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學與哲學的區別模板(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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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作者簡介]羅愛武，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2008級政治學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漢430072

[中圖分類號]D73／7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2728(2010)07－0033－05

行為主義政治學派曾是當代西方影響最大的政治學流派之一，它是在批判傳統政治學的過程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這一過程又被稱為“行為主義革命”。其“革命性”的總特征是強調政治學研究要擺脫傳統政治學“哲學化”的研究方式，實現政治學研究的“科學化”。“價值中立”是行為主義實現其政治學研究“科學化”訴求的主要途徑之一，也是其相對于傳統政治學研究途徑的一個鮮明的特征。這一主張既是行為主義政治學派在二戰后迅速興起和發展的原因之一，但同時也是其在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快速衰落的重要原因。要理解行為主義政治學派的這一戲劇性的發展軌跡，就必須了解行為主義政治學“價值中立”觀的理論基礎、具體內容及其合理性和內在缺陷。

一、行為主義政治學“價值中立”觀的理論基礎

行為主義政治學“價值中立”主張是建立在休謨的“事實和價值兩分說”與邏輯經驗主義的“價值情感說”理論基礎上的。

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問題又稱“是”與“應該”問題、“實然”與“應然”的問題，最早由英國哲學家休謨提出，他認為在以往的道德學體系的推理方式中，普遍存在著一種思想的躍遷，即從以“是”或“不是”為連系詞的事實命題，向以“應該”或“不應該”為連系詞的倫理命題(價值命題)的躍遷，而這種思想躍遷是不知不覺發生的，他認為這種推理方式既缺乏相應的說明，也缺乏邏輯上的根據和論證。這個有關事實與價值的“二分法”以及價值判斷不可能獨立地從事實判斷中推導出來的主張就是休謨問題。

邏輯經驗主義運用語言分析的方法，根據意義證實標準，即一個命題是否有明確的證實真偽的方法，進一步指出了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的差別所在：有無認識意義。邏輯經驗主義據此將所有命題分為有認識意義的事實判斷和沒有認識意義僅有情感意義的價值判斷兩類。有認識意義的事實判斷對客觀事實有所斷定，命題本身有真假可言，這類命題又可以分成兩類，一類是分析命題，它根據本身所包含的那些符號的定義判斷其真假；一類是綜合命題，它根據經驗事實判斷其真假。而無認識意義的價值判斷本身對客觀事實沒有做出斷定，它只是個人情感的表達，命題本身無真假可言，“只表達道德判斷的句子是沒有說出任何東西的。它們純粹是情感的表達，并且因此就不歸入真與假的范疇之下”。這就是邏輯經驗主義的“價值情感說”，這一觀點認為價值判斷純粹只是情感和態度的表達，既不真也不假，是無認識意義的命題。

依據“價值情感說”，邏輯實證主義認為以客觀地認識世界為目的的科學研究只能解答與經驗相關的問題，只有事實問題才是科學研究可能解答的問題，回答事實問題的事實判斷對經驗事實有所斷定，其真假可以由經驗證據加以檢驗；而價值問題是科學研究無法解決的問題，它的回答對經驗事實無所斷定，只表達了某種情感和態度，無法用經驗證據來進行檢驗。“科學告訴我們是什么，而不是應是什么。”邏輯實證主義認為科學研究只能回答事實問題，作出事實判斷，哲學和倫理學才試圖回答價值問題，作出價值判斷。

二、行為主義政治學“價值中立”的具體內容

根據休謨“事實和價值兩分說”以及邏輯實證主義“價值情感說”，行為主義認為政治學研究應該進行“價值祛除”、保持“價值中立”。行為主義的“價值中立”主張具體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從研究對象看政治學應該研究政治現象的因果聯系等經驗事實問題，不應該研究好壞善惡等規范價值問題；從研究過程來看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應保持“價值中立”，不應將個人的情感、價值觀等混入到研究過程中去；從研究結果來看研究者應只對結論作出因果事實判斷，不要作出善惡價值判斷。

第一，研究對象的“價值中立”。所謂研究對象的“價值中立”是指行為主義政治學主張在研究對象上政治科學應從政治哲學中獨立出來，政治科學應當只研究事實問題，而不應當研究價值問題。他們認為“科學是‘價值祛除’的……科學關心的是的問題，不是應該的問題；是經驗的問題，不是規范的問題”。

傳統政治哲學在研究對象上著重關注的是諸如正義、善、自然法、自然權利、國家制度、國家起源、政治權力性質等等一些抽象的政治價值和政治理想，相對忽視了對社會政治現實的研究，從而削弱了政治學的應用價值。行為主義政治學派批判了傳統政治學研究對象的局限性，“從傳統的角度看，政治理論可以說就是政治哲學，它堅持并鼓吹自己僅只探求和理解美好生活的本質，或者只限于把握先人對此問題的看法。高踞于理論之特權等級巔峰的是道德分析，而不是嚴格的經驗世界的分析”。行為主義政治學家認為傳統政治學局限于探討一些抽象的“應然”問題，忽視研究現實政治的“實然”問題，這一研究對象的局限性使政治研究脫離了社會現實，對政治學的發展造成了很大的障礙，“今天政治學方面可以用來了解政治生活的知識非常不夠，這種不足主要倒不是指顯而易見的理想知識，而是指那種可以用手頭的分析和研究工具來獲取的知識”。行為主義認為擺脫這一困境的有效之舉在于實現政治學研究對象的轉向：從執著于“應然”問題的政治哲學的探討轉向關注“實然”問題的政治科學的研究。

因此，他們主張摒棄傳統政治哲學的研究范式，讓政治學從傳統政治哲學中獨立出來，政治學研究“實然”的事實問題，把“應然”的價值問題留給政治哲學。卡特林(George?Caflin)認為政治可以被劃分成三個部分，首先從原理上可以把政治理論與政治實踐區分開來，但同時政治理論本身又可以分為政治科學和政治哲學兩部分。在區分了政治科學與政治哲學的基礎上，行為主義認為在研究對象上政治學應放棄對價值問題研究，轉向關注現實的政治事實問題。行為主義政治學家也紛紛提出了他們各自認定的政治科學的研究對象。如拉斯韋爾認為，從研究對象看“政治研究是對權勢和權勢人物的研究”。伊斯頓認為“政治學是研究受權力分配和運用的影響下的價值的權威性分配的”。懷特(William?Whyte)主

張“政治學家應該對政治學感興趣。他們應該把倫理學留給哲學家，他們自己首要關心的應該是政治行為的描述與分析”。羅伯特?達爾則將作為政治學研究對象的政治體系定義為“任何在重大程度上涉及控制、影響力、權力或權威的人類關系的持續模式”。關于政治學的具體研究對象他們各自的主張顯然并不完全相同，但作為行為主義政治學者他們的共性也是相當明顯的：即都主張將政治學研究對象由抽象的政治哲學概念、法律、政治制度、正式的政治機構等轉向非正式結構和政策實施過程，通過對可觀察的政治行為的研究來解釋現實的政治現象。

第二，研究過程的“價值中立”。研究過程的“價值中立”是指行為主義政治學者認為，政治科學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必須“祛除價值”或“道德上中立”，避免夾雜個人的政治傾向、情感、態度和價值觀念，以免影響研究的客觀性要求：不管研究者怎樣去理解善與惡，他們在善與惡的沖突中要保持中立。對所有政治科學家來說，他們據以進行調查和討論的共同基礎，只能通過擺脫道德判斷的過程或通過從道德判斷中不斷超脫出來的過程來達到，也就是說，道德上的價值中立是科學分析的必要條件。

行為主義政治學者認為政治科學是研究“是”的問題而不是“應該是”的問題，是研究“實然”的問題而不是“應然”的問題，研究的目的是通過對客觀政治現象客觀中立地觀察研究以發現其中的客觀規律。客觀的政治現象是研究的對象，客觀的觀察、理性的分析是研究的手段，客觀的政治規律是研究的結果。為了確保政治分析和結論的客觀性和精確性(這既是科學的要求，也是科學的標志)，行為主義主張在研究過程中研究者應該保持“價值中立”，不應當把自己的價值觀念帶人到研究中去，不應當去從事為特定人或社會服務的價值判斷研究。如果某個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帶入自己的價值觀，那么個人的情感、價值傾向就可能會造成對研究結果的歪曲，這將有損政治學研究的客觀性要求。如果某個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沒能做到“價值中立”的話，行為主義政治學者就會認為這個研究者不是在就某一問題進行政治學的研究，而是在做倫理學的探討了。“政治學的任務在闡明情況，而政治哲學則要為政治選擇提供辯護。”行為主義認為政治研究不是道德哲學的一個分支。政治研究只是陳述種種條件，政治哲學才會為各種價值進行辯護。換句話說，“實然”的研究不同于“應然”的學習，分析政治沖突的過程不同于評價政治沖突的后果。政治研究中研究者必須保持價值中立，不可引入個人的價值判斷。早期的行為主義政治學家卡特林(G?Catlin)也曾經指出，政治學是一種純粹的科學，除了出于嚴格的假設外，它絕不應涉及價值判斷。政治學家不但必須區別價值判斷與政治研究間的差異，而且必須注意價值判斷闖入政治研究的危險。政治學家的任務在于不動感情地研究某些能夠實現特定目的的條件并且客觀地檢驗這些條件。研究過程價值判斷的介入將使研究結果也成為一個價值判斷，從而破壞研究的客觀性要求。

第三，研究結論的“價值中立”。研究結論的“價值中立”是指行為主義政治學主張政治學家對研究結果應只作因果事實判斷而不應做好壞善惡的價值判斷。行為主義政治學家認為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是有邏輯上的區別的，描述性的事實判斷有經驗意義，可以憑借經驗和事實來斷定其真偽性；而價值判斷沒有認識意義，僅僅是情感和態度的表達，其真偽性是無法通過經驗研究來確定的，它們既不真也不假。行為主義政治學家強調只有事實的判斷才是科學范圍之內能夠做到的事情，價值判斷超出了科學的范圍。

因此，行為主義政治學家強調作為“科學家”，嚴謹的政治學家應避免作出價值判斷，也不宜對價值判斷發表意見，對一切重要政治問題發表自己的看法是政治哲學家的任務，政治哲學家才總是試圖作出決定、提出建議、闡發道德標準、提出價值判斷來估計政治行為和政治制度。卡特林明確提出政治學關心手段，政治哲學才關心目的。不管我們大家的選擇或目的是什么，我們的愿望就是要達到目的；為了達到目的就必須了解采取什么手段最為有利，提供適當的有助于實現社會政治目的的手段的知識是政治科學的唯一的功能，而且只有政治科學才能做到這一點。奧本海姆(Felix?E?Oppenheim)同樣指出政治學研究應該限于作出能夠由可觀察證據證實的客觀事實陳述，價值判斷僅僅表達政治學家個人的主觀偏好，它不需要也不應該介入政治學研究中來。

三、行為主義政治學“價值中立”觀的簡要評論

作為當代西方曾經影響最大的政治學流派之一，行為主義政治學的快速興起和最終衰落都與其“價值中立”主張有著密切的關系。自從“價值中立”主張提出以來圍繞它的爭論就沒完全停止過，這一爭議實際上并不局限于政治學這一學科范圍內，而是圍繞另一個范圍更大的問題展開的，即社會科學研究中是否能夠做到“價值中立”、是否應該做到“價值中立”。詳細解答這一問題不是本文的主旨，僅就方法論這一層次而言，筆者認為行為主義“價值中立”主張應該說在一定范圍、一定限度內是有其合理性和可行性的。行為主義政治學的問題就在于它把這一主張的適用范圍過于夸大，超出了可能的限度，導致這一主張又喪失了合理性，從這一意義上說行為主義的衰落就具有了某種必然性。事實上，不僅對于政治科學，而且對于包括經濟學、社會學、教育學等等在內的所有社會科學來說，要完全做到“價值中立”都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合理的。

第一，關于研究對象的價值中立，行為主義提出這一主張，首要的目的是為了反對傳統政治哲學研究對象局限于價值問題、忽視對現實政治問題研究的弊端而提出來的，這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因為任何一門社會科學如果長期忽視現實社會問題的研究，對現實社會問題既不能指出理論上的解釋之道，也不能提出實踐中的解決之法，長此以往必將會危及該學科的“合法性”。從這一點看行為主義主張讓政治科學從政治哲學中獨立出來、政治科學研究應該關注現實政治問題，不容否認是合理的。同時，“價值中立”主張也開拓了政治學的視野，為政治學研究開辟出了一塊相對獨立的嶄新的研究領域，對于政治學學科的發展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正是在行為主義影響下，政治學的新交叉學科、新理論如政治心理學、政治社會學、政治生態學、政治人類學、政治系統分析理論、角色理論、團體理論、決策理論、精英理論等紛紛涌現，客觀地說在促進政治學學科發展上行為主義的作用是不容忽視的。

但所有社會科學的研究起點是現實社會問題，而現實社會問題往往是既包含事實問題也包含價值問題。雖然從邏輯上我們可以明確地對這兩種問題做出區分，但在現實中這兩類性質的問題往往交織在一起的，很難截然分開，因此，完整的社會科學研究應該既研究事實問題也關注價值問題。如果說傳統政治哲學在研究對象上強調了對價值問題的研究而忽視了對事實問題的研究的話，那么行

為主義政治學則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它強調了對事實問題的研究卻又忽視了對價值問題的探討，從這一點看行為主義“價值中立”主張的偏頗是很明顯的。而且這一主張在研究實踐中也帶來了另一種與傳統政治學相似的困境：在“價值中立”的旗號下，行為主義者往往過份關注細枝末節的政治行為，而忽視重大現實政治問題的研究，從而再次造成了政治學研究與社會現實脫節的問題，這也是行為主義最終被后行為主義所取代的重要原因之一。事實上，在行為主義內部針對研究對象“價值中立”的主張，不同的聲音也從沒停止過，當懷特(William?Whyte)提出政治學家應對政治學感興趣，而要把倫理學留給哲學家時，阿爾蒙德就曾批評說，對政治學而言，公共政策是首要的依據，在對政策的后果所作的分析中，政治學家的職責是要判斷一種已被認為以某種方式將會導致公共利益的特定政策究竟是否真的有效，而在討論這些“倫理”問題時，哲學家是缺少必要的知識與技能的，而政治學家只要經過專門的訓練就完全具有這種能力。因此，他認為政治學家不應把“倫理學”留給哲學家，在公共政策領域實際判別“善與惡”是政治學家的特殊職責。

第二，從研究過程的價值中立來看，行為主義提出“價值中立”是為了維護政治學研究結果的客觀性，盡量做到研究過程的價值中立是保持研究結果客觀性的必要條件。但從社會科學研究過程的實際情況來看，要做到完全的價值中立是不現實的，因為每個社會科學研究者都有自己的價值觀，研究活動是研究者在自己價值觀指導下進行的選擇，而每一種選擇背后實質上都有一種價值判斷：研究方法的選擇涉及價值判斷，任何一個社會科學家只有具有某種確定的方法論才能開展研究，這本身就涉及到認為這個方法是好的價值判斷，行為主義主張政治學研究要實現“價值中立”，這本身就是一個價值判斷；另外，研究對象的選擇也涉及價值判斷，任何一種學說必須把取材于有關社會生活的某些事實或事件看作是重要的，這種取材本身也是一種價值判斷。

篇2

政治問題是個古老的話題，政治學科卻是門年輕的學科，具有不成熟性，它需要不斷地發展與完善。人們誤把理論的發展性當成是追求時髦。

然而，政治學科也確實存在一些近似于追求時髦的問題。1、政治學科構成的知識體系復雜，有經濟、政治、哲學、法律、心理學、社會發展簡史、思想品德等等，給人的感覺是政治學科什么內容都涉及，把其他學科的知識也包含進政治學科，沒有相對獨立的學科體系，成為一門“雜科”。政治學科的內容什么都包括的同時，也表現為政治學科的知識體系具有不確定性，教材經常更換。頻繁地更換教材，甚至一年一套的教材，連政治老師自己也不能講清楚政治到底教了些什么和應該教什么了。政治學科沒有形成自己固定的學科體系，給人假象是政治學科屬于“偽科學”。2、政治學科的具體知識內容也是經常調整更新，雖然政治理論應該與時俱進，需要不斷地發展、豐富與完善，但是知識更新走向了一天一個說法，過于時代化的極端。有時為了體現政治教學的時政性的特點，在中高考的政治問答題中，還要把考試前幾個月的某個政治家的言論作為政治題的標準答案，在以考試為指揮棒的教學中，難免要滲透時政理論，并且盡量地把最新的政治理論安排進教材。朝令夕改的理論與政策在中學教學中不可避免地帶來了一些負面的效應，讓人們的思想無所適從。尤其是學過政治學科的一些“過來人”更是困惑于政治理論的朝秦暮楚。政治教師夾在中間，只能順應形式的發展，政治學科從某種程度上講變成了永遠追逐時代浪尖的學科。理論是需要有一定時間的研究與檢驗，如果缺少必要的思考與沉淀，理論難免會有些淺薄甚至錯誤。

二、政治理論是“假大空”的學說嗎？

政治學科是一門學科，它介紹的是關于的政治理論知識，具有知識性和科學性的特征。政治學科還是一門社會學科，研究的對象是社會，它不同于物理、化學、數學等自然學科，具有鮮明的社會性和人文性等特征。

政治理論具有理論性的抽象性，人們總是很難認清它的本來面貌，常常對政治學科容易產生“偽科學論”和“無用論”，并把政治理論看成是假、大、空的學說。

首先，政治理論具有抽象性，理論雖然反映現實，但是，理論不等于現實，理論是相對獨立存在的思想體系。理論與現實之間的關系表現為本質與現象之間的關系，即個性與共性之間的關系。理論與現實既有統一性，理論與現實之間也往往存在差距，現象能反映本質，但理論與現象本身不是亦步亦趨的，理論可能超前于現實，也可能滯后于現實。如理論上講社會主義的民主的性質高于資本主義的民主性質，我們看到的現象卻是我國民主發展程度較低。對理論產生迷惑，主要原因是不能正確理解哲學上的現象與本質的關系，所以不能理解政治理論與現實的差距，把理論與現實的差距性當作是政治理論是虛假性。

其次，政治理論常常以理論的形式來介紹國事，天下事。有些人一看到條條是道的理論就先入為主，覺得是大道理，從內心里排斥它。其實，政治理論談得就是我們身邊的事，說大也大，說小也小。不能把身邊的道理看成是“大”道理。

第三，政治理論區別于現實，具有抽象性，抽象的東西使人理解起來使人感到理論晦澀。同時，目前教材中政治理論的闡述一般表現為條條框框，教材的教條化編寫模式使得教師教“條條”，學生背“條條”，考試考“條條”。再加上教學方法的陳舊落后，把政治教育當成是純粹的思想灌輸，具有空洞說教的特點。致使人們誤認為政治理論是空洞的、言之無物的大道理。把思想性當成是空洞的理論。政治理論的抽象性，

于是有人認為學習政治理論主要是應付考試，假如不要考試，就不要教與學了。如果把政治理論的作用的眼光僅僅局限于應付考試的話，考完后，政治學科難免要遭受“兔死狗烹”甚至“掘棺抽尸”的命運。還有人認為學了政治理論后，社會中的思想政治問題仍然很多，所以學習政治毫無用處。這種觀點屬于典型的 “偽科學論”與“無用論”，實質上是否定了政治學科的科學性與社會功能，否定了社會領域中社會理論的價值作用。否定社會學科，顯然是陷入了思想認識的淺薄與功利的色彩，甚至反映了一個民族急功近利、浮躁心理，是民族心理不成熟的表現。政治理論本來就只是理論，它本身不能解決實際問題，科學的理論只能指導人們正確地處理問題。

三、政治理論是為了美化社會嗎？

政治理論和其他學科一樣，具有社會教育的功能。政治學科又不同于其它的學科的社會教育功能，它具有鮮明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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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隨著我國高考改革的進一步發展，學生答題規范化的問題也日益顯現和暴露出來。在目前的教育體制中，高考考查學生的各種能力最終要通過學生在答題過程中以文字的形式反映在試卷上，而且越是能力測試型的題目，對學生文字表達能力的要求也就越高，這需要學生根據平時學過的概念、原理，用恰當的政治學術語言，去解釋人類經濟生活和社會發展中遇到的經濟問題、哲學問題、政治問題⑴。由于多種因素的影響，政治學術語言的規范化表達能力既是教師長期忽略，也是學生所普遍欠缺的。

一、存在問題

在平時的教學中，當我們幾個政治教師談到學生在政治學科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時，幾乎所有的政治教師都會提到這么幾個問題：“他們做題時，甚至連題目都看不懂！”“我看不懂他們的答案，不知道他們在講什么？”“他們寫了一大堆，但沒有中心詞”“他們了解材料要表達的涵義，但卻不能找到合適的詞句將之表達出來！”……盡管每個具體的答案可能都不近相同，但幾乎所有的答案最終都會歸于一個問題即——學生的政治學術語言的規范化表達能力太差。

然而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對于大多數政治教師來說，他們自己在如何使用學術語言這點上也是完全不自覺的。他們很少去分析自己在傳達特殊含義和達到預期反應與回答時運用的技能，也很少會有人去留意自己在表達語氣和立場時選擇了什么樣的語言。對于很多政治老師來講，老師只是關心學生懂了沒有，忽略了對政治學術語言的掌握。只有當語言被懷疑是學生所存在的問題的內在原因時，它才成為討論的主體。

二、分析原因

第一，政治學科的性質和中學教學的現實條件影響。政治課是一門既具有邏輯性又具有語言要求的課，它要求學生在政治課學習中，具有全面的素質。對政治課來說，要培養學生思維的邏輯性，就必須注意對學術語言能力的培養。學生的學術語言表達水平越高，其思維的邏輯性就越強。因此，平時要求學生注意語言的準確性和科學性，語言表達要清楚、流利、嚴謹，政治術語要準確、規范。而政治學科理論性強，使很多學生望文生疑，難理解，失信心，也就不會主動去學習政治術語。另外，政治課還是一門時事性非常強的課，提供的資料大多是當前發生的重大經濟現象和社會生活問題，這就要求學生對當前的重大時事政治有所了解，并能運用其中的學術語言來表達自己的觀點。而由于中學教學實際條件的限制，除了少量有點過時的報紙外，學生再無其它更好的途徑去了解國內外重大時事政治，很難準確理解和掌握其中的政治術語。

第二，政治學科學術語言所用的專業術語與日常生活語言或先入為主的其他學科語言有很大的區別。如果缺少廣泛而真實豐富的語言體驗的話，大多數學生都會在理解這些專業術語所包含的意義時面臨困難。如，哲學中與經濟學中及日常生活中的“價值”，哲學與物理學的“質量”、“運動”，哲學與日常生活中的“發展”、“聯系”，哲學與邏輯學的“矛盾”等。

這些不同語域中的學術語言，很容易混淆，學生容易處理不當，使概念產生歧義，以至學生在實際答題中隱患無窮。

第三，部分學生相對較差的基礎使教師降低了原有的要求。一般來說，基礎較差，為了能讓學生更好地理解概念和原理，教師在課堂上可能更多地會使用一些生活化的通俗語言，關心的是學生是否能懂而忽略了政治學術語言的運用。

三、解決方案

林德福爾斯曾說過，“在如何觀察和看待我們所教的孩子這一點上，存在著不同的做法。……但在語言領域，孩子們卻是超級健康的有機體，如果我們給他們提供良好的環境，他們會不斷地茁壯成長。我們不應試圖消除孩子們的語言“問題”，而應努力培養他們持續而突出的語言發展能力”。學生進入高中后，政治教師如何幫助學生掌握和熟練使用政治學術語言能力呢？

第一，做好示范，教師自己首先要努力實現課堂語言專業化。蘇霍姆林斯基在他的《給教師的一百條建議》一書中曾經說過：“語言是率領人們沖鋒陷陣的統帥，是撥動人們心靈琴弦的樂師……語言是爭取人們靈魂的戰士，一切都取決于你這個教師的語言怎樣，有的話語象患呆小病的人那樣瘦弱難看，有的話語象枯草的影響一樣沒有力量和感情，有的話語則象永恒的星辰那樣光輝燦爛，永不熄滅，為人類指引著道路”⑵。政治教師在政治術語上首先要做好示范作用。政治課理論性強，也比較抽象，尤其是一些哲學用語，學生往往很難理解，由此失去學習這門學科的興趣。.

第二，激發興趣，鼓勵學生積極參與。興趣是最好的老師。濃厚的興趣是一種巨大的動力，能吸引學生的注意力、思考力和想象力，驅使學生去積極思考、觀察和研究。學生興趣的提高，就能導致其積極參與到教學中去，學術語言表達能力就不斷得到鍛煉、完善。從實際情況看，學生對政治課感興趣與否，將直接影響著思維的積極性。課本上一些理論性的文字材料學生本身看了就不感興趣。如果教學總是一味的灌輸，只會使學生感到厭煩，喪失對思想政治課學習的興趣，也就更加不愿意參與到問題的討論中去。那么，自己在回答問題上，組織學術語言的能力也就不能得到有效地提高。只有激發學生的興趣，學生才能積極主動的在課堂上大膽地與教師、同學進行有建設性的交流與探討，使學生真正成為課堂的主人，讓學生多讀多講多議多辯，突出學生的主體地位。.

第三，創設環境，引導學生學習政治學術語言。偉大的教育學家陶行知先生曾說過：“生活即教育”。政治課新教材時代感強，貼近生活，比如廣告語言、宣傳語言、新聞語言等，蘊含著思想政治教育內容，或不少語言本身就是政治術語。它們既形象直觀，也利于學生掌握。.

總之，作為一名高中政治教師，在平時的課堂教學中一定要注意培養學生學術語言的規范表達能力，才能真正實現素質教育的要求和課堂效率的提高。盡自己最大的能力幫助學生掌握政治學術語言以及學術語言的運用能力，是每一位政治教師應該做到的也能夠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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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D8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3）26-0003-02

對政治學與國際關系學兩門學科之間關系的研究，主要是研究它們之間的聯系和區別，而不研究屬于政治學和國際關系學學科范疇的具體問題，是理論與學科關系層面的探討，或可以說屬于學科史研究的范疇。對于政治學和國際關系學的關系，從學科史的角度予以厘清，有助于合理界定兩個學科的方位和邊界、正確理解學科的內涵和外延、促進人們更好地把握它們的發展變化與相互間影響。

一、政治學和國際關系學的概念辨析

要進行相互關系的比較分析，首先需要考察學科的屬性，即該學科是研究什么的。首先來考察政治學。政治學英文“Politics”一詞源于古希臘語Polis（城邦）。西方政治學的創始人首推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柏拉圖在其《理想國》中提出“善”、 “正義”和他的哲學王理想。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是西方思想史上第一部系統論述政治理論及其體系的著作，他倡導以個人幸福為最高政治目標的城邦政治論，使政治學發展成為一門相對獨立的學科。其后大致經歷了中世紀神學政治學、近代文藝復興時期以來的權利政治學、20世紀以來現代意義的政治學等幾個階段，①有著悠久的歷史。一般而言，政治“本質上是人們在一定經濟基礎上，圍繞著特定利益，借助于社會公共權力來規定和實現特定權利的一種社會關系。”[1]政治學，則是研究政治關系及其發展規律的一門學科。

“國際關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IR）是國外學術界比較常用的詞語。在英文《韋氏詞典》里對它的解釋是：“國際關系是政治科學的一個分支，關注的是國家間的聯系并且主要關注對外政策”。從這一定義來看，“國際關系”的屬性有三點：一是在學科上它從屬于政治學；二是它的研究對象是國家間的關系；三是對外政策或外交是其關注的重點。“國際關系”不僅僅是指國際的政治關系，還涉及經濟、軍事、科技、教育、文化、宗教、衛生、民族、政黨等各種聯系。也有學者認為，“國際關系是超越國家界線的國際社會關系。進入世界近現代史的國際關系主要是國家以及國家集團之間的相互關系”[2]，“嚴格來說，國際關系的領域集中在世界上政府間的關系，但這些關系不能被孤立地理解。這些關系和其他因素（如國際機構、跨國公司以及個體）是有緊密聯系的；與其他社會結構（包括經濟的、文化的和國內政治結構）也有聯系；甚至與地理的和歷史的因素也發生關聯。國際關系學是交疊了幾個其他領域的龐大學科。”[3]可見，國家間的關系是國際關系學研究的重點或主要方面。所謂“國際關系”，主要指國家間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主要方面的聯系；“國際關系學”，則可被看作是一門研究這些聯系和及其規律的獨立學科[4]。

二、政治學和國際關系學的歷史關聯

19世紀，受西方實證主義思想學說影響，人們對政治學的獨立地位、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有了較一致的看法，當時主要以國家政治行為、政治體制與機構、政治理論與原則、政治家的思想行為等為研究對象。20世紀早期，政治學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現代意義上的國際關系學也產生于20世紀初，是現實國際關系發展在人們觀念上的反映，是人們對國際關系認識日益加深的產物，相對來說是新學科。

傳統上，國際政治學屬于政治學的范疇，而國際關系學則是國際政治學的拓展。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世界范圍內錯綜復雜的國家間矛盾的第一次總爆發，國際關系成為學者們必須密切關注的焦點。1919年，威爾士工業家戴維斯在威爾士大學資助建立了國際政治系（The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t the University of Wales），并為國際政治專業設立了伍德羅·威爾遜講座教席（Woodrow Wilson Chair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這種設置標志著獨立的國際政治學科的誕生[3]。顯然，國際關系學（IR）最初是以國際政治學（International Politics）的面目出現的，并且被許多政治學領域的學者看作是政治學的子學科。1949年在巴黎，各國的政治學者共同建立了“國際政治科學協會”（IPSA），協會確定政治學研究的對象有五項：政治理論、政治制度、政黨和政治團體、國際政治關系、社會輿論[4]5。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國際政治學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國際政治研究伴隨著一系列特定刊物的出現而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學科領域和范式。這些刊物包括：《外交》（Foreign Affairs，1922）、《國際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47年）、《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1947年）、《國際研究季刊》（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1963年）、《和平研究雜志》（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1964年）等，此外，英美國家都出現了國際關系方面獨立的博士教程[5]5。20世紀50年代末，以國際政治現象及其規律的研究為主要內容的國際政治學成為政治學的三個主要分支學科之一，另兩個是行政學和比較政治學。在學科史上，“國際關系”可以說是“國際政治”在空間范圍上的延展，在時間上也存在一定的先后順序。由于這種特征，使得“國際關系學”稍微偏離了政治學領域，與政治學的聯系不如“國際政治學”與之緊密。但反過來說，國際政治始終都是國際關系學研究的重點，原因在于“國際政治”關系一直以來是各種國際關系當中最重要的一類關系。

三、政治學與國際關系學的不同

（一）學科生成、發展歷程（學科史）的不同

政治學在古希臘時期就產生了，中世紀的政治學和其他學科一樣，受神學統治。近代文藝復興時期，政治學最終擺脫神學束縛，恢復為一門相對獨立的學科。20世紀早期，政治學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而國際關系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它的生成是20世紀的事，但這個過程幾乎跨越了整個世紀。

國際關系（國際政治）作為一種現象也有久遠的歷史。其實，不管是古代的城邦國家還是現代的民族國家，只要有國家，就存在“國際關系”。“如果把古代學者的研究，諸如修昔底德（Thucydides）研究古希臘城邦國家間關系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The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和中國記述春秋戰國歷史的典籍《春秋》、《左傳》、《論語》、《戰國策》等視為某種“國際關系”研究的話，那么這種研究已有數千年的歷史了”[5]4。國際關系學到20世紀上半葉還不能說已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直到20世紀70年代，它才有了比較像樣的、可稱為一門學科的輪廓。

（二）研究對象與學科特點的不同

政治學以探求政治關系的發展規律作為自己的目標和任務，因此，它的視角通常會圍繞政治關系，從政治行為、政治體系、政治文化等方面去闡釋政治的本質，關注國家、權力、權利等核心概念，關注人類圍繞這些核心價值所做的價值選擇，關注對自由、正義、和諧等終極理念的追求；國際關系學的研究背景是由世界上所有國家共同構成的一個特殊“社會”，這個社會沒有中央權威，國家間的互動在本質上是無政府的。國際關系的研究不僅涉及政治因素，而且涉及軍事、經濟、宗教、文化、法律、生態、社會心理和意識形態等多個方面，其中關注較多的是國家的外交關系和外交政策。其研究對象非常復雜，具有明顯的跨學科特點，經濟學、法學、歷史學、社會學等對于國際關系學都具有特別的重要性；它還涉及哲學、地理學、生態學、心理學乃至數學、統計學等眾多學科，表現出十分龐雜的特點，但國際關系整體的運動規律仍是國際關系學的研究對象。①

（三）研究方法的不同

在研究方法上，政治學與國際關系學都經歷了傳統研究方法和現代科學研究方法兩個階段。傳統的研究方法包括哲學的研究方法、歷史的研究方法、規范分析方法、法學的研究方法等；二戰后初期，“國際關系學界大多數學者沿用政治學或法學的一些方法，注重對國家、戰爭與和平等問題的研究”[4]7。戰后六七十年代科學主義盛行時期，政治學、國際關系學開始利用其他科學領域的研究成果鑄造本學科新的研究方法，包括經濟學的方法、社會學的方法、心理學的方法、系統分析方法、結構功能主義的方法、行為主義的方法、數理統計的方法等等，統稱為現代科學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上的傳統與現代兩個階段是政治學與國際關系學的共性。所不同的是，由于國際關系學是一門綜合性很強的學科，其研究方法也表現出復合多樣化的特點，更多地具有“科學主義的”傾向，研究的問題與政治學的課題相較更為現實具體，更多采用實證主義、定量分析的方法。國際關系學的研究大大豐富了政治學學科的資料庫。筆者以為，政治學與國際關系學在研究方法上不存在根本性的不同。研究方法作為一種工具，對于某一分析課題來說只要是恰切的就可以大膽采用。

四、結語

在學科發展史上，學科之間從屬、分離以及綜合是學科發展內在規律的表現。國際關系學傳統上被認為是政治學的一個從屬學科，但隨著其研究領域的擴展和深化、研究成果的繁榮豐富，國際關系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的地位已經在人們當中達成了共識，大家都承認它有獨立的理論體系、研究領域和研究對象、學科目的與學科價值。

同時，國際關系學與政治學之間也存在著相互支撐的關系。國際關系學雖然研究的是一個類似無政府狀態的國際“社會”當中各行為主體互動的關系問題，但它始終離不開政治學所提供的關于國家、權力和權利等基本概念體系的支撐，以及政治學提供的價值規范的牽引。政治學也迫切需要國際關系學在這方面的成果來大量豐富政治學研究的資料與素材，特別是在全球化的當天，政治現象常常是超越國界的。 總之，政治學與國際關系學的相互支撐與相互分離是二者間關系的主要特點和趨勢，學科發展也會受這對矛盾運動的影響。

參考文獻：

[1]王浦劬.政治學基礎[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5.

[2]袁明.國際關系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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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博弈分析政治學研究的發展階段、代表人物與理論成果

    (一)博弈分析政治學研究的涵義

    我們知道,政治學研究始終具有海納百川、包容并蓄的理論傳統,十分注意借鑒、吸收、運用和發展其他學科的分析方法與理論成果。博弈分析范式也不例外,倘若政治學者接受它的理論預設,認為社會政治實在是有理性個人間策略互動的產物,就能夠將其應用于政治學研究,使它的上述特點和優勢在政治學研究領域得到充分體現。需要說明的是,在國外學術話語體系中,人們通常將博弈論看成是理性選擇理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12〕,或者干脆等同于理性選擇理論本身,并不嚴格區分理性選擇理論與博弈論這兩個概念,也很少使用博弈分析政治學研究的提法。然而,國外學者所說的理性選擇理論絕大多數情況下實際指的就是以博弈論為核心組成部分或者說博弈論化了的“升級版”的理性選擇理論。鑒于國內外學術話語體系的差異,對二者做一概念上的區分,將博弈分析政治學研究從理性選擇政治學研究中抽取出來做一相對獨立的系統梳理與評析,仍然不乏積極意義。這樣,一則可以使我們更清晰地凸顯出二者之間既相聯系又相區別、既繼承又發展的事實,二則也有助于我們更準確地把握國外政治學研究的發展趨勢。更重要的還在于,博弈分析政治學研究的用語比理性選擇政治學研究的用語能夠更全面準確地傳遞出其作為一種主體間、理性主義與建構論式政治學研究的真實意涵和內在精神。另一方面,隨著政治學研究的“專業化、分化與雜化”和跨學科、跨子學科交叉與融合的日益發展〔13〕,政治學研究這一概念的涵義與指稱也發生了較大變化,很難嚴格界定。寬泛地講,博弈分析政治學研究的概念至少可以包含兩層涵義:一是指政治學者所從事的博弈分析政治學研究;二是指具有其他學科背景的學者針對傳統政治學理論議題所做的博弈分析。本文主要采用第一層涵義,即政治學者運用博弈分析范式的理論預設、研究方法、數理模型而進行的政治學研究。這樣,一來可以將本文限定在一個相對有限的范圍之內,二來也能夠將公共物品供應、公共池塘資源治理、群體合作、自由平等、公平正義與道德習俗演化等跨學科研究議題納入視野,以真實反映博弈分析政治學研究的問題意識和發展現狀。

    (二)三個發展階段以及各階段代表人物與理論成果

    毋庸置疑,博弈分析范式的形成與發展及其在政治學研究領域的應用推動了博弈分析政治學研究的形成與發展。然而,這一過程并非是一個政治學研究從屬于或單向接受博弈分析范式的過程,博弈分析政治學研究有其自身發展的脈絡和邏輯,對博弈分析范式的豐富與完善也作出了許多有價值的理論貢獻,因而有必要加以單獨討論。為了敘述方便,我們將這一過程大致劃分為試探期、成型期和常規科學發展期三個階段并側重對各個階段的發展水平、代表人物與理論成果進行扼要評析。

    1.試探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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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G633.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46058（2017）10004602

概念是構建政治學科的基礎，是正確理解、運用政治學科知識的前提，準確闡釋概念是高中思想政治課學習的首要環節。從當前高中思想政治課教學現狀來看，概念教學陷入了一些誤區。

一、高中政治概念教學的誤區

（一）弱化概念教學

當下的高中政治課堂中，概念教學正面臨著越來越弱化的趨勢。尤其新課改推行后，許多教師認為高中思想政治課對概念教學沒有提出明確的要求，而且全國各地新高考中]有名詞解釋這類型的題目，所以在實際教學中，他們對很多概念一帶而過，甚至不講。還有部分教師在政治教學中能夠創設各類問題情境，并且充分利用探究、體驗、合作學習等方式讓學生對概念的相關現象進行描述，從而解決相關問題，但是對政治學科概念本身的內涵和外延探討不夠。

（二）無視學生已有的生活概念

政治學科概念，是對現實生活中經濟、政治、文化等現象本質特征的抽象概括，這注定了其與現實生活之間的密切聯系，也意味著在學習政治學科概念之前，學生或多或少已有了一定的生活體驗，對認知對象有了一定的感知。然而，不少教師在進行概念教學時仍然把學生看成零基礎，進行重復講解，結果要么讓學生對政治概念學習失去興趣，要么讓學生搞不清楚重點，不能正確理解概念的本質特征，對概念產生曲解或誤解。

（三）忽視相關基礎概念的運用

知識之間是相互聯系的，學習是一個漸進過程，因此，教師在講授某一概念時，必須借助于已有的概念和知識，給學生搭好支架。高中政治教學中，不少教師還不能充分認識到這一做法的必要性，還是一味地強行對學生進行灌輸。比如在進行經濟生活“貨幣的本質”教學時，必須先讓學生了解一般等價物的含義和貨幣的產生過程，在此基礎上理解貨幣的本質就水到渠成了，但有的教師就是不能做到這一點。

（四）片面強調概念的機械記憶

學習概念需要理解到位，但是不少政治教師在教學中，還是片面強調概念的機械記憶，疏于引導學生對概念的理解，把高中政治課堂變成了讀書、背誦和默寫課。有的教師只滿足于讓學生簡單復述概念的大意，不注意政治學科概念表述的規范性和科學性。還有的教師不重視概念的運用，不指導學生在具體問題情境中利用概念來分析和解決問題。比如在經濟生活試卷中，經常有這樣的題目：商場里一臺電視機標價2000元，在這里貨幣執行了什么職能？對這一問題經過反復訓練后，學生應該很容易寫出答案。教師在講解時，需引導學生從價值尺度和價格兩個概念入手來思考，但不少教師想不到這一點。

二、高中政治概念教學的反思

（一）概念教學出現誤區的原因

1.對概念教學的意義不了解。概念是高中政治學習的起點，是進行邏輯推理、判斷的依據，也是形成政治學科思想、方法的出發點。只有形成正確的概念，才能全面理解政治學科的體系和結構，才能熟練掌握和運用政治學科知識，從而形成學科素養和能力，體現政治學科價值。

2.曲解新課改理念。新課程改革要求改變過去過于注重知識傳授的傾向，適當淡化知識講授，不少教師就把適當淡化等同于弱化，認為政治學科要弱化概念教學，弱化基礎理論學習。新課程改革要求以學生生活邏輯為基礎，學科知識為支撐，不少教師就認為高中政治教學不需要構建學科知識體系。新課程改革強調學習方式多樣化，倡導自主、合作、探究等學習方式，不少教師就認為高中政治教學要少講甚至不講基本概念和知識。

3.教學功利主義的影響。教學功利主義直接表現為強烈的應試導向。應試導向下，考綱不涉及的概念和知識堅決不講。應試導向下，學科知識體系被碎裂為一個個考點，教學日常設計不再遵循知識的內在邏輯和學生的認知規律，課堂教學直奔考試這一主題，教學中應試訓練成為常態，解題套路強化成為重點。

4.缺少基本的教學素養。教學是一門藝術，它需要教師有一定的教學基本理論和教學經驗的積累。如果教師缺乏對建構主義教學理論的了解，其就不能理解學生是建構知識的主體，而教師在學生主動建構意義的過程中要擔任幫助者和促進者的角色，在進行具體知識講授時，教師要從學生的經驗出發，聯系生活實際，引導學生的主動建構。如果高中政治教師缺乏對認知同化理論的了解，其就不能理解在概念教學時應該與相關知識有機聯系，將零散的感性認識系統化、理性化，從而形成良好的認知結構。

（二）概念教學的有效策略

經濟、政治、文化概念是高中政治學科知識的細胞，學生需要弄清楚每一個概念的內涵和外延，理解概念的實質。為此，高中政治教師一定要避免概念教學中的誤區，重視概念教學，尋找概念教學的有效策略。

1. 重視概念教學的主次性。政治學科中有許多概念，它們在教材和學科體系中的地位是不一樣的，所以在課堂教學中，對于各個概念的講解要有所區別。教師要從高中生的認識和發展規律出發，根據課程標準的要求，區別對待各種概念。有些核心概念必須要講清講透；有些一般概念應該以學生自學為主，教師點到為止；有些概念雖然出現在教材的輔助文中，但教師還是需要進行專門說明。比如經濟生活中“價值”這一概念，新教材為了降低學生學習難度，把它放在輔助文中，但這一概念是經濟生活中的基本、核心概念，教師還是要給學生闡釋到位，否則經濟生活的很多知識學生很難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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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隨著我國高考改革的進一步發展，學生答題規范化的問題日益顯現和暴露出來。在目前的教育體制中，高考考查學生的各種能力最終要通過學生在答題過程中以文字的形式反映在試卷上，而且越是能力測試型的題目，對學生語言文字表達能力的要求也就越高，這需要學生根據平時學過的概念、原理，運用恰當的政治學術語言，去解釋人類經濟生活和社會發展中遇到的經濟問題、哲學問題、政治問題。由于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尤其在農村中學，政治學術語言的表達能力既是教師長期忽略，也是學生所欠缺的普遍問題。

一、存在的問題

在平時的教學中，當我們幾個政治教師談到學生在政治學科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時，幾乎所有的政治教師都會提到這么幾個問題：“學生在回答問題時，甚至連題目都看不懂――答非所問。”“我看不懂他們的答案，不知道他們在講什么――雜亂無章。”“他們寫了一大堆，但沒有切中要害――無中心詞”；“他們明白材料要表達的涵義，但卻找不到合適的詞句將其表達出來――術語欠缺”……盡管每個具體的答案可能都不盡相同，但幾乎所有的答案最終都會歸于同一個問題――學生的政治學術語言表達能力太差。

二、分析原因

第一、政治學科的性質和農村中學的現實條件影響。政治課是一門既具有嚴密邏輯性又具有嚴格語言要求的課程，它要求學生在政治課學習中，具有全面的素質。

第二、政治學科學術語言所用的專業術語與日常生活語言有很大的區別。如果缺少廣泛而真實豐富的語言體驗，大多數學生都會在理解這些專業術語所包含的意義時面臨困難。

第三、農村學生相對較差的基礎使教師降低了原有的要求。一般來說，留在農村中學的學生尤其是高中學生，基礎較差，為了能讓學生更好地理解概念和原理，一方面，對于大多數農村政治教師來說，他們自己在如何使用學術語言這點上也是完全不自覺的。他們很少去分析自己在傳達特殊含義和達到預期反應與回答問題時運用的技能，也很少會有人去留意自己在表達語氣和立場時選擇了什么樣的語言，在課堂上可能更多地會使用一些生活化的通俗語言；另一方面，對于很多農村政治老師來講，只是關心學生懂了沒有，但卻忽略了學生對政治學術語言的掌握。只有當語言被懷疑是學生所存在的問題的內在原因時，它才成為討論的主體。這就導致在農村的實際教學和日常訓練中忽略了對學生政治學術語言的培養，造成了學生學術語言的缺失。

三、解決方案

學生進入高中后，政治教師如何幫助學生掌握和熟練使用政治學術語言能力呢？

第一，做好示范――教師自己首先要努力實現課堂語言專業化。政治教師在政治學術語言上首先要做好示范作用。政治課理論性強，也比較抽象，尤其是一些哲學用語，學生往往很難理解，由此失去學習這門學科的興趣。因此，為了把課講“活”，提高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政治老師們常常借助大量的笑話、故事、漫畫、影象資料等手段來激活課堂，這確實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也是人們所稱頌的。但教師一定要牢牢抓住自己的學科學術語言，要講求課堂語言藝術，做到“言傳身教”，切忌顧此失彼，活了形象，失了本質。

第二，激發興趣――鼓勵學生積極參與，師生互動。興趣是最好的老師。學生興趣的提高，就能導致其積極參與到課堂教學中去，學術語言表達能力就不斷得到鍛煉、完善。從實際情況看，學生對政治課感興趣與否，將直接影響著思維的積極性。同時，教師對學生的講、議給予真誠的肯定，熱情的鼓勵，給他們成功的體驗，讓他們在教師真誠熱情的評價中取得成功的喜悅，受到自尊的滋養，提高講話的信心和勇氣。這樣才能活躍課堂氣氛，活躍思維，激發學生的興趣和表現自己的強烈欲望，從而培養學生的學術語言能力。

第三，貼近生活――創設環境，引導學生學習政治學術語言。偉大的教育學家陶行知先生曾說過：“生活即教育”。政治課新教材時代感強，與我們的日常生活聯系密切，比如廣告語言、宣傳語言、新聞語言等，蘊含著思想政治教育內容。它們既形象直觀，也利于學生掌握。由于農村中學與農村學生的實際情況，相比于城市學生，可能缺少一點時代感，教師應該創造環境或鼓勵學生多接觸社會生活，積極引導學生去學習這些新鮮活潑的語言。

第四，熟能生巧――加強訓練，增強學生的自信心。要把政治專業術語變為學習的工具，變為靈活的答題語言，平時要求學生對語言進行反復練習是必要的。同時，教師要強化語言運用訓練，呈現一定量的材料，有選擇性地讓學生進行演練，訓練中要起到畫龍點睛的引導作用，要加大分析力度，評講過程要注意點化語言運用技巧，鼓勵學生大膽想象，敢于聯系，善于否定。通過訓練發現語言運用的薄弱環節，對癥下藥，作專題講座或個別補救，逐步提高學生的政治學術語言運用能力。相信經過一段時間以后，學生對政治學術語言的運用自然熟能生巧，答題的信心自然也會增強。

總之，作為一名農村高中政治教師，在平時的課堂教學中一定要注意培養學生學術語言的表達能力，才能真正實現素質教育的要求和課堂效率的提高。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幫助學生掌握政治學科學術語言和熟練使用學術語言的能力，是每個政治教師應該做到的也是能夠做到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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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納的技術評價和控制思想同時也建立在對其他流派思想認真反思的基礎上。在這一過程中，溫納事實上重申了技術自主性和技術政治性思想的立場，或者說，以此為思想基礎而彰顯了其思想的獨特性。1．對“適當技術”(appropriatetechnology)觀念的批判“適當技術”的思想淵源可以追溯到工業批判、現代化批判思想，它主張通過技術改造使技術更適合人的維度。“‘適當技術’如何說服那些曾經致力于技術和經濟實踐傳統形式的研究的人們的?回答是:給他們更優秀的產品。”［為此，“適當技術”思想提出了許多技術創新的標準，如軟技術必須符合生態環境，能源必須是再生資源，技術應該與當地文化、民主政治相容等。“適當技術”和“軟技術”雖然表明人們對技術后果的廣泛關注，但溫納認為，“西方哲學或人類的任何經驗都無法顯示能用簡單的列表來安排善惡”［3］(72)。這不僅是因為有些標準是不可行的，而且那一系列作為善的技術標準之間也是相互矛盾的，人們最終對“什么是適當的”無法達成一致意見。同時，溫納通過技術自主性和內在地具有政治性的技術批判“適當技術”觀念，他認為，“適當技術”即便在技術改造中考慮了政治因素，其考慮也是不徹底的，因為它沒有注意到技術的隱形、內在的社會結構，忽略了有些技術是缺乏改造的靈活性問題。2．對“技術評估”思想的批判溫納揭示“技術風險評估”的保守性特性，他認為“它最終的結果是以維持免受社會限制的工業社會現狀的方式，同時延誤、復雜化或模糊當前面臨的問題”［4］(139)。“技術評估”忽略了文化、人性方面的價值，只關心技術對人的健康、安全、環境等的影響。而且其最根本的缺陷在于把技術的副作用看做是第二位的，并認為這些副作用并不一定與正在討論的技術本身有必然的聯系，且副作用可以被消除而技術本身可以完整保留。溫納特別指出這種方法只是處理了“癥狀而未涉及其根源”［5］(11)。而由于技術自主性的特性，許多技術后果是技術本身運行的內在要求，是技術與生俱來的。3．對人文主義技術哲學家“新倫理”的批判人文主義哲學家總是提倡在意識領域內進行一次廣泛的革命，進而在技術實踐中采納“新倫理”。溫納認為“新倫理”的致命缺陷在于“它們前進，好像整個工程是一個哲學工程———解決問題的特殊方法。但在闡明關于人、自然和存在的問題上，世界將不是一系列的難題，而是如果有區別的話，是一系列的疑問”［1］(133)。人們對“新倫理”的價值原則本身很難形成共同的、確定的判斷，從而最終也無法用“新倫理”來改造技術。在對“技術評估”、“適當技術”和人文主義技術哲學三者的批判中，溫納認為人文主義技術哲學比前兩者更加深刻。“技術評估”、“適當技術”思想作為功利主義多元論的方法，主張人們需要一系列的規范、標準以及執行人員來最大限度地實現技術的有益影響，限制不良后果。政治也被認為是規定、執行這些規范的過程。人文主義技術哲學的價值則基于對技術本身作為建立規則的力量而存在的認識上，從而與溫納的理論旨趣不謀而合。但與人文主義技術哲學有所不同的是，溫納力圖克服關于人性、文化以及形而上學的種種假設，把技術認識、技術評價和控制建立在對技術現象進行直接的政治分析基礎上。其結果是，技術作為一種特殊的政治存在，不僅其政治性是技術評價的重要標準，而且技術本身也自然地進入政治所要引導和控制的領域。在一定意義上，對技術所做的政治控制也是對我們社會本身所做的政治引導。

從抽象向現實的回歸:溫納關于技術評價和控制的主張

篇9

《大學生與政治》、《公共輿論的結構變化》和《理論與實踐》三本著作清晰的表現了哈貝馬斯政治與哲學的緊密結合。

一、《大學生與政治》

從《大學生與政治》開始，哈貝馬斯逐步完善了一種將哲學與政治學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學說。這篇著作立足于1957年對法蘭克福的一個被作為樣板的學生的經驗性調查研究。哈貝馬斯編寫了其中本文由收集整理關于政治參與概念的理論介紹和關于學生的“政治習慣”及“對社會的想象”的部分。

序言中，哈貝馬斯對展現在他眼前的當代資產階級法治國家的形象做了描述，并著重強調，他的考察遵循的是“批判理論的規范”，特別表現在他對資產階級先發過間的看法上。本應表達民眾意見的議會，越來越喪失了自身功能，與民眾的意志愈來愈隔絕，僅僅成了各黨派代表聚會的場所，他們接受各個利益集團的指令，對早已作出的決策討價還價。哈貝馬斯指出，現代福利國家模糊了立法與執法之間的界限，即使是司法也不擁有獨立的權力。它已經被黨派的法官人事政策所嚴重侵蝕，在民主憲法國家中，通過黨派、集團和行政機構的統治，權力分散的憲法思想被遺忘。哈貝馬斯的理論旨在建立一種具有規范性指向的社會科學，為了實現這一理想或者接近它，僅對它作為傳教士的道德說教是毫無意義的，而應通過對現狀的分析發現該理想實現的可能性和現實條件。

二、《公眾輿論的結構變化》

哈貝馬斯與1962年發表了《公眾輿論的結構變化》。通過這本著作，它不但找到了批判現代社會的一個突破點，而且找到了合理話語和理性具體的體現在歷史文化中的承載著：公眾輿論。他運用歷史分析的方法，試圖通過批判公眾輿論來解釋憲法國家所呈現出的矛盾現象。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產生于私人領域的利益沖突無法以私人方式得到解決，而只能訴諸國家的干預。公眾輿論成為利益競爭的一個重要場所，彼此沖突的私人團體不得不在其中達成妥協。公眾發表批評意見的職能被集團和黨派所代替。在政治上，重大的權力行使和權力操作過程直接在私人管理機構、集團、黨派和行政體制之間進行，公眾在這種權力循環中變得無關緊要，僅僅為了宣傳目的而被利用。今天公眾輿論仍然應當做一個社會和政治權力行使的合理化形式得到實現，而這種權力行使又必須被置于相互競爭的、在其內部結構、與國家的交往和彼此交往中，建筑在公眾輿論基礎之上的組織的相互監督下。

由此可以看出，哈貝馬斯所說的公眾輿論是一種自由自主的政治討論空間，其中人們通過各種民主的論壇討論社會政治生活的重大問題和重大社會政策、交流思想和觀念。公眾輿論的目的是通過公共討論，一方面對政治權利加以監督，另一方面加強政治權利的合法性。通過寫作《公眾輿論的結構變化》，他找到了建立他的關于現代性的理論的方法，與此相適應，他試驗了他的批判理論哲學的概念以及他的新的民主理論。

三、《理論與實踐》

1963年，哈貝馬斯的第一本論文集《理論與實踐》出版。哈貝馬斯把這些研究稱為是在社會科學領域中對理論與實踐關系進行系統性研究的歷史性概括。在此書中，哈貝馬斯試驗著他的非純粹的“實踐—政治哲學”的概念，他試圖分析和回答，哲學怎樣才能成為政治上可實踐的，而且探討了哲學、政治、理論、實踐的辯證關系。可以說，深藏于科學的象牙塔內的哲學與政治的關系問題，在此已經轉化為理論與實踐的關系問題。

哈貝馬斯指出，科學務實自身得以成立的條件，以客觀主義態度對待其對象領域，與此相反，哲學始終牢記自己產生的背景，并以本體論態度，將其看做自己理論的前提。批判理論明白它的有效性要求只有在成功的啟蒙過程中，即在相關對象的實踐話語中才能實現。批判理論摒棄了獨白式建構起來的理論的玄學性質，而且看到，迄今為止的哲學已經背離了自己的宗旨，變成了一種純思辨的玄學。哈貝馬斯則認為，政治和道德的分離當然只是一種幻想，因為任何一種理論，即使是客觀主義的的理論，也植根于某種社會關聯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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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G633.2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2095-3089（2014）27-0076-01

一、轉變教學觀念是首要任務

在傳統的教學理念中，大家都認為，要想學好政、史、地這些文科課程，就必須下大力氣去死記硬背，只有“背”得好，才能考得好。因此，目前高中政治課堂教學更多的還是在延續著這樣的教學模式，政治老師在課堂上首先是向學生進行各個知識點的解釋，然后在剩下的時間里就由學生們自己進行背誦記憶。政治老師源源不斷地向學生們進行政治理論知識的灌輸，學生們不斷地死記硬背的被動接受，實際上，在這樣的教學模式下，學生們一直處于被動的地位，很難發揮主觀能動性。為了貫徹落實新課改的指導思想，提高高中政治教學的效果，改善高中政治課堂的教學質量，廣大的高中政治教師首要任務就是要擺脫傳統的政治教學理念，積極學習新的高中政治教學理念，用先進的教學理念來指導課程教學活動的開展，促進學生更有效地進行政治學習。

二、傳授知識的同時注意傳授方法

由于面臨升學壓力，高中學生要學習的科目很多，大部分學生的學習任務很重，因此分配給高中政治的課時比較少。在有限的政治課堂上，老師很難把所有的政治題目都完全仔仔細細地給學生進行一一講解，也不可能做到將所有學生的疑難問題都一一地進行解答，因此，政治教師在教學的過程中，一定要注重對學生們進行政治學習方法的教授，使學生們在正確的政治學習方法的指導下，開展自主學習，從而使自己的自學能力和解決疑難問題的能力得到提高。高中政治老師大多數都有多年的政治教學經驗，在多年的教學過程中不斷總結和反思，積累了許多行之有效的政治學習方法，這是一筆寶貴的財富。教師的主要任務是對學生進行知識的傳授，幫助學生們正確理解各個知識點，但是我們必須明白，“授之以魚，不如授之以漁”，在對學生們進行知識傳授的同時，要注重對學習方法的傳授，從而可以在減輕學生學習負擔的同時，還可以有很好的教學效果。

三、注重與實踐的結合

理論性強是高中政治的一個十分明顯的特點，因此高中政治具有一定程度的抽象性，尤其是在哲學這部分。但是，這些抽象的政治理論知識目的不是讓學生死記硬背的，而是讓學生們在對知識理解的基礎上用來解決實際問題的，所以，在課堂的教學過程中，高中政治老師一定要注重將理論和實際緊密地結合起來。

1.注重時事政治。

時事政治是高中生進行政治學習的重要材料，尤其是時事評論方面的文章，可以大大的增強學生們的判斷能力，并且在高考中，很多題目都是以時事政治為載體，讓學生用學習過的相應的政治理論對時政進行深入分析。那么學生們如何有效的把握好對于時事政治學習呢？首先，高中政治老師在課堂開展教學的過程中要盡量的多舉時政方面的例子，引導學生們把時事政治與理論知識結合，逐步培養學生用政治理論分析時政問題的能力。其次，高中學生自己本身要積極和主動，畢竟政治課堂一起學習的時間是十分有限的，因此，就需要學生們在課下自己還要多下功夫，多多的關注新聞，并試著用政治課堂上學的理論知識對事件進行分析。

2.廣泛的關注社會現象。

各種社會現象的背后都隱藏著深層次的東西，如何去挖掘發現這些深層次的東西，對于個人的政治理論水平有著很高的要求。高中政治老師要多留意一些社會現象，以社會現象為基礎，可以開展各類的課外時間活動，啟發學生們自己去發掘社會現象背后的深層次原因。這樣，政治課就不再是干巴巴的理論，而成為一個個活生生的例子，增強學生們學習的興趣。

四、創設政治問題情境，吸引學生廣泛參與

在高中政治課堂上，高中政治老師要鼓勵學生們進行大膽的質疑，并勇敢地提出自己的問題，因為解疑的過程是學生的綜合素質得以有效提升的最佳時機。高中政治老師在設置政治問題的時候，要以學生們的實際情況為基礎，充分的利用好教材，設置出難易程度比較適合的問題，從而調動全體學生的參與積極性，使學生都可以參與進來，在參與的過程中彼此之間進行探討，交流不同的觀點。在思想交流的過程中，學生們的思路得到很好拓展，可以幫助學生們從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各類問題，同時學生們也能夠看到自己的優點和缺點，從而可以進一步的強化自己的優點，努力的克服自己的不足之處。通過交流，還使學生的語言表達能力得到有效的提升，學生的政治學習信心更加十足。

五、組織開展多樣化的政治學習活動

1.組織多種多樣的小型政治辯論會。

由于政治學科自身的特點，組織針對社會熱點問題的小型辯論會可以取得很好的教學效果。比如為了有效調動學生們參與的積極性，政治老師可以提前從學生們中征集辯題，學生自主進行準備，老師只是起到指揮性的作用，學生們負責整個辯論會的各項事宜。經過辯論，學生們的觀點變得更加清晰，學生們的思維變得更加的活躍，同時還加強了學生之間的協作精神。

2.開展政治小論文比賽。

具有很強的時代性是政治課的另一個突出特點，因此，高中政治要想取得好的效果就必須緊跟時展的潮流，照本宣科只會使學生們的政治學習效率低下。開展政治小論文比賽，要求學生們更加深入的分析問題，同時還要組織好書面的語言。這對同學們來說是一個很好的鍛煉。

高中政治課程與初中政治教學有著很大的區別，老師在教學的過程中，一定要注重對高中生政治能力的培養；同時政治學科本身有著自己突出的特點，抽象程度高，因此，老師要注意理論與實踐的結合、注意引導學生們用理論知識分析和解決問題。廣大的政治老師，要以新課改的要求為基礎，積極的嘗試課程教學方面的創新，發散思維，積極借鑒和學習，促進高中政治課程教學的良好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