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學基本特征模板(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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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縱觀我國美學思想的發展歷程，其中有一個非常突出的特點，即一以貫之的人本主義傳統。無論是孔子的“興觀群怨”說、莊子的“大道為美”說，還是鐘嶸《詩品》中的“詩唯性情”論、陸機《文賦》中的“詩緣情”，以及后來的“妙悟”說、“意境”說等，都是圍繞著人、人的性情、人格精神等方面進行的。其中的“意境”說、“神韻”說、“風骨”說、“妙悟”說等，都屬于我國民族傳統的美學范疇，體現了我國古典美學中自然主義與人格主義的兩大品格。在這種美學思想引導下的文藝創作，充滿了對人的情感精神的關注和人之生命價值的肯定。

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的作用是“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即可以激發人的情緒，體察民情民意，抒發其怨憤之情。其詩論始終圍繞著人的情緒，所以他編定的《詩三百》將人的感情的抒發放在了首位，這種情感也構成了該詩集的精華部分，充分體現了其藝術價值。此外，孔子的“盡善盡美”說、孟子的“沖實之謂美”以及荀子的“美善相樂”說等范疇和命題對中華民族追求美好品德的審美理想和審美情趣具有深遠影響，并奠定了中國古代美學思想重視文藝審美教化作用的審美原則。

道家提出了一系列有關審美思維方式和審美本體論方面的范疇和命題，為中國古代文藝美學思想奠定了理論基礎。如“天地有大美”、“坐忘”、“物化”、“齊物我”等思想在我國美學思想史上產生了深刻影響。以道家的代表人物莊子為例，他高度重視人的生命價值，以人為本是其思想的核心。莊子論美也是以人為核心，其“重生”、“養生”、“保身”等思想影響下的美學思想呈現出鮮明、突出的人本精神。莊子把“道”視為美的最高境界，提出了“道至美至樂”的美論主張，即美是從“道”的范疇中衍生出來的，因而“道”與美密切相關。在莊子看來“道”是一種絕對的自由，既是“美”的根本所在，也是人所缺乏、并且是人應效仿追求的。“物物而不物于物”、“勝物而不傷”、“不以物挫志”、“不以物害己”，人不要被功名利祿所累，不應為物所奴役，而應成為物的主宰，把物我、生死、貴*、窮達、禍福、得失等都看成相對的東西，從而追求一種心靈精神的絕對無限自由。只有如此，人才能獲得“美”。

在《逍遙游》中莊子為我們描繪了一個“神人”的形象:在形體方面其具有健全之美，精神方面具有高尚的品德之美，有著絕對的自由和廣大無邊的神力，而這種“神人”其實就是人的本質的一種人格化。同時，在莊子的審美思想中也論及了審美主體的自由心態。在《田方子》中，莊子描繪了一個“真畫者”在畫圖時的獨特的自由行動和神態:“宋元君將畫圖，眾史皆至，受揖而立;敵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后至者，值值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之視之，則解衣般礴裸。君日:‘可矣，是真畫者也。’”莊子在這里旨在說明真正的畫家要按照自然之性去創作，敢于表現自己的真情實感和獨特個性。莊子的這種審美態度使其美學思想帶有了鮮明的人本精神特征。而且，在他的美學思想中，真與美密切相關，提出了“法天貴真”的審美命題。此“真”乃一種出于主體心靈的純真之情，是審美主體的一種天然感性的東西.其富有感人的巨大力量，因而具有獨特的審美價值和作用。在莊子的“法天貴真”思想中強調人之生命精神的自由，生命自由就是美的根本所在。莊子對人的感情、精神美的充分肯定.不僅體現了其對人之生命的熱切關注.具有鮮明的人本主義精神，而且對后世的文學創作及文藝理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我國第一部詩論專著—六朝鐘嶸的《詩品》發展了孔子的“興觀群怨”說，莫定了“詩唯性情”的理論。《詩品》以詩人個人的風格為品評對象，分上、中、下三品.以曹植的詩為一品，“為建安之杰”。在藝術手法上.進一步解釋了“興”為言已盡而意無窮，把審美范疇擴展到詩文以外。用詩的風格立品，是自覺的美學追求的開始。(詩品)所體現出的美學觀的核心便是“詩唯性情”，即由于自然和社會現象的影響，使人的性情發生波動，便以詩歌的形式加以表現。正如《詩品·序》所寫:“嘉匯寄詩以親，離群托時以怨—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故日’可以群.可以怨’，使窮踐易安，幽居靡悶，莫尚于詩矣。詩歌的創作無不與社會人事、人的情感密切相關。

唐代.禪宗興盛.形成一種新的美學思想。禪宗是從印度佛學發展起來而又能充分表現中華民族思想與性格的佛教流派。其追求超脫人世煩惱、達到心靈絕對自由的境界。但在這一過程中并不否定個體生命價值，不主張完全脫離世俗生活，因而希望通過個體心靈、直覺、頓悟，達到這種絕對自由的人生境界。禪宗重視主體的內心體驗.尊重其內心思考的權威.提倡“我心即佛”.排除了外在偶像、教條的束縛.開拓了個性解放的天地。這種思想理論圍繞著人、人的生活.讓人看到生命的本質.且將主體心靈的體驗放在首位.強調人的本性.充分肯定人的心靈的實在性.從人的某種人生境界的體驗中去追求美、尋找美，在一種心靈自由的境界中去獲得審美滿足。這種思想無意中激發了當時的詩人及理論家們的思維方式，促使禪思轉化為藝術思維、藝術機趣，禪宗佛理便被直接引人到詩歌美學理論的研究和創作之中。特別是唐朝經過“安史之亂”后社會由盛轉衰.嚴重的社會危機使當時的士大夫們的審美興趣發生了巨大變化。

在創作理論上.皎然獨標性情，引發哲理思考。他在詩論專著《詩式》中說道:“級者嘗與諸公論康樂(謝靈運號)為文，真于性情，尚于作用，不顧詞彩.而風流自然。”又說:“兩重意以上.皆文外之旨。若遇高手.與康樂公，覽而察之，但見性情，不睹文字，蓋詩道之極也。”可見其仍不脫離性情說。所謂“性情”指人類本性所具有的喜怒哀樂。他強調詩人在構思時要善于引發人性的率直真情，為此需要排斥名言、概念等中介，即不睹文字、不顧詞彩，從而達到情真意切、超逸美妙的效果。這種詩學觀是道家“得意忘言”和禪宗“離言”的發揮。司空圖則綜合儒釋道三家學說，撰《二十四詩品)，論述詩歌的風格美.分為雄渾、沖淡、洗練、勁健、綺麗、自然、含蓄、豪放等二十四目，各用四言韻語形象地描述了每種風格的特征.從而表達了中國人獨有的民族審美觀，其中“含蓄”一目，要求“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的確，不盡之意，見于言外，是獨有的一種民族審美風格。他在皎然“文外之旨”的基礎上還提出了詩之“韻味”說。這種“韻味美”的營構.不僅需要創作主體的“妙造”，還需通過作品審美主體—鑒賞者的閱讀、接受、想象和認同。從這時候的詩歌創作來看，士大夫們以追求自我精神解脫為核心的人生哲學使其審美情趣趨向清幽、平淡、寧靜。其中自然適宜、渾然天成乃是士大夫們所追求的最高境界。面對靜謐的自然、空寂的宇宙，他們抒發著內心淡淡的情思，領略著人生的哲理.并把這些融化在心靈深處。其中王維的詩歌創作最具代表性。如他的“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景人深林，復照青苔上”(《鹿柴》}“人閑桂花落.夜靜春山空。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舊(《鳥鳴澗))詩很短，但禪意充盈。王維深得禪意、禪趣，故營造了獨特的淡遠含蓄、玲瓏澄澈之意蘊。他說:“空居法云外，觀世得無生”(《登辨覺寺》)，這便是其禪悟心態的表現。“木末芙蓉花，山中發紅粵。澗戶寂無人，紛紛開且落。”(《辛夷塢》)芙蓉花自開自落，物態天趣，自然天成。“安史之亂”使許多士大夫都經歷了一段慘痛的生活，對王維的心靈也產生了很大的傷害，從此他在精神上真正投向了“空門”。“獨坐悲雙翼.空堂欲二更。雨中山果落，燈下草蟲鳴。白發終難變，黃金不可成。欲知除老病，惟有學無生。”《(秋夜獨坐)》“無生”.在這里指代佛門“真諦”。涅架境界無生無滅，簡稱“無生”。可見，由于社會的變動以及禪宗思想的影響滲透，使文人們的思想發生了巨大變化。在這種思想影響下的文學創作始終將關注的目光放在審美個體心靈的寧靜曠達與超然適意上，使其逐漸悟得在短暫的生命中獲得人生意義和價值的途徑。

宋代是文字禪的時代。由于時局的動蕩.禪與文人的關系更加密切.禪宗那種“一切本空”的世界觀、自然適宜的人生態度和超凡脫俗的生活志趣，正好同宋代文人內向封閉的心理需求相吻合，禪的廣泛滲透，改變了文人們的價值觀和審美心態.促進了文人們思維模式的改變。禪家“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的思想.使宋代文人產生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平常心態.使宋代詞風多以冷清、平淡為美.追求空靈、疏淡的意境。如蘇軾的《卜算子·黃州定惠院寓居作·缺月掛疏桐》:“缺月掛疏桐，漏斷人靜初。誰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驚起卻回頭.又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詞中鴻、人互見，語語相關，營造了一種幽緲、清冷、安謐的意境。蘇軾吸收莊子齊物論的哲學觀而形成曠達的人生態度.反映在其文藝創作中是一種通達不執的審美理想。而且，由于蘇軾一生中的坎坷經歷，使其在創作中，在思維方式上常常融進禪思佛理，形成一種清幽空靈的藝術境界。如他的(前赤壁賦》中，由個體生命的有限之悲上升到宇宙時空的無極之壯，借用自然界的江水、明月、清風等景物，暗含著佛禪思想，抒發遺世獨立的曠達之情，闡明事物具有變與不變的兩重性，表達了他雖然身處逆境仍然忘懷得失、處之坦然的人生態度，啟迪人們要在體悟人與宇宙冥合的境界中獲得一種寧靜、淡泊的樂趣。其中寫道:“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茍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其中浸透著禪思理趣，暗含著人生哲理、人生的價值意義，融會著人本主義的思想。

在文藝創作理論中，宋代嚴羽的(滄浪詩話》以禪論詩，其見解更豐富，更有啟發性，創立了“妙悟”說、“興趣”說。他說:“大抵禪道惟在妙悟，詩道也在妙悟。詩有別才，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盛唐詩人，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澈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象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揭示了古典詩歌的含蓄之美。

篇2

中圖分類號：G642.0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671-489X(2012)21-0080-02

Contact of Thinking Modes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 in Teaching of TCM//Li Hanbing, Diao Qingrui, Li Genlin

Abstract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building a suitable thinking mode in teaching and learning of Chinese medicine curriculums. In this paper, the thinking mod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CM) and modern medicine were discussed and compared systematically. This study is beneficial to the beginners in the learning of Chinese medicine curriculums and then promote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CM.

Key words Chinese medicine teaching; traditional thinking mode; modern thinking mode

Author’s address Hena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Zhengzhou, China 50008

思維模式的構建是教學過程中“教”與“學”的一個必然環節，是教學相長的重要途徑。中醫學作為一門富有活力的傳統醫學，與現代醫學相比有其獨特之處，兩者也有不容忽視的共性。因此，在教學中構建一種適宜的思維模式對于“教”與“學”都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傳統思維模式與現代思維模式各有自己的特色與優勢，也有不足之處，教師與學生都需要對其內涵有清晰準確的認識，才有利于將二者取長補短并進一步使之結合與升華，從而有效促進中醫藥知識的繼承、傳播以及提高與發展。

1 中醫傳統思維模式的特點

1.1 什么是中醫思維

中醫思維是指在中醫藥學知識背景下，對人類生命活動及其相關聯問題的思考。中醫思維方式，是在中華民族傳統文化長期發展過程中形成的，具有長久穩定的思維定勢，是一種被定型化的思維樣式、結構和過程，是學習、研究、掌握和運用中醫理論的基本樣式、基本立場和基本態度[1]。

中醫理論體系有兩個基本特征。

1）整體觀念，即人體是有機的整體，各個臟器、器官、組織在生理病理上相互聯系、協調平衡，并在不斷變化的環境中維持正常的生命活動。

2）辨證論治。辨證論治是中醫認識和治療疾病的基本原則。辯證，就是把四診（望、聞、問、切）所收集的癥狀、體征，通過綜合分析判斷為某種證。論治，就是確定相對應的治療方法。在此基礎上，中醫形成“重整體”“重直覺”“重形象”等特征的思維方式。

另外，中醫思維模式受中國古代哲學思想和傳統文化的影響。在中醫理論體系的形成和實踐過程中，逐漸形成以形象思維和整體思維為主導，并有機地結合抽象思維方式，以表象和觀念為加工內容，以表意性文字和古漢語為表述工具，采用形象思維為主導的形象比較、倒果求因、類比推理等思維方法[2]。這可以說是一種整體與局部統一的思維方式，具體表現在陰陽學說、五行學說、中藥的配伍、機體健康狀態的和諧平衡等方面。

1.2 中醫思維的文化內涵

中醫藥學科是我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結晶和重要組成部分。古人留下了璀璨的中醫藥文化瑰寶，如《黃帝內經》《神農本草經》《傷寒雜病論》《本草綱目》等，其中《黃帝內經》是體現中國古代醫藥文化最主要的奠基之作，其所融匯的眾多學科知識，如天文、地理以及文字學、語言學、哲學等，均是以醫藥知識為載體予以表達的。

中醫思維方式、方法是在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根基之上建立的，重視人與自然的關系，“陰陽五行、天人合一”。所以，中醫學科的核心是生命理念。如果中醫思維方式和方法脫離了生命觀的內容，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前提。在實踐中，怎樣通過中醫思維找到解決方案，怎樣使中醫學在現有基礎上更好地創新與發展等問題，都需用中醫特有的思維方式和方法予以思考、解決。

中醫思維方式與思維方法既有區別，又有聯系。前者具有相對穩定、自發及慣性特征，后者是中醫學在實踐中遇到某些具體問題時，通過思維活動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在對事物的現象和本質進行分析、概括、綜合、歸納的過程中，先哲探索總結出經驗思維、取象思維、邏輯思維、辯證思維、系統思維、直覺思維、靈感思維等7種思維方式。中醫思維所體現的整體、和諧、人性化、個性化、回歸自然、回歸本源等更符合人類生命的本質規律[3]。

篇3

《周易》是中國經典文化的“原體”有“群經之首”之稱,她通過卦的形象變化來尋求自然、人化的規律。生動的反映了中國古代樸素而豐富的辨證法思想,極大地深化了中華民族的理論思維。中醫學的理論體系是通過進取諸身、遠察諸物、取類比象的方法而建構的，這正是《周易》所創,所以說醫源于易。明代張介賓的“醫易同源”論曰:“易者易也,具陰陽動靜之妙；醫者意也,合陰陽消長之機。雖陰陽已備于中醫學#而變化莫大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此陰陽也；醫易同源者，同此變化也。豈非醫易相通,理無二致，可以醫而不知易乎？”醫易同源，不僅是指在世界觀、方法論上的一致，更重要的是指理論形態的合一。

中醫發源于先秦，其理論體系形成于戰國至秦漢,經歷了三次發展，第一次出現于戰國到秦漢時期，此期《黃帝內經》的產生標志著以整體觀念為基本特征的中國醫學理論體系初步形成。該書基于秦漢以前的天文、歷法、氣象、數學、生物、地理等學科的重要成果，在氣一元論、陰陽五行學說指導下，總結春秋戰國以前的醫療成就和治療經驗,確定了中醫學的理論原則，成為中醫學發展的基礎和理論源泉。《黃帝內經》與確立辨證論治原則的《傷寒雜病論》、系統總結藥物學的《神衣本草經》以及《難經》和《黃帝內經》被歷代一家奉為四大經典，確立了中醫學獨特的理論體系。第二次為唐、宋、金、元時期，此期各種專科和綜合性論著層出疊見，金元四大家學術思想各具特色，各有創見，均從不同角度豐富和發展了中醫學。第三次為明清時期，吳又可提出治療傳染病的學術見解，創立了溫病學說，與傷寒學說相輔相成，成為中醫治療外感熱病的兩大學說。此期，李時珍《本草綱目》問世，而清代王清任的《醫林改錯》標志著古典形態中醫學理論體系的成熟。

中醫學以“氣一元論”為指導思想，以藏象經絡學說為核心，以陰陽五行學說為說理工具，說明人體的生理活動和疾病的病理變化;運用望、聞、問、切四診手段，診察病情；運用八綱、臟腑、經絡、精氣血津、衛氣營血“六經”和“三焦”等多種辨證方法,根據病情表現，辨明疾病的癥候,確定相應的治則治法,采用中藥、針灸、推拿等多種治療手段治療疾病。在治療疾病時，強調因人制宜、因地制宜和因時制宜。

西醫源于古希臘文明，最早創造醫學體系的是愛奧尼亞地區柯斯島上的希波克拉底〔公元前460年左右），以他的名義流傳下來的著作集成《希波克拉底文集》是有關西醫的第一本著作。希波克拉底創建了體液理論，認為人身上有4種體液，即血液、黃膽汁、黑膽汁和黏液，這四種液體的流動維系著人的生命,它們相互調和、平衡，人就健康;如果平衡破壞,人就生病。希臘化時期，蓋倫（公元130-200年)總結了希臘醫學自希波克拉底以來的成就并基于大量的解剖實踐和臨床實踐，創立了自成體系的醫學理論。蓋倫的醫學理論在歐洲持續了一千多年直到文藝復興。

文藝復興迎來了西方科學技術的大發展，16-17世紀,維薩留斯通過人體解剖校正了蓋倫的人體生理結構，出版了偉大的著作《人體結構》》標志著解剖學的誕生。哈維等則發現血液循環理論,將物理學、化學的概念引入生物醫學中。顯微鏡的發明不但確立了“細胞”概念而且認識了微生物。18-19世紀，細胞學、實驗生理學、遺傳學、微生物學、免疫學等學科的建立標志著現代醫學的誕生。巴斯德滅菌法的發明使手術死亡率降到15%，而疫苗的發明使傳染病有效控制,標志著現代醫學走向成熟。20世紀抗生素和化學藥物的出現使現代醫學完全進入了實際應用時代。50年代,DNA雙螺旋結構的發現,奠定了70年代基因工程技術的誕生,使在分子水平上進行生命的探索、操作和創造成為可能。西醫學發展達到了巔峰。

西醫學把人簡化為生物學客體,注重人的組織器官、細胞、分子屬性,是通過解剖尸體，用實驗做出生物學等指標來解釋人體的生命現象和規律。把人的疾病與健康問題還原為生物的、物理的、化學的問題。認為疾病是由某些生物、化學、物理等致病因子,對人體某一部分的損害,或人體缺乏某些必需物質所致。因而一旦特定病因被查出來了,診斷便確立。治療上，西醫是依靠藥物等治療手段，針對致病因素進行對抗治療，強調消除人的病。

量子中醫學是中醫理論現代化的科研成果，它是基于在科學、哲學層面的充分比較中醫之氣與量子的本質特性特征，提出“量子表征中醫之氣”的觀點，在此基礎上，利用量子理論、自組織理論、（耗散結構理論論)、特別是機體電磁輻射的相干性理論，揭示中醫理論的陰陽、五行、藏象、經絡、天人相應、藥性等學說的科學內涵。擬用量子理論等現論轉化中醫理論，建立現代的中醫診察和實驗研究體系。其基本思想是以整體觀和辨證唯物論為哲學思想，以量子理論等現代學科為理論基礎，基于機體電磁輻射場表征中醫人體之“氣”的觀點，運用微觀狀態的電磁輻射光（量子）輻射、能量（熱）等量子形式,研究闡述中醫理論關于人的健康與疾病轉化規律及其預防、診斷、治療、康復和保健的科學。概括的講，量子中醫學就是在機體電磁輻射層面研究人體健康與疾病轉化規律及其預防、診斷、治療康復和保健的一門學科。當然，量子中醫學目前還僅僅是個概念，形成一個完整學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需要大量的理論和實驗層面的支撐。但隨著中醫理論科學內涵的揭示，量子中醫學的雛形已經形成。

2科學哲學觀

中醫學的哲學觀同中國古代哲學觀，為辨證、有機唯物主義，主要以取象思維為主。其方法論為思辨。中醫藥學是采用模型建構、整體認知、直覺觀測、動態把握的方法來看問題。其特點為：①整體觀，認為人體是一個有機的整體,構成人體的各個組成部分之間在結構上不可分割，在功能上相互協調、互為補充,在病理上相互影響。而且人體與自然界也是密不可分的，自然界的變化隨時影響著人體生理病理轉化,人類在能動的適應自然和改造自然的過程中維持著正常的生命活動。②功能性，中醫學在認識解剖形體的基礎上,特別重視人體的功能活動，常常從這一角度分析和認識人體的生命規律。③恒動性，中醫學認為人體是一個不斷發生著氣的升降出入運動而維系著形氣相互轉化過程的機體,人的生理和病理過程是機體氣的動態平衡和失衡的過程。

西醫學的哲學觀為機械唯物主義，以還原分析論為其方法論，其思維方式為邏輯思維，西醫學是采用物質分析、數學定量、實驗實證的方法來看問題^其特點為①將人體視為各個零部件的組合。主要從病灶局部出發，用微觀的、分析物質結構的方法及實驗手段，來研究和認識人體的病灶一一人的病。②注重結構忽視功能，以解剖學為基礎，著重研究人體的形體器官和化學構成，認為人是一臺機器,只有物理的關系，而沒有情感的融通。缺乏對人的整體生命的考察。③注重人體生理、病理的靜態、局部忽視其變化、動態及整體。

量子中醫學的哲學觀與中醫學相同，為有機、辨證唯物主義,其思維方式則以邏輯思維為主，方法論以還原、綜合并重。量子中醫學是中醫學理論框架下，利用量子理論等現論轉化構建而形成的。其特點與中醫學有諸多相同點,①整體觀,量子的通訊聯系性可以將具有電磁輻射的萬物聯系起來，具有整體觀外，量子組成的電磁場在宇宙的空間中伸延且沒有邊界，表現為整體性；量子的糾纏性、非定域性、超距作用等特性，更深刻的刻畫出量子的整體觀的屬性,②功能性,機體的量子是機體內非分子型的通訊信使，機體電磁輻射是生命現象基礎特征，其形成的電磁輻射場具有高度相干性，與生命體系相互關聯，是調節生命功能和生命狀態的有效途徑。③恒動性，電磁輻射都是恒動的、永無靜止的。④量子可以通過基于光電效應的儀器，定量的測知機體輻射的量子的數目、頻率及量子統計，從而分析生物體系（如：人）的狀態。與中醫氣的可察性相比，量子的可測性更客觀更縝密，這是量子中醫學建立診察和實驗研究體系的基礎。

3支撐學科

中醫學的支撐學科是中國古代哲學，以中國古代哲學的陰陽學說、五行學說作為其思辨工具。這是目前唯一的不但以哲學作為其指導思想而且以哲學作為其說理工具的自然科學范疇的學科。造成了中醫理論抽象化、概念模糊化、診察方法主觀化,缺乏現代科學的清晰性、嚴密性和可證性等基本特征,使中醫的特色和優勢沒有得到充分的發揮和顯現,而且難以理解和掌握。

西醫學的支撐學科為16-19世紀發展起來的經典物理學、化學等近代科學體系，西醫學以經典的物理學、化學的基本原理和技術為基礎，建立了解剖學、生理學、病理學、藥理學、病原生物學等為基礎的醫學理論體系和診察及實驗研究體系,形成了西醫的生物醫學模式。具備現代科學的清晰性、嚴密性和可證性等基本特征。

量子中醫學的支撐學科是量子理論、自組織理論、機體電磁輻射的相干性理論以及電磁理論等現代科學體系。量子中醫學是用量子理論等現代科學轉化中醫學的陰陽五行、氣等哲學思辨工具形成的學科,是在機體電磁輻射層面上研究人體健康與疾病轉化規律及其預防、診斷、治療、康復和保健的，基于量子的強度、頻率及量子統計等建立起診察和實驗研究體系的。

綜上可見，中醫學、西醫學、量子中醫學的支撐基礎學科不同，決定了其研究層面不同，中醫學是以人體之“氣”這一抽象的物質概念為研究對象,西醫學是以機體的器官、細胞、分子為其研究對象的，量子中醫學是以機體的量子、（電磁輻射）為研究對象的。

4臨床診治

中醫理論是基于“氣一元論”思想建立起來的，認為氣是世界的本原，整個宇宙都是由氣構成的，人的生理、病理轉變也是氣的使然,氣的陰陽平衡是衡量機體健康與否的標準尺度,氣的狀態是由醫者通過望診、聞診、問診、切診等四診之診察方法收集的資料、癥狀和體征，通過分析、綜合，利用八綱、臟腑、病因、病機等中醫基礎理論,辨清疾病的原因、性質、部位，以及邪正之間的關系，概括、判斷為某種性質的證即氣的狀態。然后根據辨證的結果，確定相應的治療方法如方劑、針灸、推拿等,這一過程中醫稱為辨證論治。

四診診斷方法依據有三條:①司外揣內。意為通過觀察、分析病人的外部表現,測知其體內的病理變化。②見微知著,通過觀察局部的、微小的變化，測知整體的、全身的病變。人體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其任何一部分都與整體或其它部分密切聯系，因而局部可反映整體的生理、病理信息。③以常達變，即以正常的狀況為標準，通過對比發現太過或不及的異常變化。意為以健康人體的表現或狀態去衡量病人，即可發現病人的異常之處及病變所在，從而為做出正確的診斷提供線索和依據。

中醫主要應用源于天然的中藥和以疏通經絡為主的各種非藥物治療，用中醫藥理論對藥物進行復方組合，對人體進行有重點的整體治療。在大量長期的臨床實踐中，先者們根據不同的癥候總結出大量的相應的藥方，這是我國勞動人民在社會實踐活動中的智慧結晶，有是證用是方是中醫的重要醫則。中醫主要是通過調整機體的狀態恢復患者的健康的，以治未病為主的,所以其治療的范圍有限。

西醫在診斷疾病過程中，根據臨床經驗和理論知識,并借助于各種實驗儀器設備及檢查技術對疾病進行定性和定量分析。包括病因診斷、病理解剖診斷、病理生理診斷等方面。

西醫主要應用化學藥品和手術治療，消除病原體的侵襲和彌補機體的代償功能。隨著技術的發展,西醫治療還有放射治療，介入治療,透析治療，物理治療等等。在治療疾病的不同階段,西醫可能會采用一種治療方法,或一種方法為主同時采用多種治療方法。

西醫學的治療原理是針對病變的特異性病因、病理，運用藥物的化學作用性質和方式,形成特異性地消除病因、糾正病理的治療。治療思想是針對病因、病理、病位以直接控制的逆施性對抗療法。治療手段的選擇和設計是以能夠特異地消除病因、糾正病理為標準，治療活動就是運用這種手段去消除病因、糾正病理的過程。隨著觀測技術的進步，越來越向更低的微觀層次深入，越來越趨向于在分子水平的層次上理解疾病和醫學現象。

量子中醫學是在傳統中醫的框架下，用量子理論轉化傳統中醫哲學內容構建的，認為量子可以表征中醫之氣。其診斷方法是用生物光子分析系統或其他檢測生物超微弱發光、電磁、熱能等儀器檢測機體的量子行為，定量確定機體的狀態,通過建立機體量子的行為與方劑、針灸等的定量數理關系，實施治療的。量子中醫學的治療方法和治療理念與傳統中醫學一樣，最大的區別在于量子中醫學實現治療的定量化，中醫學則是定性的。

5討論

中醫理論源于東方文明，西醫理論源于西方古希臘文明，量子中醫學卻是用源于西方文明的量子理論轉化來自東方文明的中醫理論而來的。他們有相同的目的性即抵御人的疾病保障人的健康。

中醫學是建立在人體之“氣是構成并維持人生命活動的最重要、最基礎的物質”這一哲學抽象概念之上的，量子中醫學是建立在人體之“氣是機體電磁輻射場”這一具體物質概念之上的，中醫學“氣”的概念是哲學層面的概念是徹底的、絕對的，量子中醫學“量子”的概念是物理層面的概念,是實在的、可定量檢測的。量子中醫學認為量子與氣具有同構性,而西方傳統的思想文化以原子和還原論為代表,認為“原子”是世界萬物的本原；量子中醫學是以中醫學為實踐基礎，以量子理論等現代科學為理論基礎建立的學科，同中醫學一樣強調人體生命的功能變化規律，西醫是以經典的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等近代科學為支撐建立的學科,強調人體生命的結構變化規律，強調征服自然。中醫學以中國古代哲學為支撐學科，以陰陽學說、五行學說等哲學思辨工具為其說理工具。中醫學和量子中醫學重視機體的整體性、恒動性、功能性,形神統一，西醫則重視臟器和細胞組織分析、強調局部、靜態、結構，排斥精神因素；中醫學重唯象研究，強調陰陽平衡，而量子中醫學和西醫學則重實證研究,注重實證分析、綜合。量子中醫學從機體電磁輻射層面研究人體;西醫學從分子水平研究人體，中醫學則從整體水平來研究人體的變化；中醫學的診斷擅長司外揣內的功能觀察法，辨證邏輯和定性分析，量子中醫學和西醫學的診斷盡可能運用一切科學技術發明，以定量檢測為主；治療上中醫學和量子中醫學是以天然的中藥、針灸、拔罐等通過調整機體的狀態，調動機體的抗病潛能達到恢復健康的目的，并用多種藥物配伍，多種方法并用來提高療效,側重于治未病，西醫治病則主要是以化學藥物、手術等為主要工具，通過對抗局部病灶達到消除疾病的目的，側重于治已病。

篇4

界定中醫原創思維，是一項相當棘手和難度很大的工作。除了要概括其定義，還必須改變長期因循的理論定勢，需要溝通眾多自我生發的孤立觀點，區分幾個外延不甚清晰的基本概念。

1理論定勢的偏向需要糾正

理論定勢偏向其一，中醫原創思維是哲學命題，認定思維活動只是單純的認識活動。此等認識的結論，大都緣于中醫學同哲學的思維功能基本一致，認為思維活動只是認識萬物和宇宙自身。盡管認知功能是思維活動的主要功能之一，但是思維的功能還有指導實踐和規范行為、梳理層次結構與構建實踐規則，創造價值與進行評價的功能。國醫大師陸廣莘先生曾說，中醫學不僅體現了認識論上的知識論，更是實踐論。換句話說，中醫原創思維，不是為了認識而去認識，其最終目標是為了解決臨床實踐過程中的具體問題。其二，中醫原創思維與中國其他傳統學科思維具有共同性，通過對中國傳統農學、天學、物候等學科的思維進行解析，能夠從外部間接了解中醫原創思維。筆者認為，從思維發生的認知基礎與基本特征，如天道自然、天人相應等認識的邏輯起點來看，這一思路并無不當。但基礎和特征并非思維本身，中醫學與其他學科的根本界限不應忽視。中醫學是以人體生命現象及其調控法則為對象，要認識的是生命的機制與原理，要解決的是辨證論治的實際問題，故中醫原創思維與其他學科思維大相徑庭。

2見仁見智的理論認識需要通約

通約，是數學上的一個術語。科學哲學在表述屬性或本質相同的兩種事物關系時，常常稱之為“可通約”。關于中醫原創思維的定義，當代不少學者都有論及。如王琦［2］認為:“中醫原創思維是‘取象運數，形神一體，氣為一元’的整體思維模式”。劉天君［3］提出“具象思維是中醫學基本的思維形式”。王永炎［4］主張原創思維具有“特有”、“與眾不同”、“創造性”3個屬性，“科學與人文交融”、“天人相應、調心與調身并重”兩大特點。劉長林［5］曾指出，中醫原創思維應以象思維為主導;“象”作為思維單元，是中國思想文化，包括中醫學在內的思維方式的共同特征。因此，需要比較各家觀點，突出共性，體現個性。研究者應當反思:為何上述研究的對象均有“象”的因素?各類研究之間有何聯系，有什么樣的共同特點?如果這些結論的孤立情況難以打破，無法體現中醫原創思維的全面內涵，設法找出的共同的結構、共同的要素怎么能涵蓋中醫原創思維的全部活動而形成統一的定義?

3模糊的理論概念需要澄清

思維、思維方法、思維方式、思維模式，這幾個理論概念常常干擾我們對中醫原創思維的準確把握。對方法、方式、模式的定義，不同的學者認識差異很大。在中醫原創思維研究中，三者是否能夠剝離開來單獨加以研究?比如，辨證論治是方法，還是方式，抑或是模式?只有明確了中醫原創思維這個上位概念的定義，才能對上述的若干概念加以澄清。

中醫原創思維定義的基本要求

厘清了問題的癥結所在，然后就是如何加以定義并確立規則。筆者認為，中醫原創思維的定義，需要滿足以下4個方面的要求。

1充分展現中國原創文化底蘊

劉長林［6］曾說，中國原創的思維方式，其認識論基礎是“道法自然”、“天人合一”與“以時為正”。在時間與空間維度中，側重于時間維度，并基于此來統攝空間，是中國文化的顯著特征。“氣化流行，生生不息”是中國文化對于自然整體生命狀態的本質描述。中醫原創思維的認識對象，是生命過程中的現象與運動、原理與規律，調整的是生命不斷生成演化的動力與狀態，應充分體現中國原創的文化內涵。

2充分容納中醫學術史上的原生意識活動

所謂原生，就是在中醫學術發展歷程中自然而然生成，不加任何外界干預。《黃帝內經》奠定了中醫學基本理論體系，后世醫家在此基礎上，根據個人的臨床實踐，不斷對這一理論體系進行豐富與完善。這一過程就是中醫原創思維的生發過程。在當前，必須從學術發展的時間維度，來思考中醫原創思維的界定問題。同時，在共時條件下，對中醫原創思維進行深刻描述。

3充分發掘中醫原創思維的普遍特征

對于中醫學思維活動的特征，必須從面向臨床實踐的視角加以總結和歸納。有文字記載的中醫學思維，大約出現在公元5000年之前的黃帝時代。直到公元100年左右的漢和帝時代，才對中醫學原創思維的4種模式進行總結，也就是醫經、經方、神仙與房中4個流派特征。如《漢書•藝文志》載:“醫經者，原人血脈經落骨髓陰陽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湯火所施，調百藥齊和之所宜。至齊之得，猶磁石取鐵，以物相使”。發掘中醫原創思維的普遍特征，是界定其涵義的基本要求。

4充分考慮中醫原創思維的創造特性

鮮活的中醫原創思維，更加充分地體現在對臨床實踐的指導與規范過程中。從歷史發展過程來看，每一次思維活動的革新，都會帶來中醫理論與實踐的進步。從臨床處方論治視角來看，每一次面對病患都是思維創造的開始。因此，對于中醫原創思維的總結及其對臨床指導與規范作用、臨床層面創新意識活動程序的描述，以及臨床療效的評價等方面，也應在中醫原創思維定義中得到體現。

中醫原創思維的結構性要素及定義的表述

中醫原創思維，同其他思維活動一樣，都具備符號—語言、秩序—規律、程序—規則3個最主要的結構性要素。

1符號—語言要素

思維活動是自始至終在符號或語言媒介中運作的思維活動。無論符號表述一種意象涵義還是抽象涵義，其總是作為一種指代流動于思維過程當中。中醫原創思維關注的是一種稱之為“象”的符號，涵括了物象的自然整體、不加切割的全部信息。“象”是中醫原創思維的思維活動單元。“象”是作為認知主體的人的主客相融“感”的結果。中醫學大多數的思維活動，都是以“象”為媒介發生的。如自然之象有天象、氣象、陰陽五行之象等，人體之象有脈象、舌象，以及證候之象等。由于“象”本身蘊含的信息非常豐富，以至于“大一”和“小一”均難以超越其表征的范圍。“象”又是作為意識活動主體的人，以及外界環境信息兩相交融的綜合反映。因此中醫原創思維是在認識與調整人體生命狀態時，將人體信息表征“象”化，并在實踐中具體加以傳遞、交流和運用的意識活動。

2秩序—規律要素

思維活動本身就是從混沌或無序中發現或建構秩序的意識活動。中醫原創思維是一種認識活動，是以人類生命運動、現象的秩序與規律為解釋中心的意識活動，是指導臨床實踐并促使臨床行為與診療技術規范化與有序化的意識活動，也是進行臨床療效評價并促使價值模式和尺度標準化和有序化的意識活動。客觀地說，中醫原創思維決定了中醫理論體系框架的層次與結構，后者反映了前者的認知歷史過程。中醫原創思維也決定了中醫臨床實踐的價值取向，后者反映了前者的秩序與規律。

篇5

【關鍵詞】 醫學模式 中醫整體模式

模式作為一種學術術語，在不同學科領域有其不同的內涵，它既可是思想體系，又可是思維方法，具體在醫學領域里稱之為醫學模式。醫學模式是人們在醫學實踐中觀察、分析和處理有關人類健康和疾病問題的觀點和方法，是一個歷史范疇，反映著一定歷史階段醫學發展的特征、水平、趨勢和目標［1］。中醫無醫學模式一詞，但《黃帝內經》（簡稱《內經》）中即明確提出“醫道”，是指導中醫學發展方向和實踐方法之意，其意義同于醫學模式［2］。

1 醫學模式的歷史變遷［3～5］

醫學模式的變遷反映了社會文明的進步。遠古時代，人們認為世間的一切是由超自然的神靈主宰，疾病乃是神靈的懲罰或者是妖魔鬼怪附身，故把患病稱為“得”病，對待疾病則依賴巫術驅兇祛邪，而死亡是“歸天”，是靈魂與軀體分離，被神靈召喚去了。這種把人類的健康與疾病，生與死都歸之于無所不在的神靈，就是人類早期的健康與疾病觀，即神靈主義醫學模式［3］。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人類對世界本質認識的不斷提高，開始認識到世界并非神靈創造，人類疾病也非神靈所為，逐漸形成了自然哲學醫學模式，人類開始以自然哲學理論解釋健康與疾病。如中醫學以《內經》為標志，形成了完整的理論體系，體現以“整體觀念、審證求因、辨證論治”思想為特色，以“天人相應”“陰陽五行學說”為說理工具，以“臟腑經絡理論”“七情致病”等為核心的中醫整體醫學觀，將健康和疾病與外界環境以及心理活動聯系起來進行觀察和思考。“中醫醫學模式”屬于自然哲學醫學模式范疇。15世紀的歐洲文藝復興運動，帶來了社會變革。瓦特發明了蒸氣機，使機械生產代替了手工生產，掀起了產業革命的浪潮。頓時，機器似乎成了無所不在、無所不能的神。那時起主導和進步作用的哲學思想也與機器分不開，這便是機械唯物主義。在“機械文化”的影響下，盛行著以機械運動解釋一切生命活動的觀點，如把人體看成是由許多零件組成的復雜機器，心臟是水泵，血管是水管，四肢活動是杠桿，飲食是給機器補充燃料，大腦是這架“機器”的操縱盤，等等。法國醫生拉馬特利編著《人是機器》一書，認為人是一架自己發動自己的機器，體溫推動它，食物支持它，疾病是因機器某部分失靈，需要修補完善。這種以機械論的觀點和方法來觀察與解決健康與疾病問題的狀況，在當時是一種普遍傾向，這就是機械論醫學模式。從18世紀下葉到19世紀，自然科學領域涌現出一系列重大發現。顯微鏡的發明，創立了細胞學說；進化論和能量守恒定律的發現，動搖了形而上學、機械唯物論的自然觀；工業化、都市化導致的傳染病問題日益突出，推動了細菌學的發展，人們不僅發現了細菌的存在，而且通過培養基認識了一些使人致病的細菌；與此同時，一些醫學基礎學科，如生理學、病理學、寄生蟲學、藥理學、免疫學等都在蓬勃發展。生物學的長足進步，促使人們開始運用生物醫學的觀點認識生命、健康與疾病。關于健康與疾病的認識，拋開人的社會屬性，而把人作為生物學的人體，認為健康是宿主（人體）、環境與病因3者之間動態平衡，這種平衡被破壞便發生疾病。這種以維持生態平衡的醫學觀所形成的醫學模式，即生物醫學模式。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醫學科學有了更大的進步，一些由生物因子（細菌、病毒、寄生蟲）所致的疾病已被控制，而另一類疾病，如心腦血管疾病、腫瘤、精神病等，已成為人類健康的主要危害。同時，人們還驚訝地發現，曾經為人類健康作出過重大貢獻的生物醫學模式，在這些疾病面前顯得束手無策。因為這類疾病的發生原因主要不是生物學因素，而是社會因素或（和）心理因素所致。（這個問題，中醫學早在《內經》時代，就說得很清楚了，而現代醫學直到今天才剛剛認識到。）于是，20世紀70年代，WTO提出了綜合生理、心理和社會因素對人類健康與疾病影響的醫學觀，這就是現代整體醫學模式，即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

從醫學模式變化發展的趨勢上看，它在迂回曲折中朝著科學、理性和綜合方向發展。從神靈主義醫學模式、自然哲學醫學模式向近代生物醫學模式發展，是向科學方向發展。從近代生物醫學模式向現代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的發展則是向整體醫學模式方向發展。

2 中醫醫學模式的特色

《內經》構建了中醫學的理論體系的基礎，同時也確立了中醫醫學模式的基本精神。因此中醫學模式構筑于中國傳統文化的自然觀及其方法論之上，反映了中醫在觀察、分析和處理人的生命、健康和疾病的過程中的基本觀點和方法。其特色地體現在：①“天人合一”“形神合一”的健康觀：中醫學對健康的認識，強調人與自然和社會環境(天)3者處于和諧狀態，謂之“天人合一”。同時更強調人體本身(形)與神志功能(神)要處于和諧統一的狀態，謂之“形神合一”。如此，人就是健康的。《素問·上古天真論》記載：“恬淡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②邪正交爭、陰陽失調的疾病觀：健康的人，“天人合一”“形神合一”，中醫稱之為“正氣”，致病邪氣作用于人體，形成了“邪正交爭”的局面，正邪這對矛盾可通過機體自身的調控，正能勝邪，則維持著健康狀態，即《素問·刺法論》：“正氣存內，邪不可干”“邪之所湊，其氣必虛”，在正不勝邪的條件下，打亂了天人、形神的和諧狀態，人體就會患病。《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云：“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中醫學認為，生命運動的過程是陰氣和陽氣相互運動變化的過程，健康意味著人體陰陽處于動態平衡狀態，謂之“陰平陽秘，精神乃治”。 一旦邪正交爭的結果使陰陽處于失衡狀態，即陰陽失調，人體就會患病。中醫在認識和治療疾病上，自古秉承“謹察陰陽之所在而調之，以平為期”的祖訓，道理就在于此。③治病求本、未病先防、既病防變的防治觀：“治病求本”，就是尋找出疾病的根本機制即“陰陽失調”而治療。在此前提下，治和防如何處理呢？中醫強調“未病先防、既病防變”的防治觀。《素問·上古天真論》記載：“恬淡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素問·疏五過論》曰：“圣人之治病，必知天地陰陽，四時經紀，五臟六腑雌雄表里，刺灸貶石，毒藥所主，從容人事，以明經道。貧富貴賤，各異品理，問年少長，勇怯之理，審于分部，知病卒始，八正九候。”如此則“診必副矣。”

在醫學模式轉變過程中，人們發現，中醫醫學模式在內容上較之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更加豐富和全面，包含了作為完整的人的健康和疾病的各個基本方面，對現代醫學由生物醫學模式向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轉變，促進中西醫學共同進步，具有重要的科學價值與指導意義。

首先，從研究對象［6］上講，雖然都把具有精神、心理及社會因素把人作為醫學模式的核心。但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則側重于生物物質形態(空間結構)及由此形態負載的功能研究；中醫學自古以來就秉承天人合一、形神合一的健康觀，它所治療的對象是打亂了天人、形神的和諧狀態的“陰陽失調”的人，防治疾病一貫重視人的精神、心理及社會因素。而且，中醫學理解的“生命”，比“生物”更深刻，中醫研討人的生命活動機制，側重于功能過程，涉及健康、疾病的深層本質。它是一個以病人為中心取代以疾病為中心的醫學模式；是以促進健康，防止疾病，提高生活質量為宗旨，代替以單純防治疾病為目標的醫學模式；是一種從人們生前到死后持續性照顧，而非斷續性的只在患病期間治療的醫學模式。

其次，從醫學模式的基本特征［7］上講，兩種模式都強調人的疾病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中醫學在幾千年的醫療實踐，一直把人置于天地之間，放于社會之內，把人作為自然、社會中的一員。《素問·寶命全形論》曰：“人以天地之氣生，四時之法成”“人與天地相參，與日月相應也。”由于人生活在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形神活動不可避免地受到環境（包括自然和社會）的影響。因此，置人于自然、社會環境的變化之中，以分析其機能狀態，并結合其所在的環境變化，因人因時因地制宜，強調個性化治療，這也是中醫學精髓所在。

再次，從考察視角上看，中醫學從綜合角度考察疾病，重視人體各要素之間的相互關系和功能活動。“整體觀念、辨證論治”思想貫穿認識和治療疾病全過程。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則以系統思維的方式，把研究對象作為一個系統整體，把人的健康和疾病置于生物、心理和社會因素三維結構中考察。對“環境”的認識［7］，中醫醫學模式認為環境包括自然、社會兩大環境及其統一，而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只標明社會對人類健康的影響，顯然，“環境”比“社會”更全面。

3 小結

本文通過對人類醫學模式的歷史變遷過程的探討、中醫整體醫學模式與現代醫學的生物-心理-社會模式的對比分析，揭示了中醫學整體模式以其豐富和全面的內涵而獨具前瞻性，其科學價值與現實意義至今仍具先進性，是西方醫學模式的轉型中追求的目標。重新審視中醫醫學模式的科學價值與特色，對探索如何發展中醫學具有重要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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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戶明和.從醫學模式的轉變看中醫藥發展前景［J］.中醫藥管理雜志.2006，14(3)：41.

篇6

這些命題的提出，都離不開當前語境下中醫學發展的需要，看似高妙空玄，實則很接地氣。提出這些命題的根本性原因在于，如何正確理解中醫，在西方文化占據主流地位的現代社會已經變得十分不易。相對于另外 4 個命題，中醫原創思維更具有基礎性，一旦研究到位，不僅有助于合理說明其他命題的內涵，而且還可以發揮消除存在已久的中醫異化與分化的積極作用。從字面而言，中醫原創思維的說法較為寬泛模糊、學理性較弱，為方便系統深入探討，本文采用“中醫原創思維模式”的提法，這樣可以提高命題的剛性，增強論證的強度。由于命題本身復雜，需要首先明確如下 3 個問題，以作為全面研究的基石。

 

1 何謂中醫原創思維模式

 

首先需要對“中醫”、“原創”、“思維”和“模式”做出符合命題本意的說明，不可望文生義地隨意發揮。這里所說的中醫，其主體是狹義的，是在漢文化背景下生成、發展、演化而來的醫學知識體系，不包括藏醫學、蒙醫學、維醫學、回醫學等廣義中醫學范疇的民族醫學，因為不同醫學體系的文化背景與實踐環境有所不同，若不加區分，勢必造成新的混亂。

 

原創也有 2 種不同的理解，一種是基于醫者個體實踐的，不同于傳統，也有異于同時代其他醫者的個性化創造; 另一種則是基于中醫傳統整體的、不同于其他醫學體系的差異化創造，后一種理解符合命題本意。思維在此處的含義不是局限于嚴格意義的概念、判斷、推理范圍內的形式邏輯，而是綜合性的認識過程，更接近于“認識論”和“認知”。模式不是對一種或一類具體中醫學認知方法的說明，而是對中醫學知識積累中帶有共性的普適規范的概括。

 

在上述 4 個概念中，最重要且爭論最多的是模式，共有 3 種代表性意見: 一種認為中醫不存在模式，只有靈活機動、因時隨勢的各種方法，充其量可以說是方法體系; 另一種主張模式在中醫學中存在多種形式，是一系列類似武術套路的程式，屬于技術范疇; 第 3 種觀點認為中醫學盡管個性化色彩較為明顯，看起來缺少一個共同的標準化基礎，但實則形散神不散，共同的基礎其實是存在的。如同風箏在天空中看似隨意飛舞，但有一條線始終掌握在操控者手中，只是這條線是柔性的，不是一條剛性的鐵絲罷了。

 

筆者傾向于第 3 種意見，也曾經思索過為何中醫學的標準是柔性的，而非西醫那樣的剛性標準。與中醫放風箏模式相比，西醫的模式可以看做牽引式航空模型，它有兩個特點，其一牽引線是鐵絲，其二它靠自身動力，不受環境中風的影響。顯然，盡管風箏與航模的運動形式不同，但兩者間的共性是存在的，一方面都是飛行器，另一方面都受人操控。兩者間的差異也是明顯的，風箏的動力由環境風力提供，故受環境影響較大，而航模動力則由自帶的發動機提供，受環境風力影響較小。所以結論是，兩者本性相同，都是由人操控的飛行器，但類型不同，一種是環境動力型，另一種是自身動力型，故技術標準不同，前者是柔性棉線，后者則是剛性鐵絲。

 

中西醫也可如此類比，功能相同，類型不同，差異的根源在于中醫建立在自然主義文化基礎之上，而西醫則建立在技術主義文化基礎之上。

 

可見，模式的基本特征是共性規范，不是個性表現。中醫的存在形式有兩個，一個是文獻知識，一個是職業實踐。如果沒有共同的標準，這些文獻將無法組織成為體系，供人們學習與傳承; 如果缺少公認的規范，中醫也無法以職業形態存在于現代社會，得到患者的信任與選擇。因此，問題不是中醫有無模式，而是存在一個什么樣的模式。中醫自身成長在自然主義傳統文化環境中，模式意識不強，經驗、多元傾向明顯，因此沒有強烈的標準與規范需求。

 

在以西醫為主導的技術主義文化氛圍中，標準與規范成為不可缺少的東西。如同道教遇到佛教后，為適應社會需求，將自己也規范為相似模式一樣，這是一種面對強勢文明的自我發現與調整的行為，是自然而然的過程。但要注意在形式上可以借鑒，在內容上不可異化，否則道教也就成了佛教。馮友蘭用“新瓶裝舊酒”對這種文化更新活動做出了適當的方法論說明，既生動又準確。中醫可以按照這樣的原則說明自己的模式，并要意識到這種說明是必要的，是對發展中醫有利的，不要覺得委屈，也不能自覺或不自覺地異化。

 

2 為什么要研究中醫原創思維模式

 

百年來，在西學東漸之風的強勁沖擊下，中國文化整體衰落了。尤其是其中的自然國學部分更是損失慘重，到目前為止，曾經獨領世界學術數千年的天學、地學、農學、工學、算學、兵學等學科成體系地被西方科學替換，惟有中醫學一支僅存。但在西方近代還原論科學的大環境中，整體論的中醫學處境艱難，不斷受到來自各個方面、形形的不合理質疑，或者不斷邊緣化到民間領地，或者在體制內被迫異化以適應狹義的還原論科學規范。久而久之，不僅中醫學的學術和實踐功力弱化，而且漸漸迷失自我，失去明確的方向和學科的立身之本。通過對中醫原創思維模式的揭示，重新找到自己的文化之根，是中醫學生存與發展的首要之務。

 

中醫原創思維模式是否存在的問題，關系到對中醫學知識的屬性定位，而中醫原創思維模式的特征說明，則涉及對中醫學知識類型的定性。如果認定存在一個中醫原創思維模式，那么就可以合乎邏輯地認為中醫學是有理論體系框架與方法論支撐的、高質量的知識系統，而非沒有內在聯系的、難以傳承的經驗性知識碎片。而進一步對中醫原創思維模式的特征說明，則可以凸顯中醫學知識的獨特性，強調其主體性，在弱勢情況下有效捍衛自己的合理性、合法性與創造性，從而增強行業內的信心和公眾的信任，有力地推動中醫學的學術建設與社會健康服務。

 

一個直接的重要結果，就是對長期以來糾纏不休的中醫科學性問題給出清晰的回答，即中醫學是探索生命活動機制與疾病防治規律的科學，雖然與西醫的還原論模式不同，但依然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是與還原論科學等價的整體論科學類型。兩者各有其長，也各有其短，適用范圍有差異，應該互補、而非互斥。

 

中醫學有其整體論模式的自身發展規律，不可以用還原論模式改造，那樣勢必導致毀滅性后果。中醫學自身的規律集中體現在它獨特的、以“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為基礎的方法論上，而其中的核心便是原創思維模式。中醫學是與時俱進的科學，為了更好地適應環境變化，不斷完善自我，現代化是必要的，但不能在方法上將中醫學的臨床診療與病理學命題建立在西醫以細胞、分子、線性關系為標志的還原論生理學基礎之上，那將導致全面的異化。而應在系統、信息、非線性這些與傳統中醫學理論通約的復雜性科學的相互作用中，找到中醫學在現代大科學環境中的恰當位置。這樣不僅可以強有力地促進中醫學自身的發展，擺脫被動、孤立的處境，而且能夠推動新的廣義科學觀的建立與深化，可能發揮引領科學新一輪變革的積極作用。

 

3 如何研究中醫原創思維模式

 

從這里開始涉及中醫原創思維模式研究的角度及核心問題，總體而言，宜在醫學、哲學、史學 3 個角度展開討論。醫學角度的核心問題有兩個: 一個是中西醫的思維模式有何不同? 另一個是為什么中醫界認識問題的個性化傾向如此明顯，以致難以找到普適規范的基礎? 哲學角度的核心問題也有兩個:中醫原創思維模式的認識論基礎在中國哲學中如何體現? 以及如何理解中醫原創思維模式的一般形式? 史學角度的核心問題還是兩個: 中醫原創思維模式在歷史上是穩定存在的，還是動態變化的? 在西方醫學傳統中有否類似中醫原創思維模式的相應形態，如果有，它與中醫學的關系如何?

 

在對這些問題的探討中，會自然而然地找到適當的研究方法，因為方法不是僵死的，而是伴隨問題而生的。可以不夸張地說，問題是一切研究工作的靈魂與原動力。

 

比較中西醫的思維模式，需要確定相同的時間截面，這里所說的中西醫是當下并存于世的兩個醫學體系，而非過去的兩者。概括而言，西醫的思維模式是還原論，中醫則是整體論。還原論的觀念基礎是“天人兩分”，觀察視角為“實體本體”，研究對象為“局部結構”，分析方法是“主客相分”; 而整體論的觀念基礎則是“天人合一”，觀察視角為“關系本體”，研究對象為“整體信息”，分析方法是“主客合一”。與還原論模式相配合的文字組織體系是形式邏輯，包括概念、判斷、推理等環節，基本特點是清晰、抽象、線性、剛性與排中; 而與整體論模式相配合的文字組織體系是辯證邏輯，也包括概念、判斷、推理等環節，基本特點是模糊、意象、非線性、柔性與守中。正是因為整體論模式的辯證邏輯特點，采用此模式的中醫學個性化色彩明顯，規范性基礎不強。

 

這里導致非均一性的關鍵因素有兩個，一個是環境，一個是心理。西醫知識的起點，近代以來以實驗室為主，作為研究對象的細胞系和實驗動物可通過近交系培育實現均一化，但中醫學知識的起點則是臨床人體，無法均一化，因此個性化診療無可避免。個體性最突出的便是患者的心理特征以及具體的自然與社會環境，最終中醫的特長所在也就是如何最大限度地發揮心理與環境動力的醫療作用了。

 

認識到這一點，便可以在現代社會的文化與技術環境中建立適合中醫的規范，其要點是 “彈性”，即剛性(共性) 要素一半，柔性(個體) 要素一半。既不像西醫那樣過度排除個性化因素的剛性“鉛球”規范，也避免傳統中醫過度強調個性化因素的柔性“面團”規范，建立一個既能體現現代社會的普適規范要求，也能保留傳統中醫個體化診療優勢的彈性“皮球”規范。皮球的優勢便是兼備了鉛球的常態固形，以及面團的動態變形的雙重特性。

 

有學者主張在中醫原創思維模式研究中務必區分中醫與中國哲學，其實這是不必要也是不可能的。

 

因為在傳統的學問中，哲學與科學是無法分割的，而在現代科學環境中，像思維模式這樣的方法論問題，往往屬于科學哲學范疇，更是不能分開。因此，要找中醫原創思維模式的認識論基礎只能到中國哲學中去。認識論是一個既復雜又簡單的問題，如同人的兩只手，或者是左撇子，或者是右撇子。那么紛繁的人類認識活動，說到底基本類型也不外乎“天人相分”和“天人合一”這兩個。

 

中國哲學中這兩型均有，但后者是主流類型。西方哲學中也有這兩型，與中國哲學相反，主流類型是前者。天人合一便是中醫原創思維模式的認識論基礎在中國哲學中的體現，也是其自身的邏輯起點。從這個起點出發，可以引申出中醫原創思維模式的一般形式，包括視角、對象、方法三個要素。目前已經形成分別從中國哲學和中醫學角度提出的兩個對中醫原創思維模式的一般形式表述，即劉長林的“以時為正”、“道法自然”和“立象盡意”，以及王琦的“形神一體”、“氣為一元”和“取象運數”。兩者之間的對應點在于時空關系中的“重時”與形神關系中的“重神”，本體論中的“自然”與“氣”，認識論中的“意”與“數”。

 

中醫原創思維模式的提法雖新，但其存在卻已十分久遠，至少在《黃帝內經》中已經成型。模式的本質是方法論，它是知識積累過程中的組織者，正是由于它的存在，中醫學知識才會不斷地自組織，在歷史長河中適時強化其理論內核，有效指導臨床實踐，在演化中逐漸完善。除了中醫學知識體系內部的自組織機制，還有兩種外部力量時刻影響著它的發展進程，一個是人類學因素，另一個是社會學因素。

 

人類學因素帶有根本性、源頭性特征，社會學因素則帶有過程性、即時性屬性。可見，人類學因素相對穩定，與常說的“道”接近，和文化精神相通; 而社會學因素則時時變動，與通常意義的“術”吻合，和技術形態一致。由此可見，更多反映觀念與民族氣質的中醫原創思維模式在內涵上是相對穩定的，但其外在表現則會因時隨勢發生對自身有利的嬗變。西醫的歷史相對于中醫較為復雜，它包含了除印度醫學和中國醫學之外的幾乎所有世界上主要的醫學體系，如埃及醫學、美索不達米亞醫學、希臘羅馬醫學、阿拉伯醫學等，這些醫學體系的類型呈多樣性，既有整體論也有還原論，直到文藝復興之后才漸漸凸顯了以還原論為基本模式的近代西醫學風貌。就是在現代，受生物學中實驗生物學與進化生物學兩個傳統的影響，醫學領域依然存在還原論的實驗傳統以及整體論的觀察傳統之別。其中實驗傳統為主流，但伴隨轉化醫學理念的興起，兩個傳統之間的融合已經開始。可見，整體論科學非中醫學所獨有，在西方古已有之，今天也依然存在。至于它是否受到中醫學的影響，則是一個難于簡單回答的問題。

 

近代以前，通過阿拉伯醫學的少量間接影響是有的，直接影響則缺少證據。近代之后可以明確地說幾乎沒有對西醫主流產生什么影響，但對一些非主流醫者則有一些點滴影響。較大的影響始于 1972 年帶來的針灸熱，之后中醫學以替代醫學與補充醫學的身份持續對西醫影響至今，且漸漸深入。較為合理的說法是，中西醫均有整體論與還原論兩種類型，但中醫以整體論為主流，西醫以還原論為主流，兩個醫學體系獨立發展，相互影響不大，兩者的整體論類型表現形式也各有其自身文化與技術特點。

 

參考文獻:

 

[1] 邢玉瑞. 中醫思維方法[M]. 北京: 人民衛生出版社，2010.

 

[2] 馮友蘭. 中國哲學史[M]. 上海: 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

 

[3] 孫關龍，宋正海. 中國傳統文化的瑰寶: 自然國學[M]. 深圳:海天出版社，2012.

 

[4] 潘永祥. 自然科學發展簡史[M].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

 

篇7

任何一種理論要正確反映客觀事物，并將反映的內容準確地表述出來，就必須使思維遵循一定的邏輯規律。中醫理論之所以能在一定程度上正確地反映自然、人體和疾病的本質和規律，就是因為中醫思維遵循了一定的邏輯規律。雖然中醫沒有明確提出邏輯的概念，但卻一直在不自覺地運用著邏輯的思維方法，遍及中醫理論體系、中醫經典著作以及中醫教學等各個方面。因關于邏輯方法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故筆者搜集近十年文獻，作一綜述，以期對廣大中醫工作者的學習和研究提供思路。

1 中醫理論體系中邏輯方法的應用

吳永貴等［1］認為中醫學科學發現和理論構建的邏輯方法，既有通過歸納法發現一般原理，建立理論體系，也有通過類比、想象、提出假設、逐步驗證而形成理論；認為中醫學邏輯方法的基本特征是：①多向性和多面性一體的特征；②辨證思維的特征。任秀玲［2］認為古醫家運用中國先秦邏輯的“應因之術”建構了中醫理論體系。“應之道”指導中醫學認識和發現生命運動的客觀規律，構筑了生理之應、病理之應和天人之應的理論框架。同時作者認為“應因之術”是以客觀事物的實(實體)與形(形象、征跡)為基礎，提出的解決名實如何一致、相符的邏輯方法。

劉喆［3］認為類比推理方法貫穿于經絡學說的形成過程及其應用。認為脈、經、絡的提出，是以類比法為依據的。在經絡生理方面，類比推理方法被用于說明闡釋其功能作用。文末作者綜合地評價了類比法的應用價值，認為類比法在經絡學說的形成和發展中，一方面給予醫家們在理論創新上以重要的指導作用，使經絡理論的產生、發展和完善獲得了形象的基礎，促進了它的形成。

另一方面，它又阻礙了經絡學說的深入研究，使經絡的認識停留于表象。高京宏等［4］通過分析歷代醫家對體質從現象分類到本質分類的認識過程，從初步的現象分類、進一步的歸納分類和深入的本質分類三方面對中醫體質理論中的邏輯思想作了簡要論述。

邢玉瑞等［5］認為類比思維是中醫學廣泛使用的邏輯思維形式，屬于中國傳統文化的范疇。它與形式邏輯學中的類比法并不完全等同，有其顯著的特征與重要的價值。探討了類比思維的概念、推理形式及特點。認為類比思維是指古人受天人合一理念的影響，在對自然界觀察的基礎上，將具有相似或相同特征(即象)的事物劃為類，并在類的基礎之上進行比較、推導，確定不同類間的聯系，使知識在不同類間遷移的一種思維方式。其在中醫理論體系中的運用稱為中醫類比思維；類比思維的基本形式分為比類、類推、比附3種；類比思維具有橫向運動和聯想性的特點。同時還論述了類比思維在建構藏象、經絡理論，推論經脈氣血運行與多少，闡述臟腑功能及陽氣生理等方面的作用。孫雨來［6］認為中醫對于治則、治法的確定，多是利用類比思維，取法自然之理，推入醫學之中，成為醫學之治則、治法。王志紅［7］認為以五行為主線的類比法是中醫學的主要邏輯方法之一。在五行類比的邏輯式中，其結構是：特殊-(五行)-特殊，五行是中介，借此中介過渡，才完成了由此及彼的類比推理。此外，中醫學結合具體的醫學理論及診療經驗，借用五行相生、相克、相乘、相侮的理論類比說明人體的生理、病理，指導診斷及治療，在這些類比的邏輯應用中，都是以五行作為中介而展開的。周唯［8］認為以辨證論治為主的中醫診療活動是一種科學的、理性的實踐活動，邏輯思維是其中普遍存在的思維現象。論述了邏輯思維方法的應用及特點。章新亮［9］認為中醫作為傳統醫學，雖然是通過象形思維來認識事物，但同時中醫之象注入了邏輯思維，由象而進入理性分析。即中醫認識人體的方法是象形的邏輯思維方法。文中從3個方面進行闡述：①物象以形和意構造邏輯思維；②形和意相結合的辨證思維邏輯；③中醫象形觀的邏輯形式，其中分為歸比邏輯和推理邏輯。卓同年等［10］認為中醫歷代以來之所以能夠進行正確的診斷和施治，除了依據長期的經驗效果之外，善于運用成熟的邏輯方法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中醫在長期的臨床實踐中，積極吸收了東西方各類邏輯思想并不斷運用這些邏輯來指導臨床實踐的整個過程，逐漸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邏輯形態。從本質上說，中醫的這些邏輯思想和方法是一種蘊含在各種具體問題之中的應用邏輯，是發展中醫學的重要思維工具。魯兆麟等［11］通過對近代名老中醫醫案的總結，指出其中運用的一般邏輯思維方法為分析、綜合、歸納和演繹。臨床中分析與綜合常結合使用，歸納與演繹也常互用互補。

2 《傷寒論》中邏輯方法的應用

陳寶明［12］認為《傷寒論》之所以能確立祖國醫學完整的辨證論治體系，成為歷代醫家所推祟的不朽之作，正是由于張仲景掌握和運用了正確的思維邏輯方法，從而揭示了六經病證的內在規律。作者從四個方面進行了論述：①六經辨證的歸納演繹法。②六經辨證的分析綜合法。③六經辨證的假說驗證法。其中作者將假說驗證法分為了病因的假說驗證、診斷上的假說驗證、六經病治療的假說驗證、六經病傳變的假說驗證以及六經病預后的假說驗證五點。④六經病的比較分類法。陳瑞春［13］就《傷寒論》中常用的邏輯方法，如比較、分類、分析、綜合、推理等方面做了簡單的歸納整理。王歷等［14］就《傷寒論》中常用的比較法、推理法、分析和綜合法以及歸納法作了初步探討。其中，比較法分為對舉比較法和互參比較法；推理法分為判斷推理法、排除推理法以及試探推理法。鐘玲［15］認為《傷寒論》通過許多條文具體表述了診斷假說的建立和驗證過程。如第56條，就體現了一個診斷假說建立和驗證的3個步驟。

3 《金匱要略》中邏輯方法的應用

宋建平［16］認為《金匱要略》中所涉及的科學邏輯思維方法有取類比象、分析與綜合、歸納與演繹、抽象與具體等，而且這些邏輯方法在中醫學中有著較廣泛的運用，并舉出《金匱要略》中相應的原文逐條進行了論述。趙力維［17］將《金匱要略》中所運用的比較、分析、綜合和歸納等邏輯方法作了簡要論述。文中指出《金匱》一書分別從癥狀、脈象、病機和治療等方面進行了比較，并舉出關于“異病同治”和“同病異治”的原文為例；對于分析和綜合的應用，以《虛勞病篇》為例進行了闡述。

4 《內經》中邏輯方法的應用

史新民［18］認為《內經》中的全息邏輯方法（全息思想：局部顯現的信息是整體的信息的濃縮），以天人相應為基礎，以生命活動的各層次系統為對象，運用陰陽、表里、寒熱、虛實、動靜、剛柔等范疇形成具有自我修補功能的公理系統，從而克服了用靜止的概念把握運動的狀態，用抽象的范疇把握具體生命活動的局限。特別是比類取象、司外揣內、比類別異、慧然獨悟等方法的運用，極大地提高了中醫的思維能力和認識水平，賦予《內經》以無限的生命力。作者從四個方面論述了《內經》全息邏輯方法的特點：①《內經》全息邏輯范疇的具象性；②全息邏輯范疇的對偶性；③全息邏輯的非線性因果思維；④全息邏輯體系的自我修補特點。董尚樸等［19］簡要闡述了歸納、演繹、類比以及驗證在《內經》中的體現。

5 中醫教學中邏輯方法的應用

邢玉瑞［20］從明晰概念、嚴密推理、辨證思維3個環節探討了邏輯方法在中醫教學中的應用情況：①概念的界定與匡正。中醫教材對概念的正確定義重視不夠，常有疏漏之處，如中醫學兩大特點之一的整體觀念，《中醫基礎理論》中沒有明確的定義；②推理方法的應用。中醫學對陽氣的生理功能、節律變化的認識，采用了類比的推理方法，如《素問·生氣通天論》言：“陽氣者，若天與日。”③辨證邏輯方法的應用。如反佐法是《內經》提出的組方配伍方法之一，是針對方劑的主要治療作用與部位趨向，配伍一二味性質、作用相反的藥物，以達到糾偏克弊，或順應四時變化，治不違時的目的，具體應用可分為寒熱反佐、升降反佐、開合反佐、動靜反佐等，反映了中醫辨證思維對立統一的特點。

6 小結

通過大量文獻的搜集和整理，發現對中醫關于邏輯方面的研究還處于起步階段，而其中邏輯方法的研究更是寥寥。透過此綜述可以看出，邏輯方法的研究雖然遍及中醫理論體系、中醫經典著作以及中醫教學等各個方面，但論述多是只言片語，沒有系統地進行深入研究；或者只論述了個別邏輯方法，很不全面，存在諸多問題。邏輯學雖然對中醫來講是一個新概念，中醫學沒有具體講述邏輯學的知識，然而中醫學這個嚴密而完備的理論體系，卻處處體現著邏輯學理念和方法的運用。中醫經典著作作為中醫的根基和靈魂，邏輯方法的運用更是不可或缺的工具。故加強中醫領域內，尤其是經典著作的邏輯方法的研究，已成為新的突破口，同時也為廣大中醫人提高臨床辨證的思維能力，加速自身思維的改造，進行理論創新提供了條件。

參考文獻

［1］ 吳永貴，章滌凡.中醫學的邏輯方法［J］.云南中醫學院學報， 2005， 28(2):3.

［2］ 任秀玲.先秦邏輯的“應因之術”是形成中醫理論體系的重要方法［J］.中國醫藥學報，1998，13(6):15

［3］ 劉 喆.從類比邏輯方法看經絡學說的起源與發展［J］.甘肅中醫學院學報， 1994，11(2):39.

［4］ 高京宏，龔海洋.中醫體質學研究的邏輯思想淺釋［J］.中醫藥學刊， 2005， 23(2):316，335.

［5］ 邢玉瑞.孫雨來類比思維與中醫藏象學說的建構［J］.山東中醫藥大學學報， 2002，26(6):414.

［6］ 孫雨來.類比思維在中醫治則治法中的意義［J］.中醫藥學刊，2003，21(3):370.

［7］ 王志紅.五行類比的邏輯結構［J］.云南中醫學院學報， 1996，19(4):23.

［8］ 周 唯.辨證論治中的邏輯思維應用舉隅［J］.山東中醫藥大學學報， 2003，27(5):335.

［9］ 章新亮.中醫象形觀與邏輯思維淺探［J］.湖北中醫雜志，2003，25(2):6.

［10］ 卓同年，谷培恒. 論中醫臨床思維的邏輯方法及其運用［J］.新疆中醫藥，1999，17(2):1.

［11］ 魯兆麟，楊蕙芝.近代名老中醫臨床思維方法，第1版［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7:172.

［12］ 陳寶明.《傷寒論》六經證治思維邏輯方法初探［J］.大同醫學專科學校學報， 1999，19（4）:27.

［13］ 陳瑞春.陳瑞春論傷寒，第1版［M］.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 1996：28.

［14］ 王 歷，周純杰.《傷寒論》的邏輯方法初探［J］.中醫藥學報， 1988，16(3) :18.

［15］ 鐘 玲.淺談《傷寒論》中的幾個醫學邏輯問題［J］.陜西中醫學院學報，1991，14(3):21.

［16］ 宋建平.《金匱要略》邏輯方法拾隅［J］.國醫論壇， l991，6(6):10.

［17］ 趙力維.《金匱要略》幾個邏輯方法舉隅［J］.吉林中醫藥， 1986，6(2):9.

篇8

【關鍵詞】 中醫學 發展 創新

Abstract： Medical practice is guided by TCM theory，and the staff engaged on that is TCM talents.TCM is of social science，though science and natural science，more of natural science，absolutely not “pseudoscience”.The living environment changes，TCM needs to fit for social development in progress，and the TCM change must be creative.

Key words：TCM;development;creation

近日閱讀了劉力紅教授的著作《思考中醫》，并有幸聆聽了劉教授的講座，獨自靜思，對劉教授的觀點及中醫現狀感觸良多，對中醫的發展有所想法。

1 正確認識中醫

我認為所謂“中醫”是指：在中醫理論指導下的醫療實踐活動，而從事這個過程的人員才是中醫人，可見基礎理論的重要性。目前社會上部分機構和個人，為了某些目的，打著中醫的招牌，掩人耳目，缺乏系統的、正確的中醫理論的依據，參與醫療和科研活動，這類單位和個人其實不是中醫，只是“偽中醫”。

中醫的理論是不是“嚴重落后的”？“是偽科學”？“要求廢除中醫”？那如何評價中醫理論是所謂的“超前的”還是“落后的”？個人認為必須要以歷史發展的觀點來評價，“物質決定意識”這是更古不變的哲學真理，世界上應該不存在超時代的東西，隨著社會的發展、人類的進步，人類對事物的認識一定會進一步加深。

《辭海》對科學的注釋是“運用范疇、定理、定律等思維形式反映現實世界各種現象的本質和規律的知識體系。按研究對象的不同，可分為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思維科學……”故科學存在相對性，科學的基本特征是可以重復的，可以用數字語言來表達，而中醫學是介于社會科學、思維科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更多的傾向于自然科學的，絕對不是“偽科學” ！

2 中醫需要與時俱進

近期經常可以聽到一種聲音“中醫不行”“取締中醫……”這種現象值得深思，目前中醫在醫療服務中所占的比例，從古代的主體到現代的20%左右，其服務功能明顯下降。我國目前中醫、中西醫結合、西醫三種醫療體制并存，但多數領域的醫療水平（包括疾病的防治能力，國民體質及平均壽命等）與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相似的且只采用西醫的其他國家和地區相比沒有優勢。

究其原因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隨著科學的發展、人類的進步，中醫的一部分功能已經被現代醫學所替代，另一方面是“偽中醫”在作梗。負責任的說，中醫是有療效的，只是隨著時空的變化，很多老的內容不適應了，與現代醫學的發展比較相對落后了，目前的中醫學理論大多是幾千年、幾百年前的，中醫理論萌芽、發展、成熟的存在環境與今天相比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具體表現為四個方面：（1）對象改變。古代中國人平均壽命50歲左右，農業社會中生存，農耕體力活動為主，生活節奏慢，飲食結構簡單、自然，生活相對規律，僅以中醫作為單一治療方法；現代中國人平均壽命達到70~80歲，工業社會、信息社會中生存，工作強度大，生活節奏快，壓力大、飲食結構復雜，生活缺乏規律者較多，以西醫作為主要的治療方法。（2）藥材改變。古代的中藥絕大多數為野外自然生長，污染少；現在中藥人工培育為多，很多遭到工業污染，許多藥材已經無條件使用（例如：虎骨、犀角等）。（3）疾病譜改變。古代中醫面對的患者各種疾病均可見，“傷寒”、“溫病”多見；現在面對的患者以代謝病、慢性病、老年病多見。（4）需求改變。古代的求醫者多有“聽天由命”的想法，信息來源單一，信賴醫生，現在的多數患者，不單單治療疾病，對預防保健、改善生活質量有較高要求，信息來源廣泛，醫生信賴度相對降低，循證醫學的理念已深入人心。既然中醫的生存環境變了，中醫不變怎么能適應！

3 中醫需要創新

篇9

some thought on tcm development

guo yong

first hospital affiliated to zhejiang chinese medical university，hangzhou（310006）

abstract： medical practice is guided by tcm theory，and the staff engaged on that is tcm talents.tcm is of social science，though science and natural science，more of natural science，absolutely not “pseudoscience”.the living environment changes，tcm needs to fit for social development in progress，and the tcm change must be creative.

key words：tcm;development;creation

   

近日閱讀了劉力紅教授的著作《思考中醫》，并有幸聆聽了劉教授的講座，獨自靜思，對劉教授的觀點及中醫現狀感觸良多，對中醫的發展有所想法。

1  正確認識中醫

   

我認為所謂“中醫”是指：在中醫理論指導下的醫療實踐活動，而從事這個過程的人員才是中醫人，可見基礎理論的重要性。目前社會上部分機構和個人，為了某些目的，打著中醫的招牌，掩人耳目，缺乏系統的、正確的中醫理論的依據，參與醫療和科研活動，這類單位和個人其實不是中醫，只是“偽中醫”。

   

中醫的理論是不是“嚴重落后的”？“是偽科學”？“要求廢除中醫”？那如何評價中醫理論是所謂的“超前的”還是“落后的”？個人認為必須要以歷史發展的觀點來評價，“物質決定意識”這是更古不變的哲學真理，世界上應該不存在超時代的東西，隨著社會的發展、人類的進步，人類對事物的認識一定會進一步加深。

   

《辭海》對科學的注釋是“運用范疇、定理、定律等思維形式反映現實世界各種現象的本質和規律的知識體系。按研究對象的不同，可分為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思維科學……”故科學存在相對性，科學的基本特征是可以重復的，可以用數字語言來表達，而中醫學是介于社會科學、思維科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更多的傾向于自然科學的，絕對不是“偽科學” ！

2  中醫需要與時俱進

   

近期經常可以聽到一種聲音“中醫不行”“取締中醫……”這種現象值得深思，目前中醫在醫療服務中所占的比例，從古代的主體到現代的20%左右，其服務功能明顯下降。我國目前中醫、中西醫結合、西醫三種醫療體制并存，但多數領域的醫療水平（包括疾病的防治能力，國民體質及平均壽命等）與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相似的且只采用西醫的其他國家和地區相比沒有優勢。

   

究其原因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隨著科學的發展、人類的進步，中醫的一部分功能已經被現代醫學所替代，另一方面是“偽中醫”在作梗。負責任的說，中醫是有療效的，只是隨著時空的變化，很多老的內容不適應了，與現代醫學的發展比較相對落后了，目前的中醫學理論大多是幾千年、幾百年前的，中醫理論萌芽、發展、成熟的存在環境與今天相比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具體表現為四個方面：（1）對象改變。古代中國人平均壽命50歲左右，農業社會中生存，農耕體力活動為主，生活節奏慢，飲食結構簡單、自然，生活相對規律，僅以中醫作為單一治療方法；現代中國人平均壽命達到70~80歲，工業社會、信息社會中生存，工作強度大，生活節奏快，壓力大、飲食結構復雜，生活缺乏規律者較多，以西醫作為主要的治療方法。（2）藥材改變。古代的中藥絕大多數為野外自然生長，污染少；現在中藥人工培育為多，很多遭到工業污染，許多藥材已經無條件使用（例如：虎骨、犀角等）。（3）疾病譜改變。古代中醫面對的患者各種疾病均可見，“傷寒”、“溫病”多見；現在面對的患者以代謝病、慢性病、老年病多見。（4）需求改變。古代的求醫者多有“聽天由命”的想法，信息來源單一，信賴醫生，現在的多數患者，不單單治療疾病，對預防保健、改善生活質量有較高要求，信息來源廣泛，醫生信賴度相對降低，循證醫學的理念已深入人心。既然中醫的生存環境變了，中醫不變怎么能適應！

3  中醫需要創新

   

篇10

從學術演變的歷史看，中醫學術流派大致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早期學派、成熟學派和現代學派。

1 早期學派

《漢書·藝文志》列方技為醫經、經方、房中和神仙四家。“神仙家”為迎合秦漢帝室向往長生的欲望而繁榮，《漢志》載錄《宓戲雜子道》等十家共205卷，按其“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于其外者也。聊以蕩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無怵惕于胸中”［4］1 780的意旨，實在與我們理解的醫學距離甚遠。“房中家”亦不同于今天的“性醫學”，倒是與后世在貴族宦門中秘傳的“房中術”有更多牽連。因此，《漢志》方技四家只有醫經和經方算是醫學。“醫經”一派“原人血脈經絡骨髓陰陽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4］1 776，顯然更關注醫學的基礎，而“經方”一派則徑言“本草石之寒溫，量疾病之淺深”［4］1 778，于臨床有更大的激情，兩派各擅其能，又皆有所短，已是中醫學術流派的雛形。需要注意的是，被后世奉為不刊之典的《黃帝內經》不過是“醫經”之一，自然還不具有后來的權威。隨著時光流轉，醫學的格局發生變化。張仲景撰《傷寒雜病論》，不曾直接提及《漢志》中的任何一家，可見文獻的散佚相當嚴重。張仲景曾“撰用”的《素問》、《九卷》，經過《甲乙經》、《脈經》的征引以及皇甫謐對其與《黃帝內經》關系的明確肯定，大約在魏晉之際成為了醫經派的旗幟。此后，南朝全元起作《素問訓解》，隋代楊上善作《黃帝內經太素》、唐代王冰作《黃帝內經素問注》，醫經派沿著《黃帝內經》的脈絡在充實、提高和趨向精致。

經方與醫經不同，與臨床直接相關的特點決定著它更具有活力，也注定會更加繁榮。《隋書·經籍志》載醫書“二百五十六部，合四千五百一十卷”［5］，其中以“方”為名的約70多種，經方派的繁榮可由此得知，至于2 600卷之巨的《四海類聚方》，更是經方派的盛舉。東晉葛洪是大學問家，曾在《抱樸子》中表示過對醫學的不屑，卻編撰了《肘后百一方》，該書經梁代陶弘景補闕而傳于今，即《肘后備急方》。葛洪萃集醫方，但為救急，因此不講太多的醫學原理，自當是經方一派。孫思邈、王燾多有引用的姚僧垣《集驗方》、陳延之《小品方》等，亦不越此范疇。南北朝的分裂導致了醫學的隔閡，現實的需要卻催促著醫學的進步。方、藥、法、術的不斷積累，以及人們對理論的研究和傳承，醫經與經方在相通而又不同的層面上綿延著彼此的執著，當時的中醫臨床是一種異彩紛呈的景象。

唐代的統一與初唐至盛唐的百年繁榮，為中國醫學的總結、歸納、提高提供了條件。《千金方》和《外臺秘要》不僅是唐代醫學的雙璧聯珠，而且有著相似的特點，即將“方”、“法”統攝于相應的理論之下，其中《備急千金要方》表現得尤為典型。與《肘后備急方》和只能從前代文獻中略窺鱗爪的《集驗方》等相比，《備急千金要方》以論統方，先論后方，方必據理，理以方明，表現出醫經與經方融合的跡象。如果說隋唐以前數百年的醫學還是在相對的艱難中前進的話，初唐至唐代的繁榮與穩定，不僅為醫學的發展創造了更多的機會，也為學術的總結提供了直接的可能性。孫思邈是善能綜合的大家，于醫學有著極大的熱情，并在似乎無意之間開創了醫經與經方兩派互融互通的風氣。如果確認《漢志》四家是學派的概念，那么這種學派傳承到了唐代則出現了融匯的跡象。這種融匯是醫學長期厚重積累的要求，醫學到了唐代已不能滿足于學派在臨床與理論之間進行選擇。醫學是一個從理論到臨床的綜合體系，學術學派則同樣應該是一個由理論和臨床構成的小體系，偏重臨床或偏重理論，反映著醫學的相對幼稚與貧弱。因此，從《漢志》四家到隋唐時期，中醫的學派只能算是早期學派，而《千金方》、《外臺秘要》等綜合性醫著的出現，為宋元及宋元以后成熟學派的蜂起創造了條件。

2 成熟學派

宋遼金元是一個動蕩多戕的時代。宋與遼、金、蒙古的復雜關系，不僅導致戰亂頻仍，而且將中國帶入又一個南北朝的噩夢。戰亂與和平的交錯，人們不能不有更多思考，中國的思想、文化與科學步入了一個相對活躍的時代。北宋時期，醫學積累已相當豐厚，學科分化也已基本完成，臨床手段更加趨于多樣，加之印刷術為醫學文獻提供了傳播條件，醫家們可以不再重復孫思邈“江南諸師秘仲景要方不傳”的惆悵，于是便將更多的關注從尋找方法轉向思考問題。以對《黃帝內經》、《傷寒論》等經典的理解發揮為契機，成無己、龐安時、劉河間、張元素各名其家，由劉河間而荊山浮屠、張子和，由張元素而李東垣、王好古，再由荊山浮屠而羅知悌而朱丹溪，由李東垣而羅天益，學派在綿延中嬗變，醫學在學說的繁榮中進步。“儒之門戶分于宋，醫之門戶分于金元”［6］，宋元醫家不再重復當年醫經與經方的理論與臨床之爭，而是在臨床特色的基礎上探討理論，在理論的指導下發揮臨床特色。他們所爭執的非如醫經和經方那樣是兩個層面的內容，而是在同一個層面展開真正的爭鳴，劉完素與張元素、李東垣與張子和，都能綜合理論與臨床而自成一個相對完整的系統。《素問玄機原病式》、《醫學啟源》、《脾胃論》、《儒門事親》雖各有側重，卻都能綜合理論與臨床，將理法方藥貫串為一個整體。將宋元時期的學派稱為“成熟學派”，依據也在于此。成熟學派的出現，標志著中醫學術的成熟與豐滿，推動著中醫學術的不斷創新。

學術流派表現為動態的過程。溫病學派興起于清代的江浙地區，而其萌芽則在金代的河北河間，其間經歷了蜿蜒曲折的學術傳承，才形成了完整的體系。學術傳承的過程往往伴隨著學術的嬗變。劉河間力倡火熱病機，強調五氣化火和五志化火，其著眼點在于火熱邪氣為患。張子和承襲了劉河間對邪氣的關注，將攻邪論發揮得淋漓盡致，但對火熱似乎缺少了劉河間那樣的激情。在張子和眼中，邪氣是可寒可熱的，未必都是曾引得劉河間高度緊張的火邪與溫熱。到了朱丹溪，火熱仍被關注，但更多的火熱來自人身的相火。劉河間力倡火熱病機，所以要寒涼，張子和緊盯邪氣為患，所以要攻邪，而朱丹溪認為“陽常有余陰常不足”，所以要滋陰，中醫在厚重的歷史積累上進入了一個花團錦簇的時代。

學派產生的根結在于見解不同，不同的見解必當引起爭鳴，學派間的爭鳴既是一種現象，也是學派乃至整個中醫學術發展的動力。張子和為力證攻邪法的正確，對《內經》以下的相關理論不僅爛熟于心，且能融會貫通而出新說。朱丹溪為力證《和劑局方》之誤人，馳騁于理學和醫學兩界而能進退裕如，雖然其將醫學與理學掛鉤顯得有些勉強，但卻著實為理論創新找到了一種方法。

3 現代學派

中醫學術至近代而一大變。西醫的傳入與發展不能不對中醫產生影響，于是中醫學術的整體價值更為人所關注。中西匯通學派應運而生，有關中國醫學的種種思潮紛紛涌現，民國時期廢止中醫的企圖更使得中西醫論爭趨于白熱化。“中西醫匯通”只是輪廓而言，其中各家持論多有不同，實質性的學派活躍在“中西醫匯通”的大潮流之中。但是，歷史上的學術流派并沒有消亡，也不可能消亡，即使顯性的學派傳承關系隱沒不現，但學術本身并不因此而真正消歇，學派學說以相對隱性的形式綿延，并發生著實質性的影響，如《驗方新編》的問世歸于“經方”的遺風，似乎未嘗不可。在當代中醫學術領域，廣泛使用的“補中益氣湯”時時傳達著“胃虛臟腑經絡皆無所受氣而俱病”［7］的信息，而六味地黃丸較之金匱腎氣丸更高的使用幾率，也使得“陽常有余陰常不足”的觀點更容易為人接受。今天，不僅由于中西醫并存而出現了“經典派”、“現代派”和“結合派”［8］這樣的輪廓性學派，當代名老專家基于傳統而融會古今的學術，正在通過師承或私淑形成新的學派傳承關系，并會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學術的傳布，形成新的實質性學派。當代學派具有傳統學派的基本特征，其特色性的經驗、觀點、思想反映著現代條件下中醫學術的創新與進步。

據此，中醫學術流派可以分為“早期學派”、“成熟學派”和“現代學派”三種。早期學派主要完成了中醫學術的漸進式積累，如藥物的發現、方劑的創制、療法的豐富、一般性理論的歸納梳理以及主要學科的分化。宋元醫家在前述過程基本完成、醫學需要新的質變式的發展的情況下，在傳統的框架中開始了爭鳴式的學術探討，并通過著述傳布思想，通過授學培養傳人，以學說、醫著、醫家和傳承關系構成成熟的學術流派。宋元學派較之早期學派要成熟得多，清晰得多，對現代中醫學術的影響也深遠和深刻得多，因而可稱為成熟學派。近代以后，由于西醫傳入的影響，中醫學術發生了較之此前要激烈許多的變化，傳統的學派在綿延，新學派在現當代社會思想文化與科技條件下產生，立足中醫傳統而融會現代科技，成為現代中醫學派形成并發生影響的新特點。名老中醫的特色經驗、觀點、思想既來自傳統，又有所創新，并通過某種更可靠的方式綿延，形成新的學派。“學術流派的形成和涌現是激活理論創新的源頭，學術個性的弘揚是形成理論建樹、造就大師的必要條件，也是促進學術繁榮的時代需求”［9］。因此，研究中醫學術流派，對促進現代條件下的中醫學術進步意義重大。

參考文獻

［1］黃帝內經素問［M］. 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63：58.

［2］張仲景. 傷寒論［M］. 重慶：重慶人民出版社，1955：2.

［3］張子和. 儒門事親［M］. 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4：65.

［4］班固. 漢書［M］. 上海：中華書局，1962.

［5］魏徵. 隋書［M］. 上海：中華書局，1973：1 050.

［6］紀昀. 四庫全書總目［M］. 上海：中華書局，1997：1 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