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經濟論文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信用經濟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一、市場經濟的核心問題之一是信用

這里講的信用”,是以社會成員之間相互信任為基礎的廣義信用。在市場經濟中,信用集中、具體地體現在以資金為紐帶的市場參與者的相互信任上。信用實現的程度高,市場經濟的發展就規范,社會擴大再生產就可以在正常、高效的基礎上進行,反之,市場經濟的發展就會扭曲,會波折重重。

信用問題在市場經濟中有特殊的重要性:

首先,信用問題貫穿于市場經濟的各個角落。在市場經濟中,市場參與者的信用關系形成了一個環環相扣、互為前提的有機網絡,這個網絡中的某些環節斷裂,必然對整個網絡產生連鎖性的破壞,且這種破壞呈現放射性惡性擴張的特征。特別是信用網絡中的某些重要環節如金融、大企業間的相互信用等出現問題,對市場經濟秩序的破壞就更為嚴重、影響波及面就更為廣泛和深遠,其實際破壞性要比表面上體現出來的大得多。

其次,信用問題從根本上制約著市場經濟能否健康發展。社會信用水平的高低直接對社會道德水平發生影響,在一個信用水平不高的社會里,人們的價值觀念、道德水平都會扭曲,這就會使市場經濟健康發展的基礎動搖;同時,社會信用水平的高低,直接制約著市場經濟的保障水準,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依靠法律作保障,而法律的威嚴只有在絕大多數社會成員對其行為負責任的基礎上才能充分發揮出來。

自80年代初開始,我國企業之間相互拖欠資金漸成風氣,進入90年代后,債務拖欠的規模越來越大,牽進去的企業越來越多。至今,債務拖欠關涉到幾乎所有企業,整個經濟領域信用嚴重貶值。不良的信用導致不正常的經濟和金融運作:銀行作為結算中介,對企業相互間的信用監督逐漸失效;因企業間相互不信任而設置的結算障礙如現金交易、款到發貨等使商品流通速度減慢;商業銀行在社會信用水平過低的現實下只能苛求過高的信貸安全保障,如要求貸款的高抵押率、項目的低風險性等,使得社會資金供給總量萎縮,制約社會再生產規模的擴大等。現在已可以清楚地看到,不良信用正從根子上腐蝕著我們的國民經濟。

二、中國市場經濟中形成不良信用的三大原因

(一)重復建設導致大量企業出現支付危機

我國市場經濟還處于起步階段,市場的盲目導向具有相當的普遍性,我國的許多世界第一”就是明證:如彩電生產線的數量世界第一;汽車整車生產廠的數量世界第一;電冰箱廠家數量世界第一;摩托車廠的數量世界第一;高星級酒店的數量世界第一等。市場旺盛的短暫需求盲目引導了大量的重復建設,重復建設的后果就是大量的企業因其商品價值不能實現而面臨淘汰。這些面臨淘汰的企業,無例外地發生支付危機,成為我國市場經濟信用不良的發源地。

(二)企業集團不良信用成為社會不良信用的關鍵

企業集團的組建,自80年代以來一直是中國經濟改革的重頭戲之一。不可否認,企業集團作為一種生產要素的優化組織形式,在生產的集約化、產業的互補性、資金的集中使用等方面具有很大的優越性,近代西方發達國家經濟起飛的主要推動者就是按托拉斯、康采恩、辛迪加等方式組織起來的企業集團。即使是現在,企業集團在西方發達國家的國民經濟中依然發揮著骨干作用。西方國家企業集團的組建,有一點特別值得注意,即其是一種生產要素的自然組合。

我國企業集團的組建,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拉郎配”的產物,如早期自行車行業中“永久”集團、“鳳凰”集團的組建,就是把生產同一類產品而生產技術、管理水平、經營機制等方面都有巨大差距的企業人為地攏在一堆,事實上成為一個松散的企業集團,這并非生產要素自然組合的結果,除了商標統一外,根本失去了企業集團資源優化組合的意義。遺憾的是,類似行為在我國風起云涌,呈不斷蔓延之勢。90年代以來,大量的非公有制企業加入了集團化改造的行列,企業集團”隊伍更是空前膨脹。由于我國經濟管理制度方面的漏洞較多,如對工商注冊資本金的真實性無法實施有效監控;對企業集團并表核算的資產負債無權威機構去加以認定并負責;加上社會中介機構過多過濫而導致的不規范操作使企業資產的價值難以得到真實評定等,導致大量的企業集團空殼運行。貌似強大而實際虛化的集團”往往成為巨額融資的載體,集團在運行時其債務往往被架空,而一旦停止運行其債務就會落空。虛化的企業集團已成了吞食資金的黑洞,其不良信用是社會不良信用的關鍵。

(三)泡沫經濟逐漸破滅為不良信用火上澆油

我國企業的高負債經營恐怕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在我國生產型企業的營運資金中,負債要占到70%以上,流通型的企業則這一比例為80%以上。尤為突出的是負債基本上是銀行貸款(近年來拖欠應付款已成為企業負債的重要部份,但歸根結底,這一部份拖欠款又會主要轉化為被拖欠企業的銀行負債)。這樣的資金結構,使我國市場經濟對銀行信貸的變動過度敏感。用銀行貸款進行投資與用自己的錢進行投資,在投資主體對投資沖動的自我約束力度上是絕對不同的,拿來”的錢用起來總是“大手筆”!由于我們的市場靠信貸支撐,信貸一傾斜,市場就繁榮,反過來又需要更大的信貸投入去支撐這種繁榮,一旦這種繁榮畸型化,則大量的信貸資金就無法正常循環,社會信用就受到嚴重破壞。

近年來國際經濟領域的例證和我國的實踐,已充分證明靠高額信貸刺激和支撐的泡沫經濟必然會逐漸破滅,進而導致大量的信用鏈斷裂,最終對國民經濟產生根本的破壞。1996年以來席卷東南亞的金融危機,近來已嚴重危及到號稱世界經濟強國的韓國、日本,并有演變成經濟危機的跡象。有人將此次金融危機歸罪于國際金融炒家的襲擊,我認為這僅是看到了事物的表面現象,事實上,卷入此次危機的國家均是經濟發展過度依賴于信貸擴張的高泡沫經濟國家,泡沫經濟表面上十分繁榮,在金融領域風平浪靜的時候可以維持較長時期的興旺發展,但過度依賴信貸的脆弱性,決定了其經受不起沖擊,出問題、甚至發生危機只是遲早的事!

歐美國家對這個問題認識得較早,解決得較好,這些國家的企業,其營運資金中絕大部份是自有資金,銀行貸款只占其總資金運用額的15%左右,無論是單個企業的抗風險能力還是整體國民經濟的抗風險能力都是比較高的。這些國家市場經濟的運作基本建立在平實的基礎上,盡管發展速度可能沒有搞泡沫經濟的國家快,但安全性、穩定性、可持續發展性則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三、重整信用、再理市場,促進我國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

要促進我國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待理之事千頭萬緒,但首先要牢牢抓住信用”這個綱。在目前信用水平嚴重滑坡的現實下,重整信用已是迫在眉睫之事。

(一)由國家出面,大規模重整國有企業的信用。

國有企業現在最頭痛的問題莫過于資金不足、負債過重,嚴重制約了企業的發展,并帶來一系列問題,如:償付能力不足而互相拖欠貨款并引起鏈狀反應;負債過重使企業難于進行擴大再生產而導致對勞動力的吸納能力下降,大量職工下崗;無力進行新投資促進產品上檔次導致競爭力下降、逐漸被市場淘汰等等。國有企業形成今天這樣的困難局面有著深刻的社會歷史原因,但過多地對此進行探究沒有太大的意義,重要的是正視現實并尋求解決辦法。國家有關部門近來準備采取三項重大措施解決國有企業資金困難問題:一是通過稅收上照顧以增強企業積累能力;二是對原來撥改貸”的資金逐漸轉化為國家對企業的投資以減輕企業的利息負擔;三是對企業的債務委托專門機構托管以助企業解脫債務包袱。我認為前兩條確有利于增強企業活力且立竿見影,后一條其利弊有待實踐檢驗。這些措施的實施,為重理企業信用提供了良好的契機,國家應委托或組織專門的機構,將企業從上述優惠條款中得到的資金優先用于解開信用上的死結。從一時一事或單個企業看此舉可能收效不明顯,但這是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效果會逐漸從根本上體現出來。

(二)對企業集團的融資,應抓住牛鼻子——統借統還。

企業集團之間、企業集團與其它企業之間、企業集團與金融機構之間的資金拖欠一般來說數額較大,實際債權債務關系有相當多的部份不明確。這里僅舉一例:一個企業集團包括集團總部在內的多家成員單位,若都由集團作擔保,或這些成員企業之間相互擔保,在多家金融機構貸款,這個集團就很容易獲得巨額資金。集團內部通過資金調度以后,往往會出現借錢的不用錢,用錢的不借錢,或以張三名義欠的債,而實際債務人卻是李四。一旦發生信用危機,一是資金額過大難于清償,二是債權債務關系錯綜復雜,難于找出頭緒。近年來許多企業集團空心化動作,大量的資金金蟬脫殼,債務甩給一個空殼集團,給社會留下巨大的信用不良問題。

西方發達國家大型企業集團一般來說資信情況較好,有一個經驗特別值得我們借鑒:這些國家的大型企業集團在融資上一般都由集團統籌,縱使有的下屬公司直接對外融資,其集團也實實在在地對債務承擔連帶保證責任,其保證資格在實有資產擔保能力范圍內,企業融資保證能力的真偽由社會中介機構評判并承擔連帶責任,因此,很少有大規模詐取或套取資金的情況發生。我國有必要迅速、及時地建立企業集團融資的有效監控機制,這個機制的牛鼻子就是對企業集團的融資實行集中統一管理,手段可硬一點。對企業集團融資實行集中管理一刀切,這樣,一則便于融資對象對企業集團的實力進行把握,二則也便于企業集團加強內部管理,強化集團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現代企業集團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實質上是以資金為紐帶的),有效制約住盲目的投資擴張欲望。這樣做的代價可能是企業的經營活力受到一定影響,經濟發展速度受到一定制約,但減小了泡沫經濟的影響,經濟發展速度更有實際意義,通過整頓集團信用而促使社會信用狀況好轉,對理順市場關系、規范市場行為更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三)加強宏觀調控,盡量減少重復建設。

中國最大的腐敗是什么?我認為是盲目的重復建設。一個大的投資決策失誤,幾億、幾十億、甚至幾百億的投資就可能付諸東流,而最終往往連基本責任人都找不到,這在中國是屢見不鮮的教訓!投資失誤的最直接結果就是破壞社會信用,因此、加強宏觀調控,減小投資失誤是重整信用、再理市場的重中之重。

經常有人有意無意地將國家調控與市場經濟對立起來,其實,無論哪一個市場經濟發達的國家,其宏觀調控手段和機制都是有力和成熟的。我國現階段不是宏觀調控過頭了,而是國家宏觀調控的力度太小!可以肯定,在較長的時期內,我國市場經濟的盲目調節行為還會繼續存在和發展,國家只有不斷加強宏觀調控力量,特別是通過必要的行政手段和金融調控手段,將市場盲目調節的危害盡可能降低,才能從源頭上制約不良信用的擴張。

(四)建立信用形象管理機制,營造良好守信氛圍。

建立有效的信用形象管理機制、營造良好的社會守信氛圍,是解決不良信用問題的治本工程。

現達國家普遍重視信用形象,而且形成了一套有效的管理機制。在那些國家里,一個企業、一個公民,若信用形象不良,會遭到社會的唾棄,并很難再有發展機會。這就使得信用問題幾乎受到每一個人的珍視。企業是由人管理的,企業的信用問題,根本上還是人的信用問題。長期以來,因科技水平所限,我國經濟領域信息閉塞,一些信譽掃地的企業法人和個人,往往騙了東家騙西家,一路得逞。隨著電子計算機在經濟領域應用的大規模推廣,信息的傳遞、調閱已經相當簡易,但我國經濟領域的信用問題,卻依然相當嚴重,原因何在?我認為主要原因是我國的信息網絡大多自成體系,這就為信息資源的共享設置了障礙。以銀行為例,我國每家國有商業銀行的信息網絡均自成一體,各地方商業銀行的信息網絡又自成體系,這樣,在本系統范圍內對往來企業和個人的信用形象還勉強可以把握,但跨系統的信息就無從得知了,一些信用不良的法人和個人照樣可以在各個金融系統之間游刃有余地行騙。

我國市場經濟發展到今天,已經迫切需要在全社會建立信用形象管理機制、營造良好的信用氛圍。此事應該由國家成立專門的權威機構來管理,也可主要依托金融系統來進行,原因有三:

1、成熟的技術手段。金融系統經過十多年的電子化建設,計算機的普及程度已相當高,只需要由人民銀行出面籌建統一的電子管理網絡,就可以實現金融系統間的信息資源共享。

篇2

信用問題隨著經濟的發展而日益彰顯重要，傳統主流經濟學對此已有諸多的分析，“經濟人”假設是傳統經濟學的基石，其核心內容是：人是“理性經濟人”，“經濟人”的目標是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傳統經濟學的“經濟人”假設揭示了市場利益原則，把道德、情感等因素排斥于經濟動機分析之外，使“經濟人”成為純理性的人，忽視非理性因素在經濟主體行為中的作用，“經濟人”的一切行為都圍繞著市場利益原則，并以此作為行為(包括信用行為)的動機。信用是商品貨幣交換關系的一個經濟范疇，信用行為作為“經濟人”的市場行為，其出發點是利益預期，利益成為信用行為的經濟杠桿，“商人是否愿意使用信用，則取決于他對贏利的預期。”

傳統主流經濟學對信用問題，特別是行為主體優選守信還是失信行為，從理論上歸納為以下幾種解釋：一是信用的成本收益核算。行為主體（個人、企業和政府）在經濟活動中是否恪守信用契約，關鍵在于守信或失信可能給他帶來的成本收益預期，當經濟主體守信的收益大于守信的成本，則優選守信，反之，則失信；當經濟主體失信所得到的收益大于失信的成本（包括受到懲處的成本），則優選失信，反之，則寧愿守信。如醫療行業中，正規大型醫療機構中的少數醫務人員做“醫托”，把來就診的病人介紹到私人機構就診，從中提取回扣，這種現象一經發現，在西方國家則是吊銷醫療執業資格而永不能從事醫療職業，失信成本遠大于收益；但在中國則是通過一番教育或罰款懲處后，仍繼續原醫療職業，失信成本小于收益，并有機會在以后的繼續失信中彌補失信成本。這就是同一事件采取不同的懲處方式，導致行為主體選擇守信或失信的不同行為取向。二是信用行為的“劣幣驅逐良幣”（又稱二手車市場或檸檬市場）現象。“劣幣驅逐良幣”是經濟學上“信息不對稱”所導致的結果，在這種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人們采取“舍優取劣”的行為取向以保證經濟交易時收益最大化、損失最小化。在實際經濟交易時，假設有甲、乙兩方，盡管雙方均深知守信是一種美德，若雙方守信都會帶來各自效益最大化，但因信息不對稱而不知對方會采取守信還是失信的行為取向，為防止對方失信并規避己方守信可能帶來的損失，而采取失信的行為取向是己方的較優選擇；假如甲方決定采用失信行為，交易的可能性是：乙方若守信，則損失；若失信程度與甲方一致，則雙方各不沾對方便宜；若乙方失信比甲方更甚，則甲方損失。此后，甲方再與乙方或其他人交易，則會以失信行為為優選。市場交易的結果是失信行為獲得較大收益，守信行為遭受損失，其導向是守信者逐漸減少，失信者逐漸增多，失信者逐漸把守信者驅逐出市場。三是信用行為的重復博弈減少。交易主體的重復博弈是誘導人們采取守信行為的有效機制之一，重復博弈機制在相對封閉的農耕自然經濟社會是誠信維護的最有效機制；但隨著商品經濟發展，特別是我國市場經濟的逐步建設過程中，人們的經濟活動范圍擴大、交

易對象眾多，交易主體之間重復博弈次數減少，甚至由重復博弈向一次博弈演變，在信用體系尚未完善之前，優選失信行為是相對“明智”之舉。

二、信用問題的行為經濟學詮釋

傳統主流經濟學對交易主體的信用行為取向的解釋是建立在理性經濟人假設的基礎上，但現實經濟活動中，交易主體的信用行為并非完全理性，常呈有限理性狀態。運用行為經濟學理論來解釋信用問題是一種新的嘗試，能使信用問題的研究更趨完善和全面。

1、確定性效應。

行為經濟學中的前景理論認為，人們是厭惡風險的，與可能的結果相比，人們更青睞于確定的結果，既便可能的結果有更好的預期價值。例如在以70％的概率獲得300元和100％概率獲得150元之間選擇，前景理論認為人們會選擇后者；又如，納稅人在分項扣除和標準扣除之間選擇時，預期效益理論認為人們會選擇節稅最多的結果，而前景理論認為，在風險與安全之間，納稅人更應選擇后者，盡管兩種都節稅，但與標準扣除相比，分項扣除更缺乏保障、更不確定，故更有可能選擇標準扣稅。對信用問題的分析，也存在確定性效應。交易主體在交易過程中是優選守信還是失信行為，關鍵在于哪一方的收益更有保障就易于選擇哪一方，假如當選擇守信時收益500元的概率是70％，選擇失信時收益300元的概率是100％，此時，該交易主體會傾向于選擇失信行為，因為守信時有30％被蒙騙的可能性；當選擇守信時收益300元的概率是100％，選擇失信時收益500元的概率是70％，此時，該交易主體會傾向于選擇守信行為，因為失信者有30％被懲罰的可能性。

我們可以推定，假如一個國家的社會信用制度規范、簡明、易于操作，且對失信行為的社會懲罰嚴厲，威懾作用強大，守信或失信的風險和收益易于辨析，使守信者的收益確定性大于其風險，使失信者的風險確定性大于其收益，這樣，就促使交易主體優選守信行為取向；反之，如果一個國家的社會信用制度不健全、不規范、繁瑣、難以操作，且對守信行為的保護性差，對失信行為的懲罰不力，守信或失信的風險和收益難以辨析，使守信者的風險確定性大于其收益，使失信者的收益確定性大于其風險，甚至守信也會面臨一定風險，且失信的風險小，在這種扭曲的情形下，交易主體就會優選失信行為取向。

2、分離效應及對前期決策的依賴。人們在最終決策時依賴于信息顯示，盡管這些信息對決策并非真正有用。由于人們對信息處理的方法是多樣化的，這可能導致其偏好與選擇的不一致，即產生所謂的分離效應。如拋硬幣就表明了分離效應對決策的影響：在第一次拋硬幣打賭的結果出來以后，問所有參賭的人是否愿意再賭一次，大部分的回答是“第二次賭取決于是否贏了第一次賭”，盡管第一次賭的輸贏與第二次賭的實際結果的影響不大；若第一次賭贏了，大多數人愿意再賭一把，否則，大都不愿再賭。

當期的風險態度和決策受前期決策實際結果的影響，前期盈利增強人們的風險偏好，以平滑當期的損失；前期損失會加劇以后損失的痛苦，人們的風險厭惡會增強。如果失信者在前期的收益經常大于成本，會助長其失信偏好，不斷重復失信行為。如股市中的“黑幕”，就是因為違規者造假獲得的收益遠大于違規成本，利潤頗豐，且每次違規后所受到的處罰很輕，所以，股市上存在不少職業造假違規的專業人士。股市中因不誠信而造假的觸目驚心的案件，在初期只是小規模的造假失信行為，但因屢次造假成功而受到激勵，以致愈演愈烈，演化成數額巨大、情節嚴重的造假案例；相反，若伸手必捉、嚴懲不怠，失信者就會被強化為風險厭惡者，失信行為就會受到抑制，守信行為就會受到弘揚。

3、從眾行為。

不守信用的從眾行為源于行為主體的內因和外因兩個方面。從內因看，行為經濟學由心理角度分析得出，人們在模棱兩可的情況下做出的決定往往受到身邊因素的影響，即人們通常所說的從眾行為。我們可用下面的例子來具體說明。有兩家飯館相互緊挨著，每個顧客都要從中選擇一家來就餐。第一位顧客選擇在哪家就餐是完全根據他自己的意愿，而下一位顧客除了按他自己的喜好來做決定之外，還可能受第一個顧客的影響，如果前兩個顧客的選擇相同，則第三個人看到其中一家飯館有兩個人在用餐，而另外一家卻沒有顧客，也可能會選擇人多的飯館。最終的結果是，很可能所有的顧客都會選擇同一家飯館就餐。但是實際上，選中的那家飯館很可能是差的。上述理論可用來分析信用問題，失信者通過觀察別人的信用選擇行為，或通過不合理的推理認為他人選擇失信行為而獲得了利益，并且看到失信后被懲處的代價低于失信所獲得的收益，即使被懲處，大多只是被要求彌補對方成本或罰點款了事，個人受到制裁甚少，這樣，無形中誘發和刺激了消費者個人或企業管理者們產生了“法不責眾”、“跟風無過”的心理，這種從眾心理所導致的行為，不是其他失信者的簡單復制和添加，而是不斷總結和提高失信的技巧，后果更嚴重。人總是處于一定社會經濟活動之中的，周圍環境對自身的影響是非常重大的，從眾心理在很多人的腦海中根深蒂固。根據行為經濟學家的觀點，人的行為不僅僅受到自私心理的支配，而且受到社會價值觀的制約。價值觀是用以指導人們行為的心理傾向系統，是浸透于個性之中支配人的行為、態度、觀點、信念、理想的內心尺度。市場經濟下，經營環境日益復雜，各種誘惑隨之產生，相應地，一些丑陋現象也相伴而生。一部分人以個人的利益為核心，直接或間接不守信用而欺騙另一方交易者。

從外因看，產生這種從眾行為的外部原因在于對失信者的懲罰力度太小。行為經濟學家指出，人們作決策、作判斷時并非完全理性，而是有限理性的。法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違法必定要受到懲罰。如果在完全理性的情況下，人們不會選擇觸犯法律。失信者之所以“以身試法”，在于他們覺得失信帶來的收益可能大于所付出的成本。正是這種僥幸心理的存在，使得交易主體在作決策判斷時，不會是完全理性的。正如一個小偷在他第一次行竊“成功”后，發現獲得的“收益”遠大于所付出的成本，那么嘗到甜頭后膽子會越來越大，罪行也會越來越嚴重。同理，當交易一方發現不守信用帶來的收益遠大于失信行為暴露后所付出的成本，那么非完全理性的一方交易者會為了收益而放棄誠信操守。另外，監督成本過高，違規成本、訴訟收益太低，這就誘致眾多行為人選擇失信，失信案例層出不窮，社會信用普遍較差。三、基于行為經濟學的信用問題治理

信用問題治理是國內外理論界和實務界不斷探索并力求予以解決的課題，構建合理的信用制度是解決信用問題的主題。筆者根據以上對信用問題的行為經濟學分析，從三個層面提出信用問題治理思路。

1、第一層面是根據確定性效應，構建規范、簡明、易于操作的信用體系，交易主體易于辨析守信或失信的風險和收益，把自己規范在自覺守信行為層面。按照前景理論中的確定性效應，人們面臨“獲得”，傾向于“風險規避”，所以，應創造條件，增加人們面臨“獲得”的概率。為使守信的“獲得”概率增加，可從三方面著手：一是建立社會征信機制，使人們易于獲得全社會的行為主體的信用信息，降低單一行為主體之間的信用信息獲取成本；二是在操作上，盡量使社會征信機制和信用交換機制在規范的基礎上簡單明了，易于操作；三是引導盡量多的大眾在社會經濟交往過程中，盡量通過正式規范信用體系渠道獲取各行為主體的信用信息，減少通過非正式渠道獲取信用信息，如通過親朋好友打聽或道聽途說。

2、第二層面是根據分離效應及對前期決策的依賴，使交易主體之間一對一的失信行為演變為失信者與整個社會的信用對抗，通過與整個社會的信用對抗機制把失信者的失信行為強化為守信行為，使介于失信后至法律懲罰之間的灰色地帶的失信行為得以遞減。培育發達的信用信息交換和擴散機制，是這種分離效應及對前期決策的依賴能夠中斷的關鍵，也就是在征信制度基礎上，生產出可以交換的市場能夠接受的信用產品，同時建立規范的信用產品交易市場。這樣，一旦某一交易行為主體不守信用，其失信行為很快通過信用信息交換和擴散機制，也即通過信用產品在信用交易市場上交換并擴散出去，導致失信者對交易另一方的失信行為轉化為對整個社會的失信行為，失信者將會喪失與社會中任一交易主體之間的交易機會，作為他不守信用的代價，這種代價會伴隨他較長時間甚至一生，其懲罰和威懾作用是很顯著的。這樣就能中斷失信者的這種分離效應及對前期決策的依賴。3、第三層面是根據從眾行為特性，完善失信行為的法律機制，強化失信行為的法律懲罰力度，弱化失信行為的示范作用，使失信的跟隨者攝于法律的嚴懲，而由失信行為取向轉變為守信行為取向。行為經濟學家們研究發現，在非理性的情況下，人們面臨“獲得”，傾向于“風險規避”，故處罰比獎勵對人的“刺激”更大。根據該理論，讓失信者徹底放棄僥幸心理的最根本措施就是要加大懲罰力度，讓違法者們意識到不守信用必將付出沉重代價。為此，一是要加快我國的法制建設，完善相關的法律法規體系；強化執業監管，加大懲罰力度，以解決行業中的“劣幣驅逐良幣”問題。二是要加強執法機關隊伍的建設，提高執法人員的素質，促使他們在工作中做到“執法必嚴”，對違反法律的失信行為，要嚴肅處理，決不能姑息遷就。

目前國內加快了社會信用體系建設步伐，如上海、北京、深圳的個人征信系統運行，浙江、江蘇、湖北等省市的區域信用體系構建等，隨著信用制度的完善，失信所獲收益的成功率逐漸變得更為不確定，客觀上強化了交易主體守信收益的穩定性，引致社會交往、經濟交易中個人、企業守信行為趨于強化。

摘要：信用問題隨著經濟的發展而日益彰顯重要，傳統主流經濟學對此已有諸多分析，“經濟人”假設是其分析的基石。但現實經濟活動中，交易主體的信用行為并非完全理性，常呈有限理性狀態。運用行為經濟學理論來分析信用問題，是一個新的嘗試，能使信用問題的研究更趨完善和全面。這里運用確定性效應、分離效應及對前期決策的依賴、從眾行為的原理，對信用的有限理進行了分析，并據此從三個層面提出了信用問題治理思路。

【關鍵詞】信用；確定性效應；分離效應；從眾行為。

信用是市場經濟的產物，市場經濟可以說是信用經濟。信用的好壞是衡量、制約或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主要指標。針對信用的經濟學分析，傳統主流經濟學已有諸多的闡述，筆者在此首次運用行為經濟學理論來對我國市場經濟建設中遇到的信用問題進行詮釋。

【參考文獻】

邱曙東《灰色經濟造成信用缺失潮汕背上假貨標簽》新華社通稿2001年11月7日

[英]約翰．穆勒《政治經濟學原理》下卷，商務印書館，1977年版，第75頁

阮德信《區域信用體系與和諧社會構建路徑》《求實》2005年第6期

篇3

Abstract:Tofurtherstrengthenthefunctionwhichservesfor“threeagriculture”,displayedtheRuralcreditcooperativetosupportagriculturalandtheruraleconomicdevelopmentfinancialmainarmyfullyandrelatesfarmer''''sfinanciallinkfunction,theauthorpromotesthepeasanthouseholdjotunsecuredloantotheHunanProvinceHuaihuaRuralcreditcooperative,thefoundationcreditvillage(town)workshascarriedin-the-spotinvestigation.

keyword:Creditproject;Isintimatefriendsthebridge;Win-win

一、農戶小額信用貸款的推廣和效應

1、增強了農戶信用觀念，促進了農村信用關系的改善。在推行農戶小額信用貸款和創建信用村（鎮）過程中，信用社將“信用度”作為發放農戶小額信用貸款的唯一標準和條件，通過公開評定信用等級和發放貸款證，將“有借有還，再借不難”的信用觀念重新加以確立和弘揚。一些農民為了爭取到“信用戶”、“信用村”的榮譽，想方設法歸還舊貸，并向“賴債戶”施加輿論壓力，有的還主動替困難戶償還貸款，形成了良好的社會信用環境。會同縣農信社通過開展創建信用村（鎮）工作，出現了農民人人爭創信用村（鎮）的新風尚，農民把持有信用證、信用戶視為一種榮耀，有的還當作婚嫁的主要條件。同時，農戶小額信用貸款的發放也有效地遏制了農村高利貸的蔓延，正確引導了民間借貸。

2、密切了與地方黨政和農民的關系，激發了社會各界關心和支持信用社工作的積極性。農戶小額信用貸款的推廣和信用村（鎮）的創建，充分體現了農村信用社支農的服務宗旨，得到了地方黨政和農民極大的歡迎。市委、市政府及時召開了專門會議，下文轉發《懷化市農村信用社農戶小額信用貸款及創建信用村（鎮）的實施方案》，并要求各縣（市、區）人民政府予以重視和積極推廣，鄉鎮村組干部在宣傳動員、摸底，資信評級，限額核定等工作坐正席、唱主角、主動向信用社提供資料，并協助把關。農戶小額信用貸款的推廣，從根本上解決了農民貸款難問題，密切信用社與農民的血肉關系。

3、改進了員工的工作作風。農戶小額信用貸款的推行和信用村（鎮）的創建，促使信貸員轉變坐門等客的做法，樹立營銷貸款的思想，主動深入農村，貼近農民，逐村逐戶進行調查摸底，逐戶寫出信用等級評估報告，核定信用金額，積極開展送貸、送技術、送信息上門活動，改變了過去等儲上門，等貸上門的官辦作風，“挎包銀行”精神得以恢復和發揚。

4、強化了信貸管理，有效地防范和分散了信貸風險。在推行農戶小額信用貸款中，將集中調查，公開評審和分散發放相結合，信貸員深入一線調查摸底，資料評審具體，增強了貸款的安全性；村干部和社員群眾參與監督，公開評審，使農戶貸款的管理更加規范化和具體化，增強了貸款的公正性，有效地控制了跨區，多頭貸款，人情貸款及信貸人員吃、拿、卡、要等違規行為，強化了對貸款的監督和管理。此外，發放農戶小額信用貸款，充分體現了信用社“寬、小、快、高”（貸款面寬，額度小、周轉快、效益高）的信貸原則，防止了因資金過度集中而誘發的信貸風險。

5、農戶小額信用貸款解決了農民貸款難的問題，促進了農業產業結構的調整。截止今年3月底，全市農村信用社共創建信用村61個，信用戶78.2萬戶，占轄內農戶總數的78%，發放農戶貸款證59.8萬本。占總農戶的60%。在被調查農戶中，拿到貸款證的農戶對農村信用社開展農戶小額信用貸款和創建信用村（鎮）工作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為農民要致富，農村要發展，離不開農村信用社的支持。近年來，全市農村信用社累計發放農戶小額信用貸款12.9億元，占支農貸款的45%，年均投放小額信用貸款3.23億元，支持自辦基地發展現代化農業致富的農民488904戶，幫助農民建立奶牛養殖、靈芝天麻繁殖、苗木花卉、大棚蔬菜、烤煙、雜交水稻種植基地180多個，引導百萬農民參與產生結構調整，人均增收270多元。

二、制約農戶小額信用貸款的推廣和信用村鎮創建的瓶頸

農戶小額信用貸款的推廣和信用村（鎮）的創建為支持農民增收和當地農村經濟發展做出了貢獻。但在小額農貸運作中，還存在一些認識上的不足，影響了小額農貸的投放。

1、信貸約束機制與激勵機制不配套，基層信貸人員對發放小額信用貸款存有偏見。一是對小額農貸的重要性認識不到位。信用社不少員工把農戶小額貸款簡單理解為信用社內部調整信貸結構，甚至是應付“差使”的權宜之計，沒有上升到小額農貸是端正信用社經營方向，鞏固生存陣地，促進業務發展，防范金融風險的高度。二是對農戶小額貸款的內涵理解過于狹窄。三是對農民群眾的信用狀況認可存在偏見。信用社少數員工認為農民信用程度差，發放農戶小額貸款風險大。加之目前，農村信用社實行了貸款責任終身追究制度，誰發放貸款，誰負責收回，到期收不回的輕則扣工資，重則下崗清收。因此，貸款責任終身追究制造成了貸款責任人的“慎貸”和“懼貸”現象。四是由于農村信用社在強化信貸風險約束的同時，沒有建立相應的激勵機制，導致貸款管理中激勵機制和約束機制不配套，信貸人員所承擔的風險和收益不對等，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信貸人員的積極性。

2、社會信用環境欠佳，影響了農村信用社發放農戶小額信用貸款的積極性。全市共有農戶100.3萬戶，有貸款需求的農戶78.2萬戶，占總數的78%，有貸款證的農戶59.8萬戶，占全市農戶的60%，拿到貸款的農戶48.9萬戶，占總數的49%。截止今年3月底，全市農戶小額信用貸款達60420萬元，占整個農業貸款的比重為37%，而農戶小額信用貸款回收率平均只達到70%左右，個別地方甚至只有40%的回收率。主要原因，一是農民的信用意識不強，個別農民存在惡意欠貸的行為。二是小額農貸“農轉非”。據調查了解，未能及時回收的貸款主要是因為農村信用社部分工作人員審查不嚴，貸后檢查不力，有的甚至內外勾結，導致小額農貸在運行中出現一些“魚目混珠”和“農轉非”現象。三是少數地方政府對如何利用小額農貸認識不高，重視不夠。四是管理水平跟不上。小額農戶貸款多、額小、面廣、工作量大。一個信貸員平均要面對2000多戶貸款農戶，一年之中，對貸款農戶走訪次數屈指可數。農村信用社對農民信用等級的評定多是依靠村委會提供的情況，而一些村干部不負責任的行為，難免會造成信用等級的誤差，從而影響到逾期貸款的回收，制約了農戶小額信用貸款的推廣。

三、農戶小額信用貸款的推廣和信用村鎮創建的有效途徑

統一思想，提高認識。一是認識要有高度。要從“三個代表”的高度認識小額農貸推廣和創建信用村（鎮）工作。二是宣傳要有廣度，要讓農民家喻戶曉。三是要積極尋找推廣農戶小額信用貸款與防范化解貸款風險之間的平衡點，以支持當地農業產業結構調整為突破口，在現有抵押、質押貸款和農戶聯保貸款方式的基礎上，面向廣大農民大力開展小額信用貸款營銷活動。

篇4

市場經濟的特征在于資源配置主要通過市場機制的作用實現，基于市場機制的自發性和交易性，任何一個經濟主體都必須依靠信用與其他經濟主體發生聯系。市場是由一個個交易構建起來的，市場交易的順利進行和市場經濟正常秩序的維護都離不開信用的建設性作用。貿易的繁榮需要兩個條件，即貿易自由和合同可靠性，這只會存在于信任和公正占主導地位的社會。[1]信用是交易的前提，交易是市場經濟的基礎，于是信用便構成了市場經濟的前提與基礎。隨著交易的復雜化、普遍化，以信用為基礎構成了日益拓展的市場秩序。“信用制度成為市場經濟現代模式的最核心的一項制度，并足以支撐人類合作秩序的不斷擴展”。[2]

一、信用概念的厘清

信用一詞源于拉丁語Credere，意為信任。它在羅馬法中的對應概念是拉丁語Fides及Bonafides。Fides有信任、信義、誠實的含義，與英語中Faith、Confidence、Trust、Honesty等詞的意思基本一致或相近。[3]信用與信任密切相關。信任（trust）是人類的一種情感(passion)，也是人類的一種風險性行動。[4]它總與預期、風險、理性與感性、相互關系等概念相連，戴維·J·弗里切認為，信任由可預見性、可依靠性和信賴這三個基本要素構成：可預見性指人們可以預料到將來發生的各種情況，避免意料之外的事情發生；可依靠性提供保證，確定可以相信一個人，他（她）將按所期望的去做；信賴是相信一個人會一直是可預見和可依靠的。[5]近代西方學者把信任關系視為人類社會最基本的因素。社會學家們，如齊美爾(Simmel)、涂爾干(Drkheim)、韋伯(Weber)等認為，信任是社會組織的粘合劑，是一個社會凝聚力的基礎。盧曼把信任視為對付經濟或社會復雜系統中不確定性的重要手段，認為信任將使社會應對復雜性的潛力得以發展。

“信用”一詞在《辭海》里有多重含義：一為“以誠信任用人；信任使用”；二為“遵守諾言，實踐成約，從而取得別人對他的信任”；三為“價值運動的特殊形式”。信用概念的多義性使之往往在多種意義上被各學科使用，主要可以被區分為經濟上的“信用”概念、倫理上的“信用”概念以及法律上的“信用”概念。

經濟上的信用，也稱為交易信用，是指投下貨幣后，到底是否生出利潤暫且不論，其貨幣在一定期間后用等價交換關系可以被取回的關系。本來應該同時等價交換的關系的東西，用前期貸款的形式被轉化為不同時的等價交換關系。[6]香港饒余慶先生認為，信用包含債權和債務關系，其根據是授信人對受信人償還之信心。從經濟的角度考察，信用是市場經濟和商品貨幣關系的共生物，與商品交換、貨幣經濟不可分割，正如馬克思所言，信用是價值運動的一種特殊形式。隨著交易關系的發展，現代市場經濟的信用形式更為復雜多樣，根據用途的不同，可分為三種：一是商業信用，指在流通過程中，為了節約或限制流通時間、手續、費用等，在賒賬形式的情況下，商品和對價形成不同時交換的關系；二是生產信用，指在生產過程中，把閑置資本集中于自己的銀行，為了產業資本的生產過程而投入貨幣的錢其貸款；三是消費信用，指在投下資本生不出利潤的消費過程中，讓消費者用貸款或賒賬的形式，形成不同時交換的關系。[7]根據主體不同，可分為四種：一是政府信用，即以政府為授信主體而產生的信用關系；二是銀行信用，指以銀行等金融機構為授信主體，以貨幣為經營對象而發生的信用關系；三是企業信用，包括商品賒銷、發行債券或其他融資手段；四是個人信用。

倫理上的信用，是指一種誠實無欺、言行一致的德性以及道德義務，如“信近于義，言可覆也”。當然，倫理信用與交易信用也不是截然分開的，交易信用的關系建構了市場經濟秩序的主體，倫理信用作為市場經濟的道德基礎，其不僅僅是一種道德標準，而且是市場經濟的一種支持性資源。交易信用僅僅單純依靠法律保障是不足的，法律與契約都存在著執行成本和不確定性的缺陷，倫理信用發揮著不可或缺的功能。菲蘭格利甚至將信用看作“第二種貨幣”。弗蘭西斯·福山從信任與經濟繁榮著眼，認為建立在宗教、傳統等文化機制之上的信任構成一個國家的社會資本，信任度高低直接影響企業的規模及國家競爭力。“盡管契約與私利是人們結合在一起的重要因素，但是最有效的組織都是建立在擁有共同的道德價值觀的群體之上的。這些群體不需要具體周密的契約和規范其關系的立法制度，因為道德上的默契為群體成員的相互信任打下了堅實的基礎。”[8]

法律上的信用，也在不同意義上被使用，大致有如下含義：

其一，作為道德倫理意義上的信用。民法基本原則之一的誠實信用原則（Bonafides），被現代民法尊為“帝王條款”，即是道德準則在法律中的體現，“誠信原則以‘善意及衡平’為內容。對于私法，可給予以道德的要素，是法律漸次近于倫理觀念”[9]。

其二，作為一種人格利益的信用，即民法上的信用權。信用是指對一個人（自然人和法人）履行義務的能力、尤其是償債能力的一種社會評價。《布萊克法律辭典》將其定義為“企業或個人及時借款或獲得商品的能力，是特定出借人等債權人或其他權利人一方對于對方有關償債力和可靠性所持肯定性意見的結果”。[10]如德國民法典第824條將信用權規定為人格權予以保護。信用權是一種人格信用，該信用作為一種對于當事人資質的社會評價，通過信用評級制度已經信息化、制度化。此外，與信用聯系密切的信賴等觀念在法律也多有涉及，如信賴利益的保護、締約過失責任、附隨義務以及英美法上的允諾不得反悔原則（estoppel）等等，但此種信賴保護的法律原理與信用的本義有所不同。

其三，作為經濟上的交易信用而使用。信用是一種不同時的交換關系，在法律上只能表現為“債權”、“債務”關系，[11]債權本質上即為“法律上可期待的信用”。信用通常與Credit為同義語，信用（Credit）的原始意思即為：我給與信任（IPlaceTrust）。[12]債權人即為授信人，是信用的供給方；債務人則為受信人，是信用的需求方。當然，債與信用畢竟并非內涵完全一致的概念，債權包括意定之債與法定之債，意定之債，主要為合同債權，是交易信用的法律化，具有“法律上可期待的信用”的功能；而法定之債中的侵權損害賠償之債、不當得利返還之債等，旨在補償損害和恢復原狀，而非創設交易上的信用，不具有信用的功能。因此，作為一種經濟上的交易信用，信用只是與意定之債具有同義關系。特別是金融領域的金錢債權中，信用一語得到廣泛應用。

二、市場經濟是信用經濟

所謂“市場經濟是信用經濟”的命題，此處所指的信用并非泛泛的廣義上的信用，而是主要指經濟上的交易信用，表現在法律上則為債權債務關系，即“以協議或契約為保障的不同時間間隔下的經濟交易行為”。信用的構成有權利義務、流通工具、交易對象、時間間隔四個因素。信用形式的轉化就是債權債務關系的轉化和消長。信用具有代替貨幣流通、節約流通費用、提供金融資產等效應。[13]當然，經濟信用作為一種法權關系和制度安排必須以倫理信用為道德基礎才得以普遍確立。

事實上，現代意義上的信用是在人格獨立、地位平等、交易自由的市場經濟上形成的，信用與市場經濟是密不可分的一對孿生兄弟，兩者是一個共生的過程。西方商品經濟的等價交換其自身就是一個倫理的過程，是對他人平等人格的承認與尊重，其倫理世界是以此為存在前提的。[14]市場經濟與信用息息相關，其內在的契合關系可從以下幾方面考察：

第一，市場經濟的內在需要。

市場經濟承認市場主體利益訴求和獨立財產的合法性，不得侵害他人利益和財產。生產的社會化和專業化分工。社會分工使得市場主體根據其“比較優勢”決定其生產，實現效率的最大化。其生產的產品不適以自己使用、消費為目的，而是旨在交換實現其貨幣價值。休謨認為，物品的交換以及服務和行為的交換，對我們雙方都有利益，但為別人服務大都并非出自真正的好意，而是出自他將會報答我的服務，因此，凡涉及一切物品、服務和行為的交往，若要達到互利的結果，就需相互信任和信托。[15]市場經濟體制下財產的分立和社會分工的復雜和細致性，決定了法律無法通過指令性的計劃調整資源配置，因此必須以契約的方式確定市場主體之間的交換關系，由此產生了交易各方相互提供信用的活動，反映在法律上即為“契約自由”和“契約必須信守”的原則。

第二，交易信用的出現與債權的形成。

早期的商品交易，往往以物易物，或為現貨交易，即時清結，交易的發生與完成結合為一體，交易的締結和履行瞬時完成，時空因素不會對交易產生影響，故不存在信用問題，信用沒有用武之地。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原始的易物交易逐漸萎縮，物物相易必須交易雙方對方提供的貨物同時需求，這使得交易很難順利達成。依照主流經濟學的觀點，物物交易中的需求雙重耦合困難是貨幣產生的重要條件。易物交易的衰落使得商品的一般等價物——貨幣橫空出世。貨幣的出現使買賣過程分離，商品于是有了價格，使千差萬別、性質各異、不具有可比性的商品具有了交易的基礎，商品交易突破了狹隘的地域限制，在任何不特定的主體之間得以普遍化，從而形成一個統一市場及維護市場運行的法律制度。在交易中締約與履行的時空分離，也導致債的觀念出現，成為一種“法律上可期待的信用”。例如古羅馬早期，市場交易尚不發達，交易觀念尚未開化，財產秩序以歸屬秩序為主，注重保護財產靜的安全。原始的契約與契約的履行緊密結合，并伴隨著嚴格的程序要件，債和諾成契約并未獨立、分化出來。在這基礎上形成了古代要式買賣和交付（Traditio）制度，例如，古羅馬的要式買賣中的曼兮帕蓄（mancipatio）、擬棄訴權（CessioinJure）、耐克遜（nexum）等方式，要式買賣雖具有早期契約的特征，將契約合意與嚴苛的形式、標的物的轉移占有相結合，在外形上形成統一的要式交易行為。[16]在市民法上，要式買賣被看作所有權的取得方法。曼兮帕蓄以特定套語，擬棄訴權以佯為訴訟，耐克遜以神前宣誓、履行銅塊和稱的方式來完成其合意過程。當然也正是由此，古代交易并未區分當事人合意、債務約束和轉移占有的事實行為。債權合意還未與履行行為相分離，即時清結的交易還不足以發生債和信用的問題。其后，由于市場交易發達，財產流通迅速，諾成契約作為真正的契約日益凸顯其重要性，交易觀念上，“信用”成為一種交易倫理的要求，為大多數人所普遍接受，“契約必須信守”成為自然法的公理，債作為“法律上可期待的信用”也得以制度化、法律化。[17]與之相應，旨在維持信用、創造信用的擔保制度作為債權的保障手段，也就應運而生了。

第三，債權在近代社會中逐漸壓倒所有權而占據優勢地位。

債權（信用）在近代具有重要地位，這可由所有權與債權的在近代社會作用的轉變而表現出來。近代中的所有權不再表現為中世紀以利用為中心的財產權體系，實現了所謂“土地的解放”，確立了羅馬法以歸屬為中心的個人主義的所有權理念。在這種組織之下，所有權的作用不再是對物的使用，而是通過對物的支配，實現對人的支配，亦既將財產轉化為資本（所謂勞動從屬于資本）。要想把所有權資本化并以此支配他人，就必須與各種債權契約相結合。在兩者結合過程中，債權色彩日益濃厚，逐漸凌駕于所有權而成為經濟的命脈。[18]正如拉德布魯赫所言：“只要所有權是對人的力量，只要所有權是借貸債務關系的經濟重心，那么它就是資本，無論是勞動契約中的要獲取勞動的資本，還是借貸契約中的要用諸勞動的資本。債權的權利和利益的享益如今是所有經濟的目的，債權不復是旨在物權或物之享益的手段，而本身就是法律生活的目的。”[19]

第四，倫理信用的發展——信用的普遍化和功利化。

與市場經濟的發展相適應，作為倫理的信用觀念脫離了傳統社會的“尊尊，親親”的“差序格局”，演變為一種符合自然法的普適性的道德標準，成為與市場經濟大規模展開相匹配的交易倫理。啟蒙思想家們認為，訂立的契約必須履行，不履行契約就是不正義，是對自然法的違背。格勞秀斯認為，“遵守契約也是自然法的組成部分。因為在人群中間必然相互限制來建立社會關系，除此而外更無其他方法可以想象得出，因此相互定立契約，從而產生民法。凡人加入一社團，或者舍身為他人服務，無論是明言允諾，還是理所當然”，“有約必踐，有害必償，有罪必罰等，都是自然法”。[20]

信用倫理不僅僅普遍化，而且必須能為大多數人所自愿遵守。在市場經濟下，信用也超越了傳統禮俗社會中個人心性修養的窠臼，具有了某種功利性價值，而成為市場經濟中的一種工具理性。經濟學家約翰·穆勒認為，“信用以信任心為根據，信任心推廣，每個人藏在身邊以備萬一的最小額資本亦將有種工具，可以用在生產的用途上”。“如果沒有信用，換言之，如果因為一般不安全，因為缺乏信任心，而不常有信用，則有資本但無職業或無必要知識技能而不能親自營業的人，將不能從資本獲得任何利益：他們所有的資產或將歇著不用，或將浪費消減在不熟練的謀利的嘗試上”。所以，“設社會則由較良的法律及較良的人的品性，使人互相信任，只自己的品性就可以擔保自己不會侵占或瞎用別人的資本，這種利益的收獲還會更大得多”。[21]第五，交易信用的法制化。

市場經濟與信用、債權、法律和國家息息相關，具有內在的同構關系，市場經濟體制在歷史上的形成，亦即交易信用的展開，在上層建筑上表現為法律上的債權關系，背后伴隨著相應的一個近代的國家和法制的建構過程。黃仁宇先生認為，近代資本主義是一種組織和一種運動，需要三個因素：資金廣泛融通，經理人才不分畛域的使用，技術上的支持因素如交通通訊。（wideextensionofcredit，impersonalmanagement，andpoolingofservicefacilities）這三個因素能夠繼續展開，全靠信用，而信用則不可能沒有法律支持。其展開則各種經濟因素都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換，即所謂該國家可以“在數目字上管理”。[22]此即所謂“農業社會管制的方式為新型商業管制方式所取代”，“全國進入以數目字管理的階段，自此內部各種因素大體受金融操縱”。[23]

三、我國文化傳統中的信用障礙及其改造

我國古代，信用被推崇為一項重要德性。據統計，“信”字在我國古代儒家典籍《論語》中出現了38次之多，僅次于“仁”和“禮”。在孔子的“文、行、忠、信”四教以及儒家的“仁、義、禮、智、信”五常中，信占有重要地位。孔子指出，“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甚至上升到以德治國的高度，“民無信不立”，“人以致去兵，去食，寧死必信”。但我國傳統文化上對信用的強調，主要著眼于私人品德的修養，宗族鄉里風俗的醇化和以德治國的禮治要求。其不過是一種農業社會、鄉土社會、宗法社會的道德形態，與在平等、自由基礎上的市場經濟所要求的普遍交易倫理的信用不同。這種信用并沒有建構成市場交易的一種法權關系，在倫理上也沒有被抽象為一種普遍的基本道德義務，而往往必須屈從于“尊尊，親親”的規范和鄉土社會“差序格局”的安排。嚴復先生比較東西風俗，指出兩種“信”的不同，“西之教平等，故以公治眾而貴自由。自由，故貴信果。東之教立綱，故以孝治天下而首尊親。尊親，故薄信果”[24]。先生也認為：“鄉土社會的信用并不是對契約的重視，而是發生于對一種行為的規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時的可靠性。”[25]有學者認為，誠信不能上升為普遍道德義務是傳統儒家道義論的一個薄弱環節，是一個它的阿基里斯之踵。[26]

基于我國文化傳統中的信用觀的個人化和封閉性，其本身不足以支撐普遍化的市場經濟。這是因為人格化的信用本身具有內在的限制，無法突破熟人社會的限制。按照韋伯在《儒教與道德》中的觀點，“在中國，由于儒家理論的作用，政治與經濟組織形式的性質完全依賴于個人的關系，…中國所有的共同行為都受到純粹個人的關系、尤其是親緣關系的包圍與制約。從經濟觀點看，這種人格主義無疑是對客觀化的一種限制，同時也是對客觀理性化的一種限制。一種主要在特殊主義的關系結構運作的法律有礙于客觀化、普遍化和理性化法律的發展，而這意味著難以產生基于普遍化的法律而非個人關系的信用，也無法脫離個人關系去建筑各種經濟合作組織。”[27]我國目前的信用匱乏的現狀即源于傳統的斷裂，社會的急劇轉型。在我國原來的計劃經濟體制下，雖然打破傳統鄉土社會的結構，但由于指令性計劃和行政命令代替的市場的交換關系，交易信用無從展開，并且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社會的構成實行單位制度，個人被組織在相對封閉的單位中，其交往范圍、社會流動與傳統的熟人社會頗有類似之處，因此信用失去了產生的土壤。在這種情況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所導致的社會轉型對傳統熟人社會之下的個人化的人格信用又是一次毀滅性的打擊。由于中國傳統熟人社會的“差序格局”，缺乏普適性的道德標準，不承認平等的主體人格，導致主體在轉型的社會中容易成為“利己主義者，卻不能成為個人主義者”。[28]以至于轉型時期的道德失范已使中國成為一個信用資源嚴重匱乏的國家，與信用不足相關的欺詐和犯罪幾乎遍布經濟生活各個方面，諸如假冒偽劣商品橫行、股市“圈錢”、逃廢債務、偷稅漏稅等。

市場經濟實質上就是一個非人格化的結構，它的基礎不是人格，而是國家和法律。近代市場經濟中，信用的基礎是財產，當事人通過對財產權利的安排實現債的擔保，而信用的維持、財產的擔保都必須國家和法律的相應配套建設和支持，英國經濟學家約翰·希克斯在其名著《經濟史理論》里認為，從習俗經濟和指令經濟演進為商業經濟或“重商主義”，是一個商業的專門化過程的開始，商業的進一步發展要有更加非傳統和非人格化的結構，市場經濟的突出特點就在于制度性的“非人格化”，即貨幣、法律和信用。要成功實現這種過渡必須至少要有兩個條件：第一，保護產權；第二，維護契約。

契約和信用是市場經濟的要素，也是法理文明的基礎。西方國家的契約文明可以追溯至古羅馬時期，隨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對外貿易的擴張而出現的廣泛的商品交換，使人們擺脫了血緣關系這根“天然的臍帶”，轉而通過契約關系這根紐帶維護和建立一種新型的經濟關系，形成西方的契約文明和契約型社會。這種契約文化反過來又推動了以契約信用為主要形式的信用經濟的發展。以往那種借助于血緣關系而形成的特殊信任心理、權利義務關系，均被利益調整下的契約關系所取代，由法律調整的“信用”，完成了其從人倫信用到契約信用、從特殊主義信用到普遍主義信用的過渡。[29]

我國傳統文化中的信用資源必須要和現代市場經濟對接，將其改造為一種以契約為基礎，以國家和法律為保障的普遍化的信用。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社會形態由農業社會轉向商業社會，由鄉土社會轉向市民社會，由封閉社會轉向開放社會，從熟人社會轉向陌生人社會，債權債務在陌生人之間擴展，熟人社會的人際信用不足以維持，只能依靠制度化、系統化的財產擔保和法律強制保障交易信用，從而由禮俗社會向法理社會的轉變。

注釋:

[1][英]安東尼·帕格頓：“信任毀滅及其經濟后果”，載《國外社會學》2000年第3期。

[2]汪丁丁：“回顧金融革命”，載《經濟研究》1997年第12期。

[3]參見江平、程合紅：“論信用——從古羅馬法到現代社會”，載《東吳法學》2000年第1期。

[4][美]詹姆斯·S·科爾曼：《社會理論的基礎》，鄧方譯，社科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99頁。

[5]轉引自李心合：“信任問題的財務學思考”，載《財貿問題研究》2001年第3期。

[6][日]近江幸治：《擔保物權法》，祝婭、王衛軍、房兆融譯，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頁。

[7]參見[日]近江幸治：《擔保物權法》，祝婭、王衛軍、房兆融譯，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頁。

[8][美]福山：《信任——社會美德與創造經濟繁榮》，彭志華譯，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30—31頁。

[9]蔡章麟：“私法上誠實信用原則及其運用”，載鄭玉波主編：《民法總則論文選輯》，臺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889頁。

[10]參見江平、程合紅：“論信用——從古羅馬法到現代社會”，載《東吳法學》2000年第1期。

[11]參見[日]近江幸治：《擔保物權法》，祝婭、王衛軍、房兆融譯，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8頁。

[12]林鈞躍編著：《企業賒銷與信用管理》（上冊），中國經濟出版社1999年版，第1頁。

[13]參見曾康霖、王長庚：《信用論》，中國金融出版社1993年版。

[14]參見[日]川島武宜：《現代化與法》，王志安、梁濤、申政武、李旺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36頁。

[15][英]大衛·休謨：《人性論》（下冊），關文運譯，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561頁。

[16]董安生：《民事法律行為》，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3頁。

[17]羅馬法上債的概念最早源起于對私犯的罰金責任，參見[意]彭梵得：《羅馬法教科書》，黃風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284頁。但只有演化為交易的信用并且由人身拘束醇化為財產責任后，才具有債的意義。

[18]參見[日]我妻榮：《債權在近代法中的優越地位》，王書江、張雷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年版，第8—17頁。

[19][德]拉德布魯赫：《法學導論》，米健、朱林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7年版，第64頁。

[20]《西方法律思想史資料選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139頁。

[21][英]約翰×穆勒：《經濟學原理》，臺灣三民書局1966年版，第477—478頁。

[22]參見[美]黃仁宇：《放寬歷史的視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440頁。

[23][美]黃仁宇：《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三聯書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201頁。

[24]嚴復：《嚴復集》第一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1頁。

[25]：《鄉土中國》，三聯書店1985年版，第6頁。

[26]參見何懷宏：《良心論》，上海三聯書店1994年版，第154頁。

篇5

2.審計技術方法簡單，科技支撐力量薄弱。目前新疆農村信用社開展的經濟責任審計仍停留在現場檢查、手工操作、人為判斷的階段，人力、財力、時間耗費較大，工作效率低，審計工作質量不高。審計技術方法的局限性,已遠遠不適應當今快速發展的業務規模和現代化經營管理的需要。開展領導干部經濟責任審計,是杜絕與防治一些違法違紀問題的重要手段之一。筆者認為，農村信用社開展任期經濟責任審計工作亟待改進和加強，充分發揮內部審計監督與服務職能，健全、加強領導干部管理機制，確保農村信用社可持續、穩定健康的發展。

二、經濟責任審計亟需改進和加強

1.完善經濟責任計劃管理制度，有計劃、有部署的安排經濟責任審計工作。農村信用社必須根據經營管理發展的需要，對經濟責任審計工作做出系統規劃，形成經濟責任計劃管理制度。經濟責任審計計劃一般為年度計劃，是通過文字報告、報表等形式來編制年度經濟責任審計計劃，明確年度工作重點和目標，合理統籌安排全年的經濟責任審計任務，保證審計工作質量。建立和完善經濟責任審計計劃管理制度就可以使經濟責任審計工作做到層次分明，任務明確，審計工作有條不紊開展。

2.加大培訓力度，提高審計人員素質。對審計人員的系統培訓可以通過三種方式來進行：一是對參加相關業務部門舉辦的各項業務培訓，加強對業務基礎知識和新業務知識的學習；二是審計部門加強內部審計專業知識的培訓，可以采取審計業務規范培訓、專題研究、經驗交流等方式；三是對參加內審協會舉辦各種審計培訓，通過后續教育，更新審計人員的業務知識，拓寬思路，培養創新能力，提高審計人員的綜合業務素質；四是建立起專家咨詢渠道和專家咨詢機制，對專業性強、需要進行專家咨詢的事項，建立專業機構的聯系，及時地得到高質量的咨詢建議或專家建議，以保證審計事項判斷的準確性。

3.審計監督關口前移，開展事前審計和事中審計。適當開展事前經濟責任審計，在高管人員任職前對農村信用社的資產、負債、損益的真實、合法、效益情況進行審計，做好摸清家底工作，以保證經濟責任確認的合理性、有效性。在高管人員在任期間定期或不定期的開展事中經濟責任審計，對其履職情況進行審查和評價。

4.規范操作審計程序，堅持“有離必審，先審后離”的原則。在經濟審計工作中，必須堅持“先審后離”的原則，將經濟責任審計的結果作為領導干部選拔、任用、獎懲干部的重要參考依據，充分發揮經濟責任審計的監督與評價功能。

5.完善經濟責任審計制度，規范審計操作流程。制定經濟責任審計責任制和質量控制制度，落實審計人員的工作責任，從工作底稿到審計報告，從審計方案到檔案歸理，從責任界定的準確性到提出建議的合理性等多方面綜合考核、評價審計人員的工作質量與審計內控執行情況，以提高審計人員的責任心和工作質量；建立經濟責任審計的報告制度，審計部門對發現的突出問題必須及時報送相關部門，人力資源部門充分利用審計成果，把審計結果作為選聘和調整干部的考察內容，紀檢部門要根據審計結果對違紀政紀、貪污受賄以及徇私枉法的犯罪分子堅決予以處理，被審計單位根據審計決定及時整改；規范經濟責任審計操作程序，審計人員在開展經濟責任審計項目工作中，要嚴格執行各項審計規章制度和操作流程。

篇6

發明、創新和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歷來是增長經濟學家研究的熱點問題。在早期經典理論經濟學中，發明、創新和技術進步主要是通過移動生產函數或者生產可能性曲線促進經濟增長；其傳導機制通常可劃分為三個階段———創造新產品和新工藝的發明，把發明轉化為商業應用的創新，以及把創新擴散到整個經濟社會（新帕爾格雷夫經學大詞典，1996）。[9]理論界通過經濟增長核算發現全要素生產率是經濟增長最核心的根源，由此對技術進步和創新研究的興趣高漲。哈羅德———多馬經濟增長模型和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將技術進步作為外生因素，通過總量生產函數將其納入經濟系統，闡述了技術進步是經濟長期持續增長的原因，使經濟增長模型對各國經濟增長的現實變得更加有解釋力。但是，這些經濟模型在以下幾方面受到學術界廣泛的爭論。一是技術進步的簡單概念是被塞進總量生產函數作為一項來分析的，包含一切導致生產函數移動的要素。這種說法過于籠統，無法準確描述技術進步的原因，易忽略現實技術進步的某些重要方面。二是把技術進步作為外生變量，絲毫不依賴資本積累和經濟體系內的其他變量，使技術進步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三是技術進步無需成本，與現實經濟中技術進步需要大量研發投入、高額技術轉化成本的事實不符。四是為使穩定增長成為可能，技術進步采取哈羅德中性技術進步的假定，但卻不能解釋是什么理由以及依靠什么機制使得技術進步正好是哈羅德中性的。基于上述列舉的諸多原因，以一個不變比率進行的非物化技術進步概念不能得到令人滿意的解釋，需要提出更為成熟的經濟增長模型。理論界一條重要的研究思路是將技術進步促進經濟增長的傳導機制由外生因素到內生因素轉變。技術進步內生化經濟增長模型主要試圖解釋發明和創新的速率與偏向內在地由經濟系統決定，基本沿三條路徑展開研究。一條路徑是進一步拓展生產要素的內涵，將技術進步物化到生產要素中，通過“有效生產要素”的概念改變先前生產函數關于生產要素性質的某些假定，使經濟持續增長成為可能，如時期性經濟增長模型（Solow，R.M.1960）。[10]該模型認為，新的投資是新思想的傳導機制，提高新投資的比率會影響技術進步的速率；其邏輯傳導路徑是資本形成工業設備的現代化技術進步經濟增長。這種新投資的比率影響技術進步速率的內生化思路重新肯定了經濟增長過程中資本積累的重要性，并為測度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在經濟增長中的相對貢獻提供了新依據。人力資本模型是將技術進步物化到勞動力生產要素的另一嘗試，通過對人力資本投資改進人口質量提高勞動生產率（Schultz，TheodoreW.，1961）。[11]第二條路徑是將知識和技術作為一個獨立的生產要素變量納入生產函數，通過建立多部門經濟增長模型，將知識的外溢效應與傳統生產要素的邊際生產力遞減規律有效地統一起來，仍然在完全競爭均衡的基本分析框架下解釋經濟持續增長的原因。這種內生化技術變化的思路最早由宇澤弘文嘗試（Uzawa，H.，1962，1963），[12]后由以羅默、盧卡斯和格羅斯曼等為代表的新增長理論家繼承和發展。第三條路徑是提出一些新的生產函數來代替總量生產函數對技術進步的刻畫。如技術進步函數（Kaldor，N.1955，1962）與創新可能性邊界（Kennedy，C.1962，1964，1966）兩種經濟模型一改先前將資本積累與技術進步分開描述的不足，闡述了要素積累率與技術進步在經濟增長進程中的相互作用，以及要素積累率對技術進步偏向的影響。但是，技術進步的原因與速度在這些模型中仍然沒有得到清楚的說明。20世紀80年代以來，一方面，理論界沿著技術進步和創新內生化的機制將研究繼續深化。羅默從知識積累產生于資本積累的角度（Romer，PaulM.1986）、[13]盧卡斯（Lucas，RobertE，Jr.1988）[14]從人力資本積累的外部效應角度進一步深化了技術進步內生化機制。以羅默的第二代模型為起點，新增長理論家開始引入成本的概念直面研究知識積累和創新的來源及傳導機制，指出只要創新的收益大于研發成本、創新的溢出效應足夠大，經濟增長就能自我維持。另一方面，理論界進一步拓展了技術進步的表現形式，打破了完全競爭均衡的傳統分析框架，將產品品種增加和質量升級納入技術進步的表現形式，嘗試在壟斷競爭的新經濟環境下，注意非均衡動態路徑，引入研發投入、“創造性破壞”、行業領先者等因素分析經濟增長根源和傳導機制，得到了許多對中國以科技創新支撐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更有指導意義的研究結論。

科技創新對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支撐的績效評價

早期西方經典理論以經濟增長為主題，按全要素增長率作為劃分經濟增長方式類型的標準，認為如果全要素生產率（TFP）對經濟增長率的貢獻度在50%以下，基本屬于粗放型的經濟增長；達到和超過50%，則屬于集約型經濟增長。[15]20世紀50年代以來，西方經濟學界發表了一系列論文、書籍和專著，試圖或簡或繁地計量技術進步對形形國家經濟增長的貢獻。索洛余值法確立了早期經濟增長核算的基本分析框架，該方法將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視為技術進步，對美國1909~1949年的經濟增長情況進行了實證測度，得出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主要源泉的結論（Solow，R.M.1957）。[16]這種測度結論的準確性在20世紀60年代以后逐漸在兩方面受到經濟學家的質疑：一是將余值部分全部歸為技術進步因素，排除了其他因素影響，夸大了技術進步的作用；二是將資本投入和勞動投入視為同質的假定既不符合實際情況，也忽視了要素投入結構和質量的改善對經濟增長貢獻度的衡量。對此，學術界持續地改進了以全要素生產率衡量技術進步的精準度。如丹尼森將知識的進展從全要素生產率中單列出來，并從總量層面上考慮了勞動投入的多樣性，從而極大地縮小了經濟增長中不能直接由實證測度因素所解釋部分的大小，并細化了勞動投入對經濟增長貢獻的認識（Denison，E.F，1962）。[17]喬根森在丹尼森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探討了經濟增長因素中資本投入因素的多樣性，并落腳在各產業部門而不是總量生產函數的層次上分析經濟增長的源泉，從而進一步縮小了“余值”的范圍（Jorgenson，D.W.，1967）。[18]20世紀90年代以來，越來越多的學者認識到經濟增長在多大程度上歸因于全要素生產率的改進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歸因于投入的增長都依賴于構造投入度量的方法。于是，一部分學者在進行經濟增長核算分析時，嘗試對不同國家生產率與投資（Grossman，GeneM.andElhananHelpman.，1994）[19]以及生產率與人均收入之間（Islam，Nazrul.，1995;Klenow，peterJ.andAndresRodriguez-Clare.，1997）[20][21]的關系進行實證測度，以期對影響全要素增長率的因素進行更深入地研究。27與此同時，也有一些學者反對將全要素生產率作為對技術變化的度量（K.I.CarlawandLipsey，R.G，2002，2003），[22]認為因為大量技術變化涉及資源有成本地向研究和發現活動配置，這些資源僅得到正常回報，當技術被發現且實施時，技術變化的價值轉化為投入成本，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應該為零。還有一些學者從更廣泛的角度，如全球創新指標（Stella.Liu，2011）和衡量地區（TimothyF.Slaper，2010）、一個城市（MichaelR.Bloomberg，2010）或一個行業創新能力指標體系（DavidJ.Spielman，2011）對科技創新支撐經濟增長的力度進行了實證研究。這些最新的研究成果進一步開闊了研究科技創新支撐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績效評價視野。總的來說，盡管全要素生產率作為技術進步與創新的近似度量還存在一些質疑甚至爭議，但將之作為衡量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和劃分經濟增長方式的判斷標準仍是一個有較高認可度的指標；不過，理論界還需要結合最新的研究成果進一步完善與之相關的績效評價。

發明、創新和技術進步的原因

關于發明、創新和技術進步原因的研究一直受到學術界高度重視。一些學者從分工和專業化的角度研究發明、創新和技術進步的原因，認為分工和專業化是技術進步的重要因素（亞當•斯密，1776）。[23]還有學者從生產要素的角度研究發明、創新和技術進步的原因，認為生產要素稀缺性及其相對價格的變化導致的要素間替代本身就是刺激發明和推動技術進步的重要原因（JohnRichardHicks，1960）；[24]這種分析思路被后來一些學者發展為誘致性技術變遷模式，用來分析某一特定行業技術變遷的原因和發展路徑（速水佑次郎，1998）。[25]也有研究注意到企業家對利潤的追求和企業家精神對發明、創新和技術進步的關鍵作用（JosephA.Schumpeter，1934），認為企業家的首創精神、成功欲、甘冒風險、以苦為樂的精神、精明、理智和敏捷、事業心等創新精神和對利潤的追求不僅是經濟體系不斷改組的運轉工具，而且也是包含社會上層在內的各種要素發生連續變化的傳遞手段。[2]20世紀60年代以來，對發明、創新和技術進步原因的研究主要是從微觀層面進行的。阿羅（Arrow，K.J，1962）的“干中學”經濟增長模型和舒爾茨的“人力資本模型”（Schultz，TheodoreW.，1961）開創性地將無意識的生產經驗積累和有意識的教育投資作為技術進步的重要內生化來源和經濟持續增長的動力，促進了知識經濟化與經濟知識化的一體化研究。隨著技術進步原因的內生化，特別是當理論界將技術進步物化到生產要素中，那些促進生產要素積累的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進入分析經濟增長原因學者們的研究視野。勞動分工與專業化模型被艾林•楊繼承和發展，并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從微觀層面系統地形成了博蘭德—楊、基母—莫塔迪、貝克爾—墨菲三種勞動分工和專業化的內生增長模型，為經濟增長提供了一種微觀機制。[26]（P546-576）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產業組織理論、發明與創新、人力資本以及交易費用等微觀經濟理論的發展使理論界開始進一步關注技術進步的成本、依托載體、經濟背景等，并以更規范的研究范式討論知識的進步及其與市場的聯系。當壟斷競爭市場結構代替完全競爭市場結構成為分析技術創新的經濟背景后，技術創新的成本、研發投入、專利、市場結構、企業內部特征和產權組織等會影響技術創新的規模和效率的觀點逐漸形成理論界的新共識。[27]知識經濟概念的提出，使學術界對知識和技術內生化的認識進一步向前推進，認為資源投入量、企業的作用、隱含知識存量，外部性、獲利能力與不確定性、技術發展的路徑依賴等因素將影響或制約一國獲取知識和積累技術的能力。

篇7

信用是市場經濟的產物，市場經濟可以說是信用經濟。信用的好壞是衡量、制約或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主要指標。針對信用的經濟學分析，傳統主流經濟學已有諸多的闡述，筆者在此首次運用行為經濟學理論來對我國市場經濟建設中遇到的信用問題進行詮釋。

一、信用問題概攬

在日常經濟活動中，我們的交易各方，都在抱怨別人信譽差，希望有一個良好的信用環境，使得社會交往和經濟交易活動能在一個有序、安全的氛圍中進行，但對自己這一方是否會遵守約定、恪守信用，卻并不嚴格要求，甚至自己在交易時就預留了不守信的伏筆。也就是說，在社會交往和經濟交易活動中，人們均希望別人守信、社會誠信，而惟獨自己可以不完全誠信。當大多數人都是這種思維時，整個社會信用狀況差也就成為一種自然的普遍現象了。北京市工商局統計的數據顯示，2004年，北京市被列入“黑名單”的個人及企業近七萬，其中，自然人占兩萬七千八百七十六人，企業有三萬九千兩百七十五戶，這些個人及企業，因為失信，被鎖進“北京市企業信用信息系統”，他們將為各自的欺詐、哄瞞等失信行為付出沉重代價。在全國各地，因失信而導致的經濟糾紛，甚至惡性案件，拾俯皆是；有些地區因信用度普遍低下而嚴重阻礙區域經濟的發展，如汕頭經濟特區因90年代以前不太重視經濟活動中的契約信用，甚至在90年代末因國稅部門開出的增值稅發票可信度低，而被國家稅務總局通報不能作為出口退稅之用，致使汕頭特區1000多家外向性企業不得不外遷，嚴重影響了汕頭經濟發展。

信用問題隨著經濟的發展而日益彰顯重要，傳統主流經濟學對此已有諸多的分析，“經濟人”假設是傳統經濟學的基石，其核心內容是：人是“理性經濟人”，“經濟人”的目標是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傳統經濟學的“經濟人”假設揭示了市場利益原則，把道德、情感等因素排斥于經濟動機分析之外，使“經濟人”成為純理性的人，忽視非理性因素在經濟主體行為中的作用，“經濟人”的一切行為都圍繞著市場利益原則，并以此作為行為(包括信用行為)的動機。信用是商品貨幣交換關系的一個經濟范疇，信用行為作為“經濟人”的市場行為，其出發點是利益預期，利益成為信用行為的經濟杠桿，“商人是否愿意使用信用，則取決于他對贏利的預期。”

傳統主流經濟學對信用問題，特別是行為主體優選守信還是失信行為，從理論上歸納為以下幾種解釋：一是信用的成本收益核算。行為主體（個人、企業和政府）在經濟活動中是否恪守信用契約，關鍵在于守信或失信可能給他帶來的成本收益預期，當經濟主體守信的收益大于守信的成本，則優選守信，反之，則失信；當經濟主體失信所得到的收益大于失信的成本（包括受到懲處的成本），則優選失信，反之，則寧愿守信。如醫療行業中，正規大型醫療機構中的少數醫務人員做“醫托”，把來就診的病人介紹到私人機構就診，從中提取回扣，這種現象一經發現，在西方國家則是吊銷醫療執業資格而永不能從事醫療職業，失信成本遠大于收益；但在中國則是通過一番教育或罰款懲處后，仍繼續原醫療職業，失信成本小于收益，并有機會在以后的繼續失信中彌補失信成本。這就是同一事件采取不同的懲處方式，導致行為主體選擇守信或失信的不同行為取向。二是信用行為的“劣幣驅逐良幣”（又稱二手車市場或檸檬市場）現象。“劣幣驅逐良幣”是經濟學上“信息不對稱”所導致的結果，在這種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人們采取“舍優取劣”的行為取向以保證經濟交易時收益最大化、損失最小化。在實際經濟交易時，假設有甲、乙兩方，盡管雙方均深知守信是一種美德，若雙方守信都會帶來各自效益最大化，但因信息不對稱而不知對方會采取守信還是失信的行為取向，為防止對方失信并規避己方守信可能帶來的損失，而采取失信的行為取向是己方的較優選擇；假如甲方決定采用失信行為，交易的可能性是：乙方若守信，則損失；若失信程度與甲方一致，則雙方各不沾對方便宜；若乙方失信比甲方更甚，則甲方損失。此后，甲方再與乙方或其他人交易，則會以失信行為為優選。市場交易的結果是失信行為獲得較大收益，守信行為遭受損失，其導向是守信者逐漸減少，失信者逐漸增多，失信者逐漸把守信者驅逐出市場。三是信用行為的重復博弈減少。交易主體的重復博弈是誘導人們采取守信行為的有效機制之一，重復博弈機制在相對封閉的農耕自然經濟社會是誠信維護的最有效機制；但隨著商品經濟發展，特別是我國市場經濟的逐步建設過程中，人們的經濟活動范圍擴大、交

易對象眾多，交易主體之間重復博弈次數減少，甚至由重復博弈向一次博弈演變，在信用體系尚未完善之前，優選失信行為是相對“明智”之舉。

二、信用問題的行為經濟學詮釋

傳統主流經濟學對交易主體的信用行為取向的解釋是建立在理性經濟人假設的基礎上，但現實經濟活動中，交易主體的信用行為并非完全理性，常呈有限理性狀態。運用行為經濟學理論來解釋信用問題是一種新的嘗試，能使信用問題的研究更趨完善和全面。

1、確定性效應。

篇8

中圖分類號：F832.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3-949X（2013）-03-0093-01

在金融市場中，存在著比較嚴重的信息不對稱，信息的不對稱加上市場主體的機會主義行為，在沒有外在監督的道德約束時，就會導致失信行為發生，這就是信用風險產生的信息經濟學機理。在征信國家，信用管理行業的產品和服務深入到社會的方方面面，企業和個人的信用意識強烈，注重維護信用，有著明確的信用市場需求。因此，征信國家的對外信譽較好，信用交易的范圍和規模很大，可以獲得更高的經濟福利，信用與金融體系、銀行體系聯系密切，經濟與金融體系中處處存在著信用，信用是經濟金融運行的平臺。發達金融體系的基礎是健全的信用體系。對于現代化的經濟，沒有一個健全的信用體系和現代化的金融體系是難以健康、快速、穩定地成長的。

一、我國信用體系建設中存在的問題

歷經20多年的中國的改革是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信用在我國經濟中的作用日益突顯。然而，在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信用缺失問題和現象隨處可見，尤其是銀行體系中的大量不良資產的積累、資本市場中劣質上市公司的充斥，嚴重制約了信用功能的發揮，大大提高了市場交易的成本，降低了市場效率和經濟的活力，惡化了市場信用環境和市場秩序，直接影響到市場體系的完善和資源配置效率。在我國目前建設社會信用體系的進程中，還存在著許多制約因素。

1. 急需出臺相關法律

中國目前尚無一部調整各種所有制企業的《破產法》。新破產法由于在國企要不要破產這個問題上存在爭議，遲遲未能出臺。同時，現行的《合同法》、《反不正當競爭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與信用相關的法律對失信懲罰的力度太輕。

2. 建立健全信用中介體系

信用中介不能僅僅發展征信公司，還需要建立更多相關的金融機構、信用評級機構、擔保中介機構、資質認證機構、律師事務所和會計師事務所等鑒證機構。而在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一般都有較為健全的社會信用制度，不僅有一套針對企業的信用評價體系，而且公民個人擁有一個終身的社會安全號，通過這個無法偽造的安全號碼，每個擁有一份資信公司保存的信用紀錄，任何銀行、公司或業務對象都可以付費查詢。一旦信用等級出現有不良記錄，就會造成政治、經濟活動和生活、工作上的極大困難，所以西方人把信用看得和自己的生命同等重要。在這一方面可以看出，我國遠不及發達國家。

二、信用體系對金融經濟穩定的重要性

市場經濟是信用經濟。建設社會信用體系，是完善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客觀需要，是整頓和規范市場經濟秩序的治本之策。信用是一個經濟體系正常運行的基本保證，信用問題的存在會阻礙信用行為的發生、阻礙市場規模的擴大，進而限制社會分工，導致經濟運行的低效率。

1. 建立信用體系是金融經濟穩定的需要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日益擴展和復雜化的市場關系逐步構建起彼此相聯、互相制約的信用關系。這種信用關系作為一種獨立的經濟關系得到充分發展，并維系著錯綜復雜的市場交換關系，支持并促成規范的市場秩序。可見，沒有信用，就沒有市場存在的基礎。同時，信用具有貨幣屬性，能夠實現一定的經濟政策功能，成為國家宏觀調控的重要工具。

2. 建立社會信用體系是保持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需要

企業是社會信用活動中最活躍的層次，是巨大的信用需求者和供給者。企業進行轉產改制和科技創新，需要通過銀行信貸、證券市場操作和債券的發行等方式籌集大量的生產發展和技術改造資金。但由于信用缺失行為大量存在，使銀行不敢輕易放貸，企業難以通過正常的信用渠道獲取生產發展資金。因此，要擴大市場消費需求，拉動經濟增長，就必須加快建立社會信用體系。

3. 建立社會信用體系是防范金融風險和深化金融改革的需要

防范金融風險，必須加強信用制度建設，金融安全是國家經濟安全的核心，而信用風險是目前我國最大金融風險。我國的金融風險主要是在經濟轉型過程中，銀行信用規模快速擴張，信用制度不規范、不健全造成的。加強信用制度建設，通過增強借款人償還能力和提高償還意愿，促進借款人提高履約水平，能夠降低銀行業信用風險，從而維護金融安全，保證國家經濟安全。

三、如何推進我國社會信用體系建設

目前我們的金融市場信用風險之所以累計的如此嚴重，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的制度約束的缺失和無效，制度的缺失表現在失信懲戒法律的空白，制度的無效表現在有些制度執行不力，二是我們的金融市場信用風險的規制必須以信用制度建設作為突破口，事實上 ，一些金融工具和制度本身的創新也為信用風險的規避提供了新的途徑，也就是第三方擔保制度，因此，加快建設社會信用體系，對于打擊失信行為，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促進金融穩定和發展，維護正常的社會經濟秩序，保護廣大群眾的權益，推進政府更好地履行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的職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總之，在大力推進和諧社會的進程中，加快建設社會信用體系是非常必要和迫切的。社會信用體系的建設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面臨著諸多突出問題，面對這些問題，我們應該采取有效地措施，以便更好的推進我國社會信用體系的建設。

1. 培育現代信用服務體系，加快信用服務行業國家標準化建設，形成完整、科學的信用標準體系

信用服務業具有智力密集、技術密集、專業化程度高、市場集中度高的特點，承擔著信用信息收集、加工、處理和傳遞的功能，在防范信用風險、促進信用交易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要加大誠實守信的宣傳教育力度，培育全社會的信用意識，樹立良好的社會信用風尚。要鼓勵擴大信用產品使用范圍，培育信用服務市場需求，支持信用服務市場發展。要堅持以市場為導向，培育和發展種類齊全、功能互補、依法經營、有市場公信力的信用服務機構，依法提供信用信息，鼓勵信用產品的開發和創新，滿足全社會多層次、多樣化、專業化的信用服務需求。

2. 要完善法律法規，加強組織領導。完備的法律法規是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制度保障

篇9

第一節人體工程學的含義和發展

人體工程學（HumanEngineering），也稱人類工程學、人間工學或工效學（Ergonomics）。工效學Ergonomis原出希臘文“Ergo”，即“工作、勞動”和“nomos”即“規律、效果”，也即探討人們勞動、工作效果、效能的規律性。

人體工程學起源于歐美，原先是在工業社會中，開始大量生產和使用機械設施的情況下，探求人與機械之間的協調關系，作為獨立學科有40多年的歷史。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軍事科學技術，開始運用人體工程學的原理和方法，在坦克、飛機的內艙設計中，如何使人在艙內有效地操作和戰斗，并盡可能使人長時間地在小空間內減少疲勞，即處理好：人—機—環境的協調關系。及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各國把人體工程學的實踐和研究成果，迅速有效地運用到空間技術、工業生產、建筑及室內設計中去，1960年創建了國際人體工程學協會。

及至當今，社會發展向后工業社會、信息社會過渡，重視“以人為本”，為人服務，人體工程學強調從人自身出發，在以人為主體的前提下研究人們衣、食、住、行以及一切生活、生產活動中綜合分析的新思路。

日本千葉大學小原教授認為：人體工程學是探知人體的工作能力及其極限，從而使人們所從事的工作趨向適應人體解剖學、生理學、心理學的各種特征。“

其實人—物—環境是密切地聯系在一起的一個系統，今后“可望運用人體工程學主動地、高效率地支配生活環境”。

人體工程學聯系到室內設計，其含義為：以人為主體，運用人體計測、生理、心理計測等手段和方法，研究人體結構功能、心理、力學等方面與室內環境之間的合理協調關系，以適合人的身心活動要求，取得最佳的使用效能，其目標應是安全、健康、高效能和舒適。人體工程學與有關學科以及人體工程學中人、室內環境和設施的相互關系。

第二節人體工程學的基礎數據和計測手段

一、人體基礎數據

人體基礎數據主要有下列三個方面，即有關人體構造、人體尺度以及人體的動作域等的有關數據。

1、人體構造

與人體工程學關系最緊密的是運動系統中的骨骼、關節和肌肉，這三部分在神經系統支配下，使人體各部分完成一系列的運動。骨骼由顱骨、軀干骨、四肢骨三部分組成，脊柱可完成多種運動，是人體的支柱，關節起骨間連接且能活動的作用，肌肉中的骨骼肌受神經系統指揮收縮或舒張，使人體各部分協調動作。

2、人體尺度

人體尺度是人體工程學研究的最基本的數據之一。

3、人體動作域

人們在室內各種工作和生活活動范圍的大小，即動作域，它是確定室內空間尺度的重要依據因素之一。以各種計測方法測定的人體動作域，也是人體工程學研究的基礎數據。如果說人體尺度是靜態的、相對固定的數據，人體動作域的尺度則為動態的，其動態尺度與活動情景狀態有關。

室內設計時人體尺度具體數據尺寸的選用，應考慮在不同空間與圍護的狀態下，人們動作和活動的安全，以及對大多數人的適宜尺寸，并強調其中以安全為前提。

例如：對門洞高度、樓梯通行凈高、欄桿扶手高度等，應取男性人體高度的上限，并適當加以人體動態時的余量進行設計；對踏步高度、上擱板或掛鉤高度等，應按女性人體的平均高度進行設計。

二、人體生理計測

根據人體在進行各種活動時，有關生理狀態變化的情況，通過計測手段，予以客觀的、科學的測定，以分析人在活動時的能量和負荷大小。

人體生理計測方法主要有：

1、肌電圖方法

把人體活動時肌肉張縮的狀態以電流圖記錄，從而可以定量地確定人體該項活動強度和負荷。

2、能量代謝率方法

由于人體活動消耗能量而相應引起的耗氧量值，與其平時耗氧量相比，以此測定活動狀態的強度，能量代謝率的計算式，以及不同活動的能量代謝率（RMR）。其計算式如下：

運動時氧耗量-安靜時氧耗量

能量代謝率（RMR）

基礎代謝率耗量

3、精神反射電流方法

對人體因活動而排出的汗液量作電流測定，從而定量地了解外界精神因素的強度，據此確定人體活動時的負荷大小。

三、人體心理計測

心理計測采用的有精神物理學測量法及尺度法等。

1、精神物理學測量法

用物理學的方法，測定人體神經的最小刺激量，以及感覺刺激量的最小差異。

2、尺度法

以順序在心理學中劃分量度，例如在一直線上劃分線段，依順序標定評語

可由專家或一般人，相應地對美丑、新舊、優劣進行評測。

第三節人體工程學在室內設計中的應用

由于人體工程學是一門新興的學科，人體工程學在室內環境設計中應用的深度和廣度，有待于進一步認真開發，目前已有開展的應用方面如下：

一、確定人和人際在室內活動所需空間的主要依據

根據人體工程學中的有關計測數據，從人的尺度、動作域、心理空間以及人際交往的空間等，以確定空間范圍。

二、確定家具、設施的形體、尺度及其使用范圍的主要依據

家具設施為人所使用，因此它們的形體、尺度必須以人體尺度為主要依據；同時，人們為了使用這些家具和設施，其周圍必須留有活動和使用的最小余地，這些要求都由人體工程科學地予以解決。室內空間越小，停留時間越長，對這方面內容測試的要求也越高，例如車廂、船艙、機艙等交通工具內部空間的設計。

三、提供適應人體的室內物理環境的最佳參數

室內物理環境主要有室內熱環境、聲環境、光環境、重力環境、輻射環境等，室內設計時有了上述要求的科學的參數后，在設計時就有可能有正確的決策。

四、對視覺要素的計測為室內視覺環境設計提供科學依據

人眼的視力、視野、光覺、色覺是視覺的要素，人體工程學通過計測得到的數據，對室內光照設計、室內色彩設計、視覺最佳區域等提供了科學的依據。

第四節環境心理學與室內設計

在闡述環境心理學之前，我們先對“環境”和“心理學”的概念簡要地了解一下。環境即為“周圍的境況”，相對于人而言，環境可以說是圍繞著人們，并對人們的行為產生一定影響的外界事物。環境本身具有一定的秩序、模式和結構，可以認為環境是一系列有關的多種元素和人的關系的綜合。人們既可以使外界事物產生變化，而這些變化了的事物，又會反過來對行為主體的人產生影響。例如人們設計創造了簡潔、明亮、高雅、有序的辦公室內環境，相應地環境也能使在這一氛圍中工作的人們有良好的心理感受，能誘導人們更為文明、更為有效地進行工作。心理學則是“研究認識、情感、意志等心理過程和能力、性格等心理特征”的學科。

關于環境心理學與室內設計的關系，《環境心理學》一書中譯文前言內的話很能說明一些問題：“不少建筑師很自信，以為建筑將決定人的行為”，但他們“往往忽視人工環境會給人們帶來什么樣的損害，也很少考慮到什么樣的環境適合于人類的生存與活動”。以往的心理學“其注意力僅僅放在解釋人類的行為上，對于環境與人類的關系未加重視。環境心理學則是以心理學的方法對環境進行探討”，即是在人與環境之間是“以人為本”，從人的心理特征來考慮研究問題，從而使我們對人與環境的關系、對怎樣創造室內人工環境，都應具有新的更為深刻的認識。

一、含義

環境心理學是研究環境與人的行為之間相互關系的學科，它著重從心理學和行為的角度，探討人與環境的最優化，即怎樣的環境是最符合人們心愿的。

環境心理學是一門新興的綜合性學科，環境心理學與多門學科，如醫學、心理學、環境保護學、社會學、人體工程學、人類學、生態學以及城市規劃學、建筑學、室內環境學等學科關系密切。

環境心理學非常重視生活于人工環境中人們的心理傾向，把選擇環境與創建環境相結合，著重研究下列問題：

1、環境和行為的關系；

2、怎樣進行環境的認知；

3、環境和空間的利用；

4、怎樣感知和評價環境；

5、在已有環境中人的行為和感覺。

對室內設計來說，上述各項問題的基本點即是如何組織空間，設計好界面、色彩和光照，處理好室內環境，使之符合人們的心愿。

二、室內環境中人的心理與行為

人在室內環境中，其心理與行為盡管有個體之間的差異，但從總體上分析仍然具有共性，仍然具有以相同或類似的方式做出反應的特點，這也正是我們進行設計的基礎。

下面我們列舉幾項室內環境中人們的心理與行為方面的情況：

1、領域性與人際距離

領域性原是動物在環境中為取得食物、繁衍生息等的一種適應生存的行為方式。人與動物畢竟在語言表達、理性思考、意志決策與社會性等方面有本質的區別，但人在室內環境中的生活、生產活動，也總是力求其活動不被外界干擾或妨礙。不同的活動有其必須的生理和心理范圍與領域，人們不希望輕易地被外來的人與物所打破。

室內環境中個人空間常需與人際交流、接觸時所需的距離統盤考慮。人際接觸實際上根據不同的接觸對象和在不同的場合，在距離上各有差異。赫爾以動物的環境和行為的研究經驗為基礎，提出了人際距離的概念，根據人際關系的密切程度、行為特征確定人際距離，即分為：密切距離；人體距離；社會距離；公眾距離。

每類距離中，根據不同的行為性質再分為接近相與遠方相。例如在密切距離中，親密、對對方有可嗅覺和輻射熱感覺為接近相；可與對方接觸握手為遠方相。當然對于不同民族、、性別、職業和文化程度等因素，人際距離也會有所不同。

2、私密性與盡端趨向

如果說領域性主要在于空間范圍，則私密性更涉及在相應空間范圍內包括視線、聲音等方面的隔絕要求。私密性在居住類室內空間中要求更為突出。

日常生活中人們還會非常明顯地觀察到，集體宿舍里先進入宿舍的人，如果允許自己挑選床位，他們總愿意挑選在房間盡端的床鋪，可能是由于生活、就寢時相對地較少受干擾。同樣情況也見之于就餐人對餐廳中餐桌座位的挑選，相對地人們最不愿意選擇近門處及人流頻繁通過處的座位，餐廳中靠墻卡座的設置，由于在室內空間中形成更多的“盡端”，也就更符合散客就餐時“盡端趨向”的心理要求。

3、依托的安全感

生活活動在室內空間的人們，從心理感受來說，并不是越開闊、越寬廣越好，人們通常在大型室內空間中更愿意有所“依托”物體。

在火車站和地鐵車站的候車廳或站臺上，人們并不較多地停留在最容易上車的地方，而是愿意待在柱子邊，人群相對散落地匯集在廳內、站臺上的柱子附近，適當地與人流通道保持距離。在柱邊人們感到有了“依托”，更具安全感。

4、從眾與趨光心理

從一些公共場所內發生的非常事故中觀察到，緊急情況時人們往往會盲目跟從人群中領頭幾個急速跑動的人的去向，不管其去向是否是安全疏散口。當火警或煙霧開始彌漫時，人們無心注視標志及文字的內容，甚至對此缺乏信賴，往往是更為直覺地跟著領頭的幾個人跑動，以致成為整個人群的流向。上述情況即屬從眾心理。同時，人們在室內空間中流動時，具有從暗處往較明亮處流動的趨向，緊急情況時語言訴引導會優于文字的引導。

上述心理和行為現象提示設計者在創造公共場所室內環境時，首先應注意空間與照明等的導向，標志與文字的引導固然也很重要，但從緊急情況時的心理與行為來看，對空間、照明、音響等需予以高度重視。

5、空間形狀的心理感受

由各個界面圍合而成的室內空間，其形狀特征常會使活動于其中的人們產生不同的心理感受。著名建筑師貝聿銘先生曾對他的作品——具有三角形斜向空間的華盛頓藝術館新館——有很好的論述，他認為三角形、多滅點的斜向空間常給人以動態和富有變化的心理感受。

三、環境心理學在室內設計中的應用

運用環境心理學的原理，在室內設計中的應用面極廣，暫且列舉下述幾點：

1、室內環境設計應符合人們的行為模式和心理特征

例如現代大型商場的室內設計，顧客的購物行為已從單一的購物，發展為購物——游覽——休閑——信息——服務等行為。購物要求盡可能接近商品，親手挑選比較，由此自選及開架布局的商場結合茶座、游樂、托兒等應運而生。

2、認知環境和心理行為模式對組織室內空間的提示

篇10

非公有經濟信用含義的層次性

信用這一概念，通常包涵兩種內容：一是指因為遵守諾言而取得的信任，比如說某單位或某個人守信用；二是指按時償還，不需要提供物件保證，比如說信用貸款。

非公有經濟的信用含義主要包括三個層次：

第一，俠義性的信用。就這一層次而言，非公有經濟強調講信用的動機在于多交朋友、多得人緣、多拉關系。俠義，舊時指講義氣、肯冒險助人。這一點很像昔日武俠小說中的俠客行為。部分非公有經濟界人士一旦賺了錢就容易財大氣粗，甚至心血來潮，感情用事，忘乎所以。隨便表態，隨便許愿，隨便承諾。似乎什么人都能助，什么忙都能幫，什么難都能解。但因對家庭成員與非家庭成員、親者與疏者不能一視同仁，加之前說后變，致使俠義性的信用往往帶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常常夾雜著偷工減料、假冒偽劣、偷稅騙稅、走私行賄。

第二，功利性的信用。就這一層次而言，非公有經濟強調講信用的目的在于贏得客戶、贏得市場，自然地就贏得利益、贏得利潤。在商言商。非公有經濟總是要獲取利益，這是不言而喻的，也是不必諱避的。但是，自古以來，人們就一直崇尚“君子愛財，取之有道”。“道”是什么？這里至少包括道德、道義、規則。如果有人標榜非公有經濟不要賺取金錢、不要謀取利潤、不要獲取財富，那一定是在掩耳盜鈴、癡人說夢。但是，非公有經濟功利性的信用要求非公有經濟不能見利忘義、只顧財富的積聚，不擇手段；要求非公有經濟把對金錢、利潤、財富的物質沖動、單純謀利動機升華為一種社會成就感和社會責任感，從而使非公有經濟的行為有一個正確的動機。因為單純獲取物質利益的原始沖動不可能成為非公有經濟健康發展的根本誘因。歷史已經證明、并將更加雄辯地證明，一旦物質沖動變為經濟行為的根本誘因，經濟活動就會喪失理性，人們就會急功近利，只想從市場經濟中撈取什么，而不想能為市場經濟建設貢獻什么。這種現象的泛化，就會阻礙經濟社會的進步。因此，在發展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必須注重升華非公有經濟的行為動機，使其謀利動機轉化為目標合理的社會行為。

第三，本原性的信用。就這一層次而言，非公有經濟強調講信用主旨在于重視企業生存之本，重視從業者的為人之道。經濟活動是人與人之間的一種交換與交往。這種交換與交往應當遵循公開競爭和人已互惠的規則。但是，在商品交換和市場交往過程中，有些非公有經濟負責人和從業人員卻錯誤地認為，在市場經濟運作中只有損人才能利己。他們片面地夸大“市場如戰場”，簡單化地把商戰等同于兵戰，從而得出在市場競爭中只有你死才能我活的錯誤結論。認為只有在經濟總量、經濟利益的分配中多占對方的份額，才顯得自己聰明、精明、高明。其實，這是典型的以鄰為壑、損人利己的不義經濟行為。因為這種經濟贏利原則是以損害別人的合法權益為前提的，所以這種經濟行為本身已經失去了起碼的信用道德倫理。這種經濟行為不是依靠科技投入、提高生產效率、提高經營效率來創造經濟剩余，獲取經濟利益，而只想多分割經濟總量，只是想多占別人的經濟利益。因此，這既不能提高國家經濟的總效率，又不能擴大國家經濟的總收益。非公有經濟應當反其道而行之，擯棄損人行為，確立利他意識，并把這種利他意識升華為互惠、雙贏的思想境界，才能建立自己的本原性的信用，真正實現非公有經濟負責人的人生價值。

不同的非公有經濟可能處于不同的信用層次中，同一個非公有經濟在不同時段也可能處于不同的信用層次中。但不同的信用層次都有一個提升的過程：一是俠義性信用功利性信用本原性信用的提升；二是俠義性、功利性、本原性三層次信用本身也需不斷提升。

非公有經濟信用缺失的危害性

在一定意義上說，市場經濟是一種契約經濟、信用經濟。在市場經濟的大背景下，非公有經濟的信用缺失容易造成多方面的嚴重危害。

第一，常遭別人不講信用的報復。唐代魏征在《群書治要·老子》中提出：“信不足焉，有不信焉”。其大意是說，你對別人不講誠信，別人對你自然也不講誠信了。誠信如此，信用亦如此。如果在與合作伙伴打交道的過程中非公有經濟自身缺少信用、失去信用、毀壞信用，那么，非公有經濟反而要求別人對自己講信用，顯然是不對等的、不公正的，也是無法兌現的。雖然社會公正輿論并不贊成把別人失信作為自身失信的緣由，但是失信者遭到別人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報復，是屢見不鮮的，也是很難避免的。欺詐反被欺詐害的例子，在非公有經濟中并不少見。

第二，難以應對優勢信用的挑戰。中國已經成為世貿組織的正式成員，面臨外企總體優勢競爭能力的挑戰，這是人們有目共睹的事實。但比這種挑戰更嚴重的挑戰是外企優勢信用的挑戰。不要說外企的優勢能力，就是僅靠優勢信用就能吸引客戶，搶占市場份額。瑞士銀行、友邦保險、IBM服務、豐田質量、通用六個西格瑪、沃爾沃顧客永遠是對的等，都是靠信用力量贏得客戶、贏得市場。我國加入世貿組織以后，非公有經濟面臨與國外優勢競爭能力與優勢信用的雙重挑戰，決不能掉以輕心，必須構建非公有經濟自己的信用優勢去應對外企的優勢信用的挑戰。

第三，恢復信用要花昂貴的代價。非公有經濟要在較大范圍內確立自己的信用優勢并不容易，但要失去信用則很簡單；而失去信用后再恢復信用，卻要付出幾倍幾十倍的昂貴代價。回首非公有經濟的信用狀況，應該說總體上還是好的或比較好的。但毋庸諱言，在非公有經濟的信用方面，過去曾經有、當前仍然有不少令人擔憂的行為。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我們的輕工、食品在俄羅斯遠東地區占有相當大的市場份額，由于大家都知道的信用缺失等原因，我們現在在這一地區的輕工、食品市場占有率一直沒有超過5％。曾經向中國開放的黃金般的市場現在仍然開放著，只不過在交易中主角已不是中國。當年溫州的紙底皮鞋所造成的惡劣影響，致使溫州一部分制鞋能工巧匠，至今不敢把皮鞋標明產自溫州，而不得不借用上海等地的牌子。溫州人為了挽回這一信用損失，付出了昂貴的慘重的代價。這種以損人開始、以害己告終的慘痛教訓，值得我們永遠汲取。

第四，私企業主喪失立身的根本。人無信不立。對于私企業主來說，信用就是他們安身立命的根本，是他們的金字招牌。講信用就是對市場經濟的尊重和維護，就是按照市場經濟的游戲規則辦事。在契約社會，非公有經濟沒有信用便意味著沒有市場，而私企業主沒有信用，則沒有了立身之處，其結局也必然是被逐出市場。我們有些私企業主，對不講信用的事情，不以為恥，反以為榮，以致于出現了嚴重的信用危機，損害了企業家的職業信譽，擾亂了正常的經濟秩序，導致了投資環境惡化，成為社會一大公害，也成為我們面向全球化的一大障礙。有鑒于此，營造良好的信用環境，重樹私企業主的職業信譽，就顯得特別重要。這就要求私企業主：一要認識到良好的信用環境，不僅關系到企業的經濟利益，而且關系到我們國家的長治久安。經濟關系是社會關系的核心和基礎。信用危機，不僅擾亂了正常的經濟秩序，也必然沖擊人們的價值觀念、道德觀念，妨礙社會的穩定和精神文明建設。要清醒地認識到，營造良好的信用環境，不僅是私營企業參與全球化競爭的需要，更是鞏固我們改革開放的成果，實現中華民族安定團結和繁榮昌盛的需要。二要認識到私企業主的職業信譽，是企業的無形資產。私企業主、特別是私營企業家，從經濟學的概念上講，它是一種素質、品格和能力。他們的職業信譽是其職業道德、職業業績的體現。它既是一種無形的激勵，也是一種無形的約束。不僅是對他們過去的總結，也是他們創造未來的資本。三要深刻理解“以德治國”的論述，在利國利民的前提下，追求利潤。古人云：“巧詐不如拙誠”。做人如此，經商亦然。私企業主中的一些“憨商”走的就是“拙誠”之道。他們深刻地認識到，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也是信譽經濟、誠實經濟。21世紀的發展，已經不再是單純的經濟增長，而是社會的總體進步，是人類文明的全方位提升。私企業主、私營企業家不能只是一個經濟人，更應該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具有人格魅力的人，一個擁有良好職業信譽的人。總之，人無信不立，企業無信不長，社會無信不穩。私企業主只有樹立良好的職業信譽，才能夠在全球化的競爭中，贏得地位。也只有在良好的信用環境中，才能夠持續發展，快速前進。

非公有經濟信用建設的多維性

造成非公有經濟的總體信用不高、部分信用缺失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因此，非公有經濟的信用建設僅靠獨善其身是難以奏效的。非公有經濟的信用建設作為一項系統工程，必須從加強全民信用意識教育、建立健全信用法律體系、逐步建立社會信用體系等多方面的綜合努力才能完成。

第一，政府要努力營造信用優勢環境。市場經濟是競爭經濟，也是信用經濟，“誠信是最好的競爭手段”。作為政府，必須努力營造公平、公正、公開的市場競爭環境，特別是信用優勢環境。以往我國較多強調市場主體必須遵守誠實守信的原則，而較少關注對一些權力部門的道德約束。其實，就某種意義說，在信用建設的過程中，后者比前者更為重要。沒有權力部門的誠實守信，作為市場主體的企業，它們的誠實守信是難以言行到底的。而權力部門要真正做到誠實守信，就必須切實履行法律、行政法規所規定的各種義務。

一要切實健全產權制度。產權明晰，是我們希望達到的產權制度的一個理想目標，這方面雖有不小的進展，但仍有諸多不盡如人意之處。沒有完善的產權制度的經濟不可能是完全具備信用優勢的經濟。完善的產權制度能夠使人干了壞事必然受到壞事后果的懲罰，做了貢獻必然得到回報。如果沒有完善的產權制度，人們可為自己所做的一切承擔責任，也可不為自己所做的一切承擔責任。這就容易讓人因不必顧及后果而產生失度的急功近利的短期行為。因此，要想有良好的信用制度、市場秩序，就必須有一個較為完善的產權制度。產權制度越不健全，政府對企業的直接干預就會越多，個人的預期就越不穩定，人們就可能更狂熱地追求短期利益，從而進一步造成信用缺失。所以，在加強非公有經濟信用建設中，政府必須幫助非公有經濟進一步健全完善產權制度。

二要切實轉變政府職能。我國成為世貿組織的正式成員之后，市場經濟有了政府對全世界的莊重承諾，有了來自國際的、具有法律和規則約束力的監督。這些都是信用建設必不可少的條件。在加強非公有經濟信用建設的過程中，政府更需要規范自己的行為，轉變自己的職能，在不放棄、不削弱宏觀調控的經濟管理職能的前提下，正確處理政府行政權力與市場利益的關系，特別是減少政府部門的交易行為，減少政府對非公有經濟的直接干預，切實把某些地方政府對非公有經濟管制式的領導變為服務式的幫助。要用政府本身的信用建設促進、保證非公有經濟的信用建設，從而使非公有經濟的信用建設在自律與他律緊密結合的過程中日趨完善。

三要切實公示信用狀況。目前，我國信用信息的透明度還比較低，收集非公有經濟的準確信用信息非常困難，也缺少具有較強社會影響力的企業信用信息數據庫。其實，我國政府一些部門保存著相當多的企業信用信息，比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的企業注冊、年檢信息，稅務部門的企業納稅信息，法院的企業訴訟記錄，房產部門的房產抵押情況等還要多。但是，這些信用信息既沒有統一管理，更沒有向社會進行必要的公示。因此，在加強非公有經濟信用建設的過程中，政府應當建立一個完好的信用信息傳輸載體，建立健全信用記錄并及時公示企業信用狀況。可喜的是，不久前浙江宣布把一批信用欠佳的企業踢出重點培育的企業行列，上海吊銷了十家有欺詐行為的企業執照，深圳、青島規定，個人信用有不佳者，若干年內不僅不能自己開公司，而且不得以企業高層管理人員的身份進入經濟領域。這些做法有利于促進非公有經濟及其從業者注重提高自己的信用等級，向往信用優勢，鄙視信用缺失。

第二，私企要不斷加強信用管理體系。作為企業，“打鐵需要自身硬”，要練好內功，遵紀守法，提高核心競爭力，增強企業自身信用程度，這就必須不斷加強信用管理體系建設。信用管理是現代企業管理的核心內容之一，也是當前我國企業走出信用困境的根本出路。建立并不斷加強信用管理體系，能增強風險防御能力，提升企業信用度，把信用缺失的企業逐步淘汰出局，從而形成良好的市場秩序。

非公有經濟加強信用管理體系建設，主要應從以下兩方面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