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的實質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金融危機的實質，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一、當代國際金融危機的實質是一場法律危機

源于美國的全球金融危機仍然在深刻地影響著這個世界，時下，對危機進行深入、多角度分析與考察是時代賦予我們不能回避的使命與職責。從危機的根源上看，眾多的經濟和社會問題已經被大家廣泛關注和討論。但觀察分析的視角多流于表象，沒有對問題的發生根源進行深入剖析、對解決方案進行制度性探索，沒有對下次危機提出更有針對性的預防機制。我們認為，此次危機歸根結底是一場法律危機，應從危機的發生、應對、預防等各方面進行法律層面的深刻剖析。

1.危機產生的法律根源

從危機產生來看，大家基本認同的是由于美國的低利率、寬信貸、松監管這三個直接原因導致了美國金融危機的發生。美國實行的貨幣和信貸政策正是根源于不公平的國際貨幣體系，也就是一系列的國際貨幣協議與協約。美國的金融監管首先在于其未能有效監管住房抵押貸款及其資產證券化市場，而政府導向下的市場利率激烈波動和由此引發的住房價格暴漲暴跌則成了引爆危機的導火索，金融自由化所造就的金融創新和金融全球化則是把危機推向深淵并向全球蔓延的魔掌，當市場出現不合情理的豐盛利益時，市場準則不復存在了。金融創新工具與不當的金融政策及滯后的金融監管立法，對金融危機的積聚、爆發和蔓延構成強大的合力共振。

2.危機應對的法律完善

從各國政府及國際組織應對這場金融危機的做法上看，無一例外選擇了通過法律方式將一系列政策措施加以確立和落實，如美國制定了《2008年緊急經濟穩定法》，2010年7月21日簽署“美國史上最為嚴厲的金融監管法案”——《多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和消費者保護法》。俄羅斯制定了《支持俄羅斯金融體系額外措施》法案，修改了《俄羅斯聯邦中央銀行法》和《俄羅斯聯邦自然人存款保險法》等。從國際合作應對危機方面，國際金融監管立法完善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而且也是惟一的選擇。

3.危機預防的法律功能

從危機預防的角度來說，成功的關鍵在于法律的功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認同和發揮。保障人民權利、維護社會秩序、促進社會進步，在制定與修改相關法律的過程中如能將上述三種功能充分發揮，則能夠保證相關法律制度的基本價值。無論是金融法律制度、財稅法律制度，還是其他的法律制度，一方面要體現、確認人民的發展與自由權利，另一方面要尊重和維護社會規律與社會秩序，在自由與監管中協調平衡，維護世界經濟秩序的穩定，促進世界經濟的發展。

二、當代金融危機對中國立法與執法的影響

1.對立法活動的影響

金融危機發生后美國立法機構反應迅速，在很短的時間內通過了幾個重要法案，如2007年《外國投資與國家安全法案》、2008年《經濟穩定緊急法案》、2009年《經濟復蘇與再投資法案》。后來又通過了《信用證法案》和《多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和消費者保護法》。以上法案都是為了應對金融危機及維護美國經濟的穩定增長。我國立法活動從這些法案中，可以得到以下幾個方面的啟示：

第一，立法應對要及時。美國投資銀行在2008年的9月份倒閉，美國在11月份就通過《經濟穩定緊急法案》，應對非常快速。對于我國立法而言，其法律制定的效率值得借鑒。在危機應對過程中要注重立法效率、效用，一部法律的制定不能耗時多年卻沒有結果，貽誤立法時機，影響經濟健康協調發展。

第二，立法應立足解決現實問題，具有較強的針對性。相對國外立法，我國立法往往考慮各地區各部門的利益，強調平衡各方面利益，最后使主要矛盾和主要問題的解決被淡化和疏忽。

第三，立法應注重利用法律的強制性、規范性解決金融危機帶來的問題。例如投資問題，法律對于從哪投資、投資什么、投資多少等具體問題應有明確的規定。而我國在經濟活動中，很多措施具有很大的彈性，雖有投資計劃，投資來源卻并不明確，實施過程不斷調整，調整后的執行情況還要再去耗費精力檢查落實。

第四點，法律條文應詳細具體，具有可操作性。我國的立法存在立法技術滯后、立法語言模糊不清、具體規范粗略等問題，嚴重影響法律的實際實施效果，而這是我們從美國立法中可以思考借鑒的經驗。

2.對司法活動的影響

司法是指國家司法機關依據法定職權和法定程序，具體應用法律處理案件的專門活動。司法機關的裁決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裁決，具有很大的權威性和強制性。為確保司法公正，應加強在危機狀態下特殊司法程序與司法作用、功能的研究，充分重視司法在危機應對和危機預防方面的積極作用，切實發揮司法制裁和救濟的功能。在加強政府監管措施，完善法律制度設計的基礎上，通過切實有效的司法程序對監管措施予以落實，對法律制度予以強化，形成完善的金融司法體系。同時，由于金融監管有其特殊性，應當對金融監管司法程序中的問題予以討論：

(1)金融監管的滯后性對金融司法的影響

金融業是現代經濟社會結構中最為活躍的分子，金融監管無論如何調整其監管措施或監管手段，還是會出現諸如新的金融衍生品無法列入監管范圍、金融機構不斷拓展業務類別考驗金融監管機構權限范圍等諸多問題。在此情況下，現行法律無疑無法提供可供司法機關援引的成型的實體或程序規則，但是，司法的裁判功能還要發揮，這就需要司法機關在已知規范范疇內創造性地進行司法判決，以司法判例的方式為立法或行政執法提供經驗。當然，在此情況下更多的壓力要由最高人民法院通過司法解釋予以承擔，而且要有更多的法律金融復合型人才進入法官隊伍。

(2)金融案件的技術性、復雜性對金融司法的影響

金融案件一般具有專業性、復雜性、廣泛性等特點，這些特點造成金融案件的立案受理與審理的困難加大。在我國的訴訟程序中，對涉及面廣、涉案人員多的金融案件沒有提供合理有效的訴訟途徑，致使相關訴訟當事人和法院面臨相當大的壓力。同時，由于涉訴的雙方當事人信息不對稱，也造成投資者很難在一般的訴訟環境下獲得勝訴。因此，針對金融案件的特點提出適合于金融訴訟的程序與規則是金融司法功能正常發揮的關鍵。

3.對行政執法的影響

(1)金融監管機構的地位與權限

由于金融在一國經濟體系中的重要地位，各國政府對金融監管機構設置和金融監管機構權限的設定都異常重視。各國依據不同的國情對金融監管機構的法律地位進行了規定：在美國，金融監管由證券交易委員會負責，而證交會在聯邦政府體制中繼不隸屬于總統，也不隸屬于國會和最高法院，具有高度的獨立性。在日本，證券監管由大藏省的證券局負責，而證券局則屬于行政機關。但在我國，金融監管是由以中國人民銀行為核心，證監會、銀監會、保監會各負其責的“一行三會”負責。其中，中國人民銀行是政府行政管理機關，“三會”則是國務院直屬事業單位。筆者認為，不同的法律地位必然影響到監管權限和監管效率，以此為出發點，在現行監管模式下，在適當時候提升“三會”的法律地位，使其能夠獨立行使行政機構的職責，這樣不僅可以加強其監管的權威性，而且可以強化政府監管的職責、力度，提高監管質量。

(2)金融監管機構的行政執法效率

在此次金融危機中，各國政府金融監管機構的金融監管效率備受人們詬病，這也意味著金融監管機構的行政執法權力沒有得到充分發揮。在我國現行體制下，通過加強行政監管來降低金融風險無疑是最為便捷的渠道。而如何加強行政執法的效率則成為了核心問題。在我國行政法規定的行政執法權力中，行政處罰屬于政府金融監管機構的重要職權之一，加大行政處罰的力度，不僅可以提高政府監管機構的權威，而且可以有效遏制違法行為的產生。

參考文獻:

篇2

(一)美國準則片面考慮信息有用性使公允價值有放大金融危機的嫌疑從金融危機實質來看，公允價值本身存在一定的缺陷，相對于歷史成本來說公允價值片面強調相關性及有用性而缺乏謹慎性基礎，其順周期效應會導致金融資產賬面價值的巨額波動。這種波動無疑會降低銀行的流動性轉換功能，在賬面資產大幅縮水的情況下，無法滿足資本充足率的要求，巴塞爾協議以后對資本充足率的要求更加苛刻，使得使用公允價值計量金融資產更不適合銀行業使用。其次，賬面價值的巨額下降進一步引起市場的不理性恐慌，瞄準市場的公允價值此時便失去了公允性與客觀性。再者公允價值不符合盈余穩健性的要求，容易導致盈余的大幅波動，引起管理層的厭惡甚至成為管理層盈余操縱的工具。金融危機從其根源來說是華爾街銀行家以及券商的貪得無厭的金融創新，從其根本來說是美國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分離，是美國社會各階層過度消費資金斷裂帶來的災難。片面強調價值相關性和有用性的公允價值助推了金融危機的爆發，但并不是金融危機的主要矛盾，公允價值成為金融危機后各方推卸責任的替罪羊并不合理。

在央行低息、流動性強的宏觀環境下，美國政府為了推行其擴張的資本主義政策，通過吉利美(Ginnie Mac)和房利美(FannieMae)以及美國聯邦住房貸款抵押公司(Freddie Mac)向信用評級比較低的購房者發放貸款。這種激進的房地產政策極大地推動了房地產市場的需求，走向繁榮的房地產市場同時拉動上下游產業鏈刺激著整個市場的神經，助長著消費者、投資者的預期。次級抵押貸款公司為了獲得更大的流動性，與投資銀行一起將次級抵押貸款打包成次級抵押貸款支持債券(Mortgage Backed Securities，MBS)出售給投資銀行，并協議要求抵押貸款公司在個人貸款者拖欠還貸的情況下回購抵押貸款。此時根據FASBl57號準則對于公允價值的計量要求，有美國聯邦政府的信用以及較高的市場評價的MBS公允價值不斷高升。為了分散風險，獲得更大的流動性從而獲取更高的利潤，投資銀行進一步將抵押貸款打包成擔保債務憑證(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CDO)出售給保險基金、養老基金或者對沖基金投資者和銀行。各方的極力吹捧使得次級資產市場價值脫離現實，有用性主導下會計準則這種非理性的瘋狂輸入了資產負債表，更是通過持產利得虛增了經營者的業績，會計計量已經完全偏離了穩健性原則。

當美聯儲開始緊縮銀根，調高基準利率時，市場流動性開始下降。由于90％以上的次級貸款是以浮動利率簽訂，攀高的利息給次級房貸者帶來不可承受的壓力，市場開始出現拋售房地產以還貸的情況，強大的供給壓力沖擊了整個房地市場的價格，房地產開始崩盤。當房地產市場價格不足以支付房貸，次級貸款不得不降低評級與價格。MBS公允價值開始出現巨額減值，造成投行、基金公司面對巨大的虧損以及資本充足率壓力。投行和基金公司為了補充流動性，選擇出售大量金融資產，大量被低估的金融市場如海嘯般沖入了金融市場，至此，次貸危機傳遞向金融市場，公允價值進一步減值。減值后的金融資產價值本身又成為其他金融機構計量金融資產的參考反作用于公允價值減值。在整個經濟危機傳導過程中，公允價值的確有放大金融危機的效應，從公允價值本身來說，在市場受到巨大沖擊波動時不僅失去了穩健性更失去了本身的價值相關性以及有用性。公允價值放大金融危機邏輯如圖1所示：

(二)我國限制性使用公允價值體現了穩健性原則2006年11月，證監會下發了《關于做好與新會計準則相關信息披露工作的通知》，就新會計準則對上市公司將產生影響的12個環節進行要求，再三強調“謹慎適度選用公允價值計量模式”。而具體準則中公允價值的使用也都加入了嚴格的限制條件。

根據統計，我國上市公司管理層更傾向于將持有的金融資產劃分為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將持有的投資性房地產采用成本法進行后續計量，這樣劃分的動機是減少盈余的波動。這種內在的穩健處理方式有效遏制了公允價值帶來的巨額利潤波動。正是對衍生工具創新及公允價值的限制使用為我國建立起了一座有效的物理防火墻，降低了金融危機對我國資本市場的沖擊。

二、公允價值內在特征穩健性分析

(一)目標一致　穩健性一般指盈余穩健性，穩健性原則又叫做謹慎性原則。Bliss(1924)將早期會計穩健性思想明確表述為“不預計利潤，但預計所有損失”。Basu(1997)認為所謂穩健性是指財務報告中會計師要求對好消息的確認比對壞消息有更高的可證實程度傾向。Watts認為穩健性是指對利得和損失要求不同的可證實性，從而導致對凈資產的低估。

上世紀90年代中期，我國學者開始關注作為會計公允價值的計量問題。1998年6月我國首次在債務重組準則和非貨幣性資產交換準則中引用公允價值。我國會計準則將公允價值定義為，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況的交易雙方自愿進行資產交換或債務清償的金額(財政部，2006)。IASB目前對公允價值的定義為，在公平交易中熟悉交易情況的有意愿的各方交換資產、清償債務和被授予的權益工具可以被交換的金額。FASBl57號則將其定義為在價值計量日，假設在市場參與者之間的有序交易中進行資產銷售或者債務轉讓所能收到或者支付的金額。支曉強和童盼認為公允價值的邏輯起點包括了市場基礎和主體基礎，價值起點包括了買人價格、脫手價格和在用價值。公允價值是基于資產負債觀的一種新式的計量方式，強調的是信息有用性，體現的是動態時態觀，反映的是資產或者負債的現時價值。公允價值計量內在邏輯是遵從財務信息內在的質量要求，主動平衡信息有用性和穩健性二者之間的關系，從而使報表信息更加真實公允。張榮武與伍中信以產權保護為邏輯，考察發現在歷史成本會計模式下，公允價值與會計穩健性之間若即若離；在公允價值計量模式下，公允價值與會計穩健性之間徹底悖離；而在當前混合會計模式下，公允價值與會計穩健性之間適度耦合。公允價值相比歷史成本很大程度的提高了相關性，但客觀性卻受到了極大的挑戰，以更合理反映資產負債的價值為目的的

公允價值與穩健性在目的上達到了統一。

(二)有序交易客觀要求穩健性　公允價值要求有序交易。所謂有序交易的報價是用以確定公允價值的交易并非總是報告主體所實際發生的交易，而是最有利市場或主要市場中的參與者之間發生的交易。有序市場不會存在賤價急售的情況，也不會存在題材性暴漲時脫離資產負債內在價值的報價。即使是實際交易，報告主體在交易中的身份也是市場參與者中的一員。在運用公允價值計量時，報告主體從市場參與者的角度出發，在上述條件下觀察到或計算出的數額才是公允價值。有序交易中，報價具有公允的特點，不僅符合信息有用性，更符合穩健性的要求。公允價值計量從財務信息內在的質量要求看，需要平衡信息有用性和穩健性二者之間的關系，從而使報表信息真實公允，這樣更符合公允價值的定義。要求公允價值參考有序交易從經濟實質觀來講也規范了公允價值的信息質量，穩健了公允價值的經濟后果。

(三)最有利市場的選擇需要兼顧穩健性　假如被計量的資產或負債存在多個市場，報告主體應選擇其能夠利用的出售資產可以取得最多收入或轉移負債支付最少支出的市場上的價格。這個市場被稱為“最有利市場”。但首先要澄清最有利市場并不代表關聯交易的內部市場。關聯交易的市場雖然可能有更有利的報價。但缺乏公允性且價格的確定缺乏穩健性，在此最有利的市場針對公允價值必須是具有公允客觀性的第三方客觀報價的市場。經理層對最有利市場的選擇與判斷往往以犧牲穩健性為代價，獲得的參考價格往往是脫手價格，而這種價格對于公司經營必須的資產來說往往缺乏實際意義。

公允價值是與活躍市場密切相關的。活躍市場的報價才是最公允的價格。而活躍市場并不與最有利市場矛盾，二者從公允價值的信息有用性來講只有活躍市場的報價才能作為信息有利的客觀依據。活躍的市場通過多方的高頻的報價與竟價博弈使資產的市價回歸資產的內在價值，這樣的價格才客觀公允。由此從綜合收益觀來看，公允價值波動確定的持產損益才是穩健客觀的及真實有效的。最有利市場的選擇與穩健性對于公允價值的信息修正和要求在此邏輯耦合。

(四)估值模型的參數以及輸入信息必須平衡相關性與穩健性當不存在活躍市場時，應該采用估值技術估計，在估計時應該考慮所有的市場參數，如無風險利率(可以參考國債利率)、信用風險、外匯風險、商品價格、股價或股票指數等。其次，還要考慮資產未來的凈現金流量。在缺乏適用于我國的估值模型的情況下依靠估值技術本身確定的公允價值，很難使生成的數據完全真實公允。FASB認為依靠估值技術所確定的公允價值被定義為Level-3，markt0 estimation，相當于Level-1，marktomarket，它最缺乏客觀可靠性，這樣的估計值并不符合穩健的內在邏輯。估值模型的建立是理論進步的標志，只有符合客觀實際的估值模型才具有有用性。

三、后金融危機時代公允價值計量穩健性的改進

(一)加強準則建設，暫時保持多種計量方式并存我國準則建設正處在與國際趨同的重要時期，這也是建立我國市場機制的重要環節。建立成熟的市場機制，進一步爭取我國市場經濟地位的重中之重就是不斷改革我國目前的準則體系。現存準則還有諸多不完善的地方，準則限制性地引入了公允價值，但依然沒有單獨的準則來系統規范公允價值的使用。筆者認為在參照FASBl57號準則的同時還應該考慮我國的基本國情做出適當的調整，使公允價值與穩健性更加耦合，從而達到真實、客觀、公允。

保持多種屬性共同存在的現行準則。我國的現行會計準則保持了多種計量屬性共存的方式，既采用公允價值又不放棄歷史成本。資產負債觀下資產負債反映的是企業未來經濟資源流入流出的信息，從信息有用觀來講，經濟信息必須承載持產的目的和未來帶來經濟流入和流出的方式。這種非統一處理的方式在表面上犧牲了內在邏輯一致性，其實從單個資產和負債來看選取不同的計量方式符合持產的經濟目的，這樣的計量從其層次來講其實更穩健有用。

(二)謹慎應對市場信息，增強盈余穩健性為走出經濟危機，保證我國經濟平穩增長。我國政府投資四萬億刺激經濟增長，從2009年一季度開始我國經濟出現了明顯的好轉，隨之證券市場開始回暖，房地產市場也開始活躍起來，各地的房價甚至出現了一路飆升的態勢，中國經濟率先走出危機的影響，世界經濟進入后經濟危機時代。筆者認為后金融危機時代，謹慎使用公允價值是符合市場規律，滿足盈余謹慎性要求的。

穩健應對市場好轉，謹慎處理市場信息以免再次造成賬面和真實情況之間的脫節。現代企業制度股權分置造成了管理層與股東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為降低交易成本，減少信息不對稱，管理層不僅有向股東披露信息的動力也有披露信息的義務。信息的真實可靠性成為了現代公司制成立的基本要求，信息真實可靠很大程度上依托于管理層對資產負債所選取的會計政策和估計，不同的會計政策選擇會帶來不同的經濟后果，管理層的估計又會直接影響經濟后果的大小。提高會計的穩健性也就是提高了信息的穩健性，穩健的信息更有利于緩解管理權與所有權分離的矛盾，有利于提高公司的治理水平，減少管理權和所有權之間的信息不對稱，降低交易成本。但對于股東來說，會計信息穩健和會計信息激進同樣有缺陷，股東需要的是準確的信息，所以，會計準則有必要從穩健性向公允價值計量適當靠攏(姜國華、張然，2007)。

綜合收益觀下，公允價值變動本也應該計入綜合收益表，但我國現行報表體系并不是完全意義上的綜合收益表，基于穩健性的考慮，一部分公允價值變動依然計入資本公積，不列報在損益表中。這種有差別的處理方式的依據是兩類金融資產的持有動機。但依據字面意思很難準確劃分兩類金融資產，實務中，分別兩類金融資產更多的是依據盈余穩健性選擇的需要。綜合收益是未來會計報表體系改革的方向，包含公允價值變動損益在內的持產利得將全面計人綜合收益表，此時盈余的穩健性不僅聯系到可靠性更直接影響到信息的相關性及有用性。增強盈余穩健要求對市場信息的處理過程穩健、客觀。

(三)改進公允價值披露方式目前公允價值的使用主要是反映在表內披露，當公允價值相對于歷史成本或者其他計量方式缺乏相關性以及穩健性的前提下，表外披露公允價值在兼顧了表內資產負債的金額更加穩健可靠的前提下，表外的價值信息補充地提高了報表的有用性。在市場本身波動較大，市場報價起伏不具有規律性，而且在可預見的未來持有資產的市場價值與為公司帶來最大利潤并不相符，換言之，市場價格嚴重偏離了企業經營此項資產未來現金流量的折現時，公司應該以穩健性為基礎，選擇資產的賬面價值或者以歷史成本為依據，對于其他的信息在表外進行充分披露。當然，表外披露有可能超載了報告的信息，但卻提高了穩健性與有用性，這無疑又為公允價值的使用提出了―個平衡性的挑戰。

篇3

中圖分類號:F830.99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09-0039-03

中國2006年頒布并于2007年在上市公司使用的新會計準則中,對公允價值計量屬性的采用是中國會計準則與國際會計準則趨同的重要標志之一。中國會計準則對公允價值計量及應用進行了相應的規定,然而,由于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風暴的突然降臨,使得原本被認為是頗具先進性的公允價值計量準則被指責為是加劇危機的重要因素之一。美國金融界有關人士極力反對運用公允價值計量準則,英法德意等國于2008年9月聯合出臺的四項金融援助計劃中,采納了金融界人士的建議,其中包括敦促改變現行的“按市計價(即公允價值)”的會計準則。面對這種情況,中國公允價值計量何去何從值得我們思考。

一、金融危機對公允價值計量的爭論及影響

1.金融危機對公允價值計量的爭論。源于美國的次貸危機已發展成全面金融危機,影響了實體經濟,給2008―2009年世界經濟帶來嚴重影響。在此次金融危機的演變過程中,公允價值計量飽受指責。

一些損失慘重的金融機構對公允價值計量計量方法作出猛烈抨擊,他們認為:在危機中,按公允價值對資產支持證券、抵押貸款支持證券和抵押債務債券等次貸產品進行計量,導致確認未實現且未涉及現金流量的巨額損失,賬面價值大幅縮水,進而引起大規模恐慌,使得后果不斷惡化。公允價值夸大了危機的損失,放大了危機的廣度、深度。公允價值并不能反映金融資產的真實價值,盡管目前證券的市場價值不斷下降,但金融機構仍然持有優質資產的并不能反映其長期價值或真實價值,公允價值難以確定,計量結果往往不可靠。

而會計界認為,完全是按滿足投資者需求而采用公允價值的,公允價值比歷史成本更透明,幾乎以實時的方式高效讓投資者了解次貸危機的動態、規模、影響。公允價值計量代表未來計量方向,符合經濟發展的需要。

在這場爭論中,導致政治因素介入,要求修改準則。在政界和金融界的強大壓力下,會計界雖然仍繼續堅持公允價值計量規則,但也不得不改變一向強硬的不妥協立場。為此,各國政府積極應對,紛紛出臺了一些應急辦法,以減緩危機帶來的金融資產賬面大幅縮水的局面,其中就包括修改“公允價值”的計價規則。

2.金融危機對公允價值計量的影響。在金融風暴愈演愈烈之際,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IASB)宣布可以從2008年7月1日起追溯調整新會計準則。各國修改會計準則行動可謂爭先恐后,以此來保護自身的資產安全。我們看一下美國從金融危機發生到現在對公允價值計量有三次大的修改:

一是2008年9月30日,美國《在不活躍市場下確定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即對于不具備市值計價條件的企業來說,可以采用自己的模型和假設參數來估算。

二是2008年12月30日,SEC根據金融救援法案的要求向國會提交了“釘住市場(Mark to market)會計研究報告”。該份報告向國會提出了八條建議:(1)SFAS No.157應該改進而不是暫停;(2)現存的公允價值和釘住市場的要求不應該被暫停;(3)現行的公允價值計量準則不建議暫停,更多的計量技術應該被運用到公允價值計量實踐中;(4)金融資產減值會計應該被重新修改;(5)對良好判斷的運用實施進一步指導;(6)會計準則的構建應該繼續滿足投資者的需求;(7)應建立額外的正式措施來介紹現存會計準則的運作;(8)滿足簡化投資性金融資產會計的需求。

三是2009年11月在FASB官網上公布了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對公允價值計量的披露要求作了進一步的完善。 修訂了公允價值分主題820-10,為公允價值第一層級(Level 1)和第二層級(Level 2)的轉入轉出提出新的披露要求。報告實體應當披露Level 1和Level 2的重大轉入轉出的金額,以及轉換的原因。而在調節使用重要的不可觀察的參數計量公允價值(Level 3)的情況中,報告實體應當列報關于購買、出售、發行以及結算的信息,這些信息應以總額而非凈額的形式提供。

其他國家也不同的對公允價值的修改,各國雖有差異,但其核心都是為了避免企業出現大面積的虧損,以及降低由于賬面價值下降而被收購的可能。

二、公允價值計量的發展趨勢

隨著SEC報告的出爐,關于公允價值計量何去何從的辯論暫時告一段落,“公允價值仍將‘計量’未來”成為當前的主流論調,人們開始把更多的精力轉向對公允價值計量準則的修改和完善之中,這無疑是當前最務實的選擇。

理論界認為雖然本次金融危機中,公允價值計量備受爭議,但金融危機與會計準則并沒有必然關系,而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本次金融危機中,正是由于公允價值的運用,才使得金融風險得到了充分的暴露。基本上可以預言,這次金融危機之后,公允價值計量的推進步伐不會停止或延緩,反而會加快。公允價值計量更加及時、充分、準確地反映了保險公司的經營狀況和風險,有利于更好地評估保險市場的運行狀況,及時發現和化解行業風險。我們應當堅持使用公允價值計量,不斷完善其理論和方法。在中國也應與國際一致,堅持使用公允價值計量,并根據中國國情進行完善。

三、公允價值計量在中國存在的必要性

1.公允價值計量可以滿足會計信息決策有用性。中國會計準則將為信息使用者提供決策有用的會計信息放在財務報告目標的首位,公允價值計量能夠滿足會計信息相關性和可靠性的要求。同時會計信息既包括過去的信息,又包括現在的信息,更應該包括將來的信息。由于公允價值計量反映的是資產、負債的現行市場價格,更有利于決策,因而符合決策有用觀的要求。

2.公允價值的應用能更好地履行會計的反映職能。會計的基本職能是反映,那么會計是如何履行反映職能的呢?這就需要借助文字說明和數字描述,其中的數字描述就是指的會計計量。由于事物總是處在不斷發展變化當中,經濟事實也是這樣,那么會計對于經濟事實的計量理應是動態的。這就客觀上要求會計計量必然要經歷初始計量階段后續計量階段,公允價值不僅可以用于初始計量,而且也可以用于后續計量,因而能夠很好得履行會計職能。

3.公允價值計量更能反映收益和資產的定義。經濟學中的收益概念通常被稱為經濟收益。經濟收益概念認為,收益是隨著未來服務的現值的增加而同時產生的,收益計量與資產計價不可分,資產應依據企業使用這些資產所帶來的未來預期收益的現值來計量,而收益則是企業在某一期間凈資產現值變動的結果。顯然依據經濟收益概念,對資產和負債就應當采用公允價值計量。相應的,資產的定義也應采用“未來經濟利益說”,即資產是指“特定個體從已經發生的交易或事項中所取得的或能加以控制的可能的未來經濟利益。”

4.公允價值更應反映資產或負債的后續計量。計量目的具有層次性。計量的最終目的是為了使提供的會計信息更加相關和可靠,而計量的直接目的則是計量什么,即計量的是公允價值、歷史成本還是使用價值等。在傳統的計量模式下,初始計量與后續計量的目的是不同的,初始計量的目的實際上是計量資產或負債的公允價值,而后續計量的目的可能是資產的使用價值、也可能是攤余價值等。但計量目的不應當因為市場價格有失公允、需要估計而改變,若能采用預期現金流量和現值計量技術合理估計公允價值,使得初始計量和后續計量的直接目的一致,將使提供的信息更具有可比性。

5.公允價值能更真實地反映企業的收益。目前的企業收益計算是通過收入與相應的成本、費用配比計算出來的。眾所周知,現行企業計算收益的收入是按現行市價計量的,而計算收益的成本、費用,則是按歷史成本計量的。很明顯,這兩者之間的差額(收益)由兩部分構成。一部分是勞動者創造的純利潤,另一部分則是由經濟因素影響形成的價格差。但現行的利潤分配制度對這兩者卻不加區分,從而出現收益超分配。虛利實分的現象。如企業計算收益的成本、費用是按公允價值計量,則這種現象就可得到很好的解決。

6.公允價值計量是中國經濟形勢發展的客觀要求。隨著經濟發展的全球化,競爭越來越激烈、風險加大,市場創新、金融創新層出不窮,且愈演愈烈。特別是金融創新,目前已產生了數量眾多、特征各異的衍生金融工具。如 “期貨”(Futures)、“期權”(Options)、“遠期合約”(Forwards Contracts)等等。這些衍生金融工具只產生合約的權利或義務,而交易和事項尚未發生,為了會計信息使用者能正確地進行經營決策,在會計上也要求對其進行確認、計量。由于其沒有歷史成本,傳統會計對此無能為力,而采用公允價值屬性計量卻能很好地解決這個問題。因為公允價值是理智雙方在無干擾情況下,自愿進行交換的價值,其價值的確定并不取決于業務是否發生,只要雙方同意就會有一個價值。因此,會計在任何時候都可以按公允價值對衍生金融工具產生的權利、義務進行計量、反映,并向信息使用者提供信息。

7.公允價值是風險管理的需要。風險管理能否做到有效、謹慎,對資產價值判斷至關重要。實質上,對于投資者而言,在資產被低估時買進,在資產被高估時賣出是沒有風險的。風險管理與價格信息緊密相連,良好的企業風險管理體系需要各方面的價格信息,包括市場價格或公允價值等。相對于歷史成本而言,公允價值面向現在和未來,能夠有效地幫助企業預防或發現風險。公允價值主要是面向財務報告的,公允價值對于風險管理的重要程度取決于公允價值所包含風險信息的程度。因此,準確、可靠、包含全部風險的公允價值是今后公允價值的發展方向,同時,也是風險管理對公允價值信息的客觀要求。

四、金融危機環境下對中國應用公允價值應用的啟示

此次金融危機對公允價值的爭論,對于正在全面推行新會計準則的中國來說,由于中國的金融市場和上市公

司無論是從規模還是成熟度方面都遠不如美國和大部分西方發達國家,實體性企業所擁有的金融類產品及其衍生品的比例還很低,另外新準則還只有在上市公司實施,還沒有全面推行,因此,金融市場的劇烈波動所能夠形成的波及面還相當有限。但是采用公允價值計量準則仍然是未來的趨勢,國外大部分國家針對這次金融危機對公允價值計量進行相應的修改。中國對公允價值的爭論較少,影響也不大,但中國應從這次爭論得到啟示,采取相應的措施,以防范于未然。

1.結合中國的經濟、市場狀況謹慎地推出公允價值準則使用范圍 。中國會計準則主要規定在金融工具、投資性房地產、非共同控制下的企業合并、債務重組和非貨幣易等方面采用了公允價值。但有關公允價值計量的或應用指南仍然缺失。理論界和實務界普遍反映在市場經濟仍處于初級階段的中國在金融工具計量中運用公允價值仍存在不小的困難。因此,為提高公允價值計量的可操作性和會計信息的準確性,建議財政部考慮專門就金融工具公允價值計量制定中國的會計準則(或應用指南)。在公允價值計量的準則(或應用指南)中予以明確有利于具體實務操作的規范要求,如制定關于如何采用現值技術來估計公允價值的操作指南,在指南中盡可能詳盡地規定有關現值的確認、計量和報告問題,例如,在對某一資產或負債進行計量時,準則中應明確規定什么情況下使用現值,什么情況下以使用現值為首選;對于未來現金流量的估計,折現率的選擇以及折現方法的選擇都應該有明確的規定。操作指南制定得越詳細越能為在市場信息不夠充分的情況下為應用公允價值提供必要的理論依據和指導方法

2.針對不同的市場情況,適當引入公允價值。美國爆發金融危機后,沒能及時改變會計計量屬性,采用與當時市場環境相適應的計量屬性,導致了金融危機的進一步加劇。因此,中國在引入公允價值計量屬性時,應充分考慮不同經濟發展階段應采用的會計計量屬性。例如,在經濟高速發展時期,采用公允價值計量有可能導致資產價值的虛增,從而加速經濟發展,在經濟本身具有泡沫的情況下進一步擴大泡沫。或在經濟委靡的情況下,又有可能發生像美國金融危機這樣的情況。因此,有關機構應進一步完善對公允價值適度引入的規定,將公允價值可能帶來的損失降到最低,防患于未然。

3.完善公允價值應用的市場條件、建立市場信息數據庫。公允價值是市場經濟的產物,市場價格是最為客觀,可靠程度最高的,也是最簡便的公允價值的來源,所以應當努力培育各級市場,特別是生產資料市場和二手交易市場,從而使公允價值的取得更為客觀、直接。

公允價值計量方式要求在沒有發達的交易市場情況下,公允價值的確定需要獲取未來現金流量的相關數據,而通過對企業或者資產過去的現金流加以分析,可以預測未來的現金流量;在存在發達的交易市場的情況下,將市場價格等信息加以匯集,可以便于企業確定相關的公允價值,有利于審計人員、相關監管部門考察企業的公允價值是否合理、恰當。因此應該建立信息庫,儲存市場信息數據。

4.加強金融市場的監管 ,提高會計信息披露的及時性、準確性和透明度。金融衍生品具有高風險性,要求金融監管機構進行嚴格監管,保證金融衍生品市場健康發展。隨著中國參與全球經濟和金融一體化的程度不斷深入,國內金融機構產品創新能力的不斷增強,新的衍生金融產品亦層出不窮。然而,在中國衍生金融工具日新月異的同時,有關衍生金融工具會計信息披露的及時性、準確性和透明度方面卻存在諸多的缺陷和不足,相關的法律糾紛日益增多。因此,為不斷改進銀行業金融機構金融工具會計信息披露,建議財政部積極跟蹤IASB和FASB在信息披露方面的最新進展,及時修訂中國的第37號準則《金融工具列報》。同時,建議中國銀監會進一步完善《商業銀行信息披露辦法》或借鑒外國銀行監管機構的做法,專門制定衍生金融工具最佳披露實踐或信息披露管理辦法等。

5.提高會計從業人員的職業道德和專業水平 。誠信是阻斷人們采取不當行為的防火墻,如果市場缺乏這層保護屏障,即使這個市場有最優秀的會計師,最完美的會計制度,最完善的企業治理結構及最成熟的資本市場,也無法阻擋造假事情的發生。但是我們不能“因噎廢食”,正確的做法,是加強誠信教育,防范道德危機的發生。會計準則畢竟只是一個生產會計信息的技術規范,它解決的是“該如何辦”的問題。對會計準則的惡意誤用屬于準則實施中“人”的問題,從大的方面講是上市公司治理生態的問題,不能歸咎于準則本身。對于實施中“人”的問題,只有通過加強監管,職業道德建設,提高投資者甄別會計信息能力等系統工程來解決。

五、結論

金融危機引發了人們對公允價值計量的爭論,金融危機不是因為采用公允價值造成的,恰恰是公允價值計量如實地進行反應。各國在遵循其科學內涵的基礎完善公允價值計量,從而建立有效機制,以調整非正常、非有效市場下確定公允價值的操作方式。公允價值計量準則的完善是為了經濟更快地發展的需要,而不是對廢除公允價值計量。從公允價值的產生和發展來看,公允價值計量應用是今后的發展趨勢。

中國采用公允價值不僅具有理論基礎,而且具有現實的需要。中國會計準則對公允價值計量的應用進行了規定,比較適合中國國情,但中國應從外國公允價值計量中吸取經驗教訓,結合中國實際情況,完善公允價值準則(或指南),嚴格規定公允價值的使用范圍和應用條件,加強市場經濟中各類市場建設,進行嚴格監管,加強對會計職業道德教育,不斷提高會計專業素質,才能保證公允價值的質量,提供高質量的會計信息,更好地為相關使用者和國家經濟建設服務。

參考文獻:

[1]于永生. IASB與FASB公允價值計量準則趨同的困難和挑戰[J].財經論叢,2008,(3).

[2]翁斌.金融危機下公允價值計量的應用[J].經營管理者,2008,(24).

篇4

【關鍵詞】

金融危機；上市公司；公司治理

金融危機爆發之前，英美等西方的國家，大型的金融機構因為其良好的經營業績，輝煌的經濟成就使得許多國家都競相模仿他們的公司治理模式。然而，由于國情的不同，即使是成功的公司治理模式，在相對的和動態的選擇上，很大程度上也是不可復制的，后來的金融危機更是提醒了我們，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公司治理模式都沒有四海皆準的標準。

發端于美國，殃及到全球的金融危機使得全球的經濟都收到了沉重的打擊，并且由于經濟在信貸危機和信心危機的雙重沖擊下不如了深度的衰退狀態，經濟環境逐漸的惡化，并進一步的對于企業的經濟帶來沖擊。隨著次貸危機的演變，各種風險都隨之而來，這給很多世界性的金融機構造成了重大的損失。上市公司的破產引發的金融海嘯之所以演變成為今天如此嚴重的全球金融危機，根本原因還是美國的公司治理機制出現了問題。而經濟開放以來，美國式的公司治理機制一直被世界所效仿，中國當然也包括在其中，然后，美國經濟危機的到來預示著中國應當適當的吸取美國經濟危機的教訓，從公司治理的角度出發，反思造成當今窘迫局面的原因并進行相應的改進政策，以此來避免危機局面程度的加深。本文將針對造成金融危機的公司治理的弊病進行反思與分析，然后針對這些弱點提出相應的改進措施。

1公司治理問題的反思

導致全球經濟衰退的根本性原因，是美國公司治理中存在的弊病。公司治理無論是對美國還是對國際都有意義，即使是國企的改革，最后的問題都會落到公司治理這個難點上。由此看來，對中國乃至對世界而言，研究美國公司治理存在的問題并進行相應的反思，對于經濟發展都有著相當深刻的意義。那么公司治理為什么如此的重要呢？公司治理主要是解決使資金的提供者按時收回投資并獲得回報。一個好的治理結構是否選擇有能力的經理人使投資者獲得回報，這個問題值得所有企業關注。

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后，美國的公司治理結構出現了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與缺陷。

1.1公司治理法律制度的不完善

公司治理法律制度是在管理學與法學的基礎之上，將二者相互融合，對公司組織、營運、管理和監督中的行為作出一系列的強制性和費強制性的法律制度安排，其制度核心不僅包括但不限于公司法和證券法等強制性規范，而且也包括但不限于公司治理原則、行業規則、企業間的協議等自律性的規范。換言之，公司治理不能分別僅僅停留在企業內部管理制度和公司法律制度兩個層面，兩者不應割裂，相反應該結合起來形成制度，才能使公司治理變得安全且有效率。這次全球性金融危機表明，不將二者緊密結合，公司治理就會出問題，那么金融危機的問題就會重演。

1.2規則理念的畸形

美國式的公司治理法律制度是建立在以公司自律為主導規則的基礎上的，這從美國的公司立法、公司章程的地位和作用兩個層面可以看出來。美國各州有自己的公司法，無不以放松政府管制為豪，甚至有所謂的“降低規則競賽”，最低監管標準者勝出。因為如此，公司章程的地位及內容有代替公司制定法的趨勢，結果是在公司治理活動中，股東運動員兼裁判員于一身現象突出，其理論依據是公司的契約理論。簡言之，公司就是各個投資者制定的一個合同，政府當然不能干預契約自由簽訂。而碰巧的是我國新公司法的制定與出臺也遵循了這一理念，其中許多內容也以公司自律規則為主，尤其事關強制性分紅制度效用的關聯交易制度之自律性變化等，是值得商榷的。

1.3公司治理股東中心主義的弊病

從美國公司立法傳統看，公司治理機構的權力決策機制經歷了股東會中心主義――董事會中心主義――經理層中心主義的過程。這種演變的好處是提高了公司治理機制的決策效率和有效性；但其負面效應也不容忽視，即容易產生經理層的濫權，尤其是董事或高管為了追求自身短期利益最大化，而可能嚴重背離其應盡的對公司的忠實義務和勤勉義務。美國的很多上市公司之所以敢從事一些高風險的商業行為（如次貸及相關產品），最后落到破產或被接管的地步，與其奉行的董事會中心主義或經理層中心主義不無關系。

1.4高管薪酬或激勵不合理

美國式的公司治理法律制度中有關董事高管薪酬或激勵機制有兩大特點：一是不受強行法管制，換言之公司法一般沒有關于董事高管薪酬或激勵機制的強制性規則；二是薪酬奇高或激勵機制配置極不合理，有的甚至荒唐。之前近年的報酬合計更是高達數千萬美元。類似情況近幾年也頻繁發生在中國的上市公司中，也引起了廣大中小投資者的極為不滿，好在這種“高薪低能”現象還沒到失控的地步，但也應引起立法者或監管層的高度重視。

1.5政府監管機制的內生化和創新

根據新制度經濟學原理，只有在制度內生化時，制度的施行效率才是最佳的。從現有的公司法和證券法規則看，無論西方比如美國，還是東方比如中國，凡涉及到公司尤其上公司內監管時，其規則形式或內容均表現為外部性。根據外部性理論，由于外部性活動沒有經過市場交易，因而企業如上市公司就不必承擔外部性活動對他人所造成的損失。簡言之，政府對上市公司的監管如果僅表現為外部的法律規則，而沒有融入上市公司本身的規則如公司章程、內部管理規則之中，那么政府的監管效率和效果是成問題的。此外，金融創新和企業制度創新并沒有錯，但如果相關的外部監管機制創新跟不上，上市公司發生損害投資者尤其中小投資者利益，嚴重時引發金融市場動蕩乃至金融或經濟危機就不足為怪了。

2中國的公司治理機制的反思

2.1 公司治理的階段

公司治理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雙層治理模式，上市機構分兩個機構。按照公司法，監事會與董事會有著平等的地位，同時監事會還監督董事會的經營。更像日本的模式。

第二階段為2002年頒布重要法律，上市公司治理準則和關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獨立董事的指導準則。這表示了中國向國際治理結構方面的努力。

第三階段從股權分置改革以后，股權分置存在著歷史性的問題，而這個問題有兩個根本性的缺陷。一個是扭曲了資本市場的定價，還有一個便是公司治理的完善。這些問題改善之后，使市場的力量發揮更好地治理角色，在完善機制當中，使得中國的治理模式可以不斷的調整和改革，在股權分置改革中，更多的依靠自身的力量，像英美模式靠攏。從治理的模式上的轉變，也符合中國的在不斷發展中找到最適合自己的路徑。

2.2 公司治理機制的有效性評估

公司治理機制分為有外部機制和內部機制兩個部分。內部治理結構有董事會和監事會等。他們通過將法律權益加強完善公司治理的長期方向。公司的控制權市場提供了一個在產品市場的損失導致危機前，完成變革機制，但是國外非常有效的治理結構在中國的作用并不明顯。中國廠商的行為更多的是依賴于政府行為，或者是產業結構調整，或者是符合上市標準的技術調整。隨著股權分置改革的完善，市場會在中國市場里面扮演重要的治理角色。下面我們就針對中國公司治理中存在的普遍的錯誤認識進行詳細的說明。

2.2.1針對股權結構過度分散的反思

長期以來，中國許多上市公司的股權集中于大股東手中，甚至是國家控股。這樣的“一股獨大”模式容易導致關聯交易，董事會的獨立性不足，小股東的權益

容易受到侵害，公司的控制權市場無法發揮作用，存在著很多諸如這樣的問題。面對這些問題，很多人建議說我國的上市公司應該效仿英美公司，通過國有股減持，增發社會公眾股等方式來實現股權結構的分散化，但是這樣并沒有根據中國的具體問題來進行具體的分析，一味的效仿英美公司治理模式實在有失偏頗。因為，股權結構分散下的英美公司治理事實上存在著很多難以克服的問題，分散的小股東還是沒有能力監督管理層，而且很多時候也不愿意去監督管理層，追求自身短期利益最大化的同時忽略了公司的長遠利益，管理者很容易在公司發展戰略及經營管理上背離其應盡的公司的忠實和勤勉義務。

然而，以我國目前的市場現狀來看，我國的法律傳統、意識形態、行業特點和市場發展程度都決定了我國現階段公司面臨的基本公司治理問題差別很大，不能簡單的模仿，而是公司治理的核心還應該從實際出發，有選擇的解決公司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所有者和管理者之間合理的委托關系，實現股權分散和股權集中的一種適度平衡關系。股權結構分散會導致高管控制力過大，這樣導致對于公司的有效控制難度加大，公司的管理人員權力過大、不收制約、謀取私利現象過于嚴重。

2.2.2針對獨立董事泛濫的反思

我國上市公司基本按照公司法的要求建立了以董事會為核心，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和高管層相互制衡的公司治理架構。為解決股權過度集中導致的董事會由大股東或管理層操縱問題，監管機構開始重視設立獨立董事，以增強董事會監督高管層、保護中小股東權益的能力。這本來是無可非議的，但真理再向前多邁一步往往可能變為謬誤。

各方相關方的利益之間達到一種有效制約和平衡就是公司治理能達到的最好的目標，未了避免控股股東不當侵犯中小股東的利益和內部人控制問題，獨立董事占有董事會適當的比例就好，更重要的是要保證獨立董事所具備了良好的專業素養和職業道德。

2.2.3針對股權激勵的反向作用的反思

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體系一直是股權激勵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了激勵高層管理者幫助公司實現股東利益最大化，公司往往認為激勵力度越大，越有利于解決委托人和人的目標問題。現實的公司治理中，幾乎所有的公司都實施了股票期權或股票增值權計劃，將高管的薪酬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與公司利潤聯系在一起，我國的許多公司也引入了這種股權激勵機制。

在本次的金融危機中，西方國家的這種股權激勵機制的失靈便遭受到了人們的質疑，這就值得中國的企業停止以為的效仿，而是應該開發出更加適合中國國情和經濟現狀的激勵制度，在保證公司和股東的收益的基礎上的同時進行激勵。中國當前的股權激勵機制都是強調獎賞或懲罰等短期行為，而忽略了公司的長期持續發展，從而帶來了巨大的風險隱患。

2.2.4針對股東利益至上信條的反思

對于傳統的公司治理理論，大家一直信仰著股東利益至上的原則。因為股東為企業投入了大量的資金還承擔著企業經營的風險，因而股東一致擁有著很高的地位。但是對于現代企業而言，企業的經營管理除了影響股東的利益之外，還涉及到了債權人、客戶、員工、供應商、社會或政府等等很多利益相關者的利益。金融機構的內在脆弱性和風險擴散性會極大的破壞經濟金融秩序，片面的強調股東利益至上會激勵股東和管理者過度冒險，侵害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在盲目追求利潤的同時損害了客戶和社會公眾的利益，這樣使得自身也深受其害，無法實現公司的可持續發展。

2.2.5針對國際監管準則盲目服從的反思

國際監管準則作為發達國家和國際權威機構對商業銀行公司治理經驗的總結有很多的東西值得我們借鑒，我國的商業銀行同樣遵守著這一規則。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國際監管準則不容置疑。國際監管準則仍處在不斷發展演變的過程中，我們不必盲目跟從，而是應該更多的結合實際國情，批判性地加以吸收和利用。

3中國的公司治理的啟示和建議

選擇一種運行良好的公司治理模式對于實現社會和諧和社會公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然而，中國先到公司的建設和公司治理的模式仍然處在探索的階段，中國一直沒有提出一個明確的公司治理的長遠發展目標，在像英美等發達國家學習的同時，結合自身特點進行改進。根據我國目前的體質環境和法律框架，從公司內部監督和控制方面來說，股權分散，擁有動力和能力的大股東的存在仍舊是十分必要的。這有利于建立相互制衡的公司治理模式，進而建立現代企業公司治理的理論模式。

在金融危機發生后，英美國家都針對公司治理進行了一些新的探索，包括高管薪酬、信息破路等具體治理規則方面出現了一些新的動態。

3.1加強金融監管力度并強化國際監管合作

重視系統效應的監管責任。本輪金融危機在金融監管方面最主要的教訓之一，是對整個金融體系的系統效應及其監管責任的疏漏。危機發生之前，似乎任何一個金融機構都可以提出一個政策目標，且這些政策目標都被狹隘定義以便量化，而對于系統效應的責任則被遺漏。單一金融機構的理性和穩定運行不一定能帶來整個金融體系的理性和穩定。因此，建立以防范系統性風險為目標、以整個金融體系的系統效應為監管對象的宏觀審慎監管機制是健全穩定的金融體系、加強各機構公司治理的重要基石。

建立綜合監管模式并加強國際監管合作。本輪金融危機充分表明，隨著金融創新的活躍和金融產品的發展，傳統金融子市場之間的界限已經淡化，跨市場金融產品日益普遍，跨業監管和跨境監管以及國際間的協調和合作顯得日趨重要。建立覆蓋面寬的、科學合理的綜合監管體系有利于消除監管空白，減少監管重疊，提高監管效率。隨著我國金融綜合化經營規模的擴大，亦有必要加緊探索改變多年來單一的、缺乏溝通協調的條塊分割的分業監管模式。同時，隨著“走出去”戰略的選擇和實施，應積極推進國際金融監管協調與合作，避免各國監管競爭縱容各自金融機構的高風險行為，從而防范金融風險和金融危機在全球蔓延。

3.2高管激勵約束要全責對稱，避免短期激勵過度

此次危機發生之后，美國的上市公司監管機構開始介入高管薪酬這一公司治理中的傳統自治領域。一是推動投資者對高管薪酬進行年度表決，對受政府救助的銀行的將近設置封頂規定；三是重新考慮薪酬結構體系，與每股收益掛鉤的衡量標準讓高管們的注意力偏向短期表現，而實際上公司應關注以長期現金流為基礎的衡量標準，獎勵那些作出價值創造投資的管理者，如果采用股票或期權，那么獎勵應以市場或同業表現為基準。

在中國，針對高管薪酬失控的現象，高管薪酬的問題應當引起中國有關監管機構更多的關注。中國存在著獨有特色式的股權結構，國有股一股獨大的現象普遍存在，因次有人建議可以考慮對高管薪酬進行股東分類投票表決制度，并給予中小股東對高管薪酬方案的適當否決權。

3.3完善董事會的人員構成和履行職能

在此次危機中，人們發現，隨著金融企業的巨大損失的出現，人們意識到董事會并不是總是朝著維護股東利益最大化的方向前進的。為此，有關部門推出了一系列有關董事會的改革措施。對于中國而言，獨立董事和監事會形同虛設，即使中國的企業一直在強調著改進弊病，卻見效甚小。就公司內部治理而言，平衡好重大事項的決策和監督是非常關鍵的。通過修正相關的規定與方案來提高董事會的效率，公司可以選擇解散監事會，成立替代委員會，如審計委員會、薪酬委員會和提名委員會。將董事的監督和管理職能分開，強化監督職能的地理性，加強管理職能的專注性。

而對于那些規模龐大，且對于整個中國市場具有系統性意義的公司來說，監視機構應該制定更高的治理標準。使得這些機構的獨立非執行董事應該具備更加完善的知識才能，有能力為管理層提供實質性的指導。通過完善董事會人員構成和履行使得董事會能夠在公司治理中發揮切實有效的作用，在股權高度分散的今天保證股東的利益。

3.4 設計合理的薪酬激勵機制

本輪金融危機告訴了我們要綜合考慮基本薪酬、年度獎金和長期激勵等激勵工具在薪酬結構中的比重，合理匹配短期激勵與長期激勵、薪酬水平與經營業績及風險的關系。為了有效抑制金融機構管理層盲目追求短期利益的冒險動機，基本薪酬的絕對水平要比較高，提高績效薪酬中長期激勵的比重，降低短期激勵的比重，并將長期激勵的兌現條件從股票價格等市場指標更多地轉向關注可持續發展的內部績效指標。

強化薪酬激勵機制的約束功能。從本輪金融危機可以看出，如果薪酬激勵機制光看業績而不看風險、只重獎而不重懲或者獎懲失當，就會失去應有的激勵約束功能，淪為管理層謀求私利的工具。實踐證明，高管績效薪酬要根據公司整體風險水平進行調整，使風險成為管理層提高績效薪酬水平的重要約束因素。同時，要特別重視未來風險在薪酬確定中的作用，對高管層及對風險有重要影響的員工實施薪酬的延期支付。

3.5 注重解決我國公司治理問題的特殊性

我國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結構建設取得了較大的進展，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和高層管理的組織架構基本建立。但是我國在公司治理仍然存在著諸多問題，主要是“形似而神不似”的問題。沒有真正實現董事會的指導決策，高管層的經營管理和監事會的監督約束相統一的業務經營、風險管理、穩健發展的機制。另外，我國公司治理模式綜合了英美國家的治理方法，但如何明確公司治理主體的職責邊界，形成互為補充、團結高效的公司治理架構，仍將是我國公司治理建設的一個重要環節。

沒有任何一種公司治理的模式是適應于每一個企業的，公司治理模式不僅是路徑依賴的，也是動態演進的。在公司治理模式的確立和演進過程中，不僅社會法律制度的傳統、企業制度的歷史和企業文化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企業管理的實踐和企業經營的狀態也有著相當重要的影響。中國不能再盲目的跟隨效仿發達國家的公司治理模式，現在，我們必須吸取歐美國家的教訓找到最適合自己的經濟發展出路。

參考文獻：

[1]曹延求，于建霞.公司治理研究的深化與拓展：對近期文獻的回顧，產業經濟評論，2007.6

[2]徐明，楊伯國.經濟危機下的公司治理問題及應對》，《法學，2010.6

篇5

一、引言

會計信息具有經濟后果，金融危機爆發后，會計信息的質量特征引起了人們的普遍關注。哪些會計信息質量特征是最重要的，是否應有先后順序，會計信息質量特征是否需要完善？后金融危機時代，經濟環境和會計報告使用者的要求都在發生微妙變化，對會計信息質量特征的要求也在發生變化，本文從這些問題出發，提出對會計信息質量要求的若干思考。

二、會計信息質量特征的組成

國內外的財務會計概念框架中，關于會計信息質量特征的要求大致相同，但在表述方式上略有差異。2006年我國頒布的《企業會計準則——基本準則》對會計信息質量要求給出了八條要求，可概括為以下幾項：可靠性、相關性、可理解性、可比性、實質重于形式、重要性、謹慎性、及時性。國際上，2010年FASB發表第8號概念公告，IASB也發表財務報告概念框架，兩者都將會計信息質量要求歸納為基本質量特征和增強性的質量特征。基本質量特征包括相關性（relevance）和如實反映（faithful representation）：相關性應具有預測價值和反饋價值，如實反映應具有客觀性、無偏性和無誤性。增強性的會計信息質量特征包括可比性（一致性）、可稽核性、及時性、可理解性。

三、對“相關性”和“可靠性”的思考

在構成會計信息有用性的質量特征中，相關性和可靠性（如實反映）是主要的兩種，各國會計界對此似乎并無異議。但對比GAS和FASB/IASB給出的會計信息質量要求的表述，筆者發現在表達順序上我國將可靠性列于首位，而國際會計準則中將相關性列于首位。在實務中，相關性與可靠性總有沖突或不一致之處，究竟應優先考慮誰？這就要依據會計和財務報告的目標討論。會計的目標應當是通過其反映和監督職能，幫助提供決策有用的信息，提高企業透明度，加強經營管理，考核企業管理層經濟責任的履行情況。《企業會計準則——基本準則》規定：“財務會計報告的目標是向財務報告使用者提供與企業財務狀況、經營成果和現金流量等有關的會計信息，反應企業管理層受托責任履行情況，有助于財務會計報告使用者做出經濟決策”。[1]這一目標反映了財務報告“決策有用觀”，似乎更強調了“相關性”，但這并不能擠壓“可靠性”的重要性。因為不同的決策者對于會計信息相關性的要求并非一致，不同的利益相關者往往是根據自己所需要的會計信息作出判斷。

基于以上矛盾，我們認為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梳理。一方面是指導性制度的制定，一方面是制度的執行者和財務報告的使用者。[2]企業在制定指導性、綱領性的會計制度時，應當更重視會計信息的相關性。各個會計信息應包含哪些內容，能為決策者提供什么作用等，這些都體現了會計信息的相關性。[3]另一方面，制度的執行者即財務報告的編制者，以及會計信息的使用者，則應當以相關性為基礎更加注重可靠性。

四、對會計信息質量要求的補充思考

上世紀末期，美國SEC主席Levitt首次提出會計信息質量特征中應當增加“高質量”和“透明度”，當時在美國會計界引起了強烈反響，他認為“高質量”是“凡當年反映的交易或事項，既不提前也不推后，不預提未來風險準備，不平滑收益”，[4]“透明度”是高質量信息重要組成部分，雖然沒有明確給出定義，但是他通過對美國證券市場中大量的財務造假案件的指責和反思，認為隱蔽的會計造假手段和晦澀難懂的會計語言給企業高管提供了舞弊的機會。他還曾預言一場由這類財務舞弊和造假行為引發的危機正在醞釀，但在當時并沒有得到重視。隨后安然事件爆發，人們開始反思會計信息特征，而FASB認為“高質量”難以定義，并沒有將其寫入準則。[5]

金融危機爆發后，會計信息質量要求更是引起了廣泛爭議，許多人將危機的爆發歸責于會計人員提供了虛假信息，會計信息質量特征受到質疑。后金融危機的時代背景已與Levitt時代不同，但我們認為定義“高質量”和“透明度”仍具有現實意義。尤其在我國，還存在法律法規不健全、信息公開度和可信度低、投資者保護機制不完善、會計和審計技術不成熟等問題，資本市場不完善，市場有效程度較低，市場對金融危機的反應也略滯后于西方國家。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更應該注重會計信息的“高質量”和“高透明度”。將這兩者納入會計信息質量要求，有助于提高目前會計信息的可靠性和相關性，更有助于將會計這一專業語言“普及化”，讓更多的會計信息使用者看懂會計語言，真正實現會計信息的可理解性。

參考文獻

[1]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制定.企業會計準則—基本準則.[M].經濟科學出版社，2006

[2]葛家澍，占美松.會計信息質量特征與會計計量屬性的選擇.[J].廈門大學學報，2007.6：77-81

篇6

作者簡介：王劍，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金融學博士研究生，從事金融理論問題研究；萬解秋，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從事金融理論研究。

中圖分類號：F014.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7504（2013）01-0068-05

自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有關貨幣政策和宏觀經濟調控的問題受到了空前的重視，有關貨幣政策的重要性及其有效性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但問題真的那么簡單嗎？在我國應對金融危機的宏觀經濟調控政策手段中，貨幣政策究竟處在什么樣的地位？為何行政手段和直接干預往往在貨幣政策實施過程中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我國貨幣政策在宏觀經濟調控中究竟發揮了什么樣的作用？這些問題在今天是值得我們去研究探討的。因此，認識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及其有效性對于提高貨幣政策效果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金融危機以來貨幣政策效果面臨考驗

長期以來，貨幣政策有效性問題一直是一個理論上極具爭議的問題，在政策實踐上也有不同的分析評價方法的問題，有關貨幣政策的實施方法和手段的爭論可以說是由來已久。[1]

今天我們從金融危機爆發后的政策實踐來看貨幣政策有效性問題， 則討論更具有現實意義。在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國際金融市場出現了少見的動蕩危機，銀行體系出現了戰后最為嚴重的危機沖擊，大量證券化金融資產價格暴跌，一瞬間大量資產就化為烏有，大量金融機構由此陷入危機，銀行機構幾乎都跌入了深淵，收縮信用以求自保導致金融市場進入了更為嚴重的通貨緊縮，金融危機出現了全面擴散。美國和其他的發達經濟體先后進入了全面的經濟危機。金融危機引發了市場資產價格泡沫的破裂，銀行信貸機構出于危機應對實施信貸收縮，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危機的形成。

在金融市場陷入危機的情況下，政府和貨幣當局也開始采取積極的行動，形成了積極的介入市場的政策調節和貨幣政策的反危機措施。這些行政性的政策工具和一些傳統的貨幣政策工具的應用，都成為了危機時期的反危機宏觀調控。然而，要對這些行政介入和貨幣政策作用效率進行即時的評估是十分困難的。大量的分析推論是一些自我肯定和邏輯的推導，并沒有實踐的證明意義。

從貨幣政策的形成及其作用方式看，它的作用及其有效性也是充滿著矛盾和對立的評價。在凱恩斯主義和貨幣政策出現之前，貨幣的作用存在著中性和非中性的爭論，對立的觀點主要集中在貨幣對于經濟增長有無實質性的作用，中性論者認為貨幣量變化只能對價格、商品和資產的價值衡量產生影響，但不會對經濟增長起到實質性的推動作用；那么，貨幣中性的話，貨幣政策能發揮什么樣的作用呢？我們看到，20世紀30年代中期以后，伴隨著凱恩斯主義興起的貨幣政策，被賦予了可以影響貨幣利率，進而影響投資和消費的工具變量，貨幣政策也就成為了影響投資和消費支出的重要宏觀政策變量。今天，繼續實施貨幣政策刺激投資和就業，其政策面臨著傳導機制和投資刺激方面的種種考驗。

從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及其有效性看，貨幣政策工具及其作用過程一般被設定為貨幣流量變動影響市場利率，市場利率的變化會直接影響到投資和消費者的決策，最后影響市場的支出水平，這種傳導機制也就是一種貨幣傳導機制，銀行、企業和消費者都是受市場利率影響而作出及時反應的主體，它們的行為變化直接體現了貨幣政策的有效性。

這種假設的合理有效性是建立在一個完美的市場體系上的，利率信息的傳導沒有任何的阻礙因素，經濟主體的反應是及時而且理性的，那么，實際的運行狀況如何呢？我們知道，貨幣政策當局改變的只是基礎貨幣供應量，通過存款準備金率、再貼現率和公開市場債券買賣來改變貨幣流通量，通過貨幣流通量的改變來影響市場的利率水平，因為貨幣市場上的供求關系已經發生了改變，而市場利率水平的變化會影響到投資和消費的機會成本，這就可能改變當期的實際支出水平。這個完美的傳導作用過程及其影響能力在理論上有效，但始終沒有得到實際的檢驗。[2]早期的貨幣主義者和后來的理性預期學派從傳導機制和預期變化方面證實了這種假設的不合理性，貨幣政策的有效性也無法得到證明。

從金融危機后的政策調控實際過程看，貨幣政策調控效果面臨的挑戰主要源自于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貨幣當局改變基礎貨幣流量，并不等于知道了貨幣供應量的變化，即M2的變化量；二是即使已知實際貨幣供應量的變化，也無法獲得市場利率變化的信息，難以控制利率水平，這是一個多變量影響因素；三是即使獲知了利率水平的變化幅度，也難以測算出投資和消費的可能變化幅度，因為投資消費主體調整支出受多重因素決定，利率是其中之一，而且可能是次要變量；因此，假定利率調整就會調整支出的結論并不能成立。可以說，即使是在一個完美的市場體系中，貨幣當局操控基礎貨幣量的供給機制，也無法獲知最終實際投資消費支出的變化量，這是很顯然的。在今天這樣一個不完善的市場體系中，這一政策調控的結果更是有限的而且效率不明。

這種政策無效性的假設也得到了實踐的證實。從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效果看，投資和消費的變動在市場體系中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而貨幣政策的調整因素在多大程度上產生了作用，是一個難以分離和證明的問題。在實際的刺激過程中，激進的貨幣政策并不能形成投資支出的擴張，不管中間關節是否出現問題，基礎型貨幣量擴張松動無法實現投資和消費支出的推動，即使像美聯儲實施連續的貨幣量化寬松政策QE1、QE2、QE3，對于投資的增長和就業的增長效果十分有限，幾乎可以忽略不計。持續的貨幣擴張反而帶來了通貨膨脹的隱患，并導致政府的擴張性宏觀政策陷入了停滯和通貨膨脹的兩難境地。滯脹的出現將是擴張性貨幣政策的必然結果，歐美日各國目前都面臨著嚴峻的滯脹挑戰。[3]

如果從貨幣政策的中間環節看，其傳導效率也存在著嚴重的障礙。我們已經發現，在貨幣政策傳導過程中，基礎型貨幣的可控性不能解決市場實際流通中貨幣量（M2）的可控性，在實際貨幣流通量的形成過程中，各種市場經濟主體的行為反應產生了不同的預期和作用力，銀行和企業公眾作為交易者具有獨立決策的能力，它們的預期與行為最終可以改變貨幣實際的形成量，這已是為實際市場運行所證實了的。大量貨幣投放后并未形成貨幣實際供應量的增加，信貸流量和投資變動也不清晰，出現了所謂的“貨幣失蹤”，貨幣供應從源頭到實際流通市場的數量變化難以控制和測算。而貨幣供應量的變化對于實際利率的沖擊影響也存在著難以測算的問題，這其中涉及貨幣流通速度、貨幣超額儲存、貨幣溢出量等多重因素影響，導致市場利率的變化難以預測。那么，利率變化的實際程度有無把握的機制和方法呢？新凱恩斯主義者提出了一種新的認知方法，那就是根據市場利率的短期變化來判斷貨幣市場供求關系的實際狀態，再進一步參考市場就業率水平和通脹水平，來決定貨幣供應量的政策走向。[4]這種方法已經放棄了尋求利率與貨幣流通量變量關系的做法，確認利率的變化是由貨幣市場和商品流通市場供求關系決定的，轉而通過認識利率的變動來確認貨幣市場的實際供求關系變化水平，這就是貨幣政策調控中著名的“泰勒規則”。從金融危機爆發后的今天看，主要市場經濟國家的貨幣當局先后推出的貨幣數量寬松政策，都有著“泰勒規則”的影子，它們都盯著市場利率和就業率的實際變化，而并沒有在意一國當時流通中有多少貨幣。這一政策操作方式的轉變，改變了傳統貨幣政策作用的傳導要求，也擺脫了對流通貨幣量測算的困擾，直接面對利率、就業率、通脹率等市場要素，這對于貨幣政策傳導的有效性是一個重大的進步。當然，貨幣政策變化對于投資和經濟增長的實際作用仍然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實際經濟增長水平和貨幣流通量之間的復雜關系給貨幣政策操作提出了難以解決的難題，形成了一段時間貨幣政策的盲目操控和效率黑箱。

二、貨幣政策操作的難題：有效性確認困難

今天，對于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體系仍然存在著不同的看法，對于實際的政策操作效果也有著不同的理解。這必然形成一種對于什么是貨幣政策有效性的不同解釋，也就是說，可以把貨幣政策的有效性解釋為實際經濟的增長和就業率的上升等指標；也可以把它解釋為通貨緊縮或通貨膨脹率的調整和貨幣信貸市場的穩定，當然，也有人認為可以將二者連在一起，形成一種多元的目標，但實際情況是穩定的結果可以理解為有利于就業和經濟的回升增長。

如果我們將二元目標結合在一起看，那么今天各國貨幣當局都是一個失敗的政策操作者，它們的貨幣政策也是難以收效的。美聯儲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在經過了兩輪擴張調節后，實際的貨幣流通量是不得而知的，其信貸投放量自2008年以來一直在收縮，基礎貨幣投放量寬松后信貸量沒有積極反應，金融機構的信貸順周期行為十分明顯；利率的變化也不明顯，短期內幾乎沒有反應；市場的投資和消費量反應也十分冷淡，失業率一直維持在9%左右的高位上，而實際經濟增長率也處在1%的低位水平上，這究竟是傳導問題，還是政策本身的效能問題呢？貨幣政策難以解釋。[5]

其實，所謂的寬貨幣不等于寬信貸，低利率不等于高投資，說明的就是就業和經濟增長回升是一個獨立的市場調整過程，與貨幣政策刺激無關。今天，當我們回顧一下日本央行（日本銀行）的貨幣政策操作效果，就會發現這種貨幣刺激的無效性。為了應對日本國內長期的投資和經濟低迷，日本銀行采取了低利率直至零利率的貨幣寬松政策，但投資增長不明顯，通貨緊縮的局面一直在持續，也就是信貸收縮和投資消費的低迷一直無法改變，這已經不是貨幣政策效率的問題了，根本就是投資和就業的變化不受利率和貨幣政策調控的影響，因此，這說明投資消費和就業增長其實是貨幣流通量以外的獨立變量，不可從貨幣政策的效率角度來解釋市場變化。當然，合理的、獨立的貨幣信貸政策是重要的市場保證條件，混亂的、主觀隨意的政策操控必將破壞市場體系的穩定運行。

在金融危機影響市場實際需求的情況下，各國的貨幣當局都采取了不同的政策應對措施，政策的效果不一樣。一種情況是量化寬松政策導致流動性增加，但信貸和實際投資量并未增加，實際支出和就業量也就不會有影響，如果要評價它的效果，對于流動性增加和通貨緊縮的遏制或許是有效的，它促進了金融危機狀態下經濟和投資的低水平均衡，它的本來面目就應該是這樣的。而如果對于貨幣政策認定了促增長、拉就業的目標，那么，貨幣政策的無效性就是一目了然的。當前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變化是，當貨幣當局極力擴張基礎型貨幣供應量和增加流動性投入量時，在很長的時間里，一年或一年以上，實際的信貸投放量不能有效增加，我們在2008年至2009年的美國和日本，都看到了這種情況。美聯儲或日本的貨幣當局實施貨幣供應擴張的量化寬松政策，市場的流動性增加了，但信貸流量并未增加，投資和消費也沒有增加，經濟增長率和就業率也難以上升；而物價和通貨膨脹也沒有出現。這是貨幣政策目標無效，還是傳導機制出了問題？我們經過分析可以知道，這些目標本身就不在可能的政策效果之內，因而就難以收到效果。如果實際市場運行也沒有出現明顯的通貨緊縮趨勢，那么，低水平的均衡實際上已經實現了，經濟的復蘇和增長率的上升是另一個目標了。[6]

因此，我們不能把低增長率和低就業率的均衡維持歸結為貨幣政策的無效，這本身已經超出了貨幣政策本身的作用范圍了。

三、我國貨幣政策的低效性與機制重塑

面對今天的金融危機影響，我國也實施了擴張性的貨幣政策，試圖形成對于市場支出的積極干預。從貨幣政策的運作機制看，我國目前一方面在利用貨幣支出工具調控基礎貨幣供應量，但被認為效果較差；另一方面不得不使用傳統的行政操控手段，如信貸指標、信貸配額等直接調節決定貨幣流通量（M2），甚至直接干預決定市場的投資和消費支出，形成了一種復合的貨幣政策調控方式。那么，如何看待它的政策效果和傳導效率呢？總體上說，貨幣政策擴張的效果具有低效性和行政操控的高成本特征。

我國的貨幣政策操作運用開始于20世紀80年代末期，在市場體系和企業制度市場化初步形成之后，宏觀經濟調控包括對貨幣信貸量的調節也就具有必要性了。90年代中期，投資消費的支出決定受市場體系的影響越來越大，經濟增長及其波動也形成日益明顯的周期性。貨幣當局也就面臨著調節經濟增長周期和維持貨幣物價穩定的問題，積極的貨幣政策正式走到前臺。反周期的積極的貨幣政策體現的原則就是直接控制或干預貨幣流通量和支出水平，其目標當然是經濟的增長率和就業率等指標，而在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的條件下，貨幣政策的調節趨向于緊縮貨幣信貸，實現調控支出水平的目的。從以往的政策效果看，緊縮性貨幣政策的有效性比較明顯，復合性的緊縮政策對于貨幣流通量、信貸量和投資支出規模都有快速的影響，沒有貨幣支持的投資支出是難以維持的，緊縮性貨幣政策的行政性越強，貨幣政策的傳導效果就越好。[7]但對于擴張性的刺激政策而言，其政策效果就很不明顯了，因為市場機制的作用，企業和消費者的獨立決策地位上升，對于市場周期變動的預期強烈，貨幣當局要改變這種預期是不可能的，要勸告或誘導企業、消費者改變行為也是不可能的，這必然導致反周期的擴張政策失效，政策的傳導效果也就不明顯，這是必然的結果。要改變企業和消費者的市場行為，在現實的市場經濟體制下是難以奏效的，這就產生了一種可能性，就是應用行政性的政策工具直接干預市場的支出，從而能快速收到擴張的效果。這種假設在近年來金融危機爆發后的宏觀經濟調控過程中獲得了實踐驗證，它的政策效果值得我們分析研究。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利率貨幣的松動和基礎貨幣量的擴張對于市場流動性有積極的反應，出現了貨幣在金融體系內部高速流動，短期資金泛濫，但同期的實際信貸投放量并未見到有效增長，貨幣政策的支出效應不明顯。[8]在歐美國家出現的貨幣堆積于央行的現象，也出現于我國的貨幣供給體系。

進入2009年以后，貨幣信貸投放的松動擴張實施了更多的行政指令手段，行政系統甚至直接規劃實施投資項目，財政也積極地配合，出臺了4萬億的投資項目計劃，銀行信貸系統在行政指令下于當年增發了8.5萬億人民幣信貸流量，支出的擴張在行政性投資立項規劃下得到了實現。我們看到，貨幣擴張的有效性是財政支出擴張的影子而已，貨幣政策的傳導效率也是行政命令的效率而已。因此，貨幣政策在現實的情況下充其量只是財政政策和行政性支出計劃的從屬措施罷了，貨幣供應量的增加也具有行政強制的特色，因此，在非市場預期條件下，企業和消費者的預期作用也就不那么重要了，行政性投資拉動市場的結果是經濟增長率快速回升，甚至出現了過熱和投資過度的問題。這個顯然不是貨幣政策在當前過度有效了，利率、準備率、匯率等工具的作用效率也需要考慮在特殊結構條件下的形成的問題。我們近年來大量的實證分析和檢驗也已經充分證明了這一點，行政性的投資支出擴張并非貨幣政策調節的效果。[9]

機制重塑，我們今天面臨著市場經濟體系的不斷完善和企業預期影響日益強化，這一行為反應與貨幣政策的行政性調控的沖突日益明顯，會嚴重削弱宏觀貨幣政策的效率。我們面臨的選擇就是要么強化政府的直接投融資和行政性的投資體制，弱化市場體系和企業的自主投資決策影響；要么調整貨幣政策的操作方式和目標，重新構造一個新的貨幣政策傳導作用機制，形成一種市場體系之上的經濟性杠桿體系，提升貨幣政策的操作有效性[10]。

依托于現實的經濟結構與市場基礎之上的貨幣政策調控的有效性需要利用利率、準備率和公開市場操作等經濟手段進行操作，在操作目標方向上引入物價和通貨膨脹率、就業指數等中間變量作為參數，這樣的傳導機制依存于金融市場體系，操作上可以放棄直接安排投資項目和信貸配額等可能引發嚴重弊端的手段，形成一種適應于我國市場經濟體系和金融市場作用條件的貨幣政策操作模式，真正地提升我國貨幣政策調控的有效性。

參 考 文 獻

[1] 謝平. 新世紀中國貨幣政策的挑戰[J]. 金融研究，2000，（1）.

[2] 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課題組. 中國股票市場發展與貨幣政策完善[J]. 金融研究，2004，（4）.

[3] 趙振全，于震，劉淼. 金融加速器效應在中國存在嗎？ [J]. 經濟研究，2007，（6）.

[4] 陸前進，盧慶杰. 我國利率調控面臨的困境及政策含義[J]. 上海財經大學學報，2008，（5）.

[5] 中國人民銀行杭州中心支行課題組.商業銀行順周期性與金融宏觀調控研究[J]. 浙江金融， 2009，（4）.

[6] 黃武俊，燕安. 中國貨幣政策信貸渠道有效性和可控性研究[J]. 上海經濟研究， 2010，（3）.

[7] 范從來. 論通貨緊縮時期貨幣政策的有效性[J]. 經濟研究，2000，（7）.

篇7

我國證券市場雖然不到20年，但發展迅猛，目前上市公司已有1800多家，完全通過證監會的監管來保證上市公司的會計信息真實、完整，這個任務顯然過于繁重。事實上，假如證券市場上的參與者都有造假動機，再健全的監管體制也是有心無力，加強上市公司內部控制建設也日趨重要。目前證監會按照“選擇試點、逐步推廣、總結經驗、穩步推進”的原則，分步驟、分階段地推進企業內部控制規范在上市公司的實施，并將該規范的實施時間明確為最遲2012年，距今不到2年的時間，可見加強上市公司內部控制規范迫在眉睫。

一、內部控制的概念與發展階段

所謂內部控制，是為實現經營管理目標、組織內部經營活動而建立的各職能部門之間對業務活動進行組織、制約、考核和調節的方法、程序和措施。[1]

從美國安然、世界通信和施樂等一系列的會計造假和商業欺詐事件，到英國巴林銀行和法國興業銀行的破產，這一系列聳人聽聞的事件都和公司內部管理有關。內部控制是內部管理的重要環節，正是內部控制的缺失和失效導致公司管理不善，經營出現問題。而西方國家早已認識到內部控制的重要性，縱觀內部控制理論的發展歷程，大致上經歷了以下四個階段[2]：1、內部牽制階段：主要體現為職務分離和相互牽制，以保護資產完整和查錯防弊為目標。2、內部控制制度階段：從審計視角提出了內部控制健全性、有效性的基礎審計模式。引入了“會計控制”和“管理控制”來界定審計范圍。3、內部控制結構階段：這階段正式提出了控制環境的概念，實現了從“制度二分法”向“結構分析法”的轉變。4、內部控制框架階段：將內部控制分為控制環境、風險評估、控制活動、信息與溝通和監督五個組成部分[3]。COSO框架已經將內部控制上升為一種管理理念，它將企業風險、內部控制制和公司治理緊緊聯系在了一起。

我國內部控制起步較晚，早期瓊民源、銀廣夏、鄭百文等財務舞弊頻頻在證券市場曝光，[4]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隨著理論界對內部控制和會計信息披露的探討，政府也相繼出臺制度推動我國內部控制規范發展。日前財政部會同證監會、審計署、銀監會、保監會5部委聯合了《企業內部控制配套指引》等18項應用指引，更是標志著適應我國企業實際情況、融合國際先進經驗的中國企業內部控制規范體系基本建成。

二、我國上市公司內部控制的現狀與問題

當前全球金融危機的危害還在蔓延，大部分的上市公司提高了對內部控制和風險管理的重視程度。如今匯率問題、期貨套期保值曾經陌生的詞語隨著上市公司中信泰富外匯交易巨虧、深南電深陷對賭合約慢慢讓我們了解。[5]據德勤的調查，約82.35%的企業為應對金融危機而組織了內部控制的梳理活動，并且有約76.47%的企業表示其內部控制的工作重點會隨著金融危機的影響進行調整，重點關注受影響較深的薄弱環節，加強內部控制檢查的頻率，有針對性的加強內部控制管理。但僅有17.65%的企業落實了內部控制考核工作，表明目前上市公司的內部控制大多是“救火式”的管理，內部控制還沒有溶入上市公司的生產經營各個環節，形成內部控制的長效機制。

1、管理層對內部控制的認識不足

大部分上市公司開展內部控制只是因為行政性的強制推行，內控制度只是簡單復制，與公司實際情況脫離，制度不具可操作性，管理層在內部控制建設上體現出的盲目性，導致了內部控制工作達不到預期效果，內部控制建設導致成本費用增加，卻得不到應有的效益，這種情況更進一步導致管理者不能正確客觀認識內部控制建設的作用，只是在形式上滿足監管要求，而非在實質上讓內部控制溶入日常經營管理，脫離監管機構的初衷。

2、上市公司內部控制環境需要改善。

中國的大多數上市公司由于股權集中，容易導致“一股獨大”[6]。董事會和監事會只是形式，作用虛擬化，削弱了內部控制的有效性。我國上市公司大多從國有企業改制而來，因此國家處于絕對或相對控股地位，還有近年中小板和創業板的上市公司很多是家族公司，股權過于集中使得擁有絕對控制權的上市公司高級管理人員凌駕于制度之上。大股東從自身利益出發，其決策容易侵占上市公司的利益，但沒有其他股東可以牽制。

3、內部控制體系不規范。

目前上市公司的內部控制制度體系缺乏系統性和完整性，沒有覆蓋所有的部門和人員，沒有滲透到企業各個業務領域和各個操作環節，片面的認為內部控制制度就是企業內部成本控制、內部資產安全控制、內部資金控制，即內部會計控制。

目前上市公司內部控制缺乏可對比性和可參考性，隨著企業內部控制配套指引的頒布，以前政出多門的情況得以統一，企業在內部控制的建設、評估和報告披露方面有了統一和清晰的標準。

4、風險管理意識不強。

自我國加入WTO以后，我國的經濟環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目前我國衍生金融產品如股指期貨、融資融券剛剛推出，大眾對衍生金融產品的認識還不足，長期在低風險下運營的企業管理者風險意思淡薄。我們在引進華爾街創新產品的同時也要看到美國金融危機、冰島和希臘的國家債務危機。

衍生金融工具是個雙刃劍。如果不建立一個有效的內部風險控制體系，其杠桿效應帶來的后果很可能是毀滅性的。“中航油事件”就是一個典型案例，一個因成功進行海外收購曾被稱為“買來個石油帝國”的企業，因參與石油期貨交易巨虧5.5億美元。缺乏全面風險管理，沒有建立防火墻制度，我國上市公司將很難適應新的競爭環境，給企業發展留下了巨大的風險隱患。

5、內部控制控制的執行不力。現有上市公司的內部控制評價的牽頭部門多是內部審計部門，我國的內部審計機構往往實質上由管理層領導且與其他部門平行，因此獨立性、權威性較差，而且內部審計人員大多是由財會部門轉來或由財會部門人員兼任，缺乏審計知識，同時內部審計側重于查錯防弊。注重事后監督，不注重事前、事中的控制；重視財務報表的審計，忽略對公司的管理現狀進行分析、評價，并提出建議。這樣企業并沒有真正認識到內部審計的作用，以致內部審計機構并未真正發揮其作用。

6、缺乏與內部控制相關的信息系統。

[5]根據德勤2009年對我國上市公司內部控制調差分析報告，52.94%的上市公司認為缺乏與內部控制相關的信息系統是當前企業內部控制的主要問題之一。而且這也是德勤連續三年調查中一直存在的老問題。主要表現在內部信息傳遞不通暢，缺乏內部控制有關的信息系統。

三、加強上市公司內部控制的建議：

（一）、強化公司內生動力，轉外部推動為內部主動

雖然企業開展內部控制的最初動機都是監管要求，強化上市公司內部控制的內生動力，由被動遵循變為主動提升。（1）加強管理層對內部控制的認識。內部控制的培訓不僅局限于業務具體部門，應從管理層做起，只有管理層對內部控制認識正確、深入、全面，才能重視內部控制制度的建設，才能確保內部控制的監督執行。（2）充分考慮企業內部控制體系與現有管理體系的對接,實現成本效益相結合。健全而有效的內部控制應該是融入企業管理的每一角落，即使低概率事件也應有相應制度來對其進行約束。（3）各部門、各崗位形成相互制約、相互監督的格局，即使高層管理者也不能越權違規操作[7]。

（二）、優化公司內部環境。

內部環境是企業實施內部控制的基礎，環境要素是其他一切要素的核心，是其他要素作用的基礎。（1）優化公司法人治理結構，使權力有所制衡。強化董事會在公司治理結構中的主導地位，發揮獨立董事的作用，完善監事會制度。（2）建立良好的企業文化，提高員工素質，履行企業社會責任。（3）公司人力資源政策和激勵約束機制需要跟進，否則可能導致關鍵人才流失、經營效率低下或企業商業秘密泄露。

（三）、處理好外部審計與自我評價的關系，構建企業、注冊會計師和有關監管部門三位一體的、有效的內外部監督評價體系。

（1）內部控制的評價應獨立、客觀，牽頭部門僅為審計部門或者財務部、董事會辦公室都不夠獨立，應當成立審計委員會。賦予審計委員會監督內部控制有效實施和內部控制自我評價情況、協調內部控制審計等方面的職能。（2）目前引入了強制審計，促使注冊會計師遵循《企業內部控制審計指引》提出的各項要求，對內部控制的有效性發表審計意見。（3）監管部門在對企業、會計師事務所提供良好服務的同時，密切關注和跟蹤處理好內部控制規范實施過程中產生的各種問題，從全局出發兼顧整個行業的共性督促公司完善內控制度建設。

（四）、建立全面風險管理為基礎的內部控制體系

全面風險管理涵蓋了內部控制，而內部控制是全面風險管理的必要環節。本次金融危機倒下的雷曼兄弟、AIG等老牌巨頭使我們認識到企業所面臨的風險的復雜性和危害都在增加。內部控制體系和全面風險管理體系雖然相互獨立的，但兩者在內涵上也有一定重合，企業需要綜合考慮自身業務特點、發展階段、信息技術條件、外部環境要求等，確定選擇合適的管理體系和建設重點。

（五）、完善信息系統。

（1）建立內部信息溝通渠道。公司管理當局應讓每位員工明確各自的職責，了解自己在控制系統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各自的信息傳遞對象、內容、方式和渠道。（2）建立外部信息溝通渠道。分別針對客戶和供應商，針對競爭對手，針對投資者，針對監管者建立不同的溝通聚道。

四、結論

綜上所訴，金融危機下我國上市公司的內部控制的內在需求更加迫切，雖然多部門頒布的內部控制配套指引為完善企業的內部控制提供了模板和標準，但因其范圍廣、要求高，企業需要結合自身實際情況，抓緊時間探索出適合的內部控制制度建設，提升企業整體管理水平。

參考文獻

1 周在霞,內部控制[M]:立信會計出版社,2009

2 劉大勇,李翠霞,關于企業內部控制制度的研究[J],商業研究,2008(5)

3 Charles A Saia : Internal Control, the School of Business Quinnipiac College, 1992.12

4 蘭飛,我國上市公司內部控制失效及評價研究[D],武漢理工大學,2004

篇8

[8]Howaid W Wolosky. Creating and Maintaining Trust. The Practical Accountant， 2008.

[9]SEC. Report and Recommendations Pursuant to Section 133 of the Emergency Economic Stabilization Act of 2008： Study on Mark-to-Market Accounting，2008.

[10]ECB. Fair value accounting and financial stability. Occasional paper series， 2004.

[11]Allen， F. & Carletti. E. Mark-to-market accounting and liquidity pricing.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08.

[12]Wallison， P. Fair value accounting： a critique. ，2008.

篇9

中圖分類號:F830.9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3-0992(2010)07A-0086-02

一、公允價值計量會計通過金融危機引起普遍關注

2008年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風暴,令世界經濟遭受重創。在金融危機中,相關金融機構對外報送財務報告中資產及利潤驟減的會計應用主要有公允價值會計準則和會計核算的謹慎原則。公允價值會計準則要求相關資產反映市值,而謹慎原則要求不高估企業資產和利潤、不低估企業的費用和負債。因此,此次金融危機中,金融機構相關資產的市值大大降低,反映了公司市價的財務報告中必然會產生巨大的減值損失,而根據謹慎性原則的要求。這些減值損失又必須反映在財務報告中。如此以來,金融危機帶來的影響就會逐步蔓延,最終導致對世界經濟的重創。

從我國的會計計量模式來看,長期以來我國的會計核算制度并未涉及公允價值這個概念,近年來我國新會計準則在諸多方面實現了新的突破,其中公允價值的運用是最為顯著的方面,為我國會計與國際趨同邁出了實質性的一步。但由于公允價值計量會計在我國的運用還存在很多不足之處,所以總結金融危機對我國公允價值計量會計實踐的啟示具有重要意義。

近幾年來公允價值一直是國際會計界關注的熱點,同時也是我國會計界一個較新的課題。《2006企業會計準則》中關于“公允價值”的規定使我國會計計量中對會計計量屬性有了新的選擇,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公允價值計量作為會計計量屬性的一個方面,也在接受著來自市場經濟的檢驗。尤其是在美國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公允價值的運用對經濟實體產生了不容忽視的影響,同時也造成了會計界對會計計量模式的重新思考。

美國次貸危機爆發以后,金融界紛紛將矛頭直指公允價值,要求完全廢除或暫時停止運用公允價值計量會計,他們認為公允價值計量模式夸大了次債產品的損失,放大了次貸危機的廣度和深度。然而,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在 2008年12月30日向美國國會遞交的調查報告明確指出“公允價值”在金融危機中并沒有對金融企業的倒閉推波助瀾,SEC 堅信只有繼續實行以公允價值為計量依據的會計準則才能保證財務報告的透明性,保護投資者的利益。金融界的要求雖然有些極端,但是公允價值計量會計在金融危機這個大背景下也暴露出自身的一些缺陷。

二、公允價值計量會計在金融危機中暴露出一些缺陷

(一)金融危機下公允價值計量的困境

公允價值會計在平穩市場中能很好地反映現實經濟環境對企業財務狀況的影響,也符合實物資本保全的要求,有利于提高財務信息的相關性,但是它也存在著局限性。在這次金融危機中我們進一步看清了公允價值計量本身的一些缺陷,在FAS157的大背景下,在市場大跌和市場功能缺失的時候,金融機構對金融資產按市價減計,形成了企業賬面虧損和資本充足率下降。此時由于債務人現金流量惡化,投資人恐慌性拋售導致公允價值急劇下跌,從而使資本可收回金額遠低于賬面價值,企業不得不計提大量減值準備,虧損的加劇進而促進企業和金融機構加大力度拋售現有資產。低價拋售資產除帶來直接的損失外,剩余資產又不得不因市價下跌進一步計提減值而進入交易價格持續下跌的惡性循環中。

(二)公允價值計量屬性優缺點分析

其優點主要有以下三點:

1.公允價值計量提高了會計信息的價值相關性

相關性是針對決策的首要會計信息質量特征。因為公允價值以市場價格為基礎,能適應瞬息萬變的市場環境,能較準確地披露企業獲得的現金流量,能確切地反映企業的資產狀況、經營能力、償債能力以及所承擔的財務風險,因此更有利于投資者評價企業的投資機會和風險以及管理當局的管理業績,促使其做出投資決策和其他決策。誠然,歷史成本計量也能體現一定的相關性。但歷史成本只能讓人了解過去的信息,卻無法反映未來的信息,而且同市場價格的變化也毫無關系,這就不能為會計信息使用者的經濟決策提供更有利的服務。而公允價值著眼于現在和未來,能更準確地反映了企業的經營能力、償債能力,使得會計信息的質量得到了保證和提高,從而幫助會計信息的相關使用者做出正確的決策。

2.公允價值計量有利于企業資本保值增值

資本是企業再生產運動及經營活動的物質基礎,其保值增值是衡量企業經濟效益的一個重要方面。在物價上漲的情況下,采用歷史成本計量資本的耗費得到的金額,將無法購回原來相應規模的生產能力,生產處于萎縮狀態。而采用公允價值計量資本的耗費,計量得出的金額可以在現時情況下購回原來相應規模的生產能力,從而使企業的資本得到保全。

3.公允價值計量有助于理解企業真實財務狀況

隨著金融創新的不斷發展,衍生工具的應用越來越廣泛,其本身存在的巨大風險性,客觀上要求應該在財務信息中予以披露。由于衍生工具是一種面向未來的合同或承諾,而歷史成本無法對衍生工具計量。所以,公允價值的運用恰好彌補了歷史成本這一缺陷,使會計信息使用者更加清楚的了解企業真實財務狀況。

其缺點主要有以下兩點:

1.公允價值計量的實際操作難度大

當一些財務報表項目的公允價值無法在市場上直接取得時,公允價值計量操作就面臨較大困難。此時,公允價值的獲取與資產評估也有著很大的關系。如果既不能在活躍市場上,也不能運用模型法確定公允價值,那么專業的資產評估機構將成為企業公允價值取得資產或者負債公允價值的又一重要選擇。但目前很多專業的評估機構并不完全按業務操作規程執業,影響了評估機構的執業質量,難以取得客觀、公正的公允價值。

2.評估行業素質參差不齊

評估師執業時的自我意識和專業水平的高低也是影響公允價值的一個原因。公允價值是評估人員根據被評估資產自身的條件及其所面臨的市場條件,對被評估資產客觀交換價值的合理估計值。也就是說,在評估過程中評估人員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評估人員素質的高低直接影響公允價值的公允性。

三、公允價值計量會計在我國會計實務運用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公允價值運用環境不成熟

公允價值廣泛應用的最基本條件是:擁有健康而成熟的生產資料市場、產權交易市場、發達的專業評估技術以及嫻熟而講求誠信的評估隊伍等。如果這些基本條件不具備,那么公允價值的使用必然受到限制。

(二)對公允價值的規定可操作性差

公允價值操作主要涉及操作的范圍和方法。我國新企業會計準則中對范圍做了明確的規定,但對于方法,在新準則中說得十分有限,對公允價值的審慎使用缺乏必要的解釋和溝通。涉及需要按照公允價值計量的17 項具體會計準則中,只有“資產減值”、“金融工具的確認與計量”和“企業年金基金”等3項具體準則提供了具體的計量指引。產生的后果是,會計人員雖然知道哪些具體業務需要進行公允價值計量,但是如何對其進行計量卻顯得辦法不多,或者干脆無所適從。況且,在一些具體準則中公允價值計量僅僅是備選方案,企業會計人員在具體運用相關具體準則時,可能會顧及其相對難以操作的特性而盡力回避。

(三)公允價值計量為企業操縱盈余留下了隱患

新準則使企業盈余管理的彈性增強。非貨幣性資產交易準則規定在滿足公允價值計量條件下,換出資產的公允價值與其賬面價值的差額計入損益。債務重組準則規定以非現金資產清償債務的,債務人應當將重組債務的賬面價值與轉讓的非現金資產公允價值之間的差額計入當期損益。由于公允價值的計量具有彈性大、不確定性的特點,管理當局很可能根據需要通過非貨幣易或債務重組操縱盈余。因此如何確保公允價值計量的可靠性,防止管理當局利用公允價值操縱盈余,成為實施新會計準則面臨的一項現實而嚴峻的問題。

四、如何在金融危機爆發背景下完善我國公允價值計量會計應用程序

(一)完善公允價值應用的市場機制

從公允價值計量需要的條件出發,首先需要一個公平的市場競爭機制,它是市場發展的趨勢也是公允價值計量的條件。企業會計應該真實的披露自己的信息,加強企業的內部審計和自我評估,盡量減少由于信息不對稱帶來的一系列問題,讓交易雙方作出兩者都能達到效用最大化的選擇。同時廣大投資者應該提高對會計信息進行分析判定、有效甄別的能力,使證券市場的有效性逐步提高。其次,應該盡量打破壟斷,鼓勵各種合法經營方式。給予各種體制的市場經濟與國有企業同樣優惠的待遇,提高企業盈利的規范性。再次,加強對衍生金融工具的公允價值計量與披露的監管。

(二)構建以規則為導向的公允價值統一框架

制定公允價值計量的統一框架是改進公允價值應用的重要環節,我國應當在總結現有公允價值計量經驗的基礎上制定公允價值的統一框架。這里我們要介紹準則的兩種導向:原則導向和規則導向。原則導向的準則相對簡單明了,它主要是一些基礎性的原則,執行過程中更多地依賴職業判斷;而公允價值計量準則應當以規則為導向,因為規則導向的會計準則更具體,更謹慎。

(三)進一步加強外部監督管理

會計與審計密不可分,會計執行好壞,有賴于審計的完善與發展。為了防范會計人員隨意操縱會計數據提供虛假信息,應建立完善的公允價值審計制度,從府審計和社會審計入手,發揮社會監督的作用,積極提倡、鼓勵社會公眾參與監督,通過政府強制性規定和公眾輿論壓力加大對企業公允價值運用的監督力度,督促企業做好公允價值計量和披露工作。同時盡快完善中國證監會的相關法規,使得上市公司財務指標的計算及會計信息的披露盡可能地與會計準則的要求協調一致,充分發揮證監會和注冊會計師的監管及審計職能,對濫用公允價值的企業及相關人員,采用加大違法成本的辦法來阻止違規違法行為,提高公允價值信息的可靠性和相關性,同時加強稅收協調。

(四)加強職業道德教育,提高財務人員的職業素質

《企業會計準則》給出了會計選擇和判斷標準,為會計人員進行會計工作提供了指導,但并不能提供所有問題的具體解決辦法。交易是人的活動,新會計準則的實施,會計政策選擇權加大、專業判斷事項增多,特別是公允價值屬技術性很強的工作,沒有高素質的會計人員,就不可能得到合理的估計和運用。

參考文獻:

[1]常勛.公允價值計量研究.財會月刊,2004(6):3～4

篇10

中圖分類號：f8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2101（2012）05-0025-07

此次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發生以來，國內外學界對這場危機的實質作了大量的研究，其中不乏真知灼見。但是，也有一些觀點，如果聯系危機發生的過程和現實，運用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加以分析，就會發現其中的非科學性、荒謬性以及為資本主義制度的辯護性。本文在對當前國內外學界一些觀點進行評析的基礎上，對此次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的實質、形式、特點及相關問題進行探討，以求真理。

一、國內外學界關于此次金融和經濟危機實質問題的觀點及其非科學性

源自美國次貸引發的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發生以來，國內外學界對這場危機的實質作了大量的研究，其中，有以下觀點值得關注：（1）此次危機在本質上是“有效需求不足”[1]、“儲蓄過剩”或“儲蓄相對于投資過剩”的危機[2]；（2）此次危機實質上是一場“支付危機”[3]、“具有高度傳染性的清償力危機”[4]或“信用危機”[5]；（3）此次危機的實質在于“過度消費”[6]；（4）當前的危機“是一場國家干預的危機”[7]；（5）“這場危機是盎格魯——薩克遜式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危機，是華盛頓共識的危機”[8]；（6）美國危機的本質是“信心危機”[9]；（7）道德危機“可能是我們面臨的問題的癥結”[10]；（8）這是一場“資產負債表引起的風暴”或“資產負債表的危機”[11]等。

上述觀點，從表面看，似乎有一定道理，但如果聯系危機的歷史和現實加以分析，就不難發現其中的非科學性。

拿“有效需求不足論”來說吧。早在19世紀初期，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西斯蒙第就有“群眾消費不足”的說法。但能否以“消費不足”來解釋危機的實質呢？答案是否定的。認為，“群眾消費不足”或“消費水平低是數千年來的經常的歷史現象”，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中“普遍的商品滯銷”，只是資本主義大工業時期到來之后“才變得明顯”。[12]“群眾的消費水平低，是一切建立在剝削基礎上的社會形式，從而也是資本主義社會形式的一個必要條件；但是，只有資本主義的生產形式才使這種情況達到危機的地步”[13]。在說明當代資本主義金融和經濟危機時，應當承認“群眾消費不足”這個事實，但只能把它放在應有的從屬地位，而不能用它來解釋危機的原因和實質。從歷史到如今，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每一次都恰好有這樣一個時期作準備，在這個時期，工資會普遍提高，工人階級實際上也會從供消費用的那部分產品中得到較大的一份。”[14]“群眾的消費水平”可以作為“危機的一個先決條件”，“但是它既沒有向我們說明過去不存在危機的原因，也沒有向我們說明現時存在危機的原因。”[15]20世紀30年代，作為對“群眾消費不足論”的發展，凱恩斯又提出“有效需求不足”論。按照凱恩斯的說法，有效需求由消費需求與投資需求構成。有效需求不足，系由消費太低和投資萎縮所致。消費太低和投資萎縮，則是由消費傾向、資本的邊際效率和靈活偏好三大基本心理因素或心理規律決定的，由于消費太低和投資萎縮，結果導致生產過剩，危機隨之發生。經濟危機在實質上就是由上述三大基本心理因素或心理規律導致的有效需求不足而發生的經濟蕭條或生產過剩的危機。此次危機在本質上是“有效需求不足”的說法，實際上是19世紀初期西斯蒙第“群眾消費不足”論和20世紀30年代凱恩斯“有效需求不足”論在21世紀初期的再現，它不是把危機的原因歸結于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而是歸結于人民群眾的“消費不足”或“有效需求不足”，掩蓋了危機的真正根源，歪曲了危機的實質，帶有濃厚的主觀唯心論色彩。

把此次危機的實質說成是“支付危機”“清償力危機”或“信用危機”也是不科學的。首先，“支付危機

“清償力危機”或“信用危機”，只是金融和經濟危機的常見現象和重要組成部分，或者說只是危機的起點或爆發點，而非危機的實質和原因。“在危機期間，支付手段感到不足”，清償能力喪失，“這是不言而喻的。“[16]研究和揭示危機的實質，不能只看現象和發生的始點，而必須由此出發，深入問題的內部，揭示其內在的聯系和根據。“在再生產過程的全部聯系都是以信用為基礎的生產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現金支付才有效，危機顯然就會發生，對支付手段的激烈追求必然會出現，所以乍看起來，好像整個危機只表現為信用危機和貨幣危機。”[17] 事實上，“只要再生產過程不斷進行，從而資本回流確有保證，這種信用就會持續下去和擴大起來，并且它的擴大是以再生產過程本身的擴大為基礎的。一旦由于回流延遲、市場商品過剩、價格下降而出現停滯時，產業資本就會出現過剩”，“只要再生產過程的這種擴大受到破壞，或者哪怕是再生產過程的正常緊張狀態受到破壞，信用就會減少。通過信用來獲得商品就比較困難。要求現金支付，”“每個人都想賣而賣不出去，但是為了支付，又必須賣出去，”“正是在這個信用最缺乏（并且就銀行家的信用來說，貼現率也最高）的時刻，不是閑置的尋找出路的資本，而是滯留在自身的再生產過程內的資本的數量也最大。”“這時，由于再生產過程的停滯，已經投入的資本實際上大量閑置不用。工廠停工，原料堆積，制成的產品充斥商品市場”[18]。因此，整個經濟運行突出地表現出來的雖然是支付手段缺乏，清償能力衰竭，信用崩潰，但究其原因，卻是由生產過剩引起。經濟危機，實質上就是生產過剩的危機。這次由美國次貸引發的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也不例外。2000年，美國互聯網泡沫破裂之后，房地產業即成為支撐經濟增長的支柱，為了加強房地產業，刺激經濟增長，美聯儲連續13次降息，實行擴張政策，結果房地產業迅速擴張，形成過剩局面。為了緩解過剩，銀行家、商家和美國政府沆瀣一氣，采取各種措施鼓勵居民舉債消費，結果使居民債務迅速膨脹。2006年，美聯儲為抑制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又連續17次加息，致使購房者還貸負擔加重，市場需求急劇下降，房產價格急劇下跌，次貸違約率急劇上升，諸多貸款機構和投資機構相繼破產，危機隨之發生。這次危機也突出地表現為支付手段短缺，清償能力枯竭，信用崩潰，但危機的實質卻不在這些，而在于房地產業的過度擴張，生產過剩。“支付危機”“清償力危機”“信用危機”論，實際上只是“那些根據自身的個人需要來判斷危機的小資產者所想象”出來的幻境[19]，而非這種幻境背后的真諦。 實質在于“透支消費”或“過度消費”的觀點，其非科學也是顯而易見的。就這次危機來說吧，本來是由于美國政府為了刺激經濟增長，實行擴張政策，引起房地產業膨脹和過剩所致，是生產出了問題，而不是消費出了問題；本來是由于美國政府、銀行和商家為了推銷過剩的住房商品，相互勾結，采取各種措施，鼓勵居民舉債消費，導致居民債務膨脹，債務鎖鏈拉長，最后由于政府緊縮政策，利率上升，購房者還貸負擔加重，次債鎖鏈破裂所導致，而不是居民透支消費、過度消費所造成；本來由于剩余價值規律和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所決定，一方面房地產業過度擴張，生產極大過剩，另一方面，廣大群眾，無力購買，不得不在政府和商家的引誘下，舉債購房和消費，而不是廣大群眾追奢求侈、豪華消費。把危機的實質歸結于“透支消費”和“過度消費”的觀點，割裂了生產與消費的辯證關系，是“消費決定論”在危機實質問題上的反映。

把“國家干預”或“華盛頓共識”說成是危機的實質的觀點，也不是什么新鮮異見，而是新國家干預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兩種經濟理論在危機實質問題上的反映。前一種理論以凱恩斯經濟學為基礎，以批判新自由主義理論、揭示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在經濟運行過程中造成的惡果、以致引發危機的弊端為宗旨，主張以新國家干預主義理論和政策來拯救經濟，解決經濟崩潰問題。后一種理論，則是以斯密和李嘉圖古典自由放任的市場理論為淵源，以經過改進了的新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為基礎，以治理20世紀70年代資本主義經濟滯脹為背景，以“撒切爾主義”“里根經濟學”和“華盛頓共識”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集合體。這種理論是盎格魯—薩克遜模式即英美資本主義模式的理論基礎，主張以某些改良的經濟政策來治理危機，目的在于防止和避

免建立在西方經濟學假設和理論基礎之上、經過幾十年構建的資本主義“知識大廈”和“理智大廈”的轟然崩塌、危及資本主義制度的生存。兩種理論觀點貌似相互對立，不可一世，但細究起來，卻有明顯的一致性。它們都把制度性危機說成是經濟體制或經濟模式危機，從而掩蓋資本主義制度的弊端和剝削本質；都把資本主義經濟體制和政策體系的失靈當作危機的實質，回避資本主義制度及其基本矛盾必然產生的、普遍而基本的經濟現象即生產過剩這一危機的實質；都把危機的責任推給對方，歪曲或掩蓋危機的真正根源和實質，帶有明顯的辯護性質。把危機說成是“信心危機”的觀點，同樣沒有什么新意，完全是在現代西方經濟學中十分流行的凱恩斯、庇古和拉文頓等關于“心理危機論”的翻版。這種理論認為，當資本家對社會和自己的經濟狀況充滿信心并抱有樂觀情緒時，就會增加投資，擴大經營規模，從而推動經濟的高漲和繁榮；而當資本家過度樂觀，對經濟形勢誤判，產生錯誤時，悲觀情緒就會油然而生，壓縮投資規模，導致有效需求減少，引發危機。把危機歸結為資本家缺乏信心，完全顛倒了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狀況與這種狀況在資本家心理上的反映即“信心“之間的關系，把屬于意識范疇的心理狀態說成經濟運行狀況的決定性因素，把危機的現象當作危機的實質，歪曲危機的根源和原因，以其荒謬的理由，呼吁政府通過財政“補貼”，對貪婪成性的金融財團進行“市場救助”，使之擺脫破產倒閉的境地。這種理論的唯心主義世界觀基礎和階級本質是再明顯不過的了。

至于把危機說成“道德危機”的觀點，更是荒謬絕倫。認為，道德是一個意識形態范疇，是一定社會經濟狀況的產物。“思想、觀念、意識的產生最初是直接與人們的物質活動，與人們的物質交往，與現實生活的語言交織在一起的。觀念、思維、人們的精神交往在這里還是人們物質關系的直接產物。表現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學等的語言中的精神生產也是這樣的。”[20]“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21]。還認為，道德“在階級社會中，始終是階級的道德；它或者為統治階級的統治和利益辯護，或者當被壓迫階級變得足夠強大時，代表被壓迫者對這個統治的反抗和他們的未來利益。”[22]。“每一個階級，甚至每一個行業，都各有各自的道德，而且也破壞這種道德，如果它們能這樣做而不受懲罰的話。”[23]“在歷史上剝削階級的道德，都是虛偽的，都是剝削和壓迫廣大勞動人民的工具。”“絕大多數的人民都不過是以各種不同的形式充當了一小撮特權者發財致富的工具。但是所有過去的時代，實行這種吸血的制度，都是以各種各樣的道德、宗教和政治謬論來加以粉飾的”。[24]在這次金融和經濟危機中，華爾街金融巨頭似乎只是個人的行為，但歷史已經證明，這些個人“只是經濟范疇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階級關系和利益的承擔者。”“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是一種自然的歷史過程。不管個人在主觀上怎樣超脫各種關系，他在社會意義上總是這些關系的產物。”[25]華爾街金融巨頭的貪婪和道德缺失，決不是這些人的天性，而只能是資本的天性，或者說，只能是現存的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天性。對此次金融和經濟危機的本質和原因，“不應當在人們的頭腦中，在人們對永恒的真理和正義的日益增進認識中去尋找，而應當在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不應當在有關的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找，而應當在有關的時代的經濟學中去尋找。”[26]把此次金融和經濟危機的實質說成是華爾街巨頭的“道德危機”顛倒了物質和意識、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政治上層建筑與意識形態上層建筑的關系，在世界觀方法論上“從天上降到地上”[27]，陷入了歷史唯心主義的思維定式之中；三是在談論此次金融和經濟危機時，不涉及資本主義制度，不涉及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及其運行規律，或者故意掩蓋在上述因素作用下的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的普遍的、基本的現象和特征，歪曲危機的根源和實質，自覺或不自覺地投入金融壟斷資本的懷抱，充當了壟斷資本的辯護人。列寧曾經說過：“當人們還不會從任何一種有關道德、宗教、政治和社會的言論、聲明和諾言中揭示出這些或那些階級的利益時，他們無論是過去或將來總是在政治上作受人欺騙和自

己欺騙自己的愚蠢的犧牲品的。”[28]在研究和分析此次由美國次貸引發的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時，這句話應當成為這些人的警鐘！ 危機也絕不是“資產負債表的危機”。誰都知道，“資產負債表”只是經濟或資產經營運作狀況的記錄，是經濟或資產運營信息的反映和提供者，是經濟或資產運營的現象，而決非經濟或資產運營危機的根源、原因和實質。把作為經濟或資產運營狀況的記錄、信息的反映和提供者也說成是危機的根源、原因和實質，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在此，就不浪費筆墨予以評價了。

二、此次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的實質是什么

從當代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狀況以及危機發生的過程和特點來看，此次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在實質上，依然是一場生產過剩的危機。

從理論上看，自19世紀20年代資本主義世界第一次生產過剩的危機發生以來，資本主義已經經歷了若干發展階段。自由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資本主義，壟斷資本主義又由私人壟斷經過國家壟斷發展為以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國際壟斷同盟為特征的國際壟斷。目前，國際壟斷已發展為以金融資本壟斷為龍頭，金融、經濟、政治、軍事以至意識形態話語權壟斷為一體的超級國際霸權壟斷的資本主義。與古典資本主義相比，當代資本主義在各個方面都發生了重大變化。但是，在當代資本主義的經濟運行中，其固有的基本規定性仍然未變，引發危機的各種因素依然存在。這些因素雖有深化和發展，但它們作為系統性因素發生作用的結果，仍然推動著資本主義經濟不斷走向周期性過剩，引發危機。

第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特點依然存在，并向世界范圍發散，日益具有普遍化的品格。商品關系的普遍化雇傭勞動制度以及剩余價值生產的直接目的和決定性的動機，作為資本主義生產突破其有支付能力需求的界限和走向無限擴張的激素，使資本主義始終不能走出生產過剩的怪圈。

第二，作為資本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剩余價值規律和競爭規律依然存在，其作用的力度越發增強，以其強制性的內在動力和外在壓力，推動資本以無限的規模和深邃的內涵進行擴張和發展，從而使資本主義生產不能不具有過剩的趨勢和特點。

第三，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雖然經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多次改良和調整，仍未得到解決，并且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主導的國際體系蔓延和擴展，演變為經濟全球化與占有制的私人性的國際壟斷資本主義基本矛盾。這一矛盾的深化和發展，必然導致資本、生產和貿易的無序擴張，經濟結構的失衡，資本剝削的加強，貧富差距的拉大，勞動與就業、生產與消費、供給與需求等經濟運行的各種矛盾在對抗中進一步發展，不斷把世界經濟推向結構性過剩和全面過剩，走向危機的深淵。

第四，資本主義的發展，壟斷規律的產生和作用，使自由資本主義發展為壟斷資本主義。但由于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存在，壟斷雖然限制了自由競爭，但并未消除競爭，反而使競爭更加劇烈，具有壟斷競爭的特點。壟斷競爭的產生，使競爭的對手、競爭的內容、競爭的手段都發生了變化，競爭的程度更加慘烈，破壞性更加巨大。各壟斷組織為了擴充自己的經濟實力，加強自己在競爭中的地位，獲取高額壟斷利潤，無不利用自己雄厚的資本和先進的生產能力，進行生產規模的擴張。這樣，就不能不使資本主義基本矛盾進一步深化和發展，從而使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的無政府性和國民經濟各部門發展的不平衡性迅速增長，供給與需求、生產和消費的矛盾進一步加劇，生產過剩的局面進一步發展，危機發生的機率進一步增大。

第五，經濟政治發展的不平衡是資本主義的絕對規律。自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資本主義以來，這一規律作用的深度、廣度和強度也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頂點。這一規律的作用，不僅導致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國際壟斷同盟的產生，而且也引起各國壟斷同盟實力對比的變化。實力對比的變化，不僅引起各國壟斷同盟之間更加劇烈和更加殘酷的競爭，而且還引起資本主義各國之間對經濟領土乃至殖民地的爭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新殖民主義出現，雖然許多原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在名義上獲得了獨立，但壟斷資本在經濟和政治上瓜分和重新瓜分世界的陰影依然籠罩在世界的上空。資本主義瓜分世界是靠“實力”說話的，而實力是隨著經濟發展速度的變化而變化的。各壟斷資本主義國家為了維護和鞏固自己在國際上的壟斷地位，必然會運用雄厚的資本和先進的生產

能力，推動經濟的擴張，使生產越過市場的界限，走向過剩。

第六，在當代國際經濟政治格局中通行的是霸權規律。美國作為一超獨大國家，處于霸主的地位。美國利用國際貨幣體系實質上的美元本位制和金融霸權，不斷向國際市場輸出美元，吸收發展中國家的物資輸出，從而提高國內的消費水平和對外資產的控制權，同時又利用貿易霸權大肆提高高新技術產品和高端產品的價格，并以國家安全為由，制定相應法規嚴格限制這些產品的出口；而發展中國家為了賺取外匯和引進外資，求存圖強，又紛紛采取以出口導向為特征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這樣，就必然導致美國國際收支赤字越來越大，廣大發展中國家手中結余的美元越來越多，從而不得不循環回美國用以購買其政府的債券。這樣，就不能不造成美國的債務過剩、國際流通中的美元過剩和發展中國家用于出口的商品過剩。在美國國內，為了構建“一個人人擁有住房的社會”，美聯儲又推行了信貸擴張政策，結果推動了房地產業的擴張和金融機構之間、金融機構與居民之間債務鎖鏈的延長。房地產業和金融業的擴張，又帶動了建筑、建材、鋼鐵、汽車等相關產業的發展。這樣，不僅造成以房地產為龍頭的各項產業的全面過剩，而且還造成了信用膨脹、流動性過剩、投機過剩、金融商品及其衍生商品過剩、債務和次級債務過剩。這樣，國際經濟與美國國內經濟的各種過剩就相互作用、相互結合，導致此次深重的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的發生。

從現實來看，在此次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過程中，生產過剩的內涵與馬克思在《資本論》及相關著作中所揭示的相比，顯著地擴大了。馬克思依據他所處的那個時代危機的情況，認為生產過剩一是指商品的生產過剩[29]，二是指資本的生產過剩[30]，其中商品的生產過剩是指“作為按一定的利潤率剝削工人的手段的勞動資料和生活資料的過剩”[31]，而資本的生產過剩實質上“就是危機中出現的產業資本過多的現象，即產業資本的過剩”[32]。在當代資本主義經濟運行中，生產過剩雖然也包括商品的生產過剩和資本的生產過剩，但商品的生產過剩除了包括生產資料商品和生活資料商品等物質商品過剩之外，還包括金融商品和金融衍生商品過剩。而資本的生產過剩，除了馬克思所說的產業資本過剩之外，還擴展到金融資本和以各種有價證券形式出現的虛擬資本。 次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實質的生產過剩，在形式和規模上也有了較大發展。

第一，貨幣過剩。2001年以來，美聯儲為了防止因互聯網產業泡沫破裂和“9·11”事件所導致的經濟持續衰退，放寬信貸管理，實行擴張政策。2001—2003年間，連續13次降低利息率。同時，還利用短期標售、定期證券借貸、一級交易商信貸等貨幣政策工具，直接向金融市場的多個子市場注入流動性；利用貼現窗口直接向商業銀行貸款，鼓勵社會客戶從銀行大量提取現金；結果使流通領域的貨幣量超常增長[33]。美國貨幣的超量發行，又通過一定渠道傳染到歐盟和世界各地，結果，又導致國際流通的貨幣過剩。據統計，至2006年底，在全球流通的紙幣，美元為7 600億，歐元為7 600億[34]。國際流通貨幣過剩，使世界各國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通貨膨脹，推動了許多商品尤其是大宗商品諸如石油、糧食等價格大幅上揚。

第二，房地產過剩。2001年之后，為走出經濟衰退的低谷，美國對產業結構作了相應調整，把房地產作為支柱產業，加大對房地產業的投資，企圖以房地產業帶動經濟增長，結果使房地產業迅速擴張，樓市價格迅速上漲。據統計，2000—2006年許多城市住房價格上漲幅度超過了100%，住房價格總水平上漲了60%以上[35]。到2007年初，美國房地產市場總值約達21萬億美元[36]。但好景不長，從2004年6月起，美聯儲為了控制流動性過剩，抑制房地產業過度擴張，實行緊縮政策，連續17次加息，結果又使房地產市場一落千丈。到2007年，美國全年新房銷售量僅為77.4萬套，比上年減少24.8%，舊房銷售量只有562.5萬套，比上年減少12.8%，新房開工率比上年低24.8%。[37]美國房地產業由盛到衰，處于崩潰的境地。

第三，金融過剩。房地產業的擴張，帶動了金融業的發展，刺激了金融創新業務的增長，從此次以“次貸”為始點的金融創新來看，涉及此類業務的金融機構有2 500多家，全球45家大銀行和證券商都卷入其中。2007年，美國次貸金額有1.2萬億美元～1.5萬億美元，經過包裝之后，其衍生品證券在二級市場流通的總規模達到1

0萬億美元，其中國際市場流通額占2 / 3以上[38]。據國際清算銀行2008年3月公布的調查結果，在金融創新的推動下，全球金融衍生商品總值從2002年的100萬億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516萬億美元，為全球gdp總額48萬億美元的10倍多，其中近300萬億美元在美國。[39]金融資產也呈現出迅速增大的趨勢。1980年，全球金融資產價值僅為12萬億美元，與當年全球gdp相當；1993年，全球金融資產價值為53萬億美元，是當年全球gdp的2倍；2003年，全球金融資產價值為118萬億美元，約為當年全球gdp的3倍；到2006年，全球金融資產總值則高達150萬億美元。[40]美國金融資產的規模更是大得驚人，2006年美國金融資產市場規模達到46萬億美元[41]，2007年美國金融資產占世界金融資產總量的34%、世界gdp總額的25%、世界貿易總額的11%[42]。龐大的金融商品和金融資產規模與實體經濟的規模形成了鮮明對照，過剩的程度可謂登峰造極。

第四，投機過剩。隨著貨幣過剩、以房地產業為典型的生產過剩、以金融商品及其衍生商品的炒作和次貸規模的增長，各類資本家不斷遭受“資本太多”的痛苦。最大的金融機構和投資銀行為了擺脫困境，便對債務抵押債券（cdos）和結構性投資工具（sivs）等金融工具進行層層包裝，借助信用評級機構的虛假信息向社會出售，進行欺詐活動，于是投機活動便猖獗起來，以致造成投機過剩的局面。據《華爾街日報》披露：2007年3—7月，花旗債務抵押債權等用于欺詐的金融工具，規模之龐大，在高峰期竟達390億美元。自2007年8月以來，投機觸角又急劇向石油、小麥、大豆、大米等市場擴展，結果導致市場各類商品包括運輸價格迅速上揚[43]。有人估計，在美國，僅房地產市場的投機泡沫就達8萬億美元[44]。難怪有人把美國經濟稱作金融投機經濟[45]。

第五，債務過剩。由于美國過剩的經濟靠貸款刺激消費來消解，居民消費靠信貸來支撐，國家和地方財政虧空靠發行債券來彌補，結果使美國經濟淪為債務經濟。截至2006年，美國國債已達10多萬億美元[46]。2000—2004年，家庭債務余額達11.4萬億美元[47]。2006年，美國內外債務余額為53萬億美元，為當年gdp的1.6倍[48]。日益繁重的債務負擔，給美國經濟罩上陰影，此次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從直接原因來說，系由美國債務過剩及其鎖鏈斷裂釀成。

第六，虛擬經濟過剩。上面所列過剩，除房地產過剩以外，均屬虛擬經濟范疇。毫無疑問，金融、投機、債務過剩的發展，推動整個虛擬經濟向過剩發展，1973年以來，隨著美元與黃金脫鉤，貨幣、信用和資本日益虛擬化起來，加上新自由主義理論及其政策的推動，金融資本急劇膨脹，虛擬經濟加速發展，日益脫離實體經濟這一物質基礎。據統計，1952—1979年美國金融資產流量與gdp之比為257倍；而1980—2007年則迅速增長到418倍。非金融公司的金融資產與實際資產之比，20世紀70年代為40%多，到90年代則接近90%。金融部門獲得的利潤，20世紀70年代還是非金融部門的1 / 5，到2000年則達到70%左右[49]。長期以來，在美國gdp中，由實體經濟創造的份額逐年下降，1950年為61%，2007年則為33.9%。同期，虛擬經濟創造的gdp，則由11.37%上升到20.67%[50]。虛擬經濟的過剩，給實體經濟造成日益繁重的壓力，當實體經濟不堪重負時，必然崩潰而發生危機。

第七，對外貿易過剩。上面說過，美國利用國際貨幣體系實質上的美元本位制和金融霸權，向世界輸出大量美元，吸收發展中國家的物資和商品，以提高國內的消費水平和對外國資產的控制權。同時，美元本位制及其霸權又使美元成為國際貿易中的結算貨幣、外匯資產的儲備貨幣，廣大發展中國家為了引進外國資本和先進技術，振興民族經濟，紛紛采取以出口導向為特征的外向型經濟戰略，于是，便引起了這些國家外貿產業的迅速發展、出口產品的生產過剩。外貿產業的迅速發展和出口產品的生產過剩，又帶動了相關產業的迅速發展，結果導致了國內經濟結構的失衡和全面的生產過剩，從而使本國對外貿易依存度不斷提高，變成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為中心的外圍依附性經濟。按wto和imf的數據推算，2003年，全球平均貿易依存度接近45%，其中發達國家平均水平為38.4%，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則高達51%。而我國2004年和2006年的外貿依存度則為68.4%和65.51%，大大高出世界平均水平[51]。在如此國際貿易格局中，美國發美元，外國賣商品，美國貿易逆差加大，外國貿易順差攀升，美國

進口過剩，外國出口過剩。一旦美國經濟過熱，對內實行緊縮政策，對外實行保護政策，遍布全球的生產過剩的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就會爆發。對外貿易過剩，是2008年發生的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的一個突出特征。 經濟危機所表現出來的現象和特點，雖然千奇百怪，變化多端，但萬變不離其宗，生產過剩仍然是普遍的、基本的、一般的、具有實質性的現象和特征。事實證明，此次危機的實質不能是別的，只能是與勞動群眾有支付能力需求相對應的生產過剩。任何否認、掩蓋、歪曲和偏離生產過剩這一實質的觀點和做法都是不妥的。

三、結論和啟示

生產過剩這一金融和經濟危機的本質特征，并不是直觀地呈現在人們面前的，而是運用抽象法，通過對金融和經濟危機過程一系列現象由表及里的分析揭示出來的。許多西方經濟學家由于其階級和思想方法上的局限性不能也不愿揭示生產過剩這一危機的本質特征。而我國一些崇拜西方的學者，在此次危機的實質問題上，也不能越雷池一步。研究當代資本主義金融和經濟危機的現實，正確認識和把握此次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的實質，必須堅持和運用的立場、觀點和方法。

生產過剩是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歷史階級的產物。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表明，在資本主義社會以前的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由于那時人們追求的不是交換價值而是使用價值，根本無所謂過剩的生產。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后的一個很長時間，由于生產力仍處于較低水平，市場狹小，經濟結構仍具有自然經濟色彩，經濟過程中的各種矛盾因處于萌芽狀態而未突出并發展起來，因而也不存在生產過剩和生產過剩的危機。只有到了資本主義大工業時期以后，生產力獲得了極大發展，社會化程度有了顯著提高，封建所有制關系已經解體，被資本主義私有制尤其是大私有制所代替，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已經成熟并充分展開，剩余價值規律和競爭規律成為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的主導規律，各國經濟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場，資本主義制度帶有國際的性質，生產過剩及其危機才得以發生。生產過剩隨著資本主義統治的產生而產生[52]，生產過剩及其危機“是資本主義制度的顯著特征”[53]。

生產過剩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永恒伴侶和不治之癥。自資本主義脫離幼年時期而進入大工業時期以來，生產過剩及其危機的幽靈一直環繞在資本主義制度的周圍。“資本主義的所有政黨，資本主義的所有稍有名望的活動家，從最‘英明’的到最平凡的，都曾經試用自己的力量‘預防’或‘消滅’生產過剩的危機”，“但是他們都失敗了。”[54]“問題不在于資本主義的領導者或政黨，雖然資本主義的領導者和政黨在這里也有不小的作用”[55]，而在于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只要資本主義制度存在，生產過剩及其危機就不能“消除”。要消除生產過剩及其危機，就必須消滅資本主義制度。

有人可能會以我國經濟被卷入這次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出現結構性生產過剩特點為由，懷疑上述論斷的真理性，這顯然是不對的。事實上，我國經濟之所以被卷入這場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出現結構性生產過剩的特點是由我國所處的國內外經濟環境造成的。從國際上看，全球化的發展、我國對外開放戰略的實施，在使我國分享世界經濟、科技發展成果的同時，也使我國經濟融入國際壟斷資本主導的現代國際經濟體系之中。這樣，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經濟出現了問題，我國經濟也難以獨善其身。從國內來說，當前，我國的所有制結構已是公有制為主體、公私經濟并存；在經濟規律體系上也是公有制為基礎的經濟規律與私有制為基礎的經濟規律并存。在這些因素的綜合作用下，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失衡，出現生產過剩，甚至發生危機有時也難以避免。在改革開放過程中，要使我國經濟少走彎路，減少震蕩，持續、穩定、協調發展，就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鞏固、發展和壯大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

參考文獻：

［1］【美】保羅·克魯格曼.蕭條經濟學的回歸與2008年經濟危機[a].陳佳貴，劉樹成.國際金融危機與經濟理論反思[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100.

［2］【英】克里斯·哈曼.從信貸吃緊到全球危機的幽靈[a].程恩富.金融危機啟思錄[m].北京：中國法律出版社，2009：34.

［3］陳佳貴.國際金融危機與經濟理論反思前言[a].陳佳貴，劉樹成.國際金融危機與經濟理論反思[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2.

［4］【美】

克里斯·哈曼.從信貸吃緊到全球危機的幽靈[a].程恩富.金融危機啟思錄[m].北京：中國法律出版社，2009：41.

［5］林汶奎.美國金融危機的幕后元兇[m].北京：中國商業出版社，2009：83.

［6］【阿根廷】阿蒂略·博龍.從無窮的戰爭到無盡的危機[a].李慎明.世界在反思[m].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2010：4.

［7］【法】帕斯卡爾·薩蘭，皮埃爾——阿蘭·米埃，等.英美金融資本主義的終結[a].李慎明.世界在反思[m].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2010：5.

［8］余永定.反思次貸危機[a].突圍——中國金融四十人縱論金融危機[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9：3.

［9］葛兆強.金融危機下的經濟思考[m].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10：10.

［10］【美】法里德·扎卡里亞.資本主義宣言：貪婪即美德[a].李慎明.世界在反思[m].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2010：8.

［11］李稻葵，等.預判國際金融危機之演變[j].經濟學動態，2009：（6）：5.

［12］［13］［1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10頁。

［1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57頁。

［1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554頁。

［1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554-555頁。

［1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546-547頁。

［1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63頁。

［2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