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醫療市場現狀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互聯網醫療市場現狀，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總體來看，中國市場對互聯網醫療的認知上，前期依然是傳統的互聯網思維占據主動權，這與美國的互聯網醫療發展的趨勢是一致的。但醫療服務市場是個高度復雜且受政策管制的行業，光理解微觀細分市場還不能抓住大勢。美國的創業者在這方面相對較為幸運，美國政策和市場的大勢是有利于互聯網醫療發展的。價值醫療推動了市場對互聯網醫療尤其是遠程醫療的需求。這是因為價值醫療以結果來付費，這就加強了醫療機構對療效的強調，從而催生了互聯網醫療工具的使用，以加強對患者的跟蹤和監測，從而及時作出干預，以控制疾病的進展。

盡管如此，根據Rock Health最新報告，投資者依舊對數字醫療在美國的發展產生了泡沫化的觀感。這主要是因為投資者發現很多項目的商業圖景描繪得非常好，但實現投資回報遙遙無期，比如很多健康參與（Wellness Engagement）項目。因此，美國市場的投資者更多地關注能夠產生收益的項目，比如遠程問診、疾病管理和幫助醫院控費的項目。

在傳統互聯網領域，用戶轉化率是營收增長的核心指標。因此，通過大規模的沖流量來轉化用戶購買是較為有效的增長路徑，即使為了獲取用戶付出一定的成本也是值得的。但是，在互聯網醫療領域，流量的意義非常弱。首先，用戶的需求非常細分而且不可擴散。病人的需求只是沖著自己患有的疾病而去，不可能像傳統電商平臺那樣買了電視還可以順帶買本書。其次，用戶的支付主題并非自我，而是保險。這就受制于保險公司的條款限制，并不是隨心所欲的。最后，需求的迫切性和不可創造性。疾病的需求非常迫切而且是低頻的消費，用戶無法受到廣告的影響。

我們可以看到，即使在美國，直接針對C端的互聯網醫療公司也很難取得成功。目前成功的互聯網醫療公司都是直接的團體客戶，他們無需也無法通過廣告和一系列的促銷手段來獲取用戶的增長。比如根據遠程問診網站Teladoc的最新IPO文件，其主要客戶來自雇主、保險公司和醫療系統，一共有4000個客戶和1000萬會員。

從上述對美國的分析可以看出，美國市場對互聯網醫療的認知是從簡單的互聯網思維逐步回歸到傳統的B端大客戶營銷模式。

中國市場目前對互聯網醫療的認知還主要停留在傳統的互聯網思維上，著力點仍在從C端獲取用戶。這與中國的市場現狀有很大的關聯。作為世界上自費比例較高的醫療體系，中國的醫療服務有很大的一塊營收來自用戶自付部分，因此，C端的用戶有一定的自付習慣。不過，自付主要集中在對藥品和器械的費用，醫療服務費用的自付比例并不高。其次，中國的醫保體系是以保基本為核心，而且自身控費能力弱，沒有能力去制約醫院并對企業繳納的醫保進行動態費率的管理，這也導致雇主和醫保既沒有動力也沒有能力去進行療效管理，從而控制醫療費用。所以，團體采購醫療服務的模式無從展開，也被迫只能進入C端。

既然要從C端而且也只能從C端獲取用戶，對互聯網醫療的理解就又重新回到了沖流量獲取用戶的思維上來。這也就是為什么很多市場分析一而再地將打車模式或者其他O2O模式與互聯網醫療來進行類比，大眾也一味地去糾纏，是互聯網的醫療化還是醫療的互聯網化。

本質上來說，互聯網對任何一個行業帶來的最主要作用就是降低交易成本并提高效率。在這點上，無論何種模式都是一致的。但與其他消費領域相比，互聯網醫療領域有其特殊性。消費領域的支付鏈條短，非常容易重構。從產品或服務到用戶手中，無需經過多個支付體系。而在互聯網醫療領域，用戶的看病是由醫生提供服務、藥店提供藥品，保險提供賠付。這其中涉及到復雜的限制性條款，用戶會因為自付比例而希望調整，保險則希望能控制費用。沒有任何一種消費像醫療消費這樣繁瑣而復雜。

醫保和商保是為了覆蓋個人的健康風險而產生的，在為個人提供保障的同時，也應該對醫療機構進行制約。如果沒有支付方的制約，單體的個人是沒有能力去挑戰醫療機構的，只能被動接受醫療機構的一切條件，這顯然是每個病人所不愿意看到的。而加進了支付方，個人的支付意愿又受制于支付方的政策限制，醫療服務的賠付將受到很大的制約。當支付者和消費者不是同一主體，醫療的支付路徑模式變得非常獨特。這種獨特的支付模式決定了互聯網醫療又不可能從C端入手，因為用戶的支付意愿不僅僅取決于自身。

所以，市場對互聯網醫療的認知困境源于中國醫療體系自身的難點。正是中國醫療體系的控費能力薄弱導致互聯網醫療只能從C端入手，而正是醫療服務受制于支付方的賠付體系導致個人支付的意愿很弱，導致C端市場無法發展。在這樣的兩難市場下，如果從互聯網進入醫療領域，就會面臨巨大的支付危機，從而產生投資回報的危機。如果從醫療進入互聯網，路徑依賴相當強，互聯網成為服務方擴張的工具，對病人和支付方造成進一步的損害。因此，互聯網化的醫療和醫療的互聯網化都無法真正發展成為互聯網醫療。

篇2

藥品是人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必需品，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互聯網的日益普及，藥品銷售的渠道也不斷多樣化與多元化。互聯網藥品銷售方式在全球范圍內逐漸興起與發展。通過互聯網進行藥品銷售，在提高了銷售效率的同時，降低了成本，對于增強藥品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與作用。美、歐、日本等國家與地區的互聯網銷售產業已形成了一定的規模，而我國互聯網藥品銷售產業才處于起步階段，有待于不斷的完善與發展。

一、國外互聯網藥品銷售市場現狀及模式

美國是互聯網藥品銷售產業興起的主要國家之一。如今美國網上藥店約有一千多家，同時關于醫療保健的網頁店鋪已近兩萬多個。在國家政策與網絡技術的支持下，已經形成了相對完善的醫藥商品銷售交易平臺。根據相關調查顯示，約有百分之六十的美國網民通過互聯網咨詢醫療問題或通過網絡購買所需藥品。美國互聯網藥品銷售已逐漸成為了其電子商務的重要組成部分。

歐洲部分國家互聯網藥品銷售行業的發展已形成了一定的規模，并且具有規范的技術支持與完善的法律法規予以規范。但是一些國家對于互聯網銷售采取了一定的制約措施，例如英國制定了多個互聯網藥品銷售的標準，只有在符合這些標準時才可以進行合法的銷售處方與非處方藥品。德國對于互聯網藥品銷售的主體，僅僅限定除了藥房，其他任何個人、組織不得在互聯網上進行藥品的銷售。瑞士約有百分之十六的藥品銷售額是通過互聯網完成與實現的。在意大利，其國家藥師協會網站會提供藥店的信息和相關癥狀與藥品信息，在網站上注冊的藥師可通過該網站進行藥品銷售。隨著經濟的全球化發展，日本學習歐洲的互聯網藥品銷售經濟模式，逐步建立起了以第三方藥品互聯網銷售平臺為主的發展模式。

二、國內互聯網藥品銷售市場現狀

2005 年，原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頒布了《互聯網藥品交易服務審批暫行規定》，為我國互聯網藥品銷售行業發展提供了初步的網絡藥品行業規則與標準，為互聯網藥品的銷售行為提供了一定的依據。該規定允許符合相關規定的藥品企業通過規定審批程序申請加入互聯網藥品交易平臺，進行部分特定非處方藥的銷售與相關病情的咨詢。國家商務部在《全國藥品流通行業發展規劃綱要（2011-2015 年）》中，提出了“發展基于信息化的新型電子支付和電子結算方式，降低交易成本，構建全國藥品市場數據、電子監管等信息平臺，引導產業發展，實現藥品從生產、流通到使用全過程的信息共享和反饋追溯機制”。根據中國網上藥店理事會的有關統計，2013年我國網絡醫藥的銷售額已達到了四十多億人民幣，由此可見，如今我國互聯網藥品銷售已逐漸發展，同時引起了藥品銷售企業的高度重視，因為在信息化的今天，新媒體技術迅速發展，互聯網銷售平臺將會是一個前景廣闊、利潤豐厚的交易市場，能夠在增強企業競爭力的同時。為企業帶來不菲的經濟利益。相對于與美國等發達國家，其互聯網月銷售額就超過了近兩億多，因此，我國目前的互聯網藥品銷售市場正處于開拓與起始階段。據有關部門的統計，截至2013年12月，通過申請并注冊，獲得互聯網藥品信息咨詢服務的企業共4682 家，但是享有在互聯網上銷售藥品資格的企業共計有兩千多家。

三、我國互聯網藥品銷售模式分析

如今，我國聯網藥品銷售包含B to B、B to C 和第三方交易平臺三種主要的模式。

1、B to B 模式

主要是指企業相互之間以及企業和醫藥衛生機構之間借助網絡的藥品銷售平臺，取得良好效果的網站之一是上海醫藥商務網。B to B 模式下的互聯網藥品銷售企業必須具備《互聯網藥品交易服務資格證》和《互聯網藥品信息服務資格證》。實踐中具備兩證的企業比較少，因為涉及到網絡與藥品的特殊性，審批程序較為嚴格。在此種模式下的藥品，既存在普通商品特性的同時，又具有其獨特性。由于藥品的特殊性，為了保障藥品質量與藥效，必須在生產、保存、銷售等各個環節嚴格把關，必須以嚴格的管理規范和技術標準作為支撐。此種模式，在我國目前的市場中表現的比較活躍。

2、 B to C 模式

是指藥品企業采用在網上做廣告、打宣傳的方式來吸引網絡顧客，從而增加藥品的銷售量的模式。比如北京金象大藥房的網上銷售平臺。由于我國互聯網藥品銷售模式處于初級階段，各項基礎設施、監督措施等不健全，我國法律法規對于網絡藥品銷售企業的資質、管理制度、醫療設備等有著具體、嚴格的規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與制約了B to C 模式在醫藥行業的發展空間。同時我國醫藥網絡信息系統尚未統一、科學建立，導致消費者能在互聯網中使用醫保卡購藥，在一定程度上給消費者帶來了不便。

3、第三方交易平臺模式

此種互聯網藥品交易模式主要分為集中采購和政府采購兩種，比如：海虹醫藥電子商務網。通過這種模式，政府可以通過諸多信息對于網絡藥品企業進行有效、及時的監督，充分保障了互聯網藥品銷售企業發展的規范化與合法化。但由于我國藥品市場地域性較強的特點，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第三方交易平臺的規模化發展。

四、借鑒國外先進經驗，完善我國互聯網藥品銷售

1、建立統一的信息傳遞標準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網絡信息技術對于企業核心競爭力的增強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建立我國互聯網藥品銷售統一的信息傳遞標準，能夠實現信息在企業、醫療機構，藥品監督機關之間的信息資源共享，從而為網絡藥品銷售市場的正常運行提供了保障，同時有利于監督機關實施有效的監督。

2、改變藥品市場消費觀念

作為發展中大國的中國，我國網絡藥品銷售市場的發展尚不健全，人們對于網絡銷售的藥品的信任度不是很高。政府需要出臺相關的政策與制度，支持網絡藥店以及公益型醫療網站的建設與宣傳，為人們提供藥品信息、醫療保健等方面的咨詢，使人們對于網絡藥品銷售有一個正確、明確的認識，增加對于網絡藥品銷售市場的認可度。

3、提供更多的支付方式

我國互聯網藥品銷售市場的支付方式比較單一，大多數為網銀付款或者支付寶。在美國等發達國家，互聯網藥品銷售的支付方式有醫保卡、醫療保險、保險公司等多種方式。方便了網絡購藥顧客的同時，促進了互聯網藥品銷售市場的繁榮與發展。因此，增加藥品網絡銷售支付方式是加快我國互聯網藥品銷售發展的重要保障措施。

4、創建高效的經營模式

在移動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等科技不斷發展的背景下，作為醫藥行業完全可以運用互聯網思維，引入了新的經營模式“O2O模式”，O2O模式與傳統的經營模式不同，它能夠在線上對產品進行全方位的展示，提供全天候的咨詢服務，以及按病找藥、代客尋藥、配伍禁忌、健康手機報、微博、微信等眾多貼心小服務，讓用戶體驗到高質量的服務。同時，線下用戶訂購的藥品，系統會自動安排給就近藥店，藥店的執業藥師會根據訂單配藥并嚴格密封，再交由專職配送員私密送貨上門，確保藥品的安全及用戶的隱私，在滿足用戶及時用藥的同時還可以大大提升醫藥經營企業的服務質量和工作效率。

互聯網藥品銷售是一個復雜的社會系統工程， 要完善我國互聯網藥品銷售市場，尤其是其在我國正處于形成發展階段，需要國家法律、法規、政策的支持，才能逐漸市場化與規模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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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國內互聯網藥品銷售的現狀及模式

2.1國內互聯網藥品銷售現狀2005年，原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頒布了《互聯網藥品交易服務審批暫行規定》，這一規定的實施，給我國互聯網藥品銷售行業帶來了無限的商機。《互聯網藥品交易服務審批暫行規定》允許有藥品銷售資質的企業申報互聯網藥品交易服務，可通過網絡銷售非處方藥[3]。國家商務部在《全國藥品流通行業發展規劃綱要（2011-2015年）》中，提出了“發展基于信息化的新型電子支付和電子結算方式，降低交易成本，構建全國藥品市場數據、電子監管等信息平臺，引導產業發展，實現藥品從生產、流通到使用全過程的信息共享和反饋追溯機制”。中國網上藥店理事會最新統計數據顯示，2013年網上醫藥交易規模突破了40億元人民幣，網絡銷售市場規模的大幅度增長已經得到了企業的重視。但我國目前僅有少數網站的藥品銷售額超過千萬元人民幣，而美國大型的網絡零售藥店單月銷售額就超過2億元人民幣，這樣看來，我國互聯網藥品銷售仍處于市場開拓階段。2.2我國現行經濟體制下互聯網藥品銷售模式近年我國的藥品流通行業，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得到了長足發展。全國藥品流通領域的法律框架和監管體制已基本建立，藥品供應保障能力明顯提升，覆蓋城鄉的藥品流通體系初步形成，市場規模持續擴大。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網站的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13年12月，已申請并可進行互聯網藥品信息服務的企業共計4682家，可進行互聯網藥品銷售服務的企業共計213家。因此，隨著我國現代醫藥物流、網上藥店以及第三方醫藥物流等新型藥品流通方式的不斷發展，現代流通模式在整體醫藥銷售中所占比重逐步提高。目前，我國的互聯網藥品銷售包含BtoB、BtoC和第三方交易平臺這3種模式。其中BtoB是指企業與企業之間、企業與醫藥衛生機構之間的互聯網藥品銷售模式，其典型的網站是上海醫藥集團建立的網絡采購信息平臺——上海醫藥商務網；BtoC是指企業通過網站進行宣傳和銷售醫藥商品的銷售模式，其最典型的網站是北京金象大藥房的網上銷售平臺；第三方交易平臺則包含集中采購和政府采購兩種形式，最典型的網站是占國內互聯網藥品交易份額一半以上的海虹醫藥電子商務網。

3我國互聯網藥品銷售模式分析

3.1BtoB模式藥品既有普通商品的特性，又有其特殊性。為保證藥品流通、使用的安全，對其中的每一個環節，如庫房面積、溫度、設備設施、信息系統和藥品批號等都要制定嚴格的管理規范和技術標準[5]。BtoB模式下的互聯網藥品銷售企業必須具備《互聯網藥品交易服務資格證》和《互聯網藥品信息服務資格證》。目前，已獲得兩證可進行BtoB交易的藥品生產和流通企業不多，其中多以企業自主批發的形式進行銷售。雖然國家對BtoB互聯網藥品交易模式審批較為謹慎，但對通過審批的企業從事互聯網銷售活動一直予以大力支持，所以，這種模式也是目前我國互聯網藥品銷售3種模式中最活躍的1種。3.2BtoC模式《互聯網藥品交易服務審批暫行規定》對從事銷售的企業資質、人員資質及相關管理制度和醫療設施做出了詳細規定，同時還要求“醫療機構不得采用郵售、互聯網交易、柜臺開架自選等方式直接向公眾銷售處方藥”。這些限制降低了BtoC模式在醫藥行業的發展空間，這是由于我國目前醫藥信息系統沒有采用統一的信息通信與共享技術標準。醫院、醫療保障機構、藥品生產、銷售企業不能通過互聯網連接，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處方藥通過互聯網進行銷售，與藥品銷售相關的信息不能在企業系統和醫療機構的系統中互聯互通。讓消費者感到不便的是，由于不能通過互聯網在醫院與銷售企業之間進行處方傳遞，導致消費者只能憑紙質處方到藥房自行購藥；由于醫療衛生監管機構、醫院、社會醫療保障機構和銷售企業間未能實現網絡互聯互通，導致消費者不能在互聯網中使用醫保卡購藥。3.3第三方交易平臺模式第三方交易平臺主要被應用于集中采購和政府采購中，通過這種形式可為企業和醫療機構搭建一個功能先進、渠道暢通、信息安全、便于政府監管的醫藥電子商務網絡平臺。但應看到，地域性強且有不同的法規是我國藥品市場的基本特征[6]。沒有時空限制的網上訂單對于具有互聯網藥品銷售資質的企業來說是很重要的，協調地域性的差異成為第三方交易平臺發展中的最大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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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市場潛力

2016年全國兩會已經圓滿落下帷幕，醫改話題再次成為兩會的熱點議題之一。兩會期間，關于醫改的主要議題有大病醫保、分級診療、醫養結合、互聯網醫療等幾個方面，《政府工作報告》中更是提到“人均預期壽命提高1歲”的目標。業內專家認為，為了實現這一目標，要將重“醫”輕“防”的觀念進行轉變，對慢性病進行有效的管理。

之所以要強調對慢性病進行有效的管理，是因為慢性病已經成為全球居民健康的“頭號殺手”。統計數據顯示，在中國，每年以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為首的慢性病，致死人數占據了所有死亡人數的85%。據官方統計，2012年中國成人高血壓患病率是25.2%，患病人數約2.5億人；糖尿病患病率為9.7%，患者約為1億人。去掉糖尿病高血壓并發癥因素，這兩部分人群就接近3億人，而這個龐大的人群，知曉率和就醫率并不高，治療達標的更是只有很一小部分。以糖尿病為例，中國的糖尿病患者50%沒有意識到自身患病，其中有一半人沒有接受治療，其中有一半人不能堅持治療，而堅持治療的患者中只有一半可以達標。

慢性病的醫療費用支出更是驚人，據統計，2015年中國醫療衛生費用達到39517億元，慢病患者的醫療費用高達28000億元，慢病在我國疾病負擔中所占比例超過70%，造成了極大的經濟負擔。

慢性疾病的患病率和致殘率的大幅攀升、醫療資源消耗、患病人群年輕化等問題越加顯現，引發市場尋求更完備、更高效、更有效的手段來防止這一現狀的進一步惡化。藥廠、醫療器械廠，以及BAT等互聯網公司各路英豪紛紛磨拳擦掌，都試圖以“互聯網+”的手段和速度在這個龐大的市場中分得一杯羹。2015年阿里健康攜手衛寧軟件、騰訊注資掛號網、益佰制藥攜手掌上藥店、春雨醫生等移動互聯網醫療平臺受資本市場熱捧，互聯網的戰火在醫療健康領域愈演愈烈。中國平安、泰康人壽等商業保險公司也推出了互聯網健康管理產品。

易觀智庫分析師姜昕蔚告訴《中國經濟信息》記者：“目前互聯網醫療慢病管理切入點有兩個，主要都是圍繞慢病的自我管理，一方面有管理工具型APP，另一方面是可穿戴設備。

在慢病管理APP方面，糖尿病作為人數眾多，并且需要時常通過飲食、健身等方式調節的慢性病，已經成為慢病管理的重要切入口，在糖尿病的管理方面已經有較為成熟的運營模式。以糖尿病管理APP糖醫生為例，易觀智庫《中國移動慢病管理市場年度盤點2015》中指出，目前糖醫生已經形成主要以“服務立體化+服務流程化+監測儀器智能化+患患溝通趣味化”的立體化醫學服務體系，具體通過線上線下服務對接實現立體化服務，通過對健康到患病狀態的多元化用戶預防與控制的結合，實現服務的流程化；通過“糖+”與主流醫療器械的結合，在為用戶節省重新購買智能血糖儀成本的同時，實現了監測儀器的智能化；通過低糖美食分享、公益活動等患者與患者溝通方式，加強患者與患者間聯系，增加患者抗糖意志，實現患患溝通的趣味化。

互聯網慢病管理生態

易觀智庫分析師姜昕蔚告訴《中國經濟信息》記者：“慢病是一個長期的生意，對于病人來說是一種生活狀態，其實和健身人群很相似，從吃住行購物等各個方面滲透到用戶的生活中，慢病管理的生態基本圍繞慢病患者的生活狀態展開，包括生活狀態記錄、飲食、運動、藥物、知識獲取等等。”糖醫生創始人徐峰認為，慢病管理生態的建立，需要多方的協作，包括醫院、社保體系、互聯網企業、硬件科技企業甚至保險企業等等，從患者的生活狀態延伸到整個社會生態。

對于健康管理或者慢病管理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個人健康檔案，這是慢病管理的第一步。互聯網的介入，能夠幫助患者輕松建立一個完整的個人健康檔案信息，包括住院病歷、化驗信息、體檢機構的體檢數據、以及各種智能硬件采集上來的健康數據等等。糖醫生創始人徐峰認為，通過互聯網或者大數據，能夠很輕易的將個人信息匯集到一起，形成一套可延續、可轉移的個人健康檔案，進而讓慢病管理實現各系統之間的無縫銜接。

慢病管理需要醫院或者醫生資源的協作。姜昕蔚認為，中國慢病患者目前的構成是整體受教育水平較低，知識獲取能力低，所以完全自我管理難度大，在這種環境下連接醫生，讓醫生指導自我管理是目前比較常見的解決方案。徐峰認為，慢病管理無疑需要醫護人員的協作，但是目前我國醫療資源分配過于集中，導致基層缺醫少藥，這些都需要移動醫療來解決。通過互聯網幫助醫生多點執業、幫助患者輔助決策，通過醫藥電商幫助患者解決用藥問題等等。

易觀智庫《中國移動慢病管理市場年度盤點2015》認為，目前我國慢病管理市場處在探索期，互聯網醫療沉陷領域細分化趨勢，資本大量涌入，移動慢病管理市場快速發展，但是市場發展并不完善。對于互聯網概念的企業來說，前期的盈利是一大問題，姜昕蔚告訴《中國經濟信息》記者：“慢病服務需要O2O，而O2O又是行業比較成熟的一個表現，慢病管理才剛剛起步，仍處在用戶培育過程中，目前并沒有成熟的盈利模式，如果說要盈利的話，一個比較快的贏利點就是藥物，如果獲得了藥物社保通路，慢病管理的盈利速度會大大提升，但難度相對較大。”

問題與機會并存

慢病管理雖然已經成為資本的寵兒，但是在市場啟動期，仍然面臨著巨大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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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互聯網醫療剛性需求的不斷擴大，互聯網醫療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展。據易觀智庫統計數據顯示，2011年至2014年，在政策、技術、需求的推動下，中國互聯網醫療總體市場以31.1%的復合增長率穩步發展，至2014年，互聯網醫療總體市場規模達113.9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26.8%。預計未來兩年仍然高速增長，2017年受在線醫療增速放緩的影響，互聯網醫療整體增速放緩（見圖1）。

2014年，我國網民規模為6.5億，普及率達48%;手機網民為5.6億，占比86%，因此，互聯網醫療逐漸以移動醫療為主成為必然。從互聯網醫療市場規模構成數據來看，移動醫療占總體市場規模的比重從2011年的17.0%增長到2014年的26.4%，2011～2014年移動醫療以51.8%的發展速度遠超在線醫療25.9%的發展速度。預計至2017年，隨著移動互聯網對醫療健康各個環節的逐漸滲透，移動醫療的占比將超過在線醫療，達到55.0%。因此，移動醫療將會是互聯網醫療未來的重點方向。

從產業鏈來看，目前我國互聯網醫療產業已經整合了移動醫療服務商、醫療設備制造商、IT巨頭、風險資本、移動運營商、應用開發商、數據公司和保險企業等眾多參與者，形成了以在線醫療和可穿戴設備為主的產業格局。未來，隨著互聯網技術的快速發展、新產品開發的加快和企業經營實力與創新能力的不斷增強，互聯網醫療產業鏈將向縱深方向發展。

從競爭來看，互聯網醫療的巨大潛力和無限商機吸引了越來越多的企業前來“搶灘”，競爭十分激烈。近年來，蘋果、谷歌、三星分別推出了各自的智能健康平臺，百度、阿里、騰訊也通過投資或并購的形式入主國內知名在線醫療平臺。但是整體來看，上述巨頭的相關布局更多的屬于戰略卡位，而在底層數據的收集環節仍處于各自為戰的探索階段，互聯網醫療的價值主要體現在對大數據的分析和利用上。未來，隨著市場參與者對數據資源的掌握和利用能力變化，競爭格局也會處于不斷的動態調整過程中。

驅動互聯網醫療發展的關鍵因素

隨著國家不斷出臺互聯網醫療相關利好政策、移動互聯網的發展和傳感器技術的進步、用戶對醫療資源的需求日益迫切，以及巨額資本的不斷涌入，互聯網醫療行業進入高速發展期。

國家政策利好。在政策層面，國家今年以來頻頻出臺醫療相關政策，推動我國互聯網醫療行業的重塑。2015年1月12日，衛計委《關于推進和規范醫師多點執業的若干意見》，提出推進醫師合理流動，放寬條件、簡化注冊審批程序，探索實行備案管理或區域注冊，優化醫師多點執業政策環境。2月國家發改委批復5省區遠程醫療政策試點，為推廣應用遠程醫療提供實踐基礎和經驗借鑒。同月印發《關于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2014年工作總結和2015年重點工作任務的通知》，確定了2015醫療改革的七個方面。3月6日，國務院辦公廳正式印發《全國醫療衛生服務體系規劃綱要（2015-2020年）》。規劃要求，開展健康中國云服務計劃，積極應用移動互聯網、物聯網、云計算、可穿戴設備等新技術，推動惠及全民的健康信息服務和智慧醫療服務，推動健康大數據的應用，逐步轉變服務模式。5月7日國務院出臺的加快發展電子商務意見中，明確提出要制定完善“互聯網+食品藥品”經營監督管理辦法，推動醫藥電商發展。8日國務院印發全面推開縣級公立醫院綜合改革意見，9日國務院出臺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2015年工作重點。在政策的刺激下，我國互聯網行業與醫療行業的融合勢在必行。從國家出臺的這一系列政策中，可見多點執業、醫藥分開、網售處方藥、加快發展商業保險等信號已經十分明確。互聯網醫療健康產業的春天就要來臨。

技術相關因素的推動。4G和Wifi技術發展，使終端設備更加快速地連接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的迅速發展，使快速地從實時數據流中獲取有價值的信息成為可能;網絡和智能手機等硬件的普及，使得互聯網醫療可覆蓋人群大幅提升，同時加速保守的醫生群體的觀念轉變;傳感器技術的快速發展，使得可穿戴設備更加智能化;機器深度學習技術的發展，也將為人類帶來更加智能化的服務。這些因素為醫療行業的發展帶來了巨大的空間，使得遠程醫療、慢性病監測、在線醫療、移動醫療等成為可能，從而改變現有的醫療服務模式。

用戶需求的推動。醫療資源不均衡導致看病難、掛號難問題凸顯，成為醫患關系緊張的導火索;中國老齡化人口增多，慢性病患者越來越多，造成醫療資源出現嚴重短缺;隨著人們收入的不斷升高，個人健康管理意識大大增強，對冶未病有了明確需求;藥品鏈條信息的不透明導致看病成本居高不下，以藥養醫的狀況依然持續。

BAT等重量級選手參與及資本的推動：BAT、京東、360、小米等大體量公司憑借敏銳的嗅覺快速進軍移動醫療領域，使得互聯網醫療炙手可熱，大量創業者涌入該領域;短短三個月之間，掛號網1億美元、丁香園7000萬美元、春雨醫生5000萬美元三起融資，引發了業內對互聯網醫療的熱切關注，互聯網醫療領域熱錢涌動，使得互聯網醫療迎來爆發。

互聯網醫療發展趨勢

計算機世界研究院認為，未來互聯網醫療將呈現出以下發展趨勢：

重度垂直將成為互聯網醫療未來發展的最重要的趨勢。重度垂直，是指企業通過自建，或整合某個細分疾病領域的一系列完整的醫療服務鏈條，從而達到消費者可以在一個企業的平臺上獲取一站式完整閉環醫療服務的商業模式。任何一個互聯網醫療的商業模式都存在于兩個維度所構成的四個方向之中，這兩個維度，一是在病種類別上，是做大而全，還是做垂直細分;二是在整個服務鏈條上，是做獨立環節，還是做重度整合。四個方向是：重度-大而全，重度-垂直，獨立環節-大而全，獨立環節-垂直。由于醫療服務需求的“縱向”衍生性存在，我們認為像網購電商那樣大而全的模式在互聯網醫療領域不成立。“重度垂直”將是大勢所趨，但“獨立環節-大而全”的互聯網醫療平臺將依然存在。我們認為最終互聯網行業將發展為“一全多垂”的行業生態。結合到病種細分方向，我們認為具備七大要素的病種方向，更適合重度垂直，即：治不好（慢性）、必須治（致命、痛苦）、高單價、高頻次、多環節、重時效、基數大。而具備這七大要素的病種有糖尿病、肝病、心臟病、腫瘤、尿毒癥等，它們有可能最先實現重度垂直的互聯網醫療模式。

“重問診模式”產品將更有發展潛力。目前市面上，“輕問診模式”的產品較多，但存在一些弊端。例如，對于患者而言，使用頻率低，對醫生無依賴，對軟件的信任感低;對于醫生而言，沒有患者數據，學術價值低，且比較隨意。“重問診模式”的產品讓就醫問診變得更垂直、高效，在預約掛號、導診就診、看數據等方面可一鍵解決。對于醫院而言，“重問診模式”有利于科學安排資源，減少運營壓力;對于患者而言，可以減少就醫時間與費用;對于醫生而言，可以提升自我價值，減少醫患矛盾。

個性化醫療將是未來健康的重要趨勢。互聯網醫療重視精準醫療、個性化醫療。通過建立每個人的健康檔案，為他們提供更精準、更匹配的醫療服務，進而達到預防、預測的目標。精準醫療的核心是把人群細分，對病人個體化的行為和數據進行精準的解讀，給出精準的解決方案，這個過程非常復雜，需要大量的醫療數據。通過精準醫療，可提高治療的有效性、進一步降低不必要的藥物的副作用、節約醫療的費用。此外，大數據時代的醫療模式會有比較大的明顯變化，即從簡單診療發展到疾病的預測、疾病的預警，再到積極參與管理，最后到個體化治療。未來每個人都有配套的終端，完全可以實現隨時隨地對自己身體體征生命的相關信息進行篩查、收集，然后相關信息會傳遞到健康顧問家庭醫生那里，可以進一步得到相關疾病回饋以及健康指導。未來，隨著互聯網、大數據、基因測序技術的進一步發展，“因人而醫”時代將會來臨。個性化醫療將在現在互聯網醫療的基礎上，由生理數據層面，深入到基因層面，實現真正的精準醫療。

健康管理將隨時隨地。隨著移動醫療產業的成熟發展，隨身健康管理將逐步興起。移動互聯網時代的隨身健康管理可使專家服務大量人群，人們可以隨時隨地獲得專業的內容服務。隨身健康管理類似一個臨床診療的過程，可以跟隨個人，提高健康水平、降低意外風險和醫療支出，也能緩解醫療機構的壓力。尤其是針對患有慢性代謝性疾病的患者，以及具有心臟病突發風險的高危人群，隨時隨地進行健康管理將更為重要。

篇6

互聯網醫療的2016：一個供給側的視角

作為一個被資本強力催長的分支，互聯網醫療在中國的發展本身并不具備成熟的條件。雖然，中國醫療市場的變革正在展開，市場的需求也遠高于供給，但互聯網醫療的發展遠未到達爆發的時點。在欠缺成熟催化劑的前提下，目前被資本強力推高的公司正面臨巨大的發展模式可持續性挑戰，2016勢必將成為互聯網醫療涅重生之年。

醫療市場的走勢

要理解互聯網醫療未來發展的方向，必須首先理解中國醫療市場未來的走勢。鑒于中國長期的老齡化和醫療服務需求的高漲，套用供給理論可能更適合作為醫療市場分析的框架。供給理論強調改善供給能力來調整需求，好的供給自然能帶來需求，通過降低政府對資源的支配，加強市場優化資源配置來達到良好的治理效果。供給側改革初期治理的核心是淘汰落后產能并通過市場優化產能供給，而政府在多個渠道降低直接管理，鼓勵創新，更多的轉向以監管為核心的治理模式。

在醫療服務市場，需求并沒有下降，反而在節節上升，但有效優質的供給卻始終非常匱乏。因此，相比于那些需求疲軟的行業，醫療服務是供給側改革更容易體現效果的對象。而要改革，首先是應該將落后產能淘汰和重組并強化優勢產能，從而進一步有效滿足市場需求。

從市場現狀來看，目前三甲醫院集中了優勢產能，無論是人才、技術水平還是硬件設備，三甲一應俱全，也獲得了需求方的一致認可。而二級以下醫院，特別是基層醫療機構則因為缺醫少藥，成為落后產能，需求方不認可，看病的人寥寥可數。表面看來，改善供給只要擴大三甲，淘汰基層就能實現。

但是，醫療服務有別于普通商品，其自身的供給邏輯并沒有這么簡單。三甲雖然集中了優勢資源，但價格高昂，浪費嚴重，嚴重耗費了支付方和病人的資金。由于小病占了醫療需求的大多數，而大病的占比畢竟只是少數；如果任何小病都涌向三甲，勢必造成進一步的醫療資源浪費，導致供需失衡無法扭轉，最終讓病人和作為支付的醫保承擔高額的費用。基層作為守門人則主要以較為合理的價格為普通的小病提供服務，而占比較小的疑難雜癥和重癥則交給大醫院去解決。

因此，在醫療服務市場，改善供給的核心是將大醫院的功能定位于大病，大部分的小病還是回到基層。淘汰落后產能的核心是將自身服務能力差且無法吸引病人的基礎醫療機構淘汰或重組，加強那些已經有較好服務能力的基礎醫療機構。對于大醫院來說，由于未來分流會造成其營收下降，應該以政策指引的形式讓其明確自身發展的邊界并做好開源節流的規劃，通過深化對大病的治療能力來增加供給縱深，并規模化地削減原本被浪費的成本。

醫療供給側的改革

因此，醫療供給側的改革主要集中在幾個方面：第一，合格醫療人才的培養和訓練。當前供需矛盾最為突出的問題是合格醫生的匱乏，如何加強對醫生的培養并通過長期的訓練使其成長為合格的具有完整服務能力的醫生成為重點。在中國專科盛行的體系下，即使放開醫生自由執業也無法為基層提供足夠的合格全科醫生，這也是目前制約提高供給的另一個因素。因此，加大合格醫生的供給才是正道，但這耗費的時間會較長，不能立竿見影。不過與那些試圖通過投機取巧的方式來解決困境的方式相比，這是更為有效而穩健的方案。

第二，支付體系的建立。在醫療機構整體改革的大背景下，服務費用的上升是大勢所趨，但價格上升后全國性的醫療服務價格標準并未建立，醫保的控費能力也極其粗放。如何在短期內建立一整套完整可行的支付價格體系是一個較大的挑戰。支付標準和監管標準作為供給改革的基礎是最不可或缺的，無論是服務供需雙方還是產品方，最終都是要依靠這個作為指引。只有在一個全國性的支付標準建立后，醫療市場改革才能落到實處，市場的調節手段也才能體現出來。

另外，商業健康險的發展也將作為支付體系的有益補充。在過去的10年，高端健康險獲得了一定的發展，但市場規模過小，無法獲得大發展。未來商業健康險主要的市場將集中在中端人群，因為這部分人群對優質醫療服務需求最為旺盛，也有能力支付一定的費用來購買健康險。隨著商業健康險的發展，支付方將支撐優質醫療服務的成長，也增加了供給。

第三，政府降低準入、回歸監管。目前優質供給困難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政府監管錯位，主要集中在準入審批而非強化監管。要加強供給，需要將準入降低，讓各類機構都能進入，但需要加強事中和事后的監管，嚴格控制醫療行為。監管精細化將是未來發展的重點，這對于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出了較高的要求，但也為各類輔工具提供了較好的機會。同時，商業健康險的發展也將有助于控費能力的增強，進一步提高支付方的監管能力。

第四，各層級協同體系的建立。要加強供給，光有加強基層優質供給還遠遠不夠，由于原先的供應體系已經被嚴重扭曲，各個層級之間原先的協作體系早已不通暢。如何將各個層級之間的協同體系建立起來，不能僅僅依靠行政命令，還需要有一個較好的價值理念作為指引。在這點上，療效將是一個很有利的核心指標，通過療效考核的方式來明確各層級的合作，將有助于不同機構有著共同的動力。

當然，醫生自由執業對于推動增加供給也起著一定的作用，但中國醫療供給短缺的核心問題是合格醫生的匱乏，醫生自由執業只能盤活存量，無法增量，最終還是解決不了短缺的問題。所以，核心還是在加大培養合格人才，但人才的進入是需要刺激的，這就不得不依賴支付方的支持，以提高醫生個人的收入。而收入的增加必須伴隨著監管，否則不僅控費流為空談，也將嚴重損害病人和支付方的利益。最后，各層級體系的協同是完善整個供給的重要一步，否則供給無法有效，依舊是割裂的區塊。

從上述簡單的分析來看，醫療服務市場的改革將是一個中長期的過程，但在變革的過程中，各方都將尋找到自身的機會。在大規模的市場變革中，互聯網醫療公司必須順應市場趨勢來明確自身的定位，拋棄不切實際的戰略，才能抓住浪潮，否則很可能難以維系。

互聯網醫療的未來分成

從供給側來看，互聯網醫療未來的機會將分為幾部分：第一，醫療人才的培訓。由于醫療人才培訓是一個長期過程，特別是全科醫生的培訓更是沒有前例可循，課程的研發和遠程教學培訓將成為一塊較為穩定增長的市場。同時，各個層級醫師常年的培訓也都將獲得較大的增長。這部分市場，政府的投入是一部分，更多的是依靠各家醫療機構的投入。因為在多點執業進而自由執業的大趨勢下，醫生會向更好的醫療機構流動，對人才的爭奪將常態化，獲得良好的訓練是很多處于上升通道的醫生所渴望獲取的。多層級的醫療機構的協同對醫生的要求明顯變高了，這些都繞不開長期的培訓。

第二，配合監管體系的發展。隨著標準化支付體系的建立，對醫療行為監管的完善將是一個長期的挑戰。在精細化監管建設的過程中，各類數據分析和互聯網的工具都將獲得運用，比如現在逐漸獲得市場關注的合理用藥系統和未來的PBM等都將是監管不可或缺的幫手。

第三，各層級之間的合作帶來的遠程醫療和移動醫療機會。隨著各層級醫療機構協作的加強，遠程問診和遠程監測都將獲得較大的發展。但遠程醫療的發展更多的將是為各類醫療合作體提供協同，而非獨立第三方的單獨發展，遠程問診的輔角色將日益加強。當然，目前中國整體醫療市場扭曲較為嚴重，中短期內獲得成功的遠程醫療公司將是那些能擁有龐大的線下重資產的公司，而非單純的互聯網公司。這一點與美國的發展以及行業投資人早期的基本判斷完全相反，也使得遠程醫療領域更多的成為一個巨頭之間的游戲，而非輕資產的互聯網公司所能運營的。

而移動醫療的發展更將緊密圍繞醫療服務的需求。由于缺乏價值醫療的賠付標準，移動醫療在中國沒有內在的驅動力，只能成為各個醫療機構更有效地去管理和服務病人的工具，以通過數據采集和分析來為醫療服務提供延伸和診斷輔助。由于主要支付方的醫保很難作為采購方來采購移動醫療的服務，而商保發展又過于緩慢，移動醫療在中短期內的發展更多側重于技術類服務，而非整體。

第四，云計算和數據分析的規模性擴張。在支付、監管和多層級合作的體系下，遠端的存儲和傳輸將獲得極大的增量，無論是為一家醫院單獨定制的還是為醫療合作體共同打造的，都離不開云計算。同時，為了加強醫療機構的運營效率、提高支付方的監管能力和更好地提高臨床醫療水平，數據分析將不可或缺，擁有大數據并不代表有能力去做好數據分析，這在未來將是具有專業化能力公司的角逐之地。

從以上的簡述來看，目前市場上的互聯網醫療公司如果要真正尋找到適合自身的模式，必須順應市場趨勢，任何純粹基于互聯網思維來做醫療服務的都將不可持續。從總體上來看，目前基礎醫療的供給存在較為嚴重的問題，對其進行重組和關停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而想在中期就能有收獲的公司必須暫時繞開體制，在體制外構建一個線下的重資產模式，才能在一個區域提供一個可能的互聯網醫療模式。

因此，未來兩年，能夠在這一市場存活和發展的首先是擁有線下重資產的大體量公司，光擁有巨額現金依舊很難在這一市場立足。盡管目前有多家公司試圖通過成為商業健康險的渠道來獲得營收，但互聯網醫療公司本身是無法通過成為保險渠道來成長為巨頭的。

其次，市場趨勢帶動下的大量細分市場都有機會，但對于大體量的公司來說都不適合，而是那些在細分領域長期深耕且專注的公司。無論是數據分析，或是合理用藥和未來的PBM公司，都是需要長期專注才能成功的，但這些市場未來盡管體量會很大，但市場仍會長期分散，很難在短期內出現大體量公司。

總之，增加優質有效的供給是未來醫療服務的長期趨勢，如何圍繞這一趨勢去獲取發展動力將是所有醫療服務公司都需要思考的問題，互聯網的工具性屬性將有助于市場的推進，但如何成功的在市場上找到契合點是互聯網醫療發展的價值所在。

是什么讓王杉們“瞧不上”移動醫療？

此前，原北大人民醫院院長王杉與春雨醫生創始人張銳的一場對話成了移動醫療甚至整個醫療界關注的焦點。然而，相比朋友圈的熱鬧，當時現場的觀眾卻只有一個感受：雞同鴨講。這場看似激烈的對話，其實是兩個不同領域內的大佬在談論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世界。

從氣勢上看，王杉也以壓倒性的發言時間，成為現場當之無愧的男一號。整場對話也傳遞出一種信號：站在公立醫院的角度，互聯網醫療公司目前還沒有和他們平等對談的資格。

真正讓大醫院院長“看不上”互聯網醫療的原因是什么？是醫療質量，是商業模式，還是醫療資源的所有者與索取者之間強烈的不對等地位？其實回頭來看，這種姑且可以用“封閉”或者“偏見”來形容的態度，多多少少都與院長們的知識儲備有關。

院長心中的互聯網、

大數據和移動醫療

當一個人擁有足夠的知識儲備，外界的觀念往往并沒有那么容易影響到他。在菁英階層里，這種模式更加典型。

大型公立醫院院長無疑是菁英階層中的菁英階層。在對話中，王杉不止一次提到了自己的從業經歷，尤其是與互聯網、大數據有關的經歷。看得出來，他對IBM在醫療大數據的整體解決方案是認可的，并且認為這將是未來醫療發展一個必然的趨勢。

對于院長們來說，IBM正在做的這些事才是看得見摸得著的，未來對醫療行將會產生巨大的影響。而這一覆蓋云存儲、云計算的領域才是與醫療行業真正對等的陣營。

在張銳為數不多的發言內容中，其中一點確實說中了目前大部分公立醫院院長對于信息化和互聯網的理解：“傳統的醫療是以醫療作為主體的，無論是工作還是自己的IT系統都會往塔尖走。”

實際上，無論是院內的信息化工作，還是在和信息科的對接上，院長們也在進行著一次體驗式的改革。當幾個醫院一起開會的時候，院長們拿出手機，通過業務或者管理的信息系統就可以看到自己醫院的運營狀況，或者某個病人的信息。

對于院長們來說，這是一種最直接的體驗，真正能感覺到移動技術和信息化帶來的好處。而現在廣義上的移動醫療，尤其是以用戶為中心的平臺，沒有給院長帶來任何體驗。起碼，沒有任何正面的體驗。

院長的價值判斷：

投入與產出

面對張銳半玩笑式的邀請，王杉的回應也很直接：“你把我的價值只限于‘給你用’，我可能還有更大的價值。”更大的價值在哪里，委婉點說是給移動醫療“出主意”，再直接點說：這個游戲得讓醫院制定規則。

這樣“霸道總裁式”的回應并不是沒有道理，或者說，大型公立醫院的院長其實就是扮演著總裁的角色。他們每天所要面對的是醫院里“醫、教、研”幾條線，時刻惦記著人才、資金，總是在進行價值的判斷。不難理解，王杉在對話一開始就拋出的那幾個問題：醫療質量、患者安全、人才培養，以及圍繞這一切投入的管理成本。

這些原本就不是移動醫療所能解決的，但是確實是醫療行為中必須涉及的部分。談到這樣的問題，是處于院長這個位置的一種慣性思維，也是價值的博弈。

互聯網企業如何沖破醫院的“壁壘”，這個問題說著說著就似乎真的成了醫院的問題。可是回過頭來想想，當移動醫療這個行業根本沒有建立起來的時候，就已經把“壁壘”掛在嘴邊，認定有人在人為地設置障礙，略顯有些“矯情”。

而對這個問題，王杉的回答也很明確：“（互聯網公司）真的沒有拿出什么現在已經成熟的、醫院必須買的東西。你給到了醫院什么，醫院就必須買你的服務？”

回到最后，還是價值的判斷和交換。在醫院看來，他們的價值是明確的。在目前的醫療體制下，醫院仍然是醫療資源最集中的地方，而大學醫院更是“產供銷一體化”。這時候有人想來分一杯羹，醫院費盡心思培養出來的醫生資源就這樣在一夜之間要“給你用”，憑什么？

目前公立醫院院長們對于外界，尤其是移動醫療創業者來說，正逐漸形成一種不愿意接受新鮮事物的刻板印象。假如從這種思維格局里跳出來看，不難發現，院長們對移動醫療的不屑一顧并不是因為它是“新鮮”的，而是基于自身的知識結構，以及這一行業能給醫院帶來的價值判斷的。

篇7

當前醫療市場最大的扭曲行為，是本應成為醫療體系金字塔尖的公立三甲醫院們，成了不管大病小病都可以直接蜂擁而入的基礎醫療提供者。

如果我們把醫療這個產品分為價格、服務和水平三個維度，就可以發現三甲醫院的高水平醫療服務，被人為扭曲為低價格、差服務。很難說清究竟低價格和差服務究竟誰是因誰是果，但可以肯定的是，按照當前中國三甲醫院的醫護人員工作強度，不可能提供患者心目中那種既費時間又費錢的優質服務。

近十多年來，很難讓患者、醫生和政府滿意的醫療體系改革也證明了這一點。假設我們認為三甲醫院提供的醫療服務價格高服務差，那么民營醫院本該可以實現相同價格下更好的服務，或相同服務下更好的價格，可惜扭曲的體系創造出了更為扭曲的結果，醫患矛盾比十年前顯著惡化。

莆田系醫院提供了與三甲醫院價格相仿的醫療服務，但整體醫療水平非常低，不僅差到高水平的醫生不愿意和莆田系沾上關系，連莆田系老板也不希望自己的醫院被貼上莆田系的標簽，很多員工甚至不知道自己正在為莆田系醫院工作。

私立醫院能夠吸引高水平的醫生加盟，提供與三甲醫院相仿的高水平醫療，但是和睦家等醫院的價格遠遠超出三甲醫院，價格不太貴的深圳港大醫院則兩年就虧掉10億元。單個病人享受的醫護人員服務增多，自然感覺更舒心，但這樣的高成本不是人口基數龐大的中國能夠承擔。

這就是高度管制下扭曲的醫療體系現狀。沒錯，是有數量眾多的病人哭喊著醫療費用太高，可惜在國家不增加投入補貼醫保的前提下，被搞成基礎服務提供者的三甲醫院的價格已經被扭曲壓低。低價格、差服務的結果可以看成一種國家強制福利。本該是整個醫療體系中承擔各種難題的金字塔尖，被強扭成了基礎醫療服務主力軍，這樣做的結果不僅導致三甲之外的基層醫院全面萎縮，還為試圖扭轉局面的新入行者造成了巨大的障礙。

篇8

“我們必須站在患者的立場上考慮問題，針對患者需求，以移動互聯網思維對醫院進行解構和重塑，建立新的組織形式和商業模式。”

在9月19日第二屆西門子杯MBA醫療健康商業創新大賽上，上海市第一婦嬰保健院院長段濤教授受邀作為嘉賓演講談創新，會后《問健康畫報》、《醫藥地理》及丁香園相關記者就“互聯網+醫療”對段濤院長進行了一次專訪。段濤表示：“互聯網+”要觸及醫院的核心，要以互聯網為核心，患者為中心。

互聯網+醫療是革命性的創新

自從進入移動互聯網時代以后，互聯網+醫院成為熱點。很多人號稱要創建智慧醫院，打造互聯網醫院。但事實上，大多數醫院做的只是醫院+互聯網應用而已，并沒有觸及核心。

“‘醫療+互聯網’與‘互聯網+醫療’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現在大多數的醫療機構做的都是‘醫療+互聯網’，就是說這些傳統的醫療模式（商業模式或運營模式）并沒有發生改變，只是順勢而為進行移動互聯網化，對管理和服務進行優化，提升效率和服務，但這種做法無法從根本上改變整個醫療的現狀。 段濤，同濟大學附屬第一婦嬰保健院教授，主任醫師，博士研究生導師，院長，上海市產前診斷中心主任。個人研究方向：（1）子癇前期；（2）出生缺陷的產前診斷；（3）成人疾病的胎兒起源。

而‘互聯網+醫療’則是以互聯網技術為核心，針對患者需求，本著以患者為中心的原則，以移動互聯網思維對醫院進行解構和重塑，建立新的組織形式和商業模式。它就類似于網絡電商與傳統零售商之間的區別，這才是真正的互聯網+，醫療模式（商業模式或運營模式）發生了真正的變革。一般來說，傳統的醫療行為和模式若沒有太大改變是無法從根本上改變整個醫療領域現狀的。”

一婦嬰的數字平臺領域

在擁抱互聯網的道路上，針對產科及新生兒科這樣的特殊科室，段濤按照兩個軸線安排所有事情――第一是以互聯網為核心，第二是以患者為中心。在就診過程中，醫院的門診流程可以完全通過“支付寶”和“微信”進行支付，其中包括預約、掛號、診間支付、醫保實時結算、電子報告、賬單查詢等服務功能，大大簡化了就診流程。“這是我們所做的一個改變，通過移動互聯網技術，解決了公立醫院就診需要在各個環節和部門大排長隊的問題。”

同時，與其他醫療機構利用微信支付不同的是，一婦嬰的支付方式有兩大特色――診間支付與醫保實時結算。患者在進行相關支付之前可以預先通過微信向院內賬戶充入一定的金額，之后每次支付的自費部分就會自動從該賬戶余額中扣除，同時醫保患者也可以通過診間支付的模式完成醫保的實時結算，大大提高了支付的便捷性。而對于患者微信充值余額的管理，一婦嬰則實現了“當日退”，患者無需操心充值余額的退費問題。

另外，目前一婦嬰有很多場景直播應用都是通過互聯網和移動互聯網的手段來實現的。比如，一些準爸爸因工作原因或其他原因，可能無法去醫院陪產，為了解決這些人的痛點，一婦嬰專門設計了相關的微信應用，只要患者及其家屬允許，分娩直播過程及寶寶的檢查化驗報告都能進行傳送展現；萬一孩子早產入住NICU，還可以通過微信使家屬了解早產寶寶的體重、奶量、照片和視頻。

采用SPO管理 保證產科質量

作為一名婦產科醫生與醫院管理者，產科的質量不是口頭說說就能解決的，就此，段濤及其團隊制定了一套產科質控體系，利用SPO（Structure組織架構，Process過程，Outcome結果）管理以保證產科質量。同時，一婦嬰在開展任何一個新技術時都需要堅持“制度先行、規范先行、培訓先行”三大原則。另外，段濤表示，在今年年底前，一婦嬰會啟用全中國乃至全世界最好的婦產科專科模擬實訓中心，中心將配置與真正產房和手術室一模一樣的模擬環境，高仿真的模擬病人。“其中會包括模擬生孩子過程中可能遇到的任何一種不利情況，我們將安排大家在模擬病人身上進行團隊演練，直到配合完美為止。這樣方能讓所有醫生及護士在遇到類似的真實情況時能應對自如。在這種情況下醫護人員犯錯的空間和概率就會很小。”

Q&A

《問健康畫報》：上海的公立醫院中，“一婦嬰”走在互聯網醫療的前端，您為什么會大規模地運用互聯網呢？

A：首先，我們需要提高效率，用移動互聯網去改變我們的管理和服務；第二，與我們醫院患者的特點有關，我們醫院的患者75%是40歲以下，75%以上一年復診3次以上，若我們還是照搬過去傳統的診療服務模式，患者及家屬就會有所不滿，我們必須選擇去積極擁抱互聯網；當然，我本人對互聯網也很感興趣，我覺得相比其他方式，運用互聯網的效果會更好更快一些。

《問健康畫報》：現在有很多民營婦產醫院在不斷崛起，您是怎樣看待這樣一個市場環境的？作為一名管理者，會擔心人才流失的風險嗎？

A：我倒是樂見其成。我認為不論是在公立醫院還是私立醫院，只要病人滿意，客戶滿意，那就夠了。所以，要體現以患者為中心，只要患者滿意開心，去哪家醫院都沒有問題。我們有信心這個市場足夠大，只有整個行業好起來，整個生態才會好，如果行業不好，那我們肯定也不見得多好。

篇9

那么，在這種情況下，互聯網公司說擅長的補貼模式，能否最后拿下醫療和移動健康市場?對于嘀嘀打車和快的打車之間的補貼大戰，對于電商購物和支付補貼領域的大戰，大家已經習以為常，但是對于藥品和與之關聯的健康服務領域，補貼模式還能否調動起患者的積極性呢?況且這背后還有醫院和醫藥市場、患者等好幾個難題需要攻克。

對于移動醫療領域的互聯網顛覆而言，主要是存在這個幾個點。

一個是病情診治的移動化，也就是患者可以通過智能移動終端直接和醫生對接，獲得專業的診治建議;一個是醫院流程的互聯網化，也就是說將醫院的掛號、門診、檢查和取藥的手續全部互聯網化，當然這其中需要和醫院做十分密切的配合;還有一種就是醫藥電商模式了，從2014年的春季，中信21世紀拿到第一張“第三方網上藥品銷售試點資格證”，到9月份6部委聯合發文放開管制，這個醫藥電商市場就開始沸騰了。

目前國內醫藥電商規模約42億，僅占國內OTC藥品市場的1.68%，占比整個醫藥市場僅0.035%。因此，門診領域的部分處方藥放量將是電商擴張的主要動因。

相對而言，如果從產業流程的角度進行分析，其實醫療領域也有部分服務是標準化的，還有部分服務是非標準化的。例如，醫院的掛號、取號、預約和檢查等服務是標準化的，進行移動化的布局阻力也是最小的，因為這個是程序性的事項。但是，一旦涉及到了具體的病情診治和處方藥的購買、支付，那么這個流程就不那么標準化了，而且會遇到主要的麻煩。

對于互聯網公司而言，邏輯很簡單，醫生給病人診治并開具藥品之后，部分處方藥是可以在網上公開銷售的，那么用戶就可以掃描藥品清單上的二維碼來進行線上的藥品購買，而且還可以獲得互聯網公司的補貼。對于用戶而言，提高了效率，獲得了優惠，對于醫院而言，也減輕了藥品配送和管理的壓力，對于醫藥電商領域的參與者而言，也獲得了涉足這一市場的切入點。

但是，理想很豐滿，現實卻很骨感。

首先，對于醫院而言，開放藥品清單市場是一個較大的門檻，因為醫院也是有一個現金流的，而藥品銷售和醫藥服務是主要的來源之一(以藥養醫模式)。一旦這個藥品銷售的入口被互聯網公司所掌控了，那么醫院在整個環節中就只剩下給客戶面對面的診治服務了，從整個醫院集團的利益考慮而言，或許是一種損害。就和銀行被零售化的移動支付所后臺化是差不多的邏輯，一旦醫院的前端掛號、檢查服務被互聯網化，后端的醫藥配送也被互聯網化，那么醫院就成為了一個醫療診治的線下服務場景，但是自身的環節已經被分離。

從實際的運營情況來看也是如此，此前，阿里健康的“處方電子化平臺”在河北和杭州試運行。這亦是中國第一個將醫院的電子處方單分流出來的平臺。這對于醫療市場來說有著劃時代的意義，從今以后一頭獨大的醫院售藥現狀將被改變，藥店行業將增加市場空間。但藥店、醫藥商業公司多位人士似乎并不領情。如果沒有政府的合作醫院和強力推行，恐怕線下的醫院不會買移動醫療的賬。

其次，對于醫療電商而言，目前在移動醫療行業的參與環節主要是處方藥的線上銷售，通過醫院分流出來的處方藥名單進行線上的競爭和推介。患者將處方單上傳至該處方平臺后，如果選擇藥店拿藥，線上合作的、有該藥物的藥店開始搶單。

篇10

在功能手機時代，日本曾經是全球首屈一指的移動互聯網發展大國，由日本首創的運營商――SP模式、二維碼、手機錢包等移動互聯網服務，曾經深刻影響了世界。

作者認為，日本是全世界移動互聯網最成熟的市場之一，日本市場的經驗教訓，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中國產業鏈各方少走許多彎路。如果拋下成見多看看日本，會發現我們的信息通信行業和日本有許多共同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