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茶文化論文模板(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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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前言

茶文化是人們在對茶的認識、應用過程中有關物質和精神財富的總和。它的形成和發展，一方面融匯了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豐富知識，人們進一步認識了茶性，了解了自然；另一方面又融匯了儒、佛、道諸家深刻的哲理，人們通過飲茶，明心凈性，增強修養，提高審美情趣，完善人生價值取向，形成了高雅的精神文化。飲茶作為人的生理需要和生活方式轉化為生活情趣與精神追求，不僅體現出人與人、人與茶及人與自然的關系，而且也完美地展現了人的人生價值觀。

中國茶文化的人生價值觀，包括人生的目的，怎樣做人以及怎樣實現個人價值等方面的看法。這種價值觀，是人們通過茶事活動，在認識自然、了解社會的生產與生活中所形成的觀點和態度。它既反映出了人的本質，又揭示出了人與自然、與社會諸方面的關系。具體地說，包括了人與自我的關系，與他人的關系，與民族和國家的關系，與自然環境的關系。中國茶文化的人生價值觀的思想，與生產生活實踐相依托，與自然環境相結合，與人文和歷史相伴隨，貫穿于茶文化發展的歷程，形成中國茶文化博大精深的思想內涵，分析和研究中國茶文化關于人的人生價值的思想，對我們進一步了解茶文化的歷史，理解茶文化的精髓，發揚光大中國茶道精神，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國茶文化的人生價值觀與茶文化精神是一致的。就其要義來講，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

一、重德——擺正人與自我關系的準則

重德，是中國茶文化人生價值觀中最基本的內容。講究茶德，塑造高尚人格，完善自我，實現自身的人生價值，是歷代茶人崇尚和追求的目標，也是茶文化的核心內涵。而茶德的樹立，既是茶的自然特性的顯現，又是茶人精神的流露，同時又是茶人所確立的道德標準和行為規范。

首先，茶性蘊含著茶德。茶品即人品。茶品是指人們在對茶的認識中提煉出來的象征性品貌，陸羽在《茶經》一之源開宗明義地指出：“茶者，南方之嘉木也。”茶被稱為嘉木，是因為茶的生長、體型、特色和內質等具有剛強、質樸、清純和幽靜的本性。茶樹生長在山野的爛石、礫壤或黃土中，仍不失堅強、幽深；茶葉凝聚陽光雨露的精華，其“性潔不可污”；茶湯晶瑩清澈，清香怡人，給人以智慧和幽雅的韻致。茶性與茶品相聯系，無喧囂之形，也無激揚之態，茶性與茶品這些自然的本質特征滲透到人們生活領域，表現在人對生活的一種理解，一種靜觀，一種品鑒，一種回味；延伸到人們的精神世界里，則是一種境界，一種理念，一種智慧，一種品格。因此，重德觀念的形成，源于茶的自然本性。

其次，茶德是茶道的靈魂。在茶文化發展的歷史上，人們對茶德早已確認，并崇尚備至。陸羽在《茶經》提出的“精行儉德”，說明茶的美好品質應與品德美好之人相配，這是最早確立的茶德標準，也是中國茶道的精神所在。到了后來，唐代劉貞亮對茶德的闡述則更為具體：以茶散悶氣，以茶驅睡氣，以茶養生氣，以茶除癘氣，以茶利禮仁，以茶表敬意，以茶養身體，以茶可雅行，以茶可行道。在當代，王澤農，莊晚芳等茶學專家，對茶德都作了深刻的注解。王澤農先生認為，茶道的本質精髓應該是“德”，德是天地的屬性，天性、人性、茶性乃共性所在也。莊晚芳先生提出了“廉美和敬”為核心內容的茶德，他認為“廉儉”可以“育德”，以一杯清茶來推行清廉與勤儉，培養良好的道德品質。由此可見，茶德的樹立和推崇，不僅為中國茶道形成奠定了基礎、豐富了內容，而且也為茶人實現自我人生價值明確了方向。

第三，茶道孕育了茶人精神。如前所述，中國茶道，很大程度上是在樹立茶德的基礎上創立的。盡管目前人們對茶道的論述，各執己見。但是，有一點是相同的：茶道講求的是精神內涵。中國茶文化繼承了儒、佛、道的精義，把飲茶等茶事活動融入哲理、倫理、道德，通過茶的品飲來修身養性，陶冶情操，品味人生，參禪悟道，達到精神上的洗禮和人格上的澡雪，這就是飲茶的最高境界——茶道。中國茶道孕育了茶人精神，茶人精神推動了茶道的發展。被人們尊為茶圣的陸羽，幼為棄兒，長于佛門，一生不仕，致力于茶事研究，他常腳著芒鞋，獨行野中，采茶覓泉，品茶鑒水，以自己的親身實踐和對理想的追求，寫下了世界上第一部茶學專著——《茶經》，為推動人類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建設作出了杰出的貢獻。而陸羽的一生，不羨官爵，不慕名利，甘愿荒餐野宿，櫛風沐雨，始終生活在人民大眾之中，他這種犧牲自我，造福人類的奉獻精神，以及勇于吃苦、善于創新的探索精神，既是茶人精神的充分體現，也是中國茶道關于人的人生價值思想的完美表達。

二、尚和——協調人與他人關系的宗旨

茶道中“和”的基本涵義包括和諧、和敬、和美、平和等等，其中主要是和諧。通過以“和”為本質的茶事活動，創造人與自然的和諧以及人與人之間的和諧。茶文化關于“和”的內涵既包含儒、佛、道的哲學思想，又包括人們認識事物的態度和方法，同時也是評價人倫關系和人際行為的價值尺度。

第一，“和”是中國茶文化哲學思想的核心。茶道是在吸收儒、釋、道三教哲學思想的基礎上形成的。雖然三教對“和”的闡釋各不相同，但“和”則是三教共通的哲學思想理念。儒家推崇的是中庸之道，《中庸》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者也，天下之大本也，和者也，天下之大道也。”指出了“和”與“中”的關系，“和”包含中，“持中”就能“和”。因而儒家提倡在人與自我的關系上必須節制而不放縱；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表現為親和自然，保護自然；在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系上倡導“禮之用、和為貴”。佛教中的“和”提倡“父子兄弟夫婦、家室內外親屬，當相敬愛，無相憎嫉”，并強調“言色相和”，這是一種舍棄根本的“和”。特別是在茶道中的“茶禪一味”強調，人如果要脫離苦海，就須六根清凈，明心見性。禪茶是僧侶們通過品茶品味人生，這是“和”的另一種表現形式。道家追求“天人合一”，“致清導和”“物我兩忘”的境界，這種“和”表達了人們崇尚自然、熱愛生命、追求真善美的理念。總之，儒、釋、道三家關于“和”的哲學思想貫穿于茶道之中，既是自然規律與人文精神的契合，也是茶的本性的體現，同時也是特定時代的文人雅士人生價值追求的目標，如儒家基于治世的機緣，佛家則是緣于淡泊出世的操節，道家又賴于尊人貴生的精神等。

第二，“和”是人們認識茶性、了解自然的態度和方法。茶，得天地之精華，鐘山川之靈秀，具有“清和”的本性，這一點，已被人們在長期的社會生產生活實踐中所認識。陸羽在《茶經》中關于煮茶風爐的制作所提出的“坎上巽下離于中”與“體均五行去百疾”，是依據“天人合一”、“陰陽調和”的哲學思想提出來的。陸羽把茶性與自然規律結合起來，表達了“和”的思想與方法。煮茶時，風爐置在地上，為土；爐內燃燒木炭，為木、為火；爐上安鍋，為金；鍋內有煮茶之水，為水。煮茶實際上是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達到平衡的過程，煮出的茶湯有利于人的身體健康。另外陸羽還對采茶的時間、煮茶的火候、茶湯的濃淡、水質的優劣、茶具的精簡以及品茶環境的自然等論述，無一不體現出“和美”的自然法則。

第三，“和”是規范人倫關系和人際關系的價值尺度。中國茶文化對于“和”精神，主要表現在客來敬茶，以禮待人，和誠處世，互敬互重，互助互勉等。通過飲茶、敬茶，形成了茶禮、茶藝、茶會、茶宴、茶俗以及茶文學等多種茶的表現形式，而實質內容則是以茶示禮、以茶聯誼、以茶傳情，而達到的目的則是以茶健身，以茶養性，以茶表德。

客來敬茶，以茶示禮，既是一種風俗，也是一種禮節。人們通過敬茶、飲茶、溝通思想，交流感情，創造和諧氣氛，增進彼此之間的友情。這種習俗和禮節在人們生活中積淀，凝煉和闡發，成為中華民族獨特的處世觀念和行為規范。體現在人倫關系與人際行為上，就是以和諧、和睦、和平為基本原則，來達到社會秩序的穩定與平衡。如在人際關系的處理上，誠信、寬厚、仁愛待人是為了“和”；遇到矛盾時，求大同、存小異，這是一種“和”；在激烈的競爭中，堅持平等、公開、公正的原則，也是一種“和”；對待紛繁、浮躁的世俗生活，要求平心靜氣，則是另一種“和”。

總之，茶文化崇尚以“和”為目標的價值取向，對于建立團結和睦、和誠相處、和諧一致的人倫和人際關系，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三、崇儉——處理個人與民族及國家關系的基礎

崇儉，就是倡導勤儉、樸實、清廉的個人思想品德與社會道德風尚。以茶崇儉、以儉育德，既是中國茶道精神的精義，也是茶文化關于人的人生價值的重要思想內容。

茶在守操、養廉、雅志、勵節等方面的作用被歷代茶人所崇尚。陸羽在《茶經》中追述了自神農至唐代諸多有關飲茶的名人軼事，其中不乏以茶崇儉的例子。如齊國的宰相晏嬰以茶為廉，他吃的是糙米飯，除少量葷菜，只有茶而已。晉代的陸納以茶待客，反對鋪張，不讓他人沾污了自己儉樸的清名。桓溫以茶示儉，宴客只用七盤茶和果來招待。齊武帝在遺詔中說他死后，只要供上茶與餅果，而不用犧牲，并要求天下人無論貴賤，都按照這種方式去做。如果說這些以茶崇儉的例子只是對廉儉之風的追求，那么陸羽崇儉的思想，則更多地表達了自己匡時濟世的政治向往和憂國憂民的赤誠之心。

陸羽對煮茶的鍋，要求用生鐵制成，如果用瓷、石則不耐用，如果用銀制，則“涉于侈麗”，這種觀念仍然是崇儉。而他在風爐上鑄上“伊公羹、陸氏茶”和“圣唐滅胡明年鑄”的字樣，是陸羽用自己的茶比伊尹治理國家所調之羹，來說明修身、養性、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道理。至于風爐的鑄造時間，標明是在唐代平息安史之亂第二年鑄造的，表明了陸羽對國家興亡的關注，同時也寄托了茶人積極入世，以身許國的高尚情懷。

陸羽一生勤奮好學，儉樸處世，他不求仕進，不成家，卻成就了《茶經》。他雖身為閑云野鶴的隱士，但卻處江湖之遠亦憂其民。在安史之亂時，他寫的《四悲詩》，就是對人民的痛苦有所感觸，用悲憤的淚水寫成的。

以茶崇儉，以儉育德，茶是人們寄托感情的媒介，也是歷代茶人愛國憂民的情結的載體。“啜苦勵志，咽甘報國”代表了茶人以愛國主義為人生價值的崇高品格。

四、貴真——溝通人與自然關系的要求

貴真，就是講求人與自然的親和，追求真善美的統一。這既是中國茶道的核心內容，也是傳統茶文化的魅力所在，同時也是茶人對人生價值的最終追求。

真，是道家哲學思想的主要內容。莊子曾經說：“真者所以受于天，自然不可易，圣人法天貴真，不拘于俗”。解釋了真的本質，即“真”與“天”、“自然”是一致的，是不可改變的。所謂“天道自然”，“天人合一”，是古代先哲們解釋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基本觀念。中國傳統茶文化講究的真，包括了茶的自然本性之真、品茶的環境之真和人的性情之真。

第一，茶的自然本性之真。茶葉是天涵地載人育的靈芽，其天然性質為清純、淡雅、質樸。陸羽《茶經》指出，“茶之性儉”，“茶之為用，味至寒”。唐代裴汶在《茶述》中說：“其性精清，其味淡潔，其用滌煩，其功致和。”唐代詩人韋應物在《喜園中茶生》的詩中寫下：“潔性不可污，為飲滌煩塵”的名句。由此可見，人們對茶的發現、利用和享受，既有感觀上的真香、真味，也有精神上的真性、真趣。茶，由最初的藥用到生活中的享用，由提神醒腦的天然功用到致清導和的精神作用，由自然的茶品到社會的人品，這種漸進的認識、升化過程，不僅表現出了人對自然的認識歷程，而且也反映出了人與自然高度契合、和諧統一的過程，同時也彰顯出人類對真善美的追求過程。

篇2

在全球化的大趨勢下，不同文化間的交流日益頻繁，跨文化交際的重要性越來越為人們所認識和重視，但是由于不同文化間存在著方方面面的差異，而文化差異正是影響跨文化交際順利進行的主要障礙，人們對于這些差異的了解甚少或僅有一些成見，因此文化沖突在所難免。中美兩國作為東西方文化的典型代表，了解中美文化差異體現在哪些主要方面及差異背后的原因，是促進中美間跨文化交際順利、有效進行的助推器。

中國是有著五千年文明史的東方大國，歷史文化源遠流長。而美國是只有兩百多年歷史的國家，其主導文化為歐洲文化。由于地理位置、歷史背景、發展過程等諸多因素的影響，中美兩國文化間存在巨大的差異。

一、美國文化的特點

文化開放、文化包容、文化進取是美國文化的三大特征，也是美國文化的優勢。美國文化的開放性，有利于美國現代化的推進；美國文化的包容性，有利于美國多元文化的形成與發展，有利于美國文化的豐富多彩；美國文化的進取性，有利于美國人民戰勝困難不斷追求美好的生活。總之，美國文化的優勢是美國發展的動力。

（一）美國文化開放的基本形式。

1.通過人員流動而實現的文化交流。

2.報刊、印刷品和音像制品是進行文化交流的最普遍形式。

3.學校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是實現文化開放的基本方式。

4.計算機網絡、衛星通信系統、電話的廣泛運用，正成為文化開放的最有發展前途的形式。

（二）美國文化包容體現在三個方面。

1.各種政治思想可以在美國存在。

2.美國容納了各國文化之精華，且各種文化互相滲透、彼此交融。在美國，常見的有歐洲文化、亞洲文化、拉美文化、非洲文化、印第安文化等。

3.美國文化具有寬容兼納的一面，美國的宗教和難民政策就是一個很好的體現。

（三）美國文化進取性的特征。

1.美國人敢于探險，體現為對地理考察、對企業的風險投資。

2.美國人對權利和優越的追求，體現為美國人對公民權利及美國夢的追求。

二、美國文化模式

美國文化是建立在“個人自由”和“人人平等”的基礎上的，平等的概念貫穿美國的各種社會關系。美國人的平等觀念以人性為基礎，強調每個人生來具有不可低估的價值：“We are all human，after all.”在美國，“平等”是指機會平等，即所有人在生活中有同樣的機會，無論其膚色、性別、國籍來源和如何，而不是在處境方面人人一樣。在《獨立宣言》中，杰斐遜提出要維護天賦人權、人人生而平等的權利。

個人主義是美國文化模式的主要內容，這里的個人主義不是利己主義，美國人的個體觀念根植于英國哲學家洛克為代表的哲學傳統。個人主義在西方人那里是一個美麗的字眼。“個人主義”作為一種社會哲學和政治哲學，強調個人獨立性、創造性，強調個人自由發展，不受或少受社會、政治和宗教勢力的限制。

個人主義使美國人習慣于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奮斗，獨立地求生存、求發展，而不依賴他人。跨文化交流學者拉里?A?薩姆瓦說：“在西方文化中，個人是至高無上的，個人主義是首要的和肯定的價值觀。這種價值觀在美國可能是主導一切的。”

中國人看重的是群體意識，注重整體價值。個人應為社會做貢獻，個人利益服從整體利益，群體利益高于個體利益。孔子說：“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一直以來，中國人都強調集體主義，認為集體利益高于個人利益。當兩者產生沖突時，個人利益應該做出必要的犧牲以保全集體利益。

三、中國人對美國的誤解

（一）中國人認為美國種族歧視嚴重，是一個充滿歧視的國家。

確實，美國曾經有過黑奴及種族歧視的歷史，這是美國歷史上的恥辱。但是，這也是美國人的榮耀所在，因為美國人通過自己百年奮斗不但解決了黑奴問題，而且基本上解決了種族歧視，以及其他各種歧視的問題。

在美國，歧視是十分敏感的話題，而且是非常嚴重的罪行。在美國求職招聘，不能過問性別、不能過問年齡、不能過問籍貫、不能過問家庭情況（包括是否已婚，是否有孩子），更不可把膚色、種族、民族條件作為招聘的條件。否則，就有歧視嫌疑，除非你能夠說明這份工作非某類人做不可，否則就要被告上法庭，以涉嫌歧視罪被。

（二）美國的教育收費很高，窮人的孩子讀不起。

談起美國的教育，許多中國人的誤解也很深。其實，美國教育是很公平的，教育機會均等這一條做得非常到位。在美國，嚴格執行K-12義務教育制度，即從幼兒園到高中畢業，美國均執行免費的義務教育。學生不用交學費，也不收其他費用。無論什么孩子，只要在美國，都可以就近入學。大學雖然收費，但是，并不會因此導致有才能而無經濟能力輟學的現象發生。因為美國有四萬多個基金會，還有許多大型公司企業，他們會提前在這些大學里物色那些有才能而家庭貧窮的學生給予資助。所以，在美國凡是被錄取的學生，都是有辦法讀完書的。

（三）美國人不重視家庭。

美國人的家庭成員之間消費常常使用AA制，孩子一到成年就與父母無關，父母老了孩子也無贍養義務，這對事事講究孝的中國人來說，實在是無法接受的。因此，給中國人造成美國人的家庭冷酷無情的誤解。

其實美國人是很重視家庭的，美國人的家庭觀念非常強，他們下班后和周末的時間都是屬于家庭的，所有節日都是一家人安靜地聚在一起。

在中國，因為賺錢和工作兩地分居的人家不少，即使家在一地也可能為了工作夜以繼日，把物質的東西看得超過一切，錯過妻子生孩子、耽誤給孩子看病、不能給老人送終等。

白巖松在他的《你想象的美國其實是中國》一文中，一語道破了一個很多國人不愿面對的現實：“提到美國，也許人們馬上會想到，這是一個現代化的國家。生活節奏快，都市霓虹燈閃爍，酒吧餐館歌舞升平。人們爾虞我詐鉤心斗角，人情冷漠，家庭觀念不強，性方面非常開放，各種消費欲望極強，錢才是上帝。到了美國你會發現，以上描述基本符合如今中國的狀況，與美國關系不算太大。”

綜上所述，成功的跨文化交際總是要求參與交際的雙方相互間對自己的視野加以調節和改變。了解和尊重文化的多元性和文化視角的多樣性是跨文化交際的基本條件。因此，從多角度比較分析中美文化差異可以因對他方文化有深入了解而做到既不“全盤西化”又不固守己方文化而完全拒絕他方文化，使人們在交往中正確應對、處理因文化差異而導致的沖突，從而促進不同文化（特別是中美文化）間的相互交流與和諧改變。

參考文獻：

[1]李其榮.美國文化解讀：美國文化的多樣性.濟南出版社，2005.

篇3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說道：“外界自然條件在經濟上可分為兩大類：生活資料的自然富源，勞動資料的自然富源。在文化初期，第一類富源具有決定性意義，在較高的發展階段，第二類富源具有決定性意義。”我國大部分地區處于北半球中緯度地帶，生活資料的空間配置和組合十分優越，因此世界上最古老的幾大文明之國都出現在這一代。地理環境？，是指能夠為人類提供文化生活的物質資源和活動場所的系統。它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物質基礎，同時也是人類意識或精神產生的基礎。幾千年來中國形成了相對穩定的地理環境？，它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產生具有廣泛的影響。如果單純的從地理上劃分中國的南方和北方，一般都是以秦嶺――淮河為界。秦嶺淮河以南被稱之為南方，以北則稱之為北方。然而文化上的南方和北方的劃分一般則是以長江為界，長江以南稱之為南方文化，以北稱之為北方文化。羅家倫先生曾在《歷史的先見》中寫到：“中國的氣候是溫帶性的，它的文化始自黃河大平原，然后至于長江流域。溫帶的氣候，沒有酷熱嚴寒，因此養成趨向中和的民族性，中和的思想便容易發達。”所以說，中庸思想是中華文化的精髓所在，然而在幅員遼闊的中國南方和北方卻有著截然不同的兩種文化，這兩種文化共同構成了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 南北文化上的差異總的來說表現在性格差異、飲食差異、藝術差異、方言差異以及建筑差異等方面。

首先是南方人和北方人性格上的差異。北方的自然條件相對惡劣，造成北方人的生活條件較差，人們的心思大多會被用于和自然斗爭，和生存斗爭。因此北方人的思想比較單一，直率，質樸，甚至可以說是純真的傻，在思維上善于走直線，不喜歡拐彎抹角。因為在強大的大自然面前，人們顯得非常渺小，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于是北方人習慣于過這種簡單的思維和艱苦的生活，他們身材高大，粗獷彪悍，性格暴躁好斗，思想上則比較保守，進步雖遲卻得寸守寸，敗之不易。相比較北方南方則生活條件良好，人們的心思在滿足生活所需的同時還會有大量的剩余，他們就可以對自身和大自然進行冥思，于是文學，藝術，人際關系，社會關系在南方就得到了迅速發展，他們逐漸養成了曲線思維的習慣，做事比較含蓄委婉，在考慮自己的情況同時還會考慮別人怎么想，因此處事靈活，頭腦發達。相對北方人的好斗直爽，南方人則習慣于安逸委婉，勤于休養，身體柔脆退化，性格溫婉喜和，比較開放，但感官敏銳，害怕死亡。

其次北方人與南方人性格上的迥異造就出南北方飲食文化差異。北方人愛吃面，南方人喜吃米；北方人喜歡大塊吃肉，南方人則要把肉切得細細的，煨的爛爛的，炒的嫩嫩的；北人喜歡大碗喝酒，甚至在冰冷的冬天也喝冰啤酒，南方人則喜歡把酒燙的溫溫的，甚至是煮出來的“黃酒”；南人喜歡吃青葉子菜，幾天不吃就不能如廁，北人就無所謂，即使只吃肉也不影響；北方人愛吃餃子，尤其是過年或者團圓的時候最不能缺的就是餃子，在北方人看來餃子意味著團圓。南方人喜歡吃混沌，北方的餃子用醋蘸蘸就吃了，一口一個，而餛燉則要湯碗、調料齊全，一口只咬半個，這也就體現了北方人的豪爽南方人的考究；在調味料方面：南方人喜歡吃蔥，北方人喜歡吃蒜，南人喜歡吃泡菜，而北方人愛吃咸菜；由于南北方地理環境的差異，南方人吃辣椒是為了祛濕，北方人吃辣椒則是為了驅寒，南方人是咸辣、麻辣、油辣、甜辣，北方人則多是干辣、酸辣；北方人把吃讀成“癡”，癡癡地只管吃，不包括其他，南方人喜歡把吃叫做“七”，叫“恰”，叫“食”，叫“噎”，叫“夾”，叫“塞”，南方人喝茶也叫吃茶，南人喜歡吃各種各樣的茶，細細品味每一種茶的味道。北方人大多只喝花茶就夠了，他們覺得花茶既香且濃，卻不知那是花香而非茶香，北方人不懂品賞真正的茶中精品，比如龍井、碧螺春，因為這些茶大多味道太淡，所以要細細品慢慢嚼才有那么點味，不適合牛飲，這正如南北方人的性格，北方人直爽而南方人則感情細膩。

此外南北方的差異還表現在藝術的差異上：比如北方唱戲熱鬧喧天，甚至有些劇種干脆就是“吼”出來的，如秦腔。而南方唱戲則抑揚頓挫、一唱三嘆，許多劇種近似于民間的小調，如黃梅戲、花鼓戲。北方劇講究的是真功夫，適合演帝王將相，演繹歷史劇。南方劇則是玩弄小情調，更適合才子佳人，民間傳奇。北方劇藝術的代表就是京劇，其特點是男人妝扮女人。南方劇藝術的代表則是越劇，其特點是女人妝扮男人。北方的女人唱京韻大鼓，也能夠唱出一股子英雄豪氣。南方的男人唱評彈，咿咿呀呀的仿佛是小鳥依人，所謂北方人比南方人更具有男子氣概，除了吃出來，還有很大一部分程度都是唱出來的。北方人唱歌是燕趙悲歌，悲壯、蒼涼、激越、凝重、悠遠，南方人唱歌則是輕快、婉轉、玲瓏、親切、凄涼。中國人可以根據不同的情緒來分量唱南戲或北戲，唱南歌或北歌，哼南方調或北方調。

另外，南北文化的差異在語言方面則表現在方言上，比如罵人，南方人喜歡罵人是癟三，沖子，十三點，二百五，一般事從經濟收入題，原因是南方人多少受到徽商文化的影響，因為窮人受教育程度不如富人高，而且罵得很委婉，充分表達了對你的蔑視，很符合南方人的思維習慣；北方人罵人罵得很干脆直接，比如下三濫，彪等，一般是從道德品質入題，這主要是受了北方晉商文化的影響，就事論事，從不指桑罵槐。在稱謂上，北方男人稱朋友父母為咱爸咱媽，偏重于自己與朋友的關系；南方男人則稱朋友的父母為張叔李姨，偏重于雙方父母的關系。北方女人稱公公為爸爸，是順著丈夫叫，南方女人稱公公為爺爺，是順著兒子叫。

最后南北文化的差異還表現在建筑風格上：南北方在建筑上風格明顯，各成系統，一提起南方的建筑，很多人立刻就會想到那小橋流水的美麗畫卷，江南的一些舊式的保留著原始氣味的小鎮，比如烏鎮，它們大多是一條小河流過，兩岸都是青灰色的小房子，一順的馬頭墻，青灰瓦，安安靜靜的。由于南方緯度低氣溫高，多陰雨潮濕，所以南方的建筑屋頂大多是高而尖，且建筑的窗戶較大，這樣是為了利于通風散熱，及時排水。北方維度較高，氣溫低陰雨少，所以北方的建筑屋頂大多數是平的，建筑的窗戶較小，這樣利于太陽直射取暖，且可以收集雨水，增加資源的利用，緩解干旱。在園林的設計上南北方也各自不同。南方園林輕巧纖細，玲瓏剔透，內外空間連貫且層次分明典型代表就是蘇州園林；北方園林建筑的設計大多平緩嚴謹，粗壯質樸，內外空間界限嚴格分明，典型代表就是皇家園林。中國著名的園林學家陳從周總結中國園林特點：南方為相間，多敞口，北方為窩多封閉。

總的說來中國傳統文化具有鮮明的南北差異的特點，我們要充分利用南北文化的特點來實現南北文化的相互交流，相互融合，共同創造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使中華民族幾千的文化更加輝煌燦。

參考文獻：

[1]張九辰.中國近代對地理與文化關系的討論及其影響[J].自然辯證法通訊，1999，（6）.

[2]李中華.中國文化概論[M]，北京：華文出版社，1994.

篇4

商務談判作為人際交往的一種形式，必然涉及不同地域、民族、社會文化的交往與接觸，從而產生跨文化談判。在跨文化談判中，不同地域、民族、文化的差異必將影響到談判者的談判風格，從而影響到整個談判的進程。論文百事通因此，從事跨文化的商務活動，就必須了解和掌握不同文化間的聯系與差異。在作談判準備時，更要明了文化差異對談判的影響，只有積極地面對這種影響才能實現預期目標。

一、文化差異

(一)文化的概念

文化是個復雜的名詞。文化廣義指人類在社會歷史實踐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狹義指社會的意識形態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制度和組織機構。作為意識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又作用于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隨著民族的產生和發展，文化具有民族性。每一種社會形態都有與其相適應的文化，每一種文化都隨著社會物質生產的發展而發展。

人們每天都在通過與周圍人的交往學習文化。確切地說，文化是指一個國家或民族的歷史、地理、風土人情、傳統習俗、生活方式、文學藝術、行為規范、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等。它包含信仰、知識、藝術、習俗、道德等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

(二)文化差異及其產生的原因

文化差異廣泛地說，是指世界上不同地區的文化差別，即指人們在不同的環境下形成的語言、知識、人生觀、價值觀、道德觀、思維方式、風俗習慣等方面的不同文化上的差異（尤其是東西方文化差異），導致了人們對同一事物或同一概念的不同理解與解釋。造成文化之間存在差異的原因很多。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經濟差異

人們會因為經濟水平的高低而關注不同問題。例如，發達國家的人們生活富裕，受教育水平普遍較高，人們在滿足了溫飽問題之后，更注重生活品質，對安全的欲望普遍較強。而在經濟相對落后的國家或地區，人們主要關心的是吃飯問題。

2.地域差異

地域差異指不同地理區域由于地理環境而造成的差異，人們因在不同地域而往往有著不同的語言、生活方式和愛好，而這些必將影響到他們的行為習慣。中國的古諺中有“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的說法，說明地理上的差異對文化差異產生的巨大影響。

3.民族差異

由于歷史、飲食等種種原因，民族與民族之間的差異體現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拿維吾爾族和漢族來說，維吾爾族男女老少，能歌善舞，熱情好客。而漢族人性格溫和，情感不外露。這就形成了維吾爾族人在飲食、服飾、居住、節日、禮儀等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上與漢族的顯著差異。

4.宗教差異

宗教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世界上有三大宗教：基督教、佛教和伊斯蘭教。不同的宗教有著不同的戒條，從而影響到人們認識事物的方式、行為準則和價值觀念。

(三)文化差異對國際商務談判的重要性

國際商務談判是指處于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商務活動的當事人，為滿足各自需要，通過信息交流與磋商爭取達到意見一致的行為和過程。它具有跨文化性。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談判者有著不同的交際方式、價值觀和思維方式，這就意味著在國際商務談判中了解各國不同文化，熟悉商業活動的文化差異是非常重要的。

在談判實踐中，很多談判者往往沒有足夠重視文化差異對談判結果的影響問題。對于外國談判方的文化，即使有些談判者已經注意到談判對方是“不同的”，但卻認為并不重要。同樣，有些談判者去異國他鄉談判時，為與對方保持融洽的關系，他們會注意到雙方文化上的相似之處，而忽視其不同之處。

二、文化差異對國際商務談判的影響

文化對談判的影響是廣泛而深刻的。不同的文化將人們相互疏遠并形成溝通中難以逾越的障礙。因此，談判者要尊重、接納彼此的文化，而且要透過文化的差異，了解對方行為的真正意圖，并使自己被對方所接受，最終達成一致的協議。總的來說，文化差異對談判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語言溝通技巧的運用

文化差異對談判過程的影響，首先表現在談判的語言溝通過程中。語言是任何國家、地區、民族之間進行溝通的橋梁，在國際商務活動中語言的差異是最直觀明了的。雖然解決語言問題的方法也很簡單，如雇傭一個翻譯或者用共同的第三語言交談就行了。但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談判人員所使用的語言行為存在著很大的差異，如果不了解這些差異，那么就很容易誤解對方所傳播的信息，從而影響談判目標的實現。

(二)非語言——肢體語言的使用

文化差異對談判過程的影響不僅表現在語言溝通過程中，還表現在非語言溝通過程中。文化差異會導致不同國家或地區的談判人員在形體語言、動作語言的運用上有著巨大的差異。談判人員以非語言的、更含蓄的方式發出或接受大量的、比語言信息更為重要的信息，而且所有這類信號或示意總是無意識地進行的。因此，當談判人員發出不同的非語言信號時，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談判對手極易誤解這些信號，而且還意識不到所發生的錯誤。這種不知不覺中所產生的個人摩擦如果得不到糾正，就會影響商業關系的正常展開。例如與美國人交往，如果你不看著他的眼睛，或者讓人覺得眼神游移不定，那么他就會擔心你是否不夠誠實，或生意中有詐；而跟日本人交往，如果你盯著他，他可能認為你不尊重他。

(三)談判風格

談判風格是談判者在談判活動中所表現的主要氣度和作風，談判風格體現在談判者談判過程中的行為、舉止和控制談判進程的方法、手段上。談判者的談判風格帶有深深的文化烙印。文化不僅決定著談判者的倫理道德規范，而且影響著談判者的思維方式和個，從而使不同文化背景的談判者形成風格迥異的談判風格。

三、應對國際商務談判中文化差異問題的策略

(一)做好談判的計劃工作

也就是要充分了解自己及談判對手的情況，包括其他利益方的國家和文化情況，即所謂的知己知彼。為了做到知己我們要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要了解什么阻礙了自己想要的東西；列出談判雙方可能有的各種選擇，考慮哪些方案是自己可以接受的或是能被對方接受的等。業務談判是雙方或多方的，要想取得洽談成功，知彼也是非常重要的，在談判中，不僅要全面動態地了解對手對協議的期望，更要了解對方的民族習性、談判手段和語言文化等信息。

(二)克服溝通障礙

在談判時要明確目標，善于變通，積極地、創造性地開展工作。要注意雙方是否有溝通障礙，是否有下列情況發生：存在由于文化背景不同造成的某些詞語和肢體語言上的誤解；雖然知道，卻沒有準確地理解對方所提供信息內容；雖然理解，卻不愿意接受這種理解。要注意克服溝通障礙。談判的截止日期、分心、情緒壓力、責任、文化認知背景都會讓談判者在考慮問題的時候更多依賴自己的文化慣性思維。對于這些誘因的理解能夠幫助談判者對待跨國談判的文化因素。

(三)掌握與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商務談判技巧

不同的文化造就不同的性格和行為，形成不同的談判風格。不同的風格主要表現在談判過程中的行為、舉止和實施控制談判進程的方法、手段上。在東西方商務談判過程中，文化背景的差異、不同的文化心態、風俗習慣等，往往被很多人忽略，而常常正是文化因素的影響，決定了商務談判活動的成敗。在進行談判時，各個民族都是平等的。無論對手所處的文化環境看起來有多么不可思議或無法理解甚至荒謬，談判時都應該彼此尊重。在正確談判意識指導下，涉外談判者必須掌握談判對手的談判風格，靈活應變，對癥下藥，使國際商務談判向有利于己方的方向發展。

參考文獻：

[1]周忠興.商務談判原理與技巧[M].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03.

[2]劉園，尹慶雙.國際商務談判[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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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信息技術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來自不同國家不同地區的文化碰撞在一起，并且相互滲透融合。而不同國家的人民也紛紛走出國門，體驗不同的文化差異帶來的新奇與快樂。這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文化和以歐美為代表的西方文化。不同文化的碰撞除了帶來新奇的感受，也帶來了文化上的沖突。所以，了解各種文化之間的文化，避免文化沖突，在跨文化交際中具有重要意義。下面就從中西方文化差異上談談跨文化交際中應注意的問題。

一、交往原則和交往模式的差異

在東西方跨文化交際中，最典型的差異就是中國的集體主義觀念和西方的個人主義觀念。在中國，人們對于集體有著非常強的歸屬感，一切交際活動都從此出發，中國文化向來也都是將家、國、天下放在首要位置，在危難時刻，個人甚至能夠為了集體犧牲一切。但是西方的每個人都認定自身的唯一性和特殊性，交際的出發點也是個體本位，強調個人潛力、個人利益和個人目標。西方文化極力維護個人財產利益，鼓勵人與人相互競爭。

在中國，人際交往中具有強烈的表面性，重視“面子”，衡量人際關系的標準是“不分彼此”，“同甘共苦”是傳統美德，屬于情感類的交往方式。而在西方，人們交往時更看中實用性，只要有利益需求就是朋友，人與人交往時，提倡AA制，公私分明，而且，西方人極其注重個人隱私，屬于“工具類”交往方式。

二、交際時間取向的差異

交際時間的差異是指雙方的時間觀念不同。中國人的祖先在土地上年復一年的重復著勞動，使得大部分的中國人都養成了重視過程的思維模式。而西方人則對時間的順序有著偏執的強調。舉個例子，在寫信這件生活小事上，中國人習慣將地址寫在前面，而且按照屬于與被屬于的關系從大到小排列，收件人姓名寫在后面；但是在西方恰恰相反，需要將收件人姓名寫在前面，地址按照屬于與被屬于的關系從小到大排列。

中國人做事喜歡尋根究底，并且對過去的事物懷有強烈的尊敬與懷念，喜歡從已經過去的事情中尋找教訓與方法，尊崇祖先與老人。對中國文化影響最大的道家文化與儒家文化也都追崇尊重傳統、回歸自然。這種文化現象使中國人形成了追求統一、穩定的價值觀。這種價值觀從一方面上講，也有消極的意味，會導致辦事效率低下。西方人對于時間始終有一種緊迫感，認為人可以征服自然，奮斗就能改變命運，變革就意味著進步。這種觀念也使得西方人極少看中舊事物。比如在中國，“老”象征著智慧、資歷和權威，在西方，“老”就表示體力與能力的衰弱。

中國人的時間觀念缺乏緊迫感，萬事“慢慢來”，體現在具體交際上就是很少提前預約、遲到等，“急”在中國人眼里是一種毛病。西方人對時間看得很重，往往會對有限的時間做出緊密的安排，做到時間效益的最大化，社會、生活都要按照時間準確執行，遲到會被看成不守信的表現。

總的來講，西方人的時間關鍵具有計劃性、辦事效率高等優點，中國人的時間觀念靈活性強，并且具有自由性。

三、交際語言的差異

交際語言的差異是跨文化交際中最直接最明顯的差異。不同的語言對于相同的事物具有不同的表述方法和表達風格。比如在口語交際方面，西方人非常直接，中國人往往含蓄地表達自身的愿望，利用環境分為對交際信息進行補充是中國人的特長。這種交際口語的差異是中西方不同的歷史背景和生活氛圍造就的。中國人注重集體，時間久了相互之間就能產生默契，往往不用說話就能被對方得知想要表達的內容，并且歷史上許多政治運動也使得中國人相信“禍從口出”“言多必失”；而在西方，無論在什么場合，交流都是直奔主題。

在書面交際方面，漢語崇尚含蓄與意境，往往會多出一種言外之意，屬于意合語言，在使用時，多種修辭手法和句式運用使得邏輯關系被隱藏起來，整體上有很強的模糊性和多樣性。西方語言則以句式的結構嚴謹、邏輯性強著稱，屬于形和語言，在使用時，多注重各類詞語在形態上的變化，主從時態分明，用嚴密的形態表現語意信息和語法范疇。

四、結束語

不同的文化背景產生了不同的交際風格，但是這種風格差異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隨著經濟、藝術、文化甚至婚姻的不斷交融，已經越來越小。在跨國文化交際中，站在對文化差異寬容和認同的立場上挖掘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價值，吸收西方文化中的有益部分，才能真正實現中西方文化的平等交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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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J0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4115（2013）04-89-2

紫砂茶具，由陶器發展而成，是一種新質陶器。它始于宋代，盛于明清，流傳至今。北宋梅堯的《依韻和杜相公謝蔡君謨寄茶》中說道：“小石冷泉留早味，紫泥新品泛春華。”說的是紫砂茶具在北宋剛開始興起的情景。至于茶具由何人所創，已無從考證。但從確切有文字記載而言，紫砂茶具則創造于明代正德年間。

宜興紫砂茶具之所以受到茶人的鐘情，除了這種茶具風格多樣，造型多變，還與這種茶具的質地適合泡茶有關。后人稱紫砂茶具有三大特點，就是“泡茶不走味，貯茶不變色，盛暑不易餿”最重要的是，紫砂茶具富含文化品位，以致在古代茶具世界中別具一格。

而紫砂文化的形成，其內涵也不是單一的，它有著非常深厚的文化淵源。北宋年間，紫砂茶具出現后，就受到文人墨客的關注。由于文人墨客自身也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教育和影響，他們的所思所想就自然而然反映到紫砂創作上去。以下，從三個方面淺談一下中國傳統文化對紫砂茶具的影響：

一、儒家中庸思想對紫砂茶具的影響

儒家文化是中國文化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儒家文化中的和諧意識包涵天人關系的和諧與人際關系的和諧兩層意思。所以，儒家文化中所提倡的“中庸”又是重中之重的思想。“中庸”的主要精神是指中正、中和、不偏不倚等。從哲學的觀點來看，“中庸”的意思就是把事物的二個方面統一起來，采取中間立場，既不能過，也不能及。“中正”也罷，“中和”也罷，關鍵詞都是“中”。這個“中”，簡而言之，就是“恰如其分”，“恰到好處”。運用到紫砂茶具創作中，就可以演繹為平衡、工整、對稱。在很多的紫砂造型中，我們可以看見造型設計受儒家的“中庸”文化影響很深：如傳統造型的石瓢壺、掇只壺、茄段壺，它們都強調造型的工整、平和、典雅、對稱和協調。型態雅致，舒展挺拔，端莊穩重，愛壺的人百看不厭，做壺的人百做不膩。以經典造型“石瓢壺”（見圖一）

為例：茶壺身整體為三角形，壺腹圓脹飽滿，底三乳足支起壺身，壺嘴直中有曲，柔中帶剛，壺身、主體線條的緩慢徐行，與壺蓋、鈕的線條統一協調，使觀者產生美感，作為經典造型，流傳至今。如果它的造型舍棄了“中庸”之道，茶壺成型后往往就會出現一邊大，一邊小，也就是不對稱：口蓋不平整；底足不穩定；整體上重下輕，肯定不會受到人們的喜歡，因為它違背了中國人傳統的審美觀。

二、道家“虛”“實”思想對紫砂茶具的影響

道家所謂虛實，即避重就輕，避實就虛之理。“虛”“實”的概念適用、應用范圍非常廣闊，在政治、藝術方面都可以運用。在藝術創作中，常常出現于書法、繪畫、雕塑、陶瓷造型等方面。在紫砂創作中，“虛”“實”往往被視為“形”和“神”。“形”為紫砂茶具造型，是實在的東西；“神”為壺形以外的東西，是可以虛化想象的東西。反映的是一種精神氣質，即紫砂壺的神韻。

一件最終成型后的紫砂茶具，決定著這件作品是否有神韻：造型的穩重端莊、對稱協調、線條的明快簡潔、壺身、壺嘴、壺把、壺鈕各部分位置的安排是否合理，都對這件作品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從道家的“虛”“實”思想來說，“實”的優美與否決定著神韻之“虛”的存在。

紫砂的“實形”之外，還有“虛形”，如壺把與壺體之間所形成的空間、提梁與壺蓋之間所形成的空間、三彎的壺嘴與壺身之間形成的空間――這些空間叫“布白”，好比繪畫中的“設白當黑”，壺藝創作上稱它為“以虛當實”。這個“空間”自有形，對壺的美觀和雅俗影響很大。例如顧景舟的高腰線提梁壺（見圖二）：

以圓弧線條構成，力求渾圓飽滿，唯圓柱提梁框出一片正方，虛實相應，更添此壺神韻。壺肩飾以三道圓環，有效地平衡視覺重心。豐厚的流弧底變化極大，顯得興味盎然。所以，在紫砂圈里，流行一句話“凡壺皆有形，然未必有神韻”。神就是紫砂壺的精神；韻就是紫砂壺的風姿儀態。二者有機結合，作品才會出彩。有神韻的壺，皆有鮮明的個性，富有生命力。而無神韻的壺，毫無美感可言，不過是用泥土捏塑出來的用具而已，稱不上是藝術品。從外觀上看，有時并無太大的差別，其大小、高矮、曲直，有時并無多大區別。但是，細品之下，在壺過渡的韻律、節奏的組合、細節的處理上，壺的高雅、粗俗顯而易見。做壺者的文化、修養、思想、靈氣、悟性也顯示出來了。于是，紫砂圈又有這樣的俗語――仿其形易，得神韻難。

三、茶文化對紫砂茶具的影響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種植茶葉的國家。在我國，由于深厚的傳統文化影響，茶風始起，就被注入強烈的文化意蘊。繼而，亦在茶的種植、采摘、加工、沖泡、品飲的過程中，凝聚起道德和美學意識，并予以程式化，形成一種具有獨特的民俗禮儀特征的象征藝術。作為茶飲形式的載體――茶器具，也理所當然地在茶文化的發展中，派生成對茶文化系統本身發展和演變具有一定影響與推動作用的次生文化。茶器具，就不會有茶飲的文化品位；沒有茶器具的發展，就不會有茶文化的豐富提高。作為中國茶器具的紫砂器，更在茶文化的發展中，受到人們的珍視與關注，引導著茶飲形式在民族文化的藝術殿堂中蓬勃發展，折射了華夏文化的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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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行政訴訟制度近二十年的司法實踐，對促進依法行政、建立法治政府和保護行政相對人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已遠遠不能滿足我國建設的需要，其中行政規范文件不被司法審查就是問題之一。行政規范文件被司法審查是法治國家的普遍做法，我國學者已對其在我國的可行性和必要性進行了大量而有成效的探索和論證，但對制度的具體建構還缺乏比較細膩和深人的研究。

一、行政規范文件的概念確立

(一)對抽象行政行為的理論反思

我國行政法學一般從整體上將行政行為分抽象行政行為和具體行政行為。其中，抽象行政行為從動態看是指行政主體針對不特定的人和事制定具有普遍約束力的行為規則的行為；從靜態看是指行政主體針對不特定的人和事制作的具有普遍約束力的行為規范，包括行政法規、行政規章和其他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決定、命令等。并且在應用中往往不加區分，將靜態意義的抽象行政行為等同于動態意義的抽象行政行為。

然而，這種劃分卻在理論上和司法實踐產生了尷尬，隨著這兩種行政行為逐步納人司法審查，他們的劃分也將沒有任何實踐意義。第一，二者的劃分在法理邏輯上難以自圓其說，且給司法實踐帶來了諸多負面效應。第二，一旦行政規范文件納人行政訴訟范圍接受司法審查，二者劃分的實踐意義便會不復存在。第三，從一定意義說，制定行政法規、行政規章和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決定、命令等所謂的抽象行政行為也是具體的行政活動，他有具體的制定機關、具體的制定程序、具體的成文文件和具體明確的約束力。如果行政主體應進行行政立法等活動而不為，就構成行政不作為，也會侵害到行政相對人合法權。因此，制定行政法規、行政規章和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決定、命令等的行政行為，從應然角度講也具有可訴性，應當納人司法審查范圍。

(二)行政規范的確立

首先，關于“行政規范性文件”。有的學者將行政立法以外的行政規則稱為行政規范文件，認為行政規范文件是指各級各類國家行政機關為實施法律、執行政策，在法定權限內制定的除行政法規和規章以外的具有普遍約束力的命令及行政執行措施等。有的學者認為抽象行政行為是一個學理概念，是指行政機關針對非特定主體制定對后發生法律效力并具有反復適用效力的規范性文件的行為。其次，關于“行政規范”。有的學者認為行政規范是指行政機關制定的所有規范性文件，包括行政法規、行政規章和和行政規定。行政規定是指行政機關的行政法規、規章以外的所有規范性文件，包括各種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決定、決議、規定、規則、命令、公告、通告等。有的學者認為所謂行政規范是指各級各類國家行政機關為實施法律和執行政策，在法定權限內制定的除行政法規和規章以外的具有普遍約束力和規范體式的決定、命令等總稱。

可見，有的將行政規性范文件范圍界定為行政法規、行政規章和其他規范性文件，有的將行政規范性文件界定為除行政法規、行政規章以外的規范性文件。至于行政規范，雖然不統一，但筆者贊同“行政規范是指行政機關制定的所有規范性文件”的觀點。筆者認為，用“行政規范”替代“抽象行政行為”更合適，將“行政規范”作為行政法規、行政規章和行政規定三者的共同上位概念。理由：一是可避免因“規范性”而帶來的混亂局面；二是行政法規、行政規章和行政規定都是一種規范，都具有法律效力，只是效力位階不同而已；三是“行政規范”的概念簡單明了，也完全能夠包括行政法規、行政規章和和行政規定之內容，也不會引起概念歧義；四是從法治行政應然要求來看，有必要對包括行政法規在內的所有行政規范加以司法監督，但從法制現狀及行政法規在執法過程中所起的作用看，全部納人行政訴訟范圍不太現實，但從發展來看，用“行政規范”概念可為將來全部納人行政訴訟范圍留下理論空間。

二、行政訴訟受案范圍的重新建構

關于受案范圍，肯定概括加否定列舉的立法模式是目前很多國家普遍采取的一種模式，而我國受案范圍的確定標準卻十分混亂。為此，采取肯定概括和否定列舉方式規定行政訴訟受案范圍已成必然趨勢。

首先，以肯定概括方式規定受案范圍。將《行訴法》第2條改為：“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認為行政機關的行政行為和行政規范侵犯其合法權益而提訟的，人民法院應當受理。本法另有規定的除外。”理由：一是，確立了“受理為原則，不受理為例外”的原則，符合國際普遍做法。二是，從“公民有權提訟”到“人民法院應當受理”的變化，既體現了對公民訴權的保障，又凸顯了人民法院保障公民訴權的法定義務。三是，將行政機關制定行政規范的行政行為、傳統的具體行政行為以及行政規范均明確納人了受案范圍，實現了司法權對行政權比較全面的司法審查。四是，較大范圍地拓寬了對公民訴權的保護范圍，強化了對行政權力的制約力度。

其次，以否定列舉方式規定排除的受案范圍。從應然角度講，行政規范均應納人行政訴訟受案范接受司法審查。按照依法行政原則，行政機關制定的行政法規、行政規章和行政規定等行政規范都不能與法律相抵觸，否則是無效的。但是，考慮到政治體制改革須穩步推進的要求，所有行政規范現在全部納人司法審查不合適宜，應暫時將國務院的行政規范排除在受案范圍之外，關于行政規范的排除可做這樣的規定：“國務院根據憲法和法律制定的法規、措施、決定、命令等行政規范。”

三、行政訴訟和管轄制度的改造

行政與管轄制度關系到行政規范文件之訴進人訴訟程序的由誰啟動、何種條件啟動、何種方式啟動以及由哪個法院一審管轄等問題，是整個行政訴訟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以保障公民訴權實現和維護法律優先為原則建構制度

按照不告不理司法原則，法院不能主動受理案件，是訴訟活動的起點，因行政規范而的訴訟活動也不能例外。但由于違法行政規范的影響廣泛性、侵害當事人權利的間接性，糾正行政規范違法的公益性等特征，需要對行政規范的做出合理的制度設計。首先，原告范圍應擴大到人民檢察院。按照《憲法》規定，人民檢察院是專門的法律監督機關。人民檢察院有權以訴訟方式對違法的行政規范進行法律監督，以履行自己的維護憲法和法律權威的職責。人民檢察院的，人民法院應當受理。因為違反法律的行政規范也就是對國家利益、公共利益的侵犯，人民檢察院有權依法代表國家、代表社會提訟。其次，單獨就行政規范的，誰誰被告；附帶某一具體案件的，以行政規范機關為共同被告。單就某一具體案件，雖然可能涉及到行政規范，但當事人并未對行政規范的機關的，則該機關不為被告，但應當列為第三人。雖然涉行政規范訴訟有其特殊性，仍要遵循被告確定的“誰行為誰被告、誰主體誰被告”一般規則，但要尊重原告的選擇權，未被的不做被告。第三，關于行政規范訴訟的直接或附帶方式應允許原告行使選擇權，并且直接的應免繳訴訟費用，附帶的應減少訴訟費用，以鼓勵社會共同維護法律權威和行使社會監督權。第四，關于條件的設置應堅持既能保障當事人充分行使訴權，又要防止當事人濫用訴權的原則。涉行政規范訴訟，除滿足一般條件外，還要提出行政規范所違反的或抵觸的法律、行政法規文本，但是否實質違反可不予要求，即對該條件只能做程序審查，不能做實質審查。

(二)以保障司法獨立和實現公正審判為原則建構管轄制度

行政規范具有不同于一般行政行為的特點。一是影響大。行政規范往往是針對普遍對象作出，適用效力具有反復性，適用范圍具有廣泛性，一旦違法，將會給眾多人造成損失，因而其產生的社會、政治等影響要遠遠大于其他行政行為。二是涉及利益復雜。行政規范大多涉及到重大行政管理事項，事關某一地區或全國范圍內的公共利益，甚至常常產生部門利益、地方利益傾向，地方利益保護、部門利益保護等問題，其涉及的利益要遠比其他行政行為復雜。三是涉及的依據更復雜。一個行政規范的出臺往往涉及到法律問題、政策問題及其上位有關行政規范等情況，問題復雜，處理起來難度往往非常大。將如此復雜的行政規范訴訟交給本已十分脆弱的人民法院行政庭進行處理，很難保障行政訴權和公正審判的實現。所以，改革現行法院體制和管轄制度，顯得十分必要。

行政規范訴訟應是行政訴訟類型的主要組成部分，就行政規范訴訟所引發的改革應放在整體行政訴訟體制中考慮和建構，而且須符合憲法要求、中國國情和能解決中國問題。有些專家學者就我國行政訴訟管轄制度的改革設計了三個方案。，一是在現有體制基礎上，提高行政案件審級，擴大地域管轄中的選擇范圍。二是取消基層法院對行政案件的管轄權，中級法院管轄第一審行政案件，中級、高級和最高人民法院設巡回法庭審查行政案件。三是取消各級人民法院行政審判庭，設相對獨立的行政專門法院管轄行政案件。行政法院系統由高等行政法院、上訴行政法院和行政法院組成，與地方各級人民法院相對分離。各級行政法院財政支出單列，由國家統一撥付。

根據《憲法》第一百二十四條和《人民法院組織法》第二十九條規定，筆者認為，第三種方案是可行的，但需注意三點：一是要以專門法院的方式設置我國行政法院系統，并受最高人民法院監督審判工作；二是最低級別的行政法院應設置在現行中級法院所在地；三是行政規范之訴不能由巡回行政法庭進行審理，只能由有關行政法院直接審理。只有這樣，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地方干預的慣性影響。需要強調的是，體制到位情況下，人的因素就顯得至關重要，因此，法官的素質和依法獨立審判意識的培養也必須跟進；同時，還應科學完善和強化法官責任追究制，防止法官枉法裁判和濫用行政審判權。

四、裁判與執行制度的完善

現行行政訴訟的裁判與執行制度是建立在傳統具體行政行為之訴基礎之上的，當行政規范被納人司法審查之后，必然要對現行裁判與執行制度進行研究和完善。

(一)裁判制度的完善

行政訴訟裁判是指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對所涉及的實體問題及程序問題所作的處理，包括行政判決，行政裁定和決定。人民法院的《若干解釋》規定，現行政訴訟制度共有十種裁判形式：撤銷判決、維持判決、履行判決、變更判決、賠償判決、確認判決、駁回訴訟請求判決以及駁回裁定、不予受理裁定和準予撤訴裁定。這些裁判類型的理論基礎是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或違法。當行政規范文件被接受司法審查后，一般會有全部違法、部分違法、已被廢止或已過有效期限三種情況。顯然，現行十種裁判不能適應或涵蓋這些情況。因此，筆者建議針對行政規范被司法審查后可能出現的三種情況作出宣告判決。宣告判決，即經人民法院審理，認為行政規范部分或全部違法，已被廢止或已過有效期限，從而宣告該行政規范全部違法、某部分違法、已被廢止或已過有效期限，并責令相應機關按判決要求進行處理的判決形式。增加宣告判決而不能適用撤消判決和變更判決的理由有：一是從《憲法》和《立法法》規定來看，人民法院無權對行政規范行使撤銷權和變更權，如果法院行使撤銷權和變更權，明顯與憲法相抵觸；二是從《憲法》第一百二十六條和《人民法院組織法》第二十九條來看人民法院有權對行政規范獨立行使審判權，并且行政法院(專門法院)的宣告權可由全國人民常委會在對《人民法院組織法》修改時做出專門規定或在修改《行政訴訟法》時做出規定。宣告判決已經生效，則相應的行政規范將喪失法律拘束力，并由相關行政機關向社會公告。需強調的是，宣告判決可視具體情況與賠償判決、確認判決、撤銷判決等裁判形式一并做出。

(二)訴訟執行制度的完善

按照現行行政訴訟執行制度，對行政機關的執行措施有強制劃撥、罰款、司法建議和追究有關人員刑事責任。

這些措施看似完備卻缺乏應有的強制性，司法權對強大的可為所欲為的行政權的無奈，倒充滿行政訴訟執行制度的字里行間。如行政機關應當歸還罰款或應當給付賠償金而就是不歸還，就是不賠付，法院只能無奈地通知銀行劃撥；對于在規定期限內就是不履行行政職權，最終的對行政機關罰款也只能落實到無奈的劃撥手段；司法建議更是無關痛癢，因為中國的“官官相護”現象十分嚴重；到最嚴厲的刑事措施時，卻設置種種苛苛而又模糊不清的條件，如“拒不履行”、“情節嚴重”等等。固然，“執行難”有種種原因，但制度設計的不科學、不嚴謹、不詳備、不到位，則使得“難”之有理，其危害性更大。

篇8

中華文化崇尚集體主義，人們之間相互依賴，團結合作，在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相矛盾時，將集體利益放在首位；這與美國文化不同，美國文化崇尚個人自由，追求個人利益，因此，美國的財務會計信息主要是為了滿足個人使用者（Inpidual Users）的需要，而中國首先是為了滿足機構（尤其是政府）的信息需要。

我國《會計準則》明確規定，“會計信息應當符合國家宏觀管理的要求，滿足有關各方了解企業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的需要，滿足企業加強內部經營管理的需要。”在這一對我國會計目標的闡述當中，突出了我國會計信息應首先滿足國家宏觀經濟管理的需要，這不能不說是我國崇尚集體主義的文化特征在會計準則制定中的具體體現。反顧美國，在其第1號財務會計概念公告中，提出“編制財務報告應為現在和潛在的投資者、信貸者以及其他用戶，提供有用的信息，以便作出合理的投資、信貸和類似的決策”，把投資者和信貸者的信息需要放在了最為顯要的地位，而國家或政府的需要則沒有明確提及，應該說，這與美國崇尚個人主義的文化傳統正好一脈相承。

2.大權距（Large Power Distance）

權距是指權威（或管理當局）的集權程度，在一個權距大的里，集權程度較高，等級結構（Hierarchy）嚴密，下級必須服從上級，管理的重心在管理者；在一個權距小的社會里，集權程度較低，分權較為普遍，上、下級之間協商共事，管理理論的重心在雇員，而非管理者。我國長期以來屬于一個高度中央集權的國家，盡管改革開放以來，進行了一定程度的簡政放權的改革，但相對于美國等西方國家來講，我國顯然屬于典型的權距大的國家。由此可以想見，我國會計準則的制定較難集思廣益，準則往往會流于籠統，缺乏完整性和全面性，而且財務會計信息必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呼應權力擁有者（Power Holders）的需要，這一點實際已被實踐所證明。例如，我國會計準則的制定主要是官方 財政部會計司來制定的，會計實務界和學術界的影響甚微。這樣勢必會暴露許多準則內容考慮不周的。例如，我國對長期工程合同僅分為固定造價合同和成本加成合同兩類，而美國會計準則中，除了固定造價合同和成本加成合同外，還包括成本不加成合同（Cost-without-fee Contracts）和工料合同（Time-and-material Contracts）兩類，顯然，我國實踐中存在著成本不加成合同和工料合同，它們沒有被包括在《長期工程合同》準則中，應該說與我國權距過大不無關系。至于我國《企業會計準則》相對于美國的財務會計概念框架，則更為籠統、簡單，甚至在很多方面已經難以駕馭、指導具體會計準則的制定，更可見“大權距”的文化特征對會計準則制定的影響。

再如，在我國，符合條件的借款費用發生時，即應予以資本化，而在美國，除了應滿足“借款費用發生時”這一條件外，還應滿足“資產支出正在發生”和“為使資產達到其預定可使用或可銷售狀態所必要的準備工作正在進行”兩個條件，借款費用才允許資本化（國際會計準則亦是如此）。兩相比較，我國借款費用資本化的條件要比美國來得寬泛，相應地，在相同情況下，我國資本化的借款費用一般會比美國多，不可否認，我國準則這樣規范與我國會計人員的職業判斷水平有關，但也不能排除，我國準則規范的這種做法沒有準則制定者對財稅利益目標需要的考慮，因為我國的做法無疑可以減少期間財務費用，以增加企業當期利潤和國家稅收收入，而這樣做，也只能在大權距的文化環境中為了管理當局（即權力擁有者）的利益需要才會較容易地變為現實。

3.規避不確定性的意識較強（Strong Uncertainty Avoidance）

規避不確定性是指文化成員對未來不確定性或未知狀況的感知態度。如果一個社會規避不確定性的意識較強，那么這個社會就有許多法律和規則來規范和維持人們的信仰和行為，而且社會成員也有這種需求以據以減少其所面臨的不確定性情況。如果一個社會規避不確定性的意識較弱，則相反。霍夫斯蒂德（1987）認為對于會計制度，最好將其理解為是一種減少不確定性的方式，因此，在規避不確定性的意識較強的社會里，其會計制度往往比規避不確定性意識弱的社會來得詳細具體。如我國長期以來，各行各業各種經濟業務均有相應的會計制度，事無巨細，幾乎均作規范，即使在1993年《企業會計準則》實施后，我國仍然頒布了13個詳細的行業會計制度來指導會計行為和會計業務的處理。企業會計人員在碰到新的經濟業務時也是首先尋找會計制度看有無相應規范，若無相應規范再向國家財政機關要求規范，然后才作相應處理。可見我國會計文化中具有明顯而強烈的規避不確定性的趨向，同時也可見在我國會計準則的制定過程當中。如在我國會計準則制定的方案中，就在短期內制定了幾乎包含會計業務各領域的30個具體會計準則（征求意見稿），其目的就是為了減少將來頒布實施時有關經濟業務無相應準則可循所帶來的不確定性。

再比如，我國單獨制定了《資產負債表》和《損益表》準則，對這兩張報表編制的基本要求、項目、結構、附注均作了詳細而具體的規范，并提供了相應的范式，從而可直接指導會計人員的編報工作。這是我國有較強的規避不確定性的文化特征在會計準則中的又一體現。而在美國、國際會計準則中均沒有為資產負債表、損益表制定相應準則，相關內容僅散見于其他會計準則有關信息披露的規范中，因為美國規避不確定性的意識相對較弱。

4.陰柔強于陽剛（Masculinity Over Femininity）

陽剛社會崇尚財富、競爭、成就，如美國；陰柔社會崇尚關系融洽、為人謙恭、關心弱者和生活質量，如中國。中美在這一方面的文化差異勢必會影響到兩國的會計準則。如我國的《職工福利》準則主要規范企業向職業提供的各種社會保險、住房公積金和其他額外福利，而美國的會計準則僅以職工退休金為規范對象，可見兩者之差異，而這差異又與兩國文化中對陽剛、陰柔各有倚重不無關系。因為中國文化偏好中庸之道，崇尚“和為貴”，注重通過溫和方式協調職工與企業、職工與社會乃至職工相互之間的關系與矛盾，因此，即使在競爭日趨激烈的市場經濟中，企業仍須向職工提供社會保險、住房公積金等福利，以縮小貧富差距，安定民心，促進社會穩定與發展。相反，美國社會偏好優勝劣汰，金錢至上，因此，企業除了向職工提供合理的薪資和退休金外，甚少再向職工提供其他福利，職工的社會保險和住房支出均由己出，企業不再負擔，當然也就沒有必要再做相應的會計規范了。

5.職業化水平低（Low Professionalism）

美國早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就開始建立會計職業團體，致力于會計職業自身的有序發展，從而為美國會計始終保持較高的職業化水平和自我管制能力奠定了基礎。如今，美國會計準則是由其民間會計職業團體自己制定的，大量的經濟業務可以依賴其會計人員自身的職業判斷來處理，這些均對其會計準則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與美國相比，我國會計的職業化水平明顯偏低，無論是會計職業的自我管制能力，還是會計人員的職業判斷能力均捉襟見肘，差距甚遠，從而反過來只能遵循法律法規的要求和法定管理制。比如，我國會計界的職業管理是由財政部（即官方）來具體管理的，非民間的自律管理；我國的會計準則亦是由財政部來負責制定，而非民間制定，這些均與我國會計職業化水平較低直接相關。至于因我國會計職業化水平低而導致的我國會計準則內容與美國、國際會計準則的差異則俯拾皆是，如我國會計準則規定的收入計量只能采用總價法，美國既允許采用總價法，也允許采用凈價法，國際會計準則只允許采用凈價法。我國沒有采用凈價法的原因就是如果按凈價法計量收入，則需依賴會計人員的職業判斷能力事先對未來現金折扣、銷售折讓、銷售退回等進行估計，比較復雜，依我國的會計職業水平難以達到這一點。再比如我國對承租人融資租賃資產和負債的計量中，直接以租賃付款額的原值入帳，沒有考慮折現因素，而美國、國際會計準則則都規定要考慮折現因素，主張未來現金流量的現值入帳，產生這一差異原因亦同出一轍。

6.強調統一性（Uniformity）

如前所述，我國文化崇高集體主義，以集權的等級管理結構維系政經與人際關系，講求“仁、禮、忠、孝”、“恭敬不如從命”，均體現我國文化是偏好整體的統一而非個體的靈活與主動。反映到制度或會計準則中，就是需求不同會計實務的統一和企業不同期間會計的一貫，較少給企業留下因地制宜進行會計處理的余地。我國會計改革前實行的統一會計制度即是這一文化現象的翻版；會計改革后，雖然希翼給企業會計人員以一定的靈活性，但在實踐中卻難以擺脫這一文化。比如《企業會計準則》在界定其適用范圍時，就規定該準則“適用于設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所有企業”，同時又規定“會計處理方法前后各期應當一致，不得隨意變更”等，都明顯地留下了“大一統”中華文化特征的烙印。相對而言，美國的會計準則僅適用于股份公司，其他類型企業可參照進行會計處理，但不強制要求。對會計方法選擇的一貫性也持靈活態度，美國在其財務會計概念公告第二輯 會計信息的質量特征中指出：“在會計期間，會計原則由此期至彼期的一貫，如果走得太遠，會阻礙會計的。對于一種優選的會計方法，作一次變更，總是要犧性一貫性的，但是不作變更，會計就無從發展了”，它認為，只要符合成本 效益原則，就應允許實行會計變更。美國文化注意個性發展、注重個體的能動性與靈活性，由此可見一斑。

7.偏好穩健（Conservatism）

在一國會計文化中，會計人員偏好穩健還是樂觀無疑會影響到會計業務的處理和會計準則的制定。那么，文化究竟具有穩健主義特征還是樂觀主義特征？從亙古以來國人信奉的“有備無患”、“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等觀念，到今日國人遠高于他國的儲蓄率，均從不同側面反映出中國人偏好穩健而非樂觀的文化特征。由此可以推論，在我國會計準則規范會計要素的確認計量、報告和會計方法的選擇時，理應體現穩健性原則，以與我國的文化特征相呼應。然而從我國各具體會計準則來看，盡管部分規范體現了穩健性原則（如固定資產允許采用加速折舊法，和開展費用于發生時一律計入期間費用等），但從整體上看，穩健性原則體現不足，甚至有不少會計處理方法有違穩健性原則，明顯“樂觀”。如我國對同類非貨幣性資產的交換不確認損失，收入確認的條件比國際會計準則來得寬泛，應收票據、其他應收款不計提壞帳準備等。這說明我國會計準則在這方面受文化影響不大，反過來，主要是受、因素的影響所致。但我們認為，隨著我國政治、經濟的平穩發展和市場發育的日趨成熟，會計原則必將重現我國穩健主義的文化本色。

8.保密甚于透明 （Secrecy Over Transparency）

一般而言，美國文化被公認為是一個透明、開放、公開的典范，而中華文化則是一個含蓄、神秘、束縛較多的樣本。這種文化差異，直接體現在中、美會計信息披露上的懸殊差異，即我國會計準則中要求披露的事項較少，而美國要求披露的事項多而且十分詳細。比如我國收入準則要求在會計報表注中披露收入確認所采用的會計政策，而美國還要求披露正常和重復發生的收入數以及不正常的或偶爾發生的收入數；美國損益表中包括停止經營、會計政策變更的影響和會計估計變更的影響等項目，而我國損益表中則沒有這些項目；再如美國除要求披露計入當期損益的研究和開發金額外，還要求披露有關研究和開發協議的信息（包括重復條款、每期發生的成本和盈利等），而我國對后者的披露就不作要求。

通過上述，我們可以看到我國文化傳統的特點及其對我國會計準則的制定所產生的影響（當然上述觀點還有待進一步的經驗驗證）。以下我們再利用會計文化觀來對我國會計準則制定中所出現的一些原則問題略作剖析。

1.關于我國在會計準則制定過程中應用穩健性原則游移不定的問題

關于我國在會計準則制定過程中對穩健性原則應用的態度問題，近年來爭論頗多，分歧較大，從純文化傳統的角度來講，我國在制定會計準則時應該充分體現穩健性原則，而從當前我國政治、經濟狀況的角度來講，我們又不具備普遍應用穩健性原則的充分條件（尤其是宏、微觀經濟條件），這兩大因素交互作用，注定了我國在會計準則的制定過程中，對于穩健性原則的應用舉棋不定，難作決斷。具體到每一項經濟業務上只能兩相權衡，看孰重孰輕，再作結論。而在目前準則的實際制定過程中，往往受政治、經濟因素的影響，甚至文化因素的影響，這也就決定了我國目前會計準則從總體上講穩健不足的局面。

2.關于實質重于形式原則的應用問題

實質重于形式，無論在美國還是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均將其作為重要的會計原則貫穿于會計準則的制定過程當中，而我國在《企業會計準則》中沒有將它列為一項會計原則，在各具體會計準則中也很少見到這一原則被貫徹其中。對于實質重于形式原則的態度，中外大相徑庭，令人費解。我們認為，如果從文化的角度去探究其中的原因或許可以得到一些啟示。眾所周知，所謂實質重于形式，是指我們在處理經濟業務時除了要看其形式外，更應注重其經濟實質，換句話說，我們應該按照經濟業務的實質而非法律形式來進行會計處理。很明顯，采用實質重于形式原則要賦予會計人員較大的自主性和能動性，要求會計人員具有較高的職業判斷能力，要求為風險偏好型。而我國崇尚集體主義、集權程度較高（權距大）、規避不確定性意識較強、職業化水平低和重統一性、輕靈活性的文化特征使得應用實質重于形式的前提條件較難滿足，因而會計人員只能或只求遵循經濟業務的法律形式來進行會計處理。這可能便是我國輕禪實質重于形式會計原則的文化動因。

篇9

中圖分類號：J622.1　文獻標識碼：A

目前，對于小提琴民族化的理論研究大都集中在音樂作品創作或演奏技巧方面，較少涉及文化層面。時至今日，仍有相當多的中國學生對演奏中國小提琴作品缺少民族風格的理解與把握。筆者曾在外國聽到過這樣的評價：中國學生的演奏技巧還不錯，但對音樂表現和風格把握比較欠缺。如果這是指演奏西方作品還情有可原的話，那么作為一個中國人，對本民族的音樂作品也存在這樣的問題，難道不應該引起我們的深思和重視嗎?因此，筆者嘗試從中西文化差異的角度來研究中國小提琴音樂作品演奏的民族風格問題。旨在從文化層面上對中國小提琴作品演奏有一個多視角、多層面的理解和思考。

一、中國音樂家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對民族風格的不懈追求

小提琴作為西方文化代表之一的樂器自進入中國以來便開始了與中國文化融合的漫長過程，中國的小提琴藝術在中西文化的沖突與反思中不斷地更新和發展，有無數理論家、作曲家、演奏家、教育家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為小提琴音樂表現中國題材、中國民族風情做出了不朽的貢獻。

17世紀末，法國傳教士南國光首次把小提琴帶進中國，在中國宮廷里進行了表演。“”之后，小提琴隨著通商和傳教等活動在中國廣泛流傳開來。

20世紀初，中國已有留學生在海外學習小提琴，早期學習小提琴的老一輩音樂家有聶耳、冼星海、劉天華、豐子愷、譚抒真、陳洪、王光祈，還有著名的科學家李四光、汪德昭等等。他們普遍具有較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化功底，在學習和傳播小提琴藝術過程中，均自覺關注著小提琴音樂的民族化問題。從我國第一首小提琴獨奏曲《行路難》(李四光曲)開始，中國的小提琴音樂便深深打上了中國民族特色的烙印。奧地利小提琴家、作曲家克萊斯勒創作的小提琴獨奏曲《中國花鼓》，充分顯示了西方音樂家對東方音樂的敏感和對中西文化互融的把握，被稱作是“中西文化撞擊的火花”。用中國民族元素創作中國題材的小提琴音樂作品，是中外音樂家共同的藝術選擇。

20世紀30年代，隨著越來越多留學生的回國，小提琴創作開始煥發出藝術活力。馬思聰的《搖籃曲》、《第一回旋曲》、《綏遠組曲》，冼星海的《d小調小提琴奏鳴曲》等小提琴樂曲借鑒西方的作曲技法，探索表現中國民族風格的作品創作。

20世紀50至70年代，中國涌現出大批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的小提琴音樂作品，何占豪、陳剛的小提琴協奏曲《梁山伯與祝英臺》、茅沅的《新春樂》、李自立的《豐收漁歌》、陳剛的《陽光照耀著塔什庫爾干》、宗江、何東的《鹿回頭傳奇》等作品，無不反映出中國文化所特有的氣質與風格。其中，《梁祝》融合了中國的音樂特色和西方的創作手法，中國的小提琴音樂被提高到一個新的高度，成為中西文化結合的典范，深受中國百姓的喜愛，也使新時代的音樂家們感受到了西方音樂和本土文化結合偉大成果的鼓舞。

20世紀80年代中期至今，隨著對外文化交流的日益增多。中國作曲家有意識地嘗試用西方現代音樂的作曲技法結合中國傳統文化理念、民族民間音樂和戲曲元素進行創作，如：譚盾創作的小提琴協奏曲《戲韻》、瞿小松的《山之女》、郭文景的小提琴無伴奏組曲《川調》、夏良的《幻想曲》等等。中國小提琴音樂的創作呈現出新的繁榮局面。1986年，中國小提琴作品被列為《北京國際青少年小提琴比賽》中的規定曲目。全國及部分省市的小提琴比賽也都設立了“中國作品演奏獎”。

在小提琴中國作品的演奏上，馬思聰、盛中國、俞麗拿、呂思清等演奏家做出了許多成功的探索，他們在民族風格的理解和演繹上，均有令人贊佩的獨到之處，把民族風格的演奏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一些外國小提琴演奏家也在努力學習探尋中國作品的民族風格演奏藝術，中國小提琴音樂民族風格在國際上已經占有一席光彩照人的地位。

伴隨著小提琴藝術在中西文化交流和碰撞中的發展，關于“民族化”的話題備受關注并被不斷地深入探討著。其中關于小提琴演奏中國作品的民族風格問題，當然也是有待長期深入研究的課題。

二、從中西文化的差異看中國音樂的民族特征

1、在哲學上崇尚人與自然的和諧，不同于西方“征服自然”的“競爭”法則

中西文化一個重要的差異就是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西方文化是由古希臘文化傳承發展而來的海洋文化，由于在航海中人們不斷與風浪和自然抗爭搏斗，在競爭中尋求生存和發展，所以非常強調對立與矛盾沖突，許多音樂作品表現人與自身能力、與對手和與大自然的抗爭。“協奏曲”(Concerto)原意就有“競爭”、“競奏”的意思。浪漫時期小提琴協奏曲的第一樂章通常用奏鳴曲式寫成，奏鳴曲式宏大的構思、鮮明的對比和強烈的沖突更加鮮明地體現出西方文化的特征。例如：呈示部中往往是主題與副題在音樂性格和調性布局等方面形成鮮明對比；展開部強調矛盾和沖突，再現部的副題一般回歸于主題的調性，體現出一方戰勝另一方的思維特征。

中國的傳統文化基于“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和精、氣、神相統一的生命觀。追求和諧與平衡，是由于中國普遍的農耕方式需要把天、地、人看作是一個相互適應、相互協調的整體。中國古代哲學家認為，人與天地自然都是由氣構成的，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宇宙萬物和人類社會各安其位，各得其所，和諧是最好的秩序和狀態，而實現“和諧”的根本途徑就在于保持“中道”，不偏不倚。

因此，中國音樂不像西方音樂一般要有兩個對比的主題進行抗爭，而是一首樂曲里往往有好多主題，力求在共性中求變化，很少有強烈的對立面和矛盾沖突。而且，描繪自然、借景抒情和托物言志的樂曲多于抗爭性的主題和純粹的內心刻畫，音樂中的多段性結構在速度、力度、色彩的變化上體現出漸變的過程和圓滑過渡。抒情時講究“發乎情，止于禮”和“樂而不，哀而不傷”的分寸感，反映出中國農耕文化及生活方式中所追求的和諧安寧、講究秩序、重視人倫的心靈結構和人文思想。

2、審美上追求意境，不同于西方音樂嚴謹的結構形式

“意境”是中國文化的重要理論特色，“中國傳統審美方式并非不重視‘象’、‘境’、‘形’等實的方面，但在審美中更側重的是‘意’、‘神’等虛的方面，如中國繪畫不重視反映客觀的真實，重神似不重形似，只求表達畫家主觀情感寄托和本人的人品。”中國山水畫常用虛實法、空白法、順延法去表現近似印象派所追求的較抽象的意境，而沒有西方油畫寫實的、理性的、邏輯推斷一般的嚴謹構架。中國音樂也是重意(境)不重

形(狀)，故有“得意忘形”之說。中國音樂講究的是“氣韻生動、虛實相生”，在意境和韻味方面追求“清、靜、淡、遠”審美思想的含蓄與深邃，卻常給抽象的音樂以具象的提示并體現在作品的標題上，如：傳統音樂《高山》、《流水》、《瀟湘水云》，小提琴音樂的《漁舟唱晚》、《海濱音詩》、《夜景》等等。

西方音樂講究結構美，有著嚴謹的曲式結構和創作原則，通過音與音之間的關系，如：動機、樂句、旋律、和聲、織體、結構的變化進行運動和發展。“中國傳統音樂的結構更具衍展性特點。音樂通常遵循‘散――慢――中庸――快――急――散’的模式”。“表面來看，‘散起’與‘散束’亦似再現，但一頭一尾的‘散’功能不同，性質亦不同，不具‘再現’特征。”西方人處事注重效率、直奔主題，最重要的樂思往往呈現在樂曲的開始、句頭或主題首部，而中國音樂重要的段落一般會出現在樂句或樂段的尾部。由于中國音樂在結構上比較自由，給演奏者的二度創造和聽者的感悟提供了較大的空間。

3、在思維和語言上的差異，導致不同于西方音樂的表達方式

歷史、傳統、地域環境和生活方式的不同造就了人們思維方式的差異。中國人擅長整體性的感性思維，注重事物之間的關系和聯系，是一種橫向的思維方式。中國人認為世界是永遠處于變化之中的，沒有絕對的對與錯，提倡通過靈感直覺達到頓悟。西方人則更重視個體、求“知”求“真”，注重科學以及對具體事物的深刻把握，對于理性分析和邏輯推理要求縱深性和準確性，是一種豎向的思維方式。比如中醫通過觀、聞、問、切進行診斷，治療講究“綜合治理”、“標本兼治”。而西醫診斷，則必須通過儀器、化驗等一系列科學手段，某種情況下還得用手術刀打開病灶看個究竟。

音樂旋律的民族風格特征是區別于他民族音樂藝術的最鮮明的標志。中國音樂重旋律輕和聲，與中國的書法和繪畫一樣崇尚線性美，體現了中國傳統藝術偏重“線型”思維的特點，這與西方音樂以音程和聲“團塊”縱向構成的和聲系統、以及音樂發展邏輯有著很大的差別。

在語言方面，不同民族的思維和語言表述有著直接的聯系。例如：中國漢語說“我們曬太陽”很自然。但西語一定要說“太陽曬我們”或“我們被太陽曬”，表明主語是動作的發出者，賓語是動作的承受者。西語是“一詞多音，一音一聲”，多個字母或句法的排列組合必須構成某種邏輯關系語意才能成立。所以，西方音樂要求大的整句或整段的變化，以動機為最小單位，對樂句，段落進行藝術處理，一般不在一個音上做很多變化。

中國人使用最多的漢語是“一字多聲，一字多韻”，每個字都有不同的發音和不同的意思，每個字都有聲母到韻母的變化，而同樣的發音還有“四聲”(陰、陽、上、去)，其字義和書寫完全不同，方言的“聲調”則更多，“閩南話竟被分離出13種聲調”。中國古代音樂和語言是二為一體的，“念、讀、吟、唱，由語言引發，構成整部中國文學史，亦即中國音樂史。”因此，中國民族音樂一個音的本身就會變異、衍生和運動，講究的是細節，注重的是裝飾和變化。在樂曲中有很多裝飾音、滑音等等力求在每個音上的變化，而每個變化都有無數種表現的可能，好比中國古代建筑的雕棟畫梁，每個細節都要裝飾；就像中國戲曲的唱腔，每個音上都要做文章；又如詩詞里的某一個字，能讓人浮想聯翩回味無窮。

三、小提琴演奏中的中國民族風格的把握

1、從整體上認識和把握中國小提琴音樂的“民族風格”

長期以來，由于中國的小提琴教學在教材、教學內容、教學方法及藝術審美標準等方面沿用西方的體系，琴童從習琴伊始，西方傳統的小提琴教學法則伴隨著成長，在耳濡目染中造成本民族文化的音樂母語教育和審美體驗的缺失。我當上了老師以后，多次參加國內外音樂會的演出，才深切感到要讓小提琴音樂為廣大民眾所喜愛并走向世界，必須探索“小提琴演奏和樂曲創作如何走民族化的道路”的問題。目前，仍有不少中國的學生演奏我們本民族的音樂明顯帶有西洋色彩，卻又在不知不覺中用與生俱來的中國感覺去演繹西方音樂。即演奏西方作品不夠“洋氣”，而演奏中國作品又不夠“民族”，甚至認為，只要加點滑音就是“民族風格”。由于對中國民族音樂和戲曲不了解，聽覺長期處于西洋大小調的思維模式中，調性感覺單一，從而導致在演奏中國作品時把握不準。

中國小提琴音樂作品在旋律方面主要從民族、民間音樂和戲曲中吸取素材，其中一部分是改編曲或戲曲唱腔移植。在曲式方面吸取民族音樂的多段體、循環曲式、民間加花變奏曲式等音樂發展手法，同時從各種中國民族樂器的音色和演奏法中吸取音色、節奏的素材，以增加民族特色。

所以，演奏中國小提琴作品，只注意音符本身的學習是遠遠不夠的，這不僅僅是個人審美觀的問題，也不只是單純模仿某種樂器的音響或演奏方法問題。而是要在端正對中國民族音樂的態度基礎上，先從文化的層面上去分析、理解和把握作品的主題、結構、句法及風格等特征。增加中國文化修養，認真學習音樂中各種現象所折射出的文化內涵，最終才能將文化內涵“外化”到演奏中去。在小提琴教學中，我們應該安排一定比例的中國樂曲，要讓學生大量學習中國民歌、戲曲和傳統音樂，培養民族審美意趣。作為教師，應該正視并研究東西方文化的差異。在教學過程中應多講解文化背景知識，仔細分析中西文化的差異，提高學生對中國文化的敏感度和音樂表達能力。既要耐心地啟發學生的興趣，又要研究出適合表達中國民族風格的演奏技法，來提高演奏中國小提琴作品的能力。

2、中國小提琴音樂從民族樂器的演奏中汲取營養

中國作為一個古老的文明國家，自有一套完整豐富的由民族樂器演奏的傳統音樂。中國的民族樂器在設計的時候就千方百計地讓每個音有運動起來的可能性。如：竹笛通過不同的按孔方法得到音色上的變化；琵琶的弦高和品距大大方便了左手推拉吟揉對音高和音色的改變；二胡沒有指板，使揉弦的方式具備更多的可能性；編鐘敲在不同位置音色是不一樣的。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國的古琴，通過虛與實、持續與震顫、游移與阻斷等變化，使一個音有著演繹無限風情的可能。

小提琴傳人中國后，在演奏技法上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國民族器樂的影響。中國民族樂器的音色和“潤腔”特點成為小提琴音樂模擬的對象，中國小提琴音樂通過對中國民族樂器音色的模仿和演奏手法來增強民族特色。例如：“二胡”音色優美，被稱為“中國的小提琴”，二胡演奏方法中的滑指，揉音等裝飾手法被廣泛應用在中國小提琴音樂的演奏中。例如：《漁舟唱晚》、小提琴協奏曲《梁山伯與祝英臺》中的抒情樂段。《思鄉曲》的主題開始在D弦上靠近指板演奏，模仿出中國簫的朦朧音色，加上滑音的裝飾體現其哀怨的色彩。如《喜見光明》中的第150―160小節以及《梁祝》中的“抗婚”段落，都是以模仿琵琶的掃弦效果來增加情緒逐漸激動的戲劇性效果。在《廣陵散》中小提琴模仿古琴的散音、按音、走音、

泛音等發聲方法來獲得豐富多變的音響。中國吹打樂中的嗩吶，音色亮、音量大，緊張尖銳，雄厚剛健，在中國北方廣大地區應用極廣泛，而鑼鼓所營造出的熱烈歡騰的氣氛，《慶豐收》采用中國西北民歌音調為主題，吸收嗩吶音樂和戲曲音樂中的三擊鑼鼓節奏，生動地表現了農民喜慶豐收的熱鬧場景。《陽光照耀著塔什庫爾干》中用小提琴的撥奏來模仿新疆彈撥樂器的聲音以渲染其民族特色。

3、演奏中國小提琴音樂作品常見的幾個技術問題

(1)指法

指法是指“樂器演奏的手指排列方式與手指交替順序在樂譜中的標注”，它直接關系到小提琴演奏的音準、技術發揮和音樂表現力。西洋音樂以自然大小調式和七聲音階為基礎，左手每個手指之間是大二度或小二度音程，1―4指在每根弦上形成四度音程的排列比較自然，一般采用三度換把，即選擇奇數把位換把。

中國以五聲音階為基礎的五聲調式比西洋七聲音階少兩個偏音，即F和B。因為音階中音與音之間的音程關系沒有了小二度，如果用相隔的兩個手指按小三度就會空出一個手指，而用相鄰的兩個手指按小三度就得用伸張指法，1―4指在每根弦上往往構成五度音程的排列。為了避免頻繁換把換弦會破壞旋律的流暢性，常需要用第二把位或用四度換把來演奏，即選擇偶數把位換把。由于我國小提琴教學長期沿用西方傳統的教材和教學方法，一般以西洋大小調音階作為基本訓練，演奏中國小提琴音樂作品就會感到不順手，音準也比較難控制。所以，加強五聲音階及其練習曲的訓練是十分必要的，而且還應將它作為基礎訓練的一個組成部分融進整個小提琴的指法體系中，并作為表現中國小提琴音樂民族風格的重要手段和方法來學習和研究。

(2)滑音

滑音又稱滑奏，在小提琴演奏上一般稱為“滑指”，是中國民族拉弦樂器中最常見演奏技法之一。滑音的不同位置、方式和速度上的變化使中國小提琴音樂的滑音具有多樣性。例如：《哥哥回來了》中，上、下滑音快滑表現了歡快的喜慶情緒；《苗嶺的早晨》引子和尾聲的主題旋律，以慢滑的裝飾音表現出苗族民歌潤腔上的特點。回轉滑音的演奏方法是手指由本位音起――下滑――再回到本位音的來回滑動，滑動的音程一般在半音之內，可以是柔和的、速度較緩慢；也可以是較有力的、速度較快；也有戲劇性的音腔模擬滑音、與揉弦同時進行的滑音、回旋滑音、震音滑音、顫弓滑音等根據音樂的需要而決定，這在《梁祝》等樂曲中運用較多。大距離的滑音上、下、快、慢在各個音區變化音色的滑音，尤其適合表現中國北方風格的豪爽、幽默和熱情，如《西皮韻》、《梆子風》、《送春泥》等。

中國小提琴樂曲中的滑音運用是造成音腔音勢的重要手段，是借鑒民間弦樂器的演奏手法來增強民族特色和藝術感染力的一種方法，但這種“中國式滑音”，尤其在換把過程中的滑音，對于西方小提琴演奏和教學來說則是一種不能普遍接受的“錯誤”。因為，西方的音樂審美和教學體系要求盡量保持樂音的穩定性和音準，不可隨意變化。

(3)裝飾音

裝飾音包括顫音、倚音、波音、回音等等。在西方古典音樂作品中，裝飾音基本上是由作曲家嚴格規定好了的。但是在中國傳統音樂中，裝飾音是一種即興發揮的狀態，也是中國小提琴作品中運用最為廣泛和豐富的表現手法之一，如：在《梁祝》、《夏夜》、《思鄉曲》、《花兒為什么這樣紅》、《恩情》、《南泥灣》等樂曲中，裝飾音的不同位置，不同的速度表達出不同的韻味。所以，每個裝飾音的長與短、虛與實、疏與密不僅要力求細節變化還應符合音腔表現的需要。而西方音樂的演奏，一個音就是一個音，不能隨意或增或減去裝飾。所以有人說，西方音樂是音的運動，而東方的音樂是運動的音。

(4)運弓與發音

中國音樂無論是戲曲、民歌還是器樂，對音響有著或透亮圓潤或虛淡深邃的審美要求。因此，演奏中國作品時運弓不宜過于追求“實”，而是通過弓弦摩擦的觸點、弓速和壓力的變化來改變音的強弱，也可以通過手指在琴弦上的抹動和揉弦幅度的變化，在運弓和氣息的虛虛實實之中“虛中求實”，以達到中國文化所特有的“氣韻生動，虛實相生”的意境。

小提琴演奏在西方以實，厚、濃、潤的發音為美，演奏西方音樂強調動力在前和發音的穩定性。根據筆者的體會，小提琴在演奏西方音樂時，一般“音頭”所表現出來的音質是音樂主要表現力之所在(動力在前)，而演奏中國音樂卻往往在一個“主音”發出后的后續運動中表現出其韻味，也就是對一個樂音的音頭――音腹――音尾的不同部分進行變化衍生和運動，任何一個部分都可加以裝飾或者變化。演奏中國樂曲常常需要運弓的動力置后并加以變化，這種類似“大肚子音”演奏西方古典音樂是非常忌諱的。我在澳大利亞悉尼音樂學院訪學期間，聽到不少來自歐美的小提琴大師班的講課都非常強調這個問題。中國、韓國、日本、印度等亞洲學生在這方面常常受到批評，這就是用東方的審美習慣，演繹西方古典音樂的尷尬，東西方文化在審美上的差異在此凸顯出來。

小提琴演奏中的中國民族風格問題是“小提琴民族化”命題的重要組成部分。“民族化應該是中華民族精神文化品格的音樂化狀態。”中國文化和民族傳統音樂博大精深，要想通過小提琴的演奏傳達出真正地道的中國民族風格卻不是一蹴而就的事，需要經歷幾代人的不懈努力。研究中西文化的差異不僅有利于中國小提琴音樂作品演奏的民族風格把握，也利于對西方音樂的風格的把握，促進中西文化的平等對話。

①鄭羽《從文化角度探討中西審美方武的差異》，《前沿》，2008年第1期，第206頁。

②趙曉生《中國鋼琴語境》，《鋼琴藝術》，2003年第1期。

篇10

第一，以學生為中心，深入了解學生的興趣程度、知識背景和思維方式，自始至終激發學生的思維和興趣；第二，以教師為主導，整體把握課程并精心設計每一堂課，調動學生的積極性。選修《中國茶文化》的學生來自全國各地，每個學生家鄉都有與茶文化相關的風俗習慣。每次開課的第一堂課，筆者以湘西苗族風俗習慣中與茶有關的婚俗以及湖南特有的蟲屎茶等為例，親身體會生活中的茶文化。

1.2體驗式教學調動學生求知欲

一方面，在講解茶的分類命名、茶的評鑒沖泡以及茶水禮儀等相關章節，筆者將代表性茶類和茶具帶進課堂，并就每種茶和茶具的特點及用途當場示范“綠葉紅鑲邊”、“三龍護鼎”和“鳳凰三點頭”等茶藝用語的真實含義；要求學生以組為單位，隨機抽取一種備用茶，推選代表初步判斷茶葉品種和質量優劣，讓學生對實物有切身的感性認識，增強對相關知識的理解和掌握。另一方面，要求學生收集地方名茶，或利用課余時間到各大商場、超市和茶葉專賣店收集茶樣，或自行調研茶葉價格和消費水平等。

2教學手段改革

多媒體技術作為一種現代化信息技術的教學手段，把《中國茶文化》課件中文字、圖形、影象、動畫、聲音及視頻等媒體信息數位化，并將其集成在一起，具有交互性和實時性的特點。在茶的分類和茶的沖泡技藝等章節講授過程中，應用多媒體技術穿插播放了教學短片“六大茶類”和“茶藝表演”等短片；在講解茶文化在電影等藝術創作的作用時，以視頻的形式展示了電影“綠茶”和“茶色生香”等片段中以茶為載體的藝術表達形式。以上多媒體技術將《中國茶文化》教學中的重點和難點生動形象地表達出來，激發了學生的積極性，提高了教學效果。

3多元化考核體系改革

3.1課堂筆記與出勤

課堂筆記與出勤占總分的30%，其中課堂筆記隨機檢查2次，分優、良、合格和不合格4個等級，占總分15%；平時成績占總成績的15%，缺課3次以上者視為自動放棄該公共選修課。筆者每次開課的第一節課重點強調了課堂筆記和出勤的重要性，促使學生積極出勤，并及時總結、記錄課堂上的知識點。筆者在統計《中國茶文化》課程出勤時，每缺一次課扣3分，平時成績少于12分。

3.2課件制作與課堂討論

課件制作與課堂討論占總分40%。筆者圍繞當前茶文化的動態，準備了“茶文化發展是硬件重要還是軟件重要”、“茶文化與生活”和“茶與健康”等10余項議題，學生以組為單位，組內成員明確分工，任選一項議題課后搜集資料，整理并制作ppt展示匯報，最后根據每組匯報情況展開討論。每組匯報計時5分鐘，教師及學生評委根據課件制作和匯報情況綜合打分。以上環節調動了學生學習興趣和參與積極性，收到了較好的教學效果。

3.3課程論文寫作

課程論文寫作對擴大學生知識面，增強自主查閱科研文獻和培養書面表達能力，提高學生學術等綜合素質發揮重要作用。公共選修課《中國茶文化》課程論文的寫作是考核學生掌握茶文化系統知識程度的重要手段和方法。教師規定課程論文的框架，學生自主選題，教師要求學生嚴格按照學術寫作規范要求。筆者以“愛茶者說”、“品茶品人”以及“茶品人品”等立題，要求學生從中任選其一，結合生活實際，談談對中國茶文化的理解，字數3000左右。以上課程論文寫作部分占總分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