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地理學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經濟地理學，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一）人和海洋的關系研究

在國家的資助下，我國學者對海洋經濟地理學展開了詳細的研究分析，并取得了不錯的成果。海洋經濟地理學研究成果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海洋資源研究，二是陸地和海洋結構的差異性，三是海洋和人的關系等。海岸帶是人類和海洋相互交匯的地方，也是海洋活動比較頻繁的地方。海洋帶的環境很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響，隨著人口數量的逐漸增多，人類活動給海岸帶的環境帶來很大影響。很多人類生活垃圾流向海洋，嚴重污染了海洋環境。海洋經濟地理學可以為治理海洋環境做出一定的貢獻，減少外界因素對海洋的污染。

（二）海洋結合和產業布局的研究分析

如今，海洋經濟地理學主要從兩個方面展開研究分析：一是社會穩定和國家發展，二是海洋經濟地理學的自由分析研究。海洋經濟地理學先從海洋結構和海洋產業入手進行分析研究。該學科首先研究了海洋結構的變化規律，海洋結構的特點以及海洋結構的變化方向。其次，該學科把海洋結構的特點和當地的產業發展結合在一起，研究分析海洋結構對當地經濟發展的作用。最后，海洋經濟地理學結合海洋結構的特點，分析研究了海洋結構的優化對策。雖然我國已經展開了海洋經濟地理學的研究和分析，但是海洋經濟地理學在研究和分析的過程中依舊存在很多問題，研究人員必須針對存在的問題積極采取對策。

（三）海洋產業發展的研究分析

海洋資源也是海洋經濟地理學研究分析的重點內容。隨著海洋產業的快速發展，海洋產業對國民經濟發展的影響不斷增大，海洋資源也是沿海城市快速發展的基本保障。但是，我國還沒有建立海洋資源保護相關的法律法規，海洋被過度開發，海洋資源被無度浪費，導致海洋資源開始短缺。海洋經濟地理學科的開展可以更好的保護海洋資源，推動海洋產業的發展。只有合理控制海洋資源的開采，才能真正實現海洋產業的可持續發展。

二、海洋經濟地理學的展望

（一）擴展海洋經濟地理學研究領域

吳傳鈞曾經指出：“我國海洋經濟地理學的研究分析領域還需要不斷擴展。”海洋經濟地理學在研究的過程中還存在很多問題，比如，海洋經濟地理學還沒有建立相對健全的研究管理體系，研究經驗不足等等。海洋經濟地理學必須在研究的過程中不斷創新研究方法，建立和完善學科研究體系，擴展研究領域，才能實現海洋經濟地理學的研究價值。

（二）加強海洋經濟地理學和其他學科的聯系

雖然我國在海洋經濟地理學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海洋經濟地理學研究缺乏理論支持。在未來的研究分析中，該學科研究人員還應該加強該學科的理論研究，并在研究的過程中加強該學科和其他學科的聯系。其他學科可以為海洋經濟地理學的研究分析奠定基礎。

（三）協調人和海洋之間的關系

海洋經濟地理學是新興學科，該學科的研究領域相對較小，該學科的研究還受到很多因素的限制。隨著海洋經濟地理學科的不斷發展，該學科應該不斷擴大研究領域。任美鍔認為：“海洋經濟地理學必須合理的協調人和海洋之間的關系。”

篇2

1　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淵源

要理解新經濟地理學，首先必須弄清楚它的理論淵源。新經濟地理學革命其實是報酬遞增理論革命的最新發展及其在經濟地理學領域的傳播和擴散。將新經濟地理學置于報酬遞增理論革命的大背景之下，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它與傳統經濟地理學的聯系與區別。

早在1776年，斯密[25] 在其經典的《國富論》中曾經論證，以分工方式從事的生產明顯地表現出規模報酬遞增的性質。20世紀20年代，揚格[26] 通過對斯密定理“勞動分工受市場范圍限制”進行天才性的闡發，提出“分工一般地取決于分工”(即后人所稱的揚格定理)，揚格的這句話成為揭示報酬遞增內在根本機制的點睛之筆。然而，長期以來，建立在報酬不變技術假定之上的傳統新古典經濟理論一直處于統治地位，斯密和揚格基于勞動分工的報酬遞增思想卻幾乎被人遺忘。

1977年，迪克西特(Dixit)和斯蒂格利茨(Stiglitz)以嚴密的數學邏輯將張伯侖壟斷競爭模型形式化，在壟斷競爭的框架下研究報酬遞增，激發了經濟學界報酬遞增理論革命的第一波，其后又引發了貿易和增長理論研究領域的革命，導致新貿易和新增長理論的迅速成長。D-S模型以嚴格的數學邏輯演繹了斯密—揚格定理：導致經濟進步的報酬遞增源于分工和交換的演進所產生的動態正反饋機制，分工導致效率的提升、收入的增加和市場規模的擴大，而市場規模的擴大又為進一步分工開辟了空間，分工既是經濟進步的原因又是其結果。如果說新貿易理論研究的是揚格定理中所隱含的市場結構與規模的演變，新增長理論揭示的是揚格定理中所闡發的增長邏輯，則新經濟地理學是溝通揚格定理中的市場演變與增長邏輯的橋梁。新經濟地理學模型可以被視為D-S模型的空間版本[15]。“新經濟地理學的主要貢獻在于它將傳統的貿易理論所強調的趨同力量與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發展經濟學家所描述的趨異力量融入到一個共同的分析框架內。這樣做的好處在于它使得我們可以將趨同力量與趨異力量與微觀經濟狀況結合起來。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與經濟一體化過程相關的基本傾向，以及區域政策可以怎樣地影響這些傾向”[27]。

2　新經濟地理學與傳統經濟地理學的不同理論假設及其后果

新經濟地理學與傳統經濟地理學的一個最顯著的差別，在于前者采用不完全競爭、報酬遞增和多樣化需求假設，而后者采用完全競爭、報酬不變(或報酬遞減)和同質需求的新古典假設。傳統經濟地理學認為，在區域之間不存在基本差異的情況下，運輸成本的存在將導致經濟活動沿空間均勻散布，運輸成本的變化對廠商區位抉擇的影響是線性單調的，這從古典的杜能模型及后來的阿朗索模型可見一斑。然而，傳統經濟地理學無法清楚地解釋現實世界的經濟活動集聚現象。20世紀初馬歇爾(Marshall)[28] 用“外部經濟”這一說法籠統地解釋經濟集聚。這種外部經濟表現為廠商層次的規模報酬不變，而社會性的報酬遞增。廠商和產業之間存在的前向聯系和后向聯系與市場規模之間形成“循環累積因果關系”式的互動，從而導致經濟活動的積聚。

在規模報酬不變的假設下，用外部經濟和產業聯系雖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釋產業集聚，但是，人們卻不清楚這種外部經濟源于何方。新經濟地理學的長處恰恰在于它能夠解釋傳統經濟地理學所不能解釋的問題。

采用D-S壟斷競爭框架的新經濟地理學講述的是一個包含2個部門(農業部門和制造業部門)的具有不完全競爭市場結構的經濟的故事。這里，農業部門的特點是完全競爭和報酬不變(或報酬遞減)，生產單一、同質的產品；制造業部門的特點為壟斷競爭和報酬遞增，生產大量的細分產品。作為經濟中的需求方的消費者喜好多樣化消費，而消費品的生產具有廠商層次上的遞增報酬或規模經濟。資源的有限性導致多樣化消費與專業化生產的報酬遞增之間的兩難沖突。如果經濟規模(人口)或可用資源增加，則有更大的市場空間來平衡上述沖突，專業化生產的報酬遞增和多樣化消費可以同時兼得。壟斷競爭的性質決定了在一個市場中每一品種只由一個廠商專業化生產[29]。

在新經濟地理學中，宏觀層次的外部經濟有其確定的來源或微觀基礎：廠商層次的報酬遞增通過產業聯系轉化為市場范圍的外部經濟[30，31]。

前面說到，在報酬不變的條件下，運輸成本的存在將導致經濟活動沿空間均勻散布，經濟體將被分割為分立的市場。而在報酬遞增的條件下，運輸成本對市場產生的分割效應卻是非線性的，運輸成本的變化通過影響產業聯系所產生的向心力與運輸成本或土地租金成本所導致的離心力之間的微妙平衡，導致多樣化消費與報酬遞增的兩難沖突的微妙變化。在運輸成本的高端，廠商享有的前向聯系和后向聯系將隨產品或投入品運輸距離的增加而迅速衰減。廠商集聚在狹小的地理空間雖可以享受相當強的后向聯系，卻很難取得遠方市場的前向聯系，前向聯系與后向聯系加在一起形成的向心力(或正反饋效應)難以壓倒源于空間距離的運輸成本所形成的離心力(或負反饋效應)。就地供應市場的需要促使廠商將生產活動分布在不同的市場區域，每個區域只有有限的廠商以報酬遞增的方式生產有限的品種，區域專業化和產業積聚無從發生，市場空間格局表現為高度分隔。

隨著運輸成本下降到中間段，運輸成本對市場可達性構成的制約大大減弱。一方面，廠商集聚在狹小的地理空間仍然可以享有相當強的后向聯系；另一方面，集聚的廠商享有的前向聯系水平顯著上升。在運輸成本下降到某一臨界值時，前向聯系與后向聯系加在一起形成的向心力(或正反饋效應)足以壓倒源于空間距離的運輸成本所形成的離心力(或負反饋效應)。每一家廠商在權衡了集聚和非集聚生產情形下的總的經營成本之后，會發現集聚生產情形下的總成本節約高于分散經營情形下的總成本節約，專業化生產和集聚因此發生，高度分隔的市場趨向于一體化。

當運輸成本極低時，運輸成本對市場可達性的影響極弱，前向聯系和后向聯系不再顯著。遠離積聚地可以使廠商避過對不可流動的要素(如土地)的競爭，由此而產生的成本節約甚至可以超額補償因遠離積聚地而導致的采購成本的窄幅上升。因此，在運輸成本極低的情況下，產業集聚又再次變得不可持續，經濟活動再次趨向于沿地理空間擴散。

3　內生與外生之分

傳統經濟地理學模型大多是外生性的模型，無論是杜能(von Thunen)[32]、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33] 和廖什(Losch)[34]，還是柏克曼(Beckmann)[35] 和阿朗索(Alonso)[36]，他們在研究城市和經濟集聚時都將其視為事先給定；齊夫(Zipf)[37] 在研究城市等級體系時同樣假定城市及其等級是外生給定的。米爾斯(Mills)[38] 和亨德遜(Henderson)[39] 的城市經濟模型亦事先假定外部經濟的存在，哈里斯(Harris)[40] 的市場潛能模型和普萊德(Pred)[41] 動態化的經濟基礎系數模型同樣如此。總之，傳統經濟地理學無法解釋城市和集聚，也無法說明外部經濟由何而來，它只能通過外部基本特征方面的差異來說明城市和生產結構上的差異——它一開始就假定有市場大小不同的城市或區域的存在，但并沒有說明為什么會出現這一大小差異，特別是為什么原本非常相似的國家、地區或城市會發展出非常不同的生產結構；它也并沒有說明為什么一個部門的廠商趨向于群集在一起，導致區域專業化[42]。

相反，新經濟地理學模型是內生性的，它們不需要通過外生差異(如山脈、河流、海港等自然條件的利弊)來解釋經濟活動的空間分布。新經濟地理學模型通過報酬遞增、運輸成本、產業聯系及市場外部性之間動態、非線性的相互作用可以內生出經濟活動沿地理空間依倒U形軌跡演化的規律，即使是從原本非常相似的國家、地區或城市也可以內生出這樣的規律。新經濟地理學模型還可以通過勞動生產率的差異和區域之間內生的工資差異來解釋產業向不同地區或國家的漸次擴散[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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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外部性、技術外部性與市場外部性

傳統經濟地理學所使用的馬歇爾“外部經濟”包括西托夫斯基(Scitovsky)所稱的“技術外部經濟”與“市場外部經濟(亦稱金錢外部經濟)”[43]。馬歇爾對外部經濟和集聚之間的聯系分3種情形做過解釋：①產業在地理上的集聚可以支持更多的當地廠商以更低的成本專門化地生產更多種類的面向特定產業的非貿易投入品；②通過將相同產業的廠商集聚在同一個地方，一個產業中心可以實現對面向有專門技能的產業工人的勞動市場的匯聚(pooling)，而勞動市場的匯聚對廠商和工人都有益處；③產業的集聚便于信息的傳播，產生技術溢出(technological spillovers)效果[44]。顯然，馬歇爾論及的情形①和情形②可以歸于西托夫斯基所稱的“市場外部經濟”，情形③即為“技術外部經濟”。

新經濟地理學特別強調和關心“市場外部經濟”，大多數新經濟地理學模型都是建立在“市場外部經濟”基礎上的。作為新經濟地理學代表人之一的克魯格曼[44] 認為，技術創新并非是驅動產業集聚的唯一因素，而受“市場外部經濟”推進的產業集聚卻相當普遍；此外，技術和知識溢出是無形的，難以量化，任何人都可以就技術狀況做出任何外生性的假設。因此，新經濟地理學將建模的重點放在“市場外部經濟”之上。但并不能據此得出新經濟地理學否定技術外部性存在，只將外部經濟局限于市場外部經濟的狹窄范圍的結論。

5　對循環累積因果關系的不同程度的解釋力

盡管新經濟地理學與傳統經濟地理學都試圖用循環累積因果關系解釋經濟活動的空間集聚和城市的產生，但二者對循環累積因果關系背后的驅動因素的解釋是不同的。在傳統經濟地理學那里，驅動循環累積因果關系的是所謂的“外部經濟”，但產生“外部經濟”的“黑箱”里面到底有些什么東西，人們卻不得而知。不過，有了容納“外部經濟”的“黑箱”，至少可以將由前向聯系與后向聯系產生的循環累積因果關系形式化[6]。

新經濟地理學則認為，一個下游產業要對上游產業產生后向聯系，在它們之間光有買方—賣方關系是不夠的，還必須存在這樣的情形：即下游產業產出的增加，通過擴大它所使用的中間產品的市場，將導致上游產業以更為有效的規模從事生產。類似地，只有在上游生產部門產出的增加允許下游產業更為有效地生產的情況下，下游產業才會享有前向聯系[31]。因此，新經濟地理學假定外部性是有單個廠商層次上的規模經濟參與的市場交互作用的結果，新經濟地理學所關注的外部經濟主要是在微觀層次報酬遞增條件下的市場外部性，單個廠商層次的報酬遞增通過市場外部性與產業間聯系觸發循環累積因果關系[30]：市場規模的擴大促進生產的專業化分工和產品細分，擴大的市場支持更多新的廠商以更低的成本規模專業化生產細分產品，增加的市場外部性對更多的廠商形成吸引，從而激活“市場擴張—生產專業化/產品細分—外部經濟加強—分工深化/廠商集聚—市場擴張”的累積循環過程[9]。

有一點需要注意的是，在新經濟地理學模型中內生的循環累積因果關系的強度與運輸成本之間存在非線性的關系：在中等大小的運輸成本下，會產生較強的循環累積因果關系；在較高與較低的運輸成本下，循環累積因果關系卻都表現得比較弱。

6　內生不對稱性

循環累積因果關系的存在決定了新經濟地理學模型的內生不對稱性，這種不對稱性對于運輸成本表現出同樣的敏感性。以兩區域模型為例[6]：假定存在2個外界條件(人口規模、技術、自然環境等)完全相同的區域。在較高的運輸成本下，后向聯系強但前向聯系弱，總的循環累積因果效應弱，區域專業化無從發生，產業將在兩區域內平均分布；在運輸成本的中間段，后向聯系并不明顯減弱，而前向聯系顯著增強，總的循環累積因果效應強，區域專業化和積聚由此發生；當運輸成本進一步下降之后，任何區位的后向聯系與前向聯系都不再表現出顯著的差異，循環累積因果效應反倒變弱，積聚變得不可維持，廠商重新選擇分散化的區位決策。

在其他以“技術外部性”為基礎而建立的模型中，也會出現內生不對稱性。但是，由此類模型生出的不對稱性并不像在新經濟地理學模型中的那樣表現出對運輸成本的敏感性。

7　歷史、預期、路徑依賴和鎖定

采用報酬不變假設的傳統經濟地理學預測經濟空間是一個線性、和諧、穩定和均衡的系統。但是，現實中的經濟卻遠非如此。新經濟地理學向經濟系統中加入報酬遞增律，可以更好地解釋經濟活動的空間積聚和擴散機理。但是，報酬遞增律的引入導致新經濟地理學模型出現多種均衡狀態。如在兩區域模型中，我們知道，當運輸成本降到足夠低時，制造業將在2個完全相同的區域中的某個區域形成集聚。由于所討論的2個區域的一切外部條件都完全相同，因此，集聚具體在哪個區域發生，卻不是事先能夠確定的。這時候，歷史偶然因素將起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如亞瑟(Arthur)在討論廠商的區位決策時注意到的，在存在報酬遞增和外部經濟的情況下，如果第一家廠商純粹出于地理偏好來選擇生產區位，則第二家廠商的區位決策不僅僅是出于同樣的考慮，與第一家廠商為鄰而獲得的益處亦不能從后者的考慮之中排除。以后的廠商關于生產的區位決策過程亦大抵如此。因此，某個區位碰巧在早期比其它區位吸引了更多的廠商，它就有可能吸引更多的廠商。亞瑟的研究表明，產業活動的空間集聚亦遵循路徑依賴原理：在報酬遞增的條件下，一旦經濟活動隨機選擇一個特定的路徑，除非發生大的反方向擾動，這一選擇可能將被鎖定，經濟將繼續保持在先前的路徑上運行[45]。換言之，一旦有外部沖擊在兩個完全相同的區域之間造成任何微小差異，這種差異都將因循環累積的正反饋機制而放大。

既然歷史偶然因素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經濟活動在2個事先完全相同的區域中的分布，因此，即使并不發生實際的外部沖擊，單是經濟成分的個人預期也足以構成影響經濟活動空間分布的“第一驅動力”。換言之，給定累積循環因果效應的存在，眾多微觀經濟分子的共同預期具有自我實現的傾向。從這種意義上來說，任何短期沖擊或預期變化都會有其長期后果。但是，克魯格曼指出，相對而言，歷史事件和預期變化對于大尺度的“核心—周邊”演進問題(如美國“陽光帶”的演化)至多有一些助長作用，因為資本和勞動在大尺度的空間范圍的流動實在比較緩慢；對于較小尺度的空間經濟演化(如單個城市或大一點的區域的興衰)、歷史事件和預期變化的確可以對其產生重要影響[44]。

8　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缺陷

新經濟地理學理論研究為解釋經濟活動的集聚和擴散現象提供了新的視角、理論、方法和工具。但是，就像所有新技術與新知識的發展一樣，新經濟地理學在理論及其應用方面也存在一些不如人意的地方。有關的評論文章對新經濟地理學本身的缺陷從多種視角展開了批判，地理學界對它的抨擊則尤為激烈。有些觀點表現出獨立的學術研判和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有些觀點或流于人云亦云，或表達的主觀判斷多于客觀論證。細心的讀者可能會注意到：2002年4月，顧朝林等[23] 在《地理科學》上曾撰寫《“新經濟地理學”與“地理經濟學”》一文，展望“西方經濟學與地理學融合的新趨向”；可是，到了2002年8月(僅僅過了4個月)，同樣的作者又在《地理學報》上縱論“新經濟地理學與經濟地理學的分異與對立”[24]。流行的對新經濟地理學缺陷的批判概括起來主要有：

新經濟地理學用高深數學所建立的模型，不過是地理學家多年前就已有意識地拋棄了的分析方法，它所得出的結論并無特別的新意，經驗應用更是奇缺[22]。

“新經濟地理學”在經驗上的洞察力是有限的，它不可能做出比十幾年前就出現的經濟地理學更詳細和全面的工作；同時，支撐“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及認識論基礎不足。這表現在：①就區域集聚而言，經濟學家很難做出超過地理學家的研究成就；②就報酬遞增與空間集聚而言，“新經濟地理學”沒有意識到技術對經濟過程的重要性；③就“新經濟地理學”空間集聚的方法而言，也存在認識論上的局限性；④從主流經濟學的角度看，“新經濟地理學”模糊了許多經濟學、地理學概念；⑤就“新經濟地理學”本身而言，區域的概念也存在著問題[23]。

上述批判是否全都切中了新經濟地理學的“要脈”，尚有待實踐檢驗。不過，在未見石祖葆[22] 和顧朝林等[24] 對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淵源、根本假設及其方法論做深入解剖的情況下，聽到“新經濟地理學結論并無特別的新意”和“就區域集聚而言，經濟學家很難做出超過地理學家的研究成就”的斷言，不免讓人感到有失嚴肅和嚴謹。新經濟地理學的新意并不在于它對集聚現象的描述，而在于它在新的假設下對現象背后的內在機理的深度揭示。揭示集聚經濟源于報酬遞增以及產業集聚隨運輸成本非線性變化乃是新經濟地理學的根本創新之所在，它突破了以往的“集聚經濟導致集聚”的循環論證。此外，對經濟地理問題的科學探索并不非得要求在經濟學家與地理學家之間分一個上下高低；而說“新經濟地理學家的視野狹窄，與傳統經濟地理學家之間缺乏交流”[22] 就更是脫不去主觀偏頗之嫌了。至于新經濟地理學為何不將技術創新和擴散因素納入研究范圍，克魯格曼其實早有解釋。“新經濟地理學”在成型之初，已經預見到需要就實證檢驗做大量的研究。一些著名的經濟地理學家如蒲格(Puga)[46]、戴維斯(Davis)、魏恩斯坦(Weinstein)[47]、亨德森(Henderson)[48]、漢森(Hanson)[49～51] 等其實早就進行過大量的實證，而且越來越多的人對實證表現出極大的興趣，有關理論與實證研究成果被聯合國、世界銀行、WTO以及各國政府廣泛用于指導貿易和發展政策與實踐。因此，說新經濟地理學“過于偏重數學模型”、“缺乏經驗研究的證實”以及“理論與政策實踐相關性弱”[22]，無異于對新經濟地理學領域的研究現狀視而不見。

篇3

1　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淵源

要理解新經濟地理學，首先必須弄清楚它的理論淵源。新經濟地理學革命其實是報酬遞增理論革命的最新發展及其在經濟地理學領域的傳播和擴散。將新經濟地理學置于報酬遞增理論革命的大背景之下，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它與傳統經濟地理學的聯系與區別。

早在1776年，斯密[25] 在其經典的《國富論》中曾經論證，以分工方式從事的生產明顯地表現出規模報酬遞增的性質。20世紀20年代，揚格[26] 通過對斯密定理“勞動分工受市場范圍限制”進行天才性的闡發，提出“分工一般地取決于分工”(即后人所稱的揚格定理)，揚格的這句話成為揭示報酬遞增內在根本機制的點睛之筆。然而，長期以來，建立在報酬不變技術假定之上的傳統新古典經濟理論一直處于統治地位，斯密和揚格基于勞動分工的報酬遞增思想卻幾乎被人遺忘。

1977年，迪克西特(dixit)和斯蒂格利茨(stiglitz)以嚴密的數學邏輯將張伯侖壟斷競爭模型形式化，在壟斷競爭的框架下研究報酬遞增，激發了經濟學界報酬遞增理論革命的第一波，其后又引發了貿易和增長理論研究領域的革命，導致新貿易和新增長理論的迅速成長。d-s模型以嚴格的數學邏輯演繹了斯密—揚格定理：導致經濟進步的報酬遞增源于分工和交換的演進所產生的動態正反饋機制，分工導致效率的提升、收入的增加和市場規模的擴大，而市場規模的擴大又為進一步分工開辟了空間，分工既是經濟進步的原因又是其結果。如果說新貿易理論研究的是揚格定理中所隱含的市場結構與規模的演變，新增長理論揭示的是揚格定理中所闡發的增長邏輯，則新經濟地理學是溝通揚格定理中的市場演變與增長邏輯的橋梁。新經濟地理學模型可以被視為d-s模型的空間版本[15]。“新經濟地理學的主要貢獻在于它將傳統的貿易理論所強調的趨同力量與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發展經濟學家所描述的趨異力量融入到一個共同的分析框架內。這樣做的好處在于它使得我們可以將趨同力量與趨異力量與微觀經濟狀況結合起來。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與經濟一體化過程相關的基本傾向，以及區域政策可以怎樣地影響這些傾向”[27]。

2　新經濟地理學與傳統經濟地理學的不同理論假設及其后果

新經濟地理學與傳統經濟地理學的一個最顯著的差別，在于前者采用不完全競爭、報酬遞增和多樣化需求假設，而后者采用完全競爭、報酬不變(或報酬遞減)和同質需求的新古典假設。傳統經濟地理學認為，在區域之間不存在基本差異的情況下，運輸成本的存在將導致經濟活動沿空間均勻散布，運輸成本的變化對廠商區位抉擇的影響是線性單調的，這從古典的杜能模型及后來的阿朗索模型可見一斑。然而，傳統經濟地理學無法清楚地解釋現實世界的經濟活動集聚現象。20世紀初馬歇爾(marshall)[28] 用“外部經濟”這一說法籠統地解釋經濟集聚。這種外部經濟表現為廠商層次的規模報酬不變，而社會性的報酬遞增。廠商和產業之間存在的前向聯系和后向聯系與市場規模之間形成“循環累積因果關系”式的互動，從而導致經濟活動的積聚。

在規模報酬不變的假設下，用外部經濟和產業聯系雖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釋產業集聚，但是，人們卻不清楚這種外部經濟源于何方。新經濟地理學的長處恰恰在于它能夠解釋傳統經濟地理學所不能解釋的問題。

采用d-s壟斷競爭框架的新經濟地理學講述的是一個包含2個部門(農業部門和制造業部門)的具有不完全競爭市場結構的經濟的故事。這里，農業部門的特點是完全競爭和報酬不變(或報酬遞減)，生產單一、同質的產品；制造業部門的特點為壟斷競爭和報酬遞增，生產大量的細分產品。作為經濟中的需求方的消費者喜好多樣化消費，而消費品的生產具有廠商層次上的遞增報酬或規模經濟。資源的有限性導致多樣化消費與專業化生產的報酬遞增之間的兩難沖突。如果經濟規模(人口)或可用資源增加，則有更大的市場空間來平衡上述沖突，專業化生產的報酬遞增和多樣化消費可以同時兼得。壟斷競爭的性質決定了在一個市場中每一品種只由一個廠商專業化生產[29]。

在新經濟地理學中，宏觀層次的外部經濟有其確定的來源或微觀基礎：廠商層次的報酬遞增通過產業聯系轉化為市場范圍的外部經濟[30，31]。

前面說到，在報酬不變的條件下，運輸成本的存在將導致經濟活動沿空間均勻散布，經濟體將被分割為分立的市場。而在報酬遞增的條件下，運輸成本對市場產生的分割效應卻是非線性的，運輸成本的變化通過影響產業聯系所產生的向心力與運輸成本或土地租金成本所導致的離心力之間的微妙平衡，導致多樣化消費與報酬遞增的兩難沖突的微妙變化。在運輸成本的高端，廠商享有的前向聯系和后向聯系將隨產品或投入品運輸距離的增加而迅速衰減。廠商集聚在狹小的地理空間雖可以享受相當強的后向聯系，卻很難取得遠方市場的前向聯系，前向聯系與后向聯系加在一起形成的向心力(或正反饋效應)難以壓倒源于空間距離的運輸成本所形成的離心力(或負反饋效應)。就地供應市場的需要促使廠商將生產活動分布在不同的市場區域，每個區域只有有限的廠商以報酬遞增的方式生產有限的品種，區域專業化和產業積聚無從發生，市場空間格局表現為高度分隔。

隨著運輸成本下降到中間段，運輸成本對市場可達性構成的制約大大減弱。一方面，廠商集聚在狹小的地理空間仍然可以享有相當強的后向聯系；另一方面，集聚的廠商享有的前向聯系水平顯著上升。在運輸成本下降到某一臨界值時，前向聯系與后向聯系加在一起形成的向心力(或正反饋效應)足以壓倒源于空間距離的運輸成本所形成的離心力(或負反饋效應)。每一家廠商在權衡了集聚和非集聚生產情形下的總的經營成本之后，會發現集聚生產情形下的總成本節約高于分散經營情形下的總成本節約，專業化生產和集聚因此發生，高度分隔的市場趨向于一體化。

當運輸成本極低時，運輸成本對市場可達性的影響極弱，前向聯系和后向聯系不再顯著。遠離積聚地可以使廠商避過對不可流動的要素(如土地)的競爭，由此而產生的成本節約甚至可以超額補償因遠離積聚地而導致的采購成本的窄幅上升。因此，在運輸成本極低的情況下，產業集聚又再次變得不可持續，經濟活動再次趨向于沿地理空間擴散。

3　內生與外生之分

傳統經濟地理學模型大多是外生性的模型，無論是杜能(von thunen)[32]、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33] 和廖什(losch)[34]，還是柏克曼(beckmann)[35] 和阿朗索(alonso)[36]，他們在研究城市和經濟集聚時都將其視為事先給定；齊夫(zipf)[37] 在研究城市等級體系時同樣假定城市及其等級是外生給定的。米爾斯(mills)[38] 和亨德遜(henderson)[39] 的城市經濟模型亦事先假定外部經濟的存在，哈里斯(harris)[40] 的市場潛能模型和普萊德(pred)[41] 動態化的經濟基礎系數模型同樣如此。總之，傳統經濟地理學無法解釋城市和集聚，也無法說明外部經濟由何而來，它只能通過外部基本特征方面的差異來說明城市和生產結構上的差異——它一開始就假定有市場大小不同的城市或區域的存在，但并沒有說明為什么會出現這一大小差異，特別是為什么原本非常相似的國家、地區或城市會發展出非常不同的生產結構；它也并沒有說明為什么一個部門的廠商趨向于群集在一起，導致區域專業化[42]。

相反，新經濟地理學模型是內生性的，它們不需要通過外生差異(如山脈、河流、海港等自然條件的利弊)來解釋經濟活動的空間分布。新經濟地理學模型通過報酬遞增、運輸成本、產業聯系及市場外部性之間動態、非線性的相互作用可以內生出經濟活動沿地理空間依倒u形軌跡演化的規律，即使是從原本非常相似的國家、地區或城市也可以內生出這樣的規律。新經濟地理學模型還可以通過勞動生產率的差異和區域之間內生的工資差異來解釋產業向不同地區或國家的漸次擴散[9]。

4　外部性、技術外部性與市場外部性 傳統經濟地理學所使用的馬歇爾“外部經濟”包括西托夫斯基(scitovsky)所稱的“技術外部經濟”與“市場外部經濟(亦稱金錢外部經濟)”[43]。馬歇爾對外部經濟和集聚之間的聯系分3種情形做過解釋：①產業在地理上的集聚可以支持更多的當地廠商以更低的成本專門化地生產更多種類的面向特定產業的非貿易投入品；②通過將相同產業的廠商集聚在同一個地方，一個產業中心可以實現對面向有專門技能的產業工人的勞動市場的匯聚(pooling)，而勞動市場的匯聚對廠商和工人都有益處；③產業的集聚便于信息的傳播，產生技術溢出(technological spillovers)效果[44]。顯然，馬歇爾論及的情形①和情形②可以歸于西托夫斯基所稱的“市場外部經濟”，情形③即為“技術外部經濟”。

新經濟地理學特別強調和關心“市場外部經濟”，大多數新經濟地理學模型都是建立在“市場外部經濟”基礎上的。作為新經濟地理學代表人之一的克魯格曼[44] 認為，技術創新并非是驅動產業集聚的唯一因素，而受“市場外部經濟”推進的產業集聚卻相當普遍；此外，技術和知識溢出是無形的，難以量化，任何人都可以就技術狀況做出任何外生性的假設。因此，新經濟地理學將建模的重點放在“市場外部經濟”之上。但并不能據此得出新經濟地理學否定技術外部性存在，只將外部經濟局限于市場外部經濟的狹窄范圍的結論。

5　對循環累積因果關系的不同程度的解釋力

盡管新經濟地理學與傳統經濟地理學都試圖用循環累積因果關系解釋經濟活動的空間集聚和城市的產生，但二者對循環累積因果關系背后的驅動因素的解釋是不同的。在傳統經濟地理學那里，驅動循環累積因果關系的是所謂的“外部經濟”，但產生“外部經濟”的“黑箱”里面到底有些什么東西，人們卻不得而知。不過，有了容納“外部經濟”的“黑箱”，至少可以將由前向聯系與后向聯系產生的循環累積因果關系形式化[6]。

新經濟地理學則認為，一個下游產業要對上游產業產生后向聯系，在它們之間光有買方—賣方關系是不夠的，還必須存在這樣的情形：即下游產業產出的增加，通過擴大它所使用的中間產品的市場，將導致上游產業以更為有效的規模從事生產。類似地，只有在上游生產部門產出的增加允許下游產業更為有效地生產的情況下，下游產業才會享有前向聯系[31]。因此，新經濟地理學假定外部性是有單個廠商層次上的規模經濟參與的市場交互作用的結果，新經濟地理學所關注的外部經濟主要是在微觀層次報酬遞增條件下的市場外部性，單個廠商層次的報酬遞增通過市場外部性與產業間聯系觸發循環累積因果關系[30]：市場規模的擴大促進生產的專業化分工和產品細分，擴大的市場支持更多新的廠商以更低的成本規模專業化生產細分產品，增加的市場外部性對更多的廠商形成吸引，從而激活“市場擴張—生產專業化/產品細分—外部經濟加強—分工深化/廠商集聚—市場擴張”的累積循環過程[9]。

有一點需要注意的是，在新經濟地理學模型中內生的循環累積因果關系的強度與運輸成本之間存在非線性的關系：在中等大小的運輸成本下，會產生較強的循環累積因果關系；在較高與較低的運輸成本下，循環累積因果關系卻都表現得比較弱。

6　內生不對稱性

循環累積因果關系的存在決定了新經濟地理學模型的內生不對稱性，這種不對稱性對于運輸成本表現出同樣的敏感性。以兩區域模型為例[6]：假定存在2個外界條件(人口規模、技術、自然環境等)完全相同的區域。在較高的運輸成本下，后向聯系強但前向聯系弱，總的循環累積因果效應弱，區域專業化無從發生，產業將在兩區域內平均分布；在運輸成本的中間段，后向聯系并不明顯減弱，而前向聯系顯著增強，總的循環累積因果效應強，區域專業化和積聚由此發生；當運輸成本進一步下降之后，任何區位的后向聯系與前向聯系都不再表現出顯著的差異，循環累積因果效應反倒變弱，積聚變得不可維持，廠商重新選擇分散化的區位決策。

在其他以“技術外部性”為基礎而建立的模型中，也會出現內生不對稱性。但是，由此類模型生出的不對稱性并不像在新經濟地理學模型中的那樣表現出對運輸成本的敏感性。

7　歷史、預期、路徑依賴和鎖定

采用報酬不變假設的傳統經濟地理學預測經濟空間是一個線性、和諧、穩定和均衡的系統。但是，現實中的經濟卻遠非如此。新經濟地理學向經濟系統中加入報酬遞增律，可以更好地解釋經濟活動的空間積聚和擴散機理。但是，報酬遞增律的引入導致新經濟地理學模型出現多種均衡狀態。如在兩區域模型中，我們知道，當運輸成本降到足夠低時，制造業將在2個完全相同的區域中的某個區域形成集聚。由于所討論的2個區域的一切外部條件都完全相同，因此，集聚具體在哪個區域發生，卻不是事先能夠確定的。這時候，歷史偶然因素將起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如亞瑟(arthur)在討論廠商的區位決策時注意到的，在存在報酬遞增和外部經濟的情況下，如果第一家廠商純粹出于地理偏好來選擇生產區位，則第二家廠商的區位決策不僅僅是出于同樣的考慮，與第一家廠商為鄰而獲得的益處亦不能從后者的考慮之中排除。以后的廠商關于生產的區位決策過程亦大抵如此。因此，某個區位碰巧在早期比其它區位吸引了更多的廠商，它就有可能吸引更多的廠商。亞瑟的研究表明，產業活動的空間集聚亦遵循路徑依賴原理：在報酬遞增的條件下，一旦經濟活動隨機選擇一個特定的路徑，除非發生大的反方向擾動，這一選擇可能將被鎖定，經濟將繼續保持在先前的路徑上運行[45]。換言之，一旦有外部沖擊在兩個完全相同的區域之間造成任何微小差異，這種差異都將因循環累積的正反饋機制而放大。

既然歷史偶然因素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經濟活動在2個事先完全相同的區域中的分布，因此，即使并不發生實際的外部沖擊，單是經濟成分的個人預期也足以構成影響經濟活動空間分布的“第一驅動力”。換言之，給定累積循環因果效應的存在，眾多微觀經濟分子的共同預期具有自我實現的傾向。從這種意義上來說，任何短期沖擊或預期變化都會有其長期后果。但是，克魯格曼指出，相對而言，歷史事件和預期變化對于大尺度的“核心—周邊”演進問題(如美國“陽光帶”的演化)至多有一些助長作用，因為資本和勞動在大尺度的空間范圍的流動實在比較緩慢；對于較小尺度的空間經濟演化(如單個城市或大一點的區域的興衰)、歷史事件和預期變化的確可以對其產生重要影響[44]。

8　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缺陷

新經濟地理學理論研究為解釋經濟活動的集聚和擴散現象提供了新的視角、理論、方法和工具。但是，就像所有新技術與新知識的發展一樣，新經濟地理學在理論及其應用方面也存在一些不如人意的地方。有關的評論文章對新經濟地理學本身的缺陷從多種視角展開了批判，地理學界對它的抨擊則尤為激烈。有些觀點表現出獨立的學術研判和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有些觀點或流于人云亦云，或表達的主觀判斷多于客觀論證。細心的讀者可能會注意到：2002年4月，顧朝林等[23] 在《地理科學》上曾撰寫《“新經濟地理學”與“地理經濟學”》一文，展望“西方經濟學與地理學融合的新趨向”；可是，到了2002年8月(僅僅過了4個月)，同樣的作者又在《地理學報》上縱論“新經濟地理學與經濟地理學的分異與對立”[24]。流行的對新經濟地理學缺陷的批判概括起來主要有：

新經濟地理學用高深數學所建立的模型，不過是地理學家多年前就已有意識地拋棄了的分析方法，它所得出的結論并無特別的新意，經驗應用更是奇缺[22]。

“新經濟地理學”在經驗上的洞察力是有限的，它不可能做出比十幾年前就出現的經濟地理學更詳細和全面的工作；同時，支撐“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及認識論基礎不足。這表現在：①就區域集聚而言，經濟學家很難做出超過地理學家的研究成就；②就報酬遞增與空間集聚而言，“新經濟地理學”沒有意識到技術對經濟過程的重要性；③就“新經濟地理學”空間集聚的方法而言，也存在認識論上的局限性；④從主流經濟學的角度看，“新經濟地理學”模糊了許多經濟學、地理學概念；⑤就“新經濟地理學”本身而言，區域的概念也存在著問題[23]。

上述批判是否全都切中了新經濟地理學的“要脈”，尚有待實踐檢驗。不過，在未見石祖葆[22] 和顧朝林等[24] 對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淵源、根本假設及其方法論做深入解剖的情況下，聽到“新經濟地理學結論并無特別的新意”和“就區域集聚而言，經濟學家很難做出超過地理學家的研究成就”的斷言，不免讓人感到有失嚴肅和嚴謹。新經濟地理學的新意并不在于它對集聚現象的描述，而在于它在新的假設下對現象背后的內在機理的深度揭示。揭示集聚經濟源于報酬遞增以及產業集聚隨運輸成本非線性變化乃是新經濟地理學的根本創新之所在，它突破了以往的“集聚經濟導致集聚”的循環論證。此外，對經濟地理問題的科學探索并不非得要求在經濟學家與地理學家之間分一個上下高低；而說“新經濟地理學家的視野狹窄，與傳統經濟地理學家之間缺乏交流”[22] 就更是脫不去主觀偏頗之嫌了。至于新經濟地理學為何不將技術創新和擴散因素納入研究范圍，克魯格曼其實早有解釋。“新經濟地理學”在成型之初，已經預見到需要就實證檢驗做大量的研究。一些著名的經濟地理學家如蒲格(puga)[46]、戴維斯(davis)、魏恩斯坦(weinstein)[47]、亨德森(henderson)[48]、漢森(hanson)[49～51] 等其實早就進行過大量的實證，而且越來越多的人對實證表現出極大的興趣，有關理論與實證研究成果被聯合國、世界銀行、wto以及各國政府廣泛用于指導貿易和發展政策與實踐。因此，說新經濟地理學“過于偏重數學模型”、“缺乏經驗研究的證實”以及“理論與政策實踐相關性弱”[22]，無異于對新經濟地理學領域的研究現狀視而不見。

篇4

陸大道院士曾指出，經濟地理學是 “實踐任務帶動學科發展” 一門應用性學科，能否參與解決區域重大問題決定該學科的興衰，關系該學科命運。長期以來，區域規劃一直是經濟地理學主要實踐對象。進入新世紀，區域規劃運行所植根社會、經濟、體制等區域背景發生了巨大變遷，新的區域問題不斷出現，并由此推動區域規劃全面轉型。區域規劃全面轉型必然對經濟地理學及其教學提出了新的要求。縱觀國內主流經濟地理學本科教材，部分教材內容已難以適應區域規劃轉型的實踐需求，甚至部分理論體系與區域規劃轉型內涵相抵觸，如果不加選擇地將這些理論直接應用到規劃實踐中，可能“誤導”規劃，并會給未來區域發展帶來更大、更尖銳的矛盾。鑒于此，本文在解析區域規劃轉型內涵基礎上，對經濟地理學課程教學內容的優化進行探討。

1 區域規劃轉型內涵

芒福德（L.Memford）認為，真正影響規劃的是深刻的政治和經濟的變革。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區域發展環境發生的巨大變化，客觀上要求區域規劃的理念、屬性和目標隨之變化，由此帶來了區域規劃的全面轉型。

1.1 規劃理念轉向：由不均衡發展走向相對均衡發展:從空間的角度，區域發展大致可以劃分為不均衡和均衡兩種發展模式。區域發展模式的選擇離不開歷史的語境。在資本、技術和人才極度匱乏的改革開放初期，為了盡快從貧窮、落后中突圍出來，運用不均衡發展戰略，給一部分地區“先行先試”的特殊政策讓其先富起來的方針，不僅具有深刻的歷史背景，而且符合改革開放初期區域發展的實際需求。至上世紀末，在中央政府大量支持下，沿海地區憑借其優越的區位，實現了率先發展。但同時也應看到，在某種程度上，沿海優先發展是建立在國家賦予其種種“特權”，并以犧牲中西部發展權為代價的基礎上實現了。進入1990年代，伴隨著長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唐三大都市圈不斷成長，三大增長極的極化效應越來越強，地區發展不平衡性和城鄉差距迅速拉大。如任由這種不平衡發展持續下去，不僅不利于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違背了不均衡發展的終極目標——“共同富裕”，而且可能危及社會和政治穩定。近年，區域協調發展已上升為國家戰略，標志著中國區域發展戰略發生了重大轉向，即從局部區域優先發展向區域協調發展轉向，由“效率至上”逐步向注重社會公平（包括區域發展公平）演進。區域規劃以解決區域重大問題為己任。區域發展戰略轉向要求區域規劃理念由不均衡發展向均衡發展轉向。

1.2 規劃屬性轉向：由“技術工具”走向區域公共政策。在西方發達國家，無論是1930年代美國的田納西河流域規劃，還是20世紀末歐洲空間規劃（ESDP），盡管區域規劃的范圍、類型、具體目標和內容千差萬別，但幾乎都是針對特定地區空間發展所面臨重大問題而制定的，具有很強的公共政策屬性。區域規劃已不再以提供確切的藍圖等技術手段為主要目標，而是注重空間規劃與相關社會經濟政策的集成，注重規劃與區域其他治理手段一起共同引導和控制區域發展和建設。在中國，伴隨多元社會和利益博弈常態化的出現，區域規劃以擺脫以往“生產力布局”等技術角色，向區域公共政策層面轉向。對此，張京祥指出，區域規劃公共政策屬性的增強旨在更好地解決區域公共問題，維護與協調區域公共利益，通過強制性或引導性的政策對區域內的社會公共資源、利益進行合理的劃分與配置。

1.3 規劃目標轉向：由“經濟增長”走向“3E”綜合平衡:在“一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特殊時代下，促進經濟增長不僅僅是經濟問題，更是最大的政治問題。在此歷史時期，區域規劃為“經濟建設”服務存在廣泛的社會共識，“效率至上”的區域規劃有其合理性和合法性的一面。進入1990年代中后期，伴隨著地區差異、城鄉差異不斷拉大，空間公平問題日益突出。與此同時，伴隨經濟快速持續增長，人與自然之間張力不斷加大，生態環境問題也日益彰顯。趨于不斷激化的空間公平問題、生態環境問題逐步消解了“效率至上”的規劃價值體系和規劃目標體系，取而代之的是科學發展觀，其核心內涵是強調經濟增長、社會公平、環境優化的“3E”(Economy，Equity and Environment) 綜合平衡。國內著名區域規劃專家胡序威先生指出，區域規劃的核心任務是搞好區域空間的綜合協調，包括地區之間、區域內城鎮之間、城鄉之間的利益協調，還包括國家與地方、集體與個人之間的利益協調。伴隨著區域發展理念、規劃理念的轉變，區域規劃目標也由“經濟增長”逐步向“3E”綜合平衡轉向，空間發展公平問題、生態環境問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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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發展，國際間行業內貿易量快速增長、企業分布全球化、產業集聚等現象的大量出現，傳統理論對企業區位選擇的解釋越來越無力，直到新經濟地理學的出現。本文系統梳理了從古典區位理論到“新”新經濟地理學發展的過程，以期幫助讀者更好地了解這一經濟學最新分支的理論脈絡。

二、古典區位理論與新古典區位理論下的區位選擇

將地理空間與經濟問題結合起來進行分析最早可以追溯到經濟學初期。德國經濟學家杜能（1826）最早注意到區位對運輸費用的影響，他指出距離城市遠近的地租差異是決定農業土地利用方式的關鍵因素。由此他提出了以城市為中心呈六個同心圓狀分布的農業地帶理論，即著名的"杜能環"。德國經濟學家韋伯在20世紀初發表了兩篇名著《論工業區位》（1909）、《工業區位理論》 （1914）。他認為運輸費用決定著工業區位的基本方向，理想的工業區位是運距和運量最低的地點。

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區位理論獲得了迅速的發展。美國學者Isard 創立的“區域科學”和Alonso 開創的“新城市經濟學”為大家所熟知。Isard （1949） 致力于將古典區位理論整合到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之中，建立一個完整的關于經濟活動區位問題的分析范式，但其始終未能建立起關于區位的一般均衡模型。隨后Alonso （1964） 提出城市土地競租理論，以完整的微觀經濟學的理論為基礎，分析城市居民和企業布局、生活和生產活動的行為，揭示了城市內部空間中經濟活動的基本規律。

新古典區位論主要關注的是企業的均衡與空間競爭，其在古典區位理論的基礎上從比較靜態與最優化角度分析企業區位選址問題。然而，新古典區位論的整個理論框架仍然沿用新古典經濟學關于產品同質、規模報酬不變和完全競爭的假設，這極大的影響了其理論對于現實中企業區位選擇現象的解釋力度。

三、新經濟地理學理論下的區位選擇

1991年，克魯格曼發表了《收益遞增與經濟地理》一文，提出了“中心―”模型（CP模型），它標志著新經濟地理學的誕生。在分析中，克魯格曼將D-S模型（Dixit，Stiglitz，1977）拓展到了兩個區域，在兩個區域對稱分布的初始狀態下，勞動力跨區域流動導致流入區域市場規模增加，通過“本地市場效應”吸引企業入駐；企業聚集區域的商品由于包含較少的交通成本而使得價格較低，從而產生“價格指數效應”吸引勞動者流入。這兩種效應產生循h累積因果關系形成聚集力。同時，由于農業勞動力不可流動，并且一個區域內企業增加會導致競爭加劇產生“市場競爭效應”，從而產生分散力。聚集力和分散力的權衡形成區域聚集或擴散的格局，其中貿易成本是關鍵參數。

1999年Fujita等人出版了《空間經濟學：城市、區域與國際貿易》、2001年Brakman等人出版了《經濟地理導論：貿易、區位與增長》、2003年Baldwin和自己的學生一起出版了《經濟地理與公共政策》，這三部著作的出現標志著新經濟地理理論體系逐步完善并趨于成熟。

新經濟地理學的出現對經濟學來說是把空間概念引入經濟系統，和采用報酬不變與完全競爭假設的傳統經濟理論和經濟地理研究不同，新經濟地理學以規模經濟、報酬遞增、不完全競爭為假設條件來研究區域經濟問題，比新古典經濟學更接近于現實。在C-P模型（1991）的基礎之上，大量拓展模型相繼出現，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體系也得以不斷完善。Martin 和Rogers （1995） 的自由資本（FC） 模型、Ottaviano 等（2002）的OTT 模型、Forslid 和Ottaviano （2003）的自由企業家（FE）模型都是其中重要模型。

四、“新”新經濟地理學理論

新經濟地理學主要關注產業層面的異質性，然而，現實中相同產業內部不同企業之間的異質性以及企業勞動力的異質性要明顯得多。因此，借鑒國際貿易領域“‘新’新貿易理論”的思路，研究企業異質性的“新”新經濟地理學興起，成為新經濟地理學分析框架的又一次突破。2006年，Baldwin與Okubo共同發表的《異質性企業、集聚與經濟地理： 空間選擇與分類》標志著“新”新經濟地理學的開端。

Baldwin 和Okubo（2006）將企業異質性引入了自由資本（FC）模型中，分析異質性企業的空間選擇行為。文章有兩個主要結論，選擇效應：由于高效率企業定位于大市場能獲得更大的市場份額，同時也能夠應對大市場更加激烈的競爭，因而大市場總是傾向于吸引高效率企業的遷入，并且生產率越高的企業遷移至大市場的意愿越強烈。分類效應：隨著高效率企業遷移至中心區，中心區市場競爭加劇，中心區低效率的企業將不得不向小市場轉移以逃避激烈的競爭，從而形成高效率企業定位于大市場和低效率企業定位于小市場的格局。

五、結論

新經濟地理學的一些研究結論與現實經濟更為貼切，能夠有效地說明社會經濟問題，從而為我們提供更好的政策建議。中國處于轉型發展時期，地區之間、行業之間、企業之間面臨著復雜多變的經濟環境。可以預見，新經濟地理學，尤其是“新”新經濟地理學的中國化研究將是下步國內研究的一個重點。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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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克魯格曼(Krugman，1991 a)將空間概念引入迪克希特一斯蒂格利茨(Dixit et al，1977)的壟斷競爭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中，完成了新經濟地理學(NewEconomic Geography)的開山之作，提出“核心一邊緣”(core－periphery)模型以來，關于空間的經濟研究得以進入主流經濟學的視野，并隨著藤田等(Fujita et al.，1999)、鮑德溫等(Baldwin et al.，2003)對理論的進一步完善，新經濟地理學終于建立了自己的研究范式，并導致學科的快速發展。

但是，圍繞新經濟地理學的一系列爭論和討論卻始終未曾停止過，這些爭論包括：新經濟地理學的研究范式、新經濟地理學與傳統經濟地理學以及城市與區域經濟學的分野、空間區位問題為何一直未能進入主流經濟學的研究范疇等(顧朝林等，2002；朱華友等，2003；劉安國等，2005)。本文主要圍繞幾個重要的理論問題進行探討，以推動新經濟地理學理論的交流、傳播、研究和應用。

一、從經濟地理學到新經濟地理學：兼與地理學科比較

新經濟地理學，學術界亦稱空間經濟學(Spatial Economics)或地理經濟學(Geographical Economics)，就其學科的本質特征而言，它是經濟學的一個分支。盡管對于“空間”這一研究對象，經濟學有著與地理學同樣的目標和學術興趣，但是它們在學術規范、學科范式、理論方法等諸多方面的差異卻遠遠大于共同點。為此，有必要探討這兩個學科對同一對象——“空間”進行研究時的差別。

經濟學雖然在社會科學諸學科中是最接近自然科學的，但它本身仍然屬于社會科學范疇，它研究的是社會經濟中消費者、廠商、市場以及政府等主體的經濟行為，僅僅由于其使用的研究方法和學科范式較為接近于自然科學，使它看上去更像一門“科學”。經濟學建立了一套本學科的學術規范：需求、供給、價格、市場均衡等，圍繞這些概念，經濟學建立了自己的理論體系和學科范式。

而地理學則是另外一門幾乎完全不同的學科，它是一個將“地理”因素作為特定研究對象的自然科學。盡管地理學也將經濟行為的地理特征作為研究對象，但經濟行為的地理特征在地理學科中是被當作“自然現象”來加以處理和研究的。從這個意義上講，地理學研究的經濟行為與地貌、海洋等自然現象并無不同之處。地理學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實證主義的，但在傳統的經濟地理學領域，這種實證主義更準確地說是經驗主義的，它主要依賴觀察到的經濟行為的地理現象加以研究和分析，研究方法則直接來源于空間科學和區域地理學。

當經濟學關注空間現象時，它與地理學的差別更為明顯。經濟學研究空間現象，更多關注的是與空間現象相聯系的消費者、廠商等市場主體的行為在空間上的表現。盡管早期的古典區位理論更多從市場主體的外生因素(變量)分析空間經濟現象，而近年來快速發展的新經濟地理學則從市場主體的內生因素(變量)來分析空間經濟現象，并為此建立了嚴謹而復雜的數學模型來加以表述，以便這些研究成果更加符合經濟學的理論規范。

至此，有必要探討新經濟地理學的學科名稱。前已述及，新經濟地理學本質上屬于經濟學科，也有的學者主張稱之為“地理經濟學”，正如布魯克曼等(Brakman et al.，2001)所說，“我們寧愿選擇地理經濟學這個術語而不選擇新經濟地理學的主要原因，是該學科力圖把更多的地理因素引入經濟學，而不是把更多的經濟因素引入地理學。”“我們不使用新經濟地理學這個術語，不僅是因為‘新’這個標簽經過一段時間就會不可避免地過時，而且還因為這個術語本身有其固有的缺陷——此術語暗示該理論是由經濟地理學而來。但這不是事實，實際上，地理經濟學牢固地根植于國際經濟學、現代國際貿易理論和經濟發展理論”。無疑這一評說是中肯的，但地理經濟學這一名稱仍然存在缺陷。因為經濟學視野中的“地理”因素與地理學中的地理因素有著完全不同的內涵。在經濟學中，地理，更準確地說應該是空間，而且是沒有區域特征的空間，用于經濟分析中，僅僅是一個沒有任何內容和特征的位置(區位)而已。因此，經濟學更感興趣的是中性的空間，當空間不具備中性特征時，還必須煞費苦心地加以技術處理，如布雷克曼等假設的“等距圓”、藤田等提出的“跑道經濟”等，以便空間更好地作為一個純粹的因素進入理論模型。而地理學視野中的地理因素則更多等同于“區域”的概念，這是整個地理學研究的核心和靈魂，也是地理學區別于相關學科的標志性特征。因此，地理學中的地理因素，或者說是區域因素，總是被關注的核心，而被賦予了豐富多彩的內容：地形、地貌、交通、生產、城市、人口等，這些內容總是被當作預先給定的外生條件而存在，地理學研究這些內容的分布規律，揭示這些分布規律背后的機制。

因此，我們說，盡管新經濟地理學這一術語最為人們所熟知，但它卻是最不能反映學科特征的一個術語。因為，它聽起來更像地理學而不是經濟學。如果考慮到地理學大家庭中還有一個與之完全不同的、傳統的“經濟地理學”，甚至經濟地理學在70年代經歷過一次革命，同樣誕生了極具地理學科特色的“新經濟地理學”，克魯格曼的新經濟地理學就更加容易引起學科術語上的混亂了。而對于地理經濟學這一術語，雖然比起新經濟地理學具有明顯的優點，但同樣存在不足。因為其中的“地理”容易被人們誤認為是地理學中的內容豐富的、外生給定的“區域”。因此，關于新經濟地理學這一學科的較為準確的表述應該是在本學科同樣具有一定知名度的“空間經濟學”，正像藤田等表述的那樣。作為別稱，新經濟地理學無疑擁有更高的知名度，因為由克魯格曼最早提出，從而被人們廣為知曉，但筆者認為，這一術語在使用時，最好標明“克魯格曼”新經濟地理學。

二、從區位理論到新經濟地理學：兼與城市與區域經濟學比較

新經濟地理學作為經濟學關于空間、區位等長期研究的成果，有其深厚的理論淵源。從發展歷史看，經濟學長期以來也有著關注空間區位的傳統，從經濟學的先驅到近代經濟學的大師，無不對經濟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區位問題有著濃厚的興趣，但區域、空間、區位等概念卻一直被排斥在主流經濟學的研究視野之外，只有德國的經濟學研究一直堅持不懈地探討區位的經濟含義，長期從事這一主題研究的先驅包括了杜能(Thunen，1 826)、韋伯(We

轉貼于 ber，1909)、克里斯泰勒(Christaller，1933)、廖什(Losch，1940)，以及德國傳統區位理論在全球廣為傳播后，一批歐美經濟學家為此也進行了持續不斷的努力，其中貢獻最為突出的莫過于區域經濟學大師艾薩德(Isard，1956)。

所有這些理論構成了經濟學中稱之為“城市和區域經濟學”的學科，在經濟學教科書中經常被稱為城市和區域經濟學的古典理論和新古典理論，顯然他們是建立在古典經濟學的框架之內、受到古典經濟學理論假設的約束、使用了古典經濟學的一系列學科范式和分析工具。這些學科范式包含了一系列的假設條件：完全競爭、規模報酬不變等。而這些假設條件和新古典分析框架形成的城市和區域經濟學理論模型不可避免地都具有一個共同的特征：外生模型，即通過預先給定的外部條件來研究區位和空間現象，在這些給定外生變量的條件下，研究消費者和廠商的行為和決策。這一理論傳統一直延續到上世紀70年代。雖然期間眾多才華橫溢的學者，諸如艾薩德(Isard，1956)、阿朗索(Alonso，1964)、米爾斯(Mills，1967)、亨德森(Henderson，1974)等為此做出了不懈地努力，但這一學科的學術水準一直未能得到較大幅度的提升，在經濟學大家庭中的邊緣地位也未能得到徹底改變。

改變這一狀況的是經濟學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一次革命：在產業組織研究領域對不完全競爭市場的消費決策和廠商定價提出完整的分析工具，由迪克西特和斯蒂格里茲提出的不完全競爭模型清楚而簡潔地表達了不完全競爭市場的均衡模型。該模型的優點是容易應用，以至于將該模型用于分析國際貿易和經濟增長，產生了新貿易理論和新增長理論。作為與貿易理論關聯的空間和區位理論，應用該模型也取得了令人振奮的成果，產生的“核心一邊緣”模型以及由此擴展的城市經濟模型、國際生產模型、經濟增長模型以及政策研究等，構成了空間經濟學完整、規范的標準體系，從而建立起空間經濟學的學科范式。此后，圍繞這些模型和理論的深入研究和細化成為空間經濟學乃至整個經濟學界相當活躍的學術活動。

與傳統的新古典區位理論相比，空間經濟學注入了現代經濟學的活力，具備了現代經濟學的特點和條件：不完全競爭、規模經濟、報酬遞增等，形成的理論模型也具有內生特性，即不完全依賴外生變量的給定，通過內生經濟變量的變化，有效解釋空間經濟現象的演變，這是空間經濟學與傳統新古典區位理論的最大區別，也是關于空間、區位的經濟學研究最新的理論進步。

三、從邊緣學科到主流經濟學：兼論經濟學方法論

從古典區位理論到新經濟地理學，無疑是一次理論上的飛躍，同時也使得關于區域、空間、區位的經濟分析從此步入主流經濟學的圣地，并且成為當代經濟學研究領域中異常活躍的領域。但圍繞古典區位理論長期未能進入主流經濟學的爭論卻一直沒有停止，以至于眾多學者感到疑惑的是，區位作為現實經濟中一個重要的經濟現象，為什么經濟學卻長期視而不見呢?

對于這個問題的疑惑可以從經濟學方法論中找到答案。前已述及，經濟學的本質特征是社會科學，更準確地說，經濟學是研究“人”的經濟行為的一門學科。因此，凡是能用“經濟人”的行為來解釋的經濟現象，對于經濟學來說就是合適的研究對象，除此之外，經濟學不感興趣。從這個邏輯出發，區位經濟現象并不是一開始就能用基于“經濟人”假設的經濟學語言來描述和分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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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紀 90年代以來，新經濟地理學借助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Dixit—Stiglitz)壟斷競爭模型 (D—S模型)和新貿易、新增長理論研究的三次波濤的強大推動，作為經濟學領域報酬遞增理論革命的第四波迅速成長。如果說，赫爾普曼(Helpman.E.)與克魯格曼(1985)關于不完全競爭和國際貿易的著作《市場結構和對外貿易——報酬遞增、不完全競爭和國際貿易》和格羅斯曼(Grossman)與赫爾普曼(1991)關于內生增長的著作《全球經濟中的創新和增長》促成了這一新的研究領域的形成并為其發展指明了方向，那么，克魯格曼(1991)在《政治經濟學雜志》上發表的《報酬遞增和經濟地理》和藤田(Fujita M.1988)在《區域科學和城市經濟學》上發表的《空間集聚的壟斷競爭模型：細分產品方法》，則完成了對D—S模型空間意義的解釋，可被視為新經濟地理學研究的開山之作。經濟學中的新經濟地理學，源于20世紀80年代對新國際貿易理論和競爭優勢經濟學的研究。這種“新經濟地理學”吸收了城市經濟學、區域科學和經濟區位論等有關空間經濟的傳統思想，結合產業組織理論有關不完全競爭和收益遞增模型的最新進展，試圖構建“空間經濟”的理論體系。它比較注重國際經濟學與地理區位及運輸費用（貿易壁壘）的關聯，強調規范的模型分析方法，提出了一系列復雜的空間經濟模型，以模擬產業集聚的向心力和離心力的相互作用，尋求產業集聚持續發展和多重均衡實現及被打破的條件，強調收益遞增、不完全競爭、歷史和偶然事件、路徑依賴等在產業集聚和區域發展中的作用。從新經濟地理學的研究成果來看，它與傳統（或新古典學派）的經濟學相比較，最大的特點是吸收了經濟區位論關于空間集聚以及運輸費用的理論，在此基礎上它強調由規模經濟和運費的相互作用產生的內在集聚力，以及由于某些生產要素的不可移動性等帶來的與集聚力相反的作用力（分散力）二者對空間經濟活動的影響（見表1）；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基礎主要是報酬遞增思想、復雜科學所強調的路徑依賴和“鎖定”等概念以及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的壟斷競爭模型（D-S模型）。新經濟地理學的研究主題主要有兩個，即經濟活動和經濟增長的“空間集聚”和“區域集聚”。研究方法主要是采用數學定量分析，將現實中的現象高度抽象化、模型化，建立了大量的數學模型，這些模型包括：中心—外圍模型、國際專業化模型、全球和產業擴散模型、區域專業化模型及歷史和期望對區域發展影響的模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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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地理學是地理學的重要分支，也是土地資源管理、測繪工程、經濟學、物流管理等專業的必（選）修課。經濟地理學的原理在經濟活動和區域、資源、環境、地理空間的發展中得到了越來越廣泛的應用，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農業院校的土地資源管理專業開設了《經濟地理學》課程，但如何體現課程特色并且與專業特征相結合，符合專業需要，是教學過程中需要思考的重要問題。

1、課程特色

1.1研究內容

經濟地理學是地理科學系統中重要的一門分支科學。它以人類經濟活動的地域系統為中心內容，即研究經濟活動區位、空間組織及其與地理環境的相互關系，揭示人類經濟活動的地理特征，探討地域經濟發展規律，其研究內容主要包含經濟地理學的基本理論和方法、具體區域的生產布局和組合規律、生產和經濟部門的布局規律三方面。

1.2學科特性

經濟地理學的特性表現在其所特有的地域性（區域性）和綜合性。地域性是經濟地理學的根本特性。經濟地理學所研究的對象都必須落實到一定的地表空間上，即落實到地域上，這樣所研究的內容才有針對性和實踐意義，不同的地域都有各自的特征，因此相同的理論在不同的區域會有不同的表現形式。地域分異規律也是經濟地理學地域性的核心問題。

經濟地理學的綜合性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經濟地理學學科性質要求對自然、技術、經濟等條件進行綜合；二是經濟地理學的地域性要求對特定地域內的諸多條件進行綜合，也要求對地域之間的差異與分工進行綜合；三是經濟地理學研究對象的歷史性和發展性，要求對產業布局的歷史、現狀與發展方向進行綜合。

1.3基本理念

作為地理學的主要組成部分，經濟地理學課程教學同樣遵循地理類課程教學的基本理念：學習對生活有用的地理；學習對終身發展有用的地理；構建地理學思維模式；培養熟悉現代信息技術的實用人才。

2、《經濟地理學》課程體系與教學概況

經濟地理學通常是高校人文地理學專業的主干課程，相關課程體系較完善，如經濟地理學導論、自然地理學等，學生在學的過程中能較系統的學習和掌握；相比之下，農業院校土地管理專業開設經濟地理課，不能照搬地理專業的教學模式，培養目標也有所差別，因此在課程體系及教學模式上都要有針對性和實用性。

在現代學科體系中，《經濟地理學》課程被劃歸為理科，但實際上，由于其內容體系涵蓋了生態、環境、社會、經濟、管理等多門學科的內容，因此基于不同的學科體系，對學生教學內容的偏重點也應有所側重。但從一些研究資料來看，目前農業院校《經濟地理學》課程教學還存在一些問題，如知識結構欠合理，大多數教學組織限于課時以及其他教學條件的影響，偏重于理論，缺乏實踐，與專業的結合方面仍存在不足，因此學生的能力得不到鍛煉。另外，課程體系設置不合理，《經濟地理學》是一門涵蓋眾多學科內容的交叉科學，因此在課程設置時要全面考慮其他課程的先修或者同時進行，如自然地理學、自然資源概論等課程。

另外，對農業類大學土管專業的本科學生而言，目前適合專業實際需求的經濟地理學教材不多，輔助教材更少，特別是實踐教學的輔助教材幾乎空白。各門課程（包括實踐課程、野外實習）的教學大綱既不健全也不規范，沒有標準體系。而目前實驗室、實習基地的建設重點仍放在“自然地理”和“技術地理”（如地理信息系統、地圖測繪等）方面，適合土地管理專業的實驗室和實習基地建設仍明顯滯后。

目前高校《經濟地理學》課程教材主要有李小建教授主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面向21世紀課程教材《經濟地理學（第二版）》；耿莉萍編寫的高等財經院校21世紀教材《經濟地理學》；劉艷芳教授等編寫，科學出版社出版的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國家級規劃教材《經濟地理學——原理、方法與應用》等。我校土地管理專業選用后者，該教材系統的探討了經濟活動地理空間組織的基本原理、方法和應用，突出了經濟活動地理空間組織原理和方法在區域發展決策中的應用，即區域農業布局、區域工業布局、旅游資源開發、基礎設施建設、城鎮體系規劃和環境規劃等，對土地管理專業的學生而言更貼近一些[1]。

3、教學思路

農業院校經濟地理學的教學應著眼于三個方面：第一，經濟地理學教學必須反映學科的新進展。第二，經濟地理學教學必須使學生掌握分析與解決問題的基本地理思維方式與方法。

第三，經濟地理學教學必須要培養學生的綜合能力，加強專業知識基礎，使之成為復合型人才[2]。

3.1結合專業特點，樹立地理觀念

所謂地理觀念就是地球表層的整體觀念、區域觀念、環境觀念。學習各類基礎知識和分支學科的目的集中于一點就是為了認識地理環境和建設地理環境，能夠用正確的地理觀念去思考和分析問題。

地理學的知識領域很寬，任一專業學科和地理學都會有聯系。學科之間相互滲透相互影響已成為一種趨勢，單一的不與其他學科發生聯系的學科越來越不多見。地理學與自然、社會、經濟、人的行動與心理等各個方面發生密切的聯系，對與地理科學和自己專業有關的知識要熟悉、了解，對自己所從事的專業的某個方面要專深、精通，把兩者有機地結合起來才會有所作為[3]。

土地管理專業要依據區域經濟發展、社會需求和科學的職業崗位分析，界定專業的培養目標、業務范圍、知識與能力結構，依據社會經濟發展對人才的需要構建適合專業特點的實用型課程體系。整個課程體系的設置要以達到培養學生全面素質和綜合職業能力為目的。在經濟地理學教學過程中，應緊密結合學科發展趨勢，不斷優化課程內容結構。結合土地管理專業本科生培養目標，突出重點原理的講授和應用實踐能力培養，經濟地理學教材中一些較為復雜的計算公式的推導可以省略，只要交代清楚確定的原則、所用的方法和解決問題的思路技巧，直接給出結論，進行應用方法的講授即可，對簡單的內容、易于自學的知識進行簡化講授，使學生接受的是如何全面系統的思考問題和解決經濟地理學以及其它問題的方法的教育，而不是數學知識的運用，這對培養應用型人才非常有利。

3.2反映學科進展，創新思維模式

傳統的地理思維主要是剖析不同區域的內部結構，揭示不同區域特征的差異性和相似性、區域之間的聯系以及它們之間發展變化的制約關系。而地理事物的多樣性、整體性決定了地理思維的綜合性特點，從總體特性上進行研究，注意各種要素之間的相互影響和相互作用，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同時要運用和吸取相關學科如經濟學、生態學、行為學和政策科學等學科的理論與方法。

經濟地理學是地理學中學科發展較快的學科，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經濟地理學學科研究，從開始主要集中于產業發展與布局研究，到經濟活動全球化、新經濟地理學、可持續發展、區域創新網絡、以及其他解釋經濟活動空間形象的非經濟因子作用的各種理論如“嵌入理論”以及“網絡聯系理論”等的研究，均取得較大進展。經濟地理學教學必須反映學科的新進展[4]。

地理善于區域研究、綜合和宏觀論證，地理學具有極大的超前性，如可持續發展的研究、對知識經濟及國家創新系統的研究等；地理信息系統的發展，通過計算機技術與空間數據的結合和一系列空間操作與分析，為區域規劃、管理決策提供了強有力的信息，強化了地理的決策思維，也促進了學科的決策化。客觀上為其走向高層次決策領域奠定了雄厚的基礎。教學的過程中必須緊緊抓住地理思維特性這一切入點，強調培養學生運用創新地理思維方法去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只有把握住了這種思維的特征，才可以應對不斷變化的問題，增強分析與解決問題的靈活性，才能使分析問題的過程更好地體現出地理性，也才能更為全面、徹底地貫徹素質教育。

3.3加強實踐教學，提高綜合能力

學習經濟地理學要注意理論與實踐結合，課內與課外結合。目前廣泛開展的土地利用規劃、各種鄉村規劃（如集鎮規劃、鄉（鎮）域規劃、村莊規劃）和土地評估、地籍管理等，無不表明地理實踐思維對國民經濟的重要貢獻，新時期這一思維特性還將進一步發揮。

實踐基地是開展實踐教學的重要場所。可以按照就近原則，建立以學校所在城市作為課程實踐的主要基地，根據經濟地理學、城市規劃、區域分析與規劃、區域發展戰略、房地產評估、地籍調查、土地資源管理等實踐內容開展系列講座，參觀相關機構、部門、科研院所的工作流程，熟悉工作環節等。充分利用校外教育資源來彌補校內教學資源的不足，增強學生參與實際工作的能力。

另外要樹立能力本位理念，在學生職業能力的訓練上下功夫，提出學生在校期間職業能力的訓練項目，如計算機輔助制圖能力訓練、土地利用現狀調查能力訓練、城鎮體系規劃設計能力訓練、房地產估價能力訓練等等，學生在畢業時要取得相關的職業技能等級或資格證書，為將來從事土地資源利用與管理相關工作，奠定扎實的基礎。

參考文獻

[1] 劉艷芳．經濟地理學——原理、方法與應用[M]．北京：科學出版社， 20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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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這種對社會經濟變革的認識正在遭到愈來愈多的學者反對，他們認為使用新的信息和通信技術僅僅是對“面對面交流”的補充，而不是替代[5]。事實上，電子通信網絡的浮現促成更多的(而不是更少的)社會活動，其中最多的就是面對面的交往。這表明信息技術對于人類的交流并不是一種導向力量，而僅僅是一種推動。盡管在跨地域進行電子交易的過程中，距離可能是死亡的，但地理因素仍然決定著那些全球性企業所賴以生存的電子通信設施的質量狀況[6]。由于經濟和社會發展在空間上是不均衡的，這造就了基礎設施分布在空間上的差異性。反之，知識經濟的活動也不可避免地集聚在一些主要城市之中，因為那里提供了良好的生產基礎。因此，地理對網絡來說仍然重要，它并沒有被互聯網終結，相反，兩者的結合似乎更加緊密了。實際情況也是如此，互聯網有其自身的地理學[7]。

2　新的空間，新的地理學

地理學是一門關于場所(Place)的學問，但經過抽象后，場所就被概念化成空間(Space)、空間關系以及空間中的行為和過程[8]。互聯網的發展導致一種新的空間浮現出來，大多數學者把它稱之為“網絡信息空間(Cyberspace)”(或簡稱為網絡空間)。Jiang與Ormeling則將其定義為“一種由計算機生成的景觀，即全球計算機網絡的虛擬空間，通過網絡連接世界上所有的人、計算機和各種信息資源”[9]。可見，都是用它來界定與互聯網和信息技術相關的各種空間和概念。

網絡空間僅僅是Batty所謂的“虛擬地理(Virtual Geography)”的四種空間之一，特指計算機空間經由計算機通信網絡而形成的新的抽象空間[8]。另外三種空間分別是：場所/空間(Place/Space)，即地理學的初始領域，場所利用傳統方法概念化后形成空間；計算機空間(Cspace)，計算機及其網絡中的空間提取成為計算機空間(Computerspace)；以及網絡場所(Cyberplace)，網絡空間的基礎設施對于傳統場所基礎設施的影響。其中，最后一種網絡場所是最早包含于經濟地理學研究之中的，因為所有組成網絡的聯接都根植于人造的物理設施結構之中，包括無線網絡也是構建在天線和電話轉接器的聯接之上。

網絡空間的浮現促成了一門新的關于社會和經濟結構的地理學誕生[10]。隨著這種新空間的產生和繁榮，一系列有關的經濟地理學研究也不斷涌現，主要的專著有Graham與Marvin的《電子通信與城市》[11] 和《碎裂的城市化》[12]，Castells的《網絡社會的崛起》[13]，《互聯網星系》[7] 和Zook的《互聯網產業的地理學》[14]，以及各種匯編文集[15-18] 和雜志專刊（注：如Geographical Review， 1997， 87( 2) ; Urban Geography， 1999， 20( 4) ; 2004， 25( 4) ;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2001， 44( 10) ;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B: Planning and Design， 2001， 28( 1) ;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1， 32( 4) ; 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ografie， 2002， 93( 5) ;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03， 35( 7) 。）。

Graham總結了地理學家在研究信息技術包括互聯網地理學時的三種主導觀點[19]。首先是“替代和超越(Substitution and Transcendence)”的觀點，認為人類的屬性和人類生活空間和場所的動力機制可以被新技術的使用所代替。如本文開頭所說，這種“技術決定論”已受到越來越多學者，特別是地理學家的反對；第二種是“共同演化(Co-evolution)”觀點，認為電子空間和領土空間是被共同生產出來的，并成為正在重構中的資本主義政治經濟體系的一部分；最后一種是“重新組合(Recombination)”觀點，基于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的最新進展，認為考察技術、時間、空間和社會生活之間的相互關系是非常必要的。這種觀點揭示了新技術是如何卷入復雜、隨機、微妙的人類行動者和技術設施的綜合體，并且形成社會技術混合的行動者網絡。如此，社會和空間生活變得很微妙，并且不斷地被整合進復雜的新時空混合體之中，充滿了隨機和不確定性。

3　互聯網的經濟地理學

事實上，互聯網是一種復雜的多層組織，造成與其相關的社會和經濟活動也錯綜復雜。因此在研究過程中，往往需要對其進行必要的分解。以下本文將從技術基礎設施、數碼空間區隔、內容產業和電子商務等四個方面概述互聯網經濟地理學的研究動態。

3. 1　技術網絡的空間分析

技術地理學是有關互聯網基礎設施的，包括在各個地理區位上的光纜、路由器、轉換器和計算中心等，它們的存在使得互聯網上的信息交流可以遍布全球。地理學者對網絡基礎設施的關注集中于兩個方面：一是互聯網的網絡結構，它決定了城市和區域之間的交互關系[20]；二是城市之間的互聯網聯接帶寬，它已成為信息時代重要的競爭性區位要素[21]。

近幾年，許多文獻從全球和國家的空間層次探討了互聯網的技術地理格局。如Malecki利用全球主要城市所擁有的主干網帶寬與網絡數量，從中發現全球范圍的網絡技術資源分布傾向于世界城市[22]。Townsend則發現這種新的通信技術推動的城市之間的國際連接，與以前形成的體系有很大的區別，即一些新的“網絡化城市(Networked City)”正在崛起之中[23]。

更多的研究關注于國家層面上的互聯網城市體系。美國作為互聯網的發源地，是全球互聯網天體的中心[24]，也是互聯網地理學研究的熱點。Wheeler與O' Kelly最早采用拓撲學方法分析美國商業互聯網的骨干網絡，進而評價了城市節點在網絡中的連接性和通達性[20]。Townsend從節點城市的角度描述了美國互聯網骨干網絡空間拓展的歷史進程[25]。Moss與Townsend也從骨干網容量和聯接性兩個方面考察了美國主要城市在互聯網中的等級層次[26]。進一步，O' Kelly與Grubesic又分析了美國城市的網絡通達性在1997年到2000年間的顯著變化[27]。這些研究都表明城市的地理區位在決定互聯網通達性的等級體系中起著重要的作用。相對而言，發展中國家的此類研究還很少見，但在近幾年也開始興起，我國也有一些學者較早的開始了此類研究[28-30]。

隨著技術的進步，無線通信用戶似乎比互聯網更加不受空間和場所的限制。但是，新的技術仍然受制于基礎設施自身的地理格局。Gorman與McIntee比較了兩者的基礎設施，指出無線技術仍然依賴于通信設施(如各種塔、基站)的區位，以及對電磁波頻需求的地理差異[31]。反過來，無線技術也加強了區位的重要性，越來越多的無線技術提供的正是基于位置的信息服務(Location-based Services)。

3. 2　數字空間區隔

技術基礎建設、財富和教育在地球上不均衡分布，會導致網絡使用在空間上的差異，這正是“數字鴻溝(Digital Divide)”的主要表現方面之一[32]。盡管互聯網的擴散很快，但是從全球范圍來看，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國家之間長期存在的信息不平等仍然存在于國際互聯網的使用地理格局之中[33]。信息化水平的差異反映了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性，信息富國與信息窮國的“數字鴻溝”正是它們之間“經濟鴻溝”的結果，即使在發達的工業化國家內部也是如此[34]。Warf則認為互聯網接入的限制問題不僅是經濟上的，而且是政治上的，因為知識的電子分發方式可能會挑戰已有的權力關系[32]。

進一步，在國家內部使用互聯網的地理分布差異也是很明顯的，不論是在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市化地區都是首要的，而鄉村地區在接受新媒體上都是落后的[11，21，35]。因此，城市化率往往是決定一個地區互聯網使用狀況的主要因素之一[35-36]。同時，在主要的城市區域中，那些重要的區位都傾向于大規模采用高速的互聯網接入。許多世界城市的狀況是數字精英階層與大量不聯網的信息貧困區相互共存，如在洛杉磯的一項初步調查就表明互聯網技術在西班牙語和移民社區內的擴散較為緩慢[33]。

互聯網曾經被預言是自由的，富有活力的，縮小空間差異的工具。事實上，網絡“擁有者(Haves)”與“未擁有者(Have-nots)”之間的差異增加了不平等的來源和社會排斥之間的基本分裂，其復雜的互動進程擴大了信息社會所承諾的狀況與真實世界之間的鴻溝[7]。

3. 3　內容產業的經濟地理學

信息是信息時代的重要產品，互聯網則是這些信息交流和生產的重要工具。因此，研究互聯網內容提供者的地理學非常必要。但目前還比較缺乏測量互聯網內容生產狀況的方法和手段，尤其在比較不同的地理區域。國外一些學者在1990年代后期開始采用域名來研究互聯網的擴散，已經取得了一些進展。此外，互聯網域名指標也是分析新經濟，比較區域和城市競爭力的常用方法[37]。

全球層次的統計數據提供了各國在互聯網內容生產上存在巨大差異的證據[24]。Zook通過圖示互聯網域名的全球分布格局，表明互聯網內容的生產依賴于全球信息網絡中的少數城市[38]。全世界前100位的城市僅居住了世界人口的6.7％，卻擁有超過一半的世界互聯網域名。同樣，在一個國家內部也存在域名分布極不均衡的狀況。對于國家層次的實證研究，也主要集中在歐美發達國家。如Gorman，Moss與Townsend和Zook等的一系列研究，分析了美國互聯網域名注冊地址的空間分布狀況[14，26，39，40，41]。在歐洲，則有Dodge與Shiode對英國IP地址密度的空間分析[42]，以及Sternberg與Krymalowski對德國互聯網域名的城市分布研究等[37]。如此，一些互聯網產業集群已經在全球范圍浮現。根據Zook的研究，互聯網內容生產領域中的領導地位很大程度上源自這個地區或城市的相關產業專業化程度[41]。同時，風險投資的區域分布很大程度上也決定了新的互聯網企業的地理區位[14，40]。

最近，關于互聯網的經濟地理學研究也逐漸深入到一些具體的內容產業。如Leyshon檢驗了新的信息和通信技術(計算機文件格式與互聯網發行體系)對音樂產業的地理和組織影響[43]。Wilson探討了互聯網賭博網站的區位和營運狀況，分析這些活動的法律和經濟地理格局[44]。Zook則將互聯網成人產業作為案例，來研究電子商務的地理特征。這些產業都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視角去理解虛擬空間和真實空間的相互關系[45]。

3. 4　電子商務的空間戰略

技術與經濟融合的趨勢產生了電子商務，它的繁榮始于1990年代中期。目前，關于電子商務的學術研究在地理學之外已被廣泛關注，而地理學家直到最近幾年才開始對這種新的商業形式的空間問題感興趣[16，46]，且主要集中于B2C(Business to Consumer)商業領域。事實上，各種電子商務活動與地理學都有緊密關系。只要零售的是真實的而不是虛幻的商品，距離和地理就會在其中起作用[47]。

在全球零售資本的經濟地理格局中，Wrigley認識到電子商務的崛起是一支潛在的動搖力量，而且電子商務的核心是“配送(Fulfilment)”問題[48]。Murphy也研究了網上百貨零售業的配送問題，認為關鍵點是要解決電子零售商業對消費者的時間和區位的管理問題[49]。另一個有關電子商務的空間問題是傳統商店和無店鋪零售之間的關系。根據Currah的研究，傳統零售業越來越多采用的是多渠道戰略，也就是在已有的實體零售網絡之外，同時運營在線的網絡商店[50]。這暗示著物理空間還是需要的，但是實體商店的性質和類型已經發生了變化。

當然，不同國家和地區對電子商務應用的途徑是有差異的，這些差異塑造了商業活動在現實和虛擬世界中的各種發展軌跡。Aoyama比較了日本和美國零售商業的發展史，認為一個社會采納技術的方式往往依賴于歷史，B2C交易尤其受到原有零售商業特征和結構的強烈影響[51]。美國零售業采用的戰略是傳統商店開發電子商務銷售商品，而日本便利店采用的戰略是在傳統商店里借助網絡銷售商品。后者通過鄰里街角店接入電子商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網絡接入的不平等，同時也為傳統面對面零售業的改善提供了一個好的途徑[52]。

4　重新審視兩種空間的相互關系

經濟地理學對互聯網的研究集中于技術、產業和地方之間的相互關系。無論如何，我們在全面理解網絡空間之時，不能忽視空間的作用。事實上，有關網絡空間和其它虛擬空間的許多地理學問題才剛剛開始被關注。當地理學家在審視網絡空間和地理空間之間的關系時，與一般的看法不同，他們認為是由地理空間提供了界定原則，從而塑造了網絡空間的結構。盡管信息技術可以消除地理空間距離，實現即時的信息交流，但是這些所謂“無拘束(Footloose)”的網絡空間活動仍然依賴于地理空間的約束。總之，地理空間和虛擬空間內部以及它們相互之間都存在著辨證關系，也就是說兩者是不能完全替代的。

網絡研究給我們帶來了思考信息時代的地理關系的新方法。但是如果把太多注意力局限于網絡本身，而忽視對網絡形態、結構和關系形成因素的分析，這是相當危險的[53]。其結果會導致越來越多的人把地理場所簡單地理解為全球網絡的節點或中心。事實上，網絡空間本身也具有內在差異性，它們的形狀和結構往往成形于地理空間過程。因此，虛擬空間是由地理空間塑造的。當然，虛擬空間能夠挑戰地理空間的邏輯。網絡空間在全球傳送實時信息和數字化商品之時，很明顯已經產生了新的區位形式，因為信息商品可以用很低的組織和邊際成本銷售于全球市場[5，43]。

總之，互聯網的物理基礎設施具有歷史依賴性和地理差異性，兩種力量塑造著虛擬空間和地理空間之間的交互態勢。網絡空間存在明顯的柔性，支撐網絡空間的基礎設施建設則需要大量的固定沉沒資本投入，兩者之間存在著鮮明的對比。于是信息基礎設施的投資明顯偏向于大都市區和技術稟賦國家，最終導致了目前網絡空間活動的經濟地理格局。如此，網絡和地理空間、真實和虛擬場所日益相互融合和依賴。正如Aoyama與Sheppard所說，“這更像是經線和緯線緊密地交織在一起。然而，我們對于它們是如何編織出來的，它們的顏色、紋理和式樣還知道的很少，因此需要更多的地理學家更深入的研究這一快速變動中的通信技術”[53]。

5　研究展望

首先是網絡空間的通達性研究。通達性的傳統定義是著眼于地理鄰近性之上的，而虛擬世界往往忽視物理空間，虛擬交互的“成本”與地理區位的關系似乎并不明顯。因此，研究虛擬空間的通達性就需要從信息通達性的角度來考慮，其關鍵是如何測量互聯網中的空間距離。或許我們要用不同類型的距離(如效用距離、隱喻距離和積分距離等)來替代傳統的物理距離。在此基礎上，我們才可以來進一步分析影響信息通達性的主要因素。

篇10

但是，這種對社會經濟變革的認識正在遭到愈來愈多的學者反對，他們認為使用新的信息和通信技術僅僅是對“面對面交流”的補充，而不是替代[5]。事實上，電子通信網絡的浮現促成更多的(而不是更少的)社會活動，其中最多的就是面對面的交往。這表明信息技術對于人類的交流并不是一種導向力量，而僅僅是一種推動。盡管在跨地域進行電子交易的過程中，距離可能是死亡的，但地理因素仍然決定著那些全球性企業所賴以生存的電子通信設施的質量狀況[6]。由于經濟和社會發展在空間上是不均衡的，這造就了基礎設施分布在空間上的差異性。反之，知識經濟的活動也不可避免地集聚在一些主要城市之中，因為那里提供了良好的生產基礎。因此，地理對網絡來說仍然重要，它并沒有被互聯網終結，相反，兩者的結合似乎更加緊密了。實際情況也是如此，互聯網有其自身的地理學[7]。

2　新的空間，新的地理學

地理學是一門關于場所(place)的學問，但經過抽象后，場所就被概念化成空間(space)、空間關系以及空間中的行為和過程[8]。互聯網的發展導致一種新的空間浮現出來，大多數學者把它稱之為“網絡信息空間(cyberspace)”(或簡稱為網絡空間)。jiang與ormeling則將其定義為“一種由計算機生成的景觀，即全球計算機網絡的虛擬空間，通過網絡連接世界上所有的人、計算機和各種信息資源”[9]。可見，都是用它來界定與互聯網和信息技術相關的各種空間和概念。

網絡空間僅僅是batty所謂的“虛擬地理(virtual geography)”的四種空間之一，特指計算機空間經由計算機通信網絡而形成的新的抽象空間[8]。另外三種空間分別是：場所/空間(place/space)，即地理學的初始領域，場所利用傳統方法概念化后形成空間；計算機空間(cspace)，計算機及其網絡中的空間提取成為計算機空間(computerspace)；以及網絡場所(cyberplace)，網絡空間的基礎設施對于傳統場所基礎設施的影響。其中，最后一種網絡場所是最早包含于經濟地理學研究之中的，因為所有組成網絡的聯接都根植于人造的物理設施結構之中，包括無線網絡也是構建在天線和電話轉接器的聯接之上。

網絡空間的浮現促成了一門新的關于社會和經濟結構的地理學誕生[10]。隨著這種新空間的產生和繁榮，一系列有關的經濟地理學研究也不斷涌現，主要的專著有graham與marvin的《電子通信與城市》[11] 和《碎裂的城市化》[12]，castells的《網絡社會的崛起》[13]，《互聯網星系》[7] 和zook的《互聯網產業的地理學》[14]，以及各種匯編文集[15-18] 和雜志專刊（注：如geographical review, 1997, 87( 2) ; urban geography, 1999, 20( 4) ; 2004, 25( 4) ;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2001, 44( 10) ;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b: planning and design, 2001, 28( 1) ;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1, 32( 4) ; 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ografie, 2002, 93( 5) ;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03, 35( 7) 。）。

graham總結了地理學家在研究信息技術包括互聯網地理學時的三種主導觀點[19]。首先是“替代和超越(substitution and transcendence)”的觀點，認為人類的屬性和人類生活空間和場所的動力機制可以被新技術的使用所代替。如本文開頭所說，這種“技術決定論”已受到越來越多學者，特別是地理學家的反對；第二種是“共同演化(co-evolution)”觀點，認為電子空間和領土空間是被共同生產出來的，并成為正在重構中的資本主義政治經濟體系的一部分；最后一種是“重新組合(recombination)”觀點，基于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的最新進展，認為考察技術、時間、空間和社會生活之間的相互關系是非常必要的。這種觀點揭示了新技術是如何卷入復雜、隨機、微妙的人類行動者和技術設施的綜合體，并且形成社會技術混合的行動者網絡。如此，社會和空間生活變得很微妙，并且不斷地被整合進復雜的新時空混合體之中，充滿了隨機和不確定性。

3　互聯網的經濟地理學

事實上，互聯網是一種復雜的多層組織，造成與其相關的社會和經濟活動也錯綜復雜。因此在研究過程中，往往需要對其進行必要的分解。以下本文將從技術基礎設施、數碼空間區隔、內容產業和電子商務等四個方面概述互聯網經濟地理學的研究動態。

3. 1　技術網絡的空間分析

技術地理學是有關互聯網基礎設施的，包括在各個地理區位上的光纜、路由器、轉換器和計算中心等，它們的存在使得互聯網上的信息交流可以遍布全球。地理學者對網絡基礎設施的關注集中于兩個方面：一是互聯網的網絡結構，它決定了城市和區域之間的交互關系[20]；二是城市之間的互聯網聯接帶寬，它已成為信息時代重要的競爭性區位要素[21]。

近幾年，許多文獻從全球和國家的空間層次探討了互聯網的技術地理格局。如malecki利用全球主要城市所擁有的主干網帶寬與網絡數量，從中發現全球范圍的網絡技術資源分布傾向于世界城市[22]。townsend則發現這種新的通信技術推動的城市之間的國際連接，與以前形成的體系有很大的區別，即一些新的“網絡化城市(networked city)”正在崛起之中[23]。

更多的研究關注于國家層面上的互聯網城市體系。美國作為互聯網的發源地，是全球互聯網天體的中心[24]，也是互聯網地理學研究的熱點。wheeler與o' kelly最早采用拓撲學方法分析美國商業互聯網的骨干網絡，進而評價了城市節點在網絡中的連接性和通達性[20]。townsend從節點城市的角度描述了美國互聯網骨干網絡空間拓展的歷史進程[25]。moss與townsend也從骨干網容量和聯接性兩個方面考察了美國主要城市在互聯網中的等級層次[26]。進一步，o' kelly與grubesic又分析了美國城市的網絡通達性在1997年到2000年間的顯著變化[27]。這些研究都表明城市的地理區位在決定互聯網通達性的等級體系中起著重要的作用。相對而言，發展

3. 2　數字空間區隔

技術基礎建設、財富和教育在地球上不均衡分布，會導致網絡使用在空間上的差異，這正是“數字鴻溝(digital divide)”的主要表現方面之一[32]。盡管互聯網的擴散很快，但是從全球范圍來看，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國家之間長期存在的信息不平等仍然存在于國際互聯網的使用地理格局之中[33]。信息化水平的差異反映了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性，信息富國與信息窮國的“數字鴻溝”正是它們之間“經濟鴻溝”的結果，即使在發達的工業化國家內部也是如此[34]。warf則認為互聯網接入的限制問題不僅是經濟上的，而且是政治上的，因為知識的電子分發方式可能會挑戰已有的權力關系[32]。

進一步，在國家內部使用互聯網的地理分布差異也是很明顯的，不論是在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市化地區都是首要的，而鄉村地區在接受新媒體上都是落后的[11，21，35]。因此，城市化率往往是決定一個地區互聯網使用狀況的主要因素之一[35-36]。同時，在主要的城市區域中，那些重要的區位都傾向于大規模采用高速的互聯網接入。許多世界城市的狀況是數字精英階層與大量不聯網的信息貧困區相互共存，如在洛杉磯的一項初步調查就表明互聯網技術在西班牙語和移民社區內的擴散較為緩慢[33]。

互聯網曾經被預言是自由的，富有活力的，縮小空間差異的工具。事實上，網絡“擁有者(haves)”與“未擁有者(have-nots)”之間的差異增加了不平等的來源和社會排斥之間的基本分裂，其復雜的互動進程擴大了信息社會所承諾的狀況與真實世界之間的鴻溝[7]。

3. 3　內容產業的經濟地理學

信息是信息時代的重要產品，互聯網則是這些信息交流和生產的重要工具。因此，研究互聯網內容提供者的地理學非常必要。但目前還比較缺乏測量互聯網內容生產狀況的方法和手段，尤其在比較不同的地理區域。國外一些學者在1990年代后期開始采用域名來研究互聯網的擴散，已經取得了一些進展。此外，互聯網域名指標也是分析新經濟，比較區域和城市競爭力的常用方法[37]。

全球層次的統計數據提供了各國在互聯網內容生產上存在巨大差異的證據[24]。zook通過圖示互聯網域名的全球分布格局，表明互聯網內容的生產依賴于全球信息網絡中的少數城市[38]。全世界前100位的城市僅居住了世界人口的6.7％，卻擁有超過一半的世界互聯網域名。同樣，在一個國家內部也存在域名分布極不均衡的狀況。對于國家層次的實證研究，也主要集中在歐美發達國家。如gorman，moss與townsend和zook等的一系列研究，分析了美國互聯網域名注冊地址的空間分布狀況[14，26，39，40，41]。在歐洲，則有dodge與shiode對英國ip地址密度的空間分析[42]，以及sternberg與krymalowski對德國互聯網域名的城市分布研究等[37]。如此，一些互聯網產業集群已經在全球范圍浮現。根據zook的研究，互聯網內容生產領域中的領導地位很大程度上源自這個地區或城市的相關產業專業化程度[41]。同時，風險投資的區域分布很大程度上也決定了新的互聯網企業的地理區位[14，40]。

最近，關于互聯網的經濟地理學研究也逐漸深入到一些具體的內容產業。如leyshon檢驗了新的信息和通信技術(計算機文件格式與互聯網發行體系)對音樂產業的地理和組織影響[43]。wilson探討了互聯網賭博網站的區位和營運狀況，分析這些活動的法律和經濟地理格局[44]。zook則將互聯網成人產業作為案例，來研究電子商務的地理特征。這些產業都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視角去理解虛擬空間和真實空間的相互關系[45]。

3. 4　電子商務的空間戰略

技術與經濟融合的趨勢產生了電子商務，它的繁榮始于1990年代中期。目前，關于電子商務的學術研究在地理學之外已被廣泛關注，而地理學家直到最近幾年才開始對這種新的商業形式的空間問題感興趣[16，46]，且主要集中于b2c(business to consumer)商業領域。事實上，各種電子商務活動與地理學都有緊密關系。只要零售的是真實的而不是虛幻的商品，距離和地理就會在其中起作用[47]。

在全球零售資本的經濟地理格局中，wrigley認識到電子商務的崛起是一支潛在的動搖力量，而且電子商務的核心是“配送(fulfilment)”問題[48]。murphy也研究了網上百貨零售業的配送問題，認為關鍵點是要解決電子零售商業對消費者的時間和區位的管理問題[49]。另一個有關電子商務的空間問題是傳統商店和無店鋪零售之間的關系。根據currah的研究，傳統零售業越來越多采用的是多渠道戰略，也就是在已有的實體零售網絡之外，同時運營在線的網絡商店[50]。這暗示著物理空間還是需要的，但是實體商店的性質和類型已經發生了變化。

當然，不同國家和地區對電子商務應用的途徑是有差異的，這些差異塑造了商業活動在現實和虛擬世界中的各種發展軌跡。aoyama比較了日本和美國零售商業的發展史，認為一個社會采納技術的方式往往依賴于歷史，b2c交易尤其受到原有零售商業特征和結構的強烈影響[51]。美國零售業采用的戰略是傳統商店開發電子商務銷售商品，而日本便利店采用的戰略是在傳統商店里借助網絡銷售商品。后者通過鄰里街角店接入電子商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網絡接入的不平等，同時也為傳統面對面零售業的改善提供了一個好的途徑[52]。

4　重新審視兩種空間的相互關系

經濟地理學對互聯網的研究集中于技術、產業和地方之間的相互關系。無論如何，我們在全面理解網絡空間之時，不能忽視空間的作用。事實上，有關網絡空間和其它虛擬空間的許多地理學問題才剛剛開始被關注。當地理學家在審視網絡空間和地理空間之間的關系時，與一般的看法不同，他們認為是由地理空間提供了界定原則，從而塑造了網絡空間的結構。盡管信息技術可以消除地理空間距離，實現即時的信息交流，但是這些所謂“無拘束(footloose)”的網絡空間活動仍然依賴于地理空間的約束。總之，地理空間和虛擬空間內部以及它們相互之間都存在著辨證關系，也就是說兩者是不能完全替代的。

網絡研究給我們帶來了思考信息時代的地理關系的新方法。但是如果把太多注意力局限于網絡本身，而忽視對網絡形態、結構和關系形成因素的分析，這是相當危險的[53]。其結果會導致越來越多的人把地理場所簡單地理解為全球網絡的節點或中心。事實上，網絡空間本身也具有內在差異性，它們的形狀和結構往往成形于地理空間過程。因此，虛擬空間是由地理空間塑造的。當然，虛擬空間能夠挑戰地理空間的邏輯。網絡空間在全球傳送實時信息和數字化商品之時，很明顯已經產生了新的區位形式，因為信息商品可以用很低的組織和邊際成本銷售于全球市場[5，43]。

總之，互聯網的物理基礎設施具有歷史依賴性和地理差異性，兩種力量塑造著虛擬空間和地理空間之間的交互態勢。網絡空間存在明顯的柔性，支撐網絡空間的基礎設施建設則需要大量的固定沉沒資本投入，兩者之間存在著鮮明的對比。于是信息基礎設施的投資明顯偏向于大都市區和技術稟賦國家，最終導致了目前網絡空間活動的經濟地理格局。如此，網絡和地理空間、真實和虛擬場所日益相互融合和依賴。正如aoyama與sheppard所說，“這更像是經線和緯線緊密地交織在一起。然而，我們對于它們是如何編織出來的，它們的顏色、紋理和式樣還知道的很少，因此需要更多的地理學家更深入的研究這一快速變動中的通信技術”[53]。

5　研究展望

首先是網絡空間的通達性研究。通達性的傳統定義是著眼于地理鄰近性之上的，而虛擬世界往往忽視物理空間，虛擬交互的“成本”與地理區位的關系似乎并不明顯。因此，研究虛擬空間的通達性就需要從信息通達性的角度來考慮，其關鍵是如何測量互聯網中的空間距離。或許我們要用不同類型的距離(如效用距離、隱喻距離和積分距離等)來替代傳統的物理距離。在此基礎上，我們才可以來進一步分析影響信息通達性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