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基層社會治理效能模板(10篇)
時間：2023-08-10 16:5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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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社會轉型期基層社會治理面臨的挑戰
（一）社會結構轉型的挑戰。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這些變化主要表現在人口結構、家庭結構、就業結構、城鄉結構和社會階層結構等方面。
（二）利益多元化的挑戰。改革開放前，我國實行計劃經濟，在計劃體制下，中國社會形成了一個高度均衡、以平均主義為特征的利益格局。改革開放以后，我國確立了個體利益的合法性，極大地調動了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在個體利益凸顯以后，中國社會的利益關系從高度均等逐步演變成一個利益多元化的格局，不同群體、不同階層之間的利益訴求分化越來越大。面臨群眾利益訴求多元化，利益協調過程中遇到的情況將日益復雜，協調難度將日益加大。
（三）民生建設帶來的挑戰。目前，我國已經進入到發展型社會，在這個發展的新階段，人們對公共產品的需求開始全面快速增長。這些年，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加大了公共產品的投入，人民群眾享受到的公共服務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是目前人們所需要的公共產品還存在著大量短缺，公共服務的有限導致了很多問題特別是民生問題的凸顯。
二、淄博市社會治理創新的做法和主要成效
（一）全面實施“三大工程”，夯實社會治理根基。一是全面實施以網格化走訪、網格化服務、網格化代辦為主體的網格化治理工程。全市統一設立“鎮辦―村居（社區）―基礎網格”三級網格，將機關干部、“兩委”成員、政法干警等下沉到基礎網格，一網多格、一格多員、一員多責。截止目前，各級網格員已走訪群眾110萬余戶，提供服務60萬余次，代辦各類事項55萬余件。二是全面實施以視頻監控全覆蓋為主體的信息化建設工程。整合全市各級各部門和社會視頻資源，集中建設集信息采集、視頻監控、調度指揮等功能于一體的全天候視頻監控系統。三是全面實施以市、區縣、鎮辦、村居（社區）四級社會管理服務中心為主體的社區化服務工程。市、區縣和鎮辦建立社會管理服務中心，村居因地制宜建立社區服務中心或服務站（點），整合政法、綜治、、維穩、民政、社保、計生等職能部門進駐各級社會治理服務中心，將與群眾生產生活密切相關的7大類90余項服務治理事項全部下放，為群眾提供窗口化、一站式、綜合。截止目前，各級社會治理服務中心已接待群眾115萬余人次，辦理業務112萬余件。
（二）落地貫通“四大體系”，提升社會治理能力。一是構建社會穩定風險評估體系。把社會穩定風險評估作為科學發展、項目實施的前置條件，建立了市、區縣、鎮辦和重點村居、企業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機制，對重大決策、重要政策、重點工程項目和重要改革事項，進行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安全性全面評估，實現了“被動求維穩”到“主動創和諧”跨越。二是構建社會矛盾排查調解控制體系。全市建設立了由法院、公安、司法等10多個部門組成的社會矛盾化解專項小組，建立矛盾糾紛排查化解協調會議制度。三是構建公共安全防范體系。堅持網上網下相結合，全面推行“六小警務”、“一村一警”做法，全面落實責任民警、日常化巡查制度，完善信息預判預警、安全隱患排查整治、常態化治理、依法嚴打和社會治安防控“五項機制”，形成了全覆蓋、全時段、網格化、數字化“兩全兩化”的公共安全防范體系。四是構建社會穩定督查考核獎懲體系。加強量化考核和動態管理，全市建立了“任務分解、責任到人、督導檢查、調度通報、觀摩評比、打分排名、考核獎懲”責任體系，實現了責任落實、督導、倒查、追究“一條龍”。
（三）完善提升“兩大保障”，激發社會治理活力。一是強化法制宣傳實踐。在全市集中開展“學三法倡四德促五進”法制宣傳教育實踐活動，通過干部培訓、媒體專欄、知識手冊、手機短信、宣講團等形式進行宣傳教育，把法制宣傳教育延伸到基礎網格、到戶到人，讓法律走進群眾的日常生活二是強化過硬隊伍建設。以品牌政法隊伍建設為突破口，從改進作風、提升能力、增強素質入手，在全市機關開展“服務發展、服務群眾、服務基層，爭創優秀服務機關”主題實踐活動，著眼于打造“認真、專業、務實、廉潔”品牌政法隊伍。
目前，通過“三四二”工作格局的設置，淄博市對現有社會服務和治理體系進行了資源的優化整合，有效地解決了傳統社會管理和服務所存在的資源配置重復浪費和效率低下的問題，社會治理創新工作取得了實質性進展，但同時還面臨著社會治理的組織和人才基礎薄弱、政府和社會的邊界需要進一步明晰、為民服務效能需要進一步提高的問題。推動社會治理創新需要以理念創新為動力，以方式方法轉變為核心，以基層基礎建設為支撐，提高社會治理現代化水平。
（一）推動社會組織融入基層治理創新。目前我家處于發展的初級階段，需要激發社會組織活力，促進社會組織發展壯大起來。一是改革體制機制，也就是打破“雙重”管理體制，降低社會組織準入門檻。對于行業協會商會類、科技類、公益慈善類、城鄉社區服務類社會組織，不需要業務主管單位了，直接到民政部門備案登記。二是限期脫鉤。就是轉變官辦社會組織的身份，讓社會組織真正回歸民間，目前推進的是限期實現行業協會商會與行政機關脫鉤。三是向社會組織購買服務。適合由社會組織提供的公共服務和解決的事項，交給有資質的社會組織來完成。四是加大培育力度。現階段，我國的基層社會組織還處在初級階段，因而，政府應繼續堅持培育和發展的理念，為基層社會組織的成長提供必要的扶持。
（二）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目前我們國家正處在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市場化深入推進的過程中，既是發展的戰略機遇期，又是社會矛盾凸顯期。從大量的社會實踐看，當前矛盾糾紛呈現出主體多元化、涉及領域廣泛化、訴求反映方式激烈化以及觸發低、突發性強的特點。第一，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就大的制度設計和政策框架而言，應當立足于社會公正的理念，切實維護每一個社會成員的基本權利。這樣才能理順社會各個群體之間的利益關系，從而最大限度地化解社會矛盾。第二，提高民生保障水平。只有大幅度地改善民生，才能夠從源頭上減小社會矛盾產生的幾率，減弱社會矛盾的“烈度”，從而有效地穩住社會的基本面。
（三）提升社會服務效能。完善基層社會治理，工作的著力點應該放在社區，增強城鄉社區服務功能。一要堅持群眾觀點，始終尊重群眾意愿。這是提升為民服務水平的首要前提。實施民生工程需要在廣泛征求民意、全面摸清需求的情況下實施，這樣，民生實事才能真正辦到群眾心坎上，群眾才會滿意。二要用心用腦用力，沉到一線抓小抓細抓實。這是提升為民服務水平的關鍵所在。基層工作千頭萬緒，都直接關系群眾切身利益。干部只有沉到一線，從細處入手、從小處抓起，把關系群眾切實利益的每一件事情都放在心上、抓在手上、落在實處。三要健全完善長效機制，提高廣大黨員干部為民服務的熱情。這是提升為民服務水平的不竭動力。為民服務是一項經常性工作，不能因干部調整、人員變化而使聯系斷了線、服務打了折，必須健全和落實長效機制，一以貫之地抓執行，使為民服務成為每一名黨員干部分內職責。
篇2
改革開放后，伴隨社會轉型及單位制逐漸解體，城市基層社會管理工作的環境、內容、對象等要素發生變化，面臨新的挑戰，例如流動人口大增、居民權利意識增強、社會階層分化等。從廣州市調研情況來看，主要包括：
1.基層政府社會管理職責不清，政府管理責任與職權不匹配
作為政府派出機構，街道辦事處直接組織協調轄區內社會管理工作，協同有關職能部門開展工作，落實市區政府部署任務。區政府指導、監督、考核街道辦事處的工作，統籌、協調政府職能部門與街道行政管理事務。從街道辦事處實際工作內容看，其工作涉及基層社會管理、社會服務的所有方面，例如治安維穩、人口計生、流動人口管理、勞動監督、民族宗教、居民、集體經濟和社區服務等。因強調“屬地化”管理，加之各級政府間職能邊界模糊，上級政府及其職能部門將很多具體工作交由街道辦事處，造成街道承擔著過多行政管理事務，經常疲于應付。同時條塊關系錯位，街道辦無執法權，難以承擔專業性管理職責，管理力度不足，街道和職能部門就難免推諉扯皮、推過攬功、爭權推責。責任主體不明確、責權不統一的結果是基層社會管理服務職能難以落實，效果不理想，城市管理和公共服務水平不高。
2.基層政府社會管理事務與其擁有管理資源不適應
伴隨單位制管理的解體，單位承擔的諸多社會管理功能轉移出來，單位成為單純的社會生產單元。大量下崗、失業、離退休人員進入社會，單位不承擔在業者的社會管理，更多的人成為社會人。社會管理服務等職能開始由單位轉到基層政府及社區，造成基層社會管理對象和事務等大量增長。流動人口也使得廣州基層社會管理服務的對象、任務、內容等更加繁重。但是，基層社會管理資源并沒有相應增加，基層管理資源與其承擔任務不相匹配的矛盾日益突出。分稅制和分級管理的財政體制決定了基層政府的財政能力。間接決定了基層政府的管理能力。各級政府間缺少較為恰當的財力和責任分擔，人財事權過分向上級政府集中，事務具體辦理過分向下，基層政府普遍財力不足，很多管理事項依賴服務收費。因編制內人員難以滿足管理需求，基層管理機構只能臨時聘用人員。而聘用人員薪酬較低，素質良莠不齊，這又給基層社會管理服務帶來諸多弊端。為野蠻執法、矛盾沖突埋下禍根。
3.街居關系錯位，城市社區居民自治泛行政化
城市社區居民委員會是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但是。實際上居委會已成為諸多政府管理事務的具體執行者。政府及職能部門在向社區延伸時，把各種具體事務的辦理下放到社區。卻保留管理權。政府下撥給社區居委會的經費也由街道辦事處代管，只能根據街道辦事處要求使用，經費成為街道辦“挾持”居委會的有力工具之一。兩者間的指導和協助關系逐漸轉變成為領導與指導同時并存的雙重關系，屆委會淪落為街道辦事處下屬機構。這使得居民自治機構難以有效地依法履行其居民自治功能。過強的政府行政管理也使得社區的社會組織發育低下，由于成立和運作門檻設置較高，組織居民開展自我服務、互助服務、專業服務受到很大限制。
二、廣州市基層社會管理體制變革的做法
面對基層社會管理的困境與問題，為提高社會管理服務水平，2009年以來，廣州市借鑒香港、新加坡等地經驗，通過整合街道機構人員隊伍，開展政府向社會組織購買社區服務等試點工作，大力推進街道、社區基層社會管理改革創新，重構街道社區管理體制，初步構建起綜合管理和專業服務相結合的新型基層管理服務模式。
1.整合街道機構人員，重新定位管理與服務功能
針對基層社會管理的問題，廣州市整合街道機構、人員及職能，以“業務歸并、人員整合、服務前移、管理落地”為主線，按照職能交叉、工作關聯、高效便民的原則歸并職能相同相似的機構，把涉及行政管理、社會服務及綜合執法并各司其職的科室、部門等整合為擔負多種職責的綜合性機構。這包括：建立街道社區綜合管理中心，擔負計劃生育、勞動保障、社會保障、出租屋管理及流動人員管理等綜合性管理職能；建立設立街道社區綜合服務中心，搭建再就業服務、婚姻家庭服務、青少年教育、殘障人士服務、群眾訴求反饋、困難群眾幫扶、社區養老、社區衛生保健等服務平臺；建立綜治維穩中心，形成社會治安聯合防控、矛盾糾紛聯合調解、重點工作聯勤聯動、突出問題聯合治理、基層平安聯合創建、流動人口聯合管理服務等聯合防控的局面；建立街道管理綜合執法隊，負責街道城市管理、出租屋管理、消防安全、安全生產、勞動監察的巡查、信息采集反饋、簡易執法等工作。（根據2011年2月廣州市社會建設調研訪談資料整理，也可參見率征等：《加強和創新基層社會管理服務提升社會建設管理科學化水平》，廣州日報，2011年7月14日）整合街道機構人員，優化管理服務職能配置，縮減了內部管理程序，較好地解決了多頭管理、重復管理等問題，優化了社會管理服務職能，提升了街道科學管理轄區社會事務的能力。
2.強化居委會的自治職能，理順街居之間的關系
為強化社區功能，廣州市按照政府行政管理和社區居民自治有效對接、良性互動的思路，梳理規范街道辦事處和居委會的權力、職責，改革社區管理服務運行機制，形成了居委會工作新模式。根據工作性質內容，將梳理出的136項居委會工作劃分為政務協助、居民自治、可轉介服務三大類型。對大多政務協助類工作，轉交由社區工作站辦理，少數從居委會中分離出去，由街道新組建的各管理中心承擔；對可轉介服務類工作，居委會可通過購買服務方式交由專門的社會組織來承擔；居民自治類事務則須由居委會承擔。在梳理居委會工作同時，重新定位社區工作人員。部分人員歸口社區工作站，與街道中心對接，承擔政務協助的工作；部分人員充實到增設居民自治工作專職崗位上，由社區居委主任牽頭，與社區黨務專職副書記一起，強化社區居民自治工作。針對社區管理的具體事項，屆委會建立健全社區居民議事、民意溝通、矛盾化解、轉介服務、多方參與、評議監督等工作機制，推進社區居民自治的制度化、規范化和程序化建設。這增強了居委會的自治功能，暢通了民意表達渠道，提高了公眾參與意識，促進了政府管理與基層群眾自治的有效銜接和良性互動。
3.引進社會組織，以專業社會工作提升管理服務效能
政府及社區承擔的特殊人群服務以及家庭服務等工作難以滿足人們個性化、人性化的服務需要，而這些服務正是社會組織的強項。由此，廣州市在基層社會管理中開始引進社會組織。以專業社會工作提升管理服務。例如，荔灣區逢源街道通過政府購買服務方式引進逢源人家服務中心提供專業社會工作服務。逢源人家服務中心招聘社工人才，立足居民群眾需求，引導社工從事實際社會工作，打造出“家長俱樂部”、“群眾心聲站”、“康齡社區大學”等多個服務創新品牌，為社區居民提供再就業輔導、青少年教育、養老助殘解困、群眾利益訴求和社區衛生保健等專業化社會工作服務，不斷滿足居民群眾的各種需要。其他街道也采取了類似做法，并取得了良好成效。2010年，廣州市共投A6000萬元購買了公益民間組織的專業社會工作服務。（根據2011年2月廣州市社會建設調研訪談資料整理，也可參見周祚：《政府購買社會服務今年總投入超過6000萬元》，廣州日報。2010年9月4日在政府財政支持下，街道、居委會通過依托社會組織，引進社會工作專業服務手段，克服了傳統服務手段單一、粗放、有限的缺陷，細化了政府社會服務職責，贏得了社區群眾的好評。
4.加強基層資源供給，提升軟硬件建設水平
針對基層財政、人力、物力等資源短缺問題，廣州市提出街道辦事處經費主要由區財政負責解決，加大對街道城市管理和社區建設投入。廣州市解決了社區居委會辦公用房以及辦公經費，明確參照事業單位標準給予居委會專職人員工資福利待遇。2009年以來，為配合試點街道社區綜合服務中心建設，市區兩級財政為每個試點撥款2007：5元，有的區財政及街道還增撥資金，整合服務場所，增加對基層社會管理和服務的投入。例如，海珠區下撥569萬專項經贊作為2個試點街道的建設經費、花都區及新華街道投入1000多萬元用于中心及服務站建設、越秀區北京街道調劑700多平方米場地用于服務中心等。（根據廣州市民政局在“廣州市社會管理創新”調研座談會上的發言及其提供的書面資料整理）在強化基層社會管理服務硬件建設之外，市區財政還拿出專項經費通過強化服務中心、居委會和專職人員隊伍培訓，支持街道購買社會組織專業社會工作服務等手段，來提升基層社會管理和服務水平。通過把人力、財力、物力等管理和服務資源更多投到基層，解決基層“無人辦事、無錢辦事、無址辦公”的突出問題，推進了基層社會管理和服務體系建設，強化了城鄉社區自治和服務功能。
三、廣州市基層社會管理體制變革的啟示
廣州市通過整合街道管理服務機構強化居委會職能，通過引進專業社會工作增強基層管理服務資源等途徑，創新了基層社會管理和服務體系，建立健全了基層社會管理和服務機制，給我國整體基層社會管理和服務帶來如下啟示：
1.強化基層社會管理服務須轉變政府職能
在基層社會管理和服務體系中，政府是最重要的主體。多年來，我國基層政府管理組織機構都將經濟職能放在首要位置，造成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脫節，經濟與社會之間的差距逐漸拉大。為解決此問題，廣州市明確街道不再承擔具體經濟發展職能，改革城市基層管理體制，增強街道的社會管理和服務職能。由此可見，要強化基層社會管理服務體系，首先需要推進政府轉型，將政府工作重心轉變到社會管理和服務上來。‘
2.強化基層社會管理服務須厘清居委會職能
居委會是基層居民自治的主體，對居民自治范圍內的公共事務進行管理。多年來，由于多種原因，居委會在實際工作中更多承擔協辦政務的職能，較少顧及到對居民群眾的自我管理和服務。為加強基層居民自治，廣州市對居委會承擔工作進行梳理，轉移居委會的工作重心，使得居委會有更多的時間精力用到居民自治事務方面，增強了居委會的自治功能，促進了政府管理與基層群眾自治的良性互動。
3.強化基層社會管理服務須促進服務專業化
篇3
第一類：對國家基層戰略目標和農村基層發展目標的關注程度都很低。這是一個“盲目型”的目標模式，與大學生“村官”工作長效機制的品性格格不入。
第二類：對農村基層發展的關注程度較高，而對國家基層戰略的關注程度較低。這是一種“基層取向型”的目標模式，將大學生“村官”工作的著眼點專注于農村基層發展上。這種取向容易獲得農村基層的認可，但對整個社會秩序的關注度不夠，也不可取。
第三類：對國家基層戰略目標的關注程度較高，不在意農村基層社會的發展。這是一種“國家控制型”目標模式，將大學生“村官”工作的著眼點專注于國家政權的延伸之上。鄉村社會在大學生“村官”工作中感覺不到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生態等層面的“實惠”。
第四類：對國家基層戰略目標和農村基層社會發展目標都較為關注。這是一種“多元協調型”目標模式，將大學生“村官”作為中介，鏈接國家基層戰略和農村基層發展。具體而言，通過大學生“村官”的介入，一可以服務于國家基層戰略，增強國家對農村基層社會的控制，既推進農村基層社會治理的實施和基層社會秩序的形成，又通過基層鍛煉，促進大學生“村官”的成長成才，為黨和國家培養和儲備人才；二可以服務于農村基層社會發展，通過大學生“村官”這一新型力量促進農村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生態等全面發展，提高農村公共物品供給的質量與數量；三可以在服務于國家戰略和農村基層社會發展過程中實現大學生“村官”自身的成長成才和自我實現。“多元協調型”目標模式有機協調、整合了多元主體的價值偏好和目標取向，也具有一定可持續發展特性，是可取的目標模式，也是大學生“村官”工作長效機制建設中必須明確和服從的目標前提。
二、長效機制的內容：融合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
長效機制是屬于“工具范疇”的，其合理性需要以“目的”為基礎，只有服務于“目的”的“工具”才是合理的。工具理性指的是通過精確計算的方法選擇行動方案的理性，用“兩害相權取其輕，兩利相權取其重”的思維來判斷采取何種行動實施何種政策。價值理性指的是通過有意識地對一個特定的行為以倫理的、美學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闡釋的——無條件的固有價值的純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是否行動、采取何種行動取決于該行動蘊含的價值意義是否合適，是否符合倫理需求。上文第一類既不關注工具理性，也不關注價值理性，屬于非理性型，大學生“村官”長效機制建設如果遵循此類理性模式，將無法真正推動大學生“村官”工作的發展，不具有可持續發展性，自然也就不能稱之為“長效”機制。第二類“價值取向型”理性模式強調大學生“村官”長效機制的人性化、倫理化和價值化，更多強調大學生“村官”長效機制建設要與“國家基層戰略—農村基層發展”相融合的目標。但是，目標的實現需要切實的工具予以實現。若一味強調目標而不關心工具（即長效機制）的科學化程度，目標也就無法很好實現。第三類“工具取向型”理性模式強調關心大學生“村官”長效機制的規范化、科學化和高效化。但是這種理性模式似乎忘掉了大學生“村官”工作應該擔負的與“國家基層戰略—農村基層發展”相融合的目標，屬于是“沒有目標”的機制。現有的大學生“村官”工作機制建設更多屬于此類。第四類“目標—工具融合型”理性模式以大學生“村官”工作應該擔負的“國家基層戰略—農村基層發展”為目標前提，在此基礎上科學設定有關體制機制，以科學化的方式實現目標。它有助于實現大學生“村官”工作機制的“長效化”——既被多元群體所認可，具有可持續性，又兼具有效性，能夠實現大學生“村官”工作的預期效果、效能和效率。
建設中的目標—工具關系
體現目標—工具融合型理性模式的大學生“村官”工作長效機制應該主要包括如下三大方面的內容：
一是堅持差別化的選聘、培養機制。“差別化”的原因是實際情況具有多元化特征，村情有差別，大學生“村官”的個性、專長和價值偏好也有差別。因此，在選聘大學生“村官”時，不能單憑“行政能力”、“申論”考試成績，而應該兼顧任職農村需求、應聘者專業特長和偏好；在任職安排時，也不能單憑直覺或隨機進行，而應該結合村情、村需，結合大學生“村官”個性特點和意愿等綜合考慮；在對大學生“村官”進行培訓、培養時，更不能實施“一刀切”模式，而應該根據創業富民、服務親民、村務管理、專業技術和復合發展等五類分類實施。
二是基于農村公共需求導向的創業機制。大學生“村官”工作長效機制首先必須保障農村基層公共需求的滿足，并通過具體的創業行動切實滿足這些需求。最終使得其工作能夠符合農村的具體需要，讓農村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生態等各個層面取得發展；實現大學生創業與富民相結合、發展企業與發展農村事業相結合、自我實現與農村基層發展相結合；大學生“村官”順利“進村”、有效“干事”，使大學生“村官”的個性特長、專業特長與現代農業、現代農村、現代農民無縫隙對接等。
三是兼顧國家戰略和基層發展的考評機制。考評具有引導、診斷、監督和激勵的作用，是大學生“村官”長效機制當中的重要內容。據調查，現行考評機制存在一些突出問題：更多針對大學生“村官”本人開展測評，而對某一地區的大學生“村官”工作考核的機制并不多見；更多籠統地、原則性地考核德、能、勤、績等幾方面，并沒有切實結合“國家基層戰略—農村基層發展”這一目標。因此，以后需要做到如下幾方面：考評指標的設計要緊密結合“國家基層戰略—農村基層發展”這一目標，重點考察大學生“村官”工作以及個人對國家基層戰略、農村基層發展的貢獻度；考核內容設計要詳細結合國家基層戰略、農村基層發展兩個維度；考核方式、考核期限、考評主體、結果運用等方面要科學、規范、有效；不僅要建立針對大學生“村官”個體、群體的考評機制，而且要建立針對某地區、某部門大學生“村官”工作本身的考評機制等。
三、長效機制建設的組織實施：增強協調與統籌
在長效機制建設過程中需要加強統籌層次，只有這樣才能實現長效。這需要一定層次的統籌、協調，否則難以促成多元主體的配合，自然也就無法實現機制的“長效化”。目前，應該增強省、市級的統籌力度，由省、市級組織部門牽頭，財政部門、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門等部門聯動統籌實施大學生“村官”工作長效機制的建設。具體而言，需要著重提高如下幾方面的統籌層次和力度：
大學生“村官”選聘培養、激勵保障、干事創業機制的統籌。一方面，目前存在省聘、市聘、縣聘、鄉聘乃至村聘等各類大學生“村官”，在來源、選聘標準、“村官”素質、村官的身份、職能角色定位和工資待遇等方面千差萬別；另一方面，各地各級有關大學生“村官”的培訓、培養、干事創業、激勵保障等機制參差不齊。這種多層級、缺乏統籌的工作機制在本質上屬于“粗放型”，工作整體績效不高，與“國家基層戰略—農村基層發展”相融合的工作目標不相適應。因此，在選聘、培養等方面的機制需要省級、市級統籌，實現整體上的協調和總體工作效率、效果的提升。
大學生“村官”工作監督管理的統籌。目前對大學生“村官”工作本身的監督管理不夠，使得實際效果在不同地方存在較大差異，很多地方大學生壓根就沒有進入農村，而被鄉鎮“截留”；有的更多從事一些臨時性的工作，如人口普查、迎接上級檢查、整理會議材料等；很多地方大學生雖然形式上“進村”了，但要么忙于自己創業，要么忙于準備考研、考公務員，并未真正擔當起“村官”職責，等。因此，對于大學生“村官”工作的監督管理機制要加強，使這一工作切實生效，省級、市級有關部門要承擔此類責任。
篇4
一、工作開展情況
（一）構建網格管理服務，推進基層社會治理。一是為發揮社區的服務作用，通過多種渠道開通了便民服務熱線。為進一步方便對社區居民的有效管理，我縣按照“區域相鄰、居住相近、管理方便”的原則，從原來的單一管理體制，將縣城4個社區合理劃分為18個網格，以網格單元為基礎，成立網格工作小組，分片管理、責任到人，形成了以“人在格中，事在網中”的工作格局，有力提高了網格化管理、心連心服務的社會效能。二是建立了“一站式服務平臺”、社區調委會、治安聯防隊、志愿服務隊等。開通了便民服務熱線，建立了“情系萬家”便民服務微信群、QQ群，積極開展“組織找黨員、黨員找組織”等活動。
（二）理清社區職能職責，實現社區職能歸位。以服務支撐基層社會治理。為切實規范社區職責任務，減輕基層組織工作負擔，落實“權隨事轉、人隨事轉、費隨事轉”的要求，印發《關于進一步開展社區減負工作的通知》，主要從依法確定社區工作事項、清理規范工作機構和牌子、壓縮社區創建達標評比項目和臺賬等方面，進一步理順了基層群眾自治組織與職能部門及基層政府的權責關系，減少社區過多的行政事務性工作，促進社區治理和服務水平提升。共梳理出涉及縣屬和駐縣17個單位，準入事項包括4項50個科目，精簡取消社區公共管理、印章使用范圍、達標評比、臺賬等事項目錄共19個科目。
（三）開展陽光議事協商，實行社區民主決策。轉發《關于加強城鄉社區協商的實施意見》和《青海省城鄉社區協商實施辦法》，進一步推進城鄉社區協商工作規范化、常態化、制度化，指導全縣城鄉社區協商工作。建立健全社區工作協商委員會制度，規范協商程序，豐富協商形式，充分運用協商成果。充分做到了協商于民、協商為民，解決群眾的難事、難題，保障人民群眾享有更多更切實的民主權力。
（四）推進社區居民公約，實行居民自我管理。完善社區民主監督制度，印發《關于規范完善村規民約居民公約的緊急通知》、《關于進一步做好村規民約（居民公約）修定完善工作的通知》，全面提高基層民主管理制度化、規范化建設水平，依法制定和完善居民自治章程、居民公約、議事決策規則，提高社區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自我約束能力，培養良好的社會風尚。建立流動人口服務管理信息平臺，各社區基本建立了完整配套的規章制度，建立“五必查、五必訪”,“六必報”“六清五掌握”等工作機制。全縣7個社區基本建立居民公約等相關制度，形成用制度管權、管事、管人的工作機制。
（五）培育社區社會組織，支持參與社區治理。結合精準扶貧工作，做到精準“點穴”，開展扶貧救濟、養老服務、婦女兒童福利關愛、文體活動、勞動就業等內容豐富的服務，提升基層群眾滿意度和獲得感。近期計劃在精準扶貧異地搬遷“安多民俗文化村”依托現有的基礎設施、公建設施優越資源，實施農村社區建設工作，把城鎮社區服務延伸到了農村。該項工作于2016年起，在大米灘村開展實施農村社區建設試點工作，培育發展了1個社區衛生整治協會，近50余名志愿者為改善社區人居環境提供志愿服務，加強了城鄉社區環境綜合治理，推進了健康城市和健康村鎮建設。
二、存在的問題
篇5
桃花鎮200多名機關、社區干部和教師、醫生、民警等,分成40個網格管理服務小組,進村入戶走訪群眾,了解民情,傾聽民聲。這是舟山市推出的一個基層行政管理新模式。干部們說:“這個模式將傳統的聯系包干制度與現代的信息網絡技術結合起來,我們叫做網格化管理、組團式服務。”
干部們口中的“網格化管理、組團式服務”,落實到操作層面,就是按照“網格化定位、組團式聯系、多元化服務、信息化管理、全范圍覆蓋”的要求,在鄉鎮(街道)、社區大格局不變的基礎上,把每個鄉鎮(街道)劃分成若干個單元網格,并組建一一對應的聯系服務團隊。
到目前為止,舟山市289個社區共建立了2464個網格。2464個網格,織成了一張覆蓋全市城鄉、遍及每家每戶的“大網”,猶如將血脈延伸至整個社會肌體的最末梢,使全市基層黨的建設和社會管理服務煥發出了蓬勃生機與無窮活力。
社會管理服務的“無縫對接”
一幢新落成的棕黃色兩層樓房里,普陀區展茅街道松山村村民沈平均一家人,正在忙碌著最后的室內裝修。他高興地給記者算了一筆賬:房子造好加裝修共要30萬元,正好與拆遷補償費用相抵,但舊房換新房,統一規劃的水、電、衛生等設施都大不一樣了。
與沈平均一起因公路建設而搬遷過來的有16戶人家,分別來自同一街道的3個村。“一開始大家都有顧慮,甚至有抵觸。”來自茅洋村的林心剛介紹說,網格團隊成員就像是“保姆”,分工明確,每一個細節都有人替他們著想,“有些我們沒想到的,網格團隊也都幫忙張羅好了。大伙兒都是開開心心搬家的。”
很多明明是百姓受益的好政策、好措施,為啥一到基層就變了樣?舟山市委、市政府經深入調研后認識到,這在很多時候并不是落實不力的問題,而是現有基層社會管理服務體系存在著“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的缺位、越位、錯位等問題。
2008年8月,舟山在普陀區桃花鎮、勾山街道等地試點的基礎上,全面推開“網格化管理、組團式服務”工作。即以100至150戶為單元,將全市劃分為2464個網格,以鄉鎮(街道)干部、社區工作者、民警、教師、醫生、黨員小組長或志愿者為網格團隊成員,以摸清網格“家底”為基礎,建立起基層社會管理服務新體系,從而使“上面千條線”與“下面一張網”實現有機銜接,實現了基層社會管理服務的“無縫對接”。
就這樣,網格開始成為舟山基層社會管理服務的“新單元”。這一新模式帶來的變化,被專家形象地概括為:每一寸土地都有人管理,每一戶人家都有人服務。
通過“網格化管理,組團式服務”,密切了干群關系,基層群眾的需求和困難及時反饋到了上級管理部門,社會和諧穩定的基礎更加牢固了。
“千條線穿進一根針”
舟山市“網格化管理、組團式服務”的重要創新之處,在于為整合有效資源、強化協同合作搭建了一個新平臺。
展茅街道黨工委委員顧磊洲向記者說了一件事:有一次,第33網格團隊到大展社區走訪,在與居民張賽表的交談中了解到,因張家宕邊坡治理產生了噪音、揚塵和震動,周邊居民要求承包人停止作業,否則就有可能集體上訪,而承包人的經營權是從張家經濟合作社獲得的。
于是,街道領導次日就會同相關部門負責人、網格團隊成員,察看現場,與承包人交涉,并召開了居民、婦女、黨員等7種不同對象座談會。最后,各方在街道召開的“民心凝聚推進會”上達成共識,承包人被責令控制爆破藥量,避開居民休息時段作業,并派專人清掃周邊路面,以盡可能減少對居民的生活影響。
長期以來,村和社區都是自治組織,擁有的工作資源有限,鄉鎮、街道的工作資源也相對貧乏。執政的很多資源,掌握在縣(區)以上工作部門。而這些部門,無法與基層保持最緊密的聯系,且條塊分割,因此執政資源難以在基層實現最有效的集聚整合,從而出現了被老百姓比喻為“千條線穿不進一根針”的現象。
“網格化”管理,在整合“條塊”公共服務資源的基礎上,實現了網格化治理與現有行政管理的對接,將“各管各的”轉變為“網格聯動”,提升了基層黨委、政府的管理水平和執政能力。
三鹿問題奶粉引發的食品安全事件發生后,許多地方無法迅速掌握轄區內嬰幼兒情況,也就無法開展“一對一”式的社會服務。但普陀區憑借當時已建立的網格,迅速摸清并走訪了所有3周歲以下嬰幼兒,對患病嬰幼兒進行了跟蹤幫助,沒有遺漏一個人。
舟山市還建立起上至市屬各部門、下至村(社區)的“網格化管理、組團式服務”信息管理系統和辦事平臺,運用現代信息網絡技術,“網格聯動”更為高效。
2009年清明期間,螞蟻島居民要過海去小螞蟻無人島掃墓,由于天氣狀況不好,許多群眾擔心起海上安全。網格服務組通過網上信息平臺,向區海洋與漁業局要求加派海上執法監管人員協助管理,僅過1小時,漁政船和6名工作人員就趕到螞蟻島。
舟山市葫蘆島90%以上居民是老人,急需一個托老所,此事多年得不到解決。網格服務組逐級反映情況,上級整合多個部門資源,在半年時間里建起一所設施齊全的村級托老所。
從“走上來”到“沉下去”
曾經擔任過村黨支部書記的桃花鎮塔灣社區居民孫福元,幾年前說起干群關系,常常抱怨:“以前干部群眾是魚水關系,現在干部群眾是油水關系。”如今,孫書記的這種擔憂解除了。
“為民、惠民、便民”,是舟山推行網格化管理服務的理念和宗旨所在。這一理念帶來的最明顯變化,就是變群眾“走上來”為干部“沉下去”。
據統計,“網格化管理、組團式服務”工作開展一年多以來,全區4200多名基層干部已走訪群眾近11萬戶,入戶率90%,累計幫助群眾解決實際問題3480件。教育部門對離島就讀經濟困難的431人次學生每年生活補貼2000元,沒有一個學生因貧困而失學。有關部門對持《特困職工證》、《殘疾人特困證》、《最低生活保障證》、《重點優扶對象優待證》的150人進行各種扶持,減免各種費用18.4萬元,極大地減輕了基礎困難群眾的負擔。
“干部們現在挨家挨戶走訪,聽取我們的意見,我覺得蠻好的。以前我們跟干部之間多少有些距離,現在,我們跟干部特別親。有什么困難,有啥難處,都跟干部溝通。前一陣我在家待業,干部走訪得知了,馬上幫我聯系單位。現在工作已經安排好了。我希望這種有益于我們老百姓的做法能堅持下去。”舟山市普陀區勾山街道南岙社區居民陳燕說。
周月琴是勾山街道蘆花社區干部,她所在的46網格組組長、鎮干部王玉芳經常約她在工作之余一起下戶走訪。“她對我說,網格就像是自家的‘責任田’,得盡心盡力才行。”46網格組有一個無父無母的孤兒,在外讀大學,家里兩間平房成了危房,網格組就籌資幫他在臺風來襲前修好。
勾山街道黨工委書記劉明永介紹,街道調整了各社區(村)黨小組的設置,將黨小組與網格一一對應、相輔相成,使網格團隊的政策法規宣傳員、輿論道德評議員、社情民意反映員、鄰里糾紛調解員、群眾思想疏導員等“多角色”作用發揮得更加深入、到位。“只要服務到位了,其他管理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劉明永說。
有關專家在深入調研舟山的做法后認為,“網格化管理、組團式服務”,密切黨群干群關系、完善為民辦實事長效機制、鞏固了基層黨的執政基礎,可以說是基層社會管理服務理念的一次全面創新。
“網格化”管理還需不斷探索
舟山推行的“網格化管理、組團式服務”做法,如今已成為舟山基層黨的建設和社會管理服務的有效抓手。
舟山市委黨校經濟與行政管理教研室副主任丁友良認為,作為基層社會管理的創新模式,“網格化管理、組團式服務”有效整合了各方資源,暢通群眾訴求渠道,夯實了維穩工作的群眾基礎。其成功經驗是寓管理于服務之中,做到服務全方位,信息全覆蓋,充分了解社情民意,及時化解矛盾糾紛,把不穩定因素消除在萌芽之中,從而促進社會和諧穩定。“這對于搞好基層社會管理工作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
“這種模式能夠把握老百姓的真實需求,更能貼合群眾實際。”寧波大學MPA中心主任、公共管理系主任何翔舟教授接受記者采訪時說,“這體現了一種公共管理的思路和理念。以往,單純的行政管理可能會存有偏差,如今,在網格團隊成員中引入教師、社區工作者,甚至是一些志愿者,這樣就能夠避免以往政府官員由于受身份、時間限制,對基層情況了解不夠深入的尷尬局面。”
篇6
政府公共服務能力是社會管理能力的核心體現和基礎。只有把各項社會事業做實、做好、做到位，社會管理才會有堅實的群眾基礎。因此，加強基層政府的社會管理能力建設，必須深化財政體制改革，加快推進以保障和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務體系，提高基層政府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的保障能力。（1）合理界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務供給中的權責，特別要科學界定各級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務支出責任，適當調整和規范中央與地方的收入劃分，健全財權與事權相匹配的財政體制，實現各級政府事權和財權的統一，加大財政對基本公共服務的投入。（2）建立和完善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為目標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通過一般性轉移支付實現地方財政能力均等化，通過專項轉移支付確保全國性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從而平衡不同區域間財政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差異，從宏觀層次提高基層政府公共服務的供給效率與能力。（3）可以考慮開征物業稅、改革資源稅、將地方國有資本納入財政預算等途徑，建立基本公共服務財政投入穩定增長的機制，培育基層政府履行公共服務職能的穩定財源。（4）推進省直管縣的財政管理體制改革，減少財政管理層級，按照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要求，強化省級政府調節地方財力分配的責任，調整城鄉之間公共服務財政投入結構，改變重城市輕農村的投入體制，加大對農村及困難地區基本公共服務的財政投入，逐步形成合理、平衡的縱向與橫向財力分布格局。（5）優化公共財政資金對不同公共服務領域與項目的分配結構，重點增加社會性公共服務投入，把公共服務供給的重點放在基礎教育、基本公共衛生保健、基本社會保障方面，強化基層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務中的責任。（6）積極探索社會組織和市場力量參與公共服務供給的有效方式，選擇具有部分競爭性或部分非排他性特征的公共服務，通過委托、合同外包、許可經營、用者付費、內部市場等多種方式，構建公共服務的多中心供給體制，提升基層政府公共服務供給的組織能力，實現公共服務供給的主體多元化、資金來源多元化、公共服務社會化。
二、統籌城鄉發展，實現城鄉社會管理一體化
篇7
黨的十報告指出：“加強社會建設，是社會和諧穩定的重要保證。必須從維護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加快健全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提高社會管理科學化水平，改進政府提供公共服務方式，加強基層社會管理和服務體系建設。”為黨的十精神真正得以貫徹落實，各地都加強了社會管理工作，創新了管理模式，而每一種管理模式都需要基層干部去落實，他們的工作的方式、方法，工作的態度、能力，直接影響著政策的影響力，政策著執行力，群眾的滿意度，群眾的信任度。他們是黨和群眾聯系的橋梁，是黨的政策得以實施所離不開的重要環節，我覺得下沉、服務、融合、為民、提升，是每個基層干部工作必備的五個方面，只有堅持這五個方面，一切立足于實，我們的社會化管理工作才能達到應有的效果，我們黨的政策才能得到群眾的理解和支持，我們的群眾才能真正的得到實惠，黨群關系才能真正血濃于水，社會才能和諧發展。
一、下沉
黨的十報告指出：“只有植根人民、造福人民，黨才能始終立于不敗之地。”下沉，沉到底層，沉到群眾中去，是做好工作的前提，是一種工作方式，更是一種態度。工作下沉的深度、力度取決于我們對群眾工作的態度。很多地區實行的網格化管理是針對當前社會經濟發展、安全穩定、群眾生活環境等方面存在的薄弱環節、重點、難點問題及目前干群關系的松散性而建立的一種社會管理模式，它是由過去那種被動應對問題到現在主動發現和解決問題的管理模式的轉變，達到改善民生、助推社會和諧穩定的目的。而參與管理的網格管理員多是各機關干部，必須深入基層，深入群眾，深入實踐，才能采集到準確信息，充分掌握基層民情，才能聽到老百姓真實心聲，做到工作重心和實際情況不脫節，因此基層干部我們一定要學會下沉，沉下身子，沉下心，下沉我們的工作陣地，下沉我們的工作重心，下沉我們的工作作風，下沉才能接地氣，下沉才能辦實事，只有這樣，才能了解最真實的情況，才能摸排到一些不穩定、不和諧因素的根源，才能了解群眾真正所急、所想、所需，管理才能有的放矢，問題才能防微杜漸，工作才能取得實效。
二、服務
為人民服務是黨的根本宗旨，既是基層工作的本質，也是基層工作最突出的特點。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基層干部工作實質上是一套綜合服務系統，黨的每一項為民政策舉措都要通過這一系統及時為百姓提供主動、高效、有針對性的服務，建立起為民服務的長效機制。服務基層、服務群眾、服務民生是所有基層干部的職責所在。工作下沉時，我們是信息采集員，利用信息搞好服務就是我們的工作內容。對基層組織建設中存在的問題，我們需要協助健全組織、建章立制，凝聚人心；對發展中的問題，我們需要幫助理清思路、明確方向、尋找門路，對綜合治理問題，我們需要排查預警，建立安全隱患臺帳等等，作為一名基層干部，群眾的事不分大小都是我們的服務目標，基層的群眾不分親疏都是我們服務對象，只有為群眾搞好服務，讓群眾滿意，才能提升我們工作的認同感，工作中才能得到群眾的支持，工作才能取得實效。
三、融合
融合是基層干部工作的核心，做好聯絡員、協調員是基層干部的基本要求，為保證工作開展順利，基層干部需要在各單位之間溝通協調，管理中為群眾做好服務，解決摸查出的各種問題更需要鄉鎮（街道）及相關職能部門的配合，當然更需要學會與群眾的融合，因此基層干部開展任何一項工作都需要學會融合，一是要把自己的本職工作、業務專長融合到管理工作中，二是學會融合各部門關系，避免工作中的條塊分割、職責不明，三是融合與群眾關系，讓群眾參與到管理中來，讓管理和服務實現無遺漏、無盲點、無縫隙，得到群眾理解與支持，只有這樣，才能提升我們的基層管理水平。
四、為民
“以人為本、執政為民是檢驗黨一切執政活動的最高標準。”為民是工作的目的，也是我們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離開了“為民”我們的管理就是空中樓閣，為民既是我們感情所系，也是我們工作的推動力。十報告指出，加強社會建設必須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作重點，要多謀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憂。要創新社會管理模式，為民就是我們工作的重心，用真誠的心、無私的愛、一定的專業知識、良好的溝通技巧，架起群眾工作的橋梁，為民、惠民、便民是我們工作的宗旨。“任何時候都要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始終與人民心連心、同呼吸、共命運，始終依靠人民推動歷史前進。”
篇8
中圖分類號：D6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15-0263-02
“一票否決”制，最早出現于1991年國務院作出的《關于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決定》。“一票否決”制形成之初被運用于在社會治安綜合治理、計劃生育、環境保護等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行政領域，其后為各級政府所效仿，成為督促下級政府完成上級任務的普遍方式，廣泛存在于地方政府的績效考核機制中。“一票否決”制成為一種廣泛的制度現象，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看。
一、壓力型體制的制度慣性
經典科層制理論認為：組織遵循“理性主義”的邏輯，嚴格按照既有程序和非人格化規則運作，從而使得組織的行為與角色具有穩定性和可預期性。理性科層制組織以一種形式主義的精神行事，通過由法規和明確規定的層級制來協調專門化的權限和行動，以強調非人格化和理智上可加分析的規則來確保組織運作的公正與理性。而在中國基層政治的壓力型體制下，一級政治組織為了完成上級下達的各項指標而采取的數量化任務分解的管理方式和物質化的評價體系。黨委集權、黨政合一，利用垂直權力、以責任制為網絡，并以政治或物質獎懲為動力杠桿將壓力層層向下滲透、擴散的政策決策和執行模式。“一票否決”制適應了這種行為習慣，并將之推向極致。
二、層級指標評價體系的弊端： “一票否決”制過度使用的影響
壓力型體制的激勵機制，使得一級政府需要向上負責的而不是向下負責。隨著考核指標的不斷增加，逐漸轉變為主要生產“考評性 ”產品 ，而非服務型公共產品。鄉鎮政府對上要接受上級考核 ，對內要考核工作人員 ，對下也要考核村莊干部 ，從而建立了一個自上而下的以檢查考核為核心的問責體系。檢查考核幾乎全部是定量化和分數制的。這種問責體系運行的結果是為考核而工作 ，以致鄉鎮政府的工作只與考核相關 ，而與鄉村發展的實質進程無關。
“考評性生產”導致基層政府供給服務型產品的意愿下降。這與稅費改革后鄉鎮政府的財力緊張一起，加劇了基層制度供給能力不足的問題。首先，基層制度缺乏健全的利益補償和有效的調控機制，難以糾正社會利益分配的不均衡，增加社會不滿，造成社會成員的政治冷漠。第二，基層社會政治民主化建設緩慢，透明行政、依法行政和政治參與度不夠，使得民眾表達和維護自身權益的體制內途徑不暢，隨著矛盾積聚，出現體制外的“自力救濟”。第三，公共行政主要靠政策推動。政策推動型治理曾在很長一段時期內起到了較好的治理效果，然而卻存在著難以持久、缺乏應變性和“人在政舉”的困境，缺乏長效的制度建設。
三、基層政府組織的行為邏輯
（一）基層政府的角色界定
農業稅取消后，鄉鎮政府面臨著以下的矛盾：控制型政府現狀與服務型政府要求之間的矛盾；所承擔任務的復雜性與自身財力物力不足，工作手段匱乏之間的矛盾；以及執行上級意志與吸收順應基層百姓意愿之間的矛（下轉283頁）（上接263頁）盾。在這樣的形勢下，基層治理呈現了如下特點：
（二）“相安無事”的治理原則
稅費改革后，鄉村組織在現實條件的約束下，無法立即轉型成為服務型組織，處在一個比較消極的位置，這導致了鄉村治理邏輯發生了一個根本性的轉變。因為維護農民利益成了一種新的“政治正確 ”，而為了不與農民發生正面的沖突，就要少做事，甚至不做事。
（三）“策略主義”的行為邏輯
有學者發現，與科層制的“理性主義”邏輯不同的是，鄉鎮政權組織自身的權力運作存在著濃重的“策略主義”傾向，具有隨意性、變通性、短期性，“似乎任何有助于目標實現的技術、策略、手段和方式，無論是正式的還是非正式的，正當的還是非正當的，均可被鄉鎮借用，并且，其中的一些運作方式具有“不計成本、不惜代價”的非理性特點”，目標替代現象十分普遍。這往往帶來為完成“一票否決”等上級指標性任務而不擇手段，工作方法偏激或簡單粗暴的問題。
（四）政府自利性與選擇性治理
公共選擇理論和尋租理論認為 ，政府同時也是“經濟人 ”，具有自身的利益以及逐利動機。 人治色彩越濃，政府的逐利動機越強烈，經濟人特征也越明顯。部分基層組織逐漸蛻變為一個既超越鄉村社會又相對脫離國家政權的獨立利益實體，“選擇性治理”的問題隨之出現。基層政府有選擇性地展開行政作為，在某些符合自身利益的工作上表現出超強的行動能力，同時對自己不利的工作放任不管。在稅費改革，基層政府財力緊張的大背景下，這種現象更為普遍。
四、“一票否決”制的效能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一票否決”制正是上級政府基于對下級政府自利性和“策略主義”行為邏輯的判斷而做出的矯正性安排，這種安排在實踐中也的確收到了顯著的效果。但是，隨著“一票否決”制項目的增多所帶來的工作形勢和干部心態的變化，這項制度本身的效用呈現邊際遞減的趨勢。在一個激勵的峰值后，基層政府的工作態度重新轉向怠惰。工作風險的提升和考評的無限制增加還助長了尋租行為和請托瞞報的風氣。
然而對于“是‘一票否決’制造成了干部怠惰腐化以及極端行為”這樣一種結論。因為在前文中已經論證了基層政府的選擇性作為等一系列問題的根源自于其自身的特性。 “一票否決”制的推行，是這種特性的結果，而非它的原因。以治理的禁令為例，在大部分地區，關于群眾的“一票否決”禁令的確使得基層政府在處理居民利益訴求的初始階段“束手束腳”，避免了簡單粗暴地侵害居民利益的行為。“一票否決”制作為一種單一手段，其效用短時間內難以取代。實踐僅僅證明，僅靠一種技術性手段，無法真正從根本上扭轉當下的基層治理局面。
參考文獻：
[1] 陳桂棣，春桃.中國農民調查[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
[2] 歐陽靜.壓力型體制與鄉鎮的策略主義邏輯[EB/OL].中國改革論壇網，2011-07.
[3] 尚虎平，李逸舒.中國地方政府績效評估中的救火行政——“一票否決”指標的本質及其改進”[J].行政論壇，2011，（5）.
[4] 田先紅.鄉村治理轉型與基層治理困境[J].古今農業，2011，（3）.
篇9
（一）取得的主要成果、亮點、成績
過去五年，三駿發展蹄疾步穩、務實奮進。在中央、省委、扶余市委的正確領導下，全鄉上下緊緊圍繞建設綠色、開放、幸福、美好三駿的奮斗目標，在搶抓機遇中苦干實干，在應對挑戰中克難前行，經濟社會各項事業發展和黨的建設都取得了新成績。
五年來，綜合實力顯著提升。主要經濟指標較快增長，預計2021年生產總值9.8億元，比2016年增長13%；農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13850元，比2016年增長25%。創新轉型深入推進，產業結構不斷優化。農業機械化、規模化和信息化水平大幅提高，糧食產量保持在14.2萬噸,比2016年增長9%。新增小規模養殖場15戶，牧業增加值增長6%。農村集體資源清理成效明顯，收回資源1.03萬畝，清收資金近593.3萬元。成功引進扶余市科農谷業生產基地“萬頭牛、三萬只羊”項目，引進投資4.5億元。
五年來，人居環境明顯改善。深入實施農村人居環境整治三年行動，實現了農村垃圾收轉運一體化，改造農村廁所2676戶，農村集中供水率達到100%；打造精品路線1條，創建進步村、示范村17個，完成道路硬化35公里，拆除危舊房屋、殘垣斷壁538處，安裝路燈1793盞，堅持生態優先、綠色發展，兩級河長累計巡河7000余次，完成造林綠化807.4公頃，聯系秸稈打捆企業8個，累計打捆24113.2公頃。鄉容鄉貌進一步靚化，環境得到大幅改善。
五年來，脫貧攻堅成績斐然。5個省級貧困村全部退出，541戶1008人實現脫貧。監測戶、邊緣戶返貧風險全部消除。實施產業扶貧項目1個，帶動群眾人均增收600元。實施農房改造247戶；全面落實“兩免一補”，享受“雨露計劃”19人；辦理慢性病證459人，累計報銷醫保、大病救助、醫療救助等各項費用1000多萬元；開發鄉本級扶貧特崗29個。
五年來，民生福祉持續增進。社會事業全面進步，民生工程深入實施，一批事關群眾生產生活的實際問題有效解決。教育均衡發展取得新成效。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不斷完善。醫療衛生設施繼續提升，社會保障擴面提質，住房、就業、食品藥品安全、養老服務水平不斷提高。全面深化改革有序開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取得初步成效，資源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不斷深化。平安三駿、法治三駿建設成效顯著，社會和諧穩定。
五年來，黨的建設全面加強。扎實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三嚴三實”專題教育和“兩學一做”學習教育，持續開展“轉作風、抓落實、促崛起”活動，黨員、干部、人才隊伍建設取得新成效，新發展黨員104名。大力推進基層組織建設，基層基礎不斷夯實。注重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意識形態、精神文明建設不斷強化。完善懲防體系，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深入推進，共處置問題線索27件，其中立案8件、開除黨籍4人、黨內警告4人、誡勉談話14人、談話提醒31人。黨管武裝、群團、老干部和關心下一代等工作持續加強。
（二）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是產業發展后勁不足，產業發展品質不高；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和農民持續增收的難度較大。二是基層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有待提高，社會矛盾依然存在，維穩工作任重道遠。三是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落實存在層層遞減現象，部分基層組織比較薄弱，少數黨員干部思想不夠解放，先鋒意識、擔當意識不強。
二、未來五年（2022-2026）工作安排
（一）發展形勢分析
2022-2026年三駿鄉將以鄉村振興為抓手，在充分挖掘文化底蘊上下好功夫、在做大做強特色產業上下好功夫、在在做強做特文旅經濟上下好功夫、在美化創優鄉村環境上下好功夫。
一是在充分挖掘文化底蘊上下好功夫。三駿鄉具有豐富多彩的少數民族民俗文化等，還有得天獨厚、獨具特色的自然景觀。可以打造“一村一品”等文化產業，為鄉村振興注入文化動能，激活鄉村業態，帶動鄉村發展。
二是在做大做強特色產業上下好功夫。鑒于三駿鄉實際情況，要抓住產業振興這個“牛鼻子”，立足“黏玉米”特色產業，在“特”字上做文章、在“優質”上下功夫，加快特色農業發展步伐，以產業振興吸引資源、留住人才、帶旺鄉村。實現鄉村產業振興，必須加快調整優化鄉村產業結構。要堅持以商業化的經營為方向發展農業，積極引導農戶做大農產品加工，推動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推動農業由增產導向轉向提質導向，實現鄉村經濟高質量發展。
三是在做強做特文旅經濟上下好功夫。三駿鄉擁有旅游資源，有少數民族文化。可以說，我鄉發展文旅經濟已經有一手好牌，關鍵要打好、用好這副牌。要把“龍頭”舞起來，我們要著力打造的景區，文化內涵豐富，文化形態多元，要成為發展全域旅游的龍頭。要加大創建力度，既要抓路、水、電、網等基礎設施，也要抓吃、住、行、游、購、娛等要素保障，還要抓服務品質、運行機制、宣傳推介，多管齊下、全面推進，著力提升景區對全域旅游的核心帶動作用，爭取將核心景區納入全市旅游總體規劃。
四是在美化創優鄉村環境上下好功夫。把鄉村扮美，全力打造生態宜居、幸福開放新三駿。我鄉依然不夠“美”，一些村莊也僅僅停留在“面子”上，“里子”還比較虛，存在文化優勢發揮不明顯、生態挖掘不充分、服務配套不健全等問題。
（二）重點工作安排
1.力促經濟發展有速度更有質量。立足新發展格局，大力氣推進產業轉型。一是鑄強總部經濟支柱。繼續把招商引資作為穩增長的重要途徑，持續優化營商環境，，力爭再引進1-2家上規模企業落戶三駿。二是發揮現代農業特色。完善農田水利設施，筑牢現代農業發展根基，充分整合資源，科學統籌布局，優化產業布局，聚力打造規模種植業，力爭培育1-2種綠色品牌產品，全面提升農產品市場競爭力。三是激發服務業態活力。以生態文化旅游為突破口，深挖生態資源和特色文化，積極融入扶余市“一村一品、一鄉一景”的特色鄉村環境創建，力爭打造1-2條精品線路，打造錫伯族民俗文化園。
2.力促城鄉面貌有顏值更有底蘊。一是以扶余市創建省級衛生城市為契機，努力實現全面全域人居環境整治的美麗蝶變，力爭形成了“一戶一處景、一路一幅畫、一線一風光、一村一特色”的大美格局。二是以基礎設施打底，實施五化并進，硬化縣級道路2公里、硬化屯內道路19公里，新建排水設施33公里，安裝路燈0.17萬基，綠化村屯面積0.1萬畝。三是以環境保護修容，全面打響生態革命工作持久戰，抓好河長機制長效運行，全力推進秸稈全量化處置。四是以鄉村文化鑄魂，推動新時代文明實踐到村、進戶、見人、走心，廣泛開展垃圾分類等宣傳活動，倡導綠色生產生活方式，引導樹立尊重自然、保護自然理念，形成節約簡樸、愛護環境的社會風氣，推動生態文明建設向縱深發展。
3.力促民生改善有力度更有溫度。堅持民生優先導向，不斷加大民生投入，辦好民生實事，讓發展更有“溫度”，讓幸福更有“質感”。一是筑牢社會保障。堅持把更多財力投向社會保障等民生領域，扎實辦好民生實事，實現全民參保目標。完善社會救助體系，充分發揮政府救助和慈善救助的疊加效應，加大弱勢群體社會救助力度，實現托底救助保障全覆蓋。二是鞏固社會事業。堅持質量興教，推進教育優質發展，大力繁榮文化事業，加快錫伯族民俗文化園建設，加強民俗文化的傳承宣傳，彰顯本土文化底蘊和歷史積淀。重視公共體育設施建設，完善道路健身設施，多層次舉辦群眾體育健身活動，呼應群眾新需求。推進公共醫療事業發展，加大醫療衛生投入，增強基層醫療能力。三是促進致富增收。鞏固提升脫貧成效，進一步拓寬群眾增收渠道，加大對農村閑置勞動力、低收入農戶等重點人群就業幫扶力度，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與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與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推動本土產業“規模化、精品化、特色化”發展。
4.力促基層治理有活力更有效能。持續加強和創新基層社會治理，構建人人有責、人人盡責的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層社會治理共同體。一是加強基層社會治理隊伍建設，進一步規范網格服務團隊、群防群治團隊、志愿者團隊、新時代文明實踐團隊建設。提升平安綜治軟實力，緊抓平安創建。健全公共安全機制，完善應急處置體系建設，提升全鄉防災減災救災能力。二是推動黨建引領自治、法治、德治“三治”有機融合，充分發揮自治強基、法治保障、德治教化的“乘數效應”，構建“一核多元”的基層治理新體系。四是堅持需求導向，突出精細要求，下沉治理重心，做到大事不出鄉、小事不出村，建立糾紛解決對接機制，妥善解決各類矛盾糾紛，以細“治”入微的服務提升基層治理的溫度。
三、第十三次黨代會以來獲得榮譽情況
1.省級
篇10
二、堅持改革創新，積極構建綜合服務體系
堅持以改革的精神，創新的手段，切實發揮供銷社在組織、經營、市場等方面已經建立起來的比較優勢，抓項目、抓基礎、抓服務，增實力、強活力，積極構建適應當前農業農村需求的綜合服務體系。
推進項目建設，壯大實力，提升發展質量和規模。2015年，完成基礎服務項目總投資1500萬元。加快推進供銷大廈鮮活農產品冷鏈加工配送中心建設，饅頭、面條、豆腐、豆芽菜等超市加工車間實現正常運行，并滿足區域總農產品、海產品、冷飲產品的大宗儲存。以農產品市場和日用消費品市場建設為主，建設具有供銷社特色的各類市場，新建碼頭綜合服務中心，擴建魏橋聯華超市，籌劃工業品公司的商業開發。切實發揮供銷大廈、賓館、農資有限公司、土產公司的龍頭作用，帶動全系統流通服務網絡建設，不斷提高網絡的運營質量與效益。生資公司、棉麻公司、再生資源回收利用公司、周村儲運站等單位在確保資產經營效益穩步提高的基礎上，力求在開辟新的經濟增長點方面有所突破。
推進基層社建設，夯實基礎，提升服務能力。以省供銷社關于加強基層工作的意見為指導，緊密結合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通過發揮全系統的資本、市場、網絡等優勢，與村集體緊密結合，深入推進“黨建帶社建、社村共建”工作。以服務“三農”為出發點，以組織共建、資源共建、合作共贏為著力點，通過共建綜合服務中心、共建發展項目、共建干部隊伍等形式，努力培養基層社、村兩委、農民合作社和資金互助組織“四位一體”的基層組織發展新體系，實現供銷社基層組織向村居延伸，經營服務向田間地頭延伸。不斷完善基層供銷社自身建設，力求在整合資源、盤活資產、深化服務等方面發揮作用，取得突破。2015年，全系統領辦農民合作社15個，農民合作社聯合社3個，農產品龍頭企業2個，資金互助合作社5個，開展“黨建帶社建、社村共建”的村5個。
推進農產品經營體系建設，豐富服務內容。根據農村特點和當地實際，加快各類農產品市場建設。加強與專業合作社、種植養殖大戶、經紀人之間的對接，完善生產基地建設，積極探索發展訂單農業，提高農產品組織化、規模化、標準化生產水平。發揮供銷社網絡優勢，放大市場功能，拓展產銷對接渠道，促進不同類別、不同特色的優質農產品進城市、進超市和城鄉農產品批發市場、交易中心。依托鮮活農產品冷鏈加工配送中心，各基層社、專業社在保持好現有基地生產規模與質量的基礎上，協調配合龍頭企業，建立具有示范帶動作用的優質小麥生產基地2000畝，由基地直供的蔬菜、禽蛋、果品等農副產品突破10000噸。
推進現代農業規模化服務，拓展服務空間。緊緊圍繞農業產前、產中、產后服務需求，堅持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兼顧，因地制宜，創新思維，鼓勵探索，循序漸進。以探索“新形勢下怎么種地”為向導，以規模化服務為切入點，以“流轉式”、“訂單式”、“參股式”全托管服務為主要形式，結合生產要素集約化投入、標準化生產等現代化農業經營方式，圍繞玉米、小麥等大田作物，實施耕、種、管、收、售等托管服務，提高農業生產效率，降低農業生產成本，建立起從播種、田間管理、施肥用藥、農資供應、經營銷售為一體的完整服務鏈條。推進“菜單式”半托管服務，在耕種、澆水、打藥、收割、加工、銷售等環節開展社會化服務。2015年，建立服務規模化基地40000畝，各基層社規模化服務取得明顯成效。
推進品牌建設，增強發展活力。高度重視品牌效益，維護好品牌，利用好品牌。將各類資源要素向優勢企業整合投入，進一步培植壯大聯華超市、農資有限公司、煙花爆竹、賓館等傳統龍頭企業，改進提升經營服務質量與水平，擴大對外宣傳，提高品牌的社會知名度，增強社會影響力，努力爭創省、市優質品牌。龍頭企業與基層社協調配合，在流通、餐飲等各個領域加強合作，統一內部運作模式，統一對外形象設計，形成一個龍頭、一個品牌、一體化管理的新格局，創造系統品牌化、規模化、合作化的新優勢。以縣農村合作經濟組織聯合會為主體，以“供銷”連接、凝聚各類專業社及其它服務資源，加強指導與監管，創建既有品牌、又有內容的真正意義上的合作社。
積極參與小城鎮建設，大力推進公共服務向社區農民延伸。加快推進存量土地確權工作，并通過出讓、置換等方式在小城鎮建設中優先開發，建設供銷社為農服務中心、商貿中心和連鎖經營網點。按照新型社區建設到哪里供銷社服務就延伸到哪里的原則，重點在合村并居后的新型社區建設綜合服務中心，全面參與農村社區和經濟園區“兩區同建”。2015年，完成青陽、焦橋、臨池、長山等新型社區綜合服務中心的啟動，新建綜合服務中心2處。
三、完善管理機制，不斷提高企業運營質量
深化財務管理改革。不斷健全財務管理的各項規章制度，加大財務人員培訓，積極推行會計電算化。在保證收支主體和資金使用權不變的基礎上，建立縣社綜合經營服務中心結算中心，將基層社、流通公司的財務納入結算中心，統一管理與核算，實現規范化、制度化、系統化。嚴格按照封閉運行的原則，加強社員股金管理，嚴懲違規行為。明確社員股金定位，年終對社員股金效益進行單獨考核，不再列入企業綜合業績考核。認真執行資產經營管理的一系列規定要求，明確任務職責，規范運營體系，確保資產完整和經營管理效益最大化。
實施“人才興社”戰略。加強干部職工的培訓工作，高度重視人才的引進、培養和使用，讓人才成為供銷合作社事業重要支撐點。通過系統內部選拔、社會招聘等各種形式，不拘一格，把那些熱愛供銷合作社事業，富有開拓進取、拼搏實干精神，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人吸引進來，打造一支符合時代要求的干部職工隊伍，推動供銷合作社事業發展。2015年，將在政治素養、辦公自動化、業務技能等方面，分期分批對機關干部、基層單位領導班子成員進行教育培訓，每期培訓時間不少于10天。對新招用人員及部分年輕機關干部，完成院校培訓、實際考察等工作，品行優良、業績突出者予以提拔重用。以文化建設為引領，組織開展各種形式的勞動競賽、技能大賽等活動，提高職工隊伍素質。嚴格落實職工的社會保險，并綜合利用系統資源，采取靈活、多樣、自主的激勵措施，不斷提高職工福利待遇，增強職工的歸屬感和自豪感，激發工作熱情，調動積極性，創造留住人才的良好環境。
時刻抓好安全管理。堅持“安全第一、預防為主、綜合治理”的方針，嚴格落實“一崗雙責”，健全安全生產管理機構和管理制度，實現安全生產責任全覆蓋。多形式普及事故預防、避險、自救和應急處置知識，強化重點單位、重點崗位監督檢查、消防演練和專項整治，切實增強防范和自救能力。嚴格責任追究，堅決實行“一票否決”。完善全系統安全統籌制度，進一步提高整體抵御風險能力。積極妥善處理各類來信來訪，努力化解各類矛盾糾紛，全方位維護好穩定。
四、全面加強黨的建設，為加快科學發展提供堅實的政治保障
堅持把黨的建設擺在全局工作的首要位置，以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為契機，全面加強黨的建設，為全系統科學發展提供堅強保障。扎實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充分認識開展教育實踐活動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緊迫性，嚴格按照統一部署，在堅守“規定動作”的同時，注重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突出工作實際，將重點工作、重大項目、企業文化、教育培訓等融合到活動中來，豐富“自選載體”，創新“自選動作”，扎實推進各個階段的活動，確保活動不走形式、不走過場，取得實實在在的成效。按照“照鏡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總要求，對本單位存在的問題進行一次大檢查、大整改，切實解決好黨員干部思想作風方面存在的問題，真正實現以活動開展促進作風的大轉變、素質的大提升、工作的大改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