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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123
未來十年,中國將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準確把握經濟發展階段性特征和發展的內外條件,有利于我們正確認識未來我國經濟發展的基本背景,為我國制訂符合實情、行之有效的經濟發展戰略提供客觀判斷。
一、未來十年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
(一)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經濟發展方式面臨轉變
我國人均GDP已經超過4000美元,進入了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未來十年,我國人均GDP將邁向1萬美元。根據歷史經驗,通過推進工業化、市場化和經濟開放可以使一個國家邁出“低水平陷阱”,即從低收入國家行列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是,二戰以來,只有少數的后發國家通過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進入了高收入國家行列,大部分國家陷入了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因此,未來十年,我國傳統的經濟發展方式將面臨轉變,經濟轉型的任務更加艱巨。
(二)進入工業化中后期階段,產業結構升級進程加速
我國工業化處于從中期向后期過渡的階段,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三次產業結構中,工業比重持續提高;二是工業結構中,重工業和工業制成品比重逐步提高;三是制造業結構中,接近世界技術邊界產業低端工序產品的比重開始提高。未來十年,我國工業化將進入后期階段,根據一般理論和歷史經驗,這個階段的主要特征表現為三個方面:一是服務業比重逐步提高;二是工業將向深度加工化階段轉化;三是接近世界技術邊界產業核心工序產品比重大幅提高。因此,未來十年,我國工業化將繼續深化,產業間結構和產業內部結構升級的進程將逐步加快。
(三)進入城市化中期加速階段,深度城市化趨勢凸顯
我國城市化率已經達到50%左右,按照階段劃分,已經進入中期加速階段。這個階段的特征是城市化質量不斷提升,城市發展逐步適應產業競爭力提升的需求。對于我國而言,未來十年,我國城市化率將達到60%左右,處于向城市化后期邁進的關鍵階段,如何加快農民工市民化進程以及緩解城市人口增加與城市承載力之間的矛盾,成為這個階段推進城市化面臨的主要任務,深度城市化趨勢日益凸顯。
(四)商品市場化程度逐步提高,要素市場化改革任務仍然較重
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目前我國已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基本形成以市場為導向的市場主體基礎,產品市場化的歷史進程已經基本完成。但是,構成市場經濟基礎的生產要素配置方式仍然處于非常滯后的狀態,生產要素改革已經嚴重滯后于整體經濟體制改革,主要體現在:勞動力作為生產要素的主體權屬和功能存在根本問題;土地生產要素屬性存在內在矛盾;資源作為生產要素遠沒有形成市場配置的基礎;資本市場發育不完善。未來十年,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主要任務之一便是要素市場化改革,要素市場化程度將逐步提高,但改革仍然處于攻堅階段。
(五)經濟開始重塑內外平衡,結構調整步伐開始加快
金融危機后,全球進入了經濟“再平衡”階段。對于中國而言,面對國內要素成本上升、更多發展中國家深度參與國際分工體系和國外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等新的情況,過去以低成本優勢參與全球生產分工的模式難以長期維系,如何實現依靠內需和外需雙向引擎拉動經濟發展,即擴大國內消費、減少對外貿易依存度,成為未來很長一段時間我國經濟發展的主題之一。在這種情形下,我國經濟結構調整的步伐將逐步加快,經濟轉型的難度也逐步加大。
(六)社會利益關系出現分化,經濟發展環境更加復雜
國際經驗表明,當一個國家和地區人均GDP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各類社會矛盾將逐步凸顯。在中國經濟持續增長、改革與發展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同時,出現了階層利益關系的失衡狀態,這種失衡直接表現為收入分配領域出現了總體貧富差距、區域收入差別和行業收入差別擴大,由于收入差距和其他原因造成了社會的不公平現象,從而使得社會結構和利益出現分化,而社會結構和利益的分化反過來又加劇了貧富差距的進一步擴大。未來一段時間,隨著社會利益關系的分化,社會矛盾將空前尖銳,我國經濟發展環境將更趨復雜。
二、未來十年我國經濟保持平穩較快發展的有利條件
(一)經濟規模實力較為雄厚,為經濟平穩較快發展提供扎實基礎
經過30多年的經濟快速增長,我國經濟總量迅速擴大。2010年,中國經濟總量為5.8萬億美元,一舉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外匯儲備超過3萬億美元,位居世界第一。與此同時,中國已經超過英、法、德成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第三大股東。我國大規模經濟體的優勢開始顯現,經濟發展的回旋余地增大,經濟抗風險的能力也得到了增強。
(二)經濟結構調整轉型漸進加快,為經濟較快發展提供強勁動力
隨著我國人均GDP的不斷增長,各類經濟結構加速轉型。首先,消費結構升級加快。我國居民消費的恩格爾系數將明顯下降,由過去以吃穿為主的生存型消費轉向以住行服務為主的享受型與發展型消費。其次,產業結構持續升級。與進入工業化中后期相適應,第三產業的比重將持續上升,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加快,信息化與工業化深度融合。最后,城鄉結構發生歷史性變化,城鎮化率將超過50%,城市人口首次超過農村人口,城鎮化的質量也將明顯提高。這些發展都將帶動中國經濟的增長和人均GDP水平的提高,從而為經濟的健康平穩發展提供了保障。
(三)市場規模增長潛力巨大,為經濟較快發展提供需求條件
隨著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和中等收入群體的擴大,我國正在成為世界上最為重要的消費市場。汽車、家用電器等家庭耐用消費品銷售量已居世界首位,但人均擁有量與發達國家還有差距,增長潛力仍很巨大。住房和服務性消費水平也步入發展的快車道,在家庭消費中的比重也將大幅提升。工業化和城市化深入發展也將對基礎設施、城市建設、重大裝備、科技研發等產生巨大需求。消費市場規模的不斷擴大,為我國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提供了良好的需求條件。
(四)儲蓄率將保持較高水平,能滿足經濟較快發展的資本需求
我國是高儲蓄率國家,目前社會總儲蓄率在40%以上。隨著人口老齡化、擴大內需政策的實施和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推進,我國的儲蓄率可能將趨于下降,但下降的幅度不會太大,仍將保持在40%左右的水平,與其他國家相比還處于較高水平。在投資效率不斷提升的背景下,我國經濟發展的資金供給仍然較為充裕。與此同時,我國繼續保持了對外資的吸引力,國際優質資金供應依然充足。儲蓄率保持較高水平以及外資持續流入,能滿足未來我國經濟繼續保持較快發展的資本需求。
(五)科技和教育水平逐步提升,為經濟較快發展提供智力支撐
經過多年的培育和建設,我國科技和教育水平明顯提升,為經濟發展注入新的動力。2009年我國科研人力資源總量已達到世界第一,科學論文數世界第二,研發投入和發明專利授權量位居世界第四,國家創新體系建設取得重要進展。各年齡層次入學率不斷上升,國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斷提高,勞動者素質明顯提升,科技教育對我國經濟較快發展的支撐作用顯著增強。
(六)基礎設施日益完善,為經濟較快發展提供堅實依托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以能源、交通為代表的基礎設施建設取得了跨越式發展,為構建安全、穩定、經濟、清潔的現代能源產業和便捷、安全、高效的綜合運輸體系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我國一次能源生產量已居世界第一,電力裝機世界第二,其中風電、太陽能、核能等新能源發展速度也居世界前列。電網和油氣管網建設加快,基本建成覆蓋全國的電力和油氣輸運體系。交通基礎設施邁上了新的臺階,初步形成了以鐵路、公路、水路、民航和管道共同組成的綜合交通網絡框架。我國高速鐵路運營里程躍居世界前列,國家高速公路網快速推進,沿海建成了一批大型、深水、專業化的碼頭,民航樞紐機場和支線機場建設加速?;A設施對經濟社會發展的保障程度大大提高,為我國經濟保持較快增長提供了堅實和優良的物質條件。
(七)社會大局基本穩定,為經濟較快發展提供良好環境
近幾年,我國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取得一定進展,教育、就業、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民生問題得到不同程度的解決,加強了基層組織建設、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機制建設、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新經濟組織社會組織管理、互聯網管理等社會管理,在社會矛盾凸顯期實現了社會大局基本穩定,將為我國繼續保持經濟持續較快發展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
(八)體制活力顯著增強,為經濟較快發展提供制度保障
經過不斷改革,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完善?,F代市場體系建設取得積極成效,財稅體制改革繼續深化,金融體制改革穩步推進,農村改革取得重要進展,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取得積極進展,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繼續推進,非公有經濟發展的制度和政策環境得到改善。未來一段時間,隨著我國現代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潛在的制度紅利仍然很大,將不斷激發經濟活力,提高生產效率和經濟運行效率,進一步帶動經濟又好又快發展。
三、未來十年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突出問題和關鍵制約因素
(一)結構性矛盾仍然存在,經濟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突出
我國經濟經歷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長,經濟總量不斷攀升,但是累積的結構性問題開始逐步凸顯。第一,投資和消費關系失衡,投資率不斷上升,而消費率不斷下降,目前消費率已經不足50%,明顯低于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水平,由此帶來了經濟增長的效益不高、人民消費水平低以及產能過剩等諸多問題,我國經濟發展的穩定性受到一定影響。第二,產業結構不合理,農業基礎薄弱,生產方式還遠沒有實現現代化;工業大而不強,技術水平、產品檔次還較低,關鍵技術自給率低,高新技術產業占的比重較低,信息化應用不足,產業集中度不高,整體處于全球價值鏈的中低端;服務業發展還比較滯后,服務業占經濟總量的比重僅為43%,不但低于全球70%左右的平均水平,也低于低收入國家51%左右的平均水平,同時服務業還存在著質量水平不高和內部結構不合理等問題。這些問題極大影響了我國整體產業的加快轉型和持續發展,從而使經濟增長中的矛盾更為突出。第三,城鄉區域發展不協調,城鎮化水平低,區域發展存在著區域差距大和區域分工不協調的問題,地區間分工弱化,低水平重復建設、同質競爭的問題較為突出。區域發展的不協調和不平衡,不僅影響我國經濟的平衡發展,而且給社會穩定帶來了不利因素,從而影響整體經濟的平穩較快發展。
(二)人口結構出現特征性轉變,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逐步消失
相關研究表明,改革開放以來,人口紅利因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高達25%左右,總撫養比的下降可以較好地從人口結構層面解釋經濟持續增長的動力機制。到2013年左右,我國人口撫養比將出現上升的趨勢,人口結構將發生轉變,勞動力供給將開始減少,傳統意義上的人口紅利將逐步消失。人口結構的變化意味著勞動力無限供給的情形將發生變化,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我國參與國際競爭的勞動力成本優勢逐步衰減,中國經濟參與全球分工的傳統模式難以為繼,經濟持續快速增長面臨挑戰。
(三)技術引進的增長效應遞減,經濟增長的技術支撐脆弱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主要通過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資本,與國內廉價勞動力和軟約束的資源環境有機結合,形成了低成本的經濟增長模式。但是,相關研究表明,從2000年之后,技術引進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逐年遞減,近幾年遞減速度有逐步加快的傾向,而自主創新的貢獻率逐步上升。然而,我國自主技術供給能力還比較弱,培育與發展也需要較長的時間。在國外技術外溢效應消退的情況下,新的技術生產方式又難以在短期內有效接續,這成為未來我國經濟保持較快發展的一個重要阻力。
(四)國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較大,社會利益矛盾進入激化期
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新的階段,受改革不徹底、制度不健全、調控不到位的影響,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擴大,主要表現在:一是勞動者報酬占比持續下降,由1995年的51.4%下降到目前的約40%,而同時資本所得明顯上升,由36.3%提高到了46.1%,勞動者和資本所有者之間的收入分配差距明顯拉大。二是人群間、城鄉間、行業間收入差距仍在拉大。反映收入人群分配不平均程度的基尼系數持續上升,目前已經超過了0.4,在世界范圍內看也屬于較高的程度。城鄉差距仍在拉大,目前城鄉收入差距為3.3倍,比1985年擴大近一倍,同時城鎮和農村內部的收入分配差距也在拉大。不同行業間的收入差別擴大,由改革開放初期的1.8倍,擴大到目前的2~3倍,壟斷行業的收入水平明顯高出合理水平。國民收入分配差距擴大,導致社會利益分化嚴重,社會矛盾較為突出,對經濟健康平穩發展形成了障礙。
(五)資源環境約束強化,經濟發展面臨更多制約條件
我國經濟增長過度依賴資源投入,2009年我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是美國的2.9倍、日本的4.9倍、歐盟的4.3倍、世界平均水平的2.3倍,消費的鐵礦石、粗鋼、氧化鋁和水泥分別約占世界消費總量的54%、43%、34%和52%。由于我國自然資源稟賦總體較差,依靠國際市場又面臨著種種風險,資源約束明顯強化。我國經濟發展的環境代價也較大,當前很多地區環境污染嚴重,重大污染事件時有發生,生態系統退化,環境承載能力下降,生態環境約束進一步加劇。在工業化和城市化加速的階段,我國未來資源環境消耗程度還將保持較高的水平,在全球資源供給偏緊和環境約束強化的背景下,保持國內經濟較快發展面臨著諸多困難。
四、加快推進適應我國經濟發展新階段的戰略調整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未來十年,從國內發展條件變化來看,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針對內部條件的變化和發展新階段的特征,我國經濟發展戰略應該進行適度調整。歸總而言,面對新的內部發展條件,我國經濟發展戰略應該進行以下幾個層面的調整。
(一)戰略思路由比較優勢向動態比較優勢轉變
按照發展經濟學的經典理論,過去30多年,我國處于經濟發展的起飛階段,依據要素稟賦的特點,遵循比較優勢的理論原則,實施適度趕超的發展戰略是這個階段我國主要秉承的戰略思路。然而,隨著勞動力等充裕要素供給速度放慢,我國固有的比較優勢正在發生轉變,要素稟賦關系變化與充裕要素成本上升將弱化并最終改變我國原有的比較優勢。因此,我國以勞動力充裕為基礎的比較優勢戰略參與全球貿易分工的階段已經正在走向尾聲。為此,我們必須轉變戰略思維,通過技術創新等內生路徑培育動態比較優勢,加快提升要素的總體質量,提高勞動者素質和資本存量質量,推動產業和貿易結構升級,為在全球國際分工中逐步轉變“低端”生產角色做好戰略儲備。
(二)戰略目標由數量型增長向質量型發展轉變
一般而言,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的起飛階段都追求一個“快”字,實施趕超戰略,試圖在較短的時期趕上發達國家的現代化水平。我國也不例外,過去30年實施了趕超戰略的增長目標,單純追求 “快”的數量型增長,基本上還是傳統的、粗放型的戰略目標。這種發展方式與我國經濟發展初期階段的環境相適應,如工業化的總體水平低、市場競爭不激烈、環境和資源約束較為寬松。然而,隨著我國經濟發展的全面推進,經濟發展整體水平的提高,單純追求數量型的增長目標導致了我國經濟一系列的結構性問題,包括投資和消費關系失衡、產業結構不合理以及城鄉區域發展不協調等,不僅影響我國經濟的平衡發展,而且給社會穩定帶來了不利因素,從而影響整體經濟的平穩較快發展,片面追求“快”的數量型增長的戰略目標必然要走到盡頭。因此,必須重新設定我國經濟發展戰略的目標,實現戰略目標由數量型增長向質量型發展轉變,更加關注經濟增長的質量,注重經濟的平衡、協調和包容發展,增強我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
(三)戰略模式由低成本擴張型向高效率創新型轉變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利用勞動力和資源環境等要素成本較低的優勢,根據比較優勢的原則,形成了“低成本競爭”的發展模式。應該說,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這種模式是我國經濟保持高速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隨著勞動力、土地等生產要素成本上升以及能源和其他重要資源、環境約束壓力的顯著加大,這種戰略模式實行的空間越來越小。由此,我國需要對一個持續了30多年的發展戰略模式做出實質性的調整,由低成本擴張型向高效率創新型轉變,即由過去低成本的規模擴張向提高效率轉變,加快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提高經濟增長的效益,降低能耗,走自主創新之路、新型工業之路、農業現代化之路和城鎮化之路,實現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
(四)戰略要素由資源環境消耗型向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型轉變
如上所述,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我國經濟發展戰略實施的戰略要素條件是低成本的資源和較大的環境容量,因此以資源環境消耗為戰略要素的發展模式成為我國經濟發展戰略的重要層面。鑒于此,和很多其他國家相比,中國經濟增長的資源使用強度較高,環境問題較為嚴重。然而,從未來發展趨勢看,由于資源稀缺程度上升,各國對資源的爭奪更加激烈,“資源民族主義”上升,中國獲取資源的成本將逐步提高;同時,隨著我國環境污染程度的不斷加深,加之面臨氣候變暖這一全球環境問題,中國高碳的能源結構使中國的發展處境極為不利,如果中國經濟不能在低碳化方面取得積極進展,經濟的增長空間將進一步被壓縮。由此,我國戰略實施的要素方式應該由資源環境消耗型向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型轉變,加快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提高生態文明水平,積極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加強資源節約和管理,加大環境保護力度,加強生態保護,增強經濟、社會和自然的可持續發展能力。
(五)戰略重點由經濟主導型向經濟社會協調型轉變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出于經濟趕超的我國戰略實施的重點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即經濟導向型的戰略重點。但是,隨著經濟長期持續增長,特別是我國人均GDP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各類社會矛盾逐步凸顯。首先是在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同時,出現了階層利益關系的失衡狀態,收入財富分配的不均等程度顯著提高,財富向少數人集中的步伐大大加快,社會結構和社會利益出現了分化;與此同時,各項社會事業發展不足,公共服務水平較低,教育、醫療、社保、文化等社會領域發展還比較滯后,人民能夠享有的公共服務數量有限、質量不高?,F階段,收入差距大和公共服務不足的問題如果處理不好將可能導致社會矛盾激化,使經濟發展喪失必要的前提和基礎,經濟增長有可能因此而停滯。因此,未來我國經濟發展戰略的重點應該由經濟主導型向經濟社會協調型轉變,積極調整國民收入分配關系,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加快社會事業建設,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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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均衡發展的理論依據
非均衡發展理論最早由西方經濟學家提出,針對發展中國家實現經濟發展的一種理論。后來在區域經濟領域,為了發展經濟,改變落后區域的狀態,非均衡發展理論就作為區域經濟發展戰略選擇的重要理論基礎。具有代表性的理論主要有:佩魯的增長極理論,以及威廉姆遜的倒U型理論等。
佩魯提出了增長極理論。他認為增長是以不同的強度首先出現在一些增長部門,而后通過不同的渠道向外擴散,并對整個經濟產生不同的影響,他強調規模大、創新能力高、增長快速、居支配地位的且能促進其他部門發展的主導產業部門,著重強調產業間的關聯推動效應。
增長極理論忽略了時間變量,威廉姆遜首次將時序問題引入了區域空間結構變動分析,提出了倒“U”型理論,即經濟發展階段與區域差異之間存在著倒“U”型關系。在經濟發展的早期階段,區域間趨于非均衡增長,區域經濟差異不斷擴大;當經濟發展到某一點之后,逐漸進入成熟階段,區域間趨于均衡增長,區域經濟差異將會縮小。
二、從安徽經濟發展的現實看,安徽亟需非均衡發展
安徽近幾年的經濟發展的勢頭強勁,發展速度較快,根據統計年鑒數據,安徽在2004年到2009年GDP的平均增長率在12.8%,高于全國GDP增長率10.5%,在經濟總量絕對值上,安徽GDP在2009年達到了10062.82億元,較上年增長了12.9%,成為全國第14個躋身“GDP萬億俱樂部”的會員。安徽人均GDP也在2000到2009年的這十年里增長了兩倍多,從4779元人民幣上升到了16408元人民幣。以上的數據都充分的說明了安徽的經濟發展相對于其本身來說,在量和速度上都取得了驕人的成績,但是,我們又不得不承認,安徽的經濟發展水平相對于全國,相對于東部發達省份來說是相對落后的,2009年,安徽GDP與其相鄰的江蘇、浙江兩省相比,只有江蘇的29%,浙江的44%,而人均GDP只占江蘇的37%,浙江的37%,全國的64%。
同時,就安徽內部經濟,南北經濟差異較大,主要呈現出南富北貧的局面。安徽皖北地區,包括亳州、宿州、阜陽三市及沿淮的五河、固鎮、懷遠、鳳陽、壽縣、霍邱六縣面積4.12萬平方公里,總人口近3000萬,分別占全省的33%和50%,而2009年皖北地區的生產總值2169億元,僅占全省的21.6%。與皖北形成鮮明對比的皖江城市帶,包括合肥、蕪湖、馬鞍山、銅陵、安慶、池州、巢湖、滁州、宣稱九市及六安的金安區和舒城縣,土地面積7.6萬平方公里,人口3072萬人,2009年國內生產總值6733億元,分別占安徽全省的54%、45.22%和66.91%。雖然南北經濟的差異已經顯示出了安徽經濟區域的非均衡發展,但是,皖南的經濟發展還沒有得到充分的發展。皖江城市帶作為首個獲批復的國家級承接產業轉移示范區,將皖江經濟提高到了一個國家戰略的高度,對于安徽經濟來說,是一次發展的重大契機。皖江城市帶,作為我國最為活躍的長三角經濟圈的腹地,不僅具有非常有利的區位優勢,是長三角向中西部地區實施產業轉移和輻射的最佳區域。而且具有產業基礎好、要素成本低、配套能力強等綜合優勢,在資源方面,皖江城市帶具有突出的資源要素比較優勢,岸線資源豐富。非均衡發展理論強調,區域經濟發展主要依靠條件較好的作為增長極的地區和產業,通過其擴散效應對整個區域的經濟起到帶動作用,設立皖江城市帶正是順應了這一發展趨勢。
三、發達省份經濟發展的借鑒中,安徽需要非均衡發展
作為與安徽最為相鄰的兩個東部沿海省份浙江和江蘇,從他們的經濟發展軌跡來看,其經濟的高速的發展,都是以區域內經濟發展差異的擴大為代價。
將江蘇按照蘇南(南京、鎮江、蘇州、無錫、常州)、蘇中(揚州、泰州、南通)和蘇北(徐州、淮安、鹽城、宿遷和連云港)分為三大區域,從人均GDP看,三大區域的經濟發展差異較大,尤其是蘇南和蘇北,1990年蘇南的人均GDP是蘇北的2.6倍,到2000年達到3.6倍,2009年蘇南的人均GDP是蘇北的2.9倍,比1990年更大。
將浙江按照浙東北(杭州、寧波、嘉興、湖州、紹興、舟山)和浙西南(溫州、臺州、金華、衢州、麗水)分為兩大區域,其人均GDP的差異顯著,在1990年浙東北的人均GDP是浙西南的1.9倍,2000年達到了2倍,十年后的2009年,浙東北的人均GDP仍是浙西南的2倍。
通過皖蘇浙三地區的近幾年來的人均GDP與GDP總量比較(見表1),不難看出,安徽的經濟的發展還遠遠落后與蘇浙地區。從這兩省的發展經驗中可以借鑒,作為東部沿海發達地區,江浙的區域差異還是相對較大的。而安徽不管是在經濟總量上,還是在人均GDP上,都還沒有達到江浙地區的發展水平,更談不上經濟上的高速發展的階段,安徽現階段的主要任務還是不遺余力的發展非均衡經濟,加速培養區域經濟增長極,通過大力發展增長極帶動整個區域經濟的發展。
所以,現階段,安徽區域經濟非均衡發展,不僅在理論上是有理可依的,在現實經濟條件下,也是安徽擺脫落后狀態,實現經濟上飛躍發展的必然之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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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205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07)10-0145-02
一、對循環經濟的科學認識
循環經濟是針對工業化以來在經濟增長中出現的嚴重的資源環境危機而提出的。環境問題根本上講也是資源問題,是資源利用不當的結果。傳統經濟中資源利用方面存在的主要問題:一是資源初次利用效率不高;二是資源利用強度過大,爭搶和浪費嚴重;三是資源的物質單向流動普遍,沒有形成循環利用,環境壓力巨大。以上問題,一方面是技術問題,一方面是觀念和認識問題。資源初次利用效率不高可能主要在于技術方面的問題,但對自然資源的浪費式使用和對環境價值的漠視則主要是觀念和認識問題,也是當前資源環境危機的最主要原因。
傳統經濟中的資源利用問題體現的是人類中心主義的生態倫理觀,而循環經濟要求正確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構建和諧的體現人與自然共生共榮的經濟發展模式。為此,必須實現生態倫理觀的人類中心主義向生態中心主義的轉變。馮之浚先生提出:“在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上,人類經歷了三個階段:崇拜自然階段、征服自然階段和協調自然階段”(馮之浚,2005)。對自然的崇拜反映了人對自然力量的敬畏及對其賜予的感激,體現了古人自發的樸素的自然中心倫理觀。而工業化以來,在人類中心主義觀念的指導下,強調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在生產和消費中把自然界看成是原料箱和垃圾箱。結果是既改變了自然也改變了自身,在把自然推向絕境的同時也把人類自身推向絕境,在消滅自然的同時也將消滅人類自身。在價值觀上,傳統工業化道路是對科學主義的頌揚和對人本主義的蔑視,傳統工業化的資源利用方式折射的是對人與自然關系認知的顛倒和對人類自身命運的誤求。循環經濟把經濟系統看成是自然生態系統的子系統,徹底扭轉人與環境的對立,實現的是生態倫理觀的否定之否定。
工業化以來出現的資源環境危機實際上是資源利用方式的危機,所反映出的是人與自然關系的對立。而重塑和諧的人與自然關系要返本求源,通過建立新的資源利用方式來實現。發展循環經濟正是這樣的一條轉變資源利用方式,重建和諧生態的光明大道。作為一種物資閉環流動型經濟,循環經濟的基本原則被概括為“減量化(Reducing)、再利用(Reusing)、再循環(Recycling)”,即所謂“3R”原則。其中,減量化原則就是要減少進入生產和消費流程的物質量,并減少廢棄物排放量;再利用原則要求對資源和物品盡可能多次、多種方式地使用,防止其過早廢棄;再循環原則是指對廢棄物進行加工處理,使其成為再生資源重新進入經濟過程。
循環經濟的實質并不在于循環本身,而在于它是一種新的資源利用方式。對物質資源進行零打碎敲地循環利用一直是我們節約資源、降低成本的有效做法,但在經濟活動中自覺地實現對物質循環利用的社會性安排則是前所未有的,無異于一場資源利用方式的革命。循環經濟要在經濟發展中建立節約資源、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的資源利用機制,形成新的經濟發展模式。如果把對循環經濟認識的重心放在循環上,則必然出現理論上講不清,實踐上行不通的結果。首先,經濟系統不是一個物質自循環系統,由于時間、技術和經濟方面的限制,要在經濟系統中建立物質的完全循環既不科學,也不現實;其次,會使循環經濟喪失解決資源環境危機的針對性,無法解釋循環經濟產生的原因,也無法說明環境治理及保護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最后,無法解釋包括節約型社會在內的未來循環經濟發展形態。因此,本文認為,應從人與自然關系的角度去認識和發展循環經濟。資源和環境問題的背后是人與自然關系的錯誤定位以及由此所產生的錯誤的資源利用方式,解決問題的途徑是以建立和諧的人與自然關系為目標對資源利用方式進行根本性改革,而循環經濟的本意正在于此。
二、我國發展循環經濟的背景和建立節約型社會的必然性
我國發展循環經濟既有各國資源環境問題的共性需求,也有經濟發展目標和現狀的國情特性。在經濟快速增長中,我國也出現了與發達國家相同的嚴重資源環境問題,更為嚴重的是,我國是在經濟發展低水平上出現的并不明顯低于發達國家水平的資源環境問題。原因有資源特別是人均資源少的因素,有經濟超速發展的因素,也有技術水平低的因素,但更多的是資源利用方式及環保意識差的因素。生產中粗放增長、盲目投資、重復建設,消費中用后即扔、盲目攀比、過度消費等加劇了資源緊缺狀況,生產和消費中只排放、不控制、不治理導致愈益嚴重的環境問題。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已經不再具備實現工業化的資源和環境優勢,在尋求追趕型經濟發展的同時,如果不能更好地珍惜和有效利用稀缺資源,環境和資源問題將更加嚴重。當前,我國水、電及煤炭、原油、有色金屬礦等重要工業資源都處于嚴重的緊缺狀態,水污染、大氣污染、城市噪音和垃圾等環境問題特別嚴重,資源和環境已經成為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瓶頸。如果不能從根本上改變資源利用方式,解決經濟增長與資源環境的嚴重對立,就難以解開當前中國經濟與資源環境的困局。
盡管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已經成為我國的一項重大經濟發展戰略,但我們也要認識到,循環經濟的發展是一個長期的任務,而且深入推進循環經濟發展的條件要求是很高的,當前并不具備。對任何一個社會來說,循環經濟都是一個非常復雜、非常巨大的系統工程。當今的社會經濟活動中存在的是多層、疊加、交叉的立體、網狀資源利用結構,即使是在一個國家里也存在著不同區域、不同企業差異巨大的資源利用狀況,要在社會范圍內構建循環型的資源利用模式,就目前來看困難是不可想象的。在當前的循環經濟發展中也確實存在諸如觀念滯后、技術短缺、動力不足、范圍有限、制度缺乏等諸多困難,而且應當看到,我們目前只是處在循環經濟發展的最初階段上。循環經濟的顯效應當表現在資源緊張狀況的總體改善和環境優化的整體效果上,顯然,這個結果還沒有出現。
現階段發展循環經濟的現實任務,一是消除累積的環境問題,二是節約資源,提高資源利用效率。中央提出發展節約型經濟,建立節約型社會,正是適應我國在特定經濟發展階段的資源環境現狀,重在從資源節約的角度推進循環經濟發展的一項務實的重大戰略抉擇。節約型經濟和節約型社會既符合循環經濟的實質精神,又能充分體現節約精神,切合中國資源、環境的現實國情,針對性強、易于理解、便于操作,具有發展的必然性。節約型社會是對我國今后較長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特殊定位,也是發展節約型經濟的必然指向和中國式循環經濟發展的特色階段。
三、中國式循環經濟之路
在循環經濟發展中,西方各國如德國、日本等大都確定了循環型社會的發展目標。循環經濟不是自發的經濟形式,應當自覺推進。為循環經濟的發展設立目標并確定階段,有利于深化對循環經濟的理論認識,并在實踐中為不斷推進循環經濟發展探索切合實際的方案和路徑。根據對循環經濟在我國發展現狀和未來發展方向的合理預測,我國的循環經濟發展是從末端治理出發,經過節約型社會、循環型社會最終發展為生態型社會。當前處于末端治理向節約型社會的轉變中。
末端治理是循環經濟發展的開始階段,其基本理論依據包括庇古稅、科斯定理、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等,貫徹的是污染者付費原則。我們對人與自然關系的反思最初都來自于生態環境惡化的刺激,因此,發展循環經濟的著力點首先在對環境進行末端治理。末端治理的手段在循環經濟發展的整個過程中都是積極有效的,但末端治理僅是治標之策,如果不能有效減少經濟中的資源投入數量,環境問題則治不勝治。
環境問題來自于資源利用問題,解決現實資源問題的根本途徑是對資源進行循環利用。實現資源利用方式的根本性變革是一個漸進的過程,由于各種因素的制約,這個過程是長期的。就我國而言,當前,經濟發展中的資源約束壓力不斷加強,而循環經濟的深入推進又存在現實的困難,因此,緩解資源困境必須采取更直接的路徑,走節約型道路。發展節約型經濟、建立節約型社會成為我們在循環經濟發展的特定階段所作出的現實選擇。節約型社會的建立將使人們更新觀念,在經濟活動中建立資源節約利用的機制,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有效緩解資源和環境壓力,使我國循環經濟的發展得到實質性推進,為循環型社會的建設奠定基礎。
循環型社會和生態型社會是循環經濟發展的遠景目標。循環型社會所強調的還是在經濟系統內對資源的處理,與生態型社會相比,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仍然具有狹隘性。而生態型社會實現了對資源利用方式的完全轉變,呈現的是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景象。隨著我國節約型社會的建立和不斷發展,對循環型社會和生態型社會的研究將變成現實的任務。
參考文獻:
[1] 馮之浚.論循環經濟[J].福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2).
商品價值形式發展的四個階段:
簡單的、偶然的價值形式、物物交換偶然發生;擴大的價值形式、表現為一種物品的價值可以有其他很多種物品表現出來;一般價值形式、用一般等價物表現所有物品價值;貨幣形式,價值都用貨幣來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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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作為我國的首都和全國的政治、文化中心,是國內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區之一,同時也是國內最先進入后工業發展階段的省市之一。目前,北京市在經濟發展方面仍存在一些值得關注的問題。一方面,進入21世紀以來北京市的人口、資源與環境問題越來越顯得突出,集中表現在人口規模不斷膨脹、水資源與土地資源短缺、空氣環境質量不良;另一方面,北京市也存在經濟的綠色發展與產業高端化轉型等問題。
本文從北京市經濟社會發展的后工業化階段性特征為出發點,對北京市的經濟發展問題進行研究,探索北京市經濟發展的策略與措施。這對提高首都經濟競爭能力,提升北京市世界城市地位具有重要意義。
一、后工業化階段北京市經濟發展的主要特征
北京市作為我國的首都與國際化大都市,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在經濟發展方面取得了較為突出的成就。經濟總量顯著增加,經濟實力增強??偛拷洕?、文化創意產業、高科技產業、生產業等產業迅速成長,具有國內領先優勢。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不斷邁向高端化,服務經濟已經成為首都經濟的主體與支柱。并在國內率先進入后工業化發展階段。
1、北京市在國內率先進入后工業化階段
按照丹尼爾·貝爾的觀點,所謂后工業社會,簡單概括就是指不是物質上的能源和資源,而是信息和知識起決定作用的社會。后工業社會經濟方面的主要特征是:經濟方面由產品生產經濟轉向服務性經濟[1]。
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北京市經濟經歷了長達30多年快速增長,GDP年均增長幅度超過10%,首都經濟社會獲得了極大發展。隨著2006年北京市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例突破70%,2007年第三產業從業人員數量占總從業人數的比例超過70%,北京市在國內率先進入了以服務性經濟為主導的后工業發展階段[2]。
2、北京市經濟實力顯著增強
改革開放30多年來,北京的經濟取得了較快的、持續的發展。在“十一五”期間,北京市的地區生產總值年均增長11.4%,2010年實現地區生產總值14113.6億元,北京市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按常住人口計算,2010年北京人均GDP已達到75943元。按照國際發展經驗,北京已經開始進入中上等國家和地區的發展水平。到2015年,北京市人均GDP已經超過1萬元,經濟與社會發展及居民生活水平進一步提高。
3、北京市產業結構不斷高級化
改革開放以來,北京市經濟取得了發展速度快、持續增長時間長的發展階段。首都經濟的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總體上產業結構的調整朝向促進就業增長的方向發展,經濟結構和就業結構體現了現代世界大都市的經濟特征。
進入到21世紀以來,北京市在產業結構調整與優化方面取得了較為顯著效果。2000年北京市的三次產業結構為2.5:32.7:64.8;2005年三次產業結構變化到1.4:30.9:67.7;2010年三次產業結構變化為0.9:24.0:75.1;到2015年北京市的三次產業結構則變化為0.6:19.6:79.8。北京市三次產業中,第三產業占據主導地位,第二產業占比重較低,第一產業占比重很低。北京市的產業結構已經達到發展國家或地區的水平。
4、首都經濟增長的拉動力已經由投資主導型轉向投資與消費“雙拉動”
在2005年之前,北京市和國內其他地區一樣,主要依賴于投資來推動經濟增長。隨著首都經濟增長與居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升,北京市城鄉居民消費需求也大幅提升,北京市的消費規模不斷增加。消費對北京市經濟增長的貢獻也越來越突出。自2006年開始消費對北京市經濟的拉動作用首次超過投資,首都經濟增長的拉動力已經由投資主導型轉向投資與消費“雙拉動”。 2009年北京市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達到5309. 9億元,比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量多出451.5億元。消費總量和增速均超過投資,成為推動北京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實現了從以投資為主向以消費為主的經濟驅動模式轉變。
二、北京市在經濟發展所面臨的主要問題
北京市經濟無論在產業規模與優勢產業等方面,在國內主要城市中都處于領先地位。但是北京市經濟發展方面仍存在一些問題。主要包括北京市經濟發展方面的人口、資源環境方面的約束及產業發展本身所存在的問題。
1、人口規模持續膨脹方面的壓力
北京市作為我國的首都與國際化的大都市,經濟與社會發展處于國內領先地位與水平。也是國內人口生育水平與死亡水平最低的地區之一。也是國內人口流動最為活躍的地區之一。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首都經濟社會的發展,外來人口的數量不斷增加,造成北京市人口規模過快膨脹。尤其在20世紀90年代以后,北京市外來人口年均增加超過60萬人,2015年北京市常住人口規模為2170.5萬人,加上流動人口約230萬人,北京市的人口數量達到2400.5萬人。在未來,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的推進,城市人口數量還會繼續增長,北京市的外來人口還會增加,這給首都經濟社會發展和資源環境帶來了巨大的壓力。
2、水資源短缺問題比較嚴重
2000~2015年間,北京市人均水資源量基本保持在150 m3 /人以下。這個數值為全國人均水資源量的1/13,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50。在世界12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首都及主要城市中北京的人均水資源占有量居百位之后。遠遠低于500立方米/人的國際嚴重缺水線,北京市已經屬于嚴重缺水型城市。由于嚴重缺水,不得不靠抽取地下水來滿足首都發展需要,導致地下水位不斷下降。
3、環境對經濟發展的約束程度較高
近年來,隨著首都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同時,也造成了較為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目前北京城市環境問題主要存在于以下幾個方面:城市土壤污染,城市垃圾污染,大氣污染,水體污染等幾個方面。在各種環境要素污染中,大氣的污染由于其自身介質的特殊性對人體健康影響較大,而顯得更加突出。
第一,空氣中可吸入顆粒污染物仍存在超標問題,其中PM10,PM2.5指標超標嚴重;第二,雖然北京市二級天數在穩步增多。但是如果進行國際比較,按照世界衛生組織的標準,那么北京的大氣質量還是與國際一些大都市如紐約、巴黎等,還是存在顯著的差距的。
4、北京市產業的高端化、綠色化轉型問題
(1)北京市現代服務業發展水平仍需提高。近年來,北京市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迅速,取得了較為顯著地成就,但與其它世界城市比較仍存在一定差距。北京市文化創意產業的在產業規模,品牌效應等方面與倫敦、東京等世界城市差距明顯。倫敦文化創意產業起步最高,產業發展政策與制度建設比較完善,產業規模與品牌建設處于世界領先地位。東京文化創意產業起步稍晚,但在動漫、游戲等領域具有世界領先優勢。而北京市文化創意產業,目前優勢產業為傳媒、出版兩個行業,而其主要是國有壟斷領域。而電子、動漫等產業雖然近年來發展較快,但仍與世界領先水平還存在較大差距。
(2)北京市經濟仍處于綠色轉型初級階段,轉型的任務比較重。目前,北京市水資源短缺嚴重、能源對外依賴程度較高,人口規模不斷膨脹,環境問題持續等,人口、資源、環境方面的壓力較大。近年來,北京市在實現經濟的綠色轉型方面做了大量的努力。比如,在企業內部不斷加大節能減排的力度,在工業園區積極推動實施循環經濟發展等。但是也要看到,北京市要實現產業的高端化、綠色化,產業轉型問題仍是一個較為長期存在的問題。
三、后工業化階段北京市經濟發展的對策與建議
1、北京市產業發展走高端化、低碳化、服務化道路
北京市要充分利用首都的科技、人才、資本、市場等優勢條件,大力發展設計、研究開發、市場營銷等高端產業。同是要吸引國內外的著名企業在北京設立研究開發中心。把北京打造為中國或亞洲的區域性國際管理控制中心與研究開發基地。
此外,北京還要積極發展現代服務業和高端服務業。要進一步提高北京現代服務業的質量,就要走高端化道路。充分利用北京高等院校多、研究機構聚集、人才資源豐富的優勢,重點發展金融服務、信息服務、商務服務和科技服務等高端服務業。
另外,目前北京市土地資源、水資源短缺,生態環境壓力大,綠色經濟成為最好的發展時機。北京市要大力發展綠色經濟,逐步把這些產業培育成后工業化階段的支柱產業和經濟增長點。北京目前已經進入到了消費主導型社會,消費代替投資成為驅動經濟發展的主要力量。發展綠色經濟,開發、生產更多的綠色產品,來滿足消費者的綠色消費需求,已經成為必然趨勢。北京要充分利用北京的科技、人才、資本、市場等優勢條件,來推動綠色產業發展。
2、利用豐富人力資源優勢,完善科技創新體制,建立創新型城市。
目前,北京市的水資源、土地資源短缺,能源嚴重依賴外部輸入,需要用北京豐富的科技資源、人才資源來替代短缺的土地資源、水資源發展經濟。轉變首都經濟的發展方式,從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用創新來推動首都經濟發展。
第一,依托北京市豐富的科技資源,建設創新型城市。北京市作為我國的首都,具有人才、科技、資本、市場等方面的優勢資源。應當充分發揮這些資源優勢,建立起中國乃至世界的科技創新中心;第二,發揮中關村科技園、創意文化產業園等園區的資源、產業、人才聚集優勢,集成政策、產業、高校、研發方面的優勢資源,努力在重大技術創新、自主知識產權品牌建設和創新型企業培育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以科技創新驅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
3、促進經濟與人口、資源、環境協調發展
進入后工業化階段,北京市不僅要注重經濟發展問題,要更加關注人類的核心價值,如社會的公平正義、資源節約、環境保護等問題,促進經濟與人口、資源、環境協調發展。
中圖分類號:F04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0432(2012)-10-0255-1
1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為了更好更快地發展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提法從1995年即“九五”計劃時就正式提出,到現在已有15年時間?!笆濉币巹澖ㄗh提出的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有三個“新”:新的高度,“規劃建議”提出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提高到了整個“十二五”期間發展主線的高度;新的廣度,“規劃建議”把轉變發展方式主線統攬包括結構調整、資源環境、民生的改善等方方面面的內容;新的深度,“規劃建議”提出發展方式轉變不但有明確的方向,而且有明確的路徑、明確的措施,更深入,更系統,更完善。這三個“新”,著力點就是堅持把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貫穿經濟社會發展全過程和各領域。
2 吉林省經濟發展的策略
準確認識吉林省面臨的國際國內環境和發展階段性特征,在發展中積累,在調整中發展,乃是當前吉林省的首選戰略。要著眼于長遠發展,全面增強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全面增強經濟社會的整體素質和可持續發展能力。把調整經濟結構作為主攻方向,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大力調整內需外需結構,不斷增強內需對經濟增長的拉動力。把深化改革開放作為根本動力,更加注重構建充滿活力的體制機制。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更加注重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和發展社會事業。實際工作中,應正確處理四個關系,防止四種傾向。
一是正確處理發展和發展方式轉變的關系,防止思想松懈傾向。沒有量的積累,就不可能有質的變化。沒有發展的積累,就沒有調整發展方式的動能。當前吉林省不能放松加快發展的步伐,要把發展作為主題,以“等不起”的緊迫感、“慢不得”的危機感、“坐不住”的責任感,心無旁騖地、專心致志地、殫精竭慮地去籌發展之策、謀發展之計、踐發展之行、干發展之事,按照近年來吉林省發展的好勢頭,再持續快速發展三五年。
二是正確處理發展與改善民生的關系,防止等靠要的傾向。發展是創造財富的源泉,積累財富才能為改善民生提供強大的物質基礎,才能富民,才能實現社會和諧。民生是第一目的,是社會和諧的基礎。實現經濟發展與改善民生的良性互動,堅持以擴大內需為突破口,在確保發展質量、優化發展結構、加快發展速度的基礎上,努力積累更多的社會財富,為改善民生提供更多的發展成果,使推動發展成為永恒的主題,使改善民生成為工作常態,使發展的過程成為民生狀況持續改善的過程。要大力發展與人民群眾生產生活息息相關的社會事業,著力解決好城鄉困難群體的生活保障問題,通過辦好民生實事進一步擴大內需,讓人民群眾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普遍得到實惠、不斷提高幸福指數。
改善民生不簡單等同于漲工資、增福利,它是一個系統工程。我們要防止等靠要的思想,既要眼睛向上,用好用足國家政策,又要眼睛向下,靠發展、靠調整支出結構,更要眼睛向內,牢記宗旨,心系群眾,同時,量財施政、量力而行、傾力而為,切不能一轟而上盲目攀比,等政策、靠財政、要資金。要統籌政策措施,實現各方面利益兼顧;要統籌資源要素,集中力量辦大事;要統籌建立基本公共服務體系,提高政府保障能力,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同時,堅持培育新的消費熱點,促進消費升級,把居民的消費潛力釋放出來,全民創業、重商富民,為經濟發展提供穩定持久的拉動力量,進而實現加快發展與改善民生的良性互動。
三是正確處理傳承和創新的關系,防止轉彎過急的傾向。為實現既保持短期經濟較快增長、又使經濟長遠健康發展的雙重目標,必須審時度勢、科學判斷,充分利用經濟調整期帶來的轉型契機,把外部環境變化帶來的壓力作為動力,在傳承中創新,在創新中發展,鞏固和發展當前經濟回升的好形勢,著力夯實支撐經濟持續平穩較快增長的穩固基礎,著力加快發展方式轉變,強化整體競爭優勢,形成以內需拉動為主導、以自主創新為動力、以結構優化升級為主線、以集約內涵發展為特征、以體制機制創新為保障的發展新引擎,促進吉林省經濟進入新一輪良性循環。
一、引言
自20世紀中期以來,世界發達國家相繼向一個有別于傳統城市化的階段轉型:城市化發展重心轉向郊區,城市布局從高度集中轉為相對分散;城市空間結構從單中心向多中心過渡,形成新的區域資源配置。這一走向標志著世界范圍內城市發展重心的轉變,從單純的人口轉移型向結構轉換型過渡,從城市的集中型發展轉向城鄉統籌發展,這是城市化的高級發展階段。
在傳統城市化時期,城市化主要集中在城市建成區內或城市的行政轄區內,人口和經濟活動高度集中,城市規模擴大是城市經濟實力擴張的主要方式之一。但空間有限的城市發展到一定程度,必然要突破原有的界限,向周邊地區拓展,人口和經濟活動開始出現相對分散化的趨勢。在此過程中,郊區或城市地區逐漸反客為主,成為帶動區域發展的主導力量。大都市區周邊中小城鎮的發展逐漸為世界各國所重視。
二、中小城市發展特色研究――基于SWOT分析法
1. Strengths。小城市不僅空間開闊,環境宜人,地價低,而且往往是“一張白紙”,可以全盤進行城鎮規劃,與傳統的重心城市相比這些都是明顯的比較優勢。由于中小城市的規模有限,不能提供多樣化和全面的資源、設施和服務,因此往往憑借某種特定優勢如:教育資源或者旅游資源以及歷史發展路徑而吸引某類企業的集中,構成其主導產業,形成中小城市經濟結構上的專業化。
2. Weaknesses。從經濟聯系上看,大城市周邊小城市的經濟活動指向中心城市,缺乏相互間的往來。大城市及周邊地區未形成網絡聯系,會影響其發展。同時各小城鎮由于人口規模偏小,形成不了規模經濟,難以支持一些公共設施。小城鎮的公共設施尚需完善,生活質量有待提高,使鄉鎮企業和一些工業項目不能順利進入小城鎮,從而不能有效吸引大量農村人口進入小城鎮工作、居住和生活。
3. Opportunities。大城市周圍地區的小城鎮,都會隨著與大城市的基礎設施的改善等情況,從中心地區獲得資本、人才等,并刺激促進周邊地區小城鎮的發展,逐步趕上大城市。周邊地區小城鎮往往能提供較充裕的土地后備資源和廣闊的土地利用方式。為城市土地利用的優化提供了現實的可能性,使周邊地區土地利用向高效益轉化。
4. Threats。大城市在城市發展到一定階段,大量污染型產業由大城市遷出至周邊小城鎮。這造成周邊地區的產業結構的單一化,抗風險能力差,知識技術含量的低層次化以及城鎮生態環境的惡化。
Strengths Weaknesses
經濟發展條件優越
部分小城鎮具有比較優勢。 一些小城鎮未形成網絡發展格局。
小城鎮公共設施尚需完善。
Opportunities Threats
大城市的“擴散效應” 周邊地區的產業結構的單一化
大城市的“極化效應”對周邊地區的負面影響
三、中小城市發展路徑探究
1.兩種模式,差異發展。中小城市的發展特點,發展目標不能脫離實際,要與發展基礎以及發展機遇相符合。有些城市,由于政府規劃的需要,再加上本身具有一定的人口規模和經濟發展水平適合向新城模式發展,在承接大城市人口以及產業轉移的同時,依賴但不依托大城市,形成多元化產業的綜合性新城。而有一些城市,則因為自身先天條件的限制,或者說某一產業特色太過鮮明,比較優勢十分突出,走的是因地制宜的特色化發展道路。這兩種道路是城市發展的不同階段的產物。
2.規劃先行,注重編制。大都市圈中小城市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和中心城市密切相關的,因此城市發展的前提就是要制定區域性的規劃指導。城市的選址,人口規模,產業發展,交通布局以及內部的城市布局等等都是經過了事先的精心規劃,以達到協調化有機發展的目的。
3.發展主導產業,建設基礎設施。想要趨避大都市帶來的負面影響,避免“睡城”的現象產生,新城的發展一定要具有主導產業的支持。新城只有能夠為居民提供足夠多的就業崗位,才能吸引住居民。因此,中小城市發展應該抓住機遇,找準自己的核心優勢,合理發展主導產業。這才是新城保持活力和高速發展的根本保障。與此同時,住房和交通等基礎設施建設也是至關重要的一環,它決定了城市的發展潛力和吸引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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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81年國債恢復發行開始,我國債券市場從無到有,從小到大,不斷發展和壯大,走過了30年的發展歷程,逐漸形成了包括場內、場外等多種組織形式和交易方式的市場。但與成熟市場相比,我國債券市場發展明顯滯后、諸多問題仍然困擾其進一步跨越式發展。在我國債券市場30周年之際,本文從發展歷程回顧、問題診斷及未來發展等視角深入剖析交易所債券市場。
一、我國債券市場的發展歷程回顧
我國債券市場大致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1991年以前以場外柜臺市場為主的階段,1992年至2000年以交易所市場為主的階段,以及2001年至今以銀行間債券市場為主的階段。
1.場外柜臺交易市場階段
1988年初,首先在7個城市進行國債流通轉讓試點,商業銀行柜臺成為國債買賣場所;到同年6月,國債流通轉讓試點城市又擴大至54個大中城市,至此,我國債券流通市場基本形成;1991年初,國債交易流通進一步擴大到全國400個地、市一級以上城市。由于債券交易主要通過商業銀行及證券經營機構的柜臺進行,因此稱為場外柜臺交易市場階段。
2.交易所債券市場大發展階段
1990年12月,上海證券交易所成立,交易所債券市場逐漸發展壯大,此后,全國各地的證券交易所都開展債券交易,交易所債券市場逐漸活躍;1993年,上海證券交易所推出國債期貨試點,國債回購交易在證券公司和商業銀行等機構之間大量出現,但由于缺乏全國集中統一的國債托管結算系統,存在國債買空、賣空、挪券和假回購等違規行為。1994年末,國家開始清理整頓各地分散的證券交易場所,將國債交易集中至上海、深圳兩個證券交易所進行,交易所債券市場快速發展,國債期貨交易突飛猛進。
3.銀行間債券市場大發展階段
1995年,上海證券交易所爆發“三二七”國債期貨事件,國債期貨試點歷時兩年而終。1997年初,交易所的債券回購成為銀行資金違規流入股票市場(導致股票市場過熱)的重要渠道。1997年6月,國務院統一部署,中國人民銀行了《中國人民銀行關于各商業銀行停止在證券交易所證券回購及現券交易的通知(銀發[1997]240號)》,將托管在上海和深圳交易所的債券全部轉到中央結算公司,并通過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中心提供的交易系統進行交易,該同業拆借中心于1997年6月16日正式辦理銀行間債券回購和現券交易,標志著全國銀行間債券市場正式形成。但由于當時銀行間債券市場的交易主體單一、流動性差等原因,直到2000年之前,債券交易仍然主要通過上海、深圳交易所市場進行。
基于此,銀行間債券市場出臺了各項政策,如債券結算面向非金融機構開放、實施準入備案制等,使得銀行間債券市場交易主體數量大幅增加、多元化,交易量大幅增加。2001年,銀行間債券市場年交易量首次超過交易所債券市場。自此,銀行間債券市場一直保持著70%以上的市場份額,占絕對主導地位。以銀行間債券市場為主的格局基本形成。
經過上述發展歷程之后,目前我國債券市場形成了以銀行間市場為主、交易所市場為輔的債券市場結構,換言之,我國債券市場格局包括以銀行間市場為代表的包括銀行間債券市場和商業銀行國債柜臺市場的場外市場,以及以滬深交易所為代表的場內市場兩個部分。銀行間市場和交易所市場都具有各自優勢,也都存在較明顯的缺陷,缺乏強大的生命力,不能很好地擔當起促進我國債券市場發展的歷史重任。因此,促進兩個市場互聯互通、實現優勢互補是關鍵。
二、交易所債券市場的存在問題分析
由于目前銀行間債券市場規模占絕對優勢,相比之下,交易所債券市場受政策限制,發展緩慢,規模較小,上交所債券市場(交易所債券市場主要以上交所市場為主)僅占我國債券市場的3%。但交易所債券市場具有定價效率高,價格連續,市場透明度高,交易系統先進、技術網絡和渠道覆蓋廣泛等優勢,是我國債券市場體系構建中的重要環節。為了充分發揮交易所債券市場的優勢,首先對交易所債券市場存在問題進行深入剖析,做到揚長避短。
1.交易所債券市場的存在問題:與發達國家債券市場相比
(1)市場規模較小
債券融資已成為世界資本市場的主要融資方式,截至2010年底,全球債券市場托管量超過90萬億美元,已遠超股票融資額。美國、日本和歐洲的債券市場較為發達,英、法、德等歐洲國家債券規模增長較快,中國、巴西、韓國等新興國家債券市場發展迅速,但規模仍然偏小。截至2010年底,中國債券市場托管量約為3萬億美元,僅占全球債券市場的3.3%,而交易所債券市場又僅占我國債券市場的3%,市場規模較小。
(2)產品種類少
歐美等發達國家債券市場發達,產品包括國債、地方債、政策債、公司債、債券衍生品及證券化產品等,不僅有國內債券,更有國際債券、外幣債券,種類多,結構合理。交易所債券市場僅有國債、地方債、公司債和可轉債等國內債券產品,沒有債券衍生品、證券化產品、國際債券等。
(3)產品同質化
歐美等發達國家債券市場產品的信用等級差異較大,產品差異化明顯,可滿足不同投資者的風險偏好。與發達國家債券市場相比,我國交易所債券市場產品的信用等級大多為A+級以上,風險等級普遍較高,低風險低收益,產品同質化明顯,市場交易清淡。
2.交易所債券市場的存在問題:與我國銀行間債券市場相比
從我國債券市場發展歷程來看,2001年之后,銀行間債券市場一直占據絕對地位。目前,交易所債券市場規模僅占我國債券市場的3%左右。與銀行間債券市場相比,交易所債券市場存在的問題主要有:
(1)交易所債券市場規模小
2001年。銀行間債券市場交易量首次超過交易所債券市場,特別是2003年以后,銀行間債券市場托管量快速增長,并占據絕對主導地位,原本在交易所債券市場交易的投資者紛紛轉入銀行間市場,導致了交易所債券市場托管量、交易量的下降。目前,交易所債券市場僅相當于銀行間債券市場的3,09%,規模較小。
(2)產品創新步伐緩慢
銀行間債券市場一直大力發展市場化導向的創新產品,既考慮各類發行者的發行意愿,也根據投資者的需求推動相關債券產品的發展,提高了發行效率,形成了良性循環。而交易所債券市場的市場化程度不高,行政化色彩明顯,多樣化投資者需求難以滿足,各類發行人積極性不高,導致發行者和投資者均傾向于進入銀行間市場交易。交易所債券市場產品過于標準
化,尚未形成一個包括標準化和非標準化品種的多樣化產品結構,現貨品種比較單一,缺乏債券遠期、利率互換等債券衍生產品,不能滿足投資人多樣化需要,降低了交易所債券市場流動性。
(3)發行審批程序復雜,結果可預期性不強
銀行間債券市場的債券發行采取注冊制,審批效率高,靈活性大,從而使得銀行間債券市場的債券品種包括國債、地方債、政策性金融債、國際機構債、普通金融債、企業債、央票、中期票據、集合票據、短期融資券、資產支持證券等,較高的發行效率和較大規模的投資者,保證了多樣化產品的供給需求趨于平衡。與之不同的是,交易所債券市場的的債券發行采取核準制,審批效率較銀行間市場低,審批節奏及結果的可預期性不強,從而限制了交易所債券市場拓展的空間。
與股票交易方式一樣,交易所債券市場采取交易機制,投資者必須通過交易所會員才能進入交易所債券市場。而銀行間債券市場不同,其采取的是投資者注冊制,投資者對自己的債券投資有較大的掌控能力,因而具有參與銀行間債券市場的積極性和愿望。
三、交易所債券市場的未來發展
正如拉動GDP增長的“三駕馬車”一樣,驅動交易所債券市場發展的“三駕馬車”是市場、平臺和政策。
平臺驅動是拉力。平臺驅動是指交易所債券市場需要構建一個集場內交易與場外交易于一體、支持多樣化投資的固定收益平臺,通過強大的平臺吸引銀行間投資者,形成強大的拉力。反之,缺乏強大的平臺,投資者也會來而復失??梢?,平臺驅動是交易所債券市場謀劃長遠的基礎。
市場驅動是推力。市場驅動是指交易所債券市場在功能強大、支持多樣化投資的固定收益平臺吸引下,“逐利”的投資者自發選擇、自我演化而形成的市場作用。允許銀行間債券市場投資者(主要是商業銀行)進入交易所債券市場,構建多元化的債券持有者結構,為投資者打開多樣化投資渠道,為交易所債券市場發展注入市場選擇機制,從而打造交易所債券市場的核心競爭力。
政策驅動是劑。政策驅動是指債券監管機構的各項政策規定對推動交易所債券市場發展具有“劑”作用。交易所債券市場發展離不開監管機構等政策部門的支持。目前我國債券市場屬于分品種多頭監管方式:國債的發行由財政部監管,國債的二級市場由證監會(交易所部分)、人民銀行(銀行間部分)共同監管;政策性金融債券由人民銀行監管;企業債、公司債、短期融資券和中期票據等均屬公司債券,但由不同機構監管,其中企業債由發改委監管,上市公司的公司債及可轉換債券屬證監會監管,中期票據及短期融資券屬人民銀行監管。歷史造就的這種分品種監管方式,隨著市場的變化已成為了債券市場發展的阻力,嚴重降低了債券市場效率和可持續發展能力??梢?,政策驅動是交易所債券市場發展的“劑”。
綜上所述,平臺驅動、市場驅動和政策驅動構成了交易所債券市場發展的“三駕馬車”,三者相輔相成,辯證統一。平臺驅動是拉力,市場驅動是推力,政策驅動是劑,三者共同驅動交易所債券市場踏上復興之路。
參考文獻:
[1]陸文山:推進我國債券市場發展的若干問題再認識――兼論資本市場功能的完善[J],證券市場導報,2010年4月
一、現階段技師院校體育教學的重要性
(一)體育教學能夠更好地幫助學生提高學習興趣
現階段的技師院校學生由于專業壓力比較大,沒有更多的閑暇時間進行體育鍛煉,而在日常的體育教學課程時間成為了他們主要的鍛煉時間。一方面由于技師院校學生各種專業課程緊密的安排,導致學生沒有過多的精力進行體育鍛煉,另一方學生在課后的體育鍛煉過程中又缺乏實際有效的體育鍛煉方法,導致鍛煉效果不佳。所以在技師院校開展體育教學不僅能夠幫助學生提高參加體育鍛煉的時間,而且還能夠更好的傳播科學有效的體育鍛煉辦法,引導學生積極鍛煉,提高學習興趣。
(二)體育教學有利于培養學生相互之間的感情
技師學院的學生平時在一起,大多只是討論專業學習或者是就業問題,而在教學課程中加強體育教學課程教學,能夠幫助學生們彼此增進了解的機會,在體育鍛煉中討論學習以外的事情,放松心情,為以后更好地投入學習提供身體保障。另外,在體育教學過程中也能夠增進老師與學生之間的感情,老師與學生接觸多了,就能夠清楚的掌握學生的動態,清楚知道學生的思想狀況,為學生提供具有指導性的意見。
(三)體育教學能夠豐富學生的知識,培養學生的競爭意識
體育教學涵蓋的內容非常廣闊和復雜, 技師學院開展的體育教學不僅僅教學生如何進行體育運動,豐富學生體育知識,而且還包括一些體育常識,為以后進入社會工作,能夠適應社會。另外,在進行體育教學過程中還能夠幫助學生樹立正確道德觀念,通過以健康積極向上的競爭意識來完成自己的理想。在生活中就好比是一個競技場,技師學院學生在今后面臨進入社會工作時需要樹立只要付出汗水,就會有收獲的意識,也只有這樣才能夠脫穎而出,得到屬于自己的“康莊大道”。
二、提高技師院校體育教學發展的策略
(一)落實教學責任主體,不斷統一思想
在技師學院需要改變以往傳統思想,避免陷入只重視專業技能的配選而忽視學生身體健康教育。落實教學責任主體需要從學校領導到一線教師相互結合,落實教學責任主體,全校上下都應該重視開展體育教育,理解開展體育教育的目的和意x,不斷建立統一的教學思想。在開展體育教學過程中,各個體育教師應該結合本校的實際發展情況,做出具有針對性的教學方案。此外,在開展體育教學過程中,可以成立專門的教學小組,不斷開展具有針對性的改進工作,明確分工,以“健康第一”的指導思想不斷開展體育教學,更好的培養學生的“德、智、體、美”,建立全方面的人才培養計劃。
(二)營造體育教學氛圍,加強宣傳活動
在技師院校的日常體育教學活動安排中,教師要通過營造一個健康的教學環境氛圍,讓學生主動參與到體育鍛煉中。在老師開展體育教學活動中還應該增加教學設置的靈活性,減少傳統體育教育的束縛,一方面使老師更有時間去設計教學方式,另一方面使學生也能夠以更充分的熱情去接受教學。現在的許多院校都開展了室內和室外兩種體育教學,室內教授學生理解理論知識,室外開展體育實踐,增加了體育的開放性和趣味性。此外,還應該不斷加強體育教育的宣傳活動,可以利用教學宣傳欄、家長會、多媒體等方法加大體育教育的宣傳,讓學生充分明白體育教育的意義及價值。在體育教學過程中,老師也應該多鼓勵學生去宣傳體育影響,動員家長也一起參與到體育中,讓校園和家園相互結合,為學生的順利成長不斷營造健康的環境。
(三)重視學生的主體地位,轉變教學觀念
在體育教學過程中,老師應該改變以往的傳統觀念,改變以往條條框框的教學束縛,不斷接受符合當前時代潮流的教學方法。學生在體育教學過程中需要更加積極主動的參與,老師需要重視開展體育教學的主體,重視不同學生的發展特點。體育教學是對快樂教學的延伸和升級,開展這一項教學要求的目的主要是幫助學生自發主動的走向操場、走進陽光下參與體育鍛煉。教師應該以學生為主體,轉變以前以老師、課本為主體觀念,給予學生足夠的體育鍛煉空間,通過以指引者的身份與學生進行主動的合作探究,幫助學生在今后的人生體育鍛煉奠定基礎。
(四)完善相應的體育評價機制,構建體育教學保障體系
開展體育的為最根本目標是幫助提高學生的體質,能夠有能好的身體基礎,為今后的發展起到良好的開端。因此,在開展體育教學過程中應該不斷完善相應的體育評價機制,檢驗陽光體育教學成果,提高學生掌握體育鍛煉技能收效。在日常的體育測評中,要堅持不斷完善體育評價機制,對不符合當前時展潮流的教學方式應該盡早淘汰,采取一些高效的評價方法。在體育教學過程中要不斷完善體育科目的測評工作,以此激勵學生更加積極主動地參與體育鍛煉。另外,在開展體育教學過程中還應該積極的構建體育教學保障體系,提高體育教學開展過程中的教學質量,在教學和課后的體育鍛煉中形成一個良好的循環,幫助學生為今后的發展提供良好的心態。
三、結束語
現階段技師學院所擔負的社會責任變得越來越重,需要培養出更具全面的人才,學院開展體育教學的目的就是為了更好地幫助學生鍛煉出良好的體質和心理素質,幫助促進學生身體綜合素質能力的完善。
參考文獻:
[1]陸永慶,壽文華.高校體育理論教學的重要性與措施[J].上海體育學院學報,2000,01:82-84.
[2]劉芷萌.做好高中體育教學的重要性[J].神州,2013,35:108.
一、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失衡:“穩增長”的主要難題
當前中國經濟運行中存在著增長失速、產能過剩、債務高筑、房價過高、貨幣泛濫等一系列問題。這些問題只是現象,背后的原因在于經濟結構的失衡。經濟結構的失衡不是產業結構失衡,也不是空間結構失衡,更不是所有制結構和企業規模結構失衡,而是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之間發展的嚴重失衡,即“實體經濟不實,虛擬經濟太虛”。
“實體經濟不實”,一是指現在很多企業不愿做實業或者比較浮躁,更愿意進入泡沫經濟領域獲取短期高利潤;二是指一方面制造業產能嚴重過剩,但是另一方面,國內很多機器設備和原材料卻要依靠大量的進口來滿足;三是指產業創新能力差,許多所謂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實際上是頂著高新技術產業的“帽子”,做的卻是傳統產業的活。四是指產業生產率低、附加值低,因為無法抵消不斷上漲的生產要素成本的壓力,很多實體企業處于虧損的狀態。
“虛擬經濟太虛”,主要表現在“四個高”:一是真實利率高。不斷上升的利率加上不斷趨降的物價水平,已經使真實利率水平脫離了實體經濟可以承受的極限,實體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已經成為普遍的問題。二是匯率高。人民幣匯率的高估和持續大幅度攀升,直接導致出口企業的大面積虧損倒閉。三是資產價格高。過去是以房地產為主體的資產價格不斷地拉高M2(反映現實和潛在購買力的重要指標)水平和利率水平,不僅抑制了民眾消費和擴大內需戰略的實施,而且是使制造企業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現在是股票資產價格高估,既定的社會融資總量中,被過度地吸收到對有限交易的市場中,引起新的經濟泡沫和市場風險。四是債務率高。企業和地方政府負債呈現為“堰塞湖”,其嚴重性不是體現在債務規模和水平,而是表現在債務結構上,即我國地方政府主要是對商業銀行負債,負債的資產構成中很多是回報率倒掛的公共基礎設施項目,負債的抵押物主要是價格虛高的土地資產。這種負債結構極有可能誘發局部金融危機。
我國現存的經濟風險因素,也跟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之間存在的嚴重失衡現象有直接關系。例如,盡管我國迅速增長的M2已達120多萬億,M2/GDP的比例也雄冠全球,但是卻對應著通貨緊縮趨勢,迫使國家不斷地釋放流動性,不斷地降準、降息。流動性都去哪兒了?因為虛擬經濟過于泡沫化,貨幣資金現在更多地被用于產能過剩的僵尸企業、維持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的債務、影子銀行經營、推高房地產價格以及支付不斷上漲的利率。超發的貨幣其實并沒有形成對商品和服務的有效需求,也沒有用于真實的財富創造。
近些年來,虛實經濟之間的失衡現象愈演愈烈,這就導致了以下幾種現象:一是引誘實體企業放棄繼續從事實體經濟活動,轉而“一窩蜂”地去從事股票等虛擬經濟業態。二是雖然政府進行了許多調控,采取了很多措施,但是資金就是進不了實體經濟,而是在虛擬經濟領域中“空轉”。三是實體企業因為微利或嚴重虧損,不僅無力進行創新,而且更有可能是被迫放棄實業,或破產倒閉。
二、資產短缺: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失衡的根本原因
針對我國實體經濟“不實”、虛擬經濟“太虛”的現象,有些人認為原因在于,現階段金融業發展過度了,股票市場發展過火了,導致企業更愿意賺“快錢”,因而心態浮躁,無心專注于實業活動。這種觀點其實是錯誤的。目前,我國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矛盾,不是因為金融發展過度了,而恰恰是因為現代金融業發展不足,是長期存在的“資產短缺”現象所導致的。
一般來說,在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其資本的實物產出能力很強,但金融資產的創造能力卻嚴重不足。這一方面表現為產能過剩,商品價格不斷走低;另一方面,又表現為優質金融資產的長期供給短缺,即金融市場不夠發達,金融工具和金融產品稀少,投資者投資渠道單一,結果導致有限的優質金融資產被過多的貨幣所追逐,從而形成嚴重的資產泡沫和金融風險。嚴重的泡沫經濟必然誘使或者迫使企業輕視或放棄實業活動,從而成為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天敵。
中國從上個世紀90年代中后期開始,就已經告別了“商品短缺”階段,開始進入到“資產短缺”階段。進入新世紀之后,全面的資產短缺伴隨的是嚴重的產能過剩和資產價格泡沫。這對中國經濟運行和發展帶來的消極影響,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優質金融資產的長期短缺,在過去的十多年中,一方面表現為資本市場總體上交易低迷,上市公司股價嚴重低估,從而股市基本喪失融資功能;另一方面,又驅使大量的家庭理財資金進入房地產領域,把其作為投資和投機的最好標的。因此,過去是資本市場漫漫熊市隨著炒翻了天的房地產市場。而現在,這一現象正在翻轉過來,被冷落的房地產市場面對著被炒得令人膽戰心驚的股票市場。因此,讓更多的優質企業進入資本市場,提供更多的優質金融資產,才能吸收投資進入資本市場,才能擠壓資產泡沫,尤其是創業板泡沫和房地產泡沫。
第二,優質金融資產的長期短缺,直接導致我國長期累積的結構矛盾無法通過市場機制正常解決,尤其表現為產能過剩行業不能進行市場化調整,無法發動以收購兼并為主要特征的結構調整進程。西方國家的工業化進程迄今為止,已經至少出現過六次以上較大規模的收購兼并浪潮,它是產業結構偏差的清除機制。而我國工業化到現在已經進入了中后期,卻沒有出現過一次像樣的兼并收購,故投資活動所累積的存量誤差越來越大,產業結構失衡將成為干擾發展方式轉型的主要力量。
第三,優質金融資產的長期短缺,直接導致我國發展進程嚴重缺乏穩定的長期資金。我國基礎設施領域的長期投資一直主要依靠政府投融資平臺,主要依靠商業銀行的短期貸款長期化使用,主要依靠土地資產作為抵押。這使得很多長期投資項目負債率過高。現在商業銀行中長期貸款占比接近60%,這在任何國家都是一個已經很危險的信號,蘊藏了巨大的風險。其實中國并不缺短期資金,缺的是穩定的長期資金。因此,未來中央與地方財政關系改革中,增加長期投資資金的供應,特別是增加股權性資金和債券資金供應,就應該成為一個重要的政策取向和戰略議題。
第四,優質金融資產的長期短缺,直接導致我國面臨貨幣超發的壓力。存量資產無法盤活,增量資產也無法優化,導致經濟體系存在著一方面不斷吸收新增資源和流動性,另一方面又不斷地沉淀資源和貨幣的現象。這一現象是貨幣超發的內在壓力所在。因此,優質金融資產供應短缺的矛盾累積到一定程度,就表現為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之間的嚴重非均衡,從而有可能首先引發商業銀行支付危機,并引起嚴重的經濟危機。
三、緩解資產短缺:以制度創新重塑增長動力結構
在資產短缺背景下,正常的資本市場的調節機制,將至少會從兩個方面發揮作用:一是在金融資產需求和價格上漲預期的推動下,金融資產泡沫價值增加,金融資產供應上升;二是金融資產超額需求的存在,將會造成商品市場供過于求,由此導致通貨緊縮發生,物價下降,實際金融資產供應增加。
我國自從上世紀末、本世紀初正式進入資產短缺階段后,經濟運行中的金融資產泡沫、產能過剩、通貨緊縮和CPI降低都發生了,但是金融資產供應的速度卻沒有跟上,由此引發了上述兩者之間的惡性循環效應。這是中國實體經濟陷入下行壓力的深層次根源,也是現在“穩增長”的最大難處所在。因此如何千方百計地大幅度地增加優質資產供給,也即提高企業直接融資的比重,不僅關系到經濟增長動力結構的重塑,而且也是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主要著力點。建議從以下幾方面進行制度創新:
首先,在完善主板、中小板和創業板的同時,加快場外交易市場的建設。2012年以來相繼興起壯大了“新三板”與上海股交中心、深圳前海股交中心等多達30余家的股權交易市場。目前的主要問題,一是各場外交易市場法律地位不對等;二是除“新三板”外,其余性質均定位為“區域性市場”,束縛了市場發展的空間功能;三是市場監管制度對地方股權交易中心的功能限制太多,使其交易活躍度、市場發展規模受到很大限制,不利于引入競爭機制;四是缺乏統一規劃、市場布局重復,在我國場外市場建設過程中,同類市場已達30多個,有的省甚至在多個城市建設股權交易市場。
第二,盡快推進商業銀行在風險隔離前提下的混業經營模式。商業銀行的混業經營模式是當今金融業的發展趨勢。我國金融業目前的分業經營體制不利于利用現有的金融渠道大力發展直接融資市場。在打破資本市場進入限制的過程中,只讓民營、外資進入資本市場業務,不允許商業銀行實行混業經營,只不過是對該市場利益的再分配優先傾斜前者而已,并不能由此改善融資效率。應該允許商業銀行的業務類型進行拓寬。為此建議修改《商業銀行法》,允許它們從事資產證券化業務、證券交易、大宗商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業務,以及從事互聯網金融服務等。這意味著銀行在金融體系中地位的重新上升。
第三,直接融資市場發展的重點,是資產證券化和相應的債券類市場,而不是股票市場。西方國家企業的直接融資規模一般要比間接融資高3―5倍,直接融資中,債券融資比例又要大大地高于股票融資。我國未來的資本市場的發展也要優先發展債券市場。為此可以通過加快推進資產證券化的速度來進行。這也是盤活貨幣存量、化解金融風險、為資本市場提供優質資產、提升股市信心的主要措施之一。對政府投融資平臺形成的基建資產項目,收益有保障的部分優質資產,應該強令其限期變現歸還商業銀行貸款;收益一般的,可以由省和中央財政通過適當的財政補貼,使其形成底層資產的正回報率,并設法在此基礎上進行資產證券化,通過財政補貼、貨幣發行等增量貨幣盤活資產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