價方法有兩種:一是單項指標評價法通過單項指標的對比,評價單項指標的發展狀態及所處的地位,由此綜合判定分析整體水平;二是綜合評價法,通過對單項指標進行加權,并進行綜合合成得分,以評價對比不同區域的等級次序。由于單項指標評價法對各區域的綜合評判不夠科學全面,且該方法不能對不同區域間的狀況進行綜合比較分析。因此,本文采用兩種方法的結合形式來構建農業現代化評價體系[4][5][6]。
2.1指標選取
根據科學性、實用性和系統性的原則和我國農業發展的現狀,并參考其他學者的研究成果,本研究構建了農業現代化系統發展評價指標體系。[7][8]主要包括以下四個方面:農業社會系統,包括農民人均純收入、農業從業人口百分比、恩格爾系數、農業技術人員、農業管理人員、鄉村醫療和衛生人員6個指標;農業經濟系統,包括人均糧食產量、農林牧漁業總產值和第一產業總產值占GDP比重3個指標;農業資源系統,包括有效灌溉面積、人均耕地面積和農業機械擁有量3個指標;農業環境系統,包括森林覆蓋率、化肥施用折純量和農村用電量3個指標。本研究利用層次分析法(AHP)對評價指標賦以權重,具體結果見表1。
2.2標準化處理
由于農業現代化系統評價的指標性質各不相同,要對原始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以各項指標值為參照值對原始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具體分為2種類型:
3實證分析
根據上述農業現代化綜合評價方法,得到我國進入21世紀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狀況(見表2)。
3.1農業現代化系統分析
由表2可以看出,目前我國農業現代化分類系統發展水平由高到低分別為:農業經濟系統(2.0045);農業社會系統(1.7394);農業環境系統(1.5862);農業資源系統(1.3161)。
第一,2000―2013年期間我國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中農業經濟系統發展水平提高最快,農業經濟系統的發展水平年均增長率為7.18%,遠遠高于農業現代化平均增長率。表明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低于農業經濟系統的發展水平,進入21世紀我國農業經濟發展水平對農業現代化的發展貢獻最大,農業經濟系統的高速發展也將會對農業現代化的發展有著更高的要求。
第二,農業社會系統發展水平稍高于農業現代化綜合發展水平,其年平均增長率為5.28%,農業經濟系統和社會系統均是正向指標,表明我國農業現代化的綜合發展水平的提高,主要是依靠農業經濟系統和社會系統發展水平的拉動作用。
第三,農業環境系統發展水平與農業現代化綜合發展水平相似,其年平均增長率為4.19%,稍低于農業現代化綜合發展水平的年平均增長率。
第四,農業資源系統發展水平是農業現代化評價指標系統中增長最為緩慢的,2006年之前都在1左右波動,2006年之后稍有提高。農業資源系統年平均增長率大大的低于農業現代化綜合年平均增長率。
3.2農業現代化綜合發展水平分析
2000―2013年我國農業現代化綜合發展水平呈現較為穩定的增長趨勢,其年均增長率為4.6%,2013年我國農業現代化綜合發展水平是2000年的1.6434倍。
農業現代化評價方法的選擇山西省農業現代化進程評價的客觀性和公平性與所采用評價方法的科學性密切相關。所以,選取科學、客觀的評價方法并最終構建合理的評價模型至關重要。本研究在確定了山西省農業現代化進程評價指標體系之后,根據系統學、數理統計學以及經濟計量學原理,采用層次分析法(AHP法)進行山西省農業現代化進程評價與分析。該方法將歸納法和演繹法結合成一個完整的邏輯體系,避免了專家意見法的主觀隨意性,是比較科學并被人們廣泛使用的一種分析方法。
指標權重的確定本研究采用層次分析法得到各主體指標和個體指標的權重(表2),同時利用(-2,2)標度法得到相應的判斷矩陣,然后計算各元素的重要性排序指數,即權重或加權分值標準值的確定雖然構成指標體系的各指標實際值隨著農業現代化建設的不斷發展在發生著變化,但作為現代農業發展目標的標準值則應具有預測性和可規定性。現代化評價指標標準值的確定,既要反映農業現代化進程的動態性,又應有比較確切的量化目標。根據我國制定的基本實現現代化的目標以及山西省農業現代化發展實際,吸納諸多專家學者的研究成果,最終確定了18項個體指標的標準值(表2)。
數據的標準化處理因為每個個體指標值具有不同的性質,需進行標準化處理,以消除量綱差異帶來的不可比性。筆者采取標準值(SODS)處理法,即在對個體指標進行分析的基礎上,將實際值與標準值作一比較,如果該指標值達到標準值,可以認為該指標達到了標準要求,然后對該指標相對于標準值作標準化處理[5],計算各指標的標準化值。
農業現代化進程評價標準根據農業階段發展理論及山西省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將農業現代化實現程度劃分為3個階段:第1階段為初步實現階段,農業現代化水平綜合評價值(I)為60≤I<80,第2階段為基本實現階段,即80≤I<90,第3階段為完全實現階段,即I≥90[6]。
山西省農業現代化進程評價結果與分析
根據公式(1)對山西省2011年18項個體指標的指標值進行標準化處理,將處理結果應用本研究所構建的評價模型公式(2)和(3),對山西省農業現代化進程進行定量研究,從而比較科學準確地分析評價山西省農業現代化進程。
農業生產水平評價分析從農業生產水平總體來看,2011年山西土地生產率、勞動生產率和農產品商品率都不高,每公頃的農業產值是16890元,為目標值的42.2%,按第1產業增加值除以常住農業從業人員計算的農業勞動生產率9877元,僅為目標值的16.5%。由于土地生產率不高和人均占有農業資源不足,致使勞動生產率比較低,使得全省主要農產品的人均占有量低下。
農業生產條件評價分析從農業生產條件總體來看,其得分是50.92。說明山西省在農業現代化發展中,農業生產條件在不斷改善,為實現農業現代化奠定了基礎。本研究的農業生產條件包括有效灌溉面積所占比例、農用機械總動力、農用化肥施用量3項個體指標,山西省農用機械總動力是標準值的50%,說明山西農業的機械化程度不高;農用化肥施用量為標準值的60.2%,說明山西在對農業化肥方面的使用量比較大,這與山西人均耕地擁有量低有直接的關系,要提高作物的產量只能通過施加化肥來實現;有效灌溉面積所占比例為40%,是標準值的44.4%,表明山西農業的水利化程度不高,這主要是由于山西特殊的氣候氣象和地形地貌,使得水資源嚴重不足,擴大有效灌溉面積具有較大的困難。
農業科技水平評價分析2011年山西農業科技水平得分為57.56,說明該省農業科技水平在不斷提高,農業科技水平需要繼續加強。農業科技水平包括農業科技人員所占比例、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勞動力所占比例、良種普及率和戶均電腦普及率共4項指標,山西農業科技人員比例是標準值的20%,說明山西比較缺乏農業科技人員,應加大對農業科技人員的投入和培訓力度,達到用科技支撐農業,推動農業持續、穩定發展[7];良種普及率是標準值的90%,表明山西優良品種在農業生產中的普及程度較高;電腦普及率是24.05臺/100戶,僅是標準值的28.3%,說明山西農村電腦的普及率偏低,農村信息化程度亟待提高。3.4社會發展水平評價分析社會發展水平的高低與農業現代化能否順利實現緊密相連。測算結果表明,山西社會發展水平總體比較理想,2011年得分是79.92。在反映山西社會發展水平的5項個體指標中,第1產業比例5.7%,小于標準值,說明山西產業在向第2、第3產業轉移,產業結構趨向合理;農業勞動力比例為58.11%,是標準值的52.4%,說明山西農業勞動力比例雖然在減少,但依然偏高;第3產業比例為35.2%,是標準值的70.4%;人口自然增長率為4.86‰,是標準值的99.9%;農村城市化水平為51%,是標準值的92.7%,說明山西農村城市化進程較快,城市化水平較高。3.5農業可持續發展水平評價分析一個農業可持續發展水平與當地生態環境的好壞密切相關。從生態環境總體來看,結果不夠理想,得分為54.56。2011年山西森林覆蓋率偏低,僅是標準值的47.5%,水土流失比較嚴重,對促進山西農業的可持續發展支持能力不高。
1研究方法
在物理學中,耦合是指2個或2個以上的電路元件或電網絡的輸入與輸出之間存在緊密配合與相互影響,并通過相互作用從一側向另一側傳輸能量的現象[2]。從協同性的角度看,耦合作用及其協調程度決定了系統在達到臨界區域時的走向,即決定了系統由無序走向有序的趨勢。系統由無序走向有序機理的關鍵在于系統內部序參量之間的協同作用,它左右著系統相變的特征與規律,耦合度正是反映這種協同作用的度量。因此,本研究構建經濟發展-農業現代化耦合模型,分析經濟發展與農業現代化2個子系統通過各自的耦合元素產生相互影響的程度,最后通過協調度函數計算2個子系統的協調發展情況。
1.1耦合度模型借鑒物理學中容量耦合(Capacitivecoupling)概念及容量耦合系數模型,得到n維系統相互作用耦合度原始模型。定義C2為經濟發展與農業現代化的耦合度,由公式(2)可知,C2介于0和1之間。當C2趨向于0時,則認為經濟發展與農業現代化的耦合系統處于耦合失諧狀態,即經濟的快速發展并未能有效地促進農業現代化水平的提高;當C2趨向于1時,則認為經濟發展與農業現代化水平的耦合系統處于高效耦合狀態,即伴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農業現代化水平不斷提高,二者高度耦合。
1.2權重確定計算權重通常采用的方法有專家咨詢法、層次分析法,但這2種方法的主觀性較強,往往會使評價的結果發生偏差。本研究采用熵權法計算各指標的權重。熵權法的基本思路是根據指標變異性的大小來確定客觀權重。信息熵是指事物屬性及標識的集合或反映事物信息量的集合。一般來說,若某個指標的信息熵Ej越小,表明指標值的變異程度越大,提供的信息量越多,在綜合評價中所能起到的作用也越大,其權重也就越大。相反,某個指標的信息熵Ej越大,表明指標值的變異程度越小,提供的信息量也越少,在綜合評價中所起到的作用也越小,其權重也就越小。
1.3協調度函數根據前述模型可計算出經濟發展與農業現代化的耦合程度,它對于判斷經濟發展與農業現代化耦合作用的強弱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但耦合度并不能反映2個子系統之間的整體協同發展情況。因此,需要引入耦合協調度函數,通過計算2個子系統之間的協調程度,真實反映2個子系統間的協同發展情況。耦合協調度函數計算公式如下。式中,D為耦合協調度;T為經濟發展與農業現代化的綜合調和指數,反映了經濟發展與農業現代化的整體協同效應;a,b為待定系數,考慮到經濟發展與農業現代化對整個社會發展而言同等重要,因此,a,b同取0.5。參照相關研究成果,根據經濟發展與農業現代化耦合協調度D以及2個子系統之間的關系,將耦合系統按照協調度的高低劃分為4個一級分類層次和12個二級分類層次(表1)。
2指標體系的構建
根據川西地區的實際情況以及歷年的相關統計資料,遵循科學性、實用性、多層次、連續性、獨立性、系統性等原則,兼顧方便在GIS中存取表達和計算,本研究從區域經濟增長、區域經濟結構、區域經濟效益、區域可持續發展4個方面共計11個指標衡量經濟發展水平(U1),從農業投入水平、農業產出水平、農村社會水平、農業可持續發展水平4個方面共計11個指標衡量農業現代化水平(U2)。具體指標體系列于表2。
3結果與分析
根據信息熵理論,求得指標體系的權重(表3)。再根據耦合度函數、協調度函數求得2個系統耦合度(C)、綜合調和指數(T)、耦合匹配度(D)(表4)。將2009—2013年川西4個市(州)的耦合協調度導入ArcGIS,分析5a來川西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與農業現代化水平耦合協調度的時空變化特征(圖1)。從表4和圖1可以看出,川西地區的阿壩州、甘孜州、涼山州、雅安市2009—2013年中經濟發展水平與農業現代化水平的耦合協調度跨越了幾個類別,可以從地區及時間跨度2個方面進行分析。從地區上來看,雅安市、涼山州的經濟發展與農業現代化耦合協同發展的程度要明顯好于甘孜州與阿壩州。2012年以后,雅安市與涼山州的耦合協同發展的水平達到了優質協調發展的程度。從具體協調類型上可以看出,涼山州除2012年外,其他年份的數據表明,經濟發展要快于農業現代化建設,而雅安市正好相反,5a間農業現代化建設都要略超前于經濟發展水平,說明雅安市對農業現代化建設的重視程度要高于涼山州、甘孜州和阿壩州。甘孜州與阿壩州截止到2013年,經濟發展與農業現代化仍然處于瀕臨失調的狀態,從具體協調類型上來看,都是經濟發展嚴重超前,而農業現代化發展相對滯后。從時間跨度上來看,2009—2013年5a間,耦合協調度上升最快的是雅安市,涼山州略有上升,甘孜州與阿壩州則基本維持在同一水平。雅安市在2009年處于失調發展階段,經過5a的發展2013年已達到優質協調發展階段;涼山州雖然上升幅度較緩,但除2009年處于勉強調和階段外,其他年份都處于優質協調發展階段;甘孜州與阿壩州5a來基本維持在同一階段,耦合協調程度并未有明顯的改善。
縣域經濟主要指建制縣域及縣級市域的經濟,它是國民經濟中相對獨立的子系統和支撐點,在國民經濟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吉林省是農業大省,縣域土地遼闊,約為18.0萬平方公里,占全省總面積的96.3%;縣域人口數達1918.2萬人,約占全省總人口的70.4%;縣域GDP為5346.5億元,占全省GDP的56.5%。可見,縣域經濟的發展對于吉林省整體經濟的振興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是,吉林省的縣域經濟發展總體水平不高,只有延吉市能夠進入全國百強縣。2012年,黨的十提出:“堅持走中國特色的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信息化的‘四化’統籌發展的道路,推動工業化和信息化的深度融合,工業化和城鎮化的良性互動,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協調發展”。因此,本文基于“四化”統籌的視角,運用主成分分析和聚類分析等多元統計方法,對吉林省縣域經濟發展現狀進行深入分析,并提出合理化建議。
一、吉林省縣域“四化”發展的現狀分析
1、指標體系的選取
根據可行性和可得性原則,本文選取下列具有代表性的指標。工業化指標:包括工業化率、人均工業增加值、工業增加值貢獻率、人均GDP;城鎮化指標:包括城鎮化率、城鎮在崗職工平均工資、第三產業在地區生產總值中所占比重、第三產業增加值貢獻率;農業現代化指標:包括機耕面積比重、第一產業增加值貢獻率、財政支出用于農林水事務、人均農業增加值;信息化指標:包括人均信息消費額、人均電信產業、人均郵政業務。
2、“四化”發展現狀
本文根據《吉林省統計年鑒2012》選取相關數據,利用SPSS統計分析軟件,通過主成分分析得出吉林省40個縣的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和信息化發展水平結果如下。
(1)工業化發展現狀分析。從表1可以看出,工業化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為前郭縣、琿春市、乾安市等礦產資源和石油資源豐富的縣市,而洮南、柳河、輝南縣等地區的工業基礎薄弱,工業資源欠缺,工業化程度低。
(2)城鎮化發展現狀分析。從表2可以看出,延吉市、圖們市、臨江市等地區的城鎮化排在了前列,這些地區的城鎮基礎設施較好,鎮賚縣和通榆縣被評為國家級貧困縣,柳河縣和扶余縣地處山區,城鎮基礎設施較差,城鎮化水平低。
(3)農業現代化發展現狀分析。從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的排名表(見表3)中我們看到:榆樹、德惠、九臺、農安這些農業大縣的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較高,而延吉市和圖們市雖然工業化和城鎮化發展水平較高,但是由于其農業投入不夠,農業發展水平落后。
(4)信息化發展現狀分析。從表4中可以看出,延吉市、琿春市和圖們市的主成分得分較高,這些地區的科技發展水平比較快,而梨樹縣和通榆縣等地區的信息化發展水平較低。
二、“四化“綜合發展水平聚類分析
為了了解各地區“四化”統籌發展水平的現狀,本文利用SPSS軟件,根據以上40個縣的“四化”主成分得分進行系統聚類,結果如下。
第一類地區:包括前郭縣、乾安縣、樺甸市、磬石市,此類地區的工業化和農業化發展水平較城鎮化發展水平要高一些,信息化發展水平一般。
第二類地區:包括延吉市、琿春市、集安市、圖們市、臨江市、長白縣、通化縣、撫松縣、靖宇縣,此類地區的工業化、信息化和城鎮化水平發展較高,但是農業現代化發展較落后。
第三類地區:包括通榆縣、和龍市、洮南市、龍井市、安圖縣,這些地區的城鎮化發展較好,工業化、農業現代化和信息化發展較落后。
第四類地區:包括榆樹市、德惠市等剩下的22個縣,此類地區的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較好,工業化、城鎮化和信息化發展較落后。
三、促進縣域經濟“四化“協調發展的建議
通過對吉林省縣域地區“四化”發展水平的綜合分析,我們看到吉林省縣域經濟發展水平普遍較低,根據“四化”發展的不同狀況,下面對以上四類地區的經濟發展提出相應的對策建議。
第一類地區,如前郭縣和磬石市的工業化發展水平較高,但卻沒有帶動城鎮化的發展,這主要是由于其工業化的發展布局還存在不合理的地方,所以要將分散的小型工業區集聚起來,增強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吸收,進行廠房聯建和標準廠房建立,以此來帶動城鎮化的發展,將信息化與工業化充分融合,促進信息化的發展。此外,地域相鄰的縣與縣之間自然資源和地理環境差異小,交通便利,所以要充分利用這種相鄰優勢,加強交流和地區間的合作,相互促進,共同進步。
第二類地區,此類地區的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較落后,工業化、城鎮化和信息化的協調發展不能積極地帶動和促進農業化發展。所以,要加大對農業科學技術的投入,提高農業的組織化水平,加強市場的緊密對接,供其所需。同時,政府也應該采取相應的政策和給予一定的財政支持,加強農業現代化水平的發展,促進工業化、城鎮化和信息化對農業化的帶動作用,充分發揮工業化的動力作用。
第三類地區,此類地區城鎮化的發展水平較好,工業化、農業現代化和信息化發展水平落后。如通榆縣地處吉林省西部干旱區的縣市,自然環境不利,所以要改善生態環境,加強鹽堿地的治理和植被的恢復,改善灌溉條件,發展節水型的特色農業,以此來提高農業化的發展水平。此外,要充分利用地區的工業資源,來提高自身工業的發展水平。向農業和工業引進先進的科學設備和技術,發揮城鎮化和信息化對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發展的推動作用。
第四類地區,對于此類地區,首先要繼續推動農業化向較高的水平發展,因為這是本地區具有的較大的優勢,而且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此外,這些地區的工業化發展水平雖然較低,但是工業基礎比較好,所以要充分利用資源,制定有效的發展政策。要加強對人才的吸引,提高勞動者的素質,促進信息化的發展,以此來提高生產率,這樣也會提高工業化發展水平,從而帶動城鎮化的發展。
(注:本文是教育部青年基金項目,縣域經濟“三化”協調發展的理論與實證研究(編號12YJC790139);吉林省教育廳重點項目《“三化”統籌推動吉林省縣域經濟發展的實證研究》(編號:2013158)的中期成果;吉林省社科基金,吉林省“四化”同步發展評價與對策研究,編號2013B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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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農業投入現代化發展程度農業投入的增加是農業現代化發展的基礎,農業投入的現代化表明單位面積上投入農機的數量,電力化程度不斷提高的過程,所以,可以通過單位耕地面積動力,勞動平均用電量,單位耕地的施肥量以及有效灌溉率等指標來衡量一國農業投入的現代化水平(見表1)。(1)農業耕種面積動力,是用來反映單位耕作面積上的農業機械化的動力使用程度。表中數據顯示發展初期我國的農業大機器生產化程度不高,進入2000年后農業耕種面積動力迅速增加,年增長率均超過25%。而農機總動力由1990年的28707.7萬千瓦增長到2010年的92410.4萬千瓦,猛增了3.22倍,由此可見我國農業的機械化有了長足的發展。(2)農業勞均用電量,是用來衡量每個農業從業人員的用電量的指標,用電量的多少是農業電氣化的顯著特征,也是農業現代化的一個標志。由表可見農業勞均用電量由較低到2009年以后的猛增過程,農業總用電量的增加,表明我國的農業電氣化水平在不斷提高。(3)農業單位耕地的施肥量,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和表征農業投入狀況。表1中可見我國農業的化肥施加量也呈遞增趨勢,增長的顯著趨勢明顯,年增長率為9.7%,農業化肥施用量年增長2.1倍,說明有效投入呈現不斷增加之勢。(4)農業有效的灌溉率,是衡量我國農業單位耕地面積上有效灌溉面積大小的重要指標,不僅用來衡量灌溉有效程度,還用來量度我國農業的水利化水平,一國的水利化水平越高,則其有效灌溉率越大,表中數據顯示,我國農業有效的灌溉比率在逐年增加,現實情況也進一步印證了我國農業水利改善和進步。通過以上分析可見,我國農業投入現代化程度不高,國際經驗表明,農業現代化的實現離不開政府的全方位、大力度的支持。比如,日本農民收入中的60%、歐盟農民收入中的40%都是來自于政府補貼,而我國農民收入中政府補貼僅不到10%,因此我國農業現代化擁有較大的潛力和發展空間。
2.農業科學技術化實現狀況從農業技術進步所創造的農業產值,即農業科技貢獻率看,產值越大則說明農業科技現代化水平越高,一般發達國家這一比率都在70%以上,美國的這一比率高達90%以上,我國的這一比率約為35%,主要在農作物病蟲害綜合防治技術和雜交水稻等技術水平上位于世界領先地位,其他技術進步的應用程度較發達國家差距大,農業科技的貢獻率較低。從農業科技人員相對指標看,指標值越高,說明農業科技人員規模越大。從圖1可見這一相對數值呈現先增加后降低的趨勢,但變化趨勢差距不大,即1990年的農業科技人員占比為36.6%,到2009年這一比值為32.48%,這一發展趨勢的形成,可以給予的解釋一是在農業科技人員增加的同時,我國科技人員總數也在增加,而且增長率比農業科技人員的增長率高。比如,農業科技人員的增長率為12.8%,科技人員增長率為56.1%。二是真正在田間地頭從事農業科學技術的人員比重在絕對下降,主要是因為農村科研環境較差,收入報酬較低,農業的比較利益低下所致。可見,農業科技人員的培養和積累不足,以及農業技術進步程度不高,直接影響我國農業科技現代化發展水平的提高。
3.提供農業支持的狀況分析農業支持力度的不斷增強是農業現代化的有力保障,因此,農業支持力度的現代化是強農惠農政策的集中體現,也是集中力量推進農業現代化發展的體現,用農業保險深度指標和農業組織化程度指標為主要衡量依據。從農業保險深度指標數據看,我國對農業保險的保障程度呈遞減趨勢,且比率較低,由此可見,我國對農業的保障力度在逐漸下降,且保障程度一直處于極低的水平。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后,土地完全有農戶自己經營和管理,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國家對農業保險的保障,另一方面是農戶對農業保險的承保能力和認同度低,使農業保險得不到發展,同時,一旦出現理賠問題,獲得的賠償和給付不高,風險保障程度低而不到位。比如,1990年的農業賠償金額僅為1.67億元,2000年為3億元,直到2007年才有顯著的增加,為29.8億元,2009年保險賠付為95.5億元,但這些增長遠遠滯后于農業增加值的增長,農業保費收入的增長嚴重滯后于農業的增加值,使我國農業風險較大,農業支持力度的現代化程度較低,制約著我國農業現代化的發展。從農業組織化程度看,農業組織的參與可以提高農民提高抵抗風險的能力。表2可見,我國的農業組織化程度也呈遞減趨勢,從1990年的1.16%降為2010年的0.86%,但總體體現我國農業組織化程度自始至終處于較低狀態。所以,我國農業發展長期緩慢,農民收入始終得不到持續增長,抗拒市場價格變動風險,以及其他經營風險的能力低,與農業組織化程度低密切相關,因此,也進一步表明我國農業組織現代化程度仍然處于較低水平。
4.農業經濟結構變動狀況農業經濟結構現代化是優化農業結構的必然要求。其中農業產業結構優化集中體現,也是農業現代化的重要標志之一。表征農業經濟結構的主要是農業增長在總經濟增長中的比重變化,農、林、牧、漁業各產值在農業增加值中的變動,農業就業人員的比重變化等。所以,用農業增加值占GDP比例、養殖業在農業增加值的占比和農業就業比重3個典型指標表示農業經濟結構的現代化發展水平。數據顯示我國農業增加值在GDP中所占的比例呈遞減趨勢,這是農業結構優化的體現,但是與發達國家的比重在1%-2%之間,韓國為3.2%,巴西為5.1%,世界平均為3.4%相比,仍然需要不斷優化。養殖業在農業增加值占比的提高,表明農業內部結構的調整和優化。農業就業比重呈遞減趨勢,表明我國農業現代化水平提高。主要是由于大機器生產替代勞動程度提高,以及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使農業從業人員逐步減少,這一變動充分反映了我國在向農業現代化趨勢發展,但與發達國家10%以下的比率相比有進一步降低的空間。
農業現代化是指從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化的過程和手段。在這個過程中,現代工業、現代科學技術和現代經濟管理方法廣泛應用于農業。農業現代化具有生產手段現代化、生產技術科學化、經營方式產業化、生產服務社會化、產業布局區域化、基礎設施現代化、生態環境現代化、勞動者現代化、農民生活現代化等重要特征。
理論界對農業現代化的發展普遍劃分為五個發展階段,即準備階段、起步階段、初步實現階段、基本實現階段和發達階段。準備階段是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發展的過渡階段,在這個階段開始有一些現代的生產要素進入農業系統;起步階段是農業現代化的進入階段,在這個階段農業現代化應具有的特征已經開始顯現;初步實現階段,又稱快速發展階段,是現代農業發展較快的時期,這個階段已經初步具備農業現代化特征;基本實現階段,又稱初步農業現代化階段,該階段的農業現代化特征十分明顯;發達階段,又稱全面農業現代化階段,該階段已經全面實現了農業現代化,農業生產、農村經濟社會與環境的關系進入了協調和可持續發展階段。對農業現代化發展階段進行定位、評價,需要重點考察農業現代化的幾個基本要素,即農業機械化、生產技術科學化、農業產業化、農業信息化、勞動者素質的提高和農業發展可持續化等。
二、內蒙古農業現代化發展階段的定位
1997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在《1996~2050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戰略――走向現代化的構想》中制定了中國農業現代化戰略階段的主要指標和各發展階段的劃分標準,將中國農業現代化戰略階段的主要指標設定為5項:人均GDP、農民人均純收入、第一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第一產業勞動力占全社會就業人口總數比重、農民人均純收入與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之比值。依據這5項指標數據比較分析顯示:2002年內蒙古農業現代化發展處于準備階段;2003年內蒙古農業現代化處于準備階段與起步階段的過渡期;2004年內蒙古農業現代化發展處于起步階段;2009年內蒙古農業現代化處于起步階段與快速發展階段的過渡期;2010年內蒙古農業現代化發展進入快速發展階段;2012年內蒙古農業現代化仍處于快速發展階段。
從5項指標值對比分析看:人均GDP指標完成度較好,2011年已達到初步農業現代化階段指標標準,這主要得益于21世紀第一個十年中內蒙古經濟增長迅速,整體經濟形勢良好;農民人均純收入指標值和第一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指標值呈現穩步提高的態勢,基本符合內蒙古農業現代化發展階段的變化趨勢;第一產業勞動力占全社會就業人口的比重指標值的數值一直較高,處于起步階段的平均水平,距離快速發展階段標準值有較大差距,反映了內蒙古農業勞動生產力占全社會就業人口的比重過大,農業勞動力轉移工作任重道遠;農民人均純收入與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之比值遠遠低于初步農業現代化發展階段標準值,城鄉收入差距大、農業發展自身積累有限是制約內蒙古農業現代化發展的重要因素。
三、內蒙古農業現代化發展的評價
內蒙古農業現代化發展需要包括政策支撐體系、金融與保險支撐體系、科技與人才支撐體系、產業支撐體系、市場支撐體系、物質裝備支撐體系和資源環境支撐體系等七大分支系統在內的支撐體系。考察內蒙古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要綜合全面地考察農業生產的內部、外部因素。從投入水平、產出效益、社會發展水平、資源環境4個方面評價內蒙古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可以得出:一是內蒙古農業現代化發展的要素投入指標和產出效益指標整體上低于全國平均水平,且與全國平均水平有較大差距;資源環境型指標高于全國平均水平。二是內蒙古農業現代化發展的優勢主要體現在資源(人均)優勢,內蒙古的人均耕地面積顯著高于全國平均水平,而2012年內蒙古土地產出率為每公頃20291元,僅達到全國平均水平的52%。這兩項指標的對比反映了內蒙古農業發展中的粗放式發展方式還沒有得到有效改變,農業勞動力素質較低、基礎設施較弱、機械動力不足等因素是制約內蒙古農業現代化發展的重要因素。三是2012年內蒙古農業從業人員在全社會從業人員中所占的比重為41%,高于全國平均水平7.4個百分點;反映了內蒙古農業現代化發展中的勞動力轉移滯后、縣域的小城鎮化建設滯后,城鎮化建設滯后會直接導致農業勞動力轉移面臨空間轉移的障礙。
中圖分類號:F299.21;F127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6)025-000-01
黨的十報告中提出,我國要堅持走特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發展道路,使信息化和工業化深度融合,工業化和城鎮化良性互動,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互相協調,最終促進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這就是新型“四化”的基本內涵。四化協調發展一直是我國追求的目標,而新型“四化”的提出更加明確了它的真正內涵和發展方向,所謂的新型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首先,發展目標從目的轉向路徑,之前一味追求四化協調發展的最終目標,卻忽視了發展路徑和過程,后果就是在發展的過程中存在盲目性,結果偏離預期,可見過程同樣重要。其次,發展理念由物轉向人,之前大力推進城鎮化建設,部分地區的城鎮化速度甚至驚人,建筑規模大幅度增加,城市公共設施大面積增加,但城鎮戶籍卻沒有隨著增加,可見,只是形式上的物的增加并不能從實質上產生惠民效應,不能給老百姓帶去真正的實惠。最后,新四化強調的是四化相互融合,相輔相成,而不是獨立發展。因此,本文以上述為背景,對吉林省新型“四化”協調發展水平進行分析,并提出合理化建議。
一、吉林省新型“四化”協調發展水平研究
總理指出,要推進信息化和工業化高度融合,要讓先進的信息技術成為推動工業化發展的內驅動力。可見,信息化在工業生產中的重要性,雖然目前吉林省的信息化在工業生產中已經得到了較高的關注,但是兩化的融合仍然處于初級階段,尤其是一些傳統產業,對信息技術不但沒有引進和重視,反而呈現出排斥的態度,其原因主要是傳統產業的技術人員的專業水平有限,若是引進新技術,需要對其進行培訓,這部分成本并不低,而且設備的更新也需要大塊成本,尤其是一些規模較小的企業,考慮到規模效益,即使是引進新技術新設備,在短期內的利潤并不可觀,這就成為了中小傳統企業產業信息化的絆腳石。吉林省作為東北老工業基地,工業的振興將是吉林省經濟發展的最大動力,而信息化又是振興工業的驅動力。但相比其他經濟發展較好的省份,吉林省信息化的融合還遠遠不夠,傳統行業的改變與創新的切口離不開高新技術的投入,尤其是信息化。因此,我省一定要加大信息化與工業化的對接和融合,推動吉林省經濟發展水平。
根據十報告的精神,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是相輔相成的,這也是新四化的必然要求。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不可能獨立發展存在的,兩者共同協調發展才能做到真正的惠民利民。農業現代化意味著農業生產技術的創新和提高,生產效率的提高,使資源配置達到優化,從而就會解放一部分農村勞動力進入城市,因此,在提高吉林省城鎮承載力的同時,要使農民工在城市能夠安居樂業,要真正做到城鎮化由物轉向人,城鎮化追求不僅是速度,更重要的是質量。農業現代化是城鎮化發展的基礎,為城鎮化發展提供了要素條件,相反城鎮化是農業現代化的載體。吉林省的城鎮化水平一直處在全國的前列,但是質量并不高,指標也呈現出虛高的現象,農業現代化的發展較緩慢,而二者的融合和對接也表現出脫離。由此可見,吉林省的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發展仍然有很大的空間。
十報告指出,工業化和城鎮化要良性互動。吉林省的工業化程度較高,是全省的支柱產業,是促進城鎮化進程的主要動力,相反,城鎮化也是工業化的載體。吉林省的城鎮化進程較快,但工業化始終沒有很大的突破,老工業基地的振興并不理想,而城鎮化和工業化的互動不夠,工業化對城鎮化的貢獻率遠遠不夠。因此,在未來的發展中,吉林省應該注重二者的相互促進和關系。
二、對策建議
根據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吉林省的新型“四化”協調發展水平仍然處于初級階段,有很多方面需要完善,想要真正實現“四化”的協調發展還有很長的道路,需要我省制定具有針對性的對策,促進吉林省新型“四化”協調發展。首先,要明確我省工業發展的瓶頸,促進先進技術的引入,改變傳統的生產觀念和模式,調整產業結構,使信息化成為產業轉型的內在動力,盡快渡過瓶頸期,使信息化良好融入工業化。其次,注重城鎮化發展質量,不要讓城市的“空城”越來越多,要將重心轉移到人的發展上,且與農業現代化良好銜接,相互促進發展。最后,要讓工業化成為城鎮化發展的有效動力,發揮其重要的動力作用,兩者相互協調發展。綜上所述,實現吉林省新型“四化”協調發展就要敢于改革和創新,改變傳統的觀念和模式,將四化充分融合為一體,相互促進,共同發展,最終推動吉林省經濟發展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