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學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政治學，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一)學生受應試思維影響,學習中缺乏學科意識學生往往把《政治學概論》看作是中學思想政治課的延續,在學習思維上也沿用了以往的應試思維。最明顯的表現是學生習慣在學習中追求一字不差的唯一標準答案,對教材介紹的同一名詞的不同定義,同一問題的不同觀點往往缺乏獨立思考,無所適從。甚至要求教師提供練習冊,通過題海戰術來應對考試復習。這種應試思維嚴重影響了學生以學科意識來整體把握《政治學概論》課程的內容體系,奠定政治學理論基礎和認知框架,造成學習的困難。

(二)學生學習政治學的基本概念與理論存在困難。

《政治學概論》往往安排在大學一年級開設,同時,使用的教材大多理論性、系統性較強,對于大學新生來說,學習理解抽象概念和理論會有一些困難和挑戰。往往是名詞聽起來熟悉,但卻不能準確表述與理解,如“政治、國家、權力”等。對政治學中的基礎理論,特別是某一理論的不同觀點,如“民主理論、國家理論”等往往是似是而非,不知其所以然,更談不上用其概念與理論分析現實政治問題。[1]

(三)學生課外閱讀政治學經典著作存在困難 閱讀經典著作是人文社會學科入門非常重要的方法。在教學中我們往往會提倡學生不要囿于教材,要閱讀經典著作。但政治學經典著作多數來源于西方學者,無論是內容體系還是理論分析邏輯,抑或行文表述都令學生覺得艱澀難懂,難以堅持。例如《政府論》、《學術與政治》,還有馬列經典原著等都不是大一新生能夠輕松讀懂的著作,單純強調學生閱讀經典著作,不僅無助于學生對課程的學習,反而加深了學生認為政治學是一門枯燥、難懂的課程的刻板印象。[1]

(四)學生自主運用理論分析現實政治現象存在困難

《政治學概論》教材由于內容的相對穩定性,并囿于篇幅,往往限于簡單介紹理論的主要觀點或是簡單得出結論。表現為作者在論證觀點時僅僅限于從理論到理論的思辨與價值判斷等傳統的規范手段,缺乏以令人信服的事例、數據等事實資料作為觀點的支撐,懈于進行田野調查等實證研究方法,未能及時反映政治生活中的變化。雖然教師常常運用“討論法”、“案例法”等去彌補教材的不足,但學生往往還是難以信服結論,更難以自主運用理論分析、解決問題。

二、《政治學概論》的教學建議

上述學生在學習政治學中存在的困難,既涉及到中國政治學研究發展的問題,也涉及到政治學的教材建設的問題,但筆者主要就教學中的應對學習困難提出了一些建議。主要是課程講授中應凸顯學科意識與學科研究方法,注重培養學生的“述議”能力,引導、推動學生的課外學習。

(一)教學體系安排應凸顯學科體系的完整、獨立,幫助學生建立學科意識

政治學的知識體系龐大豐富,《政治學概論》課程到底應該涵蓋哪些基礎性政治學知識呢?為使學生從總體上把握《政治學概論》的基本框架及其獨立的學科地位,需要對其內容進行分類,進而明確部分與部分、部分與整體之間的聯系。[2]而且這不僅僅是在導論課給學生做一次性的介紹,教師應在每一章節的課程講授中起到“串珠成寶”的作用。以政治內容可分為實體、觀念、活動三個方面為線,根據所選教材的分析框架,幫助學生建立起學科體系的基本框架,系統把握政治學概論的課程內容,而不是通過“背多分”的應試方式來獲得概念或理論觀點。

(二) 理論教學過程注重學科研究方法的介紹與分析

關于政治學的研究方法往往是導論中的一節內容,但這遠遠不能讓學生掌握政治學的研究方法,更不足以讓學生自主運用這些學科方法去學習、研究。學者們的理論成果是通過一定的學科研究方法得出來的,教師進行理論分析也運用了一定的學科研究方法,但是,如果我們疏于介紹與分析方法的使用,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往往以接受知識性內容為重,以方法的學習與運用為輕。就如大廚端出美味佳肴,食客能品嘗到食材,卻不懂炮制方法一樣。師生之間的教學,不僅要授之以魚,亦要授之以漁,因此強調理論教學過程注重學科研究方法的介紹與分析。如:在講授歷史上“非政治觀”的內容時,需要對每一思想家的歷史背景、經濟地位、階級地位以及歷史地位進行分析。在此基礎上,還需要對不同政治觀的合理性、局限性進行辯證分析,作到有理有據、全面客觀,可以向學生介紹綜合運用到的文獻研究法、歷史分析法、經濟分析法。

(三)構建互動課堂,培養學生的“述議”能力

構建互動課堂的方式,已經有很多學者作了有益嘗試,提出了“引導討論”式、啟發式、辯論式、師生角色互換式等,這都值得我們在課堂中學習應用。值得重視的是,構建互動課堂不能僅僅是為了活躍課堂氣氛,增加學習的生動性、有趣性,更要立足于培養學生的“述議”能力,提高學生的明辨、批判和創新等思維水平。例如,在介紹了非政治觀與政治觀之后,可以讓學生用自己的語言表述政治的概念,可以鼓勵學生對不同的界定進行發言,講出自己贊同或者反對的理由。在涉及到觀點評價的講述時,還可以讓多

個同學針對彼此的看法進行發言,以更深入明了觀點的邏輯。“述議”能力的鍛煉,能夠培養學生在表達思想觀點時擁有清晰的概念、嚴密的邏輯、有力的論據和明確的觀點,這十分重要。“憑借這種思維,在了解必要的預備知識后,對于關乎國計民生的社會熱點話題,就能夠獨立思考并得出正確結論;對于社會上的種種爭論,也能夠給予恰當評價。”[3,4] (四)教師引導、推動學生的課外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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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觀點明確，堅持科學發展觀教育。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體現了新時期我們黨的科學執政理念。在學習中我們深刻認識到教育亦應以十六屆四中全會精神為指導，切實用科學發展觀武裝頭腦，指導實踐，推動教育教學工作由以外延發展為主向一內涵發展為主轉變。自覺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趨勢，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開拓創新，統一對教育持續快速發展的認識，以創新的精神培植教育發展新優勢，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增強加快發展和改革的責任感和緊迫感，在全校形成想發展、謀發展、快發展的濃厚氛圍。牢固樹立"以人為本"的教育理念，面向全體學生，正視學生個體差異，尊重學生人格，張揚學生個性，關注學生情感需要，因材施教，為每一個學生一生的發展和幸福奠定基礎。積極推動學校教育持續、健康、協調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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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隨六成最有錢的民營企業家年過六旬，中國家族企業集中進入了接班季。接班絕非一蹴而就，這是一項曠日持久的系統工程，即使設計精密仍可能難免出軌，其中涉及無數細節安排。

比如，富一代如何從小栽培子女，使得江山代有人才出？有多名子嗣時，企業股權要不要平分，管理權傳長還是傳賢，如何選擇更匹配公司運營的“賢者”，并把握傳遞權杖的最佳時機？女婿和兒媳能否躋身傳承行列？如何完善家族治理體系，避免家族與企業內派系林立、內斗消耗？家有子嗣卻不愿繼承家業時，如何界定職業經理人與家族成員的職責？當富一代不止一段婚姻時，如何在包括前后任配偶及其子女的復雜大家族中恰當分配權力？無論上陣親兄弟，還是打虎朋友兵，那些共同創業、股權相當的富一代，能否把無間的合作、信任傳遞到下一代？通過股權激勵致富的打工皇帝，要不要另起爐灶打造傳承平臺？巴菲特與比爾·蓋茨大比例捐贈回饋社會的示范下，富人們要不要在慈善和傳承之間尋找平衡？代際差異之下，接班的富二代如何與父輩磨合，并贏得企業內強勢的叔伯老臣支持？他們應當犧牲個人情感，達成商業家族的強強聯合，還是滿足自我追星欲望，抑或給草根精英逆襲的機遇？

無論對于富一代還是富二代，傳承都意味著耐心與智慧的考驗。接班已經成為中國企業家族最大的政治，并日益受到重視。在中國，30后、40后富人在創業時可能未必考慮交班事宜，但50、60后富人往往在繼承人進入教育期之時，就把培養他們接班納入了計劃。

企業交接班，殊非易事，更非小事。對成熟市場的研究顯示，交班往往會拉低企業經營指標和在資本市場的估值。尤其是在這經濟轉型、增長停滯的特殊時期，接班成敗不僅關系企業家族興衰，一眾民企的集中交班，更可能影響中國經濟的整體走勢。引導民企順利完成代際交接，意義重大。

盡管每個家族都有特殊性，交班并不拘泥于固定的模式，但諸多海外老錢家族傳承的案例顯示，其中亦非無學問可循。《新財富》本期聯手國際知名學者，對中國富二代接班問題進行了迄今最為全面和扎實的研究，希望在基本面與方法論上為國內企業家族提供指引，助力他們再創新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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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要明確教學內容重點，突出知識疑難點，使學生領會重點，化解難點。還有，知識體系合理。教師根據教材的特點、學習的重點和難點，編排出合理的教學知識體系。最后，教學方法靈活。教學過程要充分發揮學生的主體作用，采取靈活地教學方法調動學生的積極性，使學生學習效果最大化。人教版經濟生活中《神奇的貨幣》的學案導學設計應符合學案設計的基本要求，突出對商品的含義及基本屬性、了解貨幣的產生、本質及基本職能、掌握紙幣的含義、通貨膨脹及通貨緊縮等概念，同時要設計靈活地教學方法，引發學生學習興趣，例如：小組討論、ppt制作等形式。只有設計合理的學案導學才能使課堂教學更合理，調動學生積極性，取得良好的教學效果。

二、有效組織學案實施

學案導學的實施是高中政治學科學案教學的關鍵環節，也是教師考驗教師教學智慧的挑戰。學案導學的實施是一個復雜的教學過程，其中可以分為以下幾個步驟：首先，教師展示教學學案。教師采用現代化教學設備，將本節課需要掌握知識點呈現給學生，使學生明白本課的難點和重點。同時教師給學生充足的時間通過查閱教材，獨立思考問題、解決問題。其次，教師組織班級討論。教師在課堂上留出時間給學生自由討論，教師也要參與到討論的規程中。班級討論時，學生可以各抒己見、互評互議，在互相交流的過程中，加深對問題的思考，同時也能了解別人的思維方法。

通過討論，學生也鍛煉自己語言表達能力和領導能力。通過討論，能激發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培養學生發表獨立見解的勇氣，提高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和主動性。還有，教師要正確解答學生的疑惑。班級討論后，教師要重新掌握班級主動權、發揮主導作用，對學生仍存在的疑惑進行點撥與啟發，使學生的疑惑能在課堂上得到解決。使學生達到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的學習效果。

通過敬愛偶是的啟發與點撥，促使學生的思維活動向積極有效的方面發展。人教版高中政治必修一《多變的價格》的學案實施過程，教師要將價格與價值的關系、商品的價值是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所決定、供求對價格的影響等知識點向學生展示，要求學生通過查閱課本的方式解決問題。教師還要有效進行組織討論，例如：供求關系與價格的關系。最后，教師要對學生的疑惑進行解決，使學生的學習過程更加合理、效果更好。

三、重視學案知識的課后鞏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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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博弈分析政治學研究的發展階段、代表人物與理論成果

    (一)博弈分析政治學研究的涵義

    我們知道,政治學研究始終具有海納百川、包容并蓄的理論傳統,十分注意借鑒、吸收、運用和發展其他學科的分析方法與理論成果。博弈分析范式也不例外,倘若政治學者接受它的理論預設,認為社會政治實在是有理性個人間策略互動的產物,就能夠將其應用于政治學研究,使它的上述特點和優勢在政治學研究領域得到充分體現。需要說明的是,在國外學術話語體系中,人們通常將博弈論看成是理性選擇理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12〕,或者干脆等同于理性選擇理論本身,并不嚴格區分理性選擇理論與博弈論這兩個概念,也很少使用博弈分析政治學研究的提法。然而,國外學者所說的理性選擇理論絕大多數情況下實際指的就是以博弈論為核心組成部分或者說博弈論化了的“升級版”的理性選擇理論。鑒于國內外學術話語體系的差異,對二者做一概念上的區分,將博弈分析政治學研究從理性選擇政治學研究中抽取出來做一相對獨立的系統梳理與評析,仍然不乏積極意義。這樣,一則可以使我們更清晰地凸顯出二者之間既相聯系又相區別、既繼承又發展的事實,二則也有助于我們更準確地把握國外政治學研究的發展趨勢。更重要的還在于,博弈分析政治學研究的用語比理性選擇政治學研究的用語能夠更全面準確地傳遞出其作為一種主體間、理性主義與建構論式政治學研究的真實意涵和內在精神。另一方面,隨著政治學研究的“專業化、分化與雜化”和跨學科、跨子學科交叉與融合的日益發展〔13〕,政治學研究這一概念的涵義與指稱也發生了較大變化,很難嚴格界定。寬泛地講,博弈分析政治學研究的概念至少可以包含兩層涵義:一是指政治學者所從事的博弈分析政治學研究;二是指具有其他學科背景的學者針對傳統政治學理論議題所做的博弈分析。本文主要采用第一層涵義,即政治學者運用博弈分析范式的理論預設、研究方法、數理模型而進行的政治學研究。這樣,一來可以將本文限定在一個相對有限的范圍之內,二來也能夠將公共物品供應、公共池塘資源治理、群體合作、自由平等、公平正義與道德習俗演化等跨學科研究議題納入視野,以真實反映博弈分析政治學研究的問題意識和發展現狀。

    (二)三個發展階段以及各階段代表人物與理論成果

    毋庸置疑,博弈分析范式的形成與發展及其在政治學研究領域的應用推動了博弈分析政治學研究的形成與發展。然而,這一過程并非是一個政治學研究從屬于或單向接受博弈分析范式的過程,博弈分析政治學研究有其自身發展的脈絡和邏輯,對博弈分析范式的豐富與完善也作出了許多有價值的理論貢獻,因而有必要加以單獨討論。為了敘述方便,我們將這一過程大致劃分為試探期、成型期和常規科學發展期三個階段并側重對各個階段的發展水平、代表人物與理論成果進行扼要評析。

    1.試探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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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近代辯證唯物主義的興起并逐漸成為哲學主流話語，人們開始更多地關注“物質世界”，強調其對“意識”的決定性作用，拒絕那種超越物質世界而存在的“理念”，從而“理念”一詞在學界研究中也走向了落寞。

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來，后現代主義思潮逐漸闖入了人們的視野，其中影響較大的建構主義站在相對主義的哲學立場上重新強調了主體認知的重要性，力圖把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結合起來進行解釋與分析，這為“理念”的回歸帶來了新的歷史契機。20世紀90年代，建構主義首先在政治學科中的國際政治關系研究方面占據了主流地位，之后，很快蔓延到其它的政治分析領域，形成了政治學科的建構主義模式；其核心思想認為決定政治結果的既不是觀念也不是物質因素，而是觀念與物質因素間的互動對政治后果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二、理念路徑的基本模式

在理念路徑中，其核心問題就是理念如何影響政治行為。它認為，政治行為既是行動者的動機、利益和偏好相結合的產物，也是環境提供機會及限制約束的復雜后果。這種觀點被認為有著很大的進步性，其把動機、利益和偏好都當成了變量，這與政治現實更為切合。進而，它闡述了理念路徑的核心分析點對政治現象中的“利益”概念進行了重新認識。它強調利益分為兩個層面的，一是客觀的利益，二是主觀對客觀利益的認識，并且這兩者在多數情況下是不一致的。那影響政治行為的究竟是前者還是后者呢？對此，科林·海在唯物主義“背景物質利益行為”[2]的解釋模式基礎之上，發展了一種“背景‘現實’或物質利益對物質利益的認知行為”[3]的建構主義模式。雖然這種模式更符合實際政治生活狀態，但其最為明顯的不足之處是必須借助其他變量才可能闡明理念對行為的影響機制。在這種背景之下，處于政治學科研究前沿的新制度主義學派力圖把理念與制度結合起來。

三、理念與制度的結合

就目前來說，理念與制度的結合主要沿著三條線路展開。第一，理念在制度化過程中的作用。這一線路分析了理念是如何轉變成為有形制度的，對此舊制度主義做出了巨大貢獻，如洛克、孟德斯鳩等人的思想轉變成了制度設計就是最好的釋例。第二，理念在公共協商、對話、主體際的溝通以及集體認同中的作用。這一線路闡述了理念對政治行動者的偏好、利益觀、價值觀等發揮著決定性的形塑作用。第三，理念在制度變遷中的作用。這一線路有效地解釋了制度變遷中的動力問題。通常情況下，理念與政治制度績效之間會存在一定的“摩擦”現象，這是政治制度變革的直接動力。亨廷頓在1981年的《美國政治：不和諧的許諾》中指出：推動美國政治發展的動力之一就是政治理念與政治制度的績效之間存在著摩擦，當兩者之間的距離非常大的時候，它就能推動制度變革，向政治理念倡導的方向發展[4]。具體來說，首先，理念通常描繪了一個令人向往的未來狀態，它與現實情況之間的差距激勵政治精英進行政治變革，并為政治變革提供了行動“藍圖”。然后，在制度變革的“前夜”，既有政治制度出現“去功能化”傾向，它們無法再為政治行動者提供穩定的預期，在這一時間序列里，理念具有替代制度以減少不確定性的功能。最后，在理念的進一步細化下解決集體行動的困境，從而對原有的政治制度提出全面挑戰。在上述的條件都已具備的情況下，隨著舊的政治制度合法性的喪失，理念為新的制度設計奠定了合法性基礎。從而實現了理念對政治精英行為的約束和對政治生活的有序性的維護，詮釋了理念引導下的制度變遷的全過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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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當前社會穩定問題的新思路

當前的社會穩定問題表現多樣，集體上訪和是其中一大焦點。學界通常認為，集體上訪的起源在于民眾群體的物質利益的被侵害。但事實上，民眾對于物質利益的被侵害盡管非常敏感，但這種敏感一般不會直接反映為集體上訪的出現。在相當多的情形中，民眾持續地卷入集體上訪常常與被強加的高壓、被壓抑的情緒、被傷害的情感、被侮辱的人格有關。但值得注意的，集體上訪又并不是完全由情緒來主導的。上訪者一般在目標上是相對有限的，在手段上是比較理性的。只有在中，我們才看到情緒完全失控的情況。

社會沖突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現實性沖突，即那些目的在于追求沒有得到或正在失去的目標的沖突；另一種是非現實性沖突，即釋放緊張情緒的沖突。①我國當前的集體上訪兼有現實性沖突與非現實性沖突的特點，人格的沖突、情緒的對抗是集體上訪得以發生和持續的關鍵動力，但其上訪目標卻往往限定在物質利益上。

我們可以借用中國文化中一個常見的概念——“氣”——來把握我國當前集體上訪和的發生過程。②這個過程大體可分為四到五個階段：

第一階段：“氣”的凝聚。我們在這個階段可以看到民眾集體上訪起源的累積性特點。由于在市場轉型中某些結構性因素的影響，部分民眾的權利有時會遭到不同程度的侵害。這些侵害雖然不會都直接引起民眾的政治行動，但卻不斷加大當地的政治氣壓。

第二階段：“氣”的初始釋放。我們在這個階段可以看到民眾集體上訪爆發的機緣性特點。不斷積累的高氣壓以集體上訪的形式爆發，是需要一些特定的條件的，包括激起民眾不顧一切代價去冒險的情形，以及開展集體上訪所需的最基礎的資源、傳統和人力條件。

第三階段：“氣”的再次加壓。這個階段是集體上訪整個持續過程中的關鍵環節。當氣在前一階段初始釋放出來時，還基本上是在圍繞利益展開，事情遠沒有到不可收拾的局面。只是到了現在這個階段，某些基層政府對集體上訪的積極分子所采取的嚴厲的、有時甚至是非法的打擊，嚴重侵害了這些人的人身安全和人格尊嚴，由此，民眾和基層政府在物質利益沖突的基礎上平添了人格的沖突和情緒的對抗，并由這種人格的沖突和情緒的對抗統領了物質利益的沖突，從而使集體上訪獲得了持續的、堅決的動力。這就是一味采取高壓手法帶來的反面效果。

第四階段：“氣”的導引。盡管集體上訪此時因涉及到了人格的沖突和情緒的對抗而具有了頑強性的特點，但這種行動卻并不具有激進性的特點，相反地，這種處于高壓狀態的“氣”在被釋放時得到了精心的導引，集體上訪無論是在具體目標上、還是在手段上都受到了相當的限定。但這種導引并非都能持續下去。因此，民眾的這種行動有時還很可能進入第五階段。

第五階段：“氣”的失控。在集體上訪的積極分子被徹底打壓下去、而上訪者的物質利益問題又未得到真正解決的情況下，群龍無首的民眾在行動上可能變得更加激進，有節制的“氣”可能演化為失控的氣場，這就是迭出的緣故。

我們從“氣”演化的這五個階段可以看到，基層政府的反應在維穩上的確居于關鍵環節。但是，這絕不是說，基層政府的反應越強硬、越敏感，維穩就越能實現。恰恰相反，目前維穩面臨的一個基本困境正來自基層政府的過敏反應。

當群眾的“氣”因為某些因素進行初始釋放時，基層政府的本能反應常常是把集體上訪的組織者視為“刁民”或“別有用心者”，常常對他們采取種種嚴厲的整治措施。然而這種“槍打出頭鳥”的做法往往只會激化已有的矛盾。如果是原來的矛盾還只是利益矛盾，而利益矛盾在某種意義上總是可以談判、妥協的話，那么，當“氣”被再次加壓時，上訪者的行動重心已經轉向了反抗基層政府對他們的整治，這時他們的行動常常被逼入了絕地，堅定了與基層政府抗爭到底的決心，哪怕是魚死網破，也要將整治他們的官員拉下馬。因此，基層政府對上訪組織者濫施高壓，橫加打擊，本來是為了遏制集體上訪的勢頭，沒想到正是這種打擊成為集體上訪新的動員因素，使這種行動不斷再生產出來。

如果基層政府始終堅持對上訪組織者實行持續的高壓，集體上訪的行動的確可能一時被強壓下去，但事情可能會出現更壞的結果。因為，在集體上訪進行過程中，盡管上訪者與基層政府的對抗是持續的，但上訪組織者為了規避法律風險，一般并不主張激烈的、非法的行動。也就是說，上訪組織者的存在恰恰使上訪行動得到了某些限制，他們往往尋求的是“踩線不越線”的行動效果。但是，當上訪組織者被徹底打壓下去后，有組織、有節制的集體上訪很可能向無組織、無節制的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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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收從來就不僅僅具有經濟學的涵義，可以說稅收的方方面面都會對政治體制產生巨大而深遠的影響，當稅收取代別的收入方式成為國家財政收入主體的時候，當稅收權限在各級政府之間進行劃分的時候，當一個政治體系決定一定時期內的稅收總額的時候，當采取以直接稅為主還是以間接稅為主的時候，對政治的深遠影響就開始了。當然，政治體系的結構也會對稅收的方方面面產生巨大的制約和影響，決定著一個國家稅收政策的走向以及演變路徑。我們在這里主要考察前者。

一、以稅收取代“自產”意味著什么

按照Campbell的觀點，根據收入來源不同，歷史上主要存在六種財政國家：領地國家、貢賦國家、關稅國家、稅收國家、貿易國家、自產國家。自產國家和稅收國家在歷史上占了主導地位。所謂自產國家，是指國家控制著社會中的絕大部分財產，國家的財政收入主要來自于國家自有的財產形成的收入，國家自己生產財政收入。稅收國家的財政收入則主要來自于非國有部門的稅收。歷史發展的趨勢是稅收國家在取代自產國家，那么這種轉化究竟會帶來什么樣的政治變化呢？普遍的研究認為以稅收國家取代自產國家是英國體制得以建立的一個最重要的前提。

1978年以后，現代稅收開始在中國興起，這種轉變意味著中國由此從自產國家向稅收國家轉變。當然直到現在中國還不是一個完全意義上的稅收國家，因為中國的稅收收入也就是預算內收入只占據國家財政收入的一半左右，而預算外收入以及制度外收入也占據了財政收入的一半左右，甚至可能更多。但由此可以說明納稅人意識卻已經開始在中國形成，所以馬駿認為，為了有效適應財政國家轉型后的社會環境，增強政權的合法性，實現財政收入的最大化，中國必須探索預算民主之路，逐步推行以人大預算監督為核心的預算民主。其他一些人也認為中國建立公共財政的目標其實質取向就應該是民主財政。

稅收國家的出現不僅意味著預算民主的出現，而且意味著當代人權利的保護和實施。任何權利的實施都是需要成本的，因為“實施權利是費錢的，特別是統一而公平的實施；到了法律權利還沒被實施的程度，那它就是空有其名。”無論是積極的權利還是消極的權利，沒有政府的保護和干預都是無法實施的，稅收國家條件下納稅人所期望的私有產權的界定和保護更是要依賴于一個征稅和花錢的政府。

二、分稅制帶來的變化

稅收國家也必須要考慮的一個問題就是各種稅種應該如何在各級政府之間進行劃分，哪些稅要由中央政府征收，哪些稅要由地方政府征收。理論上來說，存在中央政府或者地方政府征收全部稅收的可能，但是無論從經濟效率來說還是從政治穩定來說，都是不可取的。那么分權的理由又是什么呢？這方面公共產品理論的影響最大。根據公共產品理論，政府代表全體社會成員提供公共產品，必須賦予國家以特殊的壟斷權力――征稅權，國民將自己的部分財產權讓渡給國家，以使其具有強大的經濟實力，從而積極提供公共產品所必須的資金。公共產品按其收益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全國性的公共產品，另一類是地方性的公共產品。

從積極的層面來講，地方政府的自主性越來越明顯，在改善公共服務質量方面，也更加貼近民眾的需要，在提高民眾的參與性方面部分地方已經取得了突破。比如浙江溫嶺的參與式預算，地方政府間的競爭也促進了社會和經濟發展。整體來說，分稅制給地方自治創造了一定的條件，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地方能力的建設，中央和地方的關系出現了各種重大和復雜的變化。

消極方面也是存在的，從政治的角度來理解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地區差距擴大，二是地方政府被俘獲現象增多。地區差距擴大當然有很多原因，但是由于分稅制開始之時各地基礎大不一樣，為了使改革能順利進行，中央最終承認地方稅收基數全部返還，增收進行分成，也就要“保地方利益，中央財政取之有度”。其實這種不徹底的分稅制是造成窮者愈窮、富者愈富，在2000年前后，廣東省的國內生產總值已經是甘肅青海等省份的36倍以上，與其臨省江西、安徽、湖南相比差距也有2-4倍。那么為什么分稅制改革之后，地方政府被俘獲的現象增加了呢？對政府俘獲最簡化的理解就是政府和特殊利益集團結合，雙方互相利用，政府不再以公共的利益為目的進行公共管理。比如拆遷問題，企業排污問題，地方保護主義問題等等。分稅制的改革并沒有明確各級地方政府的事權劃分，也沒有明確轉移支付的標準，在行政集權的體制下進行的財政分權，很容易就造成財權不斷上收，事權不斷下方的情況。

地方政府愿意被俘獲除了支出的壓力之外，還有直接的利益訴求。我們可以簡單的理解為預算內支出之外的不必要的支出，或者說無法列入預算內的各項支出，如招待費、超編人員費用、無法列入財政預算的基本建設費用、無法列入財政預算的政府固定資產擴展費用等等。擴展性支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晉升不足所造成的心理失衡。比如在一些發達地區，通過擴展性支出，可以建豪華辦公樓、招待所、高級轎車和提供不受政策約束的各種在職消費，如提供高消費式的公務旅行、高消費的來賓招待等。

三、稅收總額和代際公平

稅收收入當然不能是無限制的，肯定是有一個限額，不管這個限額是比例制（比如規定不能超過國內生產總值的多少）還是絕對的數額制（以一定量的貨幣）來表示，限額肯定都是必要的。當然，一般的考慮都是為了保持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但是從政治學的角度來分析，理由當然不止如此。如果說各種稅負負擔考慮的是當代人之間的公平問題，那么稅收總額的多少其實還涉及到了代際公平的問題。

代際公平是公共管理者必須要考慮的價值問題。那么為什么說征稅多少和代際公平有關呢？我們可以考慮一個簡單的問題，當前我們國家各級政府都負債累累，那么這些債務應該由我們的后代甚至后代的后代來償還嗎？支持者當然會認為公共財政的支出所帶來的益處對于當前和后代都是有益的，比如環境保護、教育投資、道路橋梁的修建，研究和開發的投入等等。但是這是比較籠統地說法，如果再詳細思考下去，結論就不是那么確定了。所以，當考慮利用征稅來滿足我們當前的需要目標時，把后代的需求也考慮進來是有益的，尤其是遠期后代。由此來說，稅收和支出即使不平衡也應該有一定的限度，支出總額應該受到限制，不能無限制的提升稅收總額來滿足當前支出的需要，馬斯特里赫特標準規定預算赤字不得超過國民總值的3%，除了經濟原因的考慮之外，我們也可以把之視為代際公平的考慮。平衡預算的理念就應該是當代人需求的成本不應該由后代人來承擔。

四、直接稅、間接稅與財政幻覺

征稅必須要對稅種進行分類的，比如財產稅、個人所得稅、企業所得稅，增值稅、消費稅、關稅等等。從政治的角度來說，采取不同的征稅方式，對納稅人的心理會產生截然不同的影響，進行會影響納稅人的意識和行為，納稅人的意識和行為是預算民主的重要內容和前提條件。對于這方面的分析，以布坎南在《民主財政論》中對“財政幻覺”的分析最為出名。

他分析到，由于稅負轉嫁，使得絕大多數人不知道自己究竟負擔了多少稅；由于財政支出審查在詳盡程度上的有限性，使得公民不知道自己從公共支出中究竟受益多少。所以公民就沒有依據，不能在進行客觀的成本收益比較基礎上做出科學的選擇。他還證實，不同稅收制度（直接稅和間接稅）、不同征收方式（預扣或結算）對納稅意識的影響不同，直接稅下的影響強，間接稅下的影響弱，即在直接稅下人們較多地知道自己負擔了稅收和負擔了多少稅，而在間接稅下人們不太能確切地知道自己納了多少稅，甚至不知道哪些是征稅商品、哪些是非征稅商品、主要征稅商品的稅率是多少。在預扣制度下，人們也更不容易了解自己繳了多少稅。調查中還發現，低收入者常常高估自己的納稅義務，而高收入者常常低估自己的納稅義務。可以有這樣的分析結論：直接稅制下傾向于使人們要求減少征稅（減少公共產品的提供量），間接稅下傾向于要求增加稅收（增加公共產品的提供量）。中國目前納稅基本上都是代繳代扣的，間接稅占的比重依然很高，僅消費稅每年都能占到流轉稅總額的10％以上。很多人在間接稅的體制下即使已經繳納了很多稅，卻并沒有覺得自己為國家納了多少。從好處來說，國家征稅相對比較容易，因為納稅人一般不會有大的抵制行為；不過間接稅為主的納稅體制會制約納稅人意識的增強，納稅人進而對國家征了多少稅，這些稅都用在了什么地方也就沒有動力去關注，從而影響預算民主的發展。預扣稅款也會起到類似作用，預扣稅款本身也會減少所得稅的意識。所以說，“財政幻覺”會影響公共選擇的效果，影響民主財政的實現程度。

五、結論

關于稅收對政治的影響當然不僅限于以上這些，比如由誰來確定征稅權利會對政治體制產生什么影響，稅式支出的政治影響，稅負對公平的影響等等，這里不想對稅收的政治影響進行面面俱到的分析，只是想提供一個經濟學之外觀察稅收的角度，從而對一個國家稅收行為進行更為全面的理解。

【參考文獻】

[1] 馬駿：預算民主：中國預算改革的政治基礎[A].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5。

[2] 馬駿：中國公共預算改革理性化與民主化[C].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5。

[3] [美]史蒂芬?霍爾姆斯，凱斯?R?桑斯坦（畢競悅譯）：權利的成本――為什么自由依賴于稅[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篇9

在教學過程中，經常會遇到這樣的學生：講授新課時，狀態極佳，反應也快，但不能“溫故”，一到這一環節，便會敗下陣來。如今面對新課改，很多學生更注重理解，而忽視了記憶。殊不知，在學習中，無論何時記憶都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有關記憶和理解在考試時的重要性，美國的肯尼希比博士曾經作過一個調查報告，有76%的大學新生和96%的高中生認為在中學考試中良好的記憶力與高層次思考如推理、分析、理解等一樣重要。可見，在高中政治學習中，記憶這一環節是十分重要的。如何記憶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呢？我們必須講究一定的方法，并遵循認知規律。

一圖示記憶法

圖示記憶法的主要特征是形象性強。它比文字記憶效果要好，它通過象征性的圖形展示法，使人直觀地感知識記材料，并以簡單的線條、簡潔的文字使復雜的、不易表述清楚的識記材料變得直觀明了，一目了然，便于記憶。它特別適用于學習一單元后，構建宏觀知識網絡時使用。

具體方法：用圖表的形式建立一個框架結構，先從整體上把握，再從微觀上具體深入地把握知識。

設計圖示要注意以下問題：

1.要有嚴密的科學性，所設計的圖示一定要準確地反映所要識記的內容。

2.要有直觀、形象性，以使大腦留下深刻的印象。

3.要鮮明生動，線條的粗細、虛實，圖形的大小、形狀一定要醒目，易于回憶。

4.要簡明扼要，文字要簡潔，線條要簡單，使人一目了然，易于記憶。

二、提綱記憶法

即對識記材料提綱進行記憶的方法，特點是具有較強的直觀性、概括性和條理性。一經過目，印象深刻，這是其直觀性；化繁為簡，轉多為少，這是其概括性；井然有序，層次分明，這是其條理性。寫提綱就是要寫出材料的主要脈絡。編寫提綱就學習內容的分析、綜合、概括、表述。

具體方法是三步走：分析―綜合―表述。先了解需要識記的內容，然后概括出主要脈絡，最后用自己的語言把經過分析、綜合而印在頭腦中的提綱表述出來。

編寫提綱進行記憶時要注意：

1.有些提綱是別人編好的，當然可以借為己用，但最好還是自己編寫。這樣印象更深刻。

2.運用提綱進行記憶，要多看幾次，多讀幾次，才能牢記不忘。

三、列表記憶法

這是一種以表格的形式，把容易混淆的知識點進行對比，從而記憶其特點的記憶方法。列表記憶法的主要特點是條理清楚，一目了然，印象深刻。列表記憶法是幫助我們將識記材料恰當貯存、方便提取的一種好形式。它可以提綱挈領地顯示相關材料的各自特點，便于進行比較分析，加強理解和記憶。這樣，大腦的記憶潛力將會得到充分的開發和利用，有益于加深理解和提高記憶的精度和強度。

具體方法：首先，查找和歸納材料的主要特征、特點，比較不同材料的異同點；其次，按不同類型表格的形式編制表格；最后，按照編制的表格，逐一把材料的主要內容填到表中。

運用列表記憶法不必專門死記硬背，因為往往一張圖表整理出來，腦子已形成深刻的印記。

四、聯想記憶法

利用事物間的聯系通過聯想進行記憶的方法，更確切地說是把需要記憶的內容與自己體驗過的事物聯結起來。有人說平常的東西不易記，奇特的東西不易忘。聯想是由頭腦中想起的一件事物，又引起想到另一件事物。由于客觀事物是相互聯系的，各種知識也是相互聯系的，因而在思維中，聯想是一種基本的思維形式，也是記憶的一種有效方法。在政治課堂中，每框所學的知識點都有具體的典型事例來佐證，書中的典型事例不僅有利于知識的理解，而且有利于我們由例到理的聯想，加深對知識的理解和記憶。

運用聯想記憶要注意以下兩點。

1.要選擇好聯想的中介物(即選擇好聯想的通道)。因為這是記憶的關鍵，選擇得好，會“豁然開朗”，一下子聯想到某個事例或某個故事，從而記憶深刻。

2.要注意知識的儲備和經驗的積累。因為聯想是新舊知識建立聯系的產物，先學的知識應成為后學的知識的基礎，舊知識積累得越多，新知識聯系得越廣泛，就越容易產生聯想，也就越容易理解和記憶新知識。

有關記憶的方法很多，以上都是我在教學實踐中總結的一些比較有效的記憶方法。其實記憶除了要掌握一定的方法外，還要遵循一定的記憶規律。法國心理學家艾賓浩斯研究認為遺忘在學習之后立即開始，而且遺忘的進程并不是均勻的，最初遺忘速度很快，以后逐漸緩慢。這就是著名的艾賓浩斯記憶遺忘曲線。它告訴我們：學習要勤于復習，而且記憶的理解效果越好，遺忘得越慢。針對這一點，有些專家提出了“過度記憶法”，就是在剛好記住的時候，再多記幾遍，以取得最佳的記憶效果。

記憶是學好政治的基石，良好的方法則給它插上了飛翔的翅膀。有關記憶問題，我給大家介紹兩本書，有時間看一下，對學習一定會有益處的。一本是美國人布拉德?喬伊斯的《超強記憶力訓練》，另一本是我國閻國利的《記憶策略》。

參考文獻：

篇10

君子具有完美的政治人格，君子的存在能使社會安和、人性趨善，正如《論語•里仁》所講“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君子之于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君子重“德”懂“禮”，讓“仁”、“義”行于天下，天下有“道”，自然秩序井然。《論語》重在揚善，而《政治學》則重在止惡。亞里士多德基于對人性惡的認識，試圖用法律來遏制人的貪婪，從而保證城邦達到“至善”。他說：“崇尚法治的人可以說是惟獨崇尚神和理智的統治的人，而崇尚人治的人則在其中摻入了幾分獸性；因為欲望就帶有獸性，而生命激情自會扭曲統治者甚至包括最優秀之人的心靈。法律即是摒絕了欲望的理智”。亞里士多德崇尚法治，并認為“恰當的法律可以擁有最高的權力”，因為“意愿并不是安全可靠的東西”。多數人制定的法律體現著多數人的智慧，他堅信多數人的智慧會比少數人的智慧或一個人更高明，用不帶感情的法律可以抵抗常人的偏私、或，從而能夠克服人性之惡，能夠克服政治腐敗的弊端。因此，如果在政治上考慮德性和邪惡，要止惡揚善就必須樹立法律的權威，以法治為手段，以防止統治者感情用成文的法規更具權威，所涉及的事情也更加聽任激情的支配。“尋求正義的人即是在尋求中道。約定俗成的法規比成文的法規更具權威，所涉及的事情也更加重要，所以人治也許比依據成文法的統治更加可靠”，在將成文法作為統治綱領之時，亞里士多德具有明顯“中道權衡”的政治取向，這種合乎正義而毫無偏私的政治價值觀與孔子“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的政治哲思如出一轍。如果說《論語》吸收了堯、舜、禹三代及周朝的君主專制文化養分，那么《政治學》則吸收的是古希臘城邦政治文化的養分。東西方自然地理、政治文化環境的不同已決定了政治秩序構建結果的分殊。孔子彰人性之善，從親情倫理關系的角度，看到了家、國、天下的政治關系。他鞭笞“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大夫出”，甚至由“陪臣”執國命的無道社會；他希望通過千千萬萬的君子，事事講“禮”，無論是家庭內部的父子、夫婦、兄弟之間，還是君臣之際，從約束個人到約束社會，實現社會秩序的穩定；他期望恢復“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優良秩序，他疾呼“君事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無論是政治權威的塑造還是政治合法性的獲得都在這“禮”當中，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政治邏輯也似乎在當然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