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視角論文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經濟視角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1、立法方面

市場經濟發展到今天，已發展成法治經濟。可以發現，發達國家的高速公路經濟管理健康有序，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完善的法律保障機制。但我國在高速公路經濟管理法律機制上，卻遠不及發達國家，以至于取得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不容樂觀。在此現狀下，加快高速公路經濟管理立法工作極為迫切。我國要在遵循現有法律法規的基礎上，制定和完善相關交通法規，制定科學合理的經濟管理體制，并明確實際工作中員工的職責，明確人們在高速公路交通活動中的權利與義務，促進高速公路經濟管理的規范性。

2、執法方面

當前，我國高速公路法律法規已在不斷的更新完善中，執法問題卻成為了其經濟管理體制改革的重點。目前，我國高速公路執法工作存在執法主體過多、但效率卻未跟上的現象，其執法質量嚴重影響到高速公路法律法規的落實。解決這一問題，必須首先明確交通部門及公安部門的職責，并建立完善的經濟管理模式。在實際的執法過程中，要采用綜合性的執法手段，綜合運用執法中的各種力量與資源，在先進管理設施的輔助下促進執法部門經濟管理執法能力的提升。

(二)利用經濟調控與行政手段

改善高速公路經濟管理高速公路作為國有資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理應屬于政府宏觀經濟調控的組成內容。從以上內容得知，高速公路具有區別于普通公路的公共性、非營利性等特點，且其建設時間通常比較長、施工技術要求高、投資風險大等特點，因而承包高速公路建設的工程單位獲得的利潤相對較少，很多企業不敢投資。政府作為市場調節的領導者，面對高速公路建設缺少企業投資的情況時，必須采取一定的措施加以干預，規范高速公路建設。具體而言，政府要嚴格控制高速公路的經營主體，并主要以非營利性經營機構為主，在政府參與和指導下對高速公路進行非營利性經營管理。與此同時，政府還應該與高速公路特許經營企業簽訂經營合同，明確雙方的權利、義務及經營期限，使高速公路經營管理在合理的合同制約下規范開展。政府對高速公路經營管理的干預，滿足社會發展的經濟需求，更能促進高速公路安全穩定的發展。

(三)利用成本管理與控制改善高速公路經濟管理

1、完善高速公路施工項目成本預測與計劃

對于高速公路施工項目的成本管理重在預算成本兩方面。首先，在工程項目施工前，要在完善的定額資料依據上編制施工預算，對施工成本進行控制。可以說，工程預算成本反映了施工企業的成本水平，是在工程施工圖和工程預算基礎上編制出的，其通過公開招標而確定工程項目的中標價。其次，在工程施工實際成本支出前，工程項目經理要根據相關資料對施工項目的人工費、材料費、設備費及管理費等成本控制計劃進行進行編制，選定施工方案及材料供應商等，做好工程施工的一些準備工作，避免在施工進行中出現不必要的失誤。

2、改善高速公路施工項目成本費用控制與核算

很多情況下，高速公路建設項目施工過程中都會遇到意料之外的突發事件，給施工成本支出帶來了一定影響，因而需要施工單位各職能部門依據目標成本對實際施工過程中的成本費用進行控制。具體應包含：生產資料費用、人工消耗費用及現場管理費用等內容。對于這項成本費用的控制，要依據成本計劃通過與實際成本的比較，而檢查成本計劃完成的情況，有針對性的采取措施降低成本。此外，成本核算工作也是施工進行的必要依據，施工單位要科學核算項目實際成本支出與目標成本支出，以促進下一階段的成本監控。

篇2

一、信息完全假定下的商品質量與市場機制

在傳統的新古典經濟學中，商品質量并不是理論關注的重點。因為信息完全是新古典經濟學的一個基本假定，按此假定，無論是哪一類型的市場，買方都擁有商品質量的所有信息，包括功用、風險因素等，買賣雙方之間不存在信息不對稱問題。由于信息是完全透明的，商品生產經營者無法通過機會主義行為來掩飾商品質量上的瑕疵，消費者的購買決策不會因為信息不完全而被誤導，自然也就不會有使用中或使用后的傷害問題。

由于信息完全的假定消除了企業可能擁有的信息優勢，所以傳統經濟學更加關注在不同的市場類型中，如何通過市場競爭和價格確定來揭示有關商品質量的信息。在新古典經濟學所推崇的完全競爭市場中，商品是均質的，不存在質量上的任何差異，市場均衡水平所確定的價格就是刻畫商品質量高低的唯一信號。而在現實經濟社會更常見的壟斷競爭市場中，新古典經濟學認為，企業為獲得更大的市場會通過廣告主動傳播商品質量差異的信息，同一行業內部商品之間的相似性讓企業之間的競爭非常充分，企業無法隱藏對自己不利的信息，消費者根據自己的偏好和收入約束在某個價格水平上與生產經營者實現均衡，而不同的均衡價格水平將對應不同質量的商品。在純粹寡頭市場和完全壟斷市場中，企業行為有明顯的市場支配力，價格可能會被企業操縱，產生扭曲。然而，處于市場劣勢的消費者清楚地知道，高價格下商品的質量到底如何，但由于別無選擇，他們只能接受生產經營者制定的高價格。

通過以上分析可知，在信息完全的假定下，商品質量更像是一個技術術語，因此被主流經濟學所忽略。從新古典經濟學分析的框架看，該學派實際上是通過價格信號來研究商品質量的。20世紀初微觀經濟學領域出現的不完全競爭理論，也沒有突破新古典經濟學信息完全的假定，因此，它對不完全競爭格局下商品質量的研究，主要關注的是價格信號與市場支配力兩個因素的經濟含義。來源于/

二、質量信息不對稱與市場失靈

1970年，在《舊貨市場：質量不確定性與市場機制》一文中，美國經濟學家阿克洛夫以二手車為例，首次用信息不對稱解釋了二手商品市場中的質量問題，從而開創了信息經濟學的一個全新領域。他認為，在舊貨市場的交易過程中。買賣雙方擁有的質量信息是不同的，賣方顯然知道更多的質量信息，而買方則知道的較少。信息不對稱的存在。讓信息劣勢的一方——買方只能按照一個折中價格來購買并不清楚質量好壞的二手商品，但折中價格將會讓實際質量超出折中價格水平的商品無利可圖，從而“擠出”這部分質量相對較好的商品。這樣，買方實際面對的必然是質量相對較差的商品，“劣幣驅逐良幣”現象將在舊貨市場上演。隨著買方意識到市場商品平均質量在下降并調低報價，市場中的另一部分質量較高的商品將會退出交易。在信息經濟學的范疇中，這種現象被稱為逆向選擇。以上情況循環往復，會導致舊貨市場無法交易，出現市場失靈。

西方學者根據購買者對質量信息的可獲得性把商品分為三類：第一類是購買時通過觀察就可以知道商品質量的搜尋品(searchgoods)，第二類是只有使用以后才能獲悉商品質量的體驗品(experiencegoods)，最后一類是使用后也可能無法知道商品質量全部信息，因此購買之處主要是相信其質量的信任品(credencegoods)。顯然，消費者在購買后兩類商品時會面臨嚴重的信息不對稱問題。

按照信息經濟學的邏輯，為減少信息不對稱將導致的市場交易效率損失。可以設計一些能部分修正市場失靈的機制。例如。賣方提供一份由獨立的第三方專業機構出具的商品質量鑒定證明，主動揭示商品的質量信息；賣方提供質量承諾，對一定期限內可能出現的商品質量問題負責，如退貨、更換合格商品、保修等，減小信息不對稱可能給買方造成的傷害；在法律健全的國家。由第三方仲裁者介入的私法調節來實現對不完全信息的矯正，恢復市場機制的作用。由政府監管部門介入信息不對稱市場的運行，通過強制性法律來保護消費者和用戶的權益，也是矯正以上問題的一個可行選擇，這就是本文關注的商品質量政府監管問題。

三、商品質量的政府監管

信息經濟學所揭示的因信息不對稱所導致的市場失靈現象，是政府介入市場商品質量監管的必要條件。按照規制經濟學的理論，這種監管屬于社會性規制，即政府基于安全、健康、環境等目的對某些產品、服務的生產和消費進行監督、管理。

1保護消費者的利益是質量監管的立足點

在西方經濟理論中，無論是主流的新古典經濟學，還是非主流的奧地利經濟學，消費者權益至上或者說消費者利益最大化均為考量商品市場是否具有經濟效率的主要標準。按照這一邏輯。保護消費者的利益不被那些質量不可靠的商品所損害將是政府部門進行質量監管的立足點。

傳統經濟學考察消費者利益的主要依據是消費者剩余的大小，即用商品的實際成交價格與消費者的意愿支付價格的差來計算消費者從交易中獲得的好處。正如前文所言，消費者剩余概念之所以沒有涉及商品質量問題，是因為商品不存在質量問題是經濟學的一個潛在假設。在信息完全的經濟世界中，理性的消費者必然會抵制可能對自己的身體健康或財產等帶來危害的不合格商品，因此，市場機制會自動將影響消費安全的問題商品排除在外，實際交易的商品必然是沒有質量問題的。在此情形下，價格自然會成為消費者關注的唯一指標。由此而來的消費者福利問題也就成了價格水平的比較了。

現代經濟學把信息不完全引入理論分析后，福利最大化標準依然是評價市場運行效率的主要指標。但與傳統理論有所不同的是，消費者的福利水平不僅包含消費者剩余的計算，還考察他所購買的商品質量是不是合格的、安全的，會不會對其身體健康和財產造成傷害或有潛在風險。

從某種程度上講，在信息不對稱的市場中，質量的重要性甚至要超過經濟利益的重要性。因此。實現消費者福利最大化的目標，要求對商品質量進行有效監管。盡管質量監管的社會效益很難用明確的公式進行計算，但這種社會性規制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2法律法規是質量監管的主要制度保障

經濟學領域中所講的制度是一種規則，這種規則可以確保生產、交易、分配、消費等經濟行為按照一定秩序進行，能有效防范可能給當事人帶來危害的機會主義行為。按照新制度經濟學的觀點，作為制度的規則既有市場自發形成的商業慣例、信任等非正式制度，也有法律法規等正式制度。此二者剛柔相濟，是市場經濟得以正常運轉的基本保障。

對于存在信息不對稱的商品市場來說，通過法律法規這種正式的制度形式來保護處于弱勢地位的消費者的正當權益，是緩解市場失靈問題的必然選擇。有關商品質量、消費者權益等方面的法律法規要求商品的生產經營者對所售商品質量負責，對因商品缺陷和瑕疵給消費者所帶來的危害承擔法定責任。這些強制性的法律制度，既是對商品生產經營者事前不負責行為的警示，也是對因質量問題造成危害后對其實施嚴厲制裁的制度依據，也是相關政府部門進行商品質量監管的基礎。來源于/

法律制度所具有的權威性和強制執行特征，加大了對問題商品責任人進行懲罰的可信度和力度，提高了違法成本，有助于抑制商品生產經營者的機會主義行為，確保商品質量的安全性。但是，法律并不會強加給生產經營者無限的質量責任。按照著名的漢德法則，只有在預防成本小于預防行為所帶來的收益(包括消費者的福利和企業的收益)，而生產經營者卻未對商品采取必要的質量控制措施，并對消費者帶來危害時。他才將承擔由此產生的法律責任。

研究中我們發現，各國政府都是依法對商品質量實施監管的。例如，1975年，美國頒布針對商品質量的《馬格努森一莫斯保證法》(Magnuson-MossWarrantyAct)，對生產經營者的保證責任做了明確規定，要求生產經營者對有缺陷產品承擔修復及更換的責任。這一法律與《統一產品責任示范法》(1979)、《產品責任法》(1982)等一起成為美國監管者保護消費者權益的法律基石。

3最低質量標準是商品質量監管的基本形式

按照市場經濟的一般理念，政府不應過度介入經濟運行，即使是出現了市場失靈。政府干預成為必要時也是如此。因為政府干預有其角色定位。并非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

從商品的企業生產、市場交易和最終使用或消費流程看，質量監管的重點在企業生產市場與交易的界面。換言之，在商品質量問題上，政府監管切入點不應該是商品生產者的內部質量監控，因為從監管資源的數量看，政府的力量無法覆蓋所有企業的每一個生產環節；從政府和市場的角色分工看，與商品質量相關的經濟決策和技術決策都屬于企業組織的內部事務，政府不能越俎代庖。所以，政府質量監管的切入點應該是對進入市場的商品實行最低質量標準(MinimumQualityStan—dards)監管。即在商品進入市場銷售時，監管者必須確保商品質量符合最低的質量要求，將不合格產品拒之門外。不合格產品因不能上市交易而產生的損失由生產經營者自行承擔，這是市場約束的一個基本規則。

從商品的類別看，體驗品和信任品應該是質量監管的重點。因為搜尋品的質量是外在的，容易觀察到，消費者購買時不存在信息不對稱問題。而對于體驗品和信任品來說，如果沒有最低質量標準監管，不合格商品將進入市場，給消費者造成福利水平的降低。在體驗品和信任品中，那些與消費者的健康乃至生命安全關系密切的商品(如食品、藥品、特種設備等)一旦出現質量問題，它所造成的危害就不僅僅是經濟意義上的，可能有很嚴重的社會后果，包括危及使用者的健康甚至是生命。因此，事前的風險防控遠遠比傷害成為事實后的經濟補償更為重要。從這一意義上講，最低質量標準具有巨大的社會價值。從福利經濟學的角度看，最低質量標準將不合格的產品阻擋在市場的大門之外，有助于提高市場現有商品的平均質量，提高消費者的福利水平：而消費者愿意為高質量的商品支付高價，因此，提供優質商品的生產者也可以獲得更高的回報。這樣，最低質量監管可以使買賣雙方的福利狀況都得到改善，是標準的帕累托改進。

需要指出的是，在一些提供專業服務的領域。如醫療、法律、會計等，也存在對服務質量的監管問題。與有形商品市場不同的是，由于專業服務依托從業人員而存在，所以，監管者對服務質量的主要監管之一是對從業人員的資格進行認定。通過嚴格的培訓和考核，獲得執照或從業資格是進入這些專業領域的一個前提條件，而從理論上講，具有從業資格或拿到執照許可的人士所提供的專業服務是符合基本專業水準或質量要求的。可以看出，專業服務市場的執照或從業資格監管與商品市場的最低質量標準監管可謂殊途同歸。

4市場約束是商品質量監管的基礎和有效補充

雖然對于體驗性商品和信任性商品來說，政府的質量監管工作非常必要，但這并不意味著監管者可以包辦一切。借助市場經濟的規則，靠企業的內在機制來保障商品的質量可能是更為重要的方面，是構建長效監管機制的基礎。

首先，市場經濟的利益機制有助于企業把質量控制內化為一種自覺的行為。因為建立有效的質量控制體系，符合企業實現持續經濟利益的內在目標。正如前文所言，在最低質量標準下，不合格商品不能進入市場，由此產生的經濟損失是由企業自身承擔的。利益獨享和風險自擔是企業進行質量控制時面臨的同一個約束機制，它是驅使企業強化質量意識的最重要力量。

其次，對于追求長期繁榮的企業來說，質量是企業的生命。聲譽機制是規范企業質量行為，確保質量安全的另一個重要約束。因質量引起的經濟糾紛甚至安全事故。都會造成企業的聲譽損失，損害企業長期培育的市場。而可靠商品質量給企業帶來的社會美譽，不僅有利于企業獲得富有吸引力的價格。也有利于現有客戶忠誠度的提高和吸引更多的優質客戶。為企業帶來更持久的業績增長。

另外，在商品質量存在差異的市場中，企業之間的競爭不僅有助于提升市場上銷售商品的平均質量，廣告、產品演示、試用等營銷手段還可以讓購買方獲知更多的質量信息，緩解信息不對稱問題。

四、知識經濟學下的商品質量監管：一個理論延伸

在有關質量監管的經濟理論中，信息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以及規制經濟學都把監管的必要性建立在信息不對稱問題上，而知識經濟學卻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為質量監管提供更為有力的理論支持。

在知識經濟學中，經濟主體在生產、交易、消費時經常會面臨相關知識匱乏的問題，因為該理論相信，人類認識世界的能力是有限的。在此背景下，人類的經濟決策有可能犯系統性錯誤。一個不合適甚至是錯誤的經濟行為可能重復發生，直至某一天人類通過學習發現了能夠理解、糾正這種不當行為新知識為止。按照這種觀點，即使是最負責任、技術水平最高的企業在商品質量問題上也會犯錯誤。例如，在現有技術和裝備下，無法解決那些可能給使用者帶來危害的質量問題，但消費者維持生命存續的強烈需求和企業對經濟效益的追逐有可能讓這些商品提前進入市場；在現有質量檢測體系下，無法在銷售前甄別產品的某些質量瑕疵，盡管這些瑕疵不一定都變成事實上的危害；按照現有理論。可能誤把一些有潛在風險的技術或因素看做是改善某些品質，或提高產量，獲得更高經濟效益的法寶，等等。從近些年來發生的眾多質量安全事故中可以看出，以上問題的嚴重性一點也不亞于信息不對稱問題。

源自生產者知識不足引起的質量風險，是商品質量監管中非常棘手的一個問題，因為其中有太多的質量不確定性，同樣也面臨知識有限的監管者很難找到一個萬全之策。對于這一點，擔當市場商品質量監督重任的監管者必須有清醒的認識，在監管實踐中，應秉承審慎、預防的原則，設計相應的制度預案。例如。對于那些在現有技術和裝備下暫時無法解決的質量隱患，監管者必須果斷出手，將問題商品隔離在市場以外，絕不可因小失大；對于企業事后發現的質量瑕疵，監管者應迅速啟動召回制度，最大程度地減小問題商品可能給使用者及社會帶來的危害：而對于那些目前無法對是否有質量風險做出肯定判斷的高新技術。監管者切不可高估自己的質量風險監控能力，即使它能大幅改善商品的某些品質，或有助于短期經濟效益的提高。質量監管工作也應該摒棄短視策略，把消費安全始終放在第一位，不讓那些可能有風險隱患的商品進入市場，為消費者的健康和生命埋下隱患。

知識經濟學中的知識有限性假定超越了信息不對稱假定在質量監管中的地位。盡管前者的理論分析和實踐操作難度比后者更大，但是，這種理論上的巨大飛躍無疑會推進監管理念的創新，提升監管效率。

篇3

能源利用效率和清潔能源結構問題是低碳經濟的核心問題，能源效率的提高、清潔能源的使用，必然會引起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隨著經濟和科技的快速發展以及專業化分工越來越細，產業結構從第一產業依次向第二、三產業轉移，由勞動密集型占主導向知識密集型、技術密集型占主導轉變。當前，我國是第二產業占主導地位，走低碳化經濟道路，產業結構的優化勢必會推動第三產業所占比重越來越大，出現由工業經濟向服務經濟、工業社會向服務型社會轉型。低碳經濟的發展也必然推動服務業現代化，對資源實現有效的整合，使其發展更加符合經濟全球化和知識經濟時代的要求。

(二)服務業發展為低碳經濟發展提供保障

氣候變化是全人類面對的嚴峻的挑戰之一，為了迎接這一挑戰，全球范圍內開啟了一場經濟發展模式的改革，共同致力于創建一種低碳經濟發展模式。多年來，我國作為全球的主要生產制造中心，在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也帶來了高能耗、高污染的問題。面對我國工業化、城鎮化高速發展的現狀，用高新科學技術革新傳統產業、優化結構、大力發展低碳化服務業，顯得分外重要。現代服務業相對傳統產業具備能耗低、污染小等特征，加速發展金融、旅游、教育、文化等產業可以減少我國的碳排放數量，是我國低碳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服務業的發展容易產生規模效應，減少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資源耗費，使得資源、經濟、社會和諧發展成為可能，有利于低碳經濟的發展。

二、低碳經濟視角下我國服務業發展現狀和存在的問題

(一)我國服務業發展的現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服務業取得了巨大的發展，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1.服務業的規模有所擴大

一方面，服務業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有較大的提高。1990年服務業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比重為31.60%，而2010年達到43.00%，上升11.40個百分點。另一方面，服務就業人數占總就業人數的比例急劇上升。第三產業的就業人數由1978年的4890萬人增至2005年的23771萬人，增長了4.86倍，是經濟轉型期間就業人數增加最多的部門。從三大產業吸納就業人數占總就業人數的比重看，1978年至2005年，三大產業就業職員分別增長19.96%、160.39%和386.11%。此中第一產業就業份額連續降低且降幅較大，這表明第一產業就業已基本進入飽和狀態，第二產業對勞動力需求量比重大約穩定在22%，但也有小幅度下滑趨向，近年來對勞動力需求較大的是第三產業部門，穩步提升到30%左右，成為真實的“三分天下”的局面。

2.服務業的結構有所改善

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服務業已經不再僅僅局限于批發、零售、住宿餐飲等傳統型服務業，交通運輸郵件通訊業、保險金融業、房地產業、社會服務業、衛生體育社會福利、教育文化廣播電影電視行業獲得了進一步的發展，并且增長較快。

(二)我國服務業發展存在的問題

1.結構上不合理，產業層次相對較低

我國服業主要集中在傳統的行業，如交通運輸、倉儲業、批發零售貿易業、飲食業，而新興的和技術含量高的現代服務產業如信息業、咨詢服務、各種技術服務等在服務業所占比重偏低。2008年服務業的增加值中，交通運輸業、批發零售業和住宿餐飲業等傳統服務業占服務業增加值的37.4%，接近占服務業比重的三分之一;而金融業、信息服務業、軟件服務業等現代服務業占服務業增加值為28.4%，而發達國家的現代服務業已占50%以上。目前我國這種依靠資源和環境的傳統服務業發展，已經不適應時展的潮流，改善這種低端產業鏈，提升服務業層次勢在必行。

2.總體規模偏小，增加值雖不斷增大，但未達到低碳經濟發展要求

我國服務業的發展在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和吸納的就業人數不斷增加，2010年我國服務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為43%，截止2005年服務業就業人數增至23771萬人，較1978年增加了4.86倍，占總就業人數的比重為30%左右，而發達國家是70%－80%，由此看出我國服務業規模還是偏小。另外，我國服務業雖然有了顯著增長，但在國民經濟中，第二產業仍占主導地位，而且我國服務業與發達國家相比，發展水平遠遠不及。第二產業的主導地位使得我國目前的經濟增長仍然是以高能耗、高污染作為經濟增長的主要模式，在全球產業鏈中，我國的服務業還屬于低端產業，未能適應低碳經濟的要求。

3.低碳服務業人才匱乏

據某招聘網站數據，2010年3月份北京低碳行業的需求人數相對2009年同期增加了117.3%，伴隨著企業對低碳人才渴求與人才現狀的矛盾，高等教育低碳專業的設置卻還是一片空白。高等院校低碳教育的培養跟不上產業發展的步調，已經嚴重阻擋了服務業的低碳化發展。

4.地區發展不平衡，市場化程度較低，不利于實現低碳經濟的發展目標

具體而言，城市發展快，農村發展慢;東部沿海地區發展快，內地欠發達的中西部地區發展慢。東部地區2009年服務業增加值為86749.21億元，占全國服務業增加值的59%，西部地區增加值為25992.29億元，僅占全國服務業增加值的18%。除了服務業地區發展不平衡之外，我國服務業部分還處于壟斷經營狀態，市場準入問題嚴重，比如郵政通信業、交通運輸業、金融業等行業，市場化程度低，服務成本高，競爭力相對薄弱。

5.服務業領域企業低碳責任缺失，消費者低碳消費觀念薄弱

如今一些現代服務企業運用低碳旅游、低碳物流等新型運營模式來自覺承擔企業對社會發展應有的責任。但我們也應看到，在追逐利潤最大化的誘導下，認真履行企業的社會責任仍不普遍，為了追求經濟利益，破壞生態環境的事件時有發生。另外，服務業相對于其他行業有更高的消費關聯度，所以消費者重視健康、生態的低碳消費需求是拉動現代服務業低碳發展的巨大引擎。但是民眾的低碳消費增長受各種因素的影響依然緩慢，主要體現在低碳消費意識不強，消費結構不合理，奢侈浪費之風嚴重等方面。

三、低碳經濟視角下我國服務業發展的對策

(一)依據低碳經濟原則促進服務業結構優化升級轉型

1.向現代服務業轉變，促使服務業向產業鏈高端晉升

我國的產業結構正處于轉型時期，推進傳統服務業向低消耗、高附加值的現代服務業過渡是我國經濟發展的方向。建立在專業化基礎上的現代服務業處于“微笑曲線”的上下兩頭，屬于產業鏈的高端。改造傳統服務業就是對服務業的優化升級，使其不斷向高端服務業延伸和滲透，充分利用現有服務資源，用現代科學技術、先進的經營管理方式包裝傳統產業，沖破行業壟斷，改造傳統服務業高消耗、技術落后的現狀，提高服務水平，增加產品附加值，逐步形成新的服務業態。

2.運用新技術對傳統產業進行改造，不斷創新高端服務產品

目前我國服務業發展是非常基礎性的，低附加值，如國內金融服務的中間業務有數百種，盡管發展很快，但過于集中在結算和代辦等傳統服務方面，高附加值的并不多。相比之下，外國銀行在高附加值、高技術含量的高端市場有著相當大的優勢，將來的高端市場會是中外資銀行競爭的重心。為此，可考慮創新一些高端領域的金融服務產品，如產業風險投資基金、住房信托基金、汽車金融和證券融資等。

(二)在符合低碳經濟要求下增強服務業競爭力

1.加快發展提高我國服務業比重，促進服務業的低碳化發展

當前，我國工業快速增長在一定程度上擠壓著服務業比重空間，生產業發展不足制約著服務業向縱深推進，城鎮化程度不高也影響其發展，我國居民收入水平偏低也對其發展產生不利的影響。面對這些問題要促進服務業的長足發展，就要不斷拓展服務業發展的空間，加大對服務業的政策支持，逐步增加服務業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推進城鎮化的發展，讓更多的勞動者從事服務業，提高該行業的就業比重。加快經濟的發展，增加國民的收入，促進消費業的發展，優化服務業結構，促進產業的低碳化發展。

2.大力推進服務業技術進步和人才培養，走現代服務業道路

現代服務業是以信息技術和知識為依托的，向社會提供高附加值、高層次、知識型的生產服務和生活服務的服務業，其關鍵在于人才。因此，大力推進服務業的技術進步，加快現代科技手段的應用，培養大批服務業的專門人才和管理人才，就成為向現代化服務業轉型的關鍵因素。深入實施人才投資戰略，加大對服務人才的專項投資，不斷創新人才培養模式，拓展教育培訓領域，采取各種激勵措施吸引人才，充分發揮人才的創造性和積極性，順利實現向現代服務業的過渡。

篇4

節能建筑生產和消費雙方缺乏節能建筑意識，對節能建筑的認識膚淺，尤其是消費者的節能建筑概念比較匱乏。由于節能建筑意味著多投入使用節能建材，多設計節能環節，這必然會導致節能建筑的成本上升。對于開發商而言，成本造價相對較高，利潤空間有限，加之現在處于高房價階段，市場認可度比較低，開發商只會關注短期利益。無論對于開放商還是消費者，都會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造成節能建筑市場動力不足。另一方面，節能建筑相關的從業人員大部分為非專業人員，節能建筑的專業知識匱乏，尤其是作為節能建筑的生產者，對于節能建筑缺乏系統完善的知識，只關注短期利益，往往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結構和外觀上來，從而導致節能低碳建筑的發展緩慢［2］。

1．2缺乏完善的技術支撐體系

節能建筑作為一種特殊的產品，也包括技術研發、工程設計、工程施工等方面，作為一門綜合性學科，節能建筑涉及到暖通、建材、電氣、環保、智能信息等領域，是多個學科的交叉和結合［3］。在低碳經濟的背景下，利用新型建筑材料可以做到恒溫保溫，減少建筑熱傳導性，提高建筑物墻體的保溫隔熱性能，但由于核心建筑材料價格高昂，也阻礙了節能建筑的發展。面對能源短缺、生態環境惡化的現狀，將太陽能、風能發電技術等與建筑設計規劃結合在一起，推廣利用可再生能源，減少建筑物的能源消耗，對于節能減排、低碳經濟具有重要意義。但是，我國大部分建筑的能耗還依賴于一次能源，對于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相對落后，加之光伏電池板、風力發電裝置的一次性投入較大，維護保養成本高，并且對于多余電量并網技術和政策不夠完善，導致清潔能源在節能建筑領域推廣應用困難。

1．3缺乏綜合評價體系和政策支持

我國節能建筑的起步較晚，目前缺少對節能建筑進行綜合評價的技術標準，建筑物建成后，無法提供有效的節能數據，消費者不能直觀地看到節能效果。現有的評價體系側重于建筑環境質量的評價，忽視了建筑本身的經濟性和舒適性，亟待建立一套科學的評價體系與機制。同時，政府應出臺相關政策，鼓勵和支持節能建筑的發展。目前，國家已設立了可再生能源基金，在推動可再生能源方面邁出了重要一步。但是，由于節能建筑建設成本高昂，而其所帶來的節能減排的環保價值無法體現，消費者為其所增加的建設成本埋單的動力不足。

2德國節能建筑發展的啟示

推動節能建筑是一項巨大的工程，不僅需要設計和工程方面的技術支撐，更需要政府政策、立法方面的支持。德國在推動節能建筑方面處于世界領先地位，有一些值得我國借鑒的經驗。

2．1積極利用太陽能和先進的保溫技術

德國的可再生能源利用已經做到自用有余，余量并網，將能源消耗轉變成能源生產。智能電網建設以及并網政策，讓消費者享受到可再生能源帶來的利益。

2．2注重對現有建筑的技術改造

與我國面臨的同樣的問題是，德國的老式建筑也沒有采用節能保溫材料，使得冬季供暖能耗較高，舒適度下降。德國從政策層面鼓勵和支持居民對現有建筑進行節能改造，并提供補貼和資助。為了提高能源利用率，還進行了水處理、雨水回收、垃圾生物降解等技術改造。

2．3出臺節能建筑標準規范

通過制定節能和保溫技術規范指標，不斷優化節能建筑的建設，保障節能建筑的推廣和普及。

3對我國節能建筑發展的幾點建議

在大力倡導低碳生活的大背景下，在大力推動城鎮化建設的時機下，發展節能建筑是一項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事業。

3．1提高居民的節能意識，大力宣傳推廣節能建筑

在我國工業發展和現代化建設加快的同時，也帶來了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每年冬季供暖期華北地區霧霾不斷，導致了生存環境惡化、交通擁堵等一系列問題，已經嚴重地影響到人們的生產和生活。因此，大力推廣節能建筑，加強對建筑的保溫隔熱，以減少冬季采暖能耗，對于緩解碳排放、二氧化硫等污染物排放意義重大。應在全社會樹立節能建筑的綠色形象，加大低碳節能建筑的市場需求。

3．2加大科研投入，研發面向市場需求的節能材料

節能建筑發展緩慢的其中一個原因是我國節能建筑材料稀缺，許多建筑材料需要進口，導致成本加大。因此，應加大對適應市場需求、性能良好的節能材料的研發。政府也應出臺相關的政策，加大對節能產業的扶持力度，給予更多的優惠，例如減少節能產業稅收、降低貸款利率、提供部分補貼、簡化相關產業審批流程等。

3．3建立相關的機制監督，完善相關的法律法規

我國對于節能建筑領域的相關檢測及規范、監督和監管機制缺乏。一方面，政府應建立相關機構，加強對節能建筑的認定，并出臺相關的規范，使節能建筑有章可循。同時有關部門應加大對于節能建筑建設以及效果的監督和監管，使消費者切實能使用到高效能的節能建筑，防止為降低成本偷工減料，使得節能建筑空有其表。另一方面，使用節能建筑帶來的環境效益非常顯著，在節能建筑發展初期，政府應制定一些推廣政策，以補貼節能建筑初期建設的高昂成本，鼓勵居民使用節能建筑［4］。

篇5

1．政府對公眾低碳意識教育不足。

人們并不清楚什么是低碳經濟，它對人類的發展、社會的發展有什么意義，為什么要發展低碳經濟，為什么要踐行低碳消費，限制自己的消費，控制自己的欲望，公眾對低碳經濟的認識比較茫然，意識也較為淡薄。可見，政府并沒有很好地對低碳經濟予以宣傳，更沒有給公眾滲透低碳的理念，才會出現公眾對低碳經濟認識不足，不知如何踐行的問題。

2．政府制定的發展低碳經濟的政策法規不健全。

首先，涉及低碳和能源的立法不夠完善，涉及能源、消費和環境責任的單行法規缺失，而且也在內容上缺乏具體的規定，導致了在實際操作中，責任不明確，執法效果不佳，對于破壞生態環境的行為無法借助法律手段來予以制裁。另外，在鼓勵公眾和企業進行低碳實踐方面雖然已有了相關的措施和政策，如稅收優惠等，通過降低稅率，定期免稅等優惠措施，來激勵企業或公眾實行有利于低碳經濟發展的行為。但是在具體的執行過程中不夠細化，因此在現實中沒有起到真正的作用。雖然目前有《循環經濟促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可再生能源法》等具體的法律在實施，但還是缺乏整體性的“大法”和圍繞該“大法”的配套的“小法”，有關低碳經濟發展的法律法規不完善，有些地方甚至不明確，出現問題時，法律只能袖手旁觀，因此，亟待完善相關法律法規，使低碳經濟的順利發展有所保障。

3．政府對發展低碳經濟管理體制不完善。

政府作為低碳經濟發展的組織者和引導者，不但要通過制定完善的法律、法規形成強有力的約束激勵機制來引導企業和公眾的低碳生產和消費，而且，在體制上必須建立創新的管理體制，才能促進低碳經濟的全面發展。目前，政府在能源和資源的問題上，雖已制定了相關的政策和法律制度，比如:中國的環境保護制度，具體作出規定，誰污染誰負責。但是在具體操作中，環境資源的產權問題含糊不清，導致了企業和個人在環境污染中忽視了自身應承擔的法律責任和社會責任，所以致使環境污染后得不到及時的治理，污染者的責任較為模糊，不利于公眾和企業樹立環保意識，實施環保行為。另一方面，在發展的工業化階段，政府投資的領域傾向于高碳領域，在低碳領域的投資缺乏，造成了低碳經濟發展速度緩慢。因此，政府應改變投資方向或領域，明確環境資源的產權，運用管理體制的創新和理念的滲透激發民眾實施環保行為的積極性。

(二)企業在低碳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隨著國家經濟發展帶來的污染物排放、生活垃圾劇增等一系列環境問題的出現，我們不得不考慮導致這些問題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是企業生產的二氧化碳的排放，而只有作為社會經濟發展主體的企業深刻認識到自身在發展低碳經濟過程中存在的問題，才能樹立正確的倫理觀，承擔起應有的責任，實行綠色經營，進而實現對自然環境的保護，促使人與自然和諧共處。(1)企業對低碳經濟的認知存在偏差;(2)企業能源結構和產業結構不利于發展低碳經濟;(3)企業低碳技術不成熟不利于發展低碳經濟。

(三)個人在低碳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公眾的力量是無限的，發展低碳經濟的實質是處理人和自然的關系，個人在社會價值觀多元化的時代，扭曲的消費價值觀和過度浪費的生活方式已給社會造成了不良的影響，也阻礙著低碳經濟的發展。個人在低碳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具體表現在:(1)非理性的消費價值觀盛行;(2)享樂奢靡生活方式泛濫;(3)“一次性消費”現象嚴重。目前關于低碳經濟發展還沒有一個統一的認識，低碳經濟的發展涉及到很多利益方面，給制定相關的法律制度帶來了難題，而且，低碳經濟的發展還涉及到很多經濟層面的問題，發展低碳經濟帶來的未來的收益，不容測量，但是目前的發展成本卻很大，另一更重要的原因是，低碳經濟發展的范圍很廣，很難界定。在大環境的影響下，我國在發展低碳經濟的政策和法律體系方面表現為如下幾個方面的問題:(1)關于低碳經濟的立法不夠完善，如一些能源方面的單行法規缺位，同時缺少能源公共事業法，這就導致環境和能源和諧共處的領域不夠全面。(2)相關立法制定不精細，缺乏操作性。目前，在中國已有了環境保護法，但是還存在執法不佳，環境得不到有效改善的問題。(3)在企業的發展中，由于沒有具體的獎勵實施辦法，雖然制定了優惠的措施和規定來促進低碳經濟的發展，但是沒有得到廣泛的影響。因此，為了促進我國低碳經濟的發展，制定法律和相關的政策提供制度的保障，顯得尤為迫切。

二、法學視角下發展低碳經濟的路徑與措施

(一)政府在發展低碳經濟中的責任

政府作為社會公共管理的主體，既承擔著對社會經濟進行宏觀調控管理的職責，同時也是社會生產產品的直接的消費者。因此，政府應該在引導發展低碳經濟的同時樹立起低碳化運行的榜樣，并在發展低碳經濟時遵循管理倫理的宗旨:滿足人的需求，以人為本。

1．樹立科學發展觀，為發展低碳經濟提供價值支撐。

目前，低碳經濟的發展在國內外的低碳實踐中得到廣泛的認可，面對日益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讓人類意識到生產力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的進步，給人類帶來巨大財富的同時，也帶來了一系列的困擾，面對生態環境的惡化，人類意識到僅靠技術的改良和當前經濟結構模式的轉變，已不能使人類擺脫惡劣環境的影響，我們只有通過樹立正確的低碳發展觀即堅持以人為本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觀，才能實現人和自然的和諧相處。

2．完善政府法規政策，為發展低碳經濟探索可行立法模式。

隨著社會的發展，人類的低碳意識日漸增強，加強發展低碳經濟的法律制度保障，已成為全面深化改革，提升經濟社會發展新常態的必然趨勢。低碳經濟發展政策法規的制定要本著“發展規劃、能源立法、生活消費”三個維度來進行。以中國低碳經濟發展的現狀、面臨的主要突出矛盾和問題以及發展低碳經濟的可行性等，面臨尋求政策法律的支持。加快“低碳經濟”的立法進程，完善政府法規政策，對發展低碳經濟具有積極的意義。

3．健全政府管理體制，為發展低碳經濟提供機制保障。

目前，發展低碳經濟已經被列入我國“社會經濟發展長遠發展規劃”。因此，立足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國情，順應全球低碳經濟發展的基本趨勢，不斷促進發展低碳經濟體制機制的不斷完善，已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發展低碳經濟力求政府治理能力的根本改變和治理模式的完善創新。低碳經濟發展模式，在生態治理的層面上要實現的境界就是“政府、企業、公民社會追求自然———經濟———社會復合系統趨向協同至善的公共管理過程，善治的對象不單是社會子系統，還包括自然子系統和經濟子系統”。綜合而言，發展低碳經濟的最終目標是追求環境效益、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多重贏利，實現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以及人與人關系的和諧共處，更好地實現提高全社會國民的最大福祉。

(二)企業在發展低碳經濟中的社會責任

在現代市場經濟中，企業作為市場經濟活動的主體，在社會生產的環境企業是能源消費的主體，企業的生產決定著社會消費。因此，企業在發展低碳經濟時，充當著重要的角色。

1．企業要轉變發展理念，潛力推進低碳節能減排。

傳統的企業盲目生產，一味以追求經濟利潤的最大化為目的，使企業的利益和社會的整體利益相矛盾，從而忽視了發展的價值目標。在這種不正確的發展價值理念指導下，部分企業盲目發展，拼命開采，已使有限的資源不能承擔高碳經濟的發展，能源消耗高，資源浪費嚴重，產業結構不合理還造成了一系列環境問題的出現，這些問題的出現要求企業應轉變發展的理念，實現企業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的有機統一，走低碳發展之路。

2．促進產業轉型，打造以低碳經濟為指導的產業體系。

我國正在進入低碳經濟發展時代，低碳經濟的發展給國內經濟的發展帶來了很大的影響，將成為我國發展的新主題。面對工業化和城市化加速發展的今天，能耗高、物耗高、碳排放高等問題，已引起了一系列生態環境問題，氣候變暖、極端天氣頻現等，造成其重要原因是高碳的生產已不能滿足發展的需求，我國產業結構不合理，呈現人與自然不協調、粗放式的經濟增長模式。如果不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不促進產業轉型，那么就無法實現中國經濟又好又快的發展。發展低碳經濟是促進產業轉型和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企業應結合正在進行的經濟轉型，樹立發展低碳方面的倫理價值觀，以低碳經濟發展為重點，加快改變低碳產業價值鏈的分布，大力發展高能效低碳排放的產業;調整優化產業結構，對農業和工業進行低碳改造，努力形成以新能源和新產業為特征的產業鏈條，降低GDP的碳強度，提高核心競爭力，同時把低碳發展納入國家產業振興規劃的原則考慮和當前安排，為低碳發展創造條件。

3．加強企業管理，使低碳治理模式落到實處。

發展低碳經濟，轉變產業結構的同時，應加強企業的管理，使企業發展堅持3R原則，即減量化、再使用、再循環，減少能源消耗和廢水、廢品的排放，通過技術進步來實現對廢棄物的回收和再循環利用，實現生產領域的低碳化和低消費。企業也是低碳消費的主體，應加大對低碳產品的生產，引導企業對碳排放自我約束，制定配套的環境法制，從而利于政府的監督和管理。這樣才能不斷的促進低碳經濟的發展。

(三)公眾在發展低碳經濟中的公民責任

消費活動包括了社會消費和個人消費，要進行消費引導，就必須對人類的生產、生活等各種活動進行正確的引導和相關法律的約束，從而樹立低碳意識。我們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1．培育公民低碳意識，牢固樹立低碳生態價值觀。

隨著社會的發展，低碳概念逐漸走進了人們的日常生活，但面對大多數人來說，還是有很多地方和很多人需要了解并認識低碳發展的重要性。從社會公民個人生活的方面來說，構建與低碳經濟發展相適應的價值觀，培養人類的低碳意識，是發展低碳經濟，實現低碳社會的關鍵環節。低碳不僅僅是生活中節約一度電、節約一滴水，節約一張紙;生產中節約資源、保護環境、徹底杜絕浪費現象。低碳價值觀本質上是實現人的生產發展與自然生態的和諧共存。因此，民眾改變高碳社會的最大力量，是要做到低碳生活、生產，要從一點一滴做起，使人們意識到培養低碳意識與培養人們的生態倫理意識同樣重要，通過每個個體的自身努力，培養人的低碳意識，從而養成勤儉節約消費倫理觀，通過正確的意識，使人類能自覺自愿地按照低碳生態理念進行自律，逐漸推進低碳經濟的發展。

2．培育低碳文化生態，全社會推行低碳生活方式。

低碳經濟的發展，還需要全社會低碳文化培育。低碳經濟價值觀倡導的是可持續、和諧的發展理念和生態文化，踐行的則是低碳簡單的生活方式，這就意味著，社會低碳文化塑造來為低碳經濟發展提供文化環境支撐。尤其在生態環境日益惡化的情況下，如果人們仍然堅持原來的浪費生活方式和理念，還是按高碳的模式進行生活、消費，那么資源的耗損殆盡將成為必然。對于普通人來說，低碳生活是一種態度，而不是一種能力，實踐低碳生活，比如:洗衣服倡導自然晾干方式，拒絕洗衣機甩干;拒絕使用“一次性筷子”等，明確“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的道理，其實低碳的生活方式就是改變我們的生活態度和方式。我們這里提倡低碳生活方式就是要求人們從衣、食、住、行等生活的各方面做起，提倡綠色、節能、環保、高效率低碳生活方式，使其成為人們的生活的新時尚和新選擇，杜絕一切如“一次性筷子”和“餐后不打包”之類的鋪張浪費生活，其實只要我們主動約束和改善自己的生活方式，提倡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思想，這也是對低碳經濟發展的一種貢獻。

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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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種新的經濟分析范式，新制度經濟學擺脫了新古典經濟學忽視制度的弊端，繼承了制度學派的傳統，把制度作為經濟分析的內生變量，在宏觀和微觀層面對經濟行為進行了深入地研究，從而開辟了一條新的經濟分析道路。伴隨著新制度經濟學的興起，從環境資源的產權的角度出發也已經成為研究和分析環境問題的新方法。環境產權制度主要包括自然資源產權制度和排污權交易制度。

一、環境產權理論的經濟學基礎

產權是新制度經濟學中的核心概念。它反映了產權主體對客體的權利，包括財產的所有權、占有權、使用權、支配權和收益權等。德姆塞茨認為，產權是能夠幫助一個人形成他與其他人進行交易時的合理預期，并引導人們實現將外部性內在化的社會工具。羅伯特•考特和托馬斯•尤倫從法律的角度，認為“產權是一組權利，這些權利描述一個人對其所有的資源可以做些什么，不可以做些什么；他可以占有、使用、改變、饋贈、轉讓或阻止他人侵犯其財產的范圍。”［1］也就是說，產權既是一種權利，又是一種自由。產權界定的實質是財產權利的配置,不同的產權界定方式不僅影響經濟活動的效率，而且影響財產分配的公平。產權得到明確界定的意義在于，至少使能夠給他人帶來利益的人能得到受益者的認可和回報，使損害他人利益的人給予受害者一定的補償。因此，科斯在《社會成本問題》一文中，強調了權利的界定和權利的安排在經濟交易中的重要性，并認為即便存在完全競爭的市場，也只有在對產權有明確的界定后，才能發揮作用。因此，“權利的界定是市場交易的基本前提”，只要產權不明確，外部害就不可避免，只有在明確界定產權的基礎上，利用市場機制，才能有效地消除外部性。

產權理論另外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產權交易。人們進行產權交易的原因就在于不同主體對同一物品的經濟價值會有不同的評價，即它可以給不同的主體帶來不同的收益。科斯認為，在零交易成本的環境中，產權交易在清晰的產權界定的基礎上可以實現資源利用的最優。當然，現實中的交易不可能沒有成本。因此，不同的產權的結構設計可以帶來不同的效率，而作為權利最基本的反映形式，法律的重要性得以凸顯。

二、環境產權的性質

人們一般傾向于環境產權是典型的公有產權，所以環境產權應該表現出非排他性。但是從現實生活中，我們不難發現環境產權并非是完全的非排他產權。例如，清新的空氣，在鄉村和城郊是完全非排他、非競爭的，任何人都可以免費享用，阻止其他人享有沒有必要，也是不可能的，并且增加一個人的享用也不會影響其他人的效用；但在擁擠的城市，隨處呼吸到清新的空氣就不是人人都可以免費享受得到的，特別是在大氣污染較為嚴重的大都市，只有居住在生態環境較好、人口密度較低的社區才能自由呼吸到清新的空氣，因此，清新空氣在大規模人群中具有了排他性和競爭性。簡言之，環境作為一種自然——人工復合生態系統，必須受到自然法則的約束。一旦超過環境容量，環境的排他性則明顯表現出來。因此，我們可以說環境產權的排他性源于稀缺，一旦清潔的空氣、潔凈的水源、安全健康的生存條件成為稀缺，環境資源就會表現出強烈的排他性,環境產權的排他性和競爭性也由此產生。

三、產權理論對環境問題的解決范圍

作為新制度經濟學的經典之作的《社會成本問題》對產權的研究就是從環境問題入手的。文章通過對許多環境問題的案例展開經濟學分析，最后得出了學界非常熟悉的科斯定理。產權理論是用經濟學方法研究外部效應問題制度根源的一條重要思路，而環境問題正是經濟活動外部不經濟性的具體體現，因此，環境問題是產權理論研究的起點和重要的應用領域，而產權理論又為分析導致環境破壞的權利安排過程提供了理論基礎。但由于對科斯定理在理解上的不同，導致了理論界對環境資源產權的許多不同觀點。市場理性學者對科斯定理的實用性深信不疑，他們認為所有的資源與環境問題,都可以通過產權途徑去解決，其代表人物有安德森、利爾、史密斯和古帕塔等。安德森和利爾合著的《從相克到相生——經濟與環保的共生策略》一書是市場理性學者的代表作。該書的基本思想是環境是一種資產，圍繞環境資源是可以建立界定完善的產權制度的。環境資源的所有者可以通過自由市場機制來確保經濟與環境的共生。因此自由市場機制是替代環境管理中“專家戰略”與“政府控制戰略”的有效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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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學者對產權制度完全解決環境問題表示懷疑，主要原因就在于有些環境資源的產權是難以界定的。環境產權的界定不同于一般物品的產權界定。環境產權是一種十分特殊的財產權利，其與一般財產權是有嚴格區分的。一般財產權利強調財產所有權人對財產的所有、使用、處分及收益權，集中反映財產主體的權利；而環境產權則既強調權利主體對環境資源的權利，同時還必須強調權利主體對環境資源的管理責任。其原因是：

1.環境資源存在著嚴重的外部性問題，而一般財產不存在外部性問題。環境污染一旦形成，公眾就會遭受損害。因此，環境資源的權利主體可以放棄對環境資源的利用權利，但不能推卸管理環境資源的責任。

2.環境資源是一種十分珍貴的自然財富，它具有不可再生性和不可逆轉性。環境污染之后形成的某些物種的滅絕，人類無法使其再生,每一種物種的滅絕都意味著人類失去了一筆寶貴財富。

3.對環境資源的破壞或保護不僅對整個社會的經濟實現可持續發展產生重大影響，而且對于整個人類的生存環境、人類健康及其生活質量的保障都具有極端重要的意義。從長遠來看，任何一個國家以犧牲環境為代價換取經濟增長都是得不償失的。我們可以失去發展機會，但卻不能失去我們賴以生存的環境。

四、我國環境產權制度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及解決方向——以自然資源產權為例

1.自然資源產權主體虛置

現行憲法規定“礦藏、水流、森林、山嶺、草原、荒地、灘涂等自然資源，都屬于國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規定屬于集體所有的森林和山嶺、草原、荒地除外并進一步對基礎性自然資源—土地的國家所有和集體所有范圍作了明確界定。但名義上的集體所有在實踐中逐漸為國家所有吸收。國家所有看似產權清晰，實則不然。在資源的管理和利用上，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關系是委托—，所有者與經營者職能發生了分離。但是，這種公有制基礎上的委托—關系與私有制基礎上的委托—關系是根本不同的，前者缺乏明確人格化的所有者，自然資源及其收益從理論上講屬于全體人民或有關集體，但它們卻沒有支配、轉讓等產權所有者所應有的任何權利。產權界定即產權關系的不明晰。

2.自然資源產權交易制度缺失

憲法對自然資源所有權主體資格的規定與限制，使其他主體無法進入，沒有多元所有權主體的參與，自然資源的不可交易也就成為現實。所有權主體的二元結構決定了中國的自然資源不可能進入市場，即使有可能進入也是殘缺和不完全的，這也正是中國自然資源市場無法發育的根本原因。排斥了交易，使用也就失去了價值，使用的不經濟性也就成為必然。

3.產權結構的設計不盡合理，使用權和經營權安排亟待改進

我國自然資源的所有權階段主要是國有產權形式。在此基礎上，人們形成了“公有公用”的概念和邏輯。這種“公有公用”在實踐中造成了資源的極大浪費。我國森林大面積的被砍伐，草原普遍退化等，均可以在這里找到原因。對于自然資源而言，哪些正負外部性很大、緊缺和對一個國家經濟有重要影響及具有自然壟斷特征的資源，如稀缺的礦產資源，生態濕地等，都需要以強制性的公共產權的形式來安排其所有權，而那些排他性、競爭性較強的，如一般的商品林、荒地、普通的小型礦產資源等，可以通過私人所有的產權安排增加市場的競爭力及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提高資源的配置效率。

五、結論

筆者認為我國環境資源產權制度改革的一個基本思路就是：從單一的自然資源所有權到建立多元化的所有權體系，逐步完善產權交易體系，前者是基礎，后者是關鍵。對于具有重要生態價值和經濟價值而且產權界限比較清晰的自然資源，如森林、草原、礦山等，在平衡公共利益和所有者利益的前提下，根據使用、經營的公共性和外部性大小，將其所有權拍賣給不同的市場主體，包括國家、地方政府、企業和個人；對于產權邊界模糊、界定成本過高、外部性較強的自然資源，如海洋水產資源，地下淡水資源、石油等，應當繼續以公共產權主體為所有者，由統一的機構組織單獨管理，改變過去的政出多門的所有權結構。

參考文獻：

［1］羅伯特•考特,托馬斯•尤倫（美）．法和經濟學［M］.張軍,等,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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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民族歸屬對待語言，致使種群區別的基礎源于語言，人類社會經濟中產生了地位差別，最突出的就是收入的差異。這個研究階段經常把收入差異的對象定位為美國黑人及白人，在加拿大把母語確定為英語與法語者。

（2）把語言以人力資源對待，并和其他能力技巧同等地位，對語言教育進行投資，就可把收益得到。

（3）語言作為人們身份和經濟資源的符號，也是對社會經濟地位產生影響的屬性。

2商務英語課程改革探索

（1）改革課程內容，提高學生英語實際操作能力對其課程設置進行改革立足語言經濟價值視角，有利于商務英語教育質量和語言價值的提高。商務英語的學習能夠帶來經濟價值，這已經為大家所公認。但目前教育出來的學生是以英語和知識還有能力三大板塊為基礎的，難以滿足企業的需要，多數情況下英語作為通用英語，和大眾溝通是它的基本作用，但就商務知識方面，大多使用中文，漢語授課為一般狀況，所以完全融合兩者很難，很容易使學生認為商務英語的學習意義不重要。其次，實際商務操作能力不具備成為大部分英語教師的狀態，因此實訓課使學生業務實踐能力得不到有效地提高。而通過平時與學生的接觸了解到，對當前的課程期望改革的學生占很大一部分。基于國際商務，培養的人才能夠有效地完成與供應商或客戶談判任務，這就是商務英語教育的目的所在。經濟利益特征表現得很強，所以說經濟上的回報是建立在與用人單位需求相符合的基礎之上的。所以說，商務英語專業要以語言經濟學理論做導向，根據商務英語專業學生應具有的知識構成，社會需要的能力要求以及人才數量，對企業進行深入調查，和企業家一同研究商議，確定改變商務英語教學目標，其意義非常重要。通過調研商務英語方面運用較好的浙江省了解到，具備相應的工作才能、工作經驗，在國際商務活動中，能夠完成相應的文秘工作任務，并在涉外商務活動中，涉外交流或談判工作任務能夠完成，是用人單位對商務英語專業畢業生的要求。基于此，行業和企業的商務專家被課程開發小組教師邀請來，在共同論證后，培養商務英語專業學生目標被確定，即：學生掌握的基本技能包括聽、說、讀、寫、譯方面，了解基本國際商務知識，英語交際能力水平應較高，實際操作相關國際商務業務能力應具備，對相關專業崗位工作過程應熟悉，與周圍外向型經濟發展需求相適應，對外事秘書和翻譯以及對外貿易業務都能夠從事，這種高素質技能型人才才是實際需要的人才標準。

（2）以用人單位及學生就業需求為導向，設置商務英語課程就實現人才培育目的來說，重要的方式以及途徑就是課程，決定教育成功與失敗的因素之一就是課程。而語言經濟學認為語言屬于人力資本，一定的投入是對這種人力資本進行學習并掌握的必備條件；具有高低的劃分是語言價值的特征，使用密度將制約語言發揮的效用。這兩個基本觀點將發揮指導對商務英語課程重新認識作用。這幾年，國內有關方面提出了高等教育要具有經濟價值的要求，不過一直以來，英語學科都束縛著職業英語專業課程內容，在改革中，“針對性”和“職業性”表現得匱乏。那么在商務英語課程的設置上能否以對用人單位和學生需求的滿足作為出發點，人才的經濟價值能否真正實現，將具有至關重要的影響。要實現人才的經濟作用，在商務英語課程的設置上就要以培育目標作為引導，整合人才市場的供需要求，對應的調整所設置的商務英語課程。在與企業和行業專家商討后，以一般專業課程方式設置傳統的語言基礎和專業知識以及應用能力三個模塊，而且設置專業核心和拓展課程，設置這些課程的出發點都是基于企業的需求，實現了有機融合商務知識與專業英語的目的。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專業基礎課程，它產生的源頭在于企業專家和職業教育專家，以及課程開發小組教師在一起整合研究分析后確定的，展現出下面兩個特點：

1）商務實踐的特點。人們可能存在狹義地去理解商務實踐這種問題，有的人認為實踐僅僅局限于實際業務部門，廣義來說課堂的課程學習也屬于商務實踐。

2）商務語言的特點。用語言學的視角理解商務英語就是在商業行業活動中應用英語，基本語言運用活動涵蓋聽、說、讀、寫、譯等內容，英語特征表現為專門用途，在商務溝通和談判實踐中，能夠有效地運用英語，對實際問題能夠運用英語處理，這是對學生的基本要求，進而使學生語言綜合運用能力不斷得到提高。也就是說，這樣安排的課程和高等教育特點相契合，也和學生職業發展的要求產生同步，培養出的人才才能夠迎合市場需要。語言價值和經濟價值就會不斷提高，從而在一定的投入下，實現最大限度的產出。

篇8

二、行為經濟學和傳統經濟學的分歧與融合

行為經濟學的先驅西蒙在其研究成果中提出了“有限理性”假說，認為經濟活動中的微觀主體在進行選擇決策時并不完全依循古典經濟學家提出的“效用最大化”的原則，因而經濟選擇的最終結果完全可能背離了古典經濟學家的最優化均衡點，從而解釋了現實中的復雜經濟世界。行為經濟學對傳統經濟學的批評和發展首先就是建立在對行為人的假設上，并進一步提出了由于行為人并不總是完全理性的，因此也可能存在偏好無法排序或者偏好不一致的情形，這就構成了行為經濟學和傳統經濟學的主要分歧。

（一）行為人的假設不同主流經濟學假設經濟主體都能進行理性決策，即假定所有參與經濟活動的微觀主體是同質的，具有完備的信息。行為經濟學對這些假設前提提出了挑戰，認為微觀主體的選擇和決策行為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經濟理性受到了主體的主觀因素和客觀制度環境等因素的制約，因而表現為“有限理性”。與此同時，在做出最終的經濟決策時，決策情景、當事人的心理活動特征、決策模式等都會對最終決策行為產生影響，微觀主體的異常行為也因此產生，加劇了經濟現象的復雜性。行為經濟學強調當事人認知能力的局限，強調決策作為一個學習過程的動態變化。盡管行為經濟學也堅持理性假定，但是認為行為主體的理性認知能力存在差異，對微觀行為主體的假設不同于主流經濟學的同質經濟理性人，承認人的復雜異質性和社會性，并且利用心理學構建了自己的分析基礎，從而導致了其和主流經濟學并駕齊驅，成為一門獨立的學派。

（二）偏好的假設不同主流經濟學中偏好是外生的、穩定的，并滿足自反性、完全性、傳遞性和連續性條件，從而在不確定條件下，微觀經濟主體的選擇過程可以概括為馮•諾伊曼和摩根斯坦的期望效用函數。所以，偏好一致性以及由此產生的期望效用最大化構成了主流經濟學的理又一重要基石。以嚴密的邏輯和數學分析構建的預期效用理論成為不確定性條件下決策的經典理論。但是法國經濟學家阿萊斯通過一系列的實驗，發現了現實中的人們面臨風險時不總是追求期望效用最大化，選擇行為也不是完全依據概率行事，即著名的“阿萊斯悖論”。特維斯基和卡尼曼（1979）對此做出了進一步的合理解釋，并提出了前景理論。前景理論對于偏好的理解主要有如下幾點：首先，偏好并不是完全外生的，不同期望的偏好并不獨立于判斷和評價的程序；其次，不同期望的偏好并不可以表示為單純的概率分布函數，通常還取決于對給定分布函數的描述。他們的研究表明，決策程序以及決策的外在環境等都會影響到當事人的偏好，偏好既不滿足完備性假定，也不滿足傳遞性假定。另外，很多研究表明，誘導偏好會導致偏好反轉（perferencereversals）。傳統經濟學和行為經濟學在消費行為理論的主要分歧就是圍繞著行為主體的理性假設人而展開的，對于前者的“理性經濟人”的假設，行為經濟學研究者通過大量的實驗數據觀測，發現了在現實世界中，消費者存在的非理性、非自私自利的選擇行為，違背了效用最大化的目標假設，從而將消費者的心理特征、心理學研究成果引進來，合理解釋了行為主體的“非理”，也在一定程度上對“阿萊斯悖論”做出了解釋。傳統經濟學和行為經濟學分別解釋了行為主體的理性和非理性選擇，因此對復雜多變的消費者行為進行研究，兩種理論并不是完全割裂的，而是應該互為補充，共同解釋經濟現象和經濟行為。

三、行為經濟學的理論基礎及其研究方法

行為經濟學試圖將心理學因素納入到傳統經濟學的理論研究中，并對傳統經濟學的“理性經濟人”假設提出了質疑，提出了認知心理學概念，并側重于行為主體的心理特征和認知活動可能對經濟行為造成的影響，其代表人物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在研究中對傳統經濟學研究假設進行了修正，并進一步提出了“前景理論”，使得經濟學的研究對經濟世界的描述更加貼近現實生活。

（一）預期理論長久以來，期望效用理論作為不確定性條件下決策分析的經典框架在主流經濟學中占據了重要的位置，但是“阿萊斯悖論”對此提出了強烈的質疑，并通過大量實驗數據驗證了期望效用理論和現實世界存在的嚴重背離。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在大量社會學和心理學的實驗研究基礎之上，進一步提出了不確定性條件下人類決策行為的分析框架——預期理論，對“阿萊斯悖論”給出合理完整的解答，奠定了行為經濟學分析的理論基礎。卡尼曼和特沃斯基認為，復雜的外部環境和微觀主體個人特征共同影響了人類的理性決策，應該對不確定性條件下的期望效用函數進行改造。他們認為人類的效用對決策的影響程度存在差異，而且期望效用本身也是由個體主觀認識所決定，因此采用了權重函數和主觀價值函數來描述人的效用。主觀價值函數反映了預期結果與人的主觀滿足大小之間的關系。卡尼曼進一步提出了效用評價函數是基于S形價值函數中的一個參照點，由于行為決策人更多的表現為“損失厭惡”而非“風險規避”，因而效用函數存在著拐點。所以，預期理論與預期效用理論分析中的最大不同即對效用的描述。在預期理論中，效用是由價值函數決定；而在預期效用理論中，效用是由效用函數決定。根據上述的預期理論分析框架，不確定性條件下的決策行為可以概括為如下三點：①影響人們決策的因素不是財富的絕對量變化而是財富值相對于參照點的相對變化量；②同樣數量的財富減少引起的痛苦遠遠大于等量財富增加的快樂；③隨著離參照點的距離增加，與參照點的差異對決策結果的影響存在邊際遞減規律。以上結論解釋了期望理論對不確定性下決策的分析框架，也是對“阿萊斯悖論”的理論闡釋，在很大程度上切合人類行為中的非理性因素。

（二）研究方法傳統經濟學經歷了近200年的發展，已經從定性研究轉向了定量研究，在理論構建中越來越多地采用數學語言構建數量模型，運用邏輯推理方法獲得假設推論，并采用計量經濟學方法進行實證研究。但是，這樣研究存在著的不足即往往將個體的心理因素忽略掉了抽象了。雖然同樣是研究人類的經濟行為，但是行為經濟學將研究重點放在了人類的心理因素，因此往往借助于實驗的方法來進行研究。另外由于決策心理特征、行為模式和決策結果之間是互動的和關聯的，因此行為經濟學偏重于動態分析，而不是靜態分析方法。

四、行為經濟學視角下的消費信貸決策分析

機制消費信貸在我國已經有了近20年的歷史，消費信貸的產生與擴張是否能夠有效釋放居民的潛在需求，促進消費總量的穩定增加，從而保證經濟的持續穩定快速增長？國內很多學者在上世紀末即著手研究消費信貸的影響因素，并且也試圖運用實證分析手段驗證我國消費信貸的消費需求刺激效應，不少學者認為消費信貸可以促進居民的短期消費，但是對長期消費效用不明顯。現有的研究結論主要是建立在主流經濟學的理性經濟人假設上，并運用流動性約束理論、預防性儲蓄理論構建了實證分析模型，提出我國居民存在消費的過度敏感性，而消費信貸的產生可以緩解居民的流動性約束，減少其預防性儲蓄動機，從而增加當期消費。傳統經濟學的消費信貸分析框架更多的建立在宏觀經濟學的微觀分析基礎之上，認為消費者是同質的，不存在差異的，都是根據經濟利益驅動做出最終決定。因此，建立在主流經濟學分析框架下的消費信貸研究通常認為消費需求的增加主要是由于放松了人們的預算約束限制，從而促進消費需求的增加。但是，正如上文闡述的那樣，人類行為不僅由經濟動機決定，也存在其他很多非物質動機。另外每個個體對不確定條件的判斷受到各自過去經驗判斷的影響，尤其受到各自所選擇的參照點影響，微觀主體不應該是同質的經濟理性人，而更多的表現為復雜多變的異質性，所以現有的消費信貸分析通常都將微觀主體的差異性、心理特征等重要因素抽象或者忽略了，由此得到的結論很可能不能很好地刻畫微觀主體的現實決策行為。本文將傳統經濟學和行為經濟學的個體決策分析有機結合起來，分別探索影響我國居民消費信貸的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搭建居民消費信貸的決策機制，并希望在此基礎之上進一步分析可能導致的潛在風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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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從經濟發展的角度合理劃分經濟區域，無論是對國家經濟政策的決斷，還是對經濟的更好協調發展，都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國外對于經濟區域劃分的研究起步較早。美國區域經濟學家埃德加.胡弗（Edgar.M.Hoover）指出：“把區域視為一個聚合體，可以減少所掌握和處理的事件，這有助于描述區域。”美國等發達國家進行經濟區劃方法主要是聚類分析法。國內學者對于經濟區劃的研究主要有：遵循全國生產力分工的區劃模式。劉再興(1985)把全國劃分為六大一級經濟區；胡序威(1994)將全國組合成六大經濟區；鄒家華(1996)提出了七大經濟區的劃分；厲以寧(2000)給出了現行的中國經濟區域打破省、市、自治區的界限，以專區或縣為單位的區域劃分結果；在《中國發展研究報告》（2003）一書中，作者將中國大陸劃分為經濟區。顧朝林(1991)提出了九大城市經濟區；楊建榮（1996）中國分為“都市圈”；王建（1996）提出到2010年在我國建設“九大都市圈”的設想。總的來看，在這方面的研究往往尚未形成統一的理論體系。

本文在對經濟區域劃分時首先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確定各省市綜合競爭力的分值，再用聚類分析方法進行劃分，最后確定最佳方案。

二、經濟區域劃分指標體系的構建

1、指標評價體系設立的原則

（1）全面性原則。省市綜合競爭力評價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很難用一兩個指標全面地反映出來。因此，需設置相應的具體指標來反映各方面的具體效果，從而保證評價的全面性和可信度。（2）科學性原則。指標的選擇、指標權重的確定、指標的計算與合成，必須以公認的科學方法為依據，這樣才能證明分析結果的真實性與客觀性。（3）可操作性原則。指標的選取、相應指標量化的計算與合成、體系結構的建立應有很強的實用性和可操作性。數據資源要便于獲取，準確可靠，盡量利用現存數據和已有的規范標準，以便于計算。

2、構建評價指標體系

根據上述構建原則，主要從經濟發展、金融發展、基礎設施以及能源優勢四個方面，通過12個單項指標構建省市綜合競爭力的基本框架。

（注：①交通便利指數=（運輸線路總長度/地區土地面積）*（貨運量/貨運周轉量）②資源綜合優勢度=（資源數-地區數-資源排名之和）/（資源數?鄢地區數-地區數）；資源包括：水、煤、石油、天然氣。）

三、中國經濟區域劃分的方案設計

1、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的現狀

中國是國內地區間自然地理、人口資源、經濟和社會差異最大的國家之一，地區發展不平衡是中國國情的基本特征。從地區生產總值來看：東部沿海省市在全國所占比重過半，并且增長速率也比較大；中部六省所占比重約為1/5；西部省市所占比重不足1/5。

2、經濟區域劃分的原則

區域劃分既要遵循區域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又要方便區域發展問題的研究和區域政策分析。中國的區域劃分應該遵循以下原則：（1）地域相鄰。在空間上應互相毗鄰，自然條件相近。保持行政區域的完整，同時要高度重視少數民族積聚地區的經濟發展，保持民族自治區的完整性。（2）經濟發展水平接近。各成員在經濟上聯系密切或面臨相似的發展問題，社會結構相仿；（3）中心城市。城市具有組織和帶動區域經濟發展的功能。每個經濟區至少應給有一個作為經濟中心的城市。（4）規模適度。每個區域的成員個數不宜過多，規模過大則不利于區域研究和區域政策分析。

3、中國經濟區域劃分的具體方案設計

中國經濟區域劃分方案設計的總體思路為：先用因子分析方法得出各省市每個層次的因子得分，然后采用距離聚類的方法遵循以上劃分的原則得出經濟區域劃分的結果。之所以沒有采用把四個層次的因子綜合計算得出綜合得分的方法是因為把四個層次的因子綜合計算得分的時候，由于像GDP這樣的因子在諸成分分析計算時所占的比重較大，這種計算方式會忽略所占比重較小的因子如：自然資源的對衡量省市實力的影響，但是這個因子在衡量省市實力的時候又是不可忽略的，因而，本文采用分層次計算因子得分的方式得出各省市在經濟發展、金融發展、基礎條件和資源優勢的得分。

本部分共選取了全國31個省市作為樣本，收集了2000-2004年各省市相關指標的原始數據，對原始數據的分析采用SPSS14.0軟件實現。數據的標準化最常用有兩種方法，一是平均數法，一是中位數法。這里就截面數據而言，采用平均數法，并對數據進行無量綱化處理。從表二所描述的評價指標體系可以看出綜合競爭力評價涉及到多方面的因素，每個方面的因素又是由若干因素決定的。對照該表，我們建立了由兩個層次的因素所構成的綜合評價因素集，即第一層次的因素集為U=｛U1,U2,U3,U4｝，第二層次共有4個子因素集，它們分別為U1=｛x1,x2,x3,x4,x5,x6,x7,x8,｝，U2=｛x9，x10,x11,x12｝，U3=｛x13，x14,x15,x16｝，U4=｛x17｝。

對上述指標的數據采用SPSS14.0分析，可依次獲得樣本的相關系數矩陣、特征值、共同度、方差貢獻率和正交因子旋轉矩陣（詳見附錄），樣本數據全部有效，最后算出各層次因子的得分。

然后采用距離聚類方法，根據以上劃分原則，考慮到目前各種劃法的弊端，我將中國大陸分為如下七個區域：

第一組：新疆，陜西，山西，甘肅，內蒙古西，青海，寧夏

第二組：，廣西，貴州，云南，四川，重慶

第三組：北京，天津，河北

第四組：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

第五組：廣東，福建，海南

第六組：山東，江蘇，浙江，上海

第七組：黑龍江，吉林，遼寧，內蒙古東

以上各組的中心城市分別為：西安、重慶、北京、武漢、廣州、上海、沈陽。這里有如下幾點說明：一是由于內蒙古省東西綿延距離較遠，結果把該省分劃為東西二部分，分別與地理位置接近的省份合并為一組；二是傳統觀念上認為的中部不再包括山西省，而是將該省與西北部的省份結合在一起，組成新的經濟發展區域；三是在分析的過程中，河北省理論上的結果應與湖南、湖北等省份劃分在一個區域，但考慮在現實發展中，中部地區的區域面積過大，不利于其發展且河北省本身就與北京、天津二個直轄市地理位置上包容在一起，故在確定最后結果時將該省與北京、天津組合成一個新的區域，以北京為中心城市。

四、結論

鑒于目前關于中國區域的各種劃分方法存在諸多弊端，本文在了解西方和我國經濟區劃的理論、方法和實踐的基礎上，以一個全新的視角-金融角度，對我國經濟區劃的相關理論和方法進行了探索，建立了經濟區劃的理論和方法模型，并經過實證分析，提出了劃分中國區域的一種新的方法。

【參考文獻】

[1]高洪深：《區域經濟學》[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8

[2]安虎森：《區域經濟通論》[M]，經濟科學出版社，2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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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息完全假定下的商品質量與市場機制

在傳統的新古典經濟學中，商品質量并不是理論關注的重點。因為信息完全是新古典經濟學的一個基礎假定，按此假定，無論是哪一類型的市場，買方都擁有商品質量的所有信息，包含功用、風險因素等，買賣雙方之間不存在信息不對稱問題。由于信息是完全透明的，商品生產經營者無法通過機會主義行為來粉飾商品質量上的瑕疵，消費者的購置決策不會因為信息不完全而被誤導，自然也就不會有使用中或使用后的傷害問題。

由于信息完全的假定消除了企業可能擁有的信息優勢，所以傳統經濟學更加關注在不同的市場類型中，如何通過市場競爭和價格斷定來揭示有關商品質量的信息。在新古典經濟學所推崇的完全競爭市場中，商品是均質的，不存在質量上的任何差異，市場均衡水平所斷定的價格就是刻畫商品質量高低的唯一信號。而在現實經濟社會更常見的壟斷競爭市場中，新古典經濟學認為，企業為獲得更大的市場會通過廣告主動傳播商品質量差異的信息，同一行業內部商品之間的相似性讓企業之間的競爭非常充分，企業無法暗藏對自己不利的信息，消費者根據自己的偏好和收入約束在某個價格水平上與生產經營者實現均衡，而不同的均衡價格水平將對應不同質量的商品。在純粹寡頭市場和完全壟斷市場中，企業行為有明顯的市場安排力，價格可能會被企業把持，產生扭曲。然而，處于市場劣勢的消費者清楚地知道，高價格下商品的質量到底如何，但由于別無選擇，他們只能接受生產經營者制定的高價格。

通過以上分析可知，在信息完全的假定下，商品質量更像是一個技巧術語，因此被主流經濟學所疏忽。從新古典經濟學分析的框架看，該學派實際上是通過價格信號來研究商品質量的。20世紀初微觀經濟學領域出現的不完全競爭理論，也沒有突破新古典經濟學信息完全的假定，因此，它對不完全競爭格式下商品質量的研究，主要關注的是價格信號與市場安排力兩個因素的經濟含義。

二、質量信息不對稱與市場失靈

1970年，在《舊貨市場：質量不斷定性與市場機制》一文中，美國經濟學家阿克洛夫以二手車為例，首次用信息不對稱解釋了二手商品市場中的質量問題，從而開創了信息經濟學的一個全新領域。他認為，在舊貨市場的交易過程中。買賣雙方擁有的質量信息是不同的，賣方顯然知道更多的質量信息，而買方則知道的較少。信息不對稱的存在。讓信息劣勢的一方——買方只能按照一個折中價格來購置并不清楚質量好壞的二手商品，但折中價格將會讓實際質量超出折中價格水平的商品無利可圖，從而“擠出”這部分質量相對較好的商品。這樣，買方實際面對的必然是質量相對較差的商品，“劣幣驅逐良幣”現象將在舊貨市場上演。隨著買方意識到市場商品平均質量在下降并調低報價，市場中的另一部分質量較高的商品將會退出交易。在信息經濟學的范疇中，這種現象被稱為逆向選擇。以上情況循環往復，會導致舊貨市場無法交易，出現市場失靈。

西方學者根據購置者對質量信息的可獲得性把商品分為三類：第一類是購置時通過觀察就可以知道商品質量的搜尋品(searchgoods)，第二類是只有使用以后才能獲悉商品質量的體驗品(experiencegoods)，最后一類是使用后也可能無法知道商品質量全部信息，因此購置之處主要是相信其質量的信任品(credencegoods)。顯然，消費者在購置后兩類商品時會見臨嚴重的信息不對稱問題。

按照信息經濟學的邏輯，為減少信息不對稱將導致的市場交易效率損失。可以設計一些能部分修正市場失靈的機制。例如。賣方供給一份由獨立的第三方專業機構出具的商品質量鑒定證明，主動揭示商品的質量信息；賣方供給質量承諾，對一定期限內可能出現的商品質量問題負責，如退貨、調換合格商品、保修等，減小信息不對稱可能給買方造成的傷害；在法律健全的國家。由第三方仲裁者介入的私法調節來實現對不完全信息的改正，恢復市場機制的作用。由政府監管部門介入信息不對稱市場的運行，通過強制性法律來保護消費者和用戶的權益，也是改正以上問題的一個可行選擇，這就是本文關注的商品質量政府監管問題。

三、商品質量的政府監管

信息經濟學所揭示的因信息不對稱所導致的市場失靈現象，是政府介入市場商品質量監管的必要條件。按照規制經濟學的理論，這種監管屬于社會性規制，即政府基于安全、健康、環境等目的對某些產品、服務的生產和消費進行監督、管理。

1保護消費者的利益是質量監管的立足點

在西方經濟理論中，無論是主流的新古典經濟學，還是非主流的奧地利經濟學，消費者權益至上或者說消費者利益最大化均為考量商品市場是否具有經濟效率的主要標準。按照這一邏輯。保護消費者的利益不被那些質量不可靠的商品所損害將是政府部門進行質量監管的立足點。

傳統經濟學考察消費者利益的主要根據是消費者剩余的大小，即用商品的實際成交價格與消費者的意愿支付價格的差來計算消費者從交易中獲得的好處。正如前文所言，消費者剩余概念之所以沒有涉及商品質量問題，是因為商品不存在質量問題是經濟學的一個潛在假設。在信息完全的經濟世界中，理性的消費者必然會抵制可能對自己的身體健康或財產等帶來危害的不合格商品，因此，市場機制會自動將影響消費安全的問題商品排除在外，實際交易的商品必然是沒有質量問題的。在此情形下，價格自然會成為消費者關注的唯一指標。由此而來的消費者福利問題也就成了價格水平的比較了。

現代經濟學把信息不完全引入理論分析后，福利最大化標準依然是評價市場運行效率的主要指標。但與傳統理論有所不同的是，消費者的福利水平不僅包含消費者剩余的計算，還考察他所購置的商品質量是不是合格的、安全的，會不會對其身體健康和財產造成傷害或有潛在風險。

從某種程度上講，在信息不對稱的市場中，質量的重要性甚至要超過經濟利益的重要性。因此。實現消費者福利最大化的目標，要求對商品質量進行有效監管。盡管質量監管的社會效益很難用明確的公式進行計算，但這種社會性規制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2法律法規是質量監管的主要制度保障

經濟學領域中所講的制度是一種規矩，這種規矩可以確保生產、交易、分配、消費等經濟行為按照一定秩序進行，能有效防備可能給當事人帶來危害的機會主義行為。按照新制度經濟學的觀點，作為制度的規矩既有市場自發形成的商業慣例、信任等非正式制度，也有法律法規等正式制度。此二者剛柔相濟，是市場經濟得以正常運轉的基礎保障。

對于存在信息不對稱的商品市場來說，通過法律法規這種正式的制度形式來保護處于弱勢地位的消費者的正當權益，是緩解市場失靈問題的必然選擇。有關商品質量、消費者權益等方面的法律法規要求商品的生產經營者對所售商品質量負責，對因商品缺陷和瑕疵給消費者所帶來的危害承擔法定責任。這些強制性的法律制度，既是對商品生產經營者事前不負責行為的警示，也是對因質量問題造成危害后對其實施嚴厲制裁的制度根據，也是相關政府部門進行商品質量監管的基礎。

法律制度所具有的權威性和強制執行特征，加大了對問題商品責任人進行懲罰的可信度和力度，提高了違法成本，有助于抑制商品生產經營者的機會主義行為，確保商品質量的安全性。但是，法律并不會強加給生產經營者無限的質量責任。按照著名的漢德法則，只有在預防成本小于預防行為所帶來的收益(包含消費者的福利和企業的收益)，而生產經營者卻未對商品采取必要的質量把持措施，并對消費者帶來危害時。他才將承擔由此產生的法律責任。

研究中我們發明，各國政府都是依法對商品質量實施監管的。例如，1975年，美國頒布針對商品質量的《馬格努森一莫斯保證法》(Magnuson-MossWarrantyAct)，對生產經營者的保證責任做了明確規定，要求生產經營者對有缺陷產品承擔修復及調換的責任。這一法律與《統一產品責任示范法》(1979)、《產品責任法》(1982)等一起成為美國監管者保護消費者權益的法律基石。

3最低質量標準是商品質量監管的基礎形式

按照市場經濟的一般理念，政府不應過度介入經濟運行，即使是出現了市場失靈。政府干涉成為必要時也是如此。因為政府干涉有其角色定位。并非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

從商品的企業生產、市場交易和最終使用或消費流程看，質量監管的重點在企業生產市場與交易的界面。換言之，在商品質量問題上，政府監管切入點不應該是商品生產者的內部質量監控，因為從監管資源的數量看，政府的力量無法覆蓋所有企業的每一個生產環節；從政府和市場的角色分工看，與商品質量相關的經濟決策和技巧決策都屬于企業組織的內部事務，政府不能越俎代庖。所以，政府質量監管的切入點應該是對進入市場的商品實行最低質量標準(MinimumQualityStan—dards)監管。即在商品進入市場銷售時，監管者必須確保商品質量符合最低的質量要求，將不合格產品拒之門外。不合格產品因不能上市交易而產生的損失由生產經營者自行承擔，這是市場約束的一個基礎規矩。

從商品的類別看，體驗品和信任品應該是質量監管的重點。因為搜尋品的質量是外在的，容易觀察到，消費者購置時不存在信息不對稱問題。而對于體驗品和信任品來說，如果沒有最低質量標準監管，不合格商品將進入市場，給消費者造成福利水平的降低。在體驗品和信任品中，那些與消費者的健康乃至生命安全關系密切的商品(如食品、藥品、特種設備等)一旦出現質量問題，它所造成的危害就不僅僅是經濟意義上的，可能有很嚴重的社會后果，包含危及使用者的健康甚至是生命。因此，事前的風險防控遠遠比傷害成為事實后的經濟補償更為重要。從這一意義上講，最低質量標準具有宏大的社會價值。

從福利經濟學的角度看，最低質量標準將不合格的產品阻擋在市場的大門之外，有助于提高市場現有商品的平均質量，提高消費者的福利水平：而消費者愿意為高質量的商品支付高價，因此，供給優質商品的生產者也可以獲得更高的回報。這樣，最低質量監管可以使買賣雙方的福利狀況都得到改良，是標準的帕累托改良。

需要指出的是，在一些供給專業服務的領域。如醫療、法律、會計等，也存在對服務質量的監管問題。與有形商品市場不同的是，由于專業服務依托從業人員而存在，所以，監管者對服務質量的主要監管之一是對從業人員的資格進行認定。通過嚴格的培訓和考核，獲得執照或從業資格是進入這些專業領域的一個前提條件，而從理論上講，具有從業資格或拿到執照許可的人士所供給的專業服務是符合基礎專業水準或質量要求的。可以看出，專業服務市場的執照或從業資格監管與商品市場的最低質量標準監管可謂殊途同歸。

4市場約束是商品質量監管的基礎和有效補充

雖然對于體驗性商品和信任性商品來說，政府的質量監管工作非常必要，但這并不意味著監管者可以包辦一切。借助市場經濟的規矩，靠企業的內在機制來保障商品的質量可能是更為重要的方面，是構建長效監管機制的基礎。

首先，市場經濟的利益機制有助于企業把質量把持內化為一種自覺的行為。因為建立有效的質量把持體系，符合企業實現持續經濟利益的內在目標。正如前文所言，在最低質量標準下，不合格商品不能進入市場，由此產生的經濟損失是由企業自身承擔的。利益獨享和風險自擔是企業進行質量把持時面臨的同一個約束機制，它是驅使企業強化質量意識的最重要力量。

其次，對于追求長期繁榮的企業來說，質量是企業的生命。聲譽機制是規范企業質量行為，確保質量安全的另一個重要約束。因質量引起的經濟糾紛甚至安全事故。都會造成企業的聲譽損失，損害企業長期培育的市場。而可靠商品質量給企業帶來的社會美譽，不僅有利于企業獲得富有吸引力的價格。也有利于現有客戶忠誠度的提高和吸引更多的優質客戶。為企業帶來更持久的業績增長。:

另外，在商品質量存在差異的市場中，企業之間的競爭不僅有助于提升市場上銷售商品的平均質量，廣告、產品演示、試用等營銷手段還可以讓購置方獲知更多的質量信息，緩解信息不對稱問題。

四、知識經濟學下的商品質量監管：一個理論延伸

在有關質量監管的經濟理論中，信息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以及規制經濟學都把監管的必要性建立在信息不對稱問題上，而知識經濟學卻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為質量監管供給更為有力的理論支持。

在知識經濟學中，經濟主體在生產、交易、消費時經常會見臨相關知識匱乏的問題，因為該理論相信，人類認識世界的能力是有限的。在此背景下，人類的經濟決策有可能犯系統性錯誤。一個不合適甚至是錯誤的經濟行為可能重復發生，直至某一天人類通過學習發明了能夠懂得、糾正這種不當行為新知識為止。按照這種觀點，即使是最負責任、技巧水平最高的企業在商品質量問題上也會犯錯誤。例如，在現有技巧和裝備下，無法解決那些可能給使用者帶來危害的質量問題，但消費者保持生命存續的強烈需求和企業對經濟效益的追逐有可能讓這些商品提前進入市場；在現有質量檢測體系下，無法在銷售前甄別產品的某些質量瑕疵，盡管這些瑕疵不一定都變成事實上的危害；按照現有理論。可能誤把一些有潛在風險的技巧或因素看做是改良某些品質，或提高產量，獲得更高經濟效益的法寶，等等。從近些年來發生的眾多質量安全事故中可以看出，以上問題的嚴重性一點也不亞于信息不對稱問題。

源自生產者知識不足引起的質量風險，是商品質量監管中非常棘手的一個問題，因為其中有太多的質量不斷定性，同樣也面臨知識有限的監管者很難找到一個萬全之策。對于這一點，擔當市場商品質量監督重任的監管者必須有清醒的認識，在監管實踐中，應秉承審慎、預防的原則，設計相應的制度預案。例如。對于那些在現有技巧和裝備下暫時無法解決的質量隱患，監管者必須果斷出手，將問題商品隔離在市場以外，絕不可因小失大；對于企業事后發明的質量瑕疵，監管者應迅速啟動召回制度，最大程度地減小問題商品可能給使用者及社會帶來的危害：而對于那些目前無法對是否有質量風險做出肯定斷定的高新技巧。監管者切不可高估自己的質量風險監控能力，即使它能大幅改良商品的某些品質，或有助于短期經濟效益的提高。質量監管工作也應該摒棄短視策略，把消費安全始終放在第一位，不讓那些可能有風險隱患的商品進入市場，為消費者的健康和生命埋下隱患。

知識經濟學中的知識有限性假定超越了信息不對稱假定在質量監管中的地位。盡管前者的理論分析和實踐操作難度比后者更大，但是，這種理論上的宏大飛躍無疑會推進監管理念的創新，提升監管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