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文化中的生態智慧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傳統文化中的生態智慧，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一西方“力量型”科學范式的理論溯源及其界限

今天我們提到科學，一般指的是近代西方科學，它起源于希臘的理性科學，重視數學的運用與實驗的檢測，因而也稱為數理實驗科學。［1］西方近代科學既有對希臘理性科學的繼承，同時受西方近代文化觀念的影響，它在某種程度上也偏離了希臘理性科學對自由精神的追求，正如吳國盛先生所言，“近代科學不僅是希臘理性精神的正宗傳人和光大者，作為現代工業社會的奠基者，科學還以其‘效用’服務于意欲‘控制’的人類權力意志。這是近代科學的一個嶄新的維度：力量化、控制化、預測化。”［2］這樣，主體維度的價值訴求加上對物質力量的狂熱追求，構成了近代科學精神的核心部分，也就是尼采所說的強力意志。這種強力意志構成了西方近代文明的主旋律，也造就了西方“力量型”科學范式。

［3］西方“力量型”科學范式雖然在過去幾百年中獲得了飛躍性的發展，二十世紀的科學與技術卻展示了西方“力量型”科學本身的某種界限。20世紀基礎科學的三大成就相對論、量子論和復雜科學的核心思想和結論分別從宇觀、微觀和宏觀尺度證實了西方“力量型”科學的局限性，且這種片面性越來越被人們所認識。

［4］無論是西方科學自身的發展，還是在處理與社會、自然的關系上，西方“力量型”科學范式都面臨著發展的瓶頸問題。和諧的生態覺悟、科學的前沿發展都呼喚一種新的科學范式，而這種新的科學范式的核心思想與東方文明中的生態智慧不謀而合，作為東方文明代表的中國文化與科學將面臨新的歷史機遇與挑戰。

二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生態智慧：“天人和諧”思想對“力量型”科學界限的消融

二十世紀以來，以相對論、量子力學和復雜科學為代表的前沿科學，通過深刻的觀念轉變和理念創新，打破了時空對立等二元對立觀念，演繹了自然宇宙和諧一體的更為純正的科學自由精神。這種情況下，強調和諧一體的中國傳統自然觀，在解釋新的科學思想上，較之西方“力量型”科學所依賴的機械自然觀顯得更加優越。［5］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一些人自然地把他們的目光投向了東方文明，投向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生態智慧，以解決人類面臨的全球科技文化困境。

1儒家文化中的生態智慧：“天人合一”思想的發掘

儒家文化具有十分豐富的內容，它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大主流。儒家文化在中國思想史上曾發揮過重要的作用，對于當代科技的有序發展也有著不容忽視的作用。［6］第一，儒家整體性的思維方式有助于克服西方近代科學的原子論限度。儒家的“天人合一”觀始終把宇宙看作為一個整體，如孟子認為自然之天產生萬物，人和萬物只有一個來源，萬物和人都是其整體的一個組成部分，且彼此相互倚賴。儒家的整體性思維方式反對把人與自然相分割和對立，這有助于消融西方近代科學中還原論、原子論的錯誤理念，有助于構建人與自然和諧共存、協同發展的關系。第二，儒家“天人合一”思想有助于消融近代“力量型”科學范式中的主體外化傾向。在和諧的狀態中求發展，在尊重自然的前提下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是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給予西方“力量型”科學最大的啟迪。如荀子認為自然界和人類社會各有不同分職，只有充分把握好天與人的分職，才能清楚地認識天與人的發展規律，從而更好地認識與改造世界。［7］第三，儒家“天人合一”觀有助于改變西方“力量型”科學的控制論世界圖景。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建立在深厚的倫理道德基礎之上，如孟子主張“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即把愛心從家庭擴展到社會，從社會再擴展到自然萬物，進而使仁愛具有了生態道德的含義。這種崇高的境界引導人類理性地控制物質欲望，并把物欲導向精神的追求與創造，塑造人類“贊天地之化育”的偉懷，即理解、贊美和協助自然界之生生不息，并以這樣的方式發揮人性，而成為天地大自然界的一部分。而西方近現代科學思想認為自然界本質上是一種純粹物的結合，是一幅符合機械力學規律的自然圖景，是一個在人類之外跟人類毫不相干的體系，是人類的能源場與垃圾場，從而培養了人對自然的傲慢感、對于其他物種的優越感。儒家“天人合一”的生態智慧則對自然有一種熱愛、同情、親近之情，認為一切知識本質上都來源于活生生的自然，而不是來自實驗室中的自然切片，強調對自然本身的直接接近。［8］這樣，儒家文化的生態智慧顯然能夠彌補西方“力量型”科學觀念的不足。它警示人類，應該去除在自然面前的自負和傲慢，應該敬畏自然，停止無止境地向自然索取，保持與自然的和諧，才能使科學技術更好地造福于人類。

2道家文化中的生態覺悟：“道法自然”思想的啟迪

道教文化也是華夏母體上土生土長的血脈文化，道家的核心范疇“道”把人類置于自然世界的大系統中，從自然現象推及人類社會的道德行為準則，以及人類對自然界的態度。其思想路徑和特征，與當代復雜性科學的生態趨向是一致的，從而有助于消融西方“力量型”科學范式的界限。［9］首先，道家的“道法自然”生態思想可以為科學提供新的形而上學基礎。老子認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人來源于自然并統一于自然界，人是天地生成的，人與天地的關系是部分與整體的關系，它們相互依賴、相互作用，構成和諧統一的整體。道家文化中的生態智慧與近代西方主客二分的機械論、二元論以及人類中心主義觀念是根本不同的，從而可以為西方“力量型”科學范式提供新的哲學基礎。其次，道家的循“道”而為的價值原則與當代生態科學的價值目標是一致的。老子的“道”具有生態價值的意蘊，就是要求人們的行為要與“道”一致，要與天地萬物一致，尊“道”貴“德”，順應自然，體現在實踐上就是“無為”。當代生態科學十分推崇老子的這一思想，與老子把天地之“道”作為確立人類道德的根據一樣，生態科學的整體論思想、價值觀原則都是以生態系統的自然性質為根據的，主張要對自然過程作出謙卑的默認，讓自然按照自己的節律運行而不要去破壞它。其三，道家的生態哲學與當代21世紀科學追求的最高境界都是人與自然相和諧的生態整體境界。老子的“道”是一種尊重生命和自然的倫理觀，它要求人們的活動尊重天地自然，尊重一切生命，與自然和諧相處，這與生態科學的生態中心主義觀念是十分吻合的，他們共同指向“天人一體”、人與自然和諧統一的生態境界。總之，在生態整體系統中，人不在自然之外，也不在自然之上，而在自然之中。人應當站在生態系統和地球的角度，成為大自然的神經和良知，關心其他生命，維護生態系統的穩定，用自己的實際行動來體現并弘揚大自然的“生生之德”，維持自然界的美麗與和諧。這就是道家中所蘊涵的生態智慧對西方“力量型”科學最大的啟迪，今天我們提出科技生態轉向的理論支撐點也在于此。

西方科學的畸形發展而帶來的一些文化困境，為東方文化發揮作用提供了新的歷史機遇，使人類把目光投向了更為廣闊的人類文化圖式，從儒學、道學等東方文化中尋找生態智慧與啟迪。作為東方文明代表的中國文化，能以其特有的生態智慧和覺悟為西方“力量型”科學突破固有的范式提供有益的催化作用，并以其豐富的文化內涵范導科學應有的氣質，現代科學與蘊涵了東方智慧的儒家、道家文化進行跨文化對話，對于人類超越科技文化困境、邁向澄明之境無疑具有積極意義。

三中國傳統文化中和諧生態智慧的發掘與現代科學體系的建立

二十世紀下半葉以來，許多科學家在“東方神秘主義”與現代物理學之間發現了“驚人的平行之處”，以此為契機展開了東方傳統文化與現代科學之間的跨文化對話。［10］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生態智慧雖然對于克服和糾正西方“力量型”科學的缺陷能夠起到積極作用，但是能否起到主導作用——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生態覺悟推進為一種整個人類文明的生態價值觀和生態世界觀，成功地實現中華科學技術的騰飛，這還取決于中國人對于傳統文化的自覺與超越的程度。二十世紀末以來，在世界范圍內掀起一股復興中國傳統文化的強勁聲浪，其原因之一就是西方“力量型”科學的天人分離思維摸式的弊端日益顯露出來，特別是在復雜科學等前沿領域，因而當代西方科學正經歷著從主客二分轉向主客融合的后現代主義的洗禮。而中國傳統文化和后現代主義有許多相似之處：它們都崇尚天與人的和諧一致、思與詩的交融貫通；都鄙視對外在對象作還原性的分析，而注重對人在其中的世界的情感體驗。因此，西方的一些學者把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生態智慧看成是抵御西方科學工具理性的希望。［11］而對今天的中國人而言，一方面要跟西方發達世界站在一起，憂慮“力量型”科學本身的缺陷；另一方面也要跟不發達世界站在一起，憂慮本民族的傳統文化被不知不覺排除在“體”之外而流于“用”的危險。中國人的“現代化之憂思”，既有西方后現代主義者的“現代性批判”的一面，也有發掘傳統文化的一面，既有后現代的一面，也有前現代的一面。［12］因此，為了徹底擺脫現代化的雙重困境，中國人不僅要發掘傳統文化中的生態覺悟以消融西方近現代科學“工具理性”的界限，更為重要的是在西方科學研究成果的基礎之上，發掘并提煉中國傳統文化中所蘊涵的生態覺悟，建立起與西方科學平行的中國現代科學體系，進而將這種生態智慧推進為整個人類文明的生態價值方法和生態價值觀，而20世紀基礎科學的三大成就相對論、量子論和復雜科學則為中國現代科學體系的建立提供了歷史性機遇。20世紀前沿科學的核心思想與中國科學和文明的生態智慧不謀而合，這些前沿科學領域將成為中國人大顯身手的場所。因此，建立中國特色的東方科學體系是完全可能的，尤其是在系統科學、協同科學、混沌科學以及生態科學等綜合性較強的學科領域。［13］如何將可能訴諸于現實？這還取決于中國傳統科學能否在吸收西方科學精髓的基礎之上，創造性地闡述與發掘中國傳統文化中所蘊涵的生態智慧，從而使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生態智慧成為中國現代科學體系的形而上學基礎！

激活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生態智慧，創造性地闡釋中國科學傳統背后所蘊涵的人文理念，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生態智慧來制約一再跌落的西方科學，是一條十分恢宏而又漫長的道路，但又是一個十分誘惑的思路。一方面對西方而言，他們則有可能獲得突破工具理性這個“座架”的外援——融合中國傳統文化的生態智慧于母文化之中，激活科學自身內在的修復機制；另一方面對于中國而言，提供了民族傳統文化復興與現代科學體系建立的絕佳機會。當中國人真正超越自己文化中的舊傳統之時，就是中國科學技術走向騰飛之日。

參考文獻：

［1］［4］姜巖東方科學與文明的復興［J］自然辯證法研究，2003.8

［2］［12］吳國盛科學與人文［J］中國社會科學，2001.4

［3］吳國盛.何為科學精神［J］百科知識，1998.2

［5］吳國盛20世紀的科技展示了科學本身的某種界限——回顧百年科技

［J］國際經濟評論，1999.Z2

［6］［11］陶渝蘇論作為科學精神生長點的西方思維模式［J］貴州大學學報，1998.1

［7］梅薩羅維，等人類處于轉折點［M］北京：三聯書店出版社，1987.148

［8］吳國盛.反思科學［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23-24

篇2

中國傳統住宅的室內設計，是中華傳統文化的一部分。在國家越發重視對傳統文化的傳承，并大力倡導弘揚傳統文化的今天，我們有必要對中國傳統住宅的室內設計的精髓進行挖掘。中華文化向來有著“天人合一”的理念。在傳統住宅的設計上，包括室內外環境的設計、室內裝飾陳設的設計、設計的選材以及營造的技術1，都無處不在地體現了這一理念。而在生態理念已經日益深入人心的今天，這種“天人合一”的理念，同現代文明中的生態理念又是相得益彰的。所以我們應當積極進行思考，將生態理念同中國傳統住宅的室內設計相結合。中國的傳統住宅經歷了幾千年沉淀形成了最適合中國人居住的住宅環境2，近年來，隨著國家日益重視對傳統文化“軟實力”的挖掘，傳統住宅的設計理念又重新回到人們的生活中。而中華文化的“天人合一”理念又同現代化的生態理念有著諸多共同之處。這正是將生態理念與中國傳統住宅室內設計相結合的著眼點。

一、生態理念與室內裝飾陳設的結合

生態理念下的室內裝飾，一方面要求處處體現出綠色家居的原則。而中國傳統文化也不乏愛護自然，維護生態平衡方面的觀念。如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就是對人與大自然之間的關系的最好詮釋。在過去，人們在進行室內裝飾時，盲目地崇尚西式的華麗風格，卻使用了一些污染性較大的材料和飾品。直到近年來這種誤區才有所改觀。那么我們該怎樣打造一個綠色家居呢？我們可以充分運用綠植、盆栽、盆景、瓶插、山石等多種元素的有機組合，不僅使室內裝飾造型典雅、賞心悅目，而且還能充分發揮出綠色植物在環境保護上所起的效應，使室內排放的二氧化碳等氣體得到有效吸收，為住戶帶來一個節能、環保的居住空間。另一方面，生態理念還要同我國傳統的居住倫理相結合。因為，一個注重居住倫理的家居環境，才能真正意義上使住戶心情舒暢，讓家庭成員之間彼此能和睦相處。住戶心情上的愉悅和家庭成員之間的和睦，本身也是生態家居的另一種體現。因此趨吉避兇、向善懲惡的美好愿望也應當體現于家居室內裝飾的陳設上。所以在室內裝飾的陳設方面，可以設置一些體現出各民族特征的元素。如漢族所推崇的鶴、鹿及靈芝，白族推崇的荷花，以及深受傣族喜愛的大象、孔雀、檳榔等。

二、生態理念與室內外環境的結合

中國傳統文化歷來強調整體觀念，室內外的環境也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形成了一個有機的生態系統。所以從房屋的選址、修建和布局，都無處不在地體現出傳統的整體觀念。這種整體觀念同現代化生態理念的結合，就在于要在室內裝飾中，注重房屋的通風性，注重房屋的內部布置要通透敞亮，不能讓人產生壓抑感。空間和空間之間要相得益彰，并有機地運用檐廊、花窗、隔斷、屏風等設施，讓住宅內外空間清爽、明朗，具有較強的貫通性，給人以溫馨，舒適、宜居的感覺。此外，在室內顏色的布局上，不要盲目追求五光十色的艷麗感，因為這樣的色調常常會給人以刺眼的感覺，時間長了會給人帶來不安全感，顯然是不符合生態理念的。相比之下，采取以樸實、柔和、溫暖為主的色調，就是一種非常人性化的設計。

三、生態理念與室內設計取材的結合

在家具的選擇上，不要盲目地追求高大上，可以選擇一些比較“接地氣”的材料來打造家具。例如，采用竹草來編制凳椅、床龕和陳設裝飾、生活用具就是一個不錯的方案，它使室內充滿濃厚的古典氣息，情趣盎然。并且，這樣的取材具有較強的環保性，可謂物美價廉。在地板的選擇上，可以采用古樸、典雅的木質地板，并同樸實、柔和、溫暖的室內色調相結合，使住宅更加彰顯出傳統文化的韻味。

四、生態理念與傳統民居設計的結合

在家庭住宅的設計上，人們普遍存在著一種返璞歸真的情結。在室內設計中也往往樂于復古和回歸自然，來給自己的心靈營造一個棲居的家園。而受“天人合一”的傳統文化的影響，傳統民居的室內設計歷來都是極其注重生態環保理念的。以人為本的思想，其實早在先人的身上就已經得到踐行了。吸收傳統民居的智慧來進行住宅室內設計，可以有效地對室內設計方案進行升華。比如，通過貫徹可持續發展低碳化設計理念，傳承傳統民居在建造過程中的生態智慧3，并充分利用自然風、自然光、及自然雨水等自然資源，打造低碳住宅的方案，就充分體現出了生態理念與傳統民居設計的結合。

五、生態理念與科技型智能化室內設計的結合

當今社會是一個高科技的社會。通過生態理念與科技型智能化室內設計的結合，本質上是運用現代化科技的手段，來在室內設計中貫徹生態理念。比如，在基于傳統元素的室內設計的基礎上，我們應當盡可能地選擇一些節能型的家居材料，用于室內裝修設計之中，使我們的居住環境更加綠色化、清新化，更加符合可持續發展的原則。

六、生態理念與創新個性化室內設計的結合

“和而不同”是先賢孔夫子倡導的。“和而不同”意味著對個性的尊重和對創意的提倡。體現在室內設計中便在于，我們可以基于生態理念和傳統文化的元素，對設計方案進行創新。以自己獨特的創意，讓室內設計煥發出不一樣的生機。比如，我們可以運用太陽能收集器和光電轉化器，最大化地挖掘出原生能源的利用價值，實現節能減排的目的。同時還可以將熱壓與風壓有機結合、并運用機械輔助等手段，加強室內的通風性等，使住宅內的環境更加健康環保。

七、結語

傳統住宅的室內設計，深刻地體現了中華傳統文化的“天人合一”理念，時至今日仍然在室內設計上具有值得借鑒的價值。而在進入21世紀以來，生態理念日益成為室內設計中一個不可或缺的準則。此時，將傳統文化的“天人合一”理念，同當代的生態理念相結合，成為21世紀室內設計的發展方向，值得我們探討。

作者:王曉梅 單位:邯鄲學院

注釋：

篇3

苗族在其社會發展演變過程中，就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給出了比較科學的詮釋，并形成一套相對穩定的生態知識體系，它對于維系苗族社會生產生活具有重要的意義。隨著時代的變遷以及我國現代化進程步伐的加快，許多苗族傳統文化在這股浪潮中不斷被沖刷、滌蕩、重構，一種相對平衡的傳統社區不斷被打破和建構。當前正值我國城鎮化建設攻堅階段，邊遠少數民族地區首當改革對象，苗族地區也不例外。就目前我國城鎮化建設范式來看，現代科學技術成為城鎮化建設的主要推動力，而傳統智慧不斷被弱化或被邊緣化。任何一種事物的存在必有其特定的功能和意義，苗族傳統生態智慧亦如此，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因此，在構建苗族和諧社區時，應巧借其傳統生態智慧，以確保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持續發展。

一、“現實場域”中的苗族傳統生態智慧具象再現

生態環境是人類賴以生存和可持續發展的前提和基礎。因此，保持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關系事關人類自身的長治久安和永續發展。有著悠久歷史和豐厚文化的苗族，他們在與自然生態和諧互動過程中，形成了一套相對穩定的傳統生態智慧。它在維系苗族社區生活，以及構建良好社區的實踐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就人類與自然之間的依存關系，苗族先民曾給出了比較科學的詮釋。每當苗族人民在砍伐樹木時，注重對山林進行持續性開采，例如他們習慣性將比較古老、高大、結籽多的樹木保護起來。在苗族人民的傳統觀念里，樹是他們的生命原體、精神力量。在現實社會生產生活中，苗族先民就懂得可持續發展理念，他們深知只有把結籽較多的樹木保留下來，才能確保整個山林繁茂不絕，即保存了古樹，則是保留了青山綠水和自然生態的多樣性。因此，在苗族的許多傳統村落里，倘若出現亂砍濫伐的現象，勢必受到苗族民眾的強烈譴責，甚至受到相應的懲罰。苗族的生態意識和生態智慧，主要源于苗族元哲學思想。在苗族先民看來，世間萬物都有生命，任何一種事物的存在都有其理由和功能。他們認為自然界的萬物和人一樣，都同屬一個結構，彼此間具有不可割裂的聯系。所以，苗族人民在與自然互動過程中，習慣性用自己的身心同自然界萬物進行互動，并因此建立了一套相對穩定的“巫術文化”，一些苗族人也成了傳達“神意”的巫者。在苗族的許多文化事項中，只有那些巫者才能讀懂動植物的“話語”內涵及其象征意義。[1]85-88在貴州臺江反排苗族“勾夯詞”中唱道：“地方靠樹遮，樹寨靠人保。”《苗族古歌•楓樹歌》唱到“楓樹是個真好漢，楓樹又有話來說，我長大來遮樹寨，我的樹丫六百尺，我的樹干七百尺，遮蔽江河與山坡，遮護干樹與萬寨。”苗族史詩《種子之屋》唱到“：那古老的楓樹啊，枝丫長又長，樹梢伸到邊邊，枝葉鋪展展，千山可遮陰，萬谷能和涼。那古老的楓樹啊，長得楓樹高又直，樹顛從進松云里，枝葉遮陰了大地。”可見，苗族人民深諳樹對其生存環境的維護的巨大作用，從而對樹產生深深熱愛之情。在歷史發展演變進程中，苗族先民樹立了嚴禁破壞生態的行為觀念，并制定了嚴格的懲罰措施。如苗族的習慣法“議郎詞”里唱到：“封山有樹，封河有魚......哪個亂砍山林，我們就要罰他十二兩銀子，他若不服，要加倍罰到二十四兩到三十六兩。偷人家杉樹，罰銀三兩三，偷人家松樹，罰一兩二，偷人家干柴，輕的罰銀六錢，重的罰銀一兩二。”其目的主要是教育子孫后代，教育他們不要亂砍濫伐，否則承擔嚴重的后果，從而在心理上起到威懾的作用，使年輕人耳濡目染，讓生態保護意識逐漸在他們心中“生根發芽”，這不僅維系苗族生態保護習慣法的生命力，更重要的是，它有利于苗族社會與生態的穩定和平衡。同時也體現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理念。諸如上述例子，在苗族地區比比皆是，就筆者熟知的一些地區而言，如貴州省榕江縣高排苗族在砍伐樹木時，不會將所有的樹砍光，他們常常采用“間伐”的方式；在捕魚的時候，往往采用的工具是漁網、木釣竿、竹絡等，在什么時候捕什么魚，都很有規矩，否則受到眾人的譴責。他們不會采用雷管、炸藥等化學藥品；在狩獵的時候，也有相對的講究，什么季節打哪一種獵物，不該打什么獵物。在電影《滾拉拉的槍》中，曾有一幕，講述的是貴州從江岜沙苗族的喪葬風俗習慣，即當地人在埋葬逝去的死者時，習慣性在死者墳墓上種上樹木，并希望死者保佑樹木茁壯成長，而這些樹木往往成為當地具有靈性的“神樹”。事實上，苗族民眾在整個社會生產生活中恰當的、正確的、友好的處理人與自然的和諧持久關系，符合了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發展理念。在苗族的生態倫理和生態秩序中，始終秉承和踐行人、社會、自然和諧共生的理念，三者相互依存的生命體，這是一個良性依存系統，每一個環節都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無論從哪一個角度來看，苗族的傳統生態文化既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又符合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理念和發展目標。盡管苗族傳統生態文化沒有形成一套相對完整的理論體系，但其對于苗族社區的建設不乏是一種有效的傳統治理資源和建設資源。事實上，苗族的傳統生態智慧與現代科學理念并不相互矛盾，它們都是人們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的理性指導資源，只是各自解決問題的路徑不同而已，兩者對生態環境保護，走可持續發展戰略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傳統與現代博弈互動中的“塌方式”生態失衡

隨著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和演變，人類社會從農業文明進入到工業文明，這是一種全新的文明形態。然而，工業文明在完成自己使命的同時，卻陷入另一種困境中，即人類社會與自然生態的矛盾加劇。在這樣一種情景下，人類急需尋求一種持續性的生存路徑，重新調適人與自然的關系，并努力建構新的，持續性的文明形態，即生態文明社會，這是人類的一種基本訴求趨勢。[2]183-188由此可見，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意識不斷深入人心，生態文明建設逐漸被提到人類社會發展日程。盡管如此，從傳統與現代博弈互動現狀及趨勢來看，不難發現，傳統仍處于劣勢，甚至被邊緣化，尤其是進入20世紀中后期以來。伴隨著物質世界熱火朝天、物欲橫流四起，許多開發商為了滿足個人私欲和追求，以及實現和體現個人的經濟價值，不惜一切代價向四方索取，他們不僅在城市“大展身手”“圖撈一把”，甚至連偏僻的、經濟社會發展相對落后的地方也不放過。不斷將目標轉移到邊遠鄉村，借國家西部大開發政策的實施，流入其中，大撈一把。甚至假借西部大開發的名義，將當地的樹林鋸成木條，然后轉移到現代市場，則變成“金條”，在這股浪潮反復沖擊影響下，素來純真、質樸、慈愛的苗族人民變了樣，他們似乎變得“聰明”了，學習人家的技術，發了“大財”。在開發商的“幫助”下，他們一起“合作和開發”，將當地茂密的森林變成了“金條”，一起變得“富有”。然而，令人心酸的是，山林變成了“光頭”，江河變成“死水”。看到的僅是稀疏的“經濟林”，如橘子樹、蘋果樹、桃樹、楊梅樹等，有的地方甚至將其他種類樹木砍光，單種杉樹以求得經濟利益。就筆者所知的都柳江沿岸一帶的某一苗族村寨，曾經茂林片地，礦產富饒，而今卻迥然不同。開發商仗著自身的“聰明”，利用各種手段說服了當地的苗族人民，于是任其無盡開采、挖掘。就當前社會經濟發展以及人類社會持續發展而言，我們并不反對開發邊遠少數民族地區，只是這種開發路徑讓人擔憂，社區發展境況不容樂觀而已。在經濟高度發展的今天，能有多少人在開發的背后深思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關系，又有多少人真正本著社會良知在進行社會改造。自從有了“外來者”，一些相對穩定的傳統文化皆被打破，曾一度被視為敬仰和敬畏的自然之物，至今已不再感到神圣與畏懼。原本被視為保護“自我”的自然神樹，結果卻倒在自己的刀下，切成“肉片”拿到市場去進行交換。他們甚至自認為自己就是大自然的“主宰者”，一切在他們眼里變得渺小起來。反過來視本民族的傳統文化為封建的、迷信的、落后的文化。類似此例，在一些苗族地區比比皆是。進入21世紀以來，伴隨著國家力量在各民族地區不斷滲入，交通和信息技術不斷被輸送到邊遠少數民族山區，這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少數民族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但與此同時，一些不恰當的做法也對這些地區產生了極大的負面影響。如都柳江邊的G村是一個生態良好、礦產富集、民族文化濃郁的苗族村寨，而且是我國國家二級保護植物古金絲楠木盛產之地。20世紀80年代開始，一些商業工程項目不斷涌入該社區，原有的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破壞。村里富集的銻礦被外來開發商采掘一空，導致水土流失、山體滑坡、水質污染等嚴重問題。村民不僅沒有因為銻礦的開發而富裕起來，反而失去了原有的土地和自然資源，從而導致美好家園的遠逝。在當地苗族民眾意識里，樹象征著生命，尊重自然就是尊重生命。村里那些上千年的歷史的古金絲楠木，被視為神樹，并定期予以祭拜，祈禱村泰民安。然而，近年來該社區的古金絲楠木遭到嚴重的盜伐或破壞。人們似乎陷入了忘始顛終的狀態，在他們內心世界里，古樹不再那么神圣，也不存在任何的神圣感和懼怕感，反而認為這些古樹只不過是一種單純的植物，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一種自然資源而已。因此，一種原有的傳統生態意識和生態智慧，在時代潮流中不斷被沖刷、淡忘；一種相對平衡的傳統社會狀態也因此不斷被打破和重構。所謂的神圣，不斷失去原有的意義和功能，符號只是一種失去真實內容的形式。苗族社區出現“塌方式”的生態失衡，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其歸因是多方面的。就其內因而言，主要源于其生態意識和生態智慧結構性不良所導致；其外因主要表現為外來參與力量和形式過于強勢和多樣，相對傳統的苗族社區也因此發生結構性轉變。在傳統與現代兩者間的博弈互動中，難免會導致一方失衡。因此，正確和客觀的處理兩者間的關系，對于繼承傳統和發展現代都有重要的意義。任何一次人類偉大的創舉都建立在相對傳統的基礎之上，沒有傳統作為根基和依托，一切創新將會難以前進和繼續。苗族傳統生態意識和智慧，是人類與自然和諧相處的一大智慧法寶，它對于人類未來社會的構建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在推動我國現代化進程中，應該權衡一下經濟與生態之間的關系。過去人們一味地向自然界索取，導致生態嚴重失衡，這是一種粗放型經濟發展模式和人類過分表現“自我”的結果，不利于整個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因此，轉變社會生產發展方式，實質上是一種科學的發展路徑和人類完善“自我”的動態過程，它有利于緩解發展與生態之間的矛盾，同時也是人類社會“自我”發展的一種調適。

三、苗族和諧社區構建理念與治理資源

生態環境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人類源于自然界，因而人類行為不能違背自然固有的發展規律。英國著名人類學家雷蒙德•弗思認為，人類并不是消極的住在世界各地，而是改變自然環境的積極因素。換而言之，人類是自然環境改變的一大動因之一。[3]33盡管如此，人類仍然不能擺脫自然法則所設定的行為邊界。在自然界中，人是一個活躍的因素。無論是認識世界，還是改造世界，人類總是優先于動物界其他生命個體。不僅展現人類特有的本能，同時也彰顯人類獨特的生存智慧，這在整個自然界里，其他生命個體是無法比擬的。因此，人類在與自然環境互動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其所扮演的角色極為重要。人類之所以有別于自然界其他生命個體，主要取決于人類“自我”發展的意識和智慧。人類在發展“自我”的過程中，除了從自然界獲取最基本的生存資源以外，同時還懂得珍惜自然、回饋自然，這不僅是一種生態智慧，也是一種和諧共生理念。在現代化背景下，苗族和諧社區的構建，應秉持苗族傳統生態意識和生態智慧，并將其作為一種和諧社區建設資源和治理資源加以運用，在傳統智慧的基礎上尋找創新點和發展點。在現行社會中，經濟指標成了社會進步和發展的重要評判尺度。人們在評判一個社區發展與否時，常以其經濟總量作為依據和參考。這是一個經濟高速發展的社會，經濟指標是人們經常接觸的一種符號。因此，其他符號被弱化也成了一種常態。這種單線的發展模式，并非科學的發展路徑。“唯一”也只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如果把它作為一個絕對的概念來進行“個性化的理解”和運用，那么人們無法想象其所帶來的后果。就像我們的身體機能一樣，需要吸收各種營養成分。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現階段的主攻方向和目標任務主要是改革和發展。因而邊遠民族山區也在這股改革發展浪潮中成為改造和發展的重要對象。長期以來，鄉村社會形成了一套具有一定穩定性的發展理念，即傳統智慧。這種智慧是一個人們共同體或者幾個人們共同體在長期的社會發展演變過程中創造出來的，它不僅是人們的一種生存路徑，同時也是人們與自然生態和諧互動的方式。因此，在改造和發展鄉村社會時，將當地傳統智慧作為一種建設資源和治理資源是十分有意義的。參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建設工程是全國各族人民義不容辭的義務和責任。苗族作為中華民族中的一員，響應并積極參與了國家的建設和發展。除了調動自身參與積極性以外，挖掘和運用自身原有的優勢資源來參與國家建設是十分有必要。能力有大小，參與的形式和力度不一。其中苗族文化中的傳統生態意識和生態智慧對于生態文明建設以及和諧社會的構建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可以將其作為一種建設資源和治理資源加以運用。著名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認為，任何一個物品之所以成為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主要源于其具有滿足人類需求的地方。而人類的需求則是文化產生的動因，人類在創造文化的同時，文化反過來塑造人類本身。[4]16同樣，苗族傳統生態意識和生態智慧是其先民在社會發展演變過程創造出來的文化事項，它是特定歷史背景下，社會發展需要的時代產物，以及歷史長期積淀的結果。它因人類社會需求而生，同時反過來滿足人類社會發展需要，其功能和意義一直隨著時代的變遷而延伸。除了繼承其原本所蘊含的內涵以外，不斷增添不同時代背景下的文化元素，從而不斷豐富其功能和意義，以滿足社會發展需求。在現代化建設過程中，不斷挖掘和深究苗族傳統生態智慧，并巧妙將其運用到現實社會中來。這不僅有助于我國生態文明建設，同時也是一種文化傳承保護路徑。苗族傳統生態智慧本身就是一種文化，任何一種文化都應在運用中傳承，只有在充分運用的基礎上，傳承才會更具實際意義，文化本身才不會失去原有的生命力。以破壞生態環境為代價的純粹性經濟開發，將會導致整個生態失衡，不利于人類的可持續發展。在經濟高度發展的今天，不能單方面發展，應該秉持統籌兼顧，并秉持和諧共生的思想和精神。苗族社區的發展，均離不開各種國家力量及社會參與。借力，事實上是一項智慧工程，如何借助各種力量來加強苗族地區社會經濟建設，這是一道難題。權衡好各方面的參與形式和力度事關苗族地區的長治久安和可持續發展。“一刀切”或“單線”發展都是不可取的，尤其是對待生態和經濟的態度，倘若一味地追求經濟指標，則會導致生態失衡，不利于可持續發展，從而違背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共生理念。自古以來，自然環境與人類社會發展密不可分，倘若孤立的追求經濟增長，必將導致生態破壞，以及引發生態危機；同樣，若是一味地、片面地追求生態持續，則不能解決人類生存的基本經濟訴求。簡單來說，生態的持續優化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前提，經濟持續發展則是人類社會存在的基礎，以及生態持續向好的重要手段，而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才是人類社會的目標。[5]41-48因此，在發展過程中一定要權衡發展與生態的利害關系。現代化背景下苗族和諧社區的構建，應秉持和諧共生與可持續發展理念。在充分調動現代化科學技術參與苗族社區建設的同時，巧借苗族傳統智慧作為一種建設資源和治理資源是十分有必要的。

苗族傳統生態智慧，是其先民與自然環境長期互動的結晶，它在整個苗族社會發展歷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隨著對苗族地區的開發，一些不適當的行為和做法，在促進苗族地區經濟發展和提高苗族地區生活水平的同時，使苗族傳統生態智慧失去了發揮作用的基礎，極大地破壞了當地的生態環境，從而導致了苗族地區嚴重的生態危機。這不僅成為苗族地區可持續發展的障礙，甚至對所有少數民族地區乃至整個國家造成了很大的負面影響。因此，現代化背景下和諧社區建設，應統籌兼顧傳統生態智慧和現代科學技術，并將其作為一種和諧社區建設資源和治理資源加以運用，在傳統智慧的基礎上尋找創新點和發展點。

作者:肖金香 包龍源 單位:貴州民族大學

參考文獻：

[1]麻勇斌.苗族村寨選址的生態智慧與歷史情結[J].貴州社會科學，2011(10).

[2]杜超.生態文明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生態智慧[J].江西社會科學，2008(5).

篇4

傳統文化的教育價值

中國文化博大精深、虛懷有容，其中包含的仁義忠恕、剛毅有為、博文明允、明道濟世的人格理想，天人合一的自然觀，和而不同的矛盾觀，貴和尚中的處世觀、智識通變的發展觀無不體現著寬厚仁和的氣度，濟世明理的責任，厚德載物的胸懷，奮發向上的擔當，自強不息的毅力。中國儒釋道經典作品是承載中華文化的重要載體，通過對經典的闡釋和學習無疑可以幫助國人維系文化認同、堅守文化自覺，提高道德境界，完善人格修養。

形成堅韌意志。剛毅有為、百折不撓的執著毅力中華民族生而有之，《周易》有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孔子也曾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我國古代的神話傳說如《女媧補天》、《后羿射日》、《精衛填海》、《夸父逐日》、《大禹治水》、《愚公移山》不體現抱定宗旨、堅韌不拔、鍥而不舍、百折不系募嵋閎瘸潰磺原“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李白“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滄海”呈現了挫敗面前不屈不撓、義無反顧的豪邁情懷。學習中國文化經典，時時處處可見志存高遠、矢志不渝的形象和訓誡，勢必對讀者堅韌意志的形成起到濡化和引領的作用。

增強理性思辨。中國傳統文化中彰顯出的智慧具有強烈的理性思辨色彩。以先秦為例，譬如儒家崇尚理性，道家崇尚思辨，墨家注重探究，名家注重邏輯。

道家思想中蘊含的深刻哲理、辯證思辨、逆向批判賦予我國古典哲學以理性思辨色彩。老子“道法自然”、“虛靜無為”等思想以清醒的理性態度參悟自然、了悟人生，思想中充滿了自然而為的氣度和樸素而不失智慧的思辨理性。

墨家學派注重對自然領域和社會領域的觀察與探究，不僅觀照自然萬物，而且對生活中的技藝和現象也卓有研究，在數學、力學、光學、經濟學、心理學方面都有建樹。

名家思想有鮮明的邏輯學傾向，注重界定概念的內涵與外延，劃分概念類別，分析概念之間的關系，內容涉及概念、判斷、推理等邏輯研究，具有思辨哲學特征。

培養博雅精神。在中國古代，通常八歲入小學，學習“灑掃應對進退、禮樂射御書數”等文化基礎知識和禮節；十五歲入大學，學習倫理、政治、哲學等“窮理正心，修己治人”的學問。自古以來，我國教育的目標就在于培養德才兼備、具有廣博學識、通融識見和高度社會責任感的通達之人。《易經》有“君子多識前言往行”，《淮南子》有“通智德而不勞”，《中庸》指出學人應“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論衡》有“通人胸中懷百家之言”，“博覽古今為通人”，“讀書千篇以上，萬卷以下，弘揚雅言，審定文牘，以教授為師者，通人也”的訓誡。

中國古代人文精神中，“博”“雅”并舉是較為完善的人生境界。“博”指向外，是不斷拓展，通自然人為，曉古今之事，博學多識，通情達理，兼備多種才能；“雅”指向內，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養身心，塑造高雅品格。

闡釋尺度

曾經指出“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作為其核心的思想文化的形成和發展，大體經歷了中國先秦諸子百家爭鳴、兩漢經學興盛、魏晉南北朝玄學流行、隋唐儒釋道并立、宋明理學發展等幾個歷史時期。”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闡釋應把握好歷史、現代和辯證尺度。

歷史尺度。對我國傳統文化經典的研究和闡釋不應道聽途說、人云亦云，以免引起以訛傳訛的誤讀誤解，正確的態度是以史為據，認真研讀原典，從歷史和思想淵源著手，運用中、西闡釋學方法，視通萬里、思接千載，對文化原點做深入細致地思考和研討。譬如，通過深入研讀四書五經，把握儒家的思想智慧，并遵循歷史脈絡考察儒學的興起、兩漢儒學獨尊、宋明儒學復興、現代新儒家，以縱橫交錯的時空維度衡量和解讀原典。

現代尺度。中國傳統思想和學說都是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的，順應中國社會發展和時代前進的要求而不斷發展更新的，因而具有長久的生命力。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蘊藏著解決當代人類面臨的難題的重要啟示，譬如“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天下為公”、“大同世界”、“自強不息”、“厚德載物”。

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豐富哲學思想、人文精神、道德理念等充滿哲理，飽含智慧，能夠為個人和群體解決當下問題提供有益的啟發和借鑒。當前，解讀傳統文化經典應引入全球化視角，做現代性解析，做到以古鑒今，推陳出新。

辯證尺度。由于時代的差距和歷史的局限性，傳統文化經典中難免出現一些陳舊過時、不合當代時宜的思想和觀念，這就要求我們保有正確態度，結合新的實踐和時代要求進行正確取舍，而不能一股腦兒都拿到今天來照套照用，應革除流弊，有鑒別的對待、有揚棄的繼承，去粗取精，結合當前語境，結合時代特征，努力實現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使之與現實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務以文化人的時代任務。

解讀方法

篇5

阿拉善盟旅游資源得天獨厚，境內著名的巴丹吉林沙漠以世界最高沙山、最大響沙區、最密集的沙漠湖群構成世界級的沙漠奇觀，為發展觀光旅游、探險旅游、生態旅游和高科技旅游提供了廣闊的前景，被譽為“中國秘境”。阿拉善盟境內分布著巴丹吉林、騰格里和烏蘭布和三大沙漠，自然景觀獨特鮮明，在眾多的旅游資源中，沙漠無疑是阿拉善盟最具優勢的資源之一。這些背景、數據都充分說明沙漠生態旅游已經成為推動阿拉善盟經濟發展的重要增長點。中央電視臺中視體育總經理鄭夢暉認為，發展沙漠旅游雖不是立竿見影的事，但卻是最接地氣，最直接富民的一項產業，對地區發展影響深遠。因此筆者針對沙漠生態旅游的宣傳營銷提出自己的思考，為發展沙漠生態旅游宣傳提供一些參考。

一、在國內外媒體加大宣傳營銷、通過國家、自治區等主流媒體，擴大阿拉善盟沙漠生態旅游品牌的知名度和影響力

阿拉善盟要加強央視等主流媒體的宣傳，與自治區聯合開展“蒼天圣地阿拉善”旅游宣傳活動，在中央新聞頻道、綜合頻頻道中播出旅游廣告宣傳片，組織參加各類旅游交易博覽會，邀請旅行社、媒體記者采風、踩線。加強區域合作，延伸線路產品，提高阿拉善旅游影響力和知名度。要不斷創新旅游營銷理念，整合阿拉善盟對外宣傳資源，針對阿拉善客源地游客出游方式的散客化及信息獲取方式的網絡化等新特點，通過新華網等首頁鏈接阿拉善盟旅游官方微信、微博公眾平臺等網絡營銷方式，有效拓寬旅游網絡營銷渠道。還利用廣播、電視、報紙等多種傳播形式，大力宣傳沙漠生態游，擴大沙漠生態園區影響力，設立生態區官方網站，發揮電商營銷效應，注重網站的良好維護與及時互動，讓現代信息渠道成為沙漠生態園區與市場聯系與溝通的主渠道，加強營銷策略策劃、包裝，擴大營銷規模。

二、利用新媒體講好阿拉善故事、擴大沙漠生態旅游產品的宣傳與銷售

建設阿拉善智慧旅游網站群、阿拉善智慧旅游APP、多媒體查詢系統、旅游客流動態監測系統、旅游目的地營銷系統等，著重提升阿拉善智慧旅游服務與旅游宣傳水平。積極與大型旅游網站合作，完成阿拉善智慧旅游線上線下宣傳，實現沙漠生態旅游產品的宣傳與銷售。為充分發揮微信宣傳推介快捷、高效的作用，進一步加強區域旅游營銷合作，借助微信公共平臺，互推雙方的旅游產品、重大活動、商養學閑情奇等相關信息、進行宣傳資源置換、聯合開展用戶互動活動，加強客戶營銷，共同加強輿情監測，獲悉用戶反饋時，微信傳播快、形式多、受眾廣、而且它立足于移動互聯網，形成良性互動、優勢互補、互利共贏，使之成為尤為重要的營銷渠道。并且通過微信織網互聯互推，在全國范圍內織網推送阿拉善沙漠生態旅游信息，利用飛機場、火車站、高速路、街面廣告牌等宣傳阿拉善沙漠生態旅游，著名的月亮湖沙漠景區以通過全國部分機場、火車站、地鐵、高速路邊的廣告牌提升了知名度，現已從一個騰格里沙漠中的無名沙海子成為全國的4A級景區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所以說要宣傳好阿拉善盟旅游資源，不斷擴大“蒼天圣地阿拉善”旅游品牌的知名度。

三、借助阿拉善蒙古族傳統文化和旅游節慶、沙漠拓展營等活動的宣傳報道，提升沙漠生態旅游的吸引力

阿拉善是一個少數民族聚集地，蒙古族傳統文化內涵豐富，通過把阿拉善盟打造成國際旅游目的地，要讓蒙古族傳統文化與旅游相結合，得到更好的發展必須要把具有阿拉善特色的元素融入到發展“沙漠生態旅游”的理念當中，通過宣傳報道阿左旗玉?奇石文化旅游節、越野e族阿拉善英雄會、阿右旗巴丹吉林沙漠文化旅游節、額濟納旗國際金秋胡楊生態旅游節、駱駝那達慕、衛拉特文化藝術節等精彩紛呈的節慶活動，達到以節造勢、拓展沙漠生態旅游的知名度。以沙漠體育活動、游覽娛樂、景觀觀賞為主要出發點，在騎駱駝游、徒步穿越、駕車沖浪等傳統項目的基礎上，延伸沙漠足球賽、滑沙、爬沙、拉沙撬等項目的發展。對沙漠旅游活動進行規劃，建設沙漠拓展營地、滑沙場、沙灘體育場、沙灘排球場、沙灘足球場等設施，既滿足年輕人愛好探險，喜歡追求新鮮、刺激黨的遠足露營、野外定向活動，還可以扎帳、露營、野炊，吸引眾多探險、戶外愛好者，達到“磨練意志、陶冶情操、完善人格、熔煉團隊”的目的。

參考文獻：

[1]阿拉善盟：打響“最美沙漠”品牌 構建大旅游格局內蒙古新聞網，15-05-19.

篇6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以來，我國的城市建設得到突飛猛進的發展，但城市風貌趨于雷同，地域特色越來越少，中國文化越來越少，甚至有些新建的城市街道上基本照搬了歐式的、美式的建筑形態，讓街道成了“萬國博覽園”，中國元素蕩然無存。在新的發展時期，應該如何將中國元素與現代人居環境、現代建造工藝及低碳綠色建筑有機結合，讓建筑既滿足現代文明社會的功能需求，又體現中國文化的特色，達到指導城市更新和風貌改造、促進中華文化的傳承和發展的目的，其就成為我國城市未來發展必須要解決的重要課題。

一、基于“生態智慧”建設生態城市

雖然古代并沒有獨立的生態文化，然而我國傳統文化當中“天人一體，道法自然”中提出，道生萬物，尊道貴德的生態倫理思想；天道生生，萬物莫不有的生態價值思想；回歸自然，返璞歸真的生態美學思想等，其對現階段城市風貌生態建設都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生態化的城市風貌是一種全新的發展理念，其已經明顯超越了可持續發展的理念，尋求解決城市當中存在的各式各樣的問題，所以構建生態城市并非是針對城市進行改良，而是針對城市進行生態方面的革命。其不但包含物質環境方面的生態化發展，同時也包含社會文明方面的生態化發展，并且還需要兼顧不同城市化發展需求方面的生態平衡。因此，基于“生態智慧”建設生態城市應當從以下幾個方面來構建城市風貌：基于可持續發展生態文化來進行城市生態建設規劃，注重城市與地區之間的平衡發展，治理城市環境污染、保護城市生態環境、提升資源利用率；城市發展建設應當逐步從傳統觀念轉變為生態發展觀，大力發展生態經濟、循環經濟，嚴格遵循生態工藝方面的原理，培育并發展符合城市實際情況的產品、產業，進一步提升城市的核心競爭力；構建生態城市需要廣大人民群眾的共同參與，各個地區應當積極制定相應的方案，進一步拓展人民群眾參與生態城市發展的途徑；針對城市人居環境的建設不僅要注重自然環境方面的優美宜人，同時還需要重視社會環境方面的和諧文明，在充分吸收借鑒發達國家經驗的同時，結合中國傳統文化來打造城市風貌。

二、基于傳統文化設計城市景觀

傳統文化本身代表的是一個民族本身的生活模式、思想以及不同理念，特別是人類發展歷程中保存的各種符號，其對現代化城市景觀設計產生巨大的影響。針對我國傳統文化符號來說，當中包含更為細致的分類，比如我國傳統吉祥物中包含白虎、玉兔、玄武、朱雀以及龍鳳等，而我國特色圖案符號中包含日、中國結、太極以及祥云等。通過進一步加強傳統文化方面的認知，來與現代化的設計語言進行有效的整合，使其最終形成一個更為符合當前審美需求的設計思想，如此可以進一步激發人們對情感的需求及文化的認同。因此，基于傳統文化的城市景觀設計必須要將一些具有價值的語言符號與傳統文化信息提煉出來，通過與城市景觀進行有效的融合，城市景觀風貌中具有濃厚的傳統文化。從另一個層面來看，對于現代化城市景觀設計來說，針對城市設計規劃的文化主線進行有效的整合，在此基礎上針對傳統文化進行更為深入的提煉，接著利用抽象、簡化的方案，使得傳統文化的內涵得以充分彰顯，以此來滿足人民群眾對城市風貌與傳統文化的需求。從某種意義上來看，基于傳統文化設計城市景觀本身是對城市景觀設計的一種考驗，關鍵在于針對城市文化與傳統文化的結合點進行深入的提煉，使得城市風貌兼具地域文化與傳統文化，發展成一個具有感召力的空間，而正是這種空間所具有的影響力，使得廣大人民群眾能夠更好的傳承與發揚傳統文化。傳統圖案紋樣在現代景觀設計中的運用，就針對于中國悠久的文化傳統而言，其都滲透著較強的圖案魅力。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種圖案藝術的產生與發展，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人類文明的進步與發展，其也是人類智慧的一項重要結晶。例如，萬科第五園當中的噴水池造型，就是通過對我國傳統圖案當中的“回形紋”加以利用，才能形成這種直中見曲的對比效果，這種曲折的造型能夠充分地將水體與水池的軟硬互襯，從而顯得更加意味深長（見圖1）。

三、基于傳統文化設計城市環境

正如上文所述，人文化、民族文化的缺失是我國現代化城市風貌中極為缺乏的內容，最終致使城市規劃建筑單一，呈現為西化的特征，缺乏地域、民族特征，各個城市文化趨于同化發展，而任憑上述情況的進一步發展，必然會導致傳統文化在城市風貌中逐漸消失。而要想在城市風貌中充分體現中國傳統文化，其不僅要注重傳統文化生態城市建設、傳統文化城市景觀設計，同時還需要將傳統文化滲透到城市環境中，采用傳統美學來指導城市環境設計，使得我國傳統文化能夠在城市的方方面面得以體現。（1）綜合參考經濟、民族、自然以及地域等相關因素來針對城市文化進行科學的定位，加大城市中民族地域特色內容的保護力度，包括當地的公共藝術、本土文化、民俗文化以及生活習慣等各個方面，使得城市環境能夠充分彰顯獨具一格的文化魅力及底蘊。（2）相應的城市建筑設計也必須要從何考慮建筑精神及建筑風格，要將中國傳統民族精神融入到建筑中。建筑本身并不是一種簡單的技術工程，也不是一種簡單的藝術創作，而是兩者進行有效融合、多學科交叉的一種綜合性設計。建筑設計不但需要滿足人民群眾對物質層面的需求，同時也必須要滿足人民群眾對精神層面的需求，即需要充分彰顯中華民族的文化精神，使得民族精神與文化得以傳承，能夠在形式與內容方面進行統一。（3）將道德觀念和審美進行有效的融合，在城市環境設計中融入健康、公共精神，使得人民群眾能夠在審美的同時獲得道德方面的熏陶。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使得人民群眾對文化的訴求越來越迫切，藝術化的逐漸回歸已經成為主要趨勢。現階段，衡量一個城市發達程度的標準已經不再局限于經濟層面，文化也提升到與經濟同樣的高度，以文化內涵作為核心的城市文化環境已經成為各個城市彰顯自身魅力的重要途徑。因此，各個城市在進行環境設計規劃的過程中，應當注重將道德觀念與審美完全融入到城市公共藝術當中，使得傳統文化中的人文理念能夠在潛移默化的過程中，滲透到城市的各個角落。比如蘇州金雞湖公園，從表面形式來看，其僅僅是一個公園，而實質上金雞湖公園屬于蘇州這個城市的有機組成部分。金雞湖公園主要是以蘇州經典的傳統文化元素著手，在設計過程中整合現代化設計語言，綜合現代材料，主動為現代空間注入濃厚的蘇州文化底蘊，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有效互動，進一步彰顯多元化的文化價值。金雞湖公園以蘇扇、蘇繡、蘇州桃花瑪木刻年畫以及蘇州繪畫書法等作為創作元素，打造獨特的環境氛圍，使得廣大游客在旅游的過程中去不斷了解蘇州的文化，感受蘇州傳統的文化氛圍，在潛移默化的過程中有效發揚蘇州地區的傳統文化，使得人們逐漸對蘇州文化產生濃厚的歸屬感。

篇7

隨著十七屆六中全會精神的深入貫徹和實施，為了有效發揮體育在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中的重要作用，全國各省市體育機構和組織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體育文化熱潮。歷史悠久、博大精深的傳統武術不僅蘊涵著我國豐富的傳統文化，而且也體現著我國當代社會主義核心價值。中原是少林拳和陳式太極拳等眾多傳統拳種的發祥地，武術文化根基牢固，傳統文化底蘊深厚。“中原武術文化與其它地域文化相比，具有成熟早的特點，是中華武術文化的主體形態。”〔1〕可以說，中原傳統武術文化是我國傳統武術文化的核心。因此，進一步挖掘和汲取中原傳統武術文化的價值便成為保護和弘揚我國傳統武術文化的一項重要內容。本研究通過對中原傳統武術文化生態價值的挖掘和分析，期望能有利于人們全面認識中原傳統武術文化和我國傳統文化的內在價值，為傳統文化的保護和傳承奠定思想基礎。

1彰顯人與天和的生態價值

“傳統武術是在中國農耕文明背景下，在中華民族長期的技擊活動中，受中國傳統文化的滋潤，以攻防技擊動作為主要內容，以套路、格斗和功法練習為運動形式，以家傳、師徒傳承或軍事訓練為主要途徑，以提高攻防技擊能力為主要目的，注重內外兼修，融文化教育、技擊、健身、修心、醫療、養生于一體，各種自成體系的拳種的總稱。”〔2〕我國傳統武術產生的社會背景和表現形式表明了自身所具有的廣博生態價值和生活智慧。中原傳統武術文化表現出的濃厚生活氣息和自然色彩不僅體現了其受“道法自然”“、天人合一”、“陰陽學說”等中國傳統哲學思想影響，而且具有較強的哲理性；從其養、練方式注重順應自然規律到其功法機理強調把人的運動與周圍環境合而為一，無不體現了其獨特的生態價值；同時中原傳統武術在表現形式上還具有較強的仿生性，其主要體現在動物仿生、生活仿生和自然仿生等方面。如：動物仿生方面在“形意拳”和“少林五拳”中得到充分的展現等；生活仿生方面從“雙手摘桃”、“旱地栽花”和“織女耍剪”等拳法術語中可見一斑；自然仿生方面主要反映在“風卷霹靂”、“風掃梅花”和“撥云迎日”等習語中。總之，從融合導引和吐納的太極文化到柔和儒釋道思想精髓的少林武術都表明：中原傳統武術文化崇尚生命與自然，追求將自然環境和事物與習練者融為一體。正如拳師孫祿堂在《拳意述真》所言：“人為一小天地，無不與天地之理相結合”。其謀求自然萬物與人類的統一與和諧的內在本質彰顯出了中原傳統武術文化具有的深厚生態價值和生命智慧。

2體現人與人和的社會本位

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和農耕文化的日益邊緣化使得我國的傳統武術存在和發展所需的社會文化生態逐漸被消解，同時其以宗族為傳承平臺的傳承方式也遭到破壞，其也為中原傳統武術文化的傳承和弘揚帶來了巨大的阻礙。事實上，“對傳統武術自我維系，來源于我們自身對本民族傳統文化的高度自信心，來源于我們對于民族傳統文化的文化認同與文化自覺。”〔3〕我國傳統武術文化具有的特殊約束作用和教化功能理應獲得更多關注和重視。就中原傳統武術文化而言，其不僅追求“仁、義、禮、信、勇”等人倫精神，而且還倡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重義輕利”、“濟貧助弱”、“公平競賽”的社會規范和“未曾習武先習德”、“武以德立”、“德以技先”的社會價值。加之，從“武”字構成來看，“止”“戈”為“武”，化解干戈，消除暴力，旨在強調習武之人應講武德、重人和。以少林武術文化為例，凡習練者都應該具有心懷天下、圖存社稷、精忠為國的崇高人生理想和不驕不傲、虛懷若谷、尊師重道的博懷，同時還應該具有除暴安良、匡扶正義的俠肝義膽。正如少林寺戒約規定：“須和順溫良、誠信勿欺，傳授門徒宜慎重選擇，如確系樸厚忠義之士，始可以技術相傳”。〔4〕這種“文以評心，武以觀德”、“未曾學藝先學禮、未曾習武先明德”的道德觀不僅約束和調節著習武者與他人之間的關系，而且也是習武者力求實現的最高道德境界。正如拳師孫祿堂所言：智勇皆有“和”生。其在于強調“拳打人不知，出手不傷人”，表明我國傳統武術旨在教化育人和化解矛盾。

3追求身與心和的個體境界

中原傳統武術強調“天人合一”和“內外合一”，不僅追求習練者與外在自然融為一體，而且還要求習練者本身應該達到內在與外在協調一致。換言之，通過強調“調心練意”和“練意調神”的肢體運動進而實現“心”與“意”的緊密結合，最終達到身心康健。正如傳統武術謀求“形神兼備”和“性命雙修”，中原傳統武術也是通過“調形”、“調息”、“調心”的肢體活動和動靜結合、練養結合的方式來實現人體的陰陽平衡，進而實現防病、祛病的目的。進一步講，中原傳統武術注重身心雙修和自身體悟，進而保持良好的心態和健全的個性。以太極拳為例，“太極十年不出門”的說法就是要求習練者應該內求諸己，強化自我各項素質的提高，最終達到以柔克剛。習練傳統武術，在外表舒緩的運動形式下，其實是對內心高層次的修煉。太極拳推手中要遵循“守仁”、“守和”、“守節”、“守弱”等傳統思想，要求練拳先從心至身，再由身至心，通過練武與修身、習藝與立人、品德與技藝的統一，把修心養身看作立身處世、實現自我價值的根本；通過身心兼修，達到心靈的覺悟，完成身心和諧，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習練者自我身心的和諧，大都體現在武術的技術范疇里。如：習武者應該秉持“心者神之主，身者心之軀”，重視心、神、意的主導作用，突出精、氣、神，確立形神兼修、內外合一作為練功原則。〔5〕此外，用于規范習武之人外在行為和內在精神的武德也是習武之人社會生活的道德準繩，尤其是人際關系的調解器，利于協調習武者與他人之間的人際關系。

4小結

“當代是西方文化主導的時代，西方的思維方式以及價值理念逐漸影響著國人對事物的判斷，現代人對時尚的炫耀，以及‘休閑’、‘簡潔’理念占據人們主流思想，使原以復雜、豐富而著稱的武術等民族傳統體育項目走入人們視野的邊緣。”〔6〕從武術的發展歷程看，不論從地域上還是從內容上都與中原文化休戚相關。中原武術文化歷史悠久，內容也博大精深。作為我國體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原傳統武術文化的發展同樣面臨著被邊緣化的難題。而對于中原傳統武術文化的保護不僅體現在技術層面，對其生態功能和倫理價值的挖掘和宣傳也是開展保護工作的關鍵一環。通過對其功能的宣傳和價值的引導，中原傳統武術固有的獨特技術和文化魅力將成為中原文化的重要名片，也將在建設中原經濟區和打造文化強省的過程中產生不可替代的深遠影響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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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摘要：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恢復、引進、傳播西方當代科技知識和工商管理經驗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但在建立、健全、完善一整套繼承本土文化、融合外來文化以促進自身發展、對外傳播中國文化等戰略機制方面，存在諸多問題。

關鍵詞：工商管理 管理經驗 戰略機制

毋庸諱言，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恢復、引進、傳播西方當代科技知識和工商管理經驗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但在建立、健全、完善一整套繼承本土文化、融合外來文化以促進自身發展、對外傳播中國文化等戰略機制方面，存在諸多問題。首先，在縱向傳播方面，對于如何繼承中國悠久博大的傳統文化并使之在全中國人心目中生根開花，中國當代社會始終沒有設計出一套深謀遠慮、切實可行的文化傳播戰略。從幼兒園教育到大學研究生教育，在門類雜多、常常壓得學生透不過氣來的課程中竟然沒有一門系統的傳統文化課程，全球唯一的萬年綿延的偉大文化傳統在當代青少年中面臨斷代之憂；傳統文化中蘊含的非常豐富、極具現實指導意義的人文智慧、生態智慧、人與自然、社會之間如何和諧相處等深厚智慧資源和精神資源，被當代社會各層面長期忽視荒廢；傳統文化中蘊含著極其豐厚的個人承擔社會責任、推進社會進步等道德倫理資源，一度被宣判為“封建禮教”而橫遭否棄，社會出現巨大的道德倫理真空，各種實用主義、虛無主義大行其道，全民族的道德素養和文明素質長期處于低水平，中國游客在公共場合的行為經常引發海內外媒體的針砭，其中不乏譏諷和鄙夷之詞。

其次，在橫向傳播方面，由于中國當代社會是1970年代末才對外開放的，當代中國人對西方文化傳統的真正價值也往往認識不清，只急功近利地引進西方當前流行的經濟社會思潮和工商科技知識，對博大精深的西方文明傳統非常無知，遂造成對外文化交流與西方社會文化背景的嚴重脫節，政府機關、企事業、媒體，由于缺乏對西方文化的深入了解，所以在設計、實施、宣傳報道一些對外文化交流項目時經常出現事倍功半的情況。當代知識分子以及一般大眾，受西方強勢文明的物質誘惑與精神影響，在如何將中國傳統文化與當代社會潮流恰當結合方面長期陷于困惑、盲從。中國文化的內部發展與對外傳播戰略也因此難以合理有效地建立并完善，中國的綜合實力中的文化含量、“軟實力”遠低于歐美發達國家甚至印度、韓國等發展中國家或新興工業國家。

再次，在全球一體化和西方強勢文明的強大沖擊下，中國當代文化不僅長期處于被動、模仿、照搬西方模式的劣勢且有被日益同化的危險，主要的文化產品——精英層次的教育、學術，大眾層次的電影、電視、唱片、網絡游戲、時尚、書刊等文化產業，日益西方化，很多正控于西方跨國企業機制中，中國文化人只能刻意模仿西方文化產品并削足適履地迎合西方受眾的趣味，具有全球普遍價值和強烈現實意義的中國文化，被無形消解為“地方性的奇觀”、“正在消逝的東方奇景”或“古玩”、“雜耍”，中國文化被降格、扭曲、肢解并同化，文化傳播與對外交流由于中國文化對等地位的消失而不具有影響力。

篇9

中圖分類號：X17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4074(2013)01－0048－05

近年來,隨著喀斯特石漠化程度的加重，國內外很多學者就喀斯特災變區生態系統的恢復做了大量的研究。學術界一般認為，石漠化災變的成因不僅僅是自然力的破壞，人類社會活動的干預也包括在內，即當民族文化與自然生態系統發生嚴重偏離，就會導致生態災變。但人們日常生產活動對生態所造成的破壞,并不是當地居民傳統文化的本意，而是人類在無意識、非理性的過程中與其生態系統發生偏離，所引起的生態災變。一個民族的本土文化知識能適應當地的生態環境，并具有規避民族生境中生態脆弱環節的稟賦。因此，在生態災變的救治中，應當充分借助與利用民族傳統知識和技能來認識生態系統脆弱環節，使人在高效利用自然的同時，在磨合中達到人類與生態的和諧。同時，在現代科學技術的影響下，我們應通過傳統與現代科學技術接軌，充分發掘各民族的傳統知識、技術和技能，輔以適用的技術手段，穩步提升喀斯特山區對水資源的截留、儲養、再生與凈化功能，使我國廣達17萬平方公里的喀斯特山區水資源匱乏問題得到緩解。

一、喀斯特石漠化區的脆弱生態環境

廣西都安瑤族自治縣地處云貴高原向廣西盆地過渡的斜坡地帶，地勢北西高，東南低，地形復雜，巖石，山高谷深，洼地遍布，全境多以喀斯特石山為主，是全國喀斯特地貌發育最為典型的地區之一。據統計，在都安縣土地利用結構中，有41%以上的土地都是裸巖地，并且呈現出擴大趨勢[1]。都安布努瑤族生息在一個“九分石頭一分土”的大石山區，境內由于碳酸鹽巖的大面積分布，并受多期構造運動的影響，巖層斷裂發育；當地又溫暖多雨，水對碳酸鹽巖的溶蝕、侵蝕作用，導致地面上洼地、漏斗、伏流、蜂叢等密布，從而形成了典型的亞熱帶溫濕喀斯特峰叢洼地。

我國西南地區的喀斯特峰叢洼地，以石漠化為核心的災害群，其主要表現為水土流失、水資源匱乏及生態系統退化等。首先，石漠化加劇了水土流失，使土壤涵養水源的能力降低，導致土質貧瘠化，生產質量下降。同時，喀斯特山區屬亞熱帶季風氣候，降水豐沛，氣候溫暖。由于受到地質結構的制約，地表對水的截留能力差，使得大氣降水通過地下溶洞直接泄流珠江的支流和干流，從而威脅到下游地區的生態安全。如果排水不暢，則會出現大面積洪澇災害，發生山體滑坡和泥石流。其次，石漠化導致水資源匱乏，給當地人們的生產生活帶來了諸多不便。喀斯特山區存在的最大困難就是水缺乏（主要為人畜飲水和灌溉用水）。“高山重嶺三只羊，到了冬天吃水難，找得水來無米煮，寒風吹到刺心寒。三更雞叫去挑水，小孩哭叫淚汪汪，日頭落山得擔水，身上汗流似水灘。”這首歌真實地反映了喀斯特山區飲水困難的情景。解放前，當地人們為了喝水而四處奔忙，花了不少勞動力，每年有幾個月要跑到弄場外的三、四十里去挑水。水在當地比任何東西都要貴重，一盆水要四用：一洗臉、二洗腳、三洗衣服、四喂豬。為了水，有人還斷送了寶貴的生命。如田峒鄉雞峒屯一婦女就是為了挑水，把自己生命斷送在山洞里[2]42。

石漠化使喀斯特峰叢洼地區的水循環系統遭到破壞。水循環系統一旦遭到破壞，就會導致生態系統嚴重退化，植被種屬結構逐步趨于單一化。然而，生物的生存是靠生物多樣性并存來完成的。喀斯特山區的生態環境具有先天的脆弱性。由于人類的生產活動與當地氣候、產流特點的不相適應，導致了這一生境下的原生藤蔓叢林生態系統的蛻變。與此同時，該片區水資源銳減，大氣降水攜帶土壤匯入地下溶洞,溶洞內的儲水量達到飽和狀態，從而導致積留的土壤無法得到使用。這種生態環境的破壞給當地的農業生產帶來了危機，上游的土壤流失也導致了該地區生物鏈、植被的變化，也危及下游的生態安全。最終，肥沃的土壤都積聚于地下，珍貴的水資源流入海洋，皆失去了利用價值。

由于當地特殊的地形與地貌不利于水資源的截留和儲養，要提高地表對水資源的截留和儲養能力就得依靠生態系統自身的生長、繁衍去做出應對。而當地布努瑤族的本土生態知識、技術和技能正是立足于對當地生態系統的維護與改造去消解產流特點中的不利因素，從而確保生態系統與民族文化的可持續運行。因此，就自然與生態系統的本質特征而言，人們長期實踐積累的技術和技能在生態災變的救治中具有不可忽視的應用價值。

二、布努瑤族本土生態知識的發掘

一個民族的本土生態知識包括該民族的生態智慧、技能和技術，它與該民族所處的生存環境有著密切的聯系。所有民族成員對其生態智慧與技能的理解程度不同，只有相當少的一部分人對本土生態智慧與技能有著系統性的見解。但是，大部分民族成員的生產活動不會與該民族的本地生態知識發生沖突，因為文化具有習得性，他們只是習得了傳統的生態技能，而并非完全理解其真正的內涵。各民族文化的生態智慧與技能是所有民族成員在長期的歷史實踐中積累而形成的，作為異民族成員很容易認為他民族的傳統生計方式是落后的，所以這也是發掘民族生態智慧與技能的一個難點。

在一個民族的文化建構中，對各民族文化的生態智慧與技能的發掘與利用，必須立足于該民族所處的特定生存環境。都安布努瑤居住在亞熱帶溫濕喀斯特峰叢洼地，地表是峰叢環繞的洼地，地下伏流、溶洞密布。由于其自身脆弱的生態系統，喀斯特山區的植被一旦遭到人為破壞，就很容易造成大面積的石漠化災變。當地瑤族鄉民流傳這樣一句諺語：“山高路小走不便，吃肥走瘦困難多。”[2]36這句諺語真實地反映了布努瑤族居住在山坡或深谷里。由于受千年來山區自然環境的影響，都安布努瑤在千百年耕山而居的勞動創造過程中，形成了一系列的特定農事操作規范。這種規范世代沿襲，便產生了各式各樣的生產風俗[3]。即在惡劣的環境下,瑤族鄉民利用世代積累的特有的文化去適應于所處的特定生存環境。

我們的田野調查點都安瑤族自治縣三只羊鄉，境內均系山區，四面皆是荒山高谷。由于先天脆弱的生態環境，全區形成了近千個弄場，有的弄場無人居住，最小的弄場一至二戶人家居住。人們一出門便上山崗，房屋多數建于山腰之中。當地水源缺乏，土質極度貧瘠，農作物以玉米為主，其他雜糧以紅薯、豆類為主、沙皮、桐果等為副產。從鄉民的口述中了解到，早年,布努瑤從事的是刀耕火種兼狩獵采集的生計方式，在實施耕作時，尚未進行翻土，生產技術較落后。由于缺乏必要的生產工具，住在這里的瑤族鄉民，很久以前種玉米，都是用腳跟踩成一然后下種，再用一些土蓋起就完了。后來進一步用木棍鉆孔開穴，比原來用腳跟踏好一些。這兩種原始的耕作方法一直延續了很久。解放前不久，還普遍使用木棍開穴[2]42。這樣的生計方式，基本上不需要翻耕土地，避免沖擊該地區的生態脆弱環節，盡可能利用自然力，實現植被的更新，滿足當地民族成員收獲的需要[4]。這種傳統的生計方式對這一特殊的地區而言，具有較高的適應能力，沒有對當地的生態環境造成嚴重的破壞，確保了所處自然與生態系統的穩態延續。

評估生態蛻變和生態災變通常是以生物多樣性并存為依據[5]52。生物多樣性并存是確保整個生態系統穩態延續的前提條件，它維護了自然界的生態平衡，并為人類的生存提供了良好的環境條件。生物物種過分單一，必然導致生態系統面臨災難。在一個完整的生態系統中，生物多樣性并存在一定限度內使生態系統受到的外界干擾降到最低限度；同時，生物多樣性的規律本身就是多樣并存，從而為生物的再生創造條件。在一個生態系統中，由于物種多層次的存在，給自己再造了一個小環境來滿足生物的需要。自然界的所有生物都是互相依存、互相制約的，人們依靠生態系統凈化空氣、水，并充腴土壤。不同種類的陸上植物，有的可以加速巖石和沙粒的碎裂，有的根系可以深入巖石的縫隙，有的可以腐蝕堅硬的巖石，有的則可以把生存無機鹽提升到地球表面。通過這樣的多重復合作用，才使得地球表面巖石的成土速度得到迅猛提高。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大陸的成土過程，本身就是生物物種多樣并存合力加工、再造的過程[5]。科學實驗及田野調查證明，生態系統中物種越豐富，它的創造力就越大。

都安布努瑤族長期生息地屬于物種多樣性水平最高、穩定性最高的生態系統——它亞熱帶藤蔓叢林生態系統。當地民族傳統種植都遵循著多物種復合播種，形成了“苔蘚類－藤蔓類－高大喬木”這個連環套模式，以構建具有多層次結構的植物群落。在喀斯特石漠化生態重建中，苔蘚類植物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因它具有耐旱性、吸水性、石生性的特點，可以覆蓋的基巖，控制地表的無序增溫，減少地表水資源的無序蒸發。當地布努瑤族鄉民不懂生態學，他們憑借了本土生態技術和技能，就其環境的需要來建構適合于本土的生態系統。他們知道藤蔓植物能為蕨類及苔蘚類植物提供蔭蔽，這些植物覆蓋在的基巖和巖石上，部分地充當了土壤的角色，發揮了對液態水的截留、儲養的作用。在喀斯特石漠化區，種植苔蘚類和蕨類植物，提升對大氣降水的截留和儲養能力，從而達到原生生態系統的重構。布努瑤族居民的技術技能反映了他們對莖塊類植物的濃厚興趣，如葛藤、土三七、蕎菜等。因為這類植物本身就具有一定的保水能力和抗旱能力，在喀斯特山區生態系統穩定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同時，當地各族鄉民極端重視農、林、牧復合種養生計，確保地表植物群落的多層化和物種的多樣化，以達到恢復當地生態環境的目的。所謂“復合生計方式”,是指農、林、牧、采集、狩獵多項目的復合經營，每一種經營中保持多種生物并加以有效利用，對同一種生物資源在利用上內容豐富、手段多樣，以有效地適應當地的生態環境[6]。農牧兼營的最大好處也在于能高效抑制水土流失。都安布努瑤族人們在已經高度石漠化的峰叢頂部實施刀耕火種,種植小米、玉米等農作物；在輪歇的燒畬地上放養馬、牛、羊,既能增加收入,又可以加快地力的恢復，可謂是兩全其美。同時，他們還利用林間空地,培育多種藥材，用樹木的落葉喂養山羊。

瑤族的地方性知識直接根基于本民族的傳統文化之中，作為異族成員，我們要發現其地方性知識的存在會很困難。地方性知識與民族個人行為之間相互聯系，我們必須從他們個人的生態行為發現其傳統生存技術。總之，當地布努瑤族擁有在長期實踐中積累的生態智慧和技能，在應對當地生態災變的問題上，我們一定要立足這些地方性知識和技能的發掘和利用,從這個意義上說,利用這些生態智慧和技能的過程,是一個保護和發揚傳統文化的過程[7]。

三、傳統生計方式在石漠化災變救治中的作用

所謂生態脆弱環節，是指在一個能夠長期穩態延續的生態系統中，受到人類活動的干預和沖擊后，最容易蛻變的那些生態構成要素，隨著這些構成要素的蛻變還必然引發其他要素的牽連蛻變。脆弱與不脆弱的關鍵在于人類憑借什么樣的文化，用什么樣的方式去利用它，或者如何對它構成沖擊[8]。在喀斯特地區，最明顯的脆弱環節就是該地保水保土性能差，地表無序增溫，立地條件差。居住在喀斯特區的布努瑤族，為了規避當地的脆弱環節，實施了相應的手段和對策，對石漠化地區生態脆弱環節的規避和修復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一）對保水保土性能差的規避

由于峰叢地貌巖層多由純質石灰巖構成，成土性能極差，當地有限的表土層，可稱得上是數以萬年的功績。更由于石灰巖形成的土壤粒度極細，稍經重力和流水作用就會快速移位。因此，這樣的地區成土艱難，極易流失,僅有的土壤和大部分水資源都會通過地漏斗和巖縫，瀉入地下伏流和溶洞中，而無法加以利用。與此同時，現代農耕制度會沖擊到這個脆弱環節，從而誘發更為嚴重的水土流失。當地瑤族居民經多年經驗積累,延續了民族傳統種植方法——免耕種植。即令是在實施刀耕火種時，也絕不會觸動各種植物的地下莖，一定要維護這些植物的再生能力。這樣的操作理念是針對當地的山高坡陡，表土稀缺而做出的適應。同時，在燒畬地上，瑤族居民還有意留下一些桐油樹，使其與農作物一道生長,保持水土。

（二）對地表無序增溫的規避

由于喀斯特地帶地表土層薄，土壤能夠發揮的保水功能極差；又由于大氣降水大多數只能停留在巖石的表面，或者富集在薄薄的土石層表面，降雨一旦結束，巖石表面的水資源極易流失。那些的基巖和泥石，在陽光的暴曬下會持續增溫，從而使水資源的蒸發速度加快，導致水資源的浪費。同時，這將對植物構成灼傷，加速植物的枯死。所以，在喀斯特山區，一般性的植樹種草既難以成活，成活后又經常面臨季節性的缺水而不能正常生長。對于任何農作物而言，表現出來的生長狀態都極不正常，植株矮小、產量低。在當地，只有那些能夠為自己儲存水分的植物才能正常生長，如仙人球和仙人掌。其他禾本科、莧科的植物，在石漠化地帶都不能正常地生長。因此，地表無序增溫已經對當地生態系統正常存在構成了威脅。

在這樣的喀斯特石漠化區段，要增加當地的地表土壤是不切實際的想法，但是憑借當地的藤蔓叢生植物，特別是貼近地表的藤蔓植物的覆蓋作用去抑制水資源的無效蒸發卻是可以做得到的。按照瑤族傳統的種植方法，當地的鄉民都極力地關注有地下塊莖的藤蔓叢生作物，帶塊根的藤蔓類植物一旦進入巖縫成活，便可以迅速蔓延將基巖覆蓋起來，使陽光直射下的基巖的無序增溫得以控制，同時緩解了水資源的氣態蒸發。在藤蔓作物覆蓋下的基巖發育出來的苔蘚層，包裹了的巖石，發揮了對水資源的儲養作用。由于這樣的植物本身就具有一定的保水能力，能夠最大限度地忍受一定的干旱，因而，它們是喀斯特山區生態系統穩定的關鍵物種，當地各民族的知識系統正是立足于此類植物的引種和繁殖去控制石漠化災變。這一傳統的辦法，使得生態系統內小環境溫度的無序升高得以控制，作物又充分吸收和利用了光照,從而維護了生態的平衡。

（三）對立地條件差的規避

在調查中，我們發現，在該區石漠化地段，土壤的棲息處僅為石縫下的溶蝕坑。對于植物而言，其種子多為著土而生，如果沒有土壤而暴露于強光之下，即使發芽也難以成活，而這些狹小的石縫難以為植物的生長提供更多生存的幾率。在這里，石縫成為依靠風力散播種子植物的生存競爭之地，能支持石漠化山區植物群落成活的土壤，幾乎都隱藏在地表以下的溶蝕坑中或是被坍塌的石頭覆蓋。而溶蝕坑的開口十分狹小,巖石覆蓋的厚度較深,植物種子能夠落入巖縫中的幾率極少,有的地段還不到十萬分之一。我們發現只有鳥類和特種嚙齒動物在藏匿食物時,才能滿足這一播種要求[9]。在石漠化地帶，沒有土和水，這些植物仍然不能夠成活。因此，立地條件差，也是石漠化地帶另一個關鍵脆弱環節。

對于該地域的生態改造就需要適當、合理的人為干預，鄉民在植物配置方面，最大限度地根據自然條件，選擇種植一些半馴化的植物。當作物收獲時，部分種子落在巖縫中，它們可以自然生長。在小石縫中著生的藤蔓作物對的巖石具有覆蓋作用，加速了苔蘚層的形成，讓苔蘚代替土壤發揮保水的作用，從而解決植物立地條件差這一生態系統的脆弱環節[8]。

各民族的生產活動與其所處的生存環境有著密切的聯系,各族成員用其特有的民族文化來達到人與自然的協調,在這一適應的過程中，豐富和積累了現代科技無法替代的當地所特有的本土生態知識。在生態災變救治的終極目標上，仍然需要依靠特定生態背景下特定文化共同體的本土性生態知識。只要適其所用，充分發掘各民族的傳統生計方式，對當地石漠化救治和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必定能發揮積極作用。

四、結語

每一種文化都是高效的，因為文化是相對的。20世紀初美國著名人類學家弗朗茲?博阿斯(Franz－Boas)在提倡“文化相對論”時就肯定了每一種民族文化存在的價值。他認為，每一種文化都有自己長期形成的獨特歷史及存在的價值，任何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的邏輯、社會思想、世界觀和道德觀，人們不應該用自己的一套標準來衡量其他民族的文化——衡量文化沒有普遍絕對的評判標準。他還提出各族文化沒有優劣、高低之分，一切評價標準都是相對的[10]170。這種文化相對理論對我們理解民族傳統文化的內涵具有重要的意義。我們應該充分發掘當地布努瑤族民族傳統文化中潛在的生態智慧和技術技能，控制石漠化進程，化解其生存環境中的結構性缺陷，使石漠化災變這一“土地癌癥”得到有效地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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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羅康隆.論苗族傳統生態知識在區域生態維護中的價值——以貴州麻山為例[J].思想戰線，2010（2）.

[7]楊庭碩.苗族生態知識在石漠化災變救治中的價值[J].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3）.

篇10

教學評價從“重意義”轉向“重量化”重視主體、重視直覺與內心體驗，強調倫理道德與中庸和諧關系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突出特點之一，這種“道德理性”成為中華民族的重要思維方式。因此，大學的教學評價傳統更加側重于價值判斷，而非單一的鑒定功能，強調評價的民主性、倫理性、導向性與激勵性等。但是，隨著西方“科學主義”文化的引入以及我們對“科學主義”的膜拜，中國現代大學的教學評價沿著“科學主義”的道路，從價值判斷為主轉向了實證描述為主，以追求“客觀性”與“可量化”為旗幟，抹殺了教學過程中的知識與能力、過程與方法、情感態度與價值觀的評價，評價主體、評價內容、評價方法、評價模式以及評價程序等變得單一和僵化，并形成“路徑依賴”，使得教學活動的多樣性、藝術性以及創造性受到壓制。

教學思想的枯竭與貧乏教學思想是教師在長期的教學活動中逐步形成的、關于對教學價值取向、目的、原則以及方法教學的體系化認識，它既是客觀存在的教學實際的反映，又是教學者教學意識的體現。我國的教學發展史表明，許多教育家和思想家在豐富的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形成了大量精辟的教學思想，如孔子“有教無類”以及王國維智育、德育和美育三者并行逐步達到真善美的教育宗旨;孔子“不憤不啟，不悱不發”的啟發式教學原則以及立志、學、思、習、行階段教學方法等都集中了教育家長期積累的教學智慧，并深刻影響了我國的教學實踐。任何教學思想都需要隨著時代的發展而不斷創新，特別是在信息時代，傳統的教學思想與方法很難駕馭日益龐雜的知識體系。但是，我國中庸的文化傳統主張“持中求穩”“以理節情”，反對“標新立異”“偏激變革”。當這種文化品格固化為教師的精神特質的時候，就會形成“守城式的思維模式”與“閉鎖式文化心態”，表現為教師個體對教師群體的從屬與依附，教學思想與行為的群體趨同性，消解其多元性。同時，商品文化導致的功利化教育取向，使教師教學成為謀生的手段，學生上大學成為找到好工作的“跳板”，“教”與“學”的關系演變為一種“買賣關系”，內在信念的執著、心靈的升華、教學激情的迸發、創新教學思想的追求被取代，導致了教學發展的停滯與僵化。

本科教學問題消解的文化圖式

文化是教學的母體，教學是文化傳承的客觀要求;教學思維的變化總是與文化變遷具有同步性，但是，傳統文化是傳統教學的生存基礎與發展背景，不但為傳統教學的延續性與穩定性提供了條件，還為教學改革提供了內在動力源。

(一)在傳統與現代之間形成自我反思的文化圖式任何反思都是源于對現實問題的敏感。而從文化的角度審視我國大學本科教學問題，有利于我們在傳統與現代之間對本科教學問題形成自我反思的文化圖式。自我反思的文化圖式就是在面對大學教學實踐與教學成果的時候，一方面要審視自身內部不能適應時展的要素與機制，尋求具有時代意義的理論生長點，拓展和深化教學的內部體系，并構建適應文化發展的新路徑;另一方面要從文化責任的角度擔當起不同教學理論的互通、寬容、互補以及融合，以批判精神與挑戰教學危機的態度引領大學教學的價值走向。我國有著悠久而璀璨的教育教學文化傳統，其中很多教育思想已經被世界人民所接受和檢驗，為整個世界的文化傳承做出了卓越的貢獻，特別是有些教學思想愈久彌新。因此，我們要很好地挖掘傳統教學思想中的現代價值，并運用到我國生動的大學教學改革中去。但是，“人所創造的文化世界包含著人類的經驗、知識體系、價值觀念、道德習俗、行為方式等等，文化是民族的整體與個體占有自身、展現自身同時又規約自身的形式”［3］。因此，我們在承認傳統文化核心價值的同時，又要用批判和揚棄的態度來突破傳統文化的思維方式與治學方略，進一步拓寬其價值追求的范圍。如傳統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整體性認識方式、重視人倫倫理的文化取向、重視經驗積累的知識獲取路徑等強化了對我國大學教學的人文關懷。但是，因為傳統文化淡漠邏輯推理、重倫理輕數理、輕視批判性思維方式窄化了大學教學的思維視角，旁落了認知理性、實踐理性難以觸及事物的本質。與之相對應的是，現代工業文明帶來的新的文化取向也不見得都是優秀的和值得全盤接受的，如工業化帶來的現代性就是以標準化、單向度、片面性等為特征，使大學教學失去人文性，容易使本來具有濃厚文化特性的大學教學蛻變為純粹的技能訓練。因此，我們需要從文化視角以及由此衍生的制度層面去深刻剖析我國本科教學存在的問題，以寬廣的思維視角，在實踐中尋求問題的突破口，創造性地、科學地、整體性地去突破傳統文化的束縛，不斷豐富、重建和超越傳統文化。特別要準確地把握高等教育的本質屬性與核心價值，深刻認識到本科教學作為大學的一種生活狀態而存在，其根本目的是為了讓學生的人性更為完善與豐滿，而其他功能都是非本質的、社會所派生的。以此作為出發點，在自我反思的基礎上不斷吸納先進科學的理念，不僅要注重知識與技能的傳授，更需要強化對學生思維方式、創新能力、生活態度以及品格養成的熏陶與提升。