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12-15 22: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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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學方法的改革
微觀經濟學原理與思維方式的形成,是培養經管類專業人才的第一步。微觀經濟學的理論內容很豐富,但也很抽象、深奧、難懂,學生難于消化,特別是要用高等數學的知識證明和推導經濟理論,使很多學生普遍感到經濟學難學。要做好教學,就要針對學生的特點,培養其專業興趣,多傳授實用性強的知識,最終使經濟學原理“印”在學生的腦海中。將微觀經濟理論學習過程中的抽象、難于理解的問題,變為具體和簡單。
首先,借助多媒體教學手段。在多媒體教學過程中,在對教材進行整理、歸納后,借助國內外最新的教學內容、精彩片段等,加強學生的感性認識,激發學生學習的積極性。由于《微觀經濟學》的教學內容需要將圖、表和數學都作為其基本工具,引入多媒體教學手段后,可以節約出大量的課堂時間,這對教學內容的完成將更有利;同時教會學生看圖表、做圖表對學習微觀經濟學基本理論非常重要,尤其需要教會學生如何看圖、如何作圖。“一圖勝千言”--解釋經濟現象時,有時用圖來說明要遠遠好于語言的羅列。第二,教學中加強師生之間的互動。教學過程本身就是教學相長,師生互動環節也早被提出,敢于提問才能敢于批判、敢于探索、敢于創新。因為,正確的提問代表著創新的方向,沒有正確的方向也就沒有創新成果。從學習活動方式來看,絕大部分學生的學習活動僅限于“預習、聽課、復習”之中,他們在相當程度上“懶于思考、缺乏問題意識”。這種學習狀態扼殺了學生的創新意識和創新精神。因此,可以考慮將課堂實驗的方法引入《微觀經濟學》課程教學中來。形成師生互動,老師引導,學生參與其中的信息雙向交流過程。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使學生從被動的知識接受者變成主動的知識探詢者,真正成為學習的主體。同時,教師也可以發現學生的能力和興趣。了解學生的需求,做到因人施教。
第三,加強案例教學。案例教學在現代教育領域已被廣泛使用,我們不僅要加強對西方經濟社會的研究,揭示西方國家的消費者行為、生產者行為、企業組織與管理等的新變化,還要加強對我國經濟實踐的研究;通過大量的與生活息息相關的例子讓學生了解,西方經濟學原理具有極強的實用性,所有人都生活在經濟社會之中,人們的衣食住行都和經濟有聯系。西方經濟學原理不僅是一門學問,更是人們生活、理財的可靠指南。
第四,注重習題練習。通過做習題可以加深學生對課程內容的理解,并培養學生運用所學理論分析實際問題的能力。習題練習可以使學生熟悉生疏的概念、原理,糾正學習中的錯誤,鞏固所掌握的知識。并且我們可以在學期初為學生提供一系列經濟管理研究的前沿課題供學生選擇。學生在老師的指導下。根據選題查找參考文獻.依據所學知識分析研究課題并總結自己的觀點。最后要求學生在小組前進行答辯演講。表達自己的觀點,回答其它同學提出的問題。其目的是培養學生獨立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正確表達、敢于表達自己觀點的能力和不怕困難、勇于擔當的性格。
3、考試形式改革
對任何課程來說,考試都是教學過程的重要環節。雖然它是教學過程的終端,但對整個教學過程逆向影響十分顯著,直接關系到教學效果的好壞和教育質量的高低。對微觀經濟學課程來說,考試是其教學過程的延續,是學生深化學習的過程。學生在回答問題過程中,學生將所學到的觀點和方法運用于解決分析實際問題,使其所學內容得到強化,加深了對課堂上所學理論的理解并且提高其綜合素質,也使思想得到進一步升華。同時,考試也是教師教學效果和學生學習情況的綜合檢驗,是對教與學的一次全面性反饋。通過考試,教師可把握學生的思想脈搏,了解學生思想的階段性變化,開展針對性的教學。
但教師不能只通過期末考試的成績來評價學生,學生的學習目的也不要僅僅在追逐最后的分數。我們可以通過累加式組合構成學生的成績,即《微觀經濟學》的成績由平時成績和期末成績共同組成,平時成績的權重確定,教師可根據授課對象不同而有所不同。在平時的教學過程中,教師應結合章節的內容給學生布置思考題,組織學生進行討論和小測試,并圍繞討論寫出小論文,這樣,可以鍛煉學生查找資料的能力和調動學習的積極性,同時減輕期末考試的壓力,不再通過死記硬背而完成期末考試。所以平時成績應包括出勤、課堂提問、個人作業、小測試、小論文等形式占最終成績的30%。同時對期末考試的內容進行調整,注重考評學生的分析問題能力和邏輯計算能力,增加開放性和應用性的題目。這類題目緊密結合當時的經濟熱點問題,從報紙或網站上選取恰當的文獻資料,讓學生利用所學的經濟理論進行分析。對同一個問題,學生可以選取不同的視角,使用不同的經濟理論進行分析,這種題目并沒有唯一答案,只要學生在論述中有理有據、自圓其說就是合格答案。這樣既可以激活學生的思維能力、想象力和創造能力又較好地發揮了考試的導向作用、教育作用和反饋作用。
論文關鍵詞:微觀經濟學,教學方法改革,考試方法的改革。
1中國經濟學的目標
中國雖然已經初步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還存在兩個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計劃經濟體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徹底觸動,深層問題沒有完全解決;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穩固,在具體實施中還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設一門能反映中國市場經濟體制特點和中國經濟發展道路特色的中國經濟學是有必要的。這也是中國經濟學的根本目標所在,而中國經濟學的具體目標可分為體制結構、經濟運行和經濟發展三個部分。
體制結構目標主要從中國的漸進式改革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上來分析,所有制結構和個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體系較為完善。經濟運行目標主要包括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微觀經濟運行目標和宏觀經濟運行目標。微觀經濟運行目標主要包括企業和企業制度的完善及國企改革的推進、社會主義市場機制、市場體系、社會主義市場秩序和規則較為完善。宏觀經濟運行目標是實現總供給與總需求及其相互關系的平衡、宏觀經濟調控目標順利實現、政府職能得到完善等。經濟發展的目標就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經濟增長目標(包括經濟增長的目標和經濟增長方式等)和經濟發展目標(包括經濟發展方式、經濟發展與經濟結構、中國二元經濟結構、對外開放和經濟全球化的關系、科學發展觀及經濟與社會的和諧發展等)。
2中國經濟學面臨的困境
2.1經濟學被邊緣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團隊萎縮
在中國經濟學被邊緣化,甚至已無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馬思主義經濟理論課程已被嚴重壓縮,中國經濟學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關西方經濟學的內容,有關經濟學內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雖然打著經濟學的招牌如《勞動價值論》,卻在宣揚資產階級要素價值論的觀點。
其次,經濟學專業的研究生對經濟學的學習不感興趣,更談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們在學期間發表的經濟學論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經濟學的不到10篇。經濟學專業的教學隊伍中從事經濟學的教學與研究者也日益縮小。
2.2中國經濟學傳統教學體系與教學方式嚴重滯后于國際化要求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學教學體系與教學方式改革有了長足的發展。但教學體系與教學方式仍嚴重滯后于國際上經濟學專業的新發展。首先,教學內容重復。以經濟學專業學生為例,大學本科階段學習的政治經濟學內容在高中就曾經完整的學習過,研究生階段則開設專題性課程,但在體系性、知識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沒有差異。其次,理論體系被人為割裂。一是將政治經濟學從體系中分割出來。二是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和社會主義部分在范疇與原理上沒有科學銜接,尚未建立整體的政治經濟學體系。再就是,教學方式的“封閉性”。當前中國經濟學教學缺少足夠的教學參觀或社會調查等課外活動。
2.3經濟理論脫離經濟現實,教學方式扼殺學生的創新精神
首先,理論脫離經濟現實,難以滿足本土化的要求。經濟學是一門社會科學,理論來源于實踐,目前,中國經濟學的教學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師選定一本教材,以教材為中心開展教學活動。國內經濟學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較長,教材內容與現實經濟問題極易產生距離與脫節;再者,由于國內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論,西方理論與中國經濟現實本身也有距離。其次,“滿堂灌式”教學,忽視教學過程,扼殺了學生的創新精神。在課堂教學中,老師不可能講清楚全部的經濟學理論,這就要求老師主要傳授學生科學合理的學習方法,提高學生自學能力和解決分析問題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記硬背和機械化訓練,則缺乏課堂交流和學習能力的培養。
2.4理論研究缺乏規范性,對兩個范式關系的認識上存在偏差
在過去幾十年間經濟學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當數量的重大基礎理論問題還認識模糊。這一點在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認識問題上表現得尤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為切入點開始經濟學分析?用什么作為主線將這種理論體系貫穿起來?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場經濟怎樣才能真正與社會主義、與公有制有機結合起來?對這些根本問題的認識尚缺乏基本規范,認識相當混亂。
在研究過程中,明顯地存在著對兩個范式關系的認識上的偏差問題。學術界存在兩種片面傾向:一是排斥和輕視西方經濟學理論,對于現代西方的經濟學理論采取一種簡單否定的態度;一是把西方經濟學特別是主流經濟學當作唯一科學的經濟學理論,忽視它所具有的意識形態的成分,否定經濟學的科學意義和對社會主義建設的指導作用。總起來看,后一種傾向在當前呼聲甚高。此外,中國經濟學研究中也存在諸如選題過于寬泛、研究結論草率等其它問題。
3中國經濟學的構建
在這種背景下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將西方經濟學中意識形態理論與市場經濟理論相分離,將市場經濟理論的科學成份嵌入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之中,實現兩種經濟學說的整合不僅必要而且可行。
3.1整合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和西方經濟學均衡分析理論
勞動價值論更多關注的是市場經濟運行的本源性問題,為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及其運動規律提供了理論依據。均衡分析理論更多描述的是市場經濟運行的外在表現,為揭示價格與供求的內在關系及其資源優化配置規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國經濟學研究對象和任務已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資源優化配置,將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可以克服馬克思經濟學說價格變動分析的不足,賦予勞動價值論以新的時代內涵。
3.2整合馬克思關于未來社會勞動者行為動機假設和西方經濟學經濟人假設
馬克思關于未來社會勞動者行為動機假設注重全社會成員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認為勞動僅僅是謀生手段,這種分析框架揭示了社會主義勞動者之間生產關系及其行為動機的本質特征,但難免帶有計劃經濟的局限。西方經濟學中關于經濟人“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假設,反映了市場經濟主體行為動機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卻“往往具有非社會性和非歷史性的傾向”。將兩種行為動機理論整合為在全社會各階級各階層根本利益一致基礎上,經濟人“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假設。
3.3整合馬克思廣義政治經濟學思想和西方發展經濟學
馬克思晚年時期未能構建起以發展中國家為研究對象的廣義政治經濟學。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西方興起發展經濟學,先后經歷了從結構主義到新古典學派,再到以人為本的發展經濟理論;從宏觀模式的經濟增長理論到微觀分析的人類發展理論。這些理論均從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經濟落后國家擺脫貧窮落后、實現工業化、經濟市場化、社會化、現代化的發展規律。將西方發展經濟學的科學因素嵌入馬克思廣義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國特色的發展經濟理論,是中國選擇適合國情的科學發展戰略的需要。
3.4整合馬克思階級分析理論和西方新制度經濟學
在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遺漏的所有因素:制度、產權、國家和意識形態。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來生產方式技術持久進步、經濟充滿活力的動力源及各勞動者階級之間以及階級成員內部潛在的利益矛盾對其的影響。而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新制度經濟學則從供求關系、均衡價格的技術分析轉向了產權關系、交易費用的制度分析,從而揭示了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與社會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條件下,產權界定、國家干預以及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制度創新和制度安排對技術持久進步、經濟充滿活力的重要作用。盡管新制度經濟學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但不妨礙我們將該學說中的科學因素嵌入經濟學階級分析理論框架中。
4中國經濟學的發展趨勢
4.1走向規范和實際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學的研究視野不斷開闊,方法不斷創新,比較成功地實現了傳統經濟學研究范式向現代經濟學研究范式的轉型,越來越走向規范化。但是,中國經濟學從總體上看還是不成熟的。基礎理論還比較薄弱,研究方法還比較落后,學科規范還不夠嚴格,中國經濟學作為一種科學體系還在形成,中國經濟學必須堅持走向規范。建立學術規范,發展學術評價,是中國經濟學進一步發展和提高的重要條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來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中國經濟學理論仍然落后于實踐,中國經濟學理論的發展仍受著傳統思維方式的束縛。為此,中國經濟學必須堅持走向實際。對于中國經濟學來說,當務之急是要從實際出發,搞清楚中國所面臨的究竟是什么樣的經濟問題,仔細分析問題背后的原因,找出解決問題的具體方法和途徑并且揭示出中國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超級秘書網
4.2走向開放和世界
經濟學的開放是不可避免的。既勇于肯定,又勇于否定,一切取決于是否經得住實踐的檢驗,而不論源于何時,出于何人,來自何方。經濟學走向開放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堅持引進來,將外來的理論綜合到中國經濟學理論和中國實踐中去;二是堅持走出去,要加強交流和不同學科間的聯系,進行多學科理論、多元研究方法與手段的綜合運用。
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學也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但中國經濟學走向世界,必須首先立足本土,其次必須立足經濟,關注技術,立足當代,面向未來,使中國經濟學的研究始終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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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濟學說史上,奧地利經濟學派的出現應該說始于門格爾(carl menger)《經濟學原理》一書于1871年的出版。接著,龐巴維克(eugen von böhm-bawerk——門格爾德學生)和維塞爾(friedrich von wieser)與門格爾一起,創立了第一代奧地利經濟學。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奧地利學派的第二代傳人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龐巴維克的學生)、邁耶(hans meyer——維塞爾的學生)與哈耶克、哈伯勒(gottfried haberler)、馬克盧普(fritz machlup)、莫根斯坦(oskar morgenstern)、以及羅森斯坦-羅丹(paul n. rosentein-rodan)等一大批學者一起,出版和發表了大量著作,從而把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學推向了鼎盛期。二次戰后,尤其是20世紀60-70年代之后,奧地利經濟學派的一些理論觀點逐漸被新古典主流經濟學所吸納和融合起來了,隨之奧地利學派的理論主張也逐漸模糊起來,于是就有了哈耶克的“自立門戶的奧地利學派雖已不復存在”說。盡管如此,在20世紀60-70年代后,仍有israel kirzner(米塞斯的關門弟子),e. streissller, ludwig lachmann, murray n. rothbard, l. b. yeager, gerald p. o’driscoll, mario j. rizzo, roger w. garrison等一批當代學者在堅持弘揚并重新解釋奧地利學派的傳統思想和理論主張,尤其是自20世紀90年代后,在國際上出現了奧地利經濟學的新一波的復興運動。按照柯茨納(kirzner, 1991)和馬克盧普(machlup ,1982)的總結和歸納,奧地利學派的理論觀點和經濟主張大致有以下8點:(1),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主張對經濟現象的解釋應該回溯到對個人的行為中去解釋;(2),認識上的主觀主義,承認只有通過有關個人的知識、信息、感覺和期望,才能理解和解釋人們的行為;(3),經濟分析中的邊際主義,強調決策者所面臨的數量預期變化的重要性;(4),在市場運行上,堅持認為效用尤其是邊際效用遞減對需求和進而對市場價格有著決定性的影響;(5),機會成本理論,承認影響決策的成本是指為某一目的而使用生產要素所放棄的最為重要的選擇機會,而不是指已被放棄去選擇其他目的的機會;(6),強調消費和生產的時間結構,堅持認為人們有時間偏好,并注意生產的“迂回性”;(7),相信市場和競爭是一個學習和發現過程;(8),堅持認為個人決策是在不確定環境中的一種選擇行為,并認定有關選擇的機會也是決策的一部分。
上述8個主要觀點,部分由奧地利學派第一代傳人門格爾、龐巴維克、維塞爾所初步提出,并經由其第二代傳人米塞斯和哈耶克等學者的深入解釋而變成了奧地利學派思想家們所關注的核心問題和理論意識。奧地利學派的這8個主要理論觀點,絕大部分目前已被當代經濟學家們所接收,從而已幾乎全部被吸納和融合到新古典主流經濟學的理論分析和學術發展中去了。由此可以認為,奧地利學派的3代經濟學家們,已對當代主流經濟分析和人類的經濟思想,做出了巨大的理論貢獻。這已是一個為世人所公認的事實。盡管奧地利學派已對人類知識存量的積累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其思想方法及其理論主張卻不是沒有問題的。深入探討奧地利經濟學派的思想方法論問題,對未來經濟學的成長和發展,將會具有一定的理論意義,尤其是對經濟學制度分析的未來理論建設來說,可能有著根本性的理論含蘊。
(二)
在上面的分析中,我們已經知道,奧地利經濟學派的思想方法論,可以簡單地歸結為兩點,即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和分析進路上的主觀主義。熟悉當代主流經濟學的學者會馬上意識到,奧地利經濟學派方法論的這兩個基本點,恰恰也構成了當代微觀經濟學理論分析的潛隱基礎,并且實際上也是以科斯(ronald coase)、諾思(douglass north)、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和張五常為代表的當代新制度主義(new institutionalist)經濟學理論架構的暗含前提。因此可以說,盡管新古典主流經濟學家和新制度學派的經濟學家們并沒有明言——甚至他們其中的一些學者還并沒有自我意識到——,源自于奧地利經濟學派的這一思想方法論,實際上已構成了當代經濟學理論大廈的最底層的一塊基石。
要理解這一思想方法論的意義及其潛在的問題,看來還要從經濟學的選擇理論上入手。在這方面,當代一位著名政治哲學家諾齊克(robert nozick)生前已做了許多深入的思考和討論,曾發表過“紐康柏問題(newcomb’s problem)與選擇的兩條原理”(1969)、“對紐康柏問題的反思”(1973)、“論奧地利學派的方法”(1976),“經驗、理論與語言”(1986)(這幾篇論文已收入nozick, 1997)等重要論文,并在《個人選擇的規范分析》(nozick, 1990)和《理性的本質》等著作中進一步討論了相關問題。沿著諾齊克的輪辯理路,在以下的分析中,我們將從兩個方面初步討論一下奧地利經濟學派的思想方法論的理論意義及潛在問題。
首先,讓我們來討論和審視一下奧地利學派的方法論個人主義。這里首先應該指出的是,經濟學界所說的奧地利經濟學派的方法論個人主義,一方面非同于政治學即意識形態意義上的個人主義主張,另一方面也與文化研究中的個人主義有著實質性的差別(參韋森,2003a,第六章)。政治學和文化研究中所見的個人主義,均強調“個性解放”、“個人自由”、“個人自主”和“自我獨立”,并且均公開支持在社會經濟活動中個人對自身利益的張揚追求;而奧地利經濟學中的方法論個人主義,其基本主張是堅持要把對經濟現象的理論分析還原到對經濟當事人的個人行為的解釋中去。正如諾齊克(nozick, 1997, p.111)所見,“方法論的個人主義聲言,社會科學中所有合乎事實的理論均可以還原為(reducible to)個人行動的理論,外加一些人在其中行動的約束條件。”
如果把人類社會的所有事實和存在均還原為當事者(agents)個人的行為及其結果,那么,進一步的問題是,是什么決定了并支配著人們行動和選擇?在這個問題上,奧地利學派的第二代傳人——尤其是哈耶克——進一步推進了門格爾及其他奧地利學派第一代傳人的思想,并在分析進路上進一步走向了主觀主義。哈耶克堅持認為,只有通過對有關個人的知識、信息、感覺和期望的了解,才能理解和解釋人們的行為,從而,哈耶克以信息的獲取以及知識在社會中運用作為出發點,構建了他的宏大社會理論的基本框架,也從而極大地推動了人類對自身參與其中的經濟社會現象的理解。應該說,就當代社會經濟理論發展的整體進展和目前格局來看,從門格爾-米塞斯-哈耶克所一脈承傳下來的奧地利經濟學派的理論思想,要比其他經濟社會理論(包括新制度經濟學派的理論學說)具有更強的現實解釋力,并且他們也提供了一個完全自恰的理論體系。對于這一點,我已經在《社會制序的經濟分析導論》第2章中專門做了介紹(見韋森,2001)。
回到個人的行動與人類社會的“生活形式”(我是在西方社會人們的實際使用中包括習慣、習俗、慣例、制度等在內的“social institutions”概念的寬泛涵義上來“等價”使用維特根斯坦后期哲學中的這個術語的)的相互關系上,有了其方法論的個人主義,從門格爾開始,奧地利學派的思想家們就自然而然地把人類社會的種種習俗、慣例和制度視作為只是具有不完備信息和分立知識因而只具備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個人參與社會博弈的適應性演化的“非企劃的結果”(unintended result)(參menger, 1883, book 3, appdenices i-iii)。哈耶克(hayek, 1960,pp.58-60)后來進一步發展了門格爾的這一思想,并在《自由的構成》中提出了如下名言:“在各種人際關系中,一系列具有明確目的制度的生成,是極其復雜但卻又條理井然的。然而,這即不是什么設計的結果,也不是發明的結果,而是產生于諸多未明確意識到其所作所為會有此結果的人的各自行動”。為什么種種社會秩序和制度規則會得以如此自發生成和擴展?照哈耶克看來,這仍然需要從個人的行動原則及其社會后果的角度來進行解釋。譬如,在1945年在都柏林大學所做的“個人主義:真與偽”的著名講演中,哈耶克(hayek,1947,p. 8 )就明確指出:“我們在人類事務中所發現的絕大部分秩序都是個人活動的不可預見的結果,這種觀點與把所有可發現的秩序都歸結為刻意設計的觀點的區別,可以從18世紀的英國思想家的真正個人主義和笛卡爾學派的所謂的‘個人主義’的鮮明對比中看出來。”從哈耶克的這些評論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只有理解了自門格爾以來的奧地利學派的個人主義方法論傳統,方能對哈耶克的自發社會秩序理論有一個真正到位并脈絡清晰的理解。
概言之,奧地利學派的重大理論貢獻之一是較清晰和“客觀”地展示了人類的種種社會生活形式的生成與演化機制,而這一重要理論貢獻一方面與其方法論的個人主義密不可分,另一方面也與奧地利學派的思想家們對其社會理論解釋對象的把握和理解有關。具體說來,基于其個人主義的方法論,奧地利學派的思想家們一般把包括人們的習慣、習俗、慣例和制度在內的社會生活形式(institutions)看成是人們“行動表征”(act tokens——諾齊克語)的總和(sums),而哈耶克本人則進一步精確地把其中的社會秩序(social orders)視作為人們社會活動與交往中的常規性(regularities)的整合(configuration)。由于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學家們一般都把人們的社會生活形式視作為人們社會博弈的非個人設計并往往是意想不到的自發生成結果,這就為未來博弈論制度分析預留了巨大的發展空間,并為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在國際上才開始出現的演化博弈論(evolutionary game theory)制度分析在研究方向上預標了分析路徑(參韋森,2003b)。從這個視角來展望,在世界未來的經濟學發展中,奧地利學派的思想方法和理論洞識,還將會為學術界進一步挖掘,并將會得到進一步張揚和重新進行理論詮釋。
(三)
盡管從某種程度上說奧地利學派的方法論個人主義已為現代微觀經濟分析奠定了思想基礎,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學家們的理論洞識也在很大程度上推進了人們對社會經濟現象的認識和理解,然而,從經濟學——尤其是中國經濟學——進一步發展的角度來審視,奧地利學派的思想方法論不是沒有問題的。現在看來,其問題之一是,如果把種種社會秩序和制度規則都還原為個人行動的結果,那么,進一步的問題是什么決定了人們的社會選擇和人們個人行動的原則?是否能像新古典主流經濟學、現代博弈論以及新制度經濟學那樣僅僅把市場參與者一律視作為一臺臺追求著個人利益(或自我效用)最大化的“超級”計算機?
對于這類問題,應該說奧地利學派的思想家們只是以含糊其辭(盡管哈耶克從信息的獲取與知識的利用論及了這一問題并與新古典主流經濟學和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觀點和主張鮮明地區別開來了)而處之,或者至少可以說他們沒有試圖給予明確的回答。當然,對于以建立精美數學模型為導向的主流經濟學來說,現在似乎還沒有必要回答和深究這兩個問題,但是,對于以認識和理解人類社會經濟活動中的種種秩序和制度的生成機制為主要理論任務的奧地利學派自身來說,這類問題就無論如何也是躲不過去的了。現在看來,要對這類深層問題有一些真正到位的認識,僅僅依靠經濟學的理論推理以及直觀觀察和判斷顯然是無濟于事的。由于這些問題與倫理學、(文化)人類學、(社會和認知)心理學甚至演化生物學密切關聯著,只有經過一些基于經濟學理論分析但又超越純經濟學理論推理的跨學科思考和研究,才有可能走出目前的困境。
只是把種種社會生活形式視作為個人行動的結果,而不去進一步深究是什么決定了人們的社會選擇和行動的原則,這自然會給奧地利學派思想家們的理論話語詮釋帶來許多尚待解釋的空間和問題。現在看來,僅從個人行動和的選擇決策與人類社會的生活形式的關系來看,問題也似乎絕非如奧地利學派的思想家——尤其是哈耶克——的做法那樣假定存在一種先驗的人類行動模式(priori pattern of human action),而人類的社會生活形式只是這種先驗個人行動模式的無企劃的結果。如果是這樣的話,奧地利學派與新制度經濟學以及與經濟學一樣,最終都會走向歷史決定論。事實上,在社會生活博弈中,個人的行動和選擇一方面會導致社會秩序和制度規則的自發生成和演化變遷,另一方面,既存的社會秩序和制度安排也會反過來影響人們的行動選擇,——甚至如諾齊克(nozick, 1997, pp. 115-118)所見的那樣會型塑(shape)人們的效用函數(或言選擇中的“偏好”)。如果是這樣的話,個人行動與社會生活形式之間的關系,顯然就不盡如奧地利學派所見的那樣只是一種單方向的因果作用關系鏈條,而可能存在一種動態的、復雜的相互作用和關聯機制。由于一方面任何社會生活形式(包括種種習慣、習俗、慣例和制度安排)都是人們行動的結果,而另一方面在任何社會的任何歷史時點上人們的行動原則與選擇表征(choice token)又為人們的社會生活形式所型塑和影響——嚴格說來是制度地、社會地、文化地、生物地和歷史地決定了的,那么,這種復雜的雙向作用一方面與與制度變遷中的路徑依賴(path-dependence)密切關聯,另一方面又生發和產生著社會變遷到的巨大張力(strains)。并且,如果把個人的社會行動和博弈選擇視作為是生物地、文化地、制度地、社會地以及歷史地決定著的,而不是像奧地利經濟學派和新古典主流經濟學家們所假定的那樣存有一種先驗的人類個人行動模式,我們也就自然不會僅僅相信人類社會只有一種演化路徑、且只存在一種惟一的最優制度安排了。
當然,我們這里必須認識到——且也必須承認,任何放松經濟學現有理論中個人選擇和行動原則上的一些先驗假定的做法,都會給未來的經濟分析和理論建模帶來巨大的困難和問題。但是,要對人類社會經濟現象——尤其是想要對人類種種社會生活形式的的生成和演化路徑——有一些進一步切近現實的理解,我們還不得不把研究的“集中意識”(focus awareness)聚焦到人類個人行動的原則和社會選擇的決定因素及其形成機制這一根本性問題上來。經濟學理論200余年——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數十年——的積累性發展,已把這個問題重新提到了走向21世紀的經濟學家們面前。現在,是要回復經濟學的亞當·斯密傳統——即從多維視角思考人的選擇和行動的原則——的時候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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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的經濟學分析和經濟學的哲學概括,是馬克思理論研究中極其重要的內容,體現出豐富的方法論思想。認真清理和總結這些思想,無論對于我們建構當代中國經濟哲學還是分析現實經濟問題,都具有重要的理論借鑒意義。
一、客觀性與主體性的統一
馬克思的經濟哲學既非單純經濟學也非純粹哲學,而是在融合兩者基礎上形成的一種新質科學。這種“新質”,就在于它打破了當時的一些哲學家和經濟學家考察經濟問題的方法:或者從主觀概念、理性原則出發剪裁、套用客觀經濟現實,否認后者是前者的基礎;或者停留和止步于客觀經濟現象的表層,否認作為主體的人的認識、實踐的能動創造性。前者是唯心主義的經濟哲學方法,后者是機械唯物主義的經濟哲學方法。
馬克思對唯心主義經濟哲學思想的批判,在他最初的經濟哲學研究成果《哲學的貧困》中就有著充分的體現。他批評蒲魯東從普遍理性出發建構經濟學的哲學體系,把經濟范疇視作“不依賴實際關系而自生”的思想,不過是一種先驗的唯心主義的經濟哲學。而他關于經濟學要能夠真正揭示現實經濟生活的本質和規律,就必須跳出哲學的圈子研究經濟現象的思想,則蘊含著從經濟現實、物質生產出發的唯物主義經濟哲學思想。同時,對庸俗經濟學思想的反思,使馬克思意識到,經濟哲學要走出“在表面的聯系內兜圈子”,對“最粗淺的現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釋”的誤區,就必須突破以往的理論,在面對現實的同時發揮主體能動性,沖破思想障礙,敢于進行理論創新。
集馬克思經濟哲學思想之大成的《資本論》,既與馬克思立足于資本主義經濟生活的現實,從現象分析中揭開資本主義社會結構、關系、運行機制乃至整個人類社會歷史的“謎底”有關,又與馬克思在充分吸取以往和當時的經濟學、哲學思維成果基礎上,善于走出哲學和經濟學各自的理論藩籬,在綜合兩者的基礎上進行理論創新不無聯系。正因如此,馬克思才最終實現了其哲學與經濟學成果——唯物史觀與剩余價值論的有機統一。
縱觀馬克思一生的經濟哲學研究,他不是躲進書齋給自己設定純抽象思辨的命題,在主觀玄想中構造體系,而是立足經濟現實,捕捉時代提出的重大問題;不囿于“現存”和既有的方法、結論,而是讓“思想的閃電”在劃破理論的迷霧中,揭示現實經濟生活的真諦。
今天,雖然時代的巨變使經濟哲學研究無論在形式上還是內容上都與馬克思那個時代有了極大差異,但馬克思當年從客觀性與主體性相統一的角度研究經濟哲學的思路和方法,仍能為我們從事當代經濟哲學研究提供有益的啟迪。在此,不妨借用馬克思的一句名言:經濟哲學要想成為“自己時代精神的精華”,就必須“不僅從內部即就其內容來說,而且從外部即就其表現來說,都要和自己時代的現實世界接觸并相互作用”。同時,要充分發揮主體特有的能動性,破除陳舊的傳統觀念,解放思想,敢于創新,與時俱進。
二、科學性與人文性的統一
科學性與人文性,分別從物與人的角度,體現了人類對世界的兩種基本態度和價值取向,前者強調客觀性和事實評價,后者強調主體性和人文關懷。馬克思經濟哲學研究的對象,無疑是“現實的人”。馬克思認為,“現實的人”既是“社會關系的總和”,又是能動的、有價值、理想追求的主體。因此,經濟哲學要研究“物”,也要研究“人”,應是科學性與人文性的辯證統一。在馬克思的經濟哲學中,科學性與人文性的這種辯證統一,體現得尤為徹底。
馬克思既反對從所謂“純粹的客觀性”或單純的技術理性、經濟模式出發考察經濟現實的做法,認為這種撇開主體的人和缺乏對人的價值需要、利益要求、地位體現、發展愿望的人文關懷的理論,把人降低或等同于“物”和單純“經濟人”;同時,又反對從抽象的人、人性、人道主義出發考察經濟現實的做法,認為這種拋棄客觀的物和缺乏對客體分析的“人文關懷”,只能使人成為虛假的主體和片面的“道德人”。與資產階級經濟學或哲學不同,馬克思經濟哲學的獨到之處,在于他在揭示資本主義經濟結構和人類社會歷史的本質時,把它們視為以人的生產實踐為基礎和中介的合規律的過程,強調無產階級解放之路的尋求,首先必須深入到客觀的經濟底層,同時,又關注現實的人尤其是無產階級的地位、處境、命運和出路,認為自己的理論就是為“倍受壓迫”的那個階級提供解放的精神武器。因此,在馬克思的經濟哲學中,對“人”的探討既以對客觀事實的科學研究為基礎,又以對人的價值追求和發展要求為目的;對“物”的探討既以人的價值取向為參照,又注重從物的基礎、本源角度探究人文關懷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今天,借鑒馬克思科學性與人文性辯證統一的方法建構當代中國經濟哲學,有助于我們關注和研究全球化和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經濟增長、轉型、變化、發展的現狀、歷史和未來趨勢,立足科學的實證經濟學,從人化了的客觀世界中認識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自然基質及其本質規律,為理解和滿足人的價值需求、人生的現實性、時代的變易性、社會生活的真偽性,以及準確定位與之相應的人格模式,提供客觀依據;同時,也關注和研究人在全球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體現自身價值、發展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善于運用科學的哲學世界觀和方法論,研究人的價值要求的客觀范圍和內在層次,為使人在冷漠、自在的自然物質世界中看到自己的價值,體現生存的意義,感到人生的溫暖、美好和崇高提供激情泉源。具體言之,經濟哲學要研究宏觀的經濟增長與人的發展、社會進步三者間的關系,研究微觀的諸如經濟發展、轉型引發的利益與價值、公平與效率等矛盾,以及道德與經濟、政治與經濟、法律與經濟乃至社會心理與經濟等等之間的關系問題。三、決定性與選擇性的統一
決定性與選擇性則側重于從實踐角度表述主客關系。決定性即承認人類社會歷史及其經濟運動是有自身規律可循的自然歷史過程;選擇性即承認社會歷史及其經濟運動又是歷史主體的人有目的的活動過程。前者肯定客觀世界和其規律的必然性及其對人的制約性,后者肯定主體的人的能動性和創造性,認為作為歷史主體的人一身兼任“劇中人物”和“劇作者”雙重身份。因此,人類社會歷史和經濟運動的規律,是通過現實的人的有選擇的能動性活動而得以實現的。人的實踐是聯接兩者的中介,正是在實踐基礎上,兩者達到了辯證的統一。經濟哲學研究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通過對經濟現實的理性考察,為發揮人的自主能動性提供理論根據,因此它應當從決定與選擇的統一角度,研究作為客體的世界與作為主體的人之間相互作用的辯證關系。這種統一在馬克思經濟哲學思想中,同樣得到了體現。
在馬克思看來,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陷入純實證經濟論和蒲魯東陷入純思辨的經濟論,原因之一就是他們離開歷史的主客體關系來考察經濟問題,沒有看到客觀經濟規律既是人的能動實踐的結果,因而人在它面前并非束手無策;但經濟事實作為既定產物又具有客觀必然性和制約性,因而人在它面前不能隨心所欲。由于不能正確認識經濟活動中決定性與選擇性的統一關系,導致他們或者陷于機械決定論,視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為“永恒之手”,完全制約著人的活動;或者陷于唯心能動論,視個體理性、“社會天才”的自由意志為解決經濟矛盾的靈丹妙藥。與他們不同,馬克思一方面認為社會的、歷史的物質活動是人類生產實踐、經濟生活的根本內容,生產力是在人類從事生產的經濟活動的歷史過程中積累、創造的物質力量,而不是自身無前提的先驗假設;同時又認為人類生產實踐是主體的人有意識、有目的的活動,生產力是人的實踐能力的物化,生產關系是人為適應生產力而創造的結果。這樣,馬克思通過物質生產實踐作為歷史的主體與客體的基礎和中介,科學地預示了人類社會歷史和經濟活動,是歷史決定論和歷史選擇論的統一。
今天,借鑒馬克思的上述方法考察當代中國選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路和制訂新世紀現代化戰略決策,有助于我們走出“超越論”和“循序論”的兩極,既立足于“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研究諸如中國與世界體系的聯系與交往中,經濟的調整、重組、改革、開放等關系;又充分發揮主體的能動創造性,在歷史的決定性與選擇性的交錯點上“抓住機遇”,切實把我們的事情做好。借鑒馬克思的上述方法研究生態和可持續發展等問題,有助于我們走出“人類中心論”或“生態決定論”的兩極,進而深入研究諸如經濟增長與自然成本和生產效率、人口生產與物質生產,社會發展中的物質生產、人口生產與精神生產,自然發展與社會發展,以及社會生產和再生產與自然可再生性發展等等之間的相互制約關系。
四、共時性與歷時性的統一
共時性與歷時性,是分別從靜態與動態、橫向與縱向的維度考察社會結構及其形態的視角。前者側重于以特定社會經濟運動的系統以及系統中要素間相互關系為基礎,把握社會結構;后者側重于以社會經濟運動的過程以及過程中的矛盾運動發展的規律為基礎,把握社會形態。運動通過靜止表現出來,相對靜止中有永恒的運動。因此,共時性與歷時性兩者有著辯證統一的關系。
上述理論在馬克思經濟哲學中,具體體現為他的“有中介的社會生產體系”觀:社會就其靜態存在看,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就其動態展開看,是生產力發展改變生產關系及其一切社會關系。生產方式作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中介,既為生產力所決定又決定生產關系,既具生產力功能又具生產關系價值,是共時性與歷時性的統一。人類社會特定結構及其整個歷史運動,既是一個以生產方式內部各要素相互作用為基礎的系統,又是一個由生產方式運動推動的過程。因此,社會結構與社會形態統一的基礎,在于社會的生產方式。
今天,借鑒馬克思的上述觀點研究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有助于我們既從歷史的、現實的國情出發,又把它置于“世界歷史”、“全球化”的國際背景中;既從我國特定的經濟發展階段、生產力發展水平出發,又聯系人類社會發展的全過程和總趨勢,從而既看到生產方式、交換方式因其中介性,可以共存于兩種社會制度之間并互通互補,生產的技術層面構成生產方式的基礎,經濟體系以它為坐標系,經濟形態的依次演進從根本上決定所有制形態的一般發展,因而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市場經濟發展階段不可超越,中國必須實行經濟體制改革,實行市場經濟;又看到生產方式、交換方式的中介性必然與一定的經濟關系、社會制度結合,生產關系的社會層面決定社會的基本制度,不同的所有制形態可以反映相同的經濟形態。因此,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和社會制度是可以超越的,中國實行的體制改革和市場經濟,應該而且必然是社會主義的。
五、實證歸納與理性概括的統一
實證歸納與理性概括的統一,是馬克思經濟哲學研究中又一基本的方法論思想。它體現為馬克思的經濟哲學不僅從經濟現實出發,在研究經濟現實中進行哲理的分析推論,并從中引出世界觀、方法論的結論,而不是止步于實證歸納;而且在對經濟現象進行哲理的分析與揭示中,融入經濟的實證使之有根有據,而不致流于哲理的空洞思辨和抽象演繹。
還在馬克思創立經濟哲學之初,他就批判地審視了當時的經濟理論,既反對蒲魯東用先驗原則、抽象哲學理念投射經濟現實,認為這只能導致“可笑的哲學”;[9]又批評一些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停留于純粹經濟事實的膚淺表述和實證歸納,認為其不從經濟關系的社會歷史性考察、深究經濟現象的本質,導致了他們視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為固定永恒的規律的唯心史觀結論。而馬克思《資本論》中貫串始終的抽象與具體、邏輯與歷史、分析與綜合、演繹與歸納的方法,則是他融合經濟學實證性與哲學思辨性的結晶。雖然這部研究資本主義的巨著側重于分析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但這種分析卻既因哲學唯物史觀的運用而使經濟學的實證分析,超越了純粹的表象描述而具有強烈的理性思辨,又因經濟學勞動價值論、剩余價值論的實證而使哲學的邏輯推演,超越了純思辨的抽象論證而具有透徹的經驗說服力,從而使它的價值,遠遠超過了任何單純的經濟學著作或單純的哲學著作。縱觀馬克思的經濟哲學思想,其哲學與經濟學在相互交融基礎上達到了辯證統一。如同勞動、分工、生產力、生產關系既是經濟學又是哲學的基本范疇一樣,馬克思的經濟哲學理論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既是社會的、歷史的、哲學的經濟學,又是經濟的社會學、歷史學和哲學。
今天,借鑒馬克思的哲學理性思考和經濟學實證分析統一的方法研究和建構當代中國經濟哲學,必須做到:一方面,在探討諸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經濟全球化等具體問題時,必須運用世界歷史理論、社會形態論加以理性抽象而不能止于經濟范式、技術模式、操作手段等經濟學的表層。另一方面,在深化諸如的社會結構論、形態論、本質論、動力論等基本理論時,必須結合和依據世界、中國的社會經濟變化現狀和趨勢,以及新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等問題加以經驗證明,而不囿于抽象的概念框架和理論體系。更重要的是要在融合兩者特征的基礎上,創建出既不因滿足于繁榮表象而對自身功能產生幻化、又不因囿于空洞思辨而對自身功能產生懷疑的,既適合又能指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現實的經濟哲學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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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對于經濟法學等新興學科而言,研究方法尤為重要。事實上,經濟法理論紛繁博大,千絲萬縷,倘若妙法闕如,則經濟法理論就會缺漏百出,凌亂難堪;惟有思慮得法,方能條分縷析,言之成理。
經濟法之興起,意在解決現代社會的諸多“復雜性問題”,由此使經濟法學領域需要研究的問題亦較為特殊且復雜。經濟與社會越發展,人們就越會認識到:如若研究范式依舊,學科的基本假設、基本范疇、基本共識缺失,研究方法老套,經濟法研究就會裹足不前;如果整個學界不轉變傳統觀念,不能從新視角、用新方法去展開研究,則經濟法學便難有較大發展,整個法學研究之成熟與自足,亦遙遙無期。
要解決上述問題,迫切需要研究經濟法學的方法論問題。但由于諸多原因,學界對該問題的研究尚微乎其微。為此,有必要先探討經濟法學方法論的一些基本問題,例如,經濟法學是否需要創立自己的方法論?如果需要創立自己的方法論,則應當如何區分不同類型的方法,并作出適當的方法選擇?眾多不同類型的方法,如何形成方法體系?在創立方法論方面應當關注哪些問題,形成哪些共識?等等。下面就分別對上述問題展開研討。
一、經濟法學方法論的創立問題
自從英國碩儒培根首創“方法論”(methodology)這一術語以來,眾多哲學家、科學家都加入了方法論的研討①[1](P15),并提出了許多著名的宏論,從而使方法論的內涵日益豐富,對于“方法論”一詞也形成了多種不同理解。如或認為它是指科學研究的具體方法,因而與“方法”一詞無異;或認為它是指關于方法的理論體系,等等。就一般的方法論研究而言,方法論通常被看作各種方法的綜合以及關于方法的基本理論,它以方法為研究對象,是關于方法的規律性知識的體系。[2](P8)
如果按照上述的一般理解,則經濟法學方法論,就是研究經濟法的各類方法的綜合,就是關于經濟法的研究方法的基本理論,其核心問題仍然是經濟法學的研究方法。對于經濟法的研究方法,過去探討甚微,而一個學科是否有自己的研究方法,有無自己的關于研究方法的理論,正是該學科成熟與否的重要標志。因此,無論是從方法論的積極功能出發,還是從學科的自身完善出發,經濟法學界都有必要著力研究方法論問題。
從研究基礎來看,目前關于法學方法論的著述已有一些②[3][4],這些著述對于經濟法學研究也會有一定的借鑒價值。但從總體上看,由于法學獨有的研究方法十分有限,法學方法論的總體研究非常不足,從而會體現出突出的“非自足性”。此外,法學方法論既存的有限研究,對于傳統法學研究也許較為適合,但對于具有現代性特征的經濟法學研究,卻不敷其用。事實上,傳統法學理論,并沒有提供多種有效的研究方法③,對于方法的研究,則更加不足。因此,即使是傳統法學,其方法論也需不斷完善,尤其應隨著相關學科成果的不斷出新而不斷調適。
法學研究的沉悶和僵化,可謂由來已久,需要通過范式的有效轉換,不斷注入清風與活力,使其欣欣向榮。如果說相對成熟的傳統法學尚且需要轉換研究范式、更新研究方法的話,那么,新興的尚未成熟的經濟法學,就更需要結合自己的特點,不斷吸納新鮮的方法。在研究方法上要吐故納新,應是殆無異議,但納新亦不能隨心所欲,而必須在對本學科有一定把握的基礎上,有所取舍,這就涉及到方法的“借用”與“選擇”問題。經濟法學的研究,究竟應選擇什么樣的方法,或者在沒有現成可用的方法的情況下,應當如何建立自己的方法體系,如何形成自己的方法論,這首先就是需要面對的一個重大選擇。
從研究的風險系數來看,依賴既有的方法,可能是找到了無憂的“高枕”。但是,傳統法學既有的方法,本身尚在完善之中,與現代氣息濃郁的經濟法學似乎也并不完全匹配。盡管傳統的法學研究也開始注意到相關學科的方法,如社會學的方法等,但借鑒力度似乎仍然不夠,欲套用于經濟法學上的一些問題,則更是咫尺天涯。既然傳統法學沒有給經濟法學留下完全適合的方法論遺產,那就需要經濟法學者另辟蹊徑,創立自己的方法論,以解決法學方法論的非自足性問題。雖然這需要披荊斬棘、披星戴月、披肝瀝膽,甚至要甘受垢詈,但若能偶有所得,則不僅是對法學方法論的貢獻,而且其影響還會更為廣遠,澤被后學。因此,在方法論上,經濟法學界應當本著創新的精神,選擇創立更加適合于自己的方法論。
要創立適合于本學科的方法論,彌補研究方法的不足,就需要明確創立方法論的資源從何處來。
從總體上說,方法論的資源,主要來源于兩方面,一是法學方法論,一是非法學方法論④。[5]對于法學方法論,經濟法學研究應當根據情況,有選擇地“或揚或棄”;對于非法學方法論,則要根據經濟法自身的特點,按照“最密切聯系”的原則,確定其取舍的“準據”。由于上述兩個方面的資源,都離不開共同的、一般性的方法論,因而在經濟法學方法論的創立上,有必要對“一般方法論”給予更多的關注。
所謂一般方法論,也稱科學方法論,是有關各類科學研究的一般方法的理論,是關于科學研究活動的程序、途徑、手段、模式及其規則的理論體系。科學方法論不僅包括研究方法,更包括對這些方法及其相互關系的解釋、說明和完善等。作為各類科學研究共通的方法論,它不僅適用于自然科學,而且也適用于社會科學的研究,當然同樣也應適用于經濟法的研究。這是在學界創立經濟法學方法論時不應忽視的一個重要問題。
要創立和發展經濟法學的方法論,首先需要明確經濟法學可以適用的基本研究方法,在此基礎上,才能解釋各類基本研究方法之間的聯系,說明各類研究方法的價值。為此,下面有必要先探討各類方法的一般分類,進而提出經濟法學的基本研究方法,從而為經濟法學方法論的創立和形成奠定基礎。
二、方法的類型及其選擇
由于方法論是關于方法的理論體系,因此,要研究經濟法學的方法論問題,不僅需要明確是否應創立自身的方法論問題,以及如何利用已有的方法論資源的問題,而且還應對不同類型的方法作出選擇。而要選擇不同的方法,就必須首先明確一系列問題,如何謂方法,方法包含哪些類型,有哪些方法在經濟法研究中是可用的,可用的依據是什么,等等。
盡管對習見習聞的“方法”一詞并無統一的定義,但一般都認為方法是指為實現一定的目的而采取一定的步驟、手段或選取一定的途徑、工具等。⑤[2](P3)對于方法的重要性,人們已經有了越來越多的深刻認識。事實上,現代科學的發展和突破,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取決于方法。沒有方法上的創新,就無法對當代的“復雜性問題”有更深入的研究。許多著名思想家、科學家的成功實踐和著名論斷,以及民間諺語等,都已經很好地說明了這個問題。
方法是重要的,但在不同領域所適用的方法不可能都完全相同,解決不同的問題,需要用最合適的方法、最有效的“招數”,因而需要對各種方法進行類型劃分,以便于人們選擇和取舍,從而能夠針對不同的問題,根據不同的需要,運用不同類型的方法。而研究不同的方法類型及其所構成的方法體系,同樣也是方法論研究的重要內容。
事實上,對于方法的類型,就像對“方法”一詞一樣,人們的看法始終未盡一致。特別是由于分類標準不同,立基領域不同,以及思想側重的不同,人們對于方法類型的劃分也不相同(其實,分類本身就是一種方法,尤其是一種重要的研究方法)。從方法體系的構成來看,人們通常對方法做以下幾種重要分類:
其一,根據適用的學科門類,分為自然科學方法、社會科學方法、人文科學方法等(這取決于人們對于學科門類的具體劃分)。其中,自然科學方法又包括數學方法、物理學方法、生物學方法等;社會科學方法又包括經濟學方法、社會學方法、政治學方法、法學方法等。如果再作出人文科學方法的劃分的話,則還包括語言學方法、歷史學方法等。可見,從大的學科門類上說,相關的方法還是很多的。這種分類方法也是人們通常探討較多的。
其二,按照人類把握精神世界的不同方式,可以分為哲學的方法、科學的方法(包括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思維科學等)、藝術的方法、宗教的方法等。其中,哲學的方法和科學的方法,對于進行具體的相關學科的研究往往更加重要。而藝術的方法和宗教的方法,在某些情況下往往有特殊的意義。
其三,按照人類與世界的關系,可以分為認識世界的方法和改造世界的方法。其中,認識世界的方法尤其具有指導意義。從廣義上說,認識世界的方法還可以包括表述世界的方法和評價世界的方法。此外,由于認識世界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改造世界,因此,改造世界的方法對現實有著直接的重要意義。
以上只是列舉了通常人們比較重視的幾種有關方法的分類,除此以外,還有多種方法分類,如定量方法與定性方法;實證的方法與規范的方法;認識規律的方法和運用規律的方法,等等。方法分類的多樣化,反映了方法的多樣性和復雜性,也反映了認識的非至上性。
對于上述難以把握的多種分類,也有學者嘗試按照方法應用范圍的大小和抽象程度的高低,把方法分為哲學方法、一般科學方法、專門科學方法。[2](P45,48-50)這種分類實際上是把方法分為哲學方法和科學方法兩大類,進而又把科學方法分為一般科學方法和專門科學方法,以確定各類科學研究共同適用的方法,以及在某些專門科學上具體適用的方法。從總體上說,這種分類方法是有其積極的意義的,因而有必要對其再做分層說明。
第一,哲學方法。它包括主觀與客觀相統一的方法、矛盾分析方法、因果關系分析方法等。其中的許多方法對于經濟法研究有直接的指導意義。例如,矛盾分析方法中所包含的“一分為二”的思想和方法、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方法等,對于理解經濟法學上的“二元結構”假設⑥[6]、對于研究經濟法領域的許多理論和實踐問題,都很有指導意義。事實上,哲學方法在法學等各類學科研究中的應用都是非常廣泛的。
第二,一般科學方法。此類方法比哲學方法低一個層次,主要包括邏輯方法、經驗方法、橫斷學科方法等。對于這些方法在法學研究上的應用,有必要單獨作一點說明。
邏輯方法包括比較方法、分類方法、類比方法、證明與反駁方法、歸納與演繹相結合的方法、分析與綜合相結合的方法、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方法等等。這些方法人們普遍較熟,因而在社會科學中,特別是在法學研究中,已經有了廣泛應用。在經濟法學研究上,上述的邏輯方法也基本上都有應用。
經驗方法包括觀察方法、實驗方法、調查方法、統計方法⑦,以及通過假設、悖論來形成理論的方法等。這些方法特別是調查方法和統計方法在經濟學、社會學等社會科學中已經有了越來越多的應用,但是,從總體上看,它們在法學研究上的應用還不夠普遍。這與法學學科本身的特點有關,尤其與傳統法學研究中更多地強調對“具有穩定性的法律”的注釋等有關。在經濟法領域,隨著相關具體研究方法,如法律經濟學、法律社會學方法的引入,諸如統計方法、調查方法等方法應當會有更多的應用。
橫斷學科的方法,包括系統論、控制論、信息論這“老三論”所提供的分析方法,也包括耗散結構論、協調論等“新三論”所提供的方法等。這些方法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已有一定的應用,如系統論方法在社會學、政治學的研究中都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信息論的方法在經濟學等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法學研究中,橫斷學科的方法盡管已引起了人們的注意,但是深入的研究還比較少見。因此,橫斷學科的許多方法在法學研究上還有很廣闊的適用空間,它們更有助于解決“復雜性問題”,因而對于經濟法上的各類“復雜性問題”。
第三,專門科學方法。即在某些具體學科領域所運用的方法,如語言學方法、考古學方法、力學分析方法、經濟分析方法、政策分析方法、社會分析方法,等等。這些方法,有的對于某些領域的法學研究恰恰有重要價值。如語言學方法對于法律解釋的研究,考古學方法對于法律史等方面的研究,力學分析方法對法律主體的權力配置的研究,經濟分析方法對于法律主體的成本與收益、權利配置和保護等方面的研究⑧,都頗具重要價值。
其實,上述的哲學方法和科學方法,是在把哲學與科學做二元劃分的情況下的一種分類方法。無論是哪類方法,從分析的起點和關注的利益來看,還可以分為兩類,即整體主義方法和個體主義方法。其中,整體主義方法強調整體的價值,特別是整體對部分的影響,認為整體本身是存在自身的目標的,“整體要大于部分之和”。基于整體主義的方法,看問題要從整體出發,要認識到整體對局部的重要影響力,因此在社會科學中,要看到國家對國民、社會對個人的重要作用。⑨個體主義方法則強調要從獨立的個體出發,認為只有個體才有自身的目標和價值追求,強調個體對于整體的巨大影響。⑩
以上只是試圖簡略地厘清各種不同類型的方法,并對其在法學研究中的應用略做盤點。從總體上看,各類方法無論其層次高低或適用廣狹,多可以依據法學發展需要,依據經濟法學的發展水平,而借用到相關問題的研究之中。如前所述,由于一般科學方法對于各類科學研究都有普遍性的指導意義和適用價值,因而恰恰是在構建經濟法方法論方面應當利用的重要資源。面對上述如此眾多的方法,關鍵是如何作出選擇和取舍,并對相關方法予以整合。
如前所述,在上述方法中,有些共通的方法,如哲學方法、一般科學方法中的邏輯方法等,無論是法學還是其他社會科學,無論是經濟法學還是其他部門法學,都不可或缺,而且事實上也一直都是基本的研究方法,因而它們應是經濟法學方法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但是,屬于一般科學方法的經驗方法、橫斷學科方法,在整個法學中的應用都還相對不夠,在發蒙未久的經濟法學中,更是罕見其用。特別是經驗方法中的通過假設而形成理論的方法,以及橫斷學科中的系統論等方法,幾被冷落,而它們對于新興而復雜的經濟法研究,恰恰確當而重要。因此,如若在經濟法學的方法體系中將其遺漏,則不免有遺珠之憾。此外,專門科學方法中的一些方法,應視其與經濟法研究的聯系是否密切而作出選擇。例如,經濟法作為調整特定經濟關系的法,與經濟生活聯系至為密切,因此,經濟分析方法自有其用武之地。
此外,由于經濟法的宗旨中不僅包含經濟目標,而且也包含著社會目標,其有效調整會間接地促進社會問題的解決,因此,經濟法的研究同樣應當用社會分析的方法,特別是社會學提供的一些有價值的具體分析方法。至于其他學科的一些具體方法,也都應依經濟法研究的具體情況而作出選擇。
可見,要構筑經濟法學自己的方法體系,需要選擇適合于經濟法研究的特定方法;而要選擇特定的方法,就需要在經濟法研究與其他法學研究乃至社會科學研究所通用的哲學方法和邏輯方法等共通性方法的基礎上,尋找某些有自己特色的研究方法,包括某些經驗方法和橫斷學科等提供的一般科學方法,特別是專門科學方法,這樣才可能在此基礎上,構筑經濟法學自己的方法體系,形成其獨特的方法論。
三、方法體系與方法論的形成
前面分別探討了是否應當建立經濟法學的方法論、方法的類型及其選擇等問題,這是構建經濟法學的方法體系、創立經濟法學方法論的重要鋪墊。
從方法體系的角度來看,經濟法研究中所能夠適用的方法并非固定不易,其方法體系恰恰是開放的。如前所述,經濟法問題屬于“復雜性問題”,對于復雜性問題必須從多個層面、多個視角去透視,所運用的方法自然也應當是多元化的。這樣才能對復雜的經濟法系統有較為清晰、全面的認識,才不至于“盲人摸象”。
如果把經濟法系統作為整個法律系統中的一個特殊系統去進行研究,則應看到,有些方法對經濟法和其他部門法研究都是適用的,這些方法可以稱為“一般性方法”,如哲學方法、一般科學方法中的邏輯方法、橫斷學科方法(如系統方法(11)[7])、經驗方法(特別是調查方法、統計方法),等等。此外,還有一些是在經濟法研究中必須運用的、或稱更有特色的方法,如廣義的法律經濟學方法、法律社會學方法,其中包括交易成本理論、公共選擇理論、理性預期理論、博弈論、公共物品理論等所提供的各類分析方法,它們屬于“專門性方法”,其有效運用,能夠更好地有針對性地解決經濟法所涉及到的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等各個方面的問題,從而能夠使相關的研究更加深入。
以上各類方法,共同構成了經濟法學的方法體系。在該方法體系內部,一般性方法和專門性方法應當和諧共存,基本方法和特別方法應當相得益彰,以共同發揮其重要作用,體現其應有價值。而各類方法協調互補、內在和諧的方法體系的形成,則有利于經濟法學方法論的有效確立和研究。(12)[7](P109)
經濟法學方法論,作為以上述各類方法為研究對象的理論體系,應依循何種線索進行深入研究,可能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從前述有關方法論的基本問題的分析來看,經濟法學方法論的研究應關注以下線索和基本內容:基本假設—基本方法—方法體系—方法整合—方法創新。
依循上述線索,從經濟法研究自身的特點出發,應當提出和確定經濟法學的基本假設,從而界定經濟法研究的基本框架、前提、基礎和視角;從基本假設出發,探尋經濟法學上的基本研究方法,特別是在經濟法學上具有特殊適用意義的,或更有獨特價值的研究方法,它們對于經濟法研究具有更廣泛的適用價值;從基本方法出發,應當再探討經濟法學研究所適用的各類方法,以及這些方法所構成的方法體系,這些方法包括各個法學分支學科普遍適用的研究方法,以及在經濟法研究上具有特殊意義的經濟法學的基本研究方法;在方法體系之上,還應按照方法論上的一般原則,對上述方法體系中的各類方法之間的內在關聯加以明確,以通過其有機整合,找到對經濟法研究更有價值的一些研究方法,實現方法創新。而依循上述線索所進行的研究,也就形成了經濟法學方法論的基本內容。
明確教學目的目前我國的教材大體分為兩類,一類教材是西方經濟學原版引進的,另一類教材是國內學者編寫的。原版教材體現了西方經濟學者的思維方式,經濟理論,但由于語言、翻譯、文化背景、思維方式以及學生素質能力等的差異,在我們地方高校并不適用。國內學者編寫的教材對我國財經類學校學生的學習方式和教育狀況,思維方式分析把握清晰,大量直觀的、中國的案例安排,使學生能學懂經濟學中的原理,真正提升學生經濟學素養,告別懵懂的經濟學認知。
2.課時安排合理
重點突出西方經濟學教材的容量比較大,課堂教學時間珍貴,,而我們的課時有限,所以,我們不可能全部講解到,因此,在學習的時候,對于一些重要的章節,經濟學中的核心內容,問題,我們花很多的時間,詳細重點講解,而對于比較好理解的簡單的章節,問題,就講的簡單點,少花點精力。例如消費者行為理論是微觀經濟學部分的難點;產品—貨幣市場均衡與勞動市場均衡是宏觀經濟學部分的難點我,我們會多花時間,把知識講透,繁雜的難于理解刪掉,簡單的內容留給學生自主學習。
3.激發學生學習積極性,多元化的教學方式
(1)情景教學法
教師有目的地引入或創設具有一定情緒色彩的、以形象為主體的生動具體的場景,以引起學生一定的態度體驗,從而幫助學生理解教材。組織學生開展社會經濟調查,讓學生帶著問題進入經濟情景,使學生體會到概念原理以外的西方經濟學。
(2)案例教學法
案例教學法教師于教學中扮演著設計者和激勵者的角色,鼓勵學生積極參與討論,不像是傳統的教學方法,教師是一位很有學問的人,扮演著傳授知識者角色。例如海爾品牌的戰略,海爾成立幾十年,相對其他家電產品曾多次易主,而海爾冰箱卻一直占據銷量第一的位置。通過分析案例,海爾的價格一直高于市場上的其他品牌,在價格上沒有優勢,但是為什么受到消費者的青睞呢?原因就是通過廣告,改變消費者的偏好。這就很生動的解釋了經濟學中需求的影響因素-偏好。案例教學法可是學生更好的參與課堂教學。
(3)課堂實驗法
課堂實驗是一種專門用來幫助學生理解經濟學原理的互動、簡短的游戲,得利于實驗經濟學近年來的不斷發展,今天才能將課堂實驗運用于教學過程中來,教師通過簡便易操作的實驗,深入淺出的情景設計,來幫助學生理解經濟學原理。
4.考核方式的改革現
在西方經濟學的考核方式主要還是通過試卷考核,考核方式單一,成績不能體現大學生的綜合能力。改革后的成績評定方式注重平時成績,不論是作業、演講、回答問題還是課堂筆記、出勤等這些平時的學成績的40%,期末考試的的60%也會減少對死概念和原理分數比例,傾向于考查學生的分析能力。
二、建立教學質量管理機制
教學的過程不只是教師教和學生學,還包括教師間的聽課,評課,互評,教師的評學,以及學生的評教,只有各個環節組合給力,才能促進教學水平和質量的提升。
1.教師提高個人教學水平,關鍵在于聽水平高的老師上課,不斷的學習、豐富、構建教師的知識體系,理清知識脈絡,運用好教學技巧,熟練使用教學方法。
2.建立教師考評制度,獎罰分明嚴格執行教學資料考評制度和和教學事故處理制度;把教學質量的評價結果納入到職稱評聘,績效工資的發放上了,利用機制倒逼教師工作質量。
《語文課程標準》(實驗)大力倡導“自主、合作、探究”的學習方式,其宗旨是尊重學生學習語文的主體性,調動學生學習語文的興趣與積極性,提高語文學習的效率,最終達成提高全民族語文素養的目標。運用探究式創新教學法,對克服學科的劣勢,能起到因勢利導的作用,能激發學生探索新知識的欲望或動機,能調動學生的學習興趣,能激活語文課堂教學氣氛,為學生營造一個良好的學習狀態和學習環境。例如,我在講《我的叔叔于勒》一課時,首先打出投影片,讓大家觀察上面的一幅漫畫:一個圓圈,中間有一個方孔。請學生猜一猜:上面畫的是什么?它在本文中揭示了哪些內容?其實在這里我使用了“留有空間的教學方法,通過組織學生思考、想象、猜測、討論,調動學生們的學習情緒,培養學生的創新素質。學生們的學習情緒一旦被調動起來,便能積極主動地啟動思維,大膽活躍地回答問題。
一、前言
根據新大學英語教學大綱的精神,大學英語教學是使學生不僅要掌握語言、語法與詞匯,還要全方位地培養學生的聽說、讀寫能力,以培養學生的綜合運用能力為目標。而其中的英語精讀課是培養學生英語綜合能力最為重要的一門基礎課程。目前,我國的大學英語精讀課很大程度上仍然以傳統的教學模式為主,以致沒有取得理想的教學效果。而這些傳統的教學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還存在著許多問題,已不能夠適應新經濟時展下對大學生英語素質的要求。因此,立足于大學英語精讀課的重要性上,對大學英語精讀課教學現存的問題進行分析,進而研究出解決的有效之道是非常必要的。同時,這也是高校教師工作的當務之急,對改進大學英語精讀課模式與促進學生英語綜合能力的提高有重要的意義。
二、大學英語精讀課存在的問題
傳統的大學英語精讀課教學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一些問題,而這些問題已不容我們所忽視,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以教師為中心的教學模式。長期以來,我國的教學工作都以教師的“教”為主,忽略了與學生的互動。這種灌入式的英語教學方法,使學生被動地接受知識。自然而然地,就提不起學生學習英語的積極性。學生若在英語精讀課上沒有積極主動地去探究英語知識,其思考能力與創新能力便得不到必要的鍛煉。以這樣的趨勢發展下去,必然造成低效率的學習效果。
其次,傳統的大學英語精讀課教學側重于英語語法與詞匯的學習,而沒有把學生實際運用英語能力的培養放在一個合適的高度,且教學模式單一。脫離語境與背景而片面地以詞匯與語法為精讀課教學目標,忽略課文的整體教學而使教學顯得索然無味,導致學生將英語語言知識死記硬背。當脫離了一定環境而進行閱讀時,則達不到該有的理解深度。而單一化的教學方式使學生即使掌握了一定的詞匯與語法,卻不能夠運用到口頭表達上來。對學生聽說能力的忽略也會大大影響學生英語的綜合能力。
再次,是為應試而教學。應試教育永遠是我國傳統教學模式中的致命弱點。為了提高英語考試的成績或四六級的過級率,很多教師都以考試為出發點,大學英語精讀課教學都旨在于培養學生的考試能力。在這樣的情況下,學生也全力以赴以應付考試。教師為考試而教,學生為應試而學。如此一來,便忽略了學生實際英語知識的吸收與綜合能力的培養。
三、解決方法
由此可見,針對以上所涉及的現存的弊端,探究出解決之道是非常必要的。
首先,以新教學大綱為背景,重新定位大學英語精讀課的重要性。要對大學英語精讀課進行改革,首先必須站在新的高度上確定精讀課在大學英語教學中的地位。對學生而言,精讀課是培養他們英語聽、說、讀、寫、譯的一門重要課程。具體表現為,精讀課是學生擴大英語詞匯、學習英語語法進而培養閱讀技能的基礎課程。同時,精讀課通過“讀”使學生的口語表達能力與聽力得到鍛煉,從而進一步掌握寫的能力。可以看到,精讀課的有效教學是學生提高英語綜合能力運用的關鍵。而在新教學大綱的新背景下,英語精讀課的這種關鍵性地位更是凸顯了出來。對此,無論是教師或是學生,都應當有一個清晰的認識。只有明確了大學英語教學精讀課的重要性,教師才能制定與時俱進的教學方案,而學生也才可能以自身的需求為出發點,有側重地學習知識。
其次,要從以教師為中心轉變為以學生為中心,樹立以學生為本的教學理念,革新考核制度。長期以來,以教師為中心與應試教育幾乎成為傳統教學的代名詞。正確的教學理念是有效教學的根本所在。因此,徹底革新教學理念,從以教師為中心轉變為以學生為中心是至關重要的。精讀課必須以學生的學習需求為出發點,改變單向傳輸為實現教與學的互動,才可能提高學生的學習英語的積極性。因此,教學內容與模式的制定都應該以學生的需要為著眼點。考核制度也應從單一的考試標準變為多種方式綜合考查。
最后,結合英語背景知識,充分利用多媒體手段。除了詞匯與語法、句型的學習,精讀課的教學還必須結合課文的背景知識。把語言知識放回它的語境中進行語篇教學,才能使學生從整體上把握知識,理解也才會更深入。此外,還可以充分利用多媒體進行精讀教學。精讀課不僅要學習詞匯、語法、培養閱讀能力,聽說能力的培養也是精讀課的主要任務之一。而多媒體的應用,正是鍛煉聽說能力的有效途徑。通過多媒體,讓學生聽到原汁原味的標準英語口語,猶如身臨其境。精讀課還需給學生發言表達的空間,或者以討論的形式給予學生鍛煉口語的機會。通過耳濡目染與積極鍛煉,必將取得很好的成效。總而言之,多媒體的介入可以從一定程度上提高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并增強教學模式的現代化,從而改善精讀課的教學質量。
綜上所述,鑒于精讀課對提高學生英語綜合素質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針對大學英語精讀課現存的一些弊端,提出相應的解決方法是非常有必要的。教學工作者必須擺正精讀課所在的位置,使教學模式多元化,促進學生英語綜合能力的全面提高。
參考文獻:
[2] 理解就是此在在理解的前結構的基礎上對未來進行的籌劃。從這個意義上說,理解的前結構決定了理解,甚至可以說理解是理解的前結構的“重復”。
[12] 這些多樣化的形態之間可能形成互補的關系,也可能形成競爭的關系。解釋文本的文本又形成新的文本,我們稱之為衍生文本。被解釋的原初文本與解釋文本而形成的衍生文本之間的關系,是源與流、一與多的關系。這種關系并不是簡單的派生與被派生的關系,而是一種循環關系。一方面,文本及其意義存在于對它的解釋中,“多”和“流”是對“一”和“源”的補充和發展(當然也包括偏離),現實中只能通過“多”和“流”去達到“一”和“源”,這是解釋對文本意義的制約性;另一方面,文本又制約著對它的解釋,并且為評價各種解釋提供某種尺度和準繩,當然,這種評價是通過各種解釋之間的比較和競爭來實現的。
[15]
一、《經濟學方法論》課程性質、地位與學習的意義
1、課程性質及地位
目前,《經濟學方法論》課程已經成為國內眾多綜合類大學以及財經類大學的專業主干課。在內蒙古財經大學,這門課程是作為經濟學院本科生第四學期的必修課程,同時是商務學院國際貿易專業的選修課程。在本科生課程體系中以及課程方案中具有承上啟下的地位和作用。一方面,本課程對學生所學前期課程的理論知識可以從一個全新的角度――方法論的視角――獲得對既有知識的新的整合與重組,從而提升學生對所學不同課程的認識能力有所提升;另一方面,本課程還具有非常強的引導實際操作能力的作用,有助于學生對第四學期結束后即將寫作的調查報告以及后續的學年論文、畢業論文等工作的順利展開。
2、學習的意義
根據埃思里奇的觀點,教學計劃有一個明顯的缺點,即我們主要教授學生“知”的經濟學,卻極少教授他們“行”的經濟學。也就是說,處于“知”、“行”相互割裂的狀態,這使得學生們處于知道經濟學基本理論的基礎上卻不知道如何將理論用于指導研究實踐。而經濟學方法論這門課程恰恰構建起學生對經濟學理論與實踐實現“知”“行”相統一的橋梁。
此外,從我國經濟學理論發展的現實狀況來看,根據中國人民大學方福前教授關于“中國經濟學建設必須走“三化”道路的演講中所提:中國經濟學建設必須走“經濟學現代化、西方經濟學中國化、中國經濟問題理論化”道路,根據這一提法,我們可以進一步追問,如何實現我國經濟理論發展中的這“三化”,筆者想,在這里方法論以及方法問題非常重要,或者換句話說,我們可以通過經濟方法論方面的學習、借鑒與應用來更好地對“三化”的實現提供創新與發展路徑。
二、教學目標
1、知識目標
主要是使學生從哲學層面、經濟學方法層面以及經濟學具體工具方法層面三個層面系統的學習方法論知識。
2、能力目標
借助于基本的經濟學理論以及方法論知識,培養學生將經濟理論知識應用于實踐的能力,最為直接的目標就是使其具備較順利撰寫調查報告以及研究報告的能力。
3、情感態度價值觀目標
通過經濟學方法論的學習,使其對經濟學理論知識擁有一個全新的認識視角,能夠以這一全新視角將所學各門課程的經濟學理論統籌整合為一個整體體系,成為經濟學理論知識的“知”者,并建立起應用經濟學理論知識來解釋、研究中國經濟社會現實問題的學習習慣與素養。
三、教學內容設計
導言中對經濟學方法論課程的一些基本問題做出說明,如方法、方法論和經濟學方法論的含義;經濟學方法論的層次性;為什么學習以及如何學習的問題作出說明。特別是在經濟學方法論的層次性方面,一般把經濟學方法論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即經濟學方法論的最高層次,也即是哲學層面的方法論;第二個層次是經濟學的方法論即就經濟學而言,將經濟現象作為對客觀世界的一部分,是否具有特殊的性質,那么其認識的方法、方式、途徑等是否存在規律;第三個層次是具體的操作方法,即對經濟現象認識的具體操作方法。教學內容中各部分的劃分就是按照經濟學方法論的這三個層次的順序展開的。據此將教學內容分為四大部分的內容。
第一部分科學哲學部分,具體包括對歸納主義與演繹主義、波普爾的證偽主義、庫恩的科學發展理論以及托卡拉斯的科學研究綱領理論等內容進行講解。一方面這一部分是經濟學方法論的最高層次,有助于學生從深層次認識經濟學方法論的哲學思維;另一方面哲學思潮的發展也始終都在極大的影響著經濟學方法論的發展以及經濟學說的發展,從這一角度說,我們也必須較為系統的使學生認識到哲學層面方法論的基本發展歷程以及成果。
第二部分是經濟學領域的方法論問題,具體是按照經濟思潮以及流派發展的歷史順序來安排教學內容。第一塊內容將對古典經濟學階段重要經濟學家對方法論的論述進行講解和說明,具體包括古典經濟學之前的重商主義、威廉?配第等的經濟學方法論;古典經濟學的方法論包括斯密、李嘉圖等;以1867年《資本論》第一卷的出版為標志,開始了當今同根于古典經濟學的兩大經濟學研究范式的分立,即經濟學和西方主流經濟學。基于此,本部分第二、三部分內容將分別安排經濟學的方法論和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方法論。第四部分內容是從方法論論戰的視角對經濟學方法論在西方涉及的幾次大的爭論進行說明,如邊際主義與新歷史主義學派之戰、新古典綜合派與劍橋學派方法論之爭等。
第三部分是具體的方法問題。由于經濟學也是一門社會學科,因此,這部分內容想從兩個層次來講解,一是從社會科學一般層面的分析方法來做出講解,具體包括社會科學研究中具體的方法包括文獻研究法、比較研究法、問卷研究法、觀察研究法等;二是從經濟學這一學科本身出發,來說明其主要的方法,如成本-收益分析、邊際分析、數學分析等。
第四部分是應用的經濟學方法論,是學習經濟學方法論的最終歸宿問題,即應用的經濟學方法論。也有學者把他取名為社會科學研究報告和論文的撰寫。
四、教學準備
目前國內關于本門課程的教材分為國內學者出版的教材和國外翻譯的教材兩類。一類是國內學者自主編寫的教材,如張俊山、朱成全、韓永進、高本全等。第二類是國外翻譯的教材,如上海財大出版社2005年翻譯的謝拉?C?道寫的《經濟學方法論》、唐?埃思里奇(Don Ethridge)的《應用經濟學研究方法論》。
由于經濟學方法論課程所包含的層次以及內容非常廣泛,因此,教學過程中不可能僅僅依托于一本教材來完成課程的講解,需要大量的輔圖書、論文資料。對于這些輔材料,目前國內可供參考的圖書如汪丁丁主編的經濟學方法論譯叢、劉永佶、程恩富等從經濟學視角出版的專著、漢茲、門格爾、霍奇遜、羅賓斯、霍奇遜等國外研究經濟學方法論的著名學者的譯著。此外,還可跟蹤國外專門關于經濟學方法論方面的期刊,如《經濟學和哲學》、《經濟學方法論》等。
五、教學過程設計
目前,筆者所在學校已經開設這門課程多年,但實際教學過程中存在著極大的現實困境。一方面,教的方面,授課教師備課非常累,可以說備課費時、費力、費心血,但總體感覺收效不佳;另一方面,學的方面,學生普遍反映枯燥、沒意思、沒興趣進而聽不懂,最主要是感覺不到學了這個課有什么用。在上述這么嚴重的情況下,教學過程設計應沿著重過程、重應用的思路展開。
1、將學生的學納入到老師教的過程當中來,真正融教與學于一體,采取四個模塊相統一的教學方式
(1)課堂講授:增強系統性、知識性+注重知識表達通俗性+尋找案例增強趣味性;(2)課后作業及閱讀思考任務:每節課結束都布置復習及預習的內容,每下一節課開始都要檢查課后復習及預習的情況;(3)課堂討論:主要是通過案例分析與應用來發揮學生的自主性,提高他們學習的積極性;(4)撰寫讀書筆記:一學期至少要交四篇讀書筆記,給學生十本左右的關于方法論的經典譯著,以電子版的形式打包放在課程qq群里。其實,后續的想法,還想根據課程特征設置專門的群聊,以群聊參與的程度以及發表的看法來給予表現突出的學生以一定的平時成績獎勵,建立課堂之外的第二課堂。
2、應用“大綱+筆記”的方式來嚴格教學過程
即設計帶有空白地方的教學大綱,要求學生跟著老師在聽課的同時,將重要條目下的重點內容補充到大綱當中去,最終形成既有調理又有實質內容的筆記。通過這一辦法,對學生的上課過程做出硬性的規定,從而強化教學過程管理。
3、調整考核方式
在上述教學過程設計下,對考核方式做出相應的調整,將平時成績比重至少改為50%,最后考試成績不高于50%。具體來說,準備取消考勤分數,平時成績包括3塊,課堂筆記(15分)+讀書筆記(20分)+提問互動(10分)+QQ群活躍程度(5分)。期末考試采取開放式試題,開卷考試,注重對所學課程內容的實際應用能力。雖然增加了授課老師的工作量,但是感覺能一定程度上將學生控制在課堂以及課堂之外的這一課程學習中。
【參考文獻】
[1] 唐?埃思里奇(Don Ethridge).應用經濟學研究方法論[M].經濟科學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