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結業論文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經濟結業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一）人與地之間的利益矛盾

自上世紀開始，我國農村開始實施家庭承包制度，家庭承包制度采取的是“人人有份”的承包方式。為了保障每個人都均等的占有土地資源，都是按照家庭的人口數量來平均的分配土地。國家將土地賦予了長期的使用權，并且以國家強制力作為保障，以維護農民對于土地的長期使用權，保障農民在土地承包上擁有的合法權益。按照法律規定，耕地的承包年限為30年，草地的承包年限為30-50年，林地的承包年限為30-70年。并且特殊林地的承包年限，經過林業行政管理部門的批準之后，還可以適當的延長期限。土地承包制度在發展的過程當中遇到了嚴重的結構性矛盾：承包土地的數量不便，但是人口數量在增加，這之間就形成了人與地的利益矛盾，導致了家庭人口數量以及承包土地數量之間的背離。當前農村存在著兩種家庭，一種是人數較多，但是承包的土地相對較少。另一種是人數較少，但是承包的土地相對較多。人口數量與土地數量之間的背離衍生出了人與地之間的利益矛盾。一種家庭主張人多地多、人少地少的訴求主張，另一種家庭則主張土地承包權利不能變動，要按照之前約定的年限來執行。兩類家庭之間的分歧，導致了當前農村土地承包后續工作的瓶頸，導致了許多農民的土地采取荒廢擱置，或者無償將土地轉交給他人耕種的現象。這是當前在農村經濟發展當中最普遍存在的結構性矛盾——人地利益矛盾。

（二）水利建設矛盾

土地家庭承包在水利建設方面也存在著一定的矛盾，我國農業水利建設一直較為薄弱，并且問題較為突出：

1、原有的一些水利設施，包括渠道、管道等無人管理維護，年久失修，各種水利設施的損毀較為嚴重。

2、農田、河道等無人維修。

3、農田的水利建設缺乏有效的統籌規劃。這些問題與地圖承包是分不開的。一方面，農田水利建設要占用一定的土地，但是在土地承包時，并沒有預留專門的水利建設用地，水利建設所需要的土地都在農戶自己的手中，沒有集體土地可以補償水利建設中所需要占用的個人土地。另一方面，各村委會無法籌集到足夠的維修水利工程的資金，大中型的水利設施一直處于無人維護的狀態當中。

（三）現代農業與分散經營之間的矛盾

土地家庭承包責任制在進行土地承包時，為了實現利益均等，將土地劃分成為了優、中、差三個檔次，并且按照人口數量進行平均分配，絕大部分農戶的田地都是分散的，不集中的。從勞動力使用的方面來件，土地的分散增加了勞動力的投入，增加了農業負擔。同時由于農村勞動力向外流動趨困難，在外出打工之后，最終還是要回到農村，富余勞動力排斥大規模機器的使用，生產效率一直得不到有效提高。同時在農業機械化生產的角度來看，分割開的土地由于細小不夠規模，無法使用農業機械，種種因素導致了我國農業經濟當前機械化的使用率尚不足50%。分散的土地經營阻礙了農村生產力的發展，限制了農業的規模經濟，不利于發揮現代化農業機械化、集約化生產的模式推廣，這也是農業經濟發展當中存在的結構性矛盾之一。

二、如何有效化解農業經濟發展當中存在的結構性矛盾

（一）穩定土地承包關系

在當前的環境下，應當實現農村土地承包權的流轉。要保證現有土地關系不發生變化的同時，實現土地經營權的轉移和流動，實現農村土地關系的穩定，這也是農村土地經營權流轉最重要的前提之一。首先，穩定土地承包關系是廣大農民的心愿，農民愿意土地長期穩定下來。土地的穩定是農村穩定、農業穩定最根本的保障，土地穩定了，農村其他的事情都好解決。土地長期穩定，農民心里才踏實。當前農村上訪的主要問題還是聚焦在土地問題。調查結果表明，一般土地承包關系較為明確，無土地糾紛的農村，基本上無人上訪。農民的上訪，大都是因為土地問題，要保障農村現有的土地承包關系的長期穩定。

（二）土地經營權流轉的確認

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流轉，是保證土地承包關系的基礎上，對土地經營權進行轉讓。首先，土地家庭承包的剛性不變，只是經營權發生流轉和變動，這樣既能穩定土地關系，又在根本上調整了經營關系，適應了農村人口變動的需求。關于土地的承租方依法繳納土地流轉租金，而出租房則因為土地流轉而享有租金。從根本上解決了當前農村土地人與地之間的利益矛盾。其次，農田水利建設一直是制約農業發展的瓶頸所在，農田水利建設是需要統籌規劃的大工程，而各家農戶較為分散，規模小，難以對水利工程進行統籌。土地經營權進行流轉之后，才能形成規模經濟，批量實現農業生產資源的有效配置，從宏觀上實現對農田水利的建設規劃及實施。拓寬水利建設融資渠道，從根本上扭轉水利建設的滯后現象。

（三）土地經營權的流轉必須要公開、公正、依法、有償、自愿

土地經營權流轉必須要堅持公開、公正、依法、有償、自愿的原則。在流轉的過程當中，首先要尊重農民的意愿，土地流轉的是農民的承包地，農民是土地的主人，所以要尊重主人的意愿。土地流轉作為一種市場性的行為，發展要經歷一個從自發到自覺再到有序監管的這么一個過程。土地的流轉必須要公開公正，不能強迫農民進行，并且價格要根據市場行情來確定，雙方協商，不能由單獨的某一方決定。流轉的過程一定要依法進行，不能因為流轉而改變了土地的性質。農民在通過土地流轉獲得收益之后，可以自主合理的支配收益。流轉之后可以不再直接性的經營土地，而是獲得租金。而自己就可以從農業生產當中解放出來，轉移到其他行業當中。

（四）實現規模經濟

土地經營權的流轉，能夠有利于農戶之間的合作，培訓新型農業組織，發展集體經濟。其打破了傳統的以家庭為單位的生產經營模式，豐富了土地承包的經營關系和內容，提高了農村土地社會化的程度，為了新的生產關系的形成創造了物質條件。實現土地經營權流轉之后，就需要農村實現規模生產，集中投入勞動力的同時，也要加強對農業機械的使用程度，提高農業生產的根本效率。

篇2

1.單位總數排位前移，單位增幅名列前茅。2012年，全省服務業法人單位數601694家，我市占全省7.6%，從十三個省轄市單位排位情況看，我市由2008年的全省第六位前移至第四位，超過了南通和徐州二市，繼蘇州、南京、無錫之后；四年間，我市服務業單位發展迅速，單位個數增長較快，服務業單位數增加21028家，增長86.1%，比全省服務業單位增幅高7.1個百分點，增幅在省內十三個市中名列前茅，列第四位，僅次于無錫、蘇州和連云港市。

2.單位占比排位靠后，總量支撐相對不足。2012年底，全省服務業單位占全部法人單位的比重達57.4%，而我市雖由2008年的45.5%提升為51.2%，但仍低于全省平均水平6.2個百分點，位列全省倒數第三，全省僅二個市比重低于50%，分別為南通和泰州。而從全省十三個市GDP中三產比重來看，我市位于全省第四，可見，我市服務業單位數對經濟總量的支撐度極弱。

3.現代產業發展迅速，產業結構優化明顯。在國民經濟行業分類中，服務業共涉及14個行業大類，其中我市有10個行業四年間單位數增速超過全省平均，其中文化體育和娛樂業，金融業，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查業三大行業高速領漲。尤其近年來我市圍繞創新驅動戰略，不斷加大科研投入力度，從事科學研究及技術服務的企業逐步增多，至2012年末，全市主要從事科學研究及專業技術提供的企業有2055家，比2008年增加1304家單位，增幅達173.6%。

二、加快發展服務業的建議

1.完善產業管理機制，全力提升競爭實力。目前，全市服務業單位數占比在全省僅排在第11位，單位的支撐度明顯不夠，而且，多數企業存在規模偏小，檔次較低、資金不足、人才匱乏、管理水平低、市場競爭力不強等問題，這與我市經濟發展形象定位嚴重不符，同時也說明我市服務業發展仍具有較大的潛力和空間。常州在區位和資源上有一定優勢，經濟發展也具備良好基礎。“十二五”期間，我市應把加快服務業發展作為推進全市經濟轉型升級的有力抓手，在服務業發展的定位上，一抓單位數量、二抓規模實力。要實行部門歸口管理，綜合統籌服務業企業發展的政策措施、資金管理、行業策劃和服務體系建設等，完善服務業發展的管理機制，強化責任意識，有利于統籌兼顧、協調發展。一方面，加快完善和細化促進服務業發展的政策措施，大力推進實施二、三產業剝離，設立服務業發展引導資金，深化服務領域的體制改革，打破行業壟斷，放開市場準入，積極引進外資、民資在常投資，并增強服務意識，切實提高服務水平和服務效率，以優質服務吸引國內外服務行業企業落戶常州；另一方面，重點抓好現代物流、商貿流通、旅游休閑、房地產、金融信息、教育文化等重點產業，發展現代服務業，全面提升傳統服務業，積極培育出新興服務業單位，形成“高增值、強輻射、廣就業”的現代服務業體系。

篇3

2、價格變動引起供求的變動首先價格與需求成反方向變動。價格上漲，導致消費者對商品的需求減少；價格下跌，需求增加。同理，價格與供給成同方向運動，即價格上漲，供應商會增加供給量；價格下跌，供應商會減少商品供給。最終價格的漲落會調節供求的平衡。

二、基于供求模型的人力資源需求分析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講，人力資本是一種特殊的商品，具備商品的基本屬性，從這一角度來分析區域經濟產業結構調整與高職院校人才培養的適應性，也就是研究人力資源供給和需求的關系問題。探討產業結構與人力資源需求的關系，從我國的實際情況分析，可以分兩個階段來分析：第一階段，由于我國人力資源成本低廉，在這一區間，對低端操作工人的需求將持續增加，大量農業勞動者進入城市補充了這部分用工需求，反應在需求曲線上，體現為需求曲線右移且趨于平緩。

我國人力資源產業需求結構的演變規律：一次產業的社會勞動者總數的比重呈下降趨勢。1952：83.5%；1992：58.5%；2008：39.6%二次產業絕對增加與相對增加并行1952：7.4%；1992：21.7%；2008：37.2%三次產業絕對增加與相對緩慢增加并行1952：9.1%；1992：19.8%；2008：33.2%第二階段，大量的持續性的用工需求將推高人力資源成本，比產業繼續轉移，而原有產業將面臨產業升級的需求，產業升級將導致二次產業低端人才需求逐漸降低，高端人才需求增加，人力資源向三次產業轉移，三次產業崛起。反應在供求模型上表現為需求曲線上為高端人才需求右移。

篇4

2林業經濟增長問題研究回顧與分析

2.1林業經濟增長的影響因素

經濟增長因素分析中首先就是經濟增長因素的分析，丹尼森把經濟增長因素分為兩大類:生產要素投入量和生產要素生產率。生產要素投入量是勞動、資本和土地投入的結果;要素生產率主要取決于資源配置狀況、規模經濟和知識進展［10］。總結近期的研究文獻，眾多學者對林業經濟增長的影響因素的研究分兩個層面，一是單獨研究某一因素影響對林業經濟增長的影響，二是綜合考慮多個因素對林業經濟增長的影響。

2.1.1林業經濟增長的單因素影響分析

單個生產要素對林業經濟增長影響，主要投資、科技投入、勞動力、森林資源、林產品進口貿易等因素。林業投資可以推動林業經濟增長［11］，其中科技投入與林業經濟增長間存在協整關系，且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結果還證實了兩變量間的雙向互動關系;林業經濟增長短期變動受財政科技投入短期變動的影響不明顯，而短期內財政科技投入變動受林業經濟增長短期變動的影響則較大，長期來看，財政科技投入與林業經濟增長相互間有顯著促進作用［12］。勞動力數量、勞動者素質、勞動者勞動行為、勞動力資源配置方式等都是影響林業經濟增長方式［13］。另外，國內林產品進口貿易與林業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林產品進口對林業經濟增長具有正向的促進作用;林產品進口與林業經濟增長之間僅存在單向的因果關系，林產品進口是林業經濟增長的Granger原因，但反向則不成立，主要源于從長期來看，國內短缺的生產要素通過進口能夠提高全要素的生產率，促進經濟增長。如中國原木、鋸材等初級林產品的大量進口，不僅沒有對國內生產形成替代，反而釋放了國內的產能，有效地刺激了林業經濟規模的擴張，有利于林業實現良性經濟增長［14］。

2.1.2林業經濟增長的多因素影響分析

經濟增長主要為多個因素貢獻的結果。經濟增長理論研究認為，生產要素主要由勞動力、資本和技術構成，三大要素的投入水平和配置方式影響經濟增長水平和質量。林業經濟增長也不例外，資本、勞動力投入和技術在林業經濟增長過程中具有重要作用，但是由于營林生產以培育森林資源為主，受林木生長緩慢、林地數量有限等因素的限制，營林產值很難快速提高，因此，勞動力要素的投入比資金要素的投入對于營林生產的貢獻率更大［15］，資金投入應以國家投資為支撐力量，主要因為林業投入要素中相當部分的生態資產化，發揮了公益作用，從而降低了林業產出［16］。除上述資本、勞動力、技術的生產要素投入影響之外，經濟增長還會受制度、市場、政策的影響。高嵐、張自強系統地研究了產權管制和要素投入對林業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利用1996～2007年間廣東省林業相關數據運用主成分分析法驗證了林業產權管制的放松對于林業產出具有重要貢獻的假設，由于外部性等因素的影響，林業產權管制的放松對于林業產出的貢獻有限，提出現階段中國仍需不斷完善林業產權制度，同時需要考慮到各地區的森林資源特征與農戶經營行為的差異。突破了前人研究的“制度和政策變量難以量化”保守結論［17］。李微等針對國有林區比較多的伊春地區，從公共理論角度出發，將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概括為4個方面:供給因素(資源、勞動力、資本、科學技術)，需求因素(消費需求、投資需求)，產業結構因素，政策及制度因素，亦認為產業結構、森林資源，消費需求，資本和勞動力對伊春林區林業經濟增長有重要影響，并認為科學技術及第三產業并沒有對林業經濟的增長起到主導作用［18］。而李平、張俊飚持不同觀點，認為科技投入為林業經濟增長的核心要素［12］。從不同角度的研究結果來看，學者的觀點均認為經濟增長是各種要素綜合作用的結果，而不是某個單一因素的作用，但也不排除在某個地區的某個因素起主導作用。結合中國林業經濟增長的模式，要從系統論的角度出發，中國林業經濟發展是以政府為主導，決定了林業制度變遷作為林業經濟的重要制度因素，輔助生產要素(資金、人才、技術)進行動態優化配置，協調好四者之間的動態關系，產生一種合理的林業產業結構，從而為林業經濟的發展形成一種合理的經濟增長整合模式［19］。

2.2林業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及其轉變分析

2.2.1林業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方向及其轉變方向

從經濟增長方式的一般涵義出發，以要素數量提高為主所獲得的經濟增長定義為粗放型的增長，而把以要素效率提高為主所獲得的經濟增長定義為集約型的增長。中國林業經濟增長方式仍屬粗放型，其基本特征為:一是經濟增長主要依靠擴大投資規模和增加新建項目，二是林業經濟增長靠多占用資源和高消耗來實現，三是產出變化與質量、效益變化不盡協調［20］。在中國目前林業資源緊缺、林業資源質量日益下降的條件下，這種粗放型的林業經濟增長方式將遭遇“極限”，當增長趨于“極限”或人們意識到這種“極限”的存在時，要使經濟增長突破這種“極限”，就必然要改變這種增長的方式，轉而著眼于提高要素生產率來獲得有效增長。中國林業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從過去的主要依靠增加大量的要素投入，轉變到主要依靠提高現有生產要素的質量和使用效率，提高綜合要素生產率(全要素生產率)對林業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的過程這個過程是循序漸近的［21］。在20世紀九十年代，學者廖雅萍主張不能將全部的林業資源都要集約化經營管理和發展，他針對當時的林業資源現狀以及經營管理現狀，認為林業應該分類經營，即以生態效益最大化的森林應該按社會公益事業進行經營，實行事業化管理，由政府和社會負責建設，而以經濟效益最大化為目標的森林則應該實行企業化管理，面對市場，參與競爭，進而在經營措施、運行機制以及補償機制等各個方面對生態公益林和商品林施以不同管理方式［22］。后來，張孟德和孫秀娟均從循環經濟角度出發，認為林業是與自然生態環境緊密相連、密不可分的，林業在化解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保護二者之間的矛盾上起到的調節中樞的作用，在林業產業建立循環經濟發展模式是至關重要且理所當然的。在林業參與市場經濟活動的過程中，應該以經濟利益為紐帶，使循環經濟具體模式中，各種資源優化配置，實現林業乃至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這種觀點實質與林業經濟增長集約化轉變方式的觀點一致［23－24］。

2.2.2林業經濟增長方式的制約因素分析

雖然，目前的林業資源現狀、林業發展現狀、當前面臨日益惡化的生態現狀、激烈的林業市場競爭等各種制約因素的影響，迫切需要中國的林業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但這不是一個自發就能自動完成的過程，需要政府、企業以及農戶等各個社會主體的支持和參與。劉勇、馬平從客觀和主觀兩方面分析了林業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瓶頸”制約因素:主觀上，中國市場經濟觀念不強，一定程度上受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改革和科技的觀念也不強，林業尤其突出。客觀方面因素主要有:一是當前中國林業企業自我發展機制不健全，雖然在積極穩步推進集體林權制度改革，但進程緩慢，產權制度仍然不夠明晰;二是林業產業的資金投入嚴重不足且投資結構不合理，林業投入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還不到1%，資金投入重“森工”輕“營林”，必定造成森林資源的不斷減少;三是政府宏觀調控不利，主要表現在林業企業的發展規模、分布區域和宏觀生產力布局、環境保護以及科技興企等之間的不合理［20］。總之，迫于當前林業經濟發展面臨的任務、形勢和客觀規律迫切要求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并且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條件已初步形成并正在趨向成熟，主要表現在林業初步形成了綜合性的產業體系，科技成果在林業產業中的轉化效率越來越高，林業的地位也逐步提高，因此中國林業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仍然是現實的、可能的［25］。

2.2.3林業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動力機制

在林業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領域中，勞動力要素、科技創新、資金投入等均是林業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重要動力因素。首先，資本的密集程度對林業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有著深遠的影響，要轉變中國林業經濟增長方式，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就必須加大資金的投入，強化和改進林業企業物質要素效率提高的基礎條件，為林業技術進步和效率的提高提供載體和制度保證。因此，資金投入是林業經濟增長的內在動力，是林業經濟增長方式實現轉變的第一啟動力。再次，林業科技創新對于林業的貢獻有巨大的潛力，是林業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第一推動力。但是，當前的中國林業科技與經濟脫節嚴重，形成“兩張皮”的狀況，科技成果轉化無法到位，林業科技含量低下。最后，勞動力要素包括勞動力數量、勞動者素質、勞動者勞動行為、勞動力資源配置方式等都幾個方面成為轉變中國林業經濟增長方式的先決條件，要轉變中國林業經濟增長方式，就必須提高勞動者素質、規范勞動者勞動行為、優化勞動力資源配置［26］。魏遠竹從林業企業角度出發，認為林業企業是林業經濟的細胞組織，是林業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主體，而企業規模是否經濟，又是能否實現林業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必要條件。對林業企業來說，除了應注重科技和體制的雙重創新及提高勞動者素質之外，還必須加快結構調整步伐，迅速形成有效率的規模經濟效益，有效地提高要素生產率，推進林業經濟增長方式轉變［27］。

2.3調整林業產業結構促進林業經濟增長

在現代經濟增長中，產業結構變動成為一國或一部門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國內學者幾乎一致認為產業結構變動有助于經濟增長［28］。合理的林業產業結構是林業經濟增長的基礎，也是林業投入要素在合理的林業制度指導下相互作用的結果，因為林業經濟增長必須以一定量的生產要素投入為基礎，而其要素投入的產出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林業產業結構狀況［19］。據目前情況來看，中國大部分省區的林業產業結構不盡合理，對經濟增長造成負面影響，林業產業結構調整對林業經濟增長的正向拉動作用仍不明顯。因此，加快林業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是改變目前中國粗放型林業經濟增長方式的關鍵。從現有文獻來看，多數研究以整個國民經濟系統作為研究對象、分析產業結構的變動對總體經濟增長的影響，而以某一部門內部的產業結構變動為研究對象、分析其對此部門經濟增長影響的研究則不多見，在為數不多的文獻中，對林業產業結構變動的研究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基于多部門經濟模型的研究。雖然林業產業結構因素在林業經濟增長中的重要性已得到了普遍認可，但由于林業產業是一個由自然—經濟—社會組成的復雜系統，這就決定了各地區的林業資源稟賦、經濟發展水平、區位條件、林業產業政策等條件都存在著很大差異，各個地區林業產業結構調整的方向和重點也不盡相同［29］。因此，選擇個別典型省份或區域的林業發展做深入探討更具有現實意義。黃烈亞、翟印禮等選取全國26個省、市、區為研究樣本，利用多部門經濟模型和各地區1997～2006年10年相關統計數據，就各地區林業經濟系統產業結構變動對區域林業經濟增長的貢獻及其空間差異進行分析，結論表明林業產業結構的變動對林業經濟具有正向的拉動作用，但對林業經濟增長的影響存在空間差異，其M值(林業產業結構變動對林業經濟增長的貢獻)與林業經濟增長負相關。而產業結構調整對林業經濟增長的影響作用處于次要地位［30］。

肖澤軍、鉉珺瑋概括湖北的林業總產值主要來源于營林、林產品和竹木采伐三部分，通過對營林、林產品、竹木采伐和林業總產值四個變量的相關分析發現，林業總產值與林產品產值變動具有高度相關性，但林產品產值增加值對林業產值增加的貢獻卻并不是最大;竹木采伐產值增加值對林業總產值增加的貢獻最大，但與林業總產值相關性卻不高，這主要源于林業內部產業結構不太合理［31］。肖敏靜和趙璟選取江西省數據為樣本，研究江西省林業三大產業對江西林業經濟的貢獻率，三次產業的依次貢獻率為49.8%、37%、11.8%，表明目前林業第一產業的發展對江西經濟的增長是有比較大的貢獻的，這也與江西省的省情是相符的。目前江西省林業經濟的發展還主要是以營林業等基礎林業為主，林產工業及林業服務業相對還比較薄弱，林產品的加工及林產品附加值的延伸相比之下還不夠發達。與此同時，林業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在未來的發展過程中對江西經濟的發展將會有巨大的潛力和作用［32］。在對比發達國家的林業產業結構中，中國的林業三次產業比例為70:26:4，而林業發達國家的林業工業產值多數達到林業總產值的70%以上，有的已占到了90%以上，由此可見，中國林業的第二產業比重嚴重低下，沒有發揮好林業經濟增長主體的角色，并且在當前林業二次產業內部，仍然是以初級產業為主，即以消耗森林資源的木竹采運業為主，資源的綜合利用為輔，屬于低級的資源推動型經濟增長。因此，在改變粗放型林業增長方式的發展環境下，林業除了在林業三次產業結構上需要優化升級，在林業第二產業的內部也需要調整，重點是培育林產加工業這一林業主導產業［27］。綜合以上的觀點可以發現，從全國角度和省域實證研究均表明，林業產業結構變動都是需要提升第二三次產業的結構比重，重點是林產品加工業，并將之培養成林業主導產業［27］。總之，經濟增長依賴于資源要素的大量投入與有效配置為基礎，林業產業結構的狀態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林業經濟增長，進而影響林業要素預期投入產出效益。均衡的產業結構，適應于技術的發展，并且對經濟增長貢獻率最高的，反之則不能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必然導致經濟增長緩慢和不穩定，該理論同樣適于林業產業。因此，新時期林業的重點任務除了一味的追求經濟增長外，還應該注重林業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實現林業資源的高效配置，全面推進集約化發展。

篇5

1.農業內部結構變動現狀

我國農業內部結構發生了變動，其中，種植業產值占全國農業總產值比重由2000年的76.12%下降到2014年的70.82%，但是種植業在整個農業結構中仍舊占有主導性地位。與林業、漁業相比，牧業處于第二梯隊，牧業的生產總值在全國農業生產總值中所占的比例一直處于21%左右。種植業與牧業所創造的生產總值幾乎是農業生產總值的全部。近些年，由于國家林業政策的出臺，林業在農業生產總值中的比例也是逐年提高，2014年達到了7.38%，這一比例還有望在未來5年內得到提高。漁業在農業產業結構中所占比例不足1%，短時間內是不會改變的。

2.農業內部結構轉換速度與方向分析

我國是農業大國，農業涉及到的地理面積大，人口數量多，農業內部結構的調整速度還是相對緩慢的。2005年與2014年的數據進行比較，種植業、牧業、漁業與林業的比重基本沒有發生變化。以10為一個周期，對農業內部結構轉變進行分析就會發現，林業是結構轉變速度最快的產業，其次是種植業，牧業與漁業緊隨其后。受國家政策調控的影響，在“十二五”期間，林業的生產規模將會進一步擴大，受市場經濟刺激的影響，在農業中所占比重會進一步增加。由于種植業的面積廣闊，在未來五年的時間里，仍然占主體地位。

3.農業內部結構變動與區域農業經濟增長的關系分析

農業內部結構變動對區域農業經濟增長產生了影響，可以利用灰色關聯理論來進行分析各個因素對最終結果產生的影響大小排序。

（二）農業外部結構變動對區域農業經濟增長產生的影響分析

1.農業外部結構變動現狀分析

2004-2014年全國農業結構變化數據，在10年時間里，農業外部結構變動出現一次。在2004年以前，為“一、二、三”結構期，2004-2006年期間則變成了“二、一、三”結構期，2006-2014年，變為“二、三、一”結構期。由此可見，農業產業在我國產業結構中發生了改變，現在已經成為所占比重最低的產業類型。經濟結構的變化會引起相關部門的注重，資金與社會資源都會流入到生產效率高、經濟收益高、發展潛力大的產業中。如表3所示，我國農業生產總值由2004年的37.16%下降到2014年的24.77%。而第二產業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所占的比重由2004年的31.82%上升到2014年的45.17%。第三產業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所占的比重由2004年的28.08%上升至2014年的33.06%。

2.農業外部結構轉換速度與方向分析

不同區域農業外部結構變化是存在差異的，例如，在江浙地區，第二、三產業為支柱產業，農業外部結構變化并不明顯。新疆、內蒙古等地區農業外部結構變化仍然是以第一、第二產業為主，由于地理位置所限，第三產業發展緩慢。對轉換方向進行分析可以看出，農業外部結構向第二和第三產業的轉換速度較快，以農業為基礎的第二、第三產業發展展現出強大的動力，而向第一產業轉化的速度卻十分遲緩。總體分析，我國農業外部結構的轉換趨勢是由低級結構向高級結構轉換，產業結構轉換符合經濟學原理。

3.農業外部結構變動與區域農業經濟增長的關系分析

農業外部結構具有明顯的成長特征，2014年，已經初步形成了“二、三、一”結構。第二產業已經成為了支柱產業，第二產業也展現出強勁的發展勢頭，在國民生產總值總體提升的情況下，第二、第三產業的發展帶動了第一產業升級，農業生產機械化、科學化、規模化成為第一產業發展的重要趨勢。結合上述區域農業經濟發展特點來看，我國農業外部結構變動對區域農業經濟增長影響體現于方方面面，與第二、第三產業交織于一體，使我國的產業結構趨向于合理化。

二、通過農業結構調整促進區域農業經濟增長的策略

（一）推動農業經營體制改革

面對當前農業經濟發展過程中，勞動力由第一產業向第二、第三產業轉移的現實情況，要著力推動農業經營體制改革，發展特色產業化農業。推動農業經營體制改革，就要正確處理農業產業化發展與之間的關系，要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石，統分結合，分層管理，保證農村土地承包關系不變更的情況下，創建科學的土地流轉機制，開始多形式的規模經營形式，開發建設家庭農場、家庭牧場以及家庭林場。發展以農業產業為基礎的第二、第三產業。農業經營體制改革要多舉并重，統籌管理，因地制宜，以農業經營體制改革為契機，促使農業內部結構發生改變的同時，適應農業外部結構轉換，在種植業、牧業、漁業與林業多方面發展的同時，使第一產業與第二、第三產業實現有效的融合。

（二）優化農業產業結構布局

農業產業結構優化需要以市場需求為指導，以農業經濟發展為目標，以第一、第二、第三產業有效融合為核心展開。優化農業產業結構，需要將農產品品質的提升、數量的增加、效益的增長綜合進行衡量，促使農村剩余勞動轉移到相關產業中來。農業產業結構優化是一個系統的、復雜的工程，需要制定長期計劃，根據各個區域的實際情況按部就班展開。農業品種結構要按市場需求進行調整，農產品數量控制依據經濟收益進行調配，勞動的配置也要采用合理、有效的渠道來實現。因地制宜地做好產區布局，既要抓種植業的產量和質量，也要大力推動漁業、林業、牧業發展，形成配置合理、效益明顯的農業內部結構。

（三）加快農業科技進步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加大

對農業科技創新的資金投入力度，通過財政直接投資、專項貸款或財政貼息政策、稅收優惠政策等促使農業科技創新應用于生產實踐中，促使更多的資金投入到農業生產企業興建中。實施科技帶動戰略，使科學技術成為促進農業經濟增長的主動力，提升農業生產中的科學技術含量，顯現出農業生產綜合效益。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大力發展農產品市場也是促使農業經濟取得發展的必經之路。通過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改善農業生產條件與投資環境，給農業中各個分支產業提供堅實的硬件保障。

篇6

第一，四川省旅游經濟空間網絡整體密度偏低，區域之間的旅游經濟聯系不緊密，國內旅游經濟聯系要高于旅游綜合經濟和人境旅游經濟。成都經濟區內部成員之間的聯系較緊密，形成了幾個強派系，形成了一定的區域旅游合作基礎。

第二，四川省旅游經濟發展不均衡，存在明顯的核心一外圍結構。成都經濟區處于核心地位，聚集、打-散旅游客流的能力較強。核心一外圍結構與地區在整個區域內的地理位置有較高的一致性，處于核心地位的地區大都位于成都平原或其附近區域，接受成都市的輻射;處于外圍地位的地區大都位于四川省的邊界，距離中心地區較遠，這也說明了核心區對外圍區的輻射作用較弱。

第三，省會中心優勢明顯，成都市在旅游綜合經濟、國內旅游經濟、人境旅游經濟空間網絡中都保持著核心地位，而且成都市的點度中心度和中間中心度值都大大高于其他地區，屬于四川省旅游經濟空間網絡結構的第一等級地區，且只有一個。

(二)政策建議

針對四川省旅游經濟空間結構存在明顯的核心一外圍結構，區域旅游經濟發展空間聯系不緊密的特點，文章提出以下對策建議:

第一，完善旅游交通網絡，提高區域間交通通達性。四川省旅游經濟空間網絡核心一外圍結構的形成與地區所處的地理位置有很大的關系，因此處于網絡外圍的攀西經濟區、川西北經濟區，除提高自身旅游交通的可進人性外，還要加強與區域內處于核心地位的成都經濟區之間的交通聯系，構建成都一攀西一川西北一川南經濟區的旅游交通網絡體系，接受成都經濟區和川南經濟區的旅游輻射，實現區域之間的資源共享和客源共享，提高區域間的旅游空間聯系。

篇7

2實證研究

本文中用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代表經濟結構轉型效果，用TS表示；用文化創意產業占GDP的比重代表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情況，用CI表示。2004年以后的數據來源于歷年《北京市統計年鑒》，2003年以前的數據不可以直接獲得。根據《北京市統計年鑒》對文化創意產業的統計指標，選取教育、文藝、廣播電影電視事業以及科學研究和綜合技術服務業來代替。雖然兩者在指標統計上有所出入，但并不影響文化創意產業的實質內容。本研究數據取樣區間為1992～2013年。相關計算和分析均在運行Eviews6.0的基礎上完成。

2.1單位根檢驗由于進行協整檢驗前，要求時間序列必須是平穩的，而在大多數情況下，時間序列都存在“趨勢性變化”，這可能導致偽回歸，因此有必要對時間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本文采用ADF方法進行單位根檢驗。又由于對原始數據取對數，可以有效消除樣本的異方差性，因此單位根檢驗的序列為取對數后的序列。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檢驗結果表明，在10%的置信區間下LNCI和LNTS均存在單位根，均為不平穩序列。對數據進行一階差分后再進行單位根檢驗，檢驗結果顯示在1%的置信區間下，DLNCI數據平穩，在5%的置信區間下，DLNTS數據平穩。因此判斷，在5%的置信區間下CI、TS均為一階單整序列，滿足進行協整檢驗的條件。

2.2協整檢驗協整檢驗的經濟學意義在于：兩個變量，雖然具有各自的長期波動規律，但如果它們是協整的，或者是D階協整的，則它們之間存在一個長期穩定的比例關系。第二步檢驗的單整性。如果為穩定序列，那么Yt，Xt為(1,1)階協整，本文中我們用ADF檢驗方法檢驗殘差項的單整性。如果平穩，則說明協整關系存在，從而確定經濟結構轉型與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反之，別說明協整關系不成立，變量間不存在長期均衡。對殘差項的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檢驗結果如圖所示，在1%的置信區間下殘差項為平穩序列，表明經濟結構轉型和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之間的長期均衡關系存在，但這種關系是否是一種因果關系，需進一步做格蘭杰因果檢驗。

2.3格蘭杰因果檢驗通過格蘭杰因果檢驗確定經濟結構轉型和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之間是否存在短期均衡關系，滯后2期的格蘭杰因果檢驗結果表3所示。檢驗結果表明，經濟結構轉型不是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格蘭杰原因。在5%的置信區間下，文化創意發展是產業經濟結構轉型的格蘭杰原因。

3政策建議

通過實證考察1992～2013年北京市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與經濟結構轉型長期均衡關系以及格蘭杰因果關系，我們得出結論：經濟結構轉型和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但從短期來看，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是經濟結構轉型的格蘭杰原因，經濟結構轉型不是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格蘭杰原因。文化創意產業已經成為北京市另一個支柱產業，大力發展文化創意產業能夠有效調整產業結構，促進經濟結構轉型。作為文化之都，北京市應該發揮文化中心的優勢，積極貫徹實施《北京市文化創意產業功能區建設發展規劃(2014-2020年)》，促進文化產業健康、快速發展。具體包括以下幾點建議：

(1)加快文化與科技、金融、影視藝術、現代服務業的融合。北京市擁有全國最高的高校密度，擁有雄厚的科技基礎，發達的金融市場，大量的影視公司以及影視從業人員，便捷的現代服務業，這些保證了文化產業與之融合的基礎條件。通過產業融合，產業滲透能夠積極發揮其他產業的優勢，比如科技產業的研發優勢能夠對于軟件、網絡及計算機服務提供人才及技術支持，大量影視公司、影視從業人員的存在能夠促進廣播、電影電視產業的發展。大量金融公司的存在能夠保證文化產業融資渠道，方便文化產業避開較長的原始資本積累階段，快速發展，高度發達的現代服務業可以使文化產業擁有良好的運營基礎。

篇8

“我們比較感興趣的是廣闊的社會、經濟及政治因素在時機成熟時怎樣去改變一個行業的命運。”

——［美］喬治·索羅斯

每一個時代，都有與之相適應的傳播理念、傳播模式和傳播方法。目前，我國傳媒業的傳統觀念、模式、方法發生了一系列變化：以傳播者為中心逐漸向以受眾為中心轉變；由著重理性教育向注重理性教育和感情溝通相結合轉變；由單向灌輸向雙向交流轉變，受眾的參與程度也隨之向深度和廣度發展。這些變化既是市場經濟大背景的作用，同時也促使傳媒業必須從深層體制上繼續改革。

所謂體制，從哲學角度講，是系統內部各要素的結構方式，而結構方式的不同決定了系統機制和功能的不同。從政治經濟學角度講，體制就是生產關系。目前媒介改革的主要矛盾就是媒介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中表現出的不協調，所以媒介產業化運作的改革才是根本的改革。以往那種由國家包辦、單一的投資體制已經不能滿足媒介迅速發展的需要，因此必須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媒介合理機制，迫使媒介主動接受市場調節，由單純宣傳型向宣傳經營型轉變。從資源角度來說，媒介的形象、人員、設備等有限的資源應該納入市場軌道，在市場經濟中表現價值。過去辦節目不計成本，不管效益的做法，顯然已經不能適應新的情況。自收自支、自我約束、自我發展、自我完善、自負盈虧的產業化運作企業化管理機制已經開始引入媒介系統，并且成了調整傳播模式天平的重要砝碼。以下本文將從市場經濟與傳播模式的變遷、媒介產業化運作的現狀、媒介經營帶來的負面效應等方面展開論述，并相應地提出建議與對策。

一、市場經濟與傳播模式的變遷

我國自1978年進行工作重心的轉移之后，經歷了多個階段的改革與發展，最終于1992年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縱觀20年來中國社會發展的進程，社會經濟體制的變革始終是政治變革和文化變遷的前奏。市場經濟地位的確立，不僅表現在以經濟獲利為價值取向的社會觀念和社會行為滲透到社會的各個層面；還體現在經濟學的話語在其他社會科學領域的廣泛使用。就這個意義而言，我們完全可以用“市場經濟”4個字來概括當前中國所處的社會大背景。

市場經濟有5個要素：市場是競爭的主體；有統一的開放的市場，即建立統一的國內市場，并且與國際市場接軌；有完善的市場經濟法規；建立有效的宏觀調控體系；還要有與之相配套的社會保障體系。在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商品的自由流通、等價交換，市場競爭所產生的開放意識、競爭意識、效益觀念、時效觀念等等，勢必會促進媒介產業化運作進入更廣泛、更深刻的階段。在這樣的背景下，媒介除擔負必須的輿論宣傳和控制功能外，還將有大量的傳播活動開始受到市場供求杠桿的調節，并由此引發出傳播模式的調整。

所謂“傳播模式”是“通過科學的抽象在理論上把握傳播的基本結構、基本過程的基礎上，最簡要地描述傳播的主要成分、傳播過程的主要環節及這些成分、環節和有關變量之間主要關系的圖式。”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媒介的傳播觀念閉塞，媒介工作者想象力、創造力匱乏，忽視了受眾在傳播模式中的重要地位。而隨著傳媒被推向市場及信息社會的進一步發展，受眾在新型傳播模式中的地位得到了很大提高，他們對信息的需求和選擇有了更大的空間，受眾與傳播者之間存在著共同追求信息平等關系的趨向。在市場經濟的背景下，受眾已經不可能簡單地回復到被動的地位，魔彈論也不再可能復歸。原來那種由傳播控制者一廂情愿地發出信息、灌輸受眾、壟斷媒介的日子終將一去不返。”市場運作方式要求傳媒回應受眾的要求，避免只追求不切實際的理想，也不能以低劣的產品在市場上競爭，同時也可以減少新聞從業者個人偏見的影響，令節目更能切合社會需要。”它為我們提供了這樣一種傳播模式：（見下圖）

從這樣一種嶄新的傳播模式中我們不難看出，它至少反映了市場經濟條件下傳媒對自身功能的重新認識——傳媒不再僅僅是高高在上的灌輸思想的宣傳工具，而同時也要扮演向受眾提供信息服務的角色。這個傳播模式與計劃經濟傳播模式的最大區別在于：計劃經濟力圖控制受眾的接收狀況，把傳播內容的無限量擴大視為重中之重，“是一種生產經濟”；而市場經濟是一種消費經濟，在它的傳播模式中，受眾的接收狀況成了傳播的出發點，同時也是傳播的歸宿。可以說，在市場經濟背景下，中國的傳播模式天平正在經歷著一個重要的調整期，而使之更趨完善和豐富的最重要的途徑正是規范市場機制、使用產業化運作方式對待傳媒的問題。

二、媒介產業化運作的現狀

產業通常是指生產經營具有同性質產品的部門或單位，它包括直接生產單位及其他服務性部門，它們按照社會需要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進行著各種經營活動。產業化就是根據產業部門的行為規范進行活動，而媒介產品的生產、經營、播出等活動完全按照產業部門的行為規范合理運行即為媒介產業化。

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進行和經濟的繁榮發展，媒介的位置不再是類似于政府的職能機構；而是在作為黨和政府喉舌的同時，也是一個必須自我生存、自我發展的產業實體。盈利已經不可避免地成為了媒介生存與發展的前提和保證。但是由于媒介產業化運作還處于嘗試階段，并且媒介產品作為一種“文化商品”具有不同于其他普通商品的特殊的市場運作方式，因而目前我國媒介產業化運作的現狀尚不容樂觀。

媒介產業化運作與普通商品買賣不同的是，生產商、發行商的利潤并不是直接來自消費者，而是來自于媒介本身，而媒介的利潤則是通過廣告收入來實現。至于消費者，也就是受眾，主要是通過購買廣告商品完成對傳播內容的消費支出，用于媒介產品本身的消費值只是消費支出中的一小部分。因此，媒介傳播內容的購銷過程比普通商品要復雜得多，其操作難度相應也大得多，加之媒介產品作為“文化商品”，其“文化附加值”的高低因受眾的層次、地域及生活方式等差異的影響而有較大出入，所以目前在媒介產業化運作方面出現了許多急待解決的問題，如：

1.市場競爭機制出現某些偏差

這種偏差來自于信息反應能力不強和價格體系的混亂。商品生產的競爭意識主要體現在產品質量、產品價格和服務質量上。信息反應的遲鈍導致媒介產品受市場關注的程度不高，而價格體系的混亂則令定價策略喪失其市場競爭機能。因而競爭意識在我們的媒介產品市場上體現得并不強烈，許多媒介產品只是靠投資商與各大媒體的私人感情得以實現利潤，在電視業這一點尤為明顯。

2.反饋信息的分析處理機制不健全

反饋信息的分析與處理是市場經濟至關重要的一環，而目前各類傳媒的收視率、閱聽率調查、統計、分析與處理仍屬于整個體系中較為薄弱的環節。雖然有全國最具權威、最大調查覆蓋網的電視調查中心和其他一些外資調查公司的存在，但大多數的所謂調查機構其工作手段仍比較原始，致使我們的市場分析工作處于極不完善的摸索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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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品牌意識和售后服務意識還未真正樹立

品牌不僅意味著媒介產品的特性和品質，同時也與受眾的傾向意識有著密切的聯系。媒介品牌是有個性的，它代表著媒介產品或某一產品要素的具體形象。平常我們所說的名編輯、名記者、名主持人、名牌欄目、精品頻道以及優秀的CI設計等都屬于媒介品牌的范疇。它們在媒體運行中的意義和價值是非同尋常的，應該引起業內人士的足夠重視。

商品的售后服務是交易的延伸，也是商家樹立名牌形象的必要手段。媒介產品作為文化商品，其售后服務應根據受眾的要求有其特定的內容。目前媒介亟需這方面的思考與動作，這對于占領市場有著較為深遠的影響。

當然，從積極的方面來看，媒介產業化運作方式對媒介發展、對傳播模式的重新構建，無疑具有重大的意義，它至少體現在以下兩點：

一是大眾意識的滲透使傳播模式的合理重構成為可能，也為傳媒的進一步發展拓展了廣闊空間。傳媒運作將不再僅是傳者的主觀設計，而是從市場經濟規律出發來證實它的“從眾性”。

二是新聞民主意識的增強。市場運作的主要形式是競爭，對于媒介而言，最重要的是信息競爭。市場帶來殘酷的壓力與動力，使傳媒把信息的觸角不斷向外延伸，在邊緣地帶發展信息，打破了單純靠上級指令報道新聞的模式，而把民主監督性新聞以及帶有同類意識的節目擴大化。

綜上所述，在市場經濟背景下，中國傳媒終將自覺或不自覺地被納入到產業化運作的行列中，而中國媒介傳統的傳播模式也將因此而有所轉變，其正面意義自然是不言而喻的。同時，由媒介產業化運作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更是應該引起世界足夠的重視并進一步研究解決的。

三、媒介產業化動作的負面效應及對策

媒介產業化運作的負面效應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

1.在媒介產業化動作過程中，媒介的領導很難處理好宣傳與創收二者之間的關系。大眾傳媒作為現代化的輿論工具，在搞好宣傳，做好政府喉舌方面任務非常之重，但同時又不得不考慮到在自負盈虧的條件下充實事業經費，滿足職工福利方面的需求。并且不少傳媒在進行產業化運作中把宣傳和創收人員分開，使得這兩部分人的利益分配嚴重失衡，也是頗難解決的棘手問題。

2.媒介產業化運作對媒介工作者的思想帶來較大的沖擊，使一部分人的理想、信念和價值取向發生了某種偏離。其主要表現包括：不能安心本職工作，崇尚拜金主義；受短期利益驅動，不愿進入基層實地調查；內部矛盾增多，相互消耗力量，影響積極性的發揮等。

3.節（欄）目設置、信息傳播乃至播（刊）出形式、操作方式等受到廣告活動的很大影響和制約，潛伏著損害社會整體利益的危險。在傳媒實行產業化運作以后，資源消耗主要依靠廣告收入得到補償，而過分依賴這部分收入會使廣告客戶在媒介中取得較大的發言權，對媒介施加影響。他們往往從自身的利益出發，按照自己的意圖對節（欄）目設置、內容選擇、播（刊）出形式、時間（版面）安排等提出許多額外要求，而媒介在經濟利益的驅動下往往會對這些要求作出妥協和讓步，這將很可能導致媒介導向上的失誤，“使媒介作為意識形態領域衛兵”的功能逐漸喪失。

4.媒介產業化運作有可能使媒介區域發展不平衡狀態更加突出。應當承認，現階段我國經濟發展水平差異較大，城鄉差別，沿海開放地區和中西部地區差別都很懸殊。經濟水平直接決定了受眾的購買力，廣告客戶更愿意把資金投向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這必將使落后地區媒介廣告源嚴重缺乏。同時，廣告客戶對目標對象的要求與媒介產品的受眾對象重合率不斷增高也會使媒介在產品內容、形式的選擇方面進一步向富裕地區的受眾傾斜，這樣廣大農民和貧困地區受眾的收看（聽）要求實際上已經無人問津，被“剝奪”了平等參與信息傳播和交流的權利，成為備受冷落的受眾群體。

綜上所述，目前我國尚不規范的媒介產業化運作在帶來積極作用、使我國大眾傳播模式趨向更合理方向轉變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定負面影響。而尋找出減少和消除這些負面影響的對策，促進市場經濟條件下新的傳播模式平穩渡過調整期將是擺在媒介面前一個亟待解決的課題。依我個人看法，不妨從以下幾個方面嘗試著來解決：

首先，應當明確，“傳播業屬于社會的上層建筑意識形態范疇，它具有強烈的政治性……鮮明地表現一定階級的政治傾向和世界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媒介產業化運作應該兼顧政治和經濟的雙重屬性，并且通過抓主要矛盾、依據有關法規來促成二者的有機統一。對于目前比較突出的宣傳與創收的矛盾，不妨在一定時期內仍由政府保證對媒介最低限度的投入，并在發展政策等方面對媒介的產業化運作給予最大限度的支持，這樣可以使媒介從業人員獲得安全感和基本保障，同時也利于傳媒隊伍的穩定。此外仍要堅持宣傳工作的主置，爭取在報道方式、手法等方面多下功夫，不斷提高媒介產品的質量，參與市場競爭。

其次，承認事物發展的階段性，媒介產業化運作要根據實際情況逐步展開、逐步深化，不能急于求成。當前最主要的問題是盡快制定競爭規范，避免無序競爭和不正當競爭。同時提倡科學管理，打破傳統的組織結構，建立一個高效、科學的組織結構，設立決策中心、執行系統、監督系統、反饋系統；并由這一個中心、三個系統構成管理活體，以最合理的資源投入，制作出適應市場需要的高質量產品，最大限度地占有受眾的收視（聽）率，并逐步達到媒介產業化運作的既定目標。

第三，高度重視科技與市場的關系。不斷把握媒介業及相關領域的最新科學技術和手段，“以科技的最新成果挖掘資源的競爭潛力。”同時通過有效的反饋渠道將各方面的信息收集起來，找到潛在問題的癥結所在，以便進一步綜合、分析，為決策層和研究人員提供參考。

第四，搞好資源的優化配置和組合，使其發揮最佳效益，促使媒介的無形資產不斷增值，保證媒介的可持續發展。同時加大宏觀調控力度，防止盲目建設和重復建設帶來的巨大浪費；擴大“小眾傳播”范圍，合理規劃欄（節）目和部門的分工，創立獨特風格，培養特定受眾群體；選拔各門類人才，大膽使用，實行優化組合，爭創名牌節（欄）目等。

第五，采用漸進式創收經營策略，以廣告創收和節（欄）目品牌創收相結合，吸引投資者的資金。提倡受眾意識、精品意識、營銷意識，并以廣告預告、導視頻道（導讀）、滾動播出（連續報道）等多種方式配合推廣優秀節（欄）目。同時這種用廣告創收和節（欄）目品牌創收相結合的方式也可以為我們衡量節（欄）目質量的高低提供一個借鑒的標尺，促使人人關心節（欄）目質量的提高。這樣既形成了內部的正當競爭機制，又減少了原本因分配不均而造成的諸多矛盾，有效地控制了負面影響的產生和擴大。

第六，發揮行業、系統優勢，擴大聯合，使各類媒介的優勢和資源效益在盡可能大的范圍內得到發揮，使信息在盡可能大的范圍內共享，并進行各種形式的聯合，“擴張規模互相支持，以增強面對市場的應變能力”，最終形成行業性生產經營集團，從而獲取更多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

第七，建立完善的內部激勵、制約機制，并使之規范化，同時加強思想教育工作，提高媒介從業人員的思想覺悟和工作責任心。

最后，中央和各級地方政府及廣播電視主管部門應在政策和資金等方面加大對落后地區和鄉村傳媒事業的扶持和援助，緩解媒介產業化運作后傳媒事業地區發展不平衡狀態不斷加大所造成的矛盾。

總而言之，在市場經濟大環境下，如何在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傳播制度中的喉舌功能的同時，將現代企業經營管理理念引入媒介，在生產、營銷、服務等各個環節改革舊的運行機制、建立科學化管理體制并平穩渡過傳播模式調整期，通過不斷探索最終形成和建立適合于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的大眾傳播模式，將是擺在每一個媒介工作者面前的嚴峻課題。

注釋：

斯盛編著：《狙擊全世界：索羅斯和他的三十條秘密商規》，中國城市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

林之達著：《傳播學基礎理論研究》，P235，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1994年11月第1版。

蘇輪機：《完全市場導向新聞學：蘋果日報個案研究》，載于《大眾傳播與市場經濟》，P217。

劉宏：《市場經濟與中國傳媒》，載于《現代傳播》1998年第5期，P2。

張鵬：《淺談國外傳媒業對我國傳媒業的沖擊與對策》，載于《新聞傳播論壇》，1999年第1期，P45。

篇9

一、調整優化農業經濟結構的環境

縱觀我國農業經濟發展歷史，在黨的后，通過對“”的撥亂反正，全國的工作重心轉入經濟建設，農業經濟結構有了大的調整，由1980年農業在社會總產值中占68.9%降到1990年的46.1%①，下降22.8%，，1997年又降到18.7%②,已經開始由農業型轉向多種經營型,由賣方市場轉向買方市場。

在世紀之交,農業結構調整和優化的環境有了新的變化,給農業結構調整和優化帶來機遇,同時也是嚴峻的挑戰從國際形勢看，其表現有三：一是經濟結構調整呈現出世界范圍內調整的局面，尤其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將更是如此；二是農業科學突飛猛進，呈現出向農業縱深發展的趨勢；三是農業跨國公司影響力日益增大，且有越來越大的趨勢。面臨這樣的國際經濟形勢，作為國民經濟的基礎。

農業經濟的調整和優化要抓住這次機遇，同時也要及早準備，周密規劃，嚴格實施，迎接挑戰。要有緊迫感和使命感。

從國內經濟形勢看，我國經濟在國際國內的復雜環境下，克服了重重困難，取得了顯著的成績。但是尚有許多急待解決的問題，諸如，有效需求不足，農村市場疲軟；農民收入增長緩慢；農業結構不合理的矛盾更加突出，等等。現實也提出了農業結構調整和優化是勢在必行的。不調整，就沒有出路。不調整，就難以提高農業整體效益和增加農民收入；不調整，就難以適應加入世貿組織對農業的要求和挑戰；不調整，就難以推進農業現代化和農業可持續發展。

二、調整優化農業經濟結構的特點、難點和重點

1、特點：在上述國際、國內復雜的經濟環境下，農業經濟結構調整呈現三大特點：一是具有規律性。即第一產業呈下降趨勢；第二產業呈穩定趨勢；第三產業呈迅速發展趨勢。在第一產業內部，種植業是下降趨勢，林牧漁業呈增長趨勢。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無論是發達地區還是中等欠發達地區，都不例外。二是具有階段性。農業經濟結構調整有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即由形成期、成長期、期，到退潮期的時序階段變化。而這些階段的長短是受社會經濟和自然條件因素制約的。對此要有明確的認識。三是具有差異性。不要說世界范圍內國與國、地區與地區的差異，就是在中國，由于幅員廣大，各地區社會條件和自然條件千差萬別，也決定了農業經濟結構具有強烈的地域的差異性。全國從總體上可劃分為東中西三個地帶。據統計位于西部地區的陜西省，1997年第一產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37.9%，而位于東部地區的江蘇省為15.1%，浙江省為13.7%，山東省為18.6%。③

2、難點：新時期農業經濟結構調整起碼有三大難點：一是這次調整優化要向農業的廣度和深度進軍，在目前農村經營體制和農民素質低的情況下，難度較大；二是這次調整要切實落實科教興國、科教興農戰略，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從粗放經營轉向集約經營，從利用資源轉向利用和保護資源，這一過程是遞進的過程，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奏效的，為農業經濟結構調整帶來困難。三是這次調整優化農業經濟結構要以市場經濟為導向，以實現農業現代化為目標。而市場變化多端，現代化進程曲折不平，都將為農業結構調整帶來難度，需要認真對待，才能立于不敗之地。

3、重點：新時期調整優化農業經濟結構的重點：一是將糧食轉化為肉、蛋、奶等，適應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二是將低檔次的農產品調為高品質的農產品，適應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對農業的要求和挑戰；三是在大江大河源頭地區重點退耕還林、植樹種草，促進農業可持續發展。

三、對調整優化農業結構可操作性的思考

為保證新時期調整優化農業經濟結構目標的實現，結合對農業經濟結構調整研究的成果，從可操作性方面提出幾點思考。調整優化農業經濟結構，要突破農業僅提供初級原料的局限性，按農業產業化經營體制的要求，加強農業產前生產資料供應，以及農業產后的儲運、加工、銷售等服務，打破目前以初級原料生產的單一格局，促進傳統農業的基礎向新的產業分化；以農產品加工為主導產業，提高農產品的加工增值率和提高農業資源的綜合利用率；把農業建成現代化基礎產業。為達到上述目的，各地可制定不同內容的農業經濟結構調整的規劃方案。為使規劃方案更具有可操作性，可依據方案，制定出一個具體的項目儲備庫，可劃分為近期、中期、遠期項目，也可分為大、中、小三類項目。項目庫可做到“項目建議書”的深度。包括：項目背景、項目內容和方案，項目資金預算和籌措，項目達產后的效益估算，項目承擔單位等。有了項目庫可向社會招商引資，也可向主管部門爭取基本建設投資資金，也可向社會項目信息提高知名度、信譽度。1999年中國農業大學為河南鄭州金水區制定的158個項目的區一級項目儲備庫（包括文本、軟盤和光盤）目前已到海南、深圳、廣州、上海以及日本、韓國引進了項目和資金。調整優化農業經濟結構要突破農業部門分割，生產經營分散的局面。在家庭經營基礎上通過現代市場經濟的協議、契約、合同、參股、投資、入社等，發展合作社、專業協會、股份公司和法人企業，實現龍頭企業加基地加農戶的農業產業化經營模式。在這一過程中，培育和完善龍頭企業是關鍵。據研究，培育龍頭企業的原則有三條：一是因企制宜原則；二是精簡高效原則；三是利益共沾原則。

選擇龍頭企業有三條標準：一是具有法人資格的企業；二是具有雄厚的技術力量、良好的科研、生產、推廣體系的企業；三是開展企業公共關系，即能與基地和農戶有機結合的企業。龍頭企業在農業產業化經營中的運行機制有三條：一是龍頭企業與基地鄉（鎮）村（組）的合理利益留成的機制；二是龍頭企業與農戶之間的價格（保護價）運行機制；三是基地與農戶的利益留成再分配機制，可采取獎金、補貼、資助的方式再分配給農民一部分利益。調整優化農業經濟結構要突破農業技術落后局限，加快實施科教興國戰略，提高科技創新能力。科教興國可從農村社會最基層細胞村級單位搞起，即科教興村。在全國部署科教興村試點時，抓住調整和優化農業產業結構的特點、難點、重點，做好規劃方案，農科教結合，提高農民素質，普級實用科學技術，建立主導產業，要以村帶鄉、帶縣、帶省，促時產業結構和地域結構的合理化。

據不完全統計，截止到1999年9月，全國已有5個省、18個鄉、1251個村有計劃、有步驟開展科教興村的試點工作。在邁向小康村目標的過程中，達到“生產好、生活好、環境好”的標準。《農民日報》在1999年9月報道：“科教興村3年富民百萬”，累計增收15.1億元，參加試點的農民平均增加收入100-500元。科教興村中，有2400名科技人員走村串戶，為農村培訓技術150萬人次，推廣實用技術4800多項，建立主導產業120多項。北京上莊鄉以中國農業大學為技術依托，實施科教興村，大學教授不僅為該鄉規劃并實施翠湖水鄉的“青、少年農業科技教育基地”，而且開展遙控航模，水生植物園、昆蟲標本、鮮花干制等多項技術，以旅游業項目為切入點，帶動了全鄉農業經濟結構的優化。

總而言之，如能在廣大農村調整優化農業經濟結構時，突破農業僅提供初級原料的局限，突破農業部門分割、生產經營分散的局限，突破農業技術落后的局限，重點搞好農業項目儲備庫，培育和完善龍頭企業，開展科教興國戰略的實踐科教興村，新時期農業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優化就會順理成章、事半功倍。

篇10

（1）需求角度。CostasLapavitsas（2011）認為金融危機之后，政治經濟學將金融化與一蹶不振的經濟生產強制聯系在一起，但這并不代表金融化是致使經濟衰退的主導因素。金融化現象的產生標志著成熟的資本主義經濟體正在進行系統的轉變，這是以企業、銀行、居民活動的轉變為特征的。楊琳、李建偉（2002）對中國金融結構升級與實體經濟結構升級的關聯機制進行理論探討和實證研究，指出中國正處在金融結構轉型的攻堅階段，實體經濟結構升級需要良好的金融結構相配套。

（2）資源配置角度。Panitch和Gindin（2005）認為資本在金融領域的過度集中是資本主義本質屬性的體現。他們反對金融化擠出實業投資的觀點，認為雖然金融利潤的份額增長了，但總利潤的增加為企業再投資提供了更多資金。金融化實際上增加了風險資金的流動性，促進高新技術在不同部門間擴散，資金配置由低盈利部門流向高盈利部門。避免產業空心化的關鍵不在于去金融化，而是合理安排生產投資計劃，較好地利用金融利潤。王芳（2004），陳峰（1996），范方志、張立軍（2003），惠曉峰、沈靜（2006）通過實證分析證明了這一結論。

2.金融化阻礙產業結構升級

國外大多數學者認為經濟金融化雖然短期內實現了利潤快速積累，形成了經濟繁榮發展的表象，最終卻從負面影響了產業結構升級。

（1）投資角度。Lazonick（2010）對美國非金融企業的研究表明，金融化現象在美國的實體經濟部門已經比較普遍，造成了實體經濟的投資被擠出，這會壓縮實體經濟的創新空間，減緩產業結構升級。HeeYoungShin（2012）從亞洲金融危機的起因和后果出發，以韓國為例，從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進行實證研究，發現金融化確實降低了非金融企業和制造業的固定資產投資量。趙玉敏（2008）認為世界經濟金融化的趨勢增加了我國制造業對外部市場的依賴程度，同時增加了全球經濟的系統性風險。

（2）資本積累角度。OzgurOrhangazi（2006）深入研究了美國經濟的金融化及其對資本積累的影響，指出經濟金融化對資本積累產生負面影響，非金融企業金融投資和金融利潤的增加提高了這些企業潛在的脆弱性。管理層和員工的收入差異進一步拉大，這一現象對產業結構的影響值得研究。大多數研究關注美國的金融化現象，而CaglaOzgur則將研究的對象轉向土耳其，認為20世紀80年代以后，土耳其的市場化行為導致了金融化現象，結果是導致了較高的財政赤字，高通貨膨脹和高利率，繼而改變了股東結構、市場結構和社會結構。

（3）價值鏈角度。從價值鏈角度研究金融化的學者多從金融化的微觀定義出發，從兩個層面解釋了金融化的含義：一是非金融部門以金融而非產品作為利潤主要來源以及主要用途，表現為公司金融資產占總資產的份額不斷增長；二是公司采取分紅、股份回購甚至并購的方式將盈利用于增加股東回報，表現為股東財富中金融資產的份額增長。Milberg（2013）認為20世紀80年代興起的“股東價值導向”促成了非金融企業的金融化，企業為了維持核心競爭力，將附加值低的生產工序外包給發展中國家，形成了全球價值鏈。產品的國際化生產與為實現股東短期價值的金融化相互促進，而通過離岸外包帶來的利潤更多地被用于金融投資領域，產品部門投資占比不斷下降。張慕瀕（2010）進一步研究了這種現象對產業結構的危害。他認為產業資本轉化為金融資本，擠占實體經濟的發展空間，加大產業調整的難度。

3.文獻評述

從現有研究觀點來看，關于金融化與產業結構關系的不同論述，歸根結底是所研究的經濟發展階段不同。國外文獻大多關注金融化對產業發展的危害，雖然研究視角多樣，但論述的核心都是非金融企業的金融化行為擠占了實體經濟領域投資，從而造成實業空心化，危害國家產業發展；國內只有少量學者持此觀點，部分學者雖然認為金融化惡化了國際市場環境，也承認金融化導致的金融危機使中國制造業損失慘重，但是他們更加強調金融化對我國產業升級的正面影響，即迫使產業結構升級，通過提高產品附加值，提升我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位置。根據現有研究成果，金融化這一全球性的趨勢，在我國表現出了不同的影響，這是由我國金融業、制造業發展的特殊階段決定的。從國內外文獻對比來看，國外的文獻關于金融化的理論探討更加深入和全面，歸納并探索出了金融化對經濟發展的影響路徑，但是國外的研究幾乎都是以美國為主的發達國家為研究對象，即使有少量研究發展中國家金融化現象的文章，也只關注金融自由化國家，如ElianeAraujo（2012）深入研究了巴西金融化現象。國內文獻關于金融化影響產業結構升級的機制剖析極為簡單，許多重要環節都是一筆掠過，研究深度不足。同時，已有文獻基本是從金融化與經濟發展的角度入手，折射出金融化與產業結構升級的關系。經濟發展的論題固然重要，但是產業結構升級是經濟發展中最核心的要素，有必要進行針對性的研究。當前我國十分強調金融體制改革和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研究經濟金融化與產業結構升級的關系，具有極強的現實性和指導性。本文立足中國的現實情況，從理論和實證兩個方面深入分析了經濟金融化對產業結構的影響。

二、經濟金融化影響產業結構優化的機制分析

經濟金融化定義為金融市場、金融交易和金融結構在規模和地位上的提高。具體來說，金融化描述了非金融部門與金融市場之間關系的轉變。這種變化首先表現在非金融部門在金融領域投資的增多，其次表現在總收入中金融收入所占比重的提升。這種金融投資和收入的增加表現為金融總資產占經濟總產出比例的增加，也就是經濟金融化的量化衡量指標———金融相關率。產業結構指國民經濟中各產業的組成及其相互間的聯系和比例關系，主要指第一、第二、第三產業之間的聯系和比例關系。第一產業包括農業和畜牧業，第二產業主要指制造業，第三產業主要指服務業。產業結構的變化規律表現為第一產業產值在三次產業總產值中所占比例下降，而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比例逐漸上升。產業結構優化是一個動態的概念，指通過產業調整，使各產業協調發展，實現產業結構的合理化、高級化，并最終達到產業結構均衡化的過程。經濟金融化對產業結構優化的作用機制主要包含以下三個方面：

1.經濟金融化對產業結構合理化的作用機制

產業結構合理化主要是指產業類型結構與產業比例結構配置的科學化。即要求在一定的經濟發展階段上，根據消費需求和資源條件，對初始不理想的產業結構進行有關變量的調整，理順結構，使資源在產業間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金融對產業結構的合理化調整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經過了至少兩次優化的過程。一方面，現存產業中存在部分劣質產業，需要金融資源的優化配置使劣質資源因無法獲得資金而被淘汰，或者將其轉化為優質資源；另一方面，某些優質資源發展過慢而導致產業配置比例的失衡，必須通過金融資源的二次優化配置，來扶持這些發展較慢的優質產業。經濟金融化的最終目標是實現產業類型結構和產業比例結構的合理化。

2.經濟金融化對產業結構高級化的作用機制

產業結構高級化是指產業結構由低水平產業狀態向高水平產值狀態的動態發展過程。通過產業結構的高級化過程，實現產業結構的整體產值狀態由低水平逐步向高水平的動態演進，實現產業結構高級化的根本動力是科技創新。金融發展支持產業結構高級化的過程主要包括了以銀行信貸為主導的間接金融支持和以資本市場為主導的直接金融支持，其核心目的是為企業的創新活動提供充足資金。間接金融支持主要是由政策性與補貼性信貸機制和市場性間接金融中的商業性信貸機制組成。

3.經濟金融化對產業結構均衡化的作用機制

產業結構優化的最終目的是達到產業結構系統中各個產業之間，以及產業發展與地區資源稟賦達到相互協調的和諧狀態。產業結構均衡化的核心是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避免資源浪費，使產業發展達到穩定狀態。一方面，市場競爭機制有利于資金的有效配給，使資金向優質產業流動和集中。另一方面，政府對市場性金融活動的干預有利于調節資金在不同產業間的配置，使資金使用達到帕累托最優。

三、指標選取及分析方法

1.衡量指標

（1）經濟金融化的衡量指標。英國經濟學家戈爾史密斯在其專著《金融結構與金融發展》（1961）中提出了衡量一國金融發展水平的數量指標———金融相關率（FIR），并給出了金融相關率的計算公式：金融相關率=金融活動總量/經濟活動總量。戈爾史密斯歸納出了構成金融相關率的七個因素，即貨幣比率、非金融相關比率、資本形成比率、外部融資比率、金融機構、新發行比率、金融資產價格波動和乘數等。按照他所考慮的諸因素計算金融相關率非常復雜，因此大部分學者采用一國全社會金融資產總值同國民生產總值的比值來表示金融相關率（FIR）。許多學者贊同采用金融相關率定量測度經濟金融化。如張慕瀕（2013）、豐雷（2010）、王芳（2004）等，蔡則祥（2004）在構建經濟金融化的指標體系時，指出金融相關率能夠反映經濟金融化程度和金融發展水平，可以在不同金融發展階段使用。參照前人的研究經驗，本文將采用金融相關率（FIR）作為經濟金融化的量化指標。金融相關率越高，可以認為金融化的程度越深。

（2）產業結構優化的衡量指標。產業結構優化具體可以分為產業結構合理化、產業結構高級化和產業結構均衡化，因此本文將從這三個方面構造產業結構優化的衡量指標。

2.實證分析方法

為了避免模型出現偽回歸的現象，在本研究中首先將利用Dickey和Fuller（1981）提出的考慮殘差項序列相關的ADF單位根檢驗法，檢驗變量的平穩性，對于非平穩性的變量進行處理使之成為平穩時間序列。如果變量是單整的，那么我們將對相關變量進行協整檢驗（Cointe-grationTest）分別確定經濟金融化和產業結構合理化、高級化、均衡化之間的長期關系。

四、結論及政策含義

經濟金融化對產業結構優化的影響機制主要是通過產業結構合理化、產業結構高級化和產業結構均衡化三個方面進行的。實證分析的主要結論有：

①我國的產業結構優化確實受到經濟金融化水平的影響；

②經濟金融化與產業結構的合理化、高級化表現出正向關系。說明在我國，金融發展拉動了產業結構的合理化和高級化。金融證券化和虛擬化為產業發展提供資金，市場機制下，資金具有較強的流動性，從而扶持了高盈利產業，淘汰落后產能，構成了產業結構合理化和高級化形成機制；

③經濟金融化與產業結構均衡化表現出負向關系，產業結構均衡化表現出“去金融化”發展。產業結構均衡化包含了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是資源配置達到帕累托最優，二是產業發展穩定化。金融化標志著大量金融衍生品出現，資金更容易進入高盈利部門，投機性增強，不可避免地造成產業波動，導致產業結構的均衡性降低；

④近年來，西方國家的金融化趨勢并沒有侵蝕我國的金融發展，而是帶動了我國的金融化。產業結構優化是一個重要的命題，它是政府制定產業結構政策的目標導向。本文從金融支持產業結構優化的視角出發，分析了在當今全球經濟金融化的大背景下，我國經濟金融化對產業結構優化的影響機制及效果。基于實證分析結果，本文針對我國的產業結構優化提出如下建議。

第一，協調國民經濟各部門發展，促進產業結構合理化。協整檢驗的結果證明經濟金融化和產業結構合理化是正向關系，而我國1978～2012年經濟金融化上升的同時，產業結構合理化卻表現出相反的趨勢。這說明雖然金融因素支持了產業結構合理化，其它影響因素卻阻礙了產業結構合理化。國民經濟各部門協調發展是產業結構合理化的重要基準。要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將社會勞動總量按社會必要的比例分配在各個生產部門，保證全部產品價值的充分實現，達到國民經濟各部門的協調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